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黎城会议


　　在山西取得反逆流斗争胜利的同时，在河北也消灭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
冰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华北的形势好转了。在山西，我们同阎锡山仍旧保持
着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过去那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已不存在，薄一波他们
同阎锡山的关系也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新军决死队已列人八路军序列，牺盟会停止
活动后，我们党已不必打着牺盟的旗号来做群众工作了。一切从事公开工作的干部
都要改变过去采用的那一套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顽固势
力已被排除，我们可以放手地建设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可以放手地对付敌人的“扫
荡”了。
　　这时，华北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近三年来，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已经在70
00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敌后根据地，成立各级党委，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巩固西北、华北，发展华中，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将华北直到皖
南、江南的敌后地区打成一片，化为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牢牢保持西北、华北
和华中间的战略通道晋东南地区，中央曾指示：“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
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我们把
分散的根据地政权统一起来，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统一财经货币，统一认识，加
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局决定召开一次高干会议。
　　1940年4月11日至26日，北方局在山西黎城一二九师的司令部召开了由冀南、太
行、太岳3个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通常称为黎城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宋任穷、薄一波、戎子和、杨秀峰、安子文、李
雪峰、李达、黄镇、李一清、李警玉等。当时，朱总司令正准备去洛阳同卫立煌谈
判，行前特地挤时间从总部到黎城来了一次，那时会议已快结束，他问了些情况后
就匆匆上路了。
　　黎城会议由我主持，我在会上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的报告，主要是传达3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的内容，并联
系山西的实际，提出建政、建军、建党三项任务，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
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适应新阶段根据地建设的需
要，北方局已考虑把冀南、太行、太岳3块相连的根据地统一起来，精简机构，确立
统一的财经政策和建立预决算制度，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货币，抵制伪币，调剂
金融，促进生产等等。北方局起草了一个《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报告，考虑到报
告内容由行政方面的领导人作比较合适，就由担任太岳行署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在会
上讲，李青玉、李雪峰、安子文3同志分别作了冀南、太行、太岳3个区党委的工作
报告。邓小平同志就成立三区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刘伯承同志在会上作了《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会议决定：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统一的抗日
民主政权，即后来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时决定以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边区统
一流通的货币。这在根据地建设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在日军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下，各根据地的物质困难达
到空前严重的程度。特别是八路军已发展到十几万，要吃，要供给，钱和物资从哪
里来？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还按八路军改编时3万多人的编制发饷；后来队伍扩大
了，军切却一直没有增加，皖南事变后，连这点也没有了。但军队不能不吃饭，打
仗不会没有消耗。靠阎锡山那个所谓“合理负担”以及没收汉奸财产和爱国人士捐
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多数供给还是要靠政权，靠群众来解决。在山西，
因为以前一直戴着阎锡山的帽子，虽然太岳和太行两个专员薄一波和戎子和都是共
产党员，但他们是阎锡山委任的，名义上是受他领导的。阎锡山在经济上很精，对
每一个县有多少粮食，怎么开支，都有一本详细的账，还要派人来查账，所以薄一
波他们不能像别的地区那样放开手来供应八路军，相比起来晋察冀在太原失守后已
经是半独立了，阎锡山管不了，情况就不同。而对太行、太岳，阎锡山可以直接过
问。薄一波他们只得虚列账目，应付上级。这样，真正能供应八路军的钱物的数量
有限。这就经常发生冲突：在下面的一些县长和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
很有意见，总希望太行、太岳专员公署能多供应一些钱物。大家对薄一波的意见最
大，认为他卡得最紧。阎锡山批准太岳行署可以发行钞票，八路军希望他提供一些
“山西票”；他要求用法币去换。八路军许多同志不理解他的苦衷，甚至骂他，怀
疑薄一波究竟是阎锡山的人还是我们的人？一二九师的领导同志也曾多次向我反映。
北方局对薄一波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尽我所能地向他们作了解释，但下层干部，这
种情绪一时很难平息。
　　黎城会议后，我们在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晋冀豫专署。
经中央批准，把发行钞票的权力也集中到专署所属的晋冀豫银行，薄一波也完全赞
成，此后，我们有意使原来的山西票贬值，发行“太行票”来代替它，金融就独立
了，阎锡山管不了啦。
　　为了克服困难，加强经济工作，各分区也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党、政、
军的财政政策，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反对贪污浪费。开办财政经济
学校。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行政、银行粮食、贸易生产3个科，培养了一批财经干部。
同时，经请示中央后，又决定将晋冀豫边区银行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
行、山东北海银行和西北农业银行实行5行通汇；还决定在有较高工资收人的技术人
员中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五。总之，想尽一切办法来活跃经济，
增加收人。当然，最基本的还是靠开展生产运动，不但群众努力增加生产，军队和
一部分干部也在不影响作战、训练和工作的情况下参加生产运动。这样，华北各根
据地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敌后抗战。
　　黎城会议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强调争取中间势力（这是对的）的同时，对
晋冀鲁豫地区的进步势力发展估计偏高，群众运动发展得不够深人，不够巩固。进
步势力是抗日力量的核心，没有强大的进步力量，不能有力地打击顽固势力，中间
势力也会发生观望和动摇；而对刚发动起来的群众斗争中的局部性的毛病，指责为
“左”了，“过火了”，也说得严重了一点。
　　黎城会议上对发动群众问题有过不同看法。后来刘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经
过太行同彭德怀同志交谈时，批评太行发动群众不够，批评得很尖锐，彭总接受不
了，两个人都拍了桌子。那时我已回延安，是后来听彭总讲的。我对少奇同志的批
评也有些看法，后来，我看到新四军一个电报，反映新四军在军民关系上同样存在
一些问题，我就去对少奇同志说。他马上严肃起来，批评我这是幸灾乐祸，说我这
个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你少奇同志对我们批评得太厉害了，
我们有点委屈。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在发动群众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
来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后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要补充部队，一二九
师在太行扩大队伍30万，整个行军中没有开小差的。淮海战役中山东100万人推着小
车支前，推着大军过长江。这些不是几天就能见效的，如果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
教育群众，没有使群众得到利益，这些是不可想象的。在延安时，也有人在这个问
题上批评我“右倾”，这种看法可能倒是“左” 了。

老八路

　 第九章 抗日相持阶段的北方局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从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为了集中精力开会，中央决定这
次会议不在延安而在桥儿沟召开。到会的人很齐。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大多都去
了，项英也去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现在留下一张在桥儿沟教堂前
拍摄的合影。
　　我去出席会议时已是10月份了。会上，毛主席肯定了华北的工作，认为华北已
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会议还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少奇
同志去华中工作。
　　临汾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已去太行，而北方局在吕梁山西麓的德县，偏处一隅，
难以发挥领导华北地方党的作用。11月9日，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
聂荣臻、关向应、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央北方局委员，以朱德、彭德怀、杨
尚昆为北方局常委，以杨尚昆为北方局书记。”这样，北方局就同八路军总部汇合
在一起了。
　　会后，我去晋东南时，和邓小平同志同行。我们经西安，先把少奇同志送到河
南泥池，然后经垣曲去长治。林枫率领北方局机关人员，跟随已奉命去山东的陈光
旅（三四三旅），从瞑县来到长治，同我会合。这以后两年时间里，我一直战斗在
太行山上，直到1940年11月返回延安。


