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后委所在的三交镇，地处吕梁山西麓，同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揪水河绕镇而
过，向西南流入黄河。小镇北距临县县城40华里，依山傍水，交通方便，又出产煤
炭。三交镇历史悠久，北周时是窟胡、定胡、乌突三部的交界处，所以叫做三交。
后委机关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
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延安虽小，毕竟是个城市。到了三交，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很大变化：一是从原
来相对和平的环境转入了战争生活；二是从城市转到农村，加上“扶老携幼”，生
活上有许多不便。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
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
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是，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
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电台无法工作；原有的人员一分为三，一部分在河
西前线，一部分远去河北，技术力量分散了；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组装和维修时
缺这少那；加上转移过程中，侦察电台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在此期间，敌台更换
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和一局的李涛、二局的戴镜
元、三局的王伊一起，发动大家想点子，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
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
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
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日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
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
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由于全国战场辽阔，我们的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
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
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人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
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
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9月下
旬，陈、谢部队从豫陕边隐蔽东进，准备在郑州、洛阳之间攻击国民党军李铁军部，
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来电要二局加紧将陇海铁路郑州、宝鸡段的敌方兵力调动情况
及时提供给陈、谢。10月2日，陈、谢部歼敌第十五师师部及六十四旅大部。1975年
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
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在陕北群山间同敌军周旋的中央纵队，没有固定的驻地，为了避开敌人的侦察，
也不可能架设功率较大的电台，单凭自带的几个小电台，只能同少数地区直接联系。
但是，中央又急需加强对全国各战略区、各根据地的联络。后委的电台通报后，5月
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
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
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
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
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
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后，构成
一个电波联络网。联络电报分为三类：少数是同中央直接联络的，大多数经由中央
后方大台转报，为了求得迅速，有些直接收转，有些由后委台译转。中央还电示中
央后委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李维汉和李克农，有关中央各部业务情况的通报，凡紧急
而重要的军政、特殊情报，须随时分别通知有关的前后方电台，“如认为有必要通
报蒋管区有关密台者，由你们自行决定。”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
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
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我兰州到沈阳一线的秘密交
通一度被严重破坏，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
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
通站，在山西岭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
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是，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
报，对外发表战报。中央纵队人力有限，所以对各方面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研
究这项任务就落在后委肩上。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
《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
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
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
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
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写出专
题材料，报送中央。
　　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后，后委曾多次汇总并通报各地的作战经验。我
记得曾介绍过西北野战军如何诱敌深人，牵着胡宗南部“武装游行”，在运动中接
连取得青化、羊马河、幡龙镇三战三捷的经验。11月中旬，晋察冀部队在朱老总指
导下，发起石家庄战役，一举歼敌两万余，首开我军向较大城市组织攻坚战取胜的
先河。后来，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前，曾来电询问城市攻坚作战的情况，我们根据
关内各区的经验作了答复。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途经三交时，
我们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的作战经验，向各战略区交流。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
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是，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
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零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
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4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
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
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
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
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当时，福
建、广东的农村中反动统治力量空虚。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
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
展游击斗争；并为曾生纵队的干部回粤工作开辟交通线，逐渐在闽西南建立游击中
心。6月，后委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6条建议。经各地党组织努力，闽
粤赣、湘粤赣、黔桂滇边区，浙东南、海南岛等地，先后建立了游击队。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来自三个方面：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撤回
来的人员；陕甘宁。晋绥区内原红四方面军的川籍人员；中央机关和陕北地区的川
籍干部。他们在训练班里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工商业政策、山区小分队的游击
战术，并进行了“三查”“三整”的学习。9月底，周恩来、任迅时同志电示我们：
这批干部的分配，等于江震和杨超到三交后面商决定。1948年2月，川干班的人员离
开三交回川时，陕南、鄂西已开辟了新解放区，他们就被留下来参加新区的剿匪和
建设工作。1949年，二野南下时，他们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人川，参加接管工
作。
　　五是，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
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人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
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
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4个连，
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聂荣臻同志还为这
些警卫战士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包括美式步枪500支，每枪子弹130发；机枪18挺，
每挺子弹500发。9月，后委向中央纵队运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
036丈，棉花1470斤。其他如电台的摇手，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骡马的蹄铁、肚带、
鞭梢等，也都根据前方的需要随时运送。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
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
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
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老八路

第十二章 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8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
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
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为了诱敌深人，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
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
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
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
　　毛主席说了一句形象的话：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
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
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钳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
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
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
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
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
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
李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
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
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间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
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
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
员共有5500多人，思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
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
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
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
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
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
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
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
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
或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
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
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
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
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讨论所作
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
为：“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
令陈康、谢富治率主力4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
冀军区提早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首战告
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
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
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
卫连的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
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清口过河，经绥德
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
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
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
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峡县（今原平县）、五台转人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
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
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
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
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
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
吴玉章。谢觉哉和陈道昆等驻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龙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
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
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
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4人为委员，叶
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有所扩大，由叶、杨、李维汉、
李克农、邓颖超5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伊和妇委的帅
光（帅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多。李伯钊参加土改工作
队，在康生那里的临县郝家坡重点村搞土改。《土地还家》《兄妹开荒》等小戏，
就是她那时在农村排演的。
　　后委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
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
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老八路

