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


　　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
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与别的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根据蒋
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从东三省退到关内。他同日本人有国仇家
恨，有较强的抗日愿望，因而对“剿共”并不积极。杨虎城更是早就同共产党有联
系，有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对“剿共”也不积极。中央一到陕北，十分重视对东
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
任书记。这时，日本人策划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民族
危机愈加严重了。爱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
歌声，就是在这一年唱出来的。
　　由于东北军的驻地和陕甘苏区靠得比较近，红军同他们打过几仗，抓到一些俘
虏。会师前，徐海东率领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打过两仗，俘虏了好几千人，其中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
福源，后来在沟通我们同张学良的联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
虏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给他们讲东北沦陷后的情况，演文娱节目，唱《流浪三部
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
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
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
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
高得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
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为脖子上有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
猛，十五军团同他那个团作战时伤亡较大，所以，徐海东对他很恼火。高被俘后，
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以后一直关在那里，因为忙于作战，来不及处理。中央到
瓦窑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来审问，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当时，彭德怀
同志和我带领部队驻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
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
接着，把高福源送到我们那儿。高福源一到我们驻地，彭德怀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
住在一起。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大一个司令，会跟他住在一起。彭总还交代我
们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谈过多次话，周桓更是天天陪着他。
　　那时，红军包围甘泉已经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个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
里面驻有东北军一个团，由一个叫张文清的师参谋长在那里指挥。我们希望他们能
主动撤出，就让高福源爬到城墙边坟堆后去喊话。他连话筒也没有，就说我是高福
源，要那个哨兵把师参谋长叫出来。这位师参谋长认识高福源。高福源就说，红军
希望同我们联合，打回老家去。那个参谋长说：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枪
顶着哩，你要谈，明天进城来谈好不好？高福源回来向彭德怀报告。他说我可以去，
只要你们同意。我们说：他万一把你扣起来怎么办？高福源说：他不会，我还要回
来给你彭总司令报告谈的结果，请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张文清
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带一个红军干部来谈判。我们就派周
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时，杀了猪，准备了粮食、烟酒等物品，上面写着“打回老
家去”等标语一起带去。因为甘泉被围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买不到，食品供应已
中断好久了。在谈判中，张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张学良报告。那时，城里有东北
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电台。他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见他。并
且让红军派一个人来。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见王以哲，商定红军与他建立电台联
系。后来，又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过了不久，我们忽然收到王以哲的来电说，张
学良希望近期在延安会见周恩来。这样，党中央同张学良的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
这时候，在甘泉被我们包围的东北军准备撤走，走的时候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欢送。
　　对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也很见成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的部
队中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的南汉辰也是共产党员。那时，
我们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他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取得
了一致意见。但是，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曲折。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
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
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
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
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
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
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
军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杀掉的。当时，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战，对
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也不了解争取东北军的重要意义，
抓住了敌军的大官，就自作主张地杀掉了。也有的同志因亲属、战友、乡亲被国民
党残酷地杀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虏身上。在王明“左”的错误统治时，做兵运
工作只能做下层工作，不能做上层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军官的工作。后来，
钉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转变。党中央把统战工作做到张学良、杨虎城头上去，过去谁
敢呀？杀俘虏的虽然是少数部队、少数人的行为，但影响很不好，不符合党的政策，
中央做了许多工作，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
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央在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同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开
始打通。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但日本人的侵略野
心却漫无止境，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着手对
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派人同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试探。
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亲信陈立夫。陈一面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同王明、康生等
人都认识，这些人当时都在莫斯科。后来，驻国际代表团就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
央汇报。另一面，陈立夫又派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市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曾通过
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双方初步会商后，地下党派
党员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双方会商情况及国民党当局希望同
中共谈判的要求。
　　那时，毛主席正率部东征在山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听取张子华、董
健吾汇报后，就赶到前线同毛主席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听了他们的介
绍后说：方针是继续积极联络。同时，决定周恩来同志准备出去同国民党谈判。8月，
潘汉年回国后也辗转来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央已从瓦窑堡转到保安。不
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来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合作抗日。

