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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打印本页]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3
标题: 『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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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宇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红小鬼”。1936年随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1949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任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为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
由他口述，其子李东平整理的《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忠实记录了中国革命中许多稚拙平实的一面、革命领袖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不缺少的普通人的一面，以及他们在平凡中显现的伟大和卓越的一面。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3
第一章 我的长征
识字阴影
刚刚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还没有条件统一着装。我仍穿着在地主家放牛时的破衣裳。战士们也跟我差不多，长袍马褂，各式各样的服装五颜六色。我那时个子还没有一支步枪高，营长让我空手紧紧跟住营部的小卫生员，甭丢了就行。
部队文书利用行军时间，见缝插针教全队的战士识字。他把收缴来的线装书拆散，用毛笔在散页背面写两个大字，如“红军”“穷人”等等，每次要写几十张。行军前，他把这些大字分别粘贴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像传口令一样，一遍遍的传诵。听父亲讲，文书是清江渡杂货店铺老板的儿子，念过小学，比我大十来岁。
在地主家放牛，看见富人家的娃儿斜背书包上学堂，羡慕极了，所以我的识字兴趣很高，一天记两个字，就像宣传队在崖壁上凿刻的标语一样，深深地印在脑袋里。不太长的时间，我认识了许多字。营部文书见我学习的积极性太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说：“你还傻学呢，就是学会了也说不认识，像你这样一天认识两个字，别人会说你是‘知识分子’枪毙了你！”我懵然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说。
正当我期待认识更多的字时，文书突然失踪了。我打听文书到哪里去了，一位年长者悄悄说，他被保卫局抓走了，枪毙掉啦：“他有文化，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
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还不知道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推行的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极端的不信任。我只是想：红军一边教人识字，一边抓走识字的人杀掉！这样一来不都自己把自己杀光了吗？为什么？这个疑问加上后来的一些遭遇，在我心中留下了阴影，以致我不敢承认自己识过字，也不愿意识字。一直到延安还是这样。
这段日子中，我受到参加红军后的第一次处罚，也是唯一的一次处罚。
那天吃午饭时，我不小心把老乡家的瓷碗打碎了，慌忙报告司务长——我的父亲。他阴沉着脸说“按军法处罚”，命令警卫员拽我到碾谷场上，在烈日下罚站。火球一样的太阳烤了我整整一个下午，身上的汗水被太阳烤干，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几次要跌倒。炊事班长几次心疼地跑上来用身体替我遮蔽阳光，又几次被司务长喝令回厨房。
事后，炊事班长从地主家的竹林里砍来一根碗口粗的毛竹，用木锯截下一段带竹节的竹管，用刺刀又削又挖，制作出一只碧绿色轻盈结实的竹碗。
炊事班长将竹碗送给我：“得啦，这个碗你拴在挎包上，以后就不用四处借碗吃饭啦。”
红军回到通江附近的鹦哥嘴开始整编。从红军总部来人进行人员登记。我不会写字，父亲替我填写登记表，然后他给我念了一遍，反复叮嘱我：“娃儿，你要记住家乡的地名是巴中县清江区李家沟，将来你要还活着，还能找到家啊。”
整编之后，我和行军路上收容的两个小娃儿，被分配到野战医院。临别，爹爹嘱咐我：“你自己要好好工作，不要想我，也不要想姐姐啊！这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有什么要想的。别人能吃苦，你也要吃苦；别人不怕死，你也不要怕。跟着大哥哥们一起走吧！自己一定要听话，自己不要沾便宜，吃点儿亏没坏处，哪个大人让你干啥，就干啥。可不要顽皮，要口甜。”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4
在川陕保卫局
1933年底，野战医院的领导召集我们四个“小红军”谈话，他说：“你们几个人去四川保卫局工作吧，在后方安稳些，不要跟着部队在前方跑了。”在保卫局，我被指定为检察科的检察员，同来的伙伴分配到卫生队和修械所。
通江县城，石板街路凹凸不平，两侧店铺的商人几乎全部逃走了。红军造币厂熔炉里白银翻滚，白银融化后缓慢地滑入一只只模具，重锤咣铛一声落下，一枚崭新的银元就轧出来了。川陕苏区银币一面铸镰刀斧头和地球图案，一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文字；另一面铸“壹圆”字样，环绕周圈文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
我常常走出川陕保卫局，满城闲走，看一看轧铸银元，再看一看红军的兵工修造枪械。
我几乎天天去修械所玩耍，木板房里的机器使我着迷。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有十多台，其中最大的两台机床有两米多长。有些步枪的撞针螺丝人工拧不动，修械工人把步枪放在机器上，机器轻轻地旋转，螺丝就拧开了。工人们常常站在城墙上，隔着通江河向对岸射击，检验修理后的枪械性能。修械所里有一台烧油的动力机，整天嘭嘭地叫唤，大多数机床由壮汉子摇动大飞轮来带动。终于，我忍不住了，向检察科长要求去修械所，科长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小孩子不能去修械所。”
1934年4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六路围攻川陕苏区，步步进逼通江。5月1日，通江举行火炬大游行，数万人手持火把，高呼反刘湘反蒋介石口号，行进在通江的大街小巷。
五一大游行后的一天，我正要走出川陕保卫局的大门，忽然天空中传来嗡嗡的音响，响声越来越大，我很惊奇，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样怪叫，抬头四下搜寻，只见一个黑影唰的一下飞掠过头顶。一抬头，看见天空中落下一个西瓜大小的黑蛋蛋，眨眼间轰地一声在衙门口前爆炸，呼啸的弹片四处飞溅。一块弹片把门楼支撑柱削去一大块。立柱旁的两个哨兵应声倒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阵热风扑面袭来，军帽被掀飞，身上的衣服哗哗直抖，我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待硝烟散尽，低头一看，军衣上布满小洞孔，摸一摸胳膊和腿脚，毫无痛感，竟然没有受伤。从四处跑来的老乡见我这副模样，不相信眼前景像，连连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小娃儿有福气啊！”
国民党飞机轰炸后的20天左右，川陕保卫局撤出通江城，转移到通江东北方向的毛浴镇。毛浴镇坐落通江河旁，千余户的大镇。镇外山崖上石刻着标语“打倒刘湘，赤化全川”。
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4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4
在红军总医院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5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5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生队经毛浴镇、通江、清江渡、巴中城、旺苍坝，来到广元近郊的嘉陵江边。红军工兵在嘉凌江上用成排的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我们卫生队踩着起伏晃动的桥板，踏上嘉凌江西岸。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的万里长征，在雪山草地、饥饿疾病的时候，卫生队的小伙伴就怀念四川根据地的大米饭红烧肉，互相议论“红军为什么离开‘通南巴根据地’？”“在山崖边边，一杆红缨枪，国民党的千军万马也莫得怕呀！”后来，整个行军队伍中，大家的小声嘟囔变成大声的议论和责难。
从广元过嘉陵江，我们来到剑门关，沿着一条石阶山路从山岭隘口钻过剑门关。登上山顶，一条平坦宽阔的古道沿山脊延伸。红军兵站设在古道旁。沿古道行一日，卫生队随军拐下大路，一路向西行进，经过江油县界，抵达北川城。
江油城东，一座一百多米长的石拱桥横跨江面，桥栏护板石雕精美，花鸟走兽活灵活现。桥面加筑一道长廊，为行人遮避风雨。长廊由木料构筑，飞檐斗拱，彩绘图画。我们的卫生队在石雕廊桥里夜宿。
红军通过江油，队伍当中又多了一队担着各色酱菜的民夫。豆瓣酱的香味儿飘散在红军的队列中。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挤到挑夫的竹篓旁，讨要酱菜和辣酱。
从江油向西行军，水田果园渐渐甩到身后，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山路上，花花绿绿的长蛇窜来窜去，红军把蛇踩踏成一摊摊肉泥。还有碗口粗的蟒蛇，藏头露尾，在草丛中爬行；细细的小蛇长不足三寸，粗不足竹筷，密如罗网。四川毒蛇种类繁多，草上飞、竹叶青、黄喉蛇、烙铁头、三角蛇等等，人被毒蛇咬一口，阎王殿里走一遭。
穿过蛇蟒之地，我们沿一条河谷继续西行，山路愈加险峻，一段一段的栈道悬挂在峭壁之腰，沟谷里的江水咆哮轰鸣。
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起悬空“天桥”。红军战士说，这就是孔明诸葛亮修建的川蜀栈道！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5
前队依次传来口令：“不要向下看，可以慢慢爬行。”栈道行军约半日，全队正要顺利通过时，忽听前面一阵骚动惊呼，随后，前面的伙伴传过话：“报告队长，有人摔下山啦！”
从栈道上掉落山涧的小战友是南江县人，姓名早已忘记。跟他同村一起参加红军的一位小姑娘，伤心地哭了三天三夜。她不停地哭喊：“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啊，他是我的村子里的人呀……”哭得两眼又红又肿。
我们这一队“娃娃”混夹在红军的队列中向西疾行，山岭上红军的掩护部队阻击敌军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忽紧忽慢。红军的后方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和民工队抬着各种机器、粮食、担架和物资的人流通行数日。
通过北川河谷后，卫生队又向北沿岷山山脉行进。岷山行军，我们这群娃娃兵才真正领教了四川大山的厉害，“通南巴”根据地的山路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仰面眺望挂在陡峭山坡上的羊肠小路，红军战士就像是攀登天梯的猴子。
我们艰难地沿崎岖险峻的山路行进，一阵阵低咽的吼声从山顶传来，伙伴们惊恐地互相打探：“前面山上啥子野兽嘛？”“管它个啥子嘛，反正有红军。”登上山顶坡，一条大江在山脚下，激流撞击在两岸岩石上，水声震耳。这条大河就是红军涉渡嘉陵江和涪江之后的第三条川江—— 岷江。
沿岷江继续前行，转过一道山脚，河谷地势较开阔，江水似乎平缓。红军工兵砍伐岷山的原始森林，在岷江上又修建一座浮桥。我走过浮桥，跑到水色青黄的岷江边，捧起一捧清澈的江水，喝入口中微甜清凉。
在北川，我第一次遇见奇怪的木桥。那些木桥几乎就是木头垛起来的桥，在山涧河流两岸用粗大的原木支起一排人字形的架构，“人”字的撇捺之上的空间再用一根根原木填平，铺上木板就是一座木桥。走到茂县周围，山高水险，已经不适宜堆垛木桥了，当地的羌族就发明了竹索吊桥，是千百年之后的铁索吊桥的老祖宗。
从北川以后，行军的道路险峻，山岭上有了石片垒成的碉堡，就是羌族人居住的石屋和碉楼。后来，走到黑水芦花，走到丹巴炉霍，看多了千奇百怪的碉楼。羌族人不分男女，都穿带袖子的粗布长褂，再套上没有袖子的羊皮长褂。
我们议论纷纷，这些人好傻嘛，把家安在高山上多不方便。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6
杂谷脑兵站
大约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从北川经过汶川走到杂谷脑镇。
“杂谷脑”这个名称好怪的，可能是模仿藏胞或羌族的口音。杂谷脑周边有一条水流很急的河，还有大片的森林。
卫生队被安置在杂谷脑镇外高山上的一所寺庙宿营。一条石板路从山脚爬上寺庙前的广场，又转上山顶。广场外侧有一道峡谷，从崖顶向下望去，峡谷深不可测，只听见谷底滔滔水声。
寺庙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口巨大的黄铜锅，场地上散布一些黄澄澄的铜碗和小铜锅。这口几间房屋大小的铜锅可谓中国“锅王”。一架木梯搭在锅的边沿，一队红军战士依次传递一只只水桶，将清水哗哗的灌入铜锅。整棵的松树在锅底熊熊燃烧。进了寺庙大门，里面的场院极宽敞，四进套院，大殿雄伟。殿堂菩萨塑像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护法天神威严狰狞。场院两侧各筑一幢巨棚，数十根石柱支撑起沉重的棚顶。寺内大殿和大棚里都住满了红军伤员。我们这群娃娃就在场院的角落里露宿，整整一天的山地行军，小伙伴们都累坏了，大家用脚踢开石板地上的铜锅铜碗，相互拥挤在一起，躺倒大睡。
第二天天刚亮，庙门外人喊马叫。我闻声跑到广场上，只见三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站在悬崖边上，正在检查从他们面前走过的红军战士的行装，发现谁背有银元袋子，就命令解开布口袋，将银元倒下峡谷。驮马队缓缓地走过广场，几名战士用刺刀划开骡马驮架上的包囊，银元像流水哗地涌出，叮叮当当地落入万丈深渊。我暗自惊叹：“真可惜，这么多银元啊！”
一队肩扛迫击炮炮筒、炮座和炮弹箱的红军炮兵走来。“好啦，把迫击炮从这里拽下去吧！”听到这道命令，炮兵们迟迟不肯动手。火炮就是炮兵的命呀！那几个红军首长又喊又叫：“同志们，只要有人在，还可以从敌人手里夺炮呀！”
从山下来的红军源源不断地走了十几天，被服厂、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机器、硝酸坛子都从悬崖上推入云雾峡谷。
太阳从对面山巅升起，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我离开悬崖，顺手从地上拾起一只沉甸甸的铜碗，用衣襟擦了擦碗口的灰土，走到大铜锅旁，站在木梯上的红军用木勺给我舀了一碗米粥。
卫生队的小伙伴一人捧一只铜碗，呼呼地喝大米稀饭。一个男孩翻来覆去摆弄手中的铜碗：“队长，我们把铜碗铜锅带上一个，将来革命成功，也是个纪念。”
我说：“随你！”这个娃儿，比大家都有远见，还知道收藏纪念品！
卫生队协助医生们护理寺庙里的伤员，给重伤员喂水喂饭。伤员一批批运来，经过简单治疗，又一批批运走。一只手掌炸掉四根指头的伤员，坐在大殿的台阶上发牢骚：“这个医院领导呀，比起王坪总医院的张琴秋院长可差远啦！”。
我赶忙问他：“你知道张琴秋现在哪里吗？”。
伤员瞥了我一眼：“听说她当了妇女独立团的团长。”
总部联络参谋领来五十多名小战士，大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都是从各部队集中上来的，加入了我们的卫生队。同时又派来三女一男成年人组成卫生队的炊事班。
杂谷脑寺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喇嘛庙，红军借庙栖身，喇嘛们每天诵经作法，与红军相安无事。杂谷脑兵站也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兵站。从此，我们每人背起了干粮袋，开始风餐露宿的行军。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7
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在杂谷脑喇嘛庙一月余，队伍又出发了。
接连五六天在原始森林里行军。森林中朽木横七竖八的拦住我们的去路。森林中宿营，炊事班架起行军锅，点燃取暖的篝火，行军锅里煮起满满一锅蘑菇汤，小伙伴们吃一把干粮袋中的炒米，喝上一口鲜美的汤水。饭后，大家齐唱红军战歌。
那天出发不久，林木渐渐稀疏，山势愈加陡峭，林中的光线愈加强烈。小伙伴们互相牵挽手臂，艰难地在崎岖山路上登攀。我和伙伴们气喘吁吁地在岩石上攀爬，矮小弯曲的岩松匍匐在地面。正当大家口渴难忍之时，岩石山坡背阴地出现片片点点的白雪。大家兴奋的叫喊：“雪啊！有雪吃呀！”俯身去抓积雪，手指刚刚触到那雪片片，雪一下子溶化了，情急之中，我趴下身子用舌头去舔岩石上的积雪，只感到舌尖冰凉，却不能从石头上吮出水来，我望着片片积雪难解口中之渴，好恼火。
终于爬上地势稍稍平坦的山顶，总部的联络参谋走过来，他说：“卫生队上来啦，你们去喝水吧。”听说有水喝，伙伴们精神大振，一齐向前拥去。只见两位藏胞背着猪腰子形状的木桶，一个汉人拿一只瓷碗，从木桶里挖水，随后递给跑在前面那个小娃儿，这汉人大声吆喊：“喝水啊！从这里下山还有一天的路，没有水，要渴死人哟！”有个人从一只大布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喊声：“来一碗！”话音未落，银元扔进那卖水人脚下的竹背篓里，发出清脆的叮当一声。天爷！一块银元买一碗水！
我喊出口令整顿队列，约束小伙伴们不要拥挤。一队队红军战士肩扛步枪，背负背包，瞥一眼买卖泉水的场面，抿抿干渴的嘴唇，从我们身旁走过。红军没有那么多的银元给每位战士买水来喝。
一块银元买来的一碗清水，喝入口中，格外的凉爽，此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贵重和甘甜的水。
山顶休息后，卫生队继续前行，山脊像被刀切似的裂成两瓣，形成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一根长约十米的圆木横架在两面悬崖之间，圆木被砍凿出一道手掌宽的平面。红军战士口中念叨：“摔下去的，该死！走过去的，命大！”个个无所畏惧地踏上独木桥，山风吹起战士们的衣襟，似翻飞的双翅。
站立在云雾中漂浮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地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队长，我不敢走过去。”
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我们‘骑马过桥’。”我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向前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慢慢地向前蹭动，两眼紧紧盯着桥木不敢向下张望，只觉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学着我的样子，骑上圆木，蹭过凌驾险峰的独木桥。
独木桥头，红军首长赞叹不已：“你们人小，主意可大啊，在你们之前，有战士摔下丧了命……告诉后面的部队，不要逞强了，没有把握的就向小娃娃们学‘骑马过桥’。”
我们翻下这座险峰，沟谷里溪水清清，红军中的成年人和妇女儿童都扒到水溪旁，咕咚咕咚的地喝水声响成一片。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7
在毛儿盖，与朱毛红军会师
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
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百八十里，是一个藏民聚居区，约有几百户人家，平缓的山坡上布满石块砌成的平顶方型的碉楼。田地里的青稞已经黄熟，红军开始收割青稞。在毛儿盖，我第一次遇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
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开进毛儿盖，我们都出来围观。中央红军疲惫不堪地走过毛儿盖小街，他们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病弱者手持木棍，慢慢地向前移动，看上去叫人好心酸。
一个多月前，两个方面的红军在夹金山会师后，中央红军接受了大量的米面盐巴，吃了几天饱饭，怎奈身体亏损太大，一时难以恢复。
“天下红军是一家”，兄弟相见分外亲热，毛儿盖的小街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相互攀谈，交换物品，乱轰轰的都是湖南话江西话湖北话四川话。一位江西小红军看见我挎包上拴的竹碗，要求拿给他看，他捧住竹碗十分喜爱，对我说：“这个木碗把给我吧！”我迟疑一下，点了头。他又问我，青稞面多不多？我挖给他一碗青稞面。
他眼睛涌起泪水，接过竹碗和青稞面：“谢你啦！谢你啦！”说着招一招手，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红一方面军宣传队站在一块高台上又唱又跳，庆祝两军的“毛儿盖会师”。一群藏族儿童少年和红军战士挤在一起观看表演。
松潘草原绿草如毯，牛羊如蚁。骑马放牧的藏胞穿着肥大的袍子，腰间挎一把弯刀，腰后挂一柄小刀，脚登高脚皮靴，威风凛凛。他们与我们迎面相遇，勒住马缰，睁大乌黑的眼睛，沉默不语。
毛儿盖无暇久留，又随方面军总部离开毛儿盖，横穿阿坝草原，进入阿坝镇附近驻扎。我们就像一群跟在领头羊后面的小羊羔，领向哪里，就走到哪里，对当时红军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激烈斗争毫不知晓。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7
大渡河上的丹巴铁索桥
1935年9月，我们这支卫生队跟随红军离开阿坝草原南下。总部派来一个班的战士随我们一起行军，负责我们的安全。
红军部队沿大渡河的上游大金川河顺流而下，经大金县城，进入西康省丹巴县。丹巴这个县城四周围拢着大山，从几条山谷里的河水会聚在这里，形成了大渡河。
丹巴城坐落在大渡河边，河岸峭壁之下筑有三十几间石头堆垒的房子，房脊斜面用石片覆盖，相当中国北方的瓦片。兔子尾巴一样长的小街通向铁索桥头。在铁索桥头。听见红军战士们吵吵嚷嚷，我们就要走过铁索桥，打成都去！吃大米去！我们这些小娃娃听了，高兴极了。好哇！又要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啦！
丹巴周围的石碉楼与阿坝地区相仿，但有五角、六角、八角等造型。石碉楼下宽厚，逐渐向上收缩。片石墙面，光滑如刀削斧劈，高约五六丈至十余丈。楼底层可圈羊牲畜，中层为锅庄，上数层贮藏粮食或杂物，顶部设经堂，四面插经幡，碉内四壁开窗，内宽外窄，瞭望四方极为方便清晰，窗孔居高临下，可射箭、放火枪，抗击劫盗。
丹巴铁索桥九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四川军阀刘文辉所部撤退前，斩断了六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三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从铁索桥望下去，大渡河翻腾的旋涡，令我胆战心惊。
转年春天，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天全县撤退。我们卫生队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丹巴铁索桥。在丹巴附近的一处高原丘陵地带住了多日，半红半黄的土壤的丘陵梯田里清一色种植洋姜。洋姜繁茂，茎杆挺起一人多高。河流边三五户居民，空无一人，屋内的锅碗瓢勺摆放整齐，主人一定是匆忙之中弃家逃亡。我们砍来洋姜的茎杆铺在房屋的地面上，卫生队一百多人挤在三间石屋里。每天上山挖洋姜，在河边洗净，放入铁锅熬煮，无油无盐，一日三餐，天天吃洋姜蛋蛋。煮熟的洋姜蛋儿味道怪异，刻骨铭心般的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日，已过六十多年，我一见到洋姜的茎叶和根块，马上条件反射般地反胃、呕吐。
