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老八路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老八路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老八路

　　第七章 延安的钓鱼台--枣园
  
　　奉命去枣园做厨师  

　　如果说延安的杨家岭相当今天的中南海，当年的枣园就是现在北京的钓鱼台。
　　1943年夏天，陶希晋来找我：“陈云同志病了，夜晚睡不着，白天也不睡。饭菜也不对胃口，他指名要你去给他做饭，你说好不好？”
　　“那有啥不好的！”我心里想，“黄祖炎首长讲的一点也不假啊！好好工作就会有首长想念，还要叫到身边来工作。”
　　我把管理员这摊工作交给黄爱民，也不参加整风运动了，背着行李卷，从杨家岭走到枣园，开始第二次给陈云一家做饭，同时也给凯丰、王茜和新四军卫生部长做饭。
　　在枣园，我和叶子龙成了朋友。叶子龙与我差不多大小，人很聪明。他要是忙碌起来，躲在窑洞里写文件，三天五天见不到一次面。他也常常与我们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
　　我跟他开玩笑：“老叶，把你那个字改一改吧！”
　　“改什么字？”
　　“把‘叶’字换成‘赵’字，叫赵子龙算了。”
　　叶子龙说：“现在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问：“那是啥个时代呢？”
　　叶子龙说：“封建时代呀！要是那个时代，给我改个名字也行，皇帝下诏书，谁敢不改呀！”
　　在枣园，大家除了聊天自乐，还可以在高台之上，望着土坎下面，毛主席、江青和阿洛夫三人在小院里跳舞。
　　几乎每日后半晌，阿洛夫骑马来枣园找江青跳舞，江青陪阿洛夫跳一曲，再陪毛主席跳一曲。叶子龙的小媳妇整天躲在窑洞里，从不出来跳舞。江青比在杨家岭时活泼多了，一些小事也出来张罗张罗。
　　枣园一见阿洛夫、西洛夫，原来是1940年在胜利食堂吃饭的那两位外国人嘛。两个“洛夫”来胜利食堂准是要三盘炸土豆片，三份牛排或猪排，一瓶白酒。延安自酿的白酒大约有五六十度，他俩启开瓶封，让我往瓶里倒进一些白糖。每次他俩都把土豆片、肉排、白酒一扫而光，从不再吃其他的东西。
　　阿洛夫在枣园也很神秘，几乎不见其他的人。王茜向我抱怨：“阿洛夫、西洛夫可接见毛主席、接见陈云和张闻天。凯丰想见一见，他们都不见！”现在看来，斯大林决定抛弃王明了，所以洛夫们不敢与凯丰接触。
　　凯丰一直心绪不高，整日闷在窑洞里看书，他想吃什么菜就派李满千把我唤去：“李管理员，你上次弄的苞菜蒸肉好吃得很，再给我弄一回好吗？”
　　在枣园，我几次看见吴满有。吴满有在延安的名气很大，相当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陈永贵。吴满有拖儿带女从榆林逃荒到陕北，开荒种地，被树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的脑瓜儿灵活，常来枣园走动，有一回，我看见他来送农产品，什么南瓜小米红枣绿豆沉甸甸的一担，进了毛主席的窑洞。后来，毛主席和江青和吴满有走出窑洞，一直送到山坡坡下边。
　　毛主席送苏联留学回来的儿子进了“劳动大学”，吴满有又成了“大学”的教授。只是以后吴满有没有再出头露面。

