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十二岁时当儿童团员，站岗放哨。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卫连当传令兵。
一九三二年随部队离开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经河南、湖北转战到川陕根据地。由于部队人数增加，我所在的十一师扩编为三十军，团扩编为师，我在三十军八十九师二七〇团任班长。
一九三四年三月份，在四川苍溪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以后我担任了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代理营长等职。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络，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成立西路军。西路军西征时，我在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任副营长。
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西路军由甘肃临泽的倪家营子突围进入祁连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三月十三日，西路军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会议，把部队分成三个支队打游击。
我所在的部队编到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率领的左支队。我因在倪家营子增援红五军的高台的战斗中右腿负伤，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了。从此，开始了我漂泊草地十二年的不寻常生涯。
一，雪地逢难友 归队心似箭
部队就是战士的家，离开部队，犹如离开了爹娘。此时此刻，面对风雪迷漫、荒无人烟的祁连群山，回想起当年“红旗漫卷西风”的情景，不禁情感起伏，思绪联翩。
是党把我从一个给地主放羊的穷孩子培养成一名光荣的红军干部；是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使我懂得了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是部队的阶级友爱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而今，因为受伤了，离开了党组织，离开了部队，离开了战友，心中不禁潸然泪下，好不伤感。
我要找党，我要归队，我拄着棍子，踏着战友们的足迹，艰难地前进。
然而，甘青交界的祁连山啊，风雪迷漫，滴水成冰。前面部队踩出的路被大雪覆盖，已无法辨认了。路在何方？我很迷茫。
在追赶部队的途中，又遇到了十一个掉队的同志，我们十二人结成了一个寻找部队的战斗集体，我成为他们的临时负责人。我们大多是伤员，仅有三条步枪十二发子弹。
西北高原在三月的天气里，仍然是寒风凛冽，我们身上穿着单衣草鞋，要在黄沙漫漫，滴水成冰的荒原戈壁中行进，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山严寒中生存实在太难了，大家冻得面部铁青、瑟瑟发抖，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的，困难可想而知。
最后一个掉队来到我们中间的同志讲，在他离队时，部队仍然是向西行进的。于是我们就向西追赶部队。
后来我们才知道，三月二十三日，我们当时所在的西路军左支队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部队已遵照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了。部队向北，我们向西，越走离部队越远。
在这雪海茫茫，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之地，无处询问，我们只好继续往前，寻找部队。
经过近二十天的雪地行进，我们到达了现在青海天峻县的木里地区。
打听到部队没到这边来，我们认为部队可能从山中折向北行了，稍事休息就又往北赶。
单薄的衣着无法抵御高原凛冽刺骨的寒风，但我们最发愁的还是没有吃的。仅有的一点干粮吃完了，我们只好拣些野兽皮骨或牧民抛下的牛羊皮骨用雪水煮了吃，甚至一匹枯瘦如柴的死马也成了我们的上等食品。
在这饥寒交迫的日子里，我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互相照顾，彼此扶持，满怀信心地行进在雪原上。
几个月来，我西路军将士，面对群魔恶狼，英勇浴血奋战，那一幕幕悲壮的场面，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怎样的生死搏斗啊！寒冬腊月里，敌人穿着皮衣皮裤，我们却穿着在四川过草地时的单衣草鞋，冻得手已抠不动枪机。但红军战士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任何困难也不能使我们屈服。
敌人一次次被打退，然而我军既缺粮草，又无援军，敌增援部队相继蜂拥而至，我们的部队减员却无法得到补充，形成了敌众我寡之势。
在战斗最残酷的日子里，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全部剃成光头，女扮男装和敌人厮杀在一起，用剪刀、锥子等同敌人搏斗……
想到这里，我感慨万分，这是怎样的精神，这是怎样的战士！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同志，几十天来，住山洞、宿草地，面对饥饿和严寒，毫无怨言。
其中一个是军部的副护士长胡传基同志，他的头部被敌人砍了一刀，我们碰到他时，他满脸都是血污，还要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这些天负伤而行，还为大家度过难关想尽了办法。
还有一位小同志叫何建德，小名叫火娃子，是四川通江县人，别看只有十四岁，再苦再累也不动摇，常帮伤员干这干那。
有了这样的集体，有了这样的同志们，什么样的困难也压不倒我们。
四月初，我们到了苏里(现属天峻县)，宿在一条河沟的岩洞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位姓洪的战友(原是连指导员)对我说：“东边山坡上好像有个人影，我去看看吧?”
