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


　　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于都的小街上。
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
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尾子”积攒起来的。今
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
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10个月了。在这期间，我
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
工作上也很协调。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
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人，我们只有3万多
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
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怒。
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
过于都河（即贡水）透迪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
挡红军南人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
第一道封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
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
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
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
兵3700多人，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
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
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亲译”的电报中说：
“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
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
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 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造
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
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
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
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
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
击，相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风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我们只
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六十二
师一个旅已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
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圩等地西进。
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进人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
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庆、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人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
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
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
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封锁线上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
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我们分析，红军进入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
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入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
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封锁线。”当日16时，军委电复我
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命
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
以南通过。”
　　11月7、8两日，国民党军队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
第十五师及第十九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0日，大雨
倾盆，我们命令五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
敌；命令六师第十六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15公里处的
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
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
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
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门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人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
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
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
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六师为突破国民党军队第三道封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
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
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六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十五师到来，
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通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
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老八路

第五章 长征（上）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
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
敌人踩确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
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
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
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
整、兵员和弹药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圩、石溪坝、东头圩、禾田和仙霞观
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
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省的长
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
　　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
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
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都，博古
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
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
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
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
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
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
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
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
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6000人，每师3
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四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
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
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于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
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
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
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
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
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兔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
10月，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
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二是派
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
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
命令任粥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
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
“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i6、
7三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
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
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
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
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
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封锁之下，保存力
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
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
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
“因此我们更要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
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范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
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军火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
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
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
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
1石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中共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
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
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
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
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
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
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
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
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
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
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
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
像溜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
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
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
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
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
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迅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
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
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
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
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石万
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市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
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
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
再打仗。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
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
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老八路

奉命退出中央苏区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洞开，强敌日益深人苏区腹地，苏区的面积越
来越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但是中央仍要我们同敌人
硬顶，从4月底一直顶到9月末放弃石城为止。从“分兵作战”、“两个拳头打人”，
发展到和敌人硬顶，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悲剧性的演进。它大致可以分为两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七八两个月“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阵地战。
　　7月上旬，敌北路军以31个师的兵力向瑞金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纵
队抢修广昌飞机场，赶筑广昌到白水（今赤水）的公路。8月下旬，敌军将“中央炮
兵旅”的卜福斯山炮调来向我阵地试射。红军在广昌、石城间的驿前地区顽强地展
开阵地防御战，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战斗场面：
　　高虎脑战斗。我三军团五师坚守阵地，在四师和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协同下，血
战3天，寸土必争，迫使敌军以伤亡3000人的代价（其中团以上军官5人），换取推
进3000米的距离。
　　在万年亭主峰阵地上。我五师十三团第三营，在十三、十四两团的协同下，多
次使来犯的敌军陷于火网之中，连敌人也承认：“冲到鹿障内者无一生还，鹿障外
者，死伤过半。”五师政委陈阿金，军团卫生部长何复生为此献出生命。
　　8月底，红军在纵横20华里的阵地上全面抵御，其中蜡烛形和保护山两个阵地的
战斗最为激烈。指挥蜡烛形战斗的是红四师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他们从清晨坚持
到中午，野战工事打塌了，就凭交通壕坚守，直到弹药将尽才奉命突围。“模范第
八连”幸存20余人。坚守保护山阵地的十二团第五连，大部分战士在阵地上壮烈捐
躯，他们不愧是全团闻名的“红五连”。在驿前街以北的阵地防御战中，红军伤亡
干部100多人，战士1700多人。敌军左纵队的第八十九师，被红军打得完全丧失了战
斗力，退出战斗。
　　第二阶段，是从运动防御到退却转移。
　　在敌军紧缩包围圈“竭泽而渔”的部署下，8月底，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
零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了。我们正在驿前布置防务，
中革军委来电称：驿前是“扼守或放弃由彭、杨根据战况决定”。自从第五次反
“围剿”以来，这还是中革军委第一次授予下级机动权的指示。可惜这时我们已经
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9月上旬，又电示彭、杨，要进行“运动防御”，阻敌于石城
以北，“但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备全部撤退。”9月中，进一步指示彭、
杨：陈诚已相当知道我部署和工事配系，“现防御阵地部分失去时，应有秩序地退
却和转移。”到27日，军委下令彭、杨：“放弃石城。”石城陷落时，蒋介石不可
一世地宣称：“对消灭共产党，本人已有极大信心和把握，当在不出两月内见分晓。”
　　10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红五和红八、红
九军团将阵地交给地方武装接防后，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红三军团在14
日前迅速补充兵员。干部和弹药，完成部队整理，准备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
行军作战。红军奔向何方？战略方向是什么？政治工作怎样进行？一概没有指示。
这样，中央苏区只留下1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中央红军被迫走上长征的道
路。
　　我在中央苏区近两年时间，正是苏维埃运动后期。如果说，在这以前，由于临
时中央远在上海，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和革命根据地内传统影响的深人人心，四中
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能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那么，临时中
央进人苏区后，在博古等直接控制下，就在中央苏区内全面地推行了打着国际路线
旗号的极左错误，井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在政治上，从攻打中心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发展到提出苏维埃道
路和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决战。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大
会上宣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游击区已占全国本部18省的四分之一，
中央苏区的固定领土比荷兰、比利时两国的领土面积之和大两倍；拥有正式红军35
万，游击武装60万以上。临时中央一到江西就提出要创造100万铁的红军，发展直接
革命形势，同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并且挥舞反对“罗明路线”和“右倾机
会主义”的棍子，打击苏区内一大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湘赣的王首道、谭启
龙，福建的罗明、张鼎丞、谭震林、军队的萧劲光等被撤职甚至判刑，中央政府财
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也被批判和撤职。这实际上就是以宗
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来保障“左”倾路线的推行。
　　第二是军事上的“左”倾冒险。我到苏区后，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军队工作。第
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都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
己。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原因就在中央的指导者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
计，制订了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政策。当时，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
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面对
这样敌强我弱的事实，由博古主持的中央却宣布“游击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同强敌打正规战、阵地战，集中主力会战，他们的主观
主义已发展到何等地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我听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
过正确的指示，李德和博古也置之不理。比如，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刚开
始，国际执委来电：“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在敌人的两翼采
取运动战。”1934年2月，我们正在进行阵地反击战时，国际又电示：“应该在那些
我们已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而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
“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
攻敌人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1934年6月，国际又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
“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
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对这些指示，博古和李德都充耳不闻。可
见，对不适合他们需要的国际指示，他们也并不是“忠实执行”的。
　　第三，不讲统一战线，不要朋友。最突出的是错误地处理“福建事变”。本来，
中央已派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支持福建人民政
府，结果，因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不同意，竟不惜拆散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使
自己也陷于孤立。对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进步人士，在肃反扩大化的政策下，
有的处置失当。福建有个傅柏翠，参加了红军，当过红四军第四纵队纵队长，在闽
西很有影响，后来怀疑他是社会民主党，他就跑了。解放后，一次我到福建去时，
见到了傅，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跑？他说：怕杀头。又比如，红五军团，原来是冯玉
祥旧部的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编为第五军团。后来怀疑参与领导起义的第
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国是反革命，把他杀了。至于前期打AB团和“富田事变”，也错
杀了许多人。那时我还没有到苏区。
　　第四，是查田运动。把保护中农利益、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
补瘦的正确土地政策，斥责为“富农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
政策。在“加紧反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部分富裕中农，搅乱了阶级阵线，破坏
了社会关系，一部分地主富农逃离苏区。
　　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苏区亲眼看到的。记得大革命失败后，有一批干部到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为首的支部局的一伙人，竟认为这些同志不懂理论，
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历史的“罪人”，中国革命的责任历史地落在懂得“国际路线”
的人身上。党的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先后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是，他们推
行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了四年，却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片
苏维埃区域丢掉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谁又是历史的罪人呢？
事实证明，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只有靠千百万群众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化。自以为是，照搬书本教条或外国的模式，不管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最后只能
导致惨痛的失败。