　离开延安就是迈步奔向北平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毛主席把他形象地比喻为想从峨嵋山下
来“摘桃子”。他一面以和平谈判来欺骗人民，一面以美国为后台调集重兵沿平汉、
正太、平绥铁路，分东。中、西三路进犯解放区，企图打通通往东北的要道，最后
消灭共产党。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鉴于东北是工业重地，而蒋介石在那里又没有一兵一卒，
因此决定向北推进、向南巩固的战略方针。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
书记的东北局，并从延安等地抽调大批军队和干部兼程赶往东北。19日，又成立冀
热辽中央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彭真、陈云、张闻天、伍修权。萧劲光等离开延安
前往东北，都是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走的。
　　当时，李富春是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是任弼时同志的助手。
书记处办公厅设在杨家岭新建的办公楼里，下设办公室、秘书处、机要处和行政处，
王首道、李质忠、曾三和邓洁等同志都在那里。它实际起了中央办公厅的作用，只
是不管王家坪军委那部分。李富春同志一走，弼时同志提议由我接替他的工作。
　　1945年10月，李富春同志临走时，把办公厅的工作向我口头移交，说：我这里
的工作你都清楚，就是这些人，这些事。他说：我早就想找个替身，现在总算把你
找到了。我当军委秘书长是有正式的委任状的，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口头交
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些，也不很注意这些事，后来到了西柏坡才有正
式的任命。
　　1946年上半年，和平在风雨飘摇中。6月下旬，内战全面爆发。11月　 12日，
蒋介石片面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会前他调动100个旅的兵力，攻打解放区。这时，
胡宗南手中仅有的20个旅，用10个旅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南线；在西线，马鸿逵、马
步芳部袭扰边区，国民党的飞机不断来延安侦察，延安一派备战气氛。11月上旬，
书记处决定保卫延安，在一两周内将部分人员和笨重物资器材疏散完毕。11日，刘
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我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
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疏散的第一步，先把年老
干部、家属小孩，向瓦窑堡转移。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
移。我们集中了各机关的骡马，又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因为敌
人的行动还没有开始，所以转移工作比较有秩序。过了一些日子，农历春节临近了，
在瓦窑堡的婆姨娃娃开始想家了，嚷嚷：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个年
多好。那时，照我的想法是不让回延安的，可是当时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
的饶漱石，跑到王家坪来找我，说：尚昆呀，照顾他们一下吧！我说不行，转移多
么不容易呀；一两千人，有许多是要骡子要马的。他一再坚持，我就妥协了，答应
有限制地回来，结果回到延安的有1000多人。他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胡宗南就行
动了，又只得回瓦窑堡。这一次就没有上次舒服了，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
只好让大家步行。好在从延安到瓦窑堡只有百把华里，结果有些人就骂娘了，说你
们也不弄清楚敌情，害得我们脚上打泡！
　　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这两三千人和一
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
过黄河；没有这一招，还不成呢！这支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
谢觉哉等，都需要坐车骑马，整个队伍是辎重性的。需要的骡马，都靠征调。我没
有同他们一起走。
　　秘书处的转移，由曾三带队。他押送的是15箱档案和一部分金条和光洋，那原
是特别会计科赖祖烈管的，这时就交给曾三统一管，共十几个驮子，还派了一个班
的武装护送。
　　文件的清理是从　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
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
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
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
字也不要落人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
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
县十家源子。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撤离
延安。我们特地组成统一的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
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曾三就是押送这批文件走的。
　　随着国民党飞机加紧轰炸延安，各机关纷纷撤离。18日，毛主席离开延安，第
二天，彭德怀也撤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
一路上人畜拥挤，前面没有人指挥，加上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
队伍就乱了。为了防止空袭，我们经常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曾三没有经验，
指挥一班人、赶着几十头牲口，顾此失彼。为了保护文件，他把秘书处携带的15箱
中央文件委托西北局的曹力如同志存放在志丹县的安答岭农场，忙了这一头，就没
有顾得上其他的事。
　　3月中，我离开延安到瓦窑堡。这时，叶剑英同志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我
见到先期到达的任迅时同志。他有点焦急，因为得知曾三的队伍失去了联系，吴老、
邓颖超大姐等还没有配备骡马，所以，一见到我就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
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我搞了一辆小吉普，当晚赶到黄
河边，先去看董老、谢老等，给他们安排了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
贺老总那个“保险库”里。接着，把疏散的队伍理顺。在困难面前，大家同仇敌忾，
自觉性很高。军委三局的武装坚壁队，在子长县吴家坪一带，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
坚壁物资。社会部的同志，见到其他单位的驮子翻到河沟里，跳进冰冷的河水，抢
救物资和马匹。3月18日，中央增派管理局副局长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去晋
绥，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还指示曾三组织中央后方党委，在晋绥分局直
接领导下，负责中央直属队的党政工作。我在河东、河西来回穿梭，把疏散的人员、
物资运送过河，把河东的安置情况报告迅时同志。那时，我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后委
的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等叶剑英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了三交，大家就慢慢地
集中到三交。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
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
　　4月11日，中央电告我们和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
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
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转移到太行；“中央及军委大
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剑英、尚昆负责率领。”这就是“后委”。
　　离开延安，不是消极的撤退，而是迈步奔向北平！事实就是如此。