老八路

落脚陕甘苏区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吴起镇，这里和俄界相距2000华里，已是陕甘苏
区了。我们把同地方党取得联系后了解到的有关陕北红军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
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
年的长征胜利地结束了。
　　我们刚到陕甘苏区，敌人的骑兵也跟着追来了。毛主席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在
会上说：我们这么一大堆人跑来，如果不把跟来的敌人打退，让他们也进入陕甘苏
区，使苏区人民遭殃，我们就对不住苏区的人民。所以，一定要下决心在这里打一
个胜仗，最少是把敌人打退，不让他们跟着进苏区。
　　吴起镇一带深沟断崖，是典型的黄土高原的地貌。从高处往远方看去，只见一
道又一道的深沟，沟与沟之间是小块平地，当地称作源；再过去又是深沟。在这样
的地区作战，不利于骑兵活动，而有利于我军埋伏。再加上已经到了苏区，士气高
涨。打这一仗，无论天时、地利、人心，都对我们有利。彭德怀同志在前面指挥作
战。战斗开始后，我们跟毛主席到附近山上去观看作战情况。到了山上只听到稀稀
拉拉有点枪声，很快就停止了。当时大家很着急，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没有多久，
传令兵来报告说，已消灭敌军一个骑兵营，主力正在追击敌军，可见作战相当顺利。
后来知道，彭德怀是乘敌军下了马，从深沟中牵着马艰难地往源上走的时候，用伏
兵突然压下去，一下子就把敌军压垮了。敌人在深沟里，逃也逃不了。据统计，这
次战斗共击溃敌军3个骑兵团2000余人，俘虏敌军约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使
敌军一时间不敢再来侵扰。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毛主席十分高兴，写下了那首很
有名的六言诗，赠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前两句是讲战场地貌和我军的英勇气概，后两句是称赞彭德怀。后来，彭德怀
同志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作短暂休整后，因为知道当地苏区主要负责人正在下寺湾开
会，我们就经保安向下寺湾前进。还没有到下寺湾，他们已经派部队来接我们了。
在下寺湾，我们见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和副书记郭洪涛；也知道了当地的红军
主力是红十五军团，这是由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甘后，同当地的红
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成的。原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分任十五军团
军团长和政委。这时徐海东他们正在郴县（今富县）西南指挥作战。
　　对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同志，我过去不认识；但是，当时在陕北任西北军事委
员会主席的聂洪钧我们是认识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很熟悉，因为他原来是中
央苏区的干部，以后经过上海的临时中央调出来到北方局，北方局又把他派到陕甘
苏区，成了当地的军委主席。我们来这里前，当地的肃反“左”得很厉害，把刘志
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刘志丹被捕前是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陕北苏区创建人之一，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被抓的过程很特别。那次，他正在去
十五军团部开会的路上，碰到了几个骑着马由西北军委派往十五军团送信的通讯员。
通讯员看他是首长的样子，有几匹马而且也是去十五军团部的，就把信交给他。他
一看，内容是西北军委要十五军团保卫部去抓刘志丹。刘志丹十分镇静，把信重新
封好，让通讯员仍把信送到军团部，他自己直接到在瓦窑堡的西北军委，说，你们
要抓我，我就来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刘志丹的党性十分强。如果他看了那封信，
不到瓦窑堡，而到驻在附近的第八十一师，这个师是由他过去领导的陕北红军改编
的。这样，保卫部就抓不到他了。如果十五军团两部分红军内部发生严重冲突，陕
甘苏区就完了。后来，我们见到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时，他就说，如果中央不来，
我们就要同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那时，国民党军正在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
左”的肃反错误，就不可能把全苏区党政军民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粉碎敌人的“围
剿”。因此，毛主席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同时，成立了以国家保卫局
局长王首道为首，并有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 5人工作组，对被
捕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在下寺湾，中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
德怀为副主席，成员还有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共 9
人，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
队改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
三团。红十五军团，仍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和
八十一3个师，另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共一万余人。在这次改编中，彭德怀同志
又一次表现出顾全大局的优秀品格。当时，一军团人多一点，三军团人少一点。他
主动提出取消三军团，改编成一个师，合并到一军团去，就是第四师，由一军团调
来的陈光任师长，原三军团的彭雪枫任政治委员。东征时，一军团的第一、第十三
团又合编为第一师；在瓦窑堡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由周恩来兼
主任。
　　我们在下寺湾时，徐海东正在前方指挥作战。十五军团的军团部设在甘泉南面
的道住铺。当我们到达军团部时，徐海东已从战地赶回。他是红军中的一员虎将，
窑工出身。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四川转移后，他率部在鄂豫皖坚持斗争，家里
的人大多被国民党杀害了；1935年率部转战到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师。他原是红四
方面军的人。当然很关心四方面军主力的情况。其他同志也问：为什么四方面军没
有一起来啊，为什么张国焘没有来啊？所以，同十五军团会师前，毛主席嘱咐我们，
先不要对十五军团的同志讲张国焘的事。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他就问我张国焘的
情况，我只好说我也不大清楚，以后毛主席会对你讲的。程子华和我们原来相识，
他是从中央苏区调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也来问张国焘的情况，也由毛主席直接同
他讲。毛主席怕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对张国焘的问题一下子思想转不过弯来，所以，
不是马上把分裂的全部情况告诉他们，而是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过程，慢慢了解真
相。对陕甘苏区一些同志，在纠正他们肃反的错误时，也很注意工作方法，不是简
单从事。记得开始时有那么几个月，陕北原来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布告的时候，
下面的署名是主席聂洪钧，副主席周恩来。我们看了这样的署名都觉得非常好笑，
周恩来怎么成了聂洪钧的副手？同时也深深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处理这类敏
感问题时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顾大局的。不久，刘志丹等人放出来了，任命刘志丹
为新组建的第二十八军军长。同时，也不责怪原二十五军的同志。大家也就团结起
来了。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他
们调整了对陕甘苏区“围剿”的部署，东西对进，企图把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歼
灭在洛水和葫芦河之间。敌军兵力3倍于红军，但会师后，红军实力增强了，士气提
高了，5天内直罗镇一仗，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抓了5000多俘虏，缴获大量军用
物资，粉碎了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说，这是为党中央在西北建立
全国革命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老八路

