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杨尚昆回忆录》——前国家主席的戎马生涯

老八路

向陈云报警


　　《湘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一个半月，蒋介石着手部署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下，国民党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联手对付共产党。
过去，华界的警察不许在租界捕人，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叛徒，上街指认，发现地
下党员后，就上前寻衅和你打架，把你扭送进巡捕房，经国民党当局与捕房交涉后
送往南京。1933年后，他们搞了个“引渡协定”，一发现地下党员，就被架上黑色
的警车，押解给中国当局。凇沪战事紧张时，“民反”的活动方式是公开的，所以
有许多人认识我，连巡捕都知道我，称我为“杨先生”。形势变化后，许多同志活
动就困难了。七八月间，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不得不换人，书记由章汉夫担任，
宣传部长由陶铸担任。“民反”组织合并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后，我奉中央之命隐蔽
起来，不出来活动，连上电影院也不许。有一次，我在电影院看了苏联电影《复活》。
后来陈庆同志在电影院门口被捕，组织上要大家检查。我说：我也看过电影，就是
陈庚被捕的那家影院，不是同一天。结果，给了我一个警告，当然是口头的。
　　隐蔽起来后，我先在杨树浦租了一间“灶破间”。这是石库门中式民居的小厨
房，只有五六平方米，能放一张小床，一个小桌子，墙上挂一个竹制的碗柜；房租
很便宜，最大的好处是后门由我掌握，进出方便。
　　6月中旬，沪西遭到一次大逮捕。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筹备纪念八一国际反战日，
临时中央决定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指定我和徐冰（邢西萍）等负责筹备工作。18
日，省委在比较偏僻的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共和大戏院召开代表大会，公开
的名义是上海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设自由市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场
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先后逮捕95人，全部押送到南京。9月底，13人被国民政府高等
法院判处死刑遇难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18年；只有12人
交保释放。这是上海的又一次大破坏，损失惨重。这次大逮捕时，我正患疟疾，前
后躺了十来天，不然也难以幸免。
　　过了些日子，组织上派华少锋（华岗）通知我搬到原来中央宣传部机关去住。
有一天，突然碰到张闻天。他对我说：“我要到外边工作去了，不久我们还会见面。”
他没有具体说，我也不便问。后来才知道，临时中央已决定张闻天等进人江西苏区。
他是中央宣传部长，想把我留在上海当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也没有管，因为连个机
关也没有。不久，临时中央组织局书记李竹声通知我管宣传工作。我开始和“左联”、
“社联”的同志，如徐冰。欧阳继修（阳翰笙）、夏衍、冯雪峰、朱镜我、王学文
等有些接触。过不了多久，又改变了，先让我去顺直省委当宣传部长，很快又让我
去满洲。我便关起门来看了半个月满洲的材料，组织上又告诉我不去了，让我到中
央苏区。这样折腾了大概一个月，最后才走。
　　在这段时间内，12月上海地下党又遭到一次破坏。先是团中央交通员黎行被捕
叛变，团省委巡视员李于城、团区委书记和沪西区委书记孔昭辛也遭逮捕。事态继
续扩大，担任过团省委领导职务的胡钧鹤等多人被捕叛变，这就直接威胁到主管群
众工作的陈云同志的安全。组织上要派人通知陈云，但不知道他的地址。这时，组
织上已通知我进人苏区，中断在上海的一切联系，正等候秘密交通安排起程。由于
情况紧急，不得不派人来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向陈云同志报警？因为我做救济失
业工人工作时，受陈云领导，知道他的住处。我说：“那是几个月之前的事，现在
是否还住在那里不敢说。”但这件事那样重要，我责无旁贷，回答说：“我可以闯
一下。”
　　陈云同志原来住在北四川路，离开我隐蔽的静安寺路梅园新村比较远。那时，
他以商务印书馆职员的身份作掩护，穿长袍不着西装，住在石库门住房的前楼，同
住的是一对假夫妻，女的叫陶恒芙，是心病专家陶恒乐的姐姐。这一天，下着瓢泼
大雨，天气阴冷。我心情很紧张，雇了一辆黄包车赶去，把车前的挡雨帘子放下。
陈云住处的现状如何，我一无所知。但特务抓人时，附近通常总能发现异状，比如
弄堂口停着黑色的警车，暗探在周围审视来往行人等。我到目的地时，小心地观察；
再看报警的暗号有没有动？发现没有动，这才鼓起勇气去敲门。这时，天已黑了，
陈云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便写了个字条，意思是那边出了问题，托陶恒芙务必转交
陈云本人。说罢，急忙离开。
　　回来时，我在离住地较远的地方下车，生怕后面有“尾巴”，故意绕了几个圈
子才进屋。见中央来的同志还守在那里，我顾不得脱下被雨淋湿的衣服，便向他复
了命。后来听说，陈云同志回来看到条子就迅速转移了。
　　这件事，后来在延安时见到陈云同志，他还记得，说：“老杨，那次要不是你
向我报警，我可能出危险！”

老八路

关于“伍豪事件”


　　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所谓“伍豪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这是和国
民党特务的一场复杂的斗争。
　　‘伍豪”是五号的谐音，周恩来同志在南开大学参加觉悟社时所用的代名，党
内文件中有时也用这个代名。1932年2月16日，周恩来同志进人中央苏区后的3个月，
上海的树报》等登载了一则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内称因不满共产国际对
中国革命的指导而退出中国共产党。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除“伍豪”
一人署名外，其余242人都没有列出名字。这是非常恶毒地诬陷周恩来同志的政治阴
谋。为了辟谣，临时中央代拟了《伍豪启事》，准备在《申报》刊登。但《申报》
广告处的律师说：《申报》没有刊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便刊登为伍豪辟
谣的启事。
　　这件事，我也经手过。为了尽快地揭露敌人的阴谋，2月20日，江苏省委决定，
以我们宣传部名义发一份政治传单，传单明确指出：“最近在《时报》、《新闻报》
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
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
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宣传部的传单是直接发到党支部的，它的作用在于迅速地
在党内揭露敌人的阴谋，不受他们的欺骗。
　　接着，2月27日，上海出版的《实报》第十一期上，既刊登了揭露敌人阴谋的
《伍豪启事》，又发表了帼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文章，谴责国民党“以卑
鄙的造谣”“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来诬蔑伍豪同志（共产党的领袖之一），诬蔑中
国共产党”的罪恶行径。与此同时，党还以重金委托《申报》的常年法律顾问、法
国律师巴和，用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在《申报》代登一个启事，公开辟谣。
　　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为了澄清事实，粉碎国民党特务的
谣言，也特地署名在苏维埃区域专门发了布告。
　　谁知道，事隔30多年，lpe7年，天津的“红卫兵”从报上查到敌人伪造的启事
后，不明真相，抄送江青。“四人帮”企图陷害周恩来总理，把材料送给毛主席。
1968年1月16日，毛主席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文革”开始，我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利用“伍豪事件”大作文章，我是
后来知道的。当年，在处置“伍豪事件”时，我曾经手过以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
发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所以就我所知，在这里说一下。