老八路

彭德怀怒斥“洋钦差”


　　广昌战斗刚停，博古和李德决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电话通知彭德怀和我，
马上去临时指挥部。一见面，李德便问：你们是怎么组织火力的？又是怎么进行短
促突击的？这时，彭总按捺不住心中郁积的怒气。他先反问：我们没有重炮，没有
足够的弹药，拿什么来组织火力？敌机轮番轰炸，敌军龟缩在碉堡里，怎么也引不
出来，我们多次突击都不成功，一天牺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吗？他越说越激动，担
任口译工作的伍修权只能把彭说话的要点译出来。
　　彭总说：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
仗。原因是你们司令部指挥上的错误。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
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
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
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彭总又说：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
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
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同志，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意见都
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试图缓和一点气氛，也不可能。他接着说：
　　“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
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
就全完了！”他非常动情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总看到李德没有
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我重新翻译。我如实地翻译了一遍。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
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德怀同志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
些事，你卑鄙……”
　　眼看双方言词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总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我也
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伍修权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
临走时，我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
　　回指挥部的路上，德怀同志余怒未消，拍拍随身带的背包说：“尚昆，我今天
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
了，无所顾忌了！”我回答说：“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出乎意料，这次“吵架”后，彭总没有受处罚，只是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右倾。
后来我才知道，关于广昌战斗，中央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
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同志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
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
克的指责。”博古用俄国的历史事件不伦不类地为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辩护，而且
把批评者比作机会主义分子。闻天同志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恩来同志当场调
停，宣布散会。1943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说：教条主义者“常常把你的反‘左’
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这种极左的态度，摧残着一切新思想的生长”。这个事
实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越来越为人所认识和抵制。所以彭总后
来说：“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
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广昌撤退时，李德和博古曾来电话要我们实行焦土政策，让我们考虑决定。彭
总和我商量后，没有采用这种办法。