　　　　　　　　　　　　　　　在太行顶逆流


　　在太行时期，北方局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单位，跟着八路军总部行动。主要
是靠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站不住嘛！北方局平时开会就是朱、彭、杨3个人，
其他委员分散在各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如果要他们参加，就得出动部队接送，兴
师动众，那是很困难的。后来朱老总也走了，百团大战前，前方只剩下彭总和我两
个人。我回延安后，由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彭总回延安参加七大时，由小平同志
代理书记。七大以后，北方局就没有了，小平同志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
　　北方局到太行后，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对军队的事情我不管，只管华北各地
的党的工作。我们首先在1939年元旦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作为北方局的机
关报；不久又创办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半月刊，我在这两个报刊上曾发表
过不少文章，用来指导各地区的工作。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充实了北方局
的工作机构，相继设立党校、政权工作部、社会部。城市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
究室、华北财政委员会等。那时，北方局主要是对各地区进行政策指导。各地区的
群众工作、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等工作，由当地党组织执行。
　　我＠侧到太行，正碰上晋冀豫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晋冀豫区就是晋东南或太
行，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
地位十分重要。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在会上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提出建设根据
地。保卫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扫荡”的任务；部署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任务。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必须把政权工作、群众运动、武装建设和敌区工作引向深人。
　　正当我们积极部署加强敌后抗日斗争的时候，国内政治形势却发生了逆转，国
共关系走向恶化。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
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华北各地反共磨擦事件逐渐增多。阎
锡山对政治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很快就跟着向右转。他认为：“蒋先生脑筋中决
无抗战之意”，“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3月份他在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
部会议。所谓高级干部是指军中师长及独立旅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
以上行政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秋林会议
是阎锡山开始公开反共、倒退和对日妥协的重要标志。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要取消新
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强调这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必须照办。这
实际上是要缩小山西新派的权力，特别是剥夺他们的军权，限制他们的活动。会上
新旧两派斗争得非常激烈。这次会开了几个月。由于北方局远在太行，同参加秋林
会议的新派领导人之间又没有电台联系，难以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好在秋林
离延安较近，那里有王世英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过他们可以间接地了解一些会
议的进展情况。直到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来向我们汇报后，我们才了解了秋林
会议的全部情况。
　　秋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河北的反共磨擦事件也日益增多，日益严重，甚至
发生了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部活埋共产党员的恶性事件；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又
极力排挤我们，坚持取消原有的冀南行政专员公署，由他重新委派专员和县长，彭
德怀同志代表总部前去同他谈判。一时乌云任城，党内许多同志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并不理解，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许多疑问，“左”的、右的都有，思想比较混
乱。为了澄清认识，5月1日，我在《党的生活》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统一战
线与磨擦问题》，分析形势，指出：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的了解只看其统一，不
看其对立；或者只看其对立，不看其统一，都是不对的。”“磨擦是一种斗争，是
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表现方式”；“进步是在斗争与磨擦中发展与巩固”的。
“如对方磨擦，我们只是让步，会失掉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立场，而取消共产党，
统一战线没有了，抗战会失败”；“如果斗争过火，加上日寇、汪派的挑拨，统战
也会破裂，抗日也会失败。”在“坚持统战、巩固国共合作”的前提下，“不能一
味让步，必须正确的对付磨擦，说明我之正确主张与严正批评对方的错误。” 同时，
提出了“扩大自己力量”，“发展党、严密党与加强党的教育的任务。”
　　6月7日，在听取薄一波等同志关于秋林会议的情况汇报后，我又向地委委员以
上干部写了《关于山西时局与统战问题的一封信》。信中指出：“宜川会议（即秋
林会议）是阎锡山向右转的一个会议。”阎锡山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力量，确
保山西地盘”，继续玩弄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政治权术，一方面防范共产党在山
西“窃夺政权”，竭力压抑新兴力量，挑拨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其举措是缩小进步
力量掌握的各专员的权限；决死队改为独立旅，取消政委；取消晋西北动员委员会；
限制工农运动等，预计今后阎与我党我军的“磨擦可能增加”。另一方面，阎也很
警惕蒋介石的势力渗入山西。蒋的势力表面上支持阎，待站稳脚跟后拉拢晋军的旧
势力和地主豪绅，彼此“互为表里”，以“瓦解山西力量”。“阎表面接受，实际
抵制”，他的策略是“将与国民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军官，用升集团军总司令
的办法，剥夺军权”。因此，我在信中指出：认识阎向右转是“必要的”，但同时
要“防止夸大这种危险”，使干部群众悲观失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失却信心”。
我认为从“阎个人及山西整个的局势，尚不致有基本上的重大变化”，这决定于客
观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全国继续抗战；（二）山西的新兴势力渗透在各方，
有5万人的武装；（三）抗战中新派表现了力量，旧派无能为力；（四）我党统一战
线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在信中强调要“具体灵活地去执行统一战线，善于团结一
切进步分子，善于孤立分化顽固分子，则争取阎锡山停止其向右动摇，推动其继续
进步，仍然是可能的。”我们今后的工作“必需摆在这样一种积极的精神之上”，
“继续扩大与巩固山西的统一战线”。具体办法是：
　　第一，在“全国团结”、“坚持抗战”的口号下，提出“巩固山西内部团结”、
“拥护阎锡山坚持抗战”、“巩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八路军与晋绥军团
结”的口号下，用一切努力促进山西内部团结，推动阎继续进步。在山西各方面已
得的阵地，决不轻易放弃，特别是军队与政权中。
　　第二，继续支持新派势力，帮助他们巩固阵地，调整与旧派关系，集中精力反
对复兴社、CC分子。
　　第三，争取旧势力，特别注意农村中的统一战线，争取士绅地主阶级，团结其
中较开明分子，助其内部分化，但决不帮助其扩大军队实力。
　　第四，抵制国民党，坚决反对顽固分子。
　　经过我们的工作，多数同志对统一战线和磨擦问题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可
能到来的反共高潮有了一定思想准备；所以，当年底到1940年初国民党发动的第一
次反共高潮压来时，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只有少数同志，如决死三纵队的领导，思
想麻痹，结果吃了大亏，3个主力团的大部被拉走了，晋城、沁水。阳城、浮山共有
七八十名县区村干部惨遭杀害，数十人失踪，200多人被捕。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1940年1月12日，北方局在山西武乡王家峪召开
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2月1日，党中央发出争取时局好
转的指示，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讲话。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
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
发展。2月，我在《斗争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
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
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
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
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
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
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
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
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
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
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
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
导方式等。