老八路

关厂主义的严重恶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举国为之震动，群
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调集重兵，全力
对付共产党，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中，
大力推行特务政策，加紧搜捕共产党人。那年4月下旬，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
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不但掌握很多中央机关和负责
人的地址和机密，就连一般共产党干部所住房子的陈设，他也大体上看得出来，比
如我们住的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凳子，有时连柜子也没
有，没有一个住家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在上海的中央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紧
急布置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干部搬家。大概有一个星期，停止了一切活动，就是忙搬
家。省级以上的干部，每人发给一张顾顺章的照片，让大家认清这个叛徒的模样，
提高警惕，又规定白天不要上街活动，以防被叛徒指认出来。我们搬家很简单，一
个铺盖卷，一只手提箱，雇一辆“黄包车”就解决了，困难的是租房子，二房东不
愿把房子租给光棍汉。因为李伯划在莫斯科进过护士学校，为了适应反“围剿”战
争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这方面的人才都要到苏区去，所以她1931年三四月就进人
苏区，比我先走大约一年多时间，我在上海便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对二房东说：一
个月以后，我把太太接来住。到了期限，再搬家。有些同志，因为工作需要就以假
夫妻作掩护。
　　6月底，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国民党中
央悬赏“通缉”瞿秋白、周恩来、陈绍禹。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等7人。
周恩来决定进人中央苏区，王明要去共产国际，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卢福坦
一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建立以博古为首，张闻天、卢福坦、康生、陈
云、王云程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周恩来同志化装成法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外国人开
的旅馆里，有半个月没有出来。以后情况缓和了，他才走的。
　　这时，我从上海工联会党团调到江苏省委工作。江苏省委的领导班子也作了调
整：书记由临时中央成员王云程兼任，王是武汉的工人，所以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就
担任过有名无实的副校长，这时当了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是孔原（即陈铁挣、陈子
坚），我担任宣传部长，陈潭秋、蔡泽民先后任秘书长，陈资平任军委书记，帅孟
奇为妇女部长，外县工作设徐海蚌特委，刘瑞龙为书记。因为形势险恶，省委很少
集中开会，平时开会，实际上就是3个人：王云程、孔原和我。政治局同江苏省委联
系的是张闻天，我们3个人开会，他经常来参加。在我们3个人中间，我只知道孔原
住的地方，孔原只知道王云程的住址，只有王云程知道孔原和我住的地方，所以组
织是很严密的。
　　九一八事变后，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矛盾面前，民众的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
蒋介石鼓吹的“攘外必先安内”越来越不得人心，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领和一
些地方实力派也呼吁“停止剿共，请缨抗日”。但临时中央这时却仍强调：目前中
国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江苏省委也发出紧急通知，规定了
对“满洲事变”的具体斗争策略，继续严重脱离群众，孤立自己。
　　第一，要求在国民党方面召开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上，“将这一大会转变到我
们的领导之下来”，也就是不顾条件是否成熟，要立刻夺取领导权。9月26日，由虞
洽卿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联合800多个团体，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上万人的“抗日救
国市民大会”。这本来是有利于反映上海市民强烈的抗日要求，党组织却认为是反
革命召集的大会，要把领导权夺过来。怎么夺取呢？便是发动党员和左翼团体的群
众，在会上冲击主席台，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苏区和红军”、“武装保
卫苏联”等口号，结果，徒然暴露自己，造成多人被捕。
　　10天以后，江苏省委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成
立，省委决定由我负责“民反”的工作。这样，上海出现了两个“救国会”：虞洽
卿他们的叫“上海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我们的叫“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
为什么在名称上有这样的区别？那时我们认为“抗日”还是被动的抵抗，“反日”
才是主动的进攻，符合“进攻路线”；“联合会”是联合一切反日救国民众的团体，
表明它的领导地位。尽管用心良苦，却根本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1932年1月28日，
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发动军事进攻。面对日本的严重挑衅，“抗日救国会”召开各
界代表会议。“民反”率领所属各团体代表160多人，拥人会场，事先未经洽商，提
出要“接管”抗日救国会，双方弓！起争执。市商会、市总工会等团体的代表纷纷
退席。那时，上海民众要求抗日的热情很高，华界的民众为了躲避战火纷纷往租界
跑，街上睡满了人，学生也停课了。学校的党组织恢复了一些，比较强的有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学生是反日的。我们还办了一份日刊《民反》，有公开
的办事处，形势很好。如果那时候我们懂得一点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联合这些“
合法”组织，发动群众，教育争取群众，是非常有利的。像上面说的那样冲突的结
果，力量互相抵消，足以说明政治上的幼稚可笑。一二八事变后 3天，临时中央竟
然在《宣言》中称：“一切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国民党各派军阀
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切黄色工会及大商人的组织（市
商会、同业公会等）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走狗”。“只有共产党也惟有共产党所
指出的道路是惟一的挽救中国、救中国劳苦群众的道路广这种骂倒一切的架势，结
果只能是失去群众，孤立自己。
　　第二，把正在抗日的十九路军的将领作为打击对象。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
路军将领蔡廷改蒋光点等，自动率部起来抗击日军，各界群众奋起支援前线．慰劳
将士。“民反”也发动群众组织募捐队，买来一批毛竹，锯成竹筒，上面开个口子，
写上“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募捐队”字样，组织许多学生深入到闹市区和车站
码头劝募。所得的款项购成物品，派人送到前线，直接分送给十九路军士兵。临时
中央却号召“愤激” 的群众，组织和发展工农自己的武装，派得力同志“打人”包
括十九路军在内的国民党武装组织中去，使这些武装组织“转人我们的影响之下，
成为我们武装组织的一部分”。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发表署名文章，提
