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五十九、吴中公学社

　　我写此回忆录，往往因前事而述及後事，又因追思往事，涉笔成趣，不见庄谐杂陈。我今又廻叙到我重回苏州这二三年的事。那个时候，我真是所谓吊儿郎当，说我闲吧，我一天到晚也像是很忙的；说我忙吧，我忙了些什么事，真是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苏州嚷着兴学，各处要设立小学堂，我又无意於此。我本也有好多机会，在上海去谋事，有几家书局设立编译所了，但是我祖母年老，母亲日就衰病，遵守家贫亲老，不事远游的古训，诸尊辈都告诫我不离故乡，其时，吾家中又添了一女（名可青），居然四代同堂，八十余岁的老祖母，得见此重孙女，当然晚景一乐也。

　　在此兴学潮中，苏州城南有一唤作位育善堂，这个善堂，不是苏州地方人士所设立的，是一班侨居於苏的寓公们集资所创办，是一种会馆的格式。不过会馆是一地方的人士所设立的，而这个位育善堂却不拘於一地方人。因为苏州是个省城，人物荟萃，故别省别府别县的人侨居於此者甚众。

　　这个位育堂内，也设有一个学堂，这个学堂，不同於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寻常善堂中所办的义学，不收学费，拉几个街头失学的儿童，使他读一二年书就算了。这位育堂所办的学堂，是高级的，一样收学费，不同於义学，虽然学生的程度可达到中学，虽然没有英文课，却是有洋学堂的派头，因此不独是许多在苏寓公的子弟就学，苏州本地方的子弟，也就学的很多。这个学堂不分班别，大约共有学生四五十人吧。

　　忽然之间，那个学堂里的学生闹起风潮来了。原来那时候，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学生大闹风潮之後，好似铜山崩而洛钟鸣，苏州亦如响斯应。这位育堂的学生，为什么闹起来呢？说是大不满意於那位教师。这位教师是谁呢？便是王均卿（名文濡，湖州人，後为上海世界书局编辑，伪造「浮生六记」遗失之二记者），学生们说他傲慢与偏见，本来有四五十学生的，一哄就哄出了二三十人，去其大半。这如何办法呢？书是总要读的，他们就以上海南洋公学为蓝本，学生出来了，组织了爱国学社，他们也要自设一个学社之类。

　　单是学生，也闹不出什么事，没有什么魄力的，但是有几位家长，几位教员，却帮助了他们。因为位育善堂里这个学堂，是侨居於苏州的人士办的，什么董事之类，很多官僚派，以善堂而办学堂，还带有官气，虽然一样收学膳费，不免仍有义学臭味。於是由几位家长以及几位号称开明的学界中人，开了几次会，组织了一个唤作「吴中公学社」。

　　这个吴中公学社，当时算来是自治的、民主的，有许多地方，都是由学生自主，学社里的费用，由学生家长们公摊，房子是也由一位姓汪的家长，把一所待租的空屋，借给学社用，不收租金。倒也有一厅数房，可作课堂与宿舍之用。教职员都不领薪水，有的略领一点极微的津贴。其时祝心渊自己办了一所唐家巷小学，他是有了办学经验的，同人奉为指南，还有朱粱任，王薇伯诸君相助为理。

　　我本来不参加与其事的，他们托祝心渊来极力劝驾，他说：「与其荡观前，孵茶馆，何不来帮帮忙，尽尽义务呢？」我便去当一个国文教员。

　　那时有吴帙书、吴绾章兄弟两人，日本留学回来。吴家也是苏州望族，他们在日本倒不是学的什么速成师范、速成法政，帙书学医，绾章学理化。而他们回国时，却带来一位同伴，一直到如今，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有名的人物，你道是谁，便是苏曼殊是也。苏曼殊，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别号（按，曼殊的别号，不下数十个），我们只知道他叫苏子糓。据帙书说：「他是在扎幌学医的时侯认识他的，他不曾到过中国的上海来。这一次，随了我们到上海，但他在上海又没相熟的人，我们回苏州，只得又跟了我信到苏州来了。」恰巧这时候，吴中公学杜的学生，要一位英文教员，以应潮流，曼殊是懂得英文的，吴氏昆仲便把他推荐到吴中公学社里来，住在社里，供他膳食，藉此安顿了他。

　　当我初见曼殊的时候，他不过二十一二岁年纪吧，瘦怯怯的样子，沉默寡言，那也难怪他，他第一次到苏州来，那里会说苏州话，而且他说的广东话，我们也不懂。那时不独他一人，还带了一位年约十岁左右的男子。起初我们以为是曼殊的弟弟，後来听说曼殊并没有弟弟，据吴氏昆仲说：是他朋友的弟弟，但曼殊也不肯详言其身世，我们也未便查三问四。至於曼殊自己的身世，只知道他父亲是位广东商人姓苏的，母亲是日本人，到後来说他母亲是河合氏，父亲苏某某，差不多到了曼殊逝世以後才发表，这也由於曼殊抱有身世之痛，生前不大肯吐露之故吧。

　　也有人说：曼殊从小就在广州的某一个寺院出家，当了个小沙弥，後又还俗了。在南社里的一班朋友们，都唤他为苏和尚。但在那个时候，并不像一个出家人，也不谈什么佛学，不过他是剃了一个光头，牛山濯濯，却像一个和尚了。说起光头，我又有一个笑话了：原来和曼殊一同来的吴帙书，也是剃了一个光头的，他未到日本去以前，早已结婚了，回来後，装了一条假辫。他家有个女佣，告假回乡下去，及至再来时，不知主人已归。惊告同伴道：「奇怪！少奶奶房里有个和尚！」众皆大笑。

　　当时，日本留学生剪了辫子的不少，去的时候，都留着辫子，但是这条辫子颇为惹眼，只有中国人有此怪状。日本那些刻薄文人在报纸上称之为「豚尾」；日本有些小孩手追逐其後。呼之为「半边和尚」，然而中国人有些还不肯剃去，为的是归国以後，将来还须考洋举人、洋进士，不能没有这一条辫子呢。譬如像端方的儿子，在日本留学，把他的旅费、学费，都挥霍完了，向老头子要钱。老头子不答应，他说：「我要剪辫子了。」他们满洲人，怎能剪辫子呢？端方一急，便汇了一千块钱去。曾孟朴「孽海花」上的回目，本来有什么「一辩值千金」回目，後来端午桥把他招致入幕，这回书便不曾写。於是通融的办法，大家便装假辫子，像曹汝霖、陆宗舆等回国考试时，都戴着假辫子呢。

　　且说苏曼殊最初以不通吴话故，沉默寡言，後来渐渐也听得懂了。吴中公学社诸同事，都兼任了别处事的，也都很忙，吴氏昆仲亦难得来，曼殊不免趋於寂寞。我那时比较空闲，常到他房里去看他，起初我们作笔谈，後来也就不必了。但曼殊却喜欢涂抹，有时写几句西哲格言，有时写一首自作的小诗，即以示我，最後则付诸字簏。他又喜欢作画，见了有空白纸张，便乱画一番，结果亦付诸字簏。有一次，我购得一扇页（摺扇的扇面），那是空白的，他持去为我画，画了一个小孩子，在敲破他的贮钱瓦罐，题之曰：「扑满图」（按，扑满者，小儿聚钱器也，满则扑之，见「西京杂记」）。但这个「扑满」两字，有双重意义，那一个扇面，我却珍藏之，可惜今亦遗失，不然，倒是曼殊青年遗墨也。

　　吴中公学社有两学生最为出秀，一曰王公之，一曰蓝志先。王公之自吴中公学社解散以後，不知何往，蓝志先後改名为蓝公武，他本是广东潮州人，其父在苏州养育巷开一土栈，志先耻之，乃改为苏州吴江籍，实亦生长於苏州。他最崇拜梁任公，作文亦仿梁任公的文章，洋洋洒洒一大篇，後入北京，为研究系中人，久不闻消息，及至最近，方知其早已加入**。回想当年，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现在大约也是皤然一老了。

　　但吴中公学社不到一年，即已解散，学生们便都星散，这是没有基础的一个学社。

　　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戏剧性的演出。我们那时候，大家对於种族革命，似很热烈。上海有章太炎等在那里鼓吹，苏州虽然不敢明目张胆，然而一派自命新派的文人，亦常常以排满为革命先驱。清初文字之狱，最为酷烈，此刻则许多禁书，都在上海出版了，什么「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读之使人心痛，使人发指。其中以朱梁任是个激烈份子，在吴苑茶馆里，也是那们乱说。有人问他：「你姓朱，是否明朝後裔，要是换一个朱洪武来做皇帝。我们也不赞成。」这都是戏谑之词，粱任也期期艾艾，不以为忤。

　　有一天，是个下雨的天气，朱粱任穿了一双钉鞋，握了一把雨伞，到我家里来。其时我已迁居，自曹家巷迁至都亭桥的承天寺前，这一条巷名很别致，唤做东海岛郎山房。原来吴人佞佛，寺院极多，承天寺这个寺院占地极多，从前那地方本为寺产，现在已成为民居，什么东海岛、郎山房（疑是狼山房），都还是当日寺院中的名称。但我家门前，却有一个古迹。对门一口井，这口井便是宋末遗民郑所南的一部「心史」出现的地方，见之於顾亭林的文集中。但是这虽是一口古井，仍旧为邻近各小家所汲用。梁任来访我，常要到井畔去徘徊，谈及郑所南故事。那一天，也是在我家上下古今，高谈阔论，临出门时，又到那井边指手画脚，这井边正停了一副馄饨担子，不知如何，他的雨伞柄一伸，把那馄饨担打翻了，卖馄饨的拉住了他，不肯干休。还是我出去和解，因为道馄饨担也是我家老主顾，赔了数百钱了事。

　　有一天，朱粱任忽然发起要到苏州郊外狮子山去招国魂。这种玩意儿，现在想想，也大有痴意。我问：「何以要到狮子山呢？」他说：「我们中国是睡狮，到此时候，睡狮也应该醒了。」偏偏祝心渊、王薇伯等都附和他。还拉了我和苏曼殊，我当时也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曼殊是无可无不可的，这种事有几位老先生，真以为我们发痴了。於是由粱任去雇了一条小快船，因为在苏州作郊游，并无车马，总是要坐船的。还由他备了一些祭品，到狮子山去了。

　　记得那时侯，重阳已过，正是在九月中，一路黄花红叶，秋色漫烂，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为之一畅。爬上狮子山的山巅，扯了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

　　朱粱任还带了一枝後膛枪（因他的父亲是个武举人，实在当时家藏枪械也不禁的），向北开放了一声巨响，引得狮子山下的乡下人，莫名其妙。以为洋鬼子又来打猎了。这天，只有朱粱任最严肃，我们都不免带有一些游戏态度。我当时还做了几首「招国魂歌」，在狮子山头，同人大声歌唱。那歌词我早已忘却了，我向来偶写诗歌之类，都不留稿的，二十年後，在金松岑的「天放楼诗集」里，忽然见到他却转载我的「招国魂歌」，而且还有他的和作。

　　谈起了金松岑，我又想起了我们吴江县同里镇这一班老朋友了。当时苏州一府九县，同里一镇，属於吴江县，而他们人文英发，开风气之先。苏府属的同里镇，时人比之亚洲的日本。我首先认得的是杨千里，杨千里的认得，是在东来书庄时代。因为同里镇和苏州城，相隔非遥，同里镇是个水乡，他们自己家里都有船，家里的佣工，都能摇船到城里来。同里老早就有男女学校，与东来书庄也常有往来，因此千里到苏州来，常来看我，有时也吃吃小馆子，互作东道，他是一个世家子，而弟兄姊妹极多，他约我到同里去玩，他的父亲是位孝廉公，似在那里做学官。耽搁一天两天，我就住在他家。

　　因杨千里而认积了金松岑，松岑本是南菁书院的高材生，也是同里镇人，此刻在家乡办一学校。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那便是写「孽海花」小说的发起人，後来他自己不高兴写，便让给曾孟朴了。但那时也出版了许多小本书，如「三十三年落花梦」、「自由钟」等等，到同里镇时，总是招待请吃饭。又由金松岑而认识了陈佩忍，後来有一时期，在上海几与佩忍朝夕见面，那是在南社时代，此是後话不提。最後，又认识了柳亚子，他们这许多人，都是住在同里镇的，吴江县城内，反而显得沉寂。但柳亚子不是同里人而是黎里人（黎里亦称梨里），不过黎里与同里，一水之隔，相距甚近。此一辈人中，以柳亚子年最轻，那时他没有亚子这个名号，我们只知道他为柳安如，正在松岑所办的学堂里当学生咧。

　　有一次找到同里镇，是金松岑等所开的学堂里，开了一次游艺会，请我去当评判员，那是他们放船到城里来接我去的。游艺会开完以後，松岑就在学堂里，宴请几位评判员和教职员，大家兴高采烈，行了一个酒令，是写了许多国名，都做了字闱儿，谁拈着那一个国，就算那一个国的统治者。某一国对某一国是世仇，或是某一国对某一国，有所侵略，有所抵抗，便拇战起来。偏偏我拈着的是俄罗斯，当时是在帝俄时代，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後，颇多侵略，颇多暴政。於是在座各国，都来打我。我的酒量，绍兴酒只有半斤，拇战又不擅长，喝得酩酊大醉，呕吐狼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大醉。

文如玉

　　六十、重帏弃养

　　我二十七岁那一年（公元一九○二年，清光绪廿八年），是我慈亲故世之年。我母亲年轻时，就有肺病，在我五六岁，她在三十四五岁时，咯血病大发，至为危殆。然而到底逃过了这个关，後来吐血病常发，在父亲失业，家况穷困的时候，她常常讳疾忌医，终是勉力支持，即使病发时，她也不大肯睡眠。因苏州打一句古老的话：叫做「痨病忌上床」，她说：「我不能上床」，所以仍力疾操作，人家劝她也不听。


　　亲戚姻娅中，均预料她是不寿的，不久於人世的。在三十四岁大病时，医生都已回绝了，後事也准备了，以为是无可挽回了，而她却渐渐地好起来，从此就是带病延年，一直到逝世那年，她是五十四岁了。有些略知医理的人，都以为是奇迹。而笃信因果的女太太们，都说她本来在三十四岁那年要故世的，因为她奉养衰姑，一片孝心，感格上苍，所以给她延寿二十年了，到五十四岁方才身故。


　　当时这个口碑，是传诵於戚邻间的，吾舅祖吴清卿公，姑丈尤巽甫先生，尤赞叹不置。向来说是「家贫出孝子」，现在正是「家贫出孝妇」了。但在此二十年间，第一、她的睡眠不充足，每夜须至十二点钟以後方睡，为了从事女红，并看护我祖母，早晨往往天初微明，即起身了，至多每夜不过睡五六个小时。第二、她的营养不调和，每天的饭吃得很少，仅及常人之半，而一个月里，都有三分之二是茹素的；便是吃荤的日子，仅有的荤菜，也是让给老的小的享受，而自甘藜藿。第三、他的操作太勤苦，家中常常用不起女佣，从无一刻可以安闲，勤劳若此，真是舍己拯人的仁者了。

　　吾母亲是在正月底病倒了，直至四月十八日逝世。即在病中，凡是能力疾起来的，总是起来，照看着祖母。因为同睡在一房，她非常警醒。病到三月间，实在不能支持了。医生说：并不是她的旧病复发，实在是她的精力尽了，正似庚子山枯树赋上的话：「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虽有神医，也无法挽回了。

