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梶原武雄九段:我的围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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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 00:45: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于1923年生在左渡岛畑町新穗村,家里是开木屐店的,那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店。父亲嗜酒若命,是个浪荡子弟,店里有两三个伙计,有关经营的事全都委托他们办,到我父亲这一代,木屐店的境况似乎不太好,究竟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我想总和父亲不务正业有关吧。后来,木屐店渐渐维持不下去了,只得让给别人经营。我小学一二年级还是在乡下读的,不久就搬到东京来住了。

由于父亲懒散惯了,干什么营生都不行。于是,就从母亲娘家要了些钱在东京开了一个围棋俱乐部。论棋艺,父亲不过业余初段水平,围棋俱乐部对于他只能算应个景。

我呢,来东京后继续上小学,本来对用功读书就兴趣不大,再加上几度搬家,经常更换学校,就越来越怕读书了。由于家里开围棋俱乐部,棋客们来下棋,我经常在旁边看,时间一长,耳濡目染地觉得下围棋很有趣,于是我就想:“干脆把精力用在下围棋上吧!”

来东京后,我母亲又生了三四个孩子。过去,境况不好的家庭,为了减少一张吃闲饭的嘴,一般来说长子就得去当学徒。那时我进了一个信用社当练习生,谁也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去干那样的事。可我十岁左右就得去谋生。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在冰冷的水中冲洗抹布,晚上把俱乐部收拾干净后还得记帐,大约在那儿干了一年多。



我还记得皇太子殿下出生的时间,1933年的冬天吧,父亲感到我的棋艺已有明显进步,想让我正式学棋。我想,他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事业上的失败,想让我早一点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吧。

那时,正赶上《朝日新闻》主办争夺本因坊称号的全国棋士的冠军赛。第一届比赛的优胜者是关山利一先生。当时他才二十五岁,但已经脱离铃木先生师门自成一家了。通过熟人介绍,我进了他的山门。刚拜师时,先生也弄不清我这小家伙的水平如何,我还记得他说:“怎么样,先让你六个子看看。”当时我想:“如果让我六个子,什么样的专家也对付得了。”话虽这么说,因为对职业棋手的情况全然没有了解,就是让六个子,还是有点怯手呢。

实际说起来,所谓职业棋士的入门修业,开始时,就是打扫厕所、走廊,清扫庭院,烧洗澡水和听候差遣什么的。一般人想象的老师指点学生:“应该这样下,那么下……”之类的情形,几乎从来没有过。在大人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什么也不懂的拖鼻涕孩子而已。



这话到底该怎么说呢?所谓受业于某某老师,实际上是指和老师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种充满围棋气氛的环境中。至于棋艺,则要等晚上老师入睡后自己练习。另外,这是由于老师的人情关系,可以进入日本棋院当院生。当时棋院中有七十几个院生,大都是初段的小学员,我也是其中一个。

这些院生大致分为四个等级,即一级、二级、三级和初段。一般要进入三级,而且成绩突出才能接受初段考试。每个等级大约二十人左右。通常一次考试只能录取一两名初段,比例差不多十分之一吧。录取的人这么少是由于当时日本棋院的经济状况不佳,只得限制入段者的名额,所以考试相当严格。

我的运气不错,因为成绩还比较好,1937年就晋升为初段了。那时,对于想把围棋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关键时刻啊!现在,无论得到几段的称号也没有那么激动。因为当时得到了初段就是有了职业,真是非同小可,其欢悦的心情,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也是在那个时期,一次,父亲因酒精中毒而住进医院。我是住宿在老师家的,由于父亲病倒了,有时也回家去。父亲虽进了医院,但看来已没有治愈的希望了。我多么想回到家里去住啊。1938年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才十五岁,可棋艺差不多达到三段水平了。父亲临死时,说有话要嘱咐我。我被从老师那儿喊到医院,见了面,父亲对我说:“我不中用了,今后你要努力干,母亲和弟妹们就托付给你了。”当时我想:“你可真放心啊!”但嘴里却还说:“是,我明白了。”临终时,他就说了这么句话来和我这当儿子的道别。


我是长子,父亲的葬仪一结束,就有两项任务摆在我的面前:一是要尽最大努力提高棋艺;二是长子为父,我已经成为一家之主了,要担负起经济责任。弟妹们也相继到了该读书的年龄。我当时想:“就是勒紧裤腰带,也非得做到这两点不可。”

那时围棋选手的最高段位是七段,从初段到七段共有七十三人,现在看起来真是太少了。初段以上的棋手经常进行比赛,成绩优异者可以升段,而段位上的直接结果是收入也随着增加。所以,当时下棋对围棋本身的宗旨和棋道考虑的不多,就是想赢棋,怎么能取胜就怎么下,下棋时想的都是:这样下稳妥,那样布局安全……心思是为着赢棋转的。为了提高段位,而把输赢作为下棋的目的,当然这离开了围棋的本意。然而那样孜孜以求的结果,成绩倒是长进很快。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五段棋手,与其他同道比较起来是相当顺利的。