出要“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指责蒋光点等是“假抗日，真出卖”，号
召十九路军士兵起来“脱离长官的指挥”，组织士兵委员会“指挥作战”；还要士
兵不顾一切长官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安居在莫斯科的王明
还辱骂指挥凇沪战役的蒋光鼎蔡廷谐是“狡猾无耻的叛卖者”，“想用士兵的血和
我们革命群众头颅去实行升官发财”，称他们是“更巧妙地来软化革命士兵实行投
降帝国主义”等等。这无异是发动正在浴血抗战的十九路军士兵起来兵变。十九路
军英勇奋战一个多月后，被迫撤离闸北。退到南翔一带，省委宣传部根据临时中央
决议中提出的为取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这一领导”的指
示，在发布的口号中竟提出：“掉转枪头向不抵抗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长官开火！”
省委还布置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准备在上海建立公社式的苏维埃政权。3月初，
省委在闸北召开200人的民众“大会”，号召占领闸北，建立抗日政权，发动城市游
击战争。会场被国民党军警100多人包围，当场逮捕十余人，主持大会的军委于部孙
小保被当场击毙。更荒唐的是，还布置十九路军中的秘密党员，站在马路边的邮筒
上发表演讲，鼓动士兵不要离开阵地，掉转枪口去打下令撤兵的军官。这些党员和
积极分子因此被国民党的军警捕去，以“汉奸”的罪名枪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一
位叫韩进的，头被打伤了，但没有死，后来到《新华日报》工作。回忆这些往事，
令人痛心不已！
　　第三，在揭露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同时，提出“要与改组派、第三党、人权
派、国家主义派、取消派作无情斗争”，“夺取他们的群众到我们影响之下来”。
按照临时中央的说法，这些派别“绞尽心血”，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国民党的统
治”，“使国民党继续出卖民族利益给帝国主义罢了”。后来，这些政治派别中的
许多人，在民族危机深化的影响下，同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分歧加深了，他们提出
“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的口号，有利于我党反对日本和蒋介石。至于宋庆龄、
邓演达等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始终遵循孙中山的遗教，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
争，始终反蒋不反共，是十分值得尊敬的。1931年8月，邓演达宣告成立“第三党”
后不久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临时中央却把“第三党”称为“中国最危险的东
西”。当时，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
　　湘沪战争爆发后，闸北、南市等华界大批难民拥人租界。上海30多家日本纱厂
宣布关厂停业，上海工人举行反日总同盟罢工，一时有30万工人失业。他们无衣无
食，有的露宿街头巷口。我们组织了罢工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上海各业工人反
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工反”），并在《申报》刊登募捐通告，学生也帮助在街
头募捐，用募得的钱，先在沪西工厂区买米熬稀饭，一日两餐，帮助失业工人维持
生活，叫开“大锅饭”。这件事，受到当时担任中央职工部长的少奇同志表扬，有
一次他还带我去向临时中央汇报。但是，经费不足，人多粥少，即使是从苏区的工
农中也募得一部分捐款，仍难于持久。有一天，薛暮果跑来找我，一进门就说：
“我在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那里工作，有件事不好办。”薛今果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
在莫斯科时是东方大学的翻译，我早就认识他。他说：“孙夫人要我送两千元钱给
你们，可是中央不赞成，怎么办？”我想这是好事情，我们正愁没钱开“大锅饭”
哩！宋庆龄对十九路军抗日积极支持，曾经冒着炮火的危险亲临吴松慰问十九路军
将士，又和何香凝一起在交通大学设立可容五六百人的国民伤兵医院。我没有把她
看成是“中间势力”。对薛说：“孙夫人支持我们，我表示感谢，但我得让省委通
过一下才行。”一讨论，省委同意。事后，我们在“民反” 的小报上登了鸣谢启事。
　　这件事，临时中央没有批评我们。但康生在批评少奇同志时，指责他“以工团
主义观点来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充满了工团主义、
经济主义”，是“实际工作里的机会主义”。临时中央决定撤了少奇同志中央职工
部长的职务，由康生接任。“工反”是“民反”的团体会员，这项批评，也间接地
涉及到我们。
　　到5月初，沪西工人的反日罢工已坚持不下去了。客观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蒋介
石和日本人签订了《凇沪停战协定》，这一来，学生复课，中间团体同我们脱离。
在这种情况下，孤军奋斗的工人反日罢工是否还要继续？如果不复工，工人的生活
怎么办？有些人从实际出发，主张复工。少奇同志也是赞成复工的。省委却决定继
续坚持罢工。4月22日，我们宣传部发了传单，上面写道：“从上海事变以来到现在
还坚持反日罢工的沪西纱厂工友，正表示工人是反日革命运动的先锋队，他们英勇
的斗争，正是我们全上海以及全中国工人的好个模范”，“我们必须同沪西……工
友一致起来，继续反日罢工！以我们工人武装来领导继续反日革命战争！”
　　为了这个事，我还到沪西小沙渡路去说服罢工委员会，惟一的理由就是反日要
反到底！工人回答说：“共产党号召我们罢工，时间这么久，大锅饭又不能吃了，
还不准我们上班，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小范围的围攻积极分
子。到5月下旬，沪西、沪东工人坚持反日罢工已达80多天，大锅饭已开不下去，大
部分工人坚持不了啦，慢慢自动去复工，一部分工人被厂方开除。这样，反日罢工
的队伍自动瓦解，“民反” 的威信一落千丈。
　　还有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里，有一个中国学生被日本人打死了。
“民反”在公共租界的总商会礼堂开“追悼会”，参加的有几千人。会后，抬着棺
材在公共租界里转了一圈。喊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很得到群众的同情。游
行队伍在最后想冲过外白渡桥，进人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本人对空开了一排枪，
队伍便散了，抬棺材的学生把棺材放在马路上也跑了。到夜里，我们派车去把棺材
拉回来，冷冷清清地送到殡仪馆。这件事，开头做得好，结尾不好，说明当时还是
“左”得很。
　　这时，公共租界戈登路巡捕房也找到“民反”办事处来了。“一二八”前一天，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为了讨好日本，曾下令取消一切抗日组织，租界的工部局也曾宣
布封闭“民反”的办事机构，但是，战端一开，上海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在上海
市民的抗日洪流下，工部局也就眼开眼闭，“民反”的办事机构照常公开活动。停
战协定签订后，巡捕房派人来查封。他们进来还是很客气的，说：中国政府已和日
本签了停战协定，你们在租界里反对和我们有邦交的国家，我们不好办；请你们搬
到华界去活动！来了一手“礼送出境”。查封的时候，我去了，但进不了那个房子
只能在街上和他们交涉。王云程也去了，还有中央宣传部的凯丰。他们对我说：老
杨，号召群众冲进去。我一看街上没有多少人，就拒绝了，说为了避免损失，你冲
了就闹僵了。当晚我们找了几人，里面有李漠华，他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的，
一起去找巡捕房的头头，要求启封，他们不答应。我们又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里面有我们的东西，有桌子，还有文件什么的。巡捕房的头头说：准许你们把东西
搬出来，但只许利用晚上的时间搬。“民反”是一个群众团体，搬到国民党统治的
华界，就无法公开活动了！到5月底，省委决定，将“民反党团”与“上海反帝大同
盟党团”合并，由洪灵菲为党团书记，刘英任组织委员，吴驰湘任宣传委员。我在
“民反”的工作告一段落。