　　母亲直到了不能起床时，还关怀着祖母，那时我夫妇本住在楼上，我嘱吾妻，亦睡在祖母房中，可以照顾她们两位病人。其时吾姊及姊丈，也和我们合住，可以帮着我们的忙，我则出外奔走，以求糊口之方。母亲在病中，更使她受着一个很大刺激的，是我最初生的一个女儿可青的殇亡是也。这孩子名为三岁，其实不过二十个月，却很为聪慧，吾母亲极锺爱她，而她也极能讨祖母的欢心，忽然之间，以惊风病（新名词当为脑膜炎）不到三天便夭亡了。母亲经此一悲痛，病愈加重了。


　　母亲自得病以後，即知道自己的病是不起了，一心挂念着不能侍奉祖母到天年。她告诉我们祖母老境的悲苦，她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没有一人送她的终，就只剩了一个我是儿媳，我还要先她而离开人世，其悲惨为何如？我们夫妇只得安慰她，祖母的事请放心，我们不能有一点忽略。可怜祖母这时耳已失聪，不能详细听得我们的话，她只是坐在床上念佛，她还希望吾母亲的病体，还有一线转机哩。


　　母亲故世以後，我像痴呆一般，真是欲哭无泪。家人催我办她的後事，我已莫知所可。幸而母亲的病，大家知道不起，她的什么寿衣寿衾，我们都陆续预备好了。关於棺木，她极力叮嘱不能比父亲的好，而且不要预置寿材（祖母已预置寿材多年，而且寿衣等也都制好）。苏州风俗，棺殓以後，停放家中，过了五七，然後开吊出殡。吾母信佛，我不能屏弃佛事，在未殓以前，便做了一堂佛事，名曰「系念」，在静夜中，我听了僧人们的那种安和圆融的梵唱，似觉得可以安慰母亲的灵魂。


　　在出殡以前，发出讣闻於亲友，我写了一篇关於母亲的行述，随讣分发。在前清时代，惟贵显人家的父母尊长故世了，方始可以有行述，倘然是个平民，虽有德行的人，身死後也不许表彰，可见当时的专制不平。

　　我却不管这种体制，我就我母生前的行为，写了一篇「哀启」。我是一点没有虚饰之词的，因为吾母亲一生，最不主张欺人，她自己也从未做过欺人的事，所以我的文字中，也没有一句半句欺人的话。（那时苏州最初有用铅字印刷的印刷所，我所写的行述是铅印的。）

　　开吊的那一天，因为我的文友多，送下来的挽联很不少。有的亲友中，本来知道吾母亲德行的，有的是看了我所写的行述方知道的。我记得我的表姑丈尤鼎孚先生送了一联道：

　　一诺千金，闺阁共传吴季子；

　　鞠躬尽瘁，家庭今见武乡侯。

　　这副挽联，上联便是说我母亲脱一双金约臂，拯救了吾父亲的明友孙君的事，那是我写的行述上所载的。下联是吾母亲事姑的纯孝，那是凡我们亲戚中都知道的。这幅挽联，虽字数不多，却撰得浑成贴切，大概吾母的德性，在列女传上也找不到，就用两个男人来比拟了。後来知道：这联句虽是吾鼎孚表姑丈署名致送，实在是我那位子青表哥所撰的。


　　自母亲逝世後，我们夫妇，在母亲大殓以後的当夜，便睡到祖母房里，睡到母亲一向所睡的床上去了。这时候，吾妻震苏，又怀了孕了，祖母的意思，不愿意劳动她，雇有一个婢女睡在房内也好了，但是我们如何能放心呢？况且母亲临终时，再三叮嘱，要我们好好照顾祖母的呀。有一天，我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写一篇文字（那时我在家里卖文为生，也写译些小说之类），到深夜尚未下楼，吾妻年轻易睡，不及吾母的警醒，祖母起来小便，向须有人扶掖，那天她不欲惊动怀孕酣睡的孙妇，因原谅她白天操作也很忙，便偷自起身。震苏在睡梦中，忽闻一声巨响，急起奔至床前，见祖母已坐在马桶上。所云一声巨响者，乃马桶盖落地声也。自此以後，我也不敢久留楼上，即有工作，亦在楼下房里挑灯握管了。


　　母亲故世後，吾祖母的老境，愈益伤感。她常常垂涕道：「我应该死在她的前头，使它好好地送我的终，怎么现在倒要我去哭她呢？」当然，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孝顺媳妇，先她去世，怎么不使她悲哀？祖母那时身体愈加衰弱，但是她神志清朗，虽然睡在床上，不能行动，可是家事由她处分。有些事，母亲在日，由母亲处理，原是不必要费她老人家的心呢。

　　我自从母亲故世後，一直没有离家，连上海也难得去。可是到了明年的初冬，在苏州有几位同志发起，苏州没有女学堂，别地已有发起设立的，如上海、杭州等处，吾吴文化素著，不应後人。朱梁任说：他在阊、胥两门之间的城脚下，有祖传的一块空地，可以捐出来造房子，在造房子的时间，他也可以募集一点钱。但是有两位同志说：「要等到造好房子，方始开办，未免太迟缓了。真是要办，房子可以先行租定，城里空房子很多，便是吴中公学社的房子，还是空着呢。有了学堂的基础，再造房子不迟。我们不妨在今冬即先筹办起来，筹办成熟明春即可以开学。」

　　我也主张这一种计划，但是所说的先行筹备起来，这筹备却先从何处着手呢？因为在苏州开女学堂是破天荒，别处却已有先开办的。第一步，不如先到别处已开办的女学堂去参观一下，并徵求他们规模、章程之类，以供参考。倘到别处去参观，先到何处去呢？上海是开风气之先，自然先到上海了。第二步是请什么人去呢？他们便一致公推了我。一、因为他们都有事羁身，而我较为空闲；二、我到上海比较熟悉，认识的人多。三、请我调查以後，将来开办时，便含有推我做该学堂的主任的意思。

　　我答应到上海去了，可是这一去，却抱了终天之憾。临去时，得了祖母的许可，规定连来去是三天。她那时神气非常安闲而清朗。我问她：「要些什么东西吗？」她说：「上海如有文旦，买一只回来，别的都不要。」那时候，苏州虽然也有这种果品，但来得很迟。我约定三天回来，虽说不作远游，三天谅无妨碍，谁知我到第四天回来时，巳素幛高悬，灵柩在望，我见了一个头眩，昏晕倒地了。

　　原来我到了上海，可以供我参考的，只有一个爱国女学社，是中国人自己办的，那时务本女塾等等都不曾开办咧。其它，有几个教会女学堂，都在外国女教士主持中，我都是不熟悉的。我於是只得去访问爱国女学社了。那时候，爱国女学社是在蔡孑民先生（元培）主持下，蔡先生我本来也认识的，我去访问时，他极为恳挚，详细指示一切，又介绍我见林宗素女士（林万里之妹）。

　　蔡先生听了我说苏州将开女学，甚为兴奋，并且他说：如有可以帮忙之处，愿尽力帮忙。我要向他徵求爱国女学社的章程规则、课程表之类，以便参考进行。他说：「今天来不及了。」他此刻匆匆地还要去上课，明日当检齐一份，以便阁下携归。因此我明天下午，再去向蔡先生叨教一番，因此之故，不免多延迟了一天。

　　我在家临行的时候，没有关照家中，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因为左不过来去只有三天，也未能决定住在那家旅馆。到了上海，也没有写信回去，误就误在这个上，太觉大意疏忽了。祖母在我动身的那一天白天，还是好好地的，夜里还吃了粥，不改常度，谁知到了明天清晨，一口气便回不过来了。这天是旧历十一月十六日，吾祖母享寿八十四岁。

　　震苏和吾姊，一时束手无策，连忙到桃花坞去，通知吴砚农表叔（其时吾舅祖清卿公已逝世，砚农叔为祖母之侄），他们一来了，便料理祖母的後事。震苏主张打电报给我，但上海这样一个地方，人海茫茫中，这电报打到那里去呢？从前有金粟斋译书处等，他们是知道的，现在连我最後从事的珠树园译书处也解散了。本想打电报到中外日报馆，因知道我是看中外日报的，登一广告，传此噩耗，促我即回，後亦未果。砚农表叔道：「这就吓坏他了，我们这位老表侄，身体素弱，上下那种小轮船，尤应小心。老姑太太（他们呼我祖母）得终天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现在我们定明日大殓，能在此时期回来最好，否则也不能停灵待了。」吾妻也不能坚持定要我回来大殓，他们便这样安排决定了。

　　为甚么砚农叔说命中注定无儿孙送终呢？据说：祖母年青时，曾有一算命人，算她的儿女虽多，却无一送终的人。祖母共生二子三女，厥後，我的三位姑母，相继逝世，我的大伯早夭，及吾父故世而星者之言大验。祖母常引苏州的两句俗语云：「装得肚皮宽，哭得眼睛酸」，为老年丧子的痛语。自我生长後，有人私询这算命者，问：再下一代如何？其人摇首道：「恐怕也靠不住。」这话不令祖母知，他们以为我亦不育，或者先祖母而死耳。父亲故世後我便是承重孙，孰知鬼使神差，为了筹备女学事，我离家往沪，而实践了即一孙也不能送终的妖言。

　　到了我去上海的第三天，祖母便成殓了，因为祖母的身後一切，早就预备齐全的了，寿材（即棺木）寿衣（入殓所穿的衣服），在十年前早已预备，还有身故後焚化的经忏锭箔，她在病中，自己也早以安排。其它丧仪佛事，都有吾母故世时候的前帐，不过祖母的丧事，都要此母亲丰裕些，所用款项，在我未归前，均砚农叔代付，日後由我归还。不丰不简，一切也还满意，所最不满意者，就是在祖母临终时，未见一面，没有送她的终。到了第四天，我方才回家，竟只见厅堂中停了一具黑漆的棺木了。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便是我的罪名。我见了那只上海带来的文旦，禁不住热泪盈眶呀。

文如玉

六十一、葬事

　　自从吾父亲和母亲故世以後，即寄柩於城北在桃花坞背後之轮香局厝所（其地亦名五亩园）。每岁春秋两季，前去拜奠。人死後以早日安葬为宜，古今中外一例。古语云：「入土为安」，现在人家，往往以华屋为山丘，停棺不葬，为人後者，终觉心中不安。当父亲故世时，我以年幼，且，这笔葬费也无着。母亲故世後，我正筹备父母合葬，却又适逢着祖母故世了。我那时便筹备父母及祖母葬事了。这事便与砚农叔商量，他极为赞成。

　　向来苏州人家办葬事，隆重而瘫烦，没有葬地的，便要购买葬地，还要请教风水先生，横看竖看，这一种成为封建时代的学术，为的是祖宗的墓地，关系着子孙的荣枯。我们却没有这种麻烦，因为我们本有基地，在苏州西郊乡下的白马涧，我的祖父朗甫公，早已葬在那里了。这是吾祖母的父亲吴炳斋公，帮助吾祖母经营的。所以离他们吴家的坟墓，也很相近，我往祭扫时，有持也与他们吴家一同去的。

　　我家还有一个祖墓，这个地名，叫做卧九岭（是否这两个字，我还未深考），那个地方较远，我们去扫墓，从白马涧要翻一个岭过去；那是我的高祖以及曾祖等的葬地，那个墓规模很大，占地很广，这一带乡下人称之包家坟，我跟了父亲，在十四、五岁时便去过，但不加修理，很多荒圯，有许多树木也被人砍伐了，我们的宗族凋零，只有我们一家去祭扫，因为路远，一天工夫来回很迫促，也不能年年扫墓。

　　这白马涧一处，基地虽小，颇为紧凑，对面是青山，四围是松林，乡下人呼之为「绿山」，究竟是那一个相同的字音，我未查志书，怕志书上所未载。我家的看坟人（苏州人称为坟客），是一个寡妇，年约三十余岁，他的丈夫名阿罩，我们呼之为阿罩娘娘。每逢年底，必到城里来，送些乡下土物，以及冬青柏枝之类。吾祖母则留宿留饭，馈赠颇丰。有一次，阿罩娘娘来说：在我们的坟後，本来是没有路的，现在乡下人为了贪便利，行捷径，走出了一条路来，禁止不可，不知有碍风水否？祖母问我怎么办？我素来不信风水之说，随口胡诌道：「後面有路，是最好的了。」其实既然在我们坟外，如何可以禁得住，除非筑一道围墙。筑围墙又很费事，正是他们的生意经来了。而且乡下人的事，你要禁止他行走，他偏要行走，就生出事来了。

　　苏州有句古老的俗语，叫做：「乡下人打官司，城里人做坟。」意思是说乡下人打官司，必定要到城里来，请教於城里人，这时要吃城里人的亏了。反之，城里人做坟，必定到乡下去，仰仗於乡下人，可是也要吃乡下人的亏。撇开乡下人打官司不说，城里人到乡下去做坟，的确对这班乡下人有些不容易对付。他们是地理鬼，对於做坟的事，比城里人内行熟识得多。他们知道城里某一家大户今年要来做坟，那就是他们的好生意来了。什么土工，石工以及关於葬务上的工作，你总逃不出他们的手，而且他们每一乡一村都团结好了，不许别乡别村的人，来侵袭他们的范围所有权的。

　　我们白马涧这个墓地，在支硎山脚下，为支道林养白马所在地，因此得名。春二三月，游人到天平、范坟诸胜地，倘在扫墓以後，坐了山轿，到日落时，还来得及一游。那地方的妇女，也以抬山轿为业，十八九、廿一二的乡下姑娘，抬了山轿行走山路，其捷如飞。我有一次扫墓时，船泊环龙桥，有两妇人，一老一少，抢着要抬我这一肩山轿。抬至半路，略事休息，我见那少妇翻开桃红色袖子，还是一位新嫁娘，问之果然，原来此两人一姑一妇也。我问老的道：「她多少年纪？」说是十九岁，我说：「怎抬得起山轿？」那老的道：「前几天，贝家太少爷，一个大块头，身重二百斤，也是我们婆媳抬了走。」

　　最奇妙的，她们放下山轿，便从事於刺绣，这一乡村，妇女刺绣，也是一种职业，所绣的一为神袍，一为戏衣，北京、上海等地戏班里所穿的袍服，都取给於苏州，而苏州各绣庄，则放此工作於乡村妇女呢。

　　我於建筑墓地的事，完全是个外行，这又不得不请教於砚农表叔了。他们的帐房里，有一位胡琴孙先生，他是一位熟手，最近清卿公的葬事，也是他经手办理的，与乡下人接洽得很为妥善。而且吴家的坟与吾家的坟，相离不远，乡下人也都认识他，呼他为胡师爷。不过我们的坟和吴家的不能相比拟，他们的规模大，我们的规模小呀。所以我请命於砚农叔及胡琴孙先生，恳他们帮助我办理这件葬事。经他们都答应了，砚农叔就托胡先生陪我筹备一切，择日即盘柩下乡了。

　　我们当时便雇了两条船，一条大的船，装载了祖母及父亲母亲三具柩；一条小船，便是向来我家每年去扫墓的那条小快船，载了胡先生和我两人。从城里出发到白马涧，也需要行程三四个小时哩。再说：这块墓地只够吾祖父母和吾父母的四个穴位，我们夫妇的穴位是没有的了。当时我曾想：就在吾祖父母和父母的坟地相近，买一块地，为我夫妇及儿辈将来葬身之地，则我们死後，也可以魂依左右。一时有这个思念，却也未曾实行，因为我时常出门远游，离开了家乡，东奔西走，迄无定所。又因世变日亟，内外战争，逃了好几次难，那有闲工夫，办理此事。况且现在经营公墓，提倡火葬，对於坟墓的事，不足注重。我写此回忆录时夫妇都已七十四岁了，身在异乡，未知能否归骨故乡，那末几根枯骨，不知儿女辈如何措置它呢。