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天天来卫生队，监督我们吃洋姜，尽管每人的干粮袋里装满了炒米，他也不许我们吃一粒。他说，下面的路还很远很远，洋姜也莫得吃，现在要吃了炒米，今后就要饿饭，甚至饿死人。大家老老实实地强忍呕吐，吞咽洋姜，谁也不敢偷吃一把炒米。
山上吃了一个多月的洋姜。就在这个地方，傅连璋在联络参谋的陪同下，来卫生队检查工作。双方介绍认识后，他问我全队有多少人，会不会包扎伤口，换药，有多少卫生包，有多少病号。我一一作了回答。傅连璋又巡视了整个卫生队，还很满意，他说：“小同志们精神饱满，健康活泼，很好，很好！”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傅连暲。不久红军离开丹巴继续西行。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7
百丈关火线救护
1935年11月，红军攻克邛崃公路上的重镇百丈关。百丈关是四川盆地西沿山地与平原过渡地带的交通咽喉，自古就有：“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之说。四川军阀刘湘老巢难保，组织二十余万川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拼命向百丈关反扑。红军历经七昼夜战斗，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严重受挫，被迫撤出百丈关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军事行动宣告失败。百丈关成了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关。
百丈关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卫生队在公路旁休息。忽然，公路上马蹄声轰响，一个红军骑兵连急驶而去，骑兵人人佩挂马刀、冲锋枪、驳壳枪。一会儿，又有三十多名红军首长纵马而来。警卫班的战士悄声地指指点点，哪个是朱德总司令，哪个是张国焘总政委，哪个是徐向前总指挥……总部首长走过不久，又有一连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缓缓随行。
百丈关战斗最激烈之时，总部联络参谋命令我带领卫生队参加救护伤员。红军伤员源源不断地从火线上抬下来，敌人发射的炮弹不时在山顶上爆炸。山坡下，数百名红军伤员躺卧在收割后的稻田里，鲜血染红了一丛丛稻草根。卫生队全体小护士整整五天五夜不停奋战，为伤员擦洗血迹，简单包扎，喂水，招呼担架员向后方转移伤员。我们困累到了极点，就轮流躺在牺牲的战士身旁打个瞌睡。
那天，朱德总司令在警卫员们的簇拥下，骑马路经我们这片战地救护场。“红军之父”端坐在马背上，久久巡视满身血污的卫生兵和伤兵，不忍离去。
从百丈关救护场撤下来，卫生队到天全县城附近休整。大家时常跑进城里闲逛，城中一条小街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生活平静。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不停，天全城内外民宅山林铺盖厚厚的积雪。卫生队躲进简陋的木板民居，围拢在火盆旁取暖避寒。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8
天全城外的四川老乡
卫生队百余人驻进天全城外一湾山岰的两户民居，其中一户农民逃跑了，十几间砖瓦房里家具、炊具、粮食油盐应有尽有。三合院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四面水田，小山平缓起伏。看来天全这个地方比川陕苏区通南巴丰富得多。
没有逃跑的这户农民三代同堂，三十几口人挤在七八间草屋。老爷爷大约六七十岁，长长的白胡须。他有四个儿子，二个未出嫁的女儿，七八个孙子孙女。他们一家人惊恐地透过门板缝隙张望我们这群娃娃兵。
几天后，卫生队断粮了。总部联络参谋让我选四十多个强壮的小兵随他去兵站背粮。我们爬上江边的大山，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攀上山巅，脚下的一块块梯田，像一面面镜子。我们推门进了老乡的房子，屋子里空荡荡无一人一物。
联络参谋命令我们分头寻找粮食，准备午饭。在一所民宅侧后的一条山谷中，发现石崖下面有个山洞。洞里堆满了老百姓坚壁的物品：木桶、澡盆、粪桶、铁锅、铁锄、棉被、衣服。一卷破竹蔑席里鼓鼓囊囊不知包裹什么东西。我拽开竹席，原来是半片猪肉，黑黑的猪毛都没有刮掉。
我捡了一件半新旧布褂子穿在身上，其他人各取所需。然后抬着猪肉，拎着菜刀，返回报功。联络参谋好高兴，用菜刀把猪肉分解了四十多快，每人一块。大家用细竹杆串起猪肉，架在篝火上烘烤。猪肉滋滋地淌油，有浓浓的烤肉香气。这家房前有一块旱地，种满了萝卜。拳头大小的萝卜，上青下白，又甜又脆，赛过鸭梨！吃过烤猪肉和甜萝卜，众人增添了力气，来到兵站，每人量力报数，有人背30斤米，有人背40斤米，按原路返回驻地。
慢慢地，我们与房东一家人熟悉了，他们解除了恐惧戒备的心理，老爷爷的几个儿子时常来与我们聊天。
“我们的保长啊，民团团长啊，三天五天到我们家里讲你们的许多坏话，‘红棒佬儿’怎么怎么不好，杀人放火、抢东西、强奸妇女，所以我们这里比较富裕的一些人家都逃跑了。”
他们问我：“你们当红军，是自愿啊还是拉兵抓来的？”
我说：“当红军都是自愿，我们不拉兵！”
“我家四个兄弟都被国民党拉了兵，我们一听说军队要离开四川，就逃回家了。”
“我们家贫穷啊，一年四季，男女老少都下田劳动啊，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点稻田活命，年景好，将够吃够用，一家人勉勉强强过得去。年景不好，活命艰难啊。”
“有一年，一年没下雨，颗粒无收，这一年悲惨啊，老人留在家里，年轻人三五人一路去雅安、成都讨饭，老奶奶还是活活饿死了。讨饭的路上冻得要死，赤脚丫子踩到冰凌喳儿，脚掌板划破了，多受罪呀！”
“你们红军讲‘打土豪分田地’，我明白了红军是向着穷人的，是为劳苦百姓打仗的军队！我盼望红军把田地分给我家，我家会好好种地，勤勤恳恳地为红军种粮食。”
“你看旁边那一家，比我家田多，种田要雇人；在街上还有两个铺子，听说红军来，他们全家都逃跑了。我家没有钱呀，跑出去怎么活命呀？又不能背着稻谷跑呀！我们没有逃跑算对了。红军是好人呀，你们不抢东西，也不强奸妇女，不干‘棒佬儿’那样的坏事。”
我们卫生队在这农家住了一个冬天，与房东一家很亲热了，向丹巴撤退的那天，老爷爷率领一家人陪伴我们走了很远一段路，他张扬手臂呼唤：“你们要再回来呀，还到我们家里住哇！”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8
青猴劫俘女红军传闻
我们卫生队从天全撤退，去宝兴这一段路翻越几架高山，沿着一条小河穿越原始森林。森林里无路可循，带路的猎人扛着杆土枪，腰间挂一把砍刀，不可行人之处他就抽出砍刀，猛砍一番，为我们开辟道路。这片森林，一块松树一块枫树一块柏树，界线分明。在山溪两旁，密密层层的野桃树，拳头大小的野桃挂满枝杈，问了领路的猎人，大家扑向桃树，摘了桃子，在溪水里洗一下，用嘴巴啃，野桃不甜不酸无滋无味。
突然，一群青黄毛色的猴子嘶嘶地呲牙咧嘴，出现在溪水对岸。猎人急忙取下火枪，大声招呼我们：“你们千万不要丢下呀！女娃娃要跟紧呦！这猴子会背人哪！”猴群百余只，黄毛红腚，体硕大如壮羊，双足竖立者高若人。大家神色惊慌，紧随猎人身后，赶紧离开桃树林。
夜晚，我们在森林中宽阔一些的空地，燃起篝火，取暖防身。大家围绕在猎人身旁，听他讲猴子俘人的事情。
“去年，还是你们红军从这里路过，我也带路，这猴子把一个落后的女红军背到山洞里去了。夜晚，红军点名，说少了一个女红军，问我能不能去找，我说山高林密，天黑路险，找也找不回来了，她能回来就算命大，她回不来，命该如此。红军说我迷信，没有强迫我去寻找。”
“今年过年吧，我和二个人一起去打猎，走到那山崖边，听见有人的一点点声音，一只大猴看守在洞口，不让我们靠近，我记起去年走失的那个女人，就开了枪，把猴子打跑了。放一个人守在洞外，我和另一个人进了山洞。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树叶堆里，衣服都让猴子撕光了，身子也抓破了。这女人说话有气无力：‘你们怎么来这里啦？’她穿上我俩脱下的衣服，也站不起来，让我们架扶着，弄回家了，喝水吃饭，住了一二个月，说话也清楚了。这次红军又回来，在你们这一批前面的红军把这个女人接走了……”
次日行军，女娃娃都集中到前队，紧跟猎人向导，男孩子手持木棍随后掩护。不久，猴群又出现了，他们也把木棍扛在肩上，模仿我们行军。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8
遭遇藏民阻击
从天全县撤退，我们又攀登夹金雪山，又爬过大渡河的铁索桥，又回到丹巴。
卫生队和红军总部一起离开丹巴，向西行军，翻过一道山岭，走下沟谷，一条小河水势湍急，雪白的浪花此起彼伏。忽然，河对岸的山坡上打响了枪声，子弹从头顶上嘶嘶地飞过，红军队伍中的男女老幼都躲蔽到岩石后面。
突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起身，迎着枪声，无所畏惧地向河边走去，他的举动让大家震惊，众人齐声呼喊：“快回来！”“快趴下！”随着一阵枪声，小红军一头跌倒在河滩上。
通司用藏语喊话：“他们是红军，他们要北上抗日！”
对岸山坡传来藏胞的回话，通司翻译给朱德总司令：“你们哪里有这么多的红军，上次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把我们的牛羊都赶跑了，你们这次来还要赶我们的牛羊！”
我正巧趴在朱德总司令的身后，听他对通司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通司又喊了几句，对岸枪声又响起，也喊了几句藏语，通司翻译：“我们不相信你们是红军，我们就不能叫你们再赶我们的牛羊。”
傅钟在一旁急切地说：“让部队上去吧，消灭他们！”
朱德说：“最好不要放枪，让部队从侧面迂回过去，能吓跑他们最好！”
双方隔河相持一个上午，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放枪。朱德又让通司喊话：“你们一定不让我们红军走过去，我们就过河与你们谈判，与你们讲和，不动武力。”
对岸的藏胞最后喊过话：“要是真红军，我们就不打了。”很长一段时间，藏胞不打枪了，红军试探着行动，在藏民的枪口下，顺河而下。
山脚下的河岸边，傅连暲守在那个牺牲的小红军身旁，不远处，一匹白马头部中弹，一群战士用刺刀分割马肉。傅连暲一天之内没了马匹和勤务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9
朱德总司令草地捉鱼
我们卫生队紧随方面军总部行军。夜幕下的草原，篝火漫无边际，在前方有一盏马灯，朱德总司令的身影在马灯前晃动，不时传来他的四川口音。
踏上旱草地，平缓丘陵有平缓的小河，一群群灰黑色浑圆细长的鱼儿，在河水中游来游去。
朱德总司令带领警卫员们抬着一架蚊帐，下河捕鱼。警卫员们把蚊帐慢慢铺在河底，然后拽住四角，朱总司令站在河岸上，挥舞木棍驱赶水中鱼儿，看见鱼群游到蚊帐上，急令“起网！”不料“渔网”的网眼太小，鱼儿随着蚊帐上哗哗流淌的河水逃得无影无踪。我们这群旁观的“娃娃兵”轰地一声都笑了。朱德急得在河边团团转，又喊：“你们几个‘背时锤子’怎么搞的嘛！”后来他听从旁人的建议，指挥警卫员拖着蚊帐把鱼儿赶到一个小河岔，用泥土堆成拦水坝，再把水掏干，鲜活的鱼儿在河底挣扎蹦跳，朱总司令高兴地说：“我发财啦，我发财啦！这是谁想的办法，给他记功，记大功。我们明天如果还走这个道，还抓鱼呀！”。
晚饭时，我们的野菜汤里多了几条鱼，伙伴们都明白，这鱼儿是朱德总司令送来的。
每天吃饭时，各班围坐在一起，每人从干粮袋中掏出一把青稞面，实际是青稞面疙瘩，干粮袋经雨水浸泡，早已结成一根硬棒棒。掰下一块青稞面疙瘩让周围的人看一看，再泡到野菜汤里。这样互相监督，限制干粮的消耗量，防止没走出草地就断了口粮。快走出草地了，草原上随处可见一堆一堆的白骨、枪械、马鞍和马灯，令人心惊胆颤，这是去年中央红军仓促通过草地饿死的烈士遗骨和遗物。
渡过了一条浑黄的大河，伙伴们困累饥饿至极，干粮袋已经干瘪，吃什么呢？四周除了荒草就是成堆的白骨，还有天空上一群群飞鸟儿。地上的荒草白骨不能吃，天上的鸟儿吃不到，炊事班的大哥大姐对我说：“李队长，我们只好杀牦牛了，才能救同志们的命！”
在藏族通司的指点下，用绳子捆住牦牛的蹄子，通司手握匕首，飞快地扎进牦牛的脖颈，鲜红的血喷射出来。通司熟练地剥下牦牛皮，砍下牛头掏出肚肠。这边支起了行军锅，用牦牛运的干柴烧开水，牦牛肉在沸水里煮了几个滚开，通司说可以吃了。每人分了拳头大小一块牦牛肉。牦牛肉吃到口中酥烂纯香。这救命的牦牛肉千金难买啊！
大家又分喝了煮肉的汤水，觉得有了力气，剩下的生牛肉肚肠牛头运走，牦牛皮被一群守候许久的红军战士讨走，他们千谢万谢了，赶紧架锅去煮牛皮。
一头牦牛，全队人吃了一天，走了几十里路。第二天，我们又宰杀了一头牦牛。临出发时，帐篷也不拆了，拆了也没有牦牛搬运。走上一处高坡，回头望去，两架帐篷孤零零在草原上。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9
又牺牲了两个小伙伴
终于走出草地，全队没用饿死一个人，每人都饿得两只眼睛发绿。看见草原上出现浅浅的车辙，远方的丘陵上冒起人烟，土道旁摆放着几个捆好的柴草，远远的山坡上出现了两三将民房。有人家啦！伙伴们互相用兴奋的眼神交流彼此的心情，从心底里升起一股重返人间的感觉，此时，我们已经没用了欢呼的力气。傍晚，我们在一座散布几十间土房的村落宿营。用银元买了麦粒，老乡彻夜推磨，为红军磨面粉。晚饭，我们吃麦面疙瘩汤，一人一碗，不许多喝。
好久没用看见讲汉语的老百姓了，大家围住老乡跟他说话，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村里有多少人啊，问他多大年纪了，问村子里有没用土豪啊，问东问西说个不停。老乡听着似懂非懂，支支吾吾答应着，他们大约感到我们这群娃娃精神有毛病。
走出草地，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三番五次传命，不许我们猛吃猛喝，小米粥只许喝一碗，馒头只许吃一只，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服从命令。
这天的晚饭，一人一只小馒头，一碗羊肉烩苤蓝。饭后，各自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整队行军，有个班长来向我报告，他们班上死了两个人。这两个娃儿十三四岁，年纪小，不听话，白天的馒头羊肉 没有吃够，夜晚偷偷跑到炊事班的厨房又饱吃了一顿。连日行军，大家疲劳极了，睡得很死，这两个娃娃无声无息的活活胀死了。
我带领全队的伙伴去告别，他俩躺在门板上，破烂的衣裳遮盖不住鼓胀的肚子，肚皮圆圆的泛着青光。大家神情悲戚。我说了一句：“他俩跟着我们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到这里不听上级的命令，多吃饭被胀死，死得多冤！”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9
西进青海班玛草原发军饷
部队离开岷县又返回漳县。
走出草地，上了黄土高原，未及喘息，我们又随红军部队忽然向西行军。
天空阴霾重重，细雨夹合雪粒子绵绵不绝，全军上下人人湿衣裹身。愈向西行，青草愈加矮小枯黄。伴随行军的红军战士们毫无顾忌的议论纷纷。
“我们往西干啥去嘛？不去北上抗日啦！”
“再往西走，我们都成了西天取经的和尚了！”
“听连长说，我们要从这里去新疆。”
“去新疆干啥嘛？”
“新疆靠近苏联，我们去打通苏联的国际路线。”
“那我们可要出国了！”
“出国怕啥，反正有饭吃。”
“听说苏联只有面包，没有大米……”
“饿不死你就行了呗，还想吃大米，哼！”
“这个鬼地方，想开小差也没处跑！”
“……”
每天冒雨行军，荒凉的草原上不见一个藏胞的身影，偶尔看见一两间孤零零的牛屎房子，部队的士气愈加低落，失去了嘻笑和说话。大家无精打采地迈动沉重的双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草原愈加崎岖，地面密密麻麻凸起锅盖大小的草皮，草皮下面是两寸厚的冰凌，凸起的草皮就像一个大蘑菇。我们须更加费力地抬高腿脚，跨过眼前的“蘑菇”。
后来，部队在一个“大地方”停下，草原上有百八十间土房子。我跑去问一年长的红军，他冷冷地说：“我们到青海省啦，这里是班玛县！”。
卫生队在班玛住了三天，大家挤在房门前，默默地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雪，谁也不知道红军要走向何处。
天明，雨雪不停，屋外有人喊：“卫生队同志们，集合了！”大家跑出去，排好队列。几位红军首长和一头牦牛站在雨幕中。
一红军首长说：“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久呆了，用银元买牛羊很贵的，现在银洋也不多了。上级指示，剩下的银元，单位不集中带了，发给每个人带一块银元，不要丢了，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记了姓名，有账册的，将来需要集中的，你们再拿出来，集体使用。现在，每个战士发给一块银元，然后我们就出发，向回走，回四川去。我们北上抗日去！”小伙伴们依次走到牦牛驭子旁边，接过一枚银元。一共三种式样的银元，帆船、孙中山头像和“袁大头”，伙伴们互相掉换自己喜欢的银元。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09
（1990年2月6日）
儿子：父亲，您讲红四方面军去过青海班玛，未见其他旁证。
父亲：那还有假？！
儿子：您是不是顺路绕了一个小弯，到青海班玛转了一下？
父亲：不是，不是，我们是按原路返回的，我们过草地就跟在朱老总身后，过了腊子口，到了岷县，我们又忽然往回走，一直走到了青海班玛，后来又回到漳岷二县……
儿子：父亲！你们怎么可能从岷县返回青海呢？您一定记错了！
父亲：哪里能错呢？在青海班玛，组织上发给我们一人一块银元，说留待急需时用。
儿子：去青海班玛时红军会师了吗？
父亲：还没有在会宁会师，是从漳县附近走的，翻了几座大山，过了黄河后，就是草地，走了很长一路草地。
儿子：您还过了黄河？！
父亲：过黄河两次。第二次回来，河窄了一半，水急浪高，木船飞快，一忽沉到水面下，一忽浮到浪头上，我们都吓坏了，女娃儿的脸都吓白了！
儿子：您是不是从阿坝去的青海，然后转回来再南下成都？
父亲：阿坝草原周围几百里，山坡平缓，藏胞的石头楼和喇嘛寺几乎一模一样，更令人迷惑的，走一天路，上午蹚过一条河，河水北往南流，下午再过一道河，河水又从南向北流，我们几个小伙伴常常嚷嚷，我们又走回来啦？
儿子：没有见文字记载红四方面军去了青海呀？
父亲：去青海一路可受了大罪了！整个长征最苦的一段，这个事我还能记错了？！天上连降雨雪，地上荒无人烟，我们也没有帐篷牦牛，在雨雪里走路浑身湿透了，晚上穿湿衣睡草地……反正我们红军千真万确地走到了青海班玛，信不信由你。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0
长征结束了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插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0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八九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1
第二章 一个红小鬼眼里的毛主席
初到陕北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2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2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2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3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3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4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5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5
迎接“昆仑山的神仙”
1937年入冬了吧。一天午饭后，黄祖炎刚刚躺下午休，一个人风风火火地跑来：“黄院长，快去飞机场，有人回来了。”
黄祖炎说：“可能是陈云从苏联回来了。小李，你去不去见陈云，毛主席今天也去飞机场，你见不见他们？”
“去也行，不去也行。”
黄祖炎说：“去吧，我们凑个热闹。”
我和首长走出延安城东门，一架螺旋桨飞机从南门方向飞来，紧贴着城墙，向枣园方向飞去，紧接着城里响起防空警报。首长说：“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来轰炸，那就糟糕了。”我俩沿着延河到了飞机场，一架飞机正从桥儿沟那边着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降落，飞机尾巴扬起的黄土染黄了半边天。
飞机停稳后，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张国焘，还有我的首长一同迎上前，从飞机上走下几个中国人，他们身穿锃亮的黑色皮衣。地面上的人与天上飞来的“神仙”互相拥抱。我在一旁看着，还感到别扭。两个大男人，还搂抱个啥！我还不知道其中的陈云会与我有命运上的关联。
随后，首长们走到一张木桌前。毛主席首先讲话：“我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王明同志。”一群人环绕小木桌四周，观望从苏联飞来的“神仙”。毛主席又向众人介绍了康生和陈云，毛主席说：“你们是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你们回来啦，我们就又增加了力量。大家欢迎啊！”
这时，我注意到飞机上卸来的物品，一堆木箱子，还摆着一大块黑呼呼的东西。我问，这是啥呀？有人告诉我这是斯大林送给的黑面包。其中，四只最大的木箱长约四米，有人悄悄说，这里面装的是机关炮。几只双筒猎枪外面裹着麻绳。还有一捆一捆的书籍。
那时候，对能吃的东西最有兴趣，还记得陈云说：“这两块面包，你们谁吃，就用刀切割去。”
以后，再与陈云同志见面，是在宝塔山住的时候，陈云来访黄祖炎，首长把我支出窑洞，不让我在一旁听。陈云出来告别，见我在窑洞外抱着小娃儿，走过来夸奖小长生的健壮漂亮。
黄祖炎在一边说：“他就是跟我的小李，这次准备带他一起走。”
陈云用目光注视着我，点了一点头。
这年春天，我患了一次病，发烧咳嗽流青鼻涕，傅连璋说是重感冒，给我吃了几次药，没有太大的效果。傅连璋对黄祖炎说：“小李的病总不见好，让马海德同志看看吧！”
黄祖炎写了一张便条：“海德同志，我的这个小李感冒一月有余，我院治疗不见效，请你诊断。”
黄祖炎对我说：“你到马列学院附近，一打听就能找到马海德同志。”
见面一看，原来马海德医生是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也是从西方下凡的神仙吧？
马医生吃力地看了条子，又一字一顿地说：“小李，打开衣服，为你听。”
他把听诊器贴在我的前胸后背，聚精会神地听了很长时间，然后收起听诊器说：“得，两种药！阿斯匹林……”
他说的第二种药是一种粉红色的小药片，我忘记名字了。
马海德嘱咐我，一定要吃药。在黄祖炎的督促下，我每天按时服药，很快病就好了。马大夫的医道真神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6
第三章 我的蒙师黄祖炎
黄祖炎培训“财神”
1937年春节前,我护送朝玉英回延长她的母亲家坐月子。正月初二，朝玉英在延长生下一个男孩。4月，我陪朝玉英从延长县城返回延安时，黄祖炎正在办财会学习班，玉英马上插班入学。教堂旁的大车店，打通了两间客房，墙壁上抹出一面黑板，男女老少几十人挤在一起听课。
玉英去听课时，我在家里照看小娃儿，喂水，换尿布。太阳从山后露出来，我抱上小娃去大车店，给娃儿喂一次奶水。
我常常站在教室后门听课，黄祖炎经常强调财会人员的纪律，他说：“党和国家把金钱交给你们管理，一毫一厘不可侵占。这句话，你们切莫忘记！忘记了就要犯大错误。”
“在延安的西北面，有片沙漠，沙漠里有条黑河，古人称弱水。佛教有名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三千里的黑河的水浩浩荡荡，取一瓢水喝掉，九牛一毛呀，无关大局呀。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金钱要比佛教徒更加空灵无欲，我们宁可在贫苦的沙漠中饥渴而死，万万不可自取一瓢啊！否则，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受到党纪国法的惩罚。”
财会学习班，上半天课，再讨论半天。我常听见学员们引用黄祖炎讲课时的话语。他们十分敬慕老师黄祖炎：“我们的黄老师‘满腹经纶’啊！”
我抱着小娃儿回家，向首长报告：“学生们说你‘满腹经纶’呢！”
首长和玉英都笑了：“‘满腹经纶’就是说肚子里装满了学问，是句夸奖称赞的话。”