按理说,棋艺有提高,段位当然应该晋升,可那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赢的棋盘数来决定的,因为自己当时年少,很少想到这些。对于围棋棋手来说,五段是一个段落,以前拜师学艺,大体到了五段就可以成为一名独立的棋手而离开师门了。

而我,因为要支撑一个家庭,成为五段之前就已经住到自己家里去了,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一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棋艺水平,同时也辅导一些学生,按月可有一些固定收入。虽然经常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心,可还没有到断炊的地步,在那样的生活境遇下,我想,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吧!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激烈时应征入伍开赴中国战场的。碰巧我们连长也喜欢下围棋,一有空闲就要我对弈,经常弄到深更半夜。因为是部队,第二天很早就得起床,真是苦不堪言。我想,不会下围棋就好了,倒霉!有时从连长那儿弄到香烟点心之类的,也和住在同一寝食的士兵们分享,因为偶尔我也有求助于他们的时候。

在战场上,我的脚坏了,先是被从前线上撤下来,后来住进山西太原的野战医院。本来我想出院后尽快回国与家人团聚,可是军长知道我会下棋,便把我留住了。这时战争已经结束,军长在司令部也没有事,他对我说:“听说你棋下得不错,就调到军司令部来吧!”

当时,母亲和弟妹们都在东京,我多么想早一点回去呀。可是没有办法,硬是给扣下来了。司令部要等到全军都被遣返后才能回国,我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是陪军长下棋。虽然棋迷们急于提高棋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架不住他每天翻来覆去地下,在那段时间里他的进步还真不小。在要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如果你不留下来,我怎么能达到(业余)三段水平呢,我还要去南京接受战争审判,怎么样?跟我一块去吧!”这次我可毫不含糊地回绝了他:“您是中将军长,我不过是上等兵,战争审判和我毫无关系,恕不奉陪了。”

那位军长如果活到今天,差不多九十四岁了。他的儿子是日本银行的总裁。我一直想见见他,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军长是三、四年前去世的。



回国时东京已成一片废墟,日本棋院所在的溜池也被烧得一塌糊涂,棋院也被烧了,迎来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我从亲戚那儿借了钱,一九四八年在品川定居下来,一家人才又聚在一起,日本棋院也逐步发展起来。

等各方面都安排就绪之后,我在日本棋院担任了三年教练。学员共有七十余名,其中也有想成为专业棋手的,对围棋充满兴趣的有林海峰、大竹英雄和工藤纪夫等,他们有志于围棋,认为下围棋是有前途的。

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周两次把学员召集到一起,指导他们互相切磋。说实话,我主要是着眼培养上面提到过的三个人,经常指点他们:“这是怎么搞的,这不行,要那样才行....”态度是极其认真的。教棋和教书不一样,对于有培养前途的人,就希望他们快一点出成绩,而对于其他人就平平常常。作为教练,重视对尖子学生的培养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学生,但棋艺培训中总是有偏心的,这对我来说也不例外。

当然,我自己也得磨练棋艺。大约过了十年,林海峰和大竹他们也已经达到五段水平,从段位来讲,差不多到了可以独立的程度,但他们对自己的棋艺心里也没有底,对将来还是很担心的。

木谷先生在四谷也设立了道场(即学馆),有石田和加藤等不少学生。大竹和林海峰等学期比他们早五、六年,经常对我讲:“是不是和他们凑在一起切磋切磋,这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作为一名专业棋手,随着经验的丰富,什么时候出道是有很大伸缩性的,但这些人像打了强心针似的,四、五段时就开始成为本因坊战的挑战者,我认为这绝非良策。从这个意义上讲,加藤、石田和大竹出道不是太早了吗?我想至少早了十年。



在围棋界,一直有“不出门外”这样一句话,意思是涉及要害的绝招是不能讲的。特别是本因坊家和安井家,因为同一师门的人相争是常有的事,所以不能讲的绝招就更多,这一情况差不多延续了三百年。我是反对互相封锁的,所以经常对学生讲:“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现在不是讲企业秘密嘛,在企业之间这样的事是很多的。但是,目前棋手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自己掌握的绝招不应奇货可居。可是这样的情形,后来者还是会碰到的。