老八路

　　给毛主席包馄饨

　　我在枣园，天天和党的领导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午睡后，毛主席、陈云、张闻天三人散步碰到一起，他们说笑着走进张闻天住的院子。我们这些警卫员也跟在身后。
　　毛主席说：“今天打个什么赌哇？”
　　陈云说：“下棋，打牌，射击随你们。”
　　毛主席说：“我们打靶。看谁的枪法准。”周福寿从窑洞里拿出陈云的小口径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到石凳上。院子中间有一搂粗的大槐树，一群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
　　陈云说：“要说射击，你们还能比得了我？”他们三人，每人三粒子弹，以树上麻雀为靶子，陈云三枪打下两只麻雀，主席三枪射下一只，张闻天三枪只打落几片树叶。小口径步枪的枪声很轻，没有惊飞这群麻雀。
　　陈云说：“怎么样，牛皮不是吹的吧？我在苏联，拿这杆小枪打的子弹，一个人都背不走。”
　　毛主席说：“好嘛，我才打过几枪呀？这样说来，还是我的枪法准，你打了这么多枪，也不能百发百中呀！”
　　毛主席环视四周，问我们这些围观的警勤人员：“你们说对不对呀？”没等回答，他从人群中发现了我，用手指着我说：“这个小伙子新来的吧？我认识，见过面哟！”
　　陈云觉得奇怪：“你怎么认识他？”
　　毛主席说：“1936年在保安，他跟着老黄嘛！”。
　　毛主席又问：“老陈，你从哪里弄来这个小伙子呀？”
　　陈云说：“从中宣部要来的，他是给我做饭来的，这是第二次了。”
　　毛主席：“你倒不客气嘛！”
　　陈云说：“我前一段吃不好，觉也睡不好，他来做饭，饭是饭味，菜是菜味。我选准人啦！”
　　毛主席问我：“不简单呀，从哪里学的？”
　　陈云替我回答：“他是我们胜利食堂培养的。”
　　张闻天在一旁插话：“这小伙子学到了真本事。”
　　毛主席还不太相信：“你有什么拿手的？”不知什么时候，江青悄悄站到一旁，她插话：“胜利食堂的馄饨、片汤是拿手的！”
　　张闻天说：“小李，你去主席那里，给他做一餐饭！”
　　江青向毛主席要求：“我们吃一顿馄饨，吃一顿片汤吧！”
　　毛主席说：“好！我们也吃一顿。”转向我：“小李，怎么样，去不去？”
　　我说：“不是拿手活，试试看吧。”
　　毛主席说：“试试看可不行，你得让我吃好呀！”
　　陈云说：“小李，你去到主席那里露一手，我请客啦！”大家都笑了。
　　第二天，我对枣园的管理员说：“你买一只鸡，不能太大了，也不要太小了，我给主席做两顿饭用。”我让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把鸡收拾干净，告诉他煮鸡汤的火候，加盐，添水的要求。然后用刀割下一块鸡胸脯，拿到我的厨房，和一块约三两重的猪肉放在一起，剁成肉馅。没有味精，只放了一点生姜和花椒面。我压好了馄饨皮，安排好陈云的午饭，就带着肉馅和面皮到了毛主席的小厨房。先用清汤把馄饨煮到八成熟，再捞出来放入鸡汤中煮熟，一次做了多半锅，由警卫员端进毛主席的窑洞里。晚饭时，我又用鸡汤给毛主席一家煮了半锅片儿汤。