老八路

痛失广昌


　　1934年三四月间，敌北路军、东路军集中11个师的兵力，编为东西两个纵队，
沿吁江两岸，在宽20公里的广阔地域上构筑碉堡，向广昌推进。
　　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以
向南通到瑞金：一条经过宁都，一条经过石城，机械化部队两个小时便可到达。敌
军编成两个纵队，从河东、河西向广昌袭来。红军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五和红九
军团等几乎全部主力阻挡敌军。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和敌人会战。红三军
团善于打防御战，放在吁河东面的主战场上。博古和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
的训令，并且成立临时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的首长、周恩来等被留在
瑞金“看家”。
　　4月10日，敌军先是用飞机轰炸，继而炮兵射击，然后由步兵发起进攻。红三军
团的第五、第六两个师，以血肉相抗，硬是迫使河东的敌军撤回堡垒。12日以后，
吁江水势猛涨，西岸的敌军乘我主力在河东、渡河困难的机会，抢占了甘竹附近的
阵地。19日，他们又强行攻占三军团在河东的主阵地。20日，攻占饶家堡阵地。当
晚，我随彭总率第四、第五两师，准备利用夜黑夺回饶家堡阵地。由于阴雨连绵，
射击困难，改用白刃格斗。在震撼山谷的喊杀声中，饶家堡阵地6次易手。到了天明，
我们只得撤出战斗，且战且退。
　　连日攻坚，红军徒拼消耗。彭德怀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对李德和博古坦率地直
言：以红军现有的条件，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听，反而认为彭总夸大困难，缺
乏信心，是右倾。眼看他们又快顶牛了，我说服博古和李德，大家一起去视察一下
广昌县城。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周围又是平坦的
开阔地，易攻难守。谁知李德看了现场后，仍旧不以为然地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
多数不是靠高而坚的城墙，红三军团应该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建
成巩固的防御阵地。彭总说：“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就算有比较巩固的野战工事，
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
万三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我劝彭总：不要
硬顶，能否提出一个灵活性的方案？他接受了。找我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量，建议
采取决战防御，就是派一个200人的加强连进占工事，吸引敌人来攻，主力隐蔽集结
在城西南5公里的山地上，控制制高点，等待敌人攻我守备阵地时，从它的侧后发起
突然袭击，争取消灭部分敌人。博古和李德勉强认可，要我们绘制出配制图，写出
作战计划，并且强调：正面守军不应少于一个加强营。说这是最后的命令。
　　27日晨，江东西两岸的敌军发起总攻，他们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
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站稳脚跟后，立刻构筑野战工事，配制好火力，再进第二
步。此起彼伏，波浪式前进。山头上，只见来犯的敌人密密麻麻一大片，上午11时，
我和德怀同志，还有邓萍参谋长和卫生部长，来到战斗最激烈的西华山指挥所。我
们的碉堡修在一个小山包上，半截用木头做顶盖，半截是敞着的。我们正在吃午饭，
敌机来了。我端着饭碗刚走进碉堡，突然一颗炸弹在我们顶上爆炸。一下子，尘土
飞扬什么也看不见了。德怀同志他们恰好在有顶盖的碉堡里面，没有发生危险，但
是，有两个战士在战壕里没有走进碉堡，他们牺牲了
　　奉命正面守备的加强营呢？他们在敌人密集炮火封锁下，动不了，几次向外突
击，都出不去。其余部队也都被困在阵地上，完全失去机动能力。他们一面作战，
一面修工事，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这个营全部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从上午八
九点钟开始，到下午4点多，被李德称为“半永久性工事”几乎被炸平了。博古和李
德看到了这种情况，到黄昏时才允许撤出战斗，放弃固守广昌的计划。28日，坚持
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伤亡55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三军团伤
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一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彭总说：“过去
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何曾吃过这么大的亏。这一次，不是
扬长避短，而是丢掉自己的长处，和敌军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老八路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我从瑞金赶到红三军团时，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正在召开分兵的会议。会后，
周恩来、朱德被调回瑞金。我到三军团报到后就和彭德怀同志一起，率领以三军团
为基础组成的东方军向福建的沙县进军。在一方面军的半年里，我在周恩来和朱德
领导下工作。这是我初到军队，职务上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但该怎么工作，主任王稼祥没有交待，我也有点鲁莽，没有问。后来是靠周恩来同
志手把着手，一点一点地教我。我写个训令之类的文件，都先送给他看过。他确实
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分兵以后，东方军入闽。我在三军团指挥部见到彭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
穿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裤子上打了补钉，但绑腿裹得很整齐。一见面，他就迎上
来紧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欢迎你。”我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
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他直率而诚恳地说：“我年纪比你大，但
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这以后，我们经常促
膝夜谈，日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他对我几乎是无话不说。我真是非常尊敬他，
佩服他。
　　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是有名的战将，在历次反“围剿”中战功赫赫。他长我11
岁，从小当过牧童、堤工，18岁参加湘军，是行伍出身。北伐军到湖南时，他是国
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何键所部第一师的营长，和军长何键、师长周磐是湖南讲武堂
的同学。在北伐中，他认识了师政治部秘书、共产党员段德昌，接受了共产党的政
治主张。他曾向段提出入党要求，段说：党中央决定，不在北伐军中发展党员。大
革命失败后，有些人壮烈牺牲，有些人落荒而逃，有些人可耻地叛变，段德昌临别
向他赠言：现在革命形势是低潮，但中国共产党是杀不尽的；不要把每个党员都理
想化，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当时，反动派一面屠杀共产党，一面拉拢部