第七章 建立西北大本营


　　在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央只通过了一个《关于张国焘同志的
错误的决定》，并且没有向下传达；对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也只作了个决
定，正式改编是在哈达铺进行的。因为军情紧急，会后部队继续北上。当时，北面
敌人的兵力比较弱，但必须经过天险腊子口。这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两边
是悬崖峭壁，只有中间极狭窄的一条小道可以通过，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一下就攻下这个要隘，打开了北上的门户。
　　过了腊子口，就到哈达铺，部队休息了几天。这里的条件比较好，主要是有东
西吃了。那一段路上我们实在饿得不行，整天想找东西吃。很多东西我都吃过，牛
皮鞋底也吃，皮带也吃，那些东西要烧柴火熬几道水，把硝熬掉，成为一块像油胶
那样的东西才能吃。有的人饿得不行，就偷牲口吃。到了哈达铺，后勤部的叶季壮
在那里找了一个地方办宴席，叫流水席。所有经过那里的干部，都进去吃一次，什
么红烧肉呀，锅盔呀，尽管吃。在每个人进去前，叶季壮都要说一句：’‘你少吃
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饿得太厉害了，一下吃得过量，就会把人撑死。不但是
人，牲口也一样。在当地找不到那么多草料，有的饲养员就把搞到的麦子、大米去
喂牲口。牲口也饿得不行，拼命吃，结果撑死了不少。锅盔是当地老百姓吃的一种
比较大而厚的烙饼。到了甘肃许多地方都有锅盔卖，每个战士身上又都有一二元钱
的津贴费，长征路上没有机会用，到了这里就都去买锅盔，背到背包上；差不多每
个战士都要背两三个锅盔，生怕以后还会有过草地那样的事情。大家实在是饿怕了。
　　在哈达铺休整时正式宣布陕甘支队的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
员。当时全支队只有7000多人，下辖3个纵队：原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
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
　　战斗部队缩编了，政治部也有所紧缩。当时名义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总政
治部，一个是陕甘支队政治部，这两个政治部实际上是一个机关，两块牌子。两个
政治部的主任都是王稼祥，副主任都是我。实际工作主要是我做，因为王稼祥病得
很厉害，难以坚持工作，很多人都认为他可能挺不过去了。当时派了一个医生专门
照顾他，这个医生名叫王斌，全国解放后曾任东北军医大学校长。我们又把前方缴
获的一些好东西以及后来张学良送的慰问品，如牛奶、罐头等给他送去，总算渡过
了危险期，身体慢慢地好一点了，但坚持正常工作仍有困难。所以，后来恢复红一
方面军番号，以及渡黄河东征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时，总政治部就由我担
任主任，他不再兼主任了。
　　到哈达铺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到哪里去，因为对陕甘宁地区不熟悉。我
们的队伍中有一个贾拓夫，陕北人，是1934年从白区派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以后参加了长征。他曾经讲过陕北有点游击队，但他已离开那
里好久了，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在哈达铺，我们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部队，有一块根据地。当时，我看到过
两个材料，一个是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说刘志丹“匪徒”在三边地区活动，政府
正在“围剿”。聂总先看到的，马上报告叶剑英，并且把布告揭下来送到毛主席那
里。另一个是我在老百姓家里看到的一张油印的红军传单，上面有“红军占领中心
城市的伟大胜利”这样的话；所谓中心城市是指瓦窑堡。瓦窑堡在陕北算是个很大
的地方了，那里出炭。不过，同别的地方比就那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见到习仲
勋，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瓦窑堡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但当时见到这些材料的确
非常高兴，因为，这证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毛主席把
贾拓夫找来，问他陕北刘志丹和游击队的情况，并且任命他为白区工作部长，率领
先遣队去寻找。此外，从当时收罗来的国民党区域的报纸上也证实国民党军队正在
向陕北红军刘志丹部进攻。知道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兴奋，说你总要找一个地
方歇脚呀。他召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向陕北红军所在的那个地方走，就是向延安西
北方的保安那里走。过了几天，部队进到通清县的榜罗镇，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
落脚点放在陕北。
　　在哈达铺，毛主席还召开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把陕北有红军以及支队新
的进军方向告诉了大家。部队经过长途征战，的确非常疲劳啊！何况，长征中相当
一段时期在藏民区行进，那里人口稀少，又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扩军。
筹粮都很困难，大家都希望早点找到一个人口较多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听说陕北有
红军的消息后，大家都非常振奋。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还把张国表同中央闹分裂的
事给大家讲清楚了。本来，中央不让向下面随便讲张国森闹分裂的事，但是，许多
中下级干部还是知道了，一路上情绪不太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
有红军和根据地，情绪普遍高涨起来。同时，进人甘肃以后，部队打过几个小的胜
仗，特别是在六盘山消灭了东北军何柱国部的两个骑兵连，缴获100多匹战马，成立
了自己的骑兵侦察连，进一步振奋了士气。我们在过草地时，有的部队吃过马家骑
兵的亏，你跑得再快也跑不过骑兵。现在，我们自己有了骑兵，大家当然很高兴。

