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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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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48:20 | 显示全部楼层
    逍遥是个自由自在的词汇,然而身为逍遥派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无所
事事决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空虚、意味着苦闷、意味着压抑!有时
围棋爱好者上门求教,我感到特别愉快。以前由于赛事繁忙,我跟围棋爱
好者接触不多,如今他们给了我理解,给了我支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
希望!我感到他们格外的可亲。围棋虽然被某些人辱骂为“四旧”,但只
要见到围棋爱好者,我就能感到围棋的潜在生命力。

    一天我收到清华大学一些师生的来信,他们都是围棋爱好者,希望得
到我的指导。于是我便带着年轻棋手--有时是邱鑫,有时是曹志林--
来到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牌子响当当的,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
各地学生之精英,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学生
的宿舍相当拥挤,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摆上四张双层床,中间再放下两条长
桌就完全饱合。双层床的下铺代替椅子,我就在这“椅子”上和热诚、好
客的师生们对弈。在我下棋时校内很多围棋爱者闻风前来,观看的人实在
太多了,非但把桌子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双层床的上铺也“座无虚席”。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无疑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
了。然而,这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
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学生们的伙食也糟糕,谈不上有多少卡路里,不过是填肚子。不少学
生都准备着方便面,需要时把面条往茶缸中一倒,冲入开水就吃。是大学
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品尝了方便面。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
能是我辅导了他们的棋艺; 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刻
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后来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批批分配到外地,这些围棋爱好者像种子一
样撒向全国各地。尽管爱好围棋的学生陆续离校,但清华大学的围棋活动
一直开展得很好。直到如今,一旦有高手在该校表演,校内只要贴出一张
海报,就会聚拢数百位围棋爱好者热心观看。之所以能这样,围棋本身的
魅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的传统又是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是因
为清华大学有那么一些爱好围棋的多年来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教师们。

    与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是令人愉快的。但在那个国家遭难的时期愉快的
事太少而苦恼的事太多了。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
周总理接见国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
管会的代表,他根据林彪一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消一批体育项目。
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
楚不过是针对撤消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一个报告,再次提及
要撤消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消的问题。短短几个字,鲜明
有力。可恨林彪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消。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支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
了无情的摧残,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
体的。五十年代,围棋随着国家的复苏而复苏;六十年代末,围棋随自国
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入被撤消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
位上海的棋手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
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
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
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毛主席
发出的号召,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围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
的黄德勋等,混杂在一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冶市,
在长冶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

    卡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
着我的是什么,更不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
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饱食而邀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
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
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项目被撤
消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
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于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
贫瘠。这一带粮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二十多斤粮,难以
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
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
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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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48:45 | 显示全部楼层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四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造猪圈、
盖马房、建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干得最多的是打土坯。四个
月中大约有三个月和土坯打交道。

    农活中固然有轻重之分,但每种活只要认真地干,卖力地干,都极辛
苦。记得一次我拉着几百斤重的车不断地走下坡路和上坡路,走下坡路时
脚步尽可能放慢,身子尽可能后仰,非得用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去抵抗那几
百斤物体下滑时的惯性不可。如控制不好或有所不慎,则后果实难设想。
上坡艰苦之极,每前进一次都得付出代价,坡度越陡,身子越要往前倾。
我只听到自己在大声喘着气,只看到脸上的汗水不断洒向地面。我的思想
变得非常单一--想法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我前倾的身子眼看就要碰
到地面--两条腿已不顶用了,连一双手都撑在地上“走着”,就此成了
四条腿的动物。

    当我终于走完这段上坡路,身子一软就躺倒在地。我只感到浑身如虚
脱一般,但又似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愉快。我的脸上尽是泥土和汗水,想
想自己的狼狈相不免笑了起来。我躺在泥土上把水壶里的水往喉咙里直灌,
此时的水再甜美不过了,是以往任何宴会上的美酒都无法比拟的。我透过
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望着晴朗的蓝天,享受着一种胜利的喜悦。对付这一
段路程我花了多大的代价!然而喜就喜在付出了代价,好比拼搏了一整天
之后终于赢了棋一样。胜利的喜悦往往是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

    打土坯在农村是最重的体力活。以两个人为一组,由一个人将湿土装
在木模里,另一人拿着石夯将湿土打结实,然后拆开模子,把相当于六块
砖大小的土坯一块块垒起。经过日晒风吹,土坯的水分蒸发,就成为和砖
起到类似作用的建筑材料。

    打夯这个人非常劳累,每一块土坯要使劲二十下左右。如打一百块土
坯,就得打两千下。石夯本身有一定份量,又得使劲砸下去。为了使土坯
结实,当石夯接触到土坯时还得把夯拧一下。当地都是身体最棒的劳力干
这活,即使在粮食极度缺乏的地区,打土坯时也必须加餐,每餐都得保证
吃饱。