老八路

　“四八”空难


　　观察组初来时，我还住在杨家岭。每天早餐后，我到北门外观察组的驻地，和
常驻在观察组的黄华联系，没有特殊的情况，接着就到新市场的交际处，再到军委
所在地王家坪，午餐后回杨家岭。一天来回走二三十里路。那时才三十几岁，体力
可以。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是，
《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
　　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五项
协议，人们对和平建国又燃起新的希望。但3月上半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违反
协定，大幅度地修改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
协宪草审议委员秦邦宪（博古），为了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于4月8日搭乘美军观察
组的C－46飞机返延安。同时搭乘此机的有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主任邓发，原新
四军军长叶挺和他的夫人、子女，进步教育家黄齐生，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赵
登俊、魏万古等共13人。叶挺军长是“皖南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3月4日，他
在失去自由5年后，刚刚从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监狱——白公馆里释放出来，就急着飞
来延安。这一天，重庆天气较差，但他们仍按原计划起飞。不料，飞机在山西兴县
东南、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突罹空难，全机乘坐者连同美国飞行员共17人，无
一幸免！
　　这次大空难，震动了延安和重庆。一时谣传纷起，因为死难的有这么多中共领
导人，谣传自然集中到一点：这是否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当时，我经办烈士
们的治丧工作，对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
　　4月8日，得知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机来延安，我报告了毛主席。毛
主席很高兴，他非常想见叶挺将军等。我便着手组织人员到机场去迎接。那天，下
着点细雨。上午10时左右，机场上空传来隆隆的飞机声，但看不到飞机，因为天空
云层很厚，能见度极低。不一会，飞机的引擎声渐渐消失了。美军观察组的地勤人
员也没有与飞机取得联系。等到中午，仍没有信息，我们以为飞机一定是转飞北平
了，于是打道回府。
　　第二天零时过后，美军观察组忽然来电话告诉我：C－46飞机失踪了，既没有到
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来延安附近搜索。我一下惊呆了。难道
真的出事了？我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时通报西北局和
边区政府，请他们立即通知所有的县区，了解8日那天是否有失事的飞机坠下？9日
上午，果然来了两架美军飞机，在延安附近来回盘旋，从空中搜寻，但没有结果。
我预感到飞机一定是失事了，心情十分沉重。
　　第三天，也就是10日早上，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来电报，据住在黑茶山附近的
老百姓报告，8日上午听得山里头响了一个大炸雷，可是没有下雨，不知是咋回事？
我请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同志赶快派人去察看。中央也随即责成晋
绥分局保卫部长谭政文组织人力到黑茶山地区搜索。到了晚上，谭政文来电报告：
黑茶山是一片森林，方圆30里内沓无人烟，现在分局已动员了上千民兵，反复寻找
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
　　那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因为叶挺同志出狱时，是由国
民党的邵力子陪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的，邵是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正在
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竟有人为这件事主张开除邵力子的党籍，说他对国民
党不忠诚，这说明国民党内部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后来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观
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能见度极差，飞行员在机场上空
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
山上。这就是群众反映的没有下雨而响起一个大炸雷的由来。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十分悲痛。毛主席特别嘱咐一定要把烈士的遗体找到，
要尽最大的努力。那几天，我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应该说，
观察组也是尽了力的，他们派飞机连续搜索了3天。11日，我们找到了飞机残骸和烈
士们的遗体，立刻组织修路，把烈士遗体先运到山西忻县一个日军使用过的旧飞机
场。18日，由美军观察组用飞机运回延安。
　　延安组成了“四八烈士”治丧委员会，推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
林伯渠等15人为主席团。到机场迎灵的有干部群众一万多人。那几天，毛主席特别
悲痛，提到叶挺同志时尤其难过，执意要去参加追悼会。我们极力劝他不要去，以
免触景生情，过分悲伤。最后，他题了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追悼会在
延安机场举行，任弼时、蔡畅和我主持遗体入殓。19日，参加追悼和安葬仪式的有
3万多人。这样大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空前的。遗体临时安葬在机场附近，后来，
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建成了一个烈士陵园，才移入陵园。
　　1996年，“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纪念时，我带着烈士们的亲属100多人，专程
回延安参加了纪念活动。
　　王若飞同志是1922年入党的老同志，1923年入东方大学学习，大革命时任中共
中央秘书长，1931年在绥远被捕，在狱中6年，始终坚贞不屈，正气凛然，敌人逼他
供出组织，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上天还难！”抗战爆发初出狱，曾任八路军副
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来跟毛主席参加重庆谈判。邓发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
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广州起义，1940年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
会书记等职，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博古同志虽然推
行过王明路线，但他认识错误后，诚恳检讨，并且在工作中做出了重要成绩，所以
在党的七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站在修营一新的烈士墓前，思绪万千。历史是
曲折的，但历史也是公正的，烈士们对人民事业的功绩是与山河同存的！