老八路

“左”倾路线下的职工运动


　　我们回到上海时，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王明已经上台。他的《为
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被米夫吹捧为忠实于国际路线的“杰作”
后，正在党内强行贯彻。他的办法，是在组织上“引进”“拥护国际路线” 的干部，
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同时，以反“右倾”为名打击异己。在米夫的操
纵下，本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沈泽民担任了中央宣传
部部长；王稼祥为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日报》主笔；博古任共青团中央
宣传部长，不久又接替关向应为团中央书记。
　　王明进人政治局的初期，兼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江苏省委的管辖范围包
括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在内，不同于其他省委，用向忠发的话来说：“江苏工作
是领导全国的。”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
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
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
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
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
　　我在见到博古后几天，有人带我到一个旅馆去见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莫斯
科就认识我，见到了就说：你回来啦，你的工作在总工会，张国餐会找你。再过了
两天，张国焘就来了，把我带到他家里，跟别人说我是他的表弟。那时，工会工作
的处境很艰难。四中全会前，全国总工会党团掌握在罗章龙、徐锡根和王克全手里，
由于他们在四中全会前后进行派别分裂活动，发展到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非常委
员会”、“第二工会党团”和江苏“第二省委”，中共中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确
定由回国不久的政治局委员张国毒为全总党团书记，我被任命为全总宣传部长，组
织部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人罗登贤。那时的全国总工会是秘密组织。不久，
张国泰、夏底、沈泽民等先后被派到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去，全总党团书记由罗
登贤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我便调到上海
担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组织部部长是饶漱石，宣传部长姓王，名字忘记了，
以后是廖承志。当时的上海总工会是经国民党核准的“合法”组织，被我们称为
“黄色工会”，“工联会”是秘密的，称为“赤色工会”。
　　我在上海做工人工作的时间不过半年，没有做多少事。因为国民党上海总工会
的力量很大，而党所领导的工联会力量微弱，一部分秘密工会又被罗章龙他们抓过
去，张国泰接手时关系就中断了。2月初，国民党在龙华杀害共产党员23人，其中有
工会干部6人，包括：全总秘书长林育南，上海工联会秘书长龙大道，秘书彭观耕，
组织部长何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等，同时被捕牺牲的还
有江苏省委委员李求实，“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等，给党的工作造成极大损失。
一批原来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工厂企业，如：法商电车公司、日商内外棉十三厂、闸
北丝厂、英租界的彩印厂、陈郁和廖承志工作过的海员工会等的工作，几乎全部垮
了。上海工联会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秘密机关。
　　在搞工会那一段，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跑工厂，寻找老的工会会员，尽力把
被破坏了的工会组织恢复起来。我第一个找到的是陈郁，他是海员工会的。以后又
到工厂去找老的工会会员，要他们发展组织，发展工会会员。那样跑很危险，因为
有时要在那里等很久，如果遇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叛徒就会出事。当时的分工，上海
工联会负责恢复电车公司、彩印厂等的工会，全总负责内外棉十三厂和闸北丝厂等。
闸北丝厂的女工戴重远，是和少奇同志一起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化名黄菊英，我在莫斯科时认识她，都叫她小红。我便在工厂放工的时候到丝厂门
口去找她。丝厂女工多，等候在厂门口的有许多男人，有的是来接亲人的，有的是
来找对象的，有的是来占女工的便宜的，上海话叫“吃豆腐”。我就混在人群中间，
终于找到了小红，这样，丝厂党的组织关系就接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4月1
日，闸北丰泰、庆丰两家丝厂的工人带头罢工，提的口号是：要求增加工资，改善
职工生活条件。当天下午，起来响应的有助多个厂，罢工人数达1．6万人。
　　但是，工厂的工作刚刚得到一点恢复，便受到打着“国际路线”旗号的“左”
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表现，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
工作上是命令主义：
　　第一，工作略有起色，就夸大主观力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这年3月，中共
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中说：全一国12万党员中，真正产业工人不过20
00人，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党员，建立赤色工会，规定在“五卅”总检阅时，
党的无产阶级成分要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说在两个多月内，至少要增加到1．2
万人，翻六番，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第二，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革命力量异常薄弱的情况下，每逢革命的纪念日
和节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而且所提口号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这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是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运动，包括用文字、图画、演说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
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种严峻局势下，上述这种幼稚的“左”倾要求，只能
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和党组织的脱离群众。比如：五一节那天，国民党通令禁止游
行示威，党组织发动的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都遭到残酷镇压；“五卅”纪念日前夕，
国民党又宣布“特别戒严”，省委和“工联会”组织的集会和游行，又被军警驱散。
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说：上海市只有14个支部能经常开会，在“红五
月” 内只发展了31名党员，五一纪念在群众中“未造成热烈气氛”，拥护红军和苏
维埃“未成为政治运动”；更加严酷的事实是：4月下旬，全总秘书长谭寿林和挥代
英，因叛徒告密，遇难于南京雨花台。
　　第三，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强调要“打倒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建立
“赤色反对派”。当时，全国估计有产业工人300万人，同党有联系的只有3000人，
凡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被称为“黄色工会”，全国的“黄色工会”，据1929年
统计，有lop多个，会员号称170万人。双方力量悬殊，在斗争中却根本不讲究策略。
有一次，光华染织厂的工人为了反对压迫工人的厂规而罢工，出版、邮务、法电等
“黄色工会”起来声援光华厂的斗争，这本来是促进工人阶级联合、壮大斗争力量
的很好机遇。但是，王明主持的江苏省委却提出“打倒黄色工会”、“拥护红军和
苏维埃”等口号，结果，斗争的目标不是集中于指向压迫工人的国民党当局，而是
转移到反对正在声援光华染织厂罢工的“黄色工会”上去。这年7月间，为了配合反
对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江苏省委又强调要“组织一、二个胜利的大斗
争，瓦解一、二个主要的黄色工会，把工人武装起来”。自然，这又是一纸玩弄革
命词句的空头文件。当时，邮务工会等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他们为工人的经
济利益而斗争比较重视，负责人是朱学范。解放后我见到他时说：“我们在上海时
专门和‘黄色工会’斗争，那时候政治上幼稚啊！”
　　第四，当时有的同志曾批评这种“左”的错误政策说：“飞行集会和示威是立
三路线的产物。”省委立刻接二连三地作决议。发指示，严厉批判说：这是“机会
主义的抵制”；指责我们上海工联会“反倾向斗争开展得不充分”，提出要“改造
工联党团”，“选真正勇敢的工人组成工联常委，领导工作”；并继续要求“加紧
开展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特别是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
务的决议中指责：中共不能在非苏区发动强大的运动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
非苏区“要全力以赴地组织强大的保卫苏区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
这些“左”倾的空谈进一步助长了王明的冒险主义。
　　从全总到上海工联党团，大约半年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忙恢复工会组织，发展
党员和工会会员。但刚恢复点组织，就要我们发动罢工，实际上搞不起来。后来，
担任上海工联会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想出一种办法：比如一个纱厂里的车间，分几个
组，每个组里有几个赤色工会会员、一二个党员，到时候把机器一关，振臂—呼：
“罢工了，罢工了！”大家走出车间，其他车间听到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巡捕
和厂警赶来弹压，就都回去了。像这样的罢工，不知搞了多少次。结果，首倡罢工
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党员暴露，组织瓦解。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遭受
不应有的挫折和损失。飞行集会呢？就是从闹市区，如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指永
安、先施、大新和新新四个购物中心）楼顶上，放一串鞭炮，撒一批传单，马路上
的行人围拢来，负责演讲的党员和干部立即开讲，呼口号。租界的巡捕和马队包围
过来时，人群一哄而散。每次行动的结果，总有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遭受
损失。工作的过程总是：恢复组织——搞罢工、冲厂——遭受破坏——重新恢复组
织，形成如此的恶性循环。有的同志反对这些“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但上级作
了决定，只好服从。我那时候还没有从路线上、策略上认识这样做的不对，只觉得
工作非常难做，群众很难发动。
　　1932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全总党团书记。我在莫
斯科时认识少奇同志，他回上海是我去接的。我在工会的工作有一段是他领导的。
少奇同志一回来就不赞成王明那一套。他主张白区职工运动的策略应该是“防御与
反攻”的，不应该不顾主观力量，不计后果。他提出要彻底转变工作方式，要善于
把公开合法工作方式和秘密工作方式结合起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不要脱离工
人的日常斗争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记得那时候，职工国际传来一本《罢工与作战》
的书，内容是讲欧洲的工人运动中赤色反对派怎样闹搞垮黄色工会的。少奇同志不
赞成这本书的观点，没有印发。可惜少奇同志是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
回国的，虽然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临时中央对他并不重视，一般的政治局会议
不通知他参加。所以，职工运动仍然继续着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愈演
愈烈。