    每天我拿起石夯,没打多久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到了休息时衣服
被风吹干,只见衣服上铺满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渍。体内的盐分留在衣服上,
塞外的风沙留在我脸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这段时间里,眼看着自
己干瘦下去,肚子象放了气的皮球,只剩下一张皮。几个月后回到北京,
姐姐一见我大吃一惊:“你老了十年!”因为我本来白白的脸现在变得又
粗又黑,布满了皱纹。而我的蓝外衣、蓝绒衣....每一件上衣都变得发白
了。

    然而劳动能给人带来一种透心的欢快。每天干完活,浑身酥软,望着
自己的劳动成果,会产生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无数土坯垒在那儿要经过
很多天的吹晒,心中经常牵挂着,就怕突然来了一阵雨把这些汗水浇铸的
果实糟蹋了。有时半夜突然听到雷声,大家马上触电般跳起来奔了出去,
宛如母亲怕孩子着凉似的,用草席把土坯严严实实地保护起来。

    干校的领导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劳动竞赛,五七战士
就玩命地干,参加打土坯的人大多身强力壮,其中包括一些体育项目的运
动员和教练员。他们膀大腰圆,又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在体力上显然胜
过我这个小围棋的。但我从来就好胜心强,干事情绝不偷懒,面对这些壮
汉我毫不示弱。起初我半天打七十块土坯就名列前茅。不过,运动员们积
压已久的竞争心很快就在打土坯这个赛场上爆发出来了。竞争十分激烈,
打土坯的指标直线上升。半天打出的土坯上升到一百块、一百五、二百、
二百一、二百三、二百五....这就象跳高一样,指标愈高,每突破一点都
极其艰难。纪录突破了又创造,创造了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我破的,
又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冠军。围棋和土坯恐怕
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吧?是否冠军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呢?每天打完土坯,
我对自己的成绩也颇感吃惊,别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的确用不
着思也用不着议。这里没有诀窍,只有猛干。我只是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
我全然没有想到这种拼搏会在我的体内潜伏下怎样的病。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挑水,我居然在半天中挑断了三根扁担。这首
先说明自己用扁担没个巧儿,同时也说明我使了多大的别扭劲。事后有人
跟我说:“你虽然很卖力,但这样干活越干越亏本。”我也因为自己使扁
担不内行感到羞愧难言,从那以后我看到扁担这玩意儿就尽可能回避。

    来干校前我虽然由于体育锻炼身体很健康,但我毕竟未从事过真正的
劳动。在土坯和扁担的夹攻下,我感到干完活后腰部疼痛不适,但我总认
为一个人有一点小毛病就挂在嘴上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从来不吭气。到
第二天再拿起石夯我就把一切忘了,但干完活后又感到不适。

    我终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后来不少人说我傻,劳动应量力而行。我也懂这个道理,但干起活来
就忘了。人的性格真是没办法。我干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甚至在街上走路
也如此,只要看到前边有人,定要加快步伐赶上去并超过他。

    在我当逍遥派时有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饭后王汝南买了一个十斤重
的西瓜请我和其他几人分享,我开玩笑和汝南说:“你这个瓜太小,怎能
请我们几人?我一人就能把它解决了。”

    “你真能吃?”汝南不以为然。

    我虽无把握,但话已出口,岂能收回。“我说能吃掉,就能吃掉。”

    “好,你如吃了,我再去买一个这样大的。你如吃不掉,那你去买一
个还我。”

    一言为定。于是一只大西瓜切开摆满了一桌,限定只能用半小时。事
情到了这地步非得上了,由于吃饱了晚饭,几块瓜下肚已感到胀鼓鼓的,
但此时跟下棋一样,也是个胜负问题,为了赢就不能后退。居然二十分钟
就把“战场”打扫干净。汝南只得再去买一个,他边走边说:“今后再不
跟祖德打赌了。”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打赌,这一次只是好胜心的表现罢
了。

    我想如果今天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叫我再拿起石夯,我还会不
顾一切地干的。但话要说回来,劳动的确要掌握分寸,要控制劳动强度,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锻炼。而掌握好劳动强度关键在于组织安排劳
动的领导。记得一次陈老总知道我们要下农村劳动,特意来到我们这儿。
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累着了。”第二句是“饭要吃饱。”我当时听了
止不住笑了,因为没有一个领导像他这样对我们说话,别的领导总是爱讲
一番劳动锻炼的大道理。事后我感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多么诚恳,多么实
实在在!

