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这20年

文如玉

记者／宋诗婷

电影《小武》剧照，这大概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以小偷作为主角

又见“小武”

“你先转转，找个户外能抽烟的地方。”王宏伟发来一条微信。

他知道，我已经在这座城市停留了4个小时。早上7点03分，我乘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2小时34分钟之后到达安阳东站。这条高铁线已经开通6年，这6年也是王宏伟开始“不了解安阳”的6年。

我绕着万达广场转了一圈，没找到一处能抽烟又能聊天的地方，打算坐在肯德基里等他来，再一起商量个去处。

我脑子里的王宏伟依然是《小武》中的模样，三七分的头发有点油，鼻子上架一副大个黑框眼镜，眉毛总是皱着，眼睛随眉毛的角度眯缝起来。当年，他还很瘦，身上挂一件肥西服，晃来晃去的。

对于认出20年后这个王宏伟，我没有把握。闲等的时候把弄着手机，把“王宏伟”“小武”“栗宪庭电影基金”“贾樟柯”几个词来回排列组合，输进检索框里。

他脱离贾樟柯之后的生活，公众大多一无所知。我偶尔听艺术圈或影视圈的朋友提起，知道他早已搬去宋庄，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这些年办了几届独立电影展，组织栗宪庭电影学校的教学，教了不少学生。电影也一直在演，只是作品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事实证明，我多虑了。王宏伟一出现，我就认出他来。眼前的“小武”像所有中年男人一样，命中注定般发了福，方下巴变成了圆的，头发剪短了，再不用别在耳后。黑框眼镜变成了金属框，因为圆脸的缘故，眼睛更小了。让我一眼认出他的是依然不屑一顾的神情和走路的样子。商场里当然不能抽烟，但每次回忆起初见的这一瞬间，我总觉得他手里夹了根快抽完的烟。

最近几年，王宏伟一直担任“栗宪庭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扶持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创作

“这我也不熟，现在中国城市都一个样，没劲。”王宏伟带着我，又绕广场转了一圈，我们钻进美食街，目光投向一家家奶茶店、串店和鸡排店。“都不是聊天的地方。”他边说边掏出手机，想找一家位置不远的咖啡馆。

“算了，还是去我去过的那家吧。”他带我打车，找那家“能抽烟的咖啡馆”。一路上，他聊起高铁的开通，以及这条铁轨如何在安阳古城带出一座让他陌生的新区。“变得太快，还是老城好，你应该去转转。”这段闲聊很难不让人想起《小武》，贾樟柯在老街即将消失前拍下这个故事，贾樟柯的故乡汾阳和王宏伟的故乡安阳相距不到500公里，城市命运都是类似的。

车开了七八分钟，司机听王宏伟的指示，降慢了速度，在他印象中的位置绕了两圈，依然没找到那家咖啡馆。最后，他放弃了，让司机把我们带去了别处。

拍电影

临时换的咖啡馆也能抽烟，这让王宏伟觉得踏实。

“我还带顾峥来过一次安阳呢，20多年，都快忘了。”王宏伟看着窗外，被我逼着回忆往事。

顾峥是王宏伟的室友，当年“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大学时，两人整天混在一起。应届生顾峥是他们那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最小的学生，王宏伟24岁，是大哥哥，“在社会上混过4年”。

“20岁我就是国家干部了。”王宏伟嘴一撇，像是嘲笑自己，也顺带嘲笑了当年的体制。80年代末，他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安阳当地的粮食局，抱上了铁饭碗。年轻的国家干部和一群四五十岁的叔叔成了同事，管事儿的主任快退休了，每天只剩下熬日子。王宏伟一眼看穿了自己的人生，只要不出岔子，他也能混成管事儿的主任，甚至更大的官，三四十年后，他也会退休，每天只剩下熬日子。

“别混了，念书去吧。”这层窗户纸被哥哥捅破了。王宏伟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文化课水平，外语不太行，数学一塌糊涂，语文还不错，算是个文艺青年。受客观条件所限，他在艺术门类里挑挑拣拣，选中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文学系。“考了3年，工作第四年总算考上了。”这不是个好时间点，按国家政策，只要再晚走一年，他就能带着工资去念书，在北京的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但实在是待不住了。”因为这个，他和父亲争了好几次。什么时候老人不再念叨的？1993年，王宏伟进大学后，国家粮食政策放开，粮食局解体，铁饭碗碎了一地。