一日，毛主席来访，他问黄祖炎：“你那个学校，你看能不能出些人才？”
黄祖炎说：“这一班学员呀，看来将来都是人才。他们文化程度最低都是高中，多半是从大后方来的大中专学生，一个初中生都没有。”
毛主席很兴奋：“好嘛，你把整个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都收罗去啦！”
黄祖炎说：“学财政不同于其他。维持军队和政府要靠财政的支持，知识分子提高了觉悟，能为党忠诚工作，顶得上一百个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人。”
毛主席说：“我们各个根据地，各支部队，还有白区的组织，极端缺乏财会人员，三番五次向中央要人，盼望你的‘送财童子’望眼欲穿哪！”
黄祖炎说：“这班学员将来是一把好手，什么科目啦，预算啦，利息啦，这一套现在都没有问题，只是拨弄算盘珠子差一些，一个一个慢慢地教他们。”
毛主席还很客气：“好吧，你多费心吧，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一批财神爷爷和财神奶奶。”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6
拒绝学习文化知识
延安城里中央机关的大灶厨师，武汉人，圆脸矮胖，留着花白胡子。长征时，他是罗迈的马夫和勤务，长征途中用开水给罗迈冲炒面，一直冲到保安。
他常给我讲些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三四年，共产主义小组就已经活动了，我那时给他们跑秘密交通。”
“有一次送信，我差一点点没有淹死。那天夜晚，我也没有表，不知几点钟，来了一个人找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了暗号，知道是自己人。他给我一张指头宽的白条，我一看上面白白的，什么也没有。他让我送到汉阳××街××号，如果门上吊着一只走马灯，才可以敲门，不管谁开门，门只要开了，就把白条给开门人。送白纸条很顺利，回到江边，小船还在等我，黑灯瞎火地，我踩虚了脚，踏进江里，江水急流，一下把我冲了一丈远，幸亏船工机灵，伸过竹竿，我抓住竹竿，才没有被长江淹死。”
“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后，我跑到广州、长沙、南昌，又随南昌起义军到了井冈山。”
厨师老汉讲的故事新鲜神秘，我不懂只送一张白纸条有什么用。问老汉，老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跑去问黄祖炎。黄祖炎笑了：“你好好学习识字，再送你去训练班，你就知道了。”
一听首长说学习，我就心跳！四方面军保卫局把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枪毙了，这事儿我一直忘不了。
黄祖炎对我说：“小李啊，你这样天天抱个小娃娃也不行啊！要学习些文化了。”
我急忙摆手：“首长，我可不想学文化！”
黄祖炎：“不学文化，将来你就是‘睁眼瞎’，干不了大事，……我送你去陕北小学，好不好？”
我说：“我就跟着你……哪儿也不去。”
黄祖炎叹了口气：“你们呀，在红四方面军受影响太大啦！”
刚到保安时，朝玉英就找来一本旧皇历，撕开纸页，手把手教我识字，我被她紧紧看住，不好逃走，只得装模作样对付她。
到了延安，我时常去边区政府秘书处送缴《参考消息》，秘书处也不清点期号和页数：“好了，你就放在那边吧！”这样给我造成一个机会，偷偷留下一张《参考消息》，朝玉英就用来教我识字。一张纸片上涂满黑墨，无处下笔，再用来燃火。
慢慢地我有了学习兴趣，朝玉英说：“你要认真学，再给你开两门课，一门算术，一门地理，我能教你到‘完小’毕业生的水平。”
我问朝玉英：“你的姓是个什么样的字？”
朝玉英回答：“就是‘朝鲜’的‘朝’字嘛。”
七七事变后，延安的战争气氛很紧张，各单位的人都来挖防空洞。
黄祖炎带我在东门的城垛下挖防空洞，他用力太猛，扭了腰，我扶他一步一蹭地走回家。
黄祖炎躺在灶上说：“能喝上一碗葱油汤就好了！”
我跑到大灶，一位留着长长胡须的厨师正在忙碌。我说：“老同志，我的首长病了，想烧碗葱油汤呢。”
老厨师头也不抬：“你自己舀去。”
首长见我端来一大碗清油，拎一捆葱，问我：“小李，哪里弄来这么多油和葱？”
“从大灶拿的。”
“那还行！快给人家送回去！”
“不送！是他们给的，又不是偷来的！”
“人家怎么给你呢？”
“我说，我的首长不得劲儿，想喝碗葱油汤。他们让我自己舀，那我还不多舀点！”
“小李呀，你这孩子真会办事。我想着，我把大家的油和葱都吃了，不好呢，对不起同志们。”黄祖炎神情愧疚。
我说：“大灶里，油啊葱啊多着呢。”
黄祖炎叮嘱我：“小李，以后要一点点盐就得啦！”
过了一些日子，边区政府的大灶从街上的饭馆里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炸油条，早饭油条放开肚皮吃，我吃饱了，又用筷子串了两筷子油条带回家。
黄祖炎见了说：“小李，你不是没有钱了吗？”
我说：“不是，我们大灶上，今早吃油条，管够！”
“哪里来的这么多油呀？”
“老乡要用我们的大马车，管理科派大车去了，回来时老乡送了几桶油和两只羊。”
“你拿回了这么多油条，多不好呀！上次我批评你拿大灶的葱和油，你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听话：“再吃这，我还拿，你不吃，给玉英和小娃儿吃！”
首长发火了：“今后这事不许干啦！占公家便宜的事不能干，你再犯了，我不要你了，让你走！”
我见首长真发火了，不敢吭声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6
与国民党占领区通邮
1937年，青黄不接之际，红军供给部全力征集粮食，仍难于满足延安的干部和学生的需求。中央机关的大灶，天天蒸煮黑豆，一日三顿，一人一碗黑糊糊的黑豆。首长们天天开会，讨论解决粮食问题，组织干部下乡，动员陕北乡亲供献粮食。我听黄祖炎对老乡说：“打日本也不能饿肚子呀，红军也要吃粮食。你们若有剩余的小米、高粱、洋芋、麦子卖给我们一些，好不好？”
黑豆是上好的牲畜饲料。我吃了一个月的黑豆，拉不了大便，腹涨难忍，躺在床上。黄祖炎见我痛苦的样子，更加着急，说：“这样下去人可受不了！给家里写封信吧！”他通过延安的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局寄了一封求救信。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中华邮局一直在延安开展正常业务。一天，首长回到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信和邮局包裹单，说家里来信了，寄东西来了。
邮局的包裹单是一张十六开的纸片，半面印着绿色，中间印着三指宽的红色，另一半是纸的本色。
黄祖炎问：“你知道不知道邮局在哪儿？”
我说：“那谁不知道。”
首长不相信：“你怎么会知道呢？”
“好嘛，我整天抱着小娃儿满城跑，看见南大街上有一个小木牌，写着‘延安邮局’。”我忽然意识到说走嘴了，马上不说了。
首长用手指点我的脑门：“‘小鬼头’……邮局是干什么的？你晓不晓得？”
黄祖炎笑着给我讲：“邮局把个人的、机关单位的信件集中起来，再看看每个邮件的目的地，通过全国的邮局，把这个邮件按城市、按街道门牌和姓名，送到收信人的家里。像大后方的重庆成都的人，因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主席很有名气，大后方的那个人就可以给他写信，通过邮局的传递，林老就收到这个人的信，看他有什么要求，再给他回信。在国际上，与我们最好的国家，苏联的著名人士，或者其他国家，他们要给我们延安的外国人寄信，从外国邮局转到中国邮局，再转送到我们延安邮局，延安邮局再把这封信送给外国人。信也好，包裹也好，电报也好，都能发送。”
我问：“什么叫电报啊？”
“你没有见过电报机？电报机有两套设备，一套机器和一套电键，假如你在敌后，有份情报，可以译成密电码用电键拍出去，我们延安这边的电台收到了，再译出来，就知道你的情报是什么意思，这样发电报，很快，一眨眼延安就收到了。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对我的各种问题，黄祖炎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
延安中华邮政局设在钟楼到南城门之间的大街上，临街有个小门楼，门垛上钉着邮局的标记木牌。门楼内，是一条窄窄的长胡同，胡同的尽头才是邮局的院子，院内右侧平房是营业室。一进房门，迎面一通高柜台，柜台后面还有一个套间。一位40岁左右的邮局职员胸前挂一枚国民党徽章，站在柜台里面。他见我进来，堆起微笑：“小同志，你干啥？”我伸出手把包裹单递到柜台上。
他看了一眼单子说：“你来取东西？好！等一下。”转身从套间里抱出一只木箱。
他问我：“你带图章了吗？”
我也不懂图章：“啥个图章？”
他说：“好吧，那你按个手印吧。”说着递过印台，“在这个地方按一下。”
从此以后，首长的亲人通过中华邮政局，从江南陆续用大木箱、椭圆形的竹蔑篓向延安邮寄干鱼籽，江油的酱菜，豆瓣酱、大红荸荠，黄岩蜜桔和大笔汇款，困苦的生活立刻改善了。
首长兴致勃勃地把干鱼籽洗了，放进沙锅里蒸，蒸好的鱼籽红黄色，外形还是条形，他让我吃，我不敢吃。
黄祖炎说：“这是高级补品，营养最好啦！”
“啥是高级补品呢？”
“吃高级补品，人的身体好，有力气，有精神！”
“这就叫高级补品？那就多吃些肉不就得啦！”
黄祖炎指着我说：“你这个‘老土’……”不由分说，用筷子夹了一块鱼籽，硬塞入我口中。
我一边嚼一边说：“这是啥子呀，还不跟小米饭一样，满嘴里跑！”
首长说：“你看，多香呀，越嚼越香！”
朝玉英在一旁说：“小李呀，你看我们像不像吃沙子嘛！”
黄祖炎一乐，嘴里的鱼籽要喷出来，赶紧用手掌捂住嘴巴。
跑了几次邮局，我真正明白了邮局的作用。我一边剥着蜜桔一边赞叹，邮局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送来好吃的东西，还送来期望……
我协助黄祖炎打开密封的竹篓，冒出一股香味儿。黄志炎用筷子夹出一条酱菜，酱香扑鼻，他兴奋地说：“小李，这咸菜是你们四川家乡江油的。你们长征过江油时，吃过吗？”
“吃过。”
“这个酱莴苣，你一定没吃过，它们整整淹制了三百年！红军占领江油前，这批莴苣就运走了。”
后来，我们又收到一只竹篓，竹篓上缝着布条，上面写着地址。打开竹篓一看，是满满的豆腐卤，包裹豆腐卤的荷叶已经变成金黄色。豆腐卤异常鲜香，一沾嘴巴子，就要流出口水来。
黄祖炎经常招呼我：“小李呀，你想吃哪样，就去吃。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首长有了钱，不让我去大灶吃黑豆，带我去延安城里的饭馆吃“锅盔”、烧饼、肉丝面，还时常买些酱肉卤鸡。首长离开延安前，把剩下的蜜桔、荸荠、酱菜分了几份，让我去送给傅连暲、林伯渠等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7
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为什么离开延安，大概是因为黄祖炎带我去参加的那个秘密会议。
1937年5月的一天清晨，我俩骑马趟过延河，又经东关、飞机场、桥儿沟、东二十里铺，过了一道红军警戒线，在一条山沟停下来。路边堆满了煤炭，山根儿下有煤窑。各个窑洞前的院子都有红军哨兵把守，禁止老百姓进出。
把守沟口的保卫局干部很不客气，他们问黄祖炎：“你来开会，怎么还带着手枪啊！”说着就让他交出手枪，然后递给我，还叮嘱说：“这个手枪谁也不能给啊！你的首长要要，也不能给他！”
有人把我和黄祖炎引到一个院子，拴好马匹。我想到院外转一转，门口的哨兵把我拦住，称上级有规定，谁也不许走动。我看见山坡上红军的岗哨密密麻麻。
这次秘密会议开了有六七天吧，黄祖炎天天回来跟我睡在一起。我和老乡吃住在一起，整整憋闷了这么多天。把守院门的哨兵不让我走出大门一步。
这次会议确定黄祖炎去敌后工作。回延安后，首长问了我好几次，愿意不愿意跟他走。我说：“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黄祖炎好高兴：“好，我跟中组部说一下，带上你。”
在去敌后之前，黄祖炎首长带我去林伯渠家辞行。林老的三间窑洞在凤凰山南边，后来的市场沟与边区礼堂之间的山坡上。林老身穿酱黄色呢质中山装，头戴一顶鸭舌帽，脚上的尖头皮鞋锃亮，与他在保安时的装束相比，简直变了一个人。
林老戴一副圆圆的黑框眼镜，又短又硬的胡须向上翘起，面露微笑，好像一只慈祥的老猫儿。林老跟黄志炎握手：“你今天怎么来啦？”
首长反问：“你不知道我要走呀？！”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俩儿坐下，快坐下。”
林老窑洞里有两只长条板凳，我和首长一同坐在板凳上，勤务员进来斟了两碗热水。
首长说：“我这就要离开延安了，来向你告辞。”
林老看着我说：“这个小娃儿，我见过呀！是在哪里见的呀？这娃娃也要跟你一起走？”
听了首长的回答，林老神情就严肃了：“老黄啊，这个小娃娃，你带走，我是不赞成的！”
“你怎么不赞成呢？我要把他送到老家，专门请个老师教他，将来好给我们党多做点事情。”黄志炎平日多感慨，红四方面军来的“小鬼”，受张国焘“肃反”的刺激，互相影响，不更换个环境，小李是不肯认真学习的。他早有打算带我回家乡上学。
林老说：“你考虑培养这个‘小鬼’，将来能为我们党做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很对，可是敌后太危险！不能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你不能把他带走。”
黄祖炎说：“只要到了我的家乡，有人保护他，也有人照顾他，方圆百八十里路的坏人不敢招惹我家的！”
林老耐心解释：“这孩子到了你的家乡，他说的语言与当地不相同，敌人就会注意他，一旦出事，谁负责呀？那时，你远在天涯海角，我们延安也鞭长莫及，顾不得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三十年，五十年以后，革命成功了，只要他们这样的‘小鬼’还在，就是我们党的光荣。到那时候，不管他们能干啥，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党历史的见证人。”
首长急躁了：“我懂得你讲的道理，可还是要把他带走，老毛也知道这个事情。”
林老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带走不行！毛泽东知道这事也不行！”
首长有些后悔了：“唉，我不该带他来见你，见你见出事故来了！”
林老和缓了一下语气：“这样吧，他把你和玉英送到西安，你再让他返回来，回我这里也行，返回中央组织部也行。但是，你绝对不能带走！怎么样也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
最后，由于林伯渠要为党留下历史见证人，黄祖炎带我回老家学习的设想没有实现。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7
毛主席来宝塔山送行
毛主席也上了一次宝塔山，唯一的一次，是为我们送行。
1938年5月，我们正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延安，毛主席带着四个警卫员来了，他情绪低沉，似乎对黄志祖炎的离去很伤感，与去年相比，判若两人。他看了看窑洞里的行李说：“看来你们准备的差不多啦！”
黄祖炎说：“就等去西安的顺路车子。”
毛主席说：“你们一家人回家，抱去一个大孙孙，家里人多高兴啊……你看看我，‘孤家寡人’个，老婆也跑了……”
黄祖炎叹息一声：“唉，你也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
毛主席眼圈里有了泪水：“不知你我今后还能不能见面啊！”
黄祖炎说：“革命成功了，我们再见面吧！”
毛主席又说：“我们在延安刚刚过上安稳的日子，又该你去冒险呢！”
黄祖炎说：“主席放心吧！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成功，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应该的。”
毛主席走到我和小长生面前，他的脸色和缓了许多，摸了摸长生红红的脸蛋，又对我说：“你这个小矮矮，吃了这么多小米，还没有长高呀！”
我就是笑，不知说什么好。
黄祖炎说：“我准备带他一起走，把他和小娃儿放在家乡，请个老师专门教他读书，将来为我们党培养一个干部。”
毛主席点了一点头：“是这样啊……”
1938年，延安还没有保育院托儿所，黄祖炎不得不带着小孩儿去敌后。以后延安有了保育院，其他首长的小娃娃就幸运多了。
离开延安那天清晨，天色蒙蒙亮。黄祖炎拎一只小箱子，朝玉英拎一只包袱，我抱小娃儿，走下宝塔山。南门外，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停在公路上。一位四十多岁，络腮胡子的司机迎上前问：“是黄长官吗？”
“是啊，我们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黄祖炎站在卡车旁，望了望宝塔山，又望了望凤凰山，司机不耐烦地催促。
我抱长生坐在副驾驶的位子，首长夫妻俩坐上卡车“马槽”，卡车就离开了延安。
汽车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囔：“本来我这车是不能带人的，长官非让我来接你们，多走几十里地没有什么，出了事故可了不得。”
汽车拐到七里铺一孔石窑洞前，窑洞的门窗破烂了，里面堆满了一箱箱军火，四周也无人警戒。司机抱起一只木箱开始装车，朝玉英看见木箱上印的那四个黑色大字：“哎呀，‘航空炸弹’，这东西可危险！”
首长说：“没有关系，不装引信，爆炸不了！”
我把小长生交给玉英，伸手帮司机一起搬运木箱。敞开木盖的箱子里躺着一枚冬瓜大小，黑漆漆的炸弹，我一看，正是国民党空军轰炸红军的那种炸弹。
汽车又上路了，司机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说：“这些炸弹本来是为延安飞机场预备的，你们十八集团军没有空军，这些炸弹派不上用场。”
经过劳山的时候，公路两侧是森林，一条长长的陡坡。国民党司机让他的副手拿着两块三角形木板，跟在车后面走，万一卡车失控，及时将止滑板垫在车轮下，防止车毁人亡。黄祖炎望着森林担心地说：“土匪要在这里设个埋伏，我们就是第二个周恩来，无法去西安了。”
卡车停驶在黄陵脚下，首长带我去看黄帝陵。
首长领我看完古柏，穿过古亭来到黄帝大殿，殿门正中悬挂着“人之初祖”大匾牌。首长跪在黄帝的牌位前三叩首。他让我也去磕头，我不去。首长就说：“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不恭敬啊，这样不好。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现在做了汉奸的那些人都是把祖宗忘记啦！”
我反驳他：“不磕头，就要成汉奸啦！”
首长好惊奇：“嗬！小伙子说话很有劲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7
临别的四句话
离开延安的当晚，我们宿住三原县城。
黄祖炎招呼司机一起吃饭，他对跑堂说：“东家，我们都是一起的，替我照顾好司机师傅。”晚饭时，首长点了酒和菜，陪司机喝酒，首长说：“你喝一点酒，睡个好觉，尽可能把车子开稳一点儿，我们几个牺牲了，没有多大问题，最关键的是你和军火物资，前线还等着用炸弹呢。”
一卡车炸弹停放在大车店的院子里，我和首长一家住一间客房，睡一条大炕，司机睡隔壁房间。半夜里，小长生不停的动弹，用小手四处抓挠。黄祖炎说：“小李，打开电灯，看看是不是有臭虫呀。”
我把电灯扭开，墙壁上黑糊糊一片臭虫，炕席上臭虫挤成疙瘩，我和首长把炕席一卷，扔了，又用蝇拍剿灭臭虫。
隔壁房间的司机走过来说：“首长啊，看来你们没有出过门儿，没有遇见过臭虫，你们把灯开着，臭虫就不出来了。”
我和黄祖炎坐在炕头，点亮电灯。他掏出一张五元纸币：“在保安呢，我拿了你一块光洋，这五元钱，就算我还你了吧。我想多给你些钱，又怕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真像亲兄弟一样，是多是少也不讲究啦。”
我推让不从，黄祖炎硬将纸币装入我的衣兜。
那一夜，首长说了许多话：“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也许还有，到西安以后会有什么变化，还不晓得。这钱的事呢，今晚给你说几句话，一是，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工作，发给一定的工资。”
我插了一句：“首长啊，什么是工资呢？”
“工资就是你干一个月的劳动报酬，就是钱票子呀。”
首长继续说：“你有了工资，生活吃穿住行由自己负担了，花不了的钱，你不要买什么这个券，那个票，这些都是资本家嘘弄人的，你看今天股票涨，后天又涨，过两天又降一点，都是资本家在这上面耍花招，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宣布破产，你就血本无归啦。”
“第二句话，以后有了钱啊，愿存入我们党的银行，可以存，银行倒闭不了，有国家资本做后盾呢！你要不愿意存银行呢，也不要借给别人，想吃什么东西，就买了吃，把身体弄好。你借钱给张三、李四，他们若拿去做生意，出现风险，赔光了，你怎么办呀？你生活有困难，向党组织去求援，千万不要找别人借钱，借了别人的钱，也容易出事情。他们做了圈套，你就陷进去了。另外，你有钱，不要说有钱，防止别人打你的主意。少与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他们有了问题才不会牵连到你。”
“第三句话，不要赌博。赌博那个是耍人的，十人有九人输，一个赢的，还是他们一伙儿玩的手彩，真要去赌博，一定会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你一定记住我的话啊。”
“第四句话，不要进‘窑子’。进‘窑子’自己花钱是小事，传上梅毒，小命就完了。在延安你还没有看见过梅毒病人，掉鼻子的，缺耳朵的，当时，他逛‘窑子’有钱，但治病时，就没钱了，只好眼睁睁看着嘴唇烂掉了，牙齿烂掉了。传上这种病，你可丢人了，你是个‘红小鬼’，给党的影响造大了。你活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活到100岁，还是一个好红军！”
我问了一句：“‘窑子’是啥呀？怎么进了窑子就传上梅毒呢？”
“小李，你没见过啊，也没有机会带你去见识一下了，‘窑子’就是妓院，这个三原城里就有。在这个社会，没吃没穿的年轻妇女，只有进‘窑子’当妓女，才不至于饿死，妓女靠出卖自身肉体活命，许多男人沾了她们的身体，也就会传染上梅毒了！”
首长反复叮嘱，给我归纳了五不准：“不玩股票，不借钱，不赌博，不进妓院，不与社会之人拉拉扯扯。”
黄祖炎是我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启蒙者，他的话成了我一生准则。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8
第四章 中组部的新党员训练班
第一次看电影
从西安回来，我住在凤凰山上的中组部招待所，整日无事，爬遍了四周的山岭。我想到首长临别时说：“你要想我，就给我写信，寄到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急忙求人帮助写信，一连写了三封信，未收到回信，没过多久就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
中组部整天人来人往，这里是来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的各色人物的第一落脚点。著名作家茅盾到延安的那天，满满一辆卡车的行李，卸下来几十只箱笼和皮箱，我在一旁看了半天，这个茅盾，真是有钱财啊！
不久，李富春的秘书冯超给我分配工作：“中组部刚刚成立‘党训班’，刘锡五同志是党训班班主任，他有什么事需要跑一跑，你都要替他跑，他要是病了，你就来找我们。另外，每天你去中灶给刘锡五同志打饭。”他把手里的纸条递给我：“你去城隍庙找刘锡五吧。”
中组部党训班设在凤凰山下的城隍庙，庙院里的泥塑神像和供桌满是尘土，窗扇也没有了。几个民工正在垒砌炉灶。刘锡五的络腮胡子又密又长，脸上横七竖八的满是皱纹。他在棉裤上擦了擦手上的泥水，接过那张纸条看了看：“小李同志，今后你要辛苦了。”此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来城隍庙报到。我们在长凳上搭木板，铺上麦草和苇席，安排学员住下。城隍庙距离凤凰山山坡上的中组部大约一百米的路，我仍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
党训班全称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新党员培训班”，入党前后的一些人集中在一起，重点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组织建设。音乐家冼星海、医学专家傅连暲等人曾经党训班里培训入党。
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时，陈云、李富春把中组部的干部几乎都带来了，大约十几名干部与学员一起参加典礼，共同会餐。
刘锡五派我带领两名学员从大街上的饭馆借来一筐碗碟筷子，大灶用猪肉、羊肉、牛肉做了八个菜，没有酒喝，白面馒头管够。国民党把美国救济总署的面粉作为八路军的给养，运输到延安。美国的面粉很特别，小米大小的雪白珠粒，中间钻一微孔，我们称之为“粒子面”。为什么美国的面粉要挤压成珠球？还要钻上个小窟窿眼儿？多费工呀！大家琢磨了半天儿，搞不明白。