　　我办理这葬事，是在我二十八岁的冬天了（一九○三年，清光绪廿九年），那一天棺柩入土的时候，正在清晨（名曰开金井），天气严寒，还飘了几点雪，乡下人又说是吉兆，很难得遇到的。我办了酒饭鱼肉，请他们吃了一顿。我和胡琴孙先生说：他们很认真劳力，我们宜宽待他们一些，不可苛刻，所以这班工作的人，也无所苛求。仗了胡先生的精明，处理得很奸，这地方的乡民也还是良善的，不致被敲了竹杠，可是我们也没有待亏他们呀。到底我们不是大户人家来做坟，他们也加以原谅。

　　营葬以後，我对於祖母以及父母的事，好像是有了一个归束。在这期间，却又有使我悲痛的一事，乃是我的子青表哥逝世了。他是可以不死而竟死了，更为令人可哀。譬如我的盟弟戴梦鹤，他的肺病已深，无可挽救，而子青表哥是身体素来强健，别无病痛，他此我长两岁，今年刚三十岁了吧。因为这时他们一家都患了最厉害的喉症，首先是他的母亲传染了。那时苏州并没有医院，仅有在葑门天赐庄美国教士所办的一个小医院，唤做博习医院，仅有数张普通床位。并且这时候中国人不相信西医，尤其所谓上流社会，即使有医院，也不愿把病人送到医院里去，虽然有许多病是要传染的，还是守在家里，预防之法，并不严密。只是相信中医，而中医却不善治此种传染的恶疾。

　　那时他的母亲（是我的姑母，非吾祖母所出，是巽甫姑丈的续弦，母家江氏），也知道是传染病，叫子青哥趋避，他不肯听，因为他事母至孝。结果，他母亲死了，他抚尸痛哭，他也传染而死了。此外，他的夫人儿子，当时亦都传染，幸而未死。子青哥死了，我哭了他好几场，他是我的兄而兼师的，我没有兄长，视之如亲兄，而哥亦无弟，爱我若胞弟。我们这个表兄弟，有胜於亲兄弟也。他在幼年时，即拘束於家中，别无朋友，且亦难得出门，我想他的朋友除我以外，就很少了。我有什么要想发起的事，他都做了我的後援，如印「仁学」，发刊「苏州白话报」等等。他的环境，为旧势力所包围，然而他是趋向新的路上走。我在外面，得到风气之先，有时对他报告，对他启发，他也很以为是。他的对於时代评论，个人学识，我亦为之心折。不想他乃殉身於旧道德，这是很足以悲痛的。他有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学生，後来也未能出胜，次子又早故世，长子温如，颇为落拓。子青哥生前有一些著作，不知何往，屡次询问温如，思为编集，他却模糊其词，我又与他家人久别，思之不禁泫然。

　　我自从祖母故世以後，打破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了。我觉得株守家乡，太无意味，至少出外谋一个工作，目的地当然在上海了，我倘然在上海工作，而家眷则仍在苏州，也没什么不便。现在内河小轮船，愈开愈多，苏沪之间，一夜可达，将来火车一通，不是更加便利吗，这时沪宁铁路，已在建筑，先开通苏沪一段，苏州乡人称之为「旱火轮」，在齐门外已在鸠工储材了。我以卖文为活之生活，亦足自给，因为家庭开支很省，我每月所得尽够支持，这只冷板凳我是要远远抛弃了。

　　不过我虽有此计划，而未能积极进行，上海虽然也去过一两次，也没有什么机会可遇。而且我是不大愿意于求人的，并非高傲，实是懒散。在苏州呢，朋友之中，除了几位略有新思想的，都远离家乡，出门去了。苏州那时也真太安闲了，屈指计之，有数种人：第一种是绅士。苏州可称是绅士最多的地方，因为苏州科举发达，做大官的人多，有的做京官，告老还乡；有的做外官，归营菟裘；不但是本地人、外省、外府的人，也都到苏州来，以为吴风清嘉，而且又是江苏省城，因此冠盖云集，互相交游。至於本地的绅士呢？也有些担任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此外便是亲朋们的应酬，婚丧喜庆，衣冠跪拜，一天到晚，便是忙着这些事。第二种便是富家子弟，保守财产者，家里有田地房屋的产业，不必出而谋事，所谓安富尊荣之辈，一切外事不问。每天叉又小麻雀，踱踱观前街，了此一生。还有吸上了鸦片烟的，吞云吐雾，重帘不卷，短笛无腔，说是吸上鸦片，可以保守产业，不至於外出狂嫖滥赌，任意挥霍了。第三种就是属於我辈号称所谓知识阶级了，弄弄词章，画画山水，游游花园，拍拍曲子，也可称逍遥自在。最苦的是一班素以教书为业的老学究，虽欲改造而也无从改造起了。

　　前章说的为了筹办什么女学堂，到上海去调查，以至不能对祖母亲视含殓，心中正是郁塞。祖母故世後，在家守孝三十五天，照倒不能到人家去（旧俗，在此期内，到人家去，人家视为不祥），朱粱任虽来看我，我也只约略告诉他，把所徵求的规章都交给了他。他们也觉得当时要我上海去而铸此大错，心中有些不安，所以一直也没有对於此女学有所进行。这件事还没有一个基础，大家一松淡，就此松淡下去了。而且我还有一个私心，我是不愿意长处苏州的，如果女学办成，要我做主任，我又在苏州生了根了。还有如果子青哥不死，他一定能帮助我，今则已矣，尚何言哉？大家意志涣散，女学仅一场空论。

文如玉

　六十二、到青州府去

　　当我正在侘傺无聊的当儿，忽然有到山东青州府去办学堂的一事。

　　先是那一天，我妇翁陈挹之丈，来视其女，并对我说道：「昨天遇到彭诵田先生，详问你的地址，说是要来访你。」我觉得很为惊异，苏州彭氏，是吴门第一家大乡绅，状元宰相，簪缨不绝，其发甲还在潘氏之前。他们世居葑门，俗称旗竿里彭宅。所以称为旗竿里者，因他们住宅门前，有八根旗竿（清制，凡状元、大学士，门前都得竖有旗竿，可以悬旗），因是得名。不过到了清末，也没有人做大官了，但诵田先生，还是一位两榜，当了京官好多年，至今解组归田，在地方上当一名绅士。

　　那个时候，好像端方在当江苏巡抚吧，自命为开通人物，也想厉行新政。为了地方自治张本，请省内绅士担任公益事务。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做「讲乡约」，在清代的皇帝的谕旨中，也常有此一条。几位绅士主其事，他们自己不讲，约了几位老学究来讲，每逢三六九，在玄妙观里寿星殿开讲。从前「讲乡约」，大概依照「圣谕广训」中词意，推阐一番，现在不免要变通一些了。我的岳丈，便是讲乡约老学究之一，而彭诵老则为轮值之绅士，他们所以相识。我这时急急问道：「为什么要访我？有什么事吗？」我岳丈道：「好像是关於办学堂的事，他未详言，我不大清楚。」

　　我想：办学堂的事，一定是彭氏小学堂的事了。彭氏小学，吾友汪棣卿等诸人在办，何须来问我？难道办女学的事，又有人发起了吗？胡思乱想了一阵，不过想到彭诵田先生到吾家来造访，我的房屋湫隘，他们是轿马出入的绅士，也许我不在家，有失迎迓，他是乡前辈、乡先生，既有所事，不如约了日子，我去拜访他。吾岳丈亦以为然，说：「你是晚辈，应当如此，明天我给你约定日子，你去见他就是了。」

　　两天以後，我去拜访彭诵老了。他是不住在葑门旗竿里老宅里，住居在他的丁香巷新宅里，招待在他的花厅会客室里。原来是他的一位亲家曹根荪先生（名允源），也是苏州人，丙戌进士，由部曹而外放山东青州府知府（当时中国府治尚未取消，故各省知县之上，有知府一级）。

　　满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谕令全国各省，每一府要设立一个中学堂，每一县要设立一个小学堂。青州府这个小学堂，已经设立了，但看看不像是一个学堂。曹耕翁是由京官而外任，已经很干练了，但是办学堂是个外行，他想请一位懂得办理学堂的南方人，整理此事。

　　那位曹耕翁便拜托了这位彭诵老了，要他在苏州物色人材，因为听说近来家乡风气开得很早，学堂也开得不少，最好聘请一位家乡中人，而於新旧文学都能贯通的人，来办理这个学堂，他可以放心了。彭诵老又说：「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事，我想阁下一定能够担任，所以我前天同你令岳丈说了。」我那时不免有些受宠若惊，这是我的自卑感，试思我是一个读私塾出身的人，从未进过洋学堂，一向坐那些冷板凳的人，忽然要我去当一个官学堂的监督，如何吃得消呢？什么叫做监督，监督就是现在所称的校长，在前清初办那些官立的大中小学校的时候，不称学校，而称学堂；不称校长，而称监督；这也很奇怪的。

　　这个到山东办学堂的事，忽然飞到我头上来了，真是睡梦里也不曾想到，正不知彭诵老何以看中了我？我当时辞谢了，我说：「我一则年轻学浅；二则我也没有办过学堂。现在我们苏人中，到日本去学习过师范回来的人很多，何以不请教他们呢？」但是彭诵老却一定要我去，他说：「我已考虑过了，觉得你去是最适宜的，我已问过几个人，他们也一致推荐你。老实说：到山东去办学堂，要比苏州容易得多，曹耕翁又是我们的同乡，你不必推辞了。」

　　我还说容我思考，彭诵老竟好像已经决定似的打电报到青州府去了。後来知道他也询问过别人，一则，他们因为不要那班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范生；二则，苏州人怕出远门，谁愿意老远到山东这个地方去，他们在苏州舒服惯了，起居饮食，都不方便，家乡有个职业，就安居乐业吧。还有，诵老有位公子，号彦颐，在日本留学多年，我和留日学生的苏同乡，常有接洽，也许是彦颐将我推荐，不过诵老并未说出来罢了。

　　回家与震苏商量：从前因为祖母老病，不能远离，现在祖母已逝世了，所谓男儿志在四方，正好向各处走走。恰巧有此机会，山东也好，山西也好，虽然没有办过学堂，粗枝大叶，约略也晓得一点。缩在苏州，觉得不大有出路，上海一时也没有机缘。不过现在去山东，不带家眷，往後再说。山东与江苏，虽为邻省，已是北方气候，起居饮食，一切都有些不同了。

　　决定以後，彭诵老去电，青州知府曹允源的关聘便来了。因为那个中学堂，是属於青州府的官立学堂，青州知府领有个督办名义，学堂里的一切经费，都是府里开支的。监督由府里聘请，这个学堂监督，好像与府主有宾主关系，似从前书院里的聘请山长一般。我的薪水，是每月白银五十两，因为青州地方，不用银圆，更无洋钱，还是以银两计算的（小数目即用钱票）。五十两银子，恰好是一只元宝，在南方可以兑换银圆七十元左右。我自从受薪以来，以每月束脩二元始，至此亦可算是最高阶级了，私心窃喜，学佛者也不能戒除这一个贪字呢。

　　随着关聘而来的，还致送了一笔川资，是五十元，那是彭诵老处代垫的了。以五十元的川资，从苏州起身到青州，大概是很敷用的了。那是从苏州乘小火轮至上海，在上海耽搁一二天後，便趁搭海轮到青岛，然後再由青岛坐胶济铁路的火车，便到青州，也可以算得跋涉的了。

　　那时候，我还有两位同行的人，却也不很寂寞。原来青州府中学堂，还聘睛了一位教英文的教员杜安伯君，那也是曹耕翁托彭诵老介绍的。那位杜君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先生，我在朱静澜师读书的时侯，他与朱师为老友，常来访问，早已识他，却已忘其名。现在这位杜安伯君，是上海南洋公学毕业的，年不过二十四、五，新结了婚，这回去青州，带了他的新夫人同行，有此伴侣，也是有兴味的事。

　　我到了上海後，急来抱佛脚，买了一点近来新出的关於教育的书，以供研究。自己想想好笑，我还是做教书先生，旧教育改换新教育，换汤不换药罢了，终究跳不出这个框子。安伯夫人是第一次到上海，虽然无多耽搁，也不免要稍事游玩。我没有携眷同行，也只有访问访问几位老朋友。第一件事，我们便要去定好到青岛去轮船。

　　那个时候，差不多大半个山东，全是德国人的势力。为了在曹州杀害了德国两名教士，他们便占据了胶州湾，开辟了青岛租借地，筑一条铁路，由胶州湾直达山东省城济南，这便是所谓胶济铁路，一切统冶管理权，都属於他们的。就是从上海到青岛的轮船，也是德国的商船办理的，非但侵夺吾国的航海权，连别国也不许问津。我们当时便托旅馆里的帐房，先去定好了船，那家船公司，唤作亨堡公司，有好几条船，在中国沿海驶行。上海和青岛的船，每星期对放一次，行走只有三十六小时，那船的名字，我已不记得了。船主当然是德国人，船上的买办，便是中国宁波人，本来德国的商业，在上海、天津，已经占很多数了。我在这时候，只乘过江轮，还不曾乘过海船，我的身体又很弱，惴惴然，怕的是要晕船。但想到反正只有三十六小时，无论如何有风浪，总还可以忍受吧？

　　我们定的是房舱，舱中共有四榻，两上两下。我和杜安伯夫妇共三人，空了一榻，也不招外来人了。我睡在上榻，让安伯夫妇对面睡下榻，这样的上下床，似乎很为适宜。安伯新夫人，不过二十一二岁，而且是缠了小脚，她从来未出过远门，上船下船，都要人扶持。一面要照顾行李，一面要扶持这位新夫人。不比我没有挈眷同行，行李较为简单，他们有了女眷，什么东西都要带了走。这也难怪，因为各处的习俗不同，不能不预为之备呀！

　　我们当时趁的那条船，是一个外国文名字。房舱每客十余元，连饭菜都在内，饭是到帐房里去吃的，全是宁波菜，好在我们都带了路菜。一出吴淞口，稍一颠荡，我已坐不起来了，不要说行动吧。我恐防要呕吐，把一只洋铁面盆，放在枕边，幸而还没有吐，但安伯夫人已掌不住了。那时只听东有呕吐之声，西也有呻吟之声，虽然茶房来招呼吃饭，只好敬谢不敏了。

　　好容易熬过了三十六个钟头，船到了青岛，我们都住在一家唤做悦来公司。这家悦来公司，也是宁波人所开设的，从前没有旅行社，而悦来公司却已有这个规模。他们从事转运事业，招待往来旅客也是一部份的业务，我们是在船上早接洽好的了，好在那几条船上，从买办以次，也全都是宁波人。近几年来，中国开辟商埠，第一个先到的便是宁波人，其次的方是广东人。

　　他们开疆辟土，勇往直前，这个功劳着实不小，商场里没有宁波人，就像军队裹没有湖南人一般，不能成事。并且他们乡谊极重，拔茅连茹，便自然而然的集合成市了。

　　德国人对於山东土著的人，太不客气了。名为青岛，其实是个胶州海湾，德国人没有来时，是一片荒寒的海滩。然而那个地方，冬暖夏凉，气候最佳，虽近北方，是个不冻海岸。为什么德国人一下子便挑了这个地方呢？可见他们觊觎已久，中国有此好地方，不加注意，别人家早已留意，一旦有事，乘隙便来攫夺了。德国人来了以後，斩荆除棘，便在这个区域以内，把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尽行驱逐出去，要建造西式房子，不许造中国式的房子，原来住在这胶州海湾的山东人，都移到一个唤做大包岛的地方去，真是喧宾夺主了。