老八路

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斗争


　　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于6月12日翻过夹金山。那个
雪山海拔高、空气稀薄，能过去全靠那时年轻体壮，吸一口气，慢慢走，还是过去
了。有的人例如林彪就过不去，头一天上到半山腰，他喘得不行，就下来了。第二
天是用担架把他抬过去的。翻过夹金山，便来到您功、两河口一带，同先期到达懋
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同志和我率领两个团在后面掩护红军主力和
中央纵队行进。18比我们完成掩护任务后，抵达懋功东南达维镇三军团驻地。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8个
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
剩两万多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
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毡包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
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连菜盒子都没有；这
主要是由于物资匾乏，当然，和彭总一贯艰苦朴素的治军作风也有关系。
　　四方面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当时有一万多人的二、六军团
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3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
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革
命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
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
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懋功第一个见着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四方面
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
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两军会师后，军营里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问题就发生了，而且是战略方针
上的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中央认为，两军会合，总兵力10万，
这是伟大的胜利，红军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要北上击破已抵达阿坝一带的蒋军
胡宗南部，先机在阳江和嘉陵江之间站稳脚跟，再向甘肃推进。这是一个发展革命
的方针。张国焘的西进却相反。他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是失败了。革命
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川康地区人口
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不仅难以发展，并且缺少回旋余地。敌人
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你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
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
作为的方针。这种分歧，在会师前已经存在，而在会师后6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两河
口会议上便明朗化了。
　　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同志回来传达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会
上阐明北上的必要性，提出两军在统一指挥下攻打刚到达松潘的敌军胡宗南部，会
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勉强地表示
同意。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
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
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
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
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同志。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深刻根
源的，在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恼，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他这个人城府
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
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他对中央和军委攻打松潘的
战斗部署按兵不动，却在四方面军的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同志，攻击朱德总司令，
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
要重新开会。随着，就一步一步地进行分裂和夺权活动：
　　他先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军委设
常委，要政治局“速决迅行”。这分明是要挟中央。
　　同时，他又挑拨和拉拢中央红军的干部。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聂
荣臻和彭德怀两人吃饭。他知道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仗打得很苦，彭德怀在会理会
议上又受到点委屈，以为有隙可乘，便提出给三军团补充四个团的兵力，还让秘书
黄超送来几斤牛肉于、大米和二三百块光洋，说是给彭总“解决困难”。彭总一眼
就看穿了他的用意，说：“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后
来彭总多次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张国焘算
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这件事，彭向毛主席报告了。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
科时认识的，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
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
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辛苦，辛苦！”讲了些东拉西扯、
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
　　如果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开始，那么此后的两个月内，在政治
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便得寸进尺地进攻，酿成严重的党内危机。
　　那时，张国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
紧逼、向党要权。芦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打算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
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
的，周恩来同志就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会议决
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通知中重申：“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
周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
同时决定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提出要成立前敌总指挥
部，会议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
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丧失了时机，敌情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已在岷江以西、
懋功以北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好放弃，
另订《夏桃战役计划》。红军北上只能穿过大草地了！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刻下令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这一来，各军团（包
括远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全部被切断，只能同他联系。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
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来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9名干
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同志，有的自己可能
还不知道。
　　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
毛主席再次强调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会议拒绝增补9人为政治局
委员的要求，同意名单中的2人为政治局委员，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使张国焘不可能在政治局中控制多数。同时决定陈昌浩接替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
恢复一方面军总部，以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
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会议强调党对红军
的绝对领导。
　　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临走
前，毛主席对我说：“你本来就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你去，顺理成章；你和陈昌
浩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学，有点老关系。”在中山大学时，陈昌浩还是共青团员，我
当支部局委员，他是团支部委员。毛主席还叮嘱说：“你到那里，要强调一个‘韧’
字。”“你要做拉不断、扯不折的‘牛皮糖’，软不啦叽地富有韧性；切记不要当
玻璃，一敲就碎，一碰就破裂，那样就不好工作啦！”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向
接替我职务的李富春同志交代了工作，便带着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时的ito多干部，
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其中包括陆定一、李粥庭、徐梦秋等，秘书长是萧向荣。李
粥庭在中山大学时和傅钟是同学。徐梦秋后来在新疆“督办”盛世才那里当教育厅
长，被盛杀害了。这时，红军实际上有两个政治部，一个是陈昌浩当主任的总政治
部，一个是傅钟当主任的前敌政治部。两个政治部机构重叠，又住在一起，过草地
也随右路军走在一起。只是陈昌浩不理我们，我这个“牛皮糖”就天天到陈昌浩那
里去坐坐，一是了解一点动向，二是搞点烟抽。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
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桃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
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
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
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
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
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
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张国焘主张到青海、宁夏、新疆是“危险的退却
方针”，希望他和右路军“并力东进”，勿再“坐失先机”。会议强调要进行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通过各种渠道向没有到会的张国焘等传达会议精神。为
了迅速占领洗河东岸的战略要地，会后，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
向班佑进发了。过草地，走得很艰苦。那里没有吃的。长征走了近一年了，大家的
体力消耗得很厉害。沼泽地带又不好走，弄得不好就陷了下去，就起不来，越活动
它越下沉，连牲口都是这样。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我们在潘州呆了半个月，
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
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
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
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
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
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
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
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停留在潘州的时候，右路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川西藏民地区打开一个往甘
肃走的缺口。右路军李先念同志的部队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团，使突破封锁线的口子
敞开了，时机很好，就等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和左路军迟迟不动，借口噶曲河涨
水，不能徒涉，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毫无效果。
　　9月8日，张国焘突然致电陈昌浩和徐向前，要他们立刻带着所有右路军的部队
南下。来电由张国焘单独署名，这就是要改变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针，并且要胁
持中央一起南下，令人感到空气里已经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在回
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3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
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
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那时，中央机
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
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
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
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
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
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同志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
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
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
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
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
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
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
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
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
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
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
容是很清楚的。现在，把话讲回到剑英同志和我约定9日凌晨行动的事上来。
　　这天晚上，月色很好，我按时悄悄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拿，徒步走向离村两华
里的水磨房，在月光下同叶剑英和罗迈会合，知道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
利地出来了。当时，我们都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连行李都不背，只有剑英同志提
了个小箱子，里面装的是打胡宗南部队时缴到的一幅甘肃省的军用地图。原来，那
天吃完晚饭后，他在作战科那儿看着没有人，就问随从的参谋吕黎平：有甘肃和陕
西的地图没有？吕黎平说：只有一份完全的甘肃地图，是刚缴来的，剩下的都不完
全。叶剑英说把甘肃的留下，其他的都包上。吕黎平把放甘肃地图的那只箱子给了
他。临走时，他就把那只箱子提了就走。我们走了七八里地时，忽然身后传来一片
马蹄声，有十几名骑兵冲过来。我们问在路边避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下
令追赶我们的。幸亏我们没有带警卫员和马匹，不像是首长的活动，没有被骑兵注
意。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和彭
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
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
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
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
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
十米外。李德身高二米，也带着武器，李特不是他的对手。遵义会议时，李德根本
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捍卫毛主席，这一点还是好的！
　　毛主席镇定自若，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
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
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
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我这里有《北上告同志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
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
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
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
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同志发了话：哪
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
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
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同志说：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同志把张国焘的
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
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毛主席还风趣地对我说：
“尚昆，你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正
要到前敌政治部去报到，队长刘志坚和李伯钊一起来看我，问我有什么事交待。这
时，我们已经决定在当晚行动。如果我把事情透露给他们，就怕泄漏了机密；如果
让他们临时改变出发日期，又怕引起陈昌浩他们怀疑。万一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
把中央扣起来，不是坏了大事？想来想去，还是忍一忍心，什么都没有说，让他们
按时去报到，到最后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宣传队离我们住地大约10华里，晚上10
点，我派警卫员小张去通知他们，谁知道阴差阳错，警卫员走错了路，等信送到时，
陈昌浩已经发觉我们走了，伯钊和送信的警卫员连同宣传部人员在内，都被扣留，
裹胁南下，还当作派去的奸细进行审查。所以说我损失了一个兵，又赔夫人李伯钊。
直到一年后四方面军再次和中央会合时，伯钊来回共过了3次草地，多受了不少跋涉
之苦。
　　9月12日，我们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今达拉乡高吉村），在此前后，中央采
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
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二是，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
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
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同志，指出
“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
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
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
模范。”
　　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
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
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
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俄界是个很小的地方，只有十来间房子。我记得，俄界会议是在藏民居住的一
个临时棚子里开的。居民用干牛粪作燃料，小小的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我
们管它叫“牛屎房子”。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
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
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
制着四方面军啊广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
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
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
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
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
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同志的哥哥曾中圣搞出来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鄂
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张国焘排挤后在四方面军中搞监听和破译的工作，作战
时能准确地掌握敌情（曾中圣后来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这就流传出许多关于张
国焘的“神话”，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不准说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张国焘还在底
下进行煽动，反对中央。如果不使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就宣
布开除张的党籍，只会把事弄糟。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仍称张国焘为“同志”，
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而张国焘却召
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
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甚至连伯钊的党籍也给开除了。后来，张国
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
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
设想。
　　毛主席给四方面军的临别留言是：一年以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这条路的！
这个预言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张国焘南下四川后，损兵折将，呆不下去。我们北上
的队伍，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西北建立了大本营。一年后，四方面军也北上
前来会合。
　　和四方面军暂时分手后，我们陕甘支队7000余人进人甘南。