党训班要放映电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延安城。苏联影片《夏伯阳》是红军驻进延安后，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延安军民聚集在城隍庙周围，房脊上和凤凰山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银幕上纵马飞奔的苏联红军骑兵，轰鸣的火炮……延安人被电影震惊得目瞪口呆。电影放映员还用话筒给观众“翻译”几句，喇叭里传来一声：“……下面，他们要抱老百姓的小猪了。”观众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影散场，人群拥挤，挤得大姑娘小媳妇叫爹喊妈。
第二天清晨，院子里满地都是挤掉的大大小小的鞋子。刘锡五说：“昨夜里，土地爷显灵了，送来鞋子了。”他和我们一起，冒着寒风，拾了两大柳条筐的鞋，摆在大门口，任凭失主领取。
刘锡五对学员们说，我们延安现在还没有电影设备和技术，昨天晚上的电影是国民党的电影队来延安慰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现在国共搞统一战线，共同抗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8
（1993年2月21日）
儿子：公布张国焘叛逃事件是这个时候的吧？
父亲：就在1938年秋天“党训班”这个时期，中央公布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事实，各单位开始批判张国焘。
儿子：怎么批判呢？
父亲：有些像“文化大革命”的样子吧！大家围在一起读文件，谈感想，讨伐张国焘。
儿子：这个事情一公开，大家情绪反应怎么样？
父亲：跑了就跑了呗，把他开除出党，政治生命完蛋了……张国焘跑了，中央有没有责任呢？为什么让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祭黄帝陵呢？一家人在一起，那他还不跑？
儿子：您听谁说的？张国焘带老婆孩子一起去的？
父亲：1991年夏天，我住兴城铁路疗养院，从沈阳来了一位党史研究员，他说的，对我刺激很大。
儿子：不是那样，张国焘投了国民党以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讨要他的夫人和儿子，延安出于人道主义，放行了。
父亲：原来是这个样？！这个研究员跟我谈了两个晚上，追问我知道什么情况。他还问西路军失败的问题，陈昌浩、徐向前他们是怎么回到延安的？为什么没有批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朱德等人？他们都有责任，光归罪张国焘一人是不合理、不合原则的、不合党的政策路线。
儿子：张国焘逃跑的事，你们当时有什么反应？
父亲：大家议论纷纷，吵吵嚷嚷埋怨中央领导呗：
“张国焘去投降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你来晚了。”
“中央首长就是心肠软，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他到了延安，还让他当边区政府副主席？”
“早就应该把他软禁起来”
“应该把他关进保卫局的监狱！”
儿子：再后来呢？
父亲：我们这样愤愤不平地吵嚷了一个月吧，领导上才说话。你们不要闹闹了，张国焘跑了，他也起不了作用，他也不能把我们党怎么样。现在敌后的同志和党的组织，他也不晓得，也破坏不了。
儿子：当时刘锡五说了什么话？
父亲：首长他无所谓的样子，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气愤，好像他根本不用脑子去想这个事情。后来王德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到延安当边区政府主席不满意；张国焘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把我们党当一回事，他设了一计，党中央没有识破，名义去祭奠黄陵，实际是逃跑当叛徒。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9
朱德总司令讲课遭遇阻拦
城隍庙三进三出的套院，东西两侧的偏殿陆续住满了学员。
一个清晨，我由北门外的招待所进城上班，在我的前面一位身穿棉军衣，个子不高很健壮的老战士，略微低着脑袋，走到城隍庙。庙门两名扛枪的学员忙把肩上的“阳汉造”步枪横在胸前，喝问：“你来干什么！”
1938年的延安城，各机关学校的大门不设岗哨，刘锡五说，要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军事观念，安排学员轮流站岗。
来人站在哨兵的大枪前：“我来讲话嘛！”哎，这四川话很耳熟，我紧走几步，哈，果然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说：“嗬！你们这里还站岗放哨，好气派呀！你俩不放我进去，我怎么讲得了课嘛！”
两位哨兵怀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朱德：“你来讲课，怎么没有跟人来？”朱德腰间一条黑皮带，厚厚的棉衣裤，棉裤的一个膝头破出一团棉絮，与喂马的饲养员一模一样。
我拨拉开哨兵的步枪，站到朱德的面前，举手敬军礼：“朱总司令，你来了！”又对两个哨兵说：“他是朱德总司令呀，赶快让他进去！”哨兵赶紧退到两边立正。
芦沟桥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朱老总离开延安，上了太行山抗日前线。1937年以后，来延安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根本没见过朱德。
朱德也很惊奇：“好你个小娃娃，怎么认识我呀？”
我说：“我早就认识你了，你在草地抓鱼……我还吃过你送给我们的鱼呢！”
朱德笑了：“原来你就在我们后面那一队小娃娃里面！你看，草地雪山我们一起走过来啦，我们一起再把日本鬼子打跑，好不好！”
朱德问我：“你到这里干啥子来啦？来学习？”
我答：“不是，我跟着刘锡五呢。”
朱老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对哨兵说：“你们两个‘背时锤子’，连我也不认得哟！”缓步登上庙门台阶。后来，毛主席和周恩来他们几个人常常模仿朱德的口头话儿“背时锤子”。
哨兵向我追问朱老总草地捉鱼是怎么回事。这时跑来四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他们气喘吁吁地问：“总司令来你们这里了吗？”朱德在延安经常一个人四处行走，跟他的警卫员捉迷藏。
党训班两三百名学员早已盘腿坐在大殿前，朱德站到大殿前的台阶，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那种神态根本不相信，来讲课的人就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朱德抬手向台下学员敬了军礼，开始讲话：“同志们！全面抗战已经一年多了，粉碎敌人打算用三个月的时间征服中国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呼风唤雨的妖怪，只要我们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与它拼命，也只有拼命抵抗，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那么，抗战的胜利就一定会到来！”
在讲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时，朱德平静地说：“现在日本人想从山西渡黄河到陕西来，要侵占我们的延安。但是，从南到北都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就像一块块巨石挡住了日本人的路，拖住了日本人的腿。现在我们的军队天天都在前方抗击日本人。我们延安只有一个旅的兵力，蒋介石这个军队，那个军队，最有名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几十万人马，从四面八方包围陕甘宁边区，我们有的同志感到可怕。”
朱德总司令停顿一下，用目光扫视会场：“这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长着两条腿，我们也长着两条腿，我们打不了，还可以走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证明，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朱老总最后勉励学员：“你们这些人将来是我们各方面的主力军，注意军事知识学习，准备做一名前线的军事指挥员。党需要你们学好马列，掌握好党的政策，为党多做工作。中央对你们希望很大。”学员们深受鼓舞，热烈鼓掌。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9
陈云凤凰山遇险
七七事变发生后，延安就动员防空，日本人轰炸重庆后，延安就采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阳还未从宝塔山露头。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气发出沉重的振动声，只觉得这种嗡嗡声音很熟悉，头脑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几条黑影唰地从脚下窜了过去，紧跟着感到黄土地微微颤抖，飞机扫射的一串子弹嘶溜嘶溜地掠过头顶，接着就是爆炸声，院子里的槐树干枝劈里啪啦地落下来。天天喊要防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轰炸机果然来了。我赶忙跑进附近一家老乡的窑洞，躲避空袭。
老乡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爆响呀！更何况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好像滚滚的闷雷声响。他们一家人挤在火炕的旮旯里打哆嗦。老大娘见我躲进窑洞，跪在土炕上连连磕头：“长官啊，快走吧！长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为炸弹会跟着八路军飞进窑洞。
我走出窑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树下。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寻找地面目标。此刻，清凉山上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敌机根本不把一点点儿防空火力放在眼里，就是俯冲轰炸，山下的延安城四处冒出浓烟。我看见两个人被炸弹的气浪掀上了后街的房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我右侧上方不远的黄土崖下，是陈云居住办公的地方。在他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场院，小院的右侧还有一间茅厕。
第二轮轰炸开始，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一颗炸弹落在陈云窑洞右侧的厕所旁，奇怪，没有爆炸。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丈余高的黄尘。好怪！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层层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我看情况危急，从大槐树下跑出，大声呼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跑来抢救。大家扑到黄土堆前，拼命地用双手扒土，顾不上空的敌机。慢慢的，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了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大家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你听见了吗？”听到窑洞里传来回答声，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拽出窑洞。陈云脸上、身上沾满了黄土，简直变成了“土人”，他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接着向我们挥一挥手：“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说完，独自离去。后来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们几个人重新凑近窑洞，门窗已被黄土挤垮，黄土侵漫上火炕。众人议论：“这颗炸弹要是炸了，陈云同志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本轰炸机首次空袭延安，专门密集轰炸凤凰山麓，中共首脑居住地，落弹点仅分布在百八十米的范围内，延安城南门东门北门没有被轰炸。事后，大家议论，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不然，炸弹就像长了眼睛，专门落到这块地方。这天毛主席与江青结婚，可能党的首脑齐聚祝贺，招致鬼子的密集轰炸。
陈云的命够大，如果哪两颗航空炸弹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来，就来不及扒开了，只有活活捂死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19
日军空袭延安之后
日军轰炸机飞去，我走下凤凰山，奔向城隍庙，心想不知党训班被炸没有。路过边区银行和新华书店时，一些人开始检拾死人，东边一条胳膊，西边一条大腿，真是血淋淋的场面。路边还有一群人围着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议论纷纷，原来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孔。如果这枚炸弹爆炸了，会伤亡更多的人。
空袭后的第二天，中组部招待所清点住宿的客人，发现少了一个人。有人看见陈云院旁的那间茅厕的蹲坑里有一顶军帽，用铁钩子去钩，粪水里露出一个人的黑脑壳。从粪坑中捞起尸体，冲洗干净，辨认出正是招待所失踪的客人。死者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刚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清晨入厕时，被炸弹震落茅坑。当时，为了防止粪蛆爬出来，按照知识分子的主意，茅坑挖得又深又陡，而且呈倒置梯形。那位团长跌落下去，根本爬不上来，泡在茅坑里，活活被粪水淹死。以后，有了这个死人的教训，延安的茅厕全部改为浅浅的粪坑。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也使一件不明之案真相大白。
1937年，军委机要通讯员去给毛主席送一份绝密文件，他一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前，一摸，口袋里的文件丢了，返回原路去找，文件不见踪影。这一下闯了大祸。中央社会部的特工几乎把延安城凤凰山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把密件找到。真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小通讯员有口难辩，被关进监狱。
大轰炸之后，凤凰山操场旁有孔窑洞的烟囱被震歪了，烟囱口斜斜地靠上山坡，天若下雨，烟囱成了泄水道，雨水会流进窑洞里。修理烟囱时，从烟道里发现那份丢失的密件。延安窑洞依山势地形而挖，底层窑洞的烟囱往上掏挖，烟囱口就探露在山路旁。送信的小通讯员不知怎么折腾的，密件正巧掉进路边的烟囱口，日军轰炸又恰巧震坏这根烟囱。丢失密件的原因搞清楚了，通信员被释放出来。
空袭解除后，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延安城区的居民撤离，“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当天下午，延安百姓都跑光了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估计日本人第二天还会来轰炸，刘锡五关照我跟中组部的同志一起防避空袭，不要跟他去桥儿沟安置党训班的学员。
第二天天没亮，中组部人员就行动起来，每人发了一只煮鸡蛋，三只白面馒头，一块咸菜疙瘩。一行十几人跟随李富春、蔡畅去大砭沟。太阳刚刚露头，鬼子的飞机第二次对延安轰炸，山头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蔡畅[1]大姐爱说爱笑，引人注目。我悄悄问李富春：“李部长，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李富春一听乐了，扭过头喊：“大姐呀，小李问你是谁那！”
蔡畅挤进我和李富春之间：“你这个‘小鬼’，搞秘密调查啦！我是蔡畅呀！叫我大姐好啦！”
我有些吃惊：“原来你就是蔡畅大姐呀，经常听大家念叨呢！”
数日后，一群红军的工兵来排除未爆炸的炸弹，我站在陈云窑洞前看热闹。炸弹钻进黄土，留下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黄土被挤出许多裂缝。工兵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出来。折引信时，他们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我就趴在陈云那孔毁坏的窑洞里看热闹。工兵拆下来的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炸弹的尾翅上栓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炸弹长约三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卖给日本人的。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作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钁和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0
桥儿沟的河滩上
日本人轰炸延安后，党训班搬到距离延安大约九华里桥儿沟继续办学。
1939年初，刘锡五离开延安，去晋东南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王德、张苏来到桥儿沟接手党训班的领导工作。
桥儿沟，几排窑洞，山脚的土坯房屋和山腰的窑洞连成一片，是一座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座高大威严的天主教堂堵在沟口。
党训班的首期学员结业，又来了一批新学员。开学典礼的聚餐比起城隍庙的那次差远了，大灶只做了三个菜。每个学习班组只有一盆盛菜，一只水桶打饭。学员就把水桶里的大米饭倒在各自的毛巾上，腾空水桶去打那两份菜。
夏日，党训班学员成群结队穿过飞机场的跑道，去延河边洗衣洗澡，我警告他们：“你们最好不要在延河里洗澡，河里有吸水的大洞，会把洗澡的人吸到洞里，人就淹死啦。”学员们不信，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给他们讲，1937年夏天，因为洗澡淹死人的那次事故……
1937年夏，延安城里的警卫勤务马夫伙夫互相之间混得很熟，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去延河洗澡。清凉山下的延河水势平静，距离东门最近。我不会游泳，心里还记得父亲在四川的叮嘱，死活不肯下水。大家赤条条地跳进延河里嬉水。到了该回城里照顾首长的时候，大家穿好衣服要走，发现沙滩上还丢着一堆衣裳，再看看延河，静悄悄的无人踪影，大家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位老马夫说：“首长他们遇事常常找群众，我们去几个人，进城找老百姓问一问，求求他们帮忙。”
来了几个三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他们纷纷埋怨：“你们红军没有来时，国民党的兵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口子，你们还敢来这里洗澡！”
“那个国民党连长带队来洗澡，集合了，沙滩上还有一大片衣裳没人穿，找我们老百姓下河去捞人，这个清凉山下有一个大洞，往里吸水，也把人吸进去了。”
“这些国民党也是罪有报应，你们看嘉岭山那棵大树，先前那里是道姑庵，国民党兵上山糟蹋道姑，杀人放火，整座大庙都毁了。”
延安老乡边说边蹚下延河，潜入水中，捞出一具尸体，正是傅连暲的警卫员。他喊我一起来玩水，自己却不能回家！万水千山从四川走到陕北，大江大河没有翻船，却让浅浅的延河淹死了。太冤了！
学员们听了我讲的事故，有些害怕了，都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游泳洗澡了。
党训班新来一工作人员，四十多岁，南方人，善谈。他无具体工作，常和张苏、劳董几个人闲聊。他自己讲，曾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后来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未遭杀身之祸。他常讲一些冯玉祥的故事……
冯玉祥发迹后，还不会写字，每次开支军饷，须经他亲笔签字领款，他只会写“冯玉祥”三个字，又怕有人模仿笔迹，冒领军饷。冯玉祥在毛笔的笔芯里装上铁针，暗设机关。后来在对帐的时候，冯玉祥说，这笔十万元的款子，我记得没有哇！银行经理说，有您的签字领款条。冯玉祥双手举起纸条，迎着灯光一照，大怒：“这个签字是假的！”原来，冯玉祥用毛笔签字，顿笔时用力下按笔杆，铁针将纸扎出一个个小孔，小孔透光，可辨别真假签字。仿冒冯玉祥笔迹的军官必然死路一条。
冯玉祥去南京见蒋介石，大白天在总统府打着灯笼行走，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蒋介石请冯玉祥吃饭，冯玉祥只剥馒头皮吃，蒋问为什么。冯说馒头瓤子留给你的弟子吃。蒋问明白了黄埔毕业出来的将校军官不吃馒头皮，为此专门下令，今后吃馒头必须连皮一起吃，否则枪毙。
众人又议论一阵冯玉祥交错了朋友，与蒋介石这个流氓拜把兄弟，能有好果子吃？人不怕吃亏上当，就怕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讲冯玉祥故事的这位同志，患一种“脱皮”怪病，浑身上下爆皮屑，脱下衣服一抖，皮肤的碎末纷纷落下，地面上好像铺了一层米糠。有医生说，这个症状就是小时候缺乏营养，吃油吃的太少！
党训班迁移龙儿寺，有一位新学员也患“脱皮症”。大灶每月专门给他熬炼三斤猪油，油脂油渣灌入一只瓷钵。吃饭时，这位学员独自去舀一勺猪油，兑入小米饭。听王德讲，毛主席专门讲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现在缺油，像他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照顾好。
当时延安的一些干部为毛主席与江青婚事着实地吵嚷了一番，我们几个“红小鬼”都有不同看法。
“贺大姐走了，没人跟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见了江青，好高兴好高兴，精神也好多了。”
“毛主席愿意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别人吵吵啥呢！”
我们的悄悄议论是没有人去听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0
毛主席来讲党课
1940年春，毛主席从延安骑马来党训班讲课。这天，提前开过午饭，一百多名学员和教员整队出发。党训班主任王德、张苏率队走在最前面。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出了沟口，在去西安的公路旁边的沟门村，队伍等候在村前的空地上。打前站的同志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张破旧的条桌，当作讲台。学员们席地而坐，等候毛主席。
过了半晌，四名警卫和毛主席纵马来了。王德、张苏急忙上前护助毛主席下马。王德站到木桌前，讲了几句开场话，喊上一名学员坐到桌旁做记录。
毛主席首先设问：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抗日？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听众，随即答道：再不抗日中国就要亡国，人民大众要做亡国奴，将要陷入更深的苦海之中。
我看王德离开会场，向村里走去，急忙跟在他身后，王德拦住我说：“在这里不会出事的，你也听一听，机会难得啊！”