下，巩固队伍。鲁涤平、周磐“提升”彭为团长，发给就职费1200大洋，要他向上
司“谢委”，宴请同僚官佐。他说：“这么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周磐知道他
犟，没有勉强他。当时，部队驻在湖南的南县，当地士绅组织清乡委员会。彭对信
得过的朋友说：“今天他们提拔我，是拉我跟他们走。我主意早定了，坚决走革命
的路，走共产党的路。我们大家一起走，决不回头。”这年的“双十节”，中共南
县、华容、安乡特委吸收他为中共党员。1928年2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他在镰
刀锤子的党旗前宣了誓。同年7月22日，他和滕代远、邓萍一起发动平江起义，捣毁
了反革命政权，树起了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的红五军
的大旗。全军2500人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艰苦转战四个半月，幸存的300多人南下
转移到井冈山，和朱毛红军胜利会师。彭德怀是在共产党“背时”时入党的，他和
滕代远等是在革命最困难时发动起义的，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令我肃然起敬。由
此，我对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滕代远的处置疑惑不解，心里很不平静。但彭总荣辱不
惊，处之泰然。
　　我刚到三军团去的时候，对军事几乎一点都不了解，都是彭德怀同志给我讲。
我佩服他的打仗。三军团有3个师，真正打起来，彭德怀都是到前方去。有时候，电
话一接通，师部还在他后面，同他打完电话赶快往前移。他这个人真是不惜自己的
性命，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他又喜欢议论，有见解，有经验，给我的教育很
大。
　　十九路军被蒋军打垮后，中央苏区一翼失去依托，福建苏区首当其冲。为了阻
挡东来之敌，红三军团受命攻打沙县。沙县的城墙高而且厚，福建地方军阀、国民
党新编第十二师卢兴邦的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险固守，傲气十足。红三军团以一
个师主攻，一个师助攻，另一个师在沙县东北的青州阻击从南平来的援敌。且月12
日，主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强攻3个小时没有攻下来。人晚，敌在城
楼上点燃汽灯，虚张声势。彭总下令停止进攻，带着我和参谋长邓萍，到前沿去仔
细观察地形，决定炸开城门。他命令部队，一面潜伏到城墙底下挖坑道，一面配制
炸药，装在棺材里抬进坑道，准备引爆。炸城墙，彭总很有经验。他说：一定要侦
察清楚城墙的厚度，把炸药埋到中心点，才能打开缺口，不然只能炸塌半边城墙，
功亏一篑。打赣州时，就因为城墙没有炸开缺口，部队进不去。
　　15日，红四师在青州附近同前来增援的敌人接火，毙伤敌200多人，攻取了设在
尤溪、涪头的卢兴邦的兵工厂。第二天，彭总抓住战机，和我联名签发《关于先期
攻取沙县同时准备侧击援敌的命令》。23日，中央苏区北面吃紧，中革军委慌了手
脚，命令红三军团停攻沙县，又命令在青州打援的红四师在4天之内强行军赶到北线
的泰宁，归一军团指挥。彭总认为：沙县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中，来青州的援敌已经
遭到我们的沉重打击，沙县唾手可得。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原订计划，会轻失战机，
有损士气。于是报经军委同意，继续以红四师和红六师的两个团围攻沙县。
　　果然，24日清晨青州的援敌秘密撤走，第二天黎明沙县西门按预定目标被炸开
20米长的缺口，我军在一声震天巨响中攻人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彭总和我并辔
人城。他挥着指挥刀，沉着指挥。我军登上城楼时，敌人正准备开早饭，还没有来
得及吃，就死的死，俘的俘。巷战到大天明，城内的守敌大部被歼，城外沙溪南岸
碉堡内的敌人也纷纷扯出白旗。沙县终于被我攻克。
　　我军攻占沙县后，敌机一架飞临沙县城上空，散发传单，命卢兴邦固守县城，
“所需弹饷自当空投”。原来这时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还蒙在鼓里，不知沙县已
被我攻占。彭总同我商量后，立刻把俘虏的电台台长找来，要他用卢兴邦的名义向
“上司”发报求援，急需弹药钱粮。蒋鼎文信以为真，第二天果然连续空投了大量
现钞、弹药和物资。这一次战役，共毙伤敌700多人，俘虏1300多人，缴获的物资十
分丰富，如粮食、盐巴、布匹等都是被敌人封锁的物资。特别是卢兴邦的兵工厂，
我们动员了好多民夫，把全部设备从福建抬到瑞金，由陈云同志主持开工生产。这
个厂实际上是个修理厂，能够做的，一是造手榴弹，当时叫马尾手榴弹，有个尾巴，
扔不远；二是造子弹，那时候通令前方战士，打完仗后，搜集空弹壳，运回瑞金去
装火药，做的子弹能够打240米左右。
　　攻克沙县，是我到三军团后部队打的第一次胜仗，我很兴奋，彭德怀同志却深
沉地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寸土不让的方针，和机械执行这一方针所造成全局的被
动。对他的这个精辟的见解，我是到三溪圩反击战后才有所理解。
　　2月上旬，红三军团主力奉命从福建调回江西，参加三溪圩反击战，沙县交给红
七军团防守。从此，“东方军”的番号不存在了。三溪圩在南丰和广昌之间，这时，
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的7个师，已经占领三溪圩、三坑以北地区，正在以堡垒战术
向广昌一步步推进。他们在空军和步炮火力的掩护下，一次只前进四五华里，堡垒
筑成后，再向前推进。对付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李德提出“短促突击”的战
术。那时，敌人每个山头都有碉堡，就像后来抗战时日军所修的碉楼一样，没有重
炮不容易打开。短促突击就是在两个碉堡之间打一下，把敌人引出来加以消灭。我
们没有重炮，只能在敌堡间钻来钻去，每次都引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
补充。这仗怎么打？中革军委集中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和五军团的第十三师，
名义上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实际上，军委的部署和命令已分别下达到各军团，
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的智慧需要表现在灵活
机动和随机应变上，上级统得死死的，彭总只好生闷气，部队只能前赴后继，反复
肉搏，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我们虽然夺回了东华山、五都寨等重要阵地，敌
人又集中10个师全线反扑。3月13日彭总和我电告军委：如按军委电令继续攻敌主力
集中的石鼓岭、立壁岭一带，“不仅徒耗兵力，而且丧失机动。”军委不得不同意
停止强攻。三溪圩反击战，红军集中了近3万人，但不用于运动战而用于攻坚战，尽
管战士们英勇顽强，但以3万之众攻坚，加上武器装备的悬殊，不以智取而图力胜，
那是典型的冒险主义，结果是我军阵亡389人，负伤1363人。
　　三溪圩反击战后，东线又告急，红三军团兼程去福建的泰宁，在太阳嶂阻击敌
军。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太阳嶂阵地轮番轰击，我守
军一个营，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同敌人血战一天，完成了阻击任务。 3月25日，
在祝捷大会上，我把写着“铁的红五连”的锦旗授给四师十二团二营第五连时，心
情是错综复杂的：我既为红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感动，对彭德怀同志在军事
上的智慧、经验和魄力衷心感到钦佩；又进一步意识到上级不从实际出发的错误决
策和一意孤行的领导作风，正如彭总所说，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造成的全局被
动，不是个别胜仗所能替代的。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贴近了。