    干校中绝大部分都是干部,这其中除了一般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处长、
司长以至副主任。李梦华副主任和我们在一个连队里,因为他是围棋协会
的主席,因此我对他尤其同情和注意。他在干校是饲养员。梦华同志干一
行像一行,当起饲养员也真是那么回事,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些我都
看在眼里,心中暗暗佩服。很多干部都会这么说: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社
会分工不同嘛。然而真当上饲养员,能和梦华同志一样的恐怕并不很多。
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首先不是看他得势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处在逆境中
的表现。人生如大洋中的一叶小舟,命运的浪潮有时把你抛得那么高,有
时又把你摔得那么低,甚至无情地将你摧毁。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
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屯留地区的农民粮食缺乏,可以想象,他们是经常饿着肚子在干活。
我们五七战士在粮食的供应方面较当地农民优越,但也时常受到饥饿的侵
袭。试想,天天吃窝窝头,几乎尝不到油水,肚子不抗议才怪呢。尤其到
了星期天只供应两餐,这日子更为难熬。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感到浑身
乏力,像患了重病,只得躺倒在床。我思索着自己为什么变得“奄奄一息”,
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饿成这样的。窝窝头在向我发出
诱人的微笑,于是我挣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我心目中的圣地--食堂。
但是,食堂门紧闭着,不接纳我这个虔诚的信徒。原来是时间还早,离开
饭还有一个小时。我顿时又变得“奄奄一息”了。我顺着墙慢慢滑下,在
食堂门口坐了一小时....

    粮食是那样的欠缺,而工业的粮食--煤在山西却是取之不尽。我们
刚到屯留时是大伏天,三个月后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屯留海拔较高,
因此同样的季节比北京冷不少,然而山西省在御寒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农
民用煤只需拉车往山上跑一趟,煤块乌黑油亮,很大的一块拿在手里却是
那么轻。我在北京曾烧过锅炉,那些发白的沉甸甸的煤如在山西老乡看来
简直不成其为煤。屯留取暖的煤炉既大又沉,令人瞠目,四个人抬还费劲。
炉膛是个大老XX,它张开大嘴,第一餐可吞入无数煤块。那么多优质上等
的煤块在它的大肚中熊熊燃烧,其散发的热量可想而知了。一次有人不慎
把一个武斗时扔下的土制手榴弹随同煤块一起扔进炉膛,一会儿只听得一
声巨响,屋内众人惊骇不已,而那个坚实笨重的取暖炉却纹丝不动,安然
无恙。

    在干校中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以前评五好运动员我总是有份,那是因
为我比赛成绩好,是一好带四好。在干校则不同了,我的确竭尽了全力。
因此当我被评上五好时我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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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49:23 | 显示全部楼层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四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
手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
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
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一起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
且我断定,跟外贸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么认为。

    12月26日,七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毛
主席的诞辰,因此印象较深。我们七人的年龄每人差一岁,我是老大,以
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
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二千人的中型工厂,其主要产品是破
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厂房,满地的钢板,
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
切使我马上想起十多岁是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
我的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
再是我的理想了。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
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
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十九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
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
过道,过道的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
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的工作台。我们七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
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
德勋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是他们三人较年轻,容易
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八小时,这对习惯于坐
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四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
不少时间是坐着干的,活也比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七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单身宿舍中。我们
被人领进距工厂几站路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
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间
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
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来最多只有其三分之一。我们这些
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来
的,没过多久,七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高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
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为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
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
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
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干校,真有些奇怪。
好在七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说笑笑,
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
鸭、猫、狗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
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
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
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
班。工厂食堂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
指的美食,正如好吃如饺子一样。工厂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
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
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在宿舍自己动手做。七
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至少能把
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
过交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是羡慕,但他
耻于下问。一天他终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
手。终于他下定决心,在一天做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
随后做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
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只剩下空蛋壳。
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彩的表
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
汝南买了一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
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踪影。
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
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盖内,大家就给这
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笙的
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
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
临时,后者是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
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
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
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品质可贵的人,我
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没活
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佩服。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榔头及锉刀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
己实在不是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榔头经常砸在自己手
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
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
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一样,也是大有学问。就那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
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
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
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艺术家。行行出状
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瞧不
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七个围棋小兄弟有一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
你尊重人,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为融
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
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
事班居然因为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
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
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
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好,是工人师傅对
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
些不良习气,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
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
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
来口才横溢,妙语如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如在表演单口相声。
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
来。与他们交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
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
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
有时一个星期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
进步,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八小时,回到家还有
永远干不完的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
妻俩辛苦一个月还不到一百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
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志。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
没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
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
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
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邻居借了钱为我们
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的技术骨干,但
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
待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
很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工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
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
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色大多如他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
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的血色、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路,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
车那个拥挤难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
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
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
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
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性的,但为了要上班
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挤上车,只能
眼巴巴地等待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
售票员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门内。
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
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饱和的
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
能前倾,两腿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向电影中的慢镜头似地移动。我
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
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骑
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有时四、五辆车摔成
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他
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
上层建筑。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
都不能订阅。

    我国十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中国人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
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
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裕还要作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
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业工具,今后再也
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只见
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
车而饭盒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
纪律地争先恐后,更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
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
了;我国有多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
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但他们成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
线上。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
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易满足。然而人活
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到越
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
的一切。“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到了农村,又进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
人、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村,这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当我
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
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采。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
都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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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1: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

    在三通用的两年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我心爱的围棋事业。我也
不断地思念着陈老总,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恩人,是围棋事业的大恩人。

    自1967年开始,陈老总的处境一直不太好。林彪、“四人帮”一伙对
他百般攻击,但陈老总光明磊落、浩气凛然,那些造谣中伤只能更衬托出
他的品质高尚。我深信黑白总会分明,是非定能澄清。陈老总是正,林彪、
“四人帮”是邪,正气定能压倒邪气。只要陈老总健在,围棋事业就有希
望。