老八路

辗转晋西南


　　1938年2月28日临汾失陷。少奇同志和我的意见是北方局要随八路军总部一起移
往太行。但中央要我们留在晋西，因为晋西是从延安通往华北、华中的通道，所以，
没有同总部靠拢。
　　撤出临汾后，少奇同志和我率领的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机关对外称八路军总政治
部后梯队，最初经蒲县、大宁、吉县向永和方向转移。途中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回
延安。3月15日，少奇同志走后，就由我带领大家随八路军—一五师陈光旅（三四三
旅）转移到石楼县的垃堵坪，直接指导吕梁山区党的工作，筹建晋西省委。这时，
我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连，还带着一个学兵队的女生队和一部分男生。电台这个东西
很惹眼，我怕阎锡山的队伍对我们袭击，尽量避开他们，就靠这点力量活动于石楼、
离石、中阳、永和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组建游击队。那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联系
山西的几个地区；联系党和牺盟会的工作，并直接指导在晋西南活动的张文昂、韩
钧他们那个决死二纵队，开展晋西南的工作。
　　3月下旬，中央决定少奇同志留在延安工作，仍担负着华北党的领导职务，由我
留在吕梁地区代理北方局书记。华北各地的党和群众工作以及地方武装情形，除向
我报告外，还要向延安少奇同志报告。
　　4月，我奉命去延安汇报工作，顺便把学兵队的女队员带去，交给中央组织部的
一个训练班，那时还没有中央党校。我在延安只住了五天就回来了。根据中央决定，
撤消山西省委和晋西省委，成立了晋西南省委，由林枫任书记。为了便利工作，我
带领北方局和新成立的晋西南省委转移到孝义县宋家庄同—一五师师部会合。鉴于
阎锡山已退到黄河西岸陕西省的秋林镇，为了及时了解阎的情况，并便于同各方面
联络，我们在秋林设了一个八路军办事处，由王世英负责。这时，八路军已经从山
西的山区发展到河北、山东，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北方局的工作也随着向河
北、山东发展，加紧联络指导当地党组织积极配合八路军行动。当时我的主要精力
用在直接指导晋西南省委的工作，着手创建并发展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5月份我在宋家庄召开了晋西南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晋西南省委机
关干部，洪（洞）赵（城）、汾（阳）孝（义）两个地区县上干部及少数在政权和
统战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共30多人。会议认为晋西南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
点，是八路军和华北各地党组织同延安保持联系的通道。中央很重视，要我们下功
夫去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会议确定急需开展的工作是：第一，恢复政权，在原有名
称和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充实，逐渐使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第二，建立在
党领导下的基干游击队，每个特委有一个1500人左右的大队，每县也要有 100人左
右的游击队；第三，恢复、建立、充实和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如农民、青年、妇女、
工人组织和不脱产的自卫队；第四，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
领导机构，组建五个特委。当时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因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只占领
了城镇，汉奸伪政权尚未普遍建立，广大农村都是我们活动的地区。
　　经过一段时期工作，当地政权开始民主化，许多县长都是进步分子，党员已发
展到1000多人，武装力量除当地决死队有4000多人外，还建立了3个游击大队。5个
特委也建立起来了，它们是：一、乡宁特委，辖乡宁、吉县、汾城、新线、河津、
稷山、临汾、襄陵8个县，由武光负责。二、、隐县特委，辖股县。蒲县、永和、大
宁4个县，由解学恭负责。三、洪赵特委，辖洪洞、赵城、灵石、霍县、汾西5个县，
由王一夫负责。四、汾东特委，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4个县，由马佩勋负责。
五。离中特委，辖离石、石楼、中阳3个县，由杨树义负责。
　　由于党组织发展迅速，新党员比较多，党的干部严重缺乏，北方局和晋西南省
委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训练了几百名党员干部，充实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渡过黄河，退到陕北宜川县的秋林镇。不久，他又从秋林
重新返回山西，把总部设在吉县，表示西渡不是他的本意，今后要在山西坚持“守
土抗战”。他也要在这个地区恢复政权，扩大军队。阎锡山身边的旧派人物开始活
跃起来。我们在晋西南的工作环境就变得很复杂了。阎锡山是一个矛盾集合点，他
要在山西境内“守土抗战”，就不得不依靠新派和八路军的帮助；但是，他不可能
与旧派势力脱离关系，必定会继续加紧对共产党的防范和反对，并同新派存在着一
定的矛盾。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方针是：加强自己，扶助新派，争取旧派
中一切愿意进步的分子，打击最顽固的分子；同时，推动阎锡山进步，在山西建立
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山西情况复杂化的同时，河北也开始发生麻烦。自从国民党军队败退河北以
后，旧政权已不再存在，而我们党在河北仍坚持原地斗争，配合八路军在冀南、冀
中等地赶走日寇，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6月，蒋介石突然派鹿钟麟来河北
担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唆使他从八路军和共产党手中“收复失地”。于是，
河北也开始发生磨擦并逐步升级。这时，王明在党内散布他的一套右倾机会主义理
论，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我去
延安出席六中全会时，华北已建立了晋察冀，冀鲁豫、冀南区党委、山酉分局等，
辖28个地区，Zll个县委，共有党员约17万人，农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
日救亡团体都已组织起来，此外还有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老八路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老八路