老八路

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
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
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
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
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
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
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
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
导表示怀疑和动摇。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
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
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
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
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
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
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
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
“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为了这件
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
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聂总还说：
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
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中央
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
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
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
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
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
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
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
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
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
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
的。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
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
写了信。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
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
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
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
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
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
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
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
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
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
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
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
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
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
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
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就力争。一位同志竟
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
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
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
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
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
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
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
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
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
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
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
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涣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
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
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人问题上当场申辩。但是，
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
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
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
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
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
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
“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
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
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
开河地乱说的。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
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
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听’，
“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
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
事”。只有在leq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恳征求意见。
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
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N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1
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
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
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
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
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
林彪，又缄口不再讲这件事。“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
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会理会议最后决定：停攻会理城，挥师北上，渡大渡河，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老八路

疾进云南


　　过了乌江后，我们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迅速推进到贵阳东北地区。这时候，蒋
介石正在贵阳城内督战。3月24日，他从重庆飞抵贵阳时，在“训话”中宣称：“要
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怎么也
想不到，相隔不到10天，贵阳城外竟贴出红军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在薛岳率领的中央军渡乌江北上后，贵阳地区只留下四个团的兵力，守备城防的不
足两个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急忙调滇军孙渡纵队兼程赶来，并且判
断红军可能向黔东的黄平、施秉推进，同二、六军团会合于新创建的湘鄂川黔苏区，
立刻部署湘、佳军在那个方向堵截，又调吴奇伟纵队向东疾进。4月7日，我前敌司
令部又一次作出完全出乎蒋介石意外的决定，命令三军团以一个团佯攻贵阳，引开
敌人，这个团推进到高贵阳只有15里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贵阳了；主力却乘隙从
贵阳、尤里之间穿越湘黔公路迅速南进。“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只是
我佯攻部队的虚张声势。一时，在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局面：敌军向东追，红军主力
却悄悄地朝西南向云南疾进，双方正好背道而驰！
　　10日，前敌司令部为了争取先机，摆脱孙渡和吴奇伟纵队，命令红军西进到贵
阳西南的广顺、长顺集结。彭总对此十分赞赏。我们仔细研究了西进的地形，认为
广顺以西30里，地势起伏，尚可作战；再往西直到北盘江畔，尽是峻峭的石山，同
敌军作战容易陷于对峙局面。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
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理由
是：平、盘两县是黔滇咽喉，四面都易出击，我军人滇后将推进改为疾进，回旋余
地更大，使敌难以封锁；而且，追敌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与地方有磨擦，他们离后
方越远困难越大，更易为我军战败。因此，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
我们往西甚至人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
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
　　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18日，三军团
渡过北盘江，改推进为疾进，占贞丰，取兴仁，人普安，几乎每天打下一个县城。
22日，和一、五军团及中央纵队会合，第二天到达黔滇边的盘县。24日，红军从贵
州进人云南省境。29日，中革军委发布北渡金沙江的指示时，我们已经过沾益，到
达寻甸。5月4日，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赶到军委指定的金沙江畔的洪门渡。9日，
在西边的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向川西南重镇会理进发。
　　我们西进路上，因为黔滇两省的敌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守备地方的多是
民团，几十条枪，一打就跑，红军的士气越来越旺盛。打开一个县城，总有点东西
可以没收，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一到云南就好了，生活也大大地改
善了。特别是云南的地主，仓里藏的不是稻谷，而是大米，拿来一淘一煮就行；火
腿很多，用刀四面一切，只吃中间最精美的一块；宰了猪，中间挖两块最好的肉，
吃了就走，后面来的部队就有意见，因为留下来的肉都臭了。但那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急着赶路，哪有时间精心处理这些事啊！
　　敌人的地面部队赶不上我们，便派飞机来捣乱。4月底，我们进军到沾益县的白
水镇以东地区，突然来了7架敌机。那里是开阔地，四周没有遮掩物，田野上的麦子
也长得只有一尺多高。军号一吹，部队就地散开，各找各的地方隐蔽。我匍匐在一
个深坑里，头在里面，腿有一些露在外面，上面有一棵小树，身旁是两个侦察员。
突然一个炸弹开花，接着又是第二个……这时，我感到小腿上被什么东西捶了一下。
待敌机飞走后，我从坑里站起来，只见右肢的绑腿被打烂了，鲜血不停地从绑腿布
上渗出来工身旁的侦察员被弹片从背上穿过，再也没有站起来。我试着迈动右腿，
还可以，但走了几步就不行了。有人就喊：“政委负伤了！”“政委挂彩了！”尘
埃落定，彭德怀同志便带着担架队过来了。担架抬着我走不多远，敌机又来了，我
被抬进水沟里卧倒。这次敌机连续轰炸，我们因为地形不利伤亡了300多人，组织部
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刘志坚都负了伤。当天，一个俘虏过来的军医给我开了刀，3块
弹片，取出了两块，另一块进得很深，只好留在肌肉里。碗口大的伤口，用灰锰氧
水洗一洗，塞点药棉，包扎后继续随军行动。当天下午，这个医生就跑掉了。这是
我从广昌战役后的第二次遇险。后来，战士们想出了新点子，在重机枪的枪筒前面，
加一个土制的十字架，敌机俯冲时对空射击，果然打下了两架敌机，一、三军团各
打下一架。我们审问被俘的飞行员，怎样找目标？他说：哪里马多就往哪里炸，因
为当官的才骑马！我们就和伍修权开玩笑，说他和李德暴露目标，因为李德骑的是
匹白马，特别显眼！在延安时，我请医生查一查，是否需要再开刀？医生说，弹片
已在肌肉里，开刀没意思。所以这块弹片至今留在我小腿里作为纪念，但伤疤已经
很小了。
　　我受伤后，伯钊突然来看我，令我喜出望外。离开中央苏区时，伯钊被编入中
央工作团，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30多位女同志在一起，领导人是董必武和徐
特立同志，随中央卫生部行动。一路上，她在行军队伍中前后奔走，做宣传鼓动工
作；到宿营地时，又到驻地群众中做社会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甚
至筹粮管伙食。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在湘江畔，
在老山界，都能听到她的歌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徐特立、成仿吾和伯钊
都被选为文教委员会委员。过了北盘江，中央纵队和我们会合了，但三军团急于向
云南进军，我们没有机会见面。这一次她为什么会那么快来三军团看我呢？伯钊说：
周副主席得知你们在空袭中损失比较大，立即派出了救护队，要她马上带着担架队，
前来参加救护和伤员转移工作。彭德怀同志说：“谢谢首长的关心。”接着风趣地
问：‘周副主席派你来还有别的原因吧？！”伯钊不好意思地说：“周副主席说，
尚昆同志也负了伤，要我代表他表示慰问，并帮助照看他。”彭总说：“这就对头
了，你赶紧去照看杨政委吧！”
　　见了伯钊，我当然高兴，对恩来同志的关怀十分感谢。我告诉伯钊受伤的经过，
指着伤口说：“伤势不重，已经处理好了；你来了正好，看看我们部队的情况，回
去报告军委首长，请他们放心。”当时，彭总和叶剑英参谋长都让伯钊留下来。我
说：“部队快要过金沙江了，各有各的任务。”伯钊说：“你们对老杨的照顾比我
好，我来看一看就放心了。我得回去。”说着，她就领着担架队回中央工作团去了。
　　伯钊第二次来看我是渡过金沙江以后，那是在会理城郊，部队正进行小休息，
准备攻城。她带着宣传队下炮兵团的连队教唱歌。彭总、叶参谋长和我正在研究攻
打会理城，见伯钊来到军团部，彭总打趣地问：“你的情报为啥这么准，一下子摸
到我们军团部来了？”伯钊看着我直笑，我只好向彭总“坦白”：伯钊刚好在军团
部对面的一个连队教唱歌，听到她的歌声，我便约她来了。彭总说：“那我就不
‘追究’了。”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包冰糖来招待客人。听说我们将要攻打会
理城，伯钊抓住机会对彭总说：“军团长，我请求参加打会理城一仗。”彭总说：
“我没有带过女兵，再说，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你要上火线，得请杨政委批准。”
我便替她央求说：“文艺兵也要体验一下真正的战斗生活，请你高抬贵手，批准她
的要求吧广彭总这才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只准在指挥所观战，不准到前
沿去。”满足了伯钊的要求，她比什么都高兴。最后，彭总诙谐地说：“牛郎织女，
战地相会，有什么悄悄话，你们抓紧说吧。战斗一打响，可就没空说了！”