有一次,我参加《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十杰战”,在决赛时遇到石田,要与他进行五局对弈以决胜负。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我倒有些踌躇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平时经常指点他们:这样不行,这样下就必须注意出现那样的局面……一旦直接和他对阵,该怎么下这棋,自己可就难了。因为这样,在布局时我就得留心进行某些变化。但思考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为此耗用的时间比较多。到决胜阶段用时就所剩无几,影响了正常的判断。结果按理应该取胜的棋反而以二比三输掉了,当然奖金也被石田得去了。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与比赛用时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平时经常唠唠叨叨地指点他们的话,像是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然而,我还是认为毫不保留地辅导后辈,不仅对他们有益,而且自己也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两者都有好处,这大约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他们都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随便议论他们:你的棋如何,他的棋怎么样的时候了。但是,对于一般人所说的:“不出门外--自己的绝招还是以不讲为好”等话,我还是不以为然。我以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事物当你没接触到时是不清楚的,一旦遇上了谁都非弄清楚不可,钻研下去,这绝招也就不成其为绝招了。我主张,碰到难题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搞清楚了也就能冷静地对待了,这一观点我至今不变。

确实有高中毕业才下围棋并很快成为五段的人,但对这些人的将来是很难预测的。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样的人,在遇到左右为难和时间紧迫的棋局时,比起少年时便身经百战者,判断失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虽然乍看是有水平和能力的,但到了尴尬时就不能正确判断了。尽管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当时间紧迫时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就大一些,而且因为谁也不是常胜将军,真要输棋时,就是时间充裕,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但是,把围棋当作一种事业来看,我认为少年时代的磨练是十分重要的。



有一个我熟悉的孩子,十岁时我仅能让他三子。当时我想,真称得上聪慧过人啊!他父亲在日本银行工作,只有一个儿子,供他读书深造也是有条件的,所以来找我商量,问我:“怎么办好呢?是下棋还是读书呢?”还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下棋当然也可以,但不要以为达到七段、八段、九段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高峰就有深谷,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围棋深不可测,所以我规劝他:“能求学深造的话,还是继续读书好。这孩子是有天分的,读书也是很有前途的。”

后来,这孩子进入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东大,接着进入兴业银行。不用说他父亲是很高兴的,我们也都说:“看起来这条路是选对了。”可未曾想到,他竟决定仍要下围棋,而且向日本棋院递交了参加入段预选考试的申请书。这次,他没有找我商量,否则我还是会劝阻他的。



我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他在少年时没有在围棋上下过苦功夫。虽然他也许可以说,我一边读书一边学棋,但在最要紧的时候正在读高中大学,两者要兼顾又谈何容易。虽说下围棋成了五段、七段、八段,从普及角度讲算是学有所成了。但是,如果没有参加过冠军大赛,还不能说已可作出定论。参加冠军大赛,即使我们这些过来人临场时也是胆战心惊的,下围棋可没有那么简单!

的确,他的棋艺有相当水平,初段考试很顺利地通过了,平时比赛成绩也不错,现在已经是五段棋手了,而且最近也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但是,象这样的情况,能够达到七段也就不错了。

特别像我们这些科班出身的人,下一个子总是考虑再三:“这样落子会出现什么情况?对全局会带来什么影响?”这种思考是很费时间的。如果每步棋都这么冥思苦想,到后来时间就会越来越紧迫。尤其是现在,每盘棋限用时间比从前缩短了许多,真会憋得脑袋嗡嗡作响,未经锻炼的人根本适应不了。



我认为,用一句话说,需要三分钟弄清楚的棋局,一分钟就得搞明白,需要一分钟时,30秒就得看透彻,而且应该确实搞清楚,非这样磨练自己不可。弈棋时左顾右盼是很费时间的,在什么分寸上下决心好?是在有七成把握时下决心,还是在有九成把握时下决心呢?时间分配比什么都重要。当然,正确判断是赢棋的根本,这谁都懂得,可总不能因为没有十分把握就一直举棋不定吧,这就是下围棋头疼的地方。针对这一情况,我虽然一直想:“还是一开始就得把发条上紧吧。”而一上场还是认为至少有八九成把握才行,真伤脑筋!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因为掌握了较好的时间分配,取得了成功,主张不管是否符合围棋活动的宗旨,只要能赢棋就行。这种状况也是令人担心的。

我仍然坚持应该反复思考弄清楚了才落子。这样,是有可能出现在关键时刻输棋的情况。所以会输棋,我认为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时间分配得当与否。还是在于没有做到需要三分钟弄清的棋局,一分钟就应该搞清楚这一点上。必须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加强自己。

我认为自己是在四十岁左右才形成自己的风格。回顾已走过的人生道路,其间令人悔恨之处也不少。现在已年过花甲,看起来一直到死都得干这一行了。我决心今后仍要在棋艺上磨炼自己,还要锲而不舍地攀登围棋的高峰。结果也许进展并不大,但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向上攀登的姿态。这就是我之围棋观,也可以说是人生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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