我想，多少天来，在茫茫雪原上见不到一个人，能找个人问问路也好。就同意了。谁料洪指导员提枪在手还没走出五十米远，一声枪响，就倒下了。
我和一位班长闻警，立刻拿着其余的两支枪冲出岩洞准备还击，刚出洞口十来步，从我们住宿的石洞上面又打下一排罪恶的子弹，班长应声倒下，两发子弹从我的胯下直穿出左膝盖，一阵晕眩，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二，岩穴四十六天
八天后，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才知道我被打伤以后的事。原来，袭击我们的是当地土匪。他们抢走了我们仅有的三支枪和一些能用的东西扬长而去。洪指导员和那位班长为了革命在青海草原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同志们见我醒来非常高兴，我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想坐起来，但身子像散了架一样，左腿一阵巨痛，我差点又晕过去。
我意识到，双腿负伤，继续赶路已不可能，为了不连累大家，我说：“你们别守住我了，快找部队去吧！”
大家表示要走一起走，要死死在一块儿。但是，冰天雪地，没有个担架，大家又都疲惫不堪，一起走终不是个长久之计，于是我狠了狠心，说：“干脆你们抬个石头把我压死算了，省得你们再挂念着我。”
一句话，说得大家相抱痛哭起来。是啊，同志们怎么忍心把生死与共的战友压死呢！
经过我再三劝说，同志们决定留下通讯员小何(就是火娃子)照顾我，其余八位同志，我指定由胡传基同志负责立即出发找部队。
我把未被敌人搜去的二十块钢洋分给大家(当时干部是带钱的，土匪搜查时见我满身血污，没细搜身上)，嘱托胡传基同志，将来如有可能回到家乡(我俩是一个地方的)，请转告我的父母，就说我死在西口外了。
直至解放后的一九五六年，我给父亲去信时，他还以为是哪位好心的同志冒名顶替去安慰他老人家呢。
大家依依难舍，临走时同志们从满山遍野给我们拣来了许多柴火、野兽牛羊皮骨以供取暖充饥，拣来不少干草给我们铺盖上。然后，互道珍重，洒泪相别了。
石洞里只剩下我和通讯员两个人了。我俩相依为命，我下肢不能动，他每天为我端屎端尿，烧开水为帮我擦洗伤口，把捡到的野兽骨头砸碎烧糊和皮子放在一起，烧成汤一口一口地喂我……我常想，这是多么好的战友啊！
一天天过去了，我和火娃子在石洞里的生活愈来愈困难，附近能吃的东西已经很难寻到了，火娃子只好跑到较远的地方去拣拾，太远了又怕被人发现惹出麻烦来。
一天，两个面貌凶恶的人骑马来到我们住的石洞。看到我们一贫如洗，他们嘀咕了几句就走了。
事后听说这两个人就是曾参与袭击我们的土匪。
显然，他们的到来是不怀好意的。不久，附近牧民便知道了石洞里有两个共产党的消息。
没隔几天，一位五十多岁的蒙古族老大娘领着个男孩来到石洞里。她会说几句汉话，问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看她并无恶意，对她说：我们是共产党，是红军，打马步芳，为穷人办事，是好人。部队打败了，我们从木里流落到这里。
老大娘只听懂个大概，她临走时，我向她要些吃的，她同情地点了点头。
翌日，老大娘让她的儿子和女儿给我们送来了十来斤粮食，十来斤面，还有一斤多盐。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
蒙古族人民的深情厚意使我们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何赶快生着火，做熟了饭，我们一人吃了两小碗。很久没有吃到粮食，这顿饭真香啊！
半个月后，粮食吃完了，周围也找不到可吃的东西了。我让小何找来两根棍子试着走，但全身像瘫了一样，还是无法行走。
就在这时，那位好心的蒙古族老大娘让她儿子用牲口把我驮到她家里。
原来，当地部落(称盐传部落)头人尕布增加，想叫小何去给他当奴隶。这样，我被安置在老大娘家帐篷外的小棚子里，小何被强迫当奴隶去了。
这是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事，我们前后在石洞里住了四十六天。作为患难与共的战友，却不能相救，我心如刀绞，小何也哭成了泪人。他才十四岁，我舍不得他去，他也舍不得离开我啊！尤其是当我们看到那位老大娘的丈夫恶狠狠的态度时，小何就更放心不下。
三，黑暗的生活
蒙古族老大娘家共五口人，二男一女。丈夫好逸恶劳，品性很坏，给奴隶主做管家。