老八路

第三章 万里跋涉回祖国


　　1931年2月，我和张闻天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
　　张闻天长我7岁。1928年，他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员，以后又被选送到红色
教授学院深造，并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组的成员。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老
师和兄长。这次回国，我们是奔向军警特务严密控制的国民党统治区，所以每一步
都得十分小心，防止暴露身份。在车上，我们不谈政治。只聊聊沿途的风光：西伯
利亚的森林，贝加尔湖的渔情。列车经过兴凯湖，到离海参裁不远的双城子（乌苏
里斯克）时，我们下车了。
　　海参嵌有许多华侨，他们中有不少我们的熟人。中山大学停办后，吴老（玉章）、
林老（伯渠）和江浩等12个人由联共分派到远东工作，林老在党校担任教员，吴老
先是在伯力党校任中国部主任，苏联科学院海参成分院成立后，他调任分院的中国
部主任。我们很想去看看他们，但是，为了保密，护送我们的交通员不允许，连上
街也不许，只好换乘驶向绥芬河边界去的列车。
　　在绥芬河下车后，我们被带到一个设在农村的秘密交通站。先换装，把身上穿
的西服、大衣和皮鞋脱下，换上中式的棉袍。棉鞋，带来的东西全部留在交通站，
以免途中遇到检查时5；起麻烦，连我随身带的一张李伯到的相片，也只好付之一炬。
张闻天还把眼镜也收了起来，生怕打碎了。但细细看，我们两个人的穿戴一模一样，
连皮帽子和皮耳朵的两根带子也一样。交通站发给我们每人一根腰带，说缝在带子
里的是途中使用的钱，包括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这一段，使用“哈代”
（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到大连，坐南满铁路，使用的是日本的军票；
大连到上海，乘坐中国招商局的轮船，这才通用国民政府的货币。这种状况，正是
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写照，怎不令人痛心！交通站的同志叮嘱：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
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是了；钱数比路费多一些，是准备你们到上海后万一找
不到组织关系时的生活费用。苏联同志为我们想得真是周到！
　　因为没有护照，我们是偷越国境。在交通站等到天黑，一个苏联向导领着我们，
坐了一段马车，然后踏着很深的积雪，翻山越岭，来到一个苏军的巡逻兵哨所。一
路上越走越冷，简直把我们冻僵了，直到进人哨所，烤了一会儿火，才暖和过来。
当天晚上10点光景，向导又带我们出哨所，从山上下来，到绥芬河附近的铁路旁。
前来接应我们的是一个住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我们便跟着他走，张闻天在前，我在
后，彼此相隔20步，一句话都不许说。遇到中国边境的哨兵问：“哪儿来的？”向
导回答：“山后来的。”哨兵也就不再问了。我们被带到中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五站，这里有家卖一点香烟、火柴的小商店，也是共产国际的联络站。一进去一看，
里面的人竟是我们的同学，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苏联的。我们在小店里睡了一
晚，两个人都睡在柜台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站上的同志带我们买了去哈尔滨
的火车票，临走时嘱咐：到哈尔滨后，在道外找个小店休息，当天晚上就有车去长
春。还告诉我们路上怎样买票，要注意什么事情。后来知道，我们走后不久，这个
联络站就被破坏了。
　　哈尔滨到长春这段路程，我们坐的是没有座位的“闷罐子”车。当时正是农历
腊月底，车上旅客特别拥挤，没有暖气设备，只在车厢中间烧一个炉子。刚上车时，
人挤人不觉得冷，开车后，风驰电掣，炉里的火苗越来越小，快到长春时火灭了，
冻得够呛！车上没有厕所，只在角落里放一只尿桶，又脏又臭。好在路程不远，到
长春后，改坐南满铁路，三等车，窗上有两层玻璃，我们在车上吃了一份日本式的
盒饭“便当”，一边是饭，一边有一块卤成鱼，两根卤咸萝卜，还买了一壶热茶喝，
这才舒坦过来。
　　在大连住了一夜，买了统舱的船票，就是船底层装货的地方，里面挤得很，进
去就出不来了。船在青岛停了两个钟头，我们也不敢上去玩。2月17日，轮船到达上
海，我们走出又问又热的统舱。这时，正是旧历新年。张闻天摘了深度的近视眼镜
后，一路上步履踉跄。到上海后，他活跃起来了。他是江苏南汇人，懂上海话。我
们就在四马路（福州路）附近的孟渊旅馆住下，按约定联络的信箱，写了一封信给
宝隆医院的护士钱信忠。就说我们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在哪里，我们的名字他也不
知道，我就写个“杨”字。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博古（秦邦宪）来接头了。他说：
你们为什么不从欧洲走呢？我们说：共产国际原来也跟我们说过，只是搞护照需要
时间，我们既然决定回国了，等就没有意思了，所以决定走偷越国境的交通线！
　　博古告诉我，李伯到分配在上海的法南区委，做宣传工作，又到一家香烟厂里
做工人工作。她比我们先到，也是走的这条路线，但没有交通站照顾，所以更困难
一些。我和伯列重逢以后，在新问路益受里租了一间房子，在周围白色恐怖下，安
了家，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老八路