毛主席继续讲：目前，我们延安经济困难重重，没有机器，没有工厂，也没有坦克飞机和大炮。一些同志到了延安，只看见铺天盖地的黄土，觉得枯燥无味，觉得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搞过飞机，搞过轮船，搞过汽车，这些东西，今天在延安都搞不成！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有的，那一天就是抗战胜利之日，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他说：为了抗日，你们从敌后来到延安，你们是好样的！你们若学懂马列，坚持到抗战胜利，那你们更是好样的！学员们互相交换着兴奋坚毅的眼神。毛主席又说：我们的革命走了许多弯弯路，党内出现多次错误路线，主要原因是真正懂马列的同志太少了！如果我们党内有两百到三百名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精髓的同志，中国革命成功就要快得多了。希望你们由孔夫子的信徒、基督的信徒转变为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谈今论古，博引旁证，话题放得开，又能收得拢，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有人竞呆呆地忘了做笔记。他继续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到重重压迫就够呛了，你们写人民的“人”字，还要在上面加上三撇！人民的压力不就更沉重了？你们三笔写一个“工”字，怎么不行啊？非得把“工”字写得弯一弯！工人的腰杆子根本就直不起来，你们还要他们再弯一弯！你们知识分子想一想啊，对人民要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反正我是想了。你们从现在起写字写文章，都要改过来。这样人民就欢迎你们了。你们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人民支持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
毛主席最后勉励学员：党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寄予很大希望，你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恩格思曾经说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的人，你们的关键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水平。希望你们多学马列，学懂马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年春末，王德对我说：“中组部调你回去，有新工作。你找劳董转组织关系。”
我独自一人离开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西山的中组部。不久，党训班停办，王德也回到中组部。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0
与中组部管理员明子善打架
我从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和姜大民住在一孔窑洞。姜大民是王盛荣的勤务员，兼顾刘子载和张秀岩。
那天上午，王德找我：“小李，你给我弄些煤好不好？”
中组部取暖的煤炭堆放在山脚下管理员的窑洞前。我弯腰抱起一块磨盘大小的煤炭正要走，管理员明子善拦住我：“你们几个三天两头来拿煤，这几家烧的煤太多了，（我）哪里有钱买得起呀！”
见他拦住去路，我急了：“你不让我搬煤，首长炉火熄灭了，人冻病了，你负责呀？！”
明子善说：“国家哪有这么多的钱啊，有钱都让你们烧光了！”仍不肯让路。
我也恼火了，把手中的煤炭一丢，伸手抓住他的衣领：“你个龟儿子，让老子揍你呀！”旁边的勤务员、警卫员一起给我鼓劲：“揍他！早该揍他一顿了！”
明子善挣脱我的手臂，躲到一旁：“你敢打人，领导要处分你！”
我顺手抄起一条扁担，奔上前去，揍了明子善几扁担，大家扯开我俩，都散去。我抱了一块煤炭，得胜而归。
很快，王德就知道了，他批评我：“平常看你老老实实的，在外面还很厉害啊！有道理讲道理，打人就不对了嘛！”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知道打架的事，派人喊我去他的窑洞。他很和气：“你打人了，好厉害呀！”
“你看人家明子善，比你有水平。遇见欺负受气的事，忍了，让了。他想着，都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打日本，到延安来工作。你不应该打自己的同志，伤了自己人的心！”
“打人这事，我要批判你！今后可不许再干了！将来我们国家就有法律了，随便打人骂人，法律就要管了。就像边区法院判黄克功死刑那样，你知道不知道？”
最后，武竞天说：“人家是主管这一摊子事的，不让你搬煤，你等一等啊，你还可以找一找领导，找我，找李富春部长呀，也不能打人呀！他是我们党的有功之人啊，现在还有两个老婆的问题没有解决，十分苦恼呢。”
我很好奇：“别人只有一个老婆，他怎么会有两个老婆呢？”
武竞天就像给小弟弟讲故事：“明子善呀，他从河北往延安送机密文件，敌人扣住他，不放他走。他只好领着敌人到我们的一个关系户作证明。这家的老大娘说，我闺女是他的媳妇，他是我女婿。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明子善，可是特务们还不甘心，也在这家里住了下来。明子善为了蒙骗敌人，只能天天跟大娘的女儿一起睡。敌人监视了很久，看见一家人亲亲热热，只有撤走了。”
明子善的这个老婆年轻漂亮，她平日里住“边司”保育院，作保育员工作，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回家。给明子善洗衣服、缝补丁。
我们这些勤杂人员有时围住明子善，让他坦白怎么“骗”人家大姑娘的。
明子善读过书，能写会算，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你们不能说我‘骗’人家。你们不懂，这事说明了百姓心向共产党！老百姓让自己的闺女儿子出来闹革命，被敌人杀了一茬又一茬呀！老大娘明白她的闺女不做我的媳妇，敌人会把我抓去，杀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们不是常听毛主席讲话‘伟大的人民’吗？人民的伟大，就表现在这里。”
明子善又讲他来延安的经过：“我见特务们走啦，也就准备走，她死活要跟我一起走。我只好带她到了下一个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见我带一个女人，不好办了，就说干脆你俩直接去延安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2
第五章 延安北门外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
1940年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安排我去胜利食堂拜师学艺。
中组部的胜利食堂紧靠延河，向南进延安北门，向东过了延河就到杨家岭。厨师培训班开课那天，武竞天来胜利食堂讲话：“本来这里是个饭馆，为什么叫‘胜利食堂’呢？因为大家做饭做菜的工作，也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支援我们的抗战，延安来了许多国际友人，全国各地来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我们要为他们搞好服务，让他们吃饱吃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他们这些人见过大世面，要吃些高级菜，你们要会做，认真向沙师傅、刘师傅学习，既能做西餐，又能做中餐。”
武竞天又对三位师傅说：“你们几位辛苦了！这十几个青年同志交给你们做徒弟，把你们的真本事交给他们，我替中央首长先感谢你们了。”
沙师傅约50岁左右，身材矮胖，曾经周游列国，他负责教授西餐的制作方法。刘占国师傅40岁左右，河南人，负责传授中餐的方法。白案师傅刘志贤精于各种烧饼点心。王鑫是胜利食堂的管理员。
从洗菜学起，练刀功，泡发海参、鱿鱼干和蹄筋；还学西餐的沙拉和牛排。中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哪儿都有影响，沙师傅叮嘱我们，用刀切葱花，不可以直刀断切，要斜刀切，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多讲。
沙师傅其实对中餐也很有研究，常常讲一些中餐的理论：中国菜的品种和风味是世界第一！中国菜讲究色泽、口味、火候和艺术！
在胜利食堂学徒的几个年轻人自我感觉学到了不少本事，相互之间看不起了，沙师傅借用一个传说，教育我们几个徒弟……
从前，有三个师兄弟，学徒三年，互不服气，你争我吵闹作一团，给他们烧了三年火的老灶工，在旁说了话：“你们谁也不要吵吵，我说一个鸡蛋卧果汤，你们弟兄三个人谁能做出来，谁的本事就最大……这个鸡蛋汤哇，生鸡蛋磕开，甩到热水里，鸡蛋不能起飞絮，要像煮熟了的鸡蛋那样，外皮光溜溜的。”师兄师弟三人说，那有啥难的。轮番上灶，使出吃奶的力气，鸡蛋甩进开水里，就凝出来一片片飞絮。三个徒弟都败下阵来。只好说，我们谁也别争了，学了三年厨子，还不如一个烧灶的火工，老老实实再学三年吧……
沙师傅精通中餐西餐，能讲俄语法语和英语，是个人物。
胜利食堂制作西餐，没有面包渣，把馒头晒干碾碎，代替面包渣。西餐的“沙糕”，以鸡肝鸡心鸡胗鸡脯肉为馅，调入大葱大蒜香油味精，抟成圆丸形状，粘裹馒头渣入油锅，沙糕外色金黄，又软又香。据沙师傅讲，在美国半个美元买一只沙糕。还有一种泡糕，洋芋蒸熟轧成泥糊状，兑入白糖，包入白面皮中，下油锅慢火缓炸，类似中国的炸元宵。
胜利食堂的“焖鸡”最有特色，先用盐、酱油、糖、花椒大料把生鸡腌好，再上大屉蒸熟，从蒸屉中取出整鸡，外皮抹香油，风晾一个时辰。萧三、萧军、吴玉章等人最喜欢吃“焖鸡”了。
一只鸡蛋，沙师傅能做出两道特色菜。不要弄碎蛋壳，只取出鸡蛋黄，再把肉馅丸子塞进去，蒸熟鸡蛋后，剥去蛋壳，再用荤汤煮一煮，就是“荤蛋”。剩下的蛋黄兑上糖和油，拼命打熟，名曰“三不沾”，不沾筷子，不沾盘子，不沾牙齿。沙师傅传授的“三不沾”成了延安的名菜。
沙师傅的技术让我们佩服，就问他：“师傅，您这手艺在哪里学的？”
沙师傅说：“要说这个，可就没边没沿了。”
“没边没沿，这话怎么讲？”
他就滔滔不绝给我们讲述起来……
“我啊，先讲一讲去苏联吧，那是听到他们宣传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像苏联一样，不缺吃不缺穿，人人都过上好日子。我想去看个真假究竟，就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果然不缺吃，不缺穿，但在社会平等方面，打人骂人也是天天可见。我在苏联呆了一年来的吧，学习一些俄式大餐的制作方法，又去了法国。法国跟苏联社会外观没有多大区别，也是不讲平等，打人骂人，强奸妇女，这样的坏事也是天天发生。一年以后，我又乘船去了英国，英国社会更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钱有势的吃喝嫖赌，在饭馆里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讨饭的乞丐成群，饿死的人天天可见。在英国，我住了两年，学习西餐技术。
“后来，我找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问我：“你还想去哪个国家？”我说：“人家讲美国好嘛，我到美国去看看。”大使馆给我发了一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2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插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2
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3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4 15:23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7
充当陈云、李富春小灶厨师
1941年春天，武竞天对我说：“小李，陈云部长一直想着你的学习，你先休息几天，组织安排你去‘抗大’上学去。”
我心想：学习学习也好，黄祖炎、张秀岩大姐都说要学习文化，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应验了，那就学吧！
几天后，武竞天找我：“你去学习的计划变了，陈部长和李部长的小灶厨师李子钦病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手，你先去小灶好不好？”
中组部只有陈云李富春这两家吃小灶，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陶铸几个人吃中灶，其余十几个人吃大灶。小灶天天有肉，顿顿细粮，但有伙食标准限制，中餐晚餐只有一荤一素。
我的小灶厨房上面是陈云和贾震的窑洞，我的左侧稍远是李富春、蔡畅的窑洞，再远一点点的一溜窑洞住王鹤寿、武竞天、乐少华，我的右侧下房是中组部的马棚，喂了两头菜牛，一些鸡，准备改善生活之用。山坡下面，靠近大路，有一面围墙止于传达室的小屋，传达室的对面是烧开水的大灶和一排土坯垒的小平房、理发室、招待室、勤杂人员住所和食堂大灶。
小灶的笼屉漏气，我修补好，然后用瓷皿蒸米饭，又烧了一盆红烧肉。饭后，李富春推门进来：“今天的饭是谁做的啊？到了陕北第一回啊！”他看见我还认识：“哎！小李，是你呀！长本领了，当‘火头军’啦”
陈云也来了：“李子钦给我们煮白肉，你来做红烧肉，一白一红，有些味道。”
李富春说：“米饭怎么好吃了？又软又香，不夹生了。”
陈云可能懂得厨房技巧：“你这个红烧肉，烧到八成熟，放到瓷钵里，架上笼屉，用猛火来蒸，那味道更好哇！”
李富春问：“小李，学厨学了多长时间？”
“一年来的吧！”
陈云说：“不简单，不简单！三年可以念出个初中生，三年学不成一个好厨师。看你的红烧肉，有点儿师傅的真传。”
延安没有山珍海味，只有靠猪肉羊肉作文章。我经常变换些花样，几乎把胜利食堂学到的花样都表演出来。管理员采购来的鲜肉肉质好用，我做葱爆肉，糖醋肉；肉筋多时，做狮子头、清蒸咸肉。
他们第一次吃狮子头时，李富春和蔡畅大姐来小灶，蔡畅大姐笑着说：“你做的那个肉丸子，我吃了一口，都叫这个老家伙给我抢吃了！”
李富春叫道：“哎哎，这个老婆子，她不吃肉，让我吃。走到小李这里，还要告状，说让我抢了！冤不冤呀？”
我说：“那还不好办，以后多做。”
李富春说：“多做？伙食标准还不超过了！”
按标准，我一顿只能做四只狮子头，一家两只。说起也可怜，管理员没钱给小灶买味精，我让他买一只鸡，烹两份清炖鸡，可以留下些鸡汤，作为调味品。窑洞冬暖夏凉，虽无冰箱，鸡汤放置三五日，不会变质。
我把干辣椒剥开，先把辣椒籽炒熟。然后用鸡油炸了一小碗辣椒油，倒进炒熟的辣椒籽，再放入一点白糖。
李富春问我：“小李，那是什么油？红了吧唧的，又辣又香！”
“还有啥油，辣椒油呗！”
李富春：“我长这么大，连外国也都去了，没吃过你这样的‘绝招辣椒油’——对啦，就叫‘绝招辣椒油’吧。”
李富春又说：“像这个‘绝招红辣椒油’老要有一点啊，不要让它断啦！”李富春是湖南人，自然喜欢吃辣味。
第一次给中组部两位部长制作“荤蛋”这道菜，晚饭后，李富春在玩麻将时悄悄问我说：“你弄得那个没有蛋黄的怪蛋，叫个什么名呀？”
我刚要说“荤蛋”，转念一想，不要听成了“混蛋”了，灵机一动改嘴说：“无心蛋”。
李富春压低了嗓音：“不对，那还是有心蛋，只是变了心，变得味道更好，更香……吃起来没个够！”
项子成说：“你做的那个鸡蛋一定很有味道。”
我问怎么一回事，项子成说：“刚才吃饭时，李部长说，大姐呀，这个鸡蛋不好吃，你不要吃了吧，干脆我替你吃吧。蔡大姐说，不好吃你也就不要吃了。李部长说，越吃越不好吃，丢了怪可惜的，留到下顿再吃吧。”
李富春说：“我要说这个无心蛋好吃，你吃两个，我吃两个，吃的不过瘾；不说好吃，你就不吃了。”
蔡畅跳起来：“好哇，这个老家伙骗我，他说这个鸡蛋不好吃，要替我吃，我上他的当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天，陈云拿来一只铁皮茶叶罐：“小李，你看看这里面是个啥东西，你认识不认识？”我撬开铁罐，里面是满满的干贝。我说：“这是干贝嘛，陈部长，你从哪里弄到的？”
“是周恩来副主席送给我的……你会不会弄这个？”
“还可以吧。”
我把干贝擀碎，再用水浸泡，干贝松软以后，再加到肉馅中，给陈、李两位部长蒸了两屉水馅包子。
在我的印象中，陈云与李富春的性格截然相反，待人严肃，很少看见他嘻嘻哈哈聊天。每天，他和于若木在北门外的延河滩散散步，俩人回到窑洞就很少出来。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7
在哲学学习班，毛主席谈论精神与物质
在延安北门外，中央组织部最大的一间平房是个接待室，很像今天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室，左右两端各有一扇门，容纳四十多人。长长的木板凳，约有十几排，凳子腿是一根根埋入地下的木桩子。平日里，我们在这里学文化，每逢星期六，陈云和李富春组织武竞天、王鹤寿、王盛荣、陶铸一些人也在这里学哲学。
1937年10月，艾思奇来到陕北，延安的城墙上贴了欢迎标语，毛主席在欢迎集会上讲话：现在，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我们热烈欢迎！过去，我们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回可好了！
艾思奇来讲哲学，外单位的一些首长也来听课，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徐特立、凯丰、赵毅敏等中宣部的人也常来。朱德、周恩来只要在延安，必来听课，参加讨论，他俩每次都留下吃“工作餐”。 个别一两次，我看见马海德、萧三、萧军也来听课。
中午时分，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吃饭，常有十多位首长因为路途远，留中组部吃午饭。这时，陈云的秘书贾震就来告诉我吃中饭的人数，他手里捏着一张名单：今天一共有多少多少个人，要在你这里吃饭，你拿着这个名单去找管理员，派人来帮忙，你需要什么东西，让管理员快去买。吃饭的人一般都是一份米饭一份素菜一份荤菜。红烧肉，清炖牛羊肉……炒豆角、油煎辣椒……翻来覆去这么几样菜。每次还多做两三份“工作餐”，预防临时有人留下吃饭。
艾思奇常常留下，由陈云、李富春陪他一起吃饭。
有一次中饭后，艾思奇开场白：“我用朱总司令的口头话语，问问你们这些‘背时锤子’，小李做的饭菜好吃吧？听课有了劲头吧？可口饭菜吃进肚子里，物质变精神了。”
一次中午，有二十多人留下吃午饭，我一看储存的大米不够，做手擀面吧，没有盛面条的大盆，陈云李富春两家自用的瓷盆太小，只好作油酥烧饼。我找周福寿、项子成帮忙，从山下的胜利食堂借来木炭和铁铛子。延安的烧饼铁铛好像古代的鼎，只是上面有一面沉重的铁盖，“鼎”壁有三角形的通气孔，底部燃木炭，中间才是平平的铛板，用来烙烤烧饼。和好面粉，多浇些素油，一共烙出五十多个大烧饼，全被客人们吃得一干二净。
李富春问我：“小李，这饼子你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在胜利食堂。”
“我长这么大，除了吃面包，还没有吃过这样的饼子，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多给我们做这样的饼。”
陈云在一旁说：“以后少吃米饭，多给我们吃面。”
转天，有一人来找我：“我们首长在你这吃了烙饼，回去说没吃够，让我来问问你，那个烙饼是怎么做的。”
朱理治找到厨房：“小李啊，以后我来学习，先到你这里来报道，你要给我做烧饼吃啊！”
我说：“那还不简单！”
朱理治追问：“还有复杂的烧饼？”
我说：“用牛肉猪肉混合了，作肉馅烧饼……咱们的陈云部长太穷，没钱请客让你们吃肉馅烧饼。”
朱理治咂咂嘴：“等革命成功了吧！”
以后，陈云李富春要吃油酥烧饼，我就图省事了，提前去山下的胜利食堂定做。
有时毛主席也来听艾思奇讲哲学，讨论时，毛主席很活跃，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地讲述一番，常常引人发笑。我摆弄完锅碗瓢勺，就站在一旁听他们闲扯。
有人问艾思奇：“现在有些外国领袖说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我们现在让日本人侵略着，既没有工业，也没有先进武器，这么个样子是不是东方巨人，应该怎样理解这里面的哲理？”
艾思奇解释：“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敬佩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说这是世界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雪山草地，没有被百万敌人消灭，这样的精神体现了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艾思奇又说：“印度民众领袖尼赫鲁到中国访问，感受到中国人爱国抗战的伟大精神，他就预言，东方巨人站起来了。”
大家由此议论了一阵精神和物质。
毛主席说：人称“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法国，坦克不能说少，军队装备防御工事强于国民党军队几倍几十倍。为什么在德国的进攻下，仅仅四十多天，法国就宣布投降了呢？法国人和欧洲人丧失了斗争精神，贪图物质享受，讨厌战争。你讨厌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会上门来找你！
陈云很少发言，总是低头写笔记。他比较关心“物质”，曾提了一个问题：“我们窑洞里能不能养鸡呀？延安每个单位弄三个四个窑洞养鸡，吃鸡吃蛋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大家都笑：“陈部长啊，窑洞养鸡可稀奇喽，那还不把鸡崽都捂死啦？”
陈云很认真：“人家国外养鸡放在笼子里。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养鱼场……乱七八糟的养殖场很多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比我们中国要强多了。”
大家似乎对办养殖场不感兴趣，话题很快就转向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争论起黑氏和费氏谁更加唯物……五花八门的哲学名词在教室里满天飞。
来学哲学的人常常见缝插针，吃过中饭，他们走下西山，去中组部大门旁的理发室理发。理发员袁仁德，也是四川老乡，延安的大大小小的脑壳，他都摆弄过。“文革”后，我才知到袁仁德也在天津工作，曾任一个工业局的党委书记。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20年，既不相知也不相逢，也是个遗憾。等我获知消息，去登门拜访，他已去世多年，人死了就无话可讲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8
中国妇女的领袖蔡畅
在延安的中组部，大家都称蔡畅是“大姐”。平时，蔡大姐经常来到警勤人员的窑洞里，冬天，用手摸摸被子，问问冷不冷；夏天问问有没有蚊子；过年节时，问问吃好了没有。王鹤寿在一旁说：“蔡大姐真是比你们的亲姐姐还要亲啊”。
中组部的勤杂人员凑在一起，经常又打又闹，满地滚成泥猴。蔡畅大姐就走来劝阻：“你们这些小娃娃呀，不要打闹啦，衣服和鞋裤都搞坏了，多穿两年不好嘛？现在我们多困难那，弄点棉花和布匹困难那！都是国家的财政支出，你们要爱惜呀！”当时，我们对蔡大姐的话不甚理解，没过几天就丢在脑后了。几个人跑到一块仍是撞膀子摔跤。大姐见了，也不着急，把我们召在一起，又耐心给我们再讲一遍。
蔡大姐经常结合黄克功事件，给我们这一帮年轻人讲婚姻恋爱观。她说：“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凡是没有结婚的，有了女朋友的话，你就要找到她的几个优点，最低限度要有三个优点。一是觉悟高，有共同奋斗的理想；二是对女方的道德品质有相当了解，待人热情和气；三是具备能够独立工作，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依赖别人而生活。这三条同样是女方对男方的要求。结婚没有两相情愿，勉强凑合到一起早晚是个问题。等到外界情况变化了，两人就要今天打，明天骂，后天闹离婚，如果两人都是党员，要给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是，片面强调婚姻自由，离婚自由，视婚姻如儿戏，就丢掉了自己的人格。人活一辈子，没有了人格，那还有啥意思呀！”
“强迫婚姻，买卖婚姻，讲求‘门当户对’的婚姻都是旧社会的腐败现像。女方家里有势力，看中一个男人，可以强迫他；有钱有势的男人更不要说了，搞一个小老婆，嫌不够，还要搞一个小老婆，糟蹋妇女已是毫无人性了！将来你们进城当了‘官老爷’可不能搞这一套封建主义的东西。一个男人要这么多女人干吗？！”