　　山东人本来也是以强悍著称的，登、莱、青一带，绿林中人也很多，他们也不怕洋鬼子。据说：德国人待之尤酷烈，初来的时候，也曾吃过山东佬的苦头，後来他们定打了一把极大的剪刀，捉了强盗来，就把他齐颈一剪刀。有人说：「这太惨酷了。」他们说：「你们中国人捉了强盗来，也不是杀头吗？那里去找道地的刽子手，这不比更爽快，更筒捷吗？」这是悦来公司的帐房先生讲的。

　　他又说：「在青岛可分别出四等人来。」我问：「怎样的四等人？」他说：「第一等人，不必说了，自然是他们的白种人，尤其是德国的官商，志高气扬，不可一世。第二等人，中国的官员，或是济南省城来的，或是别省大官，经过此间的。第三等人，便是我们南方来的商人，和他们有生意上往来，他们好像客气一点。第四等人，对於山东的土著乡民，十分虐待，简直奴仆不如了。」听了这样的分成阶级，真令人痛叹不置的。

　　我们在青岛只躭搁了一天，明天便搭了胶济铁路的火车，到青州府去了。胶济铁路的火车，也分三个阶级，便是头等、二等、三等。购买火车票，我们早就托了悦来公司去办理，我们初来此间。搞不清楚的。原来购买胶济铁路的火车票，分用三种币制；如买头等车票，用银两；买二等车票，用银圆；买三等车票，则用铜圆（这种铜圆，是青岛特制的，他处不可通用）。

　　起初，我问悦来公司：「中国人也可以坐头等车吗？」因为我坐到青岛来的德国轮船，中国人就不能购最高级的舱位，如一般人们说的大餐间之类，故有此问。他们说：「很少，总是外国人居多，不过他们也没有规定不许中国人乘坐。」我想：既然没有规定中国人不可以坐，我们何妨坐一次，即使价钱贵些，究属有限（因为胶济路直达济南，在青州府只不过全路之半），但杜安伯不赞成，他的不赞成是合理的，因为我只是单身，而他带了夫人，却要出双份呢。

　　我们到了车上，我看了看头等车，颇为华丽，每间可坐六人，另有玻璃窗可以关住。二等车也还好，是长条的皮椅，亦甚清洁。但三等车便不堪了，三等车并无坐位，所有旅客，都坐在地上，行李杂遝。有的便坐在行李上，乡下人的鱼肉菜蔬，也杂乱地放在那里，腥臭难闻，那是别处铁路的火车上，从未有的。

　　头等车里果然都是外国人，可是二等车里也有不少外国人，在我们的车厢里，便来了一个德国兵，正坐安伯夫人的对面。这些德国小夥子。对於中国的妇女，不大有尊重的态度，目灼灼看着安伯夫人。但是你不去理他，他也不敢怎样无礼。安伯却是懂得英文的，他有些看不惯，便操着一句英语说道：「她是我的太太」。不想那德国兵，也戏谑地操着英语，指指自己的胸脯道：「不，她是我的太太！」这时安伯夫人已面涨通红，而安伯也弄得很窘。我忙说：不要理他，他们不过开开玩笑而已。果然後来那个德国兵，见我们不理，他也没有什么无礼态度，过一站，便下车去了。

　　不过德国人，在胶济铁路上，已是骄横成习了。数年以後，有一位黄中慧君，在胶济铁路头等车里，被德国人拖了出来，因为黄中慧是个名人，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则新闻。不知为了何事，也似我的要硬坐头等车吗？黄君愤恚，要与胶济路办交涉，小事一桩，有何交涉可办。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积弱之余，被外国人欺负的，岂仅黄中慧一人呢。

文如玉

六十三、记青州府中学堂（一）

　　火车到青州府车站，约在下午两三点钟，因为在青岛已经打了一个电报去，府衙门里已经派人到车站来接了。

　　安伯夫妇和一位先在青州府中学堂教算学的胡菊如同居，他们早先已约定了，我没有带家眷来，就住在学堂里。

　　我到学堂还没有坐定，正想去拜谒这位青州府知府曹耕翁，堂役忽报：「太尊来了！」太尊者，知府的尊称，（清制：知县称大老爷，知府以上，方称大人，不过太尊是知府专有名称。）原来在青州府的文官，以知府为最尊，他每次出衙门，必定要放炮吹打，所以合城皆知，他要到那里去，也先有人快马通报，因此学堂里，也先已得到了消息，堂役们即赶紧来通报。

　　果然不一刻儿工夫鸣锣喝道，府大人已来了。他是翎顶辉煌，朝珠补服的坐在会客厅里，这就使我很窘了。因为那时穿了祖母的孝服（我母亲的孝服未满，又接穿了祖母的服，因为我是承重孙），虽然有一套素衣冠，却不曾带来。这时他衣冠整肃的先来拜客，面我却便衣出迎，未免失礼不恭。但这也无可如何了，不过我当时曾经和彭诵老曾轻说过：我是不懂官场规矩的，诵老说：曹耕翁最和易可亲，熟不拘礼的，到此也没有办法，只得穿上了一件布马褂，便去迎接他。我以乡长者之礼，依苏俗唤他为老伯，并请一切指教。又说：「在守制中，未具衣冠，殊为不恭。」他说：「我们概不拘礼。」又说：「我们做了官，只能衣冠桎梏的了。」

　　这个青州府中学堂监督，是青州府里聘请的，好像人家请了一位西席先生，而他们以尊师之礼，一定要先来拜见。他去了以後，我立刻便去回拜。他请我在花厅相见，什么升坑咧、献茶，完全是一套官场仪式，使我真有些吃不消。幸亏我在南京蒯礼卿先生处，稍为懂得一些，不然，真的要闹出笑话来咧。譬如官场的会客送茶，那茶是不能轻喝的。徜然主人招呼用茶，或是客人自己端茶，傍边的仆从人等，立刻高声喊「送客！」客人便立刻起身了。但是我呢？当主人端茶时，他便招呼一声道：「随便喝！」只这「随便喝」三个宇，仆从们有了暗示，便不喊送客了。

　　为了学堂的事，我初来时，茫无头绪，自然要和他详谈一下，他也谈得非常坦白而诚恳。他说：「我们是科举出身的人，当京官磨蹬了好几年，放了外任，对於现在办学堂的事，完全外行。至今政府要厉行新政，通令外省各府要办中学堂，各县要办小学堂。这里本来有个云门书院，我把它改办了一个中学堂。起初以为也照从前的书院制度，选取几个高材生，在此肄业就是了。那知现在的新法必须要英文、算学、理化等等，要成为一个新式学堂规模，那就要请一位专家来办理了。彭诵翁推荐阁下到此，一切都要借重了。山东虽是圣人之邦，风气却还闭塞得很，据说：青州一府，还算是较优秀之区咧。」

　　原来青州府城内有三座学堂，一座是青州府中学堂，那是青州府办的官立学堂；一座是益都县小学堂，这是益都县办的官立小学（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还有一座是青州蚕业学堂，是省里办的，而由益都县兼管的，因为这地方宜於养蚕呢。这三座学堂以外，便只有私塾了。晚清自拳变以後，上下内外，都想变法厉行新政，办学堂对於外任府县，上司有个考绩，不能马马虎虎，於是他们遂有不得不办的趋势了。

　　青州府这个中学堂，对於学生真是优待极了。不但是不收学费，而且供给膳宿，所有膳宿费一概不收，并且还有膏火，真是极尽招徕之道。因为当时此地风气未开，父兄都不愿子弟到这种他们目为洋学堂里去读书。青州一府所辖有十余县，十余县里的青年子弟，都可以到青州府中学堂来肄业，然而来者却很寥寥。在我初来的时候，学生还不到六十人，但到後来渐渐扩充，到我两年以後走的时侯，也仍不过八十余人。因为学生全都住在学堂里（他们是各县来的），斋舍有限，再添学生，便要再建斋舍，并且府里的办学经费，也有一定限度，不能随意扩充呀。

　　学生是由各县保送而来的，并不是像科举时代的县考府考的考取的。据说：当时徵求学生，也和徵兵一样难。贫家子弟，不是没有读书的，他们大都务农为生，要在农隙时，方才读书，谁能舍农业而出门读书呢，富家也持保守主义，不相信那种用夏变夷之法，他们还是相信科举不能废，考试有出路。所以这个中学堂，虽是极力徵求，百般提倡，来者究竟不多。

　　我在这个中学堂里，却有几位学生，年龄比我大的。我那年是二十九岁（旧历虚岁），他们有年龄过三十岁的。

　　这时候大家拖着一条辫子（我也拖着一条辫子），我见那些学生，有的是红辩线的，有的是黑辩线的，不解何故？因之请问於那位监学李先生（他是监学而兼庶务的），他是安徽人，年约五十左右，是一位老山东了。他告诉我道：「这里面有分别，凡是红辫线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黑辫线的，是已经结婚的人。」我一看，学生中黑辫线的人很多，那都是已结婚的人了。已结过婚的人，要他们来当学生，住在宿舍里，半年不得回去，无怪他们视学堂为畏途了。

　　这些学生中，有已进过学的秀才四五人，而且还有一位举人先生，这使我很为惭愧，因为我只是一名诸生，而我的学生，却是一位孝廉公，这如何说得过去呢？我便去请教曹耕翁，他说：「他虽是个举人，学问也浅薄得很，他是本地益都县人，其人颇想知道一点新学，他要进中学堂来，我们也不好拒绝他呀。或者，请你特别给他谈谈，他是只领膏火而不住斋舍的。」我便约了他谈谈，此公姓李，年不满三十，果然，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长，但其人甚为谦抑，常对我「老师」「老师」，叫不绝口。我想：在我们江浙两省中，一个举人，往往有目空一切，而自命有绅士资格了。

　　这个中学堂，是此地的云门书院改造的，云门书院不知何时建造，我未考据，大约甚古。因为距离非远，就有一座云门山，在青州是著名的。自从改了中学堂後，只不过把房子修饰了一下，无多改建。据说：本来是没有斋舍的，後来添建了斋舍。这些斋舍，土墙泥屋，与青州那种普通民房一样，作为学生修习之地。学堂中空地甚多，如果经费充裕，再添造数十斋舍，也绰有余裕。进大门後，一条很长的甬道，直通到大厅，这个厅现在已改为课堂了，东西两侧为会客室及学监室。後面一大院落，还有厅事、房舍，我与有两位住在学堂里的教员们，便住在那里。傍侧又有一园子，园虽荒废，但是里面古木参天，都是百余年前大可合抱的柏树。进门以後的甬道两傍，也排列着很多的柏树，还竖立着几块碑碣，是一种学院威严的气象。

　　我到了第二天，便和学监李先生，同到各处巡视一下。第一件事是改正课堂。原来的课堂，朝南正中，设一师位，桌上围一大红桌围，上设笔架及朱墨笔砚。学生的桌子，坐南面北，正对着师位。我命他们立即撤去，这不像是课堂，而像衙门里审官司的法堂了。乃改为师位向东，什么大红桌围，及朱墨笔砚等，一概除去。并命制了高一尺的讲坛，又备了一黑板及粉笔之类，学生的坐位，也改为坐东向西。这个课堂，已改为嵌玻璃的纸窗了，倒也很明亮。但是中间进门处，却又装了一个大红黑镶边的棉门帘，这是北方规矩。不必去改它。

　　原来这学堂最初设立时，只有国文，教师有总教习，副教习等名目。至於英文、算学、理化等课程，都是没有的。国文先生上课，没有一定时刻，他要上课了，使令堂役向斋舍去摇铃召集。上课时，教师并不点名，亦不讲解，命学生们圈点什么书（从前书本，都无圈点的），由教师指定，师生们均默坐无哗。不过有些学生，看书有看到疑难的地方，可以请教老师。老师坐在课堂上，觉的有些倦了，随时可以下课。此外便是学生们到斋舍的自修时期。那些学生肯自修吗？看闲书，着象棋，还算是安份守己的，否则便溜出去胡闹了。

　　学生上的什么课呢？曹耕翁已告诉过我了，他曾经托人在上海买了十部资治通鉴（某书局石印的），分给学生们圈点，供给他们研究史事之用，这便算是历史课了，至於地理课却是没有。处在这时候，中国也没有什么合乎中学生的教科书，只不过选读几篇古人的文章，如「古文观止」一类的东西。不过我们此番来时，在上海，杜安伯为了选取英文教课书，我也选取了几种合於中学程度教材与参考书，以资应用。自然这一回，要定出一个课程表来了。每一天，上课几小时，逢星期日休假，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马马虎虎了。

　　学生的斋舍里，我也看过，脏得不成样子。我写了几张条子，请学监李先生，贴在斋舍里，要他们保持清洁，自己扫除。所有被褥衣服，要自己整理。学堂里所用工役有限，不能来服务，要养成学生自治之风。学堂里虽然也有几个茅厕，然而学生们都喜欢在草地上大便，粪秽狼藉，臭气薰人，因请李先生招人把这几个厕所修治整洁，以後再不许他们在草地上大便。饭厅里也去看过，学生们是吃馍馍的。（南方人呼为「包手馒头」，又称「高脚馒头」，作椭圆形。）

　　此外有小米子粥，煮得非常稀薄，也有几样蔬菜，大蒜是家常必需品了，肉类就很少。我们南方去的先生们，是吃大米饭的，鸡肉荤腥，鱼类比较少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他们学生同餐。学生们的饭食是包给厨房的，每一学生，每天若干钱，学生告假，却要扣算的。但是厨子却来诉苦，说是：「先生们（他呼学生为先生，呼我们为老爷）在饭厅上, 尽管吃，我们, 没有话说，但是他们吃完以後，还要带几个到斋舍里去，常常闹馍馍不够吃，我可亏负不起呀。」

　　我问李先生：「果有此事吗？」他说：「确有此事。因为这个缘故，厨子不肯包饭，便换了几个厨子。而且每次开饭，学生总嫌厨子馍馍太少，不够吃，甚至要打厨子，饱以老拳。他们每一餐，要吃四个馍馍，像我们南方人，吃两个已经够饱了，可是他们吃了四个，还要带着几个走，厨子就吃不消了。」我说：「现在只有理喻他们一番，如果在饭厅里，不要说四个，就是五个、六个，也尽他们吃，要带出去，可是不能。」李先生去劝说了一番之後，学生们不承认把馍馍带出去。我说：「不承认最好！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以後不带出去，那就解决了。」

　　但是过了两月，厨子又不肯做了，说是先生们依旧带馍馍出去，并且敲破了他的盘子。那个时期，苏沪之间，学生闹饭堂，风行一时。记得我友叶楚伧，在苏州高等学堂肄业，也是为了闹饭堂而被开除。（说来可笑，饭厅里每桌坐学生八人，有一样菜，唤做「虾滚水豆腐」，是苏州家常菜。端上来时，楚伧用筷子一掏，说我们有八个人，而里面的虾只有七只，怎么吃呀？於是附和他的同学，便把台面一翻，卷堂而去。）其实这是当时学生不满於高等学堂监督蒋君，闹饭堂是借端发挥，楚伧被开除，就此走广东闹革命去也。