老八路

　延安外事工作的开端


　　外国记者还没有离开延安，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人员又在7月22日飞抵延
安。
　　美军观察组的派出，是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是中缅印战区
美军中将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
蒋介石把美国援华的军火不用于抗日而留着准备打内战，非常不满。美军要对日本
发动反攻，曾计划在中国的山东半岛、连云港和大亚湾等地登陆，但这些地方，大
部分是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范围内。为了作战的需要，美方
要求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到延安直接同我们商谈合作事宜，并了解各解放区的军
事实力。蒋介石却不愿意美方和中共直接建立任何合作关系。后来，在罗斯福总统
的压力下，蒋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但仍要降低规格，把“代表团”的名称改为“视
察组”。我们说：“视察”的名义不妥，因为美国不是我们的上级。最后，经过三
方协商，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
　　当时美国是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中央欢迎同他们合作，由朱德、周
恩来、彭真、林彪和叶剑英出面商谈。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
　　外事组原来在重庆有一个，由周恩来兼任组长，叶剑英任副组长，成员有章汉
夫、乔冠华、王炳南、龚普生等。延安的外事组成立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七中全
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提议由我兼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
康、黄华、凌青等。黄华是朱总司令的秘书，柯柏年是大革命时期很出名的老同志。
还有一个马海德同志。我对外以军委秘书长的身份出面。这个外事组实际上就是做
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美军观察组由18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几个人是
“中国通”：领队包瑞德上校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谢伟思、戴维
斯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原是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
在成都，在上海的美童学校受教育、后来毕业于美国奥伯林学院，1933年来中国任
外交官。德本克战前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铭贤学校当教员，抗战初到过延安。他
们都能讲汉语。还有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等。观察组的任务是
了解我方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以便同我方商谈合作，并准备在有关的敌后根据
地内建设飞机场。那时，美军已用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进行“穿梭轰炸”。这些
轰炸机从冲绳岛的机场起飞，轰炸日军占领的太平洋诸岛，投弹后飞回成都江油机
场，休息一天，又去轰炸日本本土，然后返回冲绳。如果在我沿海的敌后根据地建
立机场，自然可以大大缩短飞行的航程。
　　观察组到来前，我向外事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第
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
们，又要坚持原则。他们提出的问题，凡属于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要坦率地正面
解答，不要回避，要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不亢不卑。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
给予优待和照顾，但也要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
观察组不是短期的，必然要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交往，广泛接触。要掌握好分寸，
教育干部和群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又应当提醒对方尊重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8月7日，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到达。15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
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主席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是他
加上的。社论预祝观察组“工作成功”，将“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
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
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我们同观察组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他们
初到延安那天晚上，提出要架设电台，我和剑英同志商量后，同意他们的要求。第
二天清早，金城就组织人帮他们树立了装天线的电杆。当天上午，观察组和重庆的
中印缅战区美军总部建立了电讯联络。包瑞德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
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观察组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同样设立观察组。我们婉言
相告：前方环境不安定，观察组的总部在延安，你们要去前方，我们可以随时给予
安排。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观察组初到时，住在交际处。考虑到他们工作的长
期性，贺龙同志和联防司令部特地腾出一批石窑洞给他们，把自己的办事地点从新
市场搬到了北门外。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
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第一，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组同美国政府沟通。7月26日，在欢迎观察组的宴会上，
毛主席对坐在身边的谢伟恩说：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领事馆，不然抗战一结束，
观察组会立即撤出延安。以后，毛主席和恩来同志经常同谢伟思谈话，阐明解决国
共两党关系的症结和战后两党合作、和平建国的条件，使观察组成为同美国政府沟
通信息的一个渠道。叶剑英参谋长常常向他们详细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现状，
友军和在华日军的状况，还请陈毅、贺龙、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先后向观察组作
报告，并组织观察组部分人员到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等根据地考察。在王家坪军
委所在地，我们还布置了一个作战室，墙上挂着各种军事地图和图表，请他们参观。
后来马歇尔来延安时，也参观了作战室。马歇尔看后，觉得不可思议，说：共产党
领导100多万军队，延安山沟里的统帅部却只有这么点儿大！毛主席说：我这个统帅
部，只发布作战命令，其他什么也不发；要衣服没有，要粮食也没有，要钱也没有，
要枪要炮也没有。他们确实发现，我们这里没有苏联提供的武器弹药，部队使用的
武器是作战中缴获的和自己兵工厂内土造的。
　　这年8月20日，美军二十航空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返航时在苏北盐城、阜
宁上空爆炸，坠落在新四军防区内苏北建阳的金家桥。当地军民营救出5名飞行员。
把他们护送到延安时，一下飞机，他们就跪在跑道上，亲吻延安的大地，说感谢你
们救了我们的命；还捧起一包黄土，带回国去作纪念品。这样被救的飞行员，先后
有20多名，经过这一系列工作，观察组对我们的反映很好。第一条，他们佩服毛泽
东和普通人一样，平易近人，而且很讲民主。第二，边区虽然很穷，但是，自己开
荒，自己打窑洞，丰衣足食，大家的精神面貌很好，总是乐呵呵的。史迪威将军的
政治顾问戴维斯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指中共）。”
　　第二，观察组有定期的航班，我们可以搭乘他们的飞机来往于延安、重庆以及
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当时，我和包瑞德等都很
熟，只要我们带去的人，他都让搭乘飞机。特别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次，党
的七大刚闭幕不久，我军许多重要将领包括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等还在延
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消息传来，他们急于返回前线指挥部队。如果从地面走，从
延安到太行就得一个多月，更不用说到华东和华中前线了。我就和观察组商量，坐
美军的飞机走。他们同意了。但是，飞机比较旧，要搭机的人又多，他们要求每人
背一顶降落伞登机，以防万一。临登机时，大家照相，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摔
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后来，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去东北工作时，也是
乘一架美军飞机离开延安的。
　　第三，扩大了延安对外部世界了解的信息量。十年内战时期，我们一直在山沟
里转来转去，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每攻下一个地方，毛主席就
注意从邮政局收集国民党统治区和外国的报刊。长征快结束时，就是从国民党的报
纸上看到陕北刘志丹有一块根据地，才很快找到落脚点。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延安
进行封锁，重庆寄来的邮件和书报，常常被国民党在邮检时扣住了。观察组建立后，
消息相当灵通，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
《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我们让柯柏年、陈家康等利用各种外国
出版物提供的信息，编印了一种内部刊物，名叫《供你参考》，很受大家欢迎，相
当于后来的《参考消息》，但发行范围很小。许多紧缺的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等
也可以托他们带到延安。他们经常放映带来的新影片，请我们去看。我们也招待他
们欣赏民间音乐，听《黄河大合唱》，看话剧《日出》等。他们听了《黄河大合唱》
后，惊讶地说：“在偏僻的山沟里居然能听到如此激动人心的大合唱广冬季，我还
陪他们到延安附近的地方去打猎。
　　1945年7月中，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开始向陕甘宁边区的南线调集兵
力，并进犯我爷台山一带。我方向他们交涉，他们矢口否认。为了揭露事实，中央
决定组织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和美军观察人员共同前去耀县做现场调查。这件
事由我和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带队。但这时罗斯福总统已经逝世，杜鲁门上台，
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公然宣布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驻延安的观察
组人员日渐减少，谢伟思、戴维斯等先后离开，留下的人对我方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观察组只留下3个联络员。4月11日，美军来了7架飞机，
把观察组大部分东西撤走，留下的几辆中小型吉普车和手摇马达的发电机，折价移
交给我们，由军委三局验收。他们一走，当天下午蒋介石就派飞机来空袭延安。毛
主席第一次和谢伟思见面时的预言，不幸而言中！
　　延安外事组一直保持到我们进北平。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内战重开，重庆办
事处的人撤回来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也撤回来了。我们把所有外事人员集
中在一起，撤离延安时，成立一个小分队，随后方委员会到晋西北，由薛子正任队
长，黄华任副队长。进北平后，我才把外事组的工作交出去。筹备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时，重庆外事组、延安外事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外事人员三部分
人，加上李克农同志那里的一部分人，就成为外交部的基本队伍。
　　至于谢伟思和戴维斯，50年代杜鲁门搞“整肃”，说他们是共产党的间谍，被
赶出了美国国务院。直到1959年，谢伟思才重返美国务院，后来成为尼克松总统的
座上客。1971年和1984年，他两次访华，先后受到周总理和胡耀邦总书记、李先念
主席的接见。

