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围棋期刊的文化传播与历史价值

文如玉

一、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日本职业棋手高部道平来华，接连战胜以汪云峰为首的一众中国围棋国手，并将对手的“棋份”普遍降格到授二至三子，中国围棋界方才发觉自身整体的对弈水平已落后于日本。自此，中日围棋交流逐渐增多，受此影响，清代以来中国所盛行的座子制围棋逐渐衰微，进而转变为自由布局式的围棋。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总理段祺瑞嗜弈，其府下供养了不少围棋门客。福建围棋神童吴清源北上依附于段祺瑞，并在他的资助下得以东渡日本学棋。此后，吴清源的棋力见长，他在日本各项围棋赛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后来更在日本棋坛与木谷实、安永一等人联手发起新布局革命。吴清源的名声渐响，国内媒体亦多加报道，这也使得围棋在大众媒体中的影响力获得了一定的上升。另一方面，清末以来，西学东渐，民间创立报纸刊物的风气也大为兴盛，发展至民国时期，各种事物相关的专门化刊物也逐渐出现。而中国自古有文人钟爱对弈的历史传统，士大夫阶层创作了层出不穷的围棋诗文和《围棋赋》《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玄玄棋经》《官子谱》一类的围棋文章与书籍，有清一代，黄龙士徐星友的《血泪篇》，范西屏与施襄夏的《当湖十局》，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等棋谱更是在棋界流传甚广。在以上各种情形之下，民国时期的围棋期刊也应运而生。凡此三十年之间，一共有四种，分别是1922年邓元鏸于成都创办的《弈学月刊》，1935年过旭初于北平创办的《北平围棋特刊》，1937年刘子长、沈伯乐于上海创办的《中国围棋月刊》，1947年胡沛泉于上海创办的《围棋通讯》。

段祺瑞与吴清源对弈

报纸刊物在全国各地普及使得围棋界的赛事新闻及名人事迹随报道流传，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推广开来，日本围棋的棋谱及人物传记也传入国内。因此，相较于古时的围棋出版物，民国围棋期刊具有明显的新特征，其不再局限于古时棋谱棋评为主，诗文杂记为辅的文言文形式，更增添了通讯录、广告、题词、人物照片等丰富的新式内容。从专门史领域来看，民国围棋期刊的创设对于中国围棋史而言也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的，不仅填补了当时国内围棋期刊的空白，也沿着旧有的围棋文化出版物发展路径，革故鼎新，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和孕育了后继的以《围棋天地》为首的当代优秀围棋期刊，为今人研究民国时期国内围棋界情况、围棋技艺发展程度和围棋文化传播形式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传播特征

民国围棋期刊数量少、存续期短。仅存的上述四种围棋刊物从数量上说无疑是稀少的，这与受众群体总量少、人民生活水平及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存在一定的联系。即便是存续期最长的《围棋通讯》，从其前身1947年出版的《现代名家对弈两局》算起，至1949年为止，后续也只另出了12期。存续期最短的《北平围棋特刊》，只在1935年出版了一期。此外，《弈学月刊》出版12期共一年，《中国围棋月刊》出版7期不足一年。民国时期民众识字率较低，围棋期刊受众主要面向城市居民，而围棋自有其专业属性，综合来看，阅读围棋期刊的门槛并不算低，而符合受众特性的人民群体也只有在基本生活支出有富余的情况下才会有额外的文化娱乐支出。这都是制约围棋刊物稳定发行的重要原因。

民国围棋期刊筹办的名义各有不同，总体上大致有俱乐部、围棋社与私人的区分。《弈学月刊》用的是成都围棋俱乐部的名义[1]，《北平围棋特刊》则托以组建北平围棋社的名头，《中国围棋月刊》和《围棋通讯》则都是在上海地区以私人名义开办的。可以看到北平、上海和成都都是当时文化氛围好的大城市，人口密集，人民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围棋爱好者群体也相对其他地方更为集中，故能有围棋相关的组织相继创设并筹办发行围棋期刊。