蔡大姐在讲到婚姻年龄问题时说：“结婚最好不要太早了，你还是一个孩子呢，就有了孩子，不能教育和照顾好后代。在我们今天，社会稍稍进步了一点，不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后方，还是我们的边区，婚姻起码有了一个年龄的范围，最小也不能小于17岁、18岁。结婚时，男大一些或女大一些，都不成问题，但不要太悬殊了，特别是年纪大的男人，要有一个自量，要讲道德，不能是一个在棺材里，一个在棺材外。若是一个在棺材里面生活，一个在棺材外面生活，那多悲惨呀！”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陕北公学的一队学生上山开荒，有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开玩笑：“你再不快一点，我就挖到你的脚后跟儿啦！”两人说着闹着，一锄头挥下来，真得将前面这名男生后脚跟的大筋挖断了。这名女生为了照顾这名男生，自愿嫁给了他。蔡大姐知道后，多次赞扬这名女生。蔡大姐对我们说：“这个女同志有丰富的阶级感情，有正确的道德观。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更要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要有牺牲精神。这个男同志腿一瘸一拐的，别的女人再看不上，弄不好还不成个孤老头子！”
有一次，蔡大姐给我们讲了许多话后，沉思了一会儿，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缓缓地说：“你们这群孩子呀，失去了父母，好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呀，不懂啊。将来你们结婚时，同房后，一定不能用凉水洗手洗脚，不然到老了就落下病根儿，这事你们可要记住啊！”
蔡大姐很喜欢我，她的侄女蔡妮来了，她就说：“你们俩个小家伙交个朋友吧。”我就像木头戳在地上，也不知道怎样跟女孩子交朋友。
蔡畅大姐的话，我是记了一辈子。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8
平易近人的李富春
李富春喜欢打麻将和扑克，我的麻将和扑克技术，就是他亲手教的。
刚刚到陈云、李富春小灶不久。吃过晚饭，我往延河滩走，李富春站在半山腰的窑洞前喊：“小李，到哪里去？”
我回头大声回答：“到延河边看石头去。”
李部长招手，我跑回他身边。李富春问：“你去河边看什么石头？”
我说：“没事干，跟石头玩呗。”
李富春哈哈大笑，拉住我的手：“来，来，来。”把我拽进他的窑洞“我来教你打麻将。”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麻将的入门知识，我听的昏头昏脑，抬起头来问他：“部长，为什么要打麻将牌呢？”
李富春一脸诧异：“孩子啊，这是一种娱乐呀！”
我又问：“什么叫娱乐呢？”
李富春摇了摇头，盯着我：“这个你也不懂？”
我也摇头：“不懂。”
李富春望着窗外，想了一会：“你方才想去延河看石头，就是想娱乐娱乐嘛。我教你打牌吧，那可比看石头有意思，石头嘛，它不能变化，麻将牌组合变换，奇妙无穷啊。”
李富春兴致勃勃地吩咐我：“你去把乐少华和周福寿喊来，陈部长（陈云）他们白天学哲学，晚上我们学麻将。”
李富春对我们几个人讲：“将来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全部解放。到那时，不知你我各到哪里去工作了，但是肯定在南京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工作。你们都是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人家不像现在叫你‘小李’和‘小鬼’了，人家称你‘李先生’，‘李局长’啦！平日休息了，大家说，李局长，三缺一，来打麻将。你不会，这怎么讲。那就不像今天我们的延安，你不会就不会，没有啥。那些城市人可就看不起你，说你是‘土包子’一个，你也就丢了一些领导的威信，也失去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的一个场合。”
听李富春这么一番话，学打麻将事关重大，心也平静了。乐少华捏起一张“红中”问：“李部长，这块红字‘中’，是不是‘红色中华’的意义？”
李富春忙说：“哪里哪里，麻将可没有政治色彩！只有民间风俗……‘红发白’可成一副牌，称‘小喜’，三张一色的‘红’‘发’‘白’称‘大喜’。大喜和牌加三番。老百姓见面常常祝贺，‘大喜大喜’。金银财宝，如意发财这种社会风尚，体现在麻将里了。”
李富春着重讲了“东西南北”风牌的几种作用。他讲顺风牌，我记得很清楚：摸到三张风牌，既可桌面上亮明，此后再摸到风牌，就可一从“牌尾”再摸一张牌，就像“杠牌”一样，称之顺风。
乐少华问：“李部长，这顺风有什么讲究吗？”
李富春解释：“有哇。老百姓出门送客，常常说‘一路顺风’嘛。为什么要顺风呢？因为你抓的风牌多了，都成了一堆废牌，不太公平了，废牌多了，让他们起一点积极作用，给你一个‘顺风’，增加一点成功的机会，这也是辨证法嘛。”
中组部的扑克牌是手工绘制的，捏在手里软塌塌的。
一次我和李富春配对玩扑克牌，李富春摸了一手好牌，他说：“小李，该你叫牌了，我可有好牌！”
我说：“怎么叫也不能打满一百分呀！”
李富春用手指做个“心”型：“你有没有这个（牌）？”
我拍一拍胸脯：“黑心！”
李富春兴奋地喊：“你叫一百，你不叫我可叫啦！”
王鹤寿在一旁抗议：“哎，哎，你们哥俩儿这不是明打嘛！”
李富春说：“得啦！也允许你们明打，公平合理。”
结果，我和李富春合作打成一百分，创造了一个记录。
每逢周末，我们经常搓半宿麻将，李富春关照我：“明天我们吃两餐饭，给国家节约一点，也让你睡个懒觉。”
我睡了懒觉再去通知陈云：“陈部长，李部长说了，今天吃两餐饭。”
陈云说一句：“你们打牌，让我饿肚子，不太公平吧。”
后来，李富春见我们迷上了麻将，又说，古往今来，麻将比不了围棋的水平，但比围棋更大众化，更具娱乐性，因而，也被用来赌博。如果整天耍麻将牌，忘了国家大事，丢了自己的事业，不尽家庭的责任，麻将就成了祸害。你们将来有权有势了，可要记住我的话，麻将既耍人，又害人啊。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9
在文化学习班里扫盲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我在中组部的小灶干了八九个月。武竞天安排我去学习文化。
文化学习班设在原女大校址，男男女女近一百名学员，年龄最小的约十五六岁，年长者约五十多岁。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轮流授课。每日老师手持一张《新华日报》，朗读一段报纸上的文章，从中选出生字生词，写在黑板上，一撇一捺，一竖一横，讲解写字的笔顺，分析偏旁部首。同学之间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人抱怨听不懂，有人说太浅显了。没有学习用品，全凭脑子死记硬背。
星期天，我回杨家岭，李富春远远地打招呼：“小李来啦！找人打扑克？还是找人打麻将？”
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要粮票呢。”
“得啦，打完麻将，跟我们一起吃饭吧，也看看你那徒弟的本事。”
蔡畅大姐问我：“小李，学习文化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有一点困难。没有笔，没有纸。”
蔡大姐拉住我的手，走进窑洞，给我找了二十几支铅笔，三个硬皮笔记本。蔡畅翻了翻笔记本，把几页有字迹的纸撕掉。她又把李富春刮胡须的双刃刀片用糨糊和布条粘裹了一面刀刃，她说：“为什么要把这边的刀刃糊上呢？怕割破你的手！你削铅笔时，把铅笔架在桌角，不要悬空削，那样容易削破手指头。”
同学们见到我带来的铅笔和本子，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把铅笔截成两段，笔记本撕成纸页，没有笔和纸的同学瓜分了。
老师给我们讲解怎样写书信，特别强调不能用红铅笔、红墨水给朋友写信，红字的书信或签名表示绝交！半个月后，我们开始学习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幅中国地图，讲解中国各省概况，省会和简称，穿插一些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世界地理先从亚洲讲起，中国近邻各国的首都、人口、山川河流……
学习班授课的老师在介绍日本国的情况时曾经讲：“日本人宣传‘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这是他们为侵略中国寻找根据，我们遇见了日本人要做他们的工作，反对他们的这种无理的观念。”
“日本这个国家地域狭小、资源贫乏，所以日本人一直想占据亚洲大陆，使整个日本民族有一个发展的地方；只有占领亚洲大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日本民族利益的这么一种概念已深入人心。你们看日本人多么崇拜武士道精神……日本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9
第六章 杨家岭上的中共中央宣传部
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09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中宣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中宣部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中宣部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惊地直摇头：“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让你给吃穷了！你这一顿饭，我得吃半个月！”
荒地用镢头翻了一遍，黄土松软。我拖着一柄锄头，当作铧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条条垄沟。徐老、陶希晋、柯柏年、黄华等人，用手扒个土窝窝，种下土豆芽苗。我独自坐到陡坡边喘气，手掌撑向黄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来是一株甘草。我扒开甘草周围的黄土，露出一条粗粗的根茎，好家伙！真粗！像小娃儿的胳膊一样。甘草贴着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锄劈剥土崖的黄土，循着甘草一节一节地向下刨，黄土似流水哗哗地飞落。刨到土崖下面，该挖掘甘草根茎四周的黄土了，太费力气，干脆砍断它！我把三丈多长的甘草盘绕成一盘，斜套肩头，踏着崖壁上的脚窝，攀上崖顶。中宣部的几个文人七嘴八舌批评我：
“小李呀，以后可不能这样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这段黄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减少了一段！”
“这些黄土都要流到延河里，流到黄河里……”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丢，拧着脖子，不理睬他们。满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个鬼哟，瞎咋呼个啥子嘛！大家议论了一阵子，见我不吭声，又去种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甘草，你这根又粗又长，收下吧。给了我块八角的边币。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1
我被选为开荒模范
大生产运动中，党要求每个人种20棵西红柿。一天，徐老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用镢头挖坑，见我走来，就喊：“咳，小李，有空吗？”
我说：“立时就有空。”
“茅房弄大粪你敢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弄！弄大粪干啥？”
“给我弄一担来，种西红柿。”
我掏了两桶粪水挑了来。正巧凯丰有事喊我，就把粪桶放下走开了。等我回来，徐老已经把粪水倒在土坑里，种上了西红柿苗苗。过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红柿秧总是蔫蔫的，他常常皱着眉头，围着这些秧苗转悠。我劝他说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边上补种了西红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长得黑绿，徐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西红柿快开花时，我看见徐老用锄头挖他那宝贝似的西红柿秧子，就问他：“徐老，你干嘛？”
“我把它们挪一挪。”
我说：“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缓过来，花也开不了了。”
徐老说：“你知道吗？苏联有个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苹果树移到以前不长苹果的地方，让它们适应环境，结果长出苹果来啦！”
我说：“那可是果树呀。”
徐老说：“我们做个试验，挪十兜试一试。”我心想，等秋后看你的热闹吧。但还是帮他把十棵西红柿换了个地方。秋后，挪过窝的秧子没结出一个西红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经验也不是随便学得哟！”那些没挪的秧子结满了西红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儿上长着三种颜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紫色和鲜红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传部全体同志都到赵毅敏、董纯才窑洞前的院子里开个“小会”。陶希晋似乎是“主持”，他说：“我们这几年开荒成绩不小，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对国家，对抗战都有很大益处。中央奖励我们宣传部一条毛毯，我们要选出一个开荒模范，把毛毯奖励给他。”
边区毛纺厂生产的毯子，真材实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黄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传看，博得众人赞叹。
中宣部三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目标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卫员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难分高低，就表态了：“我们种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劳动果实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干，开荒种地，他一个人顶我们两个人，评他当模范我不反对。”
陶希晋提议举手表决。他踮起脚跟，一五一十的数票。结果，我比小秦的票数多。徐老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从徐老手中接过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亲还要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时常向我们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1985年我听徐乾同志讲，解放后，徐老每年都要给他的警卫员小秦寄几次钱，每次数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里小孩子多，徐老尽力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1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
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一百六十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可惜王盛荣到东北住进齐齐哈尔市小洋楼，楼下警卫员擦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地板打断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后，他定居武汉，也无冰可滑。
陈云不喜喧闹，幽默少言。中组部的同志在球场打排球。王鹤寿、刘子载、王盛荣几个中层干部都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跑来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听李富春讲，陈嘉庚是爱国华侨，到延安参观访问后，给我们八路军捐了几万双球鞋。鞋子都发给部队了，延安留下的几双就给了像王盛荣这样的“老革命”，连陈部长和我都轮不上穿。
排球开局，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中宣部的几位年轻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们去跳舞。
“小李，来，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锻炼身体，还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谈恋爱。
我说：“嗨！跳啥舞呀，捏个‘小猪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们听我解释说‘小猪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中宣部的娱乐稍稍高级，我们用黄泥捏出一个个疙瘩，晒干后涂上黑、白、红的颜色，制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象棋也用黄泥刻制，或用硬纸片剪成。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3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3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3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4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4
第七章 延安的钓鱼台--枣园
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与我们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
我跟他开玩笑：“老叶，把你那个字改一改吧！”
“改什么字？”
“把‘叶’字换成‘赵’字，叫赵子龙算了。”
叶子龙说：“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问：“那是啥个时代呢？”
叶子龙说：“封建时代呀！要是那个时代，给我改个名字也行，皇帝下诏书，谁敢不改呀！”
在枣园，大家除了聊天自乐，还可以在高台之上，望着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里跳舞。
几乎每日后半晌，阿洛夫骑马来枣园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叶子龙的小媳妇整天躲在窑洞里，从不出来跳舞。江青比在杨家岭时活泼多了，一些小事也出来张罗张罗。
枣园一见阿洛夫、西洛夫，原来是1940年在胜利食堂吃饭的那两位外国人嘛。两个“洛夫”来胜利食堂准是要三盘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猪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酿的白酒大约有五六十度，他俩启开瓶封，让我往瓶里倒进一些白糖。每次他俩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扫而光，从不再吃其他的东西。
阿洛夫在枣园也很神秘，几乎不见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见毛主席、接见陈云和张闻天。凯丰想见一见，他们都不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了，所以洛夫们不敢与凯丰接触。
凯丰一直心绪不高，整日闷在窑洞里看书，他想吃什么菜就派李满千把我唤去：“李管理员，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给我弄一回好吗？”
在枣园，我几次看见吴满有。吴满有在延安的名气很大，相当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陈永贵。吴满有拖儿带女从榆林逃荒到陕北，开荒种地，被树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的脑瓜儿灵活，常来枣园走动，有一回，我看见他来送农产品，什么南瓜小米红枣绿豆沉甸甸的一担，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后来，毛主席和江青和吴满有走出窑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边。
毛主席送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进了“劳动大学”，吴满有又成了“大学”的教授。只是以后吴满有没有再出头露面。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4
给毛主席包馄饨
我在枣园，天天和党的领导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后，毛主席、陈云、张闻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们说笑着走进张闻天住的院子。我们这些警卫员也跟在身后。
毛主席说：“今天打个什么赌哇？”
陈云说：“下棋，打牌，射击随你们。”
毛主席说：“我们打靶。看谁的枪法准。”周福寿从窑洞里拿出陈云的小口径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间有一搂粗的大槐树，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陈云说：“要说射击，你们还能比得了我？”他们三人，每人三粒子弹，以树上麻雀为靶子，陈云三枪打下两只麻雀，主席三枪射下一只，张闻天三枪只打落几片树叶。小口径步枪的枪声很轻，没有惊飞这群麻雀。
陈云说：“怎么样，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苏联，拿这杆小枪打的子弹，一个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说：“好嘛，我才打过几枪呀？这样说来，还是我的枪法准，你打了这么多枪，也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中宣部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插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 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4
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再过油烹炸土豆块，然后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爱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给她们蒸一次胡萝卜和土豆，土豆剥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于若木、王茜来小灶厨房学做菜，看见笼屉上蒸胡萝卜，听于若木讲如何如何有营养，回去，也让老周给她蒸胡萝卜。
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5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6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6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6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美军观察组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6