老八路

　第十一章 延安岁月：我的第一份“委任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德、意、日法西斯集
团走向土崩瓦解。但日军在远东仍进行垂死挣扎，以40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
图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铁路交通线，进行顽抗。在日军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一
败如洗，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却在华北、华中和中原地区对日军发起局部反攻。中外
有识人士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延安成了他们瞩目的焦点。美国政府也希望盟军
在中国登陆作战时能得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外记者西北参
观团、美军观察组等接踵来到延安。中央决定我协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接待来客，
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用的对外身份是军委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叶剑英同志要到北
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他看我没有把家搬到王家坪军委的院里来，以为我
有什么想法，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就到毛主席那里给我讨来一个第十八集团军总部
秘书长的委任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看，毛主席都签字委任你了，你赶快搬过
来吧！那时，我们调动工作通常都只是口头交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委任状。
可惜延安撤退时丢了，不然，倒是很珍贵的文物。


　　　　　　　　　　　　　接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1943年初，美英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的
要求，各国驻华使节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他们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
抗日根据地及其总部延安来访问，但他不好断然拒绝，只能尽量拖延。到1944年夏
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进去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采访的
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
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邓是四川人，早年在成都时和我有过一点接触。他是中法学
校的学生，1926年出川，考入上海的立达学院，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国民党宣
传系统董显光的下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派处长魏景蒙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
者的稿件。还有一名是专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外国记者有6人，中国记者9人。
《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
者”叫杨家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
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记者团内，还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我们看到这个阵势，明白重庆当局的用意，但泰然处之，小心应对。政治局决
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这一工作，由我担任交际处处长，副处长是金城。恩来同志
批示的交际处工作方针是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6月5日，记者团到达延安。我们将他们安排住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
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我们向记者团全体人员提供了在延安参观的日程，时间约
一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共参观3个月。
　　第二天，斗争果然就开始了。一清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
器材搬入交际处，准备架设电台。这件事，头一天晚上我们已听到消息，金城曾来
电话问我是否允许。明摆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发报权。我说：边区政府保证
记者团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稿，不同意他们自己架设电台。交际处的传达室就
把电台人员挡住了。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
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金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交际处的干部，未经边区
政府批准，交际处内不得架设电台。把对方顶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的记者史坦因向我们提出，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我们答
应给予安排。有一天出发参观时，邓友德发现史坦因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又来责问
金城：我们记者团有纪律，史坦因为何单独活动？金城说：我们这里新闻采访自由，
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涉；请你自己去和史坦因交涉。邓友德讨了个没趣。后来，
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等，一些中
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来，他们约束记者
采访自由的“纪律”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经常到交际
处来检查工作，看望中外记者。叶参谋长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
敌后抗日的情况。参观的单位包括：从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到中央医院；兵工厂、
难民工厂到光华农场；自然科学院到日本工农学校等。还会见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
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致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国民党当局
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当然十分恼火。中外记者采访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
活动的日程刚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邓这两个领队强令中国记者
必须迅速返回重庆，不准到其他地区去。这使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看看的中国
记者只得悻悻然离开延安。
　　7月初，连日大雨。12日，中国记者们准备起程离开延安乘车去西安。恩来同志
和我都担心劳山公路可能被大雨冲坏，特别叮嘱金城，将交际处的两辆汽车提前检
修好，同时准备好四辆胶轮大车，以备万一的需要。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不理那
个领队的约束，在8月间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时
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路透社的武道出
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
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
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老八路

　康主和“抢救运动”