旅莫岁月的反思


　　我在莫斯科 4年。开头的一年半，真正在中山大学坐下来学习，懂得了些马列
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也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从1928年下半年到中大停
办的两年间，校内斗争迭起，秩序混乱，我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做社会工作，包括
当翻译。
　　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我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关于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
　　中山大学办了5年，学员先后有很多人。前3年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包
括共青团）选派的学员各占一半；后两年，国共分裂，由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转化
成为共产党的干部学校。总的说，学员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约占三分之二。
他们在学校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生活。
开设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态发展史、俄国革命运动史、
列宁主义。俄文等。课余活动也很活跃，李伯到就和陈微明（沙可夫）组织课余的
文艺小组演出过合唱和话剧等。很多同志在回国后，成为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
革命家。不少人在战场上、监狱中和刑场上，为人民事业流血捐躯。特别是大革命
失败后，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学校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重要骨干，帮助他们学
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谈到中山大学，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对这一方面
应该有恰当的评价。但是中大的办学方针确实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是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讲马列主义，而不强调应用，不联系中国的国情；
课程的设置，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地脱节；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俄，就是
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模式。特别是国共分裂后，中国由国民革命转人土地革命，革
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策略都起了变化，但是，学员连中共八七会议的精神，朱
毛红军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等重大事件都不清楚。学员在学习后回国从事实际工
作就遇到许多困难，并且容易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
　　二是学校的领导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中山大学前期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说
是共同管理，后期却没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与管理。党的六大后，驻共产国际的中
共代表团成立，负责人溜秋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米夫不允许他过问中大的事，
即使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米夫也认为是向中大“争夺领导权”。后期并将中共旅
莫支部撤销，党员一律编入联共支部，降为预备党员，受莫斯科区委领导，连中共
一大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也不例外。学员结业时的政治鉴定、工作分配，一概不许
中共代表团插手，使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学习期间同中国党中断了联系，而日常
组织生活又完全卷人苏联内部的政治斗争。米夫实际上是企图培训一批政治上绝对
听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联共的中共新领导人。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而上学和组织上的培植宗派。在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
争中，把所有渴望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对斯大林倭过陈独秀不满的中国党员一律给
予打击，甚至制造“江浙同乡会”之类的假案，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搞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最后，竟迁怒中共代表团。教条主义宗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米夫
和王明培植起来的。当然，抵制教条宗派的学员，由于政治水平和素质不同，确有
感情用事甚至某些不理智的举动，但矛盾的主导方面，无疑是掌握学校领导权、培
植宗派的米夫和王明。
　　尽管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中山大学的办学方针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
里也都有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要求他们对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有系统
的现成的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仍要靠
中国人自己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
　　第二，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理论问
题。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当事人和党史界一直有争论。1980年，中共中央党史资
料征集委员会曾邀请19位当年中大的学员开过一次调查会，会上达成的共识是：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不能准确反映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发展和分
化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说明它的性质和危害，建议今后不要再使用“二十八个半布
尔什维克”这个专用名词。我是出席会议的成员之一，同意这个建议。具体地说，
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
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
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
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有人说：1929年夏，在支部局召开的总结大会上，最
后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此得名。这根本不是事实。那次党员大会上
的表决，支持支部局的共有叨多票，另外还有30票是苏联人，但仍居少数。以吴玉
章同志为例，他本来对支部局工作“有许多意见”，后来支部局委员夏曦告诉他说：
现在有人要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并向吴老提示：我们首先要说支部局的路线
是正确的，然后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吴老说：“有这样一回事吗？要反党我就不赞
成！”他在总结大会上的发言就持这个态度。但吴老决不是宗派分子。教条宗派的
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
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
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有人说“二
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
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
决权。
　　第三，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
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最高权力。1927年来武汉时，米夫就向陈独
秀推荐王明，没有得逞。据周恩来同志说：六大选举期间，米夫在筹备选举的委员
会上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
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他。这就是后来中大学生中流传米夫
要提拔王明当中央委员的原因。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同志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
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1931年1月，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米夫一手操纵，将没有
实际工作经验而在会前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步跨进政治局。足见米夫培植亲信
的苦心。但不能因此认为，凡是在中大支持支部局、受教条宗派影响的人都有政治
野心。应当说，他们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信任，
有的是限于组织纪律的约束，有的是政治上受蒙蔽，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怀有政
治野心、至死不服从真理的王明，将永远遭受历史的谴责。