管家阴险残忍，后来听一位老大爷讲，我的腿就是这个管家打伤的。让我来到他们家，老大娘是出于同情，管家则想要个不花钱的奴隶。但是，后来管家总感到留下我是个隐患，想害死我。
他对人说：“共产党是坏人，不能留下祸根。”幸好在老大娘的哀求和劝告下，才免遭毒手。
两个月后，当我拄着两个棍子勉强能走动时，管家就逼我去给他放羊。
我骨瘦如柴，靠两根棍子走路，哪能跟上肥壮的羊群，管家经常借故毒打我。如果跑散或丢失一只羊，更是被打得死去活来。
寒冬腊月，管家才给我一件破皮袄，白天当衣，晚上当被子。早晚各只给我吃半碗炒面。白天饥肠辘辘盼望天黑，黑夜寒冷难禁盼天亮。老大娘同情我，有时给我些残汤剩骨，但怎抵得管家恶如虎狼！
就这样，两年过去了。一九三九年，我随管家一家离开苏里，迁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游牧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我仍然给管家放羊。
天气热了，草原的景色是美丽的，牛羊肥，草儿壮，蓝天绿草……
但我哪有心思去欣赏这草原景色呢？想念党，想念部队，我常常暗自流泪。
然而千里草原，往哪里去找呢?我时常注意打听(这时我的腿伤已好，也能说蒙语了)，但查无音信。
在管家的折磨下，我总想找机会逃走，即便找不到党和部队，也要离开管家的魔窟。
有一次，我随管家游牧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看到很远处有一座房子，想，这可能是家汉民。因为牧民一般是不住房子的，有了汉民就便于打听消息。
当时管家正在捆搬帐篷，逃跑的念头又在我脑海里涌现出来。我悄悄地放下身上的东西，猫着身子从草地中向那土房跑去，哪知道没跑多远，被管家发觉骑着马赶来了，一棍打来，我应声倒下。打断了一根棍子，又打断了第二根，后来我就被打昏过去了。
管家的毒打并没使我屈服，我仍在伺机逃走。
一次，我又要准备逃走，被管家发觉，他说：“你是共产党的副营长，现在还想逃走继续当官。你已经给我放了两三年羊，现在我不杀你，将你送给马步芳，死活在你。”
管家要借刀杀人，还要向马步芳邀功请赏。于是将我捆起来，派人把我往西宁押送。
走到德令哈的巴音河畔，押送我的人听说青海湖附近土匪很多，怕受抢劫，不敢继续往西宁送了。这样我又被押回管家家。
一九四二年，我趁机逃脱了管家的控制，改姓黄，在巴音河西岸挖了个土洞住下给人家帮工修靴子，所以人们又叫我黄师(意即黄师傅)。
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的一个蒙古族姑娘，独自一人流落到了德令哈。
她叫格民，家人在动乱中跑散了，也是到处给人帮工。我俩经常相见，认识以后，常在巴音河岸边诉说各自的不幸遭遇。
奔腾的巴音河水流不尽我们的辛酸。不幸的遭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就结婚了。
一九四二年底，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为我们增添了新的希望。我常常想，孩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参加革命，去打倒蒋介石、马步芳，打倒奴隶主，让人民当家作主。
以后为了避乱，我们曾搬到都兰县都兰寺前为人帮工，一九四七年又回到德令哈。这样挨年度日，一直到一九四九年。
四，回到党的怀抱
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宁，德令哈人传说：“ 解放军把马步芳打跑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解放军是什么军队，凭着朴素的认识，我想，打跑马步芳的可能就是自己的队伍。总想找个机会到西宁看看。
当地反动牧主殿伯尔知道来青海的是共产党的军队，也早就知道我是共产党的副营长，想用枪把我打死。
贫苦牧民尕尕尼玛弟兄三人与我相好，都是穷苦人，常常互相帮助。他们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仇视牧主头人的罪恶行径。
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把我保护起来。尕尕尼玛对头人说：“你要拿枪把他打死，我们就把你打死。”
在他们的保护下，我才得以幸免。
这时恰好有一个奴隶主要到塔尔寺去拜佛，我抱着去见解放军的念头向他要求说：“我也想去拜佛，我给你牵骆驼去吧?”他同意了。
