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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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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09
标题: 『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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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 原名冯基善，又名冯御香，字焕章，人称“布衣将军”。安徽巢县人，民国时期西北军的统帅和最高军政首脑。

冯玉祥在军营中长大。十六岁时，冯玉祥入伍，参加袁世凯所建新军，后升为管带。辛亥革命时，带领所部参与滦州起义。民国成立后，参与镇压白朗起义。北伐时期率部参加北伐，1924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冯玉祥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参与“福建事变”，调停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呼吁团结抗战。抗战胜利后坚持反内战，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7年起，冯玉祥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月冯玉祥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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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11
1  我的家世

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这些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

我始终没有回去过。对于故乡，我知道得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1845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

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也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

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

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越来越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

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

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人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太平天国运动，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

而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

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的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目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

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

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

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他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

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攘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

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

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

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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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冯玉祥

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

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就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从这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段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

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户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

这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绔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

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段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

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后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

平素娇生惯养，一点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

但是，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

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因为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

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地拼命跑向目的地方去。

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的。

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

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

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

因为，家里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便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

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

可是报喜的却大大的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涌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遽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

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

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

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

父亲的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庠，开始从军，很明显地正就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

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企图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的是铭军。

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太平天国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

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惨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残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

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

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

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

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

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而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

于是，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方，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

1932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同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1882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

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

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着。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

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津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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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17
2  康格庄

在保定府城里住了不久，全家即迁移到康格庄。

迁移的动机，主要的是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那时，我大概才三岁的光景，对于人事虽然尚很淡漠，然已渐能认识。并且尝试着要了解人生种种迷惑错乱的景象。

康格庄距保定府城东约有二里之遥，我们初搬到这儿，在村的小西头路南赁了陈家的两间西房住着。

大约房主人的状况也很艰难，房子很不好，房间怕只有一丈余长的光景，房身也非常低矮，父亲立起身来，举手可触着顶上的梁木。

屋内，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饭的地锅之外，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桌凳等的陈设不消说，都是没有的。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难，这时，父亲那种谦窘的样子，看了真令人难过。

这与其说是家里来了客人，倒不如说是父亲的难关来了恰当，四围的墙壁，因为年代久远，风吹雨淋，都已渐渐地松弛崩溃，成块的泥皮常常向下脱落，更因造饭的缘故，炊烟在墙上涂抹了一层很厚的黑垩，衬映得满屋里黑漆一团；

最讨厌的是吃饭的时候，一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簌簌地往下降落，有时，猛烈的水蒸气上冲，多年停滞在屋顶上的灰尘也会掉落下来，弄得满锅里乌涅白皂，令人看了无法下箸。

平常坐在屋子里，若稍微留心一下，就会看见细雨似的煤灰满处飞舞着，地上，衣服上，被子上，无处不是尘屑。

这两间龌龊不堪的房屋，就是我们全家安身立命之所，会客、睡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问小房间。

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畅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到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

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煽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

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

如果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笑笑说说，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楼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

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地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

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

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

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粘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

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丫，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

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

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

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

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

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这时候，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

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

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

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件事就是赎当。

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

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

到当铺把当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

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

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

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覆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

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

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

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砂子。

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

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

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

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

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

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

捶上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

我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

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

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

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嘭嘭嘭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

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的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作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自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

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

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而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

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

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决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

民国十一年（1922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吧？

我的家庭给与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类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容易买着。

村里不到过年的时候，看不见穿新衣服的人。在平常，人民的衣着十九都是褴褛不堪，满身补丁。绸缎绫罗不消说这里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是洋布之类，这里也很少有人穿。

吃饭的时候，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盐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有些人家竟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盐水吃。麦熟的时候，才有一两家吃麦子面的，平素吃的都是高粱、棒子、小米面等杂粮。

谈到房屋，稍微讲究一点儿的人家，才在屋顶上抹一层石灰。所谓“石灰房”，为村内较好的屋舍。瓦屋全村里只有一二家，其余都是些敝旧破坏狼狈不堪的屋子。

有的人家连院墙也建不起，仅用秫秸扎成稀疏的篱笆，算做院墙。院墙内外，破乱的瓦器，瘦小的牲畜，是惟一的点缀品。

到了冬季，特别是寒风凛冽的天气，村内到处呈现着一种衰残荒凉的景象。间或有人从村首走过，穿着臃肿的破棉衣，瑟缩着身肢，慢慢移动着，看来简直像一个影子，像一个鬼魂。

这时，如果一两只狗吃惊地叫起来，声音也是那样的悲惨，那样的凄凉。这种种现象，都在反映着人民的生活是怎样的干枯与贫乏。

村里遇有喜庆丧祭的事，平常的交情是随一百三十钱的礼（合现在三个半大铜元）；交情深厚的，随二百五十钱的礼（合现在六个半大铜元）。待客的席面，有名的是“白菜豆腐泡席”，八大碗一齐端——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搀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

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余年，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那所谓荤席也者，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飞薄的猪肉而已。

人民除了完粮之外，很少和政府接触。政府既不注意人民的生活，人民也不关心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只是一面收税，一面纳粮，此外再无关系。

保定府距这里虽然仅只二里，然而村民对于那里的城市文明并不感到多大的兴趣，有时，却反而以鄙夷憎恨的眼光去看它。这里听不到关于政治的谈论，也听不到列强侵略中国的痛史，外面种种巨大的时变，如同隔成两个世界，很少波动到康格庄来。

政府开征钱粮的时期，里正一手提着锣，一手拿着木棰，从村西头一直敲到东头，口里大声嚷着：

“完粮哪！上忙银子，每亩地四百六！”

村人听见这样的锣声，并不见得马上就去完粮。他们只没精打采地走到门口，漠然地对里正望一眼，很快地就缩回身子，只当没那么回事一般。一直到了最后的限期，延无可延的时候，他们才三五成群地到城里，去缴出他们的血汗钱。

他们整年忙碌着愁苦着，惟一的娱乐就是看戏。自然，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保定府附近流行的戏剧有“哈哈”“二黄”“梆子”“老调”等数种。

这类的戏剧，对于我们村民的影响非常深大，我们的人生观、社会观，都由此中渐渐地陶冶出来。

我自己最爱看《老包斩陈世美》的一出戏。每逢看到陈世美强派韩琦迎路去杀他妻子的时候，我的两手总要握得紧紧的，全身的神经紧张起来，心里骂着：

“丧尽天良的陈世美呀！”

这样，直到全出演完，陈世美被铡，我的一口气才可以松下来。

这时，心里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痛快。但随即又要生出模糊不清的疑念。心里想：假如没有铁面无私的老包，这位丧尽天良的驸马爷，谁敢铡掉他呢？那么，他妻子的冤屈到几时才能伸雪呢？世界上真有老包这样的官吗？假如没有，这些罪恶和冤孽有什么法子可以解除呢？每次看完戏，我总要这样兴奋地自问着。

受这出戏的感动的当然不止我一个。上庙烧香的人，尤其是那些老太太，在烧完香回家的时候，一手拿着带土的油条吃着，一手掠着头发，一路上还不住指手画脚地大骂陈世美。

此外，《溪皇庄拿花得雷》，也是我最爱看的一出戏。故事是花得雷为非作歹，强横豪霸，张耀宗奉了令去捉拿他。幸亏褚彪老英雄肝胆义气，用尽心计，叫侠女张桂兰等巧装歌女，为花得雷祝寿，贾良等乘隙而入，里应外合，一战将花得雷拿住。

那时我常常想：“以后我长大了，不能做老包，也要做个褚彪才行。”我一生疾恶如仇，这类戏剧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

离开康格庄后，随军飘流各处，再不曾回去住过，然而这里一切情状，我一经回忆，依旧宛然在目，历历不爽。

这是我幼年时期的生长之地。它给我的印象，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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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19
3  从军前后

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1891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的。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作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

我的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心愿之下，勉强人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日”“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惰，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

于是，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惰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退回。

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出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

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

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

他成了我的楷模，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比较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让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

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1892年，我才11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

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

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进了城，队伍分做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

那时，我就有忿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

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枪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

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

1894年7月1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

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

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

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

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服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在不明底蕴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

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

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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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沽炮台旧照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

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绝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

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我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与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

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忌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1905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

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

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

不幸的是，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

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

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夸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

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

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留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

他们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另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

那是一个洼地，在飓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还有，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

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两次的打架，结下了大仇恨。

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

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来，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

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到了1896年，五营练军方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我才正式入伍，开始受军事操练。

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

我的最直接的长官是正目刘贺堂和哨长王春。他们两位教导士兵，真可说循循善诱，无微不至。事无大小。他们无不一一详加讲解，尤能处处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地教练，非常认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内，确实得了他们极大的益处。

不久，我们的队伍又开赴安肃县“拉拨子”。所谓“拉拨子”，就是巡防地方，维持治安的意思。

我们的队伍开到安肃县，当地士绅都派人来招待，并且请我们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请我们，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剧。

我本来不能喝酒，但这天同伴们却故意同我开玩笑，坚执地说我会喝酒，有的人又用话激我。说我喝半斤十两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门对付我一个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又却不过情面，一时把不住主意。

我是初次喝酒。一点经验也没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会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干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号。越喝，他们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这样一连喝了几杯。

掌柜的以为我的酒量真很好，于是拿出顶上等的带浆酒，要我喝个充量。当时，我的神经怕是已经麻痹，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是糊里糊涂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时候，酒力突然冲上来，眼前一阵黑，四肢软弱无力，已经再也不能支持。

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跄地送回营里去。幸亏离营不过百步，路上倒没有出什么意外。次日，浑身发出透明的水疱，小的如黄豆，大的竟和蚕豆差不多，难受了好多天，精神也萎靡到了极度。

从此之后，我深知酒的可怕，决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实上，也是看见酒就厌恶，遇有宴会，连杯也不去动。一般人都说我矫情，其实哪里知道我有这个底蕴呢？

在安肃县，我新认识了几位朋友，年岁都与我不相上下。他们有的在当地团练上服务，有的在铁路上当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筑车站上的站台。

我们“拉拨子”的工作，本来很清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而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

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走，咱们扣宝去！”一面说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这一套，在他们是玩惯的勾当了，惟独我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受了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

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我被他们拉拉扯扯地被拖到赌场里，对于扣宝这门径，我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

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

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

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

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

几十吊钱！这样大的一个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地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

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人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我过去因为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又在营中受贾少书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颇能粗识一些。每逢操练余暇，自己就爱看些武侠小说，一半是为的看热闹，一半也是企图多识些字。

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其次，是坊间流行的《绣像彭公案》。初看时半懂不懂，只管囫囵咽下去。读完一遍，从头再读，读长久了，书中大意也渐能领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读，有许多依然摸不十分准确，以后接着又读《施公案》。这是我最初自动阅读的三部书。

那时，我们的正目刘贺堂——别号叫做刘老喜——专门爱说《三国演义》。一到他说的时候，很快地就围上一大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连咳嗽也不敢大声。自然，我也正是这些听众之中最热心的一个。

每听到张翼德大战长坂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乐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于是，又引起我对于《三国演义》的兴趣，立时借了一部来仔细阅读。

初看的时候，只见生字连篇累幅在眼里乱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地慢慢读，闹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咬着牙，耐着心，随时随处向人家请教，我终于把它读完。

营中新认识的朋友，大般会几套拳，我的一位顶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马老殿，他的拳术极好，在保定府称得起第一。

而且，他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们在一起，大家最爱同他闹着玩，有时甚至动手动脚。每次这样的闹时。他老是笑着让开，有时也说一句“闹什么”！总不肯和人家打闹。

日子长久了，我心里却有点纳闷：“为什么他老是不还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动手动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让开。我就忍不住问他：

“人家打你，你为什么老是不还手？”

他含着温和的微笑回答我说：“他们打我几下，不要紧，我要是还手，他们可受不了。”

我听到他这话，立时恍然领悟，功夫是愈练愈炉火纯青，愈练愈能使人有涵养的。地里空瘪的谷子，总是高昂着头，洋洋自得；但充实丰满的谷子，却总是低着头的。

每次关饷之后，我总喜欢花几文制钱去吃一顿大饺子。这时，我情愿多跑几里路，绕过东关，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静的牛肉饺子。

这饺子铺是开在一家当铺的门洞中。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吃一顿饺子呢？说起来倒也很有趣的。

原来，这位平老静曾在当铺里当过一副包金镯子，后来赎当时（正是年三十的夜间），不知当铺伙计怎么弄错，居然还他一副真金镯子，他拿回家去之后方才发觉，深怕因此逼出人命，于是毅然决然把镯子送回。

这一来，使当铺老板意外地惊喜了一场，除当时给他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之外，并且，把当铺的门前让给他开了一爿饺子铺。

市井贫贱之中，能有这样的正直君子，的确令我钦敬。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人物所开的铺子里吃一顿饺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走几里路，我也甘心情愿。

除了这一点之外，平老静还收容着很多习武艺的徒弟，刀枪棍棒，应有尽有。这也很能吸引我这个正在充满着习武狂的小小的心灵。可是别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报之一笑罢了。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

到时候，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

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手，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

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

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就因为“上衙门”，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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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23
4  家中的变故

我们的军队，从大沽口撤回保定的第二年，父亲接着遭遇到两次不幸的事变，使我们整个家庭陷入了悲苦的深渊。

一天，我正在营中读书，父亲的护兵忽然惊惶失色地跑来，见了我，急忙地说：

“快点儿回家。大老爷坠马受伤了！”

我一听这话，觉得眼前掠过一阵黑影，一时也未及细问原委，即匆促地走回家来。这时，父亲正躺在炕上呻吟着。

原来这天是阴历二月初一日，又是“上衙”的日子，父亲照例循着营中的规矩，戴着大帽子，穿着马褂袍子，骑着马，到协台衙门里去。

不料，刚走到城门洞间，马的前腿忽然被冰滑倒，全身仰翻，父亲的右腿被压到底下，等到人家救起来一看，右腿迎面骨被马签轧破，约有一寸多阔的一个伤口。

因为伤处未能保持清洁，微菌侵入，不久即起化脓作用，一直养了三个多月，方才养好。

俗话说：“祸不单行”，这话好像是为父亲说的。正在父亲养伤期间，营中接到裁并的命令，两营合并为一营，结果裁去了大批人员，父亲不幸也在被裁之列。

在贫病交加之中，忽又惨遭失业，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在我们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从此以后，家庭的费用只有全靠家兄同我来维持，家兄在骑兵队上吃一份兵粮，每月关七两二钱银子，这前面说过的。我吃的是步兵种，每月关三两六钱。两个人合起来，除了马吃的，不过七两二钱银子，尚抵不上父亲一个人的收入。

以这样微小的收入来养家，日常生活的窘苦，可以想见。过了不久，家兄又因事他去，家庭费用，更弄得不能维持了。

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这种艰苦的境况中，仍然亲切地关怀着他的爱儿。直到今日，每当我独坐沉思的时候，一想起父亲当时对我的那种慈爱之情。不由我伤感得流泪。

那时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是三八打响，逢五排十打靶。所谓三八，就是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八，十八，二十八。逢五排十，即初五，十五，二十五；初十，二十，三十。

每次打靶的时候，我从家里去得很早。那时当兵，不一定都住在营中，除上岗而外，其余时间即使全在家里待着，也没人过问。

父亲疼我年纪小，怕打靶的时间过长，每次总给我六个制钱，叫我买几个烧饼揣在怀里，预备饿了的时候好掏出来吃。

从父亲手里把钱接过来，自己在路上一面走着，一面不住地打算，心里想，父亲的饮食已经淡薄得很了，我怎么能再拿去买东西吃呢？

而且，父亲拿这六个制钱的时候，那钱袋里不是只剩下几十个制钱了吗？老人家的心情，该是怎样的苦痛焦急啊！我想了又想，怎么样也不忍得把这六个制钱花掉。于是决计把它留起来。

打响的时候，每人每次得领五十个药条。这些药条，并不一定都须打完。每人总要剩个十几条，自己卖掉，换钱用。那时，有个教习阎吉胜收买药条，每次打响完事，他那儿就站拢很多目兵，争着换钱，彼此见了，只相视一笑，谁也管不着谁，这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我每次剩的药条，可以卖得十几个制钱，加上早晨父亲给我买烧饼吃的钱，一共大约可以凑个二十四五个制钱——保定府用的是津钱。叫做五十钱——我有了这些钱，就到肉铺里买半斤猪肉，提着飞奔回家，预备炖好了，晚饭时候给父亲吃。

父亲失业之后，荤食本已断绝，这时居然有炖肉吃，自然觉得欣慰。可是这炖肉从哪里来的呢？父亲禁不住要问了。

“从哪里来的炖肉？”父亲刚拿起筷子，就向我发问。

“您老人家只管吃好了……”我低着头嗫嚅地回答。

父亲看见我这样的情形，越发非问不可了。最后问得无可奈何，我只好将原委说出。他听了之后，立时把筷子放下，眼泪不住地往下流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回想这种情形，犹历历在目。

父亲对待我们孩子，总是亲热慈祥的，从来没有严厉斥责的时候，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比母亲还要慈爱。母亲有时因家事烦恼，常常对孩子发脾气，以发泄她心内的苦闷，然而，父亲却永远宁静，永远安详温和，他的慈爱的音容永远在我们眼里闪烁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父亲从失业以来，差不多半年了，百般设法谋事，总没有丝毫的希望。生活时时感受到严重的威胁。后来他几经考虑，觉得非南返故里不可。

南行计划既然决定，惟一的难题就是川资。那时，从天津到上海，轮船票价是十两八钱银子，加上由保定府到天津的一段民船费，由上海到巢县的一段路费，合计起来，至少须十八九两银子方才敷用。

这么一笔大款，向哪里弄去呢？父亲从前固然是半点积蓄也没有，亲戚朋友都如自己一样的穷困，借贷的事更是办不到的。处此情况之下，左思右想，实在没有办法，不得已遂将自己住的房子转典给当地一户人家，得了十五两银子，不足之数又变卖了些动用物件，才算解决了当前的难题。

我们一家，只父亲同我两个人住在一起。父亲是怎么样也不忍丢开我的。我呢，自然也不愿离开父亲。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只身孤影，流落异乡，在父亲实在不能放心。

但如果一同回南，原已筹好的川资又发生问题，这使得父亲已有的决心也不免动摇起来。然而，同留北方，事实上已不可能，当初万一有些微的办法。父亲是决不作南行之计的。数月来的窘困生活，实在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因为房子已经典卖给人家，父亲要动身走的前一晚上，新房主一连来察看了好几次，这显得我们一家人已无栖留之所，一种凄苦的感觉困扰着我们，使我们禁不住相对落泪。

屋里的一点木器家具，以及应用的什物，早几天已变卖尽净。这时所余的，只有父亲炕上铺着的几件简单的被褥和正屋里布幔中的一幅观世音菩萨像。如此情形，看来真叫做“家徒四壁”——但这四壁又何尝是我们的呢？

这晚上，父亲一边流泪，一边嘱咐着我，滔滔不绝。我坐在炕沿上，低着头，只知呜咽地答诺着。

“张管带，苗管带，高诚义，这三位，你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对我家的好处，以后你要想法子报答。我是不行的了，你可千万不要忘记。”

这些话，本来是父亲平素说惯的，但今晚听来，分外觉得悲楚。

张管带为我补兵的事，曾尽过不少的心力，虽然并没有成功，然而人家的厚意，总是不能忘记的。

苗管带为我补兵，不及通知我的父亲，连我的名字也是他代起了，他那一片关切的热忱，委实使父亲感激涕零，曾不止一次地在背后对他致深切的谢意。

高诚义是父亲的一个老护兵，父亲所以纪念他感谢他。是因为有过这样一段旧事：

父亲当哨长的那年，奉命到唐官屯（在天津迤南，是津浦线上的一个重镇）挖河，挖完河之后，又奉令修筑永定河。

大概由于疲劳过度，又受暑受凉，忽然患了泻肚的病，泻得很是厉害。这时，我同母亲留在保定，并没有跟他同去，随同父亲在一起的，只有护兵高诚义。因为病的太厉害，通身无力，连大小便都须高诚义扶持。后来越病得厉害，他照料越是细心，一点没有厌烦的表示。

这种诚挚的盛情，实在是很难得的，无怪父亲提起来，就要念念不忘；并且一再嘱咐我，叫我务必要答谢他的厚意。

我坐在炕上，越听越觉得悲痛，前思后想，怎么样也难以制止自己的泪。

闲常父亲谈话，总爱把他过去的经历以及祖母所受的苦难，反覆地说给我们听。这晚上，他自然也谈了不少。

他说他当了哨长之后，才买得起四十钱（合现在一大枚）的猪肉，炖小白菜吃饭，这算是顶好的饭食了。他还常常说：

“现在有猪肉吃，已经升到天堂里了。”

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幻梦又复破灭。

夜深了，四壁幽黯，万籁无声，衬托得屋内的氛围益发凄凉。我的眼泪就同开了闸的流水一样，一直无法制止。

第二天一早，父亲起来收拾行李，我也醒了，一面披着衣裳，一面望着他，心里说不出的万千酸苦，如同刀绞一样。我帮着他把行李收拾完了，立即动身。他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背着行李，送他去上船。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哭，一直到了上清河的岸边。

上清河是由保定直通天津的一条河流。上船的地方，靠近刘爷庙的东边，从家里到这里约有半个钟头的路程。

人到了生离死别感情奔放的时候，一切习惯上的拘泥都要无形中被冲破的，在到了河干的一刹那，父亲同我从心的深处涌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感情，不由自己地相互抱头痛哭，我甚至大声号啕起来。

我自己心里一方面想着：一会儿工夫，自己就要成为孤苦无告的游子，独自尝受漂流异乡举目无亲的辛味了；同时，却也惦念着父亲，他南返以后，职业问题怕依然没有希望解决，生活依旧得不到保障。

父亲的心理是和我一样的，南返后职业既很渺茫，而竟忍痛把十余年来从未相离的爱儿丢弃在北方，我知道这是最使他难过的。

我们一直哭得头晕眼花，日脚渐渐偏西，父亲始忍痛上船开行，我在岸上痴痴地站着，直到望不见桅杆方才回去。

父亲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保定练军营中，先在右哨，后到中哨，营中的生活同父亲在这里时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但我却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感到空虚，整日里如在云雾中漂浮着，心神恍惚不定。

同伴们有时同我谈半天话，我却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有时，独自傻傻地坐着出神，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邮政刚刚设立，邮件多从镖局辗转传递，由保定府到巢县，一年也通不成一封信。

从冬望到春，春望到秋，终年都在失望之中，我千方百计地探听走信的历程，预计信函来到的时日，并且幻想我的信到达父亲手中时的情景，但都不能排解我思亲的哀愁，虽然我只有这样，才觉着精神上有所慰藉。

在保定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每月能多挣几两银子，好早日接父亲回来团聚。

我们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设置这教习的用意，说来也十分可笑。原来，当时军队中的军官，什九都是仗着同乡亲戚的援引而来，其中受过军事教育的固然也有，但大部分都不明军事，别的事不必说，连喊操他们也不会。

于是，由于事实的需要，每哨里要设一个教习，专门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没有一定，须看所能喊的人数多寡，定其高低。有的能喊三五十或百几十人，有的能喊至千儿八百人不等，普通较士兵的待遇可以高至一倍。

当时，自己想不出较好的办法来，心想当这样的教习我也许有点把握，于是，每早天还未明即到东大教场学习喊操，放大了喉咙，“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大喊一阵，喊得喉咙于哑了，也总未问断过。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保定府居民燃放爆竹。拜神上供，正在忙着享受他们新年的欢乐，我依然一出门就练喊操，引得人家都笑骂我。如此一直练了四年，我居然有了惊人的成绩。后来，各哨里目兵都认识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勤劳人的社会不许懒人立足，同样，懒人的社会也不许勤劳人立足。因为每天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练习喊操，我的声音洪大，操场离营房又近，营中好睡懒觉的目兵，就十分厌烦我，并且因此招致了他们的忌妒和讥笑。

后来，他们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外国点心”，意思是说我如此拼命，早晚要被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来了，必定先要用洋药丸崩死我。

对于这个绰号，我欣然领受，我说：“我一定要做欺压我们的外国人的仇敌，我情愿叫外国人崩死我。”

他们这样地凌辱我，有几位我的朋友就为我抱不平，要同他们争吵，甚至动武。我听见这事，就和朋友们说：

“好兄弟们，我正愿意叫外国人崩死我！因为我要保卫国家，抵抗强权，外国人一定要崩死我的。外国人把我打死了，那倒成全了我。”

我特意刻了一颗“外国点心”四个字的图章，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有时给人家写对联，我还盖用这颗图章。

我这样用功练习喊操，对于身体的裨益实非浅鲜，因为早上空气新鲜，喊时浑身使劲，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仙丹怕也没有这样大的效益。

除此之外，我也酷好各种武术，自小勤奋练习，兴趣极浓，我现在也顺便在此一述。比如摔跤、打拳、举石头等，我都下过很大的工夫。

摔跤，汉满蒙人都爱练习，保定府以及四乡各村，每到冬天的傍晚，自七八岁的小孩至三四十岁的大人。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集在郊原上，练习摔跤。怎样用手，怎样用脚，怎样摆好适当的姿势，都有精审的考究。胳膊，腿部，身子，也都要分别练习。

练得好的，处处到功；练得不好的，一摔就倒，而且很容易摔坏了身体。练腿的方法，是在院子中打一个木桩，时时用脚去踢，渐踢渐使劲，踢得腿部脚部比铁还硬，一踢，那木桩就“砰”地发出沉重的声响。

练胳膊是碰树干，碰木柱。不管在何时。在何地，看见树干或木柱就用臂膊使劲碰它几下，日子一久，自有很好的成绩。

至于整个身体的练习，则在坟地中行之。这在保定府就叫做“跑坟头”，其法是由远处跑上坟头，而后将手落地，再从上面摔下来。要练得不伤筋骨，不伤五脏。

练得好的，摔下来时全身缩做一团，成为一个紧凑的疙瘩；不会的，则四肢张开，浑身松懈，很容易受伤。

打拳，北方乡民和军队中都普遍地爱好。我们的练军虽然不注重练操，可是对于各种拳术却颇为讲究。军中有杂技一科，刀枪剑戟无不分别传授，我们一早一晚都热心练习。

此外，还有举石头，其重量可分六十斤、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不等。我们每天都要练一次，各人按其体力。选择适当重量的石头，逐渐递进。

我普通可举一百四十斤的石头。此道可扩大肺部，全身使劲，真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仍旧常常地练习。

我至今身体强壮，精神健旺，回想起来，都是平素勤习苦练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生来如此，其实世上哪件事不是慢慢练出来的？

下一分工夫，即有一分效果，工夫下得越深，则效果越大，不下工夫，即无效果，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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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25
5  义和团和八国联军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

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民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

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扯，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

这样一来，教徒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一发遂不可收拾。

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

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地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人，毁电线，拆铁路。

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

平常，因为教徒们藉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地有一帮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

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

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

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

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地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地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

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地从事练习。

而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

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

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连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

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也不感到寂寞。

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进行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

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

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藉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噼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

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奕勖等数人。

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

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地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赤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

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在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膀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扫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

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

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知所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

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

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在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持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

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

“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吵。

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

这一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

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

然而，穿短衣服的劳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

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

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

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我跑出城来，就到城东中阳村赵万顺先生家里暂避，赵万顺是我幼年时的一个朋友。他家里有他的老太太，女人，小孩，同他的一个兄弟。

在这里住着，我得到几个极深的印象，至今犹不磨灭。赵家吃饭，每餐只喝两碗小米稀粥，一天两餐，都是如此。粥里只是少许的米粒，简直不能充饥。

我家里虽然穷，可是一天只喝两餐稀粥的生活却还没有见过。后来我问赵太太：

“你们光喝稀粥吗？”

“天气快冷了，”赵老太太说，“每天没有什么事做，用不着吃得太饱，喝两碗稀粥就算很好，比咱们家强的，也是这样。”

经我这次叩问以后，赵老太太怕慢待了客人，每餐特意留几块红薯给我吃，老百姓原来每天只喝两碗稀粥呀！在这儿，我不由得想起了镇压义和团时所见的一幕情景：

我们的队伍开到容城，住在北关一座文庙里。时在初春，天气极冷，白沟河县官为要博得军队的欢心，特为我们预备了一堆同三间房屋不相上下的木炭，放在庙里给我们作烤火之用。

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我蹲在大殿里，心里不住地在想：“这笔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从百姓身上抽来的血汗吗？”地方官在百姓身上搜刮的时候，锱铢必较，搜刮到手，却这样挥霍如粪土，这样的糜费无度！这一幕奢侈浪费的情景，与眼前自己所亲见身受的艰苦情形比较，叫人作何感想。

联军开到保定，并没有携带粮秣，于是每天一早到四乡各处去劫粮，并且抓人抬东西。百姓一看这情形觉得不妙，每天不到天亮就吃早饭，吃完早饭就逃向村外，找个低凹的地方躲着，一直要到晚上才敢回家。

那时我们往往躺在洼地里，脸向着太阳，心里说不出的悲愤，说不出的痛楚，肚子里一面在辘辘作响，奏成一曲饥饿与愤激的交响乐。

一天，我们从地里回来得很早，正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打门声，吓得大家立刻丢下碗筷，急急惶惶地向菜窖里躲，后来仔细地倾听，才听见外面不住地喊：

“赵大哥！赵大哥！”

赵万顺就同我说：

“你的个儿大，你隔着墙望一望是谁？”

我隔着墙头向外一望，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二十余岁的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经了一番询问，我把门开了，原来那女子是赵万顺兄弟的未婚妻，因为荒乱，家里不敢负责，特意领交赵家来完婚，了却一桩心事。

那个男子，不消说就是那女子的哥哥了，为了居住方便，家里立刻为他们结婚，当时就在地上扫了一堆土，插了三根草棍，参拜天地，完成婚礼。

正是这时，又听见外面有人嚷：“外国兵进村来啦！”万顺的兄弟一听这话，也顾不得害羞了，抓住他新婚妻子的手，急忙地跳墙跑了，万顺、万顺的老太太、万顺嫂子，都抿着嘴对他俩嗤嗤地笑。

外国兵抓人抬东西，年轻的小伙子是不要的，专门要抓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因为老头儿身体弱，抬东西时常常摔倒，这时外国兵就在一旁鼓掌大笑，引以为乐。

这时，要是老头儿的儿子看不过，要上前代替老头去抬，外国兵就拳足交加，没头没脑地一阵乱打。最残暴的要算是日本兵，许多惨无人道的事情，都由他们做出来。

他们常常拿百姓当靶子，随意瞄射。比如他们在站岗的时候，若是望见百姓远远地步行而来，便举枪瞄准，打中了的时候，就拍手狂笑不已。那时村上的老百姓在一起谈话，都以此为中心，不是说东村里打伤了人，就是说西村里打死了人。

奸淫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保定府附近各村五十岁以下的女人，被外兵奸淫致死的不下一二百起。

在赵家住了不久，打听到我们的队伍在固安县大宫村驻扎，我就到那里去，路上整整走了两天，每天足要走一百多里路。两天的长途跋涉，走得我筋疲力尽，浑身酸软得如同麻木了一样。

平素我的身体本很强健，只因这次住在赵家，每天只喝两餐稀粥，营养太不充分，又加我在路上走得太急，所以到了大宫村，身体感到极度的疲弱。

幸亏队伍找着了，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不幸遭遇，我得有安心的休息，这时在大宫村同住的队伍，尚有天津镇锦字六营，是由徐锦标带领的。

队伍在这里住着，李鸿章已由广东赶到北京议和。这时，联军坚持要清廷交出四凶，然后才能停战撤兵。所谓四凶，就是载漪、载勋、董福祥和刚毅四个主动拳变的人。

这个条件，确实给清廷一个大难题。因为四凶里头，亲贵占了三个，还有一个，也是朝廷的重臣。这如何能够轻言交出？

后来，联军以清廷不允所求，扬言要继续西进，骇得那位与唐朝武则天先后媲美的西太后，急忙由大同跑向陕西。同时即匆促谕令：载勋革职，刚毅交督察院吏部议处。

不料，正在这交涉停战的时候，忽然大宫村又出了枪杀德兵的乱子。刚刚有一点眉目的调停交涉，至此又生出枝节。

那乱子是这样发生的：大宫村锦字六营的一个士兵在村外放哨，瞥见从涿州那边来了两个德国兵，骑着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那兵激于一时的义愤，举起枪来打落了一个，另外一个回马即逃。死了的落了马，放哨的那兵就将马牵走，以为出了一口气，心里万分痛快。

这件事，除了那放哨的士兵外，村里的队伍不消说大家都不知道。不久，德兵大队到来，在二三里外即开枪攻击。队伍听见枪声，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向后撤退。

锦字六营退向沧州，保定练军退驻蠡县。因为时间匆促，应用东西都不及携带，沿路受尽辛苦，到了蠡县，我们的队伍住在城里侯家庄，其余分驻于城内各处。

大乱以后，一切政务都陷于停顿状态，军队这时同没了娘的孩子一样，零仃漂泊，给养无着，吃的虽暂由地方上供给，可是饷用却成了问题，即便极少数的买菜的钱都付不出来。

况且，吃的小米又坏，每次吃饭，只好囫囵着向肚子里吞咽。义和团事件后来虽然结束了，然而他们所留下的苦难的日子，却得要大家慢慢地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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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27
6  从淮军到武卫右军

转眼就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过新年的时候，营中的同伴们因为心绪苦闷，生活无聊，又嚷着要赌博，有几位又劝又拉，非要我加入不可。

这时，我已积有六七吊制钱，老朋友赵万顺也储有四五吊，都存在我的铺后头，经大家一番劝诱，一瞬间的转念，由于我那时年纪轻，竟又把持不住。

赌博场设在本地大绅士赵东海家里，头一局大家公推我坐庄，因为没有宝盒，临时用竹子牌代替。

头一宝拖出来，赵东海就问我：

“你向来不说瞎话，我问你，这一宝是几？”

我回答说：“是三！”一句话刚说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注子下在三上。

等到把宝开出来，果不其然是三。这一宝，整整把我的庄底都挖空了。后来，大家过意不去，商量不要我赔钱。我说：“那不行，既然输了，我自然应当要赔。你们不要不成！”

大家散了之后，我找了一把刀，对准左手，愤恨地说道：

“以后你再不改，还要继续赌博，非把你砍掉不可！”

到了正月初六，练军始正式接到改编淮军的命令，归李鸿章节制，至此，我们的队伍才算有了着落。

改编的结果，计共编成骑兵五营，步兵五营。我编入元字前营，统由吕本元带领，当时，之所以改编为淮军，说起来也颇饶兴味。

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境内散住各处的溃兵，惟因大乱以后，财政异常困难，饷项无从筹措，不得不商请淮盐商代垫。

淮商应允了，但坚持须以改称淮军为交换条件，所以，队伍一接到命令，即点名改编，换成淮军的新名号。

队伍经过改编，老弱全部淘汰，被裁的官兵每人发四个月饷。饷银系一种“松江银锭子”，黑而且杂，成色极劣。这次，我领下来的饷，差不多全数都付了在赵先生家输的账，因为一些老朋友都被裁回家，没法子不还账。

朋友们都走了，我们这一棚人，孤零零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时不免十分感伤。同时，我又重复拿起刀，对着左手，仍如前次一样恨狠地骂了自己一遍。

改编以后，队伍仍旧驻蠡县操练。我们的营长是李洙熙，帮带是傅应金，哨官是何树堂。名义上，虽然改编了，军中的一切情况，仍然如从前一样，散漫泄沓，种种恶习，一点也没有革除。

官长们，学识能力很好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数都是靠着眷戚乡亲援引，才升任上来的，他们既无学识，亦无经验，根本不知练兵为何物，所知道的，只是“做官三辈爷”（自己是老爷，上辈是老太爷，下辈是少爷）的大道理，结果弄得死气沉沉，糟成一团。

因为改编的缘故，饷章也更改了，每三十三天，方才发饷一次，每人三两三钱松江银锭子。这时，大家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是：“三十三天三两三，既扣吃来又扣穿。”甚至，连兄弟们结辫用的绳子。也被克扣了去，弄到月底，往往一钱不剩。好像那时当官长的惟一工作，就是克扣士兵的血汗钱。

正月下旬，蠡县边境来了大股土匪，匪首车轮标，是保定府南著名的痞棍，因为犯案发作，急而生变，逐啸聚流氓，结成极强悍的股匪，四出劫掠。

我们的队伍从正月底奉令追剿，一直剿到六月间，始终没有把他剿伏，军队平素训练的成绩。由此也可略知梗概了。

其中，柏管带所统的右营，不仅队伍被匪击溃，连饷军及“洋抬杆”（当时的一种兵器，每营二十杆），也被土匪劫去，这真是国家练兵以来空前的奇闻！

原来柏管带向来喜住民房，这次也是住的民房，出发的头一晚上，护兵传差，丝毫不知机密，高声喊嚷道：“明天几点钟出发，某哨在前头，某哨在后头，饷车在中间。”

这么一嚷，土匪的侦探先都知道了，于是预先伏在高粱地内，等候饷车一到，一阵黑枪把军队击散，饷车等即被抢去，士兵也伤亡很多，饷车被劫，全军为之震动，上峰严令追击，务要迅速剿平。

土匪掠得饷车后，即窜往山中暂避，我们队伍一听说，接着也向山里追去，我们右后两哨在一路，前左两哨在另一路，前左两哨走的是小路，两岸皆山，形势奇险。

刚过望都西北的山中，就和土匪碰头，仓促间被土匪一排枪，前头的骑兵回马便跑，因为来势凶猛，后头的步兵躲闪不及，被踏死的很不在少数。

这一来，士兵几乎吓破了胆子，有几个溃散下来，跑到民间，慌忙把军衣脱下，将头发散开，就向面缸里头乱钻。等到我们随后赶到，找了半天，才把他们从面缸里头一一拖出来。

那时候，官长贪钱不做事，当兵的没有训练，只知贪生怕死，胆小如鼠，说来真是异常好笑的。

队伍稍加整顿，继续进剿，此时正值下雨，一路上走的都是山。原来预定的路线是由易州、涞水等处前进，出发后走了几天，有一天上午，迎面来了一个状似农夫的汉子，向帮带报告：

“车轮标正在前头一家庄院前，特来报告。”

帮带听见这话，立时令队伍迅速前进，准备攻击。走了没好远，前面果然就有一座大庄院，树木密茂，隐约地可以看出鳞次栉比的瓦房。这时队伍就不问青红皂白，散开了，对着那庄院开枪射击。

打了半天，里头一点动静也没有。许久，才走出来一个老头儿，大声喊问：

“你们是于什么的？”

队伍说：“我们来打土匪的。”

“我们这里哪有土匪呀？”

士兵不由分说，蜂拥着向庄子里跑去，搜得了细软，就随手望腰里掖，看见成缸的蜂蜜和腊肉，好像八百年没吃饱的一样，一碗一碗盛了往外端，一边走着，一边用舌头舐吃。后来，索性连橱柜也给撬开来，贵重的衣服携取一空，弄得全院子里乱七八糟，零乱不堪。

土匪没打着，倒把人家的庄子抢了。事后，人家怎么也不肯干休，原来这是肃亲王的一所庄院（听说现在肃亲王已住到日本去了），那时一共有十几顷地，庄主着人追究此事。

帮带说，路上遇到一个状似农民的人来报告，说车轮标正在庄子里，所以才来打，并说那人穿的什么衣服，什么样子。这才知道，那人是几天前庄子里被革去的一个长工，特意挟嫌捏报的。

不过，庄主终不肯就此罢休，说无论如何，军队也不应该藉端劫掠，帮带无可奈何，允许赔偿损失，途中并将那谎报的长工抓获，枪决了事。以后，听说慈禧太后回銮，肃亲王又把此事告到太后那里，太后也答应赔偿，此案始行了结。

带兵的人听着什么就信什么，率尔从事，漫无纪律，闹出这样的乱子，真是太荒唐了。

从这里队伍即未再前行，重复回到望都。这时，我听到一个最痛心的消息，那就是这次订立的《辛丑条约》中，有拆除大沽口炮台的一项规定。

这个消息在旁人听了或者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触，然而在我，却如同火山爆裂一样的肝胆欲碎。当初修建这大沽口炮台，我是亲身参加的。那时，我还抬不动土，白天帮着大家扫土，晚上随父亲出去巡营。同营的弟兄们辛辛苦苦一天到晚在那里工作，经过长久时期，好容易修建成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如今忽然宣布拆毁，而且叫中国人自己拆毁，这在我如何能不感到刺心的悲楚呢？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血泪缔结成《辛丑条约》，虽然眼前瓜分之祸暂时幸免，然而巨额的赔款，却种下了中国人民日后永难逃脱的经济厄运。

关税盐税都作为赔款的抵押品，致使清廷不得不加倍地在人民身上榨取，以支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条约缔结以前，李鸿章即已病故。他从广东回北京时，路上曾晕了几次船。到了北京，在强敌压境的情势之下，缔结这样的城下之盟，经过长期的折冲，交涉处处掣肘，因此外感内伤，一位晚清最负盛名的外交家，就轻轻殂谢了。

李鸿章一死，算是感动了洋大人的心肠，才允许签订他生前所拟的最低限度不能再让步的和约草稿，这就是后来的《辛丑条约》，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的便是袁世凯。

和约既成，慈禧太后方从西安动身回北京，回驾的路程是由西安绕道河南，由河南到保定，11月21日驾到保定，这显然是慈禧要避让联军的锋芒的缘故。

因为，当她起身时，条约刚刚缔结，京津一带的联军还没有完全撤退。可怜这位西太后，由北京逃到宣化，由宣化逃到大同，再由大同逃到西安，由西安又绕道河南回京，这沿途风尘之苦，也尽够她消受的了。

不过，听说她这次从河南到保定，沿途上县官因办差不力，被太监王公们打跑了的很不在少数，官府尚且如此倒霉，我们老百姓所遭的灾殃更可想知了。

慈禧还没有到，保定府已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保定练军奉派担任“卡轮”的工作。所谓“卡轮”，就是护卫的意思，挑选的都是大个子，我自然也在被挑之列。

我们身上都穿着蓝布开衩袍，手里拿着红漆柳条小笸箩，净水泼街，黄土垫路。慈禧的行宫就设在总督衙门内，我在衙门口“卡轮”，向里面一张看，只见灯笼、火把、旗锣、宝扇、斧钺、红毡，等等，辉煌夺目，摆成行列，极尽富丽堂皇的能事。

国家快要亡了，仍然这样穷奢极华，作威作福，百姓怎么不遭殃呢？我一面洒水泼街，一面心里这样地想着。

“两宫”到站的时候，我正在车站站岗，因此得瞻仰到这位西太后娘娘的尊容。太后下车时，身上穿着青花缎的大坎肩，头上梳着满装“两把头”，脚上穿着一双三寸高的木底鞋，走起路来安详缓慢，十分娇贵。

看她样子，已有六十多，满脸皱纹，脸上没有抹红，可是涂着一层很厚的宫粉。当她进站后，袁世凯叩见的时候，我听见她说：

“我们娘儿们不要紧了，到了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两宫”在保定没有久留，即转回北京。

我们的队伍由望都回来，共计一营四哨，住在保定府西大寺，后来，又移住西边的丰备仓，这时我已正式升任本哨的小教习。

小教习又名副教习，因为军队中会喊操的长官不多，每哨里都设有喊操的正副教习。教习还有一个名号，叫做“靠把”，恐怕是可靠或有把握的意思。那时喊操的教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

一天，管带李洙熙正在营部里坐着，何哨官去见他说道：“请管带给冯教习加三钱银子。”声音很是卑谦。李管带一听，回答说：“这办不到。”干脆地回绝了。

这时，我正在隔壁房间里，所以他们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当时管带的薪俸，每月连同吃空名字在内，可以有四百两银子，当哨官的至多也不过四十两银子，如今这位哨官要求加给三钱银子，竟碰了这样一个钉子，可见此时的武官是怎样的视财如命了！

营里的伙食，是每天发给小米，我向来是不惯吃米的，而且，那种小米沙子极多，怎么也吃不下去。勉强吃到肚子里，一天到晚咕噜作响，一点也不能消化。不得已只有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可是每天只能吃两个，多了便没钱，于是整天饿得肚子发慌。

实在饿得没办法，便弄点水把小米向嘴里吞，虽然勉强咽了下去，但终是很难过的。

我这时心身俱感压迫，可是努力上进的心却益发来得强烈，便开始读武卫左军编的《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得暇即读，有时彻夜不睡，偷偷地就着灯前读。

初时十句不过懂得三句，其余都茫然不解，于是各处找人求教。如此长时期地努力苦读，精神渐感亏疲，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面色萎黄，食量低减。同棚子里一位尚得胜是好朋友，这时就规劝我说：

“看你一天瘦似一天，这样的下去，一定要生病的。你应该保重你的身体要紧。”

我说：“尚二哥，你的好意我谢谢。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我就是念书念死了也好，免得变成一个庸碌无知的废物，消耗世界上的食粮，一点事也不能做；第二，假使有一天我真念好了，有了真知识真学问，出人头地。那时能够从南方接我的父亲出来同住。那就好了。”

此后，尚得胜再也不劝我了。正在这时候，意外地我精神上得到一次极大的兴奋和安慰，正月底，直隶定县王瑚铁珊先生到了丰备仓。

他是清末有名的翰林之一，秉性清廉，持正不阿，而节俭刻苦方面尤为当时士大夫中所仅见，他在我心目中真是闻名已久，渴欲一见的一位高人。

恰好，他同我们前哨哨官王德清相熟。我就由王哨官的介绍，得有同他见面谈话的荣幸。这次，王先生给我写了一个片章，使我喜欢得说不出口来。我把这个片章找人刻好了以后十分珍重地保存着。隔几天拿出来把玩一次，惟恐把它遗失了。

这时候，淮军的暮气一天加深一天，精神纪律，都散漫废弛，不堪闻问，我们的前途希望，至可焦虑。因此，我渐渐生出异志。正在我踌躇徘徊的时候，同棚的一位朋友却补上了武卫右军第三营左哨的新兵。

于是，我也决心离开淮军，要投入武卫右军去。

武卫右军是规定初一、十五验兵，一天，我换上便衣，前去应募受验，走到那边，正好验上。回来我就同何哨官告假。我说：

“我要到北京去，那儿有个朋友叫我。”这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谎话。

何哨官是老交情，他的父亲同我的父亲是很好的同事，他就和我说：

“你如果有好投向，不妨去。不过在这里，咱们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能不离开还是不离开的好。”

我坚持要去，他说：

“那也好，你明天再走，我请你吃顿饭，同你送送行。”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棚子里就收拾行李。同棚弟兄们都七嘴八舌地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上北京去。”大家听说，就托我捎东西，有的捎帽子，有的捎辫绳。我说：“你们把要捎的东西开下来，我回来再拿钱。”

到了晚上，我自己扛着行李，顺着城根往西门走，由西门绕到炮台附近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安亮先生的茶馆里歇脚，座谈了一回，当晚，就进入西箭道里去，营盘就在那边。

从此，我正式充当了袁世凯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正兵——这是1902年3月20日。

我们新兵每半月换一次班，上半月住在城东营盘里，下半月住在城里总督衙门里，伙食自理，每月每人关四两八钱银子的饷。

到这里，吃的食粮是小米绿豆，没有沙子，可口得多了。有一次，我们买了绿豆抬回营里去，因为斤两太重——足有一百八十斤——路途又远，一下子把我右肩压了个大疙瘩，比鸭蛋还大，多天没有好过来。

我虽然时常练习大刀、拳术、翻杠子、耍石头等运动，可是扛抬重东西，却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苦事，非经过一番练习绝不能胜任的。

以后我在车站上，或轮船码头上，看见扛抬东西的脚夫，就要想起我那次所受的苦楚。

武卫右军在“练”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但在“训”的方面，却不大讲究，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

军中很注意射击，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但能够注意实习，即已不错。我们直接的统领姓徐，领官姓张，哨官姓李。

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

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

《辛丑条约》中规定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

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

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的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

当时，我就笑得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

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决不这样的轻举妄动。”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嗤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地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

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

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

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散，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

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

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时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说就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的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

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

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看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

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也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

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须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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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28
7  步步上升

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

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是，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使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件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

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跟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

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作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

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和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

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

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这里距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

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

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说实话，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

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

“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

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往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骂人时候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

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

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

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

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

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

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

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去了以后，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

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得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

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1924至1925年，我在南苑驻兵时，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1903年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

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

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

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

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狼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

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

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

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

后来，民国十三年（1924年）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1905年，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

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间，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7月13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廿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骄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

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

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廿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

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12月15日，即溘然长逝。

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1905年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里，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

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

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

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

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愤愤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地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

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

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

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包钱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

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

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

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

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并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才没有出事。

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

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付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

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

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付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

“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

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忿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职位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

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

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冒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

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

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

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奏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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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32
8  我经历的两次秋操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1905年和次年，先后在河间、彰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

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

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

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零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

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

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

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

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地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

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

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

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

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

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驻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

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

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看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

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

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

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

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他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

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定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

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剥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人痛得流泪。

当连长的，在这时地位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

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生，糊涂得如此！皮鞋是这样，衣服的尺码亦是大了小了都不管，我这个大个儿，领下来的却是一套短小的制服，上衣只齐腰，裤筒吊在小腿上面。

我是如此，别人也是一样。要掉换，不许掉换。人人切齿痛骂。满清真是到了倒霉的时候，上层和下层毫不通气。中层负责的人，能力既不够，办事又不尽心，只想着如何省事，一点不往细心周密上设想，结果是蒙上欺下，一味地胡闹。

从这些很小的事上，都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治之糟！

阅兵的这天，刮着极大的黄风。大家牵着手走，谁也看不见谁，只得临时发个命令：不阅兵了，官长们举行宴会，地点在河问府宴会场，连长以上的官长都出了席。

这天，吃的西餐，桌子上刀子、叉子、勺子摆了一大片。大家进来一看。不是吃的事，倒成了愁的事了。这一套家伙，大家不消说都不曾用过，恐怕就连见也未见过。

特别是从乡下来的穷弟兄们，此时呆头呆脑地站着发愣，动也不敢动。等了半天，看见人家动手吃，才斜着眼角偷看，人家怎么办，自己也就怎么办。

吃完了，每人赠送一只瓷质纪念杯。那杯子约有二寸高，一面镌着“光绪卅一年河间秋操”字样，一面镌着一条精巧悦目的小红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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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秋操瓷制纪念杯旧照

不晓得哪位先生不开眼，一下拿去了三只，大家也就跟着效尤。到得后来，杯子就不够分配，拿不到杯子的人，心里自然不舒服，于是将桌子上摆着的刀子、叉子、勺子也向腰里掖了去。

起初，厨房还不敢干涉，后来拿的人越来越多，饭馆老板可急了，站到会场里大声嚷着：“这是包的席呀！这些家伙全是我们的呀！”

可是，大家哪个肯听？依然继续向腰里掖着，当时，我却不曾拿西餐馆的家伙，只看见桌子上放有几筒罐头沙丁鱼，觉得不错，就顺手拿了两筒，放进裤子口袋里。

这天我穿的是一套新礼服，这要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浪费，是我花了六十四两银子定制的一种质料名叫“哈拉呢”的大礼服，走出会场，骑上马，就飞奔回营，心想两筒沙丁鱼，拿回去同排长们一块吃，够多有味！

哪知天晓得，那两筒罐头都是已经开了口的，当时没有细瞧，只顾顺手往裤袋里一塞，恰巧正是倒放着。等到下马来一瞧，吓！裤子上满处都是油污，把一套簇新的制服，弄得肮脏不堪，气得我又是好笑，又是懊恼，多天还把它当作说笑的资料。

回南苑的时候，从保定搭乘火车，兵们有坐敞车的，有坐三等车的，情形非常拥挤慌乱，有的一伸头，把帽子丢了，有的把刺刀丢了。

我无意间遇见了梁喜奎，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在第三营左队当司务长，管的是菜账。两个人坐下来，正谈着，不知怎么一来，他把一本账簿也丢到车外去了，一时来不及捡，他就暴跳起来，红着脸，也不做声，只是两脚乱跳。

不消说，一切出入账目，都写在上头的，回去怎么向营长报账呢？他办事向来负责认真，不肯马虎。于是只是不住地摇头叹气，我也无法安慰他。不料，我偶然不留神，他竟跳下车去了。幸亏当时车还走得慢，算没有丧命，并且拾着了那本账簿，上了另外一辆车。

回到南苑，鉴于操演的成绩不佳，对于队伍的训练便加倍认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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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彰德秋操旧照

转过年，到了1906年，接着举行彰德秋操。这次参加的部队，北军是第五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是湖北第八镇全镇，河南一协。两方部队分由段祺瑞和张彪指挥，袁世凯和铁良任总监，王士珍为总参谋，军队来回都由火车运送。

事先从丰乐镇起，北军自己先行演习，第五镇、第六镇各出一协对抗，段祺瑞统制和王化东统领分任指挥官。

有一天，演习完毕，集合讲话。这时张绍曾为军参谋长，张怀芝任第五镇统制。统制说了两句，就请参谋长讲话。张参谋长绍曾就问张怀芝：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参谋长问一句，统制就得答一句。

可是，张怀芝一句也答不上来，弄得脸红耳赤，只好说：“我记不得，请原谅。”解散之后，才知道张绍曾所以要问者，是有意要窘张怀芝一下，以为报复的。

原来，不久以前，张怀芝在第五镇任协统，那时张绍曾任协参谋长。有一次，协统就考问参谋长这一套，张绍曾说：“这些都有账可查，请查看账目就知道了。”张怀芝就说：“你答不出，凭什么当参谋长？”张绍曾觉得无理可讲，当即辞职走了。

不料，现在张绍曾任为军参谋长，正好管上了张怀芝。所以也照样地考问一番，开他一个小小的玩笑。当时，不知道这段旧事的，不懂何故，知道的人，都笑不可抑。

张怀芝自己解嘲说：“这不怪人家，是我自己招的。”认了倒霉，凡人说话，总得思前想后，然后方可出口。张怀芝的轻言妄语，胡乱骂人，正可以表现晚清军政人员的一斑，他的受窘，实在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教训。

这次秋操，较之上一年河间秋操，大体上总算有了进步，但仍然毫无实际作战的意义。队伍展开之后，就下令包围，一枪也不发，即将南军团团包围起来。实际上绝无此理。这也是日本人贺忠良指使的诡计。

总评判的时候，北军因系袁世凯所训练，不好也要说好，也不公平，接着，段祺瑞背诵总方略和特别方略，声音洪朗，非常熟练。

段祺瑞背诵完了，又由张彪背诵，想不到，他一句也没背出来，脸红得像被人打了几掌一样，无法下得来台。后来，由他的参谋长念一句，他在前面跟着背一句，演了一出双簧，才算完结。

经了这次的秋操，清廷对袁世凯渐渐起了一种疑惧之心。不久，贵胄学堂设立，满人谣言四起，说袁世凯甚不可靠，遂乘机将他统带的一、二、三、四、五、六各镇，抽出了一、三、五、六共四镇交由凤山节制，另设督办大臣之衔。

军队一归凤山节制，一切规章，乱加篡改，原来习用的举手礼，又改成了弯腰请安，四纲五目也都一律取消了，一时军队中乌烟瘴气，上下官兵，怨言四出。

清廷这种举措，固然是意在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政权，然而实际上适得其反，恰恰给他自己的坟墓掘得更深了一些。

试看，凤山到任不久，便滥自任用满人，并开列价目，盗卖官阶：旅长三千两，团长二千两，营长一千两。连长三百两，公开地出卖。

这样一来，稍有良心热血的官长目兵，自然都生出反感，日益趋向反抗的道路了。

晚清任用官吏，只问是否亲贵，不问能不能、贤不贤，凤山以一毫不懂军事的人，来掌握军权，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结果，自自然然地使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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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36
9  移营东北新民府

彰德秋操结束，我们的队伍仍回驻南苑，这期间，王化东统领对于讲堂的训练加倍努力。

在秋操的时候，他曾著有《步兵战斗心镌》一书，内容切实精到，不但在当时是本好书，就是现在，还依旧有价值的。

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的知识。此外，官兵课目的规定，也都非常适当，真正能做到使不识字者识字，使粗有根底者有兴趣进而学习的地步。

记得这时我因看了《饮冰室文集》，上面序文上提到《纲鉴易知录》一书，立刻到北平琉璃厂书店里花了一两六钱银子买来一部，日夜地死读，时刻不离手。

——但事实上只是一知半解，许多句子都没法看得懂。有一天，我带着弟兄们打造营墙，工作得热起来，我把衣服脱了，放在一边。这时，王化东统领同一位将弁学堂毕业的军械官刘锡九走过来，看见我的衣服口袋里露出来一本书，他们就拿出来看，一看，是一册《纲鉴易知录》，就问这书是谁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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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鉴易知录》旧照

当时，王统领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声地夸奖着我，并且说给别人听：“我们营里的官长居然也有看《纲鉴易知录》的，真是了不得！”

后来，他常常到我房里来问我“易知录”看到什么地方？哪些懂的，哪些不懂的。其诲人不倦，诱掖后进的精神往往如此。

这时候，由于清廷政治日益腐败，革命的空气已一天天弥漫全国。当时，使我感触最大的要算是吴樾谋炸北洋五大臣的壮举。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种种的疑念都从我脑子里涌现出来。我想，吴樾为什么有此一举呢？为什么现在又要嚷着立宪呢？数年以前不是已经有过一次变法的运动了吗？

为什么，那时主张变法的首领——康、梁——当成叛逆捉拿呢？后来不是惹出一次联军攻陷北京的大乱子来吗？大好国防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吗？许多同胞不是横遭凌辱与屠杀了吗？种种丧权辱国的事实是谁招致的呢？为什么各地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呢？为什么革命的事件此伏彼起呢？

一想到这里，过去单纯的仇视外人的心理，不知不觉转移到对清廷不满的念头上来。时间越久，这种念头也就越发的坚定，觉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一切丧权辱国的事实，都是昏庸腐朽的清廷招致的。

我觉得吴樾这一炸弹，虽然没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地惊醒了。

1907年，徐世昌由邮传部大臣调为东三省总督，我们奉令跟随他由南苑开赴新民府驻防。

随徐开赴奉天的队伍，计有第三镇一镇和第一、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是曹锟，第二混成协协统是王汝贤，第一混成协协统是王化东。

——这第一混成协，原由驻山东的第五镇和我们的第六镇，各提一标合编而成，我们是开驻新民府，其余的则分驻北大营等处。

我们第一混成协的王化东协统，不但在教学上很认真，就是办事方面亦极其细心，这次统率部队从南苑出发，一切都有周密的计划。甚至，士兵身上携带的应用物品，如针线，如暑药包以及马匹需用的什物，都一件一件预先办得周周全全。

上了火车，沿途到站，士兵下来散步，马也下来溜达，各班各队轮流替换都有规定。枪支辎重，在车上如何摆放，下了车，如何携带，也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从南苑到新民府，全协人马物件都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这时，正是暑热天气，新民府是辽河西岸京奉线上的一个重要商埠。队伍开到，因为没有营房，暂时分驻在贩卖粮食的一种所谓“穿行大店”里。这时，我当督队官，经常的职务是管报表的事，预定表，实施表，按天绘画填写，忙得不亦乐乎。

但做好表格，送呈上去之后，看也不看，只往旁边一扔完事，从来没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做督队官的却必须耗费时间在这种毫无实益的官样文章上面。

我们在这里住下，军队中有了许多恶现象。

第一，就是赌博的恶风。因为住处分散，管理上松懈下来，于是官长带率着头目，大家一块儿赌博，甚至讹赖诈骗，无所不为。有时官长输了钱，头目向他索要，官长不肯给；有时头目输了钱，官长向他要，头目也不给。

到了上操的时候，头目犯了过失，官长加以责打，头目就不心服，说这是因为讨钱的事怀了恨，所以借故来泄愤出气。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练得好兵来？

这个恶风，到了民国时候，愈益不堪。师长和旅长窝在一起打牌，一输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此情形，作战时怎么指挥？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

第二，吃饭的现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惯。伙食的办理，是以连为单位，可是头目买菜，官长却毫不过问。买好的，买坏的，官长不管：今天买这菜，明天还是买这菜，永远不更换，官长也不管。做出来的菜生了，不管；煳了，不管；咸得不能进嘴，淡得无法下咽，官长都不管。

官长为什么不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尽可以开私菜。因此，士兵们吃的什么，他们都可不过问，反正和自己无干。士兵们受不了，背地里咒骂，他们也充耳不闻，逼到出脓，闹许多无谓的岔子。

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别的方面纵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饭应当相同。上级官长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级官长应当相同，可是这里却不全注意。

第三，卫生方面，也太马虎了。厕所的管理，是军队中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旧式军队，是向来不知道讲究卫生的。及新教育兴，方一知半解地注意到这方面来。厕所污秽，也知道打扫打扫了。

可是，这里的厕所，则仅仅在官长检查的时候，清理一下。官长不检查，就永远不打扫。把卫生之道，当成敷衍差事。

士兵们好像以为这是替官长做事，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厕所污秽不堪，臭气冲天。一个人染了痢疾，全连全队的人都染痢疾。

而这些肮脏的厕所，又和厨房紧邻着，大个儿的绿头蝇在厕所里吃完了“大菜”，就到厨房中的碗盏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总之，毛病全在官长疏懒，不负责任；士兵缺乏教育，没有知识。

我们的营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本营的军医长邓鉴三。

邓先生是一位老廪生，我在南苑时就认识，他专长的虽然是医学，而汉学方面也极有根底。平时，常见他涉猎经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对朋友也忠诚恳切，算是我早年最敬爱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问邓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等小说书，句句都懂；看《纲鉴》《列国演义》，就囫囵吞枣，许多地方看不懂，这怎么办？”

“都足读得太少的缘故。”他说，“你要是熟念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我开始念《古文释义》，由邓先生随时为我讲解，随时自己偷空念，每篇念至能够背诵方肯罢手。这样地读了不到百余篇光景，觉得就有了不少的进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讲解，即能自己领悟。

再后来翻阅《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这时，就很容易就懂了。

这时可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营中的讲堂，督促得仍然很严厉，王化东协统每天亲自到堂，亲自点名，看着督着，因此谁用功，谁不用功，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人人为之振作，不敢荒废。

讲堂的教官都是由陆大毕业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萧习之先生。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各科讲授都非常热心，大家也极努力。

我们从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时间，下堂还要带题目回来做，隔几天一次测验，功课进行，分外加紧。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

以前，我关于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是紊乱，而且也多是启蒙的，尚谈不到分门别类的专门方面的研究。经过这番讲堂上的系统的训练以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对于战时军事指挥的基本理沦和应用，我都粗粗有了一点儿心得。

因此，我感到军队中教官的好坏，关系实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渐由浅入深的教导，无论知识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堕落，都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为三营后队队官，同我时相砥砺的，一是二营左队队官王石清，天津人，为人刻苦耐劳，好学不倦，处人对事都毕恭毕敬，把小事当大事做，把假事当真事做，最擅长的是拳法，在营中首屈一指。

还有一位，是右队队官郑金声，山东人，为人热诚浑厚，努力读书，什么苦都能吃，他当排长时，每月二十五两的饷银，他要分出一半去奉养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营中伙食等项扣光，往往在冬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后来为张宗昌所害。

另一位是三营左队长邱岘章，济南人，短小精悍，写做俱佳，为人极有血性，真诚爽直，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东协统的督教之下，得益很多，我们也过从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驻军，这时除了我们第一混成协以外，尚有当地的巡防营，巡防营的统领，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作霖，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说起来也颇有趣味。

原来，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义的好汉，被他不动声色地出卖了，他拿了这位好汉的脑袋，便换成功这个巡防营第三营统领的官职。

古话说“长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来的资财，因此，不但和徐总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东协统以及各标标统处，他也今日送礼，明日请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联络，甚至营长以上的官长，他也有的送他们几匹马，有的送他们几支盒子枪。

——这盒子枪，那时是少见的贵重东西，带兵的人见了，无不食指大动的，人家一得到这些东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变换了方向。就是这样子，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队伍刚到新民府的时候，这位了不得的张作霖还刚被收服，他的住处在街的另一头。因为对他不能放心，我们奉了令，每天都要实弹放哨，防他变乱，市面上为此显得惊慌紧张，士兵们也个个存了警戒之心。

有一次，两个哨兵相遇，因为口令没有答上，就神经过敏，以为张作霖图谋不轨，两下里都开了枪，大打起来。打了一回，听到嚷：“排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张作霖虽然被收服，而且已经据有高位，但东三省的匪氛仍旧甚炽，我们的队伍随即奉令分路清乡。我带着一连人开往小黑山——现在的黑山县——驻守。

到那里不上旬日，有一个百姓前来报告，说他家里遭了土匪抢劫，并说土匪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匪首名叫孙景山，我当即带队缉剿，把孙景山抓住，枪马也都搜了出来。

其时，报告的人尚在营里候着，我立刻回来审讯。审案时，孙景山一开口就说：“你也不必审问我，你不过是个营副，我却当过把总。你凭什么来审问我？”

我说：“不论官大官小，你如今抢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审问。”

“难道抢人家也有罪不成？张作霖这么一个大土匪，一样在当着统领！”

这样一说，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说：“不论你怎么会巧说，今天我先押起你来！”于是，当下就退堂，令司务长朱金诚看守着他。

不大会工夫，朱金诚来报告，说孙景山愿意送我三千块钱，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过花三千块钱了事。

我一听，不由我无名火起。“真可恶！”我心里想。从前，我也听说过贿赂买动的事，但自己却未亲身经历过，不料，如今竟买动到我身上来了。

想了一会，我跑到军医生周锡三屋里，我问他：“犯了抢案，能不能处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法律知识甚差，阅历也不足，一时不敢决定如何处置。

周军医说：“既然人赃俱获，怎么不可以处死？”从周锡三屋里出来，我即派人到县公署借来一把刀，把孙景山拉出来，立地在营门口砍了。

这时，百姓争着围看，营门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妄加揣测，说冯焕章是冯国璋的兄弟，又说我是带了先斩后奏的命令来的。

当天，我打了电报给管带和标统，报告拿获孙景山的事，标统范国璋接电，即约同一位军法官雷某马上赶到小黑山来，见了面，范标统夸奖我剿匪马到成功，随即就问我：“土匪在哪里？”叫人提来审问。

我回说已经杀掉了。标统就吃一惊说：“你们的营长真冒失！如何就杀了呢？”

我说：“杀的时候，营长尚未来。”“那么是你杀的？”

我答，是的。

标统听了就连声叹气：“唉！唉！”他唏嘘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弄得我满腹疑云。我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的？”

他说：“你不该把他杀掉。我已报告协统，协统已经转电徐总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我说，“我顶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来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没功，而且反要负罪。”

“这么着，我先去见一见王化东协统好了。”

他说：“那也好。”

当晚，我便乘火车到新民府去见王化东协统，到了营门口，就有许多人向我贺喜，见了王协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头一句就说：

“刚才军帅来电。令将土匪就地正法，所获枪支马匹，留营自用，有功人员，赏洋五百，以资鼓励。”接着又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他？”

我说：“已经办掉了。”

王协统精明干练，听我这么一说，就连声说：“杀是应当杀，但你应当请示之后再办，不该擅自做主。好在军帅的命令是如此，别做声了，别做声了，回头电报军帅，就说已经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桩公案才算了结，我们那位标统也算放了心。

从小黑山回来，即奉令开往新民府东郊，盖造营房。这时，接到了二十四标第一营剿匪失利的消息。

第一营营长是车震，一共四连人，分成四处，独立驻防：一连驻黑山子，一连驻黑屯，一连驻白土厂门，一连驻西里屯。

驻黑山的一连，连长姓杜，外号叫小杜子，当连长的一经独立驻防，没了营长和旅长的约束，纪律立刻废弛，起居饮食没有定时，操练也不守时间。

一天下午，一个百姓到小杜子连里报告，说小村子那儿有土匪，请队伍赶紧进剿，杜连长立地集合队伍，预备出发，有些目兵却已经早睡了。

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几个弟兄出来，报过数，即令先行出发，由报告的那位百姓领路，免得土匪远窜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发，却已迟了十几分钟。

不巧的是，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后去的大队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落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队伍，被土匪发觉了，一排子枪，就扫倒了好几个，目兵褚乐平连头也被砍去了，新枪带走，土匪都乘机脱逃。

第二天一检点，枪械失落了好几支，人也伤亡了六七个。不想练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军，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这样狼狈，大家脸面上都觉得不好看。

这时，营长车震正挂病号，他便同王化东协统商得同意，把队伍交给我，令我全权去进剿。

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

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只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

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

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得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1913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惟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

在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得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我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

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

所以说，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重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县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

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

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的光赤着。

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

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同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

“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

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1908年——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

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

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

反过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

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该常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

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

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

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

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程度。

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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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39
10  在山东道上

我们在巨流河秋操结束以后，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于是，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

和我们做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我们由新民府动身，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为手边没有带书，旅途中甚觉无聊，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大批的少年丛书：《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班超》《司马光》等，共有几十本，每本价值一角，内容都通俗浅显。

我得了这些新书，如获至宝，喜欢得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样。第二天，从天津坐轿车往济南，一路上，我就细读我的新书，虽然车子颠动得非常厉害，但我直看到头晕眼花，还是舍不得放手。

尤其关于外国名人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读之耳目一新，增长了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对这种书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每天总要看完一本或两本。

我心想，书店里若是多多编印这种书，努力在内容通俗和价值便宜两点上注意，那么，对于一般平民，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可惜，当时文化界对于这项工作并不怎么重视，等我再广泛地搜罗时，就很少有所得。这使我非常地失望。

和我同车的几位同伴，萧广川先生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则极其好学，一路上谈话行事，都很使我敬佩。

惟有第三镇选派的几位官长，真是莫名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谈赌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听不见他们说一句正经话，看不见他们做一件有道理的事。

对于他们，我又是气恼，又是厌恶。心想，他们也是选拔了去参与人家校阅大典的官长，竟如此的恶劣而荒唐！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军官？这样的人物，更怎么配选拔？

后来，我才省悟：当时军队中任用人才，只看有无势力，有无夤缘，学问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处坏人窃居高位，为非作歹。晚清之亡，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们乘坐的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的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

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驴子，骨瘦如柴，因为每天长途跋涉，它渐渐地已经走不动。赶车的不时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颠，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动，越是挨打得厉害，赶车的丝毫不加爱惜。

我和赶车的说：“你这样虐待它，来世一定要变头驴子！”赶车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愿变猪，也不做驴子！”说着，还是使劲地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为什么这样地不知爱惜？就因为他生活穷苦，要牲口跑得快，替他多挣钱。

这叫做“越渴越吃盐”。因为他们越是穷，越养不起驴子；越是养不起，驴子越受苦；驴子越是受苦，越是死得快！

我们每天就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其苦真是不可言状。

我们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

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这时，津浦铁路已经动工修筑，沿途都拥挤着黑腌腌的工人，在堆筑土基。这使我非常的高兴。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国各地都密布着铁路网，一切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淘汰干净，那就好了。

我在驴车上，细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砖铺垫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垒成的烧砖的洋窑。这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修路的工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垫路？工人回说因为运输困难，用石头太不方便。

我就很是纳闷，心里想：“满山都是石头，有什么不方便，这样子修窑烧砖。究竟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路修好了，窑还须拆掉，实在太不经济了。”直到现在，我还怀疑着那时烧砖铺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得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生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地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

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是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批评人家！”

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害人民！”

这时，正是五月端午节，山东巡抚趁着这天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校阅的来宾，陪客的都是第五镇营副以上的官长。这天，我穿着一副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

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望了望我，就说：“今天巡抚大人在这里请客，掌柜的要逛明天再来吧！”

我当时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转身就退回来，走到大门对面的阴壁下蹲着。心里想：“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去呢？”

我在一边沉思着，那边赴席的人已经陆续地走过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纱大褂或是纺绸大褂，走到门口，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差役们问也不问一声。

跟看已到十二点了，来的人也渐渐稀少了。我想再不进去，就要迟了。于是重复走向前去，离门口十几步，那两个差役又走上来。这次神色已经不大好看，语气也分外地不客气了：

“给你说过的，巡抚大人今天在这里请客，叫你改日再来，你不肯听，又走上来！”

我忍耐不住了，我说：

“你知道今天请谁们不？”

“横竖不是请你？”

我说：“正是请我。”

我们在大门口大声嚷起来。正嚷着，张丕镛营副同方玉璞营长从大门口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赶忙把我让进去。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个，顶不济的也着一件纺绸大褂。无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让我进来了。

“人凭衣服马凭鞍”，在我们这社会中，这句话委实不错。

五月初六日，我动身到曹州去。因为家兄这时在曹州府带县队，我们已多年不见，他听说我到了济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来，接我去叙叙。

我们坐的是山东流行的一种二把手小车。出济南，走东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车上，他坐一边，我坐一边。车子吱吱呦呦地响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车夫一个人。

等到走了一段路，我们就下车步行一番，让车夫歇歇力。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

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

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

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儿，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

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

“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

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益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桓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

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

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

而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

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的亲热，谈的话也很多。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现在可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

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人耳，呆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天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

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

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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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43
11  组织武学研究会

我对于满清政治不满，对于革命抱着同情，已非一日。但有了行动的决心，还是我到新民府第二年的事。

那时，《中日安奉铁路协约》刚签订，接着又发生了关岛问题（吴禄贞抵抗日军，其英勇义烈使我深受感动），这些问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一贯政策下，不可避免的。

在新民府，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除前面说过的王石清、郑金声等以外，尚有王金铭、施从云、戴锡九、孙谏声、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刘骥、军医李某等。

我们几个人，虽然有的在工兵营，有的在辎重营，有的在骑兵营，有的在步兵营，但彼此往来，极为亲密，无日不见。因此，谁的志趣如何，谁的个性如何，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同时也就无话不谈。

有一天，工兵营排长孙谏声到房里来，我正在看《曾文正公家书》，他就很不高兴地说：“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我说：“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

他说：“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又说，“等一会儿，我拿两本书给你看看，你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

随后，他把两本书拿来，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

记得他给我这两本书的时候，神色上很有些不寻常，他向四周巡视了一会儿，才从腰里掏出书来。送给了我以后，很郑重地和我说：

“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说完了，他即匆促地走开。

关于满清种族上的怨仇，以前我虽然知道一些，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满清入关的时候，虐杀汉人的种种事实，我是丝毫都不知道的。

等我看完这两本血泪写成的书，我出了一身冷汗。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我自己本来就是个不能安于腐恶的现状，怀有反抗情绪的人，此时，又经这种种刺激，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制。

而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恨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之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磋商鼓励，从而做推翻腐败政权的工作。

最初同意参加的分子，计有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和我，一共六个人。

王金铭、施从云是由第五镇第十八标拨来，二人都在七十九标，王为第一营营副，施为第二营营副。他们两人都品行端正，吃苦耐劳，内外如一，好学不倦。

王为人足智多谋，施则勇敢善战。当初，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看出他俩是有热血良心的人，但因彼此都是新交，许多话不便深谈，两方思想意见，也就不曾立即打通。

后来，终于使我们成为同志者，不能不感谢徐世昌的被参卸职与锡良的继任东三省总督这一个变动。

徐世昌的免职，据说是被人参劾；我想，满汉种族的畛域，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但影响到我们的，倒不是徐世昌的去职，主要的还是锡良继任后的种种令人愤慨的作为。

以前，徐世昌在任，时常派人到新民府来，看马匹，验军械，查问军中情形。而他自己每年照例要经过新民府三四次，每次，都由王化东协统带着队伍到车站去候谒。

车子进了站，徐总督照例先延见王化东协统，问士兵有病没有？房子潮湿否？军队训练的情形怎样？并且亲自视察部队，问士兵生活实况，摸摸士兵衣服的厚薄，爱护备至，而后再延见地方官张知府。每次都是这样。

及至锡良继任总督，每次经过，总先问：“张知府在这里吗？”张即登车参见请安，扯了几句闲谈，就要开车。张知府说：“军官还在这里等候着。”及至王化东协统进见。他就把头一昂，眼一斜，问：“你们军队抢了人家没有？”王协统赶忙说：“我们队伍向来认真训练，不敢有一点越轨行动。”锡良还要哕唆下去。

清廷末年，国社飘摇，人心浮动，他们这些朝廷亲贵的一言一动，都与军心有重大关系，锡良这种傲慢荒唐的态度，叫人怎么能够忍受？

从此，王金铭、施从云两位日常神情态度便有些不同，谈话之间也渐渐有了显明的表露。我之与他们交谊日益亲切，并且公开倾谈到反对清廷，同情革命的话头，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六个人组织的团体，是采用读书会的形式。经我的提议，定名为“武学研究会”，以掩上峰耳目，会长一席当时推我担任。而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都由我的关系，早与金铭、从云结识，而成为知交，大家都志同道合，几个人一条心。

那时，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清廷的昏庸，政治的腐败与日本侵略的可恨。我们知道欲抵御日本及其他列强，必须先推翻清廷的统治。我们欲利用现成的武力，以为推翻的工具，希望新的汉族的政府早日出现。

我们每天聚到一处，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的具体问题，或是互相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新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等。

那时，报纸上时常揭露许多清廷亲贵的丑史，其中尤以关于庆亲王的为最多。凡有“庆字号买货”字样的记载，就是指的庆亲王卖官的事。

比如，有一次，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各报无不痛加攻击，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后来，御史包围庆亲王府，吓得杨翠喜跳墙而逃。这种政治的黑幕，报纸上都尽情揭露。

当时，报纸的敢于说话，权力之大，都是后来所没有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活动的方式还十分幼稚，主要不过是感情的联络和结合，至于理论方面的探讨，以及组织技术等的研究，严格地说来，是很不够的。

这原难怪，因为我们都是穷小子出身，不但政治认识缺乏，而且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多，即连最低限度的乡村学塾，我们也很少有住过几年以上的。大家所有的，只是一种直感的内心冲动和要求，觉得不可遏息。在进行与实践上，则完全暗中摸索，不知走了多少冤枉的道路。

尽管这样，我们活动的范围还是逐渐扩大到各营各连：工兵营方面有高震龙，孙谏声，戴锡九等；骑兵营方面有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等；其他如李炘、龚柏龄、李鸣钟、鹿钟麟、葛盛臣、石敬亭、刘骥、周文海、商震、邓长耀等百余人，皆极同情。

虽然，他们没有加入我们的武学研究会，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成准同志之列。此外，二十镇参谋长刘一清（原为吴禄贞参谋，来此后，于二十镇官佐影响很大），第三镇参谋官孙岳，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也无形中早已和我们表示了积极赞助的意思，取得密切联络，时常供给我们宣传的资料。

事有凑巧，这时，忽然我们四十协王化东协统辞职，换了一位潘榘楹继任，当王协统在任时，治军极为认真，任用多量的品学兼优的人才，为学术两科的教官，努力在教与练两方面兼顾，目的要使兵在伍时为好兵，退了伍，仍为好百姓。士兵以及下级官长，都一天天不断地进步。

而潘协统继任，不知听了谁的话，说王协统治军过严，故应一反其道，方可收买军心。因此，潘口口接任的那天，集合各级官长目兵讲话，即把他的态度明白宣告出来。

那次，他用意卑劣的讲话，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第一，他说军人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不应该受严厉纪律的管束。比如这里不能去，那里不准去，那事不许做，这事不许做，等等，就未免太轻视了军人的人格。

第二，他说军人偶然以赌博消遣，不应该认为不正当的行为，只要不妨害公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赌博能够活泼精神，调剂生活，是军人应该享受的娱乐。

第三，他说军队里操练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太认真。只要公事上过得去，就很好很好了。

这一番讲话，使我身上一阵阵的发麻，心头一阵阵的火热。我想，这位潘协统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腐恶官僚！但是他的话未免说得太露骨，已经明明白白地把他的狐狸尾巴显露出来了。

他没有想到，用这种卑鄙可怜的手段来收买军心，结果恰恰适得其反。稍有思想，稍有骨气的人，对于他这番话是谁也要嗤之以鼻的。

讲完了话解散，大家异口同声痛诋潘协统的荒谬。到了晚上。我们读书会开会，就以潘协统这番谈话为中心，作为我们扩大宣传联络新同志的资料。并且分配人员，商酌步骤，闹了半夜才散。后来，自然收了不小的功效。

潘大协统接事不到半月，军队中纪律完全废弛，新民府街上每天总有数起士兵砸窑子闹饭馆的事情发生，到后来弄得潘大协统自己也看不过去了，便自己拿着枪把门。

因为他自己讲过，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束太严，所以站岗的阻止不住“大丈夫”的随便出入。此外，各营里公开赌博，偷窃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情形糟成一团，大家没法干涉，弄得潘大协统只好御驾亲征，满处抓人。

“姑息养奸”，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误的。

1910年9月，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和独立第一混成协，另编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

陈统制字二庵，为人精干练达，到任后，很想将北洋军中许多积习革除，如公费不归公用，柴价不交目兵，马乾不归马用，概由团营长侵吞分肥，等等恶习，他都很想整顿一番。

这种大刀阔斧的精神，确实博得了一般青年军官的极度同情。不过，那些喝惯兵血的先生们，却因此恨他入骨，百般设法阻挠。从此，营中军官间对立，日渐鲜明。

陈二庵对于官长的学术两科，看得也非常着重。记得那年9月底，举行官长考试，内堂外场同时举行，各级官长都须一律参加。

以前，潘口口对于军官的学术科，向来是不过问的，他自己就是个有名的标准饭桶，教育方面的情事，全权委诸两个教练官和一个参谋办理。

阎王找小鬼，小鬼找阎王，土地堂里找不出罗汉。这三位全权大臣，是同潘大协统一样的，只坐在那儿拿干薪，什么事也不管。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一旦听说要考试了，三位大臣立时着了慌。

考虑了多天，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串通作弊，预先把题目泄露给各级官长，免得大家考试不及格，使他们自己脸子过不去。哪知，事情败露了，陈二庵大为震怒，派人查察，结果将他们三个人一齐革掉，另新拟了题目，作第二次的考验。这次的结果，侥幸我又考取了第一。

经过这次考核，陈二庵将程度低劣，名誉不佳的营长，撤换了好几个。我就在此时，升任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的营长。

过了不久，北京政府又派人来检阅我们东三省的驻军。这次校阅，给我的印象，更助长了我民族意识的抬头。

这次来校阅的是一批少年亲贵，都是军咨府里派来的贝子贝勒们，一共十几位。这一来，可把官长们着了慌，急忙各自赶造假账，连夜将从光绪二十一年起，几年来的柴价、马乾、公费等账目造齐，准备着给校阅者查看。并又专人到天津购置上等洋瓷马桶二十个，每支价值两元的雪茄烟两百盒，海参鱼翅两百斤，其他奢侈贵重物件，无不应有尽有，以为招待之用。

那时，天气正冷，那些养尊处优的贝子贝勒们，一个个穿着狐裘礼服，阔步昂视，把检阅队伍的使命放到脑后，成天的苛求供应，胡嘴乱骂。甚至闲得无聊，把价值昂贵的雪茄烟扭开来，投到火炉中燃烧，以为笑乐。

再不然就满营乱闯，查看账目，走到这一营，翻了翻账目，张嘴就骂：“妈儿巴子，假账！”走到那一营，翻了翻账目，也是骂：“猴儿崽子，假账！”弄得大家没办法，于是急忙商量应付方策。

这时，有一位四十协的军需官，安徽合肥人，名叫吴庆宣（曾在将弁学堂毕业）的在座，大家赠他一个外号叫做“老母鸡”。这人老奸巨猾，是个道地的官僚，他看大家正愁锁着眉头，就站起来说道，“我有办法”。大家高兴得不得了，齐声说：“你有办法，就说出来，我们愿意依着你去办。”

“只要依着我，准保成功。”“老母鸡”十分有把握的样子说道：“你们只要肯拿钱，叫上几十个日本窑姐儿，教她们一人拉一个，把这班王八蛋统统拉了走，什么事不就完了？”

大家一听这话，有的涨红了脸，觉得为这事用到日本窑姐儿，未免有点犯不上；但有的人却主张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办。结果，少数服从多数，为了饭碗问题。遂通过了“老母鸡”的提议。

等到校阅员们吃过燕菜席，走到街上溜达，一群预先约好的妖精似的日本窑姐儿蜂拥而上，一个人拉了一个，一个个被拉到窑子里去。

一进窑子，这般大爷们就被奉承得昏天黑地，校阅的事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有几位在窑子里一住五六天，还舍不得出来，后来一算窑子的账，共花三万几千块。

“真厉害！”我当时说，“拿钱给钦差们玩娘们就可以，给当兵的洗澡，就不行。这真是哪里的话？”

校阅完毕，大家想起这批校阅员们凶横霸道，无不切齿痛恨，无形中帮助了革命的进展。这时，我同金铭、从云等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首先将辫子剪掉，以示非干不可的决心。在那时，谁要是剃去辫子，就被人目为大逆不道的。

从这样的行为，很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心里是怎样的愤激了。

就在这一年的年尾，又由金铭发起，联合孙谏声、张振甲、董锡纯、石敬亭、周文海等，成立了山东同乡会，以保护同乡在山海关外开垦为名，筹措巨款，购置弹药，以为准备。

同时，暗中派人与内地的革命分子结纳，而其他外层组织，尚有陆续成立同学会和同志会等。至于我们的读书会，这时也愈加充实起来，专等待成熟的时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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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44
12  1911年2月—8月

1911年2月，陈宦去职，二十镇的统制改由张绍曾继任。张先生是河北大城县人，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同为北洋军中杰出的维新人物。

他的继任，使军中新派分子顿呈兴隆活跃的气象。

张统制到任以后，有一天，特召集营长以上的官长讲话。大意说，国家艰危至此，吾辈军人应加倍自励，方不负国家人民之重托。关于军纪整饬，训练方针，官兵一致以及兴利除弊等各方面，都请大家不要客气，尽量发表意见。如觉一时想不周到。那就以后用书面写给我——当竭诚采纳。

说时，他的态度和蔼诚恳，讲词极有条理，表现着他丰富的学问，和他做事的热诚与决心，使我听了非常感动。他一说完，就等着大家发表意见。

可恨那天站起来发言者，说的完全是一派子恭维滥调、敷衍门面的话头，这种腐败的官僚恶习，很使我觉得失望。

回到营里，我一肚子苦闷，很懊悔当时不曾把自己的意见痛痛快快陈述一番。挨到夜间一点钟，我终于从床上起来，鼓起勇气，提起笔给张统制写了一个条陈，一共列举了六项，切实指说军中兴利除弊的诸点。

后来，这个条陈给我们标统范国璋知道了，他和我说：“你讲得太毒辣了。”那条陈的五六两项我已记不起来，头几项的大意现在还能记得：

1．所有没有志气，自甘堕落——吃喝嫖赌吹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2．学识浅劣，不懂军事，不谙训练，因循苟且，故步自封的军官，应一律撤换：

3．军中公费不归公用，多人个人私囊，此等恶习，应从严彻查，切实革除；

4．马乾、柴价应归士兵公用，私己分肥，实非当有，应请立即取缔。

那时军中的恶习，可以再在这里补说一下：最使我看不惯的，就是军中一切专讲派头，专讲样子，换言之，即是不重实际。比如操练的事，完全敷衍塞责，不是为的准备作战，而只是预备给人家看的。

体操一课，不但官长不参加，连士兵也不注重，仅仅每连里派两个兵出来，集合到一起，练些“拿顶”“飞腿”，以及各种的花骚拳法，准备着有人参观，就拿出来表演一番，以博称誉。

打靶原是军队训练最重要的事，然而这里一年之中还练不到两次三次。练兵无非是要打死敌人，可是这样的练兵，干什么用呢？

再比如做工事，无论是进攻，无论是防御，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我们这里的军队，却从来不练习掘造阵地，预备做工事用的铁锹、铁镐、铁铲等家伙，全都油漆得崭新，放置在军械房内，永远没看见拿出来使用过。只准备着给人来点数而已。

总而言之，这里一切全是摆摆样子的，全是假的，丝毫没有想到真正作战上面来。这些情形，再加上前面数章中屡屡说及的公开贪污等恶习，成为军队中积重难返的严重病根。

我向张统制条陈的几条简单的意见，原都是针对着这种种弊病而发，决不是无的放矢，范标统说我的条陈过于毒辣，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年夏间，新民府大水，水势由东北奔向西南，营房的东面和东南角正当其冲，墙垣被水冲塌多处。

——顺便在这里略说一点这里的地势：新民府，原名新民屯，东去十八里是有名的巨流河，西面四十里是白旗堡，也有一条大河。

我们的营房，位置在新民府的东边，外面一个大土围，围墙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约有两三里路宽阔。正中，是协统衙门，东西两侧是标统住所，南北有平列的步兵兵棚六个，衙门北首是炮兵营、工兵营、骑兵营、辎重营和医院，西南角上有弹药库。出西围子门为劝忠祠，历年阵亡官兵都列名于其内，北边是一大块义地。