　　不过我当时想到学生果然喜闹事，厨子也多刁顽。就是说砸破了一只盘子，这种粗劣的盘子，能值几文钱，他便大惊小怪的把破盘子，送给我看，好像是我打破了的，我心中很是生气。我就说：「厨子不肯做，另换一个。」李先生虽是唯唯答应了，但是他说：「府里限定学生饭食费若干，厨子若是亏本，谁也不肯做的。」

　　那时学生又举代表来说：「厨子供给馍馍，不够吃饱。」那我真担当不起呀！传到曹耕翁处，他要说：我是请你来办学堂，却教学生饿肚皮。我发狠道：「我也上饭厅，与学生同吃馍馍。」几位南方来的同事，劝我道：「何苦呢？你的身体不大好，吃一星期，就得生胃病。况且他们仍旧拿馍馍，你近视眼，看也看不见。」

　　我试了半个月，实在吃不消，因为我从小娇养惯，父母宠爱，对於饮食的营养，向来是好的。後来做了教书先生，适馆授餐，都是富家，待先生馔肴，又都是最丰的。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饭食，但是在我饭厅里同食的时候，却还安静，以後厨子又向学监先生噜苏不已了。他们的斋舍，我是通常不大去的，因为这是李先生的责任。有一天，我偶然进去观察一下，却见斋舍里剩余的馍馍，丢在墙阴屋角，任它霉烂，如此暴殄天物，实难隐忍，明明拿了，而又矢口说不拿，而且拿了以後，又尽量糟塌，这我可生气了。於是我请李先生，站在从饭厅到斋舍的通道中，一全一个的搜检，搜出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所穿出的大褂子，袖口有一尺多宽，藏几个大包子在内，还绰有余地呢。

　　因说：这一次不记名，搜出的还给厨子，以後可不能再拿，要记出他的名字来了。这位李先生，初时还不敢搜检学生，恐怕得罪了他们。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越是不敢得罪他们，他们也就不大客气。我说：「你不要怕，由我负责，越怕越不成功，你若一再让步，那就闹饭堂，打厨子的风潮来了。」但是我後来想想，也不免自悔孟浪，青州府的学生还是驯顺的，要是在上海等处学潮正盛的时候，敢於搜检学生，我这中学堂监督，怕不被他们拳而逐之吗？

文如玉

　六十四、记青州府中学堂（二）

　　到青州府中学堂後，有一事，觉得很难忍受。便是学生见了老师，必定要「请安」。所谓请安者，就是屈一膝以施敬礼，那个风气，是满洲入关带进来的，在北方是盛行的，而且他们已习惯成自然，见了尊长，必须如此。即使一天见几回，便请几回的安，在路上遇见，亦当街请安。可是我们南方人，实在觉得不惯。我一到学堂，便想改革此风。

　　一则，像那种屈膝请安，不免带有奴性（在南方仆役对主人带点官气的，也行此礼），二则，他向你请安，你也要还礼吧？不回礼似乎有点倨傲（本地尊长对於下辈是不回礼的），如果要回礼请安，我们很不习惯。

　　於是我们南来的教员们提议，把请安改为打拱、作揖，然而学生们对於打拱、作揖都不习惯，他们的打拱作揖，自下而上，好似在地上捧起一件东西来。见了这种打拱作揖，各教师均掩口胡卢而笑。於是我出了一个主意：以後学生见师长，既不要请安，也不要打拱作揖，只要垂手立正就是了。这个礼节，起初学生们还不大习惯，忍不住还有请安，後来渐渐地矫正了。

　　谈起请安，在北方，子弟见尊长，仆役见主人，下属见上司，都要请安。他们做官的人，很讲究此道，请安请得好，算是风芒、漂亮、边式。做大官的人要学会一种旋转式的请安，假如你外官初到任，或是到一处地方，有许多比你低级的，环绕着向你请安，你要环绕着回礼，这种请安，名之曰「环安」。你耍弄得不好，踏着自已的袍子，一个失错，向前跌冲，那就要失态了。还有所谓请双安的，屈两膝，身体一俯，也要讲究姿势，满洲妇女优为之，从前的官宦人家都要讲求那种礼节。

　　我的话又说野了，言归正传的说，初到青州府中学堂时，也颇有种种趣事：譬如课堂里的红桌帷，以及种种红的色彩，我都教他们除去了，但是这个会客厅的红椅靠，红坑枕等等，他们都不肯换。原来在中国一向以红色为吉，以白色为凶，尤其是在官场，做官的人，更为迷信，一定要触目见着一些红颜色的。他们因为客厅里是太尊时常要光临的，他来了，如果见一白无际，没有一点红颜色，是官场所禁忌的。他们既如此说，这本是官学堂，不脱官派，只好听之。其它可改者改之，不可改而无伤大雅者，也只好听之。

　　关於商量课程的事，首先是国文。国文教员本来有两人，都是本地青州府人，有一位已辞职去了，他们就是上课不规定时间，而上堂只是圈点通鉴的，曹耕翁告诉我：他已经在济南请了一位教员来了，这位教员，是一位四川先生，姓张的。


　　英文与算学，是杜安伯与胡菊如两人分担，这两人都是南方来的（胡菊如是宁波人），但又新添了理化教员两人，这理化教员那里去请呢？就是在上海，当时能教理化的人也难觅呢。可不知青州府有一个天主教堂，据说教堂里也办有一个小学堂，却介绍了两位理化教员来，一位姓白，一位姓黄，每星期来上两次课，那都是府里请他们的，我可全不管。说老实话，我也不懂什么理化，这黄、白两位先生，自已带了一本书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也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东西。


　　写到此，我又有一些插曲了。有一天，府里先来通知了，说是今天下午，有两个外国人来参观学堂了。什么外国人，我起初以为又是什么德国人来乱搞吧？便请李先生来一问，原来就是本地天主教堂里的两位神甫，要来看青州府的新学堂了。我说：「我们要怎样招待他们吗？」李先生道：「不必！随便领他看看好了。」果然，到了下午，这两位种甫来了。我以为既是外国人（说是美国人），必然是西服笔挺，或者穿的是教徒的制服。一见之下，却是长长的蓝布袍子，大大的黑呢马褂，脚上双梁缎鞋，雪白土布的袜，头上一顶瓜皮帽子，顶上还有一个大红帽结。除了高高的鼻粱，深深的眼睛以外，完全是一个山东佬打扮，而且乃是道地的山东口话。李先生引领他们到课堂各处去看看，口中不绝地说：「好！好！也是！」一副谦恭下土的态度。我想：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来传教，也穿了中国内地的衣服，按照中国的礼仪风俗，这真可谓「深入民间」呀。

　　我来当这个中学堂的监督，本来可以不但任教课的，我的关聘上，也没有要我担任教课。但曹耕翁的意思，想要教我担任一点课，属於训育之类，随便你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上了课以後，可以认识了这班学生，不在於太隔阂，也可以亲近起来，这话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也觉得太空闲了，好像有点无功食禄，於心不安。但是我可以讲点什么课呢？要我可以担任，而学生们可以听得进的才对。後来我想出一法，我说：我试讲讲：「论语」如何？曹耕翁大为赞成。我和曹耕翁，都是从八股出身的人，对於论语当然很熟，到了明天，立刻送了官书局精印的一部大版四书来。

　　於是排出课程，我每一星期上三次课，规定在星期一、三、五。我们这个中学，仅有一间课堂，并无班级，真是简单之至。我的讲论语怎样讲法呢？说来也甚可笑，就是用做八股文的老法子，选了一个题日，写成一篇讲义。不过八股是有排北，有规制，这所谓讲义者，算是一篇散文而已。我这个讲义，却并不是高头讲章式的，有时把时事、新政，都穿插在里面，学生们倒也觉得新鲜可喜，如果宋儒理学大家朱、程二先生当今之世，那是一定要呵斥我这小子离经叛道的了。


　　这个中学堂，虽然也有暑假与年假（那时中国还奉行夏历），但是学生们每逢春秋两季，必定要告假回去十余天。春天是春耕时朋，秋天是秋收时期。因为他们在学堂里，固然是长袍短褂，是一个学生，回到家里，脱去鞋袜，自己可以下田，而且他们都是自耕农，没有租佃的，他们名正言顺的来告假，我可以拒绝吗？我忽发奇想，和曹耕翁商量：我们这学堂，不放暑假与年假，或缩短暑假与年假，而改放春假与秋假，使学生得以便於农事，岂不甚佳。曹耕翁道：「您的意思甚善，但每年各学堂要放暑假与年假，是政府的通令，我们是个官学堂，不能违背政府的法令呀。」


　　我办这个中学堂，总算是很为顺手。第一、曹耕翁的言听计从，从不掣我的肘，自然我提出的计划，提出的要求，也是在他范围里做得到的，并不强人所难。还有，那学堂的经济权，握在府署里的，学堂里有所需要，如与经济有关系的，当然要与府里商量，经过批准。一年以後，风气也渐渐开了，又因为当时那种官办学堂，优待学生，各县的学生，也很多愿意到这个府中学堂来就学。似乎这六十位的学额太少，我常与曹耕翁讨论增额。

　　曹耕翁也愿意增额，伹是增额先得筹经费，而且要向省里去请示，不是贸贸就可以的。因为学生都是住堂的，就得添建斋舍，假使我们增额到八十人，那得再添造斋舍十间（以两人住一间，原有学额是六十名），并且一切饭食杂费，都是由学堂供给，培养一个学生，一年要经费若干，那是要通盘筹算一下的，而且要经省里核准。可是到了第二年，曹耕翁居然筹出一笔经费来，添建斋舍，学额增到八十名。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时，只有两件事，与曹耕翁有些不愉快，但过去以後，也就谅解，并无一点芥蒂了。

　　在第二年开始，省里有命令，各中学堂要添设体操课，青州府中学堂本来没有体操课的，乘年假我回到南边来时，曹耕翁便托我请一位体操教员。我道经上海，和朋友谈及此事，那时有位徐念慈君，他是常熟人，正帮着曾孟朴在上海办「小说林书社。」他说：他有一个弟弟号粹庵，可以担任此事，粹庵是学过体操的，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我以既是老朋友的弟弟，当时也便即行约定了。

　　我们同到了青州，山东学生对於体操一课，甚为高兴。我於此道，实在外行，据说也都是日本学来的，名之曰兵式体操。曹耕翁还托我在上海定了六十套操衣操帽，我便转托同回上海的胡菊如兄，操衣操帽是灰色呢的，有些仿德国兵的制服。（这一项冠服，上海制就後，运到青岛後，为德国人扣留查询，多方解释，始得放行。）学生大概出於好奇心，也很高兴穿这种制服。虽然把辫子塞在操帽里，棉袄裹在操衣里，也显出一种尚武精神来。至於操场，学堂里有的是旷地，不过那里都有树木，徐粹庵还讨厌这些树木，说：「地小不足以回旋」。我笑说：「这不过几十个人罢了，难道是一师一旅，要什么大操场吗？」

　　过了几月，粹庵说是经学生们请求，要什么盘杠子，踏秋千架的玩意儿。他说：「这是属於柔软体操的。」我想：山东学生，懂得什么柔软体操呢？是你这个体育教师的新贡献吧。当时什么网球、篮球之类，内地尚未梦见，每天喊着「开步走！」「立正！」太无意思。姑徇所请，在操场上置一架秋千架。但学堂里每有所修建，都是要由府里派人来的，於是写信到府里去，请置一秋千架，府里也答应了，但迟迟不来装，以为此乃不急之务，几及一月了，粹庵又来催我。我说：「再等几天，待我面见曹耕翁时，提起一声吧。」

　　这时，我家眷已到了青州，我便不住在学堂里了。那一天，到学堂时，粹庵很高兴的告诉我道：「秋千架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看看吧」。我说：「那就很好，府里派人来做的吗？」他说：「不！是学生们自己做的」。

　　我想怎么是学生自己做，急往看时，原来是截去了一棵柏树，把它横钉在另外两棵柏树中间，下面系了两条粗绳，悬住一块板，据说是学生合力动手，而粹庵自然是总指挥了。

　　伹是无端截去了一棵柏树，被钉的两倮柏树，也受了损伤，那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本地人对於这些柏树，很为宝贵，他们是不肯加以戕伐的，青州府中学堂的前身是云门书院，地方上的公产，算是借给府中学堂的，当时的点交清单上，还列明柏树多少株的，怎么可以随便砍伐呢，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可是我要负责的。当时我埋怨徐粹庵，为什么不通知我，让学生们擅作主张，但树木已经砍下来了，枝叶已经丢掉了，所谓既成事实，又有什么办法呢？

　　果然，曹耕翁知道了，对於这事，大不高兴。他虽然谴责徐粹庵，但我觉得就是谴责我。他是一个爱惜名誉的人，以为学堂里做一个小小秋千架，而砍去一棵可贵的柏树，地方上人一定啧有烦言。我不得已只好写了一封谢罪的信去，自承己过。截下来的一棵柏树是无法想了，幸而是较细的一棵；被钉的两棵，把它解放了，也还不致有大损伤。此外便请府里，立刻来做秋千架。我笑语同事各教员道：「为了老柏，却使老伯不大高兴（因为我呼曹耕翁为老伯），以後我们要谨慎些呀。」

　　另有一事，却较严重了。原来那时的山东巡抚为周馥，（号玉山，安徽人。）他不知有什么事要到青岛去，与德国人有什么交涉。从济南乘着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要经过青州府的。省里先有一个通知，给青州府知府，意思是说抚宪路过青州府，要令本府全体学生，到火车站列队迎送，以示本省兴学有效。

　　那时府里就派了一位幕友，到学堂里来通知一声，说是明天抚台大人过境，应请监督率领了全班学生，到火车站排队迎送。谁知这位幕友，碰了我一个钉子回去。我说：「不但是我不到车站上去迎接，连学生我也不教他们到车站上去迎送。」我说：「办学堂是为的造就人才，不是为官场中送往迎来用的，今天接一个抚台，明天送一个藩台，一天到晚，都是跑火车站，不必再读书了。」

　　那位幕友，碰了我一鼻子的灰回去，府里觉得这事弄僵了，又怪那位幕友不善措辞，又推了一位高级幕友王鸿年先生来。此人也是一位知县班子，他很能宛转陈词，他说：「朗兄的意思，太尊很以为然，学生岂是要他们送往迎来的。不过据兄弟们的意思，省里既然要我们去接，我们也不能不服从。也许他们要看看我们的学堂办得怎么样了，学生们整齐不整齐，倘然我们太倔强了，别的没有什么，怕的与太尊的考程有碍。我想如果朗兄不高兴去，请派了监学李先生去，也无不可。」

　　我听了王鸿年的话，只得转意了，便说：「既然如此，就请监学先生带了学生们去吧」。於是传谕学生，明日到火车站迎候抚军，恭听训诲。可是学生们消息很灵，已知道了这事，便来问我，要去不要去？我只得推说：「我穿了素服，没有衣冠，有所不便；再则我头痛发烧，火车站上风大得很，所以李先生陪了你们去。」结果，学生去了十分之七，十分之三没有去。

　　这件事，在第一次的这位幕友（安徽人，忘其姓名）来过以後，我就有一点悔心，觉得言语也说得太激烈。试思中国官场，那一个不奉承上司，惟上司之言是听。曹耕翁是位长者，又是一位好好先生，这事怕要损了他。不过前次那位幕友，神气得很，好像命令我率领学生去接官，我是有点傲气而吃不消呀！如果我对学生一番申说，学生都是青年，他们一闹别扭，那大家都不愿意去，那真是弄僵了。