老八路

军事战略的一场争论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召开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
陈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颖超和我。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一个
决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是正确的，肯定了军事上“两个拳头打人”
等口号，准备去福建打两个大胜仗。过去毛主席领导作战时，一军团和三军团都是
集中起来作战的。有一次，林彪领导一军团单独打了一次胜仗。那是部队在前进中
打的遭遇战，歼敌一个旅，但博古等没有全局的设想，为一时的局部胜利所迷惑，
胜利冲昏了头脑，出来了一个“两个拳头打人”的“理论”。为了集中军事大权，
这次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红军总司
令朱德在前方时，决定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的职务，前方成立一方面军司令部，
辖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后来又有八军团、九军团。朱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
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我被任命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方
面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钦，宣传部长徐梦秋，秘书长萧向荣。当
时，五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开始，主力红军正在休整。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周以栗。周病逝后，由王稼祥接任。王稼祥是随
提弼时同志一起到苏区的。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到莫斯科的时间比我早一年，
后来又被选送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思想开阔，到苏区后和毛主席接触多，毛很
看重他。我在瑞金时，稼祥同志在前方，后来他因为被国民党的飞机炸伤，在福建
建宁住医院。后来，他回瑞金，我又随朱、周到一方面军去了，部队转战在江西的
石城、宁都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地区。所以，尽管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副主任，两
个人其实没有在一起工作。
　　宁都那次会议后，红军的指挥权转移到博古和项英手中。博古根本不懂军事。
项英在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对他曾有“领导战争能力弱”
的评价。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到了中央苏区，博古在军事上都听他的。
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作风又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行动
上争论迭起：
　　第一次，是1933年六七月间。中央决定了要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
“两个拳头打人”，于是，以三军团为基干，成立‘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前方
的周恩来、朱德认为“绝对不应该”分兵入闽，“酷暑远征”。博古和项英不听，
反而来电训斥：“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并派我
随彭德怀同志率东方军入闽。这时，三军团的政委仍是滕代远同志。博古、项英和
以后的李德下命令时，朝令夕改，使前方将领无所适从。周恩来有过不止一次的申
述电报，他们也不理睬。周恩来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他的不满情绪，但我们看得出
来。
　　第二次，是同年门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不久。敌人这次“围剿”，
规模空前。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兵150万，飞机200架，以50万兵力用堡垒战术合围
中央苏区，逐步推进，企图“竭泽而渔”。恰恰在这时，主张联共抗日反蒋的十九
路军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不得不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围剿”苏
区的部队中抽调10万兵力镇压“叛逆者”。这就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
苏区的压力。彭德怀、膝代远向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主力一、
三军团和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依托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根据地，威胁南
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围剿”
计划。毛主席也提出：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苏浙皖地区突进，那里蒋介
石兵力空虚，只有保安团和民团，连南京也只有宪兵和警卫部队，别无机动兵力，
我可纵横驰骋于杭、苏、宁、芜和南昌、福州之间无堡垒地带，可解十九路军之围，
撤“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当时，我们和福建人民政府已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
定》。那样做，就可以打乱蒋介石的全盘计划。但是临时中央只有“左”的偏见，
没有真知灼见和魄力。博古认为主力离开苏区是冒险主义；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
国代表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变种”、“奴仆”，不可靠的“中间势力”，
主张不予支持，让他们同蒋介石自相残杀；李德既不了解中国国情，又不懂得中国
的农村和农民，更不了解红军游击战争的历史，却被博古等奉为军事上的“太上皇”。
他下车伊始，便错误地宣称“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诱敌深人聚而歼之
的“运动战”是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当红军内部还在争来争去时，蒋介石已使用
武力讨伐和政治分化的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又集中力量向中央苏区攻来。我们
已丧失战机，全面陷于被动。这时，李德又不顾实际情况，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
“不准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作为第五次反“围剿”的中心口号。在争论中，项
英专擅地要朱德和周恩来转告彭德怀和膝代远，说军委已作决定，应该“停止建议”。
12月，中央决定撤销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的职务，改任他为红军医院的政委。以后，
他到共产国际去开会了。膝代远是和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的，是红三军团的老
政委，曾获二等红星奖章，两次被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和彭德怀是老搭档。
彭对把滕代远调开很不高兴，但只好服从。
　　滕代远同志走后，军委派我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上任前，我回过瑞金一次。
当时正是五中全会和第二次全苏大会前夕，博古等忙于准备这两个会，我就向总政
治部主任王稼祥去作汇报。他那时候有病躺在那里，见了一面。以后又去见恩来同
志。本来，我是两会的代表，应该参加会议，但这时蒋介石的东路军从闽中西进，
协同北路军向中央苏区袭来，军委命令三军团从建宁东出延平、沙县，阻止蒋军西
进。我立即赶回三军团，没有参加两会。临走时，恩来同志还要我把炮兵营带到三
军团去。这个炮兵营其实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啦！两门
炮是打漳州时缴获的，长征时还抬着，到过草地时才砸烂了扔到河里，那是后话了。
　　1934年1月，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最
高峰。会议强调中国已面临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
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通过两会，中央在人事方面的安排：一是博古、
洛甫。项英、周恩来为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书记），毛主席、朱总司令、任粥时
等被排除在外。二是毛泽东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接替。这样毛主席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就架空了。闻天同志对此并不高兴，对博古颇有微词。三是
朱总司令虽然继续担任中革军委主席，但另设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军事
“三人团”，实际上的决策人是后来被称为“洋钦差”的李德；周恩来、王稼祥为
中革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
　　我虽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样，在第二届全苏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老八路