美军观察组的趣事
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相当今天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但是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两者却有很大差别。在延安的“大使馆”里，中美人员就是吃喝不分的“哥们儿”。
一道用黄土“干打垒”夯起的围墙将整个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围得严严实实。黄土围墙有两座大门，哨兵日夜警戒。围墙之内却是一个大院，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之间互可通行，就像一家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陕甘宁边区司令部大院内拦腰筑起一道土墙，将“边司”与“DIXIE使团”隔离开，兄弟之间出现了芥蒂，喻示中共与美国隔阂的开始，渐渐演化成冷战的“铁幕”。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美军观察组，再三指示要让客人们吃好住好。我找到驻地的乡政府，请他们帮助雇佣民工，筑窑烧砖，大兴土木。我们陆续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和菜地上建筑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测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大门旁搭起了汽车棚和发电机房。气象观测楼第一层用青砖垒砌，二层三层系木结构。民工把粗大的松树锯成厚木板。他们又依地形选择一面陡峭土坡，从坡顶挖一竖井；从土坡脚下挖一道拱门与竖井沟通，这样砖窑就挖成了。把干燥的砖坯与煤炭层层叠叠交替码垛，点燃柴薪烧到一定火候，民工们排成一队从延河传递水桶，把河水灌入砖窑，窑口升腾起团团雾汽，直到砖窑的拱门淌出流水，青砖才算烧好。
观察组的餐厅大约80平方米，美军的厨房设在餐厅的里角，堆放着橱架案板烤箱。
几片巨大的人字柁支撑起的仓库像一座小礼堂，吉普车可以轻松的在里面掉头转向。仓库的实际利用率很低，只堆放军衣、睡袋、罐头食品、气象器材、通讯电台，还有满纸盒子的手表。这些军需品足够百八十人穿用。杨管理员讲：“他们准备派150到200人来延安。”
观察组的庭院左侧有一片稀疏的柳林，树木粗若碗口，美军人员常常在林中打羽毛球，举办舞会。
在厨房后院的地下挖了一间地窖。夏天采购来的牛羊肉、鸡蛋放在地窖的木架子上，可保鲜一个月。地窖门外挂一条厚厚的棉门帘，门帘后面的门框上凝着白霜。进入地窖取肉蛋，须穿上棉衣棉裤，拎出来的鲜肉冒着一股股凉气，美国人看我们夏天穿个棉袄，很好奇，跟着进了“地阴子”，冻得他哇哇叫着跑回地面。
基建施工时，用木工锯下的松树板皮钉了一间棚屋当作发电机房。又请木匠打制一只巨大的木桶，当作蓄水池，安置在黄土高台上，接上铁管和莲蓬头，即为露天淋浴场。美国人穿件短裤，冲浴后，袒胸露背走回窑洞。中国人洗澡，热闹非常，几个人互相打抹肥皂，美国的香皂泡沫丰富，满身沾满了肥皂沫，像一个个雪人。
冬天无法露天洗澡。新市场杂品店出售烧煤的竖式小锅炉，可以产生热水热气，正准备购买一台，在冬天之前给美国人建个澡堂。没想到日本很快投降了，美国人开始陆续回国，没有必要建澡堂了。
观察组的美国人一天到晚鼓动腮帮子嚼着口香糖。我开玩笑说，你们又“倒嚼”啦！他们听不懂“倒嚼”是什么意思，个个都像会笑的骆驼，蓝蓝的大眼睛里都是天真。他们见我不嚼口香糖反而觉得反常，都掏出口香糖请我吃，我一客气，他们就硬塞进我的衣兜。结果，我也和“骆驼”一起“倒嚼”起来。
美国的战时物资供应充足，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美军官兵每人都配备几套咔基布军服和呢料军服；另外还有工作服、夹克、大衣、鸭绒睡袋、皮靴、雨衣等等。在食品方面，最具特色的是花样翻新的各式罐头。夏季蚊虫肆虐，技工调配好一种药剂，用手推式喷雾器喷洒出无色无味的药水，整个夏天，房间内外不闹蚊虫。有时，观察组急需某种零件或药品，用电台通知盟军司令部。很快就从西安飞来一架飞机，在观察组的天上转圈儿，从空中扔下的小木箱，滚落在观察组院子的黄土坡上。
自行车在延安是宝贝儿，在观察组就不希罕了。几辆大轮子的美国自行车就扔在发电机的棚子里。美国军人有时想起来，就弄出来在院子了转圈儿，当成了玩物儿。
只有瓶装咖啡可可十分短缺，每天值夜班的军人才能领一小玻璃瓶咖啡可可，可能就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因为没有正式的翻译定名，我们根据玻璃瓶中的液体颜色，称之为“咖啡可可”。翻译说：“包瑞德上校在这里管得很紧，不是节日不许喝白酒。平常只有他们值夜班的人才能领一小瓶的‘咖啡可可’。”
有一次，包瑞德上校整顿军纪，他开着吉普车，从美军宿舍里“收缴”洋酒，收来半吉普车的洋酒都送给我们。我们挑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洋酒送给枣园、杨家岭和王家坪的中央首长。后来我到枣园，听周西林说，毛主席没有喝美国的洋酒，送给了警卫战士。战士把洋酒上交连队。寇子忠不知深浅，一口气喝了一瓶，昏睡了三天三夜。
美军观察组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和感谢，每月发给我们“劳保用品”，像军用毛巾，手套，肥皂，口香糖，骆驼牌香烟和红太阳图案的香烟等等。技工送我的巧克力约巴掌长，二指宽，一指厚，咖啡色的巧克力上面模压了四道沟槽，可掰成五块。技工指一指巧克力，又张张嘴，示意一天只能吃一小块巧克力。有一天，女气象员站在一旁观看我们摆弄吉普车，也得到一条巧克力。我告诉她不要一下子吃了巧克力，她不听话，吃下整块巧克力，兴奋的一夜睡不着觉。
中方翻译办公室的几个人，没有“口福”，但是他们每人获得一块美国手表，天天戴在手腕上显摆儿。
哪时，观察组里面会讲中国话的几个美国人，好几次向我竖大拇指头：“你们共产党是这个”，然后又翘出小拇指朝向地面：“你们国民党是这个”。
五十年以后，“美国洋烟”重返中国大陆。我在天津街头的烟摊上发现了骆驼牌香烟。骆驼还是原来那匹骆驼，烟的味道也像我今天的生活一样平淡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7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
住在窑洞中的美军官兵睡上下铺式的单人床。木床是请延安木匠制作的。到了1945年，观察组鼎盛时期，一孔窑洞住八名或十名官兵。窑洞冬暖夏凉，还可防御空袭。中央领导考虑得十分周全。当时有一条内部纪律，中方人员一律不许进入美军宿舍和办公室。除非发生空袭，万不得已，方可进入美军宿舍（窑洞）躲避。
观察组中方人员有两名英语翻译，都是南方人，年近三十，姓名忘记了；四名后勤管理员，其中杨管理员是总负责，赵管理员负责食堂；另有八名厨师，一名女打字员，一个警卫班。从延安科学院调来两男两女年轻人，配合美军搞气象观测工作。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7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7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中宣部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只是这次投掷的炸弹很特别，弹坑很浅，弹片扩散的范围却很广，延河滩上种植的高梁，那浓密的高梁叶被弹片削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笔直的一根根光杆儿。落入延河的炸弹爆起的弹坑增加了吉普车涉渡延河的困难，我们只好派出一名警卫战士下河探路，在水中弹坑附近插上标杆，作为路标。
日军轰炸美军观察组不久，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延安访问。
赫尔利乘坐的大型运输机在机场停稳，机翼上四台发动机还在旋转，刮起滚滚黄尘，待黄风停息，机场跑道已被吹出四道长长的半米深的凹坑。我坐在吉普车上，望着从天而降的钢铁巨鸟，心中惊叹不已。吉普车旁周恩来副主席和包瑞德上校亲切交谈，等候迎接飞机上的美国客人。历史的瞬间就这样在身边掠过，人们却那样的无动于衷。
1945年8月，赫尔利第二次飞抵延安，来迎接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主席登上飞机之际，赫尔利又一次莫名其妙地嗷嗷地嚎叫，搞的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使在场的人们感到他把毛主席弄上飞机，实现了什么阴谋似的。
毛主席去重庆四十多天，延安军民煎熬了四十多天。党政军各个单位天天组织讨论，议题就是：“毛主席在重庆，如果被蒋介石扣押，被蒋介石暗杀了，我们怎么办？”
赫尔利亲手结束了中共与美国的“蜜月”关系，为中美两国二十多年的对抗埋下了种子，在这一点上赫尔利也是历史罪人。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7
圣诞节之前，获取卡宾枪情报
临近1944年圣诞节，观察组买来一头黄牛，准备屠宰了，做圣诞节大餐。黄牛很聪明，知道末日临头了，不停地低声哀鸣，眼睛里流出大颗大颗的泪水，真让我伤心。
我和翻译开一辆吉普车，两位美军朋友开一辆吉普车带两只卡宾枪，去南四十里铺的山沟里砍圣诞树。这天大雪纷飞，我们四个人穿着美式军用皮靴，笨拙地在没漆深的雪地上跋涉。进了沟口，转过一道山梁，看见满沟的森林，美国人高兴地大声喊叫，向上奔去，脚下一滑，两人都摔了一个“前趴”。翻译顺手拿过卡宾枪，让我背上。在森林边缘，一群山鸡受到惊动，呼啦啦地像飞起来。另一名美军急忙举枪射击，一枪一枪打了十几发子弹，也没击中一只山鸡。我从背上取下卡宾枪，也不瞄准，向天空飞成一个疙瘩的山鸡放了一枪，只见五颜六色的羽毛伴随片片雪花飘舞。嘿！还真蒙上了！我们一声欢呼，连滚带爬地捕住在雪地上挣扎的山鸡。
砍圣诞树时，这两位“老外”格外挑剔，一个说，这棵树大了，另一个又嫌树型不好看。左挑右选，又爬了两个小山包，终于砍到一棵满意的圣诞树。下山时，翻译悄悄地对我说，小李，你快开车，争取提前半小时到家，我和他们在后面慢慢走，这是一个任务。
我把卡宾枪放在坐椅旁，不顾雪深路滑，飞车疾驶。回到观察组，早有一人等候在门口，没等吉普车停稳，他就奔来，从车上取下卡宾枪，转身就走。我跟在他身后进了我和杨管理员住的那间宿舍。宿舍里还有三人在等候。他们二话不说，拆卸卡宾枪。一人拿出一架又小又薄的照相机，把卡宾枪的零件一一拍摄下来，一人用游标卡尺测量零件的尺寸，一人趴在桌子上画草图，记尺寸。测绘完卡宾枪，他们用白布单兜起全部零件，让我赶快送到警卫班，让战士们擦枪。随后，我走到大门口，远远看见雪地中开来一辆吉普车。翻译领着那两个美国人来到警卫班，对他俩说了一通英语。意思是，小李开车也太快了，枪从车子上掉下去了，差一点没压坏。你们看，他们还在擦枪呢。卡宾枪在当时是新式武器，自从美国人到延安，八路军总部才见识这种自动步枪。
测绘美军卡宾枪之事后，翻译再三叮嘱我：“没有旁人知道，只有你知道这件事啊，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讲出来呀！”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延安的情报。中方获取卡宾枪的情报，也是互有往来。
延安的圣诞是美军观察组全体人员的节日。山沟里砍来的小松树，插入一块半尺厚木版的深孔里，再用三根木条支撑固定，松枝上彩灯闪烁，挂满了各色锡箔的星星。女打字员用红纸扎了三朵大红花，也挂在圣诞树上。餐厅变成了舞厅，长长的餐桌上摆了蛋糕、烤鸡、烤牛肉、威士忌酒，舞会宴会持续到天亮。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9
乘美军飞机兜风
从1944年11月赫尔利访问延安开始，到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重庆延安之间。每次运输机抵达和离开延安，我们这些“八路军司机”全都出动，接送客人和机组人员。
1945年夏季，延河发洪水，河滩里的卵石乱了，开车过延河就困难了。这时候，飞机运来一台四轮发电机组，功率1000千瓦，美国人要给贺龙的边区司令部、近邻的中组部和杨家岭安装电灯。
我驾驶中吉普拖着四轮发电机，驶离延安机场。同车的美国人一看到了延河边儿，示意他要驾驶。中吉普车拉着发电机缓缓驶入延河，河水渐渐浸没大部分车轮。汽车行进至河心，忽然熄了火。同行的一辆中吉普车和两辆小吉普从一旁过了延河，卸下车上的货物，拴起三截钢丝绳，三辆吉普齐力拖拉陷在河中的汽车。延河里的汽车竟然纹丝不动。几个美国人傻了眼，平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在枣园讲汽车经：“汽车陷入泥里，你千万不要用二挡三挡，必须用一挡，一挡有劲儿。再一个看轮胎下面有没有东西挡住去路。”我脱下衣裤，俯身探摸河水中的汽车轱辘。果然中吉普的后轮被一块卵石卡住。我又依次察看三辆牵引吉普车的挡位，用手指示意，让美国人把变速杆挂在一挡的位置上，随后三辆吉普车又一次启动，陷在延河里的汽车，被轻轻的拽上河岸。几个美国人高兴地呼喊：“OK!OK!”一齐向我竖起大拇指。
有一次，吉普车从观察组向飞机场运送货物，有几只钉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异常沉重，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儿。吉普车过延河时，因为负载太重陷在河中，发动机没有熄火，车轮呜呜地空转，卷起一串水花。驾驶吉普车的美国人招呼我来接替他，我记得周西林讲过：“汽车陷到河里，千万不要拼命朝前开，你愈朝前开，陷得愈深，要向后退。”我坐上驾驶员座椅，挂上倒车挡，加大油门，吉普车向后退了一段，然后猛地向前行驶，爬上了延河对岸。那个美国人大叫着OK！OK，不顾河水浸湿鞋裤，踩水跑过延河与我紧紧拥抱。
美军飞机的机组人员为了感谢我们的服务，主动邀请观察组的中方人员乘飞机去兜风。
飞机像只绿色的大鸟，轻盈地向西方飞翔。我们坐在机仓里的铁椅子上，凑在窗口前向下张望，黄河就像闪光的丝带，沙漠好像一片片鱼鳞。飞机进入青海后开始返航。
延安机场遥遥在望，飞机驾驶员忽然搞了个恶作剧，猛然使飞机向下俯冲。我感到自己的舌头像条长虫拼命要钻出口腔。飞机上有人翻江倒海般的呕吐；有人尿了裤子。飞机在延安机场停稳，众人爬下飞机，个个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蒋介石借助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运输军队，开始与八路军赛跑，抢先接管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国共产党只借用了一架美军飞机运送自己的将军，这也是无偿供给美国人吃喝的回报吧。
大约是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前几天，那天早晨，我按惯例开吉普车送美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去东关机场。气氛与往常不一样，在延安东门就有部队警戒。飞机旁早有一群人等候，吉普车驶进人群，美军飞行员跳上飞机做飞行准备。我坐在吉普车上看见黄华招呼刘伯承、林彪、陈毅、邓小平、滕代远等十几位军事首长，他们神情严肃，依次登上飞机。美军飞机的螺旋桨飞速旋转，飞机掉转机身，机头朝向桥儿沟方向，向前飞上蓝天……我还寻思，如果美军飞行员再搞个恶作剧，刘伯承、林彪他们要尿了裤子，可就热闹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9
中美官兵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炸死日本人二十万；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8月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日，裕仁在日本国内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在近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取得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那天夜晚，我和观察组的警卫战士正在山上的窝棚里看守即将成熟的西瓜、土豆和山芋，防范野獾来糟蹋。忽然，延河两岸人声喧闹，鞭炮声阵阵，许多人举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卡宾枪的曳光弹一串串划破夜空。我俩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让警卫战士下山去探个究竟，他跑回来告诉我，小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我俩兴奋极了，坐在窝棚里议论胜利后的日子。
“将来我们的部队要不了怎么多人了，我们向何处去啊？”
警卫战士说：“我要回山西岢岚的老家，向政府要几亩地，买头毛驴，娶个媳妇，美美的过日子。”1946年，我离开延安途经山西岢岚县，荒山秃岭，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没有想到我那战友念念不忘的故乡竟然这么荒凉！
观察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美国白酒的绿色酒瓶外型近乎中国古代兵器的战锤。我喝了小半瓶的洋白酒，醉睡了一天一夜。
日本宣布投降后，观察组内的美军朋友陆续离开延安。我也有了一项新任务，驾驶吉普车去新市场订做各种尺寸和图案的羊毛地毯，作为延安的纪念品赠送给美军官兵。美军人员依军衔的高低，得到大小不等的地毯，一般士兵获赠一对坐椅垫。延安的地毯质地厚重，动物图案鲜艳生动。许多即将离开的美军官兵十分喜欢延安地毯，要求我代替他们去多多购买。以后，观察组的头头让翻译当面翻译他的话：“美国士兵需要购买地毯，你领他们去，让他们自己去买。”离开延安的美国人携带很多行李，吉普车装的满满的。
1946年4月，邓洁派人送来通知，让我去杨家岭报到。我在翻译的陪同下，与美军技工告别。技工送我一把白铜剃须刀，留做纪念。剃须刀使用吉列单刃刀片，质量上乘，一直使用到解放初。在新中国无处购买“吉列刀片”只作为纪念物品携带在身边，“文革”中为掩盖在延安与美国军人交往的经历，我悄悄把这柄刻有U.S.A.字迹的剃须刀扔掉了。
美军投放原子弹造成三十余万日本人死亡，令延安人万分震惊。我开吉普车去小市场采购地毯，三五一群的学生和干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美国这样的做法，取得了胜利，世界人民也不服气！”
“美国这样一种毁灭人类的作法，使人类感到可怕。这样一回行，二回三回再这么干，全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美国使用毁灭人性的武器轰炸广岛和长崎，美国在那里的侨民也死于他们的手下。”
人群中有明白人说：“这种毁灭人性的武器，叫‘原子武器’，是一种用原子制造的炸弹。”
时至今日，日本也没有深刻反省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常常倒腾出“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
如今，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已经突破和平宪法所规定的限度，位居世界前列；日本的海军称雄亚洲，他的扫雷技术、反潜作战、不逊于核潜艇的常规潜艇、F-2战斗机、百发百中的高技术导弹、超一流飞行员和机械师等方面位居世界第一，连号称军事霸主的美国都自愧不如；与此同时日本自卫队早已放弃了专司自卫的原则。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难道还想重演“珍珠港事件”，与中国与美国再决雌雄吗？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19
谢伟思二三事
谢伟思是美国人，担任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还是一位“四川老乡”。我曾经几次开吉普车送他去枣园。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穿一身军便服，很风趣和气，不分农民和干部，不分长幼，见谁都打招呼。我第二次开吉普车送贺龙去枣园，同车的外国人就是谢伟思。贺龙称他谢先生，两人都客客气气。还有三四次单独送他去枣园见毛主席。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在吉普车上还问我：“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四川人。”
他用四川话说：“我也是四川人咧 ！”
我不相信他的话：“瞎说！”
他很认真：“你可以去问一问你们的陈毅将军，他可以证明呢！”
我问他：“你的中国话怎么说的这么好？”
他说：“好嘛，我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在中国念书……”
当时我心想，这个美国人还真有意思，还想跟我套老乡。
在枣园大门口，两个站岗的哨兵用大枪拦住吉普车。我跳下吉普车，哨兵还认识我：“哈！小伙子你还会开汽车呀！”
哨兵问了我的来意，就钻进岗亭，摇起手摇电话：“请接毛主席！”得到指示后，才放我们两人走进枣园。
我领着谢伟思走上小土坡，毛泽东已经在窑洞前等候。
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泽东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直到天黑了，他们两人的谈话还没有结束，警卫员们都吃完饭了。后来，毛泽东拉着谢伟思的手，一直送客送到枣园的大门。谢伟思双脚一并立正，向毛泽东抱拳三作揖。毛泽东拍着谢伟思的肩膀，说：“你想几时来就几时来啊！”又叮嘱我：“小李，天黑了，开车注意点啊！”
王盛荣的两个孩子闹肚子，吃什么就拉什么，怎么也治不好。王盛荣托人给我捎话，还想要美国人的西药。正巧这天，我又送谢伟思去枣园见毛主席，我跟谢伟思说，我的一个朋友的两个小孩病了，拉肚子治不好。我想要一些美国的西药给小孩子治病。
谢伟思拍拍我的肩膀，说：“你注意了，开好汽车，等回去，我给你拿药。”
回到观察组，谢伟思拿来三个棕色的小玻璃瓶，还用中国字在一张纸上，写了每个药瓶的说明。
我给王盛荣送药，他双手抱拳连连作揖：“谢谢啊！你可救了我们的孩子啦！”
随着中美外交资料的逐渐公开，我对谢伟思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1935年，26岁的谢伟思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平先进修中国语言文化。他不仅攻读了中国历史、法律和经济。在那动荡年代，他目击了“一二九运动”和“芦沟桥事变”。他还结识了一批风云人物，如史迪威将军、斯诺、拉铁摩尔、范宣德等。
1944年7月，谢伟思跟随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他一住就是三个月。在延安期间，他多次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他还见到了从各抗日根据地到延安的中共将领如陈毅、林彪、聂荣臻等。毛泽东在和他的多次谈话中表达了中共对美国的善意和期望，并希望美国做出积极回应。
谢伟思感慨地说：“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国民党)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纳粹德国)是如此相象；而我们从不给予支持的中共的作风却和我们美国人又是这般接近。真不可思议。”
谢伟思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其所作所为均出于忠于职守、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他出身于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一般美国人有更深的了解，对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有真挚的同情。他心中充满美国人民所具有的传统良知。这一切的结合促使他义无反顾地和大权在握的上司背道而驰。
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力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谢伟思预言蒋介石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显然，谢伟思的这份报告完全是基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他的理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繁荣、民主和亲美的国家。这与近百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在延安，谢伟思又多次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他将这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回重庆和华盛顿。