　在临汾培训干部


　　这时，山西战局仍在继续恶化。10月下旬，娘子关失陷，日军沿正太铁路西进
直逼太原。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在太原以北的忻口保卫战中，坚守20多天，歼灭
大量日军。娘子关失陷后，它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从忻日撤退。这样，太原失
陷已是早晚的事了。
　　太原失陷前，山西的各种军队、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纷纷向临汾撤退，一路
上非常混乱。阎锡山准备什么时候放弃太原，根本不告诉我们。当时薄一波正集中
精力创建决死队，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由牛荫冠主持，通过他们才了解到阎锡山撤出
太原的部署。北方局由少奇同志率领从太原撤到临汾，驻在临汾附近的刘村，这个
村以卖帽子出名，大家称它为“帽儿刘村”。恩来同志把我和叶季壮留下。后来，
我们两人比恩来同志先一天离开太原。到他离开时，太原城门已经堵住，好不容易
找到守城的士兵把城门弄开才出了城。走到汾河边，河上的桥已被作为路障的公共
汽车堵塞住，无法通过，只得从公共汽车顶上爬过去。幸好在河那边，叶季壮已经
留下两辆汽车等着，所以恩来同志多次夸奖叶季壮办事周到。
　　北方局撤到临汾附近后，同很多地方的党组织一时失去了联系，所以恢复和加
强同各方的联系的任务很繁重。太原失陷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
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上升到主要地位。11月17日，少奇同志和我从临汾
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说：“华北已进人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
大政党，红军有游击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就自然地落
在我党身上。”当时八路军正在大力扩军，北方局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
织。工作上需要加强配合协同，因此同八路军总部的联系比过去密切了。
　　在临汾期间，彭真和朱瑞走了，组织部长由林枫担任，宣传部长是李大章；山
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和民先总队队长李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临汾只住了三个半月，
训练了一批干部。训练的方式：一是办党训班、县长训练班等，由少奇同志主持；
二是办学兵队，由我主持。学兵队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很正规，有人还误认为是训练
新兵的组织。其实，这个机构很重要，它的公开名义是八路军办事处办的，实际上
由北方局主持。主要招收平津和太原一带的知识青年，共三四百人。原来我们准备
办一个抗大分校，但当时阎锡山在临汾也办了个民族大学。如果我们办抗大分校，
民族大学内的这些知识分子可能都到我们这儿来了，这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
利。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办了个学兵队。当时向学兵队讲课的主要是我，向学员
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少奇同志也去讲过。另外，彭雪枫、张震等都去讲
过。我们很注意在学员中发展党，学员结业后，分配到华北各地，并抽出一部分人
输送到延安去。后来，学兵队学员中出了不少干部，特别是女干部。晋西南县委级
干部几乎全都经过党校和短训班培训，本地干部的比重逐渐增大，“文革”中我被
“发配”到临汾看管时，当地还有不少人认识我。
　　民族大学虽然是阎锡山办的，但学生大部分倾向进步，因此，难免同阎锡山会
发生一些矛盾，有时还很尖锐。比如，民族大学学生中有的人同延安的抗大、陕北
公学的学员有书信往来，被阎锡山发现后，认为共产党的组织已经渗透到民大来了，
就下令搜捕了20几个学生，由他的亲信梁化之进行审问，但问来问去问不出个所以
然。就在这时，这20多人中有一个人突然病死在阎的特务队中，一时舆论大哗，民
大学生纷纷“请假” 出走，表示抗议。阎锡山是个精于盘算的人。他感到这件事如
果处理不好，民大的学生可能会走光，终于下令把人放了；但要他们留在他的“民
运科”工作，借以对他们进行监视和观察。从此以后，阎锡山、梁化之对共产党员
的政策从过去的压迫、拘捕改变为软化、收买，企图与我们争夺人才。他对部下说：
“如果在我们机构中发现了共产党员，你们可以送给我，让我来‘教育’他们，决
不要使他们难受。”
　　在临汾还有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是以民大学生为主的一批进步青年同张慕
陶的斗争。张慕陶原来是中国共产党内很老的干部，以后成了托派分子。现在看来，
说托派等于汉奸这个结论不恰当，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当时托派的分裂活动确是
有害于抗战的。张慕陶也是阎锡山网罗来的一个“人才”，最初对他很信任，委他
当高级顾问，任政治主任；他也乘机向阎锡山出反对共产党的主意，挑拨阎锡山同
共产党的关系。他在民族大学讲课或在其他公开场合也经常攻击中国共产党。当时
在临汾有两个苏联记者，张主动同他们联络，宣传托派的主张，污蔑我党与国民党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投降”而不是合作，还吹嘘他们在山西及全国有多少多
少力量。
　　民大学生对他这种破坏抗战的言行早就不满。一天上午，正当日本飞机飞临临
汾上空时，他又要外出活动，被民大学生阻止。张不服劝说并且拔出手枪进行威胁，
被赶来的阎锡山的宪兵缴了械，又到他家中搜查，不但搜出了枪支弹药，而且还搜
出了许多写有“反蒋抗日”、破坏统一战线的极左口号的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打
倒阎锡山的封建社会主义”，这下惹怒了阎锡山，最后把他送到西安。后来经蒋鼎
文、胡宗南之手，把他“密裁”了。
　　阎锡山这个人是很特殊的。他统治山西叨余年，尽管中国政坛历经风波，他也
几经沉浮，却始终不倒，积累了一套维护统治的权术。他网罗了一批文化人，其中
不少是进步的，甚至是共产党员，比如徐冰（共产党员）、温坚公（进步教授）等，
他们是去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也有一些文化人，他们帮阎锡山搞了一套学术性
的主张，把他的统治权术提高到理论上来阐述。比如，阎锡山有所谓“二的哲学”，
即唯心主义的唯中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平衡或制造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便于他从
中取利。他曾说过，抗战中他“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
所谓“三个鸡蛋”就是指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他随时权衡利弊，
经常改变策略，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我们同他的关系，就是利用他的
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来推行我们的政策。