这土围子，东南北三面都没有门，只西面开一大围子门，是出入惟一的孔道，步兵营每营之后都有一口井，是砖井，马路都是从东到西，一共三条。

围墙高有一丈二尺，底下阔三丈，墙头阔一丈五尺。围墙内有“打靶挡”。围墙外面八里远近的地方有大沟，深一丈五尺，阔一丈五尺。

每年夏秋两季，巨流河水涨，向西南奔腾，正冲击着围墙。因为营盘地势低洼，里面的积水流不出去，外面的洪泛反要向里面灌注，往往使围墙之内尽成泽国。

这一年，水势分外大，情形万分险恶，当时动员全体官兵抢救，各级官佐都忙着督兵堵截，我们的潘大协统也不得不赶来监视。

他来到一点看，各级官长都到了，里头单单缺少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的两位管带。他就问值日官，一营同二营的高、王两位管带为什么不来，值日官连忙向他们俩公馆里通知，催促他们俩从速赶来。

两个管带到了，潘大协统一见面就没头没脑地大加申斥了一顿。可是在这里，有一段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事，那便是潘大协统新接事的时候所发表的那一番军人是大丈夫不可管柬过严的“谠论”。而且他自己也是每天九点钟才上营盘，不到下午三点钟就走，处处都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因此下级军官们也群起效尤，慢慢地成了一种风气。

现在，他突然严厉起来，发这一场威风，满口协统是我，我是协统的嚷着，摆起官架子来，人家怎么心服？因此，一营同二营的两管带，满肚子不高兴，背地里就说了许多怨言。

正当他们俩指手画脚议论协统的时候，恰巧潘大协统的执事官贾凯——绰号“外国驴”——正从那儿走过，都把话听了去。后来，潘大协统派这位“贾外国驴”去带工，怎么说他也不肯去。潘大协统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去？”

“高、王两位管带在那里骂你，我没脸去带工。”

“骂什么？”

“骂你‘八代’！”

潘大协统一听这话，不由得心头火起，立刻把他俩找了过去。问他们说：“贾副官说你俩骂我‘八代’。你们骂了没有？”

高、王两管带齐声说：“没有骂。我们哪里敢骂协统？”

“你们一定骂了！要是没有骂，贾执事官怎么会说呢？”潘大协统说时，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像被谁劈面打了几掌的一样。

争执了大半天，高、王两管带就说：“骂就骂了吧，我们说没骂，你非说我们骂了不可，那也没有法子。”

没等高、王两管带说完，潘大协统回头就走。我们都在旁边，看见风势不佳，就有几位跟随了去，代他们俩求情。可是在那种情势之下，已经无法挽回。

这时，张统制住在奉天，潘协统回到营里，就给张统制打了个电报，说高、王两管带违抗命令，玩忽险工。罪状只八个字，字字都藏着刀剑。张统制接电报后，马上回了个“立即撤差，听候查办”的判书。

在潘大协统雷厉风行的手段下，高、王两管带终于撤差了。这事对于他们自己固然是哑子吃黄连，有无法申辩的苦楚，就是大家心里也都很替他们抱屈。

因为潘大协统自己先就不能以身作则，并且一上任就灌些迷人的米汤，藉以收买人心，等到大家的坏习惯已经养成，却又来一个杀威棒，轻轻地给人家一个罪名，把人家断送。这不是居心摆布人是什么？

不论如何优良的军官目兵，如果做长官的不能善为领导，不能处处身体力行，军心也终归要涣散，纪律也终归要废弛的。治军如此，推而至于政治何独不然？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通病。

不过我虽然很替高、王两位的撤差叫屈，另一方面却也很为欣幸。因为高、王被撤，七十九标一营同二营管带的职位，后来是由金铭、从云两位继任的，这却种下了滦州起义的根苗。

水灾过去，接着大闹起瘟灾来。那病疫据说是从哈尔滨传过来的，中国名字叫“鼠疫”，外人则称为“伯斯堵”。病势凶恶，传染非常迅速，染到身上，一星期即可致人死命。尸体都呈现黑色，可怕之极。因此个个谈虎色变，一时新民府到处忙着防灾。

军队设办的防疫处，是在营围子西门外的劝忠祠内，医生每天头上戴着白帽，嘴上套上自口罩，身上穿着白衣衫，脚上穿着白鞋，手里拿着外国买来的石炭酸之类，到营房里消毒。

防疫处收容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各营的目兵，间或也收容百姓，但为数很少。大门一天到晚紧闭着，吃饭的时候，由外面把饭递进去。送饭的人在门口等着，吃完了再把碗盏家伙递出来，防备隔离得非常严密。

可是，百姓少见多怪，就以为里面满藏着神秘不可告人的事，于是乱造起谣言来。有的说病人一抬过去，就没法活命；有的说里头堆满石灰，病人进去，就用石灰活埋。把一个防疫处说得如同杀人场。

士兵们本来没有什么科学知识，听见百姓这样传说，也就视防疫处如阎王殿，即使有病也不肯进去。

一天，我那一营里的一位后队的杨排长身上发热，军医听说，赶忙跑了来，也没问个长短，也没有诊察，就说：“伯斯堵，要隔离！”马上就令夫役把他抬了走。

杨排长一听，急得咕噜从床上爬起来，顺手拿了把手枪，嚷着说：“我没病，谁要抬我去，我就拿手枪打谁！”吓得夫役倒退了好几步。杨排长终没有进防疫处治疗，但也慢慢地好了。

我们学欧美人的东西，一定要把他学全了，最怕只学一点枝枝节节的皮毛，却不去做真正的研究。比如西医，如果半生不熟的只学人家穿白衣，戴白帽，学一些百姓看不惯的洋派头，而学识经验一无所有，只拿病人的性命开心，委实有很大的恶影响。吃鸡蛋半生不熟也许不要紧，吃小米半生不熟可要生病。

还有一层，我们举办一事，必须先使大家了解，万不可蒙着被褥跳井。使人家莫名所以。试看防疫原是多么好的事，只因大家不明白其内容，不懂其意义，反致拿出手枪来抗拒，这真值得我们深思的。

清陆军章制，本来是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秋操。辛亥春，规定这年八月，陆军第二十镇，第六镇和第二混成协等赴永平府秋操。

事先，第二十镇革命分子即和第六镇吴禄贞，第二混成协蓝天蔚密商，暗谋于秋操时私带真子弹，相继起事。不料，事机微露，清廷起了疑心。

那时，吴禄贞屡任新军高级将领，在东三省一带宣传革命，最露锋芒，因此清廷对吴的疑心更大，至时遂停止第六镇参加。

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则仍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二十镇接到命令，即在全镇选拔参加部队，当以七十八、七十九标为主体，全镇各标都挑选官长目兵参加其中，合编成一混成协，开赴滦州。

这次秋操的预备，规模很大，仪式隆重。单独从军事上说，是具有检阅自创办新兵以来的成绩的用意。如果从政治上看，当时革命空气弥漫全国，尤其两广一带，简直一触即发，这次秋操，当然更含有重要的政治作用的。

谁料正在军队纷纷调开滦州的时候，武昌举义的消息就已晴天霹雳似的传来，这里的秋操即中途停止，这是1911年10月8日。

一般青年官佐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大家身上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一时兴奋欲狂。清廷见情势紧迫，急令所有部队停止调动，只留七十九标金铭、从云、张建功，一、二、三营驻扎滦州，其余部队各回原防，以待后命。

当时，清廷决以武力对待，临时编成的队伍，计有冯国璋第一军，段祺瑞第二军，以荫昌为总司令。后来格于形势，乃又袭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故技，重复起用袁世凯为总司令。这里还要补叙一笔，东三省总督锡良也于半年前撤换，这时已改任了赵尔巽为东三省总督。

武昌首义的檄文传了开来，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觉得军队不稳妥，自己责任重大，即在沈阳召集新旧将领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及东三省应持之态度。

当时，被邀参加会议的，新军计有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曹锟——卢永祥代理），凡协统以上的将领都在被邀之列。旧将领方面计有五路巡防营统领。

正式会议之前，新军将领如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卢永祥等先在一处开预备会，讨论在会议中所持之态度。商议结果，大家一致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对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弹粮秣也一概不供给，以掣其进攻武昌之肘。

正式会议时间定在下午4时，大家都到齐了，惟独赵总督和某统领迟迟未到，一直等到五点左右，总督才坐着轿子蹒跚而来。

在轿子前面，某统领先摇摇摆摆走进来，他两手托着一个羊肚毛巾包，里头裹着三只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进屋里，就把毛巾包往桌子正中一放，气喘喘地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他，谁也别想逃出这座屋子！”

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毛巾包，赵总督随后笑嘻嘻地进来，只说诸位久待了，当即宣布正式开会。

总督首先立起发言，内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我们连骨头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泽，为臣子的不应一刻忘记。我们要鞠躬尽瘁，以死相报。这是我们军人的天职。现在湖北乱臣贼子反叛朝廷，实属神人之所共弃，天地之所不容。

说完这一段，总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将领中有许多在怒目纵眉。神色很不对，他于是赶忙喘了口气，改过语气来——

第二段：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爱莽撞。须知英雄识时势，咱们总要见机而行。这时，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什么态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咱们的一份。如果失败了，那时咱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我们的事。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事没经过？你们听我的，准保没有错。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第三段：现在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咱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宗旨，无论是谁来，咱们也正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咱们的一大功劳。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

总督说完了，屋里是死一样的寂静，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说：“怎么办？大家说话呀！”

嚷了半天，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那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真有炸弹。谁也猜不透）。总督没奈何，摸了摸脖子，站起来说：“咱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某统领先举手，五路巡防统领也随着举了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各参谋长、各协统——所有新军将领却依然低着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

总督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这个事不好收台，于是厚着脸皮，用着乞怜的口吻。又向大家噜苏起来：

“我这么大年纪了，头发也白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了。大家今天总得赏我个脸。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总得让我老面子过得去。有什么困难，大家尽管说出来，咱们从长讨论，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说了一次，接着又付表决。这次新军将领里头某代统制首先举了手，经他这一破坏，大家也就不得不随着举手。

这下子，乐得个总督笑开了脸，连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我有面子出得这道门了。”哈哈地笑着，宣布了散会，某统领依旧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后面徜徉而去。

会议完了，大家走出来。新军将领中有许多人气得要死。蓝天蔚气得走过去，将某代统制的袖子抓住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怎么说的？说定了的不算，到里面又举手！”

某代统制脸红耳赤地说：“老兄，光棍不吃眼前亏。桌上摆的什么玩意儿，你难道没看见？而且我举手也只举到耳朵跟上，我是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没看清楚，就随着乱举手，谁叫你们举手来？”

大家互相抱怨了一阵，方才散了。

那边东三省新旧驻军的将领在沈阳开着关系重大的会议，这里在新民府的将领都以万分焦虑的心情挂念着。后来，赴会的人回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打听消息，潘协统先回来，和大家说：“咱们只应该忠君爱民，其余什么事也不要去过问。”

大家听说，知道事情糟糕了。后来有人看见蓝天蔚，蓝协统非常愤激地说：

“现在到了咱们流血的时候了，咱们得自己想法子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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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47
13  第一次失败

自从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滦州秋操中途停止，留在新民府的我们一般倾向革命的同志们，人人兴奋得坐立不安。

郑金声、王石清、戴锡九、我和马医生李某等人，常常在一起聚晤、商谈我们应当怎样对武昌响应，应当怎样在新民府发动。

大家都想着，在这方面军事没有动作之前，要尽自己力量，做一番工作。于是在军队里暗中鼓动，有时分头到各营里去串门儿，乘机向目兵们宣说革命的道理。有时写印传单，向各处散发。一时工作紧张，情形非常活跃。

这时，我家里弄来一架油印机，从早到晚印刷传单，每天将《大汉报》等刊物上所刊载的民军胜利的消息，各省响应的文电，还有许多鼓吹革命的小文章，都摘录出来，用油印印好。每次三四百份，到晚上派人偷偷地到各营去散发，或是由邮局寄到本地各机关去，常常忙得通夜不睡。

不料从那架油印机身上，却露出一个破绽来。原来，那油印机是营中公用的，我派护兵王某取回我家里，怕被人家看见生疑，还特意叫他用布把外面包着。不料，走在路上，被范标统碰见。

这护兵为人极忠实可靠，只是迟钝笨拙得很，一句瞎话也不会编。范标统问他手里拿的什么，他就老实告诉他是油印机。问他拿到哪里去。他就老实说：“送到冯大人家里去。”

范标统当时倒也没有在意。及至后来营中检查信件，发现大批油印传单，都是本地的邮戳，各兵棚里也不断地发现油印的宣传品，都不知从何而来。范标统慢慢把这事和那天送油印机的事联想到一起，才恍然大悟。于是暗中对我特别注意起来。

但我当时仍是闷在鼓里，并不知道这些情由。

这时候，各省独立的消息相继传来，我们秘密宣传和联络的工作，也一步步加紧。此时，清廷已经重新起用了袁世凯。第三镇和第二十镇，都接到调开关内的命令，准备攻击民军。但将领们却各打各的主意，观望不前。

这时，二十镇的将领们，大约可以分为三派：一是革命派，主张立刻出动，进攻北京，刘一清、王金铭、施从云等都是；二是保皇派，主张开赴平汉前线，攻击民军，萧广传、潘榘楹、范国璋、徐廷荣等都是；三是中立派，这又可名之为稳健派或滑头派，主张观望，将来哪边胜了，就往哪边倒，抱定了不吃亏的主义，陈宝龙，周子寅等都是。

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被这三派包围着。进退失据，恰如周公瑾从柴桑口回东吴时的处境一样。

一会儿革命派去见张统制，说：“时势紧迫了，你得马上带领我们去打北京！”张统制说：“对！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们一定干，你们先回去。”革命派走了。

一会儿，保皇派又来，说：“咱们的骨头都是皇家的，统制得拿定主意。”张统制只好说：“我自有办法，你们不要着急，你们先回去。”

保皇派走了，一会儿中立派又进来，说：“事情太大了，请统制不要轻作主张，我们这时千万不要哼气，将来有机会再干，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对的，你们的意思很好，你们先回去！”张统制只好用同样的口吻来应付。

这派走了，那派进来，有时这一派在棚子里说话，那一派就在外面守着，等到出来，大家遇在一起，就互相叫骂起来。我骂你是满清的走狗，你骂我是乱臣贼子，弄到后来往往掏出手枪来拼命。

于是张统制又要跑出来劝解，大声地嚷着说：“你们不要吵。我自然有办法，快回去！”一天一天过去，张统制眼看着无法维系。

其时，清廷派彭家珍押运五千支枪，五百万发子弹，由奉天运向汉口前线接济。

彭家珍原是革命党，就事先电告金铭、从云。运到滦州，即被张统制派人到车站扣留。金铭、从云诸同志因时机急迫，不可错过，又同去见张统制，切实要求他即刻和吴禄贞、蓝天蔚联络一致，率队直捣北京。

张统制则以为本镇高级将领，多半都是保皇派，若是仓卒勉强从事，一定得不到好结果。乃想出一个权宜办法，条陈了十九条政见，要求清廷改革政治，宣布立宪，反对讨伐民军。请清廷立刻答复，态度很是强硬。

张统制的意思，以为这样的办，可以相当满足一般守旧将领的要求。而条陈提上去，清廷必不允准，而后发动革命，则旧派将领也就死心塌地，无话可说了。

电报递到北京，以变生肘腋，清廷震惊之下，不料竟低声下气，覆电将十九条政见一一接受，并立即人太庙宣誓立宪。二十镇虽因此不曾遵命南下。攻打武昌的计划，虽也因此遭了挫折，但张统制预计的第二步也就无法实行，同时，被清廷所忌，把他调任长江宣抚使之职，以削其兵柄，原缺由潘榘楹继任。

金铭、从云等得信息，极为愤懑，曾召集在滦州的同志张之江、张树声、刘骥、龚柏龄、张振扬等七十余人，在滦州车站的文庙内举行会议，以为张统制的撤职，是清廷铲除革命分子的毒辣手段。张统制的去留，关系北方革命之成败者至深且大。于是一致议决，还请张统制切勿受命离去，同时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

这时，第三镇由卢永祥代统制率领，已遵清廷命令向丰台开拔。他们的队伍经过滦州的时候，金铭、从云非常愤激，当即奉张统制之命，派队到车站截阻。向卢代统制严词诘责，要他明白表示态度。

卢代统制从车上跳下来，和张统制他们说：“你们不懂我的主意，我是就机起事。我这一去脱离了东三省那个窝子，就好从丰台进攻北京。你们在后面等着作我的应援吧！”

卢代统制这么一说，张统制及金铭、从云等半信半疑，但终于把第三镇队伍放了过去。谁知，卢代统制到了丰台，一面却打电报到北京，将东三省和滦州的消息一一向清廷告密，一方面又督率部队去打娘子关，向阎锡山进攻。

原来，张统制与吴禄贞、蓝天蔚等事先已有密约，共同响应民军，合兵进攻北京。打算以第二十镇由滦州西进，吴禄贞统率第六镇由保定北进，两路夹袭，蓝天蔚则留后方策应，以期一鼓而下京都。

不料，张统制条陈政见十九条的初步手段被挫后，吴禄贞亦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石家庄，又加上第三镇这次的出卖，张统制处此情境，自顾力量单薄——即本镇之中，重要官长也都是保皇派，主张革命的多只是下级将领——因此益发加重了知难而退的心理。

那时，金铭、从云等要求收回撤换张统制成命的电报，清廷一直没有答复，张统制进退失据。至此就决意把二十镇之职交卸，带了一排人，偷偷地上了火车，回天津去了。

张统制走了，革命派失去领导者，一时颇成散漫的状态。这时，潘协统升为统制，萧广传升为协统，我们八十标的标统仍是范国璋。他们这些上中级的官长，都是保皇派的，于是把目光集中到金铭、从云等人的身上。

我也因为取油印机的那次失慎，一举一动都被我们那位范标统暗中派人监视着，不久，我们第八十标即由新民府调往山海关内海阳镇驻防，因为，那时风传民军即要在这一带登陆。

范标统奉命带队一开到，即布置阵地，以为防范，王石清第一营在右。郑金声第二营在左，我的第三营则派在中央后防为预备队。此外炮兵营驻左翼后防。张之江、张树声、张宪廷的骑兵营则在沙岗子右翼前方。

二十镇的革命势力虽被分散监视，但革命的进行并不中止，反而再接再厉，更具体地干起来。

推溯这方面革命的酝酿，原受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握有实力的国民党党员吴禄贞等，一是在天津任教员的党员白雅雨和王励斋等，他们都是奉了党的命令，由南方北来，在山海关、天津一带活动革命。

这时，吴禄贞虽已被刺，张绍曾虽被撤职，但二十镇革命派的将领和白、王等的奔走联络却格外密切起来。那时，白雅雨、王励斋曾数度和我们接洽，他们以为京奉线这一带，革命实力过于单薄，主张密约烟台民军由海道自秦皇岛登岸，到那时再合力发动。

金铭的兄弟金钰，也是一位民党分子，这时也从国外回来，亦奔走于其间非常努力。

有一天晚上，金铭从滦州到海阳镇来，找我商谈，我当时住在车站附近一个小铺子里。金铭一到，刚刚坐下来，不知怎样萧协统和范标统就知道金铭来了，打了电话来把他找去谈话。

到了夜间，金铭就在我那里住宿，我们同在一个炕上打通腿，睡到了半夜，他掉到我这一头来，两个人开始谈起来。

我和金铭的意思，都以为老袁上台后，北军已渐见振作，如果和议不成打起来，只怕民军吃不消。再则，北方一带，情势一天天恶化，我们若不早干，终有被保皇派全部消灭的危险。所以，主张即刻动手，从他肘腋之间的嫡系军队中爆发一枚炸弹，使他们无所措手足。于是，金铭把滦州方面最近和南方联络的情形详细告我。

当时，他们计划等到烟台民军一到秦皇岛登陆，滦州和海阳镇同时动作，三张的骑兵亦在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郑金声为右翼，王石清为左翼，我为预备队。到时，我的预备队先袭击炮兵阵地，并将萧广传、范国璋的旅部团部完全解决，而后合占山海关，分头进击北京和奉天省城。

这一举措，即使不能直截了当地打倒满清政权，也可使之丧胆，牵制其进攻武昌的行动。商议的结果，我在海阳镇负责和登陆烟台的民军接头，其余在滦州等地策应者，都由他们去分头布置，等约好了日子，即行发动。

金铭由海阳镇回到滦州，白雅雨早从天津到滦，赍有北洋军政府大都督之印。他因为南北和议行将决裂，情形已十分紧急，而且京奉线一带革命的酝酿，清廷亦有所闻，故力促从云等立即发动，一可以先发制人，二可以为民军之声援。

于是，滦州大街小巷遍贴起反正文告，公开宣传，人人口里嚷着光复，空气已被弄到白热的程度。金铭一看情形，大吃一惊，以为非同小可。

但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大家即到师范学堂商议，一致主张迎就情势，立即发动，我们明知实力上极不充足——烟台民军没有到达，各方联络没有妥善——但认定只要干了起来，则义声所播，北方青年军人必定可以自动响应。

而那种犹疑彷徨，首鼠两端者，亦必惕于威势，翻然相从，则革命自有成功的可能，若是气馁中止，那就灭绝了自己。于是，即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北洋军政府，宣布独立，当推金铭为大都督，从云为总司令，我为参谋总长，白雅雨为参谋长。

11月11日晚间，即以金铭从云和我三人的署名发出电文：

北京内阁总理大臣（上海伍代表，唐大臣，天津顺直咨议局）钧鉴：

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后日之革命。

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绝不能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迫，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混成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

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实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檄文一发出，沉寂若死的北方，一时革命空气高涨万丈，北洋军青年将领希图响应者极多。滦州迫处近畿，清廷这时正要动员冯国璋部队，想先一挫民军锐气，却不料后方出了这乱子，把北军军心完全动摇。

清廷震惊之下，心碎胆丧，袁世凯也不由得手忙脚乱，只得派令通永镇守使王怀庆到滦州镇压抚慰。王怀庆与金铭之兄金镜、从云之兄从滨原有换帖的关系，希冀他可用感情说服他们。

他来的时候，轻骑减从，金铭、从云迎接他到滦州驻军行营下脚，第一句他就同金铭、从云说：“你们做得不对，你们不应该乱来。”

金铭说：“你来得正好，你得帮着我们干。现在大都督的位置让给你，若是不受，你也休想走得了。”一时间，将领头目将他团团包围，要求他一同举义。

其中，有一位排长张振甲，用枪口对着王的胸部，说：“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看见情形如此，就临时生了诡计，满口应允了下来。大家当即排成行列，拥着他进城拜印，宣誓就职。

大家骑着马，走了不多远，王怀庆故意把缰绳勒住，马即乱跳跃，金铭忙问底蕴，他说：“我这马是头牲口，野蛮不驯，最好大家走开一点，不然就会出乱子的。”

大家谁也没防他心存诡计，都信以为真，当即让开。原来王怀庆是马弁出身，骑的好马，这时，他乘机回转马来，死命加了一鞭，就一溜烟落荒逃走，等到大家掏出枪来追击，他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王怀庆逃走，滦州自然不免要遭大军围攻的危险，金铭、从云等回军政府会议，都主张一不做二不休，为要先发制人，马上率队直袭京津。

这时，七十九标驻滦州的队伍，除金铭、从云所带的第一、第二营外，尚有张建功所带领的第三营。张建功表面上与金铭、从云表示好感，暗中却时常将消息报告给标统范国璋。

此时，一、二两营向城外开拔，张建功即命令所部在城头开枪截击，金铭、从云这时已有决死之心，除分派石敬亭等率队抵御外，余则悉数登车，向前开发。到了雷庄，王怀庆已把路轨挖断。火车既停，隔着五里路，即与王怀庆所部交锋，打到深夜，王怀庆那边渐渐不支，随即鸣号请求停攻，派人过来请金铭、从云到雷庄那边去议和。

原来，王怀庆这次带来的都是巡防队，作战能力很是有限。

金铭、从云当即答允前去，左右一齐劝告，都说王怀庆诡计多端，绝不可去。但他们俩意志已决，以为议和如能成功，彼此可免无谓的杀伐牺牲，或竟可直接进攻京津。否则，以身殉志，亦正是所谓求仁得仁。

于是，部属都要求同去，誓共生死，同去的共有官兵一百多人。

其实，王怀庆是存心诈骗，卖友求荣。金铭、从云到了那边，他即避不出见。金铭、从云正询问间，伏兵已出，将他们一一捕拿，电请袁世凯发落。

袁复电后，即先将金铭杀害。金铭就刑时，骂不绝口，视死如归。其后殉难者有施从云、白雅雨、张振甲、孙谏声、戴锡九、董锡纯、熊齐贤等十四人，余者都被羁押。

最可敬的，是金铭的一个护兵黄云水。金铭被害后，王怀庆叫人撵他走，他不肯走，反对王破口大骂说：“王怀庆你这个害民贼，甘心当满清的奴隶，卖朋友的猪狗！……”

王怀庆听得恼了，遂也将黄云水一并枪毙。

自从金铭由海阳镇走后，我就天天盼望着烟台民军和滦州方面的消息，希望短期内能有佳音到来。

一天早晨，忽然范国璋派护兵来找我，我也未疑有他，即随同前往。到了那里，范标统说：“袁宫保来电报，询问这里驻军的情形。我要回个电报，你替我帮帮忙。”我坐了下来帮他写稿子，他就走开了。

一直写到中午，我肚里饿极了，就告诉面前一位姓江的弁目，我回去吃了中饭再来写。不想，那弁目向我尴尬地一笑，说：“冯管带，你耐心坐一回吧！标统有话，不让你出这个屋子了。”

又说：“你那天晚上和王大人谈的话，协统标统全都知道了。王金铭、施从云今天在滦州成立了军政府，你是参谋总长。今天一早协统已经见到檄文。”

至此，我大吃一惊，一时如入五里雾中，不懂他们为什么也不等烟台民军登陆，也不和我约好日子，便先干起来。一时心神不定，焦急万状。

如此一直监禁了四天，最后两天连饭也不给吃。不料在我被监禁的第三天上，他们大批同志已遭了王怀庆的毒手了。

这样一个在帝制势力的重围里生长起来的革命运动，因为本身的脆弱，领袖人物的幼稚与急躁，以及奸人的诈骗破坏，终于瓦解，成为一场悲痛的失败。

但是如果说，正因为这次的失败，遂使清廷知其大势已去，恐惧愈深，因为此时，南方民军的声势大振，不久即因而整个颠覆了清廷的统治，这也并不是夸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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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51
14  递解回乡

在海阳镇，我被监禁到第四天的早上，执事官梁喜奎同几个弁目到我禁闭的屋里来。

梁是河南舞阳人，光绪二十九年，在韩家墅时，我们同为哨长。在这里，顺便插叙一两件事，以见梁的为人，和我们的交谊。

——那时梁极好读书，也希望我专心向学，我说：“我们自小失学，根基不好，自己用功总不行，最好还是请个先生来教我们。”

梁告诉我，门口有个卖油条的老先生，是个饱学秀才，原在韩家墅教蒙馆，只因为人太老实，学生都不怕他。有一天学生打架，他不责备，只说：“你们慢慢打，不要打破头。”这事给东家知道了，怪他误人子弟，把他辞退了。

他离家太远，腰中不名一文，又患脚疮，没法回家。因此在韩家墅流落，卖卖油条，又替我们军队的厨房挑挑水，借此维持生活。

这人沉默寡言，秉性忠厚，我们把他请了来，每月送他四元束惰：梁出两元，我出两元，我和梁同在他跟前念书，念的是《四书》。每天讲一次，讲完即读，受的益处很大。

这时，我和梁同住一间房，朝夕相处，相爱如弟兄。有一天，左队头棚副目高怀仁到我们房里坐，他是河南归德人，和我很熟，因为他抽大烟，谈话之间，我就劝他不要抽，把自己弄成废人，实在痛心。哪知，高怀仁却生了气，抢白我道：

“你不要这样说我！骑快马，坐快车，不抽大烟不算阔！兔子不抽大烟，因为它三片嘴，衔不拢烟枪；王八和鳖不抽大烟，因为它侧不过肩膀。我是人，怎么不抽！我爹也管不了我，不谈你！”

这一下，使得我抹不开脸，此时梁喜奎正在旁边，听了他的话大怒，跳起来就要打他，我赶忙从中劝阻，他指着大骂道：

“你这浑东西，怎么好话赖话也听不清！人家好意劝你，你倒伤他！简直不识好歹！”

——梁的为人，大都类此。他同我既有这样深厚的交谊，这时见了面，很难为情，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已经批准递解回籍，今早便解往保定去。”

我们两个人也无多话，当即打点动身，我低头沉思着，觉得这样轻轻地发落了我，实在有些意外，但转念又想到，这显然是他们阴险狡猾的另一种手法。因为，金铭、从云等横竖已经处死了，倘若还要过细追究，反而把事情扩大，难免不激起新的事变来的。

那天早上，我连自己的住处也没有回去，便同梁喜奎和几个弁目搭京奉路火车前去北京。

车到雷庄，天已近午。我隔着车窗外望，看见第三镇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这儿输送，企图彻底解决这次举义队伍。这种光景，使我眦裂发指，心如火焚，不由得握紧了拳头，狠狠地在车凳上击了几下。

我暗暗地发誓道，假若有一天我能风云际会，誓必继续死难同志的遗志，推翻万恶的清政府，并且消灭卖友求荣的第三镇军阀。

十余年来，我不敢一日忘记我这个誓言，不敢一日放弃诸位死难朋友的遗志。1924年的“首都革命”，终于达到我的愿望，出了一口郁气，把帝制余孽的溥仪驱逐出宫，把祸国殃民的曹、吴军阀打倒。

这一趟回籍之路，我们到北京已经夜半，就暂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高升客栈落脚。那时，陆朗斋将军刚从广东潮州镇守使下任回来，任京防营务处之职。

他是我们的老长官，一别已经多年了。粱喜奎要去见他，我说我也去。于是同去。到了那里，喜奎把我的事全都向陆将军说明，陆将军就叫喜奎把我留在他这里，不必向保定押送了。

喜奎听了这话，很是为难。一方面他固然为人慷慨好义，和我私人交谊又很深厚：但另一方面，他也是非常忠于职责的，前面我口述中，有一段叙及那年彰德秋操后回南苑，因为丢了一本账簿，他竟急的跳车一事看，很可以概见他的为人。

陆将军的要求他是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他踌躇着说道：

“命令叫我送交保定府衙门，若是交在你这里，回去销不了差，怎么好呢？”

“梁副官，”陆将军说，“你是我的部下，冯某也是我的部下，你们长官，潘统制、萧协统、范标统，也都没有一个不是我的旧部。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回去有什么不好销差？”

喜奎迟疑了一会，笑着说道：“话虽是这样，到了时候，公事明明叫我送人到保定，我却跑来见你，又把人交给了你。回去问我话，我怎么回答呢？我和冯某是多年好朋友，他们若说我徇私情，把一个叛徒随便放了，判我罪名，我怎么办呢？”

陆将军说：“你回去不必说谎话，你和他们照实说。就说你顺便来看我，我问到，知道是押冯某回籍。我就一定要你把人交给我。你只管照实说，没有你的干系。

什么是叛徒？现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就是叛徒，过几天谁都要革命，谁都要做叛徒了。这个时势，谁也说不定的，到了那天，现在这些杀革命，拿叛徒的，保不定自己要干革命，也要做叛徒了。

我刚刚从广东潮州府回来。我并不是反对革命才回来的。我在那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我想革命，也号召不起来。我说我革命，谁也不相信我；人家说他革命，我也不能相信他，谁也信不了谁。这样我才回来的。——一会儿，大家都要革命了！”

喜奎含笑说：“话是这样说，就是我眼前交不了差……”

“你即使送到保定府，我打个电去要人，还是要交出来的。现在图省事，所以叫你直接交给我。

你说要交差，这不是难事。我可以给你字据，若是还觉得不够，我再打电报去给你长官，说人已经交给我好了。如果那边有困难，说不行，那人在我处，仍旧可以来提的，反正没有你的事，你不必着急。”

说到这里，喜奎方才没说话。于是，陆将军写了一封给王怀庆和潘、萧、范的信，又写一字据交喜奎带回去。另外又打一电报给王怀庆等，当即把喜奎打发走了。

陆将军这种盛情，真使我感激，他同我谈了一回契阔，很恳切地对我说：“你还是先回保定去住住吧，不久，一定有机会给你为国家效力的。”

我辞别了陆将军，当天便搭平汉车到保定去了。

我离开保定，差不多已经有十年，这一次回到了康格庄，看看旧居如昔，邻里无恙，心里颇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街坊邻舍大半都还认识我，看见我回来了，就高兴嚷着说：

“科宝，你回来了？几年不见你，发福多了。”

那种亲热的神情，使我真要感动得流下泪来，觉得眼前腐恶阴险的世界，到底还有它温暖可爱的一面。

我在康格庄住着，几乎每天都要到保定府城里去，从康格庄到保定府，约有两里路，保定府东关附近有一个火药库，里面储藏着多量的军火。由王怀庆统带的淮军把守。

东关，正是我往来康格庄必经的要道，我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受检查。盘查我的人，虽然不见得就认识我，但我头上却装着一条假辫。

那时，王怀庆有命令，凡是没有辫子的，就是革命党，都加以逮捕。我为了头上的假辫子，每次进城，都是提心吊胆，惟恐被守兵看出破绽，惹下无谓的乱子。若是绕路，又太不方便。再三考虑，终于把家眷搬到城里，在羊肉胡同租了几间房子住下。

在保定，这时和我过从相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

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的过从相谈，十分的投契。

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座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

我渐渐感觉到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1912年正月初3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采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

我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

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

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

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

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检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

当晚，我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覆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

呆了半晌，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自眼。

接下来，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

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

在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地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

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

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逼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

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

就我所孰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

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

这真叫人看着太可痛心了。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

“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

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

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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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1:52
15  正月十二的兵变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极饶兴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主体是第三镇全体。

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

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

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该杀！”

原来，一般情况下，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

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

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

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

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嘻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那里抢得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的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

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

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望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那时事变蔓延，人心浮动，有限的一点纪律，显有不能维系之虞。京中无论哪个部队，都变得不稳。其情势如瘟疫之传播，如大火之燎原，谁也没能力遏止。

这样的时候，陆将军却能不慌不忙，从容应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他讲这番说话时，我就在旁边，他那种镇静自然的神情，使我非常地惊佩。这就是那次北京兵变，全城都焚劫一空，独西城没有遭难的缘故。

十二点钟左右，枪声渐渐响到前门外，这时，陆将军带了二三十匹马队，坐了一辆马车，从西单牌楼经西四牌楼绕过后门北新桥，转而南行，到了总统府。

那时袁世凯同他的少爷袁克定正在瞠目相向，毫无办法。府中门窗什物，七零八落，地上纵横狼藉地堆满了残断的文件。袁看见陆将军来了，喜出望外，哭丧着脸对陆将军说道：

“到了这样时候，什么人都躲光了，你怎么反倒来了？”

陆将军说：“平常时候我可以不来，现在我却不能不来。说话我不大会，赶到做实事的时候。我也许可以凑付的。”

袁就问陆将军这事该怎么办？陆将军说：“这事请总统不要管。无非一些土匪捣乱。交给我和姜桂题去办好了。”

袁沉思一下，窘苦地说道：“好吧，这事就交把你们去办吧。”

陆将军退出来，已是天光破晓的时候了。

第三镇残余的部队，当晚即开城外，分驻南苑和长辛店等地。刁坏的分子闹了这一场，善良的官兵自觉肉臭同味，走过街头，低头藏脸，羞愤得不得了。街上家家铺子都关着门，门上贴出“抢劫一空”的字条，满街上冷清清的，地上散乱着变兵们扔下的财物。一些穷人们瑟缩着身子到处搜寻拾着。

第二天绝早，各城口上和街衢上便贴遍了陆将军同姜桂题会衔搜拿土匪严禁造谣的布告，于是满街上捉土匪，抓嫌疑犯。一场巨大的兵变，硬被偷天换日，饰为土匪的骚乱了。

“草寇逃了民遭殃”，这话一点不错的。抢掠财物的明明是那些官僚军阀们制造出来的变兵，可是等到搜拿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天亮以前就四散窜逃得无影无踪了。

街头巷尾狼藉着的布匹财物，都是变兵老爷们扔下的残余，无知的穷人们看了，不由得眼热心迷，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这一下就把他们坑了！

早上搜拿匪徒的布告张贴出来，穷人们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于是揭开了最惨痛的场面：满街上不少的小贩和车夫们，背负着被窝，挟带着布匹衣服，被搜拿匪徒的军警们追着乱跑。有的慌了手脚，往胡同里躲藏，军警在两头一堵截，一个又一个，都被拴上了绳索。“人家牵牛他拔橛”，这就是罪状。

那些可怜无告的穷人们，都被当作了昨夜闹事的匪徒，示众了案。

一场大祸完结了，惶惶的人心也渐渐安定下来了。不料秩序还未恢复，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队伍——毅军——又在西城哗变起来。

接着十四、十五两日，天津、保定，都继续发生兵变的事，一发不可收拾！

兵变的范围所以扩大到如此地步，一来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平素毫无训练，毫无教育；二来也因为当局的处理，盗铃掩耳，欺人自欺，他们看着人家闹了事，发了财，并未蒙罪，于是不由得眼红心动，从而效尤。这在当时人人都不及料，都不明白何由致此的。

袁世凯看着旧有的军队，都是靠不住的了，于是另新编练部队，便有备补军。待后边再慢慢地说到。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关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变，许多文献中都众口一词，说那是袁世凯预定的阴谋，故意制作出来，以为他不能到南京去的借口的。

我觉得，这未免太恭维了袁世凯，当时老袁对于部队哪有这样擒纵的能力？我是一个实地的亲身经历者，据我所知，事实决不是那样的。

至于上面陆将军说过的段芝贵减饷的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其实还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地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

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

士兵们的头脑是简单而固执的。在这一变换的中问，官长们又并未给他们以些微的新的政治意识，这样。如何维系军心？

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

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唐天熹一团，甚至在总统府大赌大嫖，肆无忌惮。

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胡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第三，一方面是如此任其荒唐败坏，一方面对于精明干练。前进有为的青年官佐，则百般忌妒，视如眼中钉。总要借些口实，把他们迫逐了才安心。

比如刘一清、孙岳等许多热血赤心，有志有为的官佐，多被逐走。于是，庸懦无能者一一升官，各个军队都变成废物集团。可是，这种清除，事实上并不能做得彻底，留下来的官佐目兵之稍有志气者，把这些不平的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由得不愤郁怨恨，结果一遇机会，自然就会溃决流脓的。

这就是当年北京兵变的真正原因。编著历史的人，说那是老袁有意指使的，固与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就是减饷的事，也不过是一个导火线罢了。

说到编史的事，我在这里想起一段题外的话来。1931年，我在上海遇某部次长，他拿他编著的一部中山全集给我看。这部书分上中下三册。足有三寸多厚。我随手翻阅了一下，无意中发现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把冯玉祥和冯国璋当成一个人。我把这种种错误一连找出十几处，指给他看，他也觉得很不安。

又比如1936年我在南京，有一天偶然翻阅初高中的历史教科书，发现其中现代史各章，把1924年打倒曹吴等役，都一律名之日“军阀混战”，置革命的真义于不顾。我找了些当时的报纸请其参考，于是又改了回来。

编写历史，如此颠倒黑白，轻率任意，实在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写历史的人，不独需要深思远见与丰富的资料，同时更需要无偏无倚的客观态度，和力求翔实的科学精神。这是极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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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01
16  在备补军

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

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

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

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

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

“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

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

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

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

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

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

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楼肮脏得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

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错，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分子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

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

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

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

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

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

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

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

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的问题，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

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

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

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覆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

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

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实非浅鲜。

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

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

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

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

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

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竞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

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作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

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诫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

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

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

可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他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

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吧？”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遵：“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

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

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

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后，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

“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

他的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亟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

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

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得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

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

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

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决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

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

“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

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地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一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

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

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

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拆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

我向车夫说：“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就起身要走。

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

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

我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

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

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

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其黑暗龌龊。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后，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释放出来了。

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娟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

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澈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

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毡，一刻也不能安。

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只好把我送到门口。

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我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就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

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

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更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务，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年9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

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

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

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

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哼，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

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惟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

可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

1913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

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

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

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

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因为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了，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馋饕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的，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

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丘、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

这时的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

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

1938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昕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

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恣纵，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

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惟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我们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持不肯开车。

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

我便向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绝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

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

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

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

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

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得一恶印象。

我乃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

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

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

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

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

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

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第三是睡觉的问题。

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

这些事一一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繁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做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平。

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

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

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

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根本谈不上的。

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循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

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枪，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

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

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

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

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覆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

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得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

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地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

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

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

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

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

《孙子兵法》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

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

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忌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

于是，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

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当时，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就在这个时候，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

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

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

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

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致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覆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

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

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

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

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

很显然，这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

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吗。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

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

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

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

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

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

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

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地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

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

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漫，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得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

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

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

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

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

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

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

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人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得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说：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上，有的在打瞌盹，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

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

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眬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

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

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

“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哪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

车夫回过头来问道：

“你们到底上那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

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只有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行借宿了一宵。

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

他绝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我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

“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

“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

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

他这一营人开到这里，分做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

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噜苏事，得罪了人家。

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

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

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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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03
17  围剿悍匪白狼

我在新乡的时候，就听说著名悍匪白狼在豫东豫西一带闹得很厉害，许多追剿的正式部队受了很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也很有几部分。

我回到北京不久，陆将军即奉令为剿匪督办，原来的备补军改为警卫军，我带的一团人扩充为警卫军左翼第一旅，仍由我为旅长并兼任第一团团长。部署既毕，奉令到渑池集中待命。

从备补军成立以来，到此刻，不过二年多的工夫，部队的训练，自然还很不够，尤其关于行军驻军一切实地的知识，都十分欠缺。因此，在出发之前，我不得不对部队加紧训练一番，不扰民不害民的纪律，尤要大家尽力遵守不渝。

开拔之前，成立了一个幕营队同一个设营队。

历来军队中幕营用的帐篷橛，统由军装局承做。那种帐篷橛，用一句保定话说，是“管凉不管酸”，帐篷橛有是有了，能用不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管的。

军装局给做的帐篷橛，明明知道不能用，仍然照例分发到各营来。他们的意思是只要把公事应付过去，就算尽了责任。中国官厅做事，向来是如此敷衍塞责的。

帐篷橛虽是极小的东西，关系军民的感情却非常大。因为，幕营的时候。军装局制发的帐篷橛，都是锤了三两下就坏了，帐篷就搭不起来，当兵的只有直瞪眼。

他们整天行军，疲劳已极，急需休息，情急之下，他们不得不向附近地方砍伐树木以应急需。于是，百姓即怨言四起，因而打架闹事，都由此而生。

还有那种缺乏纪律的军队，搭不成帐篷，就去占住民房，那就更加扰民不安了。

我深知道这种底蕴，所以这次出发的时候，即将这些道理报告陆将军，领下四百多元。按照一定的尺寸，自己另造一种顶上镶套铁箍的杉木橛，责令幕营队监制。制好之后，先拿到野外试验，试验合用，然后再发给各营应用。

我觉得，带军队没有比爱百姓更重要的事了。要爱百姓，就必须在这种小事上面切切实实地注意，若是空言爱百姓，那是没有实效的。

至于设营的任务以及必要的知识，《野外勤务》上都有详明的阐述。我的设营队的编制，是每棚一兵，每连一官长，每营一营副，另由各团各派一团副统率全队，如此合组而成。

编好之后，即开始实地练习，由队长带领着全队队员头里走，到了目的地，看好适宜的公所，就写上条子，注明某营或某连驻此的字样。队伍一到，先在村外休息，等设营队回来，而后带领其各本团、本营、本连、本棚的弟兄去，依照原先贴的标志落脚。

而且，一定要练习办得快，秩序好。比如屋子的干净与否，大小如何，亦皆由设营队负责。如此各队伍各有其够住的相当地位，有条不紊。普通大军一到，乱如散沙的毛病，就可以免除了。

除幕营、设营而外，全体士兵也要作种种的练习。比如上火车，即特地在操场上用棍子画一个火车图，临时搬来凳子排列，将火车里边凳子排列的情形，凳子数目的多少，每条凳子可容几个人，哪里是站台，哪里是门，人上了车，怎样坐法，怎样拿枪，三等车如何，铁篷车如何，敞车如何，都口讲指划地详细说给他们听，而后再分别演习。

上车下车怕兵们出错，将兵们身上的零星东西，都编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等号码，每次站队的时候，都把号码喊一次。使他自己注意，以免失落。

比如喊“一”，他们就知道摸一摸水壶；喊“二”，他们就知道摸一摸饭包；喊“三”，就知道摸一摸刺刀；喊“四”，就知道摸一摸子弹。它如铁镐、铁铲等也无不如此。上车下车这样喊一遍，休息完毕，再走的时候，也喊一遍。

我这样的办事，或者有人会笑我哕唆，但笑我的人可不知道，这样训练出来的队伍，却最有秩序，最有纪律，最为整齐，绝对没有零乱纷杂，不守秩序，丢东失西的毛病。

马匹的装运，也是很成问题的。官长骑的马，和拉大车的骡马，都不惯乘火车。平素既然没有这种训练，临时要它上车，就不免畏缩惊逃，闹出麻烦来，毫没办法。

因此，我们事先在操场上挖了坑，上搭条板，牵马上下，每日训练，使它能够很驯服地上火车。又在车上如何排立，喂料如何，一举一动，都加熟练。我看见别人行军，每每上车时马不肯上，于是用棍子硬抬后腿，马便挣扎，往往闹出乱子。

以上种种情事，为使士兵便于记忆，除熟加练习外，更详细地写成条文，油印出来，集合官长目兵在一块，反覆讲读。其他行军中一切应注意的事项，也都一一写出。

记得里头最要紧的一条，是切戒士兵在火车上吸纸烟。这是从事实得来的教训。因为，有一次一位徐旅长的儿子在火车上吸纸烟，一个不小心，竟闹出大祸，把火车给烧掉了，他自己也葬身火窟。

夏天行军最要紧的是时疫的防范。出发之前，暑药也备办齐全。除了分散给士兵以外，官长头目另外多分带几包。

怕火车中途发生意外，我再三地告诫列车司令，要他务必对开车的时间严切注意，万一失慎的话，关系到全体的生命，那可不是闹玩笑的。

出发时，第一团分乘三列车先走，到了渑池下车，即着手搭帐篷。帐篷刚刚搭好，正在等候北京电报，我看见几个初级官长携着手向街上去。接着，是三三两两地陆续地向外出走。

我看了这种情形，不由地发起火来，马上集合官长讲话，很严厉地申斥了他们一顿。原来，弟兄们之中，以河南人为最多，他们到了渑池，就同到了他们家乡一样，都拥下车来，希望着看看朋友，望望亲戚，自然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这是行军，是追剿行踪飘忽的流寇（此时白狼两三万匪众，方从此地窜过）。“水军不能离船，陆军不能离营”，这是行军时应严格遵守的教条，否则天大的危险立刻会招致而来。

曾文正公说带兵之道，如鸡之孵卵，如炉之炼丹，这是金科玉律，古今不移的定理。每次扎营的时候，我住的帐篷总要与士兵的接近，原因亦就在此。

在渑池略作停留，即继续前行，经陕州转往潼关。途中经过张茅峡石等许多险要之地，崇山峻岭，深沟绝壑，凡人走过，一不小心，往往出事。这些地方都未经开辟，往往数十里数百里不见人迹。

部队到达陕州，设营队为避免占用百姓的田亩，特在山坡上看好了宿营地。等我拜会了陕州的地方官回来，帐篷都已搭好，一、二两营都照原来指定的地方扎营，惟独三营却搭在黄河的浅滩上。

我到高地上，把地势一看，急忙向孙营长问道：

“为什么把帐篷搭在河滩上呢？”

孙振海答道：“两岸都是百姓的麦地，附近也没有干燥平坦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把帐篷搭在这儿。”

我说：“赶快拔营，洼下地方，决不能扎营！”

孙营长脾气本来很固执，他的“孙气”的雅号就是这样来的。他听见我要他拔营，马上就不高兴，沉下脸来，说道：“已经搭好了，怎么又要拔？”

我还是说：“非拔不可，洼下地方万不可扎营！”言下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那时，目兵们正预备休息，个个显出疲乏懒散的样子。有的蹲着在地上喝水，有的刚在解裹腿，总之，眼前的景象，是需要我对自己的命令收回或加以修正的。

从这次，我更确切地知道人们的果断力是万不可缺少的，当我决定要他拔营的念头之后，无论如何非即拔营不可。不管这时“孙气”如何生气，如何不高兴，士兵们如何疲乏，如何急需休息，我只一心一意要他拔营，并且用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件事上。

终于不顾一切，勉强逼令第三营把营拔了，挪到西山山坡上，与一、二两营同住到一起去。

我当时虽然坚决地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并没料到当晚真的会有山洪暴发的巧事，只不过为的训练部属，要使训条不被玩忽罢了。

不料就因这一着。竟得免一营人葬身鱼腹之惨。这天晚上九点钟的光景，忽然阴云四合，雷声暴响，一阵狂风过后，暴雨倾盆下降。

陕州正在黄河中游，与秦岭山脉相连的那些山上的洪流，都逼向这方面灌注下来。霎时之间，河水陡涨，汹涌奔腾，猛不可当。

天明一看。原来搭帐篷的地方，水深已有一丈多了。我在惊心骇目之下，即下令集合全体官长目兵到河岸上看水，官长里头，第一个鞠躬如也的便是那位孙营长。他又侥幸，又惭愧地和我说：“旅长，您真有阅历，真有眼光，我真佩服了！我……我……”

那时，河滩两岸有许多百姓争着在水浅的地方过河。不久，对岸来了一辆黄牛车，急急惶惶地也想渡河，起初下水的时候，水深不过三尺，不料走到中心，河水骤然暴涨起来，俄顷车子也被冲翻了，人也随着漩下去。同时往来过河的百姓被淹死的也很不在少数。

我看见这样的情形，急忙对全体目兵说：“谁捞上一个人来，赏洋三十元。”这话还没说完，几个兵士已经跳到水里去了。

这时，水势澎湃，近岸浅处也已涨至六七尺深，上流倾注而来的水越来越猛。人在水里七上八下浮沉着，令人看着好不发急。

最勇猛的一个兵名叫展得功，水性很好，不大一会儿工夫，一来一去已经捞上了三个人。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人钦佩。

训练不到一年的兵，就有这样成绩，我自己也觉得很欣慰。我感到这种精神的可贵，想拟一个嘉奖的传单，赞扬展得功的英勇，藉资激劝。

当时找文书拟稿，有一位谷参议要一显身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拟这个传单。”那时随军咨议邱岘章先生也在一起，他也赞同谷先生推敲。

那文从头至尾都写的四六骈体，辞藻浮华，言之无物，最可笑的是提到展得功的名字时。因为怎么也凑不上四个字来，累得他满头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

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

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

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日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

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

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

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

这里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我在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和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

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人，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唯一的可以行人的路。

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

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

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

1926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日“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日“指拇石”。

这些大岩石，看去决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的上去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去，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

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

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竞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

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

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翔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翔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咨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

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个个人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

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

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咨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

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

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我当即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

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

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翔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

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尊，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

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满饱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

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得了不得。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

此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同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

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邠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

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

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

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

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

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

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

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炼，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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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05
18  驻防汉中

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

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

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

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知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

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

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

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

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地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

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

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

——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

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

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

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和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树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

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

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

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

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

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

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

这一下，弄的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

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到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

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

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以为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

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的。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结果的。

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嘻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

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罢。”

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嬉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一至于此！

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

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

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

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

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

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的。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个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

这人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正为这些缘故。

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

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

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竞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至极。

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

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

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置。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我在长安住到第二年（一九一四年）四月间，奉派到各县巡察。走到三原，就接到督军的电报，召我回防。

原来，四川发生重大的兵变，陕川两省接壤，地方上空气骤见紧张，人心也随之惶惶不安。为防范事变波及陕省，我奉陆将军命令，率部队开驻汉中，藉以镇抚陕南。

奉令开拔的时候，同时也奉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第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旅。不久第七师师部取消，十六旅又改为十六混成旅，归中央直辖。

有了这个独立团体的存在，使我能够很自由地把滦州革命时代的朋友，重复集合到一起，企图继续那时的革命精神，同恶势力积极奋斗。

十余年中，十六混成旅所以始终能在北洋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下，久历艰苦，毫不妥协，一直奋斗到底者。皆得力于这时候的改编。

部队出发之前，我们的十六混成旅和十五混成旅各出一混成团，举行秋操。这第十五旅，原由中路备补军改编，在河南招募的补充新兵，分子非常复杂。因此，纪律不十分好，又加这一向在外剿匪，一直没有约束，更弄得放荡恣肆了。

贾煜亭是新到差的旅长，一时也无从整顿。等到和我们秋操时，不知什么缘故，十五旅竞有几人暗带了真子弹，向我们打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伤人。当即把秋操停止，草草讲评了事。当时情形，至今回忆，犹觉哭笑不得。

我们的部队向汉中开拔，路线是由咸阳经过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秦岭、凤县、风岭、留坝、褒城等地。

长安至咸阳，中间隔有一条渭河。渭河两岸都是沙地，夏天大路上不能走车，我们都从高梁地中穿来穿去，寻找小路。当晚就在渭河北岸住宿。

这里的河面，水涨时宽可二里许，水浅亦有半里。河水浑浊，很少清澄的时候，这里的渡头名曰“咸阳古渡”。渡河的工具是一种木船，后面没有舵，旁有一个木橛，上套木桨，压水而行，远远看去，宛似菩萨穿的鞋子一般，这就是这儿渡河的惟一交通利器。

时至二十世纪，人家已经用飞机飞船在那里比赛行程速度，而我们的国家，却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木船，相形之下，就知道我们民族是怎样的落后了。

我们的部队继续渡河，水手们一面压动木船，口里一面哼着各种古老的腔调。这一个水手哼一声，另外一个水手呵一声，满河里一片哼哼呵呵的呼叫。听来好不热闹有趣。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配合上这种古老的腔调，真可说是古色古香，令人不自觉地仿佛回到几千年前的世界中去了。

过了咸阳古渡，前面一条东西大路，大路以北，是一带望不到头的丘陵。那就是西周的王陵（东周陵在洛阳邙山）。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都在这里。陵园的土壤尽呈黄褐，土质也非常干。

马嵬坡在兴平附近，离咸阳有几十里。史载唐玄宗的爱妃杨贵妃，就在这里自尽的，坡前面便是她的墓地。墓上生着一片自碱，有些好事的人见景生情，巧加附会，说这种碱土，就是杨贵妃生前所用的脂粉变成，人们吃了，可以医治心口痛，头痛等病。

这个谣言一传扬出来，地方上的愚民就络绎不绝地到这儿来焚香礼拜，诚心诚意地把墓上的碱土取回家去，给病人吞服。唐明皇和杨贵妃淫乐败国，有什么值得人民崇拜？又怎会有此灵验？百姓的愚昧。一至于此。多么可痛心的事啊！

前行不远，到马刨泉。相传三国时，关公或张飞所骑的马曾拴于此。因为口渴，无处觅水，马忽以蹄刨地，乃得甘泉。这显然都是后人崇拜英雄，巧加附会的传说。

兴平过去是武功。武功过去是岐山。再过去就是凤翔。这一段，直至凤翔，都是缺乏水源，缺乏树木。如果沿路栽树，再将渭河之水引来，那就太好了。

此种事，清朝时代没有人办，民国以来亦不能办，所做的都是一些破坏的事，要到哪年才能谈得上全国普遍的建设呢？（听说，现在武功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农学院，由王子源先生主其事。王吃苦耐劳，埋头实干，将来定有很大的成就。）

凤翔地方整洁，人民殷实。他们衣食丰足，因之文风也很兴盛，弦歌之声，遍地可闻。自我行军以来，像这样的偏僻之地，还很少见过。

可是，听说不久以后，这里即连年兵燹水旱，匪盗遍地，地方元气大丧。想来那样一个民康物阜的世外桃源，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也一定顿改旧观了。

由宝鸡至凤县，经过历史上有名的秦岭。此为终南山脉，自甘肃入境，绵亘八百余里，有陈仓、太白、商山等高峰。韩愈的诗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可见其地势的险峻。

当天晚上，即在岭上搭帐篷住宿。上山的时候，穿的是夹衣；到了山顶，立刻感着寒冷难当，改穿棉衣还有些不支。“晚穿棉，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真是这地方的特殊气候。

从这里又过凤岭，上书“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字样，也是险峻之极的地方。距留坝约十余里，有一座紫柏山，留侯祠即在靠大路的边上。

昔汉高祖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其中张良的功劳最大。汉高祖封他许多地方，皆不要，唯独要了这个留坝。这里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贫瘠之极，人都不懂何故。张良说：“我要了这地方，必无人与我相争。”

我曾到那儿瞻仰了一番。那地方很僻静。四围都是高山，走到里边，一种幽古的感觉，蓦地袭上我的心胸。我觉着中国的寺院，委实别有一番恬淡闲静的幽趣，是别的任何场合所没有的。

后来，我每喜欢跑到偏僻的山林古寺里去，度我的读书生活，正是这种时候给我的印象所启导的。

留侯祠正殿上塑有张良的泥像，神气非常生动，不晓得是出诸哪位名家之手。我在徘徊瞻望之余，不禁起了一种景仰之念，遂撰了一副对联用木头镂刻起来（几年后又换了石刻）。

其文如下：“豪杰今安在，看青山不老，紫柏长芳，想那志士忠臣，千古犹留凭吊所；神山古来稀，设黄石重逢，赤松再遇，得此洞天福地，一生愿作逍遥游。”

正殿的左侧，有一股澄碧见底的泉水。听说冬夏长流，永无涸竭的时候。我站在泉边，一面看水中的游鱼，一面却想起两千年前的张良的身世。

他本是为韩报仇，愤恨秦始皇暴虐无道，才有博浪沙的壮举（今河南阳武县东南有故城，即秦时的阳武城，城南即博浪沙）。后来，襄辅汉刘邦，伐秦灭楚，奠定天下。在汉室的功勋，他得算首屈一指。

但是，成功之后，不料他竟然隐遁到深山大泽的地方，富贵荣禄，都弃如敝屣。他的心迹的清澈，实在值得人钦服。与他同国同时的韩信比起来，就另有一番风度了。

复在祠的前后观玩一回，回到老道的客堂里，吃了一碗素面。临走的时候，给老道丢下三块大洋。老道很客气，送给了我一部《素书》。卷首有宋张商英的一篇序文，说黄石公在圯桥送张良的就是这部《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之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云云。

书共六篇：多是一些格言式的处世哲学。张商英并在序文中举例说明，张良相汉高祖，哪个策略就是用的书中的哪句话。

比如张良劝高祖封雍齿，就是用的书中“小怨不赦，大怨必生”一句。张良辞封三万户，而只要了留坝。就是用的书中“吉莫吉于知足”一句。虽不免牵强附会，但倒颇有趣味。这书流行得不广，所以顺便一述。

过留坝前行，就是汉高祖人汉中后所焚烧的栈道。今此道已无，行旅都改走鸡头关，路极高峻难行。一面高临绝壁，一面下临深沟，从留坝到褒城，尽多这种险道。沿途烟山万重，壑水急流，真是说不尽的万千险阻。

这条路上，人烟特别稀少，几乎可以说不见人迹。原因是从前每有军队从这儿经过，就把当地百姓都抓去抬伤兵，抬官长，连门板也搜个精光。弄到后来，百姓们一听说有兵来了，就赶忙向深山里躲避，以消极的坚壁清野的方法，同丘八爷对抗。这次，我们的队伍从这里经过，他们闻讯，前两天早就已经远扬了。

鸡头关石门附近有“玉盆”同“滚雪”两个古迹。玉盆是一湾清泉。水色深绿，中有石块，宛如玉盆一般，在石门上游的山谷中。滚雪，据说是曹操当年行军到此，正值大雪，一时不慎，失足从马上跌滚下去。石门穹里面、有隶书的石刻。拓本流行坊间，所谓《石门颂》的就是。

队伍到了褒城，分驻褒城与沔县两个地方。褒城有褒姒庄，即周幽王的宠妃褒姒的故里。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火骗诸侯来，博了她的一笑。后来申侯和犬戎攻周，幽王举烽火，诸侯不至，遂因此亡了西周。

褒城荒僻之地，竟出了这样一个一笑倾国的褒姒！褒城与沔县相距有六十里，其间有个地方叫黄沙。相传就是当年诸葛亮造木牛流马的所在。

我这一路来，想到当年诸葛亮相蜀伐魏，六出祁山，正就是走的这一条路。魏延屡次主张当由子午谷出长安，孔明都不听信。可见从前这一条栈道，一定比较宽敞平坦，不像子午谷的险峻难行。但年代久远，山川变换，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沔县附近有汉丞相武侯祠，我到沔县的那天下午，特地跑到那儿去观光。武侯祠巍峨壮伟，别有一种严肃气象。我到这儿，也撰了一副对联，表示我对他的仰慕。文云：“伊吕伯仲间，岂惟管乐自期，徒夸玉垒经编远；申商名法后，尽遣老韩同传，别觉黉宫俎豆长。”

这里的祠堂和庙宇也有道士住守，满身污秽，头发尤其肮脏，和他们谈了一会，语言乏味，毫无知识，比起留侯祠的老道，相差远矣。

他们倘若也能像留侯祠老道一样，将孔明的文章轶事，印些出来送送游客，那多有意思！我打听他们的出身，原来是因为生活所迫，找不着吃饭的门路，都是到了三四十岁方半路出家的，这就无怪其然了。

武侯祠南面耸立着青葱的山峦，重叠起伏，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定军山。定军山西是武侯的墓址。墓上有两株桂花树，高达六七丈，时当八月，桂花盛开，清风四溢，香达数里之外。

武侯祠过去有马超墓，为石头垒成。上面盖土，四近满是正在怒放的金黄色的迎春花，一条有四五尺长。宛如条条彩带。

我停足观玩许久，不禁感叹一番。当年曹阿瞒何等雄武，刘备对之俯首，孙权对之震服，不料竟被这位小将杀得割须弃袍，仅免一死！

我们的队伍到了汉中，川变已经平息，原来的任务不成问题了，于是，就加紧训练。

那时汉中道道尹姓程，名柯，号叫仲虞，是一位精干而且勤劳的官吏。我去拜会他，从他的公署大门，一直走到后堂，大门外，大门内，每一室。每一房。以至厨房、厕所，都朴素干净。

每天，这里都由他监督着打扫，地段上连一根草梢也没有，这使我感到很大的钦敬。道尹本来是清闲的官职，然而他能勤于治事，不安于清闲。由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神。陕南镇守使兼第二师师长张钫，这时也驻在汉中。

汉中的风气与长安迥乎不同。汉中的迷信空气，特别浓厚，迎神赶鬼一类的怪事，普遍地流行着。居民门口上十有九家贴着避邪的神符，大有百鬼临门的情势。

有一个名叫菜园子的地方，迷信尤甚，差不多事事问卦、问卜，到了疯狂的程度。听说，当年张鲁在此为吏，以鬼神为统治百姓的工具，想着永远过他的为非作歹，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百姓不敢指摘反抗。

这遗毒至今不灭，使得汉中的百姓，同鬼神结了不解之缘。这种迷信空气，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可以打破。

汉中的农民不论是老是少，每至下田锄地的时候，必都穿着大褂，或是半新的，或是破旧的，但都是洗得干干净净，神态很是斯文，好像小学教员一样。这种风气，别地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来历。

汉中以西，以南，随地都是稻田，每年出产的稻米，除了供给本地以外，还可以大量地向外运销。汉中沔县一带出产的银耳，也是当地的大宗收入。

这儿的银耳非常驰名，销路特别旺盛，普通都以人工种植。其法是把山上正在生长的圆径一二寸的树木砍下来，截成三尺或六尺长短的木橛，五根七根地架在山谷中间，日头暴晒，又经大雨淋漓。相当的期间之后，就长出银耳。稍加泡制。即以昂贵的价钱销行各地。

汉中有两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方：一处是拜将台，一处是汉中王的纪念碑。拜将台，人们大概都晓得就是汉萧何月下追回韩信，刘邦将他封台拜将的地方。汉中王碑，是刘备即位汉中王的纪念碑，但可惜碑文早已残缺不全了。

北京帝制的空气，这时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老袁手下的猴子猴孙，用尽了心机，怂恿他早即帝位，以便自己也得封妻荫子，加官晋爵。

老袁本人，不消说皇帝瘾也早已发作，心里正想着一尝九五之尊的味儿。正在事机微妙的时候，有位美国人名叫古德诺的，发表了一篇中国不适宜于共和国体的妙文。

这篇文章，当时的各大报章均经刊载。大意是说，中国的社会人情，极不适宜于共和政体。中国要想走上近代国家的道路，第一是先恢复君主制。并郑重声言，中国如没有大皇帝来管束人民，将会有无穷尽的祸乱出现，永远得不到平靖。

不晓得这位面包先生，是在美国把自由空气呼吸得厌倦了呢，还是受了丧心病狂的中国官僚的卖弄，竞拿出这样的荒谬言论，来自欺欺人。

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中国不适宜于共和政体的声浪，高唱人云。一些帝制遗孽，便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也主张帝制了，从而推波助澜。一时全国鼎沸，弄得老袁也兀自狐疑不决。

平心而论，袁世凯本人，对于帝制这一着，一直是一面酷欲一尝，一面又戒惧审慎，怕着弄不出好来，反把到手的权位，轻轻断送。

但自经这番唱和以后，筹安会应运而生；同时袁克定、段芝贵等又假造一份《顺天时报》，上面专刊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每日送给老袁去看，说这就是国内的舆论。如此包围，闭塞老袁耳目。老袁信以为真，他的主意也就渐渐坚定了。

筹安会的主要分子为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严几道六人。那时，报章上常常有六君子之称。

筹安会成立之后，花样越来越翻新了。北京市上居然有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出现。每个自称为公民的，手里拿着旗帜。大声呼喊着，向总统府请愿，要求老袁俯顺民意，早日南面正位。连八大胡同的妓女，也组织了请愿团，推举代表，赴总统府请愿，老袁也公然派出代表予以接见。

中国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光怪陆离，什么调儿都能弹出来。民意！民意！多少人都拿钱制造它，来欺害人民，为祸国家，结果自己也葬送了！

袁世凯原是一个聪明干练的人，若是没有筹安会等一班利欲熏心的家伙，从旁帮同吹捧，他自己恐怕不会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的。但反过来说，若是老袁果然真正聪明有为，亦必不致被这些小人所包围。细想起来，老袁毕竟是个糊涂的人！

不久，我在军中便接到段芝贵发下来的《孙文小史》《黄兴小史》的小册子，里边尽力诋毁中山先生同克强先生。

那时，每一营发给一百本，每班可分五六本，每天要把它当成正式的功课讲读。我想，这大概是北京的一批蠢货们，竭尽了心智想出来的办法。但他们的诡谋是失败的。

当时许多官长接到这些小册子，都偷偷地把它烧毁了。虽然有将来考检的命令，但终亦无人理会。我接到了这种小册子之后，一面翻阅，一面不禁无名火起，切齿痛骂段芝贵等的卑劣无耻。

他们这种伎俩，事实只有越发增加孙、黄的价值，丝毫不会损害孙、黄等在群众间的信仰。那天，我特意召集官长目兵讲话。我说杨度、孙毓筠这些小子们，寡廉鲜耻，卑污下贱，在北京被钱收买，给袁世凯组织了筹安会，扶助他做大皇帝。

他们这种办法，不久将要使国家有很严重的祸乱出现。好弟兄们，我们吃的是百姓的，喝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住的是百姓的。我们决不能随波逐流，违反百姓利益。我们要认清是非，万不能受人家蒙骗。讲完了话，我又招集官长谈论这事。

为提高士兵的精神与认识，以担当来日之大难，这时我特意编了一本《精神书》，作为军中训练的规范。这书共分三节，凡八十条。

第一节为“道德精神”，偏重个人修养方面，如谨言慎行，努力为学，等等。第二节为“爱国精神”，阐发牺牲小我，成仁取义的道理。第三节为“军纪精神”，阐发军纪的意义。当时我们军队中的新生命，都渐渐地自此培养出来。（后来民国十五年又编“革命精神”一节冠其首，共为四节。）

我因为驻在陕南，对于外界的消息十分隔膜，当时的中国大势尚不能有全貌的认识，于是时时刻刻感到苦恼焦躁。这期间，国际间的风云一天险恶一天，历时数年的世界大战，方在发动。中国在国际与国内的复杂情势之下，究竟将走向哪里去？不消说正是我苦思焦虑的中心问题。

正在这时，震惊世界的“二十一条”，日本突然向中国提了出来，强迫袁世凯在四十八小时以内答复。这一消息传到了褒城，我周身的血液立刻沸腾。

当时，我虽欲尽力制止这种感情的冲动，但我二十余年来的军人生活，已造成我这样的个性，无论怎样，也平抑不下去，甚至几天连饭也不能下咽。

甲午年，我随我父亲到大沽口修筑炮台，那时一听见说日本人三个字，我心里就生出痛恨的感觉。庚子年，我从保定府跑出来，亲眼看见过日本兵端着枪，拿中国同胞当靶子射击，以为笑乐。那时，我恨不能一刀砍死几个，以泄发我胸中的激愤。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使出了这样的毒辣的手段来，要整个地亡我国家，奴我民族，我怎能不悲痛欲绝？

从此，我决定了两个斗争的目标，时刻地努力不懈：一个就是要同国内恶势力奋斗，一个就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我那时所认定的，是中华民族若想求取生存。不能不打倒国内的恶势力，尤不能不打倒恶势力所赖以存在的日本帝国主义。

多少年来的历史，已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存在，是绝对不能相容的。“九一八”以后，我所以坚决地主张抗日，正是这种历史过程发展下来的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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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08
19  蜀道难

自从古德诺发表了那篇鼓吹帝制的荒谬论文，段芝贵、袁克定以及筹安会等一批利欲熏心的官僚政客，用种种卑鄙龌龊的方法，从旁推波助澜，老袁迟疑不决的心，至此遂趋坚定。

于是，他积极从各方面布置准备，以实现其帝制迷梦。当时，全国各省之中，比较可虑的是西南方面——尤其是四川。“全国未乱蜀先乱，全国已治蜀未治”，四川政治的难以处理，盖由来已久，而此时在地理等方面，又很关重要。

老袁有见及此，即发表他的心腹陈二庵将军为川督，俾可远植其势力，并借以镇压西南。

陈将军赴川接任，摇摇摆摆空手而去，是不行的，必得有武力，因令统率三旅人同去。被指派的三旅：

一是由第二镇及第五镇各抽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的第一混成旅，李表臣统带，从湖北开去；二是由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改编的第四混成旅，武祥征为旅长，自长沙开去；三即是我们的第十六混成旅，由陕南开往。

我在陕南汉中，接到北京统帅办事处派令入川的命令，同时也接到陈将军从北京发的电报，说不日即到汉口，取道宜昌入川，指令我沿剑阁、昭化一条路线开赴川北。

我接了命令，即筹备开拔。把饷项给养，子弹马匹，一一筹置好了，又因这一路尽是山道，行军至为困苦，乃按十八省地理历史歌谱编了一个《山地行军歌》，教给官兵们习唱。

一则灌输他们山路行军的知识，二则“乐其形者忘其疲”，鼓舞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体会山路行军的乐趣，忘记身体的疲劳，歌词共五节，兹不赘录。

到开拔时，集合官兵，讲了几次话，以二事相约：冻死不准入民宅一步，饿死不准取民间一粟，又亲自将这两点编了一个行军问答，分发各班熟记，并详为讲解阐发。

我们这次出发，番号名为一旅，但实际上，只开拔了第一混成团，何乃中所带的第二团，两营驻沔县，一营驻凤翔，骑兵一营驻长安，此时仍留原防，没有同行。

我带着一团人，从沔县动身，经宁羌、校场坝、朝天关、广元、昭化、剑阁、梓潼，以达绵阳，出沔县，走了一天，就到五丁关。其地形势险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概。

我到关上游览，从几个老百姓的谈话里，知道这五丁关的名字是有来头的。据说，战国时候，秦国准备伐蜀。但道路险阻，无法进攻。秦王想出一条诡计，派了使者人蜀，对蜀王说，秦有一头能产金子的牛，愿以奉献，但道路阻塞，不能运到，请速设法开路，以便献宝。蜀王为人糊涂，信以为真，乐得心花怒放，即日征发百姓动工修筑。

左右力陈弊害谏阻，蜀王全不肯信，反把他们看成坏人，这条路一直修筑了好多年，全蜀百姓，被征服役，死亡殆尽，及到道路修成，只剩下五个壮丁。

秦王即由此路从容进兵，灭了蜀国。而这个关，因即命名为五丁关，留下一个血腥的纪念。

我听了这个故事，非常地感慨，权力者为了私人的财利，弄得昏头昏脑，甚至不惜肆意迫害人民，以遂其迷妄之愿，结果祸及国家，而自己亦同归于尽。

这种事例，自古及今，举不胜举，真叫人痛心。也许有人会笑蜀王，说他竟相信一头假金牛，未免太傻。其实，一切置人民国家于不顾，只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的欲愿，哪一件不是像想得假金牛而为敌开路一样的愚妄！我觉得不必笑蜀王，还是笑自己的好。

五丁关的故事，虽只是一个传说，但所含的教训，实在太大了。

到了宁羌县，看见附近一带的山坳里，都架着一种二寸径的木橛。在山沟里，一连三四里地都这样。问本地人这是做什么用的，回答说是制白木耳的。

这里白木耳出产甚富，可是并不能运销到外国去，我只是可惜着那些树木，像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没有成材就被斫断。若是让它长成大树，可做栋梁，可做器具，多少有益！如今这样的砍伐锯断，未免太可惜了。

到了校场坝，队伍休息了一天，那时正在仲夏，四野一片青葱。风光至为宜人，我们全体官兵，一律住帐篷，在这样的大自然中幕营，委实有趣，自官长以至士兵，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欣悦愉快的笑容。

校场坝以西，万山围绕，田地都是位置在山腰上，夕阳反照着犁田的农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放大着嗓子高歌，十分自然，十分快乐，没一点拘束或愁苦的样子。（我至今回想，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受感动。）

山涧中的清泉，潺潺缓流，娇脆的鸟声和粗朴的牛鸣应和着。到了这样的境界，使我把一切的烦恼，顿时淡忘。

我不禁欣羡地想着，百姓虽然终年劳苦，生活不如牛马，但这伟大可爱的自然，却未尝不能给他们以安慰。因又想到，他们自食其力，良善做人；我们食其食衣其主的军队，若不为他们做忠诚的奴仆，为他们争自由谋幸福，那不但对不住眼前这些勤苦同胞，就是看看那些犁田的耕牛，也应该觉得大大可耻的。

想到这里，我又从出世之想，重复回返到纷纭的现实世界中来——我一路不管是步行或是乘马，总是这样地暗思默想，没个停歇，总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做一番有益于人民国家的事业，那不如赶早放下枪杆，跑到山里来过放牛种田的生活为好。

不久，就过朝天关，又高又陡，“朝天”两个字，的确可以形容它的形势，过此即入广元县境。

广元是川北的锁钥，在嘉陵江的左岸，地方富庶。人烟稠密，穿的用的，吃的住的，种种风尚习惯，都与关中大大不同，渐渐可以看出四川的特殊风光来了。

比如，人们出门，多是坐轿子，且常见轿夫以及他种苦力在小馆子中大吃米粉肉。劳动者有这种享受，在我们北方是极其少见的。

在保定府，即便富有的人家，也只得在喜丧年节的日子才蒸米粉肉，而且只限于招待贵宾而已，普通人家还是吃不着的。1911年，我到景县招兵时，偌大一个县城，只有一家半肉铺：一家是经常地开门，另一家隔日一开市。像广元这一带，每个镇上，都有二三十家肉铺，真是闻所未闻的了。

从昭化到剑阁，很有几天的路程。葭萌关地极险要。三国的时候，蜀魏用兵，屡次在此，实为战略上一个重要的地方。但《三国演义》上常写蜀将在此骑马，有“飞马而上”、“飞马传言”之类的句子。

我上上下下细看了一番，觉得拉着马走都不容易，怎么能够“飞马”呢？恐怕是不可能的。可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话不错。

过葭萌关，沿途万山重垒，浓荫满地，走一处比一处险峻。到一地比一地秀美。放翁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这一路上，都可以领略这种境界。

剑门关是一条绝路，陡峭如壁，好像用剑砍削而成的一样。顶上有一个门。“剑门”之名，想即由此取义。从远处望剑阁，是一片盆地、四围高亢，中间突然凹陷。当年诸葛武侯，计擒张邰，大概就是利用这地方的。

剑阁附近有许多名贵的碑。我想到此一次，机会难得，很想拓些下来，作异日的观摩，因问军中谁会拓碑，结果，是石友三去了。拓了一整天，每种拓了两份，一份分给目兵官长临摹，一份我自己留存。有几种是坊间少见的，可称珍品，可惜现在都散佚无存了。

我在剑阁城里观玩，见某柯堂中有一尊铜像，颜色鲜明，像是新建立的，询问当地老百姓，才知道这是一位县官的像。

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

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已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

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这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

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懵懂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作假的。

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

你以为他们懵懂愚昧，其实懵懂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地进步。

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绅士，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

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

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地习沿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臬台。

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

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

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倒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多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

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

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

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

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到达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

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得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

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

我回电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

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予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绝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

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只无辜的好人而已？

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

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发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

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也无不如此。

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

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在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前所未见的。

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市口尤其显得拥挤，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

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

在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拥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惟恐交不及的样子。

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

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劳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

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

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

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

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这也有两个缘故：

一是社会风习害人不浅。官，本也有好的，可是在腐恶的环境下面，慢慢地也就像白布掉在污水坑里，变得又脏又臭了。因为若不同流合污，他就站不稳脚跟。

二是自己不长进，不努力。习俗固可移人，但只要自己有硬骨头，站得住，立得稳，不肯随俗浮沉，也还是可以砥柱中流，做一个好榜样的。

我们中国好官太少了，坏官则太多，结果好的不是被坏的染了，就是被坏的压了。我们做官的，带军队的，应当多看看百姓的情形，不然，永远不会知道惭愧的。

我们驻在绵阳，经常的工作，就是训练。这期间，绵阳西北安县境内，啸聚了几百土匪，匪首名叫陈宏韶。陈将军据报，派令我带队进剿，我就组织了一个混成营出发。

但等我们到了安县境时，土匪已经窜到一个山岭里去了。这时，我带的地图，是参谋本部从日本办来发给我们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既极粗略，又不正确，简直不能用。（日本出版这种地图，想是专为卖给中国的！）

所以，当前紧要的问题，就是找一个精确的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不想找来找去，全安县城里，竟找不出一张地图。

后来，听说当地的一个圣公会里有地图，我就去借。那牧师是英国人，大家都叫他安牧师，年纪约有六七十岁，白发苍苍，满脸挤着鸡皮皱纹。寒暄一会儿，我就向他说明来意。

他听了我的话，很是踌躇，耸一耸眉毛，迟疑了半天，想想无可推托，才勉强拿出地图来。一共是两张：一张是英文的，一张是中文的。

我不看则已，一看真吃惊不小。县城周围的大镇小镇，镇周围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图上都详细注明。并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产、人口、河流，也全都详尽无遗。

原来四川毗连西藏，西藏又邻近印度。英国获得印度后，锐意戮力，可是我们并不知应注意，许多圣公会，其实不是人民的教育，它们做的不是传道的事，另外有任务的！

再说地图，我们更该怪自己。国家设官分职，各有所司，参谋部干什么的？各省设陆军测量局，干什么的？他们应当把各省各县的地图，五万分之一的，十万分之一的，二十万分之一的，三十万分之一的，早就测绘得详详细细，以备应用。

但是，他们只是吃饭拿钱，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绩，也不过问，上面马虎，下面也马虎，马虎对马虎，敷衍鬼混，没有底止！长此以往，我们全国版图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还在梦里呢！

啸聚安县境内的土匪，都是本地人，一经军队搜剿，就溃窜四散，无形中消灭了，队伍即开回绵阳，我自己没有在绵县停留，直赴成都去见陈将军。

沿路经过回龙基。相传从前唐明皇以安史之乱，避难到蜀，行至此处，得到克复长安的消息，当即回銮，此处因以得名。

沿途看见许多河川，都是从灌县开出来的，那些河川，都是一般的阔（约有百步），一般的深（水涨时深约四五尺，浅时也有二三尺深），一般的距离，一般的石板桥梁，显然都是人工开凿的。

因为，灌县的水，若是任它从一支河倾注下来，必易酿成水患。这样开浚成为许多川流，反得水利，打听土人，据说也是那位在剑阁附近栽种大柏树的玉皇爷的外甥李二郎的功绩。

其实，也是一位姓李的县官开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人民安乐，先要让他们衣食无缺。人民的衣食，全靠田中的收获。要收成好，先必防范荒歉。因此，开浚河道，注重水利，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

这位县官能见及此，切切实实地替人民办了这种伟大的事，真是了不得。可见中国的官吏，有很好的榜样。我多年以来，即想努力于水利。曾经鼓吹力行，不遗余力。可惜成效总不大，至今犹耿耿在心，不能一刻去怀。

到了成都，即晋见陈将军，报告这次剿匪的经过。当时陈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神情很是淡漠。过后才有人告诉我，说在我见陈将军之先，已有人捏造谣言，报告陈将军，说我这次剿匪，完全失利，并说还丢了十几支枪，说得像真有其事一样。

我听了觉得好笑，但同时，也感到人心的阴险，官场应付的不易。原来这种事在成都陈督军的左右是家常便饭。

一则陈将军耳朵软，不识人，不信人，派布的密察太多，你一嘴，我一舌，弄得自己糊里糊涂了。

二则陈将军从参谋次长，忽然升为督军，手下没一个干部，所用人员，西洋留学的，东洋留学的，皖系，直系，各派杂色的文武官都有，意见迥不相同。他们为要得官，向上爬。只有钻营弄弊，陷害别人，挤上自己。

于是，饰无为有，指白为黑，什么鬼蜮伎俩，都使出来了。被报告的人，不是灰心丧气，从此不再认真干事，就是到督军署里去和那一批大人先生请客打牌，以为拉拢。

因为不如此，诬陷将源源而来，没个了止。做主官的在此等处最须细密清明，不可偏听，而当兼听，偏听则暗，兼听则明。至于被报告诬陷的人，当坚持不移，守正不阿，只要自己拿得稳。什么谣言，都不必顾忌，久久自有皂白分明的一天。

我在成都，曾到武侯祠逛了一次。成都的街道，很是狭窄。士绅出来都坐轿子，那种轿都有拱弯很高的抬杆，巍峨堂皇，完全官僚气派。

我所见的朋友，没官气的第一个要数刘杏村先生，那时，他在督军署任总参议，顶个空名，毫无实权。

陈将军为要得老袁的信任，凡是稍有革命色彩的人，不管学识能力如何，一概摒而不用，参谋长一职是济南人张联芬充任。

陈将军住古皇城，孔繁锦替他带卫队，是带的参谋部的卫队，又晤见张之江，他原是随陈将军入四川的，为上尉差遣。

他和我深谈成都的情形，官吏之间，天天争权夺利，总要把人家攻掉，自己升官，军队纪律很坏，懒惰、赌博，成为风习，官长对士兵，过于放纵。

在长沙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上四川，一路上骂街，无法约束。他说像这样的闹下去，必定没有好结果，要求到我旅中做事。

张之江为东三省讲武堂毕业，习骑兵，在二十镇为马队三张之一，他为人有胆有识，一腔热血。他说出他的意思，我立刻表示欢迎，不久即任以上尉参谋之职。

八月中旬，四川划分五大清乡区，我担任川北一区，共二十余县。我们的队伍接到命令，正要出发的时候，一位四五十岁的汉子，姓何，名叫何鼎臣的跑来见我。

他原来是个土匪，因为聚赌得罪了人，有人来我处告发他。他听说，赶忙跑来自首。见了我双膝跪下，将他过去以及现在的情形，据实说了一番。

我对他说：“过往的事，我不追究。现在你既然来自首，我自然不办你了，只要你从此自新。”

于是，好言慰勉了他一番。这出乎他的意外，非常地感激我，并诚恳地要求帮同我们军队出发清乡。

我见他满脸都是刀疤，气度淳朴豪爽，斯文有礼，决不像个鄙恶横行的人。仔细调查，才知道他原是个富有的人，自小读书，只因地方土匪猖獗，屡遭劫掠绑架，家产弄光了，无可奈何，遂愤而加入匪伴，以图自存。

我查明了这些底细，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是本地人，又是土匪出身，在清乡的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不仅能给我们解除在各地所遇的种种困难，同时地方的实况，百姓的隐衷，他也随时随地详细说给我听，使我有所参考。至于侦探匪情，向导道路，自然更尽力不小了。此是后话，下面还要提及的。

清乡的路线，是由绵阳出发，先到梓潼，再由梓潼到阆中，我分了一连人开赴广汉驻防，一混成营分驻罗江等地，排尾等留守绵阳，其余都随同出发。

从梓潼到阆中，若绕顺庆走大路，约有五百里路程；若走山径小道，至多也不过二百里，两路相差一倍多，因此我决计走小道。不料，这条路山太高，路太窄，简直是蚕丛鸟道，一路乱石错杂，崎岖难行。

尤其我们带了两尊山炮，更觉吃力，我们行军，原以地图为准则，但地图不精确，怎么慎重仍不免出错，吃很大的亏。

阆中的风土人情，同绵阳相比，显然不同。这里居民大多节衣缩食，努力劳作。绵阳那种奢逸的情形，这儿是看不到的。

最可喜的是阆中的妇女。很少有缠足的，乡间亦是如此。她们走起路来，胸部挺直，姿态雄健，和男子一般地参加生产劳动。

阆中的古迹，有张飞墓，很是高大。墓前建有张飞庙。大殿堂皇雄伟。盖有黄色的琉璃瓦，栋梁柱础，都很坚固，大殿前檐下，躺着两根已经腐朽的旗杆。

据说这旗杆，原来是竖在庙门两旁的，不久以前，被风刮倒了，百姓崇拜张飞，想着这两根朽木里面，还有他的灵迹，因此不敢任意丢弃，把它移置保存起来。

好吃懒做的老道，就借此发财，造出谣言来，说这旗杆的木屑，可以治百病。居民信以为真，纷纷前来进香，求取木屑。

我在这里凭吊了一会，想起张飞的生平，不胜感慨。张飞勇武忠义，殊足为我们军人效法。但他的鲁莽暴躁，也正是一般军人所当引为警惕的。

他因他二哥战死麦城，找裁缝来做孝衣，限令三天做成。裁缝无法从命，又因醉后鞭打士卒，使士卒变心，和裁缝勾串，送了他的性命。

张飞之死，一是害于暴躁，二是害于酗酒。可见当军人的，忠勇而外，必须有智谋，否则是不够的。所谓火热的心，冷静的脑，缺一即不能成功。至于酗酒，军人尤当严戒，这是败事的祸根。

我到阆中第二天的晚上，接到陕西方面寄来的拥护老袁做皇帝的电文。接着成都方面，也陆续有电报来，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参加签名。

我看那电稿上，少将以上的军人都签了名，电文是请愿老袁做皇帝，没一句不使人肉麻、愤恨。那时，士农工商各界，都像演傀儡戏的一般，发动了广大的伪请愿运动。

我这次出来清乡，虽然仅仅带了一个混成营，力量极其渺小，但我总不甘违背良心。来附和这一逆行。看过电报之后，我对自己说：“宁愿牺牲，定要反对帝制到底！”

随即，集合官兵伙夫，痛快淋漓地讲了一番反对帝制的道理。最后我说：“他们要我在电稿上签名。这无耻的勾当，我绝不能干。但我们处境险恶，我们每一个人，从此都当益加振奋。”

讲完话，我就把谢绝署名的电报发出，过不几天，王士珍领衔，拥护老袁做皇帝的通电，就发表出来了。在这个通电里，除了我没有列名而外，其余整个北洋系少将以上的军人，一个也没有漏掉。

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时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无法脱身。这个通电，如今在民国史料书册上和当时报纸上还都保存着，读者可以翻出来看看，很有参考的意义。

我自滦州起义失败，一直到十六混成旅的建立，虽然不敢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地苦干着，但我想到滦州起义的先烈牺牲了不少，侥幸我没有被杀头，仍然活着，我不能不奋发努力，以达志愿。

数年来，我没有一天不为滦州死难的朋友痛悼，没有一时一刻不为国家的前途焦心。这次，我之谢绝署名，接着促请陈二庵将军独立讨袁：以及后来1917年的反对张勋讨伐复辟；1918年的停兵武穴，通电主和：1924年首都革命，欢迎孙总理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九一七”，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统统是这一精神一贯发展下来的结果。

不明白我的人说我矫情，善于倒戈，甚至骂我标新立异，骂我为活妖怪。在当时，我一句都不声辩，到了现在，我更用不着声辩了。

身负革命任务的人，个人的毁誉得失，都不必计较，要紧的是历史的功过，我们丝毫也不可放松的！

在阆中停留一天，我们继续向仪陇迸发。

仪陇是小巴山系的一个重要县份，境内出产丰富，人民殷实，文风也很兴盛。我们的队伍到达，有两位本地的耆绅来看我。

谈了一会，其中一位送给我一幅裱就的条幅，说这是他亲手写的，叫我不客气地指正。我接过来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一个故事。