　　按胜利食堂的规矩，吃馄饨是要配上一小碟辣椒油的，我图省事，没调制辣椒油。
　　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张闻天的住处碰见我们。一见面就说：“小李，你做的馄饨和片汤真好吃呀！差一点没撑着，吃了一碗还想吃，又吃一碗，吃得肚子都疼了，我怕撑死了。到了晚上，片汤还好吃，不知吃了多少碗，前面一碗，最后吃一碗，不知中间吃了多少碗？”主席边说边扳手指算数。
　　陈云说：“主席，你这个帐是怎么算的呀？才这么个年纪，帐都不会算了。”
　　毛主席说：“算不得哟，小李是叫我上吊呀！”
　　我说：“主席，你说好吃，你就吃呗！你要吃我再给你做！” 这回我倒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忙摆手：“可不敢了，啊！我的伙食费，你也没钱掏，我也没钱掏呀！两顿饭吃了一只鸡！这个钱要省回来，我要勒脖子。”他用手比划着“上吊”的样子。
　　实际上，这两顿饭我只用了一块鸡胸脯和一锅鸡汤，剩下的鸡块，他还可以吃两餐。毛主席继续说：“我两天三天的伙食费也只有一只鸡的钱，啊？怎么办？”他冲我圆瞪双眼，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问：“主席，你吃饭还要限制吗？”
　　他说：“小李呀，你也不限，我也不限，怎么得了？我们现在一切都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不能把钱吃多了哟！”他停了一下，很动感情地说：“我们一天三顿起码是细粮，你们一天三顿都是粗粮，我们看了都难过。小李，你们一月二月三月也吃不到一顿大米，一年也只有过节吃上三顿大米饭。我们今天穷，一是这个地盘太小，二是这个地方出不了多少大米。”抗战时期，延安只有枣园出产一点大米。  
　　　陈云打断毛主席的话：“得啦，花多少钱，小李掏不起，你也掏不起，反正是东西吃到你的肚子里去喽！”
　　毛主席看一眼陈云，无话可讲，就又对我说：“小李，我还想吃馄饨，可再也不敢让你做了。”
　　中央首长在延安吃小灶的标准，中餐、晚餐都是一菜一汤，这是定死了的，只是到了月末，有了些节余时，管理员才让我们多做两个菜。
　　自从主席吃了我做的两餐饭后，每当在树林里或在小土路上，碰见我，常常开玩笑：“哎呀，小李，可没有把我撑死！”要不就说：“我的伙食费可好吃呀！”又说：“你要想办法呦，帮助节约，好吃馄饨哟！”以后，我又给他做过几次饭，他好像只有对馄饨和片汤那两餐饭念念不忘。