　　到晚上，监学先生陪了学生回来了，我问怎么样？他说：「不但学生们没有见到抚台，连太尊以及益都县也没有见到，说是一概挡驾道乏。据说：抚台大人在专车里睡中觉，概不见客。」我问：「那末他也不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接他吗？」他说：「他那里知道？学生们在车站上站了班，只见一个武巡捕，手里抓了一大叠手本，喊道：『那一位学堂里的头脑？』『那一位青州府中学堂的？」他望着那班学生发怔，後来我迎上前去，他说：『着学生一概退去！』我们听了，也就退出来了。」

　　这件事，那位幕友初回到府里去时，不无媒蘖其词，说我怎样不近人情，而曹耕翁听後当然也就不大乐意了。到了王鸿年来过，我并不坚持学生不去车站，也赞成监学可以陪了他们去，他也渐渐释然了。及至火车站的情形，他也自己亲眼看到时，也觉得甚没意思。其实周馥并不注意什么学堂与学生，他也并不要学生去车站迎送他，都是那班下属讨好上司罢了。那时周馥已是七十多岁了，是一个聋子。有人说：「他其实并不聋，关於遇到尴尬的事，他便装着聋子，没有听见。」他在他的专车里闭目养神，但并没有睡着，深得前清做大官的技术，语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文如玉

六十五、青州风物

　　我在山东青州府计两年多，第一年，未带家眷去；第二年，方携我妻震苏及新生的一女可芬偕往。幸而有几位南方教员，已携有家眷在此，即以本学堂而言，有杜安伯的夫人，她是苏州人；有胡菊如的夫人，她是上海人，也是最近从上海来了。此外，府尊曹耕翁的见媳，也是苏州人，他便是彭诵田的女儿。此间首县益都县知县李搢臣（祖年），一家又都是常州人，他的衙门里师爷，大半是常州人，而携眷来此者亦甚多。

　　青州府的房屋，也尽是北方式，庭院却很大。我们家中，雇用一个老妈子，和一个僮儿。老妈子名张嫂，年约四十左右，做事很勤恳。僮儿年十四、五，名唤犬儿，也很活泼诚实，及至我们回南时，他坚欲跟我同去，我以其母在青，未允携归。本地人多睡坑，我们不惯，然此地无藤垫粽垫之类，只有高梁杆子所做的牀垫，睡了倒也觉得很为安适。此间无楼房，全都是平屋，较讲究的方为砖地，否则都是泥地而已。

　　自胶济铁路通车後，青州府适在铁路的中心点，亦渐成为山东一大城市。故此间居然也有洋货小现，洋货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天津的。日用必需之物，如洋皂，洋火之类，市上亦均有售处，不过本地人却难得用。各方来此的人也不少，便带了那些舶来品来了。市上购买杂物，数目少的用钱票，从一千到十千（一千即名一吊），那种钱票，都是破烂不堪。数目大的用银块，几两几钱，临时用天秤称之，傍置一夹剪，分量如太重，则夹去一块。

　　青州府仅有一条热闹的大街，店肆林立，我们如果买过一两次东西，他们便认得你了，叫得出你的姓，知道你住的地方。

　　大概他们对於南方人，是一望而知的。假使你买了东西，身边的钱不够，你尽管拿走好了，他们信得过你。掌柜和夥计，都是很客气，买了东西出来，常常送你到门口，口中不绝地道谢。最妙者，这里有一个邮政局，局长也是青州府本地人，此外有一两位邮差兼助手。我们和他熟极了，寄信可以坐到他办公桌上，自已打邮戳。因为来信有一定时间，胶济路的上行车与下行车，都在青州府交车，而我们有信没信，只要等火车站上的邮差回来，便知道了。

　　在青州府的第二年，上海的时报已出版了，我便去定了一份时报。本来学堂里也有一份新闻报，要等府衙门里看过後，然後送来，已隔了好多天了。我在南京蒯公馆的时候，中外日报新出，我就自己定了一份中外日报。人家说，这是我体己的报，实在说：报纸总在日求进步，中外日报出版後，报纸有一进步，时报出版後，报纸又有一进步，我是不喜欢墨守而喜欢创新的。

　　我从学堂里回到家里去时，邮局是必经之路，我最注意的，今天有没有报纸寄来呢？还有我所购的新书、所定的杂志，有没有寄来呢？那时并没有信箱之类，那位邮局长给我安放在一处，我喜欢自己去领取。最可笑的，是在第一年，我要寄家用到苏州去，而青州和苏州的邮汇不通，并且币制不同，因为苏州是用洋钱的，青州是用银子的。但是小包邮件是可通的。邮局长说：「你可以把整只的元宝，当小包的邮件挂号寄去，已经有人试过了。」恰好我的每月薪水是五十两元宝一只，於是由麻布包扎缝好，到了苏州，由公估局估定，到钱庄兑换，倒极为便当了。

　　我喜欢吃闲食，也是我们苏人的习惯吧？青州也有乾果店，糕饼店，其食品也为可口，我有时也常去光顾。中秋时节，也有月饼，但这种月饼，不同於苏州月饼、广东月饼。我乃知全中国各处，都有月饼，除了一例是圆型以外，便有种种的不同。我也曾吃过七八种不同的月饼了，倘然开一个全国月饼展览会，倒也很有兴趣呀。此间宴客，以海参席为最阔绰的了，不有什么鱼翅之类，可见山东是个简朴守俭之乡。家常菜则猪肉鸡鸭之外，鱼类较少，虾蟹更少见。

　　还有，此间的菜蔬颇佳，胶州白菜，尤所驰名，味极腴美。本地人吃面食，山东面粉，在美国面粉未来倾销以前，亦为国中首屈一指。他们不大吃油，南方人助非油不可，此间本地人是吃得很苦的，但我们都有得吃，一切不受什么影响。这时香烟还不曾流行，我们南方人，都是吸旱烟与水烟的。我在四十岁以前，什么烟都不吸的，但是青州人却喜欢吸一种黄烟，短短的一根烟管，藏在袖子里。我初到这中学堂里，有许多学生，都是吸那种黄烟的。有一天，那位国文先生正在上课，我到课堂里去看看，却见烟云缭乱，原来那些年长的学生们，一面听讲，一面偷偷地在吸烟。我便下了一个谕帖：「学生们不许吸烟」，但也只能办到上课时不吸烟，他们的斋舍中不能免了。

　　这种黄烟，是山东本地出产制造的，气味很不好闻，我在学生们走近身时，就闻到这种味儿，因此知道他们还在偷吸的。（还有他们喜欢吃大蒜，这气味亦难闻，但是不能禁止的）又有时，在路上遇见了他们，总见他们手中携着一枝短烟管，下垂一个烟荷包，见了我，连忙把烟管藏在背後，但我早已看见，也只好佯作不见了。

　　益都县是青州府的首县，县令李搢臣先生，（名祖年，江苏武进人，年约四十许），他也是一个进士，所谓榜下知县。这人很开通，我们常常到他的县衙门里游玩，走得比府衙门还勤，因此他们有几位幕友，我们也都熟识了。倘到府衙门里去，必定要有什么事，或是谒见太尊，而县衙门却由我们随便到处跑，加以李搢臣又是好客健谈，对我们一点不搭官架子。在前清，无论那一个县衙门，都脱不了绍兴师爷。惟有益都县衙门里，竟找不到一位绍兴师爷，所有刑名、钱谷，都是常州人。初意，我以为这位李大令引用同乡之故，後来知道当幕友的常州人，在山东却有一大部份势力，在绍兴师爷的势力范围内，可以分一杯羹。

　　那时候，中国司法尚未独立，审官司乃是知县的职务，我在家乡，从来不踏进县衙门里去，也有朋友，约我去观审，这时刑讯尚未废除，当用刑时那种惨呼哀号之声，我不忍闻。现在到了青州，在益都县衙门里，我倒看过几次审强盗，审奸情的案子。

　　审强盗，用夹棍，用天平架，说起来，「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这还不算非刑。但是山东民情强悍，盗案最多，有些在刑求之下，死去活来，他们咬紧了牙关，死不肯招。我问搢臣：「何必要用严刑呢？」他说：「这些都是证据确实，一些没有寃枉的，不过刑事重口供，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结案定罪的。」

　　至於有些奸情案，他都在花厅上审问，这些都不是上等人家的事，女的本来不是什么天姿国色，到这时候，做了监犯，也都是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了。男的更是丑陋，断不是戏剧中所描写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了。重大的案子，女犯也要用刑，用几枝小木棍，夹在指缝内的，名为拶子，把它收紧了，据说是痛澈心肺的。我笑向李搢臣道：「你这样焚琴煮鹤，不太煞风景了吗？」他说：「这是国家法度。不过那种奸情案子，到了你们小说家的笔下，总是帮着女人的，可以装点成一篇恋爱传奇小说，而我们总是酷吏呀！」

　　青州府也有土娼，我们学堂里教英算的胡菊如，在他太太未到青州来的时候，为了解决性欲，曾去领教过。县衙门里有两位师爷，也做过入幕之宾，他们很熟习这种门径。有一位姑娘，大概是十八九岁，说是此中翘楚，胡菊如和她发生了关系，留髡之夕，嫌她的被褥不乾净，把自已的铺盖，先派人送了去，明天再送回来，一时传为笑柄。我笑说：「你真是诗经上的『抱衾与裯』了，古来只有女人如此，今乃出於男子。」

　　我以好奇心，每到一个地方，要看看那边的娼妓风俗，除家乡以外，在上海，在南京，也都曾跟了朋友，到过妓院。但此刻到底是一个学堂监督，不敢问津。有一次，在我学堂里的办事处，从纸窗里，塞进一张匿名信来，上面写着：「英文教员胡老师，在某一夜，到某土娼家里，品行有亏……」云云。我给胡菊如看了，他承认不讳，确有此事，那就可以知道学生们也恰巧光顾到这位土娼家里，被他们撞见了。我经此一吓，愈不敢去观光了。

　　然而到我卸了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任，在离青州前几天，终究观光了一次。那位姑娘穿了一套红棉袄、绿裤子，扎了裤管的，不大不小的脚，睑上粉白脂红，额上留了一圈刘海发，背後拖了一条大辫子，这是她们的时髦装束。她体健躯高，似一匹高头大马。她的装饰是土气极了，但是活泼憨跳，不作遮掩羞态，倒也有天真可取处。青州府无论男女，都比较全省为俊秀。我想：就像这位姑娘，改换了装束，衣以锦绣，教之歌舞，到了通都大邑去，不就成为一位名伎了吗？

　　青州地方，气候可以养蚕。土壤可以种桑，因此在那里，开办了一所蚕桑学堂，那是一个省立学堂，而由益都县县令为之监督。里面所讲的教员，大学是浙江省的杭州与嘉兴人（记得有一位郑辟疆君，还有朱君，已忘其名，他们都是史量才的同学）。因为杭州先有一个蚕桑学堂，而他们都是在此中毕业的。山东本来出生一种野蚕，名曰柞蚕，织成了一种丝织物，光洁坚实，销行各省，称之曰府绸（因由济南府销行，故名），又号茧绸，（我曾有此质料之一袍），现在既是考察下来，山东宜於桑蚕，气候与土壤都适合，於是就在青州开了一个学堂，这也是开风气的意思，而这笔经费，也是益都县所开支的呢。

　　这个学堂，在养蚕的时期，概不上课，完全实习，那时的学堂，便成为养蚕场了。过此以後，便依然上课，大约与普通学堂相同。照中国古时说法，养蚕以女子为宜，亦应招致女子的。但山东的女界，尚未开通，而且还都是缠了小脚的，所以这学堂全是男生。学堂中除了学生以外，教员中是清一色的南方人，所以我们也常去游玩。我曾询李搢臣：「养蚕是妇女天职，何不设立一女子蚕业学堂？」他说：「一个男学堂也维持不易，还设立什么女学堂。」至於男女同学，当时还未敢作此想。

　　青州府蚕桑学堂，也是我们常去游玩之地，因为那些教员，都是南方人。有一次，我们到那里去游玩，他们刚购置得两架显微镜，那也是蚕桑学堂的必需品，所以为检验蚕子之用。他们告诉我：「可以看一切微生物，并可以看人类的精虫，你要试试吧？」我以为开玩笑，但他们说：「不开玩笑，我们的朱先生已经试过，就是用佛家所谓『非法出精』的手术，在玻璃片上验过。」我说：「到底精虫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赏鉴吗？」他们说：「形似小蝌蚪，有条尾巴的，很为活泼，我们不能制标本，看过只好放弃了。」

　　那个蚕桑学堂，我也曾去教过半年书，那是李搢臣一定要我去的，这学堂监督是专任的，不能兼职，我怎能担任别一个学堂的教课呢？」可是後来李搢臣竟直接与曹耕翁说了，我只得去担任了。我便把严复的「赫胥黎天演论」，给他们讲解，学生倒也爱听。原来这个学堂里的学生，不仅是青州府一属，别一府县的学生也有。有了这个学堂，便开了青州府养蚕的风气，现在相隔了四十余年，久未通讯，不知怎样了。

　　我在家眷未到青州去的时候，一年回南两次，便是暑候与年假。家眷去了以後，便又住了一年有余，我的身体不大健全，航海时常要晕船，也因青岛与上海往来，航线沿岸而行，每多风浪，但也有时风平浪静，比了坐长江轮船，还要稳定。

　　第一年的年假回苏州去後，交新年我已三十岁了，本预备过了新年，即携眷至青州，但我的生日在二月初二日，许多亲友，欲为我小做生日（苏州有句迷信俗语，叫做「三十弗做，四十弗发。」），且因此为我饯行，故我的行期，便须延迟数天，预备到二月初四、五日动身。谁知到了正月底，青州府却来了一封电报，要我速即来青。因为「学生不受约束，夜间逾墙出游，太尊晋省未归，拟派一营兵，驻扎学堂周围，以阻学生跳墙。」

　　我得电大骇，因想这可要闹出事来了，什么派营兵驻扎学堂周围，是什么人的主张，而太尊又晋省拜年去了，必是那些幕友们的轻举妄动。我立刻打了一个电报去：「请将学堂门夜间勿锁，尽让学生们自由出入，营兵未驻者勿驻，已驻者即撤，请待我来处理。」原来学堂规定在正月二十日开学，学生在未开学前，已纷纷住堂，以斋舍为旅舍，而正月下旬，青州府尚有些新年景象，学生夜出游玩，亦属常情。

　　学堂向来规例，夜间到九点钟，大门上锁，无论何人，不得出入。监学先生，自然守此成规。但虽然算是开学，监学及一部份教员未来。新年里，学生颇好嬉游，见学堂大门已锁，无法出入，可是斋舍周围，一带墙垣，并不崇高，墙垣以外，便是菜圃麦田，他们只要填几块石头，便可一跃而出了。如果你派了营兵在那里，他们知道什么，见学生逾垣而出，便去禁阻他们，追捕他们，可不要闹出事来吗？

　　因此我打了一个急电去，过了我的生日，便急急忙忙的携带家眷，到青州府去了。心中却捏了一把汗，万一闹出事来，我虽不在学堂里，总是我的责任，为什么不在开学以前即行赶到呢？吾妻即宽慰我道：「要是闹出乱子，早就有电报来了，既没有电报，当然平静无事，就可以放心了。」到了青州府，果然平静无事，依照我的去电，营兵没有驻扎，大门不锁开放，学生自由出入，也就不必有跳墙的事了。其实也有几个学生，夜来要出去游玩，新年一过，也不想出去了。因此我想到古人有两句话：「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真的有此种道理呢。