《斗争》和《红色中华》撰稿人


　　临时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我给他当助手。
　　宣传部最重要的工作是办好党的一刊一报。苏区的宣传工作那时还在初创时期，
张闻天同志是有建树的。《斗争》原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创办的机关刊物。进人苏
区后不久，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央局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
两刊合并改名《斗争》，在1933年2月4日出版，由张闻天任主编。为了区别于上海
版，刊次从第一期开始。前六期《斗争》中，我共撰写署名文章7篇，除第五期外，
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红色中华》是一张4开的周报，创刊于1931年12月，是中央
政府的机关报，主编是王观澜；从1933年2月4日起，改成三日报，成为党、团、政
府和工会合办的机关报，主编先是王观澜，以后是当过张闻天秘书的谢然之（这个
人后来叛变了）。从《红色中华》改版之日起到3月20日的一个半月内，我用“昆”
的笔名撰写社论6篇，那时撰写社论的还有博古、洛甫、谢然之、李一氓、潘汉年和
沙可夫、吴亮平等。这一刊一报是临时中央指导工作的重要工具。我初到苏区，对
农村的情况不熟悉，对游击战争更没有实际经验，撰写的社论和文章只能记录和表
述临时中央的基本意图。在中宣部的4个多月内共发文13篇，可以算是“多产” 了。
　　这些文章的写作背景大概如下：
　　第一类，是指导宣传业务的。我在江苏省委宣传部时，工作上经常受张闻天指
导，他曾经尖锐地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宣传工作中千篇一律的“党人
股”问题，我们曾经议论过。到苏区后，为了贯彻这些主张，中宣部决定在5月间召
开一次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会议，所以，我在《斗争》上发表了《转变我们的宣传
鼓动工作》和《宣传队应如何工作的一个实例》两文，前一篇指出：“苏区内的习
惯是这样：每一个纪念日和政治运动，各团体长篇大论的宣言非常之多，而内容差
不多都是一样”，这是“刻板式”、“说教式”、“标准化的‘党八股’”。各级
党部大都是“一成不变地照例喊喊，群众是否懂得，发生什么影响，这是不管的”。
文章强调：要建立经常的、系统的、深入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确定专人，分工
负责节日宣传、政治运动和出版物审查等业务；形式要多样而有地方特色，要从工
农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出发，广泛利用口头宣传，化装演讲，活报戏剧，歌咏、
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列宁室”、“俱乐部”等阵地要充实活动内容等。
文稿写好后，曾经送张闻天同志审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根据闻天同志的思想再
联系苏区的一些实际情况写成的。李伯钊是搞文艺工作的，她到苏区后的一年中，
经常利用戏剧和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去宣
传党的中心工作，文章也反映了她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宣传队应如何工作
的一个实例》介绍了河州市宣传队的具体经验。当时苏区扩大红军的任务很重，经
济又很困难，这个宣传队有计划地深人到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帮他们干活，向他
们解释当前的任务，扩大了红军20名，群众退还公债2000余元。文章告诫宣传部门
的领导，“不能容许那些只知在名目上组织若干宣传队，而不复给以任何训练的形
式主义。实际上这就是在宣传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是开展和转变宣传工作的障碍。”
　　第二类，是关于战争动员、后勤工作等的。3月初，第四次反“围剿”战事吃紧，
30万敌军压境，临时中央和中央政府发布了紧急动员令，号召苏区军民：“以最大
的决心，准备一切牺牲，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江西及邻近几省革命的首先
胜利。”我在《红色中华报》的社论中传达了这些精神。战争改变了苏区人民的生
活，带来许多新问题，党和政府需要适时地予以解决。春暖来临时，为了防止战区
出现瘟疫，我起草的《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中，提出要组织群众的卫生委员
会，发动特殊的“礼拜六”或“义务劳动日”，检查“没有深埋的尸体”，刷除疫
源；要妥善处置伤病员，扫除房屋，清洗沟渠，焚烧垃圾等，号召宣传队深人群众
“为增加健强的革命力量”而奋斗。夏耕将到，我在《斗争》上发表《关于夏耕运
动》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主席的。
　　对访问毛主席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时，他
刚结束休养，从福建回到江西瑞金，仍住在叶坪村的一个词堂里。第四次反“围剿”
战争是在春耕大忙时拉开战幕的，在后方主持苏维埃临时政府工作的毛泽东主席，
尽最大可能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他和项英一起先后发出向群众借粮供给红军、
调剂民食接济军粮，以及动员群众为干部家属代耕等命令和指示，保障了战争需要
而又不违农时。4月下旬，苏维埃政府又发出开展夏耕的指示，我为此走访了毛主席。
　　毛主席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回答：四川。他又问：你们四川有一位杨公
你知道吗？我说：他是我的四哥！他便深情地询问烈士遗属的情况。我说有一子一
女，四哥遇难时，大女儿一岁半，儿子才40天。现在有我四嫂抚养着。这一来，我
们之间的感情更加贴近了。我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
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那时，因为
战争勤务工作繁重，中央政府下令：苏区18岁到40岁的青壮年“全体自动要以革命
的办法，把在乡村的劳动力和辅助劳力尽可能地发动起来，投人夏耕。”文章强调
要依靠党支部和贫农团，组织耕田队，帮助有困难的农户和乡村，对红军的公田还
应组织特别耕田队，同时要订立公约，开展竞赛和组织“轻骑队”，反对消极怠工
分子和官僚主义。
　　还有一些纪念性的社论、文章如纪念二七大罢工，三二一上海武装起义，四一
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及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等文章，虽然不可能摆脱“左”
的进攻路线的总基调，但多少起了推动工作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第三类，是为反“罗明路线”制造舆论的。临时中央对所谓“右倾主要危险”
的毛泽东的不满由来已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认为形势“已经与三次
战争时不同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扩大苏区，攻
打中心城市。毛主席认为这是轻视强敌、不顾革命主观力量的冒险主义。宁都会议
后，毛主席虽然被迫离开军队，但在广大干部中的威望仍很高，成为临时中央推行
“进攻路线”的主要障碍。反“罗明路线”实际的目的是打击支持毛主席的干部，
消除他的政治影响。为了推行这条“进攻路线”，临时中央到苏区不到一个半月，
政治上有两大“雷厉风行”的举动：一是2月8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人口不满1000万
的全国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二是2月11日至15日5天内撤销了
两个省委书记的职务。先在2月11日撤销王首道的湘赣省委书记，“罪名”是对肃反
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动摇”，15日又撤销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职务。
　　罗明的“罪名”是什么？那时，闽西苏区因为主力红军第十二军和地方独立师
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当粤军陈济棠的部队进犯时，不得不撤离苏区部分地区。罗明
又认为在赤白交界的边缘地区，党的政策应该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临时中央
便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违反“进攻路线”的“逃跑主义”。于是，作
出决议，说福建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又由博古亲
自出面，在红军学校作声讨“罗明路线”的长篇报告；《斗争》也出版“反罗明路
线专号”；责令罗明从上杭赶回瑞金，接受批斗；要福建省委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批判罗明的错误。一时间，掀起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
　　在这场风暴中，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批判“罗明路线”的：2月19日，为《红
色中华》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的社论，内容是根据15日博古长篇
报告的思想和逻辑，硬说“罗明路线”的真面目是“不要扩大红军”，“不要扩大
地方武装”，“惟一的出路是逃跑”，所以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火力残酷无情
（地）反对机会主义逃跑路线”。28日，《斗争》出版“反罗明路线专号”，内容
刊登：《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博古在红军学校的报告（部分），
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洛甫的长文《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
义路线》；以及我写的《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等。反对自由主义指的是什么？中
央局的决议原来指责整个福建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中央局分工主管福
建省委工作的任粥时同志不同意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决议便在行文上作了些修饰，
叫做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刘晓等“大多数同志”对罗
明有“部分的反对与批评”。我的文章就是着重批评“大多数同志”没有给罗明以
“残酷无情”的打击，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错误。
　　3月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开始批评“江西的罗明路线”，对
象是邓小平、毛泽罩、谢唯俊、古柏四位同志，撤了他们的职。以后，又反“军队
中的罗明路线”，把萧劲光同志抓了起来，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在江西、福建、
湘赣三个苏区内，凡是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
以打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达高峰。
　　在反“罗明路线”的政治压力下，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践踏。任弼时同志却
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中，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
他说：不应把“进攻路线”看成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
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这是公开发表的
和博古等调门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为如此，博古认为他“不合手”，两个
月后，把他调离中央苏区到湘赣省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见到罗明同志，谈到这件一直使我感到内疚的往事，他对
我说：“你那时对我还起了点缓解的作用。”说：在瑞金检讨时，有一天晚上，中
央机关召开批判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地呼口号。有位
年轻干部提出要枪毙罗明，后来，你上台讲话，说还是党内问题，气氛才缓和下来。
他在《罗明回忆录》中也写到了这件事。
　　1933年3月，中央局创办了一所名字很大的学校，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代替
原苏区中央局党校，原党校校长任捉时调湘赣去后，共大由张闻天任校长，我任副
校长，董老任教育长。课程有中国革命形势、苏维埃建设、党的建设等。校址先在
瑞金的洋溪村，是三栋砖瓦房，四周有围墙，不久又迁到沙洲坝的黄竹堪村，借用
一个大词堂和附近的民房作校舍。说是“大学”，实际上是训练班，学员从最基层
的干部到省级干部都有，谭启龙是高级班的学员，也有好多学员还是文盲。我在学
校里又干行政工作又教书，教员中有人请假时，我就代课，成了“万金油”。罗明
同志经过批判后，调到党校任教务处长，兼班主任。长征时，他率领100多名学员，
编人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的中央后勤纵队，参加长征。