老八路

给少奇同志当翻译


　　中大停办前，我已考人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研究所是米夫任校长时创办
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它提供大量中国问题文件，研究所定期向东方部提交研究报
告。学校停办后，研究所并人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我仍住在原中大的宿舍。
　　1930年7月，刘少奇同志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
代表大会，成员有：陈郁、梁广、安源路矿工会的蔡树藩、粤汉铁路工会的马辉之、
京汉铁路工会的杨汉生，以及上海女工戴重远等。他们住在柳克斯公寓。我担任代
表团的翻译，殷鉴管理生活。大会 8月15日开幕，27日结束，少奇同志当选为职工
国际的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职工国际工作。此后，每周召开一次例会，都由我陪
同他出席。职工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是洛佐夫斯基，苏联人，大革命时来过中国。
　　少奇同志在职工国际工作两年，我给他当翻译只有半年。在这期间，有几件事
在记忆中印象很深：
　　第一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路线问题。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
“赤色反对派”，夺取工会领导权。少奇同志有不同看法。当时，中国合法存在的
工会中拥有170多万会员，赤色工会会员不到5万人。在中央“左”的指导思想下，
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组织工人罢工，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不但使群众过分疲
劳，还常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少奇同志主张：中国的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
法的方式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要密切结合，又要严格分开，以积蓄力量，
减少损失，反对不顾条件地搞罢工，搞冲厂，搞飞行集会，反对把自己孤立起来。
但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他写过一篇谈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们替他译成俄文，准
备在赤色职工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但是没有被通过，人家不登。在参加赤色职工第
五次代表大会时，他不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另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提交会议
讨论。这就惹恼了洛佐夫斯基，指责少奇同志是向大会提“反决议’，“反提纲”，
同国际对立。在当时，这是反托洛茨基和右派时使用的语言，是很吓人的。
　　第二是工作作风问题。执委会里有一些小国的代表，如拉丁美洲各国，他们没
有带翻译，而执委会发的文件材料都是俄文的，不替他们翻译，也不准他们带翻译，
因此他们提出批评。洛佐夫斯基大为不满，说：你们这些人是本国工人阶级派来向
苏联学习的，不是来检查苏联的官僚主义的，不要辱没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给你们的
使命。少奇同志对这种傲慢的指手划脚的作风，当即起来发言，委婉地提出批评。
结果，回国时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中大停办后，我早就请求回国工作，共产国际把我留得很久。后来，苏方要同
我签约，到格别乌那里去工作，为期3年，中间不准离开，还有很多条件。我说我要
回国，去做实际工作。他们一再说服，我不答应，无论如何不答应。
　　1931年元旦刚过，共产国际通知我和张闻天回国。从莫斯科回中国，当时有东
西两条路线：西路，取道欧洲，坐外国邮轮回国。那时蒋介石“围剿”苏区的战争
方酣，共产党人只能打扮成富商或旅欧留学生成行，这比较安全，但费用很贵。19
30年2月，博古回国和后来周恩来夫妇回国都走这条路线。东路是坐西伯利亚铁路的
列车。国际列车设备豪华，挂有餐车，大约9天可以到满洲里。普通的快车，行程1
2天，又没有餐车，只能自己带一路上需要的食品。张闻天原来想从欧洲回国，因为
护照没有办成，就和我一起坐普通快车回国。

老八路

清党运动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清党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
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从19
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
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
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饮，夏威和我是副部长。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
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
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
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
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霍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清党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林组成的，主任委员柏
烈仁是1905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
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
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
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
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
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
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
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
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
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
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
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
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
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
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
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清党的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
“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
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
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
SS。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
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是拥
护支部局的，清党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
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
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
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霍秋白的爱人杨
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
测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
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
考入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
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
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学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
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
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
但我没有。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
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任务
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
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
回国工作。伯到等 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
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人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
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
“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人党。
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清党，先后闭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中大宣布停办。瞿秋
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
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老八路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
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
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
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
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
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人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
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
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
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
“罪人”。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
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
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
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
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
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对派”、“共青
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
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
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
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
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无独有偶，蒋经
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
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
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
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
“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
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
不肯罢休。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瀛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
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
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
“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这一来，中大的江浙
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
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程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
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
“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
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
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霍秋白的爱
人杨之华、弟弟翟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餐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
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
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
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
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
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
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
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
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
“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
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
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
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
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六大以后，
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
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
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
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
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在这样的状况下，霍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泰
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
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
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
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
二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
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
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
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
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己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
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
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
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老八路