    尽管我深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不安。自1966
年开始,我已有五年多没好好下一局棋了,再如此下去,至少我个人要报
废了,祖国的围棋事业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我的生命已和围棋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我的最大痛苦莫过于不能在围棋的疆场上厮杀。

    我经常想到1959年拳击运动被撤消时的情景。如今我们遭到了和拳击
手同样的命运。我的内心和拳击手一样悲痛,但我不会掉泪,我要奋斗,
我要为围棋事业的恢复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和同伴们为此给不少中央和地
方的领导同志写信。虽然我们清楚,在这种动荡的年代这样做其希望实在
渺茫,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争取。

    这些信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这当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对围棋不关心,
而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自身处境不妙,不可能再为围棋事业说话了。然而
不少领导同志还惦记着围棋事业。如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日本的冈崎嘉平太
先生是谈到围棋,周总理知道如今没人支持围棋事业心中很着急,当他看
到在座的有外交部亚洲司的丁民同志,就跟他说:“丁民同志,你来关心
一下围棋。”周总理是出于无奈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只收到一封回信,那是我和吴淞笙两人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同志的信。他当时处境还可以,因此还能过问围棋事业。他希望我们推荐
些棋手去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我马上和各地的棋手联系,结果有四人愿去
河南,他们是福建罗建文、江苏陈锡明、广西黄进先和湖北邵福堂。他们
为了围棋事业,远离家乡和亲人,只身前往河南,精神感人。河南的围棋
活动基础很差,水平也低。自他们四人去了之后,有了较快的发展,涌现
了不少有希望的青少年棋手,包括获得1980年全国围棋比赛冠军的刘小光。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说的围棋不能绝种这句话只有在河南才算得
到贯彻。

    我和同伴们还多次找体委领导反映情况。当时李梦华同志又回到国家
体委当了副主任,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我们当然要去找他。使我感到高
兴的是他总是诚恳地接待我们。有一次我和淞笙在他午睡时敲响了他办公
室的门,他马上起来,丝毫没有不快,和我们攀谈了一个中午。他的至诚
的态度至少使我们感到慰藉,并使我感到一个人不论身居何职,都要平等
待人,要能够真心诚意地倾听他人意见,这会使找上门来的百姓感到很大
的温暖!后来也有不少次有人在我休息时找上门来。特别是在我得病的几
年中,有时我确实很疲惫,很虚弱,偶尔我的脑中掠过一丝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又马上把这种念头排除了,同时又责备自己不该产生这种念头。我对
任何来访者都从心中欢迎他们,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人家尊重你,信任
你,才来看你、找你的。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和那次中午把李梦华同志
从床上叫起来不无关系的。

    我也遇到过一些令人气愤的事。体委有一位干部以前我对他印象很好,
感到他平易近人,对围棋事业也很关心。于是我和同伴们去找他,但不巧,
找了几次均扑空,最后好不容易上他家见到他,我见了他满心喜悦,谁知
他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说:“我有事,你们以后再来吧。”我
简直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定神再瞧一遍,可不是他。他说完一句话扭身就
走了。我站着直发愣,浑身的血液简直凝固了,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
伤。我想这位干部的脸以前如暖房之花朵,而今天却成了冷库之冻肉,变
化有多大呵!我想了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以前陈老总关心我们,因此他总
是堆着笑脸,如今我们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就不值得瞧一眼了,也不屑
跟我们多说一句话了。当然,也可能这位干部那天真有事,但他如对人稍
微尊重些,至少他的表情和话气不会那么冷酷。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我:
人不分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自尊心。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是不道德的、残酷
的。

    人只有在动荡中才能显现他最本质的一面,人生也只有在动荡中才能
展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

    我们处境的变化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些事理,使我明白原来处世比下围
棋还复杂。确实有那么一种干部,办任何事只看上面的颜色。他们根本谈
不上有什么事业心、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
帽,如何使自己飞黄腾达。他们愈是对上察颜观色,“深刻领会”,愈是
对下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打着公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连个普通的
老百姓还远远不如。陈老总关心围棋完全是为了祖国的事业,他多次跟围
棋手们谈到下围棋的意义,谈到他开展围棋活动是“经过政治局的,是毛
主席同意的”。记得一次陈老总到体委接见围棋手,在吃饭前一位干部走
了进来,陈老总毫不留情地说:“你平时不关心围棋,吃饭就来了。”一
语击中要害,痛快!

    当然,势利眼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的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特别是广
大的围棋爱好者,他们总是关心着我们,不断地使我们得到鼓舞。我呢,
每月要买上一大堆邮票、信封,和全国各地的棋手、围棋爱好者保持着联
系,有时一天就发出十来封信。发信之多也可见收信之多。周总理呵,围
棋没有绝种,围棋不会绝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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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进三通用不久,姐姐一本正经地跟我说:“你应当考虑个人大事了。”
我想是呵,我念书、下棋和比赛,莫名其妙地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以前
的我脑袋中装满着围棋子,容纳不下其他念头。如今围棋不下了,终身大
事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我这个人向来腼腆,除了下棋,很少和人打交道,尤其对于女性。我
问姐姐:“找对象从何找起呢?”