老八路

　　指导江青学厨  
　　初到枣园，遇见江青，她还认识我，但不知道我的姓名，直接招呼：“你不是在胜利食堂的吗？”
　　我回答：“是啊！”
　　“你怎么来枣园了？干什么来了？”
　　“我来给陈云同志做饭。”
　　“好哟，胜利食堂配合馄饨片儿汤的那个辣椒油是怎么做的，你会不会呀？”
　　“会。”
　　“你明天给我做一碗，主席吃菜，顿顿缺不了辣椒。老周做菜放干辣椒，冬天就嚼不动了，夏天能吃新鲜辣椒，冬天就不行了。”
　　我炸了一碗辣椒油给江青送去，过了几天，她又来了：“小李呀，毛主席可喜欢吃你炸的辣椒油了，又香又辣，又能长精神！”
　　毛主席小灶厨师老周来找我：“现在主席不让用干辣椒炒菜，让我问问你，那辣油都放些啥？”
　　“嗨！那还不简单，就四个材料嘛，先把红辣椒、花椒、大葱、大蒜放到锅里，用水煮；看见汤水发红，放一点点盐，等到水剩下不多了，你就倒入一碗清油，小火慢慢烤，见到大葱大蒜变黄色了，可以撤了炉火，捞出辣椒和葱蒜让警卫员们去吃，剩下的辣油给主席。”叶子龙大概在主席那里吃了辣椒油，也让老周给他做了一碗。
　　那天，在小花园里，叶子龙竖起大拇指：“小李，你那辣椒油真棒，我现在吃小米干饭，就把葱蒜和辣椒红油一齐浇在上面，连菜也不吃了。大灶的菜啊，我三顿五顿才去吃一次，实在难吃呀！”
　　给毛主席做馄饨的转天，江青来小灶厨房，询问馄饨的制作方法。我说：“其他都无所谓，主要是擀皮儿，馄饨皮儿擀好了，片儿汤也就成了。”
　　江青说：“就是嘿，我们的老周擀不好馄饨皮儿，主席喜欢吃片儿汤，他也做不好，一赶面皮儿就粘面板子。”
　　我说：“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儿：和面时放一点盐，再磕一个鸡蛋进去，如果有淀粉，兑进去一些淀粉，面和硬些，保你怎么做，怎么有。”
　　江青很兴奋：“好啦，我去指导老周做馄饨、片儿汤。”
　　毛主席的身体时好时坏，我见厨师老周用一面铜筛把鲜嫩的菠菜叶挤滤揉搓成菠菜泥。我问：“为什么要弄这么细呢？”
　　老周说：“苏联的阿洛夫大夫说，毛主席不能吃大米粒以上那么大的东西。”
　　陈云爱吃白菜炒肉丝，一开始，厨房没有淀粉，我就用面粉浆肉丝，然后过油，肉丝滑嫩。凯丰喜欢吃牛肉炸土豆，先把牛肉炖好，再过油烹炸土豆块，然后混合牛肉和土豆。王茜爱吃醋溜白菜。每星期给她们蒸一次胡萝卜和土豆，土豆剥了皮再蘸白糖吃。江青和于若木、王茜来小灶厨房学做菜，看见笼屉上蒸胡萝卜，听于若木讲如何如何有营养，回去，也让老周给她蒸胡萝卜。
　　枣园专门有保存蔬菜的窑洞，外面挂一面厚棉门帘子，里面堆满了胡萝卜、青萝卜、土豆、白菜，储存到转年新鲜蔬菜上市。
　　江青、王茜、于若木三位夫人常来厨房见习，她们站在我身后，我一边干活，一边讲一讲怎样切猪肉，炖肉的火候怎么掌握。有些菜肴江青也搞不明白，就派她的炊事员老周来问。老周进门就喊：“小李师傅，江青告诉我，作一个炖牛肉烩土豆，让我来看看你是怎么用油炸土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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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5月3日）
　　儿子：怎么一见面江青就认识您？
　　父亲：1940年吧，我在胜利食堂。江青一月两月来吃一顿饭，我给她端碗上桌，点头之交吧。大家背后指指点点，她就是江青，毛主席的爱人。
　　儿子：江青爱吃什么菜呢？
　　父亲：看来那时间她没有多少钱，每次来只吃两碗馄饨，要不就喝一碗片儿汤，也够可怜。
　　儿子：江青吃馄饨时和不和别人打招呼？
　　父亲：打啥招呼呀，萧军萧三他们来吃饭，昂首挺胸，走进里面的小屋，挂上门帘，喝酒吃肉，江青坐在桌子旁边看几眼，独自一人走了。
　　儿子：说说您对江青的印象？
　　父亲：江青呐，咳，拿旧社会来说，她就是一个“油子”。一个人扒到我们那里去喝什么馄饨，像她那样年轻女人，那样的身份，在整个延安绝无仅有。
　　儿子：那时，您能想到江青在“文革”中那么权势威风吗？
　　父亲：江青在延安，好像一个小媳妇，说话细声细语，一笑眼睛嘴巴喜气洋洋，比王茜、于若木她们几个漂亮，但没有叶子龙的小媳妇漂亮。她们各有各的特色，也不太好相比。咳，江青要好好过日子该多好，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最后上吊自杀。
　　儿子：以后您与江青再也没有联系？
　　父亲：闹“文化大革命”时，因为站错了队我挨整，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求她救助，她没有理睬我。