老八路

发展山西新派


　　山西新派，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以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与阎锡山合作而发
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指抗战爆发前夕改组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
会）；抗战初期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和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简称工卫队，后成立工卫旅）。它们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党领
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它们打着阎锡山的旗号，戴着山西帽子，做进步的、
抗日的工作。因为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这些组织和武装的成员中也包括一部分
阎锡山的旧势力。例如，牺盟会的总干事是阎锡山的表任也是他的亲信梁化之，但
实权掌握在薄一波他们手中，薄的职务是副总干事。决死队的军事领导人最初大多
是阎锡山委派的旧军官，但政治委员大都是由以牺盟会面目出现的共产党员，他们
权力极大，一切问题由政委作最后决定。直到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反对新军决死
队的晋西南事变后才把决死队中的旧军官清洗出去。
　　梁化之这个人物很重要，当时他在山西的权力很大。少奇同志见过他，我也见
过他。我们在太原主要是跟梁化之打交道，告诉他我们共产党有个北方局机关在太
原，是帮助你们做抗战工作的，搞抗日的群众工作。我们不干涉你们山西的事情，
不挖你们的墙角。希望彼此能真诚地合作抗战。阎锡山对于抗日群众运动是有顾虑
的，他认为“不发动群众是个空子”，共产党可以利用；“群众发动起来是个乱子”，
他管不了啦。但当时他没有力量保卫山西，只好接受我们的帮助。
　　同阎锡山的这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而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
　　北方局在太原时期，牺盟会的工作主要由我分管。当时，有一个秘密党员在阎
锡山那里做局长，管军服。我们经常到他那里去碰头，少奇同志有时也去，我和省
委张友清也去，薄一波去得最多，有时我们一起办公，交流情况，研究问题。那时，
少奇同志有个意见：凡是有牺盟会的地方，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同志胸前挂一个牺
盟会的徽章，有了这个牌牌，警察就不敢惹我们，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地下党
的同志开始时不理解，少奇同志说服了他们。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军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时，阎锡山的旧军在作战
中溃不成军，他有建立一支新军的想法。北方局从秘密党员胡仁奎那里知道这个情
况后，就要薄一波去争取。因为阎锡山有个兵工厂、有枪，这是成立新军的有利条
件。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里躲空袭警报时，商量了这个问题。他说成立新军
的事，阎锡山找他谈了。我问他，由你们来搞新军行不行？他说行！我就和他研究
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选，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酉青年抗敌决死队。
　　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
奇同志就当即决定：可以。那时，彭真已被派到晋察冀，朱瑞去了河南新乡，李大
章也走了。所以，研究问题无所谓开会，就是我和少奇同志两个人商量。那时也有
一个顾虑：薄一波本来在阎锡山身边，阎锡山讨论什么事，我们的信息很灵通。如
果要搞新军，薄一波就得离开阎的身边，我们的“情报”来源也就断了，怎么办？
我又找一波商量。他说：没关系，现在阎锡山那里乱哄哄的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
他希望我赶快帮他把新军和政权搞起来，巩固起来，好像山西仍旧是他的，就放心
了。这样，薄就离开阎的身边先搞起一个决死总队（团），并由间委任为山西第三
区专员公署（太岳地区）专员。以后，决死队一共编了4个纵队，薄一波是第一纵队
政委，第二、三、四纵队的政委分别是张文昂、戎子和及雷任民，分别在晋西南、
太行、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先后派了十几个营级干部去，帮他们建立军队，学打仗。
4个纵队中，第一纵队最大。薄一波的地位很特殊，在山酉除晋察冀以外的另外3个
专署有什么事情都要问他，他这个专员成了维系各专员公署和领导决死队的中心，
成了实际上的大区总管。晋察冀因为聂总他们已成立了军区，新军没有插进去；但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协文也是山西的新派人物，地下党员，阎锡山曾委他
当过五台县县长，第一区政治主任、专员公署专员等职。
　　新军中，除了薄一波等领导的决死队外，还有一部分是工人武装。这支武装的
来历是这样的：那时，山西的工会系统由张友清任书记的山西省委领导。其中，康
永和（共产党员）组织的铁路工会力量比较强大，有1000多人准备组织工人游击队。
正在这时，薄一波告诉我，阎锡山领导的山西工人委员会的主任干事郭挺一也有七
八百人，准备建立新军。郭挺一原来是共产党员，后来脱党，投靠了阎锡山。我觉
得这是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和康永和的力量合在一起成立合法的工人
武装，这样武器装备就不成问题了。我就出面做工作，把这两部分力量联合组成工
人武装自卫队，由共产党员索列波任队长，郭挺一任政治委员，党在太原的基本力
量大多输入了工卫队。

老八路

　　 第八章 开辟华北敌后工作


　　1937年5月，我正在延安参加苏区党代会，毛主席通知我，中央决定调我去北方
局，要我尽快交接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是中央在华北地区的派出机关。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都丧失了，但在华北还保留下一个河北省委，设在天
津。1935年6月，在河北省委的基础上重建了北方局。1936年3月，刘少奇同志作为
中共中央代表，化名胡服，到天津领导北方局工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白区党长
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大力加以纠正。他以K．V等笔名，在党内
刊物《火线》上写了不少文章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他还以陶尚行、莫文华等笔名，
在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影响很大，对纠正“左”的思潮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
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党内长期没有认识到或不敢承认的一个问
题，就是过去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
主义的错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需要有很高的水平和很大的勇气；但也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真正克服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左”的瘤疾。毛主席充分肯定少奇
同志的意见，高度评价了他在白区工作中的贡献，所以，后来称他是白区工作中正
确路线的代表。他的这些工作，为以后北方局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太原起步