　　我到了青州府，曹耕翁也已从济南回来了，对於学生夜来跳墙出游的事，我也不去查究，自今起始，照旧规定下午九点钟锁门，十点钟息灯睡眠。学生们也循规蹈矩，再没有什么爬墙头的事了。青州府的学生，可算循良了。

文如玉

六十六、青州归来

　　在我到青州府中学的第二年深秋，从府衙门里得到一个消息：山东巡抚周馥，将升任两江总督，山东巡抚却调了一位杨士骧来了（号莲府，安徽泗县人，光绪十二年翰林），那时政府对於督抚，时常调动，原不足异，可是这一调动，与曹耕翁却大有关系，并且连带了与我亦有关系。因为这位新抚台杨公，与曹耕翁是儿女亲家，曹耕翁的第二位女公子，便是嫁给杨抚台儿子杨琪山为妻。

　　照清代的官制，上司与下属如果是儿女亲家，那个当下属的照例要呈请廻避。那末这一回杨士骧到山东当巡抚，青州府知府的曹耕翁，自然要呈请廻避了。曹耕翁一调动，我这中学堂监督，恐怕也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这个职位，虽由彭诵老所推荐，实仗曹耕翁所支持。我是不惯与官场中人相处的，很带有书呆子脾气，但曹耕翁是同乡，他对我一点不搭什么官架子，虽不过两竿宾主，也还和洽，换了一个别人来，我恐怕难能与他周旋呢。

　　不久，周馥走了，杨士骧来了，曹耕翁呈请廻避的摺子也上去了。他为了廻避人家而调动，是不会提空的，又有了他亲家的帮忙，便调任了湖北襄阳府知府。（後来听说来到任，又调了湖北汉阳府知府，兼八卦洲厘金总办，这是他的老同年陈夔龙任两湖总督，特别照应他的，此是後话。）

　　我在这里办学堂，不是他的幕友，不能跟他走的，我便先向他辞职。曹耕翁极力劝我不要辞，他说：「学堂办得方有成绩，学生们以及地方上，对於你的感情也不坏，你又何必辞呢？」那时李搢臣兄也来劝我，他说：「等新任来了，你觉得不能相处，请到我们蚕桑学堂来，不过有屈你一点就是了，至於待遇也与中学堂监督一样。」

　　不久，新任的青州府知府发表了，是一位姓段的，记得是河南人，他的大名，我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起初，我惴惴然怕是放了一位满洲人来，我和他有点叙不下去，这时我们的胸中，还充满了排满的思想，实在满洲人中，也有较开通的。据曹耕翁说：这位新任的段太尊，也是进士出身，年纪较轻，不过四十多岁，我心中为之一慰，既然是读书人，还有什么说不通的呢。

　　谁知这位段先生上任以後，在两三个月内，我一连碰上了他好几个钉子。这是在曹耕翁时代从来没有过的。他接印後，我以宾师的地位，不曾先去拜谒他，只写了一封信去，我想他心中先已不高兴了。但他也不曾到学堂里来过，接印後三天，忽然传下一个命令来：「明天上午，太尊到学堂里来拜孔，吩咐监督，牵领全体教员，一同在礼堂行礼，学生亦一体参加。拜孔以後，太尊要对学生，加以一番训话。」这个命令下来後，就很使我为难了，我且申说一下：

　　第一、学堂里就没有礼堂，也没有设孔子的什么神位。因为学堂是云门书院改建的，房屋无多，除了添造学生斋舍以外，其它并没有造什么房子。只有两个课堂，还是勉强的，此外都是散屋，万不能做礼堂。现在他要率领全体教员学生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如何可行呢？不得已与监学商量，把一个大课堂，改作为临时礼堂。而且还要备许多拜垫，除了太尊自己的拜垫，是自己带来的（前清官场是如此，都是自己带拜垫，如拈香、祭神等），此外只得向别处去借了。

　　第二、除太尊外，要监督及全体教员学生一同跪拜行礼。监督不生问题，从小上学时，就拜孔子的了。学生也不生问题，可以强制执行，说起来，你们山东人而不拜孔子，也似乎说不过去。但是这位英文教员胡菊如，他们全家是天主教徒。更有物理、化学两教员，也是本地教会中人，他们只信上帝，岂能拜孔，不得已只好由他们临时请假了。此外教员中，也有不大愿意拜孔子的，只好请他们看我薄面，委屈一下了。

　　第三，这位段太尊，明天是翎顶辉煌，衣冠整肃的来了，他穿了官服，我们陪拜的也应穿官服了。学堂里有几人有官服呢？如监学李先生，本地国文教员，至少有红纬帽一顶，但我就没有官服，而且我带祖母的孝，尚未满服（本来祖父母之丧，是期年，因我是承重孙，须服两年又三个月），素衣冠，做既来不及，借又无处借。并且我在这个时期中，对於衣服，一点也不注意，一件黑布马褂，袖子已经破了，夷然不以为意。山东的天气，比较江南冷，而我只是棉袍子、棉马褂，并不穿皮衣服过冬，好像自己要锻炼一下耐寒的身体。那时不但我没有官服，南方来的教员，谁也都没有带官服来，既没有官服，只得穿便服了。

　　这一天拜孔之礼，总算拉扯过去了，但是说要对学生训话，却并未实行。据云，另有要公，必须打道回衙去了，那倒使我轻松一下，不然，他训话一番之後，至少我也要说几句恭维他话吧。不过他留下一句话，说是以後每逢朔望都要来拜孔。其实青州府也有学宫，也有大成殿，你一定要拜孔，也可以尽管正式到那里去。而且地方官各府各县，也从没有规定每逢朔望，必要拜孔谒圣的，那岂不是故意给学堂捣蛋吗？但他是青州府知府，又是学堂的督办，办学堂的经费，要从府里发放的，俗话说：「不怕官，只怕管。」他要怎样，只得依他怎样了。所以每逢朔望，行拜孔典礼，好似串一出戏，那倒不来管它了，而这一天的上午，为了把课堂权作礼堂，并且为了谒圣，便不能上课了。上午谒圣，下午学生便藉词休息了。起初还像样一点，後来教员溜之大吉，学生则「如不欲战」，我劝他们帮帮场子，好在一个月只有两次，後来连太尊也不能如期来了，但是我们倒要预备呀。

　　有一次，为了学堂某一件事，必定要与府里商量请示，我便写了一封信去。那是曹耕翁在任时，一向是如此的，有例可援。可是这次那里的号房（收发处）拒绝不收，把原信退了回来。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呢？说是：「送来的信，没有红签条，不合程式，况且我们大人，老太太在堂，避免那些没有红签条的信封，送到上头去，碰过了钉子，所以不收。」原来有这么多的忌讳，那真是出於孝心吗？他们官场中最怕丁艰，丁艰就要弃官守制，是做官人最犯忌的事。

　　我说：「这容易办，换一个信封就得了。」（原来苏州那些笺扇店，古色古香，制了这种有瓦当文、钟鼎文的信笺信封，有朋友送了我两盒，我便带到青州，不经意的用了。）那时我便换了一个红签条的大信封，里面的信笺也换过，开头写了几句恭颂他的四六句子，然後方说到正事，想没有话再说了。至於说不合程式，一个学堂监督，对於他们地方官，应用如何程式，当时也没有规定，只好我行我素了。我觉得曹耕翁在任时，我太脱略了，什么程式不程式，我完全不知道，但官场中最讲究程式，直到辛亥革命以後还不能改。

　　又有一次，段太尊到了学堂里来，学堂里有一间会客室，上面有坑，坑上铺以红昵的垫子，有铜痰盂，有瓷帽架，富丽堂皇。十足是个官样文章。以前曹太尊来，也是先到这会客室坐地，如今段太尊来，也在那里坐地。那个监学兼庶务的李先生，为了会客室四壁空虚，挂了一些从上海购来的植物、动物彩色图画。这都是日本印刷品，那动物图中属於水族一类中，有许多鱼类龟类的标本。段太尊看了，觉得很不须眼，便叱问道：「谁主张把这忘八也挂在这儿喇？」立命撤去。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他那样思想不开明，实在我已没有法子再和他周旋了。这时他又觉得学堂里的课程表，不合他的意旨，要加以重新修改。我不等他的提出，便把辞职书送进去了。他在面子上，也加以挽留，但我知道不过虚与委蛇而已。总之我总算客气的离开这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职了。

　　这在两年以前，学风起初很不好，学生们到学堂里来，好像是住不要钱的旅馆。因为膳食、住宿、杂费，全是学堂供给的，上课无一定时间，吃饱了饭，出去游玩，晚来回到斋舍里住宿，再自由也没有了。这两年来，不敢说如何进步，总算是上了轨道。以曹耕翁的努力，学生也增加到八十人。

　　学生的思想也渐改正，很有几个人肯用功的，可惜他们年龄太大了。有几个和我比较亲近的学生，当我离开青州府的那一天，还到车站上送我，这使我不禁有些惭愧感想呢。

　　在我离开青州府的时候，南方来的几位教员也联袂走了，并非和我同进退，实在也觉这位段太尊有些叙不下。胡菊如後来有朋友介绍到上海申报馆当会计，一直到他故世。杜安伯回到苏州当英文教员，好像在草桥中学也教过书。徐粹庵回到常熟，忽然留了一部大胡子，但过了几年，胡子又剃去了。此君乡誉不大好，他的哥哥徐念慈，却是不寿，中年即逝世了。

　　做官人往往相信运气，曹耕翁是光绪丙戌进士，他这一科，有徐世昌、陈夔龙、杨士骧等，都是同年，偏他与杨士骧结成了儿女亲家。他最初简放直隶（今河北）宣化府知府，那时杨莲府不过是直隶通永兵备道，道府非直属，不用廻避。乃杨累擢至藩司那便例应廻避了，於是调任青州府知府，不意杨又追踪而至，升为山东巡抚，又要廻避，再调湖北襄阳府知府。其时，陈夔龙已是湖广总督了，未到任以前，谒见陈筱石，陈筱石说：「老同年仕途蹭蹬，我既在此，应得帮忙，请不必到襄阳府本任，我以鄂督名义，奏调署汉阳府，兼八卦洲厘金总办，或可稍充宦囊，便即归营菟裘吧。」但他一直老书生本色，不善经营，恐亦未有所得。

　　辛亥革命以後，他回到苏州故乡来了，苏州人因他是乡前辈，推他为省图书馆馆长，即在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中。其时我已移居上海，那一年回苏之後，便去访问他。他送了我一部是他自己的诗文集，是木刻大本线装的。还约我请吃便饭，我以来去匆匆辞谢之。他的长公子恭翊，即彭诵老的女婿，在外交部当差，曾做某处的领事（似为纽丝纶，已忘却了），次公子恭植，後为李搢臣的女婿，早故。李搢臣，後升山西大同府知府，旋擢巡警道，革命以後，曾任山西财政厅长。有一天，我在上海法国公园遇到了他，已自山西告病回来，观其走路蹒跚，语言塞涩，恐是真病，未几亦谢世了。後又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祖虞大律师，又认识他的一位公子李宗瀛兄，这都是後话。写到此，归结了在青州府的登场人物，可以闭幕了。

文如玉

六十七、移居上海之始

　　我在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和上海的诸友好，频通音问，我所交游的，当然是一班文人。那时上海的文化，愈益进展。商务印书馆自被火烧後，加股增资，延请了张菊生（元济）设立了编译所，编译了许多新书，大事扩张，其它，新的出版家，一家一家的开出来了。出版的书，自然各种都有，关於政治、经济为大宗，其次也涉及各科学，而最特出的，乃是小说，曾孟朴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所，名字就唤做「小说林」，顾名思义，这个出版所，不必问，完全是出版小说的了。

　　他们不但这出版所称唤做小说林，还出了一个月刊，也叫「小说林」。孟朴自己写「孽海花」长篇小说，连载在这月刊，颇足哄动一时。原来「孽海花」本来是吴江金松岑发起的，借一个名妓赛金花，以贯通前清同光之间的轶闻史事。那时我国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办了各种杂志，江苏留学生办的，就唤做「江苏」。孽海花本在「江苏」上发表，「江苏」停办了，金松岑只写了三四回，无心再写下去，因为孟朴高兴写，他在北京，知道这班名公钜卿的轶事甚多，便让给他写了。

　　我在青州时，孟朴也曾写信给我，徵求小说稿。我在那时候，自己还不敢创作什么长篇，只偶然写几篇短篇而已。短篇大都是文言，长篇应为是白话，但译作虽是长篇，亦用文言，这个风气，自然要说是林琴南先生开的了。我从上海到青州府去时，也到虹口去选择了几部日本小说，不论是什么名家非名家的，记得有一部唤做「银山女王」，还有几种名字也已经忘了，随时译寄给他们，他们倒也欢迎。

　　自从时报出版了，我在青州即定了一份，虽然要隔了三四天，方可以寄到，但青州没有出版物，几等於空谷足音。中国的报纸，我觉得自中外日报出版後，革一次命。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起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人多许。亦有笔记、诗话，狄平子所写；小说大都陈冷血执笔；皆我所爱读。

　　我此时益技痒，偶亦投以笔记、短篇，立见登载，并寄来稿费。既而狄楚青、陈景韩均以书来，询问近状，并暗示与其在山东那种地方办官学堂，何不到上海来帮帮我们的忙呢？同时曾孟朴也有信来，意思说：高兴到小说林里来吧？我们正虚左以待呢。这时曹耕翁走後，正感到这位段太尊的难於伺候。我想即使放弃了这只新式冷板櫈，也不愁没有啖饭地，於是我便浩然有归志了。我是到了明年（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夏历二月中旬，才到了上海来的。因为辞职以後，便觉得「无职一身轻」，在青州的朋友们，都劝我过了新年去，我与吾妻商量，也觉得回苏州过年，未免太局促了，在异乡过一个新年，也别有风趣。我虽然到了青州府两年来，竟没有到过省城济南，在正月下旬，又同几位友朋，到济南去一游，揽赏大明湖，历下亭风景。回来後，又遇这个时候，天气不好，航海有风，又躭搁了好多天，但我觉得归心如箭，不能久待了。

　　谁知这一回，到了船上，遇着一次极大风浪，为生平所未经过的。因为我几次航海，都不晕船，而且有两次真是风平浪静，好似在长江船上一般，这次却吃不消了。自上船以後，便不敢进食，呕吐频作，雳苏已病不能兴，连三岁的可芬也呕吐了。那个浪头，高过於船楼，只听得甲板上唿朗朗一片水声。他们把上下舱门全都钉起来了。船是德国船，德国人是有勇气的，船上的职员与水手们，大家穿了雨衣雨靴，一致在风浪中工作与搏斗，只听得呼唤声、水声，闹成一片。

　　船行至半途，忽然抛了锚，船上有开炮的声音，我觉得奇怪了。问起了船上人，原来是前面发现了一个水雷，他们要开炮打沉了水雷，船方开行。那时中国的海面，怎么有水雷呢？原来还是上一年日俄战争时候，留下了遗物。那水雷是不生眼睛的，而且他们的战争，就在中国的近海，水雷没有扫净，它便到处飘流了。这个讨厌的战争遗物，总是危险的东西，所以即使航行时不碰着它，或者以为时间长了，不能起什么作用，可是看见了它，总要把它毁灭，自己不受害，也怕别人受害，这也是他们航海家的一种公德心呀！