　　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
实行特务政策，力图派人打进我们内部来，1943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
潮，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在复杂的斗争中，审查干部，清除内奸，确实非常必要，
但后来严重地扩大化了，康生在这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年4月底，政治局批准成
立反内奸的专门委员会，主任是刚从华中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副主任就是专管情报
工作的康生，由他负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康生审干的办法，是按照苏联的“经验”。
当时，共产国际有一名联络员住在枣园，名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叫孙
平。平时由康生同他联系。他介绍说：审干应该从下面往上追，最危险的敌人是埋
藏在上层的人。
　　审于工作的进行最初是正常的，由各单位负责，重点在党校。但很快就发展到
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把怀疑对象关起来交代问题，轮番逼供。有一次，在杨家岭
礼堂开大会，“斗争”以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
要他交代同特务的关系。会前，李富春、邓发和我去问康生：究竟有什么证据。我
们还提出：这个会不能开，不然开了会闹不出东西来不好。康生架子十足，躺在床
上，听都不听，说常委决定了，你们不要动摇。会上，和柯庆施一起在北平做过地
下工作的有些人起来揭他。揭了些什么呢？我记得的有：“你戴了黑眼镜，大摇大
摆地在东安市场走，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还背着照相机，你是地下党员，
凭什么敢这样招摇？”柯庆施什么也不承认，说你们这些人说的都是假的，根本没
有这个事情。大家就喊口号，打态度，轰了一个下午，从下午3点钟一直开到7点钟，
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那时，康生开了二三十人的名单，记得里面有邓洁，一旦柯
庆施突破了，那二三十人都要抓，连关押人的窑洞也准备好了。散会后，我回家经
过毛主席住的窑洞，他问我：你们开什么会呀？又叫又闹，开得这样热闹。我说：
斗柯庆施嘛！他说：你进来坐下讲讲，怎么个情况？我把情况向他说了，还讲我们
3个人向康生报告过，认为没有把握。毛主席听后说：这个会不要再开了，我会给康
生打招呼。这件事还是发生在“抢救运动”之前，后来在“抢救运动”中，又变本
加厉地追逼，柯庆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抢救运动”是1943年7月15日开始的。这时，正逢上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蒋介
石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在边区周围频繁活
动，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康生又夸大事实，弄虚作假，制造混乱。在此之
前，他先制造了两件轰动延安的错案：一件是混淆矛盾性质的王实味“托派奸细案”；
一件是张克勤假坦白的“红旗特务案”。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942年春普遍整风开始，在发扬民主、检查
领导时，他写了《野百合花》等文章，言词尖锐，冷嘲热讽，而有片面性。5月底研
究院对他进行批评，开始时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在会议中间，有人揭发王
实味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
章，这时，康生插手了，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决定追查王实味与“托匪”
的关系，成为敌我矛盾。其实，王实味过去和托派分子来往的问题，他自己在1941
年早已向组织交代过，但康生决定要追查，中研院党委又召开了两个星期的“座谈
会”，不但“追查”王实味，还有同他接近的4位同志也一起被康生定性为“五人反
党集团”，把问题的性质上升为“党外斗争”了。我和范文澜、陈伯达都参加了会
议。会议结束后，10月，康生授意院党委开除王实味党籍，并责成我到中研院去作
一次发言。10月31日，我在发言中，按康生定的基调，说“我们这次斗争，按其性
质已经是一种党外斗争了。” 当时有同志反映：座谈会的斗争过火了，不够‘与人
为善”。我回答说，明白了斗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至于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的其余4位同志，我讲了两点：一是确认座谈会对他们“仍然采取
了严肃的、同志的态度，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报告与发言，并未用敌对的仇视的态度
对待他们”，这是“希望他们能翻然觉悟”，“考验他们是否还希望当一个共产党
员”，“给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当有人提出座谈会应对他们作组织结论时，
我回答说：“在今天是否适当，值得考虑。”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年底，康生将王
实味关押审查。1946年，康生主持的社会部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对王实味同志从思想批判发展成政治冤案，以致后来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这
是十分惨痛的教训。
　　虽然蒙冤近半个世纪的王实味案，已于1992年2月由公安部认真复查，予以平反
昭雪；但是，每想到这个教训，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对枪毙王实味，毛主席十
分不赞成。毛主席听说这件事时，我在场，他拍了桌子，指着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
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因为当时是把人交给边区保安处的。当然，林老同这件
事并没有关系。
　　继王实味案之后，康生又制造了张克勤“坦白典型”案。张是由甘肃省工委介
绍通过西安办事处进延安的地下党员，年仅19岁，在陕北公学学习。在审干中，康
生用逼供信的办法，要张承认是打进来的“红旗特务”，成了“坦白典型”。7月1
5日上午，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中直干部大会，延安所有机关都派人来听。康生在会
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称：延安各机关“特务如麻”。接着，张克勤上台
“坦白”。说甘肃省工委是国民党批示要他们出来组织的，实际上是国民党，是打
着红旗的假党，所以叫“红旗党”。随后，从河南、河北等省来的人中也有人出来
讲自己是“红旗党”。这一来，延安各机关、党校、女子大学等纷纷召开“抢救大
会”，一时“坦白”成风。那时，恰好有胡宗南要向延安进攻的消息，所以气氛十
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出来说话了。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很
困难，因为说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下党是“红旗党”，矛头其实是对着他的。在李
维汉同志问他“红旗党”是怎么回事时，恩来同志明确地回答：“没这回事。”弼
时同志是非常正直的人，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意见。毛主席也觉察到了“抢救运动”
中的问题，几次作出指示，规定政策，不许搞逼供信，断然地说：一个不杀，大部
不捉。8月5日，中央下文件通告全党：“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已告一段落。”
延安搞了20天的“抢救运动”刹了车，但陕甘宁边区如绥德地委等，继续在逼人坦
白。结果在这个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
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后来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他
在大会上向大家脱帽道歉。延安撤退时，他又特别关照我：所有审干的档案都要带
出延安，不能损失，以便将来能根据事实平反。
　　应当说，毛主席最初是信任康生的，以为康生是最早起来反对王明的，常在同
志中称赞他，把领导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常务工作交给他，而不是书记处或政治
局。后来，从莫斯科回来的孔原和冯锡等同志，向毛主席直接报告了实际情况。孔
原是老资格，原名陈铁挣，后来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王明和康生是驻共产
国际的代表，孔原讨厌王明，觉得他不正派，反对王明反对得很厉害，王明和康生
也恨他，开除了孔原的党籍。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
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
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
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
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
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
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
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
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
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
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
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
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
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
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
“反共救国队” 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
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
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
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
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
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
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
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
“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
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老八路