    姐姐说:“这事我给你包了。”

    姐姐马上为我奔走起来,替我物色了一个又一个的对象。

    作为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我自然也想有称心如意的终身伴侣。但是
每一次姐姐或其他亲友替我介绍,一见之下我都感失望。我也说不上是何
原因,就是不中意。我姐姐越来越着急了,她出于对我的关心,又可能是
由于“媒人”这个角色所具有的通病,总是希望早日成全我。但终身大事
可不能凑合呵!我也有些烦躁了,疲沓了,甚至感到这种介绍是负担了。
是何原因我老是不中意呢?原来在我的脑子中存在一个倩影,她才是我的
意中人。这个倩影早在十多年前就在我的脑中扎下了根,那当然谈不上爱
情,但这是埋在土壤中的种子。年复一年,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并开
始萌发出嫩绿的幼芽。这个倩影不知不觉已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一个标准,
无怪乎介绍这么多对象都无法使我满意。

    这个倩影对我来说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具有吸引力。她是多么的娇
小,娇小的使你不可能相信她居然是个运动员。小时候我读狄更斯的《大
卫。科波菲尔》,我很喜欢朵拉这个形象。现在我觉得她就是朵拉。她那
白净、光洁的额头上,乌黑的秀发理成一个运动发型,这恐怕是她身上唯
一的运动员特征。她那两根长长的有些往上挑的眉毛下是一对机灵有神的
明眸。她那中国人少有的高鼻子可能是她五官中最有特征的一部分。她那
红红的小嘴以及略尖的下巴显示出可爱、任性和倔强。她的一举一动是那
么的轻盈、灵巧和协调,她与同伴们逗趣嬉戏时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有感
染力,一派天真无邪。

    她是谁呢?她是乒乓球运动员郑敏之。在我十五岁进入上海市体育宫
参加围棋集训时,十四岁的她也在体育宫参加乒乓球集训。体育界都称呼
她为小燕子,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称呼。我曾听说这个小燕子比较任性,
但小燕子就应当任性,任性不也是可爱的一促表现吗?很多“过来人”都
告诫年轻小伙子找对象不应以外表为主,更主要的是内心美。可年轻人又
怎能不重视外表呢?不要说是终身伴侣,即使在商店买一件普通的物品,
谁能只要物品耐用,而完全不管外观呢?那还要商品款式、商品装璜干什
么呢?好比一件衣服,往往是这件衣服的“外形美”--好看--首先吸引你,
然后你才会注意这件衣服的“内在美”--是不是结实。我这么说并不是否
定甚至嘲讽过来人的经验,过来人的经验固然是正确的,但年龄的不同必
然决定思想上的差异。

    既然目标已定,那么就应当行动了。但如今她是体育界的红人,乒乓
球在当时是体育界中红得发紫的项目,她又是这项目中的尖子。我是否配
得上她?不,什么叫配得上?我从来不小看自己,我也不小看工人,人的
价值不能以工种区分,而应以人的实际才能和精神力量区分。于是我提起
笔写上我的第一封情书,这是封短短的又是毫不含糊的情书。

    说也奇怪,我写信时根本未考虑郑敏之是否有对象。按她的年龄完全
可能有了,如那样的话,我无疑要碰上一鼻子灰。

    我写情书完全是秘密行动,连我姐姐都不曾告诉。而姐姐还继续在为
我奔忙。姐姐又给我找了一位,要我在某个晚上见面。恰好在约会的这天
下午我收到的郑敏之的回信。这也是封短短的信,信中没明确的同意,但
也没说不同意,没不同意就意味着同意。我看着信,只觉得心在怦怦乱跳,
这是难以形容的高兴与激动。我在事业上受到挫折,而在爱情上却得到补
偿。命运呵,乐极了会生悲,苦尽了会甘来。看来苍天是公正的。

    我发那封情书看来真的是鲁莽:郑敏之确是有过朋友的。亏得我和她
有缘分!我的信寄的正是时候。有时鲁莽也会胜于谨慎--过于谨慎容易畏
缩不前,而鲁莽一些却容易得到机会。

    可晚上还有约会,这是可怜的姐姐已经安排好的。当时我的内心无比
的兴奋和充实。尽管是去赴一次完全是例行公事的约会,仅仅是因为不能
失约所以不得不去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愉快的情绪。

    这一次姐姐给我找的是位很好的姑娘,端正的五官,苗条的身材,单
纯而善良。可此时、我的心已被占领,就是天仙也不可能攻入我心灵的城
堡了。会面时姐姐也在场,她一直暗示我,要我表态。她心中着急:你连
这样的姑娘还不要,那你要谁啊!我对姐姐的一系列暗示视而不见,只是
出于礼节勉强应酬着。姐姐天性容易激动,容易感情用事。她自己看上这
个姑娘,竟然当场声明两天后让我们在公园见面。