现凭记忆，其词大概如下：

宋曹彬攻南京，城旦夕即破，而彬忽称病。诸将惊异，群来问视。彬曰：“城破之后，予恐妄杀无辜，故抱病不敢进城。”诸将闻之，面面相觑。未既，齐声曰：“杀人者甘当军律。”乃立誓以昭郑重。彬病乃愈。

我看了这段短短的文字，半晌没有做声。这个故事，使我深深地感觉警惕和不安。

自治军以来，自己虽然竭尽心力，努力于军纪的整饬，然而，离自己所预期的毕竟还远。万一有一天，我们的部队有了扰害百姓的行为，那么，我怎么好呢？

这小条幅上的故事，实在含有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军人应当时刻引为勉励的。我谦逊了一会，对他们深致感谢之意。然后，又谈了一些地方的情形，两位老者就告辞走了。

现在，我已经把两位老先生的姓名忘记，那张条幅也早已遗失，但是这段事我却永远记在心中，给我很大的益处。

许多人都看不起乡下内地，以为知识文化以及一切民族社会的精华都在都市中，我却以为不在。

试看，这两位老先生，多么深沉，多么饱学，不但热诚爱护国家人民，而且也恳挚地关切着我们军人。他们的美意和苦心，都是非常难得的。

我以为，社会精华，民族宝贝，反多是在乡下内地，都市中所有的不过一些肮脏污秽罢了，我所见的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四川的村镇，普通都是叫“场”，如“李家场”“赵家场”等。那时，仪陇李家场、白华场一带聚有许多土匪，异常猖獗，焚烧抢掠的事每天都有。

那儿绑票，土话叫做“抬肥猪”，或叫“检绵羊”，后者大概是绑架小孩的用语。我们的队伍在李家场曾破获不少的匪巢，往往从山洞里抄获大批肉票，有时七八名，有时十几名不等，他们的眼睛上耳朵上都被贴着很厚的膏药。

这一带土匪很讲匪规，组织也相当的严密。据当地人说，不久以前，有两股土匪在李家场闹了一场风波，说来很饶兴味。

原因是陈兆祥为首的一股土匪，掳去了一个良家寡妇，这在他们匪伴中看来很不道德，是违犯教条的行为。另一股郑启和为首的土匪知道，大大地不以为然，限期迫令释放那寡妇。

但是，陈兆祥那方面却把那女子当作了到口的肥肉，死也不肯吐出。结果两方面闹僵了。当即开火。正在打得不可开交，有一位营山县人，土匪伴中尊为“瓢把子”（即老大之意）的赖贵三，被当地人民请了来，居中调停，双方立刻停战。

赖贵三就将买来的一种所谓“关老爷纸马”（上面画着关公的符篆，在祈祷或咒誓时用作证约）粘在墙上，率领大小头领焚香叩头，并且发誓。

然后，坐堂开审，问为什么事打。郑启和就说陈兆祥绑了良家寡妇，违犯教条。陈兆祥即自动地说明全部事实，说那女子是他手下一个头目绑的，事先他本不知情，无奈郑启和逼人太甚，因此把事闹僵。

赖贵三当即把陈兆祥重重申斥了一顿，当场把那犯规的头目叫出来。牵了去杀了。复令郑陈交拜，言归于好，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对于这事。我的感想如下：这样的土匪，我当然不能说他们好。但他们身为土匪，尚且这样地讲纪律，绑了人家妇女，犯了教条，就义所不容地出而惩讨，而赖贵三来审判，他们也都服从。

他们是土匪，他们完全承认，并不文饰自己，官吏明知自己是人民的公仆，自己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但实际却搜刮人民，鱼肉人民，把人民弄得日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反而自以为是官，说人家是土匪。

我又想起我们的官吏，往往督军和师长一起打牌，副司令替师长烧大烟，说这是联络感情。纪律败坏至此，比土匪如何？

许多官吏欺压人民，荒淫无耻，毫不改悔，却要人民称他为好官，其实在人民眼里，他们简直不如土匪。我又听说另有一股土匪，烟酒嫖赌必戒，注重身体锻炼，注重读书求学。

至于赖贵三何以有这大的权力呢？这是值得研究的。原来，赖贵三是一个“哥老会”的首领，所有邻近几县的土匪都和他发生关系。他自己在营山县开设一个大赌场，各县土匪都明目张胆地到他那里公开聚赌。

但是，他和土匪首领约定。别处可以抢劫绑票，惟独不许在营山县作案子。这样，赖贵三就可以坐享其成，从中取利。庸懦的营山县官也只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营山县算是太平无事了，但邻近各县的百姓就大大地遭殃。他们为保自身的安全，也就只好设法到赖贵三那里去巴结、奉承、贿赂，因此，赖贵三在百姓和土匪两方面都有很大的势力。他的威望煊赫，炙手可热的地位，就是这样造成的。

我到李家场不久，控告赖贵三的状纸纷纷递来，我一一细看，觉得赖贵三实在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当即派人把他抓来。

正在审问的时候，只见门口陆续来了几十顶轿子，从里头走出若干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绅士，有乡镇长，也有商界的主脑。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向我保释赖贵三。

这使我非常地惊异，及至审问了赖贵三，他承认聚赌、窝匪、敛财、分赃，全部罪状一一招认不讳。

我一面请取保的绅商人士先回，听候处置；一面致电陈将军报告案情经过。几小时后，陈将军的复电即到，说：“赖贵三着即就地正法。”当天下午，便把赖贵三枪决了。

几天之内，原先向我具保的当地绅商乡镇长们，又陆续投来呈子，控诉赖贵三的恶行。这真叫我莫名其妙。我把他们请来，问他们道：

“前两天你们不都是要求释放赖贵三的吗？为什么现在又要控诉他？”

他们说：“旅长，你可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是不出面保他。将来他若是放出来了，我们就都活不成了！现在他已经伏法了，我们的冤屈也申了。我们控诉他，是要吐吐多年来积压在胸中的苦痛呢！”又说，“谢谢上天。旅长明镜高悬，执法如山，这一次替我们地方上铲除了这一个大祸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多么的违反群众利益。赖贵三这样的匪类，所以能够声势煊赫，恶霸一方者，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营山县官厅庸懦无能，不敢以法相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民众本身没有组织，不能发挥权力，来制裁强暴，官厅既不能从旁扶助，反倒施以种种压迫所致。

梁任公《饮冰室文集》上曾举山洞中的盲鱼的故事。那种鱼因为日在黑暗中，无所用其视觉。结果都变成瞎子。中国旧式女子自小裹脚，长大了，两足畸形，步步摇晃。你说那鱼天生是瞎子吗？你说中国旧式女子天生不良于行吗？

不是的，这些都是愚蒙与束缚使之如此的。民众的不能发挥己身力量，也是这样。并不是他们没有力量，实在是因为政府不扶助，反倒施以欺蒙与压迫所致。

我们的政府当认识当前国步的艰难，民族的危殆，及时解放民众，扶助民众，领导民众，使他们发挥伟大的力量。打倒民族敌人，为自身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

从李家场经过营山县城，到了蓬溪，停留了一天，即到顺庆。顺庆是嘉陵江与涪水之间的一个大县，城郊非山即水，没一寸无用的土地，山顶上都是很肥沃的水田，物产极其丰富。人烟之稠密，真是熙来攘往，肩摩踵接，文风亦盛，学校很多，办得都很有精神。

只是，小街道太窄狭肮脏，房屋也破旧简陋，住的都是褴楼不堪的穷苦同胞。我常常到这种背街的小巷去看，心里真是难过。想不到在这种天然富庶的地方，竟有这样多的穷人，而且穷到这样的地步！

我曾注意轿夫的生活，实在非常可怜。他们做着苦力，却过着很堕落的生活。十个有九个抽大烟，走到哪里都有娼妇，总说回家去，好像随地都有他们的家眷一般。吃得很好，餐餐米粉肉，酒和赌也沉溺得厉害。

他们这样的用大烟、赌博、酒和女人来斫丧自己，而干的又是出力卖命的事。因此人人面黄肌瘦，像痨病鬼一样。四川早就号称七千万人口，多年来滋育生息，应当早就超过一万万，但并未见人口增加。都是因为一般人民生活太坏，死亡率太高的缘故。

若是政治上了轨道，使家家小康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

在顺庆驻防的，这时有第四混成旅的一营人，营长是孟宝臣，早先由东三省开往湖南，刚从湖南开到川北来的。他们的旅长名武祥征，曾任第二十镇的协统。他们这队伍一句话可以概括，就是“将骄兵惰”，这有事实可以说明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看见他们几个排长都穿着黑花缎的马褂，蓝花缎的袍子，青缎的刺花云子靴，在街上摇摇摆摆，像那儿的富家公子一样。听说，他们各级官长上街，很少不穿便服的。官长如此，士兵的情形可以想见。

有一天，几个官长给我报告，说：“我们的士兵在街上买东西，第四混成旅的兵见了，就讥骂我们，说我们穿的不好，骂我们是孙子兵。”言下非常愤慨。

我心里很好笑，望望我们几个官长身上，都是穿的灰布裤，黄布袄，低下头看看自己，也是一样。再想想全体官佐目兵，以至伙马夫，也都没有两样。我说：

“由他们骂去，有什么可生气的。这正是表示他们的堕落腐化，恬不为耻。我们只管刻苦努力，人家骂也好，不骂也好，都不必管！”

几个官长有的没有再说什么，有的仍然很气愤。我怕为这种无聊的事闹乱子，当即集合全体官佐目兵讲话，我说：

“刚才你们官兵来报告，说第四混成旅的兵骂我们是孙子兵。听说大家都很生气，可是我倒觉得他们骂得很对。按历史的关系说，他们的旅长曾做过二十镇的协统，我是二十镇里出来的，你们又是我的学生，算起来你们不正是矮两辈吗？

他们说你们是孙子兵，不是说对了吗？再拿衣服说，绸子的儿子是缎子，缎子的儿子是布，现在他们穿缎子，我们穿布，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孙子兵，不也是应当的吗？不过话虽这么样说，若是有朝一日开上战场，那时就看出谁是爷爷，谁才是真正的孙子来了。”

几句话把官兵们讲得笑起来。待我讲完过后，他们都已经心平气和，再也不生气了。

从顺庆往下走即是嘉陵江。裂面溪在嘉陵江右岸，我们在顺庆住了几天。即向裂面溪出发。这条路最为奇怪，因为顺庆与裂面溪事实上相距不过二里，但中间河流纵横，阻隔交通，不能直达，使道路绕了一个大弯，这一弯就弯成四十多里路。

如果多多架桥设渡，贯通水阻的地方，那便利行旅，岂只十倍（若将那些毫无利益的小河流铺填起来，也并不是很大的工程，那时将多出许多肥沃的土地，同时可以除去交通上很大的麻烦）。可是当地官民从没有打算到此，一直听任行旅者绕着河流，跑四十多里的冤枉路。真是太不求进步了。

我们到了裂面溪，捉获一个私造枪支的犯人。审问过后，就把他押在一间僻静的房内，交给九棚正目闵兆祺看管着。

闵是山东临沂人，性情老实，做事没有经验。一天晚上，那犯人要求放他出来小解，他答允了，带着两个弟兄紧随在后面。等犯人进了厕所，他们就在外面等着，不曾一同进去。他心里想，在厕所里，你总跑不掉。不料一等不见人出来，再等仍是不见人出来。刚要进去探看，忽然听见一阵哗哗的水声。那犯人不顾粪秽，已经从粪里窜逃了。

原来，四川一带人家的厕所多半是深四尺阔八尺的一个坑，上面铺一块石板，中间隔着一道墙，墙里自家人用，墙外给行路之人用，一举两便，以蓄粪料。闵兆祺不知道这里厕所的构造，竟让犯人从石板下面窜逃了。这一来，使闵兆祺张皇失措，闹了半天，也没有追获。

这案子我已经向陈将军报告，还没有发落，就出了这岔子。我怎么交代昵？于是我只好在营门口以及各处大街要路上张贴布告，写明该犯罪情甚轻，勿妄思脱逃，致干重咎。倘肯前来自首，一定从轻发落，否则擒获罪加一等，云云。

不料，这布告居然生效，不到半天的光景，那个逃脱的犯人，即由当地一位绅士带领着前来自首。犯人见了我，双膝跪下，诉说他私造枪支都是卖给百姓为自卫之用，从未供给土匪。求我仔细调查，格外宽宥。说完又磕了几个响头。

我看他那种诚朴老实的神情，不由得非常感动，同时派人调查，他的话也完全属实。于是加以申斥，饬令改业，从宽把他释放了，并报告陈将军销案。

对于这事，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做官吏的，对于百姓的过犯，应当使之大化为小。小化为无。万不可好大喜功，妄加揣测，或是添油加醋地夸大其词。

这人私造枪支，又逃脱一次，若是从坏处着想，罪本不小。但是从另一方面想，他造枪，并未通匪，脱逃是因为怕官畏罪。严格地说，纵有罪也是很轻的。而且这人言语神情，显是纯正良民。他之操此业，不过为生活所迫，为贫穷所驱，而其愚昧与遭遇，则至可同情。

我们为人民公仆的官吏，看着我们的主人如此，心里当如何难过，如何惶愧？因此，我决心不肯扩大其事，管了他几天饭，同他谈了几次话，就把他释放。

我想，他定要悔悟，从此欢欢喜喜地改务正业，同时，地方上的人士也是赞成我的。而我自己心里尤其觉得安宁快乐。

有一天，我在郊外散步，看见十几个骑兵从东南驰骋而来。其中有骑马的，也有骑驴子的。等到走近我跟前，其中一个兵从马上跳下来，向我举手行礼，其余的人都绕道而过。

我看见，他手指上戴着四五个金戒指，阳光射照着。闪闪眩目。这兵好像很面熟，但一时却想不起他的姓名。我就问他是谁，他说他小名叫做小六儿，是康格庄的人。这么一说，我才想起他是我从前的一个邻居。

我笑着说道：“哦，你就是小六儿，几年没见，倒认不出来了。你是在哪里恭喜呢？”

“我在第四混成旅。”

“你是从哪里来呢？”

他说：“我们是护送一个德国人到重庆去，现在回营里去销差。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你。”

我盯着他的手指，笑问道：“你那手指上带的是什么呢？”

他嘻嘻地笑道：“你没有见过吗？是金戒指。”说着又伸手让我细看。

我打量了他一番，便不客气地和他说：“我们是街坊，当年你爹爹妈妈那种艰难的情形，我们都知道。我记得你妈娶过来的时候，连银戒指也没有。现在你忘记了你父母的苦，居然也学着带金戒指了。

小六儿，假如你不戴金戒指，把钱寄回家里去，让你妈妈买点粮食，买些衣服，好好地过活，那够多么好呢？再不然，你自己买几本书，请个先生教教你，让你学些知识，那也比你这样的摆阔好呀。

我们多年不见了，现在见了面，我没有好东西送你，就拿这几句宝贵的话送给你吧。”

小六儿站着只咧嘴，落下泪来，苦着脸和我说：“你不知道，我们队伍里的同伴们都是这样的。不穿不戴，人家就瞧我不起。我实在没法，不得不这样。您队伍里不许这一套，我们那儿不这样就不行。你嘱咐我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小六儿这番话使我痛心极了。养成这样军风纪的军队，怎么不是毁人炉？多少优秀的良家子弟就这样给毁掉！多少国家有用的人才，就这样的给葬送。

我常遇见许多朋友，不愿意把他们的子弟送入军队，甚至进军官学校也不愿。我问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在军队里学不出好来。好好的孩子进了军队，不是学会了抽大烟，就是学会狂嫖滥赌。做官长的克扣军饷，兵们就抢劫贩烟。钱都来的不光明，反而葬送了自己。

我总说军队比学校还好，可以磨炼身体和精神，养成吃苦耐劳、爱国爱民的品格，德智体群四育都可以在军队得到很好的熏陶。但是，朋友们都拿事实来质问我，这却使我无话可答。

我们若不将这风气痛改一番，那我们的军队永远办不好。国家没有好的军队，永远不能有硬骨头，永远不能得到独立自由。人没有骨头不能挺立，国家的骨头就是好军队。我们必须于此痛下决心！

小六儿走后，我不住地想着那句话：“不穿不戴，人家瞧我不起。”直到我回到营中，仍然反复地把这句话咀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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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12
20  倒袁之战

转瞬之间，就到了1915年的年底。

阴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

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12月25日誓师。

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

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

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地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

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不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

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做这样幼稚的举动。

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

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

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

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作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

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

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

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都，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1916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

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

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

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制法是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

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地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

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

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人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

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

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

陈本人游移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他一方面秘密地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

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这工夫蒋鸿遇和张之江已经回来。松坡先生有亲笔信交他们带来。对于我们的处境很是了解，说只要我们能和他们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说希望我们驻在泸州，较为方便。

因为，泸州是在资江和长江之问，四面都是山岭，为人贵州和云南的要道，地极险峻。在这次的战事中，此地实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的信措词极为亲密，完全把我们视如同志。

向四川进攻的护国军是蔡松坡先生统率的第一军，刘云峰的第一师团为先头部队向叙府进攻。我们的队伍开到泸州的时候，蔡先生已率部队挺进纳谿，刘云峰已经攻下叙府。

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惨败，纷纷向自流井和泸州溃退。这时，张敬尧的一师人驻在泸州东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吴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紧跟在张敬尧师的后面，熊祥生的部队（川军）正向泸州开来，刘存厚师则驻纳谿附近。

我极欲与刘云峰接洽，免得发生误会，刘云峰虽然带的是云南队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蒋鸿遇有同乡之谊。

蒋鸿遇知道刘有一位表弟董某，蒋即冒董某之名，向那边叫电话（是用电报通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刘云峰的参谋长张璧（现已当了汉奸）。电话叫通，两方开始谈话。

这边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以及避免冲突的意思说明以后，不料那边的回话非常不客气。劈头一句就问道：“你们是干吗来的？”

蒋说：“我们是奉命而来，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的困难松坡先生已经完全谅解。”

那边就说：“你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即刻通电讨袁，一个是立刻缴械。此外再没有办法！”

蒋说：“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队，我们是处在重重的包围中。若要公开表明态度，事实非有一个相当期限不可。这情形是不能不考虑的。”

蒋鸿遇平心静气地这样说着，那边却打断他说：“不是通电，就是缴械，再没有别的话说！”说完，挂的线已断，再叫也叫不应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的那么好，而张璧等的态度却傲慢一至于此。我们觉得万分惊异，认为不可解，暂时即决定固守泸州，一切待后再说。

这时候，指挥系统极其紊乱。北京统帅办事处和参谋部，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重庆曹总司令，各方面都不断地给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

陈将军来电叫我守自流井，统帅办事处的电报叫我赶紧收复叙府，陕西陆将军的电报又叫我固守泸州。自我带兵以来，指挥系统再没有比这时再复杂再紊乱的了。

一天到晚，我连续不断地接到各方面几十道不同的电令，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听谁的才好。有时，甚至同一方面的来电，竟然先后指给我几个完全不相同的任务。

比如陆将军那里，先来一电，要我守泸州。待一会儿，再来一个加急电，说：“着该旅长迅速收复叙府”，稍停，又来一个十万火急电，却又要我星夜率队到自流井。

同时，陈将军那里也来七个八个命令，一会儿叫开往自流井，一会儿叫守泸州，一会儿又说若情形许可，须速攻叙府。忽指东，忽指西，情形和上述的一样矛盾而纷乱。

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致电陈将军询问我究竟应该听哪一方面的哪一条命令。最后，陈将军的覆电是要我攻叙府。

同时，张敬尧师正向泸州前进，也是压迫着我速攻叙府。并且暗示我，无论如何不得迟延推托。我考虑的结果，决定把队伍开往南溪，到了那儿之后，再斟酌情形，决定行止。

从泸州出发的时候，请蒋鸿遇去见刘云峰和张某，做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我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张敬尧、吴佩孚他们的队伍在后面紧逼着，我实在无法延抗命令；第四，说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已说妥我在泸州相候。

我带着队伍出泸州才不过十多里，就看见漫山遍野，尽是败退下来的溃兵。看光景，我心里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爷兵。派人一查问，果然是伍祥祯的队伍，在叙府接触后溃退下来了。

可是，这时他们官们身上穿的已不是绸缎，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虽然狼狈不堪，还坐着轿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叫兵们抬着，一点没有放下平目的官架子。

兵们穿着一身的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连纽扣也没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条皮带，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

官是官派，兵是骂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地狠骂他们的官长：“他妈的舅子，吃是你们吃，喝是你们喝，捞钱玩儿乐全是你们的，到了今天你们还要摆官架子，不顾我们死活！”

又因伍祥祯是云南人，而他的兵则全是北方人，故骂他们旅长有意带他来送命。嘈嘈杂杂地骂着，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这情形已经没有半点“爷爷兵”的样子，倒成了真正的“孙子兵”了。

训练军队，最要紧的就是实做实干，切实在技能和军风纪上用工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纵。平素能刻苦训练，战时才能操胜算，握左券。

如果平时骄奢怠惰，养成习惯，一旦有事，即只有败溃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败溃，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长荒唐，士兵恣纵。彼此之间生活又悬殊太甚，自上至下，离心离德，一片骄矜浮华的风气。

作战之先原已注定了失败的前途，今天所见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意外的。

这一晚在泸州和南溪之问的一个地方宿营，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败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声嘈杂，前面一个村庄上火光烛天，接着就听到哗叭的枪声。

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惊慌起来，叫号奔窜，秩序大乱。我们十六混成旅却不做一声，不动一动，听着官长的命令，一一鱼贯地进入白天所筑的沟垒中（盖日间已有准备，设有意外，如何应付，都已筹划定当）。

等了几个钟点，慢慢平静下来。才知道是前面一个村庄上失火，并无别情，至于枪声。是那村上的民团所放。

邓艾称赞姜维统军“在夜不惊，闻变不乱”。这实在是军队必要的精神。我们这次所以能够镇定，一因平素有训练，有教育；二则也因有准备，每个人心里都拿稳了应付的办法，所以临事毫无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没法可以维持秩序的。

我们刚走到南溪（距泸州九十里），蒋鸿遇即由刘、张等那边回来，刘、张他们的答覆仍是立刻表明态度和缴枪的两条路。

此外，并说何以蔡将军叫我驻扎泸州，现在又向南溪开拔呢？这样不成！蒋鸿遇自以为和刘云峰熟识，可以好说话，不料他竟抹杀一切，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种种盛气凌人，无法叫人忍受。

但我们思前想后，也决不欲以意气而偾大事。当即停止前进，重新遄返泸州，权将第四混成旅的溃兵设法予以收容。费了将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给了他们原来的长官。

同时又打一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处置办法。陈因与伍祥祯是老朋友，未便将他惩处，只覆电叫我负责重编，等我改编完竣，又电令我将该旅开回自流井待命。

我把这事办完，即奉令在泸州建筑工事，当派李鸣钟带一营人在泸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龙头关的地方掘筑沟垒。不久的工夫，成都陈将军又派省防军改编的熊祥生一旅来泸州接我的防。

这位熊旅长三十多岁，南方人。和刘一清先生是朋友，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当天我陪着熊旅长到龙头关去看工事，不料李鸣钟把工事做得极其马虎，所掘壕沟，最深的不过一尺，而且统统都是卧沟。

熊旅长看了笑着向我说：“恐怕您不打算守泸州吧？”我问何以言之。他说：“这样的工事怎么能够作战？”我料他已经猜测出我们的实情，故只说：“我们横竖走了，你看着再改造吧。”这样搭讪了过去。

其实，这是李鸣钟的大意，倒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这时，刘存厚的一师驻在泸州上游的纳谿。有一天，他将几十万发子弹从资中运送，经过泸州。

刘为人富有革命热情，识与不识都知道，那时，一般人传说刘和云贵军已有联络，即将发动。也有人说并没有这回事，总之谣言很多。

于是，有的人主张把东西扣留，又有人主张放它过去，不必管那些闲事。后来，有人打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办法。

陈先覆电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几点钟，又来一电说准予放行，陈将军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情形，于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

张敬尧、吴佩孚以及在重庆的曹总司令仲三，对于我和护国军的往还恐怕已有所闻，对我压迫更加厉害。

张敬尧、吴佩孚等都有话给我，要我立刻前进，攻取叙府。张敬尧并威吓我说：“你若不前进，那你快让路，我们上去。”

他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压迫我。同时，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连电催促，非要我进攻叙府不可。

我说，我们兵未集中，准备未妥。任我怎么说，他们都不昕。我此时部队虽名一旅，实际所带不过步兵两混成营。在川各部队之中，算我们十六混成旅兵力最为薄弱。

不过，处此情形，势已无可推延，只得率部再开南溪。原来这次定的计划是三路进攻叙府，成都派丁搏霄团从犍为前进，伍祥祯旅从自流井前进，我自南溪前进。

情形如此的严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蒋鸿遇去见张璧等商谈一切。蒋去了之后，老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一定是那边把他扣下了。

及至我们进至叙府附近，才遇蒋回来。所谈毫无进展，完全和上两次一样。我们军队一面进发，一面仍派了人去通知刘云峰先生，请他自动退出叙府。

只要我们站稳脚步，随即撤退，请他千万不要误会。于是一面前进，一面放着朝天枪。打了一天，进至叙府附近的催科山。

而蒋鸿遇偷偷将所携炮弹倒入山沟中，乃诡言弹完。并又派人通知刘云峰，我们即要撤退，请他坚持阵地，不必继续后退，我们即经南溪、富顺，直退至隆昌。

同时，丁搏霄部也由犍为一路向叙府打了一下，随即退出。我问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打仗弱一点。”

丁是段先生得意学生，我看他也是不愿意打这无谓的仗，若参加另一种战争。他必不如此。

在这里，有几件琐事可以插叙一下。

我们旅里有一个排长名叫许骧云，为号兵出身。他在二十镇驻新民府时是第一名号手。这回攻叙府之役，他以官长地位，竟临阵弃械而逃。本当治罪，因他自首悔过，故宥恕了他。

我们从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个村镇。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晚在一座小庙中歇宿。

那庙很简陋，张之江和蒋鸿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龛，一个人住一边。我住在对面的小屋中。没有床铺，临时找来几把稻草，铺在地上。

我躺到地铺上，刚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对面屋里哈哈的笑声，笑的极是热闹，把我的瞌睡也笑醒了。我就起身过去，问他们笑什么事。张之江笑着说：

“我们正谈说，我们不过两混成营的人，四面这许多老袁的心腹部队团团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敢去和蔡松坡先生去接洽，敢和刘云峰开谈判，敢和陈将军那么表示，敢和刘一清先生那么要求。

我想，除了我们，目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队伍这样胆大，这样敢做敢当了！”说罢，三个人又有趣地笑起来。

蒋鸿遇说：“平日旅长有一个办法，我总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我想这种事，交给别人办不就行了，何必定要亲自去考验呢？

到了现在，我才看出益处来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体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几千个人一条心。若不是旅长下过那一番功夫，怎么能有现在的地步！”说着又笑了一会。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四混成旅一位刘团长到小庙里来找我，他是第一团团长，见了我，就下跪磕头。

问他什么事，说是他一团人，溃散得一个也不剩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们旅长现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吗？”

他说：“现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办法了。我打算到重庆去找曹大帅，您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那好极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给他一个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坚持不肯，说：“我怎么可以给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

他说：“您不肯给我命令，只求您说个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说个可以。”同时，蒋鸿遇和张之江也帮着求说，我就只好说：“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头，而后走了。

过不久，又来了孟宝臣等四个营长，也来要求我给命令，让他们去找曹大帅。他们走到江安，即被刘存厚拘捕，一一杀死了（时蔡松坡先生驻纳谿，刘存厚部驻江安，相距不远）。

他们平素对士兵不训不练，不管不爱，官兵之间，漠不相关，又昧于大势，不别是非善恶，只是糊里糊涂地过混账日子。这时，看见他们的第四混成旅打了败仗，便自顾自弃军逃散，玩成光棍儿，至终连性命也不保。

他们若在战败之后，仍然硬撑下去，徐图振作，必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真是可叹可怜！

我们在叙府一战，虽然没认真地打，但两方面也颇有些伤亡，收留伤兵的时候，我是一视同仁，刘云峰方面的滇兵共收百余名，同我们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样地管待医治，不分轩轾。

这些伤兵都交由韩复榘照应着，运往泸州医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刘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杀害。韩复榘说：

“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而且待遇完全一样。”

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为友，并且每人给洋五元，又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我们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书记长孟君在这里为留守。这次退到南溪，即继续向富顺隆昌行进，孟君因尚有未了事宜，故未随同撤退。后来，他把事办完，撤退时，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殉职。

他是北平人，为人精明干练，爱交朋友，学问颇有根底，字写得周正，起稿来得快，也通达有条理。光绪三十一年我为司务长时，他为后队司书。多年以来，我对他很是倚重，这次不幸牺牲，使我异常地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顺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狭，又泞滑，万分地困苦难行。

骡驮子拖着大炮，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数十个弟兄使尽气力，又推又拉，刚刚弄了上来，一开步，又向另一边滑陷下去。这样，弄得简直没法运行。

炮兵团长宋子扬就说：“这样的情形，大炮就只好丢掉吧。要不然，滇军追了上来怎么办？”那时，孙连仲为头目，他坚持不答允。

他说：“这不行。遇着一点困难，就把大炮丢掉，一则对不过自己的良心，二则回去拿什么脸面见旅长？”

说着，和弟兄们咬牙苦撑，慢慢运着大炮走，撑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干了，结果所有的大炮都平平安安地运到隆昌，一门也不短失。

由此可见，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劳，炮兵尤其需要坚忍耐苦的精神。否则，是无法担当责任的。此等处在平时还显不出来，一到行军作战的时候，就显出人的心性来，一毫也作假不得了。

我们退到隆昌，各方责难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曹锟责备最甚，曹给我的电报有“该旅长进锐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不关痛痒的话。

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给陈将军和刘一清先生，详说这次的仗我们不能打的理由。并明言我们开上去的不过两混成营，士兵不愿作战，故亦并无死伤，实在是因为官兵们都心里有病，我已无法维击，务请他早日表明态度，毅然与滇军合作，共挽大局。

陈覆我的电报不置可否，只令我速开自流井。一切自有办法。那时，隆昌的队伍越聚越多，我遂决定接受命令，开赴自流井。

刘一清先生时正在自流井，相见极欢，谈起陈将军与蔡松坡先生最近信电往来的情形，仍是犹疑不能定夺主张。他恨自己违背良心，在这里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事，以求心之所安。

我们边谈，他边流着跟泪，一片忠忱热血，使我无限感动，刘先生并为我策划，以为我此刻处境过于险恶，倒不如毅然攻下叙府，一免张、吴、曹等对我有不测之举，二则以之与刘云峰接洽，也比较容易些。

我看他说的有理，当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务使陈将军早日决计，响应滇军，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刘一清先生商谈妥善。

那时，曹总司令等迭来电令，限日要我再攻叙府，申斥非常之严，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务，即非重办不可的话。我即下令将队伍开拔，仍沿原路转回。

从自流井出发，第二天到达一个什么场，接到陈将军的命令，将第四混成旅第二团拨归我指挥。团长姓赵，外号叫做赵黑头，他这一团在第四混成旅中训练较好，纪律严明，比第一团大不相同。

怎么见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赵团第二营营长王某，鹿钟麟那时就是他的营副。他禁赌极严，有一次查棚子，见有人赌博，他即把头目捉着。问他说：

“我下命令禁赌，早说过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这命令你看见没有？”

头目说：“看见过的。”

他说：“你既知道，现在你违犯了命令，你说应该怎么办？”

当即不由分说，执行了命令，孙子斩吴王二姬，穰苴杀庄贾，军纪为之整肃。赵黑头执令颇严，所以纪律亦较佳。但因为打了败仗，这时士气也是很颓丧。

张之江此时写一封信给我，详述该团精神涣散，不要谈无作战锐气，就是在后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维持。要求我给他们讲几次话，使军心稍能振作。

我看过信后，打电话问他：“这部分队伍精神如此不济，你看讲讲话还能生效吗？”之江回答说：“只好试试看。”

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去召集全团人讲话。初上去讲些笑话，大家都还嘻嘻哈哈的，讲到后来，越讲，他们越严肃，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泪。

我详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守军纪、骚扰百姓等的恶习气使然。说到国家训练军队的用意，说到我们军人的责任，把全体官兵都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摇头叹息，皱眉跺脚，自悔自恨得不得了。

结尾我说，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亲戚。我们要马上立志，改过向善，刻苦努力，这次讲话以后，派人调查，知道士兵们深受感动，他们渐渐振作自新起来，许多恶习都无形中革除。不过，少数的官长因习性已深，一时还是不易整刷。

我们走到刘家场，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镇上耽住一天。我住在一家铺子后进的柜房中。前门那边有一座小楼，军医处住着。

不想，那个楼上摆着几只大缸，里面存有当地保卫团的火药，军医处一个小医兵，年轻不懂事，在楼上找东西。因为光线暗，就点着一根本地蜡烛照着。蜡烛的余烬恰好落人装火药的缸子里，立刻轰燃爆炸，屋顶也炸飞了，人也火葬在里面。

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以为是中了地雷。我的传令兵中有谷良民、郑继成等，慌忙捣毁窗门上的木棂，拖着我往外跑。一时秩序大乱，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后来打听明白，才一笑而罢。

这事虽出于偶然，但由此可知训练队伍之难。我们练军队，不仅要训练官。训练兵，就是各种杂兵夫役以及枪匠皮匠，也都当施以严格的训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来。带兵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

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

第一说明共同促陈将军独立的事正努力进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说明张敬尧、曹锟等是老袁的死党，他们以其众多的兵力压迫着我们，逼使我们攻取叙府。务请你让防，三日后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

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

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陈将军往来的信电都由我这儿经过。

我们进驻叙府以后，曾审一案子，顺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医院去看问病兵，见军法官李国钧正在审问一个伙夫，说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夫压杠子，打鞭子，行种种重刑。

在行刑的时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满口招认，一放下了，就口口声声自称良民，绝不能做这样的事。

我看了一会，心里生疑。即叫李军法官停止，让我自己来审。问钱放在哪里丢的？答说放在什么地方。

问除这伙夫而外，还有什么人来过？答说还有位侦探来过一次。问侦探现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城里住。

我当即派人带了几名手枪队去传他。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

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

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

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将事，则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

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

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

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

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覆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

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

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

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

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

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人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

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

“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

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

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

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

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是为袁恃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

这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

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

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

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杀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总共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

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

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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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13
21  出川回陕

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

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

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的口号，高唱人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

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

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

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得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

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人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轰走。

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

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夫役，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

于是，我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膀也压坏了。

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

这样的走了几天，走得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还记得前面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此吃苦。

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

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

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

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的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

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

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

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合了。

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得好，此等处必须用心。

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

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

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

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

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

不过，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

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

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

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惟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得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

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

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招扶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

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

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

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

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地吃亏。

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两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

说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负重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覆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

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

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覆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

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

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

“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

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

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住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

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

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决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

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

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

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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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14
22  移防河北廊坊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而我们的队伍全都步行，以极快的速度赶到兴安，而后上船。

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

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

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年轻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

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

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

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而其中的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

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

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

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

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

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

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

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

我说：“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地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

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

他接着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得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

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

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而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

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

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

第一，把此次由陕人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从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

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

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

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

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作种种战斗操演。

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

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将士，按时致祭，以为纪念。

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

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

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养耻，“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

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乌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

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

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

以后，更是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

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

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

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

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

“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

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

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而且，连茶碗也是西洋货。

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地送给了他们的洋人，洋人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

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

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

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

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赶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

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

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

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

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

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

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

一时间，大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450元，公费450元，共900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1300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

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

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

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又召集全体官长说了一会。大意是，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

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官长们经此开说，都表示接受其意思。

我即将交代办好，临走的时候，全体官兵们都流着眼泪送别，许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们一会，上了火车，刘汝明、韩多峰等许多将领，又复依依不合，把我的马裤拿去撕成碎条，大家各得一条，以为纪念。至今犹有留之者。

后来听说，我之被免职调任，经过是这样的：

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见段，问他看不看，段说：“照发了吧，不用看了。”原来，这里面就有免我职的命令。

第二天，报纸上揭载出来，段总理很是惊诧，即把傅良佐找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职？”言下颇为震怒。

傅想想没有办法，就说：“这已是既成事实，收不回来了。这样吧，把他调去做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吧。”

段没说什么，于是又颁下我的第六路巡防营统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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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15
23  讨伐张勋辫子军

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

然后，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

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

这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得高大，殿宇也是出奇得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

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

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丫，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

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得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

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

我说，冬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得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闲人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闲人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

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

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

1917年5月7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杆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

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

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

随后，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

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

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老，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

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

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

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得乌烟瘴气，我正和王喜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

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

那里的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桠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

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

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

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

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

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我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

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

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

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

当时，我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

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要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又已开动。

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

我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

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

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

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诚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

当即，我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

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煜亭自己亦来，坚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

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地不自在。

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

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猾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势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

这样的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

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地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

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

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会儿又说只有一万。

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以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

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

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

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

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

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大，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

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妄动。

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

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

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老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

但张勋却异常倔强，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

我于612月日（1916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

“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

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面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

通电发出，我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

这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人荷兰使馆。

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后，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

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

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

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

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

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吗？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

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

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

“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驱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

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

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

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副。

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得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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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17
24  武穴停兵

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的是，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

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泉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于是，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

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

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

他说，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

他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地只是摇头叹息。

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猾，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

会散之后，接着，驻防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8师15旅）、张玖卿（8师16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

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

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

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

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

“段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

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

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

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惟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助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

而后，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

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

我那时身为他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

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

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地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就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是，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

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

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

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迭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

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

说了一会，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

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

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对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

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

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的很好。”随后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

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比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

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

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

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他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

我们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

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

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

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

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

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

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的，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

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

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

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

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

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

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

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

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能自振。

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年纪大了，能力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

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

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

比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

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四覆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

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

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

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

《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是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

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

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昵，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

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

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合，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

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

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

一天，去那里遇见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我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

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

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的。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

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

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还有一次，李督军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

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剑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

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

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精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的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子收割了，他没有报账。

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得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

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

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

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得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

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得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

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么？到1920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

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

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

“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

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的更惨。

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地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

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灭，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

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卒逃退。

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得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如山积，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

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

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民国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

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覆无常，叫我太为难了。

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

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

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1月14日和18日，发了两个通电。

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

“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

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

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愤，成败得失，不难立辨。

……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唯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

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

“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

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

……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

……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愤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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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冯玉祥旧照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

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

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团长为李呜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

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

曾左时代，这里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

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

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

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

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

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

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

“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

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的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不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吗？

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禹行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

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

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

我想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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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1 02:36
25  常德镇守使

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对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运粮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

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在太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

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

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

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

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的特别有效果。

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

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

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

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

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

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会儿。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

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

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萎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

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龟公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

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打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

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

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

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

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

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

答曰：“说实话好。”

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

曰：“这可不当说实话。”

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

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

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

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

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

答曰：“是为事情好。”

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要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着。

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并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

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罢。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人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

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口话也说不出来。

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

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1918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

但是，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着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

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

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而在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

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

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面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

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

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产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愁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

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打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

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唧唧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

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对于外交方面的事，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

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的榜样。如赵之蔺相如、齐之国佐、楚使者于桓公、苏武之在匈奴，这些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的史实，是举不胜举的。

崔东壁先生有篇争论，其言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又说：“人心无尽，非让所能化也。”

人与人之间相处，尚且如此，何况处日本这样虎狼之国，是更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无理对无理，以强硬对强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但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种恶性疟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种蚊虫传染的。

听说光绪三年的时候，湖南闹旱荒，德山设有一座大粥厂，难民多集此就食，后来疟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现在，那里有一座由书院改成的学堂，就是建筑在那些难民的墓地上。

那时，刘汝明带着一营人在此驻防，弟兄们患疟疾者极多。后又调张维玺一营驻此，也是病了大半，幸亏营中有医药设备，赶紧移至他处，极力诊治，才使死亡减少。

当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恶性疟疾，也不知道是蚊子传染的，只说是山中的瘴疠。当时，我很想设一根本方法，使那种蚊子灭种，并且购办大批的金鸡纳霜散给居民治病。可惜没有来得及办到，我就离开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犹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忽然赶出一只猛虎。兵士与山居民联合围击，那虎连中数枪，窜到江里死了，兵士们把它拖上来，从头到尾，足有八尺多长。

当它将未死的时候，赵登禹骑在它身上，说：“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当时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还留着。

老虎抬回营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顿虎肉。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当时把病减去了大半。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

常德北边还有一座梁山，满山都长着一种百合，有时三五步一株，有时十余步一株，百合花开得极是热闹。我常常在天明时到山中散步，或行军，那种花在露中浸润着，扑鼻都是异香，在别处从来没有见过。

后来，我采了许多野百合来吃，知道它可治肺痨，味道又甜美。听说还能治多种的病，就不知其详了。我想若是将其种广为播植，不但有实用，而且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东西。至今还不能忘。

梁山上还有一座祠庙，是为一梁某盖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汉时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头。

据说，汉代马伏波将军征交趾回来，走到常德，正值炎热天气，即在梁山上驻屯。汉光武得其凯旋的消息，派梁某前来慰劳。

马伏波为梁某父执，看见来的是晚辈，即未行接迎之礼。梁某以为鄙视了他，怀恨在心，回朝后对马伏波说了许多坏话。光武帝误信谗言，竟夺马伏波之职，将兵权交给了梁某。梁即统兵驻扎此山。

梁又说，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宝财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马伏波的家。但可怜仅只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宝的影儿？

我听了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权，以马伏波这样光明磊落，功在国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时，我们又可知道为人处世，谦下有礼是要紧的。

古人说“骄必败”，“傲必败”，马伏波之于梁某，虽非骄，但于谦下有礼之道总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败事，真是冤屈。由此，我们更可知听言之难，以汉光武一代英主，竟亦为佞臣所蔽。

总之，我觉得这都是专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黑暗的现象就无从发生了。

我平时除公务而外，常喜欢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和老百姓们谈谈。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着一只小划子，那摇船的年轻力壮，可是眼睛不得力，一只简直瞎了，另一只看东西也十分勉强。

我问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得病弄坏的呢？”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太难过了！”

他告诉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头铺里剃头，剃完了，剃头师傅给他一个手巾擦脸。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就出来，走在路上觉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边，疼厉害了，如有针刺着一般。

于是，他告诉他父亲，父亲说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东岸，过了江就是家，用镜子一照，两只眼睛已经肿得合了缝了。母亲替他请来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给他吃，三四天过去了，肿痛如故。

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常德东关外有个广德医院，就到那里医治。罗大夫给他诊看，说这是淋菌入眼，耽误久了，已经治不好了。医了一个多星期，只把一眼医得能见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听着，觉得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记上。以后每逢讲话，就要对弟兄们细细讲说，要他们随时注意。

那时，常德镇守使署所辖的有三县：即常德、临澧，还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树木缺乏，若是能够普遍地发动造林运动，这一带的山河必大大改观。

常德附近有个卧虎山，上面多树，都是松柏。我养了许多树苗，连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带分植，后来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满眼童山濯濯，一直没人栽植。

我常到桃源去视察，桃源县的知事我委的王喜瑞，王曾为我当文案，在前面的口述中，写到他的个性，不知读者还记得否？他学问有根底。文字有锻炼，此时正在年富力强，阅历渐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

哪知，他到任后，暴露出许多书生的弱点，最坏的是神经过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办事也鲁莽灭裂，不能有个分寸。

那时，桃源有一个大财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绅。他开了几家钱庄，擅自印发钞票，有一商人和他发生纠葛，告到县衙里。王知事也不调查调查，也不想个近情合法的处置，马上就派人把那富户抓了来，打一顿板子，没收其钞票，并且罚他出钱修路。

这样的做法，已经嫌其不当了。但是还不够，又送去一块“为富不仁”的匾额，勒令悬挂堂厅中。——这等于时时地打骂他，污辱他，等于永远地打骂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愤。

那土豪在忍无可忍之余，又从而翻浪扬波，遂致王知事无法自存，只有自动辞职而去。我并不是说土豪劣绅不当得罪，相反的，我们必当严办，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须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办理，万不能任意惩处，操之过急。

罚款修路，没收钱票，都是不错的，但罚了之后，即不必再加辱打，至于送匾之举，那简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什么成就。至民国十八年，终以疯病死于北平。

桃源县城西南数十里有座桃源山，相传陶靖节先生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即在此处。

我到那里游历，正在春天，从一个山口进去，即展开一片田畴，油菜花开得正热闹，看着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阶引到一座庙宇中，有许多牡丹花，此时举目一望，实在太美丽了。

可惜，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定要写一篇《桃花源后记》，以飨国人。

桃源一条河滩，还产一种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蚕豆，上有花纹，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鸟兽者，很是好玩。

土人拾它起来，加一番洗净磨光的工夫，更显得晶澈玲珑。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买些以为纪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头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师夫妇，美国人，都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很和气，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地教会多年，和我很熟识。

有一天，他们夫妇请我吃午饭。菜不多，有一碗鸡汤，还有几块鸡肉，看着极洁净。我夸赞他们的好菜。金牧师说：

“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太不丰富了。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吃过荤菜，今天为请镇守使才买了一只鸡。”

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走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

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至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

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

我以为，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1920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而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

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

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罢，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会，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走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1931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1937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

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

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

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对于传教士或教友一律以法以理绳之，绝不宽容庇护。

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

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

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接受检查。

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除了基督教堂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儿，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

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

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吗！

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

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

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

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件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人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

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得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词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

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强。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

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

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力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

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我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

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因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

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

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

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

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

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

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

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大白大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

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

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是使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数。

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

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

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随后，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

后来听说，1930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任意地去毁坏它，真是可惜。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大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

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予地价。

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得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的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

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

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需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

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

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吗？

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以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

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

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越练越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

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

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

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

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

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

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

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

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炼体力，亦可以磨炼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我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

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

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另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1924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

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

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

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

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

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

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同时，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

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

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

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

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

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

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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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0:50
26  直皖战争爆发

在常德期间，我还组织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

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这里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

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时，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

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虽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

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也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

我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我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

1938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

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

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

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

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

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1920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长期以来，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

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

皖系的两员大将徐树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树铮、曲同丰统率。

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

而另一方面，则是尽力削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

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树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任命了张敬尧为湘督。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

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的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

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署，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

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

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为非。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

电文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

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

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

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似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

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覆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覆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后，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

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

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他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

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得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

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

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庵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

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

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

后来，1927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

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

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

还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地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地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为害社会，为害国家。

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

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是政治清明，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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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05
27  移驻汉口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了。

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

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很难有的。

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

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稀奇不得了的事了。

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

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猬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我们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

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

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给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

于是，我们在津市驻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

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

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

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即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图，无事不干。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

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科学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

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即将油布罩除去。

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

他们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

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产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

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

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

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

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

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

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得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

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伯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

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

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

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和他座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

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

在这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1936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

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

他们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

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

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桓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

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1924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

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

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都是这样来的。

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

他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

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

而且，平日生活很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

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后，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

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于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

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

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

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

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不知道。

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包糟糕，而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的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

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

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至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

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

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扫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

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人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1924年坍台方罢。

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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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06
28  赴京交涉粮饷

我们部队驻在湖北汉口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达信阳，住在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于是，令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

在信阳，我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

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过去一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是满清的官派，民众被河南督军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

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尤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在冬天用火烘暖，就是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

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竟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

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

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当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1920年6月到1924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

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当日即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

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路款我们截留了十万元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围住。

——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时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

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

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还有一说是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

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地抵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

但另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还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吗，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

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他深长地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

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

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

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

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

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

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

他说：“是呀！我们找到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的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

我和萨先生索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T。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

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

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

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

“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

“怎么输那么多呢？”

“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

“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

“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接到命令，从湖北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

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肩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

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过，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得二寸多厚。

在道旁，还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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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07
29  入陕之役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

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

但是，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人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后，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人陕，二十师在最后）。

这条路，在1914年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绝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

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地入伙当了土匪。

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

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个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倍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炮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

还有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

刘镇华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而在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

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

于先生为国民党员，直系拟给予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我看得不值半文钱，全都拒绝不受。

但同时，也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

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

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

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

所以，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

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

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秦岭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

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

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秦岭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

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

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

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信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

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

当陈军退人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到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

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

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

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

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

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兵法·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

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

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惟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

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

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镇华为人就是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

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

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相当安插。

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

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

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

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

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此时，吴佩孚已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

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

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问又拿住一郭坚。

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辞极为难听。

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

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得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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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09
30  就职陕西督军

在陕西，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

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

当时，我曾作了一首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作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

此时，督署我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

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

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

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是算做的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

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

那里，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到清廷推翻，皇城中的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

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

新的督署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

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驻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

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我向刘镇华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两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是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手巾、一块肥皂而已。

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

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曹、吴所介绍的八百“顾”“参”“谘”，向阎督军要官要钱，稍有不遂愿处，即大发脾气，并致电给曹、吴造谣中伤。曹、吴即信他们之言，来电相责。

阎是老实人，把他们无可奈何，终于迫到自杀，我因陕西地方太穷，实在容不下他们这许多人，纵使容得下，我也要选用能者贤者，决不敢借重这些大人先生。

我有我的办法！即快刀斩乱麻，遣送那批人物回保定。我规定顾问每人送盘费四十元，参议每人三十元，咨议每人二十元，无论如何，要省长筹出此款，令参谋处参谋王镇淮负责办理，把他们一一打发。

那八百位先生领了钱，一路走着，一路大骂，又沿途贩卖烟土，无恶不作。见了曹、吴，又造作谣言，说我在任，用的都是革命党和基督徒，此外一律排斥，后来，吴佩孚对我恶感日深，此亦原因之一。

我想，我为国家，为陕西地方措此善举，无论你们挑拨亦好，咒骂亦好，我都甘心乐意，一点都不在乎。

陕局糜烂已久，短期内是无法整理妥善的。我接任后，所辖地面，仍不过渭水以南秦岭以北的十余个县治，其余地方，盘踞的都是不听省令各行其是的杂牌队伍。

这些杂牌队伍一日不清除，省政即一日不能推行。所以，我整理陕局，在可能范围内，先从统一军政着手。

这些部队中，势力最大的要算胡笠僧的部队，他原是于右任先生靖国军的主力，其中有李虎臣、邓宝珊、岳西峰等都是很好的将领，为当时的革命团体。

那时，胡笠僧来信给我，说我只要能带着他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我即把他的军队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此时，若想立刻以军纪范围之，自属非易。所以，我对他们的部队，抱一不管的态度。

但他们要求我帮忙时，我必尽力之所能以助之。我深知我自己的短处，即是不会联络，不会应酬敷衍，不会以种种虚伪手段收买其心。但我也有一点自信之处，即是真的爱国爱民，真的在脚踏实地地苦干，这一点就使他们受到影响。

后来，他们亦用我的方法来整饬部队，军风纪和战斗力日渐进步，至出潼关的时候他们出了很大的力量。

其次，就是盘踞汉中的陈树藩残部，数目相当多，各行其是，简直无法整顿，因发表七师师长吴新田为陕南镇守使，畀以剿抚之责。

自阎督死后，吴新田和阎智堂受了刘镇华的拉拢，他们三个人已连成一起。三个人成天在一起，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席之后，继以打牌玩妓，任心所欲，只是回避着我。

因为在我处，每餐都喝小米粥、棒子面饼。那时，兵们给养窘绌，我这已嫌吃得太好。我们吃饭时，总要读一段书，而后讲一番话。座问除谈公事而外，只谈些如何爱民，如何施政，如何练兵的道理。

他听着我的话，想必如刀子轧心似的难过，一走出去就说是宁愿死，再也不和我一块儿吃饭。原来，他认为他已经应当享受，为享福才做官，像我这般，就是委屈得不能忍受了。

于是，他们和刘日近，和我日渐日远，他们三个人除酒肉荒唐而外，就是合伙儿贩卖烟土，一运数百万两，骡驮子络绎于道。

吴新田即决定赴陕南，我费了许多力气，替他筹备了十万元的开拔费。临出发时，我为他饯行。那时，薛子良为长安县长，办了一个土产展览会，自农具以至刺绣皆被搜罗。

其中，有本地所种的美国品种苹果，赠了我六七个，肉厚三四寸，如普通茶壶那么大。我舍不得吃，心想这果子多好，应当大大地提倡栽种才好。

吴新田走时，我即将这苹果送他一枚，我很诚恳地对他说：

“苹果，苹果！祝您一路平安，顺利地完成您的任务！”

“督军真是爱护我。”他很感动似的说道，“不知督军还有什么话，还请您尽量地指教我。”

我想了一想，就说：“您陆大毕业，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国家望您甚是殷切，朋友们也殷殷地望着您。望您此去，拿出才能，真正为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但要办事精力充沛，必须身体健壮。

希望您念我这一番诚意，能把大烟设法戒掉。那不只为您自己好，国家和人民l也必受莫大的惠益。”

他听了我这番话，当时还好好地答应着，我也没在意。哪知，就这几句话，竟把他得罪了，背过脸说：

“什么玩意儿！我只要把公事办好就行了，管得老子这些事！”

他到任以后，渐渐对鸦片更是沉溺，到后来终天卧在床上，守着烟灯，放下帐子，日夜地喷云吐雾，甚至整月不下床沿，吃饭拉尿亦在床上行之，什么事也被荒废了。

却说我一面派第七师进攻陕南，一面又致电驻在宁羌的王鸿恩部牵制陈树藩的后方。十一月，吴新田开始进攻，先后克服秦岭、黄牛铺、凤县、留坝、洋县、沔县等地，十二月初头，始进占汉中。

陈树藩只身逃往上海，他的残部退入四川，溃散殆尽，这一件抗命的公案，至此始告结束。

陕局表面上虽告统一，但南北两镇守使都不免外示恭顺，阴怀异志。省府势力所及，仍不出西安附近的那十余个县治。

这个狭小的地盘，以往不过驻守一旅之众，此时，却还是要给养四师一旅的粮饷。那些部队，大半都是纪律废弛，又加首领繁多，内幕复杂，想加以认真训练，连集合点名，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所斤斤计较者，就是粮饷。大都虚报人数，一千报成两千，三千报作五千，有的号称一旅，实际还不满两千人。

军队的督导既如此困难，而财政上又无法筹措，所辖十余县的税收，数目小得可怜，而1921年、1922年的地税又早已被陈树藩刮去一半，地方上无款可筹，中央也是不管。财政厅是握在省长手中，对我什么也不理会。

当时窘困之状，实非言语所可尽述，我渐渐明白督军的种种困难，主要的症结所在，即在刘的把持刁难。他身绾民财两政，但民瘼既不正眼一看，军饷又不筹一文，我还是决心要捋一下虎须。

那时，各军不但饷项无着，连吃的也难维持，我将营长以上将领召集讲话，把省长的做法都说了出来。当时，打电话给省长，说你若仍是袖手旁观，那我们这些人只有全到省长公署里去吃饭。

省长至今方始着急，把他已经任命的财政厅长撤职，请我另外委派。我即请薛秀清老先生任之。

薛为长安老举人，经商多年，对于地方上既熟悉，又极得人民的信仰，人人都知道他是正人君子，决不欺骗舞弊的。那时，陕西银行纸币，每元只值二角，薛先生一上台，立刻涨至四毛，继又由四毛五分涨至六角。旧有的积弊也被他洗除一净，选贤用能，关系如此之大。

其次，我即下令禁种鸦片。

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和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当时即召集省长、各厅长、科长会议，商谈多时，没有办法。

我说：

“我在这里为地方官，还能看着民间种大烟吗？真的饿死也是可以的，鸦片却非禁种不可！”

这个会议即无结果而散。次日，薛子良来见我，他这时已经开始经理税务及禁烟所的事，他也是说若不开放烟禁，则财政没有办法的一套。

因又商议，我就提出裁兵的主张。但刘镇华和吴新田都坚不同意。左右都办不通，因决定权宜办法：

第一，指定一二县为种烟区域，限期禁绝，此外的地方一律禁种；

第二，尽可能地实行裁兵。

后来，刘将其一部分队伍交其弟老五整顿，老五确能做事，经他一整顿，军纪即大大不同，及刘将兵柄完全交给了老五，情形更好了些。

陕西在陈树藩为督军的时代，民间种烟尤盛。这些业经收割的烟土，只有容许商民向外转运。但是，刘镇华和他的镇嵩军不但自己贩运，而且包庇烟商走私。

他同洛吴勾结，烟土出口多走荆紫关经老河口，烟商有走长潼大道者，亦均派其镇嵩军保护，拒不纳税。

镇嵩军不但包庇贩烟，在省城，也常常抢掠民家，这种抢案屡见不鲜，我接督篆不久，即出一案。

一天夜间，督军署前大街南首一烟商家，有几个人闯进来，声言买土，入了店堂，忽出手枪相挟，结果把柜撬开，抢去了数百两烟土。

这事发生后，我即召集城防司令张治公和军法处长邓哲熙等前来。我说：

“我们的责任是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现在甚至省城内，督军署前，也出了抢案，我们拿什么脸面去对人民？你们要一定在三天之内破案。”

他们慌着分头严查，当天晚上即把人贼捕获。邓哲熙送来两个匪犯的口供，知道都是镇嵩军的士兵，不由分说，即绑至被抢者门首执行枪决。

此事办后，人心为之一振，镇嵩军也乖巧多了。我说什么，刘就不像以往那样地藐视，他对人叹气说：

“遇到冯某人，我真算倒了霉了！”

然而，他仍得意洋洋的，一点羞愧的意思都没有。

过了不久，又出一离奇的事。一日晚间九时光景，我们手枪队在外巡逻，忽见从东南走来十余个百姓，手里拿着烙饼，一边疾走，一边挨家挨户打门，告诉各家，说督军有命令，每家烙饼十张，赶忙往西送去，要赶快，不遵从者定予枪决。

霎时之间，家家户户都忙着烙饼，闹起了数十里。后来，巡逻的人抓着他们查问，那些百姓也莫名其妙。

第二天打听，说是这谣言从临潼那边传来，直至咸阳，都是如此。我起初不明究竟是什么妖孽，后来，我恍然了，我想这事绝不是没有根由的，其意义就是造谣惑众，以其鬼蜮伎俩，和我捣乱。

我在此处境下，一面积极整饬政务，一面仍努力训练部队。我在新督署住着，每天督促官兵加紧学术两科功课，未尝一日懈怠，使全体官兵每时每刻都有应付非常局面的准备。

同时，各项建设，亦在力量所许的范围内努力进行着，自潼关到西安的一条大道，败坏不堪，天晴时固坎坷难行，下雨时尤泥深二三尺，无法举步，使交通完全阻隔。我因令部队从事修筑，百姓亦抽人服役，不久即把这条重要的大道修得坚固平坦，两边遍种杨树柳树。

其次，自西安至咸阳必经渭河，那河水涨时有一里多阔，水落时也有半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笨拙的木船，日长月远，都用得腐坏漏水了。

我因造了几艘渡船，以利行旅，历来，这些都没人管。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官不修衙，客不修店。”我既在皇城旧址修造新督署，复尽力之所及改造路政。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

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

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

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炼，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

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

那时，陕西人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决非空浮迂阔者可比。

二宋中的小宋先生，即民三时为陕西省长的宋联魁先生，品学皆高，为人尤澹泊，还有一位，地方上称做老宋先生，活到八十多岁，民国十八年时还以他老练笔法，画了八幅可珍贵的画赠我。

陕西昔有李二曲先生，为一代大儒，最为人所仰慕，我特在督署前搭盖一亭，悬其相片于其中，每请名人讲演，即于此亭前举行。我曾想为他立祠以为永久纪念，可惜终未如愿。

陕西著名的河流为渭水、泾水，长安东门外有一灞水。山以凤岭、秦岭、太白为最有名，这些古老的山水间，常有外人足迹。

一天，美国亚洲古物调查团的领袖安德思和一位英国矿师高士林到终南山打猎，猎获两头野牛，回到长安见我。那时新督署尚未落成，即在我住的帐篷内会见他们。

谈了几句，我问他们到终南山行猎，曾和谁关照过，领到许可证没有。他们却很率然地答说，他们打的是无主的野牛，所以用不着通知任何人。我觉得这事应该教训教训他们，告诉他们说：

“终南山是陕西的辖地，野牛是我国领土内的东西，怎么会是无主呢？你们不通知地方官府，私自行猎，就是犯法的行为，你们知道吗？”

他们说：“我们此次到陕西，贵国外交部发给的护照上，明明写着准许携带猎枪字样，可见得我们行猎已蒙贵国政府的准许。怎么会是私自行猎呢？”

我说：“准许你们携带猎枪，就是准许你们行猎吗？若是准许你们携带手枪，那你们岂不要在中国境内随便杀人了吗？”

两人之中，高士林最为强横。此时，那位美国人安德思自知理屈，已经默默无言，英人高士林却仍强辩，他说道：

“我在中国已经十五年，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不准许打猎的！再说，中国的法律上也没不准许外人在境内打猎的条文。”

我问他道：“中国法律上没有不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难道又具有准许外人行猎的条文吗？我负有国家人民交托的保土维权之责，我就非禁止你不可！”

安德思看见情势不佳，连忙向我认过谢罪，但高士林仍是不肯屈服，哓哓不休地狡辩着，简直不可理喻。

我站起来，大声喝道：

“别的话都不必说，我现在要你负赔偿之责！否则决不放你出这道门！”

他问如何赔偿，我说你把我们的活牛打死，现在就要你们把它们弄活，送回终南山去，否则一定不放你们走开。

安德思知道闹僵，把高拉到一边，低声说了半晌，高才软了下来，两个人说，他们行猎，自当邀我准许的，只因他们来时，正值我忙军事，所以未及通知，这的确是他们的过错。现在野牛已经打死，没法弄活赔偿了，只有请我饶恕他们这一次，以后再不蹈犯就是了。

我笑道：

你们知道这么说，早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不服理和法，定要强硬相待，才肯软服呢？试问在你们自己国内容许外人这般胡行胡为吗？”

因告诉他们，这次的事姑念初犯，不予深究了，以后再不许有这样的行为，说了一顿，才把他们放走。

有一天，我的一位亲房嫂子到陕西来找我，在我家穷困时，她曾竭力资助过我的祖母。

我在第一章中，叙及我父亲考中武庠时，报子报来喜讯，我祖母无钱开发，幸赖一位嫂子送了米和鸡蛋来，才打发了报子出门，说的便是这位嫂子的事。

现在，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听说我已做了陕西督军，特地带着她的孙子由家乡巢县，远远地跋涉前来，要我为他的孙子谋一优美的差事。

论事情她是我的亲族，又是有恩于我家的人，我应当好好偿其所愿，以报我的私恩。但我知道她的孙子并不是有能力的人，即有能力，我亦当回避，以免生出弊病。

所以，我和她说：

“你若有什么特别困难，我一定设法帮忙。若愿意在这住，我可以替您找房子，要是子弟要上学，我也可以筹款供给。

可是，若要将孩子送在我署中来。闹个一官半职，那万万不可以啊！公是公，私是私，我不能拿着公事来报答私恩，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原谅我。”

我这答覆，给了她一个失望，仅仅送了她一些路费，让她带她的孙子回籍了事。这以前，有一位堂弟来找我谋事，我送以树秧数千株，令其回乡安理本业，永远不要做非分之想。

因此，巢县的乡亲，都不满意我，又有许多人骂我矫情，骂我故意以此鸣高。关于用人的意见，和重用乡亲本家的病害，在我的书中一再言之了，我宁愿叫亲戚本家骂我，不能叫全国人民指责我，那种以公报私的事，我非不能做，实以读了些书，见了些事理，又受许多朋友们的多年指教，使我不忍以国家大事为徇私情的儿戏耳。

我在陕督任内，最感不合理的一事，就是看公文。每天早晨起来，案子上便摆着二三尺高的“等因奉此”的公文。

这些文件表面上堂哉皇哉，其实百分之九十都是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关于批阅公文，向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交给别人代看，一是自己亲看。

托人代看，即不能眼到心到手到，不但心里不能自安，事实上往往会发生病窦。如果亲自动手，则自己尚有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管理军队。倘终日忙于案牍，把军队的事丢到一边，那算得什么督军？

我为这事很觉踌躇，结果仍是要发奋自己来看。我努力试验了几个月，每天一早起来，即与秘书长陈经绶、参谋长刘骥和军务科长石敬亭四个人同看，直看到晚问七点，还是看不完。

这样一来，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既被荒疏，而于行政上亦未必有所补益。我觉得这种官僚制度，非加以改革不可。其不合理有二：一是叫军事负责者将其本分之事抛弃，而日劳于案牍，二是叫人耗费精力时间于无关重要的例行公事上面。两者都是行政制度的大问题，实在不可忽视。

到了1922年的春天，北方的原野上又弥漫起阴沉的战雾，原来直皖战后，奉军即替代了倒台的皖系地位，与直系渐成对峙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因其鹰犬皖系既倒，即又拿起奉系，以为它扰乱中国攫取权利的工具。

奉直两方开衅的导火线是梁士诒组阁的问题，梁氏组阁是以替奉筹款为条件，因为若要直系政府站得住，则非使奉军不得入关方可。

梁既甘心为奉系效力，奉系即以武力撑其腰，梁士诒的确是位能手，他为要向日本筹借巨款，献忠于他的主人奉系军阀，不惜在华盛顿会时，将山东问题对日让步，又借口财政困难，发行不宣布用途的九六公债。

他这种媚日误国的行为层出不穷，设不以断然手段将他击倒，则其为非作恶将不知伊于胡底。酝酿至4月28日，所谓第一次奉直战争终于在直隶北部爆发了。

梁士诒的行为是我深所反对的，张作霖倚仗日本撑腰，觋然无耻地要出兵保护他，尤为所切齿痛恨。由于这个原因，我即毅然决心愿以全力帮助直系对奉系作战。

当时，我致电曹、吴，说明愿意参加讨奉的诚意。可是曹、吴覆电，却调我坐镇后方，反将刘部开上前线去。这个调度，使我非常诧异。那时，刘的部队分驻二十余处，若要集中，至少也得二十多天。曹、吴非不知情，何以竟如此决定？

原来，刘能得曹、吴亲信，是有缘故的。他善于送礼，有逢迎巴结的本领。举一例言之。当洛吴做五十岁生日时，刘送了八十多把万民伞（每连一把）和许多金银古董，而我却本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送了一罐子凉水为礼。

但是，作战不是儿戏鬼混的事，到了所需要的不是送礼的本领所能满足时，洛吴终于急电请我出兵了。我既然决心为国锄贼，自不能以小事而生意气，接电之后三小时内，我即动员部队向潼关开发。

临行送一信给胡笠僧，我说我为参加讨伐媚日祸国的张作霖，现在离开陕西了，若要救国，请你和我同来。及至我到了潼关，胡笠僧的复电来了，他说：

“你放着督军不干，要去参加讨奉战争，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使我敬佩无既。我不过一个师长而已，打仗也丢不掉的。你既去讨贼，我自愿率部追随在你之后，同向为国奋斗的途上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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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10
31  出陕讨奉

直奉大战中，奉军进攻的部队共分两路：东路侧重津浦线，取攻势，张作霖自兼总司令；西路侧重京汉线，取守势，张作相为总司令。

而直军则分三路迎敌：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与奉军争夺津浦线；西路吴佩孚自兼司令，倾全力以争取保定以北的京汉线；东西两路之间，以王承斌任司令，为中路。

那时的形势，西路成败关系全盘战局，最为重要，而长辛店战发，直军屡次进攻，均不获利，反使奉军步步紧逼，战况激烈，情势异常吃紧。故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命令，调我火速出潼关增援。

却说我在陕西接到洛吴发来的急电，叫我们部队火速集中洛阳，我在三小时内，便把队伍调度完毕，开始出发。

因为，我们驻在陕西，日日准备着作战，毫无过太平年的心意，开拔之前，我把陕西的军政全部交给了刘镇华。同时召集部队讲话，详说这次出征的意义，我们不是为私人权利，而是讨伐媚贼卖国的奉系军阀，救我千疮百孔的国家。

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神圣天职，个人的富贵利禄不算什么罢了。

走到临潼，遇着几个外国人，他们问及我们士兵臂章上写的“害民贼，瞄准打”字样的意思，我又把上面的话向他们详细讲解一番。

自长安直至潼关，因为我们早已把路修好，虽非土或柏油的路，但一样平平坦坦，行军时，省鞋袜、省气力、省车力、省骡力。既迅速，又顺利。

到了观音堂，又接到吴佩孚电报。说他已不能在洛阳候晤，任我为后方总司令，将后方责任完全交付给我，我知道，前方情形已经紧急。

那时，李鸣钟一旅走在最前，集合全旅官兵讲话后，即以石敬亭为其辅，令沿站不停，星夜兼程，飞驰前方增援。并叮嘱他，第一，必须整旅的开上去使用，不可一营一营地增补递加，致实力分散；第二，必须派在侧面，方更为有效力。

他们直到良乡，把我的意思和吴佩孚说明后，李鸣钟即率领孙良诚、赵席聘两团和孙连仲的炮兵团绕向奉军右翼（地在戒台寺附近之大灰厂）抄袭，大破之。这一战役，在整个战局中实起有决定作用。

我从观音堂上火车，到了洛阳，思及此次战役关系重大，时刻惦念着他们开上前线，是否能够打上侧背，常终夜绕室彷徨，不能自释。

一晚做梦，见院中上水寸许，我和李鸣钟、孙良诚、孙连仲、张维玺等打着赤脚，在院中趟水，趟完水，坐在凳上谈练军的事，看见他们坐着，不住地摇晃着腿和脚，我怒其太随便，而他们竟对我笑着。

继而，将此梦谈给刘菊村听，戏问是何吉凶。菊村说，无所谓吉凶，只是你对他们过于惦念的缘故。

过了两点钟，便接到李鸣钟告捷的电报，同时也接到吴佩孚电告奉军溃退的消息，我方庆这次战争可以迅速地宣告结束，不意河南督军赵倜窥伺郑州防务单薄，又听信奉军战胜的谣传，遂即乘机捣乱后方。命他的弟弟赵杰率兵大举进攻。于是，又爆发了肃清后方的郑州的战役。

那时，豫督赵倜早有附奉之说，但战争发生后，他却派员向洛吴表示绝对服从，愿共同铲除媚日误国的奉系。

等到长辛店战发，直军有不利之讯，又见驻郑州的我军，仅有张之江两营，王文蔚一团和靳云鹗一营，势力极其薄弱，因此观风转舵，立刻派赵杰率军四十营，如疾风暴雨星夜进袭郑州，以为奉军声应，欲收前后夹攻之功。

我在战事发生的前一天，曾赴郑州视察防务，看不出一点动静，可知赵等此次行动实甚秘密。

可是，赵部有团长某之太太住在郑州，和王文蔚的太太同住一个院中，相处得很好。忽那团长派了马弁来接太太离郑。说一二日内将袭击郑州，团长太太把此话告诉了王太太。王太太告诉了王文蔚，故而我们预先知道了消息。

到夜间我刚刚转回洛阳，便接到赵部已和张之江两营接触的消息，靳云鹗的告急电也如雪片般飞来了。

我一方面急调刘郁芬、宋哲元两团东进，迅速策应已经苦战一昼夜的前方部队，一方面乘车亲赴郑州前方督战。两军接触是在二里岗和魏庄一带，那儿发生了剧烈的争夺战，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当刘郁芬、宋哲元援军开到，正在酣战的时候，不意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又率部沿黄河绕袭郑州，靳云鹗部彭开乾团长一战阵亡，形势极为紧张。恰好胡笠僧部邓宝珊、弓富魁、李虎臣各团营陆续开到，立刻增调上前迎击，始把绕攻的鲍部击溃。

正面的战事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到前线督战的时候，敌方的枪弹如急雨似的嘶嘶打来。我调傅建恒向枪弹的来处连轰数炮，敌炮也给我们以猛烈的还击。

两方激战甚久，最后，我看出敌势渐有软弱的征象，心想乘机再予以突然冲击，他们势必不支溃退了。便把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连调遣上前，李向寅手枪队亦同时调上，猛烈冲锋。

这几支如龙如虎的生力军往前冲杀，一个中央突破，敌人立刻招架不住，当时像摧枯拉朽一般，打得他们溃乱不复成军，满山遍野地逃窜。我即迅速派队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开封，再没有遇见顽强的抵抗。

这次战役，胡笠僧部队出力很大。他们器械不全，饷项不足，竟能够奋勇参加斗争，实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他的部队平素缺乏训练，处处脱不掉所谓乡下气，作战时候有许多可笑有趣的干法。

比如，那些弟兄们正在与敌打得热闹的时候，一昕到吃饭的军号，便不顾一切，呼啦一下子全部都退下来吃饭，三口两口把饭吃完，又一窝蜂地上去厮杀起来。

那作风，完全像乡间农民们在田中收割麦子的情形，真是令人惊奇。赵倜虽然看不起这般含有原始意味作战方法的部队，但在全部战争过程中，却吃了他们极大的亏苦。

我的参谋长刘骥沉着坚毅的精神，在战场上充分表现了出来。有一次，我邀他同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一走出村子，敌方的炮弹密集地迎面打来。

在我们前面走着一排士兵，眼看着被打伤了几个。他们一面好好地走着，一面便接二连三地突然躺到地上。我回头看看刘骥，他不慌不忙，仍照老样子稳步走着。我大声嚷道：

“当心炮火，你快点儿走啊！”

他抬头闲闲地说：“你看在前头的有倒下去的，在后头的也有倒下去的。横竖是一样，不必着忙，还是这样子走的好！”

古人处变如常，临危如安，刘骥的确有这种勇毅的精神。

在这次战争的试验中，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训练士兵精神教育实最重要。每次作战之前，应当使官长士兵确实明了：这次我们是同谁作战？为什么作战？为什么必须以武力打倒敌人？官长士兵对这些都能切实了解，作战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否则，短时间的一冲一击，还可勉强应付，时间一长，必不免崩溃败北，无法支持。而且，这种了解要透彻，要普遍，若一二个长官不明作战意义，便会影响全体士兵的战斗精神。

第二，行军驻军以及战斗动作应注重日常的训练，虽至细至微的地方，也要一一做到，到作战时才能随时随地纯熟应用。一味地凭借勇气，而漠视技术，是绝不能取胜的。为将领者尤须有一种刚胆，一种热心，一种沉着勇毅的精神。

刘汝明守祭城，那是一个凸出点，四面受围。刘死守不退，手已受伤，仍能保持镇静，敌人六七营来攻，连续猛扑多次，刘极力鏖战，毫不着慌。若遇撑不住气的将领，不说心馁溃退，也一定不知告急多少次了。

第三，为将领者体力精神不足，嗜好太多，绝对担负不起统兵之责：身冒矢石，披坚执锐的士兵，当然更需要精神体力充足。靳云鹗倚仗他兄长总理之力当了旅长，然身体赢弱，精神萎顿，鸦片瘾又太大，躺到灯上就起不来。以致事事荒废，处处涣漫，无怪他镇守不了郑州。赵倜抓住这个弱点，险些儿毁了全局。

第四，用兵固当讲究虚虚实实的战术，但总须先有实在的力量为基础，否则即无从讲虚实变化的妙用。

靳云鹗的部队从信阳到彰德，沿途各站都分驻一小部分，致实力分散，郑州只剩下一营多人，犹存一侥幸之念，虚张声势，以为恐吓，心想赵倜必不敢动。

可是，你指着赵倜不敢轻动，赵倜却明明知道你实力单薄，结果即有突破猛袭的危局。若不是后方队伍增援得快，那不但驻军将全被牺牲，郑州亦必不守。

第五，缺乏经验的将领，往往不善运用战术，一上战场，就滥施射击。不计效果，弹药既无计算的消耗，只有忙着补充和准备。他们常常每枪已经领了二百子弹，还再要请二百作为准备，这种弹药的浪费，都是不明白战术所致。

第六，将士须人人有必死的决心。这次我的部队中很有些人表现出惊人的勇猛。谷良友部冒着敌人的炮火，屡次冲击，杀了个七进七出使实力雄厚的敌人亦为之丧胆。

冯治安、张自忠带着学兵营的几连人上前冲锋，犹如饥饿已极的猛虎一般，风驰电掣只顾向敌冲去，使敌人如干草触快刀，一溃不可收拾。

此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战事正激烈的时候，在常德因贩运烟土被我开缺的韩占元，忽然回来见面，到了营门，便双膝跪下，和我说：

“我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人，旅长过去撤了我的差，一点都没冤屈我。但我现在很知悔悟。请饶恕了我的过错，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时，正好谷良友退了下来，韩占元见状，就自告奋勇，要求给他拨六个手枪队员，上去替补。我要试试他的能耐，很爽快地答允他。他带着六个弟兄上去，果然一下子把敌人打退，赶回来，复请求我饶恕他的过去。

我因他既知悔悟，又当面奏得功劳，便委他为营长，令其痛改前非，从此努力上进，好好报效国家。

韩占元是保定东面四十里安新人，1912年时候在北京补的兵，擅长拳术。为人机敏，刚入伍时为左哨正兵，后来升为排长，在常德时调到差遣。不想，他竞在外边包庇贩烟，从中获利。

一次不知道他用什么法子，包庇一个烟犯偷从桃源过来，从张家湾闯过沅江，直把船开到陬市地方停靠，他指着那个烟犯道：

“我韩某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军人，都是你们这批烟贩引诱我，叫我吃上了大烟，现在又让我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包运烟土的买卖。归根到底，都是你们陷害的我！”

那烟贩听说，慌了手脚，只有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韩占元把他放走，却自己把那些烟土赚了，偷偷运到下游变卖，我查知这事，立刻将他撤差，驱逐出去。

他过去曾犯这么一个大过，这次我因知他悔悟，故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可是他始终没有多大的建树，他的弟弟韩德元，1926年时当至师长，亦以嗜好多端，没有建得功业。

这次进攻郑州正面的总指挥是赵倜的老弟赵杰，抄袭郑州后背的是赵倜的军务帮办鲍德全。

这鲍德全，本和曹、吴有旧，直奉之战初起，他也曾声明绝不会策应奉军，牵掣直军之后。但后来竟也跟着赵倜背弃了自己的诺言，担任了攻击郑州的有力部队，我军经他的凶猛抄袭，猝不及防，故死伤很是惨重，孔营副、王兆乾等将领都于此役受了重伤。

郑州之役结束，赵倜逃到上海租界躲身，鲍德全恃着与曹、吴的关系，不但不知引咎深藏，反倒做了维持省城的负责者。

当我率领部队追击赵部残余，进到开封车站的时候，城内一班一班的文武官员都来相见，最后，这位为虎作伥的鲍德全竟也大模大样地跑来接迎。

我心里想，你帮同赵倜，依附奉贼，我们多少将士牺牲在你手里，你也能到这里来见我吗？我能接受你这无耻之徒的投诚吗？立刻命令手枪队长李向寅把他逮捕，拉到空地上枪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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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14
32  调任河南督军

我带着队伍进入郑州城安民不久，过了几天，便接到任我为河南督军的命令。

我接篆之后，第一件事便是没收赵倜的家产，全部拨作河南的教育经费。过去，河南各学校经费拖欠甚多，现在我一下子都给发放清楚。

赵倜历年在河南剥削及搜刮所得，重复归到河南人民的手里，大家都引为非常痛快之事。同时，又规定某数项税收专作教育经费，使之完全独立，不再受任何政治影响。至此，河南教育乃得有保障，至今仍沿此传统。

后来，我看到吴稚晖先生的一本日记，上面记着他在西山访晤我，见我如何得兵心，于是说，想我没收了赵倜的财产二千万，定都是发给了官兵，若不然，官兵心里一定不平，对我不满云云。

我看吴先生写这一段，意思是夸奖我，可是与事实相差太远。

又有一位同在陕督任上做事的刘先生私下问石筱山，说：“咱们老总到底有多少钱？”石说：“他哪里有钱？”刘道：“连你也被瞒过了。我听人说，他今年汇到美国的就有三千七百万。”

石时为我参谋长，把这话告诉我，说这简直是有计划的造谣，我也一并写在这里，看读者信是不信。

其次，河南的庙宇很多，佛、道在民间的势力本来很大：赵倜督豫期间，又从而大事提倡，使河南民间更是弥漫着浓厚的迷信烟雾。

听说，赵倜的一个儿子患病，督署总参议信阳人裴某为要逢迎督军，便发起全署甚至全城各界都去求救苦庙替少爷敬香添寿，不知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那孩子终不免病死。

“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愚弄人民，耗费时间金钱，莫此为甚。昔清朝汤斌（即有名的豆腐汤）为南京总督，到任后，将淫寺尽皆毁去，仅把文庙及武庙保留。城中善男信女闻信，相率前去跪求，谓如此办法必受天谴，汤斌曰：“有祸我自当之，与你们无涉。”

在我看来，河南的庙宇多半堂皇敞大，殊可利用，因亦本汤公之意，拿来尽可能地改作开办学校之用，虽然那些僧尼到处造谣，说我坏话，吴佩孚亦对我大不满意，看作所谓“赤化”行为，不久终将我弄掉。但是，化腐朽为新鲜，变废物为有用，对于社会毕竟是有很大裨益的。

此时，我即利用庙宇办了一座培德学校和一座军官学校。培德学校中所收学生完全是本军文武人员的眷属子弟，有成人班，有儿童班，半工半读。两校因为负责者能力相当，又肯用心办事，我常去察看，觉得蓬蓬勃勃，很有朝气。

但我对教育也并不是一味地盲目提倡，那些骗人钱财误人子弟的学校，自然是要设法取缔的。比如，有一位记不清是原籍合肥抑是桐城的某君，在开封办了一个学校，跑来请我为他学校的董事长，要求种种补助。

我告诉他说：“对于办学校的事，我极乐意帮忙，但须等我调查一下，我才能给你答覆。”

我正要派人去调查，不想，竟有人把他告发了，说他学校的教员不是他的舅父，便是他的表弟，会计庶务则是他的侄子，学校是办得一团糟糕，不过骗取学生的学费，维持他的亲族的饭碗而已。

我接了诉状，即派余心清前去调查，把告发的各项劣迹一一察查属实以后，立即转知教育厅勒令其学校停办，学生所缴费用也着他清算发还；不足的六百元，由我抽出款项垫补清讫。

开封城北一带，可说是个满族同胞的居住区。清室推翻，这些满人的生活失去凭借，他们游手好闲，都弄得穷苦不堪。我看这种情形，决定介绍他们到郑州工厂里去学习工艺，一来为他们个人谋一生活出路，二则可以减少游民宵小，社会亦受很大的惠益。我指派专人办理此事，详加调查，分别安置，结果办得很好。

河南经过赵倜几年的压迫和搜刮，一般人民困苦达于极点。此次战后，兵匪纵横，哀鸿遍野，地方更形凋敝。

我为要切实改进人民生活，整理紊乱已久的豫政，到任之初，便详审地方实际情形，拟定治豫大纲十项，作我最低限度的施政标准。

这十项大纲是：

（一）赈恤战区灾政，避免流离。

（二）清理财政各税，期除苛敛。

（三）彻办户口登记，以杜盗源。

（四）整饬巡缉各队，以维治安。

（五）查拿贪官痞棍，以安善良。

（六）筹设实业工厂，以纳游民。

（七）普遍浚河筑路，以利交通。

（八）推行义务教育，以开民智。

（九）严禁烟赌娼妓，以淳风俗。

（十）厉行剪发放足，以除陋习。

这末条中所说的剪发，是指男子留发辫而言，那时北方各地守旧，男子沿因清制，仍多强辫者，故定此项以纠正之。至如女子剪发，其时则尚未盛行。

我除按照这简单的施政纲领按部分头施行而外，对于清乡剿匪一事，尤为注意。河南民情蓄悍，多年受政治及天时之影响，素来多匪。

这次，赵倜败退，部队溃散，尤多流为土匪，我率队伍先驻朱集，着手肃清豫东的溃军，命孙良诚等分头剿击。豫东平靖后，又从安徽窜过来一股，费了好多日子，才次第肃清。

在施政剿匪的当中，于所辖部队的训练和补充也下了一番工夫，自离陕西，我的部队又有八九个月没有领着饷，官兵们都困苦不堪。

到河南后，便在两月之内连续发了五个月饷，以济他们的穷困，我们由十六混成旅改编为十一师时，有不加枪不加饷的限制，故不足的额数尚多，也在这时补充齐全。我一面这样整理，一面即规定课目，大加训练，俾旧有军风纪得以不堕。

此时，于公事而外，我也抽空办了一件多年牵肠挂肚、迄未办成的私事，那就是迁葬我的父母的骸骨。

读者想必还都记得，我的父母弃养时，因为无力好好安葬，只买了几块薄板，送埋在保定府的安徽义冢上。此事在我虽觉得无足轻重，但老人家在日时，却是讲究这些的，因此，我也感觉无以对父母，很是不安。

此次，我特意回到保定，同我的兄长商议着，在保地西北买了五亩空地，把父母的骸骨由义地乱冢中迁葬过去。此事，我什么人也没通知，迁葬的那天，我自己帮着抬棺，我兄长在前面打幡，很快便很简单地完毕了迁葬的手续。

我素来反对世俗对于婚葬的繁文缛礼，招摇铺张，所以我这次将父母简单移葬，任何亲友都没惊动。第二天曹锟知道，便埋怨我不告诉他。

此次在保定逗留数日，办理迁葬之余，也常常出外走动。我的家住在馆驿街，每次到巡按使署去，我都是步行。走过街上的时候，人家以为我不够官派，都看不顺眼。

他们说：“不坐汽车，也应当坐顶大轿，做了督军的人哪儿有在街上步行的道理！”

我从保定回到河南，便听人告诉我，说吴佩孚已向中央提议，强迫调我为陆军检阅使之职。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一点都没惊异。

赵倜在河南的时候。每天午后三四点钟方起床。我在那儿，大早上便骑着脚踏车各处办事。吃饭时一菜一汤，客人来了，每位加一个菜，也不预备烟酒。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

本来在那样的年头，什么事都是讲究夤缘手段，论不得什么功勋劳绩的。我调河南督军的时候，若是论功绩，陕西督军的遗缺自应由胡笠僧继任。但是，曹锟、吴佩孚却授意中央竞把此职让给会送礼会奉承的刘镇华署理了，功绩哪里论得呢？我听到这消息一笑置之，一面照常办理职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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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旧照

不久，吴佩孚便来电报给我，叫我替他在河南筹措八十万元的款子，并且，以后要每月经常划拨二十万元。

对于这个强横的命令，我连思索也没有，马上覆电说，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

他接我这电，更把我恨入骨髓。那时，他打退了张作霖，自以为再无内顾之忧，便专心致力要对付几个不肯随便附和他的人。

胡笠僧、孙岳和我都变成了他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弄掉。

我原先是希望吴佩孚往好道上走的，曾经很诚恳地对他上了二十条条陈。详抒我对于省刑薄税爱民爱国的意见与办法。但他觉得没有恭维他奉承他。不但不被接纳，反而引起他的很大反感。

那时，他在得志之余，真是骄横恣肆，妄自尊大，什么人也没看在他的服里。对上把长官看作傀儡，对下把朋友部属都当作奴才，人民士兵则一律视如草芥。

那时的朋友中，王承斌可算得第一流人物，孙岳是极可倚重的俊杰，但他都不能容纳。他所能接受的，一是谄媚巴结。二则挑拨离问。

因此，张福来、萧耀南之流，倒成了他亲信之人。对国家大事其迂执与悖谬，尤到了使人难于相信的程度。

有一天，我到洛阳和他晤谈，我说对日的外交应该确立方针，严切注意，日本国内的情形应该努力设法详加调查。

他却说，日本的事不必看重，因为日本人是中国的移民，听他们说话，就是吴音，和我们江苏口音一样。他自己是吴太伯之后，日本皇帝和他是同辈，若有交涉，他只要发一电报去，以此段历史说之，无事不可成。

我又说，我们此时当倾注全力建立国防，而创办空军，培育航空人才尤为切要。他却说我国自古就放风筝，这种风筝即足以制御飞机而有余，敌人若以飞机作战，我们只要放上风筝就可以把他们挂下来。

最后，我又谈及河南的旱灾，以为此事可忧，当设法防救。他马上把桌子上的签筒拿过来，从里面挑出六个制钱，嘴里还唧哝了一会，一连下了六七卦，和我说，不要着急，明天午后二时定要下雨。

我觉得好笑，问他哪方面下雨，他说在西北方。我那时住在他的巡阅副使署里，到了第二天午后三时，天上仍是蔚蓝的晴空，不见一块云，一丝雨意。

我去问他何以不下雨。他说已经下了，还正在下着。我问在哪里，他答道：在莫斯科！我的意思是要请他设法开渠筑坝，而他却来这一套，真是活见鬼！

我拒绝洛吴筹款的要求以后，不久，有一天熊秉琦到开封来见我。我和他谈了半天，究竟不明白他的来意。最后，我忍不住了，直截地问他，才知道他是奉了洛吴之命，和我传达让开河南的意思。

我告诉他说，我不是为做官而来，只要中央有命令，我随时都可走开。

中央调我为陆军检阅使的命令，果然在洛吴示意保系阁员高恩洪向黎元洪总统提议与威逼之下，这年（1922年）10月31日颁布下来了。

我接到命令，三天之内便把部队全部调完，转赴新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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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18
33  陆军检阅使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命令发表之后，我即率领部队开驻南苑。