90年代初的北京电影学院还没扩招，有点精英教育的意思，整个年级才100多人，文学系只有13个人，“还有一个因为他妈的军训打架被开了”。

王宏伟和顾峥住616寝室，隔着一道门的618住着贾樟柯。王宏伟热爱打麻将，没过多久，顾峥也学会了。学校走廊里时不时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回荡，那都是王宏伟们消磨青春的声音。

除了打麻将，正事也得干。他们那届文学系侧重理论，不提倡搞创作。“寝室里看一圈，另外俩大哥比我还大，也不像对搞创作有兴趣，就顾峥还行。”王宏伟还记得，顾峥整天抱着乔伊斯、博尔赫斯看，特别高深，特别不接地气。

跟贾樟柯一起组建电影小组，拍《小武》和《站台》是后来的事，在那之前，他也在琢磨着自己写剧本。“跟你说，我的意识挺超前的。”他指的是拍涉案剧。那年“大一”暑假，他带顾峥回安阳，除了陪生病的母亲，偶尔闲逛，还有件事想做——当地法院院长是他父亲的小兄弟，他想托这位叔叔帮忙弄些卷宗来看。可一回家才发现，叔叔去了北京进修，没他护着，卷宗看不成了。创作上事与愿违，他带着顾峥跟老家的同学、朋友看了半个月世界杯。那个夏天，马拉多纳重出江湖，忧郁的巴乔哭碎了亿万少女的心。

现在想想，王宏伟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他是“混社会”的人，在学校期间没闲着，给广告公司充当廉价劳动力，一晚上手写三个创意，“当练习了，也没赚什么钱”。那是国内4A广告公司最洋气、有钱赚的年代，毕业时有个法国公司找他去做总监，月薪七八千，被他拒绝了。“还是想弄片子。”他去了个当时业内名气很大的影视公司，拿着1800块的薪水，操着几个亿的心。

当年，香港的麦当杰、麦当雄兄弟也来内地找人，他们想拍广州桥下的流浪儿童，用纪录片素材做个现实主义的商业片。“那会儿，香港人的意识还是超前，有点许鞍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感觉，又酷，又触碰社会现实。”王宏伟一度试着给他们写故事，但广州、流浪儿童都离他的生活太远，情感上隔着，最终也没写出来。

成为演员

“大二”那年，贾樟柯、顾峥、王宏伟参与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立了，一群想拍电影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蹭摄影系的机器，蹭电视台的机器，蹭接私活的机器，见缝插针地拍片子。

后来，影迷圈流传着很多关于这个电影小组的传说。制片人王宏伟拿着100块经费，打了半天麻将，凑上了拍片子的钱。贾樟柯躺在宿舍床上揭竿而起，高喊“打倒导演系”。《小武》最后一场被抓的戏，围观拍摄的群众成了群演，这灵光一笔被渲染得神乎其神。“贾导演名气越大，这些事就被传得越跟什么似的，临场应变的东西有，但没那么神道。”王宏伟又嘴角一撇，过去的事，他不太喜欢提。

但真正“拍上片子”还真是从《小山回家》开始的。这是几个年轻人第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是王宏伟第一次成为贾樟柯电影里的男主角。“黑了咕咚的，搞的什么玩意？”王宏伟至今记得一些同学看完片子的评价，他却不以为意，“毕竟我们是学理论的，知道电影打哪来，往哪去，你得有个坐标”。

拍完《小山回家》，贾樟柯忙着运作电影，去了香港，参加了电影节，还认识了后来的制片人李杰明和摄影师余力为。那会儿，王宏伟正忙着一个大项目，已经很少在学校里出现。“你还记得那阵子新闻里总讨论塑料饭盒污染环境吗？当时有个企业要推广一款可降解饭盒，要打广告，要在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全在忙活这事。”王宏伟觉得，自己答应拍《小武》是被贾樟柯连哄带骗的。电影4月份开机，人民大会堂的发布会安排在4月中旬，两件事撞车。“他就忽悠我，咱们毕业了，得有个作品，留个纪念。你别说，贾导演说服人的能力非常强。”王宏伟一咬牙，发布会不参与了，钱不要了，拍电影去。