    事后姐姐忍不住责备我了,说我太挑剔。我只得将真情告诉她,姐姐
听了愕然,不过也替我高兴。但约会怎么办呢?此事如何了结才好?姐姐
感到这位姑娘很好,为了不使她伤心,想了个好主意,即再为她找一位条
件好的青年。我当时神情恍惚,姐姐怎么说我就怎么是了。

    约会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公园见了面。不过这次又增加了一人,即姐
姐找来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相貌堂堂,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我姐姐很诚
恳地和那位姑娘作了解释,但那位单纯的姑娘哪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此时即使是再出色的青年来代替我,从客观上来说出和骗局无异。姐姐和
我都是缺乏经验的人,好心办了坏事。尽管我们没有一丝不好的动机,但
事实上无疑是伤害了这位姑娘。为此事我一直充满着歉意,我最反对伤害
别人的自尊心,而这一次我显然是伤害了那位姑娘的自尊心。这件事我是
忘不了的,那位姑娘肯定更忘不了。不知好如今生活得怎样,但愿她早已
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也希望她能看到我的这本回忆录,并能谅解我和
我姐姐。

    姐姐帮我介绍对象到此结束,以后都是我单独行动了,既然目标已定,
我只能勇往直前了,正如我下棋时向着冠军这个目标挺进一样。

    我以极大的热忱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每
天发出一封长长的情书。每天晚上我坐在那个用砖垒成的凳子上,俯在床
上狂热的倾泻自己的感情。每一封信都是那么厚厚的一叠。大概感情一泻
而有可止吧,我信里的每一句几乎都是几十字组成的欧化长句。我的字迹
本来就非常潦草,这种在感情的浪涛中起伏的欧化长句字迹更不会规矩。
敏之每天要看上厚厚一叠波涛汹涌的情书,无疑是很费神的。我的不少字
她必须像猜迷一样,乃至像考古一样方能知其端倪。我想任何谈恋爱的人
对于情书都是有兴趣的,虽然敏之有时跟我提出抗议,说我字迹过于潦草。
但这个恶习实在难以克服,要不然我写一封长信就得彻夜不眠了。

    我和敏之的一次约会很有意思。见面之前我很紧张,谁知后果会如何
呢?我们约在一个下午会面,中午我喝了几杯啤酒壮壮胆。敏之可是个非
常机灵的人,我没说上两句话她就闻到酒气了。她直截了当地问:“你喝
过酒了?”这实在无法抵赖。好在她早就听说我有此嗜好,加之运动队经
常有宴会等各种应酬,因此她对于喝酒也不见怪,不然这一股酒气很可能
坏了大事。

    就在这第一次约会中还有件有趣的事。敏之爱吃冰棍,她不喜欢奶油
冰棍,就爱吃三分钱一根的小冰棍。我问他要买几根,她说六根。六根?!
我真吓了一大跳。其实她也是“眼高手低”,一口起消灭了四根后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另外两根融化掉。她哪里知道她那神情快要把一米七七之躯的
我融化掉了。

    人最可爱的就是本色、自然、不做作。她从不因为她是女方而故意在
约会时迟到是分钟,也决不因为他当时是世界冠军而我是工人就觉得她高
于我。她每次都是讲乒乓,将拼搏。任何两个人互相吸引,总有共同之点。
也许,这种拼搏的性格正是使我们互相吸引的内在原因?

    我们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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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2:11 | 显示全部楼层
    1972年 1月 9日上午,我正在厂里挖防空洞,突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国家体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打来的,他说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同志和
廖承志同志找了我几天,今天才打听到我在三通用,他们要我上 301医院
与陈老总的遗体告别。遗体?怎么不是陈老总而是遗体?!这是怎么啦!

    晴天霹雳呵!

    我有五年多没见到他了,但我一直深信早晚会见到他的呀!谁知....
电话听筒中又传来声音:“你12点之前赶到 301医院,他们在等着你呢。”
马上去?我一看表,天哪,快11点了,301 医院那么远,我怎么赶得及?
我拿着听筒发楞了。对方知道我为难,就说:“你现在就来体委,与李梦
华同志一起去吧。”

    我钻出防空洞,拍了拍反正也拍不干净的泥土灰沙,大步冲出厂门。
看到一辆公共汽车就一跃而上。售票员过来了,我这才发现匆忙之中一分
钱都没带。我只得向售票员赔不是,售票员看我不象欺骗她也就罢了。我
来到国家体委时只见李梦华同志已等在门口了,他的车把我们带到 301医
院。这一天是和遗体告别的最后一天,按计划到中午12点结束就把遗体送
往火葬场火化。我们明显迟到了,全班人马都在等着我们,还未到 301医
院门口就见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军人肃穆地站着,袖上都戴着黑纱。我们来
到 301医院的太平间,这是间小小的屋子。房屋中央放着一张床,陈老总
安详地躺着。一条白被单盖在身上,只能看到他的脸。他显然比以前瘦多
了,脸颊凹了进去,颧骨突了出来。他的头发白了不少,但他那宽大的脸
庞、高高的额头以及往上竖起的眉毛还和以前一样。他长眠了,但我依然
能在他脸上感觉到一股他所特有的帅气,这是天底下只有陈老总才有的帅
气。