老八路

第四章 秘密进入中央苏区


　　我是1933年1月底春节期间到达江西瑞金的。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立。
到1934年10月，我随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先后一年又八个月时间。
　　1933年的1月2日（或3日），我奉命住进法租界的一个旅馆。不一会儿，来了两
位秘密交通员，接上关系后，他们打开小箱子，取出事先购置的衣服，让我改装。
当晚，他们陪我上船，开始了从上海到瑞金的旅程。
　　陪同我的交通员中，记得有一位名叫卢伟良，比我小十几岁，广东大埔人。大
埔和叶帅的家乡梅县是毗邻。我换上了一身广东平民的短装，因为不会讲潮汕话，
一路上只好闭口不说话。我们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一上船，我
就装成病号，闷声不响地坐在拥挤闷热的统舱里。到汕头登岸后，在小旅馆里睡了
一晚，第二天，改坐小火车到潮州，乘韩江的小轮船北行，经大埔到三河坝。这时，
小轮船照例要掉转船头，在靠岸的一侧铺上跳板，旅客们上上下下，十分拥挤嘈杂。
船上的一个工友（过去叫茶房）领着卢伟良和我，走到不靠码头的另一侧，有一只
带篷的小木船正向轮船靠拢来。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位“茶房”熟练地先将卢
伟良两手一提，乘势放进小木船里，接着，对我也如法炮制。小轮船的船舷离水面
只有一米多高，我没有重的行李，卢伟良又在小木船里接护着我，一瞬间，我们就
悄然躲进船舱，拉上船篷。船工一撑篙，小木船飞速地到了江心。
　　我从船篷的缝中朝码头上望去，只见码头上有许多待运的国民党士兵，这正是
准备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部队。小木船行驶在韩江上，经常遇到敌人
的运兵船。幸好，船工是本地人，他白天把小船停泊在河沟里隐蔽，晚上便撑着向
北走。因为是本地人的船，人家不注意。
　　三河坝以北是国共双方的交界区。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时，闽西的主
力红军和地方独立师被抽调到江西作战，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粤军陈济棠部乘机占领
龙岩、上杭和永定的部分地区，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被迫撤离。闽粤赣省委（又
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正深人到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以阻滞龙岩的敌人进占
连城，保卫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这一带硝烟弥漫，许多村庄房屋被烧，
白天荒无人烟，只有在天黑后，群众才悄悄地进村活动，天一亮又躲进山林隐蔽。
　　我们在三河坝一登岸，先在拉锯地区一个村子里躲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游击
队护送我们穿过团防的哨所。我们乘上弦月光在茂密的松林里走了两个晚上。第三
天太阳露头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儿童团的歌声，我的“哑巴”时代终于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提着篮子上山来，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东西优待你
们，只有两个鸡蛋。”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革命根据地民众同党和红军那种亲密
的关系。老太太诚挚的感情，令我终身难忘。接着，我们又在苍松翠竹丛中走了 3
天，经上杭过汀州，快到达红都瑞金，这已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了，路上就比较安全，
有时还可以骑马走。
　　在瑞金，我首先见到的是邓颖超同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美丽牌香烟交给她，
这是联络的“介绍信”。接着见到了刘少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仍做工会工作，住
在瑞金城里。我被分配到临时中央宣传部。临时中央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
办公和宿舍都在一个大词堂里。调堂前临池塘，水清见底，塘边种着垂柳。村子不
大，松林掩映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罗迈（李维汉）和吴
亮平等同志都住在这里。我到时，闻天同志正在作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
来同志本来住在叶坪，宁都会议后，毛主席请病假在福建养病，朱、周和王稼祥在
反“围剿”战争前线指挥作战，中央局只有粥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同志在。
不久，博古、陈云也到了。李伯钊进苏区后，先在闽西苏区做宣传工作，1931年10
月调到瑞金。我们的小家庭又团聚了。