民国围棋期刊的创立宗旨与时政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联动。民国初年局势动荡，政坛黑暗，文化界政治论战的风气一度弥漫，与之对应的是同时期的《弈学月刊》在创刊号的简章中写到：“本俱乐部以专一研究弈学蕲于益智为宗旨，此外无论何界问题，概不涉及。[2]”这是编者专研围棋，与时下热门话题做切割，避嫌于政治的态度体现，或也有助于刊物的顺利发行。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后，同时期的《中国围棋月刊》发刊辞中有“当局爰有新生活运动之推行，期以我国固有之旧道德长挽颓风，戒除人民不良之嗜好而纳日常生活娱乐于正轨之中，斯则围棋之道尚矣[3]”的论调，受时局政治运动号召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一时期的《北平围棋特刊》也在题为本社缘起的文章中写到“因组北平围棋社于青年会，以冀提高新生活正当娱乐精神。[4]”可以看到新生活运动在舆论层面的影响延展到了同期的围棋期刊当中来，而作为传统的君子四艺之一，围棋具有高雅的文化品格，这与新生活运动的宗旨是有一定的契合度的，棋坛中人也有意识地借助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力来推广围棋。

民国围棋期刊在内容上具有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发展趋势。最早出版的《弈学月刊》在内容上多是中国围棋古谱、围棋题词、围棋诗文，至十多年后的《北平围棋特刊》和《中国围棋月刊》，则增加了围棋逸闻、棋战资讯、民国国手棋谱和同期的日本棋谱以及棋友通讯录等内容。民国末期的《围棋通讯》则主要是当时国内国手对弈的棋谱，刊尾附有通讯录，间或在棋谱下方插入棋士故事一类的文章。综合来看，期刊所刊载的棋谱在时效性上由清代及更早时期的棋谱转变为时下的棋谱，在范围上则明显的从仅限于中国棋谱发展为兼有中外棋谱。即便是民国末期的《围棋通讯》，虽并未涉及同时期的日本棋谱，却也有《吴清源小传》《本因坊秀哉从弈小传》《日本棋院秋季大手合讯息》等与日本棋坛密切相关的一类文章刊载。

民国围棋期刊的受众数量较少、群体分散。《围棋通讯》在1948年刊行的第一期中提到，“去年九月所出之《现代名家对弈两局》截止目前已销去二百四十本。[5]”另在1949年刊行的第十一期的本刊近况中提及“刊行已满十期，现已有十五省三十五市县之读者。[6]”《中国围棋月刊》前后依仗《大公报》和《时事新报》在全国各地发行，具体数量则语焉不详。总体而言，作出民国时期围棋期刊发行数量少和受众不足的判断是合理的。围棋项目放在今天与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运动相比仍是相对小众的，在民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民国时期，结合围棋本身具有一定入门门槛等因素，其推广发行更显无力。

民国围棋期刊发行费用的来源是多样化的。俱乐部和棋社会在组织内部收缴会员费以助期刊发行，成都围棋俱乐部名下的《弈学月刊》和北平围棋社创立的《北平围棋特刊》即属此例。而期刊本身也有一定的广告收入，以《北平围棋特刊》末尾所附广告为例，就有大生银行、河北省银行、吴德丰茶庄等商家的广告刊载。期刊发行到各地销售也能回收一定费用，前文所言《围棋通讯》前身《现代名家对弈两局》所售出的二百四十本即为例证。个人资助也是期刊发行的一种收入来源，《围棋通讯》的发行基本靠胡沛泉本人定期支出四十美金方才得以维系[7]。即使围棋期刊的发行费用所得的方式呈现多样化特征，但多数情况下仍是入不敷出，勉力维持。与同时代受众面广且销路顺畅的新闻报纸和有固定经费支持的政府刊物不同，围棋期刊的各种收入来源并不稳定和长久，这样的情况也就导致了停刊问题的发生。

三、历史价值

普及围棋 提升水平

民国围棋期刊的发行为围棋在民众群体间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围棋入门栏目的设立迎合了初学者的需求，古今中外国手名家的棋谱刊载则符合中高水平围棋爱好者的要求。棋坛逸闻和比赛资讯又能够吸引一部分棋界之外民众的兴趣。这样的处理兼顾了围棋基础推广和对弈水平提升两个方面，也为今人观察民国围棋普及情况提供了窗口。不难看到的是，在当时物质条件相对贫乏，信息渠道滞后与不畅的前提下，棋界先行者们仍能竭尽所能搜集整理各种围棋相关的内容，并维持一定期数的出版，他们做出这样的贡献是殊为不易的。