    我们站在陈老总的遗体前默哀了一会儿,然后绕着他的遗体慢慢地走
了一圈。这是我和陈老总的最后一次见面。我盼望了五年多,却盼来了这
样的一次会面!是会面,又是永别。我多么不想离开他,哪怕再多看一眼,
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我还有那么多话没来得
及和陈老总说呢!来不及说了,什么也没说就永别了!

    不知怎的,我已经走到陈老总的几个孩子跟前。我和他们无言地握着
手。我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怎么也说不出。他们比我更痛苦,这种痛苦
非言语所能安慰。张茜同志在陈老总去世之前也患上了癌症。苍天对这一
家人太不公平了。此情此景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中。

    第二天在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我仍然和李梦华同志一起去。追悼
会之前我们在一个休息室中等候。休息室里的空气是沉重的,像巨大的铅
块似地压迫着每一个人。一会儿进来了一位外交部的负责人。他一进休息
室就起劲地到处打招呼,人还未坐稳就夸夸其谈他去美国的情景。非但津
津乐道,而且他的举动、神态都在显示着外交家风度。看着他的表现,我
的心中燃起一股怒火----此人太没良心,他在陈老总手下工作多年,陈老
总的为人有口皆碑,不知多少人为陈老总的去世悲痛。而他,却兴高采烈、
忘乎所以。

    追悼会在一个小小的礼堂进行。出席的人数不多,大概才一百来人,
但已把礼堂挤得满满的。

    一位受人民如此爱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追悼会的规模如此这般小,
使人感到凄凉和悲懑!好在毛主席也来了,他的到来算是对陈老总的肯定,
也使这个小小的追悼会的规格升高了。周总理悲痛地念着悼词,他已经明
显地憔悴了。“文革”给他带来的无数烦恼和精神上的折磨,也只有周总
理这样坚强的伟人才能承受得住。“四人帮”的那几个家伙也参加了追悼
会,他们的心中无疑在大声叫好。陈老总看到了林彪的下场,这算是他归
天前的一大安慰;但他没能看到“四人帮”的结局,这又是极大的憾事。

    归途中,我默默地坐在李梦华同志的车中,只感到说不出的空虚。世
界冰凉了,天空黑暗了。苍天呵,为什么不让陈老总这样的大好人再活下
去?为什么在我刚得到心爱的连任时,就夺去了我崇敬的恩人?我不久前
刚刚获得了喜悦,突然又遭到这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所得到的远远比不上
我所失去的。陈老总的去世是我国围棋事业无法弥补的损失。围棋事业已
遭到林彪一伙的毒手,我一直期待着陈老总来挽救,如今这已成为不可能
了。我悲恸之极,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不是脆弱的人,更不轻易
掉泪,我一直认为男子汉掉泪是羞耻之事。后来直至我父亲病故以及自己
病危时我都未曾掉过一滴泪。但此时我再也忍受不住,我哭泣了。虽然李
梦华同志在身边,我也顾不上了。梦华同志见此情景,跟我说:“以后好
好干。”短短的一句话止住了我的哭泣。以后好好干,说明以后有希望。
人活着就是因为有希望,一个人失去了希望,他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

    是呵,我要好好干,我一定还会拿起围棋子的。陈老总是我国围棋事
业的大恩人,他的教诲和期望已铭记在我心中,我要把这一切讲给比我年
轻的棋手听,要一代一代讲下去,以此作为勉励的鞭策。我们将永远记住,
在中国围棋史上功劳最卓著的一个响亮的名字----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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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

    一架伊尔62型大型客机划破万里晴空,呼啸而上。

    飞机内载着52名乘客,由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同志率领的中日友
协代表团正前往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大多人称这个代表团为廖承志代表团,
由此又进一步称为廖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界的知名人士,除
团长外,副团长就有九人,足见其不一般。

    1973年,中日两国还未通航,去日本一般都得经香港。这次是破例,
我们乘坐的专机由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由上海直飞东京,比原来在路
途上要折磨几天快多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上一次访问日本是1965年,一晃八年过去了。这八
年经历的事真不少。我在万米的高空俯瞰祖国大地,想到在祖国土地上辛
勤劳动的亿万工人和农民,我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吗?我似乎自己还在
干校拉车、打夯,还在工厂挥舞榔头、摆动锉刀。这一切如梦幻一般,不
可思议。今天,我又以一个围棋手的身份访问日本。这都是靠了我们的周
总理呵!