　　到了上海以後，我们就住居在汉口路一家新开的旅馆里，那时候的旅馆，已进步得多了，我们便包了一间房，饭食另计。我想在上海游玩几天，然後回到苏州去。即使我在上海就事，家眷住在苏州，亦无不便。苏沪铁路造成，早已通车，往来不过两三小时，可云迅速。可是到了上海以後，天天下雨，这一次，下了二十几天的雨，我们在旅馆里阻住了，因为带了很多的行李，还有小孩子，下雨天不便回苏，因此一天天的拖了下来。

　　可是有许多朋友，都劝我，家眷何必要回到苏州去，就居住在上海，岂不甚好？从前你有祖老太太在堂，不能离开苏州，现在仅有夫妇两人，和一个女孩子，只是一个小家庭，你既在上海就事，便没有回苏州的必要。那一天，我去访问杨紫驎谱弟，适遇他的哥哥杨绶卿在家（他是一位孝廉公），也劝我住在上海，因为他最近从苏州来，知道近来苏州的近况及生活问题。他说：「有许多人以为住在上海费用大，住在苏州费用省，我最近调查一下，衣、食，住、行四个字；衣物原料，倘是洋货，还是上海便宜，不过裁缝工钱略大，但难得做衣服，或自己能裁缝的，没有关系；米是苏州便宜，青菜与上海相同，鱼肉丰富；所差者房租上海要此苏州贵两倍多，但只是一个小家庭，也不过上下数元之间；在行的方面，上海有人力车，车钱支出较多，但倘使家眷住居苏州，免不了一个月要回去几趟，一去一回，这笔火车费，计算起来，倒也不小咧。

　　被他这样一分析，觉得从经济上着想，住上海与住苏州，也相差无几。更有一件事；现在上海风气，往往对於职员，不招待膳宿，即使有可以膳宿的，也总觉不大舒服。如果借住在亲戚朋友之间呢？上海寸金地，挤人家也不好，而且可以白吃白住在人家吗？一样要贴费给人家，倒成了苏沪两面开销了。若是住旅馆，那是费用太大，更不合算了。

　　因此与震苏一商量，便决定住在上海了。既然决定住在上海，便要立刻去寻房子，虽然天常常的下雨，也要冒雨进行了。到那里去寻房子呢？我却有一个目的地的，便是向新马路一带进行。所谓新马路者，後来的派克路、白克路一带地方，从前都呼之为新马路，因为那地方的马路，都是新开辟的呢。

　　为什么我要那地方进行呢？这有几个原因：一则、那地方是著名的住宅区，我有好多朋友和同乡，都住在那个区域里，彼此可以访问和招呼。二则、从前金粟斋译书处，就在白克路登贤里，我在那里住过，路径比较熟悉。三则，曾孟朴小说林编辑所，也在新马路梅福里，此刻虽没有说定，将来恐成为事实，而到时报馆去，也不甚相远。为了这几个理由，我所以向新马路一带进行。

　　但是说容易却也不容易，我一连去跑了三天，有种种关系，都觉得不合适。而且近几年来上海日趋繁盛，因此空屋子也就不多。直到了第三天，已经跑到了爱文义路一条河浜边（这条浜，原名陈家浜），有条衙堂，唤做胜业里，是个新造房子，里口贴了召租，说是一间厢房楼要出租，实在那地方已经出了我目的地的范围了。我便不管什么，便跑进去看那房子。

　　我叩门进去，有一十八九岁的姑娘，静悄悄的在客堂里做鞋子，客貌甚为美丽（就心理学家说：这个印象就好了），我便说明要看房子，便有一位老太太出迎，领我到楼上看房子，本来是两楼两底，现在只把楼上一个厢房间出租，因为房子是新造不久，墙壁很乾净，厢房朝东，後轩有窗，在夏天也很风凉，一切印象都好，我觉得很为满意。

　　我问她租金若干，那位二房东老太太先不说价，详询我家中多少人？是何职业？何处地方人氏？我一一告诉她，她似乎很为合意。她自己告诉我：他们家里一共是五人，老夫妇两人外，一个女儿，便是刚才所见的，还有一子一媳。他们是南京人，但是说得一口苏州话，因为她的儿媳是苏州人。她说：「我们是喜欢清清爽爽的，如果人多嘈杂，我们便谢绝了。你先生是读书人，又是苏州人，我们不讨虚价，房租每月是七元。」我立刻便答应了，付了两元定金，请她们把所贴召租，即行扯去。

　　回到旅馆，就与吾妻商量，请她去看过一遍，以为决定。她说：「我不必去看了，你以为合适就是了，我在上海，一切不熟悉。」她又说：「既已看定了房子，最好能早些搬进去，住在旅馆里，花钱太多，而且实在不便。」上海借房子，就是那样便利，今天说定了，明天便可以搬进去。

　　於是不到两天，我们便从旅馆里迁移到爱文义路胜业里蔡家的房子里去住了。

　　但这是一个草创的家庭，一切器具都没有，虽然我们在苏州的家具甚多，也可以运到上海来，却是缓不济急，且有许多烦杂，不如简单的在此置备一些。那时上海初流行的铁牀，还是舶来品，我就买一张双人床，其它的木器家具，也算是应有尽有，总共也不过百元左右，最要紧的是炊具，厨房可以合用，炉灶必须安排，草草布置一下，居然一个很安适的小家庭了。

文如玉

六十八、新闻记者开场


　　我到了上海的几天内，即到时报馆去访问狄楚青、陈景韩两君。那时候的时报，是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广智书局的楼上。走上去是一条黑暗的楼梯，到了楼上，始见光明。时报是在一九○四年，清光绪三十年间开办的，到这时候，大概有一年多了吧？虽然销数不及申、新两报之多，一时舆论，均称为後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我知道上午是报舘里没有什么编辑人的，所以到了下午方去。到了报馆里，先见的陈景韩，他见了我，开口便说：「楚青想请你到报馆里来，可以不可以呢？」正在谈话时，楚青已来了，他总是满高兴的样子，穿了一作黑昵的马甲，胸前一连串的钮扣，向来是一个也不扣的。匆匆忙忙，好像是坐不定，立不定似的，我和他初次见面，好像我已答应他到报馆里来了，便和我当面讲条件了。

　　他的条件，是每月要我写论说六篇，其余还是写小说，每月送我薪水八十元。以上海当时的报界文章的价值而言：大概论说每篇是五元，小说每千字两元。以此分配，论说方面占三十元，小说方面占五十元。不过并没有这样明白分配，只举其成数而已。这个薪水的数目，不算菲薄，因为我知道我的一位同乡孙东吴君，此我早两年，进入申报馆当编辑时，薪水只有二十八元。孙君说：「就是每月二十八元，也比在苏州坐舘地、考书院，好得多呀。」（他是南菁害院高才生，素有文名的。）何况八十元的薪水，还比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咧，因此我也很满意。写论说，自然是针对时事发言，那是有时间性质的。我中做八股出身的，写论文只不过偶然为之。

　　也曾看到报纸上的论说尽是那种滥凋，人称之为报舘八股，但我这个科举八股，怕对於报馆八股不中绳墨。写小说，已觉得轻而易举了，并不硬性规定每日要登多少字，但至少也得像个样儿，可以引人入胜。因为时报很注重小说，狄楚青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便写了长长的一篇提倡小说的论文，说是小说感人的力量最深，胜於那种庄严的文章多多。

　　陈景韩（笔名冷血）也在时报上写小说的，他写的小说，简洁隽冷，令人意远。虽然也有许多译自日文的，但译笔非常明畅，为读者所欢迎。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楚青的意思，要我与冷血的小说，轮流登载（那时的报纸，每日只登一种小说），以餍读者之望。

　　单是写论说与小说，我不必天天到馆，这个工作，在家里也可以做呀。但楚青的意思，要我天天到馆，在主笔房里，另设了一张写字枱，安排了笔砚之类。他说：在报馆里天天见面，大家亲切有味，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讨论。便是写论说，也可以对於新闻上，有所讨论商酌，每一个报馆常有论调与人不同之处，论说上或还有必须修改之处，仅仅是闭门造车，我以为是不大相宜的。

　　这时候，上海的报馆，没有一定的制度。不像现在那样，有社长、有总编辑，以及许多名衔。一个报舘里的两大权威，便是总经理与总主笔。名义上自然总经理管报馆里一切事务，总主笔担任编辑上一切事宜，但是总经理有时也可以干涉到编辑部，而且用人行政之权，就属於总经理（私人出资办理者，便称为报馆主人），所以当时的总经理，就等於现在的社长地位了。

　　时报馆，狄楚青是总经理，罗孝高当时是总主笔。罗孝高是广东人，他是康南海的学生，梁卓如的同学，因为时报馆的成立，是有康粱一部份资本在内的，所以他们推举罗孝高为总主笔。此外主笔中，也另外有两位广东人，一位是冯挺之。另一位的姓名，我已忘却了。但罗孝高除审查论说外（有时也写论文），其余两位广东先生撰写论说外，他们都不管编辑上的事。

　　罗孝高有家眷在沪，不住馆内，两位广东先生合居一室，因为言语不相通，很少与我们接洽。

　　时报的编辑新闻人员不多，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便是陈景韩与雷继兴，他们都是松江人（那个时期，上海报馆里松江人最多，上海县亦属於松江府也），而且两人是郎舅，继兴的夫人，便是景韩令姊，雷继兴学名一个「奋」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毕业生，思想明捷，笔下很好，我觉他是一个绝顶聪明人，可惜他是有病的，还是一种很深的肺病咧。

　　此外还有一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那时上海中文报，对於外国新闻，不大注重，英国的路透电，不送中文报，要从西文报上转译得来，读者也不注意，除非世界有大事发生，始登一二。其它外国通讯社，也很多尚未出版的，所以这位翻译西文的程先生，每天不过从「字林西报」译载二三条关於中国新闻的，至於编者不用，他也就不管了。还有一位专译电报的张先生，也是广东人，年纪五十多，他的译电报，可真熟极而流，看了号码，便知什么字，用不着翻电码书。时报上的专电，都是深夜方来，幸亏他翻得快，不致效误时刻。以外便是校对先生了，只有两人，都是熟手，因此报上的错字还不多。

　　报纸上，除了论说，时评（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一是时事的评论，一是时报评论，有双关之意义）以外，便是新闻。新闻可以分三部，一是要闻，质言之便是北京新闻；二是外埠新闻；三是本埠新闻。要闻当然是最主要的，这时候，中国并没有通讯社，可以当天发电报，要消息灵通，便靠报馆里自己的私家专电。那些专电，大概都是北京打来的，因为前清的政府在北京，所以政治的重心，也在北京了。其次是北京通信，这北京通信，也是时报所创始，延请文学好而熟悉政情的人，观察时局，分析世事，那种通信，大为读者所欢迎。其时为时报写北京通信的是黄远庸君，江西人，前清进士，曾留学日本，後亦为申报北京通信，袁世凯帝制时代，在美国为华侨所暗杀。後来又有邵飘萍、徐凌霄诸君，也为时报写过北京通信，此二人为我所推荐。

　　外埠新闻，就是除了北京以外的全国各地新闻。但是就各地而言，也只有东南几个省城，或是几个通商口岸，才有访员（咱称访事），这些访事的薪水，极为微薄，每月不过通若干信，他们也访不到什么新闻的。只是邻近上海的各处，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江浙两省的各繁盛府县市镇，时报设有分销处地方，新闻也便多一点了。但是某一地方，倘然发生了特别重要事件，那也有发专电，写通信之可能。

　　本埠新闻，在最初是极不重要的，报馆开在租界里，所载都是租界内的事。主要是公堂访案，专管人家吃官司的事。公堂访案就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别，那些访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每月仅在十元以内，但是他们不嫌菲薄。因为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组织的，担承上海各家报馆的本埠访员，送出来的稿子是一律的。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又叫新衙门）对面，有一家茶馆，便是那班公堂访员的茶会。倘有一件官司，当事人不愿登报的，知道这个门径，或者进行了贿赂，他们就可以把这件案子，不送报馆。但是後来不行了，上海的事业，日渐繁复，本地的新闻愈趋重要，各报馆都有了外勤记者，这一班旧式的本埠访员逐渐淘汰了。

　　在申报、新闻报的当初，编辑方面，更为简单了，他们是所谓混合编辑。用一种只可以一面印的油光纸印的，统共只有一大张，徜然加半张的话，名之曰附张，附张上专载各省督抚的奏摺之类。正张上，开首是一篇论说，以下便是上谕，宫门抄（不是最近的），以下便是各地新闻，本埠新闻，也从不分栏的，此外便是洋行广告了，总之是广告多於新闻的。直至「中外日报」出版，方用了两面印的白报纸，可是申报，新闻报，老不改良，在我进时报的那年，还是由一面印的纸张咧。

　　时报上的要闻与各埠新闻，都是陈景韩编的，本埠新闻是雷继兴编的。那个时候，各地正在闹地方自治，上海本地的一班有志之士，兴教育，办实业，也正在奋发有为，在租界以外的南市、西门、闸北、浦东，也都兴盛起来，继兴是精明法政的人，所以他编上海的地方新闻，是最为适宜的。

　　我进了时报三个月後，楚青与陈雷两君商量以後，把编新闻的事，再一调整，是景韩编要闻，我编外埠新闻，继兴仍编本埠新闻。但是仍旧通力合作，如果有一人因事告假，其余两个人中，可以代为发稿，我们三人又商量定了，各人在他所编的一栏里，就当天所发的新闻中，择要写一个极短的时评。那时评一，属於要闻；时评二，属於外埠新闻；时评三，属於本埠新闻。

　　我後来这论说就不写了，起初写了几篇，交给总主笔，有的马上登出来了，有的没有登出，有的略加修改後登出。初进报界，我不知道如何立论，方合舆论，方切时局，方符体裁，自然还是学习态度。那是白纸黑字，印出来要给人家看的，当然要句斟字酌了。我向来写什么文字，既不起稿，又不修改，我妻常笑我，说我的写文章，「出门不认货」，这次较仔细一点，但没有登出，不死有些懊丧。再有写文覃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见人家改窜了，心中便有些不舒服，便要根寻以何理由而改窜？倒是不登，来得爽快。

　　後来我问起景韩、继兴他们也不写论说，我觉得他们的文字，都比我写得好。景韩的文章，简洁老辣，即写时评、小说亦然。继兴，是日本早稻田高材生，他在新出的法政杂志上也写文章，理解鲜明，文词畅达，为什么都不在时报上写论说呢？我问了他们时，他们说：「反正有广东先生在写了，我们乐得藏拙躲懒。」於是我学了他们的样，我也不写论说，我也藏拙躲懒了。并且以後编外埠新闻稿，每月要写三十则时评，难道还抵不上六篇论说吗？

　　实在，当时报纸上那种长篇累牍的论文，倒不如短小精悍的短评，易於使人动目。大概普通读报的人，一份报纸到手，翻开来最主要的是要闻与专电，其次是本埠新闻与外埠新闻，就在那时候便有一二百字短文，也连带一起读下去了。到了最後，或者读读论文，事忙的人，对於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简直乾脆不看论文。况且那时又都是文言，没有圈点，像近日的新式符号。写论文的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成了一种滥调与老套，因此人称为「报馆八股」。

　　就这样，俗语说的，我就吃了报馆饭，做起新闻记者来了。当我就职时报馆的时候，我的家乡许多长亲，都不大赞成。

　　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便以此告诫我，他是一位好善的长者。我想：如果我的祖母在世，也许不许我就此职业。那时的清政府，也痛恨着新闻记者，称之为「斯文败类」，见之於上谕奏摺，然而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不免便走上这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