　　我回到云阳镇向政治部交代了工作后，随少奇同志去西安，住在七贤庄八路军
办事处。这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少奇同志要我和张苏一起去北平，把一批民先
队的干部转移出来。但走到保定，因为日本飞机轰炸，交通断绝，无法通过，只能
折回郑州，转道去太原。那时少奇同志已经到达太原，他是北方局书记，我是副书
记，彭真是组织部长，朱瑞是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是宣传部长，林枫是少
奇同志的秘书。我们大家都住在太原的成成中学里，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地下党员刘
塘如同志。少奇同志另外住在一处租来的民房中，他不大公开出面活动。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也在太原，同各方面进行联络，做上层统战工作。他
同我们住在一起，白天在外面活动，晚上回来就找我们说一说新的情况。恩来同志
在国民党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都要求会见他，称他为“周先生”。当时，
在山西、河北的重要统战对象，除阎锡山外，还有黄绍兹、卫立煌等。思来同志到
太原比较早，是为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准备的。在卢沟桥事变前，我们就同阎锡
山建立了统战关系，在太原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办事机构，这时已公开称八路军驻太
原办事处，也设在成成中学里，由彭雪枫领导，张震也在那儿。北方局在成成中学
的东院，恩来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在西院。
　　彭德怀同志是洛川会议结束后在9月初跟恩来同志一起到太原的。9月21日，朱
老总、任弼时和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总部也来到山西，路过太原到五台山去。因为
我在军队中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军队中的许多同志我都认识，他们路过太原时也见
了面。但总的说，当时北方局与人路军总部的联系并不密切。八路军总部去五台后，
任弼时等同志在太原停留过几天。彼此有一些来往，交流情况，共同分析时局。当
时我们最迫切的是向八路军总部要军事干部，记得总部先后给了十几个军事干部，
其中7个给了薄一波，后来成为他组织山西新军的骨干；另外几个军事干部分配到冀
南宋任穷那里。
　　在太原这个时期，成成中学是大家交往的一个中心。大家对发动群众、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同时搞好上层统战工作、扩大统一战线、准备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基
本任务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统一战线工作怎么做，对形势怎么分析，有时也有不
同意见，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彼此关系仍很好，很团结，这是当时的一种好风
气。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本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
的指示》，这是任迅时起草的，其中也就反映了太原时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与少奇
同志对形势分析的不同意见。少奇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
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为好；有的用阎锡山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恩
来同志认为应当照顾统一战线，任弼时同志则说少奇同志是“民族失败主义”。他
在写这个小册子时，就把这种分歧写了进去，说：“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
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毛主席看到这些话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
少奇同志比较接近，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的。因此，一见军分会的小册子，他就火
了。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
望停止传达。” 当时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文件的大方针错了。后来，毛主席在193
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说明：“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
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但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
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可见问题在于“民族失败主义” 的提法和它
是否针对中央这两点上。
　　虽然少奇同志那时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接近，但也有过不一致的地方，比如，
少奇与恩来同志在太原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条件成熟了，北方
局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刊，你为什么
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由于大敌当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这
些事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当时有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在敌后建立政权。这是少奇同志提出
来的，大家都同意。那时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县长大多跑了，各地的旧政权垮
了。我们就在这些地方成立县委，委任县长。在山西起初委的县长都是牺盟会的干
部，基本上是共产党员，有一二十个，以后阎锡山只好承认。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
期，起初行政区划不很规范，相互穿插，后来才分成太岳、太行、晋西北及晋察冀
四大块。
　　晋察冀根据地是聂荣臻同志率领一一五师开辟的。林彪在平型关战役打胜后，
穿着日军的大衣，骑着日本洋马，经过阎锡山军队一个团部，哨兵以为是日本鬼子，
开枪把他打伤了。他就回后方休养。所以，中央把彭真同志从太原派到晋察冀去，
担任区党委书记，后来改为晋察冀分局。
　　北方局的任务，着重在领导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工作方面，还领导着薄一波为首
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太原时期，它的主要工作有这么几件：一，分配一批批干
部到各抗日根据地去。他们中包括：从平津等地撤到山西的大批爱国知识青年，从
各地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被打散而隐伏下来的地下党员，还有从中央
和八路军调来的军事干部、地方于部等。其中，第一批是去晋察冀的，由黄敬带队。
二，联络各地原有党组织，发展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山西省委和牺盟会。此外，
河北、河南。山东、绥蒙都有人来联系，又成立了绥蒙工委、河北省委、山东省委、
河南省委。这些省委、工委同北方局就有联系，这时先后建立起各级党委，发展党
组织。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八路军的深人敌后，各地游击队发
展很快，成成中学的师生也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开到交城一带活动。四，配合周恩
来搞上层统战工作。北方局同阎锡山的联系主要通过薄一波等同志来做。当时山西
省党的工作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张友清负责的山西省委，开始叫山西工委，后来叫
省委；另一个是由薄一波领导的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
知、周仲英组成。这两个系统，都受北方局领导。公开工作的系统同山西地方实力
派阎锡山建立起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那就是根据党的指示，以抗日活动家的
身份去与阎锡山合作，帮助他开展工作。薄一波他们很聪明，巧妙地把党的口号变
成阎锡山愿意采用的口号，利用合法条件发展进步势力。
　　在这个时期，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定，成立一个“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
动员委员会”，任务是在雁北战地13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动员新兵上前线，起着临
时政权的作用。主任是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程子华同志去了，
邓小平同志去了，八路军政治部许多同志也去了。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
对推动山西、河北一部分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最迫切需要的问
题是扩军，战动会成立后一下子招了五六千新兵，共产党和八路军威望很高，阎锡
山招不到兵，战动会却能招到。招到后分了一部分新兵给阎锡山。所以，阎锡山最
初对战动会也很感兴趣，后来又下令取消了。创办战动会是件好事，但延安整风时
有人“清算”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投降机构，并追查责任，追到刘少奇、周恩来两
人，最后把这个责任全落到周恩来同志一个人的头上。这当然是不公正的。
　　除了做阎锡山的工作外，北方局还派了很多人出去同各地上层人士进行联络。
比如东北军的工作仍在继续做，派了一个联络员，专门和他们联络。河南有个张珍，
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伐后投身程潜部下，是河南人。那时他在豫北任师长，办兵
役训练班，要共产党派人去帮助他。少奇和恩来同志商量后就把朱瑞派了去，因为
朱在苏联学过军事。此外，把马国瑞、王从吾派到河北，把黎玉派到山东。韩复第
那时也请一些进步人士到他那里工作，张友渔同志就是我们派去的。山东还有一个
范筑先，是个中学校长，地方绅士，很爱国。韩复第退走后，他不肯退，组织学生
和当地老百姓在聊城抵抗日军。我们也派人去帮助他。绥蒙我们也派了人。那时华
北的形势是不错的，需要联络的对象和地方很多，可惜联络的条件很差，没有近代
通讯工具，惟一的办法就是派联络员，那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这种局面，
说明白区党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地损失了，根子还在，还有
基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在一定条件下，各地党组织又纷纷恢复和发展起来了，
不久，共产党就成为华北的第一大党。
　　太原时期是华北敌后工作的创建时期，创建并不是等战争缓和了才开始，而是
在战争中间创建，主要靠军队。那时国民党正规军大踏步后退，八路军大踏步向敌
后前进。当地旧政权垮了，没有什么磨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力量不够，如
果力量再大一些，可以发展得更好。各个地方只要去点军队，去点干部，就可以搞
起来。所以，我们那时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是发展军队，
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

老八路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集结在甘肃的洪德与宁夏的盐池间，准备再次打击胡宗
南部。我正在十五军团，接到总部的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并要我马上回去。
消息传开后，军营内外一片欢腾，普遍情绪是要求杀掉蒋介石。当时各方面的情况
还不很清楚，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张、杨的行动是逼蒋抗日，有革命意义。
　　紧接着，根据张学良来电的要求，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去，协助张、
杨共商大计，处理事变后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并且建立了电台联系。当时中央集
中考虑的是3个问题：一是如何向张、杨解释苏联《真理报》社论的问题。因为苏方
对事变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国会发生内战，所以《真理报》指责张。杨是受日本操
纵，搞政治阴谋。我们只能如实地对张、杨说：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发的
社论，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究竟是杀还是放。开始
有不少人主张杀，张国案表现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张杀的。但是，经过
研究，这时潘汉年又从上海发来电报，说南京的亲日派很嚣张。中央决定要和平解
决。第三是，调整红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结成“三位一
体”。红军除留一部在北线继续监视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经庆阳、西峰镇，集中
到咸阳，东北军和西北军集中在临像渭南间，三者互相呼应，摆开阵势，以备迎击
从东面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
　　当时西安的情况十分复杂。张、杨虽在捉蒋及联共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
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情况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豪爽，有侠义气概。在当地，东北
军是主力，他的意见往往对事情起决定作用。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他
很尊重周恩来，但他力量比较小，同东北军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生怕被张学良吃
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战、主和各种意见也很分歧。张学良放蒋时随蒋去南
京后被扣，西安群龙无首，更是乱得很。那时，红军总部在云阳，周恩来同志经常
在西安、云阳间来往，有些事情需要红军协助的，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办。比如，被
东北军开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我们就收留下来，加以训练，有的训练
后再回去。我们还做杨虎城军队的工作，主要对象是赵寿山，他的部队当时也驻在
三原，我们同他的关系很好。
　　东北军里有两个受到张学良重用的年轻人。一个叫应德田，是张学良的政治秘
书，后来任政治处处长2一个叫孙铭九，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抓到蒋介石的那个营长，
后来任卫队团团长。他们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
留后，东北军中少壮派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少壮派不顾大局把第六十七军军
长王以哲打死，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极大不满。两个人在东北军中呆不住了，跑到
云阳红军总部来。他们见了面就骂红军，说你们出卖了张学良。在那种情况下，我
们先以礼相待，耐心地说明抗日联蒋的重要性；向他们解释张学良陪蒋介石去南京
以前没有同我们商量过。彭德怀和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住了一个
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国解放后，他们两人到北京来，见到我们，表示很惭愧。
这两个人现在都已去世。
　　从陕甘支队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统一战线，终于打开了原来的孤
立局面，建立起一块比较大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了。美国
记者斯诺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陕甘苏区的，他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
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红军当时按照张国焘的主张
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战爆发时，红军还在四川和西康的边界地区，即使没有被
国民党军队消灭或者饿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线，迅速壮大实力，开辟广大
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
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老八路