我们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为我们的饷项，但这显然是一句哄骗的话。

在他，是惟恐我们的队伍不溃散，纵有的款，亦必克扣不发：哪会更有为我们在别处筹饷的道理？我一离开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时，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吴鼻息，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亦必瓦解，因此，财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须，为我们筹发饷项。

好在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的陆军部长为张敬舆先生，辛亥年间他为二十镇统制，我在他部下为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同酝酿革命，讨伐复辟之役，他又为我赞划甚多，这些前面都已说过，他对我有极好的印象。

此时，看我处于如此困境，就尽力为我帮忙。首先，把我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十一师包括两个旅：一以鹿钟麟为旅长，一以刘郁芬为旅长。

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经我多方奔走呼吁，始得由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十五万元。数目虽然不敷分配，并且要到1923年下期方开始拨付，但洛吴的阴谋诡计也毕竟没有成功。

关于饷项方面的事，我后来派薛子良、邓鉴三及杨慕时三人分任督办与总办，整理得弊绝风清，税收增加甚多，真是点滴归公，自有崇文门监督之设，当以此时办得最清明。

在我们部队的饷项还无着落，正在百般筹措的时候，张敬舆先生尤热心为我们设法，他常常向黎总统替我们说话，可黎以我们在浦口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为词，表示对我不放心。

而张对他极力解释，并劝他去看我们部队，希望能从我们队伍整齐与精锐上引起他的些许同情，而予我们相当帮忙。但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

那天，张先生同荫午楼先生陪同着黎总统看完了队伍以后，黎总统集合全体官兵讲话，大意说：

“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着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我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敬舆先生说了几句，勉励大家刻苦努力，奋进不懈，要做救国救民的军人，而不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话，颇能助长官兵的精神。

散后我和荫午楼先生同坐一车，他发表他的感想说：“您这没有别的，就是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不像别人，明明卖的油条，却吆喝着卖馒头，明是做着政客土匪，却还顶着军人的头衔。”

当时，荫午楼先生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不过，就在饷项窘乏之中，部队的训练工作并未一刻懈怠。学科方面，分为士兵、正副目、初级军官、中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几个班次。一般兵士的课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人教育，精神书，军歌和各种兵教科书几种。

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

至于高级军官则另组各种研究会，从事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

除教导团继续开办外，我又举办高级教导团，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导团毕业的学员，所请教官大都是陆大的优秀分子。以段雨村为高级教导团团长，熊斌负教育之责，孙连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时的学员，他们的学识能力，得于此者甚大。

那时——1923年，听说王铁老先生为辞去江苏省长，在定县闲住。我自幼对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领教为憾，此时，特派鹿钟麟专程敦请，为我们各级军官团讲书。

铁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诺，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这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

但是，及至来到南苑，他却自动地不肯吸烟。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日常相处，铁老先生尤能言语有则，起居有定，潜移默化之间，予我们全体官兵极好的熏陶。

除听讲《易经》《书经》外，我还读了一部《群书治要》。课外时间并且随时领教，得益匪浅。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和一位陈老先生，也请来为我们讲经书的。

陈老先生是我的参谋陈琢如的尊翁，福建人，张先生后留张之江处为秘书。王、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

我以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时代，要读中国经书，《易经》甚为重要。这是中国的一部哲学大著，卦辞爻辞所说的人生处世，国家大事的原则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不过，读者不可迷信，尤不可执泥。

可惜，我那时读它，就不免过于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处事种种方面都受其影响。比如，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等等，使我总以为消极的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积极态度。

其实，这并不是书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世固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这不过举起一端而言之罢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罗堂，用此堂为请名人给部队讲话的处所。王儒堂、颜惠庆诸先生都在那儿讲演过：黄膺白和蒋百里二先生更应我们的邀请，经常地来讲话。黄讲的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政治的问题，蒋讲的都是军事学方面的问题，每星期两次，使我们全体将领，耳目均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术科的训练还和往常一样，军官队及军佐队成立的体操团尤予严格注意。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数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余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顶，跑八道阻拦。

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的时候，各团营的沟垒挖掘，工作最快捷最坚固适用者，予以胜利的奖状。此时，优胜者每个人脸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

这种比赛，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队养成耐寒冷耐困苦的习惯，以及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其团体活动的精神与纪律。至于在沟垒工作中获得实际知识与经验犹其余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

因此，我于教育训练而外，对于每个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残废和阵亡的官兵在可能的范围尤多方设法，予以特殊之关切。

残废和阵亡的官兵，为最勇敢最有为且为对团体最有功绩者。我们于战斗之后侥幸不死的人，对于他们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尽力予以安慰救济和抚恤，实是义不容辞的事。

对于残废的官兵，我总要很郑重恳挚地赠送给他们一些礼品，并每年举行一次特别宴会，以表敬重之意，聚会的地方搭盖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层，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

据此查考，凡受伤三次有特别勋劳者请坐在第一层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丰富的五碗菜肴：受伤二次者第二层，每人菜四碗；受伤一次者坐第三层，菜三碗；仅有轻伤者坐第四层，菜二碗；没有受过伤的坐第五层，每人只菜一碗。

饭后，赠给礼品，也按着层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礼品的价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数等，又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专门招待并娱乐残废官兵。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

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

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身亡，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有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cc的血，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

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伸着臂膊，让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

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

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1912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

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

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收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人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绝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收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

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接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

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

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地入学读书，到结婚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

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个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

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致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

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

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

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得贵重，长官就喜欢谁，以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

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说我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他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

另外，还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人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

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

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

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

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

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

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

方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

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当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

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终不到家。

英美各国公使亦不时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国公使请我们吃饭，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位美国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时天还未黑，车到东交民巷口，一个中国巡捕忽拦住车子，用手中棍子一阵敲打。

我问他什么意思，回答道：“你们没有灯，车子不让走！”我叫点了灯，又说点得太晚，仍是不许走。我说，若是违反了章程，或是罚钱，或是扣人，都可以，怎么就胡乱打车子？究竟是为什么缘故？

他说：“没有缘故，就是不让走，你忘记你是中国人！”

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把他推倒一旁，令车子开了过去，散席以后，公使对我谈及岗兵被打的事，说他们巡捕要报复。

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了他，并请格里君作证，我说：“主人请客，客照约定的时间赴宴，你们雇的巡捕不许通过，而且无理打车，出言不逊，岂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

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在此时间，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还颇密。一次，孔庸之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当时，谈了几句，匆匆即走，他说日后再来看我。

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

过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见面，他问我看了那个写本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对症药方，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

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后来，1925年孔先生到张家口看我，告诉我这写本原是赠给宋庆龄先生的，那次借来送给了我，打算另写一份归还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写，即已故去。

现在，这写本已是一女许配两家，归了我，宋先生就没有了。我说我虽把写本视为珍宝，但我绝不能将孙夫人的纪念物夺为己有，当时翻箱倒笼，好容易才找了出来，即请孔先生携归孙夫人。

他要我在上面写一小跋，记述此段因缘，以留纪念。但以人事倥偬，一直未得写成。倒是后来到了南京，替孙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写了一个小跋。

又有一位刘盥训先生和一位郭维一先生，为了山西的事来看我，谈山西人民的苦痛，谈山西的种种假做法，话说得很多。我听之后，亦未加思索，就叹息一声，冲口而出地和他们说：

“我有一句俗话要奉告两位：是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我的话刚刚说完，郭维一先生即红着脸把脚一跺，扭过头来就走。追上去请他不要生气，他说：

“你既这样说，我和你就没有话说了。”当时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北京的官长，我自来不肯随和周旋，我的种种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数有知识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场社会都讥我孤雁出群，把我当着眼中钉看待。

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对我上条陈，说我在河南失败，在北京领饷无着，领械领弹无门，所遇种种困难与打击，都是因为我太不随和，太不讲应酬的缘故。

我觉得也有相当道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也勉强和各方应酬应酬。那时的北京上层社会，总而言之，是官僚恶习太深。只拿请客一事来说，请柬上明明写着六时到席，可是到八点钟客还不齐。

我老是前五分钟或准时赴宴，至则阒无一人，连主人也没来。等得我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盘包子或一碗面条，吃完，留一张名片谢谢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

而且，请客并不预先约定，总是临时下请帖，往往同日同时收三四份四五份请帖，到时只好在这边坐三分钟，吃一点汤，又到那边坐五分钟，吃两粒瓜子，一餐饭要吃数处。从东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远，汽车也来不及，结果十人一桌的席，不过剩个三两个坐着，主人费了许多金钱办起来的丰盛珍贵菜肴，几乎没一人下箸。

这样的宴会，金钱上时间上都成浪费，既不能吃，又不能谈，只是排摆官僚排场而已。我想，为什么不能预先约定时间，家常做四五样简单的菜，大家聚会聚会，又好吃，又好畅谈呢？

官场中固是如此，其他绅商大佬，也无不要摆官僚场面。记得一位周姓银行老板为其尊翁做寿，叫了戏子彩排唱戏，请了数百男女客人，仆役进出忙乱，数以百计。那个烦嚣杂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烦躁而感不安！

有一次，瑞蚨祥请吃春酒，也是唱戏，请着数十桌客人，那种铺张的场面，我这个穷小子也总看不惯。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或是捐给图书馆，定要如此浪费掉才觉得痛快呢？

敬舆先生的生活在当时原算是最俭约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长及国会议员们之间，有些方面也就不免习于奢靡而不自觉。

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烟，问他每天需消费多少，他说每天约需二十筒上下。我又打听他的账房，也是说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余筒。这个数目使我很觉得惊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计算，那么，仅仅香烟一项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余元。

人们每以为这是小事。不加重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1919年时的估计，全国香烟消耗每天达六万万二千万余支，到1928年，别家烟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销售八十二万万五千万支。以此折算钱数，还不够惊人吗？

外国人以不解饥渴的烟草来，换取了我们大量的金钱，他们把这些金钱运回去，造成飞机炮舰，把此落后的民族威压得俯首帖耳，一任他们宰割，这果然可以视为小事吗？

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个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

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

作为一国元首的大总统黎元洪，是个不肯负责、圆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总要邀请在京的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

被邀的不外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个人，吃的常是西餐。

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谈着，总要引起黎总统的牢骚来，这时他就诉苦遭：

“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在座的人的答话各样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说他忠厚仁慈，有的说他大仁大义，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说往后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来，一概不予接见。

一次，我却纳闷不住，瞪着眼睛，脱口而出地说道：

“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说。

“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

我这样鲁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发窘。但总统总有总统的襟怀和雅量，他对这些无可置答的闲话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脸上红也没红。到底他心里是怎样地怀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见到总统府华丽的陈设和总统个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国大众的颠连苦痛的现状。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已如天罗地网，使中国农村一天天入于破产的厄运，而无可避免的连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国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

大量的农民，徘徊在饥饿线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贫苦无告的老弱，无法挣扎，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仍是野心勃勃，计划着杀人夺地的战争。

一般脑满肠肥的官僚政客们，仍在醉生梦死，恣意淫乐，而我们身为一国元首的总统，日居富丽辉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还诉告着自己不能赚钱！什么是民生疾苦！什么是建国大计！国家人民的事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政局是处处演着明争暗斗的丑剧。张敬舆先生等看着吴、曹胡闹，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拥护黎为总统，可吴、曹便在议会里，让议长吴景濂时时与以掣肘。可是，到后来黎总统和张国务总理之间也是意见不合，无法协和一致。

黎是那样的圆滑，张有许多好办法，黎都不敢施用。张说在目前环境下，必得有些实力为后盾，对局面始有办法。黎不肯采纳。

张要改组卫戍总部，并收警察总监等机关而隶属之，命令写好，黎却不肯盖印，说：若总统干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顾个人，不想做事，议会里又有位吴景濂蓄意与张捣乱，故张纵有良好办法，亦无可措施。

北京政府虽然堂哉皇哉地称为中央政府，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遥镇洛阳的吴佩孚之手，非吴者逐，异吴者去，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不肯与吴苟合，不为吴所喜的部队。便都不免于粮匮饷乏。

这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弧。一天，我找他商谈领饷的事，他很沉痛地对我说：

“部里哪有钱开支饷项呢？别的不说，譬如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咨议就有几百个，这些大人先生一个也不敢更动，稍有松缩，他们马上便到国会造谣捣乱。

额外还有所谓特别顾问，现在就有十七个：七个是女戏子，其余都是走红的姨太太。她们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钱去，不然，我这个财政部长的饭碗就捧不住。

部里的开支都是类此，人们犹正嫌其拮据。不能畅所欲为，您想军队的饷项等，谁肯理会！这部长我是不能干，也不打算干了，这样糊糊涂涂地干下去，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那时，驻守北京的部队，不仅我们这一部没有粮饷，卫戍司令部、警察总监、步兵统领等部分，也是饷项缺乏，奔告无门。有一次，我和王卫戍司令、薛警察总监及聂提督几个人，趁着国务院开国务会议的时候，跑去催索。

等到各部长次长到齐，张敬舆先生就领导开会，把各处来的电报报告完毕后，以荒唐鬼著称的财政部长刘恩远（这时张弧已经下台）就大发牢骚说：

“财政部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譬如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刘部长讲完了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要进行讨论别的议案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先生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们今天要先讨论财政部长的话。他既说胡笠僧是土匪，实在，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该请总理把这土匪拿办。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们也该有个说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喷人。不问事实。”

财政部长听了这话，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也都静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话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停了约有十几分钟，张总理才说：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

“不行？”刘定五先生倔强地说，“我们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

停了又有几分钟，刘恩远才勉强地笑着说：

“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您何必这样认真！”

刘先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玩话的场合。”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的是刘恩远竟跑到刘先生跟前，行了个三鞠躬礼，一场僵局就这样喜剧地结束了。

刘恩远在当时是权势喧赫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刘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当众撕破其丑面皮，实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怀庆在民元时，是杀革命党最多的一个屠手，滦州起义的一般朋友都是惨遭他的毒手的，可是，这时他却在首都当着卫戍司令。他虽是个武人，但做官的伎俩却十分高妙。

他为讨好黎总统，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妈子都买通了，每个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们专为他报告黎的动静，比如黎每天会的什么客，说的什么话等极小的事，他都打听知道，一有机会，也就可借以取悦取信于黎。

徐世昌为总统时，他也是运用的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几本书的哪几页，他知道了，连忙看那几本书的那几页。及至与徐晤谈，徐一开口，他便应对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夸奖他博学多能，的确是个人才。其实，他那种人才说穿了原是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呢！

他此时在北京拿着卫戍司令在手里，却想尽钻营搜刮的门路。他和薛总监、聂提督三个人合伙起来，先是偷拆北京城墙的砖，拿去出卖：接着，原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遗族的府第大宅，他们都设法以贱价买来，以高价卖出，从中攫取大利。

天坛、社稷坛等公地的树木，他们也设法偷着变卖。后来，南苑大红门内一块大空地，他们也私下卖给了外国人做跑马场。南苑是个军事重地，他连这种事也胆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王怀庆之流为何胆敢如此无法无天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直系专权，整个直系的军阀与政客就正在寡廉鲜耻、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酝酿着贿选运动。

贿选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对原任总统黎元洪氏加以驱逐。他们先收买了几家报纸，利用之以对黎作种种的攻击，更进而收买了大批议员，使之对黎作种种的非难，最后，更唆使直系的师旅长们群起向黎索饷项。

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环境险恶，知道势已不能恋栈，便怏怏然一走去职。

黎氏既然让出了总统的缺，议员便捧出曹锟，选举的运动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动的政客们，所得的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如此一来，一幕贻笑世界、触怒全民的丑剧就完全登场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钱也毕竟买不了人心。贿选的丑剧演出不久，邵飘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

可曹锟在舆论鼎沸、万众怒吼的场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上台，做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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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23
34  举旗革命

吴佩孚自第一次奉直战争获胜，即目空一切，又和段祺瑞一样，做起了武力统一的迷梦。

北京贿选告竣后，曹仲三被捧上台，他更是意气骄盈，一手遮天，处心积虑地进行着他的狂妄的企图。

此时，他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攫取直鲁豫巡阅使之职，复伸张势力于长江一带，指使萧耀南占据湖北，齐燮元占据苏皖赣，孙传芳占据福建，更唆使川黔军攻掠四川，勾结陈炯明、沈鸿英牵制广东，驻兵山海关、喜峰口以阻御奉军。

不过，这种种的布置，都是他实施穷兵黩武政策的初步。

可是，在他咄咄逼人的布置之中，已经埋藏了将来失败的因素。原来，此时直系的内部，也因吴之飞扬跋扈而各怀异心，隐然分成津、保、洛三派。

津保派彼此结合，在拥曹抑吴的谋算之下，暗中活动，处处予吴掣肘，使吴难以施展。同时，直系以外的各方，在曹、吴的压迫之下，也在积极地应付与对抗。

关外的奉张锐意整军经武，想着卷土重来；皖系残余的浙卢，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亟谋找一条出路，以图自存；而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山先生，也正在奋力迈进，进行着倒置的运动。这些，又都予洛吴以致命打击，使其迷梦不能实现。

那时，粤浙奉实行联合，在奉天会议上，反直阵线的三角同盟即告成功，吴佩孚想着迅速地予以各个击破，首先买令陈炯明等攻击广州，并勾结外国势力唆使广州商团哗变，以牵制出发韶关北伐之师。

接着，他又指使苏齐、闽孙合攻浙卢，于这年九月三日爆发了苏浙之战。“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都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前奏曲。

苏浙战争的结果，使得卢永祥败退淞沪，吴之武力统一野心愈炽。我素来主张和平，对曹锟的贿选窃位既深为疾恶，于吴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目击国势日非，环境险恶，而自顾力量单薄，孤掌难鸣，心里有难言的苦痛。

这多年以来，不断地和国民党朋友往还，中山先生把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命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使我看了，对革命建国的憧憬，益加具体化，而信心益加坚强。

其间，徐季龙先生奉中山先生之命，常常住在我们军中，教育总长黄膺白先生及其他国民党友人亦过从至密，他们都多次和我商洽反直大计。

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的奉直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誓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在这里，我要提出孙岳这个人，介绍于读者。他是河北高阳人，字禹行，为明末名将孙承宗之后，是一位老革命党，和王励斋、张溥泉诸先生为好友。

我们曾共谋滦州起义，自那时订交，多年来往来无问，不但私人交谊深厚，在革命主张上亦志同道合。

读者当还记得我停兵武穴时，他奉了曹仲三之命，来说我开向湘西的一段。现在，我再补叙一下他的身世。

他为人慷慨义气，豪迈倜傥。光绪二十八年，他在保定考秀才，得识一落户河北易县之满洲人，相交数日，无话不谈。谈到当时政治的腐败，那人道：“我来应考是万不得已。我是满人，我若参加革命，谁也不肯信任我。你何苦也来弄这个？”

孙闻这话，如当头一个晴天霹雳。这回榜发，得了案首，益发觉得功名之事，毫无一点意味，从此常在茶楼酒馆饮酒作乐，徜徉自得。

一天回家，于途遇一须发皓白的老者，穿一身破衣，拿着钵子行乞，但细看神情风度又不似穷苦人。因问道：

“看您样子不像个要饭的，却为何至此？”

老者见问，下泪，自说是蠡县人氏，原是富有之家，因有同村一个地痞，是个天主教徒，忌其家财，诬告他为义和团，致倾家荡产，弄到今日地步。

孙二哥听说，大起义愤。请老者住到他家，好好款待。派人到蠡县打听是实，那教徒倚仗教势，鱼肉乡民，无恶不作。

次日，孙二哥打好包袱，拿一把钢刀，磨得雪亮，和老者说道：“走！我和你同去，我为你一报此仇！”

当夜，孙叫老者在外等候，自己跃身跳过院墙，除暴安良，后又写一信给当地知县，详述事情始末，并详具自己姓名籍贯。

自此，他即出亡外乡，投入陆军学校读书，毕业后任为排长，又升人陆军大学，继为第三镇参谋官，加人民党，努力推翻清室的革命工作。

民国既立，曹仲三把他看作洪水猛兽，百般排挤，使之不能立足，他乃脱离第三镇，心想江南为革命势力所在之地，或许可以相容。

哪知民元到了南京，许多朋友同志，又怀疑他是袁世凯的探子，对他十分歧视，他住在一位朋友家里，一天，有人告诉他，说一二日将有人前来行刺，请他小心提防。

是夜大雨，听到有人敲门，门开，即闻枪声。他在急乱中由窗户跳上屋顶，连过几个屋头，终得逃脱，穿着随身单衣单褂，在金陵大学后面的稻田中躲到天亮。

恰巧此时，有一金大学生出来行深呼吸，见他形状狼狈，以为是贼，孙二哥向他略述经过，请他把竹布长衫给他一穿。那学生非常同情，即脱与他长衫，衣袋中只有一元钱，亦一并送给他以为盘缠。

他出至外面，打算雇洋车到留守府，车夫见他两腿污泥，穿一件不合身的长衫，心里觉得蹊跷，不肯拉他。说了多少好话，并答允给以一元车价，始至留守府找着黄克强先生。

当时数道：“若觉得我有何罪嫌，为什么不明着办我，而竞出此暗杀手段！”黄为之解释误会，留他安心住，孙不肯，由此逃往江西。

到了南昌，见了李协和先生，相见不胜欷歔，李乃赠以四万元，放他庐山垦牧督办之职。（协和先生慷慨义气，后来孙到北方，到处宣扬，以为有眼结识如此好友，为十分自幸之事。）

从此，他即弄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所谓真是非，因为人们并不能辨别。其所以由革命的志士一变而为颓废主义者，即因为有这番缘由。

这个时候，他正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

且说这年——1924年——9月10日，我在南苑建筑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那天军政各方都派有人员前来致祭。孙二哥先是派了代表来参加。过了数日，天上落着小雨，他又亲自坐了汽车来。相见之后。我说：

“好久不见您了。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

他说：“上次您这儿昭忠祠落成，我恰好有事，不曾亲来致祭，今天我要来补祭一下。”

我领他致祭完了，走出祠来，陪着他在后面义地中看看。一边走着．一边叹息凭吊。他说：

“嗬！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许多战士了！”

我说：“长安战死的，河南战死的，各方面的都已经设法迁了过来。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忠字，也算不朽了！”

“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

我和孙二哥多年相契，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此时即笑着和他打趣道：

“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称您？”

“那不用问，”他笑着答道，“像目前的这样的干法，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罢了！”

“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

他哈哈大笑起来，停住脚，说着话已走到坟地中间一座草亭跟前，即同进去坐下。我于是正式说道：

“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辖的虽然名叫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还不到三万支枪。处此境地，未可莽撞。但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

“焕章老弟！”孙二哥十分恳挚地和我说：“您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力量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续西峰他们，也定然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我可以负责去接洽。”

我故意说道：“您提胡、续他们！他们如今有了禄位，有了金钱，怕不见得肯和我们干了吧？”

“这个大大不然，我知道他们，比您清楚得多。他们现在河南，实际上是郁郁不得志，对曹、吴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绝。何况他们都是老革命党人，更何况他们和您我有如此交谊。横竖直奉马上就要干了，我们有的是好机会。我们先布置一个头绪，待机行事，必有把握。”

当夜，我们详商良久，说定由他去和胡笠僧他们接洽，待胡那边来了人，再商讨第二步办法。谈着话，我的随员在旁边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作为筹议事情的一个纪念。

孙二哥即于当天欢天喜地地走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胡笠僧那边派了续西峰来，我在旃檀寺兵营会见他。我们已经熟识多年，此番相见，更觉得欣慰。

坐下来，寒暄数句，他即低声要我屏退左右，并起立把门关上。我知道孙二哥接洽之事已有头绪，却看他如何说法。两人坐定，他即开口道：

“有几句话，今天要和您细细一谈。您是一位创造民国的革命者，尤其在陕西河南的时候，我们在您的领导指挥之下，为国家效力。我们曾同过多年生死患难，想您一定能够推心置腹，完全相信我们。我们今天就说革命党的话，开门见山地说，您说好不好？”

西峰是个热血赤心的朋友，说到这里，把跟睛望着我，十分恳挚地继续说道：“今天见了您，我心里是说不出的兴奋。我常常想，我们在家里，不短吃的，不短喝的，出来做事，就为的是献身革命，救民救国。可是而今事实却大大相反，我们不但不能造福人民国家，反倒做了祸国殃民者的走狗，唉！唉！我们太丧了良心，太丧了良心！”说着泪如雨下，呜咽不止。

我一时也非常激动，因说道：“您这几句话是心窝里掏出来的，说得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有什么话说！您来的时候，笠僧弟说了些什么呢？”

“笠僧的意思是完全听您的命令。只要您肯带着我们打倒这般祸国殃民的东西，你说怎办，我们就怎样办。原先，笠僧对您这边的情形还有些不了解，这回孙二哥去了之后，我们才完全了解了。现在笠僧特意派我来接洽一切，只有一句话：就是绝对听您的，毫无半点含糊。”

我说：“西峰弟，您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有几点意思。要和您开门见山地谈一谈：

第一，吴佩孚为要打倒异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

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惟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竭诚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纲您读过没有？把这个细细读一读，才知道真正的民国是怎回事，真正的革命是怎回事。

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我们既拿定了决心，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帮助民众的地步，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

我郑重地把话说完，他都一一答允，说回去就完全照办。并且要求派送人员到南苑来进我们的教导团。后来，一共选送了一百数十名学生前来入学，国民军第一军中有第二军学生者即是此故。

过了几天，胡笠僧本人也来见面一次。预先约好了时间，在晚上九点钟，他秘密地来了。他说：

“您叫西峰说的那三条意思我们都完全依从，尤其请中山先生主持大计的一条，是再好没有。不过，我们队伍的素质，您是清楚的，在火线上拼命，还可以乱七八糟地拼一气；

若是派令进城，必定不能谨守纪律。那时若出了事，我怎样对得起人民，我只有自杀一条路。至于打仗拼命，您不要顾忌，看着哪里险，您就派我上哪里去。您只管给我命令，我们愿意赴汤蹈火！”

我说：“老弟！你有这几句话就够了！”

经过这几次接洽，以后经常奔走两方者，在胡笠僧方面，有刘允丞先生等：在孙二哥方面则有王励斋先生，随时不断地往来，联络日臻密切。

这时，教育总长黄膺白（黄郛）先生常来南苑为我们讲话，前已言之。有时讲演完毕，就请他同坐，闲谈时事。黄为人有胆有识，热血忠诚，日子一久，越谈越是亲密，甚至无话不说。

一次，我们谈到贿选和曹、吴的祸心，相对欷歔。他把大腿一拍，说道：

“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你干！”

于是我说：“请您严守秘密，我们不久将有大作为。那时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您等着吧！不久的将来定要请您帮忙的。”

他听说此话。欢喜极了。

这时，我驻在南苑，除勤练部队而外，仍按照我的本色，作些裨益地方的事情。其中，最使我发生浓厚兴趣的，就是栽种树木。

我将南苑隙地，划成若干区，分配各营种树。所种树类不一，一区专种核桃树，一区专种李树，一区专种梅树，等等。技术方面，请了一位韩安担任指导，树苗下土，浇上马粪，后来都长到八九尺高，蔚然成林。

尤其是孙连仲所种的一区核桃树，大约由于培植得法，到第二年四月间显得特殊繁茂，一片青葱翠绿，好不美观。

自南苑经大红门以至永定门大路两旁的地方。我派由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负责栽树，所买树种皆八尺高，二寸粗，人土二尺半，每棵只价八大枚，头年冬三九天气栽植下土，次年春天即发芽，比春天时栽植更要好些。

现在，这些树都已成林，每棵至少可值百元钱了。栽种树木，必须有专家指导，否则难有成绩。在北平，六月天气移栽六七尺高一二寸粗的大树。也照样地能活。

我在南苑租住李星阁的屋子为寓所，院中没一棵树，迁入时已是四五月，大家都以为不宜于栽树了，我却不管这一套。买来8棵槐树，每棵3元，栽了下去，结果活了7棵。

六月间栽植葡萄，亦可活，我也尝试过的，我所领教的所谓专家，只是不识字的粗人，并无科学的训练，不过经验丰富而已。

战争的发动，一天天紧迫了，但是，我们队伍却因被歧视，器械还未配备齐全。那时，政府由意大利办来比士尼步枪，还有大炮和子弹，都是大量的。

于是，我派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接洽领械，蒋回来报告说，在陆锦那里等了足足四个钟头，陆总长只是不见。

陆总长在干什么呢？他正在和田维勤躺着点起烟灯，谈今说古，还没有完结。

田维勤本是1922年我在陕西时，开调出去的一个团长（属于井岳秀的部下），此时已升为旅长，为人口齿伶俐，善于巴结，在抽大烟一点上，又是陆总长的同好者。

这一回，必定又是他从陕西带来上好烟土奉献，所以，陆总长才那么欢喜。

我身居陆军检阅使之职，派人接洽要事，陆总长竟拒而不见，而和一个旅长无所事事，笑谈终日！真是过于荒唐了。

蒋鸿遇既白去一趟，我只有再上请领的公事，幸蒙曹仲三批准，令发三千支步枪，十八门陆炮和几百万发子弹，那条子是曹锟亲手批的。我以为有了这个，便不愁领不到器械了，哪知一次二次地去领，照旧领不到手。

谁也想不到有此情形，使我心里发烦。一天，我召集全体幕僚会谈，有的堵着口不开，有的谈别的事。我问蒋鸿遇说：

“器械领不下来，究竟是怎么回事？眼看着就要打仗了，我们怎么办？”

“先前我怕您生气，所以不曾对您说。现在您既然问我，我不能不说了。这个您还不明白吗？”

他用手比了个圆圈说道：“症结所在，就是因为缺少这个！现在军械都归李六掌管，不送上钱去，说什么也是领不出东西来的。”

“得多少数目呢？”我问。

“至少得十万。”

我想，这钱到哪里去筹？军需贾玉璋坐在旁边，这时就说：“只要检阅使答允，我可以设法。西北边防督办的名下每月应领五万元的经费，虽是拖欠甚多，但近来颇积余了一些，不到十万的数目，少的也有限，可以补足起来。这时什么也不用管，把枪领了下来再说。”

我说：“好呀，你快去凑去。”又和蒋鸿遇说：“这回，您可真要领下来，不是说着玩的！”

十万元凑齐了，蒋鸿遇便从李彦卿的门路把钱送去，下午四点钟送钱去的人回来，当日六点钟，便接到李六的电话，叫派人领器械弹药去。

我在隔室听着电话，恨得我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第二天，曹仲三在居仁堂召集会议，我到的时候，别人都还未到。曹见了我，笑嘻嘻地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

“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

我这才知道，得钱的不只李六一人，还有他呢。还有，李彦卿在城内盖一住宅，一花就是四十万，试问哪里来的许多钱？

器械已经补充齐全，一切也都准备妥帖，我照常不动声色，只等着时机的成熟。

先是这年8月24日，江浙战争爆发，这就是第二次奉直战争的序幕，奉张因急要声援势将败北的浙卢，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

9月13日，京奉线交通断绝，16日，朝阳方面也开始动作。吴佩孚、王承斌奉曹仲三电召，于17日到达北京，18日即对奉张下了讨伐令。

吴佩孚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彭寿莘、王怀庆、曹锳和我分任第一、二、三、四路司令，张福来为援军第一路司令，胡笠僧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如此等等，许多名目，当时报纸上都有记载，不必一一赘述。

记的是吴佩孚在四照堂召集会议，亲下命令的一幕，那晚被邀参加的人员，有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及其他有关人员。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啦！”正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堂中。

且看他那副打扮：

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钮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

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百姓，接着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

不知道是他预先拟就的，还是他临时随口胡诌的，听来总如佛道的经咒。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我坐在一处，附着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于是，吴佩孚接着念下去，至此已人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罢？我们就这么办罢。”

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

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罢，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

航空署长又站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

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

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

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亦起立，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

大家一哄地散了，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这里所写的不过千百条中之一条而已。

在这个当儿，我打听得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尚是虚悬，我特意向曹仲三推荐了孙二哥。曹不以为意，即由保定调孙二哥到京，任为警备副司令。

后来，孙二哥见了我笑道：“你特意把我弄来给你们开城门是不是？”我听了他这话，也不禁笑了。

奉军进攻，共分三路。直军也便派三路迎敌：吴佩孚自己任第一路，沿京奉线前进；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我则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上，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地。就这，他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

吴的用心，是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

命令既下，即须准备出发。为了给养的问题，我和王怀庆特去找吴商议。吴的意思早就宣布，此次出兵，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本军随地筹办。我说：

“这话恐怕行不通吧。路途这般远，这般难，假如还要自己筹饷办站，那不但妨碍了部队的作战，并且扰害地方，乡绅百姓全会被这一着得罪了。”

吴很轻松随便地答道：“兵站是用不着办的。你们只管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但自己省却许多麻烦，地方上官绅也是万分欢迎的。”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吴答道：“这还用问吗？地方上官绅谁不愿意接办官差？他们花了五个，可以报十个，大发财源的事，谁也惟恐抢不到手。你只管开拔，不要顾前思后的。我在湖北河南，都是这种办法，地方上欢喜，我们自己也省事。”

我说：“扰害百姓的话且不说吧。我走的古北口这一路，完全是荒僻的地区，往往一百里八十里的没有人烟，我们向哪里办粮去？您说的办法就说别路可行，我这一路也是万万不成！”

谈至此，两方僵坐，毫无办法，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

吴佩孚对于我们的饷项粮秣不加理会，但我却不能不开拔。俟到9月20日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来送我，意思是催我们出发了，我们始准备动身。

从9月21日起，我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到24日开拔完竣，我派了一营步兵留守后方，委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的一切事务。

我原从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约一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所领枪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枪数百支。这时，借着训练的名义，着令留驻北京，以为应援。

一切安排妥当，我始起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想到颜惠庆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们即要实现的计划和他谈谈，即去找他，我试探地说道：

“国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闹得如此黑暗，贿选卖国，无所不为，而今奉直军还要自起内战，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种局面将来怎样结束呢？”

“真是难事！”他做出同情的样子随声附和着。

“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办法，以谋挽回，袖手坐视总不行的。若我们将来有了办法的时候，打算请你出来帮忙。”

我这话，是明明告诉他我们即将举义了，颜先生却模棱两可，不说一句有关痛痒的话，谈了两个钟头，话老是不能深入。

颜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说话如此不着边际，我觉得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态度。若革命外交家，则头脑敏锐，遇事痛快地一言而决，不当如此圆滑。

我和黄膺白先生接洽，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态度何等明快。我和颜惠庆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谊，往来甚密，正想一一与之接头，此番颜先生态度如此，所以索性连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说了，到后来班师回京后，才临时约了王先生出来。

我们先头部队开到滦平，我自己也住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

那时，我们部队整整过了三旅，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我过的时候，许多百姓夹道而立，嘻嘻地看热闹。

我们问他，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得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

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怕你们吃了多少！他们还是不吃。”谈得欢欢喜喜。我觉得这是兵们自觉的纪律，很可欢慰的。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日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

于是，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没。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

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因撰了一副对联，以木书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贾煜亭送来一封亲笔函，大意是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处。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又介绍一位张作霖的代表马某来见。

马说，奉方殊不愿与我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我便很坦白地对那代表说：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房里说着话，听着外面狂风怒号，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准备他们的晚餐，在这肃杀紧张的夜晚，我听见我们谈话的声音是如何的庄肃。

我拿着中山先生建国大纲，说了儿条重要的主张：“这是我们中国惟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巾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

马君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

我乃重复道：“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都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

当晚，他们赶程回去了，此次相偕同行的有吴佩孚所派监军王承斌氏。

王字孝伯，陆大毕业，为人深沉诚厚，寡言笑，他虽然奉吴之命相随监视，但对吴佩孚之所为却不满意，我的一切举措，全不瞒他，什么话都坦白相告。

他一方面同情我们，另一方面却并不肯参加活动，帮助我们，但也绝不肯破坏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泄露于吴。我也听其自由，不予强迫，两下各行其是，彼此谅解，如此而已。

他的这种态度，我已觉得难能可贵。可是严格地说，我并不能赞成他。我以为，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淆不明，公私应当分得清清楚楚，或则他当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或则就应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翻曹、吴，二者必须站定一方面才是。

可是，他竟两方都站，两方都不站，模棱其间，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无所成就，委实惋惜不置。当时，奉方与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认他对此事为预谋。

可是，后来曹、吴既倒，张作霖竞令张宗昌、李景林占据天津，把他驱逐出去。这是失信食言的举动，使我十分不平。后来，我之不能与奉合作，这件事也大有影响。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胡景翼）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

会上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

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我们非回去打倒曹、吴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职责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与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

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覆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

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人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

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种种鲁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

当晚，我们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人城。

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个妥帖。

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民众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鹿钟麟）办事妥慎周到之功。

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

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

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

这一团人于奉命进城之前，于如何占据全城，如何分配工作，如何割电线，占电话，等等技术办法都已有完密的计议与练习。到晚间，大队入城，乃以混成营为单位，每一混成营辎重以至火夫俱全，掉一个身，以辎重等在前，以步兵殿后，鹿亲自带队前行，以防不测。

一营入城，给以命令，带第二营续入，城中每个路口，都先已分派目兵或便衣队招呼，使不致走错路程。这件大事，未耗一兵一弹办得妥妥帖帖，井然有序，原不是偶然的。

鹿为河北定县人，名钟麟，字瑞伯，曾为第一混成协学兵。那时，第一混成协的学兵是有名的“龙虎班”，教官皆陆大毕业生。

鹿在此三年，于战略战术及战斗知识有特殊研究，后来任为第三十九旅副官及第四混成协营副。在四川时始来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为营长。1916年，在廊坊任军法官，为炮兵营长及团长，升旅长，又升师长兼北京卫戍总司令。

他为人谦下勤劳，好学不倦，对国家人民一秉忠心，智勇稳练，堪任繁剧，与我共事多年，真是作战有作战的办法，做事有做事的办法，乃国家栋梁之才。

23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业已办妥。这时，胡笠僧和孙二哥也都来了。第二天便召开会议，商议正式组军之事。当决定推我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笠僧和孙二哥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

这时，虽已收复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吴尚有十几万可供驱使的部队，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后挣扎。

正当会议未散的时候，果然接到报告，说吴佩孚已从前线撤回一部劲旅，正在回攻杨村。因又念及山东督军郑士琦此时所处地位至关重要，他若被吴拉拢，则至为可虑；若我们能与之联络，则吴佩孚前后受敌，立可使之溃亡。

郑士琦为段祺瑞皖系的人，为了应付当前军事上严重的困难，孙二哥便临时提议，请段祺瑞出山，以示与皖派联络，俾使鲁督郑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军北上。

大家亦以为，一则目前困难非此不能打破；二则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时只看见了军事的成败，而忽视了政治的后果。

孙二哥这个提议，竟得全体一致的赞成。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哪知由于这个临时动议，竟断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会议席上，又将前晚与膺白先生谈的组织摄政内阁之事从头商讨一番。胡孙二位说：

“许多事都请总司令全权办理，不必一一和我们商量。事实上，我们是分散各处，各有任务，难得聚会一次。若定要事事商量而行，反把大事耽误了。”

我说：“这却不然。内阁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大家从长议决；再则今天诸位都已在会，正该就此问题好好讨论一番。”

当时决定：曹、吴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他提出三个条件：

一，下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他自动退位。

国民军人城后，他的卫队与曹世杰的所部，都已由孙二哥派队缴械遣散，此事已不成问题。于是，便商议摄政内阁的组织，其中陆军总长和参谋总长二职，最费研究。

我的意思，以为无论段先生是否出山，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之议，必不可作罢。为表示此点诚意，并贯彻吾等初衷，此二职必得以老革命党充任之。

当时，孙二哥因提李协和先生曾为中山先生总参谋长，李书城先生曾为黄克强先生总参谋长，故决定请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李协和为参谋总长。因孙、黄是中华民国的创造者，大家对此议均赞同。

内阁人选既定，我们都觉得十妥十全。其中没一个我的私人，亦无胡、孙一个私人，完全是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意思决定的。

摄政内阁于11月1日成立，由黄郛充任国务总理，全部阁员的分配如下：

外交总长 王正廷

财政总长 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 黄郛（兼）

海军总长 杜锡硅

陆军总长 李书城

司法总长 张耀曾

内务总长 王永江

农商总长 王迪斌

教育总长 易培基

参谋总长 李烈钧

内阁的名单发表，不免人言啧啧，说这回内阁人选，陆军、参谋、财政、交通，都是南方人，整个内阁无一个不是南方人，曹、吴倒了，成了南方人的天下了，将来北方人还吃饭不吃饭呢？

其时，竞有人郑重其事地来见我，我回答他们说：“国事当选贤用能，无所谓南方人北方人。俄国人是北方人，日本人也算是北方人，你去请他们来不好吗？眼光如此之小。请您回去再仔细想想看。”

记得，有好几位被我说得红着脸走了。对于摄政内阁，我上了五个条陈，以为施政的方针：

（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

（二）用人以贤能为主，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

（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勿民隐。

（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

（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这摄政内阁虽是过渡时期的政治机构，但成立后，却做了一件富有意义的事，那便是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1917年，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竟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

事后，有人造谣，说冯某攫取了多少故宫宝物云云，对于这种无稽和谰言，我都无庸辩解。我想，李、吴诸位先生都是正直名流，如真有人攫取了财宝，他们岂肯接受保管古物之责，平白分受别人的骂名？烟筒中冒烟，虽亦可使人眼迷迷，但不过一会工夫，仍现出清白的天空。这个谰言，终久也就自己消散了。

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为很对，惟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

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从这里可以见出段之倒曹、吴，是出于皖直的畛域之见，完全为私人报仇雪恨，何曾为国家人民设想一点？

在北京措施政事的当儿，我同时调遣部队分赴前方，当派国民三军往保定，解决曹世杰的十六混成旅。派一军、二军的一部，迎战吴佩浮的主力于京奉线。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在杨村附近与吴佩孚残部发生激战，他们沉着进击，战况剧烈。

正在打得热闹，我另派谷良发部抄敌后路，吴部不支，数旅破破烂烂的队伍完全覆没。当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俘虏中，有一旅长名潘子和，解到旃檀寺来见我。我从高台阶上走下来，与之热诚握手，并送以一千元的养家费，备极优待。

这时，孙二哥已进到保定，乃续派佟麟阁新兵一部及张自忠旧兵一小部协助他将十六混成旅全部解决，另有郑金声部——郑为我老朋友，自动率队自绥远来归，我即收编为第三师。

吴佩孚看见情形如此，知道大势已去，大哭一场，上了轮船狼狈地逃往南方去了。

当前方战事激烈的时候，孙连仲、冯治安奉命率部驻丰台附近，准备作各方策应。不想天津英军，为要延续曹、吴的统治。存心扰乱，忽然闯进我们的前哨线，两下起了冲突。

我听了冯治安的报告后。便对他们说：

“先尽力和他们讲理，实在不听理喻的时候，不惜与之一拼！”

事实上，那时曹、吴的倒台是不可挽回了，英兵虽然借口挑衅，故与我们为难，但在我们严密的防范之下，究亦无从施其伎俩。

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我得到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对于敌我的实在情况与处境须有透彻的认识。古兵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败”的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因联络周详，对各方面的情形都颇为明了，所以虽以较薄的兵力，也能战胜素称雄厚的吴部。

第二，将领对于所部的作战能力，须有相当自信。这次，孙二哥带着三军前往保定，一到定兴县便与敌人接触，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力量单薄，不能支持，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

我这时，一因队伍太少，无法抽调；二因绥远马福祥态度不明，须派队守备。接他电报后，很为踌躇。但增援毕竟是紧要的，于是我勉强将佟麟阁的两营派了去。

可是这两部分援军开到那里，并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决了。若是孙二哥对于自己有相当自信，不是这样的连电告急，我即可从容把增援队伍派调他方，岂不要收更大的战果！

第三，截断敌后，在我国旧战术上很是讲究，用之得法，确可决定战役的胜败。这次杨村之战，正面的攻击双方势力几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敌后，吴军便很快地溃败。因为后路一断，弹药粮秣的接济，以及消息命令的传达，都发生了阻碍，无论什么劲旅，处此情况，都不免发慌，战斗精神一经丧失，还有不惨败的道理吗？

第四，为将领者不明战术，专凭勇气，鲜有不失败者。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预期的胜利，使我很是奇异。因为此路敌军，全系由前线撤退的败兵溃卒，早已丧失斗志，迎头一击，如摧枯拉朽，必收极大战果。

但为什么竟不能得到预计的胜利呢？等到邓宝珊先生回来，报告那边的作战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将领头脑过于简单之故。

原来，笠僧先生部下的将领，讲究的是肝胆义气，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尤称勇猛。但其中没学过战术率兵术的人亦确实不少。因此，部队过了一千人，他们往往无法指挥。这次，在唐山车站截击敌军残部，他们看见站上停着一列（由两列并成）兵车，上面满载溃兵。当即派了一营人前去缴械。败兵已无斗志，情愿缴枪。

但他们就不知道派人将车头上的司机先行监视，只顾三三五五地爬上车去忙着收枪。就在这时，随车的敌军官长即命令司机开车出站，把那列车拖到二十里以外。我们上去的不过三四百人，而敌兵则不下三四千之众，结果，上车收枪的反被人家全数缴枪或枪杀，没逃回一个。

又有一次，他们没等把部队分配妥当，大批的敌兵已由前方撤退下来了。当时无可措手，两方面即混到一处，也认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乱不可收拾，后经邓宝珊用尽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顿调齐，结果竟损失了很多。

幸亏当时敌军在溃败之余，无心作战。否则他们这一次便不免全军覆灭！

我们部队到了天津，吴部枪炮弹药大量抛弃，统统堆在新车站，张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队的不满。他们久居陕西穷僻地方，一旦看见新式枪炮即不免红眼。后经张之江竭力解说，才算误会冰释。

此事足见，训练缺乏的队伍，毕竟难于控制，一遇利害关头，便越轨行动。若非张之江应付得好，岂不闹出笑话？这次国民军在天津，未出半点乱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张之江的功绩。

天津局面既已稳定，段祺瑞即速来数电约我到天津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当时，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来途中，故覆电说须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时候，我再去不迟。

过了没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为陆军部军需司长的罗某来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坚执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遂决定赴津，即一面覆电说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将领说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动身去津，火车行至杨村，忽由后面另来一车，开得飞快，致撞上我们的车，一时震荡颠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军桌翻倒了。韩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们坐在头等车上，把头也撞破了。

我当时正在铁闷子车上的行军床上躺着，所以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再震得厉害些也不会怎样，后来打听，知道这回意外，是曹、吴余孽干的鬼蜮伎俩，可笑他们心劳日拙，白费了一番心计。

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

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毕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到，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钩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

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不免常常流露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冒冒然说道：

“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国攻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道：

“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么？”

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带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

其时外间关于我均谣言很多，不是说被刺，便是说被扣。我为了消释这些无聊的揣测，不多几天更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

张作霖这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的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样能与共谋国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张作霖都先后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对国民军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为其卫士，这种举措，也使我极不明白。

段就任临时执政，黄膺白先生即辞掉了总理之任（执政就职之日，他应当将黄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黄立于第二行人众中，人人见之为之不平）。于是，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联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新政权里分些赃品。

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

这时，胡笠僧在彰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增调援兵，与岳维峻、邓宝珊两位商量，他们都不肯去。一日，岳、邓二位跑来见我，我说：

“笠僧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

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

“什么更大的事？”

“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而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

我听了颇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战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趁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决不会怀好意的。”

我这样地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主张（以为奉军多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云云），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慢慢把他们说服。次日，即接洽车辆，请他们率部开赴河南，去应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决心摆脱当前乌烟瘴气的政局，便对张作霖说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的意思。张作霖跳起来说：

“你可不能走！我不能让你走！”

他虽然这样表示，但我说什么也不愿干下去了，回营后，即召集将领讲话，说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养的衷曲，并嘱咐他们务要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贯彻所志，继续为国家效力。

是日，张作霖特来访我，我于回看了他之后，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时，我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虽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殊不充分。

其他朋友如徐季龙、黄膺白、刘允丞、王励斋、焦易堂、李石曾、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

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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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27
35  西北边防督办

我举旗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

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而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的合作之下断送了！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他上台不久，部下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接着，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

而后，又召集善后会议，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措施，总要使中山先生纵肯毅然来到北方，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

此地，在1917年讨阀复辟之前，我曾住过，前面已约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缓缓通上去，虽不阔，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东北上直通到香山。

庙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间，所有门窗都以朱红油漆，很足美观。和尚有三个，一个老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老和尚规矩甚严，起居功课都有定时，闲时不许下山，两个徒弟都很受约束。

庙中的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亲戚，还都朴实勤劳。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见很是欢洽。

那天，在后面山上，看见石工凿石，我问他什么，老和尚却不肯说。后来大和尚告诉我，说是老和尚做的坟墓。我觉得好笑，心想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罗汉，又要留恋躯体。

庙后有一个老爷庙，或称老佛爷庙，殿门关着。叫他打开看看，回说每年三月三日方开，平时不开，这么一说，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究竟。

后来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此存证，自圆其说。

山后就是过街塔，居民极苦，住屋破败不堪。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家家都无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烧热睡觉。找他们谈谈，无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不到乡间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见客的。但每天来访的人陆续不断，我也不能拒绝。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的朋友都有。他们怀着不同的意见，向我提出不同的主张，都是劝我不要消极。

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他们来时，我总在带着兵们在山上开垦，一段段都开成二丈长三丈阔的土地，极是肥美。

他们见我干这个，引为稀奇之事。我说：“这样好的地，和尚却弃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开出来，给他们看看。”

黄膺白先生也常常来，我和他谈，我想到外国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长些见识，回来说话做事，也可有个准儿。

黄先生却不赞成，说如今不是时候，其他国民党朋友都不同意，部属也常来相见，鹿瑞伯每来请示今后的做法，我总是告诉他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这三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

我每天按时读书，读的是《书经》《诗经》，以及《群书治要》一类。严格地说这些书，不太切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后来，段祺瑞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已另新编制好，任我为西北边防督办，请我到张家口去。

本来，我为陆军检阅使即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这个名义，现在只留下这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便无形中取消了。

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那时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而我出国游历的计划亦为各方劝阻不能实现。

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

主意既定，我即离开天台山。这时候天气很冷，大约是1925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后，先料理军队的事。那时，我们国民军第一军共改编为六师：李鸣钟一师，鹿钟麟一师，刘郁芬一师，张之江一师，宋哲元一师，郑金声一师。这原先是五个旅，扩充成师；外加郑金声一师。

我的治军理想，原是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但西北幅员太广，不有足够的兵额，即难于分配。如甘肃，必得有一师方可维持无虞；察哈尔、绥远亦各需一师。鹿钟麟时为北京卫戍司令，非有一师之众不能胜任，而南苑驻防的队伍亦不容太少。

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总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

人数既已扩充，长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紧努力。为此，我特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更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任熊斌为总监，刘骥为参谋长，曹浩森为副参谋长，钮惕生为总参议，分负考察监督之责。

这些编制上的更张，当然由陆军部决定。那时，陆军部部长是吴子堂，属于奉系的人物，他一心要和我们的国民军作对，在陆军部会议的第一天，他即提议取消国民军的名称。

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刘定五先生为国民军代表，刘坐段右，吴坐段左。吴最先起立发言，说同为国家军队，不当另立名目，国民军名义现还听其留着，究竟有何用处？……说了许多拐弯话。刘定五先生听不入耳，当即予以驳斥。刘说：

“今天多么重要的会议，有许多经纶大事须得商决，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抓个名义不名义的题目和国民军捣鬼？国民军的名义自有其光荣的意义，应当尊重保留的。没有国民军，这回哪来的段执政？是谁打倒曹、吴的？是谁驱走满清皇帝的？这样一来，国家的纪律如何伸张？”

于是，会上吵得个不亦乐乎，段先生见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内室里去喝茶，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喝茶好。”

第一天会议，即如此结束，但国民军的名义毕竟还是取消了，自此改编如前，统称为西北军。这次吴子堂一上台就拿国民军开刀，实种下了后来的恶根。

我既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不久，又宣布我兼任甘肃督办，我乃派刘郁芬代理之；又派蒋鸿遇为帮办，开驻宁夏，并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任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

我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

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处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留着，从来没有芟除过。自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艰难。

当时，我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

与此同时，我又呈请任命王铁珊先生为包宁铁路督办，打算把包宁间的铁路也修筑起来，王铁老的为人，清廉不苟，督办此事，最为合宜。

可是，王过去曾参过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对之极表恭敬，称为深庆得人，而实际则恨之刺骨，处处掣肘，什么也不叫办，什么也办不动。

铁珊先生和我叹息道：“你派我做这个事，恰好派错了人了。”这一条重要的铁路，竟因此没有动工，我老以为，个人的事和国家的事无关，然而结果如此，可见我知道得太少了。

中国的政事，恐怕大半坏在这个人事的关系上，应当是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则恰好相反，偏是对人不对事。这种病根随处可见，到而今也不能免。

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对于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处境艰难，部队那样困苦的时候，他还节省出一笔款项来，在上堡地方建筑一座铁桥。

原先，那是一座木桥，夏季水涨，车马行人往往出险，铁桥筑成，化险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张家口驻着，曾修筑一个新村，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带着他们的队伍修筑的。此外，又盖好了一个诚洁旅舍，因为这里来往的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极是昂贵，我为减轻他们的消耗，特筑这个旅舍为他们食宿之地。

这时，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来看我，大约国民党朋友来得最多。许多阔别多年的，许多闻名而未见过的，这时都得到会晤的机会。

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

我那时读书，尚未脱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深入我的脑筋，使我对于党派的组织不免怀着成见。

记得有一次于右任先生来看我，他和我详谈政党政治的道理，我们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故我不揣谫陋，老实说出我的意见。

我说：

“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我是竭诚敬佩的，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我也是拥护的。但是国家政治，总还是选贤与能的好，若定要结党成派，在我看来，总不免有私而不公的弊病。我现在还不能赞同。”

于先生不和我驳辩，只笑着说：“请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请你入党。”

这以前，在天台山时，有一次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来看我，谈起打倒帝国主义的名词，我也提出了质问。我说：

“常听到说打倒帝国主义，我总觉得纳闷。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当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去打倒皇帝呢？”

我那时的知识水平的确不高，连帝国主义名词的概念尚不懂得！当时，吴、汪二位都对我掩口而笑，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笑。

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每次都由陈友仁先生担任翻译。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一类问题。

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请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班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来后，几时觉得不适宜，即几时辞去，随来随去，没有拘束。

有位总顾问，中国名字叫做任江，曾参加欧战。同时又在我们干部中选派了数十个学生赴俄留学，此时，鲍、加二位与中山先生也来往颇密，这自然是因为中山先生主张并倡导三大政策的缘故。

这时，由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中山先生的胃癌病渐渐地加重了。当时我离开北京到张家口时是通电辞职的，因此不便去拜看他。这时，中山先生送给我六千本《三民主义》，一千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我便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

在教导团中，我和李德全分任三民主义一课，按时读给学生们听，使彼此都能获益。此外，我也经常规定时间召集重要的官长在一起，一段一段地轮流挨着读。

这样一来，对中山先生学说和主义，我们才第一次有了更深一层的有系统的全部认识和了解，大家对整个的政治思想才开始有了体系。当时我们全体官兵那一种欢欣鼓舞，兴奋难制的情形，实非笔墨所可形容的。

此时，我自承已为一党外的中山主义的信徒，全体官兵亦莫不如此。

不久，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噩耗传来，官兵们无不震痛，国民军持服七日，以志哀悼。自官长以至目兵伙夫，皆无例外。同时，又通令各部队，以三民主义为官兵必修之课，以加紧收灌输之效。

北平方面，我致电鹿钟鳞，说国民军部队，即是中山先生的部队，云云，故关于丧事一切保护守卫之事，皆鹿负责率部照料。

有一次，孙哲生先生同好些其他的国民党朋友来到张家口，我特设宴欢迎他们。在致辞的时候，一说到中山先生的死，我不禁一阵心痛，热泪簌簌地落下。过后朋友都很诧异地说：

“冯先生和中山先生并未见过面。何以情感如此深厚？”

的确，我景仰中山先生几已二十多年，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循走大路，不至陨越。最使我感激的，是在当时淫佚骄奢殃民祸国的北洋军阀集团中。他竞能深刻地认识了坚强挺立的我，累次派人来，送信来，予我以种种的指导和鼓励。

尤其一次专派孔庸之先生送给我他手写的《建国大纲》，征求我的同意，并叫我加以增减，这种知遇之感与特别瞧得起之情，是叫我没法不深深感激，而永远不能忘记的。现在一代的伟人死了，特别认识我知道我的人死了，我怎能不伤痛，不流泪呢？

张家口接近外蒙，相距不远。外蒙国民党也常派人到张家口来看我，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先生和他们的陆军部长都曾来我处访谈过。

有一次，我和他们说，外蒙古长久独立着，和中国不生关系，恐怕总是不好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计，为蒙族自身计，我以为应该早日取消独立，回归祖国。

这时，班禅到了北京。内外蒙古的人民有很多往来北京去参见他，三百、五百也有，一千、两千也有。每一批经过张家口，我都预备车辆护送。

蒙古的王公们依旧保持着满清时代的体制，我看了这种情形，心里非常难过，觉得是中华民国领域内的一个怪现象，正像溥仪前在北京自坐小朝廷一样。当时，曾向段执政拍去一通长电建议取消王公制度，伸张人权平等的原则。但是这与他本人的权利毫无关系，自然未蒙采纳。

自首都革命而后，强顽的直系军阀势力被摧毁，同时南方的革命浪潮一天天汹涌澎湃起来了。全国——尤其觉醒了的中下层社会，无形在久压之下慢慢抬起头来。一时民众运动空前的活跃，全国民气空前的高涨。

到这年——1925年，划时代的五卅惨案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一回，帝国主义者赤裸裸地显露了他们凶恶狰狞的面目，把我国的工人学生群众残酷地加以屠杀。

这种暴行，自然引起了全国民众不可遏制的愤怒，促使全国民众一致的觉醒，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各业商人也一律实行罢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全国各地到处普遍地激起了反帝的高潮。

我对这次事件的反应，一面通电声援，一面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的民众大会，以与全国的反帝运动相应和。同时，更成立了干部学校，在北京创办了今是学校，以收容那些因参加此次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大中学学生（这些青年学生，后来资送到英美德俄各国留学的很多，也有送人陆大的，大半都有很好的造诣，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我的这些举动，与当时压迫民众甘当帝国主义者鹰犬的军阀们的行动成为明显的对照。帝国主义者因此对于张家口的活动十分注意，对我尤极仇视，竭力造作种种谣言，挑拨离间，企图予我们以打击。

为要使社会不至受愚，并宣传革命的理论，我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与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

帝国主义者对于我的攻击造谣，可谓无奇不有。比如，有一个名叫布施胜治的日本人，这时写了一本书，说我已与苏俄订立密约。

这密约多少章多少节，若干条若干款，都写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千真万确，实有其事。这个谣言竟使国内国外很起了一番波动。

后来，1928年我到了南京，他跑来见我。我问他说：

“那时，你对我捏造那种谣言，今天还来见我？”

“请你原谅，是人家以两万元代价雇我写的，看在金钱面上，我不能不写。”说着，他尚对我深深地鞠躬。

我除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而外，还有几件直接打击外人在华利益的事情，也是造成他们仇视我的原因。

有一位英国人，在察绥一带创办一个合记公司，专门牧畜，养的羊最多约有二十万只。

牧羊者雇用的中国人，每人领牧二百头，六人设一个头目，六个头目以上再设个大头目，他使用中国人的劳力，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吃着中国人的水草，却大赚其中国人的钱。

这种不法的举动，究竟有什么根据？究竟什么条约上给予他这种特权？但多年以来，却无人过问。

以往当地中国官员不是不知，而是慑于外人之势，不敢干涉。我到张家口后，也一直不知道有此一事。

后来，他公司里有一华籍职员，为人很有血性和良心，因为五卅事起，激于义愤，乃自动地来我处，将此事告发于我。

于是，我派人调查属实，即毅然把他们的羊全部没收，此事大出该公司主人的意外，直接控告到外交部，但这件事并无任何条约的根据，他们的使馆也没话可说，只好自认晦气。

还有京绥路上改革货运办法，原先，京绥路上货运的惯例，凡是外国商人运货，只需拿着货运联单，向税关纳税一次，即直达目的地，不用再纳；华商则遇关必纳，层出不穷，手续极为繁难。

再则，外商不知凭什么就获得货运的优先权，有货尽先运出；华商的货物却在站上堆积如山，许多日子运不出去，若一旦被雨，便不免霉烂毁坏，损失不赀。

我查知了这些情由，深觉不平，即找路局负责者，与之另定规例，一反其道，尽先输运中国人的货物，把外商之货屈居其次。结果，华商的货物一车一车地运走，而外人的货却滞阻不能畅运了。

我以为，一则京绥路是中国的铁路，中国人自当享有优先权；二则中国国民经济，处处受外商压迫，不能抬头，国家理当尽力扶助提倡，以挽权利，而塞漏卮。外国商人对于此事如何恨我，我也不能管他了。

有一次，有个日本武官要到赐儿山游历，托人征求我的同意，我的答复是准许他去。他从赐儿山游历回来，又来见我。我问他说：

“你这次游历，有什么感想没有？”

不料，他很轻薄地回答道：“我见到赐儿山一带的情形和几十年前的高丽差不多，因为那时高丽的山多半没有树，这赐儿山一带，也是没有树！”

我听他这话，是有意要在我面上侮辱我国，居心可恶，不能容忍，我便针锋相对，结果，他很不痛快地走了。后来，许多人来劝我，说我不当这样结怨于日本人。

有一位驻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包士杰特别为此事来找我辩论，说我对日人未免太过。我说：

“你没有深思一番，若曾深思，必嫌我的话还说的不够。三国上述诸葛亮舌战群儒，薛琮谓刘玄德乃织席贩履之徒，出身微贱，而孟德为曹相之后，系出贵胄云云。

诸葛亮闻而大怒，立刻起而以牙还牙。薛琮骂刘备，诸葛亮为何生气？辱其所事之主，尚且不许；人家侮辱咱们国家，咱们若是甘而受之，对得起咱们的国家人民吗？你不懂得以牙还牙。以跟还眼，礼尚往来的道理，如何办得外交？”

我就是这样不客气地说了一顿，当时，唐悦良亦在座。

还有位日本驻张家口的领事，也是一个狂妄荒诞的家伙。有一天，唐悦良和包士杰两人满头是汗，气喘喘地跑来见我。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慌忙。他俩说：

“刚才，我们同日本领事在一块儿吃饭，他喝醉了酒，发起脾气来，把我们辱说一顿，很是不堪。特意跑来向督办报告。”

外交官代表国家人民，若是不知自尊自重，随便丧礼失言，如何要得？日本政府选派武官外交官到中国，都是这一流无品无学的人物，想见他们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见得怎样高明！

还有一件事，也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说教者的嘴脸，使我知道他们之中有些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竟然是假的。

当惨酷的五卅惨案发生后，我对于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呼吁，既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什么有力的反响。后来，有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古约翰的来看我。他是我的多年老朋友，在常德时就已相识，每年都要见面几次。

那次，我又提到五卅惨案的事，我问他说：“您说英国人在中国这种行为到底对是不对？”

“那些人胡闹，怎么不应该开枪打？”他毫不迟疑地这样回答。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按住了激愤，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我说：“我和你相识了这些年，我可错认了你！”从这次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他。

帝国主义者的凶狠残恶，泯灭天良是一回事，但我们固步自封，自甘落后，不能日新又新地往前进取，求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

在张家口，住着一个名叫梅顺生的德国人，他原是汽车司机的出身，因做生意赚了钱，娶了一个中国女子为妻，生了五个孩子，他用他女人名字，在张家口置了产业，大规模地经营园艺。

有一天，被邀往他家去参观，使我大开眼界。常听人说，京北如张家口一带，因气候苦寒，种菜种瓜都不能肥大。这话听来似乎有理，所以我颇不质疑。但我这次在梅顺生家里所见的情形，却使我大为惊异。

他种的菜和瓜，不但并不瘦小，而且反比任何地方的都格外的肥大，有一种西葫芦每个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的肥嫩，有一种龙须菜，丰厚繁盛，至为可爱。

他还种有十几架葡萄、搭的那架，横竖成行，宛如工笔画一般，那肥厚的叶子都向着一边，整整齐齐，丝毫不乱，好像经过细心排列的一样。果子晶莹剔透，累累成串地挂着，真是纸扎的也不能如此美观。

我看了这些以后，觉得很有感触，这位梅顺生先生，和我们中国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气候，他不为成见所囿，努力与自然斗争，结果种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

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们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们，五岁的有五岁的桌子椅子，七岁的有七岁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视其年龄而有不同，又聘请了五六位先生，分别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种科学。

一个开汽车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儿童教育，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地步？还不是肯实干、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

后来，这位梅先生患了一种“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国医治，愈复之后，又来中国，1933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他还送我开了花的铁树，我上次送他的苹果树苗，此时已经结了果了。又过了一年，他的病复发，不及医治而死。

他的太太原在领事馆充任书记，在梅赴德治病时患丹毒而死。现今，他五个孩子只有两个在中国。

在张家口住久了，想到各处走走，一则问问民间疾苦，二则看看驻军，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国园艺家梅顺生送我三个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这回出发，我即把瓜带着，每次对民众讲话，我总要提到这回事，借以宣传努力生产，注意科学的道理。

那些民众看见大瓜，都极惊奇，有的还不大相信，要走来用手摸摸，看个明白。有这个实在东西摆在眼前，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众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夏尽秋初之时，天气渐冷，柳叶儿半青半黄。我曾作诗道：“叶儿青，叶儿黄，同胞饿得肚子慌，叶儿黄，叶儿青，同胞身上冻得疼”云云。苏联的朋友觉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译成俄文，寄到俄文报纸上发表出来。

我在此检看部队，那时骑兵旅长王镇淮部因为分配马匹的事，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因为新买到一批马，王旅长分配各营，苏联顾问过于热心，对其分配，出面干涉，王很不乐意，报告于我。

我说：“苏联顾问只能负责训练方面，这些行政的事，他们不应过问的！”

于是，总顾问任江先生大不高兴，借故说欧战时曾被毒气熏坏，体力不济，要请假回国休养。任江走后，换来一个亚里山大林为总顾问，其他顾问之中亦有更动。

到了绥远，在省城住了数日，把应有的任务料理完毕，有一次，我召集绥远督统公署的人员闲谈，问到此间近百年来的官员及政绩，又问及本地的古迹，请他们详细开一单子给我。

记得他们所开古迹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诗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个青冢。

至于康熙甲的故事，据云是康熙年间，土默特作乱，康熙御驾亲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袭，康熙皇帝本没有防备，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仓皇退走。后来土默特之乱虽平，但这副盔甲始终留在此地，没曾携回，到后来便成为一个古迹。

此次，我还把当年王海门大哥，在此间作战的情形，详加询问，也得了一些材料。这时，石敬亭一旅人办有一个苗圃。很有成绩，所种柳树，尤为讲究。

从绥远即到包头，包头滨着黄河，土地肥美，农产丰富，从黄河下来的货物，皆由此上火车，所以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宁铁路修成，能够直达宁夏，那时益加发达。

这一地街道古老，买卖殷实，风土情形还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国货。有一种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

在此，我曾购小轮船试航，黄黄的水，不过二三尺，可是没法看得清楚，小轮走着走着，就搁了浅，曾试多次，结果还是失败。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鸿一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开垦，从内地运了许多农民前来。因为此间土地极多，只是缺乏人力，结果倒有相当成绩。

包头那时刚刚设县，没有城墙，仅修了一层土围墙，我在东关外以一千六百元代价买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并筹划建筑营房和垦植种树的事。

因为，这时我立下决心，无论如何是不参加内战的了。避免内战，力主和平统一，是我历年来持政的根本原则。这次，我毅然摆脱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又从张家口避居包头，埋头于垦种整训之事，都为的要贯彻这一个初衷，这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单凭个人的意志，毕竟不能凭空决定行动，无如整个局面推演变化，一步步紧逼而来，使我们的初志终难贯彻，到头我们还是被迫着卷入了漩涡。

我举旗革命以后，吴佩孚狼狈逃窜，到了汉口看了看，觉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么办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蛰居不出。

后来，他的旧部阚玉琨、张治公等，于倒戈之后，残部归胡笠僧收编，但是，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稳定。

此时，阚、张等重整旗鼓，盘踞洛阳，受了刘镇华唆使，共同向胡笠僧进攻。一场恶战的结果，阚玉琨、刘镇华都相继做了国民二、三军的败兵，刘镇华所保举的陕督吴新田，不久也为国民三军驱走，孙二哥便继任为陕西督办。

这次，国民二、三军虽然取得了豫陕二省为其根据地，可是，笠僧却于这年（民国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

笠僧是个好学不倦，侠义精诚，处处以国家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于国家实是莫大的损失，国民军全体官兵以志哀悼。

笠僧死后，河南督办由续西峰代理，西峰为人青年有志，但当了督军之后，却一天天骄傲懒惰起来，政事固不闻问，对于军队训练之事，他一概也不去注意。

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奋勇，和我说，他愿意到河南省去看看续西峰，纠正纠正他的错误，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

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剀切地劝勉了一番，西峰很表示振作的决心，兴奋地说道：“从明天起我一定积极训练队伍。”于先生见他如此勇于改过，十分的高兴，问他道：“明天打算几点钟去看队伍呢？”

“早晨八点！”

这是头一天晚间约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场等他，一直等到十一点钟，还不见他的影子。派人去探问，他还没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

此时，奉张违约人关，肆无忌惮地攫夺地盘，他既使李景林、张宗昌分督冀鲁，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张其势力于安徽，且有直取广东之意。

这时，他并派人来找我，说我们国民军可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根据地，而伸张势力于广西。我回说：“国事如此，你们还是想着这一套，究是什么居心？这个不但我不干，并且劝你们趁早也打消这个主意。”

不过，他当然不肯听我的话。

孙传芳见他贪得无厌，不禁大为恐怖，即联络直系残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时，姜登选、杨宇霆刚刚进入苏皖，尚未立定脚跟，又因其军纪大坏，百姓视之如虎狼，人人怨怒。

经孙传芳这一打，手足无措，毫无抵抗地退回徐州，孙乃乘势进逼徐州，奉系的势力终被驱出苏皖。于是，孙传芳便以直系新兴将领，自命不凡，挂起了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旗，盘踞了长江下游。

孙传芳进攻奉军，原曾约好续西峰一致行动的，孙下徐州而后，续即独力去攻山东。此时，奉军新败，续部南北两路虽然都顺利地取得了预期据点，进迫济南，可是，他的部下陈文钊、田维勤、王文蔚却于此时反戈，使他不得不仓促撤退，攻鲁之功至此败于垂成。

张宗昌仍然安做着山东督军，这倒戈的陈文钊等部本是直系的残余，胡笠僧大肚包容，愿意将他收编。我当时确以为不妥，曾写给他一封信，恳切地规劝他。但笠僧坚信他自己能够以至诚相感，可无流弊，终把他们收编下来。

其实，陈文钊等无信无义，只为升官发财，若是笠僧不死，或者还可相安无事；他既去世，续西峰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鲁，即被他们掣了后腿，翻了跟头。

盖因河南四面皆有铁路，号称为四战之地，事发，即四面受敌，再也无法定足，西峰出发攻鲁时，我曾以此意剀切告知，令其格外审重。续竟不以为意，终于二军大吃亏苦。

帝国主义者是惟恐中国不乱的，乘着我们国内不能稳定时，竭尽所能，大肆其挑拨离间的伎俩。那时，奉系军阀自以为羽毛丰满，一意攻城略地，扩张势力，以遂其不能厌足的野心。

日本帝国主义乃从而扶助之，鼓舞之，借可作起风浪，坐收渔利。不久，中国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

1925的秋天，日本举行秋操，约请国民军和东北军前去参观，我们国民军选派军官七八人，以韩复榘为首；东北军方面领队者则为郭松龄氏，两方面人员到了东京，同住在一处。

却说这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内情状，国际处境，对于张作霖骄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找韩复榘密谈，说有一件稀奇特别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

原来，这次他被奉派到日本之后，日本参谋本部就有一位重要职员跑来访问，问他这次来日本是否还兼有代表张作霖与日签订密约的任务，他茫然不知所谓，而那位重要的职员也就蹒跚地走了。

但是，郭却把此事放心不下，百般探听，才知道，最近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国民军。这个密约已经完全商洽成熟，最近奉方致电日本，说签字代表已经动身，即日可到东京，正式立约云云。

恰巧，郭于此时来日参观秋操。日方即以为郭是奉张派来的签字代表。其实，签字代表乃于冲汉，迟到了数日，郭松龄查悉了这件害国殃民的阴谋，一时激于义愤，不可遏制，便毅然把全部密约条文，对韩复榘坦白说出。

当时，他愤慨地说道：

“国家危殆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不惜为个人权利，出卖国家。他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韩复榘回到包头，将此事同我报告，请示我的意见。我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

韩复榘到天津不久，郭的参谋长同他的弟弟郭大鸣便来到包头，他们带来了郭所拟具的亲笔条款，共有四五项，大意是：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以图进攻国民军，此事他誓死反对。

二、奉张进攻国民军时，他即攻张。他的部队改用“国民军第四军”或“东北国民军”番号。

三、他愿率部出兵，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问关内之事。

四、河北、热河，拟请划归李景林。

在条文后面，他已经把字签好了，对于上述条款，我除建议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外，其余都予以赞成；另外我又写了“严军纪，爱百姓，就是真同志”的几句话，交给他的代表，带回天津去了。

郭松龄的代表刚刚回去，忽然张作霖也派了一位军长许兰洲到包头来看我。

这次，张派代表来，是因为杨宇霆、姜登选在苏皖被孙传芳打败，要求我帮助他去打孙传芳，再不，就帮着去打湖北，若是我不答允，他表示对我便不谅解。

我看这种山大王的办法，实在把战争当作儿戏。当时，便写一封很长的信，对他的要求严词拒绝，让许兰洲带了回去。

信中大意是说，你不顾信义，不顾国家与人民，惟知争夺权力，扩张自己势力，这种做法我是无法赞同的。你用杨、姜一班心浮气躁，胡冲乱闯，此回失败也是必然的。事到今日，你还是不知悔悟，还是要扩大内战，我真是替你惋惜。

我以为，你此时赶快退出关外，痛自反省，另立些新的办法，真正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方有好的前途。这封信，当时各报纸均曾刊载的。

许兰洲走了没几天，东北国民军反戈讨奉的战争便爆发了。

这回的讨奉战争是1925年11月22日发动的。揭幕是郭松龄拍发了一个通电，列数奉张祸心，请其下野，以谢国人，措辞极为痛快淋漓。

原来，他从日本观操后回国，即住在天津的法国医院里。等到他的代表从包头回去，报告我对于他所提各项已经同意签字，他即出院，到滦州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当即把几个表示异志的高级将领加以逮捕，交给李景林拘押。

并将曾任安徽省督办的姜登选捕获，执行枪决，把队伍迅速编成四军，星夜向关外挺进，驻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首先被他击败，乃由汤河进占秦皇岛，追踪张学良的败卒，长驱直入，向葫芦岛进迫。

张作相及金纯两部分队伍，完全被他解除武装。接着，张作霖固守锦州之兵亦被他击溃，于是势如破竹，占据新民屯，越过巨流河，直迫大名屯。

张作霖自顾一败不可收拾，已感无抵抗之能力，奉垣要人看见形势不妙，亦多纷纷迁避。这时，奉系军阀老巢的攻破，郭部亦操左券，只是指顾问事了。可是，事情往往出人意料，郭松龄铲除军阀的大业，终于功亏一篑，而归于失败！

这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李景林的违约异动，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

当郭松龄发难之初，李景林是参与密约，积极赞成攻奉的人。但等到郭军长驱出关之后，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问，一以打不破权力观念，定要劫持河北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二、三军的冲突。

原来平汉沿路的防线，在首都革命之后，本即划归了国民二、三军。贪得无厌的张作霖，见利忘义，自食诺言，人关后将河北一下攫夺到手，李景林就驻到那里飞扬跋扈，日事扩张势力，把二、三军不放在眼里，定要挤他出去。

孙二哥一因陕西地方困苦，给养不能维持；二因张作霖曾有驱逐王承斌出津之事，前仇难释：三以逼于李景林的压迫，不甘让步；于是乘奉军内部发生裂痕之时，派令邓宝珊、徐永昌率领国民二、三军联军进攻保定，企图规复河北地盘。

我在前面已说过，国民二军缺乏训练，三军亦太嫌散漫。他们革命的热心是有的，但缺少革命的方法；作战的勇气是有的，但缺少作战的方略。

我虽然以为河北仍应归二、三军，李景林可往热河，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但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商酌而行，万万不可造次。

可是，他们大利当前，即不顾大局，对我们的密约，完全不肯承认，竞一意孤行，冒昧地攻击保把据守保定的队伍自行撤出。但二、三军却认李军是战败被迫而走，于是派队追击，不肯罢手。

此时，我派张之江带着三旅人，集中丰台待命，本是准备必要时应援郭松龄。孰知李景林竟又误会我们是应援二、三军的，蓄意要解决他，愤激之下，于是，他把郭松龄交押的军官一律释放，积极部署，必要大干，终与国民二、三军发生了正式冲突。

国民二、三军邓、徐的队伍与李景林正式接触之后，便不支败退。邓、徐战败之余，吃亏很大，转回头来，把怨恨全加到张之江身上；责备张之江道：

“你的队伍既已集中好了，为什么还袖手旁观，不去进攻天津应援我们呢？”

张之江说：“我并没有接到进攻天津的命令。”邓、徐则以为这时候应速增援，不应还再等待命令。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已经误会重重，空言再也无法释去前怨。我的力避内战意志，至今终也没法避免，这个莫名其妙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天天扩大起来了。

许多大事，都是从小事闹出来的，许多变乱的酿成，亦往往受某一小事的影响，而致无法控制，无法收拾。国民二、三军闹出了乱子，自己不能下得台盘，反把我们也拖下了水，与李景林掀起了恶战。

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郭、徐皆革命军人。因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在天津时种种飞扬跋扈，为害人民国家的作为，心中留下不灭的恶印象，故必要打之，所持之理何尚不对，但应当有个权衡），李景林之违约异动，致使我们部队不能应援，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

为要策应国民二、三军在青县鏖战的部队，张之江毫无作战准备，就率部仓卒进攻杨村。本以为用不了多大的兵力就可解决事变，把僵局挽回过来，孰知李景林早经请德国顾问秘密构成了异常坚固的阵地；

同时，还有日本人替他筹划作战，替他活动谍报工作（那些充当暗探的日本人，曾有被张之江捕杀者，日使馆虽提出抗议，但不予理会，也就罢了），致张之江对杨村左攻右攻，激战多日，总攻打不下。

张之江既多日毫无进展，我便令他暂停进攻，静待援军到来，即把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各部以及骑兵调了一部分上去。激战三日，卒由韩家墅攻人，李军大败，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一带，我们队伍就占据了天津。

此时，任截击沿津浦线南退山东的李景林的任务，本令由国民二、三军负责，但他们动作迟缓，竟未得预期的效果；致李的实力得以保存，后来与张宗昌联合，并力攻津，死灰乃又复燃。

张之江到达天津，战乱之后，地方秩序紊乱，当然必须停留几日，整理一切。但是这种应有的行为，也引起了许多谣言，竞说我已委张之江为直隶省督军，河北地盘又要被我们国民一军占夺不放了。

此时，我已到张家口，刘竹波和栾汝林两先生跑来看我，要求我必要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督军，说：“督军或是省长，都须我们的人。你知道孙禹行为什么来了？他要找总司令给他饭吃呀！”

于是，他们迫着我立刻给段写了亲笔信，我自卷入了混战的漩涡，心里无时不在难过，此时看看他们如此心理，尤觉不可忍耐。我被迫得无法可想，只好避到屋外去溜圈儿。

他们又去迫我的参谋长刘菊村。我从外面回来，菊村跑来找我，说：“他们是搁不下这个念头的了，怎样？还是写给他们算了吧！”

我无可奈何，就把致段的信写了，保举孙二哥为直隶省督军兼省长，交给刘、栾二位带走。可是，孙二哥的督军还没发表，国民二军的电话，却又一次二三次地来了。

原来自天津攻下，续西峰的几个代表即到北京住着，包围着国务总理许世英先生，索要地盘，定要个直隶省的首脑位置，并不许许俊人先生任命孙二哥为督军（否则即谓安福系挑拨离间），段执政没有办法，就对他们说：

“委孙禹行作督军。是你们总司令的意思啊！”

他们听了这话，所以才左一电话、右一电话地来催迫我，要我替他们设法。我想，伤亡的许多官兵还没有过问，大家却胡乱抢起官儿地盘来了！一面万分地痛心，一面又只得保举邓宝珊为直隶帮办。

其实，邓何尝是做这等事的人？都是一般政客捣出来的鬼。当日情事，至今思之，还是觉得难过，使我无法写得下去。

再说郭茂宸率军越过新民屯，进至巨流河的时候。前锋距奉天省城仅只六十里路，张作霖已经逃走，准备着通电下野了。这时，日本方面派了人来，见茂宸说：

“眼见东三省的政权马上就是郭将军的了，历年来奉张和日本所订的条约，还望郭将军予以承认才是。”

郭断然地回答道：“那断断不能够承认了。我就因为张作霖和你们订立祸国条约，这回才兴兵打他的！”

日本方面碰了这个硬钉子，知道郭茂宸不是个容易玩的人，若一旦让他拿到东三省，他们既得的权利必将不能保持，于是极力劝说已经逃走的张作霖转回奉天。

张作霖说：“我的兵打光了，拿什么回去干呢？”

“我们帮你两师人！”这是日本方面的答覆。

得了这句话，张作霖欣然转回沈阳。随即，日本方面出动了八十架飞机，把白旗堡附近三十里炸成一片焦土；又以南满铁路附属地不得干犯为借口，阻止郭军向前进；

更以日军乔装奉军，由郭军左侧加以压迫，同时黑龙江吴俊升的援军也已开到，向郭军后路猛抄。

郭军突然四面受敌，无法支持，而郭氏夫妇所居的村落，因日人曾一度前往交涉，把路程地形探得明明白白，至此，便引导着吴俊升的骑兵径入该村。郭茂宸猝不及防，即时被擒获枪杀了。

这时，郭军后路魏某之部尚在山海关，听说前方部队溃败，非常恐慌。于是我和熊斌、刘菊村等商议，派人送给他两万袋面粉、十万元现洋，借以接济他安然退出危险地区，希望他仍能继续茂宸的精神，再图奋斗的机会。

哪知，他离山海关后，不走天津，竞绕道一直转到保定，归到孙二哥部中，这事又谁料想得到呢？

这边张之江的队伍刚刚退出天津，李景林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即随后攻来。国民二、三军抵御不住，节节败退。张之江处此形势，惟有率队转回天津，一战方把张、李打退。

原先，张之江在津，因为军纪好，爱百姓，很受地方士绅的欢迎。及至李景林卷土重来，就衔恨于心，对地方上大肆报复。第一个吃亏的是国货商场宋则久先生，以亲近国民军为罪，把他逮捕，处以十万元的罚金。

同时，凡与国民军——甚至一个伙夫有来往者，无不捕去，重刑拷打，索诈财物，不知迫死了多少人命。他们弄得了钱，即在天津买地置产，盖造洋房，以为淫乐之所。

在这样一次恶战之中，我所感受的苦痛，是没法说述的。

第一，郭茂宸先生为爱护国家，激于义愤，而兴讨奉之师，一面与我有约，一面与李景林携手，我们是以打倒奉张为第一目的。

可是，国民二、三军不明这个大义，不识这个大体，只说郭的发难是奉系的内乱，不承认我们的条款，只顾鲁莽地干将起来，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使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茂宸败死，我何以对人？

第二，二、三军为要规复河北地盘，申雪心头积怨，出而进击李景林。但我们与郭有约，与李景林便是友军，二、三军亦不当打李，我们一军更不当打；

但一个漩涡卷来，却竟不容缩腿。如此反友为敌，以私废公，弄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们又何以自处？

第三，二、三军的好朋友与我共甘苦共患难，同以革命为志。但他们许多人却为环境所移，旧的观念不能屏除，犯的毛病不能改革，不知切实着重训练，真为爱国爱民而努力，以至不肯放弃私怨，必要乘机打李。

而部队素质如何，不问把握如何，只顾去打；打了起来，不能收拾台盘。再说，我们一军自己，亦因我自己不学无术，虽经多年的训练，许多人对于识大体明大义，争利不前，赴义恐后的德行，仍是缺乏得很。

当张之江打下天津之时，许多平素有学问的朋友，亦竟不能放弃权力思想：这个争路局，那个争关税，自己人各不相下，告状的信电如雪片般向我飞来。

这种种情形，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真是觉得太痛心了，太丧气了！

我若不是为了避免内战，贯彻和平主张，我为什么跑到那样穷僻的察哈尔去？但是，事到这步田地，我究竟是为自己，抑是为国家？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循环无穷，要打到哪天才算了局？

这样地退而自思，一切的痛心难过，都使我归结到自己学识不足，办法不够的一点上。我必得跳出国内的漩涡，出国去好好考察学习一番，同时，希望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

这个主意既经自己决定，我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即将西北边防督办和甘肃督军之职分交张之江、李呜钟署理，毅然发出主和息争的下野通电，抱着满怀痛楚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古，悄然赴俄去了。

当我在途中的时候，奉张、直吴和张宗昌、李景林直鲁联军等军阀集团的大联合阵线已经结合成功，又以直鲁军攻津为引线，对国民军施行大规模的围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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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30
36  蒙古见闻

在平地泉，我把出国手续办好，一切应办之事，都准备妥帖，动身的时候，石筱山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他们对于我的远远离去，都十分难过。

以为怎么如此匆促，说走就走呢，我说：

“目前这个时局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釜底抽薪。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从平地泉出发，走的是张家口到库伦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庄；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庄。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株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

过戈壁沙漠，车行极是舒坦，途中常见一种野羊，活泼肥大，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别地从未见过，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

这一带没有房屋，所见惟有一种帐篷，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头，挂以红布，蒙古语名为“乌数”，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祗，因为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简单地供奉之。

快到库伦的时候，经过汗山，想来大约即是可汗之汗。这一座山，长约四十里，高约六七里。山上生满蓊郁苍翠的树木，都是几搂粗的大树。我看见这里忽然有这么多的大树，觉得很奇怪，就向当地百姓探问缘故。

据云，昔康熙亲征蒙古，有一次打了败仗，就到这山上的树林里藏着，等候援兵。后来援兵来到，击败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

为要纪念这段史迹，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万两，专门请他保护这山上的林木，不许百姓砍伐。数百年来相沿成习，树木迄无损害，所以才有今日的这种样儿。

可见，并不是这一带的气候土质不能长树。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还是人事的关系，漠北这一带，历代以来，都是战场。

《史记》载，汉高祖困于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汉晋宋至元以迄明清，无代不于此间有杀伐之事。居民死于战祸，房也烧光，树也伐尽，又加百姓对树木不知保护，不知种植，树木自然有绝迹之势了。

过汗山时，见山上冒烟，知是树林着火。据说，这火往往经年不灭，因为一种迷信的关系，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座树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离库伦还有几十里路，即遇蒙古国民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我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到库伦城内，被招待住在他们蒙古政府所预备的一所房子里。

这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洋房，装有地板和壁炉。那壁炉是用厚灰泥涂成，烧得很好的松木劈柴，名为“桦子”。室内阳光充足，温度也很适宜。

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现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国民党之手。

我居留库伦的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

有一次，他们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我去参加。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

会议从上午8点开到下午4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8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

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惟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饮食卑官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动。

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

政府对于建设，此时已颇有成绩。只就房屋一项而论，满清统治了蒙古数百年，除了建筑几座愚民的工具——庙宇，便是一些窄狭黑暗的土房，此外再无建设可言。

蒙古国民党当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为平民建筑了够用的整齐木房，平时可供舒适地居住，有事时又可用做人民的会场。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1200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50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

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

库伦附近的大庙，我都曾参观过，活佛的宫里那时出卖各项东西，我买了两个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个价只一元。宫里每个屋子都污秽凌乱，无半点知识可言，无半点新气象可言。

座前有一种特为朝拜者设备的磕头的板垫，前高后低。磕头时突然地向地一扑，站起来，又突然一扑，大约是五体投地的意思。

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

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已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

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

我们中国凡事都讲中庸，谈改革亦是因循迁就，结果变成妥协，谋国者慎重考虑以将事，不愿过于急进致引起旧社会之反感，这种苦心，我们自当体谅。

但是，为使旧势力安定，而致社会上之垃杂污秽一仍其旧，则青年主人们必以为谋国者无改革之心，新的中国将永无出现之日，这是失策的。此种权衡，却万不可大意。

清汤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庙，其余一切佛道寺庙一概废除，这种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见。我国自革命以来只有广西还做出不坏的成绩，其余各地，都比不上。