谢伟思非同一般，很有政治远见，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他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可惜，美国决策人物没有正确对待他的报告。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请我免费参观。我看见谢伟思和周恩来在延安的合影照片挂在墙上。现在，来纪念馆参观的人们对谢伟思几乎是毫无了解的。
1999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奥克兰2月4日电讯：“曾在麦卡锡时代被清洗出美国务院，后来又被恢复名誉的中国问题专家谢伟思，昨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享年89岁。”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0
4月8日的延安空难
1946年4月8日，天空浓云深厚，偶尔有一阵细细的雨丝。我和美国人开出吉普车去东关机场，下午3点多钟，天空中有飞机的轰鸣声，一会儿，飞机的声音没有了，东关机场准备迎接的人也都走了。
第二天，观察组的美国人跑来跑去，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从重庆来的飞机，因为延安雾大，不能降落，返航时失踪了。
10日，传来消息，8日那天，美军飞机飞过黄河，撞到山西兴县的黑茶山，飞机上的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博古）、原新四军军长叶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等人以及四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整个美军观察组的人都很悲痛。
美军运输机频繁往返延安与兴县之间，运回一具具缠裹着白布的尸体和一堆堆飞机残骸。延安的石匠昼夜不停地凿刻了二十多块高大的青石碑，四名美军机组人员也各得一碑。延安举行隆重的祭奠，安葬“四八”空难烈士。
“四八”空难，使延安人很气愤。我听延河岸边散步的人们议论……
“飞机从重庆起飞，就应该知道延安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哪为什么还出来呢？”
“国民党特务把这些美国人，连同观察组里通电话的、通电报的都收买了，不告诉延安的真实气象情况。”
“所以飞机就在陕西山西这一片地方瞎乱飞，不回原地。”
……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无孔不入，神通广大，是人人皆知的，“四八”空难系其所为，连我也深信不疑。现在细细想来，国民党特务收买观察组的美国人，还不得依靠我们这几个人，哪我们这里面谁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呢？当时的延安人有谁知道“定时炸弹”是个嘛玩意？有几个知道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迷航？无知发展了惊人的想象。因为无知，也就敢否定历史，否定常识；最后发展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0
第九章 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服务
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1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组部陈云、李富春、蔡畅、王鹤寿、王盛荣、乐少华去安塞县参加七大的筹备会议。
从1943开始，全国各地选举的七大代表陆续向延安集中。一些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通过鬼子的封锁线，有些代表牺牲在路途上。
为了准备七大的会场，开始在杨家岭修建中央大礼堂。杨家岭原来有一座木结构的大礼堂，1942年春节前夕闹火灾，被烧毁了。中央决定修筑一座不怕火烧的大礼堂。石匠们按照设计尺寸，叮当叮当地凿出大块条石。延安没有吊车，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填起土堆，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来，拱出礼堂的房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露出整个中央大礼堂。当时，杨家岭的人们各个称赞。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炸毁。七大礼堂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地区最豪华的建筑。
七大延期召开，大礼堂成了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整风就是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为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临近七大召开，中央办公厅主任邓洁将我从美军观察组中“借出”，让我协助他做大会的后勤工作。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0
选举七届中央委员
七大从1945年4月23日七大开幕到6月11日闭幕，开了整整50天，这些情况创下党的历史之最。
七大开幕前两天，举行了预备会议。七大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分八个代表团：中央直属机关、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大后方代表团不仅有蒋管区，还有敌占区的地下党代表。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向代表报告七大的筹备经过；毛主席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方针。
我亲眼目睹了中共七大开幕的历史一刻。1945年4月23日傍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后墙上，两面党旗烘托着朱德和毛主席大幅画像。主席台对面墙上写着“同心同德”的标语，礼堂的两侧墙壁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上端的红布横幅上，缀着一行黄字：“在毛主席旗帜下胜利前进！”大会主席团成员有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先唱《国际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正式代表中的陈谭秋、廖承志、马明方还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无法来延安开会。
毛主席致大会开幕词：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八年浴血抗战，党和人民已经望见胜利的曙光。抗战之后，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转折关头，需要统一全党认识，集中全党智慧，制定出党的行动纲领。
七大期间，毛主席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陈云、李富春、彭真等人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和朝鲜革命军政治干部学校的朴一禹在七大会上讲了话，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召开，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革命和朝鲜抗战的支持。
七大开幕后的第二天，毛主席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的讲稿大会代表人手一册，需要翻页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纸张的翻动声。毛主席的讲话，与以往的话题大不一样，他在讲抗战胜利后，如何治理国家，许多说法十分新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毛主席讲，为了发展中国的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除了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外，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欢迎外国的投资。我一边听，一边就联想到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那些美国人，送给我们巧克力、骆驼牌纸烟、午餐罐头。如果能够获得美国的资本援助，中国的老百姓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编印的《毛主席选集》对毛主席的七大讲话作了许多修改，利用外资的主张被删除了。
七大期间，不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分组讨论，代表们个个大胆发言，各叙己见。许多代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论证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在讨论中，对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也有激烈的争论。
邓洁让我们搬一架躺椅，摆在会场的前排，邓洁说王明有病，要躺着开会。王明还仗着苏联的后台，很有些傲气，可是代表们不买账，很少有人与他交谈。
在大会分组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时，许多代表对王明、博古作为候选人很有意见，认为他们推行的错误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一些代表边说边哭，怀念白区地下党和长征途中牺牲的战友。
毛主席在解释“中央委员选举方针”时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分别到各个小组做解释工作，动员大会代表投王明和博古的票。
“七大”公布了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分组讨论，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代表们手持红色的选票，分了三拨依次把选票塞入一只白碴木箱子，投完票，代表们都散了。我们几个人把投票箱搬上主席台，有人负责唱票计票。
大会选举出44名七届中央委员，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高岗、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罗荣桓、康生、彭真、王若飞、张云逸、贺龙、陈毅、周恩来、刘伯承、郑位三、张闻天、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邓子恢、吴玉璋、林枫、滕代远、张鼎承、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王明、博古。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0
看护好水碗和水壶
为党的“七大”大会服务的，连我算上一共六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没有女服务员。会议期间，服务组负责为大会主席团和会议代表送开水，就餐时，送菜送饭；代表们离开会场后，我们清扫会场，擦拭桌椅，关闭门窗；休息时，我们就到代表中间征询意见，饭菜是否可口，有什么特殊要求，然后在晚间碰头会上向邓洁汇报。在饭菜的花色品种方面，我帮邓洁出一些主意，安排杨家岭大灶制作。
在讨论“菜谱”时，邓洁说：“代表们来自天南地北，口味不一。小李你看看能不能搞个酸甜苦辣样样俱全。”
“那还不好办，酸的——醋溜土豆丝；甜的——糖醋里脊……”
七大代表陆续报到，中央办公厅从一些单位抽调炊事员来扬家岭大灶帮厨，天天给代表煮白菜、熬萝卜；烧一个猪肉，汤肉不分，无色无味。邓洁召集炊事员开会：“以后大灶安排饭菜，多听李管理员的意见，让他出些主意，给代表改善伙食。”
我让采购员从新市场买来八角、桂皮、小茴、花椒、胡椒，自己碾压五香粉；又指挥炊事员把土豆萝卜擦成丝，兑入白面和五香粉，用手攥成丸子，再入油锅烹炸；调入排骨汤烹出“烩丸子”，博得众口赞誉。
我听代表问邓洁：“现在的菜怎么好吃了？有味道了！”
邓洁回答：“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专家’，他在菜上提要求，怎么施佐料啦，怎么变换花样啦……”
中共中央专门拨出一笔款子，保证代表们的伙食标准，虽说山珍海味吃不起，中餐晚餐保证有一道荤菜，红烧肉、扣肉、清炖牛羊肉、“狮子头”、汆丸子……代表们吃得眉开眼笑，好多人跟邓洁说：“弄肉菜一定得要小李亲自动手哇！”
大会代表每天早餐二米稀饭、馒头咸菜；中餐晚餐四菜一汤，一荤三素的标准，白菜萝卜天天吃，一道荤菜也就是猪牛羊肉。代表十个人坐一桌，在礼堂两侧边厅里就餐，毛主席、朱德、陈云等人回自己家的小灶吃饭。中午就餐的时间很短，代表们还没有午睡的习惯。
邓洁作为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会下，还要领导会议服务组的工作。他对搞好代表的饮水很重视，反复强调，专门规定：在烧开水时，至少有一个人看守水壶；水壶使用后，必须拎回礼堂侧厅的小屋，房门要锁好；水碗要清点数目，放进柜厨里锁好，每天两次用“灰锰氧”消毒水碗；大会供水处一刻不能离开人。
开会的代表走到侧厅的供水处自己取碗斟水，供水处的长桌上有一百多只瓷碗和几壶开水。大会主席台一旁也有开水壶，主席台上的首长谁想喝水，自己起身去斟，大会服务组只保证供应开水和水质的安全。
杨家岭警卫连负责会场外围的警戒，战士们遵守纪律，从不走进礼堂。警卫连指导员寇子忠好羡慕，他说：“老李啊，你们几个美差呀，又有水喝，又能听毛主席讲话！”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1
请党的中央委员们签字留念
为会议代表服务时，我碰见许多熟悉的老首长，张琴秋、张秀岩、林伯渠、王德、张苏、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人，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和我亲切打招呼。会后，我的文化启蒙老师张秀岩大姐专门找到我，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第七届中央委员选出后，大会秘书处洗印了全体委员的黑白照片，邓洁陆续给了我几十张，凑成一套。我拿着照片，找到熟悉的中央委员，让他们签字留念。50天的七大会议选举的44名中央委员，长期在延安居住的就有19名。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陈云、李富春、蔡畅、徐特立、林伯渠、朱德、毛主席等人。陈云一边在他的照片背后签字，一边问我肺病彻底治好了，嘱咐我今后不要吸烟，多注意身体；李富春写了“小李同志留念，李富春”几个字，还不忘了和我开玩笑：“你进城当了官老爷儿，可别忘了我呀。”
毛主席正巧没有钢笔，他大声地问：“你们谁有钢笔？我用一用，给这个小李写个名字。”
我趁机问他：“我以前那个首长，黄祖炎，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毛主席说：“你想他啦？他还不能来开会，他要来开会选不上中央委员，也要选上候补委员。”
我又问：“他现在在哪呢？”毛主席不愿意说，扭脸与别人说话去了。
做了50天的大会服务，我又结识了许多首长。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聂荣臻都是四川人，又是搞军事的，会下常常聚在一块聊天。这几位首长中，我和朱德最熟悉，我找他签字，朱德又说：“小娃娃长大啦。”他这样说，是因为长征途中我们这队小娃娃一直跟随朱德的总部行军。我翻出刘伯承的照片：“刘司令员，请签个字吧，留个纪念。”
刘伯承很爽快：“好嘛。”
朱德在一旁说：“这小娃也是我们老乡哟……你是四川哪里的人嘛？”
我回答：“四川巴中的。”
陈毅在一旁就喊：“‘通南巴’哟，徐向前的兵啊。”
邓小平扬手招呼徐向前：“徐司令员，来来来。”几位军事领袖一边给我签字，一边大发感慨，年轻呀，赶上好时代啦，将来大有前途嘛，等等。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2:21
七大闭幕了
七大期间，传来欧洲战场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结束的消息。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整个延安一片沸腾，除了开庆祝会外，还给七大代表放映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走投无路，八路军开始局部反攻。大会代表都说:日本鬼子是兔子尾巴—— 长不了了。七大会场内外，一片欢天喜地。
在中央大礼堂，为全体代表举行了一次文艺联欢晚会。舞台上扭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王昆唱陕北民歌；鲁艺演京剧，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大多数代表对京剧不感兴趣，互相之间交头接耳；有个戏剧小品，装扮国民党营长的演员，钻进一只木柜，等追捕的人走了，他才从木柜里出来，满头满脸沾满了面粉，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气功表演掀起晚会的高潮，表演者是彭真的马夫。老汉的腿和脑袋分别担在两条板凳上，身体悬空，有四位壮小伙儿，抬来一块条石放在他的肚皮上，然后抡起大铁锤，反复击打条石，石头碎了，老汉站起身来，平安无事。代表们站起来，齐声喝彩，使劲鼓掌。
临近大会闭幕时，邓洁陪同任弼时来服务组慰问，邓洁在一旁介绍每个人的姓名，任弼时逐一握手致谢。邓洁替我们表功：“弼时同志，他们几位的辛苦我还没有对你说呢，你看外面的哨兵辛苦吧，还能两三个小时换一换岗。可是他们几位昼夜守在会场，一个生人都不放进来；大会代表每喝一口水，包括主席喝的水都是他们寸步不离地看守着，绝对保证开水的安全，也就保证了代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任弼时就说：“你们这几位小同志辛苦啦！”
七大快结束时，毛主席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全党要注意日寇投降后，存在内战爆发的危险。毛主席详细估计了，如果爆发内战，可能引起的种种困难，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与斗争策略。毛主席的预见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证明。
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1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1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1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2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2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2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块“华夏第一井”的石碑。延长石油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我向延长的同志表示，希望能找到朝玉英母亲一家人，老太太可能不在了，找到她的姐姐和外甥女，问问她们知道不知道朝玉英的下落。
延长县同志说，整个延长城关镇没有一家人姓“朝”呀！找找看看吧！
众人陪同我爬上延长“西门”左侧的陡坡，迎面的门楼旁边挂个红牌，原来是毛主席率领红军进军山西的东征会议旧址，旧址场院一盘废弃的石碾唤醒了我的记忆，石碾上坎就是朝玉英母亲家！原来，朝玉英家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她一定是这么与黄志炎相识的。我走进小院，窑洞的格局还是先前的样子，只是住户几经转让，新主人对六十年前的往事一概不知。
热情的延长同志陪同我开始奔波往返，查询朝玉英家人的下落。
延长同志无奈地说，以前搞的政治运动，老百姓害怕死了，他就是知道也不敢说出来。
郑家老二，郑忠林先生，正巧从成都来延长探亲，住在延河对岸。小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拱桥，碾过泥泞的土路。郑忠林先生和以前拜访过的几位老人一样，说延长县最老的老师马朝君，1936年就在延长完小任教，应该知道朝玉英的情况，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马老师在今年元月去世了。马老师有一个同学，刘秀梅住在北京，如能找到她就好了。
作者: 老八路 时间: 2018-1-27 23:13
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
从陕北得知刘秀梅是朝玉英的小学同学，一同参加的红军。刘秀梅是原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遗孀，住北京万寿路甲15号。
刘秀梅瘦弱矮小，精神尚好，刚刚听我说：“我去延长朝玉英的……”她就抢过话头：“不是朝玉英呀，是赵玉英，赵子龙的‘赵’。”
我说：“毛主席在延安看见她，就是喊‘朝玉英’啊。”
刘秀梅哈哈地笑了：“毛主席是湖南人，朝赵不分。”
我又问：“你知道不知道黄祖炎？”
刘秀梅爽快地说：“黄祖炎我知道，在瓦窑堡的西北工农政府，我和黄祖炎、廖志高、扎西旺西在一起，赵玉英是他的婆姨呢。”
我问：“黄祖炎他们一家人的下落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可惨啦，小娃儿回到江西老家病死了，黄祖炎在山东军区工作时被日本特务暗杀了……”
刘秀梅、李光宇和赵玉英，延长城里的姐妹花，一同读书，一同参加毛泽东的红军，三人的命运却天壤之别。
刘秀梅告诉我，黄祖炎在皖南与赵玉英离婚，又与周洁结婚，生有一女二子，其中长子现在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赵玉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流落上海街头，新中国之后，赵玉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只得做临时工……“文革”结束后，赵玉英到北京找刘秀梅、李光宇作证明，才恢复党籍，得到离休干部待遇。
黄祖炎的墓为穹形圆顶，墓前立有石碑。毛泽东站在墓前，默默致哀，深鞠一躬。毛泽东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和“黄祖炎”三个字，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席张思德、任弼时等人的追悼会，而仅有一次亲临墓地凭吊，千百万的烈士只有我的首长享此殊荣啊！
有关黄祖炎的一切情况被列为党的秘密，禁止公开宣传，所以《人民日报》刊发悼念傅连暲、邓洁等人的文章，而黄祖炎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黄祖炎牺牲50年之后，他牺牲的情况才获准解密。六十多年之后，我才确切的知道黄志炎首长的归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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