老八路

实事求是思想的萌发


　　我在上海工作的两年，情况是很复杂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民众
抗日救亡的热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退让的蒋介石威信扫地。中
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所以，一二八事
变以后的5个月内，上海的党团组织和工联，互济会人数都有所增加。特另在知识界
中，“左联”、“社联”、“记（者）联”和“教联”等团体空前活跃。但是，
“左”倾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的政策，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因此，
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这些“左”的东西，思想上渐渐产生反感，情绪上比较消沉，行
动上开始徘徊；在局部问题上，开始萌发出应该实事求是的想法，主要表现在以下
三次：
　　第一次，是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回国不久。他对工人运动提出了“防御与反
攻”的正确策略，不久，临时中央撤销了他的职务。这是最早起来向左倾教条主义
的挑战。
　　第二次，是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前夕。针对九一八后，临时中央推行的极左
策略，江苏省委就目前工人斗争的形势与党的策略及工作路线，发出了第二号通告。
《通告》认为：上海的工人斗争已“开始了复兴的形势”，但是“不可过分估量”，
“我们不要闭着眼睛说大话，我们要认清事实”。客观事实是：从革命的主观力量
来说，由于“四一二”以后的“恐惧心理非常之深”，历史上党的错误政策“如盲
动、强迫罢工和个人恐怖主义等”给群众不好的影响，“至今不易发动起来”，以
致党的“组织力量非常弱”，“工人斗争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大企业方面来……推
动整个阶级战争就缺乏中心的力量。”从革命的对立面来说，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
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影响正在“一天天扩大”，合法观念在群众中正在“一天
天生长起来”，黄色团体正在发展等。否认或者轻视这些事实，就是在“客观上”
帮助敌人，麻痹自己。《通告》进一步指出：和1925年“五卅”时不同，“那时是
民族联合战线的形式，现在阶级的结合关系已有剧烈的转变了，我们亦不应该图谋
单纯的来做。”即要“再来一个‘五卅’”。因此，《通告》主张：“目前主要的
策略路线，仍是六次大会所给予我们‘争取广大群众的路线’。”今后斗争的发展
“必然是曲线的、艰苦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策略，来领导推动目前的形势”，
那么必然可以促进复兴的形势更快发展。此时此刻，《通告》强调六大制定的“争
取广大群众”的正确策略，无疑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抵制。
　　第三次，是1932年秋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央
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
两篇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张闻天任中宣部部长，经常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指导工
作，我们的接触比较多。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
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
鼓动形式，切莫要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前一文发表在　11月初出版
的《斗争》第 30期，尖锐地指出：左倾关门主义是“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
窄的秘密范围的最大的障碍物”；强调文艺界要“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
且严厉批评了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论”，和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等
观点。后文发表在9月中旬出版的《斗争》第31期，文中提出的“党八股”是我第一
次听到的新概念。他借喻江湖艺人出场所念的“十八套”套语，或十八句口诀，来
讽刺我们宣传工作中不问场合，不看对象，张日闭口公式化的老一套话语。他说：
“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
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
都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这样的宣传鼓动，当然没有
法子吸引群众。但他仍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
纪律上必须服从上级，二是自身还缺乏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所以，只要莫斯科的
指示一来，他还是认真体会，加以阐述、论证、注解，难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这是我们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人的悲哀，贤者如闻天同志也没有例外。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愈演愈烈时，我正在第一
线工作；当党的工作遭受孤立、缩小、下降时，我也在；但由于我缺乏实际斗争经
验，又在莫斯科受到过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认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
对这些仍不能从根本上识别。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以实事求是精神对“左”倾错
误的一些冲击，使我很受启发。比如，我当宣传部长，所有宣传品都要写“武装保
卫苏联”，“九一八”也好，“一二八”也好，都得那么写，群众根本不能接受，
我也感觉到这样做是不行的。又如，一个工厂里只有三个积极分子，要我去组织罢
工，感到实在没有办法，下意识地觉得这种办法是搞不赢的。有一段，我也比较消
沉。但当时我对“城市中心论”的看法还没有改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在农村
也没有深刻的认识，更不认为打着国际招牌的那一套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做
法其实正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实践是鉴别是非、催人深省的最好的老师，我
虽然不可能一下子把问题认识清楚，但现实斗争中由于不顾实际情况的蛮干而一次
次失败的惨痛事实，使我开始感到困惑和怀疑，成为此后进一步接受客观真理的起
点。
　　1935年，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报告中给奉行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革命者描述
了一幅政治漫画，指出他们的策略是：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
　　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
　　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
　　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错握手的话，那
　　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
　　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
　　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
　　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他的这些话真是人木三分，令人折服。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下，国民
党统治区的工作是怎样被断送的呢？我在上海时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