老八路

　第六章 长征（下）


　　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一、红
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
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
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


　　　　　　　　　　　　　　四渡赤水前后


　　遵义会议前，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没有赶到黔北。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在遵义
附近休息了将近半个月，部队进行了整编。遵义会议后，“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
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川军、黔军和滇军先后集中到川黔边地区，我们要迅
速跳出敌军的包围，移师北上。那时，准备从长江上游的沪州、宜宾间北渡，会合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军队中的几个四川
籍的同志高兴得很，刘伯承、聂荣臻都很赞成，特别是罗瑞卿、朱老总，在四川很
有影响，大家都希望进川，认为红军到那里去，再发展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渡江作战计划》，命令各军团集中到赤水河东
岸的赤水、土城地区，以便占领渡河点迅速抢渡长江。这时，川军刘湘害怕红军进
人四川，已调集12个旅40多个团的兵力，在长江北岸设防。红军前有大江阻挡和川
军堵截，后有蒋军追击，面对这种险恶的局势，及时调整了部署，在川黔交界地区
来回穿插，四次横渡赤水河，迷惑并调动敌军，终于奇迹般地突出重围，大踏步地
挥师入滇，渡过金沙江北上。
　　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
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
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
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有数，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
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
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
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擅完全不同。其中，作为长征中主要战
将之一的彭德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渡江作战计划下达后，三军团奉命以急行军赶到土城附近，当时，一军团已经
攻占土城，正向北面的赤水进发。土城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川军得悉后，立刻向土
城进击。毛主席和中革军委得知来敌是川军郭勋棋旅的4个团，随即命令彭、杨统一
指挥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的第二师，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来犯之敌。28日拂晓，
我军向青扛坡敌正面阵地发起进攻，经过3 小时的激战，突破了敌军阵地。川军一
个旅赶来增援。我军当时子弹很少，一个人只有20发，进攻受阻。这时，彭总发现
敌军的兵力不是原来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近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
“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觉。当晚，毛主席、朱
总司令亲临前沿观察，只见周围的山头上，四面都是敌军的探照灯、信号弹，照得
夜空雪亮，电台的马达声也隆隆直响，反而使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判明情况后，
军委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渡江计划，命令红军赶快撤，在第二天拂晓前脱离此敌，
西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这就是一渡赤水。后来，毛主席总结了上城之
战的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三
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
　　渡过赤水后，原来准备经过古蔺、叙永向长宁集中，到宜宾附近北渡长江。但
很快就发现各路追敌已逼近川南，川军又有40多个团扼守长江北岸，而红军在行军
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2月7日，彭总和我向军委建议：转向鸡鸣三省地区的云南扎
西（今威信），进行部队整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军委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当天作出《关于我军向川黔边发展的指示》。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
改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
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4个团，直属军团部
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因为袁国平同志病了，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任三军团
政治部主任，又派伍修权为副参谋长。11日，红军掉头东进，回师黔北，同黔军和
尾追而来的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这是二渡赤水。
　　红军离开遵义地区才半个月，突然回师，当时必须保守军事机密，很多指战员
不理解，思想问题很多。彭总对新到任的少奇同志说：部队普遍的情绪是不怕打仗
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脱离中央苏区后没有
根据地作战带来的极大困难。事实证明，彭总对部队的情绪把握得很准，同时也始
终深信指战员们的高度思想政治觉悟。
　　遵义战役是二渡赤水后发动的。3月25日，三军团奉命向桐样进军途中，从俘虏
的黔军那里得知，守备娄山关要塞的只有柏辉章的3个团；又从电话中监听到，离娄
山关南5华里的黑神庙一带，驻有黔军杜肇华的一个旅，能参战的兵力共4个团。我
们立刻向军委报告：“拟以迅速动作歼灭此敌”，并和一军团协同向黑神庙之敌发
起攻击。当天午夜，朱总司令复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命令坚决消灭娄山关的守军，
“全军统归彭、杨指挥”。
　　26日黎明，三军团第十三团跑步抢占娄山关口，利用有利地形，多次打退向关
口冲击的黔军；与此同时，一、三军团主力迂回到敌后，在黑神庙等地发起攻击，
黔军乱了阵脚，纷纷向遵义方向清退。我们得知遵义守军只有一个营，军心已极度
惊慌。第二天凌晨，我们命令三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沿盘山公路直逼遵义城。
遵义城以河为界有新城旧城之分。一、三军团协同先攻占没有城墙的新城。下午，
军团参谋长邓萍和第十一团政委张爱萍，一起匍匐在河边的草丛中，观察攻打旧城
的地形，突然一颗流弹刚好击中邓参谋长的头部，伏在他身旁的张爱萍被溅得满身
是血。这位曾经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创建湘鄂赣苏区、坚持井冈山斗争、身经百战
的优秀指挥员，牺牲在遵义城外，这是三军团的重大损失。痛失战友的德怀同志，
命令怀着满腔悲愤的指战员们，连夜向遵义旧城发起猛攻，终于打开旧城，肃清残
敌，在28日晨再度攻克遵义。邓萍同志牺牲后，应军团部的请求，叶剑英同志接任
三军团参谋长。
　　这时，蒋介石急令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城，被我一、
三军团从两边夹击，大部被歼，残部向乌江溃退。
　　遵义战役中，红军在3天内连下桐样、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8个团、蒋军吴奇
伟两个师，缴获枪支1000以上，捉到2000多俘虏。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以来取得
的最大一次胜利。指战员们走得那么苦，一下子打了个大胜仗，又是唱又是跳，两
三天不想睡觉，那股高兴劲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敌军狼狈不堪。当时，我和彭总
站在娄山关石碑的坡上，但见那些俘虏早已把枪甩得远远的，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
垂头丧气地向指定的方向集中。吴奇伟呢？在突然遭到红军夹击时带了一个团仓皇
掉头渡过乌江，下令砍断浮桥的保险索，把1000多官兵甩在江北岸，做了红军的俘
虏。兵败如山倒，那时真看到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扎西
整编后的4个整团，只有一个团仍能维持原来的编制，每个连只有五六十人。
　　红军重占遵义后，蒋介石飞到重庆督战。他判断红军将乘胜直奔“乌江东岸，
图与萧、贺合股”，指挥驻川黔各军，严密封锁乌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
结合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遵义、鸭溪地区。局势相当严峻。3月4日，中革军
委决定在这次战役中特设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的前敌司令部。为了免受
敌军的夹攻，3月16日，前敌司令部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街、叙永地区。
这一来，又把蒋介石的近50万兵力吸引到赤水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用紧密衔
接的碉堡封锁线，迫使红军在古商地区决战。20日傍晚，前敌指挥部断然决定：
“出敌不意，折而向东”，闪电式地限ZI日夜四渡赤水。5天之内，红军在赤水河两
岸高强度的运动战中，突出重围，把敌军甩在赤水河西。那确实是神来之笔！
　　四渡赤水后，军委曾考虑向西南行动，扩大机动，以转移战局。彭总和我分析
战场态势后，认为“目前向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浑元）、王（家
烈）、孙（渡）纵队，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地域的战略任务”，而在东南方向，
由于原在乌江沿岸设防的周谭元、吴奇伟纵队及黔军已经被我军吸引北上，敌方兵