丰富娱乐，开拓视野

在民国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下，围棋期刊的逐步发行不失为丰富民众文化娱乐的一个渠道。有望起到“藉此养成国人精切研究之心，而消除无益消耗之娱乐” [8]的作用。而民国时期的围棋期刊相较于古时内容单调的围棋古谱书册，除了增设棋坛逸闻、比赛资讯、通讯录等时兴内容外，更附有对弈照片、国手人像，更易于引起受众的兴趣，使之了解到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围棋世界。尤其是引入了日本的时局棋谱及各种流行定式的介绍，有助于国内围棋界的视野开拓，使之在行棋思路与对弈技巧上能够直接向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棋界学习。转变传统的“座子”围棋思维，去迎向广阔的围棋天地。

历史见证 承前启后

民国时期围棋刊物的出版可谓是发围棋专门化刊物之先声，诸般棋谱与棋闻的记叙无疑都是一段段民国围棋史的见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围棋传统，从《棋经十三篇》到《玄玄棋经》《官子谱》，中国围棋完成了从理论到实战的全方位发展，至民国初年的《弈学月刊》集合了古时围棋文化产物的诸多长处，再到其后的《中国围棋月刊》完成了现代化转型[9]，更有《北平围棋特刊》《围棋通讯》为民国围棋史的传承添砖加瓦。经此间铺垫后，再到新中国的《新民围棋》，以至于今日中国围棋界独一无二的《围棋天地》。民国围棋期刊的创立及发行具有延续中国围棋界文脉的重要历史意义，既承接了明清以来围棋出版物渐趋丰富的大势，也为新中国围棋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学习与借鉴的范例。

结语

民国时期围棋相关的史料是零散和难以整理的。而同时期的围棋期刊因为数量稀少，反而是易于寻获的。本文仅从民国围棋期刊的主要特征与历史意义等层面稍加分析，各期刊具体内容的涉及面较广，尤其是围棋领域的各种专业化知识内容，这些部分暂未作展开探讨。若从此处深入研究，则围棋本身的布局、定式、术语及手割之类的专业围棋技巧中都不难探寻到一条中国古代座子围棋从历史高峰到衰落凋敝，进而转型到现代围棋的清晰脉络。

对民国时期围棋文化传播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围棋期刊，此外，同时代的各种报纸与书籍中关于围棋的内容也不在少数，这其中的名人效应尤为明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吴清源。而相较于具备一定门槛的围棋棋艺与围棋诗文等内容，民国弈坛名人的种种逸闻趣事反而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故而今后在民国围棋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方向上，围绕典型人物而开展是最易于着手的。其次，同时代的民国中国象棋期刊和日本围棋期刊的相关研究文章也较为少见，因此将民国围棋期刊与前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值得深入开展的。围棋作为社会大众娱乐生活的一个角落，也能够自成天地，个中的棋道变革及史事演义等内容不容小觑。

国运昌则棋运昌。康乾盛世中能涌现出黄龙士、范西屏与施襄夏等棋圣国手，晚清国事衰微，国手周小松殁后，棋界一度后继乏人，中国围棋整体实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扭转颓势，逐渐回升。今时中国围棋界的英才人物辈出，实力已胜于日本。中国围棋月刊的编者曾有言，“他日有成，不特本刊之幸，亦我国棋学复兴之起源也。[10]”斯人虽已作古，但中国围棋瞩目的成就的确已经实现。（作者：黄闻宇）

[参考文献]

［1］何云波.黑白有道.［M］.何云波围棋文集，2018：231.

［2］邓元鏸.简章［J］.弈学月刊，1922（1）

［3］刘子长 沈伯乐.发刊辞［J］.中国围棋月刊，1937（1）：1.

［4］过旭初.本社缘起［J］.北平围棋特刊，1935（1）：21.

［5］胡沛泉.［J］.围棋通讯，1948（1）：2.

［6］胡沛泉.本刊近况.［J］.围棋通讯，1949（11）：7-8.

［7］何云波.胡沛泉与《围棋通讯》研究.［C］.中国围棋论丛(第6编)，2021：159.

［8］刘子常 沈伯乐.发刊辞［J］.中国围棋月刊，1937（1）：2.

［9］何云波.《中国围棋月刊》与中国围棋的现代转型.［J］.围棋天地，2012（19）：97.

［10］刘子常 沈伯乐.编辑余谈［J］.中国围棋月刊，193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