曾文正公言求学之道如炖肉然，一上来当以猛火烧之，基础立后，再以细火慢慢地烧。我以为谈改革，谈革命，亦是同样的道理。

军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征兵制，现役兵当时有步兵两旅，骑兵四旅，军械崭新，服装整齐，与俄军大致相同，聘有苏联顾问，训练时从旁指导，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

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在每个士兵头脑里打人了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其步法缓慢庄重，亦殊足表现蒙古人的精神。那时的陆军部长是一位旧王公，有一位将军则为新国民党，我住处的岗兵皆蒙古青年，与之谈话，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

蒙古风俗以骑马为最可取，马是蒙古人民主要财产，家家都养着很多的马。蒙古的马草与内地不同，一二尺长的将干的马草，以手握之，缩成一团，一放手，便又照原样舒开。

因为有这么良好的草饲养，所以蒙古的马都特别雄壮。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骑马的好手，当草丰马肥的时候，一个个强健的男女在广漠的草原上驰骋如飞，很有一种古骑士的风味。

他们因为善骑，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亲友，办理事情，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来都是骑马。跳上马背，一鞭如飞，极是有趣。……

因为马多，蒙古人都喝“马奶”，客来了，也先以马奶相敬；并且还有人欢喜喝发酵后味道变酸的马奶。

蒙古人吃肉的办法也很新奇。他们把一块一块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里轻轻地涮一涮，拿出来就往嘴里塞。他们以肉为主要食粮，当兵的也每人每日发给二三十两肉，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缘故，所以牙齿都特别好。

他们这样吃肉，故而吃茶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饭后，便要痛饮一番熬煮的发红发黑的浓茶。一次三二两，连茶叶一并吃掉。

据他们说，饭后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们认为喝茶有医药的功用。他们喝的茶都是汉口、九江等地运去的茶砖。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目今我国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渐低落，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设法改良，加工精制，以挽回既失的利益。

我在蒙古居留期间，食的方面还没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为一个问题。库伦人都是吃河水，河水虽很清，除此再无他种水可吃，虽经滤清，总不能滤净。现在，库伦的街市河渠，经新政府的整治当已清洁多了，但吃水一事，还须谋改良。

蒙古人喜欢穿绸缎，尤其喜欢穿红黄紫三种颜色。绸缎皆我们内地出品，在此销路至旺。过去，我们中国的绸缎驰名世界，惟以固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数量显然已大大减少，就是中国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也多喜用外国的人造丝及毛织品了。

我们应该努力提倡国货，还须力谋丝绸质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国蚕丝的优美，不难恢复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是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里不很清洁，富有者则尚齐整。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这与日本的习尚有点相似。

蒙古人家门口多悬有写有经文的各色布条，屋内置有藏着经卷的能转动的圆箱，往来的人推转一下，即如读经一遍，希望借此得到他们所祈求的幸福。

蒙古政府充满新兴的气象，握政权的人大都是有朝气的青年。年轻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听说和他同往苏联留学的同学，一行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现时在蒙古政府服务的缺泼林，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们都具有崭新的头脑，勇气勃勃，在苏联学成归国后，便领导起国民党干了这一番在蒙古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大业，真是值得人们钦佩的。

丹巴多尔基在民众中的信仰，后来大大不如从前了。原因是他错娶了一个由北平到库伦演戏的女戏子为妻。

此女子奢华浪漫，这事仅关个人的私德，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与当事人的观感却不相同。当事人或者认为婚姻自由，别人无权过问，可是一般人则以为其品行浪漫，行为有亏，于是在政治上减少了人民对于他的信仰。

一个大有可为的革命青年，逐渐地竟变成一个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说丹巴多尔基对于主义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相如此，抑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问题对他减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评。

库伦还是个多民族的聚会处所。这些民族的革命领袖，时常集会讨论反帝的一类事情。社会一切活动，都多少与革命有关。

有一次，那儿开了个联欢会，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

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

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

在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在库伦，驻有苏联公使，为铁匠出身，个儿高大，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外交家。我有几次和他讨论关于苏联的政治组织及制度宪法等项的问题，他按照苏联地图及苏联组织系统图等替我讲了三四天，详说革命前及以后情形，使我获益不少。

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菜很丰盛，养料极有讲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参观他们的厨房和卧室，他不好拒绝。

我在厨房中，看见一位老婆婆，系着围裙，忙着操作。我问是何人，说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丰满。

同时，我在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的家里吃饭，也遇见同样的现象，这里给我很不好的印象。

我以为，无论如何，婆婆总比媳妇年老，年轻人在厨房里做饭，当比年老的敏捷而能胜任。如果说太太陪着客人吃饭是一种礼貌，那么做完饭后再换衣服来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礼的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别人之老呢？

在库伦，还驻着苏联的几连骑兵。一次，在他们操练的时候，我被请去参观。

别的倒没有见出什么优点，就见他们的骑兵有惊人之处。他们上一个很陡的山坡，很快地便跃马而上；下来的时候，如疾风骤雨似的驰来，非常地神速。

飞马上山，我们也可做到，惟下山亦骤驰如飞，我们就断断不能了，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

我也曾往他们兵营里参观，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在俄国营房里，我看见一个兵在那儿睡得很甜，我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兵把放在他的靴子里的包脚布取出来给我看看（他们都是不穿袜子而用包脚布）。

我觉得，士兵的卫生，必须讲究，头发和脚趾、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脚布的洗涤，尤有注意的必要。这些方面当长官的如能真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减少的。

第三国际驻库伦代表阿母加，是个很有学识的布利亚特蒙古青年。我请他讲解关于第三国际的一些问题，他为我一连讲了两个星期。

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到，娓娓动人，我至今还记得他所说的道理。

他极力地阐述，说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二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

从那时起，我立下决心，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国际政治及新兴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弥补我个人的缺憾。

我从平地泉出发的时候，奉张、直吴和直鲁联军已将联合出兵，向国民军压迫。我在库伦时，张家口方面每天有电报来报告，说张、吴等并不因为我的出国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祸心，反而认为，是对国民军攻击的好机会，益发变本加厉地施行压迫。

军阀祸国，唯利是图，对这种足以亡国的战争，实令人感到无限的愤慨。此时，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陈启修、徐季龙等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

他们经过库伦谈话中，我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和广东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后陈、鲍等动身，徐季龙先生留下，决心和我同赴莫斯科。

徐再三地说我入党，和我说：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此时，我受各方面影响，已决心加入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员，共同为中国奋斗。听了徐先生精辟的讲话后，益加兴奋，当时即由徐先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我们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库伦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由库伦北行，几百里地的长途，森林遍地，都极密茂，每座小则三五十里，大则竞达一二百里。树木每株高约二三丈，也有高数十丈者。

这里田地纵横，都是黑土，也都肥美得很。农人都是山东、大同一带的移民。回想自张家口到库伦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见一株树木、一块可耕之地，情形完全两样了。

第一天到达某地，晚上住在一家苏联人开的小旅店里，这儿的旅店大多是他们开设，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

据说，蒙古人不善经营这种事业，我以为是蒙古人不进步之处，于途遇着许多赴德留学的蒙古青年，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骑着马很快地往前进发。

我问他们到德国学习什么科目。他们回说一组学医，一组则习兽医。我听说后，不胜感想，国家要为人民争幸福。谋利益，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奏效的，须确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后针对着他们的病痛，实事求是地设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医学不发达。人民有病只知求神问卜，乞灵于偶像。牲畜有病，更是无法医治，蒙古政府能够着跟于此，派人到国外专门学习医学，才是真正为民谋利的政绩。

因此，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人民穷困，百废待兴，无事无处不需要专门人才。但我们有了专门人才，却往往不会才尽其用。学纺织的可以去当县太爷，学采矿的可以去当外交官，亦有一种的学成之后，无人援引，乃至困守不用，埋没其材。

更有一种专门技术家，归国后无从用其所长，亦卒致学非所用，不能施展。这却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严重问题，是急需设法调整的。

买卖城位于苏蒙的交界，我们一过此地，便见一旅苏联骑兵列队欢迎，阵容整肃，人人精神抖擞，很有一种新兴的气象。我在那雄浑悠扬的欢迎乐歌声中，从他们面前走过，看着他们人马强壮，真不愧为著名世界的红军。

他们等我们的行列过去，便即上马，用快的速度抢到我的汽车前面，疾驰先导，如飞一般。这想是要露一着给我看看。我很担心他们的人马过分地疲劳，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艺！

那一天住在恰克图，我们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馆预备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耽搁了一个整天。

我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

那儿的驻军，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为一种俱乐部的性质，完全是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个士兵问及其关于中山先生、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过去历史及今日为人和主张，都能对答如流，极是熟悉。

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在此地又参观红党与自党作战的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人不胜感想。

从恰克图往上乌金斯克还是坐汽车，路上过河的时候，遇见一位布利亚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着一顶帽子，样式与满清时代的红缨帽相仿佛。我请翻泽把我的话翻给他说：

“你这帽子好像是满清时代的官帽，为什么还戴这个？”

那个老者回答道：“帽子虽然不好，可是我们本地自制的货。我们不买外国货。”言时语音安详，态度谦和，很有学问与修养的样子。

这一路都正在修筑公路，不远即有一座未成的桥梁，不远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筑路工人络绎不绝于道。

过了河，便到上乌金斯克，已是夜间11点钟了，当地各机关人员都到二十里以外来欢迎。据说一两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听说后，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的热诚友谊和相爱之意。

这儿的住宅虽然多是土筑的屋子，但是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窗前还陈设着美丽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洁。街上也很清洁，不像库伦那样，这里一堆粪秽，那里一堆垃杂的污脏不堪。上乌金斯克附近树林中都是有电灯，沿途装有电话，已经一天一天在现代化了。

到上乌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这在苏联是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当地政府来函，邀我参加他们的纪念会，并参观阅兵。

那天天气和暖，两天前还有三尺多厚的积雪，此刻已化为泥水，街道低洼的地方都有积水，泥泞遍地，颇有些难行。据说这里只有冬夏，没有春秋，那时，天气方由严寒转变暖和，所以积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会是在布利亚特蒙古政府领导之下召开的，他们最先请我向群众讲演。我说完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工上讲台讲话。她讲的话，翻译为我详细转译，大意说：

“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这儿欢天喜地地开会。可是在这同一日子，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大众的纪念会可不能像我们这等自由与快乐，他们的会场会被军警捣乱，他们身体会被军警殴打拘捕！……”

据说，她是一个洗衣服的工人，却说出这样富于力量的话来，她说完后，又上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这女孩讲的话也很能感动听众，讲得大家摩拳擦掌，异常兴奋。

会毕开始游行与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后，工人过完后是军队，我和他们的主席团同站在楼上参观，行列在军乐洋洋的声中，一排一排地经过，很是整齐庄肃。

每逢走过参观台的时候，台上检阅委员就向他们发问：

“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大家如雷似的答应着。

这样一问一答地过去，空气非常地热烈和紧张。

这次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几千个木工、铁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队伍的步法，很整齐地参与操演，我们训练六个月的新兵也不如他们的成绩。

更稀奇的是，还有一千多女工，头上蒙着红布或者花布，裤脚卷到膝盖，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样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

分列式结束之后，我就约请布利亚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员们谈话。据说，布利亚特蒙古并入俄国版图，是在康熙年间，那正是俄国皇帝专制时期，他们民族被看作下等人种，受了俄政府种种限制与压迫。比如不准当兵，不准设立学校，不准进城活动，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只允许他们修庙信佛当喇嘛，这个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种种鼓励，以保持他们永劫不复的陈腐古旧的生活。

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身上的枷锁便完全解除了。他们组织了布利亚特政府，也成立了特为布利亚特人而设立的政治学校和军官学校，以一个民族的平等资格成为苏俄联邦的一分子。

他们政府的委员大都属于农工阶级以及精神劳动分子。他们的社会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参加劳动的人，是绝对不能立足的。我想，这正与我国的情形相反。那时在我国，是工人无权，农人无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无权；社会上的权力者不是封建余孽，便是买办资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余荫而坐享其骄奢淫逸生活的老爷少爷！

从海参崴到上乌金斯克，火车需行六天六夜。由上乌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需花去六天六夜的时间，这是世界上很长的一条铁路。我在上乌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这条铁路向莫斯科出发。

火车分头、二、三等，苏联政府特为我挂了一辆头等车，我不愿坐头等车，要求改挂三等。我的顾问说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变。

但我坚持不肯，结果是用了折中办法，改挂了一辆二等车，上车的时候，布利亚特的军队和学生都到车站欢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个大脸大手大脚，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如钢铁一般。

看他们的皮肤头发，眼鼻嘴脸，无不和我们中国人相同，我接受着他们那种热烈诚挚的友情，心里感到万分的难过和万分的惭愧，又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当尚未上车，正在候车室里坐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穿黄袍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谈，问他是不是活佛，他说：

“是的，但已不准继续收徒弟。”

“你是不是真心虔诚信佛呢？”

“哪里是真心信佛！”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诧异，在我国，佛教势力还是很大，甚至留学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们如果听了这位活佛的话，不晓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驻军排队欢迎。乌金斯克是沿铁道附近各大城市约定欢迎的总地点，各省的军政党三方代表，都赶到这儿候迎。

我下车致礼，看见了那些政府人员都是衣服油污，拿着器物，有一位代表胁下夹着一柄铁铲，样子像一个油厨子。

他向我致欢迎辞，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极有条理，极有热情。我问翻译：

“他讲的是什么？”

“他是省党部委员，讲的是欢迎辞。”

“他夹着铁铲干什么？”

“他在工厂里做工，铁铲是他的工作器具。”

“这太不像省党部委员的样子了。”

“苏联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人人以做工为荣耀，以穿脏污的衣服为可敬。假如一个人衣服穿得太整齐干净，反倒被人耻笑，被人攻击。”

我听说了后，对苏联当局埋头苦干，建设新国家的情形，于惊奇之中深致无限的敬佩！

忘记是在一个什么车站上，上来了一位苏了的军区司令，这位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我因为他身负军事重任，想由他处更深一步地了解苏俄，经顾问替我们介绍后，我与他长谈起来。

我问他许多问题，他都详尽相告，最使我觉得奇异的，是他告诉我他不是共产党员。我说：

“你不是共产党员，政府怎么会叫你担负这样重要的军事行政责任呢？”

“我本来是旧俄的老军官，现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职，一来因为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政府对我颇能信任；二来苏叫行的是征兵制，假使非党员便不能充任军官的话，便不免引起国民许多的疑难了。”

他以为，这是苏联政府手段高明之处，说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传，说政府并不一定重用党员，非党员的我们也一律重用，无分轩轾。我听了，甚是兴奋。

后来，他又说及1921年美日联军进占西伯利亚的情形以及苏联获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他说：

“国际的联军配备和士兵的训练都很好，作战能力也不错，西伯利亚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广大的城区。

但苏联红军所以卒能把顽强的敌人驱逐出境，第一是宣传工作做得好，我们用飞机散发传单，赤裸裸地揭露了敌国资本家进攻苏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为资本家效死的非计。敌军的下级官佐和士兵看了这些宣传品皆很受感动，渐渐都不肯出死命作战。

第二是红军采取了致敌死命的游击战术。那次国际联军在西伯利亚布置了六千里地长的一道战线。这条过长的战线，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顾及周到，红军埋伏在战线两旁，抓着适当的机会，便随时予他们一个猝不及防的袭击；

同时，对于他们的运输和接济也巧妙地给予许多阻碍和破坏，使他们随时随地都可遇到袭击。于是敌军陷于一种恐怖氛围中，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无法可以克服他们的艰难和困苦。

这两方面已够保证红军最后胜利的取得。再加上红军吃苦耐劳，战斗意志坚强，对于主义有深刻认识，以及到处都有广大民众的协助和合作，于是帝国主义者的联军便不得不在重大损失、无法支持的情况之下，退出苏联了。”

军区司令的这番谈话，给我莫大的欣喜，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了。

在乌拉山后，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贩，他们贩卖的都是全国各地特产的工艺品，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我想，我国各地精美的土产也很多，像宜兴的陶器、无锡的泥塑、潍县的手杖、掖县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们心爱的物品。

如果把全国各地这些工艺品运到铁路各站贩卖，岂不增加很大的销路！但这个事体不是仅凭百姓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而当时我们政府正忙于权力的争夺，又哪有心力管这些闲账呢！

沿途各站都准备着热水，旅客们可以随意取用，不出水资，旅客下车喝水，都自动排队，按照秩序先后取饮，好像有人指挥着似的，绝对没有争先恐后的现象。

在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决不是政府的功令军警的打骂所可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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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32
37  在莫斯科

1926年五5月9日正午，我们一行人到达了莫斯科。

经过五、六天困顿的火车生活，一下车，便觉得耳目一新，在车站上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人强马壮，武器鲜明。

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于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

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儿，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手里持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的口号，使我极是感动。

在别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多学机械、学工程、学矿务、学医药，等等，而苏联留学生则专学革命，这般有骨气、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后来回国后，流血汗，拼性命，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地奋斗，有的已光荣地牺牲，有的方为国家的栋梁。

一下火车，照相的记者把我们团团围拢，重重层层，十分拥挤；也有拍摄活动影片的，拿着各种各样的机件，真是从未见过。随后，还有代表致欢迎辞，我也略说了几句客气话，答谢他们。

在站上扰扰攘攘，足足闹了一个钟头，我们才走到街上，街道很宽阔，很平坦，很清洁，处处整齐活泼，井然有序。

我们坐着汽车往苏联政府预备的欧罗巴旅馆去，汽车是篷子车，篷子并没放下来。我和徐季龙先生同坐一车，风驰电掣在平坦的街上疾驰。

走到半途，徐先生的帽子忽然被风吹掉，车走得太快，来不及停车拾取，满以为这顶帽子是失了，要买一顶新的了。孰知，我们到了旅馆里，没过十分钟，警察就把那顶丢失的帽子送了来。

欧罗巴旅馆是一座堂皇富丽的大厦，苏联政府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食，招待得极是殷勤。

我在张家口住的是土房，我一生也未住过这样好的大楼，心里老觉得不安，想自己找一家较小的旅馆去住，招待的人一定不肯。

我想，着国内正与军阀苦斗的朋友与同志，对着面前讲究的菜饭实在无法下咽。于是，就自己上街买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

招待者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怕花钱，见而暗笑，一再申说这是他们政府预备的，不用我自己花钱。我说不是你说的意思，你不懂得我，再三纠缠，始允我办。

在旅馆住了几天，我便迁到查理村去住。苏联政府为了我参观与考察的方便，特派乌斯马诺夫先生为我的顾问。

乌顾问曾任过加伦将军的参谋长，很有学问，谈吐也好。他本来学习文学，后来投到军队里当兵。那时还在帝俄时代，他在军队中宣传革命，不遗余力，长官屡次警告他，威吓他，但他不听，仍然坚决沉毅地干下去，曾多次入狱。以后，他又入军官学校，继续深造，求得很高的学问。

我们在查理同住，他每天给我讲一点钟的辩证法唯物论，每次总在郊外的树林下上课。这是我研究新兴哲学的开始。

同时，我还请了一位绘画教师。那位先生很年轻，每日远远地坐二三十里地火车赶来给我上课，没到时间，即在屋外徘徊，到时再入我室。画得很好，但教得不甚得法。

虽然如此，一方面因为他的诚恳教导，一方面我自己也用心学习，所以我对绘画，颇有些入门的心得。

读书绘画之余，我有时也到附近的一所玻璃厂里做工。我想，在居苏期间，也能够自食其力，并能比较真正地和工农的生活打成一片。

我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们政府派了四位上校阶级的朋友为我警卫。其中有一位，每日跟随着我在外面四处跑，实在太辛苦，另有一位大个儿，向我诉说他的苦处，我就送给他五十元。

过了两天，此人即被撤换，打听之后，知道因为他受了我的钱，被人告发。为此事，使我心里非常不安，可见人家一面教育，一面更有考绩与赏罚之制。

我搬到查理村乡间住后，四位警卫亦同住一处，他们都穿着便衣，白天站在不让别人看见的地方，夜间爬在树上，蹲在屋顶上。

有一夜，他们捕获几个小偷，都是帝制时代的亲贵，有曾任宫中禁卫军者，昔时好吃懒做，养成了习惯，现时社会改变了，不能做工，只有偷窃度日。

我觉得他们警戒的办法太好了，我国站岗，老是站在门口，进出行礼，实在失了此事的本意，可惜不能改革。

我在查理村住的屋子，原是一个汽车夫的私宅，完全是木头制造的，此时由国家收买了去。屋中，雇用一女工，每天上工，她脱了外衣，裤腿卷到膝盖上，用一块破麻布擦地板，大规模地擦，浑身用力，把地板擦得洁净无尘。

我问她何以如此卖力，回答说因为警察每星期要来检查一次，这是很重要的事，因此，我想到规条、法律、章程，等等，我国皆应有尽有，都不缺少的，所缺的就是这样认真地实行，就是缺少任劳任怨的人，切实地执行。若能事事负责，处处实行，则十年二十年之努力，亦必能使面目焕然一新。

居苏的时候，和苏联政府的主要人员差不多都见过几次面。

第一个会见的是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我到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就到旅馆里来看我。随着，我又和徐季龙先生去看他，相见寒暄一番，无非告诉我旅馆中派有人员招待，欢迎我参观各机关团体，多多指教一类的话。

会谈之间，也曾谈到中国的问题，他对中国的情形，尤其回族的情况，相当地熟悉。

第三国际负责人也会面谈过一次，我现在已经忘记他的姓名，那次我们谈了三个钟头，对于欧洲近势和东方各民族革命的问题都谈得很详细。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说话很有条理，态度异常地诚恳。虽然说到后来，他因谈话过多，不免显出疲乏的样子，但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谈下去。

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列宁是农民出身，我和季龙先生按照约会的时间去拜访他，看见他两目深陷，满面黄须，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西服，动作言语无一不是农民的风度。

他那时已经五六十岁了，仍很矍铄健康，他和我们详谈苏联革命的过程以及那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策。当他谈话的时候，先还好好地坐着，一会儿就在他坐的椅子上跪着一膝，一会儿走到桌子边，两手握着，有时两手托腮，撑在桌子上，有时不停地搓动着，往往一谈两三个钟头，深切活泼，随随便便，没有一点官架子。

后来，他还详谈了苏俄建设的各方情形及所遇的困难，又问及我们关于五卅惨案和首都革命之事，我们也一一详述一番。

他的办公屋子是在二层楼上。那天楼底下坐着很多的老百姓，男女老少，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我看见如此热闹，觉得奇怪，下楼的时候，我问其中一位老农夫：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见加列宁。”

“见他有什么事情？”

“我有一头耕牛病了。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办法另外借给我一头牛。”

我又问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她回答道：

“我的孩子病了，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但是病还没有脱体。我要请加列宁替我想点办法。”

我一连问了许多位，他们都以自己的困难，来求主席设法解决，这在我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可是，主席一一延见他们，也有派秘书等人员一一代为接见，他们所要求必都予以妥帖满意的处理与解决，我当时大受感动。

一天，我约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阿里克夫谈话，他住在帝俄时代皇帝住的旧皇城里。皇城门口和里边警卫森严。我们的车子到了门口，警卫者迎接着，先向里面打电话请示，后才放我们进去。

这次，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也是谈的苏联革命的情形，我把中国革命的现状说了一个大概。

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原是德国籍，在德国因革命失败，逃亡至俄。据说，他是苏联的“中国通”，他对中国各方面问题很下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他也住在皇城里头。他的书室在楼上，书架上摆满中国书，室中陈列着许多中国的小摆设。第二天，他请我和季龙先生吃饭，饭前他拿出他所珍藏的一只崭新的中国水烟袋（他用做一种摆设），要求我们吸一袋水烟给他看看。

他觉得中国水烟袋极有研究，世界各国都赶不上，言时甚表兴趣。他的谈锋甚健，对问题不厌反复详细地讨论。

有一次，我到中山大学访晤他，季龙先生和他谈到斯大林在某次群众大会讲演。季龙先生说，苏联既愿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携手奋斗，便不应在中国正当进行革命力谋打断日本帝国主义所加的锁链的时候，而与中国的敌人日本讲什么亲善，说什么敦睦邦交。

拉狄克说，主义与政策不能混为一谈，政策与外交手段又有不同。他说主义是一回事，政策是一回事，外交手腕又是一回事。

第一天，他们辩论了两个钟头没有结果，第二天再见面，又辩论了两三个钟头，愈是辩论，愈是激烈，愈是不得解决。

季龙先生心里不服，尤其慷慨激昂，义彤于色。我于此事极佩服季龙先生，真不愧为爱国家爱真理的有心人，他对问题严肃认真的精神，真是少见的。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海陆空军的委员长。我访会他的时候，提出一些关于苏联军备的问题请教。他详谈我所询问题，说话有条有理。人们都见过他的相片，大脸大口，浓眉大眼，浑厚而有精神。他的服装和普通士兵一样，只领子上符号不同，算是全苏联最高军事领袖的特别符号。

他的饮食也和普通士兵一样，日常生活，非常简朴，真正做到与士卒同甘苦的地步。后来，他也问及关于我们国民军和军阀们苦斗的情形，与国内政治的一般形势。他说，中国是一个有伟大前途的国家，只要坚持主义，努力贯彻，没有不成功的。

陆海空军委员会所即在大街上，门前看不见岗兵，岗兵站在门里，老立着正，不许稍息，这样的办法，和中国的情形正相反。

苏联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国家印刷出版的书籍，供应全国，日以万千计，这机关归他们的教育委员会管辖。教育委员长那时是卢那卡尔斯基。这人很有语言天才，会说几种外语。

当苏联刚刚推翻帝制，革命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帝国主义者联合进军围攻，希图破坏其革命政权。在苏联南部土耳其斯坦地方，有股革命农民军兴起，也将发生战事。显然的，那时的红军无论怎样坚强，是不堪再加上这边一支敌军的压迫了。军事当局看着危局已迫，而又无法解脱这个难题。

这时候，卢那卡尔斯基自告奋勇，要求派他到那里去。他自信可以用理论去说服这顽强的敌人，取得兵不血刃的胜利。许多人都认为这太危险，恐怕他徒遭牺牲，他仍然坚持着去了。

经过了多少困难，始得到达，一到敌人那边，果然便被逮捕起来。他见了敌军司令官说，我有几句话，等我说完，你再杀我。乃与之侃侃而谈，痛陈他们革命意义与价值和对于弱小民族的利益。

那司令官初尚不听，不等他的话说完，便要杀掉他；终因敌军参谋长的缓颊，卢氏乃得尽陈他的理论。他说了足足四个钟头。那司令官心已动摇，便对他说：

“你如果能说服我们全体官兵，那我们就赞成你的意见，停止进兵的计划！”

全体官兵召集好了。他刚刚站上讲台的时候，群众对他感情极坏，秩序太乱，但他讲了一点钟后，群众渐渐安静了；讲演完毕，全体官兵都倾心赞佩，异常坚决地举起手来，愿意与苏联革命政权携手共同奋斗，天大的一场风波就这样渐渐地平息了。

我有幸听他亲自畅谈这次事件的经过，心里感到无上的兴奋。

那时，斯大林住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仅只给我一信，说等他病好，再行约会。我很想和他见面谈谈，可是始终不曾见到他，引以为憾。

在莫斯科，我还见到列宁夫人，那时她为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又有列宁之妹，亦同时见面。列宁夫人庄重恳挚，说话不慌不忙。那次她赠我一部《列宁全集》（共26册）和一座列宁雕像。（列宁之妹亦赠我同样一份。）

苏联是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一切设施与制度，都是为平民着想。比如饮食，那时肉类，鸡、鱼和其他珍贵的食品，定价非常昂贵；生活必需食品，如面包、牛奶、白糖、食盐之类则大量出卖，价钱非常的低廉。

在莫斯科生活，每人每月有十元的费用就很舒适地过日子，这在其他国家的都市里万万办不到的，有两次，我们从街上买来面包，剖开来发现里面有半截烟卷。

初时不懂什么缘故，觉得不卫生，拿去告诉警察，警察处罚了那家面包公司，此后即未再有此事。想来皆因做得太多，工匠不小心，所以把烟卷头弄了进去。

这类面包公司，都是大规模的制作。这样，人工柴火等皆较经济。若家家户户自制，则一万户人家，即需一万个炉灶，一万个人工，所费为如何？凡事都是集体化为佳，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衣服一项，也是如此。为平民预备的，已经制成的衣服，价目极低。如果要穿考究的衣服，必须自己到成衣店里特制，价目可就贵得骇人了。

苏联行的是保护税制。为要限制私人过分的享乐。对于人口的奢侈品例征极苛之税。比如，为私人享受的福特汽车，每辆要征九千元的税；为公共用的大汽车，则征很低的税，甚至不征税。

那时苏联政府还在禁酒，但俄罗斯人好酒成性，在礼拜日仍有很多人跑到野外树林里，他们对于音乐有特殊兴趣，在风和日丽的天气，坐在蓊郁苍翠的树林中，一面喝酒，一面奏乐唱歌，确也可以消除一周来工作的疲劳。

不过，在街上时常发现倒卧地上的醉汉，三三五五所在都有。

苏共对于非党员毫不歧视，对于党员亦毫不偏袒，党员和红军犯罪，反较非党员或普通人惩处更严，往往加倍治罪。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副委员长和总务处长两个人因购买黄金，有舞弊行为。这种事，若是普通人做的，至多不过处以无期徒刑，但因为他们身为官吏，又是党员，所以执行枪决，并把他们的罪状公布于全国。这样公正严明，执法如山，人民怎不信服？

苏联政府官吏待遇，最高的每月不过二百三十元，最低的也有七八十元。完全本着大官不过多，小官不过少的原则。虽然还未完全平等，不分轩轾，但已经相当合理了。

工人的待遇却特别优越，我住在欧罗巴旅馆的时候，和旅馆里的一个女工闲谈，我问她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每日多少钱的报酬。她告诉我说：

“我在这儿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月得四十五元的报酬。我在这儿服务已有二十年了。在帝俄时代，每月仅有三四元的工资；

革命以后，政府提高工人的待遇，便增到现在这个数目，在工人之中，我的报酬还算是最少的。这完全是法律给我们的保障，政府给我们的福利。”

“你原先仅有三四元的收入，怎能维持生活呢？”

“过去的苦况简直不堪回想了。家里父母子女，几个人完全依赖我的收入过活。那时候哪能说得上是生活，完全是在饥饿困苦中挣扎！”

她停了一会儿。又很愉快地说，“现在我们好了，现在我们不但能够维持舒适的生活，而且还可以余下钱，闲暇时候还可以看看电影，跳跳舞！”

我访问其他工人，他们也都对现状表示满意。苏联政府如此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怎不热烈拥护呢？

那时，莫斯科各方面都一天天向新的路上迈进。我参观了他们的许多机关和工厂，由一位会说中国话的女子做我向导，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学校，设备极完全。我以为，铁厂、钢厂、飞机厂，这些重工业都是立国的根基，少了一样，即如一个人少了一根骨头，即站不起来。

苏联的步兵学校和机关枪教导团我也参观过，教导团团长是个英武壮健的军官，年纪很轻。他原是木匠出身，后来参加革命，以积功升为连长，毕业陆大后，便擢任该团团长。

因为他不是少爷出身，所以深知士兵的艰苦，他的太太原先是一个缝工，此时入了文理学院肄业，年龄和她的丈夫相仿，为人活泼聪明，招待客人很殷勤周到。

我参观他们的兵棚的时候，正遇着他们在吃饭，我也做了一次不速之客，和他们同吃了一顿饭。他们吃的是一盆洋白菜汤，内有一大块牛肉，每人都可吃到三四两肉，很富于养料的。

我想，我国的士兵，在吃的方面未免太苦。别的方面尤可忍受，吃得太苦，即影响健康和精神。若能每人有两个鸡蛋，三四两肉，就可以供应身体的需要了，只要能节省其他方面的消耗与靡费，这并不是难办的事。

饭后，我和士兵谈话，他们都有相当的政治常识。他们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知道吴佩孚是以英帝国主义做背景，张作霖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他们每个连都有一所红色列宁讲堂，这是专门对他们宣讲共产主义理论和政治知识的所在。

参观他们的陆军大学，我发现学生的领章，有许多曾充任军长、师长和军医、军需。我问他们既已担任军队中的职务，为什么又来上学呢？

他们说，他们多是工匠出身，作战经验是有的，军事知识却很欠缺，军佐们甚至把命令都弄不清楚，政府为要补救这个缺陷，特在陆大成立了一个特别班，把他们一批批地调来受训。

我想，我国很有采取这个办法的必要，我们军队里的官佐，多半出身贫家，连普通启蒙教育都没有受过，高深的军事知识，更是说不到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官佐士兵的教育虽然竭力地讲求，但成绩究竟有限，有时仍吃程度太差的亏。我们政府也应采取这种办法，分批调训，提高全国现任官佐的程度，以弥补其缺点。

我也参观了他们的农业部，遇事一一细问，得到了很多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他们为了改进农业，特设农业教育馆，专门讲求种植的科学方法。

他们本来行的是三期制：将一块地分作三丘，每年只种用一丘，轮流休息，也很重视我国的农业技术，比如换种制，我国实行已久，如今他们已弃三期制，而效换种制（如年年在一块地方种西瓜，第二年即不长瓜）。在馆中还经常地召集农民听讲农业常识：如害虫、益虫、益鸟，等等，亦都细说，以灌输科学知识。

这里还有农民招待所之设立，是专为招待各地来游莫斯科的农民的，农民因诉讼或其他的事情来到莫斯科，都有住招待所的权利，伙食取价很廉，在外边花一元钱吃的饭，在所里只需花两角钱。

我曾在那里吃过两次饭，真当得起物美价廉四字，办得极完备，甚至做状纸代打官司的律师也有，为平民谋利益，即当如此无微不至。

莫斯科的博物馆很多，石像、油画、历史、革命等博物馆我都参观过，石像博物馆里，以石膏像为最多。还有许多画像，皇帝、皇后、神父和帝俄时代的大将都有，技术都很高超，真是惟妙惟肖，和真人站在那儿一样。

我问馆里的一位当事人，这么一张画现在能值多少钱。他说：

“这种画在帝俄时代能值一万卢布，甚至十万八万，现在已经不值钱了。”

他告诉我这些画只讲究技术，而内容毫无意义，他说：

“现在值钱的必须有技术，而更有意义。比如，曾有一幅描写帝俄时代农奴生活的画子，画着三个六七岁的农奴的孩子，骨瘦如柴，拉着一辆装满柴草的大车。

那种困苦吃力的样儿，活跳跳显现在纸上，把地主的暴虐不仁，深深反映了出来，皇帝觉得这张画子有煽动革命的嫌疑，把那画家捕获入狱。

但是，那张画却侥幸地被人保藏起来，一直没有毁坏。革命成功，这张画便成了最名贵的作品。现在能值三万卢布。”

据说那张画的技术，并不特别高明，可是因为立意好，又有这样一段历史，便博得大众的赞赏。由此知道绘画一道，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须能够表现时代与社会，方为不朽。

革命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关于革命的事迹，从帝俄时代起，所有关于革命的报纸、杂志、画报、泥土塑成的囚禁革命党人的特别监狱模型，等等，都按照年代，一一陈列在那里，所有革命英烈，都塑成石膏像，受万众的瞻仰。

列宁的生平事迹，也以实在物品表示出来，以至他被刺杀时刺客所用的手枪及枪膛里剩余的一粒子弹，都很有秩序地排列着。还有鲜花制的列宁像，数日即一换，一群群的男女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

我想，这些实在物品所表现的革命历史给予他们的知识教训及薰陶暗示，当比读许多革命历史要强胜几倍，馆中职员都由女子充任，个个态度和蔼，极有学问的样子。

红军博物馆那时正着手布置，还没有完成。但那已经布置好了的一部分，即足够人赞佩的了。每一次战役红军进击或退却的实况都绘成很生动的画图，张挂壁间。红军的枪支、服装以及伤兵在医院里的情形，也都以实物或模型陈列出来。这是多么的具体活现的革命纪事，这是多么激发人们的革命情绪的博物馆。

在莫斯科的博物馆之中，尚有一所民族博物馆，将全世界及全苏各民族服装用品及生活风俗等一一制成模型陈列出来，使参观者如读一本活的地理历史书，真是有趣。

克鲁泡特金图书馆是克氏生前的住宅改造而成。那条街在他去世后，改名克鲁泡特金街。一进门首先便看到克氏的宗派图。据图上说明他是帝俄皇室的正宗，也是贵族的一支。

我看了这个宗派图，觉得一个人的意识固然是环境决定的，但个人也决不是处在完全被动的地位。个人的意识大可以冲破环境的束缚，而向前进步。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他那热烈的革命情绪，都不是贵族的守旧社会里所能生长出来的。

在这里，我又参观了莫斯科水库，工程极伟大，供给莫斯科全城三四百万居民用水。汲水、滤水等设备至为精妥。还有专门管垃圾废物的工厂，怎么提油，怎么化毁，都用机器，工厂听说也极伟大，可惜没有得暇去看。

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听戏，为苏联政府所邀请，一位兵工厂的管事者陪同去的，那管事者是个大个子，和鹿瑞伯相熟，因他到中国，鹿曾招待过他。

那天，演的是描写英人在宜昌枪杀中国人的剧情。剧作者是一位曾经在中国住过的俄人，一只大轮船的模型也巧妙地搬到舞台上。码头上有修脚的、卖毛巾、卖耳扒者，帝国主义者驱使买办，买办驱使工头，工头压迫工人的种种情形，都赤裸裸揭露出来，摆到观众的面前，使每个观众的心里都燃烧起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怒火，而对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厚的同情。

这出戏演完，还演了一出歌剧。歌词我虽然不懂，但声调颇为粗俗，动作也是乱行乱闹，我不大能够欣赏。

那兵工厂的管事有一位太太，满嘴涂抹口红，耳上戴着很长的珠宝耳环。

我问他她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笑道：“我不知道，最好你问她自己吧。”翻译名克拉夫，亦在旁大笑，恐怕是革命后他闹的什么皇室小姐之类。

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客厅布置得很讲究，那椅子特别舒服。他告诉我，他把布置七八间客厅的钱集中起来，办了这一间客厅的家具。

莫斯科的工人也有夏令会的组织，每年有两星期休假，每天吃五顿，成天打球，泅水，随意游散或阅读书报，此外无别项工作。

著作家亦有夏令会的组织，都由政府款待，住在昔日王公的别墅内，图书齐备，招待周到，亦吃五顿。那天，同参观的还有于右任先生，我们对此事都不胜其欣羡之情。

每逢星期假日，野外树林中最为活跃热闹，到处人们熙熙攘攘，音乐歌唱，如在天国乐园中相似。人民辛苦工作了一星期，实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玩玩笑笑，以畅胸怀，于精神身体与工作效能，都是不可少的。

我在张家口时所聘的总顾问任江，为人诚恳坦白，后因干涉骑兵教导团分配马匹之事，辞职回国，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他为中将阶级，任训练总监之职，见我极亲热，处处予我们以帮忙。

我因左肋下感痛，想到医院看看，即被导入院。身体全部都经仔细检查，又照X光，检不出病之所在，以为是劳累过度，叫我多多休息。后来，又以为系牙齿有病所致，故又人牙医医院检查，亦没查出什么病。

在牙医院中，见其牙病模型种类之繁多，证明苏联人民牙齿不及中国人的远甚，恐怕是因为他们喜欢吃糖果之故。

我曾参加过几次集会。一天，军委会副委员长杜恰哈尔夫斯基通知我，他们将开一航空委员会，约我去参加。那次到会的不满二十人，会议极有精神，极有秩序，大家有话即说，无半点拘束与乔假。真是着重内容，而不重仪式，其所行规例，与中山先生民权初步所示者略同。

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还开过欢迎会。东方大学学生包括东方各民族，中国学生亦很多。致欢迎辞者名片山潜，日本人，已五六十岁。他以英语讲了两三小时。

会散之后，我看看问问他们学生的生活，比如抽水马桶，许多学生不但不会用，连看也没看见过。有的教了多日，还是不会用。

中山大学特送我与季龙先生“名誉学生”的头衔。自来只有名誉校董之类，名誉学生之称，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是革命的办法。至今国内留俄同学会仍认我为会员之一，即因为我有此一段事之故。

中山大学学生常来看我，和我谈学生界党派情形，大约有共产党、准共产党、国民党，等等，彼此亦有摩擦之事。那时，二位谷先生——谷正纲、谷正伦——亦在，我们曾谈过很长的时间。

又曾看到我请熊斌先生送来留学的二军、三军的学生，都在基辅习军事，很是用功。接着，我又到列宁格勒参观军官学校。有专为朝鲜而设者，也有日本人，其中有从我国北平、保定去的。

一次，当地一个机构请我讲话，即由他们为翻译，听说现在他们多有回东北活动革命者。当初，他们在苏联受教育，受训练，即是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自己的民族。这回，我也带了些学生来，其中有一蒙古学生，姓白，现已回蒙古任师长之职。

有一次逢节日，莫斯科举行阅兵典礼，亦约我参加。我亦被邀立于列宁台上，看他们操演。参加者男女都有，军乐洋洋，步伐整齐，纵横分列，变化种种，极是纯熟。

他们一排排由台下经过，台上的人即问：“你们预备好了没有？”答曰：“预备好了！”“预备了什么？”答曰：“预备了什么什么。”又问：“为什么预备这些？”答曰：“为打倒帝国主义！”会场空气活泼而又严肃，使人深受感动。

会散之后，我又参观列宁墓。门内门外各有军士站岗，极其肃静。棺材是玻璃制的，可以看见列宁遗体。其尸经过防腐手续，故栩栩如生。那时，政府有计划，拟改用石制，以垂永远，现在想已完成。

在其后面城根，有许多革命同志的墓，亦都讲究得很，听说来参观的每日以数千计，墓上即皇城门楼上有钟，也打出《国际歌》的调子，听着极有意思。

走出列宁墓，许多人围拦着看我，四位警卫不肯，但无法阻止。他们说：“我们要看看中国国民军的首领，为什么不可以？”

四位警卫不能阻拦，若任其拥来，又觉得不妥当，乃把我引到一家旅馆的花园坐下，喝茶休息，把要见我的，三三五五请进来，和我握手，谈长道短，这些都是普通民众。

他们极关心我们的时事，问我张作霖何时可以打倒，吴佩孚如何塌台，等等，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我国革命的热忱，我在这花园中坐着，看见对面红场上许多牌坊，还有古庙形式的屋子。

莫斯科公园极多，简直是一座挨着一座，其中有豆棚瓜架，有葡萄架，有树荫，有许多的椅子，椅子坐着都很舒适，我常到公园中去坐。常常看见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东走西走地讨钱。我们都觉得奇怪，苏联怎么还有乞丐？

又有朋友们出外时，钢笔常常被人窃去，心里也觉得不痛快。其实那时苏联方在革命之后，社会上各方面尚未就绪，人们依其理想凭空猜度，认为苏联必是天堂，什么阴暗方面都不会存在，乃看见实在情形，就不免失望。

苏联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从旧社会演变的。那些旧时代的皇室亲贵们，刚刚被打倒，他们享福惯了，懒怠成性，不愿意工作，或是没能力工作，没有什么路走，只能这样。

我想，苏联埋头建设，无论哪一方面都在突飞猛进，蒸蒸日上，这些现象，在今日应当就看不见了。

在苏联，常见苹果树，皆高达二三丈余，枝叶繁茂，累累的果子直搭到地上，十分可爱。那种苹果较我国北方各省及烟台产品为小，脆甜无比。苏联天气严寒，竟能产出这样美好的果子，真是难得。

苏联街上那时最多的是马车，路是用四五寸厚的石头铺筑而成，马车走在上面，至为平稳。车夫都是黄须子，凹眼睛，样子看去大致相同。骡车却少见，人力车绝对没有。我以为路必须用石铺筑，洋灰或土筑路，都不能耐久。车轮用木头亦太笨，亦须设法改良，这些都不是难事。

列宁格勒是帝俄的故都，也是工农革命的发祥地。我于7月20日由莫斯科到那儿，小住了六天。

由莫斯科到列宁格勒，铁路是一条直线，沿途并不绕道。经过繁华的城市，通过绿林错列的原野，火车由莫斯科笔直地开到人烟稠密的列宁格勒，不仅通列宁格勒的铁路毫不弯曲，列宁格勒的街道和河路也是笔直的。

21日11时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便偕同来迎的海陆军将校去参观他们的海军，我把每一部分士兵，每一艘军舰，都仔细地看过，潜水艇、鱼雷船、无敌舰也经过详细的观察。

电气事业进步得真快，将来必有用电力指挥机器、驾驶飞机的一天，潜水艇上的炮不需人去装弹发出，只要人用手指把机关一点，弹药箱里的炮弹便自动地移人炮膛；再一点动，炮弹即自动发出。现在电力的应用，即已达此地步，将来精益求精，前途将不可思议！

掩护列宁格勒的海滨要塞炮台我也参观过，列城距芬兰很近，芬兰的逃兵往往循海道逃来列宁城。到了冬天，海水结冰，两岸之间坦如平地，交通更便利。

要塞的工程很是伟大，但装置的大炮还都是帝俄时代的遗物。也许为要保持军事秘密，故意不让我们看到新设的炮位吧！

那儿巍峨雄伟的皇宫，此刻已成一般人民的游览之所。皇宫中一切规模陈设，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如旧日光景。

沙皇尼古拉第二的卧床，办公的桌子，吃饭、洗澡的屋子，大彼得的卧床，靴子以及饮酒用的斗（大如四十斤的大斗，恐得再用杯舀取），都摆在那里，任人观览，皇宫里面贵重的古董，俄皇日用的金制器具，都在古物保存所里保存着。

我请保管人员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看了一看，金色灿烂，使人立刻想象到俄皇穷奢极华的生活。

帝制时代专为囚禁革命党人员而设的水牢，也和古迹保存着，水牢防备严密。这里还有几所博物馆，陈列的东西倒不算少，但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我在列城也是住在苏联政府预备的旅馆里，星期日的早晨，我看见四五百工人，聚集在大礼堂前的空场上，都带着枪支，从事军事训练。据说这是工人自动的组织，工人每逢星期日都要分别从事军训的。

列宁格勒的工人休息所是一所王宫的别墅，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些正在休假期中的体力或精神劳动者都满面含着愉快的微笑。

从列宁格勒乘车到路加站，再从路加站换乘小火车，便到达苏联炮兵驻扎地，我在那儿会见了他们炮兵团团长和政治代表，而后又到炮兵射击场，参观他们的实弹打靶。

靶场有几十里宽阔，场中已有几处破塌的地方，据说原来修筑得极平整。指挥官用电话及炮弹指挥射击，从很远的地方一按机关，表示敌人的所在，炮兵便按一定的速度发炮，过迟过快都打不着目标。

他们完全是实弹演习，一天便可消耗许多炮弹，每次演习要连续几个月，这种设备完全的靶场，在我是第一次见到，而这种大规模的演习在我国也是从未见过的。

我们的大炮是从外国买来，弹药也是从外国买来。本国既不能制造，炮兵便很难有实弹演习的机会，就是偶尔演习一二次，也不过打个五六发，就算了事。

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几日，便转回莫斯科。

这时，张家口来了人，报告我们国民军同张、吴联军正在南口打得激烈，某方又无端地在大同截断国民军的后路。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坐卧不安。立即同苏联朋友谈了几次，商请他们接济些弹药，俾可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

不久，又接到国民军已从南口退却的消息。我接到这个痛心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莫斯科住下去了。同时，又知道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发北伐，我便同许多朋友以及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商谈回国的事。

经过几日的筹备，于8月17日的晚间便上了火车，与留居三月的莫斯科告别了。

这回同到苏联的，除徐季龙先生而外，尚有刘骥、何其巩、张允荣、李兴中、任右民等，他们或随同我到处参观，有的入学校、人工厂从事学习。

随从人员还有赵亦云、陈天秩二位，时刻在我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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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36
38  五原誓师

我在留苏的三个月内，见到了苏联朝野的许多人士：工人、农人、文人、妇孺以及军政界的领袖。

从和这些人的会谈，以及我自己对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

在我留苏期间，我自己和国民军全体官兵，都正式登记加入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了，当国民军与军阀集团在南口浴血鏖战的时候，国民革命军也在广东誓师，出发韶关，实行北伐了。

当时，全国各地弥漫着革命的云烟，而我们困斗数月，弹尽粮绝的国民军，此时，又有放弃南口向西北退却之讯。

石筱山代表国民军全体将领到库伦，连电促我归国，在此情形中，势已不容我再在莫斯科逗留。我同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几位朋友讨论，他们也都赞同我回国的计划。于是，略作准备，立刻动身。

启行前的一切准备，都是顾问乌斯马诺夫代办的，为防备日本帝国主义或其他方面歹人的暗算，我们极力保持行踪的秘密。

此次我们未乘专车，仅在西伯利亚东行列车的后面挂了一辆客车，上车之后，沿途各站都不下车，深恐被人知道。

这样静悄悄地离了苏联，和去时的热烈情形大不相同，车在广漠辽阔的原野中穿行而过，所见惟有一望无际的麦田，浓荫夹道的树林，还有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

列车很长，我们的车挂在最后，每逢到站，我们挂的车正好停在站外。此时，我也常常下车，在野地里转转走走，以恢复身心的疲劳。有一天，车停在乌拉尔山西侧的一个大站上，我正在野地中闲步的时候，护卫我的四个警卫催我赶紧地上车。

我也不知这是什么事，回头即看见他们拔出手枪，迫令一个人也上了车。原来，他们发觉那人身带手枪，形迹可疑，所以要弄他上车盘问。他们问那人道：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政治局的戈别乌！”那人回答道。

“你既然是戈别乌，为什么把手枪露在外面呢？”

戈别乌是苏联的特殊部门，那人回答不出理由来，于是将那戈别乌的队长找来，当即把他送回莫斯科，加以处分并重新训练，这桩疑案总算了结。

经过这件事，我才知道苏联于每个站上，每列车上，都派有很多的密探，他们和普通乘客完全一样，也是穿着便服，也是买票坐车，严密地侦缉各种情况；尤注意军人行动，若有越轨行为，立刻逮捕严办。

我在西伯利亚铁路线上，十几天的长途旅行中，所以轻易不发生意外者，都因侦察严密，报告确实的缘故。这种严密的办法，是苏联的政治精神与党的纪律的表现。

列车静悄悄地到达上乌金斯克，我们挂的车便停了下来，为回避站上的人多眼众，我特意到车站北面一个大树林里去休息，一切出发库伦事宜，如接洽汽车等，仍由乌斯马诺夫他们去筹备。

我在树林里住着，看看书报和公文，或和朋友们谈谈话。那时，中国驻上乌金斯克的领事为毛以亨，此时以事他往，负责人为科长戈定远。

戈先生浙江人，高个儿，三十多岁，说话极有条理，我住的树林里距领事馆约有十里之遥，戈先生一日三次，亲自步行，送饭给我吃。饭盒、菜罐足有三四十斤重量，都是他自己携拿，不用差役，免得被人注意。

以一个文弱学生，有此耐劳吃苦的精神，觉得真不容易。那时，正在八月天气，中午时候颇为燠热，但树林中倒十分凉快。

这次，随我同行的有刘伯坚（留法学生，转入苏联东方大学，五原誓师任为政治部副部长）、李兴中（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由参谋长升至军长）、任右民（随我为英文书记，曾为我代表见中山先生）、何其巩（为我秘书，后任至北平市长）、赵亦云（随我为工兵营学生，善摄影）、李连海（本军学兵，送苏联学炮兵，后毕业陆大）和乌斯马诺夫及他带来的一位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位顾问，一位翻译官和一些卫兵。

汽车找妥后，我们一行人便即离开上乌金斯克，向库伦进发，这一条汽车路，当上次经过还没有架设完成的桥梁，现在都已修造得完完整整，匆匆三月的光景，情形已大不同。

到了库伦，仍住在我上次住过的二道巷寓所，我们国民军在此设有办事处，张允荣（曾为十六混成旅书记长，擢任副官长）同陈继淹（二十镇学兵，任副官，由陆大高级教导团毕业）两位原都住在那儿。

我们到时，张允荣已走，他因接到我回国的消息，同时，又知道南口退却，故赶往包头，一方面把我的行迹告诉他们，一方面探看那方面的实况，预备回头来给我报告。

这个联络的任务，似乎并无什么困难，其实殊不容易。因为从库伦到包头这条路，可以说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走过，苟非敢于冒险，不畏艰苦之人，简直会胆丧气沮，无法胜任。

张允荣自动地欣然而去，真是个热血赤心的革命者。

我们在库伦住了两天，因为对于国民党开会的仪式还不熟悉，我便和刘伯坚、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乌斯马诺夫及秘书、顾问、翻译等从事练习。

有一次练习开会时，乌斯马诺夫站起来，很郑重地说：“开会这是革命工作之一，大家不可随便嬉笑。”说了几句。当时，我尚不知有何所指，后来才有人告诉我，有一回正当开会的时候，何其巩轻率谈笑，颇有视为儿戏的样子。

刘伯坚是个严肃的革命青年，对何之态度，视为应当纠正，于是，把此事告诉了乌斯马诺夫，因此惹得他说了这番话，这完全是何其巩的错误。此等处大可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而刘伯坚与乌顾问的严肃不苟的精神，尤值得我们佩服的。

我们在库伦准备好了汽车粮秣，便即动身赴包头。此时，漠北气候夜间已很寒冷，衣服方面也略作筹备。往包头去的这条路，最快也需七整昼夜，若走得慢，就说不定要费多少时日。

汽车行走本当很快，可是，我们动身的这一天，就走错了方向。往包头应该往南走，但行经之处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草地，毫无标识可以凭记，因此最易迷失方向。

引路人不知不觉指引汽车向正西到阿尔泰的路上开了去。午后一点钟出发，车行极速，尽快开驶，直到五点多钟才发觉方向走错，及至掉转车循原路走回，到那岔路之地的时候，已是夜间八点钟了。

那晚，即在这岔路地方住宿。其地有一条小河，不见人烟，无法找得住处，大家便在河畔露宿。略作安顿，便找了些于牛粪做燃料，烧了茶来吃。我忍着满身疲劳，蜷伏在车上写了日记，和大家或坐或谈。

所谓“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此时这里气候已经寒冷，我穿着皮裤，还是冻得受不了。天空晴明高爽，布满了灿烂的星斗，冷飕飕的秋风吹着，严霜已开始下降。旷野中死一般的寂静，什么声息也没有，只有草中唧唧的秋虫和河中淙淙的流水应和着，奏着和谐而悲凉的音乐。

我和随行的朋友看着天上的星斗，哪是北斗星，哪是北极星，如何依据星的部位辨认方向。大家喝着用牛粪烧的热茶，静静地围坐着。后来，乌斯马诺夫忽然问我说：

“冯先生，你的部队这回在南口一败涂地，投降的投降了，溃散的溃散了，现在你带着我们回去。究竟怎样办理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他道：

“只要我们能遇着一两股，有个二三百人，我就可以有办法。就算跑到山上去当个山大王，我也一定有把握将原有队伍慢慢召集起来。”

他听了我的话，十分兴奋，微笑地说道：

“不但可以遇到二三百，我们一定可以遇到成千成万的人马！”

当晚直到大家疲倦得不能支持，才各人胡乱找了一个地方躺下。有的躺在车上，有的躺在车下，有的索性就躺在露天之中。这一晚，恐怕谁也没有入梦。

我们 9月10日从库伦动身，第二天才离开这留宿一宵的岔路口，找到了向南的正路往包头出发。于路上又遇着许多群黄羊，每群三四千头或成万头，不知道我的汽车是什么东西，一路争先恐后地追跑。

有几位看着有趣，就开枪打，并开着汽车追赶，但是跑得飞快，无法赶得上。听说，曾有外国旅客团追赶它们，因速度太快以致翻车出险者颇多。

我曾想过它们的生活，这里一片平地，究在何处做窝？晚上宿在何处？何以繁殖力如此之大？我想它们全仗着跑得快的一副本领，所以才能生存。

我们在白天，路上有两个难题：一是喝水找不着水源，二是吃饭找不着食粮和烧煮的地方。但到看见有牧放的家羊，就知道不远处定有人烟，于是，下车找着那人家向他们买羊，用牛粪烧煮。

蒙古朋友宰羊的方法很妙，在羊的胸口上刺一刀，便伸手在脊骨上一椎，那羊立刻死掉。手法便捷，可惜我们没有学会。

我们吃饭时候，常有妇人骑着马来，后面跟一个孩子，也是骑着一匹马，他们走到跟前，就眼瞪瞪地呆望着，看我们吃饭。

我们就找他们谈谈，问问地方的风俗民情。一会儿工夫，他们即掉转马头，教那马放开“大把”（四蹄放平），狂奔而去，宛如我们骑自行车一般。

12日启行不久，途见王镇淮（第二十镇的人，后随我由参谋升至旅长）、宋式颜（军官学校学生，甚精干）、黄中汉（军官学校学生，由参谋任至宋哲元部参谋长）等乘着汽车，迎面而来。

因为各走一边，两下错过，及后看见，方把他们拦回。乃问他们三位何往，回说打算到上乌金斯克去，因为队伍退却，秩序大乱，简直不能收拾，必须另想新的办法才好。

我劝他们跟我回来，共同设法，于是他们掉回头，与我同行。由此可见大军受挫，人心动摇，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他们都是很有知识能力的人，看见局势如此，即各人打各人的主意，想自己的办法，恐亦实有不得已者！

虽然走了二百多里，平原一带广阔可数千里，远处看见南面前右方又有一辆车在走，恐怕也是熟人，于是忙着按喇叭招呼，及至赶上，乃是于右任先生，相见极是欢喜。

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赴广东。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究竟受了什么刺激，他不肯说。

后来，听别人转述，才知道他这次到了包头，看见我们部队涣散狼狈的情形，实在已至不能维持军纪的程度。

他在包头时，与鹿瑞伯的卫队荣光兴部同住在一个教堂里，那些弟兄在饥寒交迫之中煎熬得无法可想，部队精神已经不能顾全。

一天，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只金手表，竞被一个士兵进来一声不响地拿了就走。他说：“这是我的表！”但那个兵却不管，依然扬长而去，他一看，部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可以有什么作为？于是就静悄悄地由后门上了汽车，离开包头来了。

我明白了这些原因，素知于先生富有革命精神，我们多年相契，我诚心地敬佩他，于是极力劝他和我再回去。乌斯马诺夫也从旁劝说，告诉他，冯先生只要有五百支枪在手，就定有办法。他听我们一说，也觉得高兴了，于是又偕同赶路往包头前进。

沿途，我们随同众人寻捡牛粪以为燃料，买着羊，就放在汽油桶中煮而食之。若遇到蒙古包，无论里面多么脏，也要蹲到里面去，写写字，作作诗——于右任先生的诗兴更是浓厚，成天地吟咏着。

走人内蒙的边界，再往南便是绥远地方，绿色草原渐多，到处都看见牧放的马群和羊群，马牛羊便是蒙古人的财产，他们还是过的牧畜生活。

这一带随处都可以行车，因为随处都是平沙漠漠，一望无涯，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路走错。尤怕沙堆多的地方，一座座有如坟头，高四五尺、大七八尺，汽车在上面简直是无法走动。

若遇沙深之地，必须用几条毡毯，垫在沙面，大家下来推着车往前走，毡毯一步步轮流往前替移，车也一步步往前推行，宛如北方接新娘子下轿的方法。艰难的情况，真比“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要艰难。

沿途喝水，沿着前清设有驿站的地方，都可以找着水井。若能循着驿站走，喝水不成问题；一脱开驿站，就没有办法。井不甚深，都只有四五尺左右。其所以不能多凿井者，是因为人烟稀少，没有人工的缘故。

再往前行，就遇见从包头参加会议回来迎我的张允荣，见面之后，他详谈包头会议的情形。

因为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等联军以帝国主义势力为背景，集中全力攻打我们国民军，第二、第三军都先后失败，他们掉头又打一军。

南口失守后，势力穷促，又加一退就是一二千里路下来，西北这一带如此荒僻，士兵如此疲敝，大家当然不免懊丧。

在会议时候，大家免不掉自诉枪弹缺乏，人马不济的意思。那时，张之江为督办，他为人耿直老实，因见大家都说困难，诉穷苦，要钱，要弹，张弄得急了，就说：“今天是要命有命，要钱没钱！”

这是一句北方的土话，不应该用来对部属说，因此大家听了都不高兴，在席者有赵守钰先生，他见此情形，就笑起来。问他笑什么，他说道：

“你们忘记是干什么的了！我们是革命，革命就是克服困难，不是坐享安逸舒服。若是百事顺遂，毫无困难，还要革命做什么？

我们现在处境当然不顺，可是并未至绝望之地。往西有甘肃刘督办、薛省长，那么大的土地，难道我们真的饿死冻死？

二军、三军也都在那边，力量上也很有可观，总司令又打苏联回来了，我们克服了困难，前途立刻就是光明，何必这样懊丧！”

生姜还是老的辣，赵先生久经风波，把得稳大舵，几句话又把在席的人说出劲儿来了。

接着，张允荣又把南口失败的原因，韩、石暂投晋阎的经过以及官兵的饥寒交迫和渴望我回来的情形，一一详谈。

我又知道，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鹿瑞伯都已见面，鹿瑞伯则带着队伍驻五原等我。

这天晚上，我们便在往绥远的一个岔路口上住下。我坐在荒野里，细听张允荣报告这次令人痛心的经过详情。

当时，我决定先赴五原。

第二天，汽车沿着阴山山脉前行，往往整日不见人烟。有一段路，全是土疙瘩，宛如坟地一般，汽车上上下下，颠簸不堪，几十里路都是如此，车子很吃了亏。

再过去，就是戈壁沙漠，数十里路皆如干涸了的河道，不是乱石，就是沙土，几辆车上的人都下来步行。车子开不动，大家合力推行，推过一辆，回头再推第二辆，每天最多走十几里。

夜间总是露宿，冷是冷，但比第一夜为舒服。因为越往南行，天气越是暖和了。一天，在一民家买得一点小米，熬成稀粥，大家都吃得眉开眼笑，觉得比吃燕菜还要高兴。

过了沙漠，渐渐看见有丈把高的小山。岩皆皎白色，上面嵌着黑色星点，映着日光，闪灿耀目，在泰山亦未见过这样的石头。

途中还遇数个大庙，蒙古喇嘛都穿着紫色的皮袍衣裤，戴着皮帽，找他们谈谈地方的风俗民情，有人代为翻译。其中一喇嘛自言其弟兄四个，三人当了喇嘛，在家者一人，名为黑人。……

又走了一天，遇见宋哲元来迎，相见十分欢喜。他谈在前方作战及沿途退却情形，彼此都很难过。他的汽车里，带着许多西瓜，在这沙漠干涸之地，颠连困顿之时，竟得有西瓜吃，大家无不喜出望外。

产西瓜之地，距此约有四日汽车路程，故本地人多一辈子没有吃过西瓜。我们剖开大吃，益发觉得香甜。在塞外，西瓜要到九月才得成熟，和直鲁内地情形完全不同。在内地，到这时候，西瓜的成熟期差不多早已过去了。

由此再行，每日天未明即走，到天黑始住，很是忙迫，而所带汽油是否够用的问题，尤其使人心焦。

14日午后一点，距大青山约一百多里之际，遇鹿瑞伯、邓哲熙、过之翰等，已得着宋明轩的通知，带着一连手枪队，前来迎接。

大家见面，悲喜交集，手枪队官兵们见了我，多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我只好一一安慰之，并与谈革命大势，中外英雄的故事，以及救国救民的道理。接着，我与宋、鹿、邓等同车，于途中详述一切，大家都极兴奋。

大青山为阴山山脉，山势高耸，在古代汉族势力最盛时，此地为汉蒙交界之处。山上出一种野羊，名为大青羊，其毛厚而且长（约有八寸），较狐皮尤佳。

羊出山顶，每逢刮大风的日子，羊迎风立于山巅，毫不畏冷。这种极好的出产，可惜今日已经日见稀少，行有绝种之势了。

大青山有一山口，名为乌卜郎口，地形至特别，两边高山陡立，中有一口，可行汽车。若无此路，则交通完全阻断。

黄河年年成灾，我想若将此口道凿深，引导河水由此经沙漠，直由黑龙江出口，则河水三分之一二有了出路，一方面可灌溉大漠，成为肥沃土地；一方面又可免除黄河水灾，其利益为如何！

有人说，如此艰苦工程，怎么着手？那么我要问他：“巴拿马怎么开成的？苏伊士运河又怎么开的？”

乌卜郎口南端出口，便是乌兰脑包。有二军、三军、五军、六军的官长士兵在附近一带村庄零零落落地驻着，听说我到了，都出来迎接。他们的头发都好久没有剃了，蓬乱地披散在头上，个个人满面风尘，可是排成队来，却仍然非常整齐。

那天下午，我们到达五原。空落落的一个土围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村镇。当日，和一军朋友见面，三军孙禹行二哥那时亦在此，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二军亦有几位朋友，都一会见。

大家各谈别后情形，他们一致推举我就总司令之职。随即开会，正式公推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我义不容辞，当即发出一个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

这文件较为重要，故将原文照录于此：

玉祥本是一个武人，半生戎马，未尝学问，惟不自量，力图救国，怎奈才识短浅，对于革命的方法不得要领，所以，飘然下野，去国远游。

及至走到苏联，看见世界革命，起了万丈高潮，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受国外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双重压迫，革命运动早已勃兴：又受世界的影响，民族解放的要求，愈加迫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即由此而生。

于是，我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已经由他开辟了道路，中山先生说的好，行易知难。我既是知道了，自然是刻不容缓地马上干起来。

又因最近中国的国民从国民军退后，受压迫此从前更厉害，我的热血沸腾起来，情不获己，遂赶紧回国，与诸同志上革命战线，共同奋斗。

我这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走的时候不是洁然鸣高，来的时候不是怎么东山再起。现在，当归国之始，有些必要的话，掬诚以告国人。

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中，父为瓦工，贫无立锥，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自幼失学，及长入伍当兵，逢着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结下辛丑条约。我受了极强烈的刺激，愤政府失败，改革的思想于是萌芽。后来受了革命的影响，也形成了推倒满清的志愿。

辛亥武昌起义，我与张之江、李鸣钟、张树声、韩复榘诸同人，同了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诸烈士举兵响应，而有滦州之役；不幸为王怀庆所欺，功败垂成，王、施、白诸烈士即时成仁就义。我同张、李、张、韩均被递解回籍，仅以身免。

民国以后，我又出来治兵，苦力经营，以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袁世凯叛国称帝，我在四川与蔡松坡联络，并助成四川独立，1917年张勋复辟，我正去职，养病西山，疾到廊坊，先马厂誓师而起兵，进攻北京，击溃辫兵。

1918年南北军战于长岳，十六混成旅停兵武穴以牵制南下之军。

1924年，曹锟贿选窃住，吴佩孚骄纵横暴，用武力统一政策以乱川扰粤，而直鲁鄂豫受其直辖，为祸更烈，并逞其凶残，惨杀工人学生，尤为国人所共弃，后来又动全国之兵，攻打奉天，穷兵黩武，涂炭生灵。

我与胡景翼、孙岳，均痛心疾首，不能不取断然行动，遂率师回京，举行首都革命，倒曹败吴，并驱逐帝制余孽溥仪，以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

这一次的意义，一是讨伐贿选，为中国人争人格；二是反对武力统一，用免兵祸；三是铲除帝制祸根，免得再闹复辟的乱子；四是开远东民族解放之局面。

当时，段祺瑞以革命政府相标榜，我们看着他遭过失败，养晦多年，当有觉悟，所以请他出来，此后，仍是引用私人，败行失政，解决金佛郎案，使国家受莫大的损失。

国人至今，痛恨他的革命政府完全是假的。对于民众，不但不解放，而且严重的压迫；弄到后来，演成“三·一八”的毒杀案子，枪击学生，出了极暴烈的惨剧。

政府成了这样的政府，岂有再拥护他的余地？所以有倒段之举。以上这些事实，都是从革命路线上而做的。

他人不知，乃斥为几次倒戈，责我为惯于逼宫。这是由于不明白革命，所以我特写述出来，好使国人对于我有明确的认识。

有人说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算是有点革命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当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

在他人以为这是说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做得不对，就得要革命，无论他是亲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族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

吴佩孚张嘴闭嘴所抱守的纲常名教，尽可由学究们放在纸堆里保存，不能拿到二十世纪的民主国里害人。但是有一层，我虽然做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我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

革命的主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我都没有考察，所以只有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我也赤裸裸地说出来，好使国人知道我做的忽而是革命，忽而又不像革命。

其缘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革命的观点上说过去，若说是中国革命者，是一个中山主义者，我都不配，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话，更是说不上了。

不意当时有人说我赤化了，现在看起来，真是惭愧，当时的冯玉祥，哪里够得上赤化了？不但说我的不知赤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亦不知道什么是赤化。说我的人，也说不出根据来，只说不该与苏联亲善。

我想，世界各帝国主义者，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制中国的死命，只有苏联自动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平等待我们民族，自是引起我们的好感，使我们彼此亲善。

若对于以平等待我的人而不能与之亲善，反去巴结以奴役待我们的国家，这是何等亡国心理？这是要请国人明白的。

至于吴佩孚乱造谣言，说我与苏联结了什么密约，尤其荒唐之语！我向来痛恶卖国贼与外国人结密约，岂有躬身自蹈之理？苏联把种种不平等的奈约自动地取消了，哪里有再鲒不利于中国的奈约之理？

况且，我个人的性格所在，绝不屑做这种鬼祟之事。如果有什么密约，也不能久于瞒人什么密约，什么条件，何以绝无所闻？

若说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有所怀疑，要知道苏联是以解放世界上被压迫者并扶助弱小民族为己任，主义在此，什么不利于人的事都做不出来。

吴佩孚肚子里比谁都明白，他明白冯玉祥不是一个结密约之人，无论如何做不出这种事来的。他又知道离赤化离得很远，够不上戴这帽子，而他偏要说什么密约，又是什么讨赤，完全是骗人来共同反对国民军，以泄他的私愤，大家不知道，随声附和，实在上了他的大当。

吴佩孚先是号召所谓讨贼战争，后来忽一变而为反国民军的战争，国民军退天津，退北京，一再让步，谁知你越让，他越攻，军阀何以如此呢？

军阀本身，实在无此力量，乃是帝国主义者在背后主持，因此我们要想战胜军阀，必须先要打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压迫之甚，几使中国不能生存。工人农民及一切受苦难的人为什么这样穷，这样苦？就是帝国主义所给的。

帝国主义的各国，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于是中国有租界，有租借地，有海陆军驻扎权，有航行权，有领事裁判权，修铁路开矿山，把持中国的海关，强制中国行协定关税，压迫剥削，不一而足。

例如抽关税，只能值百抽二五。使中国国库少收入，整理财政无从着手；而最大的害处，是在阻碍工商业之发展，制中国经济之死命，使他们的货物尽量输入，使中国的原料贱价输出。

于是，中国每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其数在三万万两银子之谱，赔款及外债，本息偿还，单是在关盐两税项下拨付的每年就是九千八百万元。至于他们在中国经营的矿山轮船，各种工厂，各地银行纸币所吸收的大批现金更是无算。

又因为我国关税不自主，不能保护国货发展，致使洋货遍中国，吸去的现金不可胜计。如此中国只得穷困，而且穷到死的地步！

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弄穷了，又用政治侵略陷中国于危境。东交民巷的公使团是何等的强横。稍微明白中国政局的，没有不知道的，他们对于中国的内政动辄加以干涉。

如去年大沽事件，干涉国民军，即是一例。其最厉害的是利用中国军阀压迫民众，又嗾使军阀互相战争不已，以巩固其在华之权利。遂使民国成立十五年，年年都有战祸。

已经被他们弄穷了的中国，又加上十几年的战争，于是农民、工人、商人、学生、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兵士及一切的民众穷的穷死，其原因都出于此。

苦痛的来源已经求出了，我们要解除这深切的痛苦，惟有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就投袂而起，与革命同志们共同担负这个使命。

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

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相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团体，共负革命的责任。

同时，对于学生、教员、商人、机关职员、新闻记者及各阶级之利益均极力顾全，意义是在解放中国被压迫之民族，以与世界各民族平等，解除军阀之压迫。使工人不受剥削，农民不受穷苦，商人不破产，学生有书读，教员及机关职员都有薪水发，新闻记者不发生性命的危险，以及其他人民的痛苦均能解除。

至于政治主张，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惟有与诸同志用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谨此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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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誓师场景，左为冯玉祥，右为刘伯坚

筹备妥善，即于9月17日12点钟举行就职誓师受旗的典礼，会场设在城内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设一土台，台底二丈见方，顶一丈见方，高六尺，坐北朝南。

于右任先生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各军连、营长以上的到会很多。

这天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

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带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

会后聚餐，大家一菜一饭，以白开水为汤，菜是大锅菜，连大锅子置于桌上，要吃的就自己动手去盛，名为“革命饭”。当日情形，大略如此。

宣誓就职，并发出通电后，我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共为两部、两厅、八司、两处）。当即任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此外，又聘乌斯马诺夫等为政治法律顾问，任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副之。同时，遴派党政工作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训练宣传工作，并从事民众工作，以收军民合作之效。

我一面粗作布置，一面即计划总方略：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的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

军队于溃败之余，局促穷荒，粮秣匮乏，饱一餐，饿两顿，人人面有菜色。南口退却，交通损坏，后面又有敌兵紧迫，官兵行李衣服不及携带，完全丢去。

退的时候天气尚暖，转眼秋深天冷了，大家还穿着单衣。逼在眉睫，不容迟延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官兵得着饱暖？病者伤者又如何处置？饷项一节简直不名一文，总司令部成立后，首先把全部力量集中办此。

在五原，本地有土著王英，他的父亲王老先生，前一二年，我曾见过，外号叫做王瞎子，个儿高大，那时已八九十岁。

老先生原为河北顺德人，18岁时流亡到五原，种田度日，他见地方贫瘠，可是，黄河相距如此之近，心心念念想利用黄河之水，以裨益耕植。

于是，他费了很大的心力，挖掘沟洫，每洫宽数丈，深数尺，都有一定。落成之后，水利大兴，农事日盛。后来，外国留学回来的水利专家来此察看，亦说其筑洫工程深合科学原理。

政府见他是个奇才，曾予以奖状，传到他的儿子王英，已有地数千顷，羊群无数。王英见我们艰难困苦，乃赠羊数万头。我们对此“雪中送炭”，极是感激，乃以羊肉为军粮，以其皮子为军衣，官兵所以不致冻饿而死者，实有赖于此。

可是现在，王英已为敌作伥，然而我看他不是甘为汉奸之人，必有人逼之，方走上这条黑路。

又有陈殿民者，原在南苑时曾在我们兵营的马号中做过事，后来派到包头，以开垦种树为业，和地方百姓感情融洽，处得极好。我即派他办兵站。因得人民帮助，成绩至佳。“百姓帮忙功自成”，真不是一句假话。其侄陈万元，至今仍在我处做事。

刘郁芬那时为甘肃督办，薛子良为省长，知道我们此间困苦，薛特送来十万元，为我们的给养之资，棉衣等约五千、五千地由黄河以船送来。钱固不够，被服亦缓不济急，然而已经不容易得来。

刘为人厚道忠诚，循规蹈矩，虽有过于稳健，不敢冒险之病，实在亦颇有能力。薛为人才长心细，我畀以政治部长之职，很有办法。

又有王铁老在包宁铁路任上，陆续领款，积有数万元，此时亦全数送来。他说时势如此，铁路尚不知何日始可修成，你且挪此钱为革命之用吧，而他人多趁火打劫，将公费挟逃，此举实属不易！

我收下此款，念及他老人家一生清廉，持家俭苦，故提出两千元，给他太太送去，以作为家用。

他的太太却将钱送回，拒而不纳，并且附了一封信，说贵军方举义旗，处境困苦，务请留为军费，革命成功，人人都蒙幸福云云，说出许多道理，总司令部中人人敬佩，连外国顾问亦十分欣羡，以为是中国真实人物。

其信后由鹿钟麟带往苏联，王铁老一生廉正，其家属亦有如此者！王死后政府特为立传给恤，备极褒扬。

粮食问题的解决，最不容易。因为地方贫瘠，一下驻扎许多人，哪里筹办去？而部队亟待开拔，拟分十路，先援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如此艰巨任务，总不能饿着肚子行军。

时有萧某为临河设治局局长，自告奋勇，说他和临河士绅极有交情，但须我写二十副对子，交他拿去，必可筹粮万担。

我听了他的话，研墨办纸，整整写了一夜。写得手冻要裂，方才写成。他叫落什么款，我就写什么款。那时，我一笔丘八字，还不如今日整齐。可是，对子交他拿去，他却一去数月没有音讯。

后来，刘镇华部败退，长安之围已解，他才打电报给我，说粮食已办齐，叫我先汇十万元给他，以备运粮。我觉得好笑，覆电说，我若有此钱，即不劳你去办粮了，你还是快把我写的对联拿回来吧。

此人系石友三介绍来的，曾为省议员，口才颇佳，及后我到郑州，宋哲元由西安来电保他为县长。我说这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后来，他不知怎么弄到西安市长，至今仍有重用之者，但观其行为，实在可虑得很。

薛子良送来的十万元，我拨作士兵被服之用。包头方面的部队，需棉衣尤为急迫，此时张作霖封锁我们，把通内地的交通加以断绝，布匹之类都到不了包头五原。

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把市上的布匹购买一空。其中大都是本地的粗布，拿来制棉衣里子，士兵们穿着，彼此相视，都不禁一笑。

军队既是如此困苦，我个人的生活，自然也无不同，包头县长唐务此时送我一桌酒席，意思大约是犒劳我。我把席送还，不敢享用。

后来见面，我忍不住问他：你这种行为，岂不是巴结长官？你是哪里来的钱？凭你这样做，就不是爱惜人民国家！又有五原县长刘必达，也是见我饮食太苦，一天特意送给我二只鸭子。

他只看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们天天吃不饱饭。这次，我实在对他不起，每只鸭子回敬十军棍，打了他二十军棍。我觉得他是毁我。其实，刘为人谨慎朴实，不是坏官；他送鸭的用心，就我个人言，他很可感激。

然而我，之处理，亦有不得不然的苦处，实非得已。后来，我在察哈尔抗日，他在察哈尔又任县长之职，甚有政声。

时司令部有副官似朝栋，赴包头办事，被土匪绑去。来信索枪四十支，款二十万勒赎，否则毁票。我接到此信，心想愈派人去谈判，愈将被其所挟，故即把信撕去，扬言道：

我们是在这里革命的，我们不是在做官发财。我们的钱款枪支从事革命正还不够，我们哪里有枪有钱拿去救他？

经此处置，土匪觉得白费一番心计，对这副官的看守也就松懈。两个半月后，似朝栋竟得安然逃回。

其次，是关于部队整顿改编的方面。自南口败退，疲敝之余，各部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二三百人，有的一旅只余四五百人，彼此之间又争人争枪，动辄用武，闹得军不成军，纪律废弛。

我就任总司令后，第一步即着手整理这把乱麻，重加组织。我问董某，你有多少人？多少枪？答日多少人，多少枪。我就令其将人枪拨归刘某。

又问李某，你有多少人枪？答日尚有多少，我即令其全数拨归童某，官长则完全归我，交与宋哲元编为暂编第一师。

如此归并的归并，补充的补充，三日之中即整顿就绪，顾问乌斯马诺夫看见，尤引为神奇之事，翘着大拇指，称赞我是“天才的组织家”。其实，官兵们质素优良，训练亦有基础，此回溃乱至此，实为形势所迫。

各部久战且败，疲敝不堪，因此显得散漫零乱，自亦意中之事。但亦须看其官长平素办法如何？待遇士兵如何？

有一种认真的官长，虽处极难之境，亦仍然能够保持旧有精神。比如童玉振部，一路经过各地，照常步伐整齐，唱着军歌，毫无紊乱的现象。

我到包头检阅时，他率部来迎，连裹腿都打得一模一样。当肚子饥饿，身上寒冷之时，军容仍能如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童之长处即在于小处留心，大处明白，做事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故此次特升童玉振为旅长，后来送入陆军大学深造，今仍在孙桐萱部任职。

刘汝明勇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此次在南口苦守，敌人大炮如雨，他住的指挥室亦被打塌数处，仍然在墙隅拿着电话从容指挥。刘为人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对部属极为爱护，故人人亲近他，服从他。此次，有董燕甫等数部都拨归他。

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实实地练兵，故将整顿下来的各部官长（有官而无兵）悉数归他，整编为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

方振武也是一个能干有为的将领，对军纪尤不肯丝毫苟且。他率部队退到绥远的时候，因有一士兵吃了百姓的西瓜未给钱，那百姓前去呼冤，他查明属实，当即把那兵枪毙。

有人曾说：这是小事，何至有枪杀之罪？其实不然。此种处如轻轻放过，人人玩忽，全部纪律必将无法维持，此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不容宽情姑息的。

我们军队退到绥远，有些部分纪律多有废弛，士兵随便取用百姓东西，往往有之。时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一次，他就和鹿瑞伯、宋明轩说：

“我们处境无论如何艰难，旧有军纪总须维持，扰民的事万万不可有！”

鹿、宋极以为是，打起精神，亲自带领队伍查街，查出士兵有扰民之事，立刻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如此数日，秩序很快就恢复起来。

说实话，到了一种困苦的时境，军纪最须注重，否则变乱丛生，必至不可收拾。此等处为将领者须有坚毅不苟之心，随时提防，严加整饬方可。

古人所谓：“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兵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云云，是我们治军者的金科玉律，应该时时刻刻引以警惕的。

方振武字叔平，为国民党党员，原为张宗昌旧部，而张所作所为，他看不入眼，故通电于我，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我即委以国民军第五军总司令之职。

第六军司令为弓富魁，绰号弓老大，原为山西将领，其为人慷慨义气，好朋友，喜交际，同时亦嗜酒烟。他们部队素有“坐下来大站起来小”之称：

即是在不打仗的时候，村东村西，镇南镇北，都是他的队伍，领伙食给养，人数极多，赶到打仗时候，却少了，故谈不到秩序纪律。

欲其按部就班，真正达成作战命令，则不能胜任，若令其抄后路，截粮攻虚，则亦可以做到。在革命的战线上，此种部队亦不可少，未可等闲视之，后弓死，其家景况很是萧条了。

当时，包头一带尚有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许长林等部。南口失败，韩、石等部归山西方面收编，均驻包头。他们之出此，乃形势所迫，实亦出于不得已。

我在誓师之前，即决定要去看看他们。时张之江离五原前赴宁夏，闻我回国，复由宁夏乘民船循河赶回。经过四个月的鏖战，他过于辛苦，神经有点衰弱，叉加旅途劳顿，在船上又受了些寒，因此患眼斜口歪之症。

见我后，他报告一切，大哭不已。我安慰他道：“多少人有多少人的干法，不必失望。中山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一样地干出轰烈的事业。”

张为人至诚恳，乃郑重劝我道：“我听说你打算到包头去，若真有这话，我以为你万万不可去。”我问什么缘故。他说道：

“今天的事，是人心大变，大变人心了！”

我说：“之江兄，你的话太好，我十分感激。可是各人所见不同，我已决定去看，你不必为我多虑。”

这天，大约是9月18日，邓鉴三先生在场，我们即在誓师的那土台谈话，我左说右说，说了二三个钟头。过后，他又以本地土纸写给我一封信，剀切陈词，要我打消去包头的计划。我回说：

“包头我必须一去，那里没有什么不可去的。我们投身革命，即要牺牲自己，以报国家，若是畏首畏尾，什么事都别想干得成了。还是请你安心医病，不要再为这个事劳心费神了。”

过了一天，石友三却自己坐着汽车到五原来看我，我正在司令部所在的大殿前院帐篷中坐着。石见我十分表示忏悔，扑到地上，大哭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和他说道：

“过去的事，一概不谈。我们从今天从头干好吧，你先回去点验部队，过两天，我就到包头去看！”

石友三很是感激。面谈一切经过后，即回包头整训队伍，许多人冷眼看着，都表示惊异，以为石友三原在包头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干法，谁也不敢从他那里经过，现在居然自动跑来，表示忏悔，如此地诚心向善，真是意外之事。

张之江以此觉得我去包头不会有何危险，故亦不敢劝阻了。

数日之后，我即动身到包头去。路上很不好走，这路出奇的坏。人民过于穷苦，散兵游卒又多，弄得沿途都是土匪。有些胆大的竟然对着我的汽车开枪，我也没有理会，只令汽车疾驰而过，并未出何意外。

到达包头，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以及宋哲元原在热河训练的游击队与井岳秀等部队远远地排队迎接，行列长达三十余里。

检阅竣事，又讲了一番话，进城时夜幕已下，仍召集各部官长讲话一次。那时，许多人提心吊胆，怕会出什么乱子，其实都是神经过敏。王铁老也在包头，他出城相迎，看见我，极是高兴、和我说：

“您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我问：“为什么呢！”

铁老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天天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迎刃而解了！”

我在包头住许长林旅司令部里，许自幼失怙恃，1911年时，他还是个小孩子，样子很聪明伶俐，我带在营里，常和他谈谈说说，教他些为人做事的道理，并使之读书。

他进步很快，入过数次教导团，后又为带兵官，为人颇方正，能耐劳苦，很知爱护百姓，对士兵尤能同甘共苦，作战亦很勇猛。此时，他已为旅长，亦驻包头，他的司令部在西门外西老包地方。

在包头住着，每日在一起办事的有薛子良、张允荣、刘伯坚、顾问乌斯马诺夫等。

这时候，韩复榘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我打电话问他的意向，他随即派代表前来，自认过去做错，从今完全听我命令。我乃令其先将炮队全数开过来。以备与韩占元、韩德元两部会同起来尽先开拔。

这边韩占元、韩德元两部出发后，随着石友三部亦开。韩复榘的炮兵在归绥，上车的时候，被某方派令卫兵阻止。

韩复榘愤而出院，到车站上指挥手枪队拘捕阻拦的卫兵，当局恐怕真动武，炮队乃得安然登车。

同时，商启予亦在归绥，我打电话给他说：“您是一位老革命党，必能保持您的光荣历史，今日之事您作何主张？”

他回说：“我一定革命。”

但我就要他发通电表明态度，他却不肯，说怕张作霖会出而和他为难。我说既然如此，我前去看看你，如何？

他十分担忧说：“目前形势尚不许可，你暂时万不要来。你缺乏什么，和我说，我即刻备好，给你送去。”于是，也只得作罢了。

紧接着，队伍一面整理，一面开拔，进行极其快速。

在包头，胡瑛自南方来，胡是湖南桃源人，很早即为革命党，我原先就认识他。袁世凯称帝时，他为六君子之一，随后又复走上革命道路。

他来见我，因为屋子太小，无地方可以接谈，乃约他同在汽车中座谈。他从袜子筒里拿出蒋总司令给他的委任状给我看，使我不致怀疑他，很感慨地和我详谈其过去。

在清代时候，他以参加革命党被捕，和牢狱头目弄得很投契，洪宪时，袁世凯送给他两万元，故又加入筹安会为六君子之一，鼓吹帝制。袁死，走投无路，乃到南方，仍是被人鄙视。

此刻，他打算到苏联去留学，借以充实自己。我就用“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一番话安慰他，他很是感激。

此时，他还有鸦片嗜好，在汽车中我闻到他满身鸦片烟的气味。

又有张砺生先生，也是一位党员。原在察哈尔办教育，颇有名望，也倾心革命，此时，也到包头来见我。我请他到察哈尔发动，和他说：

“张作霖不久定要袭击包头，同时压迫商启予出兵攻我。到那时，希望你可以出来破坏铁路交通，并且在中途截击他。”

张先生甚为愿意，回察哈尔后弄得很是得手，纠集了千把支枪，颇有一番作为。可惜，因是文人出身，对队部不善训练，后至河南被缴械解散，他亦离队他去。

一切基本就绪后，我最感觉迫切的是政治训导方法。一则新败之余，精神涣散：二则革命主义急需灌输。不仅旧有的纪律与精神要恢复，更要进一步使之成为有主义有信仰的革命部队。

总司令部组成，各部成立了政治部，加紧此方面工作。我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同时请薛子良及政治部同志编了许多歌词，如民族、民权、民生等等，以加强士兵对于三民主义的认识。

当时，我针对现实，提出三个口号：一是军队政治化，二是打破官僚习气，三是拔除阳奉阴违的恶根。

因为，我觉得从前一般军人受传统影响，都持着不干政不入党的观念。以此不问政治上的是非，只为私人的武力，这是自袁世凯以来，一般军队的恶根。

我们现在开始，要参加伟大的国民革命战争，此等旧日的恶根必须彻底铲除，所以，我在五原包头竭力宣讲这些道理。驻甘各部队则派请邓鉴三、沙明远等分赴陇东陇西各地，前去讲话，以收政训之效。

至于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集合干部学校学生分任之，干部学生在张家口时本来为数不少，都是五卅惨案时为反帝而来投我，都是大学或高中学生，以广东、湖南籍为多，此时多已走散，所余不多。