力空虚，因此建议：目前“转到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记得1月初，三军团北
上时曾在茶山关、桃子台渡过乌江，那里江面的宽度只有100至150米，如果利用沿
江的竹木架设浮桥，用4至6小时就可以架成。25日晚，我们将意见报告朱总司令，
朱总接受了我们的建议，立刻集结主力南下，再一次命令彭、杨指挥一、三两军团
迅速向乌江前进。那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
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敌军摸不清红军的去向，他们既怕我们到四川，又怕我们回湖
南，却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南下。30日，我们到达乌江边时，南岸的守敌只
有一个营，我军先头部队在风雨呼啸中乘竹筏夜渡乌江。第M天，大军分3处架设浮
桥过乌江。蒋介石的四五十万重兵又被远远甩在后面。

老八路

遵义会议的回顾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军事路线，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自五次反“围剿”
以来，中央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已是毋容争辩的事实；至于政治路线方
面的错误，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且追敌在后，关键
时刻只能集中力量先解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十分正确的。
　　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
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
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
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
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
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
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
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
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富春同志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
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我；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
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
编、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
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他坐在门边上，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
门外头一半。我记得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红三军团的指挥部在乌江北岸刀靶水地区的尚稽镇，离遵义有20多公里，我和
彭总是骑马赶去的，晚到了半天。所以我们两人就住在会场的楼下。一开会，首先
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据说伯承同志和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
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川有四方面军的川陕
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川西北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彭总
和我在会前曾向军委提出：在蒋介石的直接组织下，川敌“将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
但因为我们到得迟了，没有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后来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
的提纲中指出，新的决定“没有具体了解与估计敌情的可能”，特别是“对于四川
敌人的兵力的过低估计”。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
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
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
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
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
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
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
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
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
告基本上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闻
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
的观点为主导。接着是毛主席发言。他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说理透辟，语言幽默，
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内容，着重批判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同时对政治路
线也涉及了。他说：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
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随
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会议共开了3天。因为蒋军吴奇伟部已经到达乌江，正向我六师进攻，彭总不得
不赶回指挥部，在会上没有来得及作系统的发言，但他在广昌战役失败时已经当面
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所以他在会后说：一切都高兴，非常拥护。
　　会议期间由小平同志担任记录，可惜迄今为止，会议记录和闻天同志的发言提
纲没有找到，但发言的基本内容已经包括在闻天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和陈云同
志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了，这是关于这次会议内容的最重要的文
字依据。
　　我是1934年1月到三军团的，过去没有学习过军事，到军队工作时间不长，又没
有参加毛主席领导下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在
两条军事路线的强烈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英明正
确。对我来说，参加遵义会议是上了极好的一课。后来，读到毛主席写的《中国革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觉得非常亲切，越读越有味道。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
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
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
权力。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
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
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时间大
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主席
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的气氛紧张而严肃，但进展非常顺利。博古和李德是批判的对象，博
古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凯丰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强调导
致中央苏区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李德完全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绝大多数与会者
感到欢欣鼓舞。会后，军委派了一个小分队给李德当警卫，大约有一个班，伍修权
同志继续给他当翻译，陪着他。这个人最怕飞机了。德国人长得高，骑的又是一匹
大白马，走起路来目标大，很显眼。后来到陕北的保安，请他到红军大学去当教员，
他也愿意。1939年8月，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李德和思来同志同机回到苏联。
　　遵义会议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中起了转换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
革命，挽救了党。如果按照原来的打法，红军在长征中很可能被消灭。它的最大的
功劳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是个书生，对“左”倾
错误的认识和觉醒比博古早，但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
席。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主席了。
　　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由中国党独立自主地
解决中国革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一步步结合起来，这表
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