分化和改组


　　拉狄克被撤销校长职务后，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为代理校长。阿古尔同
学校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他代理校长后，重用留学生中资格
比较老的周达文、董亦湘和俞秀松等，被称为“教务派”。俞秀松是上海共产主义
小组成员，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董亦湘是上海大学的教员。同阿古尔对立的
谢德尼可夫则拉拢张闻天和沈泽民等，被称为“支部局派’，彼此矛盾激化。6月，
在学校总结工作的会上，两派互相攻击各不相让，争吵了7天。但多数同学包括我在
内，对这些不感兴趣，因此被称为“第三势力”。
　　8月，副校长米夫和王明从中国回到莫斯科。米夫这时才27岁，资历很浅，十月
革命后在红军的一个团里做过政治工作，1921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
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副校长，并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研究中国问题，被
看作是中国问题专家。1926年，他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上海考察。第二年春，他
又率联共（布）宣传团再次来华，先后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访问。四一二事变
后，他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向中国的党团积极分子说：要拥护武汉政
府，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米夫两度来华，都选王明做翻译。王明人学比我们早，俄
语好，又能说会道，是学生公社的主席，深得米夫器重。在武汉期间，王明在《向
导》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唱的是米夫的调子。米夫便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
央的宣传工作，陈独秀没有接受，只安排他做党刊编辑。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
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
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
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
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
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展开，引起了中大学生政治上的很大
分化。
　　1927年底，已经公开反苏反共的国民党中央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同它断
绝一切关系。这样，很大一批标准的国民党员被遣送回国，如康泽、贺衷寒、陈春
圃等，这批人后来大部分成为蒋介石手下坚决反共的分子，陈春圃抗战时还当了汪
伪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子弟也回国了，但是蒋经国没有走，他
已当众宣布同蒋介石“划清界线”，被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政治学院深造；也有一
些人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
　　中山大学的性质和体制也起了变化：名称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
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从领导关系来说，联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都可以
管，党组织归学校所在的莫斯科区委领导。按道理讲，为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
校，中共中央应该有代表参与领导。事实上并不如此，学校领导机构中没有中共的
代表，只有一名学生代表当副校长，先是苏州的工人王保礼，后来是王明推荐的李
竹声，实际上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员的鉴定、
分配等权限都集中在米夫手中，米夫又通过王明在学生中串联活动。他的打算是培
养一批服从他、能够贯彻共产国际东方部路线的干部。党的六大以后，成立了以溜
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它却无权过问中大的事。
　　这时，学校又接纳了一大批从国内撤退出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省委领导干部
和工农暴动中的军事领袖，有的是做上层工作的头面人物，还有大批基层骨干，特
别是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工人。这些同志经历不同，文化理论水平差别很大，学校
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成立特别班。学员有：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南昌起义时革命委
员会秘书长的吴玉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的林祖涵（伯渠），中共一大
代表董必武和何叔衡，广州起义重要领导人叶剑英，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曾任
湖南省教育厅长的方维夏，老教育家徐特立，以及王观澜、江浩、钱亦石、钱家潭、
李文宜等。他们主要是学习俄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
训。
　　二是工人预备班。他们主要是补习文化，学俄语和政治常识。其中的李剑如是
上海的工人领袖，余笃三是武汉的工人领袖。这个班由张闻天和博古任指导员。
　　军事干部分散在好几个学校。在莫斯科的列弗多沃区，就有几摊子：高级军事
学院，即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刘伯承同志在那里，还有于右
任的女婿屈武、左权、李必庭和另外两个记不起名字的同志，共6人，所以，刘伯承
开玩笑说是马牛羊鸡犬系。其中有两人回国后在暴动时牺牲了。最大的一摊是高级
步兵学校，有100多人，伍修权在那里当翻译。炮兵学校，有朱瑞、郭化若、王长礼
等。每个学校都有留学生支部，高级步校的支部书记是唐成印，长征时牺牲了；炮
校的支部书记是朱瑞。在外地的还有少量的学员，常乾坤等在基辅的飞行学
校，常是冯玉祥派去的，后来是新中国最早的空军副司令员。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
是专门培养营团以上军官的，待遇很高，除蒋经国外，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
也转到那里学习。学军事的人，有些是大革命失败前就选派去的。
　　东方大学还有十来个人，我认识四川的罗世文，通过他认识了乌兰夫和赵毅敏
等。那时我年轻，有空就这里转转，那里转转，认识很多人。
　　当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立刻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在蒋介石
和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下，苏联办的这些学校，帮助我们党保存了一大批在国内难以
立足的干部，并且帮助他们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这是我们永
远铭记在心的！
　　1928年夏，我到苏联已经一年半了，俄文程度有了提高，可以选读一些马克思
列宁主义、西方革命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
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这
时，学校把我编人翻译班，准备当翻译。不久，我就担任特别班的译员。特别班的
同志，都已年近半百，在大革命中担任过一定的领导工作，我是晚辈。在重庆时，
我是吴老的“交通员”，这时在莫斯科相遇，感到特别亲切，所以常去看他，帮他
们买点东西。徐老的牙齿缺了，学俄语时“噗- 噗- 噗”地读不准，但他学习很认
真。吴老还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刘伯承同志的宿舍在7层楼上，
他眼睛不好，腿又不好，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下楼不方便，我便给他买一些罐头食
品送去。中山大学的食堂改善生活时，我常打电话给他，请他来打“牙祭”，他就
来了，吃鸡蛋炒饭，还有一点香肠，这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稀有食品。因为伯承同志
的关系，我和屈武、左权等也认识了。
　　在和吴老、刘伯承同志的接触中，我进一步得知重庆“三三一”惨案和四哥英
勇就义的经过：
　　1926年12月（正是我抵达莫斯科的时候），由四哥、朱德。刘伯承同志组成的
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北伐，策动地方军阀部队起义，在四川的顺
庆、沪州的驻军中发动兵变，初步得手后，四哥就派人到汉口，请国民政府给起义
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的正式番号。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阎借故推托，说须经在南
昌的“总司令”蒋介石“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阴谋
背叛革命，他怎能容忍共产党人以兵变的形式建立武装呢！1927年3月下旬，周恩来
等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由林伯渠主持政治工作的第二、第六军攻
占南京。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派人入川，一面调动反共军阀包围沪州的起义部队，
一面指示刘湘在重庆布置大屠杀。3月31日，重庆地委决定在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
反击反动派的进攻。刘湘和我大哥杨剑秋是相识的，见我父亲时总是口称“老伯、
老伯”。大概是这个缘故，30日那天，他派一名姓罗的师长来见四哥，名为“通风”，
实际上是恫吓，说“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要他停止召开群众大会，四
哥严词拒绝。当晚，刘湘又派人送信来，说“你若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
好音”，四哥仍冷笑不理。第二天，他照常登上大会的主席台。会议刚开始，会场
内外就枪声大作，当场遭惨杀者137人，酿成惨案。四哥在混乱中逃出，翻越城墙，
在4月3日化装登上亚东轮，准备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不幸被敌人逮捕。在审讯
中，他坚定地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4月6日，敌人竟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杀
害了他。四哥生前曾说：革命者“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他的革命精神长存
在人民心中，将永不磨灭。
　　四哥遇难时，59岁的父亲受到沉重的打击。后来，我读到老人家亲笔写的“淮
率家人痛书”。这是四哥牺牲后的第5天，1927年4月11日，他在“家人痛心匪言可
及”的情况下，郑重地告慰四哥的“英灵”：“尔生前富贵不能淫，临难威武不能
屈。知尔为国宣劳，为党牺牲，日来含笑著大礼服印在我脑筋，尔之精神不死，九
泉故无遗恨矣！我垂死老朽，尔无我念……尔最后之光荣，释我愿耳。今须与尔永
别，不久我亦当与尔见面于地下也。”
　　吴老和伯承同志一直把父亲看作是革命的同情者，在严峻的时刻，老人家能那
样大义凛然，清醒理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