编好之后，即交于刘伯坚加紧训练，刘每日为之讲三民主义等，我亦按日解说国民革命史，期于短期间成为政训工作之干部。

刘伯坚系苏联东方大学毕业，为共产党党员。办事极有精神，对于部属，虽一分一刻钟的时间，亦要查问其如何度过，并填表报告之。

他自己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这个时候，各方面常有秘密文件带给我，都是写在绸子上或是缝在衣服中。到手后，须用药水浸泡，始能现出字迹。其中，有许多已成珍品，如李石曾、李大钊等各位先生来的信件和给我的作战计划等。

他们多主张我们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那时，我们军队分作十路出发。所有各部布告，除张贴外，又用一种新办法，即装在点心盒子里，每盒数十张，外包油布，扔入黄河中，随水向下流去。民众捡起，即可传看发生效力。这是一种很妥便的秘密宣传方法。

军队出发以前，于右任先生同另外几位朋友要先到陕西去看看。此时，我已接奉党的命令，就任西北各省党代表，我即问他此去是否需要一个名义。

他说：“目前暂且不要给我名义，等我到那里之后，看看情形再说罢。”说完之后，很坚决地动身了。

此时，鹿钟麟同志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故组织一赴苏观光团，挑选了一批人，由他率领，到苏联参观。他们到苏后，有的很学得一些东西，有的则依然故我。可见能否成为国家有用之材，主要的还在乎自己是否努力。别人的帮助，毕竟还是不足恃的。

孙二哥此时亦在五原，正生着病，他的部队则改归徐永昌统带，驻在包头。徐为人沉默寡言笑，细致而稳靠。包头五原开拔竣事后，他即率部由陕北人山西，驻峪道河，亦受命令为西进十路大军中之一路。

他住着三间简陋的民房，病势很重，一块痰老在喉头响着，躺不下，睡不着。皆因此次南口之战，吃苦太大，以致损坏了健康。我设法为之诊治，病势稍痊，随后迁至上海疗养，竞以不起。

我在包头将部队一一整训开拔，再回到五原时，已经是旧历九月的天气。塞外秋风，吹在身上，已觉得砭骨的寒冷。

此时，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已经势如破竹地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军阀联军搏战于武胜关和江西一带，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方加紧合作，以图最后挣扎。

大时代的到来，使我们这方面的任务日见迫切。

我们已不能够再多用些时间来慢慢训练部队，所以，各部随时整训，随时开拔，共分作十路，由宁夏以入陕甘，先解长安之围，而后出兵潼关，以与北伐军合师于中原。

我待各部开拔完竣，一切料理就绪，亦即于11月24日早晨离开了五原，向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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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42
39  平甘援陕

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大部退到洛阳一带后，收编其他方面部队太多太滥，其中有吴佩孚的残部，因被吴收买，此时，突然叛变，以致不可收拾。

而且，这支队伍训练不足，纪律废弛，地方受其骚动，百姓都对之衔恨，惹得当地红枪会四起，加以攻击。如此一来，遍地都是对手，处境极为狼狈。

当他们西退之时，山西阎锡山部截袭其后，岳维峻被俘至太原，二军至此只余李虎一部，其余或溃散，或被消灭，已无存者。李乃进兵西安，收拾残部，和三军杨虎等部结合，谋共同抵御敌军的围攻。

李、杨等进据西安后，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进潼关夹攻，其械弹给养皆由阎锡山供给，故实力颇为雄厚。此时井岳秀等驻榆林，坐观成败；田玉洁、党玉昆，则各占据二城或三城，只管鱼肉百姓，吃喝玩乐；吴新田亦听吴佩孚之命，以汉中为其根据地，整天抽大烟。

他的部队原是张敬尧的旧部，纪律败坏，此时无人约束，益发无所不为。这就是当时陕西地方上一般状况。

李、杨等部在西安被刘镇华等四万余人围攻，内少粮秣，外无救兵，只在危城中艰苦撑持，到我们五原誓师的时候，他们已被围了八个月之久，西安城中军民吃食无着，状如绝境。

我在五原听到那种令人不忍卒闻的惨状，每日所收求援的电文，宛如雪片一般。所以，决定取道甘肃，分为十路，进援陕西，以解西安之围。

我在五原等部队派遣完毕，准备了一个大概，亦即出发。途中和王铁老同坐一辆汽车，循着汽车道先向宁夏进发。

我们第一天住在临河，第二天到磴口，因为汽车损坏，在磴口逗留一天，第四天到达平罗，第五天即安抵宁夏。

这一条包宁汽车路，完全是石友三督率部队修筑而成，工程颇为浩大。石友三为旅长时，很能吃苦耐劳，也颇有血性志气。孰知不到十年，他为环境所移，闹了一大堆的姨太太，染上了许多恶习，并且有一个时期竟与日本人也有勾结，这种变迁，谁也预料不到的。

三四年前，他不断地写信给我。我每次回信都和他说，你若能幡然悔悟，努力抗日，就是个有志的男儿，否则，别的话你都不必说，你我从此断绝往来，对于他的这些劝勉鼓励，不知究生多少效力。

从五原到临河，沿途的土地很是肥美，适于种植。古时在西北屯田，多在这一带地方，可惜现在人烟稀少，已成一片荒原。人们一直不重垦殖，以致大好田原，白白地荒废了。

前面提到的王英父亲，是这里一带惟一的一个努力垦荒的人，他原籍河北大名府，十八岁出来，身边没有一文钱，只穿着一件遮身的小褂来到这远远的河套。几年的工夫，他开辟了几千顷地，掘筑了几十道河渠，使荒原变成膏腴之地。

沿途和王铁老同坐一车，铁老为我讲历史，谈古事，往往微言大义，使我生无穷趣味，得许多教益。

当时，他所讲的故事，我至今没有忘记。有一个，是说燕国使者到楚国送文书，楚相当夜起稿作复。侍者在旁边捧着蜡烛相照，因为蜡烛太低，楚相觉得不便，但也不愿开口，就随手书“高举烛”三字于纸条，以示侍者。

文稿既经草成，这个字条无意中夹了进去，封入文书中。燕国使者携文书回国，燕王打开来看见这个纸条，不懂什么意思。那时，燕是弱国，楚则强大，以为楚国来此三字，必有用意，不可漠视，故立刻集合群臣，细加研究。

大家研商的结果，都认为是燕国吏治太黑暗，内政不修明，楚国不便直说，故写此三字以示讽喻。“烛高火明”，显然是规劝我们扫除黑暗的意思，我们应当接受其善意，力图整刷才是。

于是，大家详议所以改革之道。有的说，我们只会空说，而不实做，有好办法好规章而不能实行，这是大弊病，应当改革；有的说，我们只知自私自利，而不能天下为公，不能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大病，应当设法改革；

还有的说，我们不能发扬学术，发扬文化，这也应当改善；有的说，我们苛捐杂税太多：有的说，我们没有注重武备，有的说，我们在上者过于奢逸；有的说，我们不能选贤用能；有的说，我们不知发展农业。

这样子把弊病一一揭举出来，分门别类，分配专责，定出办法与计划，下令切实施行。三年而后，燕国国乃大治。至此，燕国乃向楚国道谢其厚意，送大批金帛财宝前往。

楚相不明白其故，暗使人去问燕使。燕使说出“高举烛”的字条，楚相方忆及旧事。

楚王至为兴感，谓人日，这是一件无意的小事，然以燕国谦卑，有从善之心，有革新之志，故以此而大治。若夫骄傲之国，怙恶不悛，讳疾忌医，岂克臻此！

这是一个富有教训的故事，在庐山时我曾和蒋介石谈过，蒋亦非常高兴。

铁老又谈他为四川灌县知事的一段旧事。他有一次往谒藩台，一等三四个钟头，总不传见。那时，拜见上官。例须在号房纳银八两，名为“规矩”，否则不予传达。

铁老此次纳了“规矩”，仍不传见，就去质问门房。门房道：“你纳的规矩只有一份，还有叔老爷、婶太太二份没有纳，故不接见。”

铁老怀怒起来，说道：“我是个翰林，跑来做知县，我不纳这些外钱。”门房道：“你不纳，就见不着我们藩台。”铁老说：“见不着，我不见就是了。”

这时，叔老爷出来，气势汹汹问为何不纳，说这是规矩，不可打破。铁老一定不纳。于是即下争吵起来。正吵着，里面即高声传见，叔老爷避去。

铁老自以为得计，哪知见了藩台，说了三句话，藩台即举茶杯，下人高呼送客。八两银子，只换了藩台三句话。原来，所纳银两少，则藩台见面说话也少，此亦成“规矩”。

满清吏治黑暗一至于此！真是令人惊诧。一路上铁老所谈大多此类，这里不一一记述。

我们到了临河，看到萧振瀛筑的新城，工程不坏，城内一切设施，亦颇有可观，想见他很吃了一番辛苦。我想知道一点百姓对于他的批评，问了几个本地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是谁了，所以无论如何，也没得到他们的真实意见。

这时，因为缺乏粮秣，兵站长正在这里请求人民帮助，设法张罗。

第二天，从临河出发，后面追来一辆汽车，报告我一个连长强迫百姓换马，因而被他的旅长枪决之事。

要换一匹马，看起来似非什么大罪，可是军纪必须严明，骚扰百姓的事情尤不可有，我们是新败未久，正在努力整顿，肩上担着艰巨神圣的使命，更要严格地维持纪律，方不致陨越。

沿路所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砂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得很。

途过三圣宫地方，看见那儿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内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

寨中街道整齐清洁，房屋很为适用，约有百十户人家，并设有学校。沿途像这样的寨子，颇有几个。

此间，有外国人，皆比、意国籍。见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外籍女子，据她自己告我，是十八岁来此地，至今二十多年了，她说：“我们都读书，有爱心；又都有强壮的身体和两只天足。因此，我们不怕路远，不怕危险，不怕困苦，哪里都好去。”

离磴口不远，有一道流砂。所谓流砂，须加说明：比如在北面有一砂堆，经风吹送，一会儿工夫，这堆砂就慢慢移到了南面，这些砂堆子，移动不定，故名流砂。

汽车在这种砂地上行走，或以木板凿孔，一段段钩连，铺于地上；或以毡毯垫地，否则即深陷于砂中，无法开行。我们汽车行过这道砂地，极是困难，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渡了过去。到达磴口，已是下午六点。

磴口位于黄河之边，原属阿拉善旗管辖。居民不过数十户，一半是蒙古人，汉人也占相当数目，汉回蒙三族杂居，地方十分穷苦，我因要对人民讲话，车子也须修理，在此停留了一天。

在街上，我对民众讲演三民主义，又和蒙人及回民作长时间的闲话，访问本地的风俗人情及其疾苦，彼此之间，都很欢喜，我于此地划设县治，令吴某任县长。

吴为人聪明干练，曾为工兵营长，因此地太苦，非有能力者不能办事，故调此职（后来任巩县兵工厂总办）。此间，原来所派之兵站人员为一初级官，既无成绩，又得罪了本地人民；此时，特换派一中级官任其事，阅历知识较高，办理得好多了。

这时，黄河已将结冰，天气越发寒冷，我怕后到的部队会遇困难，对于兵站的情事，又特别计划了一番。

这一路负兵站总责的是闻承烈（曾为左路备补军头目，排长，随我为兵站总监最久。后来曾任济南市长）。他们为办兵站的老手，可是那时一文不名，这种巧妇也无能为力的无米之炊，的确也难为了他。

磴口以西，出产一种肉苁蓉，销运广东南洋一带，年达十几万元。其根生砂土中，茎粗一寸，高八寸，随处皆是。别处没有见过。后查本草，方知此物性热力大，为至佳之补品。

这儿还产一种甘草，粗的约可一寸，味甘性热，产量亦丰。中国地大物博，真是随地都是宝物，看见地方物产的丰富，越是鼓起了革命的勇气。

从磴口出发，道路崎岖，行走越发困难。我想到前前后后，这么多的士兵，身上寒冷，腹内不饱，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跋涉如此艰苦的道路，夜间没有屋子住，都在野地露营，心里不禁时刻悬念。

是日下午三点钟，才到了石嘴子。其地为宁夏门户，很是险要，出产丰富，尤以煤为大宗。有绅士郑梅峰，拥有煤井数座，为当地一大富户，约我们到他家休息，进餐。

他家房子宽大敞亮，样式也很讲究。他除了煤矿而外，还有很多的盐池和碱池。那天晚上，他款待我们吃饭，办了双鱼、双肉、双鸡、双鸭的酒席，这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定破费了不少的钱，使我吃着很不过意。

据说，这位郑先生颇受地方人士的爱戴，办了许多公益事宜，乐善不倦，绝非那种为富不仁之流可比，所以很可佩服。我以为，内地财富是无限的，像石嘴子这种地方，看去极其贫苦，但只要肯干，也可致富若此，我们必须注意开发土地之财。

我曾在石嘴子周围察看了一番，我设想后面留驻绥远的部队开完，敌军很有跟踪向我们追击的可能，若果然如此，则这一带地方便有构筑阵地、以资拒守的价值。因此，便在附近详加踏看，哪儿当为防御阵地，哪里应作攻击阵地，都大致规定了一下，以为日后不虞之备。

过了石嘴子，就入平罗县境。这儿与石嘴子以东的情况便显出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多了，气候和暖多了，地方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兴盛气象，不再是那种荒凉贫瘠的样子。两地相离虽并不远，可是竟形成两个世界。

平罗地势也很险要，可称宁夏北部的门户。时县长名王者宾，他兄弟王者林与我是朋友。从前，我在二十镇，驻新民府的时候，他为驻吉林二十二镇炮兵营军需长，后来因为赌博亏累，开小差跑了。民元时候又投我处做事，后来有人保荐，就任此间知县之职。

事先，他知道我要来，特意坐着骡车跑出很远的地方迎接。相见之后，我问问地方上的情形和民间的疾苦，他都一一详述。

一路来的地方太贫，食粮最是困难，到了平罗，看见地方富足，一切都有办法了。谈了一回，我便先走，想一路找本地百姓们谈谈话，不多一会儿工夫，就进了城，一直到他县衙里歇脚。看见上房里住有女眷，我当是他的太太，便请见见王大嫂。

不料，有人拦阻我，告诉我，那是他新娶的姨太太，他太太不在此地。我又知道县衙中管事者是他新太太的父亲，种种办法，都叫人不能放心。于是各处打听，结果查出他的许多劣迹，单就征集马草一项而言，即有许多弊病，他亦不能自圆其说。

这样艰苦紧张的时期，他又到任不久，竟不知洁身自爱，勤奋办事，反而肆无忌惮地干起这一套来，实在不能逭恕。他从前曾为了一个案件连累他的弟弟几乎抄家，现在不知悛悔。我和他虽是老朋友，亦觉得无法袒护，故将他撤差，以示惩戒。

次日上午11点钟离开平罗，下午3点便抵达宁夏。到宁夏的这天晚上，就接着刘郁芬转来孙良诚的告捷电，说我军于27日早4点，解了长安之围，刘镇华已经率部逃出潼关了。

接到了这个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痛快。我为军事的胜利欣喜，亦为被困八月之久的长安百姓及二、三军庆祝。

这次胜利，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大，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当即分别电告中央，及其他各路军。在这里，我要将此次军事情形，略述一下。

长安解围的先着，是平定甘肃，甘肃不能平定，即不能解西安之围，亦不能出潼关，故当先说甘肃的胜利。

当时，刘郁芬以师长兼任甘肃督军，孙良诚和张维玺同在他这一师中为旅长，薛子良为省长。刘在政治上恃薛子良，军事则恃孙、张为之辅助。

那时，盘踞甘肃的队伍极杂，大家各拥一部分实力，或受张作霖的唆使，或受吴佩孚的委任，都虎视眈眈，集中视线，注意着刘郁芬。

他们有的主张静观时变，随风转舵；有的主张积极动作，攫取地盘。态度虽有缓急的不同，但哪一个也没忘掉抓住时机，扩充个人的势力。

其中，受吴佩孚指使最甚者，当数张兆甲和孔繁锦，其次还有吴新田。他们都受吴佩孚的委任。

张兆甲据陇东，吴佩孚委他为甘肃督军；孙繁锦据陇南，吴佩孚委他为省长。所以，他俩态度最为积极，急要下手。到后来，孔又把陇南的防地让给了吴新田，与张兆甲集合力量一致动作，一个从陇东来，一个从陇南来，以兰州为目标，向刘郁芬猛烈进攻。

可是，我方早有准备，兰州附近的阵地构筑得相当坚固，埋设地雷，安置铁丝网，一切设防都按照新式战术构成。

孙良诚勇敢善战，张维玺足智多谋，两人都具有一种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精神，没有一处不亲自察看，妥为防备：又加上一团团长赵席聘富有实际经验，长于筑垒与埋设地雷，此回亦大得其力。

由于工事的坚固，官兵又能上下一心，奋勇抵抗，张兆甲和孔繁锦猛攻多次，又加几次夜袭，均未得逞。张、孔急切不能得手，而损失太大，只有分途退却，张退平凉，孔退天水，暂时都防守不进。

于是，孙良诚向陇南追击，张维玺向陇东追击，没费多大气力，即将张、孔解决。

孙良诚的性情是务彻底，不妥协，他把张兆甲的部队歼灭的歼灭，遣散的遣散，脚踏实地，毫不将就。张维玺的性情比较柔和一点，一战把孔繁锦击溃，将其部队稍微整理，全部改编。

当兰州危急的时候，受刘郁芬直辖的尚有驻宁夏的丁镇国一旅，其时见南口失败，兰州受敌，因而徘徊观望，心怀叵测。孙良诚调令其来援，他迟迟不肯受命，而忘记他是国民军起来的。

他的部属受本军教育至深，于是，孙良诚致电丁旅各团，令不管其旅长如何，只顾自由行动。电到，有陈新民等团即弃其旅长，进兵往援兰州。张兆甲、孔繁锦之败溃，颇得其力，这一下，使丁镇国白费心计。

却说孙良诚攻下平凉，我即令其进兵入陕，以解长安之围。他接奉命令，便率领部队，向咸阳方面推进。这时，刘镇华的司令部设在临潼，长安被他部队四五万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侦探也进不去，城内的人也出不来。

这时，田玉洁驻三原、泾阳一带，先受吴佩孚的委任，后又受了刘镇华的委任，党玉琨驻在风翔，也暗受吴、刘两人的收买。但在行动方面，他们是只为实际利害打算的，利之所在，什么事情也愿干；否则，谁的命也不听。

所以，他们只在一旁，袖手作壁上观而已，真心实意谋救西安友军的，其时仅有邓宝珊一部。邓为人虽慷慨好义，但人单势孤，力量不够，故奋斗多时，亦空有解围之心，并未收解围的实效。

孙良诚率部到达咸阳，便布置一切，向长安围城军猛烈进击。左攻右攻，苦战约有一月，牺牲甚大，并没有获得显著的进展。其所以不能得手，最重要的原因是：

第一，孙良诚部不过万人，刘镇华围城军则比他多出四五倍，彼众我寡，悬殊太大。

第二，孙部连年转战，已甚疲敝，此次守御兰州，攻占平凉，未及休息整顿，又接着长途跋涉，来解长安之围，困顿之情，可以想见。而敌方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攻击自属不易。

第三，兰州西安间相距太远，道路不便，又值大雨连绵，交通更是困难，以此粮秣不能接济，弹药极感匮乏。

第四，他进攻之初，原希望西安城内被围的杨虎、李虎部队可以声应反攻，里外同时动作。以收夹击之功。可是，城内部队被围过久，都成疲兵饿卒，已失却反攻的力量，而他们在围困之中，内部又不协调，有的虽仍坚持苦撑，不甘屈服，有的则被敌方威迫利诱，颇有主张投降求和者。

第五，他又估计田玉洁、党玉琨以及其他方面友军见他发动攻击，必可声援相助。可是，实际他们稳坐不动，徒作壁上观。

有此几个原因，所以攻围数十日，未获成功。

我在五原的时候，便洞悉孙良诚在前方的情形，乃令刘汝明、孙连仲、方振武、马鸿逵等部，前去增援。同时，又知于右任先生到陕，极力奔走，但没有名义。活动颇难，故又加委于先生为国民军驻陕总司令，并委刘郁芬为驻甘总司令，以加重他们调遣的权力。

后来到了磴口，又委孙良诚为前敌总司令，方振武为前敌总指挥。经过这样的布置，显得颇有头绪。可是，援军来得太慢，此时孙良诚的部队在前方，苦战不下，因为雨下得太大，道路梗阻，运输困难，实已到了粮尽弹绝的地步。

而敌方却又新运到一批山西阎锡山供给的子弹，积极企图反攻。孙良诚处此困境，无法支持，势已非退不可。这一天，孙与俄顾问薛福林商议，以为后退固然不妥，但形势如此，不退已经不行，乃决计退却。

命令已经写妥，送达命令的人已经走出门外，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孙良诚忽然灵机一动，跺着脚大叫起来。

原来，他想到：

“总司令现在已经离开五原，正在路上走着，各路大军也正在分头进发，不知何时才可入陕，二、三军不知何时才可解围。

此时，我若一退，必致影响全军士气，武汉方面北伐军亦必受大影响，那时整个国民军完了，革命大业也受挫了。这样要紧时机，我怎么能退？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能轻退……”

于是，他将原定计划完全打消，立刻把送递命令的人半途截回，将所书命令撕毁。部属看见他如此慷慨坚毅，极为感动，于是，重新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苦撑下去。孙良诚这一举，关系于国民革命业绩者实在太大，谁也不应忽视的。

马鸿逵接到援陕的命令，老不开拔，及至我到磴口，致电问他何故不开拔，词甚严厉，他方调动队伍向咸阳慢慢进行。走了很久，才到咸阳，又复停兵，总不过河，和孙良诚言明，他只可供给枪弹，不能出兵相助。

孙良诚便和他说：

“这样也好，你就供给我们二十万发子弹吧。”

马答应了他的要求，拨给他二十万发子弹，部队得到这批子弹的补充，士气大为振作。

增调援军中，又有方振武部，走到长武、邠州一带，也是迟延观望，不肯前进。究其所以如此，也有相当苦衷。因为他的部队，在南口作战，牺牲太大，枪械弹药，一直没有补充齐全，此时加入前线作战，犹疑顾虑，自所不免。

可是，国民军誓师北伐，哪一部分都是疲敝之余，艰苦奋斗，困难是彼此相同的；何况救人之急，如同自救，当前线如此紧急时候，他却不顾大局，只管自己打算，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在这一点上，后来别人对他还都能原谅，惟有身当其冲的孙良诚，却因此十分恼恨，无论朋友怎样为他解释，孙良诚总是瞧他不起。

方振武后头紧跟着开来的，是刘汝明的部队；刘汝明后头，还有孙连仲的部队。刘、孙两部援军，总共不到八千人，分作两次开拔。

孙由包头开宁夏，刘即由宁夏奔向平凉，前后相差不到两三天的工夫。孙良诚在前方苦撑了数日，刘、孙援军都先后开到，即在咸阳会师一处，彼此见面，不禁悲喜交集。

悲的是别后彼此都受了不少的挫折，喜的是经过千辛万苦，又能在一处，相共患难。于是，他们详商作战的计划，决定刘汝明向左路，孙连仲向右路，两面包抄绕袭；孙良诚则由正面出击。

这下子，三个方面同时发动，势如疾风骤雨，使刘镇华部无法招架，刘即下令退却。恰好那退却令错送到孙良诚之手，因得洞悉敌情。于是加紧猛攻，一战即冲入刘镇华司令部，使之溃不成军，狼狈退出潼关，我方获得了巨大胜利。

俗语说：“打架要亲兄弟，作战要父子兵。”这话真是不错。此时胜局已决，原先观望不动的各部，也要上来立功了。孙良诚对某部之滑头取巧，极为不满，当即拦截其不许渡过渭河，闹了不小的别扭。

这回长安解围，孙良诚功劳最大。他以久战疲敝之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为国民军北伐，立下稳固的胜利基础，实在值得欣慰。故北伐中，孙良诚功勋实居第一，谁也不能否认。

长安之围既解，对于陕西的焦念之心，大觉宽慰了。我便在宁夏住下，从事部队的移调，并且训练新成立的部队。原先在五原拨交宋哲元的军官，此时将旅、团、营、连长一一委好，正式编为一师，即委宋为师长。

每至早操之先，由我亲自点名训话。有些人不明白我的意思，对我说：

“您这是干什么呢？这些官长，既没有兵，也没有枪，算的什么队伍？”

我说：“你们不要着急。回头前方缴来枪支，后方补上员兵，马上便可成立新的劲旅。”

我虽然这样说，大家还是怀疑，宋哲元自己也不敢相信，将来真的能够成立正式队伍。可是不久，孙良诚等将缴的枪械从前方送来，苏俄帮助的枪炮亦经运到，当即补充兵员，很迅速地便把一师整整齐齐地成立起来了。

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是回族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占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族。又有新兵队，都无枪支，亦每日按时操练，精神颇佳。

我每天尽可能利用时间，亲自整训部队。尤注意官兵的革命教育，除每晨朝会演讲三民主义而外，又编有革命精神问答书，发给各部诵读、答问，借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准。有刀须磨，有枪必擦，有部队必须勤加训练，这是我毫不放松的。

此地有道尹姓邵，原为本军司书，由书记军需升任此职，对事尚能小心谨慎，只是政治知识差些。我每到一个地方，照例喜欢探听些当地掌故，以为谈助，但他一点也不知道。

于是，我向地方父老问悉，民国前有山东滕县人高善哲老先生为翰林出身，任此间知府，上任时候，两匹骡子，拉着一辆轿车，里面坐着他老太太，他自己跨在车子外边上坐着，在任数年，所有自己穿的鞋袜，全是他老太太给做。

这里所筑秦渠、唐渠、清渠，工程草率，致黄河年年成灾。高老先生着手改造，每日带些干粮及待批阅的公文，打成一个小包，背到野外草棚中坐着，监导民工筑渠。一连五六个月，不问风雨，从不间断。

渠成，地方年年丰收，原野一片江南风光，民元鼎革，他罢职归田，百姓跪送数十里，依依不合。

后来，我到泰山住，曾与高老先生见面。那时他已八九十岁，身体很康健，犹能作蝇头小楷，每日服乌鸡丸，夜眠推腹，常令其孙到泰山摘柏叶泡茶为饮料，以此为其养生之要道。

他自挂冠家居，教子课孙而外，努力地方公益之事，深得桑樟之敬爱，现已逝世一年多了。

这里的护军使衙门建筑很堂皇，里面的布置设备也富丽阔绰。城内有一条街，也全是马云亭的房产，后来马仲英率部到宁夏，将其使署及房产全部放火烧毁了。

这时，还有清室端王住此，这人就是主张练义和团事者，义和团失败后他被充军至新疆，民国成立，仍不能回北平，即寄寓于此，这回我曾和他见面，已经很是衰弱了。

宁夏地方富庶，原野多稻田，东南方面出碱，稍远处尚产盐，都是大青盐，宝藏有无穷财富，只因交通不便，人民资本又太小，所以业务不发达。若政府能帮助人民，大规模地从事开采，运销全国，必可抵制外国碱而有余。

另外，此地又产“枸杞”，曾见北平、保定一带所产者，不过尺把高，粗只一指，这里的树却高达一二丈，小的亦有五六尺。此物行销西南各省，视为贵重的补品。

西南一山之隔，为阿拉善旗，我特划为县治，希望能够在地方上筑民渠，以兴水利。若能像高善哲一样地认真办理，则蒙古平原，将有数万顷肥田出现，即不能成为农区，亦可成为牧区。那时西北荒原必大大改观。

我在宁夏约住二十多天，十二月二十日早晨，即向平凉出发。在路上，汽油用完了，无处购买，后来设法买了一桶煤油，勉强对付，竟也支持了半天，惟烟太大，煤油能代汽油，这是第一次尝试。

过宁安堡不远，汽车忽又坏了，我留下几个人看着修理汽车，自己换了一辆车赶路。后来，才知道那车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夜间没把水箱里的水放出，那时雪夜寒天，水箱即被冻炸裂，这回一是坐车者不懂道理，二是开者没有责任心，不然哪会有这等乱子？

越过固原，这是陕、甘、蒙交壤的重镇，清代设提督于此。1920年地震，猛烈震动达五分钟之久，全城成为一片瓦砾，死伤至多。这一回，我所看见的固原城，还是到处断壁残垣，满目荒凉。

我住在城西小客店中，同本地父老谈了些从前左宗棠来此一些平回乱的事，大家还是很带情感。

从宁夏到平凉，一路深沟绝壑，险势天成，马路为张兆甲等所筑，工程过于草率，高高低低很是难行，只算比没有强些。我沿途且走且修路，汽车行驶还得十分留心，否则必出危险。

这一次，曹浩森（日本陆大毕业，为国民军参谋及参谋长多年）他们坐的一辆车，便因车夫不慎，以致翻车，跌到二三丈深一个山沟中，曹先生受伤最重，在平凉医院住了很久，才慢慢痊愈。

那时大雪之后，途中积雪已被扫除，但远山近野，仍是一片耀目的银白世界。汽车在积雪满枝，槎枒夹道的柳树中迎风疾驰，饶有一种意趣。

那些柳树，都是昔年左宗棠在此地主持着栽种的，可惜现在无人保护，被居民砍做柴烧，沿途所见的，已经零落稀疏，行列不复整齐了。过了好长一条深山狭谷的险道后，平凉便豁然在目。

时冯治安部驻此，安树德（孙良诚部旅长）为此间镇守使，邓鉴三为道尹，他们都出城相迎。进城之后，住原来的张兆甲宅，高楼大厦俨如皇宫，一个镇守使，竞如此阔绰。

坐定，冯治安和安树德等来报告当地军事政治各方面情形，知道有一军械库在此，便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库里的枪械细细点查。凡能够用的，另外开一个清单拿来我看。”

他们走了不大会工夫，忽然听得城里西北角上“轰通”一声，仿佛暴雷似的，室中门窗玻璃都震碎，屋上的瓦也跳得多高，全城为之震动。

我们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最初还以为是地震。我一面派人去查问原因，一面即和王铁老到门口探看究竟。

不久，派去的人回来，据说是西北城角地洞里，原藏着大量火药，冯治安部有六个号兵，常在那一带练习吹号，看见那儿露出火药引线，有一小号兵玩火，不谨慎，竟把火药燃着，顿时爆发起来，造成这场不小的虚惊。

话虽如此说，但我自己猜想，恐怕还是一个阴谋，因为张兆甲是平凉本地人，他这次被孙良诚打走。当有多少余党，残留在地方上，这事定是他们干的。不然何以恰在我来的时候爆发？何以如此之巧？

假如我迟半个钟头进城，就正好碰着，这事完全是冯治安、安树德等疏于警戒所致。久战部队，往往如此大意的。后来，我和王铁老在街上往来散步数次，人民知道并无战事，方才放心。

平凉这一带，地处西北边陲，风气闭塞，民众对于革命的道理，还十分隔膜，又加张兆甲等多年盘踞，在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势力，其党羽多受吴佩孚委任，潜伏各地，人民难免不受其影响，因而兴风作浪。

我一到这里，即看重此点，用种种方法，从事于民众工作。除文字及口头宣传而外，又开了多次军民联欢会，由政治部编出许多新戏，都以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军阀势力必须铲除，民众力量最为伟大，革命主义终必胜利等的道理为主题，内容通俗，形式简单，每次演出，都很受观众的欢迎。

经此一番宣传，收得不少的功效，不但使大家对革命日渐了解，且使军民打成一片，互相帮助，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长久以来，此地即少受政治的波动，这一回总算把革命的浪潮灌注了些进来，留给人民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平凉，我接韩复榘从包头来的电报，报告张作霖调动军队，进扰我们后方，他留守包头，已经颇感威胁，我一面作必要布置，一面当即令其开拔。

此时前前后后的部队，都在一种艰难的境遇之中：有的伤兵、病兵太多，无法处置；有的枪弹都缺，亟待补充；有的无衣无食，将濒绝境，要粮饷、要弹药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

每一封电文展开来，都使我神经感到紧张，心里感到苦痛。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每年仅仅百三十万元收入的陕西；在后面，是一个更为荒凉的甘肃。这种种难关，如何打破？搁在我肩上的重责，又如何担当？

身处此境，不由我不心焦如火，眠食难安。一天，我把文件批阅完毕，走到屋外练了一套柔术，手里拿着棍子，在廊檐下来回地转着，满口里唱着河南坠子，西皮、二黄和秦腔之类，借以遗散积闷。

小声儿唱了一两个钟头，觉得心头轻松了些。这时，王铁老正在旁边坐着，对我说道：

“事情有办法了！”

我问何以知道，他说道：

“平日只见你整天的愁眉皱眼，批阅着文件电稿，个个人都向你要东西，要饷项，把你弄在夹板缝里过日子，没法儿处理。长此下去，心身都受不了，假若病了，怎么得了！今天看见你能这样开脱排遣，事情就有办法了。你应当每日行之，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经铁老如此鼓励，我就天天在公余之暇，唱歌散步以资休息。如此精神方觉轻快，身体也少受损伤。

一路来，我们的生活极是简单，住宿是随遇而安，食则大锅菜：白菜、豆腐、粉条杂煮一起，名为“革命菜”。哪个吃，哪个自去盛一碗，无人照应，衣则随身一套，难得更换一次，甚以为苦。

过往的部队到了平凉，我都一一点名，骡马，枪支以及弹药，亦都按单点验，应当改编补充的一一予以改编补充，使之整整齐齐，凡部队开上前方，都要经过此问，经过此间，都要如此办理。

同时，每天举行朝会，各军军长以及各路总指挥。也都一样地排班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每次开会，王铁老总是站在我旁边参观，看见此种精神，于是夸奖说：

“凭你的精神，张作霖、吴佩孚都打倒了，你对他们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呼到，像对普通士兵一样。而他们也那样地严肃敬事，一毫不苟。拿这一点两两比较就可知道谁胜谁负了！”

我答道：“我们现在八字还没见一撇儿，不要太说好了罢！我们实在还不够得很，我们还要多多地努力才行。”

此时每天朝会，都由我亲自讲一段三民主义；出操之前，又讲一段革命史，或是总理遗教。每天都是如此，从不问断。

那时，我和铁老同住一屋，同睡一个热炕，一路行军，都是如此，有一件事是最叫人伤心难过的，就是伤病的弟兄。

他们长途行军来到平凉，有些人走不动，半途上搭便车。那时天气太冷，久坐不动，脚部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每到一个地方，找店投宿，就急得着火取暖。哪知脚部久冻，一触火气，立刻皮肉泛成乌紫，冻烂不可收拾。

如此而冻断了脚，成为残废者，不下二三十人，这都是士兵缺乏卫生知识，官长又大意疏忽的缘故。我查悉这些情由，急着分派人员，拦前截后地去向各部队关照，令沿途注意此事，落店后，当先以冷布擦脚使暖，不可急于烤火。

这时，刘定五先生从西安到平凉来看我，刘为陕西省长，新旧学问都有根底，为人正直耿介。1923年国务院开会，以索饷事，他与财政部长大吵一场，前面已有记述。

这回见面，和我详谈西安被围八月的经过情形。那时，城中军事首脑为杨虎、李虎二人，杨、李都和他同住一处。八月光景，未尝稍离，每至形势危迫，处境艰困时候，刘即为他们讲讲《史记》和《纲鉴》，旭些历史上的英雄义烈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以振杨、李之气，坚杨、李之心。

又因被围太久，境状太难，弄到后来，军纪颇有懈怠的地方，亦赖刘先生极力向杨、李等申说民众必须爱护，父老必须敬重，军纪必须整饬的道理，使地方秩序得以维持。

西安之围方解，杨、李极为颓丧，大有再也不当军人的意思。刘又再三劝勉，使之振作精神，继续为革命效力。西安被围八月，始终屹然不动，刘定五功劳实在不可泯没。

平凉附近，有一位县长名王子元，陕西三原县人，原籍山东，为人很有学问。做事踏踏实实，又能勤劳耐苦。那时，大军源源过境，由宁夏至平凉一路，粮草最为艰难，惟独王县长办得整整齐齐，使过往的大军，得到莫大的便利。

王县长并没有三头六臂，何以能够办得特别好？其故即在于他能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他的难处，人民都视如自己的难处。那时，恰好大雪纷飞，粮草征集之后，运输方面更是困难，而王县长自己既能苦干实践，又得人民的切实帮助，难题终都迎刃而解。

所以，地方官若真能爱民亲民，什么事都好办，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平凉东北有一个叫做董子冈的地方，产粮最丰，相传其地一收，可供三年之用，普通地主之家，每家有屯粮达数千担者。

粮都屯地窖中，因黄土极厚，非常干燥，故不湿不潮，不冷不热，可以久屯多年，不致败坏。那地方甚是宽大，地形也特殊之至，山沟往往阔达五六七八里，人站两边，相呼可闻，然而下来一走，却是很远。

这里粮食，每元可买三十斤，比别处便宜数倍，完全因为交通不便，故有这个现象，有人提倡交通救国，恐怕不独此地为然。

这年年底那几天，大雪不止，我有点感冒，一直呆在房里坐着，一日忽然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派他的翻译送来一只大鸟，说是刚才打猎回来，把这个送我。那鸟周身白羽毛，展开翅膀，长达数尺，平常不大见过，据说名为“地鹏”，问及本地人谓即所谓天鹅地鹏之鹏。

我觉得，他不该如此做，就和翻译说：“我请他来当顾问的，不曾请他来打猎。这是一种珍贵的鸟，把它打死，如何对得起我们国家？他以一个外国人，未得地方当局允许，就擅自行猎，我们的法律也不能容许。”

于是，我把邓道尹和县长请来，问其何以不管外人在地方擅自行猎？请他们查出法令，去和乌斯马诺夫交涉，让他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可随便玩忽的。

乌斯马诺夫闻而十分惭愧，问怎样才是，我说：

“第一，得认错；第二，不得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我们是革命军队，此等处万万不可大意。”

许多朋友觉得我处置得太过分，不留情面，我说：

“这个不然。我们是革命军人，不能因为给人留面子，就连国法军纪也不要。我们不能独外，他犯了错，我自必有纠正他的责任，若不然，我何以对国家与人民？这是大关键，不可丝毫放松。”

我们一路行军，缺乏一架无线电，和两湖方面的国民革命军难得通消息，极感不便。我把此事和乌斯马诺夫谈及，请他设法办一架，无论买或租或借都可。可是，一直没有下文，不知道是没有办成抑是他根本没有去办，至今尚觉纳罕。

我平时看见他发一次电报，总要经过四五次的翻译。我问其是何道理，他说国际无线电人人都可以收，必须经过多次手脚，才可以保守秘密。

我看见他用豆字代莫斯科一词，又以狗字代豆字。又用树字代狗字，又以土字代树字，如此一译再译，别人接此电文，莫名其妙，这种机密办法，已成一专门学问。比之我们随便雇一录事或书记任之者，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来到平凉，本想多住些日子，把后方部队彻底整理一番，而后再到西安去。因为此时于右任先生已在长安，一切事情都有他负责，我可以放心。

谁知，事有不然者，其时长安被解围后，境况艰难，恢复秩序，真不容易。最成问题的，就是驻军很多，为了粮饷的问题，几个首脑闹着意见，亟待解决。

第一，就是孙良诚对方振武不满，不许方军开向渭河以南，追击敌军，这前面已经述过；

第二，就是刘汝明率部到了潼关，在地方上弄了点钱，给兵士办了些鞋袜之类，而孙良诚部出力最多，吃苦最大，却没得一点实惠，因而彼此之间，颇感不快；

第三，各方军队急需粮秣，而陕西太穷，于右任先生无法应付。

因此，他们之间意见越闹越深，使得我再也不能在平凉停留下去，只好提早些赴西安，免得问题闹大。从平凉出发，取道泾川，沿途道路极坏，一边走着，一边修筑。

到了泾川，看见人民捐献粮食，非常地踊跃。原因是这里得了一个大好的丰年，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不能向外运销，故粮价出奇的便宜，麦价每元六十斤，白面每元五十斤，其他杂粮更是价贱。

因此之故，兵站上收买征集粮食，便很容易，四乡人民运送的粮食，堆满了几座土房子，柴草也堆积如山。我和百姓谈话，他们都说：

“今天最重要的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我们出些粮食，不算什么。”

他们把粮食纷纷运到县政府里去，肩摩踵接，络绎不绝，中国的民众，真是可敬可佩，也许因为这些粮食来得太容易，那天我往看屯粮的屋子，见麦子撒满地上，左右前后，随处都是，狼藉不堪，我看了十分难过，乃召集负责人员，大加申斥一顿。

从泾川到长武，是我1912年时候走过的路，一路走着，如逢旧友一般，处处都觉得熟悉，处处都值得察看。

到了长武，已入陕境，闻附近有古碑，有人约我去看。我因当时无此闲情，不曾去看，失掉机会，引为可惜。听说，其中有褚遂良等所书者。

这时，此间有一班随随便便的部队，一会儿说是二军，一会儿说是三军，今日向地方要钱，明日向地方要粮，为非作歹，人民苦之。

我令童玉振负责解决之，童旅长费了很大的麻烦，才把他们遣散改编，办得很是完善妥当，大乱之时，敌人危害人民者往往有限，反倒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军队，更为可忧。

由长武至邠县途中，宿在一家小小的村店中。因为我们随从简单，人民都不相识，这一晚旅途劳顿，我和王铁老睡得很早。

刚刚躺下，就听到有人敲门，操着甘肃口音，连吵带喊，进入店中，立刻向店主大发威风，极是横蛮，使人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叫副官不要干涉他们，看他们究竟闹些什么出来。

他们带着三匹马，自己闯入店中，那马拴在门口树上，就把树皮吃个干净。店中只得三间房，人已住得很挤，他们就和我同屋而住，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慢慢老实了起来。

我找他们谈话，其自称是二、三军的人，是为送信，经过此地。于是，我对他们好言劝说起来，我说民众以血汗供养着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为人民谋幸福，谁要欺侮人民，我们就和谁拼命。

我们为什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苦害我们的人民的缘故。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是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邻里也是百姓，你没有出来当兵的时候，也是百姓，我们怎么可以欺侮百姓呢？

这样地和他们谈着，他们后来竟痛哭起来，由衷地表示了懊悔的意思。可见兵队都是好的，只因官长不负责任，使失教育，又加耳濡目染、养成恶劣习气。而不自知。只要把他们的良心加以揩拭，他们就立刻知所悔悟了。当日，他们没有等到天明，就动身走了。

第二天到达邠州，这就是历史上所谓太王居邠之邠。历史写周太王在此，羌人前来侵凌，太王事之以币、帛、犬、马，百般委屈退让，都不得免；后来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太王迁往岐山以避之。我觉得这是后人的附会。

拿我的意思揣度，定是当时周太王势孤力弱，对羌人的侵略不能抵御，不得已被迫而走。后人为要替其所鼓吹的谦让的美德说教，乃故意将事实加以歪曲。所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于此等处必不可失察。

在邠州我住县政府中，就近查看班房和监狱，看见内情的黑暗，令人寒心。监狱在县府旁边，牢子不许犯人躺坐，又故意把窗户堵死，使气不能流通，黑暗如活的地狱，入其中者无不即病。

班房即在县衙内，其中囚犯青年、老人都有。问他们犯的何罪，有的是因为官府征车，而自己无车；有的因为官府要草，而自己没有草，因此被扣。

牢房是一种装着木栅的狭笼子，每房一丈见方，最多只容得二十个人，却囚着六十多个人互相挤着。

据一位曾坐过班房的告诉我，每至犯人无法受得了，若偷着就木隙门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牢子即以鞭对木栅狠打，喊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老子们在这里吃啥？你发什么糊涂，还要呼吸新鲜空气！”

犯人明白其意，有钱的给以十元钱，说：“你辛苦，这个请你吃茶。”牢子放开笑脸说：“你的好意思，我不能不受。”于是放他到外面来，那里桌上摆着茶碗和花生盘。

犯人刚刚坐下，就听见嚷着说：“巡房！查班！”于是又急急地被拉入笼中。查班的走近看见，又是对着笼子一阵鞭子抽打，大骂一顿。牢子就和这犯人说：“只有我的不行。还得有他的一份。”于是再拿出十元。这些都是配好的一套。

我以为，牢子们所以敢于如此，完全因为县官不去查看，并明明知道，而心照不宣。我把这位代理县长找来，问他何以掩耳盗铃，不加改革。他说积重难返，一时没有办法改革。我就把为我预备的县府中的几间上房让出，请那些犯人去住。同时，请那个县长和我同去打扫牢房。

这种情形，不只邠州一地如此。我连着经过长武、永寿等数县，都是大同小异。有更可恶的一种，便是一个平白无辜的百姓，可以被衙役瞒着县长，任意拘押起来，从而加以讹诈，这是整个的吏治问题，原非临时整顿所可了事的，但身为县长敬能正直不欺，胜任尽责，则亦必能弊绝风清，收到局部改革之功。

邠州以东有一个县份，县中设立县党部，负责人员从长安派去，都是些十七八岁的青年，空有热情，不明事理，对于革命主义，只是一知半解，而无切实具体的认识。

他们以为革命一起，人民对于国家就可以解脱所有应尽的义务，不必再负什么责任。于是，一到地方，就向人民宣传，叫人民不完粮、不纳税。

有军队过境，要粮草，要车马，他们又向百姓宣传，反对摊派差役，反对征发军用物品。自以为如此才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弄得过境军队吃喝无着，苦痛万状，于是，酿成军队和党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那些党部青年，被驻在当地的二、三军大打一顿，被逐出境。

我到邠州后，因为我是西北党部代表，他们两方都来我处告状，互相以反革命的罪名相骂。我以为军队擅自殴辱党员，固然不好，但因为那种幼稚错误的宣传，致陷军队于不利的现象，党员们亦不能辞其咎。

当时，党员中有年长老成者，约我前去讲话。我到那里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军民大会，向民众发问道：“军阀祸国殃民，应该不应该打倒？”

答道：“应该打倒！”

问：“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压迫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不能翻身，不能抬头，应该打倒吗？”

答：“应该打倒！”

问：“军阀和帝国主义必须打倒，究竟谁去打呢？”

答：“主要还靠军队。”

问：“军队没饭吃没衣穿，没有粮草马匹，可以打仗吗？”

答道：“不能。”

于是，我说：“只靠军队，是无法完成革命工作的。必须人民与之合作协助，才可以完成，才可以成功。”

这样的问答数次，又经详细的讲解，大家才恍然大悟似的明白了过来。那天到会的人很是踊跃，我站在一个戏台上大声讲话，把嗓子都说哑了。

末后，我问一个老人，我说的这番道理，究竟对是不对，比你们以往听的那番道理如何？

他笑着回答道：“他们说的那个痛快。粮也不出、草也不出、也就不用革命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当时，会场空气，极是融洽，事后军民之间的隔阂打破了，党与军之间的意见也化除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我知道，像这样的纠纷别地也同样存在，所以特意编出数十个问答，说明军民合作的必要，送请政治部采用，广为印发，俾使党政军民之间，不致再有冲突情事。因为这问答小册，体裁通俗，说理明白浅显，故颇收功效。

由邠州过来，到永寿县，经过一个大深沟，看见水源充足，而周围全是荒土，若能把那水流稍加变动，即可使附近荒土都成肥田。

我一路和王铁老谈论兴办水利的事，以为水利一事关系西北民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人，第三得有安定时间；少一件亦不易为力。

谈着心里又是难过，又是兴奋。前行到了乾州，也和在邠州一样，参观班房和监狱，县中有一所模范监狱，表面上办得很是不坏，颇有一种崭新的气象。

我在此停住数日，二军、三军都派有代表来，邓宝珊先生亦来，我一一接见谈话。问问他们的困苦，说说三民主义，又把如何整顿军纪，又如何爱护人民以及过去失败原因，今后使命的完成等问题，切实加以讨论。连天聚晤，都是以这类迫切问题为谈话中心。

此时，杨虎和于右任先生等连电催促，我们即动身赴西安。车过咸阳，田玉洁和麻老九等二、三军人员来接。其时，他们仍受吴佩孚、刘镇华的愚弄，没有完全断绝关系，我和他们谈话，处处予以暗示，希望他们知所改变，不要入于歧途。

过渭河不远，于右任先生和许多朋友前来欢迎。其中有各界民众团体的代表，排着行列，极是整齐严肃，我一一握手，在街外坐着谈了一会儿，当即开车进了阔别多年的长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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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46
40  再次来到西安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

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

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

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

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情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蛇，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来的为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

蒋介石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

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

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

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的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

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

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极其渊博。

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如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锡山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说得踌躇起来。

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情事。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

开会的时候，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

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

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作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作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他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

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

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

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后来即令停止。

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重要多了。

在那时，王铁老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

“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

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

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的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

此间，西安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

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画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可是，接下来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

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什么到手的，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前面，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

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

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最后的结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惟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

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时，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

我只好覆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

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需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的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

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驻村东，我们即驻村西；友军驻城中，我们即驻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的情形，心里不舒服。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

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

他们正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到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才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致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

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以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

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

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还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

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志，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挫折，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也是军队的通病。

但是，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做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

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

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致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

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惟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况。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

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

长此以往，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一天天不同。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

可是他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激动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

我看他如此激动，也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

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后，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

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共有员生八千余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

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

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没的。后来，他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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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48
41）郑州会师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

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介石来到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

后来，刘、熊二在我处多年，同甘苦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算。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

当时的军事形势，大略如下：

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而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

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惟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

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垂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

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阎锡山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

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玉琨占据凤翔、兴平一带。这些部队，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军阀集团，另一方面亦始终不肯打起鲜明的革命旗帜。

他们没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钱、要官、要枪械，但事实又不听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一直态度暖昧，其目的只为霸占一个地方，死死咬住不放。

若在平时，他们的部队缺乏训练力量有限，即算发动起来，亦不足为我们的大患。但是，我们正要出潼关作战，为贯彻此计划，必须肃清后方，使无后顾之忧，故派部分头予以解决。

我军饷项无着，军事进行甚为艰苦。其中，方叔平围同州攻麻老九部，因为物质过于困苦，常常发牢骚。方为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将领，每逢宴会，见到一盘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状而难过落泪。

当国民军败退时，续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长安，数经交涉，才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回陕北老家住了些时候，即来信请在我处同住。

我约其前来共事，因他为豫督二年，气质大变，我希望他忏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拨，并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

我委他南路军总司令之职，请他收集二、三军旧部，出荆紫关，下南阳，以截击吴佩孚。最初，在红城前面广场每日朝会，他都参加，表示得极为真诚坦白。

可是，数星期后，他即溜走，给他的任务，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开往南阳，他总不肯动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对我已另怀叵测之心。我明白了这个，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刘镇华驻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老实告诉他说：

“你若愿意参加革命，望快作鲜明表示；若不然，就远远让开路，免得妨碍我们。两条路你都不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派队伍再与你周旋。”

他接到此话，甚是着急，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说明他的心迹，自认过去路子走错，从此誓必改弦更张。听我指挥，共为革命而奋斗。

并且，他还请我派人为他组织政治部，以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我当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里。

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国语学校毕业，为人发奋好学，富有革命性。我驻兵常德时他来我处，后来在信阳，曾为我之代表送信到孙中山先生那里。

这次，他到刘镇华那边为政治代表，实在费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险，即为刘在当时一双脚踏着数只船，始终未拿稳主意。在他的左右，五颜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类的绿林朋友，也有各方军阀的说客。

任右民在那里住着，从刘相待的态度上即可测知我军胜败的消息，我们若打了胜仗，刘即对之十分恭敬，请他一块儿吃饭，饭菜特别讲究，招待特别殷勤；如我们哪一路战事不利，或是张、吴的说客为他另外设谋定计，刘即倨傲怠慢，茶水没人照管了，饭菜也大大减少了，时时可为座上客，也时时准备着做阶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

刘镇华如此朝三暮四，我们出潼关的计划势已不能延搁，乃决定派孙良诚、方叔平由潼关出陕州，和他周旋。我到潼关检看沿途所驻部队，见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部虽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气勃勃，极是整齐。

我一一召集讲话，并以所携《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等书送发官兵，以鼓其气，途过临潼，带便观览各处，并题字以留纪念。那时，我尚未用功研习白话文，所题文词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顺。

其中，题一温泉名香凝池，题桥名任桥；又刻石，于军阀罪恶痛加揭露，于本军中之不努力上进者亦多有讥刺。不久之后，有些人借口修筑温泉，将所题文字一一毁去。——这都是闲话不题。

那时，樊钟秀在河南荆紫关一带与于学忠部激战，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钟秀部缺乏良好的训练与纪律，不能胜，屡次来电乞援。

我原派续西峰由此路出击，续既不肯奉命，我乃调冯治安、孙连仲、韩德元三部由蓝田武关出荆紫关以援樊军。这次举动，在道义与战略上都是必要的。

就道义言，樊是同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他在困难之中，我自当尽力相助；就战略言，若樊部不幸溃败，则于学忠无后顾之忧，即可省出力量封锁潼关，以阻我会师郑州的计划。

基于这两个观点，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于我十二分的诚意。然而，我们处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盘筹划后，方可派兵，总不能冒失从事，于人于己都无益有损。

哪知，樊部被敌军围困甚急，望援之心过于迫切，只希望援军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记了我们部队自南口败退，绕道五原宁夏，转战数省，直到陕西。喘息未定，困苦万状。

冯治安、孙连仲各部并非例外。他们以疲敝之师，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后，枪弹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行军的速度不能如当事者所希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樊钟秀不能谅解，等他被于学忠战败的时候，他即把所有愤恨都推到我们身上，为将领者往往以功归己，以过诿人，而不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我对樊也无法解释。

因为进援樊钟秀，孙连仲部险遭不测。原来在老河口方面驻有张联升部，张为大个儿，河北省籍，自民二年以来即为老河口镇守使，向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官的人。

当我们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各部推进至陕州，将刘镇华军击退，续向陇海线进展，而与奉军万福林部交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张联升即派孙良诚的表兄为他的代表，前来我处请委，愿受指挥。

其日为3月18日，我即予以三十八军的番号，仍在襄郧驻防。其时，武汉方面接济我们的军需品，由襄河上运，都得经过老河口。孙连仲部此时援樊，即须与张联升接头，而后将子弹分发各部补充。

不料，他和刘镇华的作风一样，看见我们此次前线无进展，回头又受了吴佩孚的命令，将我们军用品全部扣留，把我们的人员尽行捆囚，突然翻过脸来，对孙连仲加以猛攻。我接到这个消息，愤恨之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队积极前进，以为应援。

我于5月1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6日即到潼关督师。这时，我们派遣的正面部队孙良诚、文叔平、郑大章等部已由阌乡东进，灵宝、陕州、观音堂、渑池等地都次第为我们占领。而刘镇华退向铁门新安一带，获得奉军援助，构筑了坚固阵地，预备作最后挣扎。

方叔平于23日进至磁涧，奉军万福林部五旅之众，又结合张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庙杨家沟一带筑了三道坚固阵地。奉军武器精良，炮火极为猛烈，24日激战一整天，没有得手。

25日，孙良诚以石友三为右翼，方叔平为左翼，派第一、二师绕袭敌方右侧和后路，以郑太章骑兵抄袭洛阳以东和偃师一带，26日拂晓开始总攻，戮力鏖战，刘军大溃。孙良诚、方叔平部冒着弹雨爬人新安城，占领了这一个重要据点，万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狈溃退。此役，缴获枪支三四千，俘获无数。

我军于饥寒疲敝之余，竟能攻下这样坚城，获得这样的大胜，实在难能可贵。这一下，把自南口败退以来的颓气完全振作起来了。

同时，从武汉北上的张发奎所部，亦在信阳郾城一带与张学良部激战。奉军受日本帮助，器械除沈阳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从他们的司令部直到团部，都聘有日本顾问，为之谋划一切。

可是，张发奎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旺，素有铁军之誉，又处处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战役，奉军在何处开炮，铁军即前仆后继地向何处猛扑，必将其阵地连同大炮一并夺得，而后甘心。结果，使得奉军连炮也不敢放，虽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顾问，亦都无法能起作用。

激战多时，奉军终被击溃，退向郑州。

在黑石关，经过一次激战后，我军以骑兵越过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攻击，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北伐军亦同时在平汉线向郑州压迫。奉军四面楚歌，恐慌万状，分作东北二路溃退，我军遂于三十日占领了郑州。

接着，我军乘胜追击，亦分兵东北二路：北路万福林部节节后退，过了黄河，将铁桥炸毁，使我军不能渡河进击；可是，我们赖有铁路工人相助，他们真有办法。被毁铁桥，急切不能修复，即用木料垒于河中浅处，不数日即成坚固桥梁，追击各部全数安渡过去（若无民众相助，万万不能过河）。

东追部队于6月1日亦将开封占领。会师中原的计划，至此已完全实现。

自从潼关出兵以致占领开封，这一段军事调度指挥，均由孙良诚负责。故第一功勋应属之孙良诚，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时处境艰苦，实非笔墨所可尽述，他们能克服困难，立此功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既得胜利，原来投机取巧、首鼠两端之人，都纷纷前来输诚，刘镇华部于退出新安后，即已溃不成军，张治公则派人前来要求改编或是缴械，张联升看着我们连获大胜，知道势头不对，乃又观风转舵，倾向了我们，立刻将我们人员释放，所扣械弹如数送还。

这时候，吴佩孚被逼的不能在巩县立足，在经过老河口奔向四川时，张联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击。此举出吴意外，死伤至惨，吴的秘书长张煌言，亦被打死，吴夫妇九死一生，狼狈逃出性命。

张联升即以此次功劳，作为向我们表示忏悔的进见之礼！这期间，在长安也有一些可记的琐事，带便在此一述。

在长安的期间，为了公务的必要，和我过从最密的要数于右任先生，那时，于住省长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内，我常大早起来，到那边找他谈话。每次，总在街上买一种糯米、红枣、豆子之类合熬名为“京糕”的食品，随身带了去，和于先生一块儿吃，每人各吃一斤，作为早餐。

此物又是美味，又富于养料，真是平民的燕菜，西门北首空地中还常见有一种雁群。比家鸭为大，形状甚是美观、往往一群三二十只。看见人走近了，它们才慢慢飞开。在别处从未见过。据本地人谈，即是《诗经》上《关关雎鸠》篇之所谓雎鸠。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

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阵亡的人太多，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

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时，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

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偿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川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

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械，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

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倾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

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

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可惜未能使其大大施展。

有张凤翔者，1914年时，我路过此地，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潜赴山西运城。

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

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惟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

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复杂错综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

我在潼关召开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

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

我觉得，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

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我们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

于是，薛子良依照我的意思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

比如黄少谷，原是李大钊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

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做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

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

他还继续讲着，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

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

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

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

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惟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玉琨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

然后，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

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调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

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河南新安县，我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都在这一带地方。

在洛阳，我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

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注》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

其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

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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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旧照

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人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料，觉得实在愧不敢当。

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10月11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

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

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

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裁缝出去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

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

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于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

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那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

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说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何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

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

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介石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

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1922年我们就已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

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而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

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

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人士，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竞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

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

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

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

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津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介石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也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

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伍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

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

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至重要时忽然叛变，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

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全是我心坎中的话。

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

这个电稿左改右改，惟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反驳。

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文，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

他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整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

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回返河南，做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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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1
42  豫东大战

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他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

我心里想的说，你要害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

等鲍罗廷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置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

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就要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和鲍罗廷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做鲍罗廷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

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军中的共产党人员，我用一军车向武汉送走，刘伯坚等许多位同志，半途就下车他去，顾问乌斯马诺夫我也送他回俄。

我告诉他，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的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论事，许是由于对中国情形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实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还有一位朋友浦化人，是我为陕西督军时认识的，他为人富于热情，坚毅果敢，同我共处甚久，其在张家口办一学校，亦颇有成绩。

五原誓师时，我派鹿钟麟到苏俄考察，他亦随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忠实活动的共产党党员，可是我并不知道。

不久，他随鹿等回国，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发给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贤武的朋友，负责办理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一天，他忽留一字条给我，悄悄离开郑州，所领款项亦不报销。

我不相信他会做携款潜逃的事，派人查问，才知道他把钱这个三十那个四十地散给了穷苦工人，他自己并未取用分文。

1928年在南京的时候，他的老太太托人来见我，说愿变卖家中田产，以清偿此款。我说：“那钱他都散给了劳苦的工人们，并无一文人了他的私囊。这还要卖田赔偿做什么？”

1931年我到上海。曾与浦先生见面，那时，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1936年我在南京，他由狱中写信给我，请我替他设法保释。

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见蒋介石，把他的出身为人以及一切实在情形一一详告，蒋说查一查，没什么事即可释放，后来终由宪兵司令部审查数次，交请鹿瑞伯保释出狱。

我从徐州回来，先到开封，派薛子良为代理主席，负责一切政治事宜：而后即到郑州，致力于军事的调度。此时，宁汉正闹着意见，革命阵线为之动摇，大江一带甚至有爆发战争的酝酿，而奉直鲁军阀时刻眈眈而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一个大规模的袭击。

我为了巩固河南，乃集中部队，由巩县渡河，对立足未稳的奉军施行袭击，其万福林等部不支，被孙良诚、吉鸿昌部如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向新乡溃退，彰德、卫辉、怀庆，所谓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对奉军截击，斩获无算，各该重镇均次第为我克复。

经此大捷，河南局势暂告稳定，但我深知道，军阀必不甘休，未来的大战将紧随而至，乃积极整顿内部，将若干动摇的部队予以收编，借以应付即在目前的暴风雨的袭来。

刘镇华自从陕州及新安溃败，退到禹州一带，势穷力蹙，屡次派人前来输诚，我为免得他们再和张作霖等勾结，即予收编，给以第八方面军番号，令负由曹州推进济宁的任务。

他们的部队多是蔡老八、王老五之数的乌合之众。无所谓纪律，无所谓训练，接奉命令后泄泄沓沓，花了一个多月的时光，才慢慢开拔完竣。后来，从他的驻区中访察，知道此时他们仍和军阀方面不断地接头，并没有放弃投机取巧的企图。

一天，刘镇华为领饷项及委令事到郑州来见我，我和他畅谈革命的意义和爱民为国，努力训练部队等问题。那天，我们一同吃饭，饭很简单，仅有水饺而外有咸菜一盘，不想到他便不胜感想，问我道：

“你何必这样自苦？这样的饭，怎么吃得来呢？”

我笑道：“我也赞成吃好的、穿好的享乐生活；不然的话，还要革命做什么？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白，我说赞成享乐，可不是指个人享乐而言，我是指民族社会普遍的享乐，人民大众个个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你看看，现在百姓吃的什么？士兵吃的什么？我们自命为革命军人，到底干什么的？我们纵有珍馐罗前，可以下咽吗？”

他说道：“您说这个话，我倒要劝劝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难道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我们只应该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设想设想吗？”

我告诉他说，社会的构成，主要的是人民大众，不是军人或政客，我们不应当把自己视如特殊的人物，整个的社会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工人为社会建造生产，农民为社会供应粮食，我们军人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剪去贼民肥己的强盗，打倒出卖国家危害民族的军阀官僚。

接着，他又跟着提出一个问题，说是我们性命只有一条，若是为人民为国家牺牲了，岂不就完结了吗？我就说，我认为个人生命小，社会的生命大，牺牲个人的生命而保全社会的生命；牺牲少数的生命，保全大多数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义，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义和目的。

即使就个人言，亦可为自己留下荣名，传之万代而不朽，则其人肉体虽死，精神永生。俗语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这个意思。

他迟疑了半晌说道：

“一个人死就死了，还管什么名不名做什么？就是死了遗臭万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么痛痒？”

我很吃惊，他竟会说出这种话，我说：“人死了失去知觉，后世的唾骂，固然与他本人无关；但尽管如此，一个活着的人，除非他丧心病狂，总是爱惜名誉，想往好里做，谁也不会甘心愿意地要做一个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败类及恶徒。”

这一天，我和他谈得很久，最后我问他部下现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多人。我说：

“你尚有这许多人，是值得高兴的事，将来开上去与张、吴等军阀作战，即是很大的一份力量。”

他很注意我这番话说：“我一定本着总司令的意思尽力做去”。接着，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队中去了。

我从潼关出陕的时候，靳云鹗就派了代表与我接洽，表示愿意归我指挥。我和靳云鹗相识，是在1920年我在信阳驻防的时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郑州，一次他来信阳，我约请他参观我们部队的体操和各项特殊训练。

不久，我以饷源问题与赵倜动武，他亦对我表同情，那时期我们过从很密，他也有许多地方对吴佩孚不满。末后，我由豫赴陕，临别他十分诚恳地规劝我说：

“你们部队，纪律严明，处处能获得人民爱护和好感，只是所驻之地，总要破除迷信，把泥菩萨毁去，把庙宇改做学校或工厂。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类事引起人们的不快。”

他这种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1922年，我们在郑州同打赵倜，又共了一次患难，彼此之间的感情显得更进一步。不过，因为那次没有偿他当河南督军的心愿，不免常常不高兴。同时，又因其胞兄靳云鹏身为国务总理，他竞骄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

其最出名的就是懒惰，由于烟瘾太大，早上总起不来，常常有约会，到时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卧房门口跺脚，他还是不动。这次，他派人对我如此表示。我以为曾共过患难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条线上来是很可喜可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诚意。

此时，他为河南保安司令，驻郾城，一天到郑州来见我，谈起防务的事，我和他说：“这时候你最好能带你的部队去进攻山东方面，你若需用什么东西我可以设法接济。”

可我看他的意思，不愿意担负这个任务。因为，他一开口便向我要一百万元的开拔费，我们那时艰苦万状，我到哪儿弄这一笔大款子去？

他返防后即无音信，令其进兵山东，总不理会，只顾今日向我要三十万，明日要五十万地强索，得不到手乃背后乱说，张联升一次要来见我，他劝止他不要来，说冯某人天天叫穷，简直六亲不认。

此时，宁汉两方越闹越僵，诉诸战争的空气已愈益浓厚。这时，庞炳勋从湖北来，他原是国民三军的将领，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问他：

“你到这里来怎么个意思呢？”

他说：“武汉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南京，我闹不清他们闹些什么，我决不参加他们的战争。我愿听总司令的指挥，请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兴地说：“这好极了，你快把部队开过来吧。”他回去之后，便把部队一列车一列车地运了过来，我令其开往归德归鹿钟麟指挥。

杨虎城亦由陕西来电，要求出关杀敌。我说，这很好，可是饷项弹药目前不能接济，只好你自己设法。他回电说，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出关的作战命令，死也死在前方，决不能老在后方待着。

我乃拨车把他及其部队接了出来，亦交鹿钟麟指挥。此外，吕秀文、王金钰及赵倜旧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编。张联升、秦建斌及阎得胜等部，也从豫南开来，我即把他们分别拨归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指挥。

我在郑州住着，专办以下几件事：第一是制造军械，一方面令巩县及开封兵工厂日夜加工，尽量赶造机关枪、迫击炮并修理历次战役所缴获的军械，派王某、陈某和吴老西、尚得胜等数位负责；

另一方面，令河南各县赶造各项铁器，分发各部以济弹药之穷，令吴树荣等数位负责。

第二是补充兵员，着手须在河南各县招募新兵，申令负责者注意两点：一须多派宣传人员向人民宣传三民主义，二办事者谨慎自爱，与地方接触时万不可到县府受款，或做些占人便宜的事。同时，派人严查追究。

这一次，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各部都补充到二万四千人左右，总计第二集团军所辖各部约有二十四万人。

第三、除枪械而外，被服粮秣则派贾玉璋、傅正舜、魏宗晋等负责，亦都准备停当，使无匮乏。

第四、编印多种小册，有的关于主义的宣传，有的关于教条的说明。由参谋处、秘书处及政治部人员如曹浩森、秦德纯、简又文、黄少谷、孟宪章等分配办理，并令各部加紧政治训练。

第五、各路防务重作调度，令鹿钟麟部开到豫东，孙连仲部开到豫北，孙良诚、马鸿逵等部则集中开封、郑州以为诸路策应。

这时候，我们的处境很是危险，黄河北岸到大名一带皆属于奉军势力范围，自归德等地为我们占领，一般人民受反动宣传，以致红枪会四起袭击车站。在那边任政治工作者为简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红枪会忽起，吓得躲入一店的钱柜中，几乎遇害。

简先生完全学者，光明正直，热诚不苟，而不知机巧，故遇此变，于此足见宣传之重要，若于部队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传，当不至有此等的乱子。

在东面，徐州外围以及砀山、曹州一带，都是张宗昌、褚玉璞和孙传芳军队环绕着。在我们内部，刘镇华不奉命令，迟延不动，袖手观变。靳云鹗对我不满，暗中和孙传芳、张宗昌及当地红枪会勾结，企图趁机攫取河南以偿夙愿。

而张联升及于学忠则在鄂北豫南亦对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樊钟秀因上次请援事对我误会，一直没有消释。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东路敌人动了，直鲁联军徐源泉、王栋、褚玉璞、袁家骥、方永昌等部约十余万人大规模进犯归德，鹿钟麟率杨虎城、庞炳勋、王金韬、常好仁、吕秀文等部约五万人在杨集与马牧集一带与之对抗，战争极其激烈。

对阵中，我方军力显得单薄，有些人便说：“这是紧要关头，冯总司令为什么不把基本队伍调上去？”他们只知道空口说白话，可不曾想到，我们此时不只东路一面受敌，刘镇华等给我的后顾之忧，亦必须顾到，孙良诚等部队万万不能开赴前方的。

我的谋算并未落空，不久，刘镇华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紧张的时候，相继叛变，与敌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会合，将柳河李霸集等处占领，切断我们前方部队的归路，这一下，使我打了双料儿的败仗。

鹿钟麟急忙向太康柘城一带撤退，刚刚退回，铁路即已断绝。当他过马牧集时，几乎被潘鸿钧所俘。潘太聪明，每占一城，与各方面勾结，今日勾刘，明日勾孙，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怀不测。

庞炳勋、杨虎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颍、毫，庞、杨皆在那边和第一集团军接洽。结果，只杨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郑金声，时为刘镇华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驻刘部姜明玉处，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掳劫而去，解送张宗昌处献功。

在同一时候，孙传芳进攻徐州，第一集团军不能支持，亦向后大退，徐州重复失陷，李组绅先生从郑州来见了我，问我何不救援徐州。

李虽为商人，但与政治颇密切，为人厚道稳重，热心有为，只是不免有点神经过敏。

我就安慰他说，我们处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灭之虞，事实上是自顾不暇，哪有力量进援徐州呢？但我们当胜不骄败不馁，只要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没有不成功的。

俗语说“话是开心锁”，至此，他方了解我们的苦衷，转忧为喜。

此时，孙连仲、冯治安、韩德元等部驻信阳，监视靳云鹗的行动，我乃再由黄河北岸调回孙良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靳云鹗猛烈夹击，一战大败之，把他驱出郾城。

靳率残部向项城、上蔡一带退去，当我们东路部队纷纷退却的时候，我正在信阳检阅驻军，蒋介石此时派驻我处的代表方声涛（字韵松）先生为一大军事学家，亦约请他同检阅。

方先生为革命曾多次受伤，脸上亦有许多创疤，后来数次任军长总司令之职，身体吃了大亏，但精神依然充足。

这次检阅在野外举行，我怕他不宜于步行太远，要替他雇轿子，他坚决不肯，走得满脸大汗。我将部队细加检阅。最后，检验担架队，我自己坐了抬子，试验木床和绳子是否牢靠。

事后，方先生向我谈他对于此次检阅的感想，夸许我虽临危境，而头绪毫不慌乱，犹能从容自在地处处留心，同时，他说我们部队精神振发，个个如铁打的一般，无半点颓丧气象。故相信我必能给敌人吃一次大亏，很快地挽回困局，转败为胜。

接着，我派孙良诚率同马鸿逵部开向杜良寨及杞县一带，以右翼倚杞县。左翼倚黄河，构筑阵地，以解决姜明玉并反攻直鲁军，方声涛见了孙良诚赞许其为一员大将。

这方面布置完妥，同时，豫北方面的奉军已在彰德附近活动起来，我即赶回郑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务，一面连电阎百川先生，促其赶紧出石家庄，以抄奉军后路。

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先生，我请他帮助催阎出兵，可是所得结果，仍是持重不发。

黄河北岸的敌军越逼越紧，我只有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孙连仲、韩复榘，限令赶速去击退彰德方面的奉军，俾可抽调兵力应付东路大战。

孙、韩乃努力冲击，这一回，张学良所部受一重大打击，后退一百多里。孙、韩追击一阵，迅速退回，连夜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以资守御。

东路马鸿逵方面连电告急，我打电话问孙良诚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说还能支持一个月。我说，不必定要一个月，只须能守得七天，就有办法。

那时，我所担心的是东路张、褚和北路奉军同时动作，幸而他们联系得不好，当孙传芳南攻第一集团军，张、褚进攻河南的时候，奉张却不协同进攻，已经错过机会。

此次奉军在北路动作，东路敌军又不能协同，我从容将张学良击退，回头即赶着抽调韩复榘、石友三部到东路，仅以孙连仲留守豫北。

当时，铁路司令为许骧云，我郑重告诉他，这次战争关系的重大，我们万事俱备，只缺火车，必得预备足够的车辆，每隔三点开出一列车，使豫北部队迅速调上东路前线，则必获大胜。若有贻误，定当军法从事。

许骧云使去通知铁路督办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地向王督办说道：“我们能不能获胜，全看铁路的调度。”当面说了又说，回头又下一便条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荣，哪里受得了他这一套？后来战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将许骧云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诉我，并将字条交给我看。我给他解释，完全因许是一军人不懂礼貌，请他原谅。王先生原极气恼，经我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好语，方心平气和。

北路部队按照既定计划，一列车一列车迅速地运向东路，韩复榘到了郑州来见我，我怕他们调上前线，自己内部各争雄长，指挥不能统一，因郑重向韩道：

“你到前方去是愿意听孙良诚指挥，还是叫孙良诚听你的指挥？”韩复榘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一切都听孙良诚的。”

他到了前方后，把此话通知了孙良诚，孙即派他和石友三开在杞县西南方埋伏作为预备队。

杞县位于开封东南，当庞军右翼之后，孙良诚作此布置，是因当时直鲁军精锐部队多已集中到铁路正面作战，后面颇为空虚，故特将韩、石埋伏杞县，准备在一个适当机会，来一个右翼包抄的战法。

就这样，孙良诚日夜向敌军紧逼，闹了三天三夜，看敌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线，自己疲敝不堪，当即于夜间下令派韩、石两部全数开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敌方抄袭。敌军是沿铁路设阵，那段铁路由兰封斜向开封，于此处拐一大弯，撅出一条大尾巴向东南而去。

韩、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击，直鲁军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应，于10月30日全部溃退，正面孙、鹿诸部乘胜迅速出击，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柳河、归德等重镇均次第为我收复。

石友三部一直追过马牧集，骑兵则追到砀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决，由闽来的刘志陆一支部队也被消灭。连日所俘直鲁军共计不下三万余人，获枪两万余支，钢甲车六列，大炮四十余门，实在是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此次韩复榘于大胜之余，自以为所向无敌，仍要向敌军穷追，屡来电话向我请求。我说前面就有孙传芳部队，还不知道他们的阵地设在何处，我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不可鲁莽。

韩复榘说：“我这回追击，若中途出了危险，亦绝不前来请援。”我不放心，令刘汝明随后赶去。韩一直追到徐州附近，没法再打，反被敌军所围，势极危殆。

刘汝明因韩在绥远有那一段不光荣的事，对之素不服佩，我详为劝说，幸得刘能识大体，不记前怨，慷慨相助，到了砀山，一下车即猛烈出击，敌方没料到后面还跟来一支硬军，仓皇无所措手，复大败溃退，解了韩复榘之围。

若非刘汝明援救，韩此次必全军覆灭，铁甲车等重兵器多是此时截获的。韩复榘连年战功，皆坏在一个贪字，又在得胜之时，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刘汝明应援解围，前功尽弃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胜，重新布置第二次的战役。因为此次直鲁联军，虽遭重大打击，但依旧保持着相当实力，我必须再予重创使之暂时不能振作，方可掉头从容应付黄河北岸的严重局势。

因此，鹿钟麟一部留守彰德，其余东路各军。悉令退回兰封附近原阵地，意思是要诱敌深入，而后出而聚歼之。

张宗昌看见我们前方部队突然回撤，以为我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立刻重调大军十余万，分作三路，追踪过来。其中左路张敬尧，中路褚玉璞，因在新败之余，气沮志丧，不敢勇猛前进，而其左路刘、潘等部，气焰依旧很高，丝毫不怀戒心，向我方猛扑过来。即在考城一带发生激战。

我侦知敌方阵线或前或后，甚不齐一，乃采取个别击破的战法，令孙良诚率马鸿逵、刘镇华等部，首先将刘、潘部击溃，韩复榘、石友三复于铁路正面，将敌军中路击溃。鹿钟麟所统留守部队同时出击，亦于蓼堤岭、马头集、榆厢铺一带击溃敌军左路。

于是，二次大战又获全胜，敌军三路先后退去。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两路败军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与第一集团军相约，陇海、津浦两线同时再作一次夹袭。

此役于12月14日展开，我们这边派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挥，率军向徐州方面挺进。敌军顾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钟麟所抄袭。同时各路猛烈进扑。激战不到一昼夜，敌军已不能支，即于15日向北狼狈溃退。徐州遂为第二集团军克复。

正当这边进行两次大会战的时候，黄河北岸我方，军力很是单薄，我时时刻刻记挂着，因调国民三军孙二哥的旧部梁寿恺部渡河北。

本令他由曹州进攻济宁，俾可牵敌军之肘，不料梁寿恺不听命令，渡过黄河以后，擅自做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败，由大名退到卫辉，又退至新乡。因此，北路阵线都被影响，长垣、封丘、原武、阳武等县，都先后为敌及当地会匪所占领。

同时，张宗昌的部队败退后，稍事整顿，亦开向大名一带活动。如此一来，豫北形势已显得非常严重，实已至不容坐观的地步。

我们把徐州攻下之后，即将攻徐各部调向北路，留韩复榘一部驻郾城、漯河、许昌一带以防备樊钟秀的异动，其余鹿钟麟、刘镇华各部及郑大章骑兵等分道渡河，会同原驻豫北孙连仲等部，向敌军猛攻。自元月初旬主力接触，直打到2月2日攻克卫辉，才算将豫北敌军扫荡清楚。

这次梁寿恺不听命令，自作主张，弄坏了全局，无论按军法或按革命纪律。均当予以严格处分。然以隶属关系，怕孙二哥不得谅解，只得隐忍，仍须送粮秣送弹药给他。

他的鸦片烟瘾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韩复榘代理他的职务，须等他烟瘾戒除以后，再许回防。

梁这次离军后，受许多折磨，到北平即戒了烟，身体也好起来。“不受折磨不能成佛”，这句话真有教训。但因此三军朋友总说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内容。

平心论事，当事者对于旁听者的风凉话是毫无办法的，惟有听之而已。后来将此事经过详细函告孙二哥，孙二哥倒颇能了解。

至此，东北两面，都暂时平静无事，河南全局转以安定。

这连着几次的战役，实在都够激烈的。就物质方面而言，敌方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武力远胜于我方。他们空中有飞机，陆上有坦克车、装甲车，在后方有丰裕的饷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弹药，这些我们一件都赶不上。

可是，精神方面的劣点，却成为他们的死症，他们纪律太坏，所至之地，肆意骚扰，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认识了军阀的罪恶。他们的官长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体精神都不足以担当重任。他们官兵生活悬殊太大，官长太富，士兵太穷，官长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时，又无所谓政治训练，也没主张信仰的维系。因此之故，他们纵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强旺的战斗意志。

敌人的物质优点，我们都没有，同样，我们精神方面的优点，他们也没有。我自治军以来，兢兢业业地所注意的就是部队的训练与纪律。

此次五原誓师，各部队成立政治部，于官兵的政治训练，军民间的联络，无不致其全力。每天口说笔写的，都是关于民族的危状，民众的痛苦以及此次国民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士兵时刻呼吸着这种浓厚的革命空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吃苦拼命，不是为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祸国殃民的军阀，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解除民众的痛苦，完成神圣的国民革命。

官兵具有此种明确与深刻的认识，故能不畏艰苦，勇猛前进，同时爱护百姓，严守纪律，勤劳刻苦，坚强清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经地义。因此之故，我们的物质虽极艰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复之，战斗力的坚强往往使敌人为之胆寒。

在实际战斗上，我们颇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尽量利用我们的所长。比如每次战役中，我们总是利用夜袭，利用狂风暴雨的天气出击。天色愈黑，愈是我们作战的良机；天气愈恶劣，愈于我们作战有利。

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官兵的身体强壮，战斗意志旺盛，而敌方官兵体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时他们的飞机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们的大刀短器却恰好能够发挥威力。

我们每人都带一把大铁镐，官兵皆善用，官长能在前为兵表率。每筑一个阵地，必是尽心竭力，又迅速又坚固。敌方以其优越的武器，费两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们一个寨子。我们不过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沟高垒，拼命抵御。所用战沟是新式竖沟，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

他们每攻得一个村寨子，大约伤亡五六百（我伤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牺牲，弄得胆丧气沮，不敢续进。他们攻寨常用坦克车，寨门一碰即开，等其进了寨子，我们即蜂拥上去，围而攻之，坦克车两弯三拐歪入沟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

还有，我们确守射击军纪，不见敌人不放枪，不瞄准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击准确，弹不浪费。而敌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间我们只派一二人放枪数响，敌方即密放一整夜，简直不知射击军纪为何物。）他们虽有充足子弹，亦非我们所畏。

我们部队虽经艰苦奋斗，而屡得胜利，但并不是说，我们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损失。相反的，每次会战，我们都有壮烈的牺牲。这就因为一则敌方武器精良，我们是凭血肉相拼；敌方有日本顾问之类的帮助，我们只凭自己将士的能力。

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挥，敌方飞机成天猛炸，使我们部队陷于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个小地洞中，尽力以电话调度一切。那时，左翼单薄，令张凌云师增补，却无法开上去。

当时，他带着人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进兵路线，不料为敌方望远镜发现，立刻掉过大炮向该路猛击，使我们人马死伤甚重，连张师长自己也几乎遇难。

曹州府一战，我们亦受很大的损失，师旅长如曹福林、孙桐萱等均受伤。豫南两次会战，只孙良诚一部，就阵亡一万多人，轻重伤兵挤满了开封医院，旅团长受伤者达数十位。

在这个悠长的激战期间，我除调度部队指挥作战外，更要筹办救慰伤兵，掩埋阵亡官兵，奖赏有功各部以及人马枪弹粮秣被服补充等等的事。每天随身带着二三十部电话机，与前方各部不断联络。不是这个军长来电话说，子弹没有了，非赶急补充即无法支撑了，就是那个指挥官说伤亡已经挤满，要赶运救治。

此外，还要各处奔走，一会儿要去开封，一会儿又到郑州，一会儿察看东路，一会儿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与各级官长接头，一方面须对士兵讲话，同时，还得对民众宣传，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经老是如此紧张，一直继续了数月之久。

一天，我到东路督战，在兰封南门城外，召开民众大会。正讲着话。敌方三架飞机出现在上空。民众沉不住气，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飞机掷下几个炸弹，距我们不过百十公尺远近。等到飞机去远，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众慰问一番。

知道没一个人受伤，我就说，飞机投弹并没有什么可怕！不想，会没开完，飞机重又掉回头来，在会场北面的路上，连投炸弹数枚，炸了数个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

这回民众再没有逃的，都能镇静不害怕了，我于是和父老们谈谈问问地方情形，那时张宗昌部队刚被我们打走，地方被其蹂躏，人人怨苦。

一位老农人说，他家里牛羊都被宰尽，甚至狗子亦被杀了吃掉。另一位说，他家里专以养鸡为生。可是张宗昌军队一到，先来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鸡，弄得鸡种也绝了。

又有一位带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铁路北面，曾被张宗昌的白俄军队暂住数日。那些白俄故意糟蹋百姓，把门窗凳桌一一劈毁，作为燃料。

像这类的见闻太多，不必细举。我曾将他们的暴行作为诗歌，刊之报端。受害人民之过于穷苦者，并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使能重理生业。

在俘虏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连同装甲车一并俘来。他们都是直奉军阀雇用的，只为吃饭挣钱，别的都无所谓，其中多机械技术人员。解到后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几位善俄语的人与他们谈谈。

这一下，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欢天喜地地唱歌跳舞，以为娱悦。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卫辉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优待，令其各献所长，随军服役。

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遣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

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做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

因此，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以同情，这意思我曾向各部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介石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

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介石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

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佞；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

我自1927年夏间出兵潼关，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这其间我们是以全力向前进展，未暇顾及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陕、甘、豫境内的军阀残余，最使我们感到不安。

其中，麻老九据同州，党玉琨据凤翔，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张兆甲部散居甘陕边境。他们骚扰地方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听，种种情形，前面已经说过。

这种后方的隐患，是绝不能漠视的。因此，我趁此前方军事静止的时候，命宋哲元、刘汝明等率部分别一一剿除。这些人力量虽甚有限，可是因为在地方盘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时颇费了一些气力。其中麻老九为刘汝明所解决，党玉琨、田玉洁及张兆甲的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等，则被宋哲元、张维玺先后消灭。

吴新田驻汉中甚久，因闻其搜刮地方，骄奢淫逸，置正事于不顾，以致所部败坏不堪（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八九岁，为人精明干练，实心实意地要往好处走，后来陆大毕业，受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环境毁人，经不起官僚腐化空气的熏染，弄到这步田地真是可叹）。

我想把他部调来郑州加以整顿，一方面使其不至沉沦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们军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电数次，他满口答允。可是，开到老河口，其部属即全体哗变。

后来，费尽精力终也没有收拾得起来，吴新田为陆大毕业学生，学识能力都有可观，然受社会恶劣熏陶，竟致如此下场。我真为他可惜！

河南还有一种叫做“妙道会”的民间组织，原是一种宗教团体，为领袖者以刀不入，子弹不过等邪说，以为号召。愚民无知，受其迷惑，纷纷加入，颇能激动一时。

到后来人数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时军阀们又加以收买，他们公开截劫火车，捣乱地方。我乃令张自忠负责解决之，经捕获党羽很多，据他们招供，是与吴佩孚有关。

关于政治和吏治，在我们觉得比军事难办得多。

第一，因为革命正在进行，军事阶段，尚未结束，而军阀连年蹂躏搜刮，地方糜烂，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一直不能使之苏息。在这样的时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处处觉得矛盾与棘手。

第二，我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我们的团体，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团体。关于人才的罗致与训练，亦向来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之下，要使政治与吏治都能纳入轨道，实在万分地困难。

甘肃主席，仍由刘郁芬充任。陕西是宋哲元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为薛子良，继由鹿钟麟任之。后来，战事紧张，鹿率所部忙于作战，无暇兼顾。乃又调邓哲熙充任。

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调整，为补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请王儒堂先生为陇海铁路督办，兼郑州市市长。凌济冬先生为河南大学校长（后来与党部闹意见，学生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经多方劝导，又复迎凌先生回校）。

又由上海敦请江恒源和陶行知等几位先生前来帮同筹划一切。经详审当前实况，并参照民十一我督豫时的施政大纲，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纲》。举凡一切设施，悉按照此大纲进行。

江问渔先生后即留省政府为教育厅长。省政府还罗致了几位地方人望，张鸿烈为建设厅长，张钫为民政厅长。张钫原为吴佩孚旧人，民三时曾为汉中镇守使。我那时用人的方针，是只重人才，不问派系，故张之出处虽有不合，但亦举而用之。

可是，用人与办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河南人民对于张钫并无良好之批评，江问渔先生亦以事辞职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纲中所规定的重要事项，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赌戒烟，提倡国货以及崇尚节俭等项。关于剿匪由赵守钰、韩多峰两位负责办理民团，赵老成持重诚笃勤劳，多少年来始终如一，身体精神尤其壮健。韩则热诚爱国，不辞劳苦，在河南办理民团极有声誉。

禁赌戒烟等项，办理亦有成效。提倡节俭一项，军政人员又能以身作则。那时，公务人员真正做到勤劳节俭四个字的教条，不但腐化官僚习气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尽量地平民化，除非万不得已，不得购用一文钱的洋货，衣服都是布制，吃饭都是一菜一汤，上下一律。

建设方面，因在军事时期，地方上过于穷困，所以还谈不上，只以许多民房破烂过甚，简直不能居住，故在开封、郑州建筑平民住宅，使一般贫民得免风雨侵凌之苦，车站附近所建尤多，这也是因为地点适当的缘故。

又特别注意一点，即通令军政各机关执法人员，严禁刑讯，灭绝人道，开明的社会，必不许有，若查知有用刑讯者，即严惩不贷。

后来，开封、郑州二地为此事做一大运动，颇为收效。此外，还有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必细述。

最重要的还是吏治的问题，人选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县长是亲民之官，一切政治设施都得通过县政府，方能达于人民。从前我左右的县政人员，都是邓鉴三、薛子良一类人，他们人品方正办事老练，故能胜任尽职，少有弊病。

此时所分发的各县县长，却不能如此整齐。他们认真不苟与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但一个县长，只能认真办事，只是清正不苟，还是不够，他们更须具有相当的学识，与足够的经验才行。

而此时县长人才，就多缺乏这些重要条件。现在举几件事实说一说，以见当时情形的一斑。

鹿钟麟代理河南主席时，分发了一批县长。有一天我问他，他们在地方办事，成绩如何？鹿就将所知情形，一一详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