挥师西征


　　在大相寺会议上还进行了西征的动员，组织了西征军，经陕北的三边地区和陇
东的环县等地，向宁夏方向推进，由红一、红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
共1．3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为什么要西征呢？主要的考虑是要扩大陕
甘宁根据地。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向东发展受阻后，西部北
侧的三边、环县一带直到宁夏的马鸿见马鸿宾部兵力较为薄弱，又可以避开同东北
军和十七路军作战，是最适当的发展方向。同时，还可以伺机向北打通与苏联、蒙
古的联系，以便取得必要的物资援助；向南策应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为三大主
力红军会师创造条件。
　　当时，共产国际的确也想在物资方面给我们援助。张浩回来时，带来过共产国
际的这个信息。原来准备把援助物资运到蒙古。所以，我们对内蒙古靠近宁夏的一
个叫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占领了这个地方，再北上就可以
到蒙古边境去取得国际援助我们的物资。但从那里到蒙古要经过沙漠，交通很不方
便。这批援助物资在蒙古沙漠等了好久，但我们没有能打通过去。后来，国际又把
援助物资改运到新疆。国民党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原来在政治上表示亲苏，但这时
苏联得到情报，他快要转向反苏了。所以，没敢把物资直接运到新疆，怕被盛世才
没收，只运到靠近新疆的苏联境内的沙漠地区，等了两个星期，后来就撤到阿拉木
图。这件事情的经手人和见证人是陈云和膝代远两人。
　　中央曾经把国际准备援助我们的事向张国秦通报，他一心想抢先过去接收这批
物资。按照他的想法，四方面军渡黄河北去，二方面军在黄河以南，一方面军留在
陕北。这样，三个方面军就形成了犄角之势。在他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主张同一方
面军“会而不合’。所以，他一直想抢先渡河。他有过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
也怕同中央会合。后来经过中央制止，才不得不按中央提出的战略计划行动，三军
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即将回师甘南的胡宗南部。
　　在西征军出发的同时，中央决定开办中国红军大学，又叫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任命林彪当校长，他既是校长，又是学员，一时离开了一军团。训练高级干部的叫
高级科，又称一部，当时只有几十个人。原来的红军学校改成红大的上级科，又叫
二部，训练师、团级干部。彭雪枫就是在二部受训后被派到阎锡山那里搞统战工作
的；张震当时也是二部学员。还有一个步校，改称红大普通科，又称三部，训练团
以下干部。红大第一期3个科共1000多人，在瓦窑堡开学，我是一部、二部的教员，
以后红大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东线的陕北一带力量比较薄弱。6月初，国民党在太
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由汤恩伯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西渡
黄河向陕北苏区进攻，驻在苏区南面的东北军也不得不奉命北上。根据当时的实际
情况，瓦窑堡是守不住的，准备主动撤走。既然要走，与其让汤恩伯的部队来占领，
不如交给张学良，这样，他也好在蒋介石面前有所交代。因此，退出瓦窑堡前叶剑
英同东北军前线部队一个师长在阵地上见了面，告诉他我们准备主动撤走，但你得
等我们几天，他同意了。没想到，一天傍晚，驻在附近的一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高
双成部第八十六师的两个营大约800人，突然前来袭击。这种部队同土匪没有什么区
别。那时，驻瓦窑堡的红军大部分都已撤走，只有红军大学还留下几百人。红大学
员打仗都很有经验，碰到这种情况，他们马上上山，占领制高点。可是，那股国民
党部队在川里，你在山上反而打不到他们。他们就一直往瓦窑堡城里钻进来。我和
林彪、罗瑞卿几个人在城墙上看着敌人冲来，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正在睡觉，
周恩来同志身边也没有兵。幸好还埋伏着一个连，就靠他们抵挡了一下。我们就把
毛主席叫起来，匆忙地撤出瓦窑堡。我没有弄到马骑，周恩来看到后，大声嚷道你
们哪个给杨副主任一匹马呀！可是，那时乱糟糟地谁也顾不上，我就一口气走了15
里路，非常狼狈。就这样从瓦窑堡撤到保安。东北军前线部队对这件事也很不满意，
说你们讲好把瓦窑堡让给我们的，让我们缓一两天，结果你们丢掉了，给国民党地
方部队钻了空子。
　　到8月上旬，西征军已经给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很大的打击，开辟了纵横
各400多里地的新根据地。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甘肃南部前进。西征军主力
就在豫旺、洪德一带休整，准备迎接并同二、四方面军会合。10月，红军三大主力
终于胜利会师。张国焘南下碰壁后果然如毛主席预料的那样，最后还是北上了。三
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退胡宗南军的进攻，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三个方面军协同，在
山城堡打了一仗，歼敌一个多旅。这是红军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
仗，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
　　三军会师时，中央在保安，毛主席派周恩来同志去把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接来，
要我也去。因为一、四方面军一年前在四川会师时成立了一个总政治部，陈昌浩是
主任，我是副主任，也应该去接他们。临走前，我向毛主席请示，还有什么事要交
代。主席嘱咐我说：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
他知道我与张国焘过去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比较熟。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处理张国
焘的问题很谨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对张国毒的面目还没有认识清楚。直
到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苏区党代会的时候，我带领军队的代表团从三原去参加会
议，成员包括贺总、聂总等。会前，毛主席把我们找去嘱咐我们去看望张国焘，并
且一定要叫他张主席，因为他这时已确定做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许多人
都不很理解毛主席在对待张国烹问题上的一番苦心，连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
不理解。比如有这么一件事：在党中央迁人延安以后，红军大学的同志开会批评张
国焘的错误，罗瑞卿当时是红大教育长，会议由他主持。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几位
学员误认为是一方面军干部来“审讯”四方面军干部，要拖枪出走。罗瑞卿没有向
毛主席报告，就在红大开会斗争他们几个人。毛主席知道了，把罗瑞卿找去，狠狠
地批评了他一顿，并且命令他立刻停止斗争，决不能这样干；又亲自去许世友等人
那里，看望他们，把他们放出来，给他们讲道理，说明张国秦不能代表四方面军，
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同对其他红军的态度是一样的；同时指出，你们几个人跑出去能
干什么呢？应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干革命，说得许世友等人心服口服，所以后来许
世友同志对毛主席一直怀着很深的感情。毛主席这样做，不是对张国带的错误让步，
而是为了维护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这个大问题。
　　三大主力会师时，我们同张学良的关系已经搞得很好了，他把东北军占的一些
地方主动让给他们，庆阳是他让的，后来延安、洛川、挪县等地方也都是他让的。
当时，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
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
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
蒋介石抓起来。