老八路

　　在枣园相识张恩德  
　　枣园的枣树一株株拥挤在一起，树上的红枣儿像一粒粒大云豆，与我厨房门前的枣树无法相比。枣园里有一位看园子的人，菜地里的黄瓜豆角南瓜成熟了，他负责采摘，送到大灶小灶厨房。他对我说，枣树梨树翘起的老树皮，每年须用刀剥去，多余的枝杈用刀砍去，这样才能长得好梨好枣。但是他只是说说而已，从不动手去干。
　　每次采摘了红枣或鸭梨，看园人就咣咣咣地敲一遍铜锣，听见锣声，枣园人就知道分水果了，各位首长家的家属和警卫勤务厨师都聚到一起。枣园后沟社会部的同志听不见锣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过来。大家围住柳条笸箩，放开肚皮，红枣鸭梨尽饱吃。剩下的水果再给张闻天、毛主席、陈云、凯丰等人捎带回去。
　　小灶厨房门口有一株枣树，我常用洗肉的汤水浇灌这株枣树，秋后，整个枣园，独独这棵枣树长满鲜红的大枣子，毛主席他们走过来，也多看一眼，称赞几句。有时，江青带着她的女娃儿想枣子吃，就对孩子说：“求一求李叔叔吧，给我们摘几颗枣儿。”我扬起烧火棍，棒落些许大枣，江青母女俩咯咯地笑个不停，捡尽地上的红枣。
　　看见江青身边的女娃，我又想念起黄祖炎首长和小长生“小长生也有六岁了，比这个女娃大……”我弄完早饭，独自一人奔宝塔山而去。
　　我满头大汗走回枣园。李满千问我：“干啥了，出了这么多汗？”
　　我告诉他：“去了一趟宝塔山。”
　　“哎呀，你去那干什么？那个地方现在是‘日本工农学校’都是俘虏的日本兵。”
　　我恍然大悟：“我说呢，那里的人一个个楞了呱唧的。”
　　李满千警告我：“你以后可不要再去那了，日本人满脑子武士道精神，凶狠残暴！”
　　“跟我说话的那个日本人还很和气。”
　　“你不知道，上个月，从山西押送过来两个日本俘虏。我们中央警卫团去了三个战士，把山西来的同志替换下来，快走到延安时，过一条小河，这两个日本俘虏突然动了手，打死了我们两个战士，另一个战士负了重伤。日本俘虏抢了枪，跑上了山。毛主席很生气，派了一个连的部队，带着机关枪……日本俘虏宁死不投降，只好把他们打死，为我们的同志报了仇。”
　　毛主席的哨兵张思德比我大几岁，是四川老乡。他时常来小灶帮忙，挑一担井水，劈一捆木柴。张思德是个好人，工作认真，被派去烧炭，被炭窑活埋了。毛主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致了悼词。
　　在枣园，我和毛主席的汽车司机周西林也是好朋友。周西林经常向我念叨他的“汽车经”，后来，这些“汽车经”对我驾驶吉普帮助很大。

老八路

　　外国医生马海德为我治病  
　　1943年秋天，我每天清晨咳嗽，浑身发热出虚汗。陈新仁发现我身体不适，报告了陈云。陈云很着急，来宿舍说：“小李有病了，赶紧看医生，你去备马。”他询问我的病情，随即给傅连暲写了一张字条，让陈新仁牵马送我去中央医院。
　　傅连暲看过陈云写的便条，吩咐护士去找马海德医生，同时准备X光机。
　　两位医生低声商议后，由傅连暲给陈云写了一张字条：“海德和我检查后，发现小李同志肺上有一小斑点，怀疑是早期肺结核。”我站在傅连暲身后，看他写的字，基本上也能认识。陈新仁拿上傅连暲写的纸条和我一起回到枣园。
　　几天以后，陈云把一个写着“中央疗养院”字样的信封交给我，陈新仁和我骑马驮着行李卷，去中央疗养院住院治疗。
　　看来黄祖炎首长的肺结核没有传染毛主席，而是传染了我。
　　在中央疗养院见到马海德，他的汉语还是不太熟练，他安慰我：“你，年轻，有病也不要紧。现在像你这个病，有陈同志关心，没有问题，不要害怕。”
　　1972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国政府医疗小组的组长赴瑞士日内瓦为身患绝症的斯诺治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以为他是一名医术高超的中国医生，实际上他是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他的父亲早年从黎巴嫩移民美国，成为美国纽约州水牛城钢铁厂的工人。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海德姆追随“东方淘金”的热潮，来到中国上海。
　　1936年5月，宋庆龄介绍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斯诺在郑州换车时，认识了海德姆，俩人一见如故。海德姆应邀与斯诺同行。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他们两人顺利进入陕北。
　　后来，斯诺离开陕北，出版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海德姆留在陕北，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并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起了一个中国的名字——马海德，在阿拉伯文中，海德姆就是“马”。1988年10月，马海德病逝于北京。
　　中央疗养院与中央医院相隔一道小小的山沟，实际是医院的高级病房。住院的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我因为陈云的关照，也住了进来。
　　马海德、傅连暲和苏联医生定期来疗养院巡诊。我听见马海德与阿洛夫闲谈，评论傅连暲：“他可惜呆在这个小地方，如果在天津上海那样的大城市，他就出了名，是个名医，能发大财。”
　　中央疗养院主要以休息和营养为主要治疗手段，没有盘尼西林来治疗肺结核。我听马海德说：“‘盘尼西林’这种药非常稀少，从上海来的人说，在上海的黑市上，一支盘尼西林卖一根金条。”
　　疗养院里还有一些宝塔山医院的医生护士，我同她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比别的医生多一分亲切，更受照顾。负责我这间病房的小韩护士，却是新相识。她天天来给我测量体温，送水送药，送汤送饭。我从来是侍侯别人的，今天，有个大姑娘服侍我，真是很尴尬。
　　1944年夏天，我的肺结核病灶经X光检查，已经钙化，可以出院工作了。