如贾德润于1922年曾为淮阳县长，处处实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亲率县队，光着膊子与土匪抗拒，终将土匪击退。此时仍令他为淮阳县长，兼行政专员及民团司令。

他办事极是努力，可是存心虽好，却以经验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比如对地方土豪劣绅严加约束，不给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赌。有一次在淮阳一个庙会上拘捕赌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后来竟被人民假扮土匪致其身亡。

又有李团沙，曾为本军团营长，为人极是洁身自爱，处处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为县长，八个月后，他回开封述职，问他地方政情，他说：“我这一县的人民素来以好讼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后，一件官司也没有了。”

“你怎么办到这样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两个兄弟为家务纠纷来打官司。两个人在公堂上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使人无从判断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以亲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讼，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

我要先办你们这好讼和不孝的罪！于是，各打一顿军棍，使之背脸跪在县府门前。同时对围看热闹的人讲了一番话，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风习，若有人来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军棍！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无一件讼案。”

陕西凤翔县县长刘砚金，也有和这位为民“息讼”的李团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内，最注意卫生清洁的推行。每天早晨起来，就赤着脚，裤筒卷到膝弯上，手里拿一根棍子，亲自到街上去查清洁。

谁家门前有污秽垃圾，他就抓出家长来，用手里棍子教训。

李、刘两个县长是办事鲁莽，河南新安县更有一个县长，因为办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顿打。那时，陕、甘、豫各地都厉行放足运动，各县设有放足会，劝导妇女分期放足。第一期为准备期，第二期为实行期，第三期为检查期，每期三个月，这也是治豫大纲上面所规定的办法。

这位新安县长到任的时候，正值检查期，他亲自出外检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个缠足的新娘子，还没有遵令解放。县长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缠布，这事引起百姓的反感，人人愤慨难制，于是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

当时，邓哲熙为代理主席，当即把他撤职。那时，我在新乡指挥战事，这位县长即跑来见我，以为我是极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办事，如今受了撤职处分，未免觉得冤屈。

我告诉他说：“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办法，不但应该撤职，而且应该监禁！”从前，邓鉴三先生为湖南临澧县长，也有过挨家挨户劝人放足的事，但他却办得合情合理。

第一，他在任日久，与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劝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请出来，和他们详详细细地痛说缠足的害处，慢慢说得父母们都心动了，而后再令自动实行；第三，他在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好言劝说，绝对不直接去和少年妇女交涉——他以一个年老的人，劝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放足，也决不至于引起人们的侧目。

我把邓先生的例子详细告诉了这位县长，为他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反复详论，使他明白自己办法的不当，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

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

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自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

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

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整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训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

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

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

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

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暖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

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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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4
43  豫北大战

经过1927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

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蒋介石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

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僭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整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

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

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以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

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

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是很值得记住的！

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

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现在回忆当时隋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

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

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被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

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还有一个朋友帮着我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为有一点儿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

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一个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

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

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

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

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

所以，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

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

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

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丘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才。）

后来，1933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儿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

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

后来打听，才知道满不是那回事儿，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介石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已回，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覆电，签字赞同。

于是，我们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襟怀。同时并致电蒋介石，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无庸细述。

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此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很是挂念。

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他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去做，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一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

于是商妥：蒋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

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

而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榘在彭德一带由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

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

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

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当战事正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有一天，刘菊村从汤阴打电话给我，说：

“目前前头的情形很不好，不能不给总司令报告……”

“菊村，”不等他说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话我明白。我们正是来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应该到上海租界上去，干嘛在这儿呢？我们是革命，一切全凭牺牲，什么都不顾惜！”

刘菊村听我如此说，就没有再开口。过了一会，鹿瑞伯又来电话，说前方缺乏子弹，勉强支持着，死伤太大了。我告诉他，弹药的补充目前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勉强撑着。他就说：

“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把部队往后挪一挪，免得吃亏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后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继续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这是敌我势不两立的时候，不是保存实力的时候。

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就要找牺牲！你们要退，你们退去，我是不退的：我这里已经预备了一支手枪，两颗子弹。敌人若来，我用一粒子弹打敌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无论如何，我绝不能退。我到前方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后退！你们谁要退，请谁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一定遵照总司令的意思做去！”

瑞伯与我同事多年，我深知任何没办法的事，他有办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坚决而沉着，我知道他实在已经拿稳主意了。

鹿放下电话，立刻就召集军官会议，将我的话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说明惟有咬牙前进才有出路的意思。

大家得此激励，个个人抛去了后退的念头，重新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地往前冲杀。同时，与韩复榘部会合，以郑大章抄敌之后，将敌人子弹给养全数焚毁。

当时，韩部已转载过于疲敝，子弹又不敷用，每次冲了上去。挡不住敌方炮火太猛，又复后退下来。韩复榘着了急，即卧地大打其滚说：“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定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

这样一闹，人人都激动起来，鼓起勇气冲杀上去，鏖战了三四天，敌人终于不支，往后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溃不可收拾。

当战事最激烈，情况最紧急的那几天，我在车道旁一个散兵壕里躺着。那土沟深阔各三尺，秦德纯、曹浩森、黄少谷几位都同在一起，他们觉得住处风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说：“我们既是露营，还是搭一个帐篷好吧？”

我说：“官兵们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拼着性命，一分钟内不知道有多少死伤，我们能有这样的住处还不满意吗？我们做帐篷心里能安吗！”

就在这夜两点钟的光景，前方的报告来了，说敌方阵线动摇，已经有撤退的模样。隔了半点钟，又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向后退了三十里。再过一会儿，说敌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击，一面将“我困难时敌更困难”的意思切告各部。

这回的会战，我们这样的取得了胜利。最后五分钟的苦撑，关系如此重大！当初若是实行后退的计划，则结局又当如何？

过后，我听奉军将领说，在此次战役中，深深体会到国民军的阵线真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我们虽不能当铜墙铁壁之誉，但是全体官兵的一种前仆后继坚持苦撑的精神，实在是不容易摇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刘镇华和韩德元等部无法抵御，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后撤退，苟不增派援军上去，实难挽回颓势。

此时，我电调驻甘肃的张维玺部，已经开到，即令开赴大名增援。张维玺这部分队伍，器械很不整齐，倒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当时加到刘镇华的左翼，向敌猛烈反攻。

经这支生力军一鼓作气，全线官兵都精神百倍，敌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后溃退了。

这时，蒋介石来了几次电报，说我在新乡，他在徐州，两下相距过远，于联络上颇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点，我即覆电说：“即移兰封。”

于是，我当即离开新乡，在兰封南门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个临时住处。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我的会客办公之所。这时候，方振武得到蒋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饷银，刚由南阳、信阳方面把部队一批一批地开拔出来。

他自己到兰封来见我，我亲去车站欢迎，同到我的住处，我就同他坐在那个帐篷里接谈。我很恳切地对他说：

“这次北伐，是神圣的革命事业，是我们军人献身为国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为国家民族建树功业。不然，将来北伐完成，我们无半点体面，该到哪里去躲藏呢？

我是个直率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我以为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彻底洗除利禄观念，有功归人，有过归已，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切切实实地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全力，至死才能罢休。

我们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今天幸得见面，我就赠给你这几句话，请你不要见外。”

他听了我这番话，很以为然，即把队伍迅速地开赴前方。当时，他所担任的是曹县金乡一路，紧接着第一集团军贺耀祖部。

当方军沿微山湖以西前进，过了曹县的时候，我们铁路正面部队和孙良诚部都正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斗。敌方不能同时兼顾，因将其围攻金乡的部队停止前进。

敌人方面，在铁路正面的是张宗昌所部，其右翼与我方贺耀祖、孙良诚部对敌的是孙传芳部，孙传芳所部战斗力甚强，贺部一与接触，即感不利。孙传芳见该路获得胜利，即留小部应付孙良诚部，以其主力向贺部猛攻。

贺部不能立足，自济宁起一再转移阵地，眼看着快要到离徐州只几十里的黄口、羊架一带，已至危急之时。此时，李兴中在第一集团军那边为兵站长。他来电话给我说：

“这边敌人已经迫近，我们此刻都上了车，准备退却了！”

同时，我连接到蒋的几个电报，说形势危迫，问我尚有预备队没有？我赶紧覆电，说我这里尚有预备队一万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数开上，请其万万不可后退。

于是，我立刻就派第六军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钟一列车，加急向东开运。他们开到砀山以东，即与敌方接触，这一下出敌不意，把孙传芳部压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后退却，徐州方面始得转危为安。

孙传芳部虽被石友三击退，可是损失并不算大，而且，当其退却时颇能保持秩序，有计划地分作五路，陆续退向西北与口北各地，一面并伺机打击我部。此时，孙良诚正攻济宁，孙传芳即调其退却部队之一路袭孙良诚之后。

幸而事有凑巧，他们退却的计划及偷袭的企图均被孙良诚于事先侦悉，早已作了准备，使敌方不能售其计。于是孙良诚分兵截击，堵其后路，同时，席掖池的骑兵已将兖州东西两车站完全占领，孙传芳部和直鲁军弄得进退失据，再也不能挣扎，立即大败溃窜。

孙良诚遂进占济宁，这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关防印信也被马鸿逵部所获。

自石友三预备队调往徐州方面增援，兰封这边已经空虚不堪，除一连手枪队、一连参谋队、一连将校队而外，再无其他兵力。这时，总部里参谋秘书等人员，看着防务空虚到这个地步，都觉得危险。

他们以为，我把队伍一股脑儿都调走，假设此时后方发生意外，将如何应付！我就和大家说，革命阵线是整个的，不应该分出彼此。第一集团军的危急，就是我们的危急；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失败即我们失败，他们成功即我们成功。

我们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势事实上已经十分危迫，我们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全个战局都受影响。

我岂不知后方空虚的危险，只是出于万不得已。有什么办法？于是我每天就把手枪队、参谋队和将校队都集合在操场上，从早到晚地劈刀打拳，从事训练，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后面还有重兵驻守着一般。其实全数不过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出空城计！

方振武部围着金乡，一直不曾猛攻，孙良诚希望他可以不顾牺牲，向前挺进，而方不能，两下又闹起意见来。孙良诚对方说：

“你们为什么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敌人打呢？还是预备打我们自己呢！”

孙的意思以为这是紧急关头，必须以敏捷手段，向前猛进，俾能早早渡过难关，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见贺耀祖部此时正节节败退，故而持重不发。

及至石友三开了上去，把孙传芳的部队击退，石乘胜追击，直到快近济宁，方振武亦将金乡张宗昌部击溃，随后追进。

此时，石友三一切辎重接济都随行进，恰巧金乡突围而走的张宗昌军经过石军后方，方振武追敌的部队赶来，便把石友三的后路粮秣弹药一齐截劫而去。

石友三见方振武忽然截其后，大吃一惊，猜不透究竟是什么用意，石友三的军需长给我详细报告始末及损失，我知道这个误会不易解释，惟恐他们因此发生冲突，而坏大事，乃赶紧致电石友三说：

“这次损失的一切东西都由我赔偿，你开个详细单子来，损失了多少，我赔偿多少。你不要再计较了！”

这场说不定会起剧变的风波，这样才算平息。我以为，我们作战，对于敌人自当损敌以利己；对于友军，即必须损己以利人。凡于友军有利者，要我什么，就拿出什么；抱定“争利不先，取义恐后”的决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怀，而后才可以和衷共济，同心戮力。所谓“公正光明”，所谓“识大体明大义”，就得从这等地方确实做起。

军人无此道德，无此认识，无此操守，则事业鲜有不失败者！

前方战事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樊、李等一般反动分子忽然接受了军阀的委令，趁我后方空虚，向长安、洛阳、潼关、巩县等地方分五路袭击。

这次事变的发动，确是张、吴等军阀唆使的，他们派人在上海用大量款子买通樊、李，令他们趁我们一、二集团军北进之时，扰我后方，以遂其阴谋。他们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策动这事，决不是偶然而发的。

事先早就有此谣传，但我们都不甚深信，因为他们已加入革命阵线，走上光明大道，何至于再人岔路，钻回黑暗中吗？哪知，他们竟未脱土匪习气，一切只凭胡干。

我们原先的想法，实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当时各处告急的电报像雪片似的向我飞来，一会儿说叛军已经迫近了巩县。一会儿说洛阳已经发现了叛军便衣队。此时，驻守巩县的只工兵一连，在洛阳只是教导团同妇女培德学校、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简直谈不上有什么防务。

我接了各地告急电报，心里十分不安，一方面赶急给蒋打电报，一方面即直接致电石友三，调他星夜回来，以应急变。石友三率部已经快到济宁，接到我的电报，立刻掉回头，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强行军赶柳河。我预先准备好了火车，部队随到随上车，大家须于上车后再睡觉。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曾有合眼打盹儿的时间。

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睡觉的，当即迅速赶到郑州，在郑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与樊钟秀部接触，全体官兵抖擞精神，向敌猛扑，从荥阳、汜水起，完全以无敌的姿态，一直打到巩县，敌部措手不及，无处立得脚跟。

同时，宋哲元亦已率部由陕西赶到洛阳，两下取得联络，前后夹攻，把樊钟秀打了个落花流水，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河南后方的变乱完全平定。

与樊同时叛变互相呼应的是李云龙，他率部袭击长安和潼关，企图一下攫得整个陕西。这时，潼关守军为马鸿宾部，全数不过五六百人，可是人数虽少，却一个个都是好枪手。

他们都是西北同胞，长于行猎，射击技术特别高妙，使用的是一种“插子枪”，距枪口约尺许之处，置二铁钎，不用时系在杆上，射击时捋下来，插在地上，如两只脚一样，稳稳地站着，枪口瞄准，即免摇晃不定之弊。

而且，他们在远距离没有把握的时候，绝不发枪，既经发枪，一打就着，真是弹不虚发。又加马鸿宾为人极有深心，沉毅坚忍，带着四五百个健儿，以一当百。死守着潼关。

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几十，连攻多次，吃亏极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

围攻长安的叛军为数甚众，时邓鉴三为代理主席，同过之翰、旅长周得胜部与之死拒，文武官员都上城头督战，百姓亦都继起，上下一心。

叛军围攻了数昼夜，没处下手，迨宋哲元解了洛阳之围，赶了回去，方把这些一一肃清。

像樊、李这般反动分子，真是国家的害虫，人民的蟊贼，说他们是军阀。他们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说他们是革命的友军，他们却依旧保持着建国军的名义，只要有官有钱，哪一方面亦肯与之勾结。

革命阵营里让他们钻了进来，得不到半点裨益，反倒埋下许多危机，添了内顾之忧。事实上，他们是比真正的敌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

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军迅速，士卒用命，说不定会使陕豫地方大受糜烂，革命前途亦受打击，影响所及，真有不堪设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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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6
44  完成北伐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

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并吞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

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的最忠实的鹰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

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

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

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的北上。

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乃有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立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

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

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

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

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

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的电告，暂不前去，蒋那边也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

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座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

当时，蒋、黄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

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

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都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

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的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于，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

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这是说的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稳妥；但这是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黄膺白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

我们谈了一会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

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阻，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

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麟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需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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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蒋介石等人合影

我到道口不久，蒋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惟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

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至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

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

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

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6月2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

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

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诿，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

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

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虽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去了知觉一般。

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

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心身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困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

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难过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

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

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

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人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库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

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

但是，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是。民国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

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惟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

并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

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

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蠡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日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

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

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纪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

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毕竟还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

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做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

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

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察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有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

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

“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

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的天下为公，真正的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借稍养息；只因蒋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

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1925年1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

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谒见总理遗容，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

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

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

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作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惟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

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

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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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7
45  兄弟阋于墙

1928年夏北伐成功之后，全国军事形势，大概如下：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统兵共约五十万，驻军区域在苏、皖、赣、浙、闽、粤（广东军事由李济深主持，自成军区，仍属一集）。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统兵共约四十二万，分驻甘、陕、豫、鲁（山东一部由青岛至济南仍为日军占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统兵共约十五万，分驻晋、绥、察及河北。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统兵共约二十万，分驻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

此外，奉军张学良全部仍驻东三省（人数未详）。其他蜀、滇、黔诸省区虽在国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军人统率，人数、系统及防地，均未详。

是年8月，我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大会，在会中提出关于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议。语虽合理，且悉符党义，然措辞激烈，已招忌矣。

在加上初次与南方同志多人接触，共处与同事，因在生活习惯、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难合，而其修养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缄默适应新环境。

因此，对异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对他人生活标准与方式之不如己者，辄以语言、文字、行为予以讥刺，使人难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

例如：前时初与武汉各委员会议于郑州后，充耳听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严肃，尝亲自撰书一副讽刺联送去，文曰：“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饼干，一桌子水果，忘记前敌饥寒将士！”上衬以四字横额曰：“官僚旧样”。

我在南京，则出入乘坐大货车，对各位官僚之住华屋、衣美服、抽洋纸烟等私生活，多方讽刺，不可胜录了。我怀着“我比你较为圣洁”的态度和言行对待异己者，这是许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所以，有好些政坛人物每与我同在一处，便有“芒刺在背”之感。

有一次，我在南京听说，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季陶）于无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话，说：“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

虽然我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仍然合作得来的朋友、同志，在戴氏这句评语可代表党部和政府中大多数人——至少当权执政的一派一系人物——的意见、态度、情愫和反感了，这是重要的个人背景，应加以注意，然后可以明了。

日后，我与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驯至公开破裂，演成“兄弟阋于墙”的大悲剧、大惨剧之因果关系，我随居南京，仍亦怏怏不欢。

这时，豫、陕间樊钟秀与岳维峻各有蠢动之虞，危及我军后方，我即于是月下旬遄返河南处理一切。随以鹿钟麟负责剿匪，解决樊部于南阳，岳不自安，离军远去，后被蒋任为第一集团军师长，此亦我所引为憾事者。

1928年10月3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被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享有实权之国家元首，我被选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这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

平心而论，中央酬庸报功，待之可称不薄，然而，舍这些个人显位不提，我所争持者则是要带兵——因为多带兵可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其所最不满者则为“编遣会议”之决定，此则以后大局变化、内讧频起之症结所在也。

先是，有阴谋政客杨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后，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缘，得某旧日政友介绍，渗入中央，乘着当局表示减缩各集团军力“以树立中央的权威，消灭割据的遗风，求全国真正的统一。缩军节饷，从事建设”，乃呈献“削藩论”为进身干禄之阶梯。其大要是：“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此论，居然视党内孙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义的同志、一家同体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勋、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御侮的屏藩，为昔时转朝割据的“群雄”，为唐代与日本之“藩镇”，与近年争权夺利、互争地盘、祸国殃民的“军阀”，而务要一一消除而后已。

因而引起几次内战，祸延中央、危害全国，固不特干城被毁，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动摇国本，可谓罪大恶极。这个挑拨离间、煽动唆怂内讧之元恶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党祸国，更有甚焉者。语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岂其人欤！又云：“一言丧邦”，岂其论欤！

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开始。会中，我在报告二集团军中内容时，坦白率直，开诚布公，将自己手下的实力，一一公开出来。

如有兵几十万人，枪几十万支，大炮几百门，重机关枪与手提机关枪各几千支，力量之强，他军莫及，令人惊愕。

开会后，提出裁兵案，大致根据第五次中央执监委员大会所通过之议案，以四个集团军兵额平均为原则，计每集团军留二十万人。

照此办法，实际上，四集团军原有兵额约符此数，不增不减。三集团军则照额还须增补数万人方足二十万人之数。惟我的二集团军则须裁去兵额之大半，因此深感人增我减之方案极不公平。

当会内首先提出编遣二集团军案时，我即表示反对，特别提出两大原则（异于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更明显地指出中央一集团军收编南北残败之兵十余万人应首先裁去；如今则先裁有功，是为不公。

蒋介石答以一集团军也有编遣计划，我自然悻悻不怿。所以，“编遣会议”由是拖下去。

不过，最初我还是亦尽力遵行编遣计划，很热心裁并，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裁了八九师。但有一天，我看到光是我们裁军，而其他集团军都没有动作，因此中止再裁：“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从此，我对此事便持消极态度。

当时，第二集团军自北伐成功之后，共有九个方面军：（一）孙良诚，（二）孙连仲，（三）韩复榘，（四）宋哲元，（五）岳维峻，（六）石敬亭，（七）刘郁芬，（八）刘镇华，（九）鹿钟麟。

原有的十方面军，还另有方振武一方面军，已归一集团军。

每方面军总指挥下各有若干军；全数共三十余军，兵员合共至少五十万余人，自岳维峻、刘镇华两部相继脱离后，尚余四十多万。

我亦曾实行编遣计划，缩编全军为暂编十二个师：（一）韩复榘，（二）梁冠英，（三）吉鸿昌，（四）冯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贤，（八）张维玺，（九）宋哲元，（十）刘汝明，（十一）佟麟阁，（十二）孙连仲。全体皆“国民军”一军嫡系将领也。

但是，因为编遣费无着，且其他诸将士出生入死、奋战经年、劳苦功高，若再行裁减，骤行编遣原案，未免难于下手。是故虽有编遣之名，虽下缩编之令，从未能彻底实行也。

“编遣会议”为期一月，草草结束，效果不大，只就原先通过之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徐图实行而已，然日后之阋墙巨祸已种因于此矣。

自此之后，我便即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只由鹿钟麟代理部务，未几，素工心计之阎锡山先脱身回山西。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自己也不能在南京呆下去，在一日，秘密离京渡江，直登早为之备的铁甲车，遄程回豫，留书与蒋主席道别。

这一去无异“猛虎归山”，天下从此更多事矣，自此以后，我对中央人物，不共两立。

一次，我方在京汉铁路某一车站之一辆篷车内（冯氏每出必乘此等车），马伯援由南京来，似衔有使命为中央说话而劝我不要操之过急（但也许是个人自动为国为友尽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断）。

我不俟其辞毕即怒火上腾，睁目厉声，马当时吓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蝉，立刻住口不敢再说下去。

溯自1927年秋宁汉合一而后，汉方之唐生智独自抗命；中央遂临以大兵。唐不堪一击，迅即败逃。湘、鄂两省尽落四集团军（桂系）手中。“武汉政治分会”即以李宗仁任主席。旋而中央派湘人鲁涤平任湖南主席。

1928年2月，四集团军逼鲁去职而以亲桂之湘人何键继任，由是又引起中央与四集团军之冲突。蒋介石方面考虑，虎踞河南之二集团军，如果与四集团军联合一致行动，则南京危矣。

斯时，双方各派代表赴豫与我商洽，各欲拉拢为助。当下，我坚决表示不参加党内阋墙之争，且表示忠于中央，但又令韩复榘部由平汉路直下武汉。这一着，动机不明，双方不讨好。

中央疑其乘机攫取渔人之利，而四集团军则疑其前来夹攻。结果：四集团军因内有叛将，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战而撤退回桂。中央军急进，先韩复榘军到武汉两日，韩部随亦北撤，武汉自然全归中央直辖。

四集团军是第一个被“削”之“藩”。长江上游之争甫结束，而中央军与我二集团军直接接触，争端又起，其触发争端之尖点乃在山东问题。

当时，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韩复榘继冯氏任河南主席，孙良诚任山东主席，宋哲元任陕西主席，刘郁芬任甘肃主席，孙连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门致中任宁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巩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中央某人力谋此职不遂，乃多方挑拨，浸成祸根之一；阎以不得此地盘亦不满）。

而第二集团军各部分散于各省区，防线东西横亘长数千里。

表面上，二集团军得有六省一市，“地盘”不可谓不辽阔，但是，究其实则西北之宁、青、甘、陕，以及豫省皆贫瘠之区，收入短绌，无法养数十万大军及施行新政。

本来，山东富庶之区，又有海岸交通之利，我原亦乐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后于十月间，由孙良诚亲到履任。（未几，孙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小事误会，大发脾气，彼此断绝公文来往。国民政府斯时任命余为山东盐运使，我亦劝余就职。双方付以调解孙、宋任务，二人摩擦乃泯。）

是时，青岛至济南沿胶济铁路一带仍在日军占据下，省治暂设泰安，省政府所治不过卅余县（约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绌（我曾以盐税支持）。必俟中央与日军交涉退兵成功后，全省始可收复。

至1929年3月，中央与日本交涉就绪。（其间，余屡代表孙良诚入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磋商接收济南事。）同时，日方与我方约定于4月16日退出济南，由孙军接收，日军于5月初可完全离鲁回日。

不料，中央与四集团军力争武汉之役，解决迅速。中央既得完全胜利，忽于4月15日电令孙良诚勿进入济南，同时，与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4月22日，中央复电令孙准备接收济南省城，但同时另派他军接收鲁东青岛沿海一带，方振武一军亦奉令准备入鲁，其他鲁省他地之杂牌队伍又准备发难与孙军为难，且孙良诚本军某师亦露出不稳迹象。

当时，孙军只有四万人，而其可能为敌之各军不下六万。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发战事，无异使二集团军全军与中央开战。

但是此时，我并未有在鲁作战之准备，且全军防线太长，首尾难顾，容易中断，驻鲁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则已有大兵北上，集中点在鲁，且尚可续派。鹿钟麟在南京，密令孙良诚多派侦探以侦察中央军行动，可见双方疑忌之深。

况且，模棱两可之三集团军阎锡山在后方河北、山西牵制着；苟其服从中央，则二集团军将处南北夹攻中部截断之极不利的形势中。

不特此也，其时日军在鲁犹未撤退，大可借口与中央协议而不移交防地与孙良诚。于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于二集团军；无论如何，我将无法可得山东全省。

最后结果：我于4月下旬以万急密电与孙良诚，告以本军被拆散及包围，陷于绝大危机中；全体面临生死关头，当以团体之生存为重，个人之地位为轻，务立即撤退全军离鲁。

孙是我的爱将之尤，而且最忠于我的一人，他即于25日通电辞鲁主席，职务交由省政府委员吕秀文（亦二集团军将领，但所部非属嫡系）署理，由吕所统率之少数民兵警卫地方。

次日，孙军全部由兖州退入豫、陕。同时，在南京之鹿钟麟、唐悦良（外交次长）第二集团军要员，亦匆匆离京。未几，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济南，山东全省复归中央治下。

斯时，不独山东的孙良诚部，连河南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关以西。沿途且将洛阳以东之陇海路轨破坏，以防阻中央军之进攻。

大部鲁、豫军队陆续退至豫西且深入陕西，我本人则驻节潼关以西之华阴，这是消极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时中央以及全国都不知其作用为何。

5月间，战事迄未发生，只用电报交换异见而已，我在电文指摘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所选出之中央委员之不公，与分发军饷之不平。

中央方面亦数电我及二集团军将领，并要我再入京共商大计，我当然不去。并且，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则联名致电中央请蒋主席下野，同月15日，我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部”。20日，通电北平各国公使馆，请各国中立，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请勿借款与南京政府。

越数日，中央执委会罢免我本兼各职，且发兵进攻。

是时，北方三集团军之阎锡山毫无表示，粤方之陈济棠则效顺中央。（当时，陈铭枢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灾，跳楼伤足，不能治军。）惟前由武汉败回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重整残部，跃跃欲试。

中央派四集团军叛将会同粤陈攻桂，李等乃于5月5日，打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旗号，出兵图粤。但中央早已定计，令粤军对抗。大战结果：李军不敌，败退回桂。于是，我在陕孤立无援。

原来，当时我与其总参谋长刘骥等所定是役之大军略，是尽撤鲁西、豫东之兵，集中于陕西，以全力压迫阎锡山，使其合作；苟阎一致行动则四集团军与二集团军双方亦将联合而成一强大阵线，莫之能御。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妙计。

初时，我确无兴师开战，以打谁倒谁之意，只是不满于功高赏薄，编遣不公，心怀怨望，气愤不平，犹且怀疑中央对己军不利，故行此策，联合三个集团军，一致行动，以威胁中央，使改变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实力，以实行其救国救民的大志愿而已。

这可说是“兵谏”。斯时，阎之处境既尴尬而又危险，中央方面亦因鞭长莫及，用兵为难，几乎要软化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军事发展，分子复杂，因果综错，变化莫测。

在这僵局之下，忽然霹雳一声，我遭受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致使其一生革命事业几为之全部摧毁，而自己陷于身败名裂的悲惨收场——这就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之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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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8
46  初次分裂

当初，韩复榘既遵令率全部自开封撤至豫西陕州，即孑身赴华阴谒见我。

他未了解此次军事大行动之作用，但感到全军尽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奚能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西北饥寒贫困之环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无人愿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

如为政治新环境所迫，则人人皆甘愿拼命再干，上前打出生路，有进无退，死里求生。从前，是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尽诸般苦，如今断不能再试了。

于是，他即以进攻之计献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汉，请缨自将十万兵沿平汉铁路南下，并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则受死刑；

另外，他主张以孙良诚将十万人，沿津浦铁路直攻浦口、南京；复以石友三统十万精锐之师分驻郑州至徐州陇海铁路一带，为孙、韩东西两路之总预备队；

最后，则留宋哲元、刘郁芬之后方大军在豫、陕，严行监视阎锡山；如此，必获全部胜利。

我听了睁目咋舌，以为冒险性太大，自有成竹在胸，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奇计，不从之，犹且疾言厉色，严令其顾念团体，服从命令。

韩不服气，反问：“前者由苏俄回五原之时，经南口新败之余，绥远、甘肃只剩下残部数万人，而且装备不全，军实不足，何以当时肯冒险死拚，勇猛前进，卒成大功？而今则拥兵数十万，十倍于昔，枪炮军械，均全国无匹，何以却不进攻而退守？”

我答：“从前我是个穷光蛋，只剩些少本钱，故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许多本钱，不能不慎重将事，稳健进行，岂能再作倾囊的赌博？只有实行计策万全、万分稳健之军略而已。”

韩无话可说，甚至欲驻兵平汉路郑州以西，由洛阳至南阳一带而不再入陕西也不许，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陕州。

实际上，我军挨了多年无衣、无食、无饷，而常须苦战的生活，自然对陕、甘旧地，望而生畏。况自打出中原之后，与南军比肩作战，眼见其人人丰衣足食、囊有余饷，不禁相形见绌，曷胜羡慕？

我本人亦尝言南北待遇不平，并举例来说，下雨时南方将领有雨衣，而北军则只撑破伞是也。处此新环境下，兵将心理多已起变化，不能像从前之吃苦耐劳了。

冯氏不了解此真正的“军心”，仍以旧方法应付新环境，虽云稳健，究行不通，此其失败之真因要因也。

苟韩事前曾受贿赂，则何以先则遵令西撤？及退至陕州、华阴，旋即叛变，更无与中央接洽之时间与机会矣。惟其与石、马归顺中央后，各受重赏则诚有可能。

是夜，韩在陕州，即矫令开车，尽将原带来之全军出发东向，部将与他军犹以为奉令开动出战也。此时，我闻讯知其叛去，急电令孙良诚以全力追击。

孙最忠于冯氏，且素鄙韩从前之降晋，急遵令乘火车后追。会庞炳勋由郑州西撤至巩县，亦奉令拦截韩之去路，于是与孙部东西夹攻之。韩之列车不能开动，亦不及准备应战，全军乃溃逃。孙即收纳其残部并得获军械不少。

韩于匆匆间仅带得数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开封，仍行使省主席职权而输诚中央，并加紧招募新兵，以恢复实力。当其过郑州时，还发出了通电。

当时，石友三全军尚在豫南之南阳，奉我的命令退至郑州，而马鸿逵亦由鲁西退豫，韩约二人一致行动，石、马允焉。于是，骤失去不下十万人，约占全军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战大败损失尤重。

原来，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等三部实为二集团军最精锐之师；战时，孙常任前敌，逢攻必克，夙有“铁军”之称。韩、石二部则为全军最剽悍、最骁勇善战之师，常留在后方作预备队。

一遇前线各方有困难，我即指挥这两个犀利无匹的铁锥向前敌凶猛冲击，几战无不胜者。惟马鸿逵则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强，且其父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对于我来说，损失不大。

这回与韩、石二人相将叛去，是我练兵成军以来之第一次大厄，不独精锐丧失，而且，全军第一次发生分化，团体破裂，纪律尽隳，军心摇动，影响全军前途之重大诚不可以言喻，而我一生事业之大崩溃亦肇端于此。

一日清早，天犹未破晓，我挈数卫兵，乘汽车离华阴，至潼关风陵渡口，渡河赴晋，留下命令，全部军事交宋哲元主持。

当时，宋哲元、刘郁芬尚未起床，闻讯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迨赶至渡口，则已过河抵达山西，阎款待之于太原北晋祠小村，遂在此暂作寓公。

当韩变后，我与阎来往函电，有相约下野、携手出国旅行之举，盖大势已去，兵不罢而自罢了。

7月初，中央与我已达到协议和平解决：中央进攻之行动停止，允拨所欠军费，先发三百万元，另给我出国旅费廿万元；

二集团军余部仍旧转归鹿钟麟统率；陕、甘、宁、青四省主席仍旧不动，惟冯则白白失掉鲁、豫两省（察、绥早已放弃）及十万精锐之师耳。

7月5日，中央取消通缉令。8月间，鹿钟麟、唐悦良均到京复职，薛笃弼且膺任卫生部长。昙花一现之“护党救国运动”，似烟消云散，告结束矣。

是役，我本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原则，结果则因内部叛变，却不战而屈了自己。

我寄居晋祠，行动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阎待之不薄，并自有无线电台可与外方联络通消息，手下仍有多少随从人，太原还设有办事处。

于此，我闭门思过（用兵错误欤），韬光养晦，且努力自修求学，拚命读书、写字，且习丹青，态度于消极中至为积极。

简又文于华阴北归时，来到晋祠谒我，我左手持《陆宣公奏议》，右手持梁启超一本学术讲演集，寒暄完毕，我问他这两本书如何？

他当下毫不客气地用“教授”辞语和态度，指出我虽然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而求学不得正当方法，不循正当轨道，将上下千余年两家的著作同时并读，纵是读书万卷，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甚为惊愕，问他要用什么方法、循什么轨道才是正当的和有益的，他说科学的求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统，并须有专门学者名师指导，方得实益。

他又补上一句，以我的好学苦心，加以个人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的种种经验，配合中国的经书，如得有教授指导研究专门书籍，凡习一科，有如初学英文一般，必从ABC开首循序而进，由浅入深，则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学里三四年的课程。

我恍然觉悟，对他说：这是头一次有大学教授指导他求学的方法，完全接受，十分感谢。

次日，我即去电北平，采购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大学教科书。未几，专聘某某学者前去授课。

然而，我的雄心未尝稍息，只是静以待动，不断地与各方接洽通电以图再次大举，更时与阎酌商大计。

秋间，又发生一次大军事行动，其时，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公开与南京破裂。9月17日，张发奎举兵于南方，进图广州，南京急调兵对付，我即乘机发动。

先于10月10日，由“国民军”将领27人联名通电，推戴冯、阎二人领导全军反抗南京，南京于是再下明令进攻。下半月，河南发生剧烈战事，不在陇海铁路线，而却在洛阳之东方及南方一半圆形中。

当中央军战事不大顺利之际，蒋介石曾亲赴前线督师，正在两军相持未分胜负的僵局中，战场忽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11月下旬，“国民军”全部退师，再西入陕境，双方军事行动，遂告结束。

此次我之异举，完全是上了阎锡山的大当，缘其自上次“护党救国”之役失败，退引山西之后，虽屡与阎酌商大计，阎只虚与委蛇，依违两可，久无效果。

盖阎当时处境自有困难，其本心对于南京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满，亦久遭疑忌。一向赖有我军在鲁、豫居中缓冲，故尚不至直接受到南京之裁制与冲击。但倘我军一旦消灭，则彼将无力抵抗，复无援助，成为孤军独当其冲，其亡当可立待。

一俟迫不得已，时机成熟之际，即实行放虎出笼，使其出面出手打击南京，而自居幕后耍手段操纵一切。会九月中“改组派”在粤称兵，中央忙于应付，这正是北方响应同时夹攻之无上机会，于是乘时策动，乃有此役之发生。

1929年9月17日，正是农历中秋之夜，阎忽访我，相与长谈，大骂中央之不是，极力怂恿其兴兵再举，自愿衷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

我上次之不南向进攻，多因顾虑阎之牵制后方，今骤闻此坚决的具体的表示，正中其怀，真是梦寐以求，以为畴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时卒成功了，大计既定，继又商及举兵之军号问题。

是时，汪兆铭“改组派”向主张用“护党救国军”名号。但两人意见则以为这只是一派一系少数人所主张，而彼两人则惟以集合全党全国人物以从事救国救民大业为目的，并无左右新旧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赞成用之。

我乃提议用“保民军”。阎以为亦未尽善，乃谓吾人既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用“国民军”名号可也。况且昔年“国民军”之传统名号，声威犹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须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复旧名可矣。冯氏素重实轻名，又即允焉。因一时不察，遂中了阎的计谋。

当下，我立令石敬亭回陕，详授宋、刘等机宜，克期举事，乃先有10月10日联名通电之“哀的美敦书”发出，并在陕、豫各处张贴布告均有“总司令阎”“副总司令冯”（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样，事实上，两人已就职矣。

预定计划：“国民军”出重兵分路取郑州、南阳。一俟两城攻下，阎、冯二人即联袂至北平，组织新政府。同时，豫、鲁、鄂、湘、赣、苏、皖、粤、桂、蜀、宁、奉各处早有协议之军政领袖即行响应。

殊不知，阎摆下这条计策，使我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则实收渔人之利。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动冯氏兴兵，给予接济，假其手以打击中央。

同时，他却以“国民军”之军事机密时向中央报告，以故“国民军”在豫作战为难，终归失败，我乃知悉内幕，愤恨至极，但又无法向全国全世界申诉。

至于是役失败之原因，则不在军事战败，而却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此亦有类于前役之变者。

当战事展开时，中央军紧守陇海路前线而取攻势，但另派徐源泉（原属鲁直军，北伐时战败投降者）等军在左翼猛攻洛阳东南之禹州、登封等县。

时，宋哲元任“国民军”总司令，坐镇洛阳，指挥战事，而南路前线则由孙良诚在登封力战。据说，前在西北军任参谋长之曹浩森，是时已在中央军任参谋，尽将我军之强点及弱点，一一暴露，而开列具体办法，避强攻弱，故中央军于是役颇占上风。

例如：我军之特效战术是于夜间“摸营”，兵士右手执大刀，左手提短枪，偷劫敌营，当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献计，中央军扎营处，于夜间遍树火把，彻夜遍地光明，大刀队一前进则被射死，无所施其技了。

孙良诚在登封前线，遭遇强敌，作战吃力，不易取胜，但仍相持不下。不料宋哲元在全军资望尚浅，非主帅才，措置失宜，故尔偾事。

在剧战中，他忽对孙良诚大起疑心，误信其叛变，深恐洛阳不稳，急遽西退，而孙在前方骤失去后方总部的联络及接济，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军陷敌。

因此，前方后方之“国民军”一律尽退，复入潼关。而中央则由于亟须赶急应付南方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亦不事穷追，任其入陕。于是，这场大战，过了无几时，突然间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气氛中结束了。

还有一说谓宋哲元当日实误中了反间之计，一时失察，仓卒急退，遂影响全局云，此亦大有可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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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1:59
47  中原大战

“国民军”既失败，“改组派”在粤亦一事无成，南京因此得倾全力以收拾北方瘫痪之局，于是，阎锡山首当其冲。

彼其取巧奸诈之术既穷，骑墙“放虎”之举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运动，极力拉拢国民党各派各系，谋大团结以与中央对抗，务成旗鼓相当的新局面。

一时间，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晋祠之间，冠盖云集，各方使者络绎不绝。凡历年以来，全国全党之不满于中央者，非亲自命驾北上，则纷纷派代表来与阎氏接洽，如“改组派”之汪兆铭、陈公博，与“西山会议派”之邹鲁，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当时寓晋之上宾也。

当时，败退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等亦遥为响应，派代表北上参加。阎居然成为全国军政主动的中心人物——“盟主”，执反动派之牛耳，而我则退居被动的配角而已。

但是，我的潜力具在，陕、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阎与我虽仍不无芥蒂于心，至3月间，宋哲元、孙良诚向我痛恨被阎出卖，至欲挥戈渡河攻晋，我以为，时过境迁，此刻，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甘愿合作奋斗以图共存。此则各派、各系、各军大有联合共进之趋势也。

我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保存及整理尚在陕、甘的旧部，自退兵后，宋哲元、孙良诚等，虽彼此谅解前此之误会，尽释前嫌，再事团结，共赴患难，然全军竟如群龙无首，领导乏人。

其时，西北军之“五虎上将”，张之江与李鸣钟已退役，鹿钟麟蛰居天津，惟宋哲元、刘郁芬二氏尚在军中，但其资望才干不足以掌帅印。

他如蒋鸿遇早已物故，刘骥殊非统帅之才，以下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分属后辈，更无统帅资格了。

我决定以鹿代统全军，鹿奉密令后，乃假装勤务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车由天津至大同，复转乘汽车往谒我。俟某人下车后，我即向他面授机宜毕，不动声息，乘原车南开，过河直抵潼关。

至则实行主持全军，着实整理，宋、刘等拱手相让，惟命是听。不移时，原日“国民军”之雄姿威势，再次恢复，士气提高，静待后命矣。

在晋方，军事政治运动既酝酿成熟，阎乃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反对武力统一全国之政策而请蒋主席下野，随而南京与晋方屡屡互发函电作文字之战。

2月21日，汪兆铭（上年12月已被中央党部开除党籍），亦出名通电，攻击南京。28日，阎迎蛰居建安村之我入太原。3月，阎先取行动，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机关，缴中央各军军械，封闭党报。

3月15日，晋军与冯军各将领联合通电，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我、李宗仁、张学良副之。孙良诚、吉鸿昌等随即挥军东出，直指开封。

4月1日，阎、我和李就任联军总司令之职，惟张学良无表示，晋军开入山东，我军则仍在河南，双管齐下，分路作战。五日，南京下令讨伐，纷纷调兵应付，但前线初仍取守势，其后乃交战。于是所谓“中原大战”爆发。

其时，北方的军事组织及计划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桂攻湘、鄂；我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攻豫；阎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挥兵攻鲁；石友三（前曾一度与唐生智反中央，失败后北退）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豫攻鲁。

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同留桂之粤军张发奎部，倾全省之兵，由李亲自统率，冒险北上，与北方相呼应，并自求生路。他们计划：经湘入鄂，与我军会师中原。

倘此南北军事计划得实现，则南京危矣，讵料李军北进，前锋已过岳州入鄂境，而粤方忽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占领湘南衡阳，切断李军后方之联络补充线。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归以应付危局。于是，会师中原计划失败，影响“中原大战”全局之胜负不少。

延至7月中，“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8月下旬，各派共同组织“国民政府”，拥阎为主席。

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阎就主席职，此时我则赴豫亲自指挥战事矣。主席登坛后，忽有南京飞机翱翔空际，向清故宫三海投下炸弹，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怀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阎主席”的好梦，未几，他即急急离平回晋。

七、八月间，鲁、豫两战场均有剧战。三方各集中精锐作殊死战，故伤亡甚多。至八月初，晋军一败涂地，山东尽失，不堪再战。中央军于是得倾陆军、空军全力集中豫省以对付我军，其总攻郑州者为陈铭枢之第四军，最为得力。

当时，中央军蒋介石之总部设在开封东兰封车站，离站不远为飞机场，航空司令为张惠长。一夜，我军骑兵千人袭击机场，毁去所停之机。张急匿避，始得幸免。

骑兵得手后，转驰往兰封猛攻车站。时，站上防守虚空，总司令部只得卫兵百人而已，蒋介石驻列车上，势极危险，仍镇静处之。

平常军队，凡遇夜袭者，多不还火，免露虚实，但是时侍于总部内之高级参谋陈调元，却主张还火，以免坐以待毙。此兵法虚虚实实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卫兵分布车站，密密射击。攻军皆骑兵，果以为车站有大部军力，防备周密，否则不至还火；又在夜间不便大举进攻，即行退却。总部遂获安全。

然而，此次“中原大战”之胜负，不决于疆场，却决于政坛上外交手腕之间。方豫省大战时，中央代表吴铁城等在沈阳与张学良磋商合作事。吴挈其擅长交际、善于辞令之爱妾及大量金钱与俱。二人施用阔绰的、机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军“少帅”张学良夫妇与高级文武干部间，大奏奇效。

闻有一次，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私对其妾作戏言：“您俩胆敢来这里作说客；假使我将吴铁城枪毙了，又怎么样？”她因面不改容、从容镇静地含笑答道：“少帅，别跟我开玩笑！像少帅这样英雄人物，哪会干出这卑鄙狠毒的事呢！”张听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说得妙！来！干一杯！”

另一日，吴大摆山珍海错最贵最盛的筵席，遍请张总司令高级人员与军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间，恭敬招待。堂前设了十几桌麻将，请各人就席娱乐一下。每人面前抽屉内各置钞票大洋二万元，输赢不计，胜者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所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与他都成为朋友了。

同时，阎和我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与贾景德两个“老实头”到沈阳极力运动。无如囊悭术钝，与吴比较，在在相形见绌，居于下风（即送礼三千元也要去电请示汇款方济）。双方均予张学良以特高位置、优异条件，拉其加入阵线。

一直以来，张学良站在中立立场，无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时形势论，奉军势力充实，地利得宜，在北方实居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氏来后，不久即获得好感。其间尤有决定性作用者，则张对南京虽仍有不惬意之处，然对我却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绝对不能与其携手合作者。

其实，早于1929年5月间，张已与奉军将领有公开反对我的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主张国家问题，当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决之，是无异正式加入中央阵线之表示也。

发电未几，随即派大军入关。晋军无能抵抗，遂由其连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阎见大势已去，于奉军开到之前，通电辞职，复由北平退回太原。

9月22日，北平晋军撤退。前二年，晋军以“国民政府”名义克复旧都，今则奉军亦以“国民政府”名义入据焉。“扩大会议”及其所组织之“国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员与中央协议，汪出国，阎赴大连，而我则居山西。

至于豫方军事之结束，亦不决于疆场上之战争，而决于我的麾下另一部之叛变。

一日，我在总部忽接在前线作战之军长吉鸿昌电话，说：“总司令，对不住，我走了。”原来，南京知道我的旧部李鸣钟与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运动吉来归，果然马到成功。

其时，李对我的确怀有怨望，已脱离我军，张之江虽亦离军，但未致叛我。而吉之叛变则因全军为金钱所收买，而且梁冠英、张印湘等部亦随焉，前线全军尽丧。

当下，我怒掷电话听筒，气愤之极，恍如昔年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变剧之重演，全线崩溃在即，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以挽回大局矣。

于是，悬崖勒马，即由郑州渡河，挈少数卫队，由新乡经焦作西行复入山西，郑州遂为陈铭枢攻下。我军则尽退陕西、山西，战事遂告结束。

此次“中原大战”，实为历来内战之最剧烈者，犹甚于前年豫东与奉鲁军作战之役。

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如冯轶裴军，及十九路军陈铭枢等部，皆参与。阎、冯两方亦尽以所余留之精兵出战。双方纪律均优，斗志均旺，屡作殊死战，以故伤亡皆极惨重，两败俱伤，不特四个集团军一一瓦解，而南京实力也亦减缩。

我入晋时，有驻豫北之孙连仲、张维玺等部犹欲追随，我转令其投归中央，嘱其以后务须服从南京的命令，为国效劳。孙等唯唯诺诺，遵令而退。其后，果然向中央报告：“奉冯总司令命前来投顺。”蒋介石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编之，以后孙则矢忠中央，服从命令，始终不渝，方可纪也。其他诸部亦有受中央改编者，不过战余几部不到十万人而已，精锐尽失矣。

我在入晋深山野岭之途间，忽有强徒拦路剪径，当下，我大喝一声，随从卫士齐放手提机枪，小贼当场倒毙，我乃继续行程，既抵太原，阎如前优待之。

其陕、豫余郡宋哲元、刘汝明、过之纲等约四万人相率入晋，均由商震奉阎令善为安置，担负一切给养。其后，中央改编驻晋冯部为廿九军，分两个师，以宋哲元、刘汝明为正副军长，冯治安、张自忠（由河南入晋）分任师长，由中央发饷。后来增编一师，以刘汝明任师长。此军在运城、阳原等处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应付日军之侵略，成为国家之干城焉。

我复在山西寄居于汾阳（在太原西南），韬光养晦，生活安静。时或致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进，及他项为社会、为民众之服务。

大部分的清闲时间则消磨于读书、写字、著作、绘画，尤喜欢作白话诗，吟咏内容类皆描写平民疾苦，痛贬恶风败俗，暴露贪官污吏，提倡俭朴生活，反对虚伪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彻底主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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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2:00
48  九一八事变

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

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他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这下子，就使蒋怀恨在心。

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胡当然不服，蒋就把胡囚禁在汤山。

1931年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汪兆铭亦率其“改组派”参加活动。

后来，我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与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未几，局面变化，唐亦北返。不过，宁粤双方只拍发电文，未至有军事行动。胡氏旋被释归粤，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达到了。

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

可是，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他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

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

1931年始，我直接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一时期已告完毕了。经我一手训练，多年指挥的各部尚留有少数（最少十万，迄无确数），分驻各省，皆直接归中央改编、装补和指挥。

“第十六混成旅”、“第十一师”、“国民军”、“西北军”、“第二集团军”，一律成为历史的名号，我一生的事业，尽管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结束。

“九·一八”以前，1928年张作霖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1931年，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

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

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蒋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 ：“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

我复电 ：“‘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

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随时下野。”

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

于是，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

阎锡山说 ：“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

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

我们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

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

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 ：“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

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 丢了，我们要抗日。”

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是在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谨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车到了浦口后，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与蒋介石重会，前嫌涣然冰释，在出席中央党部讲话时，我声言来开会，是为共赴国难而来。若不如是，则抗日战争，何能联合南北诸军，全国人民，一心一德，卫护国家，抗战到底！

我每出席中央会议，一贯主张“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有人警告他：“你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则答道：“我来即不怕，怕即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

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来接我，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个多钟头才出了车站。

在上海，我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

接着，我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日。

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

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 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

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

此时国难当前，全国非实行团结、共御外侮不可，这时候，粤方也派孙科、汪兆铭二委员为代表，赴沪与宁方代表会议，决议宁、粤党政改组，复合为一。

全局即急转直下，蒋介石下野离京，国民政府改组，一致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

其间，陈铭枢斡旋甚力，其所统之十九路军分驻南京至上海一带，是为新政府独一可靠之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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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2:01
49  “一·二八”抗战

1932年初，在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人指挥，日本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1月28日，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

日本人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

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

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

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

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

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需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

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

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

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

“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

罗文干红涨着脸说：“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非常地看得起我们，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

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

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

自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

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

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现在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

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

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

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

“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

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

“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

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

“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吗？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

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

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

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

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

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大吵闹得不成话。

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的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方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

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地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

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

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倌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倌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鲜活的鱼。

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

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

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

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

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

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

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

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往北到泰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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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2 02:03
50  我在泰山和察哈尔

我住在泰山，有时间不断地到泰山周围观察观察。

泰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大山，真是宽厚博大，从山顶上流下来的水，分成东溪西溪。东溪有王母池、小红门等古迹；西溪自扇子岩、万寿桥、百丈岩、黑龙潭，一路也有些古迹，东溪有些柏树长得很好，西溪则大的树木很少。

山下泰安城的大庙内，古树很多，从山顶东岳大殿直到城内大庙，皆是道人主持。在半山腰中，也有些庙是和尚当家的，看那光景，泰山周围原来庙宇很多，近年以来，都是破烂不堪了，有的庙的根基还有，有的只有半截墙的。

我到泰山还不到一个星期，汪精卫叫宋子文给我汇来几万块钱，说是送给我零用的。我马上叫原来的银行又汇回去，“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谢了他。

后来，才我知道这是蒋、汪两人的意思，他们不抗日，想用钱收买我，用钱堵住我的嘴，也不许我抗日。

没有好久，我接到顾维钧的一个电报，说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要到泰山来看我。我复顾维钧的电报说：

“九·一八”的事是众人所知的事，又有何调查的必要？这是污辱中国的事，我不见他。

李顿到了南京，招待的很好，接着，李顿又来到泰安，雇了很多顶轿 子，到了泰山顶，吃了野餐。下山来到了车站，李顿对顾维钧说他的手杖丢了，那手杖上有他妻子的像和宝石，非叫顾维钧给他找回来不可。

于是，顾就找县长周百锽，周就找两个轿夫头，这两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当时问那些轿夫，都说没有看见。此时，李顿就是不开车，县长周百锽就急了，马上把两个轿夫头押了起来，什么时候把手杖找着，才放他们。

接着，顾维钧保证准给李顿找回来，这才开了车。

我听说把两个轿夫头押起来了，觉得太不公平，就把县长周百锽找来，问明白这件事情，我对周县长说，李顿他们坐轿之前，是不是说明白了替他们看东西呢？

抬轿子多少价钱，看东西又是多少价钱，若没有说清楚，李顿丢东西为什么找抬轿子的？

坐轿子的是人，抬轿子的也是人。李顿的手杖交给哪一个人了？没有别的，请你马上把轿夫头放出来，不要押他们。至于找东西的事，可以帮他找 一找。

周县长回去后，就把那两个轿夫头放出来了。过了两天，在泰山顶的一个干牛粪堆里找出来的。后来，听说是日本人藏到那地方的。

山东本来还算平静，忽然有乱子起来。那是因为张宗昌旧部刘某，在南京蒋的左右送礼花钱种种运动，愿归蒋直辖，不愿归山东省主席韩指挥。

刘这一表示正中蒋的心意，并告知刘可以就地取饷。因此，韩刘大起冲突，炮火连天，枪林弹雨，军人民众都死伤得很多，无故被炮火打死的人民们，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谁都看着难过，只有日本人是十分的喜欢痛快。

这场事情的发端，若说蒋介石主动，那才是一点也不假，我看山东不能住，就在这时候到察哈尔去了。

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民族开始有了被日本吞灭的危险，全中国的人民都忧虑、愤慨，东北人民义勇军到处在与日军作战。

可是，蒋介石、汪精卫所把持的南京政府只想和日本妥协，坚决不抵抗。日本军阀就利用这种机会一步一步地向关内侵入。

我这时候看到日本侵略察哈尔、热河、华北和蒋、汪、何出卖国土的共同阴谋，更看到中国人和大多数士兵军官的抗日的义愤，决心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

1932年，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后，像蚕食桑叶一样，一支兵来攻万里长城，在喜峰口一带和宋哲元打得很厉害，吃了张自忠、赵登禹将军的大亏。

日本的另一支兵就来攻热河，汤玉麟是热河主席，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把它的金银财宝烟土装了几十辆卡车往北平跑，地方和军队全都不问了。

日本还有一支队伍攻占察哈尔的东部。当此之时，能和日本打的军队如刘汝明、冯治安等的军队，蒋介石一点也不补充。

谁都知道，先是辽宁丢了，不问；后来东北三省全丢了，又不问；紧接着热河丢了，冀东丢了，察哈尔也丢了四县，还是不派兵援助。

我在察哈尔住着，各地来见我的民众代表很多，军队的代表也不少，都是希望领导收复失地。我计算计算，我若举起抗日的旗子来，顶少就有二十万军队；就因为吃饭的钱没有，在那里张罗。

忽然李忻来看我，说他是由北平来的。本来，李跟过我几十年，也当过宪兵司令的，他诚恳地对我说：“日本的军队占领多伦、沽源、康堡，距离张家口很近。说来到马上就可以来到，先生又没有守土之责，为什么在这里住，太危险了。替先生想，南京请您会议，你可以到南京去会议。不然就到上海去，或者仍回峪道河去，您一答应，马上预备火车送你走。”

又说,“这里不安全的很！”

我对李忻说：“你不肯读书，你就不认识真理。你想从‘九·一八’以来，我每天都说:‘收复失地’‘雪我国耻’。

今天日本人近了，我就借着会议溜走了，这是多么聪明的办法！不替我想想，就是替你们想想，我这样走了，你们怎么见人呢，常说的话:‘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李忻，你想一想 ，你这是爱我以德呢？还是爱我以姑息呢？

我告诉你一个实话，我是下了决心要抗日的，我能动三十万兵，就抗三十万的;能动两万兵，就抗两万的，就说我一兵弄不动，我一个人爬到房顶上，那这两支手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就够本了，打死两个就赚一个。

谁叫你来的？你回去对他说：‘我姓冯的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不愿意做一个软骨头的亡国奴。’

当时，李忻的脸变得像红布，还是老翰林王铁珊先生劝着说：“冯先生和李忻说的都对，李忻跟过你二十多年，他对于你应当这样说；您是创造中华民国的，中国兴亡，您是有责任的，都说得对，都不要难过。”

这样，李忻才走了的。

朱子桥将军在北平，他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的后援会，在上海各地募了些款子，转为帮助抗日军队和人民。朱将军听说，我这里都编制好了，就是没有吃饭的钱，举不起旗子。

于是，朱将军就汇来十万现洋，并派杨慕时来说明是送给我抗日用的。就在那天，吉鸿昌来见我，一见面就哭起来，我拉着吉的手叫他不要哭，有话可以说。

吉鸿昌说：“我实在没有脸面见先生，你交给我几十万军队，都被蒋介石收买了，你交给我的军队全弄光了，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呀！”

当时，我对吉鸿昌说：“这话快不要说了，自1913年你来跟我当兵，那时候只共有一千五百 人，后来发展到几十万兵，这不都是你们弄来的吗？你们弄光了，不是应该的吗？有什么难过。”

吉鸿昌说：“我这次来见先生，就是以死报效国家，以死报效先生，我愿意死在日本人手里。”

我对吉鸿昌说：“这已经够了，不必再说了！”

我马上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那是1932年5月26日，我就是当天有通电，就了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的。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这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各地的军队凑在一起有二十多万，先编制了十万军队，前敌总司令是方振武，总指挥是吉鸿昌，两个人带着就出发了。

我只训练了三天，我自己扛着枪教他们站、跪、卧射等法子，最主要的是向官兵说明白：人民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谁若欺负人民就是欺负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

他们带着那些军队，步兵、骑兵、炮兵全有，离开张家口向沽源前进。到了每个村庄上，军队都不入民宅。那些老百姓，看见军队的纪律很好，听他们的声音东北人居多，还有些是认识的，就问他们：“你们半月前从这里过，打人、骂人，不讲道理，现在从这里过，这样守规矩，也不进民房，是什么缘故呀？”

那些官兵们说：“我们现在是老冯带的军队了，老冯教训我们说：‘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应当保护老百姓，应当敬重老百姓，我们能够这样一定能打胜仗的。’”

那些人民听了很高兴，也觉得很稀奇。

吉鸿昌带着军队，先打下沽源，后又打下康保和保昌，最后打多伦时费了很大的力，冲锋的时候连死带伤约有两千多人，四个团长受重伤，结果把日本鬼子赶出多伦，追击了五六十里。

因为这一仗，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多伦在世界地图上都是很显明的，也就因为这样，蒋介石在庐山的牯岭发表谈话说：

“多伦没有日本人，哪里打仗呢？既没有打仗，怎么会有伤亡的人呢？这是冯某被共产党包围在那里造谣言。”

汪精卫在南京，何应钦在北平，都发表谈话说：“何梅塘沽协定刚成功，察哈尔的共产党就又闹出这样的事来。”

我把伤兵由多伦运回来，由张家口坐火车到北平协和医院，有一千多伤兵，另外又运到天津去找医院，民众都起来帮助一切，各报上都照的有相片，蒋、汪、何造的谣言都证实了，是他们骗人。当时，南京、北平、上海都嚷着说:“察哈尔赤化了。”

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发表谈话说:“只要能收复失地，打出日本鬼子去，我们愿意赤化，我们民众愿意拥护冯玉祥先生们的这样赤化。”

有一天，在上海有三四百人欢迎马占山将军，九十四岁的马相伯马老先生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说:

“这第一杯是恭贺冯玉祥将军收复察东四县，并且盼望他更多收复失地；第二杯酒才是欢迎马占山将军。”

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真正爱国心。

这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尤其要破坏我的抗日军。他们从南方调了关麟徵、刘兴、刘戡几个师到北方，预备和日本人配合进攻我，并设法叫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阻挠我的抗日。

蒋介石找了冯钦哉，叫冯来打我，冯钦哉说：“冯玉祥总司令是抗日的，我不能打他，我又是他的旧部，我更不应当打他。”

蒋介石又找了庞炳勋，暗中许了庞炳勋为察哈尔主席，庞炳勋很高兴，就要带着兵去打仗，庞的旅长陈耀荣领了全军的官长到庞面前说：“要打冯先生我们不去。冯先生是领导抗日的，你要打，你自己去。”

当时，我就提出，若是宋哲元回到察哈尔来，我就回泰山去。到8月底，宋哲元回来了，我就又回泰山。

回泰山以前，我在张垣新村筑了一个纪念塔，把抗日同盟军阵亡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头上，塔上有五尺长的木头尖，歪着指向东北，那是说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的意思。

我知道的有一朋友姓刘，英文很好，又从德国留学回来，蒋把他找到剿匪总司令部去当机要秘书，后来忽然被通缉了！

那是刘先生把总司令的剿匪计划泄露出来，不多几天，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某一个外国人的手里查出来，于是，蒋下手令，拿办这位刘先生。

电令到的前两点钟，刘先生得到消息，先就从汉口跑了。他跑到西安，不多两天就追到西安；跑到太原，就追到太原；跑到北平、济南，都是在后面跟着追。

刘先生在济南有位朋友姓江，是个医生，起初住在他家里，不到几天特务又知道了，这位江先生没有办法，到泰山来找我，把刘先生的情形都对我说了，我说：

“很好，只要他愿意来，就请他住泰山，并且教我英文。”

刘先生到泰山没到一个月，江先生被捕了。问他说，刘先生上哪里去了，起初江先生还好，他不肯说出来，后来江先生的母亲，为了心痛他的儿子，就劝江先生说：“你说了吧！为什么自己受罪呢？”

于是，江先生就把刘先生住在泰山我那里的经过都说了，特务马上来了三四百，把泰山周围围了，还算好，泰山的县长叫周百锽和住在泰安县的一位团长，是跟过我的，对那些特务头子说：“你们不能上山去，你们要上山，冯先生那里有手枪队，他会开枪打你们。若真打起来，我这一团人，一定帮着冯先生的手枪队来打你们。”

就这样，这些特务就把泰山周围的路都把住，他们不上山，周县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并且知道刘先生的夫人和孩子，在无锡和镇江，也遇见了很大的危险。

我替刘先生想，特务们虽没有把他捉住，也应当有个办法，这一天，晚上是很好的月亮，我叫一位姓李的和姓冯的，领着刘先生，从泰山顶上，到了距泰安城九十里的一个村庄，我的好朋友梁先生家里去住。

都以为这可好了，这些特务们可找不着了。哪晓得，只一个星期，梁先生来找我，说不成，乡间的情形，一个村子里，几百户人家，几百年都住在一起，谁家来个人，很容易知道。

我说：“刘先生什么意思？”梁先生说刘愿到日本去，我说：“很好。”就派李连海送刘先生他们一家，夜间走，白天住，到了潍县，由潍县上汽车到烟台，由烟台到日本。

现在刘先生做什么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他的，是一位光明正大的革命党，我知道他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永远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不愿升官发财，这不是很可佩服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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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0:58
51  何梅协定之后

1933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之后，日本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1935年5月，胡白被杀事件和孙永勤事件先后发生（二者合称“河北事件”），日本方面随即借河北事件对中国方面施压。

同月29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开始与中国方面的何应钦交涉。之后，在日本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党政府屡屡退让，中日双方经过4次交涉而达成一致意见。

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签署致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通知，“何梅协定”正式达成并生效。

“何梅协定”包括《觉书》（《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各一份。

其主要内容：

①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②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党政府党政机构；

③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

④禁止抗日活动等。

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

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

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蒋和何两个人做的工作，一个是重用殷汝耕这一类人，因为他是汉奸；第二个是同王揖唐、王克敏这一般人密切地联络；第三个就是到处秘密地抓抗日的人和救国的人；第四个就是到处散布，若抗日就是“三日亡国论”。这是当时实在情形。

我回到泰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反国联调查团》，又一本叫《察哈尔抗日实录》，还有一本是《胶东游记》。

除工作以外，又请了几位大学教授给我讲书：陈豹隐先生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李达先生讲列宁哲学，还有讲天文、历史、地理、心理、生物、物理、化学和中国文学的。

有的一连讲三个月，也有的讲两个月。午前讲三个钟头，午后讲两个钟头。在泰山这二三年读书读得很有意思，真是先贤说的：“学然后知不足。”

有一位泰安人，范明枢先生，当时有七十岁左右，他在济南图书馆里负责任。每天，他有两千多字的日记记录抗日等等的话，特务看见后，马上就捕了范先生同他的学生、工人约九十二人，并把范先生上了手铐、脚镣，硬说这一批人都是共产党。

我听到说，就给山东主席韩复榘打电话说，山东省七十多岁的人都加入了共产党，这真是血口喷人，你快把范先生放出来。

范先生在狱中有一个星期，回到泰安，我请范先生给我讲《春秋左传》，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用了四五个月的工夫，我就写了一部《读春秋左传札记》，那部书里有很多新发明、新学说，都是与新的科学有联系的。

范先生虽然有七十岁左右，可是他的思想很进步，而且喜欢帮助青年，因此，我请范先生帮我在泰山成立了十五个小学，差不多有两千人左右。那些孩子们在1933年都是十二三岁，到“七·七”抗战时，已有不少是十七八了。有些人到陕北去学习。范先生后来组织了游击队对日本抗战，也打死不少日本人，有好多学生们、青年们参加了范先生的游击队。

1933年11月20日，福建成立了人民政府，那是为了抗战发动的一个政府。也因为蒋介石的特务在天津国民饭店暗杀吉鸿昌受伤未死，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商议好，从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并解到北平宪兵司令部严刑拷打，本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枪决了吉鸿昌。

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抗日人民政府，一方面叫陈仪和日本人订了协定，那卖国协定上海大美晚报登过的；一方面派中国海军封锁中国海口，蒋介石又派了空军大队残酷地轰炸福州，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诸位将军都是为了抗日收复失地。

可蒋介石说：“中国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我们的人力、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不仅是我们临时添置武器来不及，就是现在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一方面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何况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机会准备国防”

1935年9月，蒋介石有电报约我到南京去开会，他的电报是这样：

“泰安探交冯委员焕章吾兄钧鉴：密。比来尊体如何，遥维康吉为颂。中央第六次全体会议举行在即，党国要计均待商讨，甚盼大驾早日惠莅首部，共商一切。谨电速驾，不胜祷企！弟中正叩皓侍密东。”

我复电如下：“急。南京军委会蒋委员长介石吾弟钧鉴：密。皓电奉悉。年来吾弟席不暇暖，为国贤劳，至深敬佩。此次西蜀归来，承念及山中人，驰电垂问，义重情殷，尤深感激。国事至此，惨过于印度，耻甚于高丽，如不急谋补救，来日大难，实有不忍言及者，兹将一得之愚，掬诚敬告如下：

关于党务者：

一、开放党禁，凡能共同救国，无论个人或团体，应一律包容，以期集中力量，挽救危机，此条无论如何说法，非诚不能动人，非诚不能感人。

二、开放言论，欲使人人能担负救国责任，必使人人有发表意见机会，然后始能集众思、广众益共谋国事。

三、真正团结，消极方面，凡同志间已往有意见隔阂，应竭力化除，完全消释；积极方面，邀请展堂北来，但精卫亦不必离京，并与哲生、右任等诸同志，真诚相见，无话不说，共决大计。

四、大赦政治犯，在宽字厚字上包容一切，使各竭所长以报国。

关于政治者：

一、非获得民心，不能救国，要得民心，即凡人民所喜者，兴之做之，否则去之。

二、严明赏罚，各省有真正为民官吏，大加奖赏，贪污分子严加 惩办，不管地位如何，背景如何，一赏一罚必求公允。

三、设立救灾部，水旱天灾，严重特甚，非有专部不能办理。

四、奖励抗日精神，如石瑛、于学忠等素具抗日抱负，尤有抗日表现，一则应加起用，一则应即重用。

五、起用抗日将领：如蔡廷锴、蒋光鼐等，过去抗日有功，故政府不独应加容赦，更应畀予重用。以上均与民心有关。

关于外交者：

一、确定国际敌友，苏美两国，关系我国抗日至大。

二、政府应速简派文武大员，担负责任，分赴苏美切实联络，以谋合作具体办法。

关于军事者：

一、立即准备发动抗日军事，不抗日必亡，要不亡只有抗日。

二、急速充实陆空军备。

以上各点，凡祥所知无不披沥肝胆，详陈左右，所关民族至巨，敢请决断施行。至祥之行止，只求有利于国、于民，任何牺性皆无顾惜也。小兄玉祥。”

蒋介石三十日电：

“泰安即呈冯委员焕章我兄尊鉴:密。弟返籍扫墓，昨始回京，奉读梗日赐电，披沥见教，条分缕晰，垂爱之切，谋国之周，钦佩无已。国难至此，洵非集中国力不足以挽救危亡，等论诸端，皆先得我心者也。

六中全会在即，中央同仁的盼兄如期来京出席，弟尤切望把握，俾得亲承教训，而慰契阔之思，务盼即日命驾，无任祷盼！弟中正 叩卅传密京。”

有这样来往的电报，很明白地说明我为抗战才到南京，如不抵抗日本，我是不到南京来的。

11月1日，我坐的火车到浦口车站，有许多老朋友来接我过渡船时，覃理鸣先生对我说，方才在中央党部开会时，有姓孙的在照相时把汪精卫打了三枪，伤很不轻，已入中央医院，凶手已被人打死云。我说，中国人有的是热血青年，像汪精卫这样卖国言论和主张，不会不有这样的下场。

我下船之后，即到陵园蒋介石预备好了的房子去住。蒋来看我，我对蒋说不抗日一定亡国、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都是错误的。

蒋介石请我说出理由来。我说，三日亡国论者，只看见日本可怕，那是犯了恐日病，只比工厂比枪炮等等，何以不拿人口比一比？又何以不拿土地面积来比一比？至于武器论更是不对，中国有多年历史，有文天祥、史可法、岳飞 等文武模范人物；况且世界不只是中日两国的世界，还有苏、英、美、法，各国都与日本多多少少的矛盾存在，那并不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我希望你为祖先留下的国家着想，为将来的子孙打算，为中山先生和死难的先烈们争光，把那些唯武器论和三日亡国论快快改正过来。蒋满口都是好好好，哼哼哼。

同月五日，天津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要求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捕杀青年。清华十校通电如下：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有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记，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负责者为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岐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一举一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北大学生组织反帝国主义座谈会，清华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

我拿这篇文章问蒋介石如何办法，蒋说这都是造谣，不足为信。我说不然，五四运动以前许多真话，老段和安福系亦是说学生不好，又说学生无知，乱说话，结果被打之后而倒台的，你是知道的。

今天，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说的全是实话，你务必尊重这些话，改正过来，方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不然会有大祸来临。蒋又说唯唯唯！

还有，出卖福建安溪矿产给日人，这是1936年1月4日，福建省政府委派了赵修晋办理这个事。这样的宝贝矿藏让给日本人，多少人都责备姓赵的。

赵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蒋叫这样办，谁敢不办呢？”我把这件事，对蒋说：“日本人这样地侵害我们，要亡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还给日本人这样交往呢？”蒋说，他要细细地查 一查。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一部草稿，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各总领事在上海会议的记录，每一个总领事都有报告，报告完了都有一个意见书，内中福建总领事的意见说：

“福建主席陈仪千万不要换，因为陈仪服从日本人的命令，比日本人派个主席还服从。”

我问蒋介石：“你看见这一条没有？”蒋说：“这是日本人的离间。”后来，我就把这本书印出来，起个名字叫《日本人一部分的秘密》。

2月20号，蒋介石为了镇压群众抗日运动，发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白地说：军警可以有枪杀抗日群众，逮捕救国分子，解散救亡团体，封闭救亡言论机关的特权。

蒋介石、何应钦、王世杰分别发电对平津当局说，学生运动是共党暗中操纵，要赶紧镇压。于是，派大批密探到各学校调查，分头逮捕，先后共逮捕了一百零九个人。

同时，日本鬼子也电令北平的日本机关帮助中国调查学生运动。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对蒋说：“就是这样办法，一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你。”蒋说：“要抗日必要先这样办，你千万不要着急，我一定有个办法。”

蒋介石刻刻不忘的是打两广，他说：一个国家必须有纲纪，要有纲纪各省不能不服从中央。他所说的话，明着暗着都是说，先打广东，后打广西。谁能帮他这个忙，谁就是他的好朋友。

我对蒋说：“这是最不祥的话，你自己拿刀枪砍你自己的手和你自己的足，你还和敌人打什么仗，一个普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为什么看不清这一点呢？”

又有一天，在庐山牯岭，蒋问我对于两广有什么意见？我对蒋说：“我在兵舰上走了一天多，我就想什么话是你最不喜欢听的，我今天来对你说。”

蒋说：“请您说吧！”

我说：“有一个人把自己的脸打肿了，在外面装个胖子好不？”

蒋说：“不好。”

我说：“一家人外面有十个土匪在外面打门，进了大门，又进了二门，这一家弟兄三个还要自己杀自己，他们互相砍杀，对不对？”

我又对蒋说：“你是不是觉得两广这些将领都是你的帮手，你要把你的帮手和臂膀打完才去对付仇敌。”

蒋说：“这话很好，一定不打内仗。”

第二天午前十点钟，蒋介石同李烈钧先生来看我。蒋说，他要上飞机到广东去，问我还有什么话说。

我想昨天谈话的时候，李烈钧先生未在场，蒋介石会不认账的。我又趁着李烈钧先生在这里，把昨天向蒋介石说的话从头说了一遍，并且还说：

“你若说我说得不对，可以当面驳倒我，设若我说得对了，我希望你毫不迟疑地马上停止一切打内战的准备。”

蒋介石说：“我一定照着你说的话去办，决不会迟疑的。”

就这样，李烈钧先生送蒋去飞机场。这一次的结果还算好，因为有居正、程潜两个人亲自到广西一趟，得到了和平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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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0:59
52  西安事变前后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国各界人们的心。

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11月23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

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此前的10月26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

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10月22日由南京飞到陕西，29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

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

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

到了10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

“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

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

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

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

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

1936年，有一次，美国美以美会一位会督，中国名字叫黄安素的对我说，他预备举办一个茶会，希望我对他们讲一段话。

我问他要我讲什么话，他说什么都好，若能仅谈宗教，不谈政治就更好。我说：“若不谈政治我就对不住你，我一句话也不讲。”

黄说:“什么缘故？”我说：“自九·一八以后，日本鬼子占了我们东北四省，又把黄河以北，搅得乱七八糟。你看我是个中国人，我更是革命的军人，我若不谈救国救民的事，你找我讲话有什么用处呢？”

他踌躇了半会说：“好，你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我记得那天不冷也不热，黄会督请了二百多位客，预备了很多的茶点。

我说的话是申包胥哭秦廷：“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伍子胥，到吴国接了兵来，要替父兄报仇。申包胥对伍子胥说:‘你若把楚国打败了，我一定要把楚国复兴起来。’

当吴国的兵把楚国战胜之后，申包胥跑到秦国求救，秦哀公叫申包胥先住在馆骥里休息几天再说，申包胥站在秦哀公门口说：

‘楚国人民已如倒悬，亟待救援，我在馆骥怎么住得下去呢？’申包胥就在宫门口哭了七天七夜，一口水没喝，眼泪哭干了，流出一滴一滴的血。哀公受了感动，答应马上出兵，还赋了一首诗《无衣诗》。”

我说到这里，又说日本占东北的事，又说到美国向来主张公道，全世界的人民把美国人看得很高。若是日本欺辱中国，美国袖手旁观，恐怕中国人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你们了。

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枪声，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

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还有人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

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

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那时参谋总长是程潜）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

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 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人，在1936年12月12日自西安通电：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徵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1936年12月12日，也给我发了一个电报：

“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

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

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 矣。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幡然醒觉，反戈东上。

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

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

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随后当天，我也回电致学良先生，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

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困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冯玉祥。”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25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26日飞到南京，一到南京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我觉得，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

（注：王以哲将军在西安事变后死于东北军内部主战派激进军官之手，此处有误）

到了2月15日，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

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

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吗？”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

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

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

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提案通过了，可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吗？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

奇怪！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

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

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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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0
53  在第六战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的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附近，同二十九军，宋哲元的军队发生冲突。

宋军的团长吉星文（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看着日本人处处都欺侮中国人，并且以为中国军队绝不敢抵抗日本军队，吉团长下令他的全团官兵说：

“若日本人有一点越轨行动，无论官兵都要拼命牺牲保持国家的体面，万不可怕发生事端。”

因此，日本人硬要进卢沟桥的地方，就发生了战事。果然是愈打愈厉害，日本人死在吉团长这一团人的炮火之下的人不少。

到了9日，日本的军队更增加了。12日，日本人就占了天津车站，26日，日本军队占领廊坊，日本人香月向宋哲元提了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绝日方要求，北平四郊发生激战。

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 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

“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

然后，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

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 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

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7月19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

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韩复榘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

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很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

我对他们三个人说：“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

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

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肉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

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

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说了有十分钟，结果是一个兵一块钱，叫他们自己去买。

前方的队伍退到沧州，又挖了很好的坚固阵地，我找副司令官鹿钟麟带着我的命令到前方找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分四路由右翼绕抄敌人的后路和敌人的当腰。

那一次若按着我的命令去执行，一定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过了两三天后，鹿钟麟有一个报告说：

“只有一路把日本人打了一下，其余的都没达到任务。原因是李文田和黄维纲带着军队只走五六里路。”

鹿钟麟回来报告这件事，我把这实在情形打电报给蒋介石。过了不到五六天，白崇禧将军给我打电话，说蒋介石不叫张自忠回军队，想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同意不同意？

当时，我将李文田敷衍命令的事情对白崇禧将军说了一遍，我说：“最好还是张自忠回来当军长。”

过了两个钟头，白崇禧将军来电话说：“蒋介石答应了，张自忠马上就回军队去就任军长。”

我从德州奉命到河北邯郸县，整理刘汝明的军队。知道刘汝明在张家口和日本鬼子打仗，师长李金田受伤，还有几个团长阵亡，刘田和张振武都是最好的团长，也是在张家口阵亡的。

刘汝明军长诚实勇敢，不会应酬，弄得报馆造他的谣言，硬说刘汝明怕日本人不敢打仗。有一次，我和蒋介石报告刘汝明的师长受伤，几个团长阵亡的事，蒋说：

“刘的军队就没有打仗，哪里会有阵亡和受伤的事！”

我说：“实在的事情，你不知道，你被人欺骗了。”

当时，好像他很醒悟的样子，这时候第一战区程潜将军也在平汉路上，第六战区同第一战区在一起很不方便，结果把第六战区取消，我就回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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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1
54  从南京到武汉

日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坐飞机到了武汉，住在一个防空洞的旁边。

有一天上午9点钟，我来到他的住处，就前一段在信阳看到伤兵医院的情景，对蒋介石说：“对待伤兵应当优待，若不这样办，军心怎么维持呢？”

正说着话，孔祥熙进来了，蒋介石问他：“有什么事？”孔说：“有一个电报。”蒋说：“什么电报？”

孔说：“王克敏到北平组织汉奸政府。”这个事情很关键，打断了我的问话，紧接着，没有三天，王克敏就在北平组织了汉奸政府。

这时，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也都退到武汉来了，每个星期，有两次谈话会都是在汉口开，这一天开谈话会的时候，是午后两点，讨论的题目是民众运动。

头一个说话的，是CC的台柱子，叫李敬齐。他说：“我们对于民众运动最好是用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这个办法比什么办法 都好。”

李刚说完，就有位姓刘的，贵州省的刘建群也说：“民众运动要由宣传部里多订条款、规则，谁要发起民众运动，就叫他先立案。”

他们两个刚说完，邵力子站起来说：“我们这里的谈话，我向来没有说过话；今天听见这两位同志说的太不像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话。像说国民党的‘包而不办主义’，在哪一本书上有这个话？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父母兄弟，不都是人民大众吗？”

不过，过了没有两个星期，中央在珞珈山开会，就把邵力子的宣传部长免掉了。

李烈钧将军由江西武宁赶了来，他见了蒋介石，蒋问他：“有什么话没有？”

李说：“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深知道，我说的话，你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好。”站起来就走。

蒋介石一把抓住他，请李坐下说出来，李痛快地说：“一、抗日主张万不可改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二、既然决心抗日到底，就不要用这些投降派在你的左右，赶紧把他们赶走。三、你自己要飞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一定会帮中国人的忙。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万不可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掉人民。”

蒋介石满口地说：“好极了，好极了。”

随后，李将军来到黄土坡我住的地方，马上把他对蒋说的话，又亲自写出来给蒋介石送去。

汪精卫在汉口召集一个最高国防会议，那是1937年12月6日上午九时，在汉口中央银行。出席的人:于右任、孔祥熙、居正、何应钦；列席的是：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灏、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是汪精卫，秘书长是张群，秘书主任是曾仲鸣。由徐谟次长报告：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28号接到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29号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

“敝人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同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如欲结束，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

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驻兵区域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唯希望不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领袖。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华北维新政权成立，应任其存在。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如何扩大，日方未提及。

四、对于排日问题须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越所表示之态度去做。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有好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要尊重外国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

陶大使见孔、王二部长之后，希望能见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复电，请陶大使前往一谈。陶大使希望中国考虑，并说，日本要之条件并不苛刻。

蒋介石在武汉办一个军官训练团，负责任的姓万，他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讲了一次话，有两个半钟头。我听见姓万的说，蒋介石在这里刚讲了三个钟头走的。

就在这几天，珞珈山开中央会议，向来的习惯一开会就先推举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我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开会可不可先推举一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

蒋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每次推举了宣言起草委员会，他们一二十位先生集在一 起，总是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千年万世，‘以不变应万变’的臭而且长的文章写出来，总而言之是什么好就说什么，实在考察半点都没有做。

这一次我们来个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我们就是要注重实行，实践实做，不说 一句空话。”

蒋笑了说：“好极了，好极了。”当时我就觉得一定是白说了。

接着，蒋介石找我到鄂东一带查看阵地，并到九江以下查看马当堵塞长江的办法。

我先到了鄂东田家镇附近，看见那里把海军的炮从兵舰上搬下来，造的有坚固的炮垒。我到炮垒附近看了一遍，我问炮兵的指挥官：

“你这炮打多么远？”

他说：“打五千五百公尺。”

我说：“日本海军炮打多么远？”

他说：“七千公尺。”

我说：“你这炮位设在小山头上，敌人离着七八千公尺就看见你了，那不是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吗？你为什么不在这山顶的后面切一块下来？你的炮口从山头的右边露出来，使敌人的炮不到四千和五千公尺他看不见你，那样你打他不是很方便吗？”

炮兵指挥官回答说：“这是德国顾问叫这样办的。”

我说：“你还能改做不能改做呢？”

他说：“都是洋灰铁筋做的，没法子改造。”

我到了马当附近，在长江右岸的山顶，看他们用很多的轮船装上石头沉到江心里去。有的人说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也有人说有用。

我觉得，事前要有准备的话，这些轮船上都可以放些小炮、机关枪，就在长江里来回游动，很能打击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用的汽划子很小，到处乱窜。就让敌人的炮舰把我们的船打沉了，那种阻塞不很好吗？我们只是缺少准备。

那天，我们在山顶上，有二三十个人在一起吃我们自己带的饭，喝我们自己带的水。九江的文武官吏请我们到他们那里吃东西，我对他们说：“不论走到哪里，我不主张吃人家的饭，喝人家的水。若是奉公出差，到必骚扰人，我是反对的。”

就在这几天，张自忠将军在山东的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勇敢！

他们从日军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就是孙连仲的军队，池峰城在台儿庄苦战十几天，结果把敌人打死的很多，并且把敌人打退了。

论说张、孙这两部军队至少也应当扩充到每一部十五万人或者是二十万人，因为他们不怕死，敢找着敌人打仗。

实际上，张自忠称为三十三集团军的总司令，一个兵、一杆枪、一门炮全没给补充过，就给他一个总司令的空名义；孙连仲的军队不但没有扩充，他指挥的马安邦军长在豫西被日本飞 机炸死后，就被蒋介石把他这一军的番号取消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嫡系的军队枪炮是最好的，人数是充足的，饷项是一点不缺的，都秘密地调到陕西北部归胡宗南指挥着包围陕甘宁边区去了。

河北省的政府退到了洛阳，我向蒋介石推荐了鹿钟麟到河北去组织游击队，就发表了鹿为河北省主席及冀察总司令。

鹿走的时候就用小白布包袱包了他的官防，由洛阳城北过了黄河。鹿一到河北省就有三百的、五百的、三千的、五千的军民来报告愿听指挥，不到半个月就收了三四十万人枪俱全的队伍。

鹿就指挥着这些队伍和敌人打仗，并且打死的日本人很多。论理说，应当把这些爱国敢干的军队编成正规军才好，可是无论怎么说，也不成功。

那时候吃顿饭没有一百元不行，一天吃三顿饭就得三百元，这一个人一个月就得要九千元才成。可是，蒋介石叫鹿钟麟发的军费每人每月才六元。

山东有一位孟昭进将军，跟我从南京出来，过徐州府南的李坝集的时候，孟要回山东老家去，我问孟：“你回去做什么？”

孟说他的老家是山东章丘县，姓孟的有几千户，他要一家出一杆枪、一个人，编成游击队和日本人打死仗。我说：“你有那么好的勇气和志向，好极了。”我送了他四十元的路费，他就走了。

后来，孟昭进在山东同日本人打了很多次仗。日本人占领济南府的时候，孟昭进袭击济南省城，不但把日本人打死很多，还占领济南府三天。

魏凤楼中将也对我说，他愿意回去把本县的人组织起来去打游击，他同我坐火车到郾城，然后回到西华去组织游击队，不到两个月，就带着五六千人在豫东同日本人打了很烈的仗。因为都是夜间打进日本兵营的，使日军伤亡惨重，魏凤楼将军还受了重伤。

河北省大名附近的专员丁树本，带了八九个团的民团打过几次敌人的后路，把敌人的给养兵站全部得到了，并且，把所得的东西送到武昌来。

以上我举的这几个例子，说明我们抗日还是有力量、有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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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2
55  察看阵地与校阅湘黔川军

我从武昌到了信阳附近，有几座洋灰铁筋造的堡垒，全都离着铁路很近，若往两翼远处走一走就没有了，我问本地的文武官吏为什么这种造法？他们都不回答。

就是那天晚上，我在信阳车站，去看那个医院设的救护站。有医生，有护士，又有二十多位女学生，他们是为了从徐州府退下来的伤兵到这里，替伤兵换药，预备的有开水和稀饭。

我到了泌阳县，看见造的那些阵地，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有的因为没有流水沟，一下大雨都塌下来了，那工程不是白做了吗？

我还看见，一百多里地宽，满山遍野一堆堆的木头，都是预备作盖沟用的，那些木料实在的连十分之一也没用了。那十分之九的木料不是日晒就是雨淋，很宝贵的材料，白白地糟蹋着。

我走青水关过，那里有个小学校，他们那里的学生听见我说抗日的事，不但大一点的男孩子都愿从军，就是那十二三的女孩子都愿出去做抗战工作。

我想，他们为什么有勇气呢？完全是受教育的关系。他一入学校常常听见讲国家大事，由此可见，有钱办教育，实在是救国爱民的事情。

我从青水关出发到舞阳县去，一早就有二三十位非要跟我去当兵不可。我说我是来查看阵地，也不是招兵的，劝他们不要跟着，但是他们非跟着不可。

结果，我叫张公干带着送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同时，有两个女青年送她们的丈夫，自己也愿意去当兵。我对她们说：“当兵是很危险的事。”她们说：“在家里等着更危险。”妻子送丈夫去当兵，这是我头一次看着的，而且都是欢欢喜喜的。

到了舞阳县，开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这时候庞炳勋的队伍才从前方退下来，他这一军损失也很大，他们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了十几个人。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特别提出了这一点。

据我所知道的，在舞阳县同我共过患难的人至少有六千人。我说的意思是：非抗日不能救国家，非抗日不能救同胞，谁是有血性有良心的青年，都应该从军杀我们民族的敌人。

当时，那些老先生、老太婆们都坐在民众们的前头板凳上，他们都听得很清楚，并且都很高兴。有的人们站起来说：“我愿意叫我的儿子去当兵，跟你去吧。”

我说：“不要跟我去，到庞的军队如同跟我一样。”后来庞炳勋见了我非常感激地对我说：“不到三个星期，所短少的八千人已补充齐了。”

我从舞阳到了叶县，这一带的村庄树木太少。县长抓到两个日本侦探，一男一女，男的有二十岁，女的有四十岁，我到了县公署，县长就报告了这件事。

我请县长带来看一看，女的装哑巴，男的装结巴，他们做的工作大概就是杂在难民里头，造谣言的，说日本人来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侦探我们后方的情形。