整风是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
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
法论人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
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
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
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
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
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
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
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
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
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
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
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
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
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
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
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
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
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
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
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
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
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
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
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
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
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
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
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
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
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
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
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
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在反省检查的基础上，我参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两次整风扩大会
议，这是中央领导层整风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两次会议，许多重要问题在会上经过思
想斗争，取得了共识。
　　第一次九月会议在1941年，主要揭发和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教条主
义错误。当时，恩来同志在重庆，少奇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分别在华中和华北前线，
没有出席。会上，洛甫和博古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和批评，会议对所谓“国际路线”
的错误取得了共识，连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主席“说是
路线问题，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讲话，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到抗战初期王明在
武汉工作中的严重右倾错误，他便以攻为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
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太左”，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这自然遭到
同志们的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出席会议，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觉悟。
　　王明为什么那么傲慢？他说《八一宣言》是他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他
创造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从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那里来的。他主张的“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事实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一切服从蒋介
石，放弃独立自主。有同志问我，如果王明老老实实认错，事情的发展是否可能会
不一样。我认为王明根本不可能老老实实认错，他自以为有后台，有资本，顽固地
坚持所谓“国际路线”，而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离经叛道。到新中国成立
后，他借治病的机会，跑到苏联，不再回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共五十年》，
和赫鲁晓夫一起反共反华。
　　第二次九月会议，是在1943年召开的。那时提出来反对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
宗派，一个是经验宗派。毛主席说：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教条宗派是头，
经验宗派是脚，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随着整风学习的逐步深入，从各根据地又抽调许多干部回来参加。那时，留在
根据地坚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
反攻作准备的意思。
　　所以，参加第二次九月会议的人比第一次要多。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和彭
德怀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经常列席的还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飞、
陈伯达、胡乔木和我。王明依然称病不参加，对他的批评是背对背的。
　　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
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王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
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
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
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
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
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
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
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这个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风中在“抢救运动”
以外，再来一个反周，那就很危险。
　　对教条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说：教条主义还是革命的，不过是搬教条就是了。
他们同我们有3点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国主义；第二，反对蒋介石；第三，
主张分田地给农民。他不提这个，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下不了台呀！其实很多同志那
时也不过跟着走就是了。在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么一说，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
情绪。
　　毛主席还说：党内的宗派主义，也可以说没有组织系统，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
和政治纲领。对教条宗派来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纲
领就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处理阶级关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
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学后期支部局的委员之一，被列人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
什维克”。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家对我的批
评，有些话也很厉害，那没有什么，又没有给处分，治病救人嘛！后来，在党的七
大的大会发言中，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郑重的自我批评。担任支部局委员期间，中
山大学进行了“清党”，这是按联共（布）的办法进行的，支部局书记是苏联人，
清党委员会的3名委员都是苏军参谋部派来的，在他们的主持下，以宗派的标准给每
个党员做了政治鉴定。凡是同支部局靠拢的，就是好同志，不靠拢或半靠拢的，就
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调和分子。戴上这些政治帽子的人，回国以后，即使表
现很好，常常或一直不受组织的信任。左权同志曾在伏龙芝军事大学学习，清党时
被扣上“托派”的帽子。他心里很不平，向我说过，想请党中央给他平反。这使我
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政治后果。清党时，博古已经回国了。洛甫到红色教授学院深
造去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委员中有4名中国学员，两位已经牺牲，另一个叛变了，因
此我有责任向党说清楚。我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个问题上，博古也好，洛甫也好，
责任没有我大，他们不是当时的支部局委员，没有发言权。左权同志1930年回国，
进人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历次反“围剿”的战争。长征中参与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
1936年5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和代理军团长。抗战初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
5月牺牲于山西抗战前线。那时，整风没有结束，他是抱着遗憾离开我们的！至于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是许多中大学生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的
挖苦和讥讽，很难确定地说包括了哪些人；可是在整风中，康生等硬要追究教条宗
派的“组织”系统，结果，谁也没法开列出一个大家认可的名单，有人列出了四五
十人，有人甚至列出了100多人，成为以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整风总结时，毛主席代表书记处和政治局对这些问题作了公正的结论。1944年
5月对日，经六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形成如下文字决议：
　　1 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
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风错误问题。
　　2 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
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
　　3 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
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
　　4 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真正确
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
　　5 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
　　6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
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
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
向。
　　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这项决议，书记处原来讨论确定的只有前五项，后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
席除对前五项作了说明外，又增加了第六项。他说两个宗派已经没有了，“历史上
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丢掉这个包袱，才符合事实，利于团结”。并提请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正式作出了决议。
　　谁能料到，作为当年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的康生，后来当了“中央文革
小组”顾问，居然推翻政治局的决议，指鹿为马，重算老账，使许多老同志遭受残
酷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1981年8月，由孙冶方同志建议，经党史领导小组的胡乔木
同志同意，约请当年中山大学学员和熟悉情况的老同志举行座谈。会议由中共中央
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会议鉴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说
法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形成、发展和分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
它的性质和危害，在给中央书记处报告的《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问题
调查纪要》中写道：“建议党内今后不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
　　回想起来，我觉得：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页：第一是
学习马列，研究历史，分清路线，整顿“三风”，特别是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
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是很伟大的，不然，全党思想统一不了，
七大可能开不成功，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不会那么快取得胜利。虽然这中间也有
一些偏激的批评，伤害过一些同志，总起来说，积极的方面毕竟是主要的，所以党
的七大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叫审干，把人关起
来交代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至于“抢救运动”，那就“抢救”得没有边了！这
一点，我在下面再说。