老八路

　渡黄河东征


　　1935年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在中
华民族存亡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林育英）
带着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人民阵线精神的《八一宣言》和电报密码本从莫斯科回
来。会议分析了形势，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确定了扩大
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方向。那时我们还在保安一带的山沟里，没有占领延安，在讨
论中，大家觉得陕甘根据地的面积大小，人口也很少。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会师后已
有一万多人，粮食已快吃完，冬天到了需要棉衣，当地没有棉花、不出棉布；同时，
听说四方面军也快要出来了，陕甘根据地养不起这许多军队，必须发展根据地。向
哪儿发展呢？北面是榆林沙漠、绥德有阎锡山的两个师，西面和南面是中央军和张
学良的部队，我们顶多只能到洛川和甘泉，也不容易发展，剩下一条路，只有向东
面发展，就是过黄河到山西、河北去发展。当时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中央
领导同志和军队领导同志不赞成，普遍的情绪是不愿离开根据地。这也难怪，因为
长征走了一年，一直没有根据地，吃了很多苦头，好不容易走到了陕甘苏区，这个
地方虽然穷，总是个歇脚的地方！大家都希望休息一下，要求先巩固再发展。但是，
毛主席认为如果限制在陕北这种特定的环境下，生存都很困难，所以，不能以巩固
求发展，而只能以发展求巩固。最后，毛主席说服了大家，瓦窑堡会议还是决定东
征。
　　那时候讨论问题很民主。东征一提出来后，就征求意见，要大家把困难都摆出
来。
　　东征就得过黄河，大家很有顾虑。谁都记得，长征中几次过河，包括过湘江、
大渡河、金沙江、乌江，都非常危险。现在又要过比那些河更大的黄河，大部队有
没有可能迅速渡过河面宽阔、水流湍急的黄河？河对面的阎锡山部队是怎么布防的？
能不能突破他们的防线？过河后，如果站不住脚还能不能顺利回来？反正顾虑不少。
这个时候，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主席）要走就让他走
吧，我到陕南去。彭德怀和我虽然也不想离开陕北，但他比较顾全大局，没有听林
彪的。那时候，彭德怀是司令员，但除十五军团外，兵力主要在一军团，而林彪是
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听了林彪的，不就分家了吗？
　　毛主席对决定了的事情是不动摇的，准备工作也考虑得很细致。为了弄清情况，
他派彭德怀、林彪分头到前方去调查，查清这些问题。他们依靠群众，派侦察兵，
坐着羊皮筏子夜渡黄河，用了半个月时间，摸清了河东的敌情。他们回来汇报，认
为渡河的技术问题可以解决；同时，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不强，过河没有问题。但
是，对回不回得来的问题，大家的争论仍很激烈。彭德怀也有点顾虑，他和毛主席
共同研究怎样保证部队能回得来的作战方案。毛主席说，他不能保证回得来，但只
要做好工作，把船只准备好，在西岸等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确保过河部队
不同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河西，毛主席还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
给在保安的周恩来发电报，要他亲自到黄河边的清涧县驻地来统一指挥二十八军等，
在沿河东西两岸各七八个县的长线上，发动群众，拆毁敌人的堡垒，保持渡河点，
保障前后方运输畅通。这样，2月18日就正式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
　　东征时，红一方面军使用的名称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主席是政委，
彭德怀是司令员；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我。渡河前，毛主席先到黄河边，
叫叶剑英和我去组织渡河。一个任渡河司令员，一个任政委。
　　1936年2月20日傍晚，红一、红十五军团在绥德的沟口和清涧的河口这两个渡口
分头强渡黄河。当时，黄河解冻不久，河边上还有一点冰渣子。阎锡山没有估计到
我们会突然过河，他的河防部队很松，所以渡河很顺利，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晋
军100多里路的防线突破了，并且包围了石楼县城。
　　红军一过河，阎锡山急忙调集十四个团的兵力，分四个纵队前来反扑。开始时
我们胃口很大，想一下子把它都歼灭掉，结果不行。这时毛主席在石楼县的大麦郊
一带指挥，就决定分兵游击。一军团南下向洪洞、赵城，一直打到侯马北面。程子
华率领十五军团向北打到太原附近的晋打，然后转战晋西北。一路上不进县城，只
在乡镇、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筹款，扩兵。到了山西，有地主土豪可以没收，
有东西可以吃，比陕甘苏区好得多。原来想经过山西向河北发展，或者推进到接近
蒙古的边境地区。这时，阎锡山慌了手脚。多少年来蒋介石一直想把手伸进山西，
总受到阎锡山的抵制。这一次阎主动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立刻乘虚而人。
调集10个师入晋助战，并派陈诚协助阎指挥。红军面对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去
河北已不可能，在山西的活动余地也不大，决定回师陕甘。先逐步收缩兵力于晋西，
5月5日全部顺利地回到陕北的延长、延川地区，胜利结束了东征战役。最可惜的是
刘志丹同志在东征中牺牲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是很有感情的。他的牺牲是红军的
重大损失。
　　这次东征的收获比较大，除了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了抗日和党
的统一战线政策外，第一是扩大了兵力，75天中共招收新兵8000余人，那时山西的
老百姓很穷，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第二是筹得了红军急需的一批物资如布匹、棉
花等，款项也筹了不少，解了燃眉之急。记得这时我第一次看到50两银子铸成的大
元宝，这是从土豪家的地窖中挖出来的。第三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迫使阎
锡山把驻在绥德的两个师调回山西增援。在陕北，绥德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他们
一撤，绥德就是我们的了。同时，红军又先后占领了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地区，
陕甘苏区扩展到了黄河西岸。西安事变前后，胡宗南部和东北军一撤，我们进人延
安，又到了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海原、固原，陕甘宁根据地就比较大了，有可能成
为中央得以安身的根据地。
　　回师休整期间，红一方面军在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于部会议进行总结，会
议开了十几天，分几个会场，一军团一地，十五军团一地；一军团又分成两地讨论。
大家有什么讲什么，没什么顾虑，除肯定成绩外，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开展了批评
和自我批评。突出的事例是批评一军团的本位主义。一军团在洪洞、赵城一带扩兵
比较多，筹款也多，而十五军团在北线牵制敌军，主要是在山区活动，伤亡比较大，
而扩兵和筹款都比较少。中央要一军团分一部分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坚决不答应，
强调自己的编制也还不足，表现出严重的本位主义。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每个会
场都去了，听后作了个结论，批评了一军团，聂荣臻同志出来承担责任，说他是政
委，没把好舵，应该由他负责，并且作了自我批评。原三军团的同志在会上也有些
意见，认为不应该取消三军团的番号；同时，在三军团改编成一军团的第四师时，
政治委员是彭雪枫，把原一军团的陈光调来当师长，他们两人性格不一样，在有些
事情上合不到一块，东征中有些不团结，在会上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开得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