从叶县到禹县，这一路上过一个大干河，这一道河的河深有一尺，宽总有一二里，看那样子不下雨就干了，一下起大雨来，河水就出了槽，两岸就都被淹了。

假如这道河能加上人工，用现代的机器，挖它三丈深，二百丈宽，两岸用石头和洋灰把它砌好了，再打它几道大坝，水存起来，就不怕旱灾，有了船闸就利便运输。

到了禹县(原名小禹州)，很多年来在中国北部的药材或买或卖都集在这里，不论广东来的，或四川或东北各省来的都要在这里荟萃一次，然后再分散到别的地方去。

近来，因为这地方不通火车已萧条了很多。此地县公署有几十通石碑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字帖，是哪一位最有思想的县长或是州官找很有名石工，用最好的青石刻的，这些东西名叫“禹帖”。我在这里买了两份。

现在的县长把那石碑封起来了，说是怕把石碑拓坏了，要保存。其实不必这样，任着人们多拓一些玩，既可以使穷人们有饭吃，也可以宣传文化。

从禹县经过夹县到襄县。在夹县看见一位姓赵的，原先当过师长，我对他说要预备打游击才好。在襄县看见苗中秀，苗是本地人，在这里做生意，还办了一间很好的中学。因为他好说老实话，得罪了县长，也坐了两次监。

在这几县看见的长处，就是河北省来的难民或是住在庙里或是住在公共的地方，本地的人轮班管他们饭吃，招待他们。这一路志愿当兵的青年约有一二百人，我都叫张公干带着，送交张自忠将军那里去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在前方的军队由徐州退却下来，张自忠将军奉命为掩护队，所有的军队全部退走了，张自忠这一军在最后方。

张将军又叫他的军队在前方走，他自己带着参谋长张克侠和参谋副官跟着走，张将军的汽车把伤兵运走了，他的几匹马驮着病兵走了，他自己步走了两天的路，碰见一个老百姓对张将军说，他家里有匹小驴，被一个张将军的士兵骑走了。

张将军马上叫人把骑驴的找到，问那个老百姓：“是不是这个驴？”百姓说：“是的。”

张问那个士兵：“军队的纪律不许拉人家的牲口，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士兵说：“我错了。”

张将军说：“这是国家的法律，我没有法子救你！”当场把那个士兵枪决了，把驴还那个百姓。

他又向那位老百姓道了歉说:“我的兵骑走了你的驴，对不起你，是我教育不好。”

张自忠将军的队伍，全是步行，官兵的脚上磨了很多的泡，有些兵们就左歪、右歪地走不动，他就把队伍集合在一个地方，坐在地上，先对大家说明白当军人要耐困苦忍缺乏的这些道理。

然后，他把鞋袜子脱下来叫大家看他的脚上的泡，那些官兵们连一个歪着走的都没有了，都是挺胸凸肚地向前走去。

我在许昌上火车，回到武昌，把所看到的各项情形详细地向蒋介石报告。蒋问我：“徐州队伍退下来，张自忠在最后走是真是假？”

我对蒋说：“一点不假。”并把我所知道的张自忠这一段事情对蒋详细地说一遍，蒋说：“真是好将领！”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抗战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大家全团结起来，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二十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

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

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

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

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

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地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

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爆出来，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1938年10月）。

那天晚上12点钟，我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

“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

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

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冈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

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

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它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

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9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

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1938年10月某日的事。

1938年10月10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演）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我还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

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锷）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

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是有名的有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

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吗？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

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的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

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看这种情形，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

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沣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邺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

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

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

“您还记得不记得，1919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

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

“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

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

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

苏联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

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

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

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

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

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

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

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

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

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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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3
56  武汉失守之后

我从湖南衡阳出发，经过零陵，看见李烈钧将军，李说：“你到广西，我随后也到桂林来了。”

在李将军看，武汉决守不住，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决不能打仗。

我回答李将军：“蒋介石若抗战，我先拥护他；他若投降日本，我们就起来抗日。李济深将军可以在华南发动；协和将军，你可以在华中发动；我自己可以到华北与八路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李将军说：“覃振在长沙同你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抗日，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只有不顾一切地来拥护他。有一天，他们不抗日了，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我由零陵到了桂林。在路上过一道河，真是困难极了，有一个小汽船，没有人负责任，后来找着人了，又没有汽油，把汽油找了来，已经两点多钟了。

这要比我在宝庆看见的苏联的航空人员值班的人，无论昼夜都在飞机上，真有天地之别了。

在广西省政府的大礼堂，我对一些文武官吏讲的话，总是要说：“非抗日到底不可。”因为，桂林新近开了好几个城门，一有空袭，四面八方都可以出去。

在桂林，我住在一个招待所内，房子很讲究，又是很新的一个大楼。这一天，正是蒋百里先生从长沙到这里来，他约我同他谈话。

蒋百里说：“你看这汽车路多么坏，路上的石头块都高出四五寸，这样走车，车胎当然坏得很快，车胎买好的是外国东西，若用石灰修汽车路，不管人工，石头和石灰都是中国的，这个钱就用在中国人手中；比较坏了汽车胎，还得买外国的，那就强得多了。”

就在那天午后一点钟，李烈钧先生又来找我，一见面，他就向我说：“武汉丢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刚听见的。”

李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我们要不努力，现在蒋介石正在衡山，你赶快去找他，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

我回答李将军说：“我说的话太多了，恐怕没有效果。”

李说：“据我所知道，只有你可以说服蒋介石，现在为抗日，你更应当去说了。”

我说：“很好，你看什么时候去说呢？

李说：“马上就走。”

我说：“要那么快吗。”

李说：“非快不可，愈快愈好。”

就这样，我同朋友们的行李马上又搬到车上，屋子让给李将军住，从李来到我走，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出发了。

路上走得飞快，到了衡山，一问知道蒋介石坐飞机到长沙去了，我们就开车向长沙赶。到了半夜，走到一个小汽车站上，司机真是太累不能开车了，就在那里买些稻草铺在汽车站房的地上，大家休息。

睡了五个钟头，天刚一亮，就开车向长沙赶。大概十一点半钟，见着蒋介石，是在长沙城外何键的家里，正同唐生智谈话。

见我来了，蒋介石带着惊慌失措的样子对我说：“您不是去桂林吗？怎么又回来呢？”

我对蒋说：“因为有重要的事要说。”

蒋问：“武汉失守，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我先给你说个故事，好不好？”

蒋介石说：“好极了。”

我就说：

“三国时，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马，从河南来到湖北的江边上，写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约孙权到汉口打猎，孙权就集合了东吴的文武商量如何应付曹操。

同时，鲁肃从汉阳请了诸葛亮也到东吴。孙权问他的文武对于曹操的信如何应付？

张昭、顾雍等一些文人谋士都说：‘曹操兵多将广，打也打不过，不如投降为好。’

孙权听了他们的话，一言不发。等孙权站起来去更衣，鲁肃在后面跟着，孙权问鲁肃对刚才张昭、顾雍说的话有什么意见？

鲁肃说：‘这些人的话，都是为他自己谋富贵，保妻子的话，万不可听！人人都可说投降，唯君侯你不可说投降。’

孙权问：‘怎么讲呢？’

鲁肃说：‘每个人投降，都可以得个一官半职，就是如我这样子去投降，顶少他也要给我个刺史。君侯，你要投降，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还能发号施令，还能称孤道寡吗？’

孙权一把手抓住鲁肃的胳臂说：‘好话呀，好话呀！这真是天以子敬赐我也！’”

我说完了这话，我对蒋说：“今天你的左右，有许多是谋富贵，保妻子的。他们不为国家打算，也不为你打算，我以为你一定要抗战到底，成功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这是万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

说到这里，饭摆上了。蒋说：“吃饭吧！”

我问蒋：“你觉得我的话怎样？”

蒋说：“很好，一定照你的话去办。”

我又问蒋：“你听过砍桌子的故事吗？”蒋说：“没有听见过。”

我说：

“孙权决心抗曹，叫周瑜当大都督。

临到出兵时，诸葛亮告诉周瑜说，孙权的心还是动摇的。他怕曹操的兵多，自己的兵少，你要破解这一层，还有就是这些投降派包围着他，你要去指明他这一点，不可听他们的话。

周瑜觉得诸葛亮这话很重要，就见了孙权，先把曹操的兵分析了一下：有的是袁绍投降的，有的是刘表投降的，都是乱七八糟，毫无纪律；又都是北方人，没坐过船，在船上不是吐就是头晕，不服水土。

周瑜又说：‘君侯若不坚定，前方无法打仗。左右的文人随便乱说话，前方的将领如何能作战呢？’

说到这里，孙权就明白了，马上擂鼓升帐。文官武将全来齐了，孙权说：

‘今天讨伐曹贼，势在必胜，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从今天起再有敢说投降曹操的。’孙权把宝剑向桌子角上咔哧一声，把桌子劈成两半。

孙权向文武百官说，‘你们看见这个桌子没有？有敢再言和的，就同这桌子一样待遇！’说罢，就把那把宝剑递给周瑜。”

我对蒋介石又说：“孙权战胜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全都在那一宝剑上，今天武汉失守，投降派抬起头来了；你应当把这桌子砍去一角，对他们说明白：谁敢再提与日本人说和，我拿他的脑袋当桌子一样对待。”

我又说：“你没有宝剑，我给你拿把大刀。”

蒋说：“成了，谁敢再说和，我就按着您说的对待他！”

散了之后，有人来找我，说请我今天晚上在长沙电台广播，这是蒋介石表示他已决定听从我的意思，继续抗战下去的一个明白的表示。

当天晚上，有一个大的会议。午后七点钟开会，何成浚和熊斌八点半才来，这一次的会，自开始到结束，都是蒋一个人说话。

蒋对交通界的人说：“这些火车和火车头退到西南，空军就把铁路占满了，那怎么办？”

负交通责任的人还没有回答，蒋介石接着说：“还思索什么，都烧掉了就是啦，倒上煤油，所有的车就都烧掉完啦！”

蒋又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湖南主席）还没有回答，蒋即说：

“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了，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

蒋又说：“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了，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

会完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楼下摆了很多桌。吃饭的时候，我对蒋介石说：

“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要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子住，这也是很要紧的。”

正说着，酆悌过来见我，他笑着对我说：“我现在奉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我说：“好，好，好！”

饭后，白祟禧约我到他那里坐一坐，当时，白已经知道十二点钟我对蒋介石说的什么话，白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给我看，大约有两千多字，每件事应怎么改革，有条有理。

我问白：“你打算怎么办？”

白说：“今天晚上十二点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坐火车到南昌去，我要到车站上把这封信交给蒋。”

我对白说：“好极了，你要提醒蒋介石一句话：请他仔细地读两遍。”

我同白分手后，就去广播。在这次广播中，我主要的是对投降派的人们说话，我说：

“今天蒋介石已经决定了抗战到底，现在还有主张投降的人要小心些！你们主张投降是卖国。”

我又重复地说：“在重庆有人鼓动投降，你们听见没有！(当时汪精卫在重庆鼓动投降)前方有几百万军队正对着我们民族的敌人拼命流血，你们在后方发动投降的谣言，这不是该死吗？”

广播完了之后，我上了汽车，就向衡阳前进。那天，又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汽车站上，还是买了些稻草铺在地下睡的。

第二天早晨，开车经过零陵又回到桂林，我见了李烈钧将军，把我在长沙见了蒋介石说的话，很详细地说了一遍。我又把那天晚上开会的情形，蒋介石如何说放火烧火车、烧房子的事，及白崇禧给蒋介石写的一封亲笔信事都说了一遍。

李将军非常高兴，说：“你昨天晚上广播我们都听见了。”

我在这里见着李济深将军。李说：“蒋介石抗日，我们就拥护；蒋若不抗日，我们就自己去抗日。我们死可以，不能当亡国奴。”

李将军和蒋相处最久，蒋当黄埔校长时，李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知道蒋比什么人都清楚。

说到酆悌之死，是长沙大火之后，蒋没有办法对付长沙被焚死的商民大众，就借了酆悌的命来塞他的责任。

我在桂林住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轰炸的警报，城里的人民都由各城门出去躲避，躲避警报非常便利，一过江就有很大的山洞，可容很多的人。

山洞有了多少年，这要地质学家研究，我们可以断定的，绝不是光靠人工可以掘成的，就是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年。

这里有巢县逃来的难民，为了这些难民，我曾同李、白、黄三位说过，请他们帮忙，桂省当局拨给了难民很多的地，叫他们自种自吃。

我由桂林出发到柳州，看见广西发动二三十万人在那里修铁路。有些妇女们的背上还有几个月的小孩子，肩上还抱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这种无老无少无男无女的来做抗日工作，人数是这样的多，我在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

李、白、黄三位先生是很有办法，平素能组织民众，能听民众的话，到这时候民众才会帮政府的忙。

到了柳州，看了几个兵工厂，都在很大的山洞里，所有的机器都放在里面，电力一开动，电灯一亮，敌人的飞机无论怎样轰炸，他们在洞里都照常工作。

因为，洞上的石头还有百丈厚，任凭敌人怎样的轰炸，也不会伤到洞里的人。这种几万年前的石头，它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天会有这样大的用处。

在柳州听见说，蒋百里先生在宜山死了。我就打叫听什么缘故死的，有人说，蒋百里在宜山的南边路上，汽车坏了，他受了一下子惊，就有一点半身不遂的样子。

我记得蒋百里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我看到他喝酒喝得很厉害，当时我劝他小心些，喝多了伤人。

他举起杯来说：“死都不怕，还怕酒吗？”恐怕喝酒太多与他这次的病有关系，我又见到陆军大学负责的周先生，他们夫妇俩没有孩子，说话很确实。

我过广西省北边的六寨，看到广西至贵州的汽车路真是修得太坏，坡度太陡，有的在四十五度以上。那些汽车直向下跑，汽车很容易摔坏，人也容易摔死。

听说修路的人太外行了，他以为盘来盘去太费钱，大费工夫，他没有想到一条人命是无价之宝。

这几年，蒋介石当政以来，用人的方法，第一是他的本家，如蒋孝先一类的人；第二是他的亲戚，如孔、宋、毛一类的人；第三是用他的乡亲，那就多得很了；第四是用他的故旧，如二陈派，不问他贤与不贤，先问他故不故；不问他能不能，先问他亲不亲。

这种用人方法，哪里去找内行呢？真能做事的人，谁又肯跟他来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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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5
57  在贵州的所见所闻

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在马场坪附近一县，叫贵定，集合了几千个苗族老少男女，花苗、黑苗各种的苗人都有。

他们虽是少数民族，但有的人穿得洁洁净净，整整齐齐，看去很庄重也很精神，我首先给每位送了四斤盐巴。

什么叫盐巴。那是四川省自流井从地里二三百尺深吸上来盐卤，又用地下水在锅上熬的，像锅巴一祥。

贵州的苗人，多少年来就是吃这种盐巴。在满清时代治服苗人，就是用军队包围起来，不准盐巴输进去，结果苗人向满清投降，由此可见苗人对于盐巴非常宝贵。

因为是人类中必需的食品，而又不容易得到手的东西。把那些盐巴送给他们之后，通过一位翻译，我对他们说话。

我说：“大家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祖先，你们看看，我们大家长的眼、耳、发，哪里不一样呀？这实在可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祖先，都是姊妹兄弟。”

那个翻译翻得很好，我还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年轻人都应当去当兵，保护国家，保护同胞！”

他们大家高兴地回应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都愿意叫他们去当兵。”于是，我看到了这苗族同胞都是勤朴、诚厚，实在可爱到万分！

这附近还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

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

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钢、铁、锡一类东西，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这里有位专员姓华，精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

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

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

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二十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

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

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这里，我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征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

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难他们。”

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

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

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求我救他们。

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

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

我记得，还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了。

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地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

我到了桐梓县，那里的县长是山东人，名字叫孔福民，他在这一县做得很好，跟我来的朋友，有人专门担任社会调查，因此知道一些事情。

孔福民在他的县公署里，对于伙食的分派是用百分法，如同县长一个月收入二百元，他伙食费以收入百分之二十摊钱，县长就出四十元；工人呢，一月十元就出两元钱。大家吃饭在一起，菜饭全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多摊，少的少摊，这样工人们就都很高兴。

乡间有什么人告状，孔县长就带了个秘书，一个人骑一辆脚踏车下乡，把事情问一问，该了结的了结，该说合的说合，因此，地方上的人对于孔县长是很佩服。我把孔县长种种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第二天，得一个电报是嘉奖孔县长的。

后来不久，孔福民调升遵义县县长，没有几个月，孔福民就坐了监。很久以后，我又在重庆见了孔福民，他是到重庆复兴关受训的。我问孔：

“听说你做遵义县长，被人拿了你去坐监，是为什么呀？”

孔说：“那件事太冤枉也太笑话了。”

桐梓县是个三等县，遵义县是个一等县，孔被调升遵义县，重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人到县公署做事，来的人要当秘书，孔叫那个人做了科长。

那个人很不高兴，过了两个星期，就由重庆来了电报，说孔福民是共产党而且跟他来的人也是共产党，就这样坐了监。

当时，孔福民就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写信说，不论犯了什么罪应当问一问，不能关在监里一句不问就算了，过了几个月，吴鼎昌把孔福民叫到贵阳省城，放孔为独山县长。

日本人攻独山的时候，独山城里大半被炸毁了，孔福民在城外山坡上搭一个草棚子办公，日本人撤去后，孔福民就升了专员。

孔的亲戚结婚，请孔做主婚人。女家那边也有一位主婚人，就是要在遵义县当秘书，孔福民放他当科长的人。

婚礼之后，就吃酒，彼此吃酒很多，女家的主婚人对孔说：

“我实在对不起你。”

孔说：“没有什么。”

女家的主婚人说：

“我到遵义县来要当秘书，你放我当科长。我不愿意，因为我是特务，我就报告你是共产党，你就下了监，吃了苦。

经过多少波折，你当了专员，今天我们做了亲戚，我对你说，我今天良心发现，我太对不住你了！”

来到綦江县，这里的出产很富，人也很多。最好的一种东西是广柑，一元钱可以买一百个。

我们在上海、南京看见过同这种广柑一样的，广柑上面扫个戳子是美国来的，民国二十五、二十六年，每个都是一两角钱。

自己本国的东西一元钱一百个，最大的原因是我国交通不便，本国人不能吃本国的东西，反而买外国的东西吃，钱就向外国走了。

外国人得到我们的钱造飞机、大炮、兵舰，结果，我们打不过人家，惹不起人家，不是赔款便是割地，由此可见，若兴办实业不先办交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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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6
58  在重庆的日子

我到了重庆之后，许多军官都在人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地说，有个浙江人姓竺的，在军事委员会当交通处处长，他偷着卖了一千七百万的汽油，一千八百万的军米，都变为他自己的财产。

经人告发之后，蒋介石派人去查，一查完全查实在了，一点也不假。蒋介石下条子要把姓竺的枪决。

这时，前方的将领王敬玖、顾祝同来电保，被改为十三年监禁；又经别的将领来保，改为七年的监禁。

还有一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徐继庄，在重庆做的贪污的事情和贪污的数目字，报上都登了出来。有人去查考他，徐继庄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查考我的账目。”

后来，到上海蹲不住了，跑到香港去。报上是这样刊载的：

引渡贪官徐继庄案再度提讯，准具保五百万元。

徐被控盗窃公款美金三十一万元，国币二十八亿元。

民革社香港航讯：轰动一时之中国政府要求引渡贪污犯官，前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一案，本港法庭曾作四次提讯，昨(十八日）在中央裁判署亚司庭再度提堂。

关于准予具保问题，双方律师辩论甚剧。被告辩护律师施露华引申法律，要求准予具保，而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则指出本案系有关中英国际之引渡，不能与普通案相提并论。

经过一番剧辩后，法官同意准被告以港币五百万元现款具保出外候审。即由原判保款一百万元增至五百万元，并谕将案押后一周然后再审。

此案于十二时开庭，计审讯时间一小时三十五分。代表中国政府起诉律师仍为冼秉熹，代表香港政府之皇家大律师改由兰仕杜莅庭(前为祈礼福)，施露华律师依然代表被告出庭，徐继庄之爱妾王白梅偕一女友到庭观审。

首先由皇家大律师兰仕杜，将日前所控之罪名，加以修正，即根据一九三五年法例第三十二号，分控被告徐继庄罪名两项。计开（一）身为公务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地方上海盗去中国政府公币美金五万元，及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约值二十六万元。(二)身为公务员，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中国地方上海偷窃去中国政府公币二十亿五千万元。

跟着皇家律师兰仕杜对庭申述法典说，此案为逃犯引渡案，这与普通案件不同。有关于中英两方所订条约，根据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内第二十一款之规定：

凡中国之犯人逃至香港，或潜匿英国船中者，中国官方可照会英方指交引渡。兰氏又引述一八九八年之法案，亦不准予具保，因为这是国际案件，而且盗窃公币数目庞大。

最后，兰氏向法庭提供将该案押后两星期公审。代表被告律师施露华则引申英国法例三宗，认为法庭有权准予担保。兰氏则据法反驳，双方辩论甚烈，结果，法官准予以现金五百万元具保出外候审，并将案押后一周提讯，然后再定期审讯。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完了以后，大家团拜。礼行完后，马上就是中央委员谈话会，说：“汪精卫飞走了。”又说：“曾仲鸣被人打死了。”

蒋介石问大家意见如何？覃理鸣先生许多位都说：“要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要通缉汪精卫。”

蒋介石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接下来，蒋介石站了起来背遗嘱，正式开会决定了开除汪精卫的党籍。

汪精卫离开重庆以前两个礼拜，他的夫人就带了家属和所有的行李坐专机走了。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民众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

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

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在重庆，我见了蒋介石，把我在湖南、贵州检阅军队的情形当面给他报告，又写过了书面报告，还把在遵义县照的相片给蒋介石看，蒋仔细看那照片，士兵穿的很不好。

蒋站起来问我：“这是遵义的事吗？”

我说：“是的，一点都不错。”

蒋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不懂军事。他的参谋长是谁？”

我说：“是姓何的。”

李济深将军也在座，蒋问李将军：“贵州的参谋长是何什么？”

李将军说：“是何辑五。”

蒋说：“何辑五这个坏东西，为什么不问事呀？”

李济深将军说：“以前，何辑五在广东是交代不清就跑了的。”

蒋说：“我马上去电报先把他换掉。”

我住在四川重庆巴县中学里，这一天放了空袭警报，日本的飞机来了七八十架，轰炸重庆，巴县中学后边山坡上，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在那里一面躲警报，一面拿着一本书。有两个特务从她面前过，要看女学生看的什么书。

那位女学生说：“我看的书，你管不着。”两个特务过去就抓，那位女学生大嚷起来，她看着两个特务蛮横无理，她就把她身上戴的三角校章摘下来吃了。

校章卡在喉咙里，上不来下不去，那位女学生立时喘不出气，眼看要死。两个特务把她送到中央医院，由王鹏万医师（耳、鼻、喉专家）给那位女学生把那校章从喉中取出来了。虽然能够喘出气来，可是流血过多，并未脱离危险。

就在那天，王医师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为了这件事当天去见蒋介石，把刚才王医师对我说的话，从头到尾对蒋介石说了一遍，蒋介石马上叫李惟果把我说的话照记下来。

我在重庆特园康庄住着，一天，有一个军长韩练成来见我，韩练成在北伐的时候，曾同我在一起共过患难的。他是国民军的干部学生，又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最近他又调到复兴关，特别来受高级训练。

他住在白崇禧将军的公馆里。这次见我之后，给我说了一件事，韩说：“我有个同学，是陕西人，黄埔毕业，又在陆大毕业，当师长，驻在潼关附近。被特务告密了，说他贪污，把这位刘师长和刘的参谋长并一位保长都从陕西押解到重庆来了。

重庆组织了军事裁判委员会，秦德纯是审判长，勉强着定了罪，刘师长六年监禁；参谋长五年监禁；保长三年监禁。可公事一到蒋介石手里，蒋马上画了一道黑线，批的是一律枪决。”

我对韩练成说：“我听明白了，让我找蒋介石去说，不能这样办。”

韩一听我的话，说他去对白崇禧说，看白有什么办法。过了两个钟头，韩回来说，他已经向白崇禧说过，白说冯先生不要去，白先去碰一碰，不成，冯先生再去。我说很好。

接着，我拿起笔来写了四扇屏，是汉隶端楷，第一扇写的是汉文帝出城过一道大桥，桥底出来一个人，把汉文帝的马惊着了。

卫士们把那个人抓住，送给最高法官张释之，汉文帝要张释之杀那由桥底出来的人。

张对汉文帝说：“法律上不能杀他，只是徒刑。”汉文帝说：“他若把我的马弄惊摔死我怎么办？非杀他不可！”

张释之说：“若皇帝要杀那个人，你就在他从桥下一出来的时候，叫卫士把他杀掉，那还可以。若是交在法官手里，就不能不按着国法去办。一个国家不能一喜欢就叫他活，一恼怒就叫他死；若那样还成什么国家呢？”

汉文帝说：“很好，我听你的话。”

第二扇我写的是，有人偷了汉高帝庙门上的铜环子，被人拿住了。汉文帝叫张释之去灭他三族，张释之说：“不可，国家的法律，对于这一类的罪只是斩决，不能灭族。”

汉文帝大怒说：“我为子孙的，连父母的庙都不能保存；今天把人拿住了，交给你来治罪，你反倒这样办起来，那我还 能做皇帝吗？”

张释之说：“若偷了一个铜环就该灭族，在长陵上挖一抔土，该当如何呢？”

汉文帝半天无话说，等了一会说：“你等我见了白太后再定。”见了太后，说明此意，白太后说：“张释之是也。”汉文帝对张释之说：“准你依法去办理。”

第三扇写的是，唐朝李世民办选举，后来知道有些人是贿选的，李世民大怒，就交给最高法官戴胄，并且叫戴胄把贿选的人一律斩决。

戴胄说：“只可处徒刑，不能处斩刑。”李世民一听戴胄驳回他的话就恼了，他说：“我亲笔下的手谕都不算数，我真的没有脸面做皇帝。做好人都是你们做法官的事，做恶人的都是我做皇帝的事，你想想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

戴胄说：“这样办法不但有脸面，并且是更光荣。”李世民问：“什么理由？”

戴胃说：“刚一听见说选举是贿选的，不由得就恼怒了，拿起笔来就画一律斩决；回来一看，知道手谕和法律不一致，马上取消手谕，尊重法律。这样国王不但不丢脸，反而更觉得光荣。”

李世民站起来握住戴胄的手说：“我有你这样的法官，我一生也不会做错事了。”

第四扇是明朝的一段故事，意思与上边三个扇相仿。因为，我都照有相片，不必在这里多说了。

我用红纸包了一大包，把这四扇屏送给蒋介石。上面写着：“五月端阳的礼物。”

第二天，开国民党的常务会议，有一位姓陈的对我说：“你写了四条屏给蒋介石是不？”我说：“你怎么知道？”陈说 ：“蒋读了那四条屏之后说 ：‘除了冯先生给我写这之外，再没有人给我说。’”

当天晚上蒋介石找我去谈话，说到刘师长被枪决的事情。蒋说：“这件事，实在是我不对，我一定要改办法。”

1月2日，我从重庆出发，到了永川县。在这里看着专员公署的一位周敬承先生，他自己捐钱，自己写作并印刷出来小册子，都是关于抗战的。用的全是四川土语，唱的是金钱板的调子，他一只手打着板子，口里唱着，一听就懂。

我觉得，在抗战的时候，后方的人民能够这样做实在可佩服。我把周先生热心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回电请周先生到重庆去见见面。听说见蒋的结果顶好，蒋还鼓励了周先生。

当周先生回到了永川，有人请周先生到璧山县的训练班当了教员，周先生心里很快乐。哪晓得还没有半个月，就有人对他说：“你快跑吧！来抓你了。”

周就打听为什么抓他呢？有人告诉周说：“你编的小本子里有：‘刘峙不打向后退。’现在，刘峙是重庆的卫戍司令，看见你写的刘峙这件事，他很生气，已派人抓你。”

周敬承听了，马上从后门跑了，再也不敢在家里蹲。后来，我在自流井各地劝人民献金，周先生就到我这里来帮忙，也编了些献金的金钱板，非常感动人。

自流井献金完了之后，周回家去，临回去时他说，三两个月他就来重庆见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把他们弟兄俩都暗杀了。

这件事情激起了江津和永川两县的人民很大的公愤，逼得县政府没有办法，抓住两个人，说是凶手，可是有人不叫县长问。

像周敬承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被特务害死，但四川人没有不说他死得冤枉的，因为他是一位忠肝义胆，热心爱国，平民阶级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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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7
59  在后方继续校阅军队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

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报效国家。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

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太不像话了，才把局长换掉。

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吗？

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

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

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

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

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得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

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

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又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

在华西坝，我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

“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

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

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词。”我说：“是那样吗？”

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

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

耳后，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账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又次十二元。

像裘溪河这样的地方，在成都到重庆这一段路上总有几十处，若以全国计算，该有多少？

第二天，我到白市驿去检阅军队。那里的团长拿着士兵的点名册给我看，前一个星期人数是足的，现在的人数每营都缺几十个。

这一位团长说话非常诚恳，他把当时他这一团人的困难，一桩一桩地都说了出来，我觉得这样的团长还算是很少的。

由白市驿到铜梁，街上清清净净，没有什么人来往。我细细打听是什么缘故，有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里的县长此前对征兵的事情不在乎，到了这几天，上边来了命令，若是不把一千七百名壮丁交出来，马上把这位县长捕起来。于是，他把城墙的要路口把住，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就抓。学校的教员，店铺的老板，以及从这县过往的客人抓得干干净净。

真是抓得路断人绝，谁也不敢出门了。现在已经凑够了一千五百人，按应当交的人数还少二百，因此这里成了看不见人的情形。”

我们找了几位地方上的士绅来谈话，都是这样说。午后，都说县长已经被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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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8
60  督练军队

检阅军队的事完了，又发表我督练三军。这三个军驻扎的地方相距很远，第一个是36军，驻重庆附近；第二个是99军，驻贵阳附近；第三个是第18军，驻宜昌附近。

我先从36军开始，军长名江纯。

我按着预定表先来训练干部，每天午前三个钟头，从八点开始到十一点止，在沙坪坝附近训练。

重要的是士兵爱国问答，因为这本小书，共总是四十问，简单明了，我把它写在这里。

（一)官长救国十问

第一问：目前各级官长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什么？

答：知耻图强。

国家人民今天受到敌寇这种压迫，都是由于我们军人没有尽到保国卫民的责任，这是我们军人的奇耻大辱。从今以后，要下决心，立新志向，驱除倭寇还我河山。

第二问：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答：爱民。

因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是国民的公仆，要真心真意为他们解除痛苦，赶走压迫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居乐业，对于军队欢喜感激。

第三问：与爱民同样重要的是什么？

答：爱兵。

因为他们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同胞手足，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替他们解除困难，注意他们的饮食、被服、卫生和健康，每次战后，对于有功勋的士兵要特别呈请奖励。

第四问：对于伤兵和阵亡的士兵应该怎样？

答：对于伤病的士兵应该倍加爱护，使他们医治得法，迅速痊愈；对于残废了的，更要为他们打算，使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不致饥寒；至于阵亡了的，更应在埋葬后，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把他们的牌位送到烈士祠；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的遗族得到教养。

第五问：对于军纪应该怎么样？

答：军纪是军队的命脉，民众是军队的后盾，军纪的好坏，都从军民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维持军纪总以不扰民为初步，必须三令五申，亲加考查，有违犯军纪的，务必加以惩办，丝毫不能偏私。

第六问：官长自修应该怎么样？

答：廉洁刻苦，事事以身作则，最少要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不佩戴金银珠玉的装饰；二、不穿着纱、罗、绸、缎的衣裳；三、不居住华丽高大的房舍；四、不宝贵奇怪珍异的东西；五、不受赠送之物；六、不贪非分之财。

第七问：用人应该怎样？

答：应该以忠勇服从为主。

忠勇服从而又常识兼优的固然最好；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完全具备，就宁可挑选能革命会打仗和服从的人才。

假若只有学识而不能作战，不明革命又不知服从为何事的，就是军中的废物，至于亲戚、朋友、本家、同乡，能回避的最好回避，不能回避的也要他是真正合乎上述的条件。不能有一点偏私，军中才能真正和睦。

第八问：行政应该怎样？

答：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必须使大家快意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越级行事，紊乱系统。

第九问：办事应该怎么样？

答：应该心到、眼到、手到、脚到、口到，实事求是，一点不懈怠，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革命事业着想，才能做到好处。

第十问：与友军协同作战，态度应该怎样？

答：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有这样的修养，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军官。

以上十问，广泛地包涵着现代军官应有的品德，也是每一个现代军人所应该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条件。

救国之道，本在一端，但最重要的是先从建军与健全军官做起，大家如果能够从十问领略体会，切实做到，那么基础即立，其余枝节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切望大家朝夕自省，互相勉励，确实做到，贯彻到底，千万不要当做奉行了事，无足轻重。

(二)官长爱兵十问

第一问：为什么要爱护士兵？

答：因为打走敌人，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全靠他们。

第二问：为什么要与士兵同甘苦？

答：因为官与兵，只是职务上的不同，士兵和官长，都是同胞、兄弟、手足。

第三问：可以举古时名将和士兵同甘苦的例子吗？

答：以前有人送酒给一位名将，他不肯独饮，把它倒到河里，叫士兵到下流共嗜河水中的酒味。

第四问：关于爱护士兵的道理，古时军学家还有教训吗？

答：孙子说：“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谷；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

第五问：怎样视士兵如“婴儿”、“爱子”呢？

答：婴儿是初生的孩子，爱子是自己高兴的孩子；做父母的对于婴儿、爱子是解衣让食，推干就湿，带兵的人能够这样对待士兵是没有不打胜仗的。

第六问：照古时名将的道理，饮食起居应该怎样？

答：士兵的饭没有熟，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吃；士兵的宿营没有弄妥，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先进房子。所以士兵们从内心感佩官长，愿意服从命令。

第七问：关于穿的、用的，应该怎样？

答：冷天士兵没有穿皮衣，自己有皮衣不穿；热天士兵没有拿扇子，自己有扇子也不扇；雨天士兵没有打伞，自己有伞也不打。

第八问：官长对于士兵寝室应注意什么？

答：最要紧的就是垫草和军毡不能湿，要够温暖，官长应该每天亲自查看，表示一刻都没有忘掉他们。你一刻没有忘掉他们，他们也一刻都不会忘掉你，才能使官兵打成一片，亲同一家。

第九问：士兵有病，官长应该怎样？

答：应该像自己的儿女病了一样看待，替他料理医药。如果有军医设备，应该要军医立即替他诊治；如果没有军医，也要弄些民间验方，如姜汤之类替他治疗。这样不但士兵心感，就是他们的父母都感激你的爱护。

第十问：爱护士兵古时名将有什么先例？

答：吴起军中有一士兵生疽，吴起不但为他看护，并且把疽里的脓吸出来，官兵关系融和到这个地步，还有不打胜仗的吗。

以上十问是各级官长对士兵应有的态度，大家切实做到了，一定能够加强战斗力量，提早消灭日本鬼子。为了国家的独立、自由，为了大家活在世上像个人，为了叫子子孙孙永远地抬起头来，希望大家切实奉行，从今天起做一个爱护士兵的官长。

（三)士兵爱民十问

第一问：我们的父母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二问：我们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答：老百姓。

第三问：我们原来是什么人？

答：也是老百姓。

第四问：将来我们打完仗，退了伍去做什么？

答：还是做老百姓。

第五问：我们吃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六问：我们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

答：也是老百姓给我们的。

第七问：老百姓吃的穿的怎么样？

答：老百姓吃得坏，穿得坏，把省下的钱，都给我们了。

第八问：既是这样，若还欺压老百姓对不对呢？

答：不对。欺压老百姓就同欺压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一样。

第九问：那么我们对待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呢？

答：应该爱护他们，敬重他们，处处帮助他们。

第十问：我们能都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答：老百姓也一定爱护我们，敬重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军民大家同心合力，就一定可以很快把鬼子赶出去，把民族复兴起来。

（四）士兵救国爱民歌

我们的父母是百姓，我们的弟兄也是百姓，亲戚和朋友，都是老百姓。

我们也曾把地种，我们也曾把田耕，打了胜仗回家转，仍愿拔草做工去谋生。

我们吃的哪里来？百姓血汗来供应。

我们穿戴衣帽和鞋袜，哪件不是百姓辛苦所做成。

他们忍着饥饿和痛苦，无非是希望我们：

拿枪杀敌保家园，爱护老百姓，保我好河山，立个大志愿，要做英雄汉。

训练中，我对江纯下属的团长说：“你这一团的病人在什么地方？”他说：“最近的离这里也有四五里远，有几十位病人，那里也有一连人。”

我对这位团长说：“我要去看看病兵。”团长说：“太远，不必去了。”我说：“我不怕远。”

团长说：“正在下小雨，路上很泥泞，上下山不方便。”总而言之，他说了许多理由不叫我去。

他愈是不要我去，我愈是要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团长对病兵一定不关心，我要给他做个榜样，让他以后改变对病兵的态度。

因此，我非去不可，这位团长只好带我去。翻过两个山头，大约有五里路，到了一个村庄，团长找了一会发现那一连人没有住在这里。

我问团长：“怎样呀？”团长说：“原来是住在这里，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我说：“你自己的一连人搬到哪里，你都会不知道，不是可笑吗？”

他没法子说，又领着我过几个山头，到了一个小庄上，那里有二十多个病人。我进去一看，那些可怜的青年孩子们脸烧得通红，穿着身棉衫棉裤，躺在门板上，用稻草盖着。我用右手一个一个摸他们的头，比热锅底还热。

我问他们病了几天？吃药没有？喝水没有？有医生看过没有？他们说：“自得病以来，还没有人来看我们，想找口热水都找不到。”

团长走到我跟前说：“这些兵们都是发热症，恐怕他们是传染病，先生若用手摸他们，恐怕容易传染。”

我对团长说：“要关心弟兄们，日本鬼子正在鄂西打仗，一天调你这队伍到前线打仗去，你要指靠着这般有血性有天良的弟兄们！”

江纯军长也在旁边看着，他也没有说话。

我从重庆出发，到贵阳去督练第九十九军。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我看一位韩旅长带的队伍在半山坡上正在单人教练。

在午前九点左右的时候，太阳光晒得很好，忽然间看见两个叫花子抬着一个木杠子，那是用两条破席头捆着的一个人。

他们走得很快，但走到距我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忽然像走错路一样，马上转弯向右边去了。

我说：“站住！放下！”问他们抬的是什么人？他们说是一位新兵不幸身亡，排长叫他们抬出来埋葬的，

我叫位姓陈的副官快去把排长找回来，同时又找了县长、绅商及教育界的人们来，把故兵装在棺材里掘好了坑，大家致祭之后，才把他葬了。

埋葬以后，我对各界的人们说：“逝去的青年是为抗战来的，还没有和日本鬼子打仗，我希望綦江县各界的人民组织一个救济过境新兵委员会，替他们解决问题，或者其他的困难。

接着，我问綦江的绅士可以不可以？他们都说可以，而且他们都很愿意做，事后我把这件事情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请他通令各军注意，并且派人特别调查这个事情。

然后，我到了贵阳督练第99军。名称是第99军，实在只有一师人，军长叫傅仲芳，我对傅说：“云南若有事，你这队伍一定要开动，广西有事，你这队伍也会开动的，你应当用全力为作战才对。不然的话，哪一天要调动你这队伍作战，一定要吃大亏的。”

我在大操场里看到，部队训练处处都看出来非常的懈怠，过了不久，云南紧急，九十九军也调到云南作战，一见敌人都垮完了。

傅仲芳撤差之后，过了好久，在中央训练团当大队长。我还见着他，真是可惜得很，带着军队，不注重训练，不讲带兵规则，最后只能是打败仗。

我从贵阳回到重庆，到宜昌，一面督练18军的军队，一面奉令检阅宜昌的要塞。

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继伦负责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个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见敌人，总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蒋介石也派人来考察这项工程，蔡继伦本这一回被查实了，先下了监，后来又查出他赚了很多的款子，被枪决了

第18军在宜昌的南岸深山中，我看过他们许多次战斗演练，比较36军和99军稍好一点。

顶大的毛病是不注重精神教育，不注重战斗射击。此外，官长说的话，士兵听不懂，因为很多官长都是长江以南的口音，士兵则是长江以北各省的，官兵说的话，彼此不懂。平时还行，战时可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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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09
61  重庆中央训练团

说到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是办在重庆之南的南温泉，第二期是在重庆复兴关的山顶上。后来，在复兴关下边，盖了很大的房子，以后多少期，都在这新房子里。

第一期毕业是一个月的期限，毕业的时候召集了一个谈话会，是丁维汾担任主席，我也在场。

先是一位安徽省党部的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从安徽来，是从敌人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们以为应学些打游击、指挥军队的办法，回去好同日本人作战。哪晓得到这里竟学立正、稍息，只说立正要六十度，把我们弄得腰疼腿酸。”

丁维汾只是笑而不言，又一位山东省党部委员站起来问：

“我们走几千里路到这里来，冒了多少次的危险，费了多久的时间，到这里来受一个月的训练，若不能办，还是不办为好！”

又一位江苏省党部的委员说：

“主席，你们看，到谈话会的人有多少？在那住室里，至少有一半没有来参加。”

主席旁边还坐的三个人，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张厉生，一个是朱家骅。都不吭气，丁维汾除了笑以外，什么也不说。

这次的谈话会，就这样开了两个钟头才算散会。过小河的时候，我同丁维汾坐一个小木船，我问丁维汾：“今天是怎么回事？怎么也把我找了来？”

丁维汾说；“他们找错了人，他们不愿意你知道这些事，也不愿意我知道这些事。”丁说完了这话，一连长叹了两声，再也不说了。

实际上，头几期的中央训练团是常常找我去讲话，那时是王世杰负责任。王把蒋介石讲话的本子印好了，告诉请来讲话的人，拿着印好了的本子念给大家听。

我对王世杰说：“若是这样，你们念就好了，何必找我来。”

王说：“别人讲话都愿意这样办，为的是省事，你如不嫌麻烦，那么你自己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有一天，是最高国防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厅开会。那天的主席是孔祥熙，头一个报告的是何应钦，他说:

“有很确实的密报，‘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要在重庆暴动。’而且这种暴动有很大的政治阴谋。”

何应钦刚一说完，我就说：“凡事须论情论理，像沈钧儒先生那些文人，除了笔管以外，什么都也没有，他们拿什么来暴动？这一定是有人造谣言陷害他们。”

我又说：

“沈钧儒先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能不能派人去和他谈一谈，为什么有这样的谣言？若不能，可以不可以请沈等到党部来谈一谈？

陈果夫坐在那里，把头向右一歪，脸向上一翻，眼看着我说：“冯先生你不知道沈钧儒，我是知道的。”

我说：“沈钧儒是正人君子，他怎么会这样办呢？”

散会后，我回到巴县中学，一进门正看见沈钧儒先生，我就把今天何应钦报告关于沈先生的一段向他说了，并把大家所谈的告诉他。

沈先生说：“好，我去找何应钦。”后来，我听沈先生说，他见了何应钦，说请何把他下监，不是说他要暴动吗？何说：“没有的事，全是谣言。请坐，喝茶，不要生气。”

不多两天，我见到江西一位姓徐的，少将阶级，他在綦江附近训练团当高级政治教官。

因为他是李协和(烈钧)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同协和先生也是好朋友，他特意来见我说，他们的团长姓桂（永清)，接到特务的报告，说他这几千学生里，有共产党还有汉奸。桂就惊慌失措地抓起很多青年。

后来，有些青年的家长知道了，就写信给蒋介石说：“我的儿子为了抗战，为了杀敌，到了你那里受训。现在，你却把他们关在监狱里的关在狱里。”

这样的信有六七十封，因此，蒋才派了几个法官，来审判这些坐监的青年到底是为什么？

法官问一个青年：“你认识沈钧儒吗？”青年说：“我在报上看见过他的名字。”

法官又问另一个青年：“你的口供说，你同南京通无线电，你把无线电抛在江里头啦！你只留下一个钢圈，这是你的钢圈吗？”

青年说：“不错，是我的。”

法官说：“我看这不像无线电上的，你在哪里弄的钢圈，你说实话。”

青年说：“值班的表上的。”法官问：“表在哪里？”

青年说：“表我掷在茅厕里，我只拿这个当证据。”

这样，法官就领着人掏茅厕，掏到最底下，把个破表找出来了。就这样全都证实冤枉了这些青年，法官们把这些情形报告了蒋介石，于是，监狱中的六七百青年全都放出来。

可是，那些青年们说：“忽然把我们抓起来，忽然又把我们打了，忽然又把我们下了监，忽然又放了我们，我们不出去；我们先要问问，犯的是什么罪？”

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找张治中，张治中去说了两次，这些青年们最后才出来了。

还有，国家招考送到外国去的留学生，是先登在报上，说明白，要会外国文字的，要在大学毕过业的，或是同等学历的。

有些青年人们，不晓得他这内容，都很高兴地去投考。哪晓得，一进了军事委员会的门，有的人就看出来了，那个阵势摆得决不像考试出国留学的样子。

第一就是填表，印好了的表格上来就是一百几十条，这些青年人一看了这些表格，哪像是考试留学生，好多人就想退出去不考了。可监考的说：“有病这儿有医生，不准出去，就在这儿养病看病。你家有事，这是救国的大事，请你先把家里事忘了。”

在重庆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以为真是考试留学生，很高兴地来投考，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完全不对，又不能出来。

等到完了，他来见我，他把考试情形及表格，都详详细细地对我说了，我也把那表格全看了。他们父子俩对我痛哭：“这可怎么好呀！这可怎么好呀！”

他们来找我，当然是希望我帮忙，但是他们又说：“你是万万不能帮我的忙，因为这种事是不许别人知道的。若你一去说了，就算是他泄露秘密。”

研究来研究去，最后还是托了外国人，从美国发了电报来，说是给那个大学生说好了，叫他到外国读书。他拿着这个外国电报去找负责任的人，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才解决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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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1
62  抗战中的几件事

史迪威将军这个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老朋友，也是许多中国人的老朋友。

因为，他在中国很多年，中国话说得很好，他平素的一言一动都是平民化的，他所做的事情都肯为大众谋利益。

他在缅甸同日本人作战，实实在在地与官兵同甘苦，没有半点官僚的架子。

有一次，史迪威将军对蒋介石说：“缅甸方面，很可以打一个极大的胜仗。只要你能够把你在陕北的自己军队调出两军来，加到前线去，我敢保险一定能把日本人从缅甸打出去。”

我知道得很清楚，史迪威曾对蒋介石说过：“你不要把我们给你的军火都藏起来，预备打内战，我们只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人人都享幸福。”

最后，史迪威还是走了，为什么得到这个结果？第一是向蒋介石要兵，好尽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出中国去；其次，就是不希望中国打内战，希望中国人爱护中国人。

英国有一位将军，会说好几国语言，一个臂是残废的，听说那是从飞机上摔下来摔坏了的。后来，意大利投降，他就代表英国签字。

这次到中国来，他愿意同中国军界的朋友谈话。有一天，在苏联大使馆的革命纪念会上，这位将军见着我说：

“我有二十多天都要拜访您，人们不是说您出了门，就是说你不在家，今天可碰见你了！”

我说：“我是常常在家的，你什么时候见我，我都喜欢见你。”

后来我知道，不论哪一个人要见我，蒋就说我不在家，免得我麻烦，更免得外国人多知道我们的情形。

大概是12月24日的晚上，孔祥熙请了文武百官，到李子坝的一个新的招待所聚餐。到了午后六点钟，人们愈来愈多，有很多军官同我和于右任来握手，说东说西，非常热闹。

右任对我说：“这样的会多有几个就好了，你看多少军官都是好朋友。”

萧振瀛是四川大同银行董事长、四川合江大明酒精公司董事长。正是这个时候，重庆提倡帮助工商业生产，弄得非常热闹。有一天午前九点钟，两位工程师到罗汉沟我住的地方来找我，说他们失业了。

我说：“你们不是在萧振瀛的铁工厂吗，怎么会失业？”他们说：“真可气，又是好笑的事，萧振瀛拿着他的铁工厂借了国家一千万元，钱刚到手，工厂马上关门，把我们都解雇了。”

为了献金救国，我到重庆许多工厂里去讲话，鼓励他们献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有一天，我到重庆下边一眼望得见的一个造船厂里去讲话，这个厂的主人就是卢作孚。我对员工们讲了话后，他领着我去参观。

他指给我看九个铜鼎，我看每一个鼎高有二尺半，直径也有二尺，鼎上还雕刻着许多花纹，我记得中国古书上有一篇书叫“楚子问鼎”，楚子是楚国的国王，他在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里头，是子爵，所以称为楚子。

一个子爵当然够不上做皇帝，然而他却要问九鼎，因为九鼎象征九州，有了九鼎就是有了九州，就是有了全国。

楚子问鼎有多高，多大，多轻，多重，周家的官吏说：“在德不在鼎，不得民心，人民若怨恨你，就是有了九鼎，也不会有用的。最好，你不问鼎为是。”

鹿钟麟从河北回来，谁都知道他收了十多万游击队。当时，没有一百元吃不饱一顿饭，可是，军政部给他的兵一个月六元，就是这样，鹿钟麟还带着队伍和日本打多少次死战。

鹿钟麟回到重庆，把他经手的事和报销都报给蒋介石，快有三个月的样子，都没有批消他这件公事，鹿很焦急。

有一天，我在国防最高会议问蒋介石的心腹何应钦：“为什么鹿钟麟的报销不批消呢？是什么缘故？”

何应钦说：“鹿钟麟到河北去，一二年的工夫用了六百万，可是他连一本账都没有，若果是他能拿出花钱的草底子来，就可以替他报销了。”

我说：“鹿钟麟是那么厉害的人呀？他在河北省带着十多万游击队，昼夜地打仗，死伤很多，只剩留他的性命没丢在日本人手里，他能把账目的草底儿不丢了，鹿钟麟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经过这一次谈话之后，过了没有三天，蒋介石把鹿钟麟报销的案子批消了，格外送了五万元解散他的随从。

这里应当说明的，鹿钟麟往河北当主席去的时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军法执行总监，上将阶级，是负责全国军法事务。

还有一位云南人叫曾万钟，他原来当过第七军的军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带着3万 多人守在太行山这一带的阵线，因为种种的掣肘，结果完全失败，死伤严重，器械马匹就更不要说了。

曾万钟是李烈钧先生的学生，又是李的旧部，他知道我同李烈钧先生是最好的朋友，曾万钟就跑来找我，我马上打电话给蒋介石，约好了时间，还是在南山蒋介石家里谈话。

我问蒋介石：“有个云南人带着三万兵在太行山打仗的，他叫什么名字？”

蒋说：“他叫曾万钟。”

我又问 ：“这次曾来到重庆跟你说什么话没有？”

蒋说：“没说什么，他见了我只是叹气。”

我说：“你有没有工夫昕一听曾万钟对我说的话？”

蒋说：“可以。”

那天，我用了一个半钟头的工夫从头到尾都讲给蒋介石听了，他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这么一点小事算什么呢？只是对我说：“不要走，不要走，今天在这里吃午饭。”

午后，又是在黄山整军会议。这时，正是汤恩伯的军队从河南垮下来的时候，汤恩伯带的队伍到处骚扰人民。

当时，河南的参政员中有好几位不怕死的，把汤恩伯军队的奸淫掳掠扰害人民种种的无法行为，在参政会中都说出来，又在重庆对着各界的人民说出来。

其实，汤恩伯有三个大坏处：一是军队普遍吃空缺。二是从汤恩伯起到下边的排长止，都在河南的边界界首买了日本货，往后方运，把中国的东西从后方运去卖给日本人。

军队里面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挨次吃空缺，兵力自然大减，打仗还有不失败的吗？再加上贩日本货，日本人同中国人长得一样，日本人说中国话，有的曾受过一二十年训练的，日本人同中国人在一起，没有方法可以看出他是日本人来。

既然彼此公开做买卖，后方军队的情形，人民的情形，地方的情形，日本人知道得很清楚，这也是汤恩伯的军队崩溃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赵寿山军长带着他一军人守黄河南岸，造的阵地，非常坚固。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到阵地里去参观，大家都说：“赵军长造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无论如何也攻不开。”

因为赵寿山军长生性忠诚耿直，能耐劳苦，爱国爱民，不会巴结，不善应酬，汤恩伯觉得赵寿山不可靠，把赵的军队由黄河南岸造好的坚固阵地上调到后方的禹县来，把汤的自己军队调上去守黄河南岸。结果怎么样？日本人一进攻，一个星期就把阵地失掉了。

大败之后，蒋介石派陈诚去代替汤恩伯，指挥军队，在灵堡与阌乡县之间，蒋介石的嫡系军队，胡宗南指挥的，开出去了三团人，刚一见日本人就垮下来，把二三十门炮抛在阵地里，没有人管。

还是马法五军长和李兴中军长用他们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军队，从敌人的左侧背一打，把日本的军队打败了。

胡宗南的部队长时间不打仗，那就同一把刀一样，老在地库里存着不用它，它会生锈，久了就不能用了。

陈诚到了前方，他召集了各将领谈话的结果，知道了两大病根不改是不能作战的。第一个是不准官长再吃空缺。可是官兵的饷太少，粮米菜蔬太贵，不吃空缺大家都不能活，就决定士兵的饷加四十倍，初级官的饷加二十倍，中级官的饷加十五倍，上级官的饷加十倍。第二件是不准再做生意，敌人的侦探就过不来，我们的军队和后方的情形，敌人就不会知道。

本来是很简便的事，陈诚把在前方将领商议的事，叫副长官郭寄峤到重庆黄山整军会议上递到蒋介石手里，把这个案子一宣读，蒋介石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头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就是何应钦，何说：“给官兵们多多加钱，多多加饷，这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自抗战以来，国家的收入太少，没有钱拿什么来加呢！这件事情恐怕办不到。”

何应钦这样一说，会场里就没有说话的了。几分钟以后，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

“很好，我正有点意见。中国的三略六韬上说，大将出征，国主跪在地下替他推车轮子，那是对着将领表示尊重的意思。

国主双手拿着斧钺递给大将手里，口中说道：‘向上管到天，向下管到泉，都门以外全归将军管辖，只要胜，不要败。’

就是说明了：国家的东西，你要用则用，只要你打胜仗。

今天是什么时候？汤恩伯打了败仗，一退两千里，没法子才派陈诚去，这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看应当赶紧拟两道命令发下去才对呢！”

蒋介石又问：“哪两道命令呀？”

我说：“一道命令是奖励陈诚，要说明他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敢把这真实的情形说出来，这是谋国忠诚，殊堪嘉尚，此后凡有见到的盼望他不顾一切呈报上来，一定采纳；

第二道命令通令全国文武官员，此后见到什么事情，都要大胆地向中央陈述，凡能采纳的一定采纳，只要是合理一定有奖励，就是不对也没有过失。”

蒋说：“很好，这两条命令就请你拟一拟好不？”

我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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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1
63  我再说几件事情

有一天，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里开纪念周大会，党政人员都到齐，蒋介石也在场。由我主讲，我讲的话要点如下：

一、今天，抗战要得到胜利为最要紧。

二、如何能得到胜利？即是军事办得好。

三、军事办得好，则在官兵吃饱穿暖，不缺乏东西用。

四、事实如何呢，自天水宝鸡开来一军人驻于青木关。

五、可青木关的几位连长说，沿途逃兵太多。

六、跑了十个八个，枪掷下了，如何携带呢？连、排长只得让老百姓帮助抬，走不了二三十里，一到清静地方，他们把枪往嘉陵江一丢就跑了。至于官兵，每个人都吃不了六成饱，有的是有盐没菜，有的是有点青菜没有油，这怎么能够打仗呢？

我说完了这些话以后，有一年多时间，都再没有找我到中央训练团去讲话，因为他们喜欢好听的，我说的都是不好听的。

在1942年2月2日，我对蒋介石说了三十五条我得到的信息：

一、营、连逃兵太多，一个不报吃空缺。

二、补许多假名字，并没有兵。

三、每连都有二三十个空缺。

四、谁吃的空缺多，就谁阔。

五、补充团队将要交兵时，所空之缺，一律开除，不是报逃了，便是报不堪造就。

六、在接兵时，把兵卖出去，三五百元一名，千八百元一名的都有。

七、官兵扣士兵的伙食，士兵吃不饱。

八、还有故意说伙食钱还未发下，吃饭时叫新兵自备的事情。

九、补充团队有同县署沟通着，未领新兵，而先报某月某日领到新兵若干名，请发伙食费。

十、连、排长有打死新兵而不报告者。

十一、连、排长查新兵有钱，叫他缴到连部，过几天把新兵打跑，所存之款尽入私囊。

十二、新兵所穿的好便衣，换军衣，把便衣存到连部，连长拍卖而入私囊。

十三、逃跑的新兵报病故，报领埋葬费。

十四、扣兵的医药费。

十五、扣兵的草鞋费。

十六、每次给兵做服装时，军需人员勾通包办，每套扣三四元以自饱。

十七、师管区司令、补训处处长，对于饷册尽量扣旷不报。

十八、学兵队、军官队到营连去服务，不开底缺，为吃空头。

十九、勾通审核主任，而作报销。

二十、扣团、营逃兵服装，按第一期原价扣二三十元，往军政部则报废，缴一二元即可。

二十一、各级官长接来新兵，都以为两三个月即可以交出去，所以都不负责任。

二十二、司令或补充团营新兵未见过营长以上的官长者，即交出来。

二十三、各主管官兵都注意在表册上，而不注意实地做事。

二十四、各主管官长非常注意自己的服装和外表，全没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

二十五、士兵自入营至交出止，常有几个月没有洗过澡的。

二十六、一连新兵，一百多名，关在一个房内，吃、喝、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内，不许出门，恐怕逃亡，如囚犯一样。

二十七、士兵冬天不能换棉衣，夏天不能换单衣，因此，很多死亡的。

二十八、行军时，不能行走的病兵，丢在僻静无人处病死、饿死，此事最多。

二十九、行军时，遇见青年即拉去当兵。

三十、行军时，新兵遇见父母，不愿使儿子当兵，暗送四五百元即将新兵放走，给长官部报逃。

三十一、有许多新兵连，全体暴动而逃走，皆因不能忍受官长无理的苛待。

三十二、每连接收新兵一百五十名，训练两三个月，交兵时未有过一百名的；一团应当二千五百名，实在交兵时，还不到一千五百名，有时还不到一千二百名。

三十三、师管区补训处既无枪，又无炮，新兵一无所学。

三十四、抗战日久，生活日高，后方官长有的存发财之心，周转各方，勾通一切，无训练军队之心，有保守生财之道。

三十五、后方补充军队机关，无人视察，无人闻问，内中钩心斗角，讲手段而不讲事实，弄虚伪而不讲实干。

我把这三十五条事都详细同蒋介石说了。我说，这是刚从前方回来的一个团长王培襄说的，他觉得，这些事若不改革，没法子打胜日本。

1942年6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大约有四五百人。

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

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

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

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

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

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地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因为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的时候，临阵易将多么危险。

同时，把那些军校生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

就在那两天，在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上，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

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

况且，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

有一天，他们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军官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军委常会上说：

“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

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

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我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最后，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

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的。这次旱灾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

就在这两天，河南省一个姓郭参政员和苗锺秀先生，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请大家看着河南人吃的“观音土”。他在参政会内一喊，还算好，才派张继等调查去。

就这样，吵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因故意去照了许多照片带回来，人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蒋介石也看到相片。

河南的灾民成群结队地向陕西和四川省逃难，当时逃难的灾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的推着车，有的挑着担，哭哭啼啼地向西方、西南方，或西北方逃。

本是指望这样可找着一个活命的地方，哪晓得沿路关卡故意地留难，盘查了一天又一天的，约有七八天，不准过来，逃难的人哪里受得住七八天不放过来，吃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香港来到重庆。重庆的国民党员和重庆的人民，听到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有人找了覃振，覃振又找了林森主席，在国民政府里开了一个茶话会。那天到会的中央委员有一二百，那天，孙夫人说的话虽然不多，但主要的意思都说出了。

她说的第一个意思是抗战到底，必须要把所有的失地收复回来，方能对得起为抗战死的人民。第二，政府需要民主，万万不可专制。第三、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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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2
64  我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活动

抗战以来，时局困难，前线士兵们浴血奋战，可军政、财政两部，天天都在那里嚷着“没钱”，我就发起了节约献金救国运动。

我自己卖字献金，写一副对子多少钱，写一个横匾多少钱，写四扇屏多少钱。价钱定出之后，找我写字的人很多。

本来我希望，一副对子给我五十元，结果有送二百的、四百的。这样，每月收的钱都直接送给专门的机构，并且都有收据。

后来，我看看很有效果，我就到各处演讲。讲一次话，有捐一万的，有捐两万的，还有的按月捐三千的，或五千的。

有朋友介绍我到自贡市去演讲，那一次，我在自贡市总共讲三天的话，他们的献金就有二百多万，自贡市的万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

距自贡市七八十里的地方，有一新开的煤矿，厂长姓郭，除了一次性捐了款外，还有每月捐。

随后，我又到五通桥，那里民众的捐款非常热烈，也捐了很大的数目。像范旭东先生办的造碱厂，他们那里的朋友们虽然在艰苦中过生活，还是大量地捐了钱。

我到嘉定，那里有武昌大学和地方上的人们，打着旗子，敲着鼓，抬着乡间送礼的食盒，放着鞭炮来献金，那一次就是三百多万。

说也奇怪，我在乐山（嘉定），听见几位老先生说：“这个地方现在平定了，前几天还不行。”我问他们咋回事？他们说，乐山这个地方，紧接着就是夷族的疆界，有很多夷人和汉人杂居，向来都很自由。

不久前，财政部派了一个税官到这里，一下子加了很多税，这里的民众有两三万集在一起，要求撤掉关卡，一直闹了一个整天，两位老绅士把这些关卡人员让到商会里头去，协商了一个星期，关卡才把把税减了一些。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许多小学生在会场献金的时候，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跑到台上来说：

“冯先生，我们刚才献过了金，现在托你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说一说，我们小学用的教科书在外面买不到，教育部书局书纸不行，我们都看不清楚。”

我则仔细地看了半会，三行字只看见了一个字，我说：“很好，我到重庆替你们去说。”

接着，从乐山到夹江的这个小县，亦献了三十多万，那个县长很年轻也很能干，自夹江到眉山县，这里是三苏的老家，还有三苏的祠堂。

三苏就是苏洵(老泉)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都是宋朝很有学问的人，做官也做得很好。

这里的县长姓张，是资中县人，他在城外边接我一同坐车进城。他对我说：“此地常为旱灾捐款，恐再捐款不容易云云。”

我说：“你放心吧，他们捐千千万万，你摸不着，我也摸不着；他们一文不捐，你穷不了，我也穷不了，你不要管那些，请你把此地父老们和各机关的首长请来。我同他们谈谈就成了。”

于是，约定午后四时到齐，当天到会的大约有二百多人，我讲了约两小时的话，我问大家有何意见，当时，有一位老先生说：“听了冯先生讲话，我们应当赶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国；不然国亡了，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天，我又讲话一次，又是两个钟头，大家都明白了，就开献金大会，这一县共献了八十多万，看起来，救国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

这里的学生献金很热烈，有位杜重划先生画了很多的画，都献了出来。献金完了，走的那一天，张县长向我说：

“先生，我在这里卖公债，把绅士们请了来，他们都闭着耳朵。我还请了几次客，十号、二十号的公债都卖不出去。先生这次来，什么也没带，两次讲话就捐出了八九十万。你老人家用的什么方法，我学学可以不可以？”

我对张县长笑了笑说：“你想一想就明白了。”临到上汽车时，我问张县长：“你明白没有？”他摇摇头说：“还没有明白。”

我开了车之后，不大的工夫就到了彭县。这里就是孔夫子说的：“窃比于我老彭。”的地方，又是汉朝张纲的故里。

张纲是汉朝有名的直臣，派他到外县考察政治，有没有贪污。他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这就是说大的贪污在朝里头，我不能收拾他们；到外面收拾些小官，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把车轮子埋起来不去了。

彭县城里有一个绅士徐原烈是日本留学生，已经五六十岁，生性耿直，非常爱国，写了好些书，都是救民救国的事。因为印这些书也花了不少钱，他的儿子就跟这位老绅士打吵子：

“你老人家老了，总是只靠着我来养，你现在印了这些书，这些书能养你的老吗？”

这位绅士就说了他的儿子，因此父子之间有了意见，夫妇之间也有了意见，所以，这位绅士很不痛快。徐原烈先生写的书，我读过两本，因此，我送了他一副对子，送了他一个匾，又请他吃饭，连他的朋友都过来。

本地的绅士彼此谈论说：“还是爱国好，冯老先生还请吃饭呢？我们也被请了当陪客，我们若有机会一定多做些爱国的事。”

这里，还有一个省立师范学校，校长是丁秀君女士，很热心爱国，这里的学生捐了一百多件东西。这学校的学生听了我讲话之后，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献给国家。

开会前，是他们学生包饺子招待我们，在礼堂晚会的时候，他们先唱了我作的山花诗，到了献金大会那一天，这样的一个小县就献了六十多万元。

从彭县到新津县。这里的县长叫赵宗炜，在这里当县长好几年了，人很忠厚，做事有办法。在前些年里有做生意的人，赚了很多的钱，建了两个大堂，创建的董事叫庄甫臣。

这两个大堂，一个叫至孝堂，一个叫至忠堂。至孝堂有颍考叔、万子等的塑像，前面有木头牌位，书其姓名及生平年代。历史以来凡是孝子、孝女都在上面，每一个木头格子里，都有两个塑像相背而立，每个人的像都是赤金包着身体。

至忠堂有关公、岳飞等的大塑像，并有对子，(冤狱三字莫须有，精忠万古将不同)，忠孝的大门有石刻对子一副（乾坤正气留千古，忠孝完人萃一堂)。

至忠堂现在由第四保育院借住，共二百四十个孩子，脸上多是菜色，我想既然把这些孩子收容来，就应当注意他们的营养才对。

这里的献金大会是李唐做会长，赵宗炜等做副会长。赵县长说，他的母亲给他的孙女留下四十石谷子，预备留给孙女儿做嫁妆的。他觉得国家到了这种危险的地步，还讲什么婚丧喜庆，所以把这四十石谷折合法币十万元献给国家，自己不愿出名字。

我说：“这是极伟大爱国之事，不必顾忌。”随后，我写一部满江红送给赵县长做纪念。

除了县长慷慨以外，我要提到的是李唐旅长的努力，他带着病跑东跑西，仅仅三天，献金大会就举行了。到会的人民，人山人海，许多人说：“这是新津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会。”这地献金共有一百零十万多元。

有位谢静山先生在这里的一个学校教英文，有六十多岁，很长的白胡子。他约了几位中学的教员一块儿来看我。这几位中学教员组织了一个诗社，他们对于国家人民的痛苦是很关心的。

看见我穿着蓝布的厚棉袍，他说：“冯先生，我们当个教书匠，家里生着大火盆，身上穿着狐皮皮袄，还觉着冷，还觉着不好受；今天看见你在这三九天，坐在这里连一点火都没有，我们不愿意捐钱，也得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献给国家。”

1943年12月21日上午9时，我到了四川双流县，这里的县长叫吕秉仁，东北人。下午3点开了各界的谈话会，晚上把分会组织成了，开大会的时候，这样的小县还献了八十多万。

12月24日的下午，我从双流县到了成都。因为在电话上约好了张群主席要他在家里等我，我到了张家，他早预备好了一万元，用红纸包上，这是他私人献的。

到了第二天12点，张群请了各机关的首长、各大学的校长和地方上的绅士，吃午饭的时候，就请我同大家讲话。

这次，我讲了两个钟头，刚才讲完，张澜先生（张先生曾做过四川省长，在民国元年保路同志会杀了赵尔丰、端方，他就是领导的人。孙中山先生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就站起来说话：

“冯先生提倡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我们应当用全力支持他，我们应当提倡四川全省的人民把我们所有的，尽可能地献给冯先生，请他转交国家。这是为了我们得到胜利应有的一点表现。”

说到这里，大家都鼓起掌来，最后由张群作了结论，就散了会。这天在华西大学张陵高校长的家里吃晚饭。张校长说：“冯先生的献金运动一定成大功。”

我问：“什么缘故？”

张说：“张澜先生是四川的人望，他今年七十多岁，素来他对于人民的钱，他总是爱惜，换句话说，凡是要人民出钱的事，他总是打驳回。今天冯先生讲完话，他头一个起来赞成，这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我在成都讲话，有时候一天讲四五次，每次都是一点或两点钟，我在华西坝大学讲话，男女青年倾其所拿出来献给国家，成都的献金会是张群做会长，张雪岩先生是理事。

1944年1月16日举行的成都献金大会，共得到一千多万元。那天献金总算是热闹，可是，还不如新津献金时来的民众多。

张群说：“人要太多了，秩序没法子维持。”所以那会场的秩序整齐严肃，太规矩了，热烈的情绪实在不够。

就在这时，蒋介石忽然有电报给张群，约我去重庆谈话。我说：“很好，明天就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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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3
65  历历在目的献金活动

1944年1月，我从成都回到重庆，在中央纪念周报告了这一路献金救国活动的经过。

碰巧，这时江津的第九中学校长请我去给他们的学生讲话，我借着这个机会，又发动了各界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这里共发动献金一千三百多万。

县立中学有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被他们的先生领着来见我，这些女学生说：

“我们正在发起大会献金和常年按月献金。可是没有到前方杀敌，总觉得对不住前方的父兄们，我们愿意在忙里抽暇，每人每月做一双军鞋，献给前方战士。冯先生你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那可好了，我们前方的士兵穿的是草鞋，走不了三两次山坡，一双鞋就坏掉了；若有布鞋，不论如何，十天八天坏不了的。”

第二天早晨，报上就登出了她们发起献鞋大会，不到三天，全县女学生一起响应，最后捐献了几千双鞋，鞋里面两边都写上字，一边写的是：献给前方抗战将士；一边写的四川江津县某高中某姓敬献。这是多么切实新鲜的爱国举动呀！

江津此地军政部的监护队，把百姓的菜一拨拨了五六船，运到重庆去卖，又加上这些监护队的船靠在江津县河边上，那些士兵们进城来到戏园子来看戏，不买票，因此大吵起来。

监护队的士兵吃了小亏，跑回去把步枪、机关枪都拿来，就在街上打了几个钟头，百姓打伤了二三十个，墙上打得满是机关枪眼。

我来到这里，绅士都来告状，我把这件事马上打个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说：“已派人去查去了。”

江津县西边有个地方叫白沙，那里的大学和中学很多，献金的那一天很热闹。因为全是些青年学生，大多数都是由各地逃难来的青年学生，我在这里看见一位东北青年姓王的，他听了我演讲之后来见我，说他有件很难过的事。

他在一个中学念书，伙食很差，要求校长改良，因为他是代表，说话多了，就说他是共产党，被抓了起来。

在法庭之外，他问那位法官，说：“法官，假若你自己的儿子被人家无缘无故地这样地打，这样地吊着，你看见了心里难过不难过？”

这位法官被他这一问，良心发现了，过了不久，把姓王的无罪释放。现在，这位姓王的学生，在大学先修班读书，但伤痕仍然留在身上。

从江津县到合江县，这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刘举人，对献金的事，帮了很多的忙。我把我在成都兵工厂做的钢铁戒指，带了一些来，这种戒指上面刻的有“献金救国”及“冯玉祥赠”等字。

我向合江的百姓说明，献一个金戒指即给一个钢戒指，人们为了留下一个抗战纪念的东西，所以献金很踊跃。

由合江到泸州，泸州比合江县大得多了，从前是个直隶州。这个直隶州有一段历史：在明初的时候，重庆和叙府、宜宾都争这一县。

这里的县官以为无论归哪一边都要应酬，若直属成都，就为地方人民省许多款项。因此，州官就上了呈文到成都，说明这个道理，结果没有准。

这位州官又直接奏明太祖朱洪武，想不到被明太祖怪罪下来，说这个县官不应当，这位县官觉得这一番好心不蒙采纳，反而受了申斥，他就跳江自殉。

看到这种情况，明太祖朱洪武才准了泸县改为直隶州，那城边有个庙就是死的那位县官的祠堂，每年二月、八月地方上的人都来祭祀他。

我住在泸县城内的银行公会，房子盖得很好，住了两天，泸县这里有美国的五位军官，两个是陆军军官，三个是海军军官，都与空军有关系。他们请我到他们住的地方吃饭，为什么要请我吃饭？

原来，当我在白沙献金的时候，一个美国陆军的军官到重庆美大使馆领他们五个人的饷，装在一个口袋里，坐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枕着口袋睡，睡着以后，口袋丢了，钱没有了。

到了白沙下船，他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正在那里难过，碰见一位大学生，这位学生懂英文，军官把他丢钱的事向大学生说了。

大学生说：“这件事，若找冯玉祥将军可以替你办。”于是，大学生就把这位美国军官领到我这里，说明他丢钱的事。

我说：“美国人来到中国和日本鬼子作战，这是帮我们的忙，我来赔偿你，你也别着急。”

我马上赔偿美国军官三万元，这美国军官很感谢也很诧异。后来，他对我说：“你是不是还要到泸州去？”我说：“去的。”

他又说:“你到泸州时，请到我们这里，我要请你吃饭来答谢你的美意。”这就是他们今天请我吃饭的原因。

这顿饭头一杯是红色的番茄汁，我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东西？”他们把罐头给我看，是用飞机从美国运来的。由此可知，他们的军队有多讲究，连番茄汁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其次，是巧克力的饼，总之他们吃得很舒适。他们打仗的时候打仗，拼命的时候拼命，但国家要他们打仗拼命，也让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

泸县这里献金总数有五千多万，从泸县出发后，我又到了隆昌，这里是个小县，献金也不少。从隆昌再到内江，内江这个地方献金是五千多万。

那时候，正是美国华莱士副总统到了重庆，报纸上每天都登着献金的事。内江地方上的人，有的献地，还有学生把他的家产都献出来。有一个小女孩，是个穷孩子，没有钱献金，看见别的学生都为了救国来献金，她就用稻草打草鞋，一夜打了十几对，第二天早上，拿到场上去卖，把那钱献给国家。

有的老太婆把她祖母给她的银镯子都献了金，老绅士们说，你看这镯子都是黑绿色，这是她们一辈传一辈。

内江献金完后，我就到自贡市，上次曾路过这里一次，已经献了二百八十多万，也可说献金是由自贡市开始的。

他们因为听说，别的小城都献了几千万，所以，又请我到那里去献金。头一个献金多的就是余述怀先生，他献了一千万；接着就是王德谦先生，他也献一千多万。这里的人很好，献金也特别多。

盐务局的曾先生和刘市长都非常帮忙，结果献了一万万二千万元，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国。

从自贡市转到富顺，这是一个小县，这里献了金戒指一千二百多只、军鞋一万二千双、黄谷三万石，折合起钱仅次于自贡市。

从富顺到威远县，在威远住了四天。一天是主持慰劳抗属大会，一天是主持阵亡将士入祭忠烈祠大典，其余的时间是和地方上的朋友讨论献金的事。结果此地献金二千多万、布鞋一万双。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对我说，威远县的商会会长，去听我讲话，走到大门口，还对人说 ：“无论说什么我是不献金的。”他并且告诉别人也不要献金。但是，他听了我两个钟头讲话以后，首先站起来说：“我拥护献金，要多献金。”由此可以证明，不把话说明白，就叫人出钱，那是不成的。

在威远，我发起了官兵入“忠烈祠”这件事。我问县长，这里出壮丁多少人？他说：“能查考出来的有九千八百多，阵亡报了来的有二百多。”

我说：“为什么不把阵亡的官兵送到忠烈祠去呢？”

县长说：“还没送齐。”

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怎会送齐呢？你赶紧把名单开出来，把木头牌位都油漆好，三天后，我们送他们入忠烈祠。”

县长说他马上去办，并且拿很大的黄纸找我写了“忠烈祠”三个字。

这里的忠烈祠是拿关岳庙改的，到了那天，我们在大草场开会，有一万多人，把所有的牌位放在三个亭子里，军乐队、民乐队、学生队都参加送牌位的典礼。

有一位空军将士的兄弟替他父亲致词说，他的兄弟在空中阵亡了，他父亲听见说，冯将军到这里要送他们入忠烈祠。他父亲因为有病不能来，叫他来代表，他们这个姓的人有两千多户，都觉得无限光荣，他们这一乡、这一县都觉得特别光荣。

散会时，每一位阵亡的家属，我们都送给他们米、棉花、猪肉、菜蔬和应用的东西，叫学生们抬着送到他们每个人的家中。

就这一来，跑到我住的地方报告要去当兵的人，一会就有几十位。因为有这样热烈的大会，蒋介石接连来了两个电报找我回到重庆，我见了蒋介石之后，详细报告给他这一路献金救国的感人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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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4
66  抗战中的一些人与事

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回国抗战，在重庆我见了他，说话痛快而耿直。他这次抱着很大的热心，想着用他的力量帮助抗战。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很切实的人，他知道要帮助抗战，必须要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因此，回国以后，他并不安安静静住在蒋介石的招待所吃喝闲谈，而是跑到国内很多地方，去考察社会的实际情形。

他在各地所看到的一些黑暗、腐败和贪污，忍不住情绪，就打电报、写信给蒋介石，为人民诉苦，为了团结抗战，他又到了陕甘宁边区，看了实在的情形。

陈嘉庚先生在海外捐了很多的款子，他这一次回国是代表南洋很多的华侨来慰劳全国的抗战民众，我对陈嘉庚先生说：

“先生处处实做，爱国爱民，毁家兴学，影响了中国和外国有正义的人士。抗战以来领导着侨胞不断地捐输襄助抗战的费用；汪精卫叛国，先生首倡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我最佩服的。”

陈嘉庚先生说：“我同庄先生正想看您去，您先来看我，愧不敢当。”

后来我知道，陈嘉庚先生自到西安之后，政府就派好多人去招待他，告诉他说：“不要和共产党的人有来往。”他的言论行动，都受到限制，觉得很不自由。

最使陈嘉庚先生痛心的，而且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在陕西终南山看胡宗南的军队操练，大炮队、坦克车队、机关枪队、手榴弹队、骑兵队、步兵队，样样齐全，然而这样好的装备军队，为何不到前方去作战呢？陈先生自己很不明白。

1944年，日本鬼子打到贵州省的独山，各地的情形都紧急了，这时候，有一位陈军长，带着军队到了重庆南边的綦江县，重庆各界的人们，几十位到了綦江去慰劳他们。

陈军长集合了所有的军官，对着慰劳团的人谈话，他说：

“我带着这军队从甘肃的天水经过陕西省的宝鸡，来到了这里，所穿的就是身上的一套衣服，淋湿了没有衣服换。

说住的，沿路上经过的大城小镇，都是关门闭户，官兵们都脊背对着脊背在人家房檐下蹲着，是这样的一夜一夜走到这里。

说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点咸菜，有时候就什么也没有。”

这一段详细的情形，中央社马上就印出来分送给各中央委员。第二天一早，于右任拿着这印出来的东西去问蒋介石：“你看见没有？”蒋翻了翻说：“看见了。”

于问：“有什么办法？”蒋说：“我有办法。”于问：“你有什么办法？”蒋说：“一定有办法。”

随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蒋介石说：“前方官兵吃不饱，何应钦带两万万元到前方慰劳慰劳去。”

何应钦说：“我是参谋长，我应当在后面，到前方做什么？”

蒋介石又说：“那么张治中（政治部长)，可以同你(何应钦)一路去。”

张治中说：“我是政治部长，我是应当在后边，平素你都不叫我带兵，我不去。”

蒋介石说：“辛苦一趟吧！大局危险极了！”

张治中还是没有答应去。

蒋又说：“后方勤务总司令俞飞鹏可以同你们(何应钦、张治中）去。”

俞说：“我是后方勤务总司令，我到前方去做什么？我不去！”

蒋介石说：“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们(何、俞、张）三位辛苦一些，无论多么为难，你们都要去一趟。”

于是，他们三个人带着两万万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去。

1944年年底，天已下着大雪，在前方作战的官兵们，短衣缺食。重庆的各界民众和团体，组织了慰劳团，买了许多肉菜和实用的东西，用大汽车运到贵州的前方去，真心真意地帮助抗战。

但是，蒋介石派他的男女特务夹杂在里边，不准别的人痛快讲话，还用许多造谣惑众的办法造些假报告来说是说非。

我看，蒋介石处处都是为自己打算，表面上总为了想打破他们的自私，想着对他痛痛快快地解释一回。

有一天，我用了雪白的宣纸，顶好的笔墨给蒋写了四扇屏，是用汉隶端楷写的。这四扇屏，我曾经照下相片。其文如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天有时，地有才，能以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济人之急，救人之患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

与人同忧同乐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义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这一段话，是周朝的文王在渭水河边第一次见姜太公的时候，姜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这是说凡事不可为自己打算，要为大众打算，若大众全好了，你自己的好处也在里头。

我把这条东西交给蒋介石，蒋找我给他讲一讲，我就一字一句地给他讲。讲完之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很好。

自1928年来到现在，蒋介石和他的左右，一天到晚都以为我准是共产党。有一次，社会部某次长对我说：“谷正纲（社会部部长）公开地对社会部里的人说，老冯就是共产党。”

我把这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笑着说：“不会吧！谷正纲是小孩子，请你不要在意！”

我说：“谷正纲是不是小孩子，那是另一件事，你怎么看法，那是要紧的。你觉得我可以说蒋介石是共产党吗？谷正纲是共产党吗？”

蒋介石看见我认真，才说：“我查一查，我查一查。”我说：“有人有证的事，我不知道你要查什么？”他说着，就又把话转到别的题目上去了。

我记得，在1944年8月，蒋介石忽然问我：“关于共产党的事，你有什么意见？”

我想了想说：“你这样虚心，我有话就不能不说了，这几年来最重大的一件事，也就是关于共产党的事。我听见有人说，共产党要求多编几个师，如何，如何。

我认为，多编几个师一点关系也没有。共产党向中央要钱、要饷、要粮、要衣服，应该一律都发给他们。至于什么官，什么名义，赶紧都给他们。

不过，这件事情非得你自当家不可，不要同恐共病的人商议，更不要同仇共病的人讨论，自己毅然决然地拿定主张把这件事早日办好。

只要这件事办好了，全国的事就算办好了一大半。我们注意‘真正爱百姓’五个字，再加上‘真正实行’四个字，真能这样，处处替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做事，一定有一天共产党来跟我们合作。”

蒋说：“好，好，好！”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递给蒋介石，我说：“这上边，都是写的怎样爱百姓，怎样同共产党合作的事，请你仔细看看！”

蒋接过去就放在他的袋儿里。我说：“你放进去不要紧，千万别忘了看呀！”

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二十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

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

我每逢讲一次话，总是不顾一切，要说的非说不可，因为这些奢侈生活，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不要说穿。

要是这些违反所谓新生活的事，若是发生在离蒋介石远的小官身上，蒋介石也还可以装不知道，而这些事都是发生在离蒋介石很近的文武大官身上，这还能装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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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5
67  抗战胜利之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找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朋友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中，蒋介石自己当主席，但他并没有诚意把这个会开好。

许多无党派的人，尤其是张澜先生说了许多主持正义的话，到了闭会的那一天，蒋介石表面上又说：“非实行政治协商的决议案不可！”

但是，知道实情的人说，蒋一面发表宣言，一面下命令叫各地进攻共产党。

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的，蒋介石说的什么话，怎么闭幕，闭幕时蒋介石说的什么话，回忆起来，我记得当时他简直是把世界上最体面的话都说尽了，不过，他一面说这些体面话，一面秘密地下了命令，打内战。

还有，抗战胜利之后，一件事是日本要缴械，另一件是日本的东西都要留下，还有一件事是汪精卫所管的汉奸机关，都要接收过来。

论理说，应当找些爱国爱民的人们讨论讨论，商议商议，再往外派人，然而不然，蒋就找了他的左右亲信的人，就派他们去接收。

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

经济部说是它应管的，财政部说是它有关系，军政部说是这些东西它都用得着。前门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打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

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这种实在的情形，国人真的看不下去，说：“这是劫收，不是接收。”

派到前方接收的官吏人选，有的会影响国际，不用说更会直接影响地方人民，自然应顾虑周到。然而，蒋介石并不考虑这些，如同派陈仪到台湾去，这是人人都以为不可的，而蒋介石偏偏地派陈去。

关于东北九省派的人，应当问他的历史是怎么样，人地相宜不相宜?一概不讲，有一天，参政会开会，蒋介石在中央党部集合了国民党的参政员说：“今天请大家随便谈话。”

头一个就是钱公来先生说话，他说：

“既然随便谈话，我想问问派往东北接收的人，没有一个东北人是什么缘故呀？”

而就在这几天，二陈派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发动了反苏宣传。蒋请国民党常务委员吃饭，谈到东北问题的事，我说：

“凡事都有天理人情，用一根步枪来做比方，把机槽和枪机都擦干净了，擦得愈干净愈关不上栓，必须点上一点油，然后开关自如。

拿大局来说，美国和苏联都算帮我们作战，今天完全胜利，我们对于人家的官和兵，应当多多少少有些感谢的表示，使人家喜欢、高兴、快乐，自然什么话都好说。

现在怎么样？什么都不提，派的人员都是平素不认识的，要不就是有仇恨的，张口说：‘你搬了我一张桌子走。’闭口说：‘你拆了我一架机器走。’

为什么不说好听的话？你们为这次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军费，我们应当替你们担任一些，虽然是客气话，说出来也好听一点。”

蒋说：“好，好，我们一定这样办。”结果，他真的派人去了，他就派了宋美龄一个人到了东北，可惜不可惜！

就在那两天，马占山来找我，马说要找我和蒋介石说一说，他要回东北去，若不准他带军队回去，他愿意自己回去。因为，他从东北出来，带着几十万人，谁死了，谁伤了，他应当回东北报告报告。

我答应他向蒋介石说一说，我把马占山的话就向蒋介石说了一遍。过了两天，马占山告诉我说，现在就是他一个人不带也不许他回去了。

马占山必要回去的理由，是那么重要，不许回去；而到东北去的人不是面生可疑，这些人当了主席的当主席，掌了政权的掌政权，便是平素连报纸上，都没有见说过他的名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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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如玉    时间: 2024-3-26 01:17
68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注：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冯玉祥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这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华侨和美国各界人士五百多人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词，主旨是揭露专制，宣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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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在美国街头演讲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我们能来纪念我们国家三十七岁的生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

在说别的话之前，我先回答两个问题。有人说：“冯玉祥是政府派出来的，为什么批评南京政府贪污无能，压迫人民打内战？”

你们想想，如果我说南京政府非常清廉，没有杀学生，没有捕学生，没有征兵征粮，没有抢米的风潮……你们看可会有人相信吗？人家会指着冯玉祥，说我不讲良心话。

又有人说：“你和蒋先生是好朋友，做国府委员和常务委员也有二十年，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家丑不可外扬。”

大家不知道，我不是不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但说了，而且每次说了之后，还加上一封信。

我出版一本《蒋冯书简》，看了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话，都说完了。说了人家不听，如今我不能不向全国同胞说话，向世界人民说话。

你们看，训政训了二十年，实在不是国民党训政，而是一个人和少数几个人的训政。

今天，在纽约能和这么多中国的青年主人翁们见面，是冯玉祥到美国后最快乐的事。这原因还不仅因为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共同来庆祝我们国家三十七岁的生日，在中文和英文报上，我都看见了。

今天这个盛会的发起人，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今天在美东、美西和美中都召集了夏令会，各处参加的同学有百来位，都曾以绝对大多数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实现中国民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史书上说：“禹闻善言则拜。”冯玉祥不敢比大禹，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桂林演讲词中)

可惜，孙先生二十年以前说的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了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问题一切的关键。

诸位青年主人翁的责任，是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

结果，我们国家过去三十六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国内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四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三十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

贪污不法的事情，最著名的像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兴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情形，刊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做到严厉惩办。

今年三月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提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狂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同学们睡梦中糊里糊涂，便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受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饭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

工厂企业家想做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便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两千两百万的农民。

一句话说，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这些人要打破这痛苦的现状，都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和它必然实现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大规模剿共已剿了一年零三个月，今天成绩如何，大家天天读报，知道得很清楚。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产党的解放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

我冯玉祥十二岁当兵，一九四六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没有倒台以前，以为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总可以长期挣扎；然而，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以后，团结全国革命的力量，不至四年工夫，便扫荡了军阀，完成了北伐。

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从国人、民主派到共产党，经过了八年抗战的锻炼，经过了胜利后民主奋斗的两年努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

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一九二七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各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能摧毁反革命的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今天，在海外的同学们虽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虽然你们不能得到随便卖给扬子、兴中公司的外汇，虽然你们中间很多位，只买了半年用费的美金，半年之后的生活费和回国川资都无着落；

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要认清，民主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

你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惧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我们国家名副其实，让全中国都成为你们贡献研究心得的自由园地。

我们今天纪念先烈，要对得起流芳万古的秋瑾女士、黄花岗烈士、滦州起义的烈士和所有的烈士们。必须自己勉励自己，有“舜人也，亦人也”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

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决议案好极了，可是，我还有一个建议请求你们尽量宣传，每一个是抱定一个志愿，写一千封信到国内去，把国内的同胞都唤醒过来，做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那我们民主胜利的成功就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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