老八路

　　 第十章 延安岁月：整风运动前后


　　1940年11月，我离开北方局，从太行回延安，去参加党的七大。同行的有广东
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区梦觉等党在华南很有名的领导人。他们从广东先到苏北，
再转山东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从山东经太行回延安，也和我们同行。
那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日军又对华北根据地施行“囚笼政策”，严密封锁，路上
很不安全。太行军区派了一个旅送我们过同蒲铁路，晋西北又派了一个旅来接应我
们，在这年年底到达延安。
　　那时，延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七大。中央原来决定1941年5月1日前召开七大，
地点不是在杨家岭，而是在枣园的后沟，在那里修了个礼堂，还挖了些窑洞，准备
给代表住。皖南事变发生后，形势很紧张，会期就推迟了。我们留在延安，先参加
整风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分配我担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
又参加中央调查研究局党务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长任弼时兼的。1943
年，中央调整和精简机构，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3人组成的书记处，下面
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和中央研究局。宣传委员会书记是毛主席，组织委员会书
记是少奇同志，委员有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和我，并由我
担任委员会秘书。中央研究局由刘少奇兼任局长，我是副局长。对各抗日根据地的
指导，中央也作了统一分工。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中央决
定由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
后方，我负责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同志直接对书记处负责。北方局书记的名义尽管
仍由我挂着，实际工作由彭德怀同志代理。


　　　　　　　　　　　　　 毛主席对华北工作的评价


　　从1940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后，党的七大的筹备工作就在
紧张地进行着。代表资格的审查，由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
等组成一个委员会，早已开始进行。1941年初，中央又成立政策委员会，研究制订
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各项政策提纲，由任弼时和刚从重庆返回延安的博古和凯丰三
人组成，我到延安后随即参加这个委员会，不久，从晋察冀归来的彭真同志也参加
进来。这个委员会是捉时同志率的头，从1月11日开始，每两周讨论一次，到4月下
旬，一共研讨了9次，制订出劳动政策、土地政策、军事、文教、锄奸、三三制政权
和财政经济等七项政策提纲，准备经书记处讨论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王明、康生、
王若飞和李富春等常来参加研讨或起草工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也是这个
时候制定的。它由边区政府的同志提供初稿，再经弼时、博古、凯丰、王若飞和我
修改补充，最后毛主席又作了大量修改，提交政治局通过后，先在5月1日的《新中
华报》上公布，作为出席边区参议会的中共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的提案。这个纲领把
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理论，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具
体化，成为可操作的政策条文，纠正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错误，调整了阶级
关系，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起了示范作用。所以，
中央十分重视这个纲领，要求在重庆、上海、香港、菲律宾、新加坡和纽约等大城
市广泛“征求各界意见与批评”。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战初期，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我是副书记，那时是工作大发展时期。党的
六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调任华中局书记，我接替他的职务，这时的工作方针是巩固
地发展。三年来，华北的八路军主力扩大到37万人，县级政权建立了300多个，党员
发展到化万人。基本地区，除“模范根据地”晋察冀外，又建立了晋东南和冀南根
据地；晋西北根据地也已走上正轨，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华中的部分地区是华北
的八路军向南发展形成的。我们的缺点是向河北和山东的发展晚了一点，政权建设
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由于受阎锡山的“合理负担”政策的限制，对群众的利益保护
不够。在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方面，总的原则没有大错，但对反磨擦斗争中怎样根
据自卫原则实行“一打一拉”的策略理解不够，常常容易犯“左”的毛病，例如有
的同志提出不怕打内战，和顽固派分裂越早越好；政权工作中的“三三制”贯彻得
不够好，有的地方领导班子成了“清一色”，不利于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这些，
正在纠正中。
　　对百团大战，我在汇报中说，当时主要目的是破坏敌占区的交通线，打击敌军，
巩固根据地，扩大八路军的军威。虽然在日军报复性的“扫荡”下，我们付出的代
价大了些，但政治意义很大。对付出的代价，我们在事先是估计到的。刘伯承同志
曾说：敌人像是一窝马蜂，你捅他一下，他一定会出来叮你，那时我们要多背一点
敌人，这是小道理；我们打一个胜仗，彻底破坏正太路，使晋东南和晋察冀两块区
域连成一片，既可以冲破日军封锁我们的“囚笼政策”，又可以制止当时国际上诱
蒋降日的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是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
的。
　　总之，我在汇报中认为：北方局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缺点和错误主要是
“左”。
　　1943年9月，彭德怀同志回延安时，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详细汇报了华北的工作，
并将北方局6年的工作总结送给毛主席看。他说：“我们华北党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
路线，但还存在着严重缺点。”毛主席看后，用毛笔将“基本上”三个字删去，并
写了这样的批语：“就华北全党来说，就整个六年来说，应该说，执行了中央路线。”
　　就在我作汇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结论中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的
工作。会议决定我协助王稼祥管理华北、华中委员会的工作，研究这两个地区向中
央报送的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因此，我经常列席政治局的会议，整风学习时也编
入中央学习组。

老八路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
　　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
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
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
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
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
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 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
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
　　“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
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
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
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
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
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
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
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
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
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
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
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
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
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
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
　　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
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
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
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
“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
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
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
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
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
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
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
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
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
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
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
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
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
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
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
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
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
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
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
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
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
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
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
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
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
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
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
　　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
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
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
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
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