那是他第一次到汾阳，破败的小县城，骑个自行车，20分钟就能转上一圈。贾樟柯张罗了一个破招待所，大通铺，七八个人一起住。为了省饭钱，他还找了个当地厨子给大伙儿做饭。“豆豉鲮鱼油麦菜，土豆炖肉，虾酱豆腐，还有个什么菜，总是那四样，后来都吃恶心了。”提起当年的伙食，王宏伟像是嘴里还有那股虾酱味似的。

电影里“小武”的形象，以及王宏伟的表演都被视作开创式的。“小偷”第一次以主角，而不是反面典型出现在大荧幕上。王宏伟一张普通脸，有点愤世嫉俗，他和贾樟柯临时找来的当地人一起演戏，说话、做事都是生活中的样子。

后来，《小武》里王宏伟不像表演的表演被认为是“高级的表演”。“随便演，没什么技巧，也没有排练，说说戏就直接来，我和小贾太熟了。”王宏伟受不了当时学院派那套表演教学，“在学校里也上过一学期表演课，学个猫，学个猴，跟幼儿园似的，跟人没关系，我勉强及格。”

当警察的父亲看了王宏伟演的小偷，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不像，依然是个文学青年。

《小武》做完，贾樟柯又忙着运作电影，满世界飞，去了不少电影节。电影不能公开发行，他就到处组织放映，小圈子里口口相传，“贾科长”开始有了点名气。王宏伟和顾峥憋在寝室里写论文，总算换了张毕业证。顾峥依然脚不沾地，考了研，继续读书。王宏伟进了那家名气很大的影视公司，改剧本，找枪手，开各种策划会、展会。按顾峥的说法，“老板认出了王宏伟就是小武，格外器重一点”。

顺风顺水的职场之路又被贾樟柯叫停了，《站台》要开拍，年代戏，跨度长，拍摄时间久。王宏伟请不来那么长的假，只能辞职。“这会儿贾导演说，我、他，还有余力为是全剧组酬劳最高的。”王宏伟喝了口咖啡，“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找一经纪人去和他谈谈呢？”

《站台》之后，王宏伟又出现在贾樟柯的《世界》《三峡好人》等电影里，戏份越来越少，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好像只是贾樟柯需要“小武”这个符号一直在电影里出现似的。

“没什么意思了。”王宏伟说。

电影《小山回家》剧照

“地下”了20年

“如果当初不演小武，去搞那人民大会堂的发布会了，那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个方向。”类似的假设，王宏伟一定做过很多次。

过去这些年，他也会继续演戏，几乎都是艺术片，很多时候是帮帮新导演，“拿到些片酬就行了”。就像贾樟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学院派认可一样，王宏伟的表演，大家喜欢是喜欢，但它不在主流之内，“导演不敢用，或者不屑于用，总之就是，你不在人家的体系里”。

当年《站台》放映的时候，王宏伟认识了朱日坤，后来朱日坤去了宋庄，帮栗宪庭打理电影基金。淡出贾樟柯电影那几年，王宏伟开始拍自己的纪录片。作为前粮食局员工，大概对土地和庄稼有点感情。2005年，他开始跟着一群收麦子的人奔波在华北平原上，想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几乎每年的麦子收割期，王宏伟都带着摄像机去拍上个把月，一拍就拍了10年。

“现在弄得怎么样了？”我问他。

“一堆素材，扔在那了，没钱、没工夫剪。”这是王宏伟和贾樟柯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执着，也不太愿意把自己扔在大众面前。

2012年，朱日坤离开了宋庄，王宏伟接棒，成了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也是为了电影学校，他和顾峥重新开始来往密切，学校缺编剧老师，他找顾峥来帮忙上课。有念过电影学校课程的朋友说，在那上课的一个月是纯粹的乌托邦式生活，课上课下谈的全是电影和电影圈的八卦，老师学生一起吃饭喝酒，怪人很多，也就没必要比较谁比谁更古怪一点了。

2004年《世界》上映之后，贾樟柯算是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几年越来越主流了。但王宏伟做的那摊事，一来是缺钱，二来是扶植的一些电影和放映，总会触碰些东西，所以始终处于半地下状态。对于中国电影史，王宏伟这份工作很重要，对于他自己，这工作又赚不了几个钱。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找个合适的时机，要把交接棒传给年轻人。3年多过去了，这根棒却还握在他手里。

“一会儿和我去吃饭吧，都是我同学，到了就别聊这些了。”因为有了微信，这几年，王宏伟和一些失联很久的老家同学重新联系上了。他不常回家，但一回来就约顿酒，打打麻将，这样的生活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