老八路

　　第八章 我所知道的美军观察组
  
　　大卫·包瑞德上校  

　　在中央疗养院治愈了肺结核，我还想回到陈云身边工作。陈云对我说，原来打算送你去党校学习，现在来了美国人，你比较有经验，去美军观察组工作吧。
　　美国人来之前，延安的各个单位都打了招呼，是最早的“外事教育”吧。在中央疗养院时，有干部来讲话：美国人竖起大拇指，说OK ，就是赞扬表扬；美国人说“哈罗”，就是问候，相当我们的“你好”；我们见了美国人，也要有礼貌，互相握握手，也可以说OK 说“哈罗”。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美军为观察组命名的军事代号是“迪克西使团”。
　　美军观察组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1892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央市。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包瑞德秃头，圆脸，身高比一般中国人略高。他身体强壮，体态匀称，看上去根本不像五十多岁的人，他的风度很有些贺龙司令员的味道儿。每天早餐晚餐前，上校都要“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只自动手枪，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上校沿公路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从“韬奋书店”旁边走回观察组。上校的“怪异”行为使我们很好奇，天天挤在大门口，看包瑞德上校在延河滩上无事瞎忙活。
　　上校佩带一只崭新而精美的手枪，我问警卫战士，他们也不识那手枪的牌号，还是杨管理员问了包瑞德上校，我们才知道那是一支“加拿大撸子”。
　　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给包瑞德解释建筑设计图纸，准备给他盖办公室、卧室、会客室和厕所。上校听了连忙摆手：“毛主席没有建这么好的房子，我不能建！”
　　我们劝他：“你是毛主席的客人，是我们的盟军，应该的。”
　　包瑞德说：“你们中国的古话‘耗子尾巴——长不了’，还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我们在延安呆不长啊！日本的尾巴也长不了呀。”
　　最后依照他的意见，搭建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独立房屋。施工的时候，上校在一旁转来转去，看见我们要用砖砌墙，急忙摆手，说中国话：“震了！地震了！不要砖墙！”原来他担心发生地震。我们按他的意愿，用运输机运来的水泥筑地基，用厚木板做墙壁，建成里外两间的木结构平房。在延安十年，我只经历一次地震。1940年入秋，刚刚掉树叶儿，还没有吃晚饭，胜利食堂门板上的铁吊子忽然咣噹咣噹地撞门。沙师傅见多识广，他说，这是地震，地下的鳌鱼翻身，是个好年成啊。附近的老百姓嚷嚷，太上老君赶山啦！山走地动啦。
　　周恩来很少来观察组，一次他来找黄华，让黄华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周恩来讲到外国人在上海横行霸道，根本不用正眼看中国人；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一块牌子，上面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周恩来浓眉紧锁，一字一顿说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同时用手指在空中一指一点。停了一会儿，他的情绪稍稍平静，又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尊重我们呢？一是我们与美国是盟友，帮助美国人做出许多工作；二是延安人团结抗日，不贪污腐化；三是延安官兵一致，有民主自由的空气。美国人佩服我们哪！”接着黄华站起来讲了一番话，周恩来很赞赏，带头鼓掌。
　　包瑞德上校在延安美军观察组的任职时间很短，日本投降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驻华助理武官。1949年，包瑞德目睹了解放军开进北平，1950年2月，他黯然离开北平。
　　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已退休的外交官谢伟思谈话，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事实是，包瑞德没有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6年周恩来逝世，包瑞德撰文悼念，中国的《参考消息》予以转载。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如今，包瑞德上校已被中国历史学家称为“周恩来的美国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