老八路

转兵贵州


　　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
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
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
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
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湘江血战后，部队来不及休息和整理，就被迫进人湘桂边的西延山区。西延山
脉海拔出二O多米，主峰是被称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地势险峻，道路崎岖，山地
绵延数百里，西接贵州高源。“广西猴子”又在后面穷追不放，他们和民团一起，
利用对地形熟悉，同我们打麻雀战，搞得我们很困难。这一带又是贫穷地区，没有
多少地主老财可打，部队连吃包谷也有困难。
　　部队应该朝什么方向前进？12月9日，博古、李德电令各军团：“总的前进方向
不得改变。”也就是说，不顾情况的变化，执意要循着两个月前红六军团的行军路
线走，到湘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可是，这条路上蒋介石早已严加防范。11月中，
蒋介石颁发的“剿匪计划”规定：万一红军突破湘水、滴水以西，应不使红军长驱
人黔会合四川红军，或进人湘西会合二、六军团。他的主要部署放在后一方面。红
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的15个师共20万兵力已等候在芷江、靖县、城步、新宁一线，
修筑碉堡，布成五条封锁线，湘西、黔东数县也筑堡200多座。如果红军按照博古、
李德“不得改变”的方向前进，正好钻进蒋介石布设好的大口袋，自投罗网。在这
个危急时刻，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朱德总司令在通道县向“三人团”提出，
放弃原订计划，避强就弱，向贵州转兵，因为王家烈的贵州兵都是“鸦片鬼”，人
称“双枪兵”，不经打。12月8日，部队行进到黔东的黎平，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
治局会议，接受毛主席的意见，通过《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
创建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应以遵义为中心的‘川D黔边
地区”。这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这时开始，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被排
除。这次会议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我和德怀同志没有参加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
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因为这一来，
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
了主动，德怀同志和我立刻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并且提出建
议。我们认为：红军到黔北新的战略区，川湘黔地区的敌情可能有以下变化：一是
在蒋介石直接组织下，川军将成为我们正面的主要敌人，二是蒋的嫡系部队将有8至
10个师人川，在重庆、沪州沿长江上游设防，阻隔我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三是湘
军将在湘黔边构成封锁线，西向乌江威胁我右翼，四是黔军将在我左右起钳制作用。
但他们要实施这个计划需要时间，目前敌军疲惫，又值冬荒，预计向我大举进攻的
时间“可能在明年三月前后”。因此，建议军委抓住有利时机，渡过乌江，“首先
赤化遵义、桐梓、绥阳、湄潭、凤岗、思南六县。思南扼乌江、为我右翼支撑，并
保持娄山关在我手中，使我得到武陵山脉。”主力可以在绥阳、桐梓遵义之间机动。
1935年元旦，中央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新的战略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向遵义进军。在此之前，三军团已在12月D日占
领黄平，31日占领瓮安，1935年1月4日渡过清水江直奔乌江渡口。这时，两路追敌
中，湘军刘建绪的3个师经镇远向瓮安袭来，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转到贵阳附近，借
“追剿”红军之名，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攫取对贵州的控制权。红军便趁此
时机北上，掩护军委纵队在1月6日全部顺利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l月9日上午9时，红军司令部进驻遵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剿军”被甩在乌江
以东和以南地区，没有来得及集中，红军获得了在遵义休整十多天的时间，这是长
征开始以来没有过的。中共中央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黎平会议的
计划，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教训。
　　从黎平到遵义的进军，我以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战略目标明确，行动方向出敌不意，重新取得了主动权，士气高涨。
　　第二，部队进行了缩编。“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
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
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撤销了主要由扩红时招
募的新兵组成的红八军团的建制；各军团也缩编机关，部队轻装前进，提高了战斗
力和机动性。
　　第三，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博古、李德把部队做群众工作说
成是“游击作风”，抛弃了红军的传统。我们占领黎平后，发动部队利用休整时机，
展开群众工作。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我们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
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经寨主同意不进寨，不得房主同意不进屋，说话和气，买卖
公平，同时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宗旨，获得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他们给红
军当向导，筹运粮食，运送伤员。许多青年人还踊跃参军。
　　第四，避强打弱，不避战。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时，应坚决消灭阻
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则力避大的战斗。本着这个方针，红军人黔后
长驱直人，势如破竹，连克数县，抢渡乌江，轻取遵义，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老八路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
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
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蟑，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
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
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
打仗啊！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
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
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
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
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
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上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
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
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
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
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人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
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
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
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
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
设第四道封锁线，以15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
信中叮嘱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
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党国，所需饱弹，中正不敢吝予。”
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
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
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
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
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
江，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
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
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
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
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
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
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
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
期控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
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
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叨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
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
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
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
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
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
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
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鏖战两
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
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
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
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
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
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是桂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
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
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
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
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
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
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野战工事几番被
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
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
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
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
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
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
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
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
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
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
渡江后，留在江东最后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
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封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
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
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
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
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
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
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
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
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