一路风餐露宿，走了十八天来到塔尔寺。
头人去拜佛，我偷空进了离寺不远的湟中县城。
当时湟中早已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我站在会场旁边，想听听讲些什么。
由于我十多年不讲汉话也听不到汉话，听了很长时间也没听懂什么意思，只听懂“减租减息”几个字。
但这时我还不敢相信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搞过所谓的“减租减息”。会后表演节目，扭秧歌，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出现，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
一九二九年在大别山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斗恶霸，不就是高举着镰刀斧头的旗子吗？
一九三四年三月，在四川苍溪县龙王山，团政委库成模同志介绍我入党，我不正是站在镰刀斧头的旗子下宣誓的吗？
那是我们的党旗，党回来了，解放军就是我们党的军队啊！
我马上找到尚志田，含着热泪向他诉说我的经历，要求收留我，他给我开了证明，让我到西宁去找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
廖汉生同志听不懂我的话，找来翻译，我用蒙语讲了自己的经历，但因没有证明人，我又说蒙语着蒙装，情况比较特殊，部队没有收留我。
我非常难过，走时恋恋不舍，噙着眼泪一步一回头，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说：“我想党、盼党，党来了又不认我，这就活该我受苦。你们不要我，我只好回去当奴隶。”这段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同情。
第二天，省上领导同志扎喜旺徐、周仁山派人通知我到省青年干部训练班(今青海民族学院前身)学习。
省青年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青海各少数民族，主要培养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
当时西宁市才解放不久，有些地区尚未解放，组织上让我进训练班学习，既关心同志，又严格审查，是完全正确的。
在学习班里，海晏县有个奴隶主在学员中间进行造谣煽动，说什么“马步芳要回来了。你们在这里学习，马步芳回来首先要杀你们这些‘二转子’(指积极分子)。”
训练班学员的思想一度陷于混乱。我把这些情况向训练班负责人温志忠作了汇报，协助公安部门逮捕了那个头人，平息了谣言。
由于我表现积极，立场坚定，一九五〇年三月，组织上发展我重新入党。十二年的愿望实现了，我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一九五〇年五月，我在训练班结业。党分配我到都兰县德令哈区当区长，以后在德令哈县、乌兰县任工委书记、县长、副书记、第二书记等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工作了二十四年。
当年我为管家放羊的德令哈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草原，走上了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一九七三年，组织上照顾我回到家乡安徽金寨县红军休养所安度晚年，使我老有所归。
曾经伴随我在石洞养伤的那位通讯员何建德同志，解放后在甘肃肃北县当了乡长，后来又任副县长。
我常想，西路军惨遭失败，我个人流落青海草原十二年，是党第二次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我决不能忘记党的恩情，要跟党继续革命到底。
后记:1995年10月28日，廖永和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镇老家因病逝世，享年79岁。
（来源: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 
发表于 2022-3-29 19:38:42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