    “陈祖德,你现在下棋了吗?”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关切地问道。

    在我们代表团动身的前一天,即1973年 4月14日晚九点,周总理在人
民大会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周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见到我时他第一句
话就是问我下棋了没有。

    “周总理,我下棋了。”

    是呵,我又下棋了。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体委又恢复了围棋
集训。三通用的七兄弟是集训队的主力,加上罗建文和沈果孙,我们已成
为棋坛老将了。聂卫平也参加了这次集训,他才二十出头,正是提高棋艺
的黄金时代。比起我们,他是幸运的。参加集训的还有几位女棋手,如四
川的孔祥明和山西的陈惠芳,后来四川的何晓任等也陆续加入。我们所有
的集训队员都清楚,围棋得以再生,离不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坐定以后,首先谈到乒乓球。当时,第32届世界乒乓球比赛的
男子团体赛刚结束,中国男队失利。我国的乒乓球在世界乒坛称雄多年,
全国人民对乒乓球十分关切,这次失利令人失望。国家体委收到不少群众
来信,意见纷纷。周总理对乒乓秋的关心众所周知,有人担心周总理是否
会不高兴,然而周总理却很豁达,他说乒乓球不要老是我们东方人垄断,
今天欧洲人赢了我们也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周总理的远大目光,令人
钦佩。

    说完乒乓球,周总理话题一转,就谈到围棋。今天在座的有各界这么
多代表人物,而周总理首先说的却是围棋,真使人想不到。

    周总理说:“日本有个中国棋手,叫吴清源。他的棋很好,很有影响,
我们应该做他的工作,请他回祖国看看。如果请一次不行,下次再请,第
二次不行,第三次再请嘛。”

    当有人说到日本还有个中国棋手叫林海峰时,周总理说:“请他一起
来。”

    周总理又说:“有人要撤销围棋,借口说围棋不属于体育项目。但这
项事业总要搞嘛,我看放在体委也不错。”

    周总理接着问了我们围棋手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感
慨地说:“陈老总去世了,中央没有象陈老总这样的人来抓围棋了。我们
谁来关心一下?”

    周总理转向在座的李先念和耿飙等领导同志,逐个问他们会不会下围
棋。周总理对围棋事业如此操心,不要说在当时,就是今天回想起来,我
也仍然难以自制。

    从14日晚九点至15日凌晨一点,整整四个小时听着周总理的谈话。以
前我虽几次见过周总理,对他十分崇敬,但亲自体会到他的伟大那还是在
这四个小时。周总理和各界的代表作了谈话,他谈了不少在日本可能遇到
的而出访成员未曾考虑到的事。周总理问到田中首相来中国时赠送的樱花
树现在长得怎么样了,有人作了回答,周总理让人马上去天坛公园摘下樱
花树叶,让廖公(人们都习惯称廖承志同志为廖公)带上。廖公把这象征
着中日两国友谊的樱花树叶小心地夹在笔记本中,揣在上衣的口袋里。后
来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见田中首相,廖公就把这意义不一般的树叶拿了出来
赠送给田中首相。

    周总理和大家的谈话无法在此一一描述,然而他对文艺界的几位知名
人士的讲话使我感触很深。周总理这么说:“你们如今有了成就,但一个
人的成功是包含着机会和条件的。”(大意)是呵,一个再有天分的人,
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环境,缺乏某种机缘,那也很难有作为。正如我们
下围棋,如果国家不提倡,甚至处处禁止下棋,那高手从何而来?即使国
家提倡,而你在穷乡僻壤,你的才能也将被埋没。周总理的这一番话说得
简单,但道理却十分深刻,我想一个人如果真正清楚主观作用和客观条件
的关系,他就会变得理智,他就不会自负和傲气,就不会把个人摆到一个
不恰当的位置。

    飞机在平稳地飞行着,我的心情可一点也不平静。几个小时之前周总
理接见的情景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周总理那令人神往的风采、
那精辟深邃的见解,尤其是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已深深烙
在我的记忆中。然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对围棋事业的关心。这次我能
作为廖代表团的一员,也是由于周总理明确地指示要有围棋手的代表参加。
周总理为祖国这一古老艺术的保留和发展操了多少心呵!

    我感到很奇怪,自己的精神怎么这样好?周总理接见之后,我到了附
近的中日友好协会,把周总理对围棋的指示整理出来。清晨我赶着头班车
到了围棋集训队,我要尽早地把喜悦让大家分享。我似乎没意识到自己一
夜未眠,一个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恐怕是不会感到疲劳的。

    我看到机舱内和我同行的代表团成员,有这么多各界的代表人物,这
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团,实际上产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代表团中有几位
年逾古稀的老人,如楚图南、谢冰心、董其武和马纯古,他们都德高望重,
但却很随和、平易近人,他们对自己要求甚严,在出访前的一段学习期间,
无特殊情况,他们从不请假和迟到,且学习认真,令人可敬。

    代表团的成员大多相处融洽,关系甚好。不少前辈对我亲切关怀,并
和我成了忘年之交。但也有那么几个人令人侧目,那是于会泳和浩亮等“
四人帮”的几个红人。出访前的一段学习,他们几乎从不参加。如果有人
问他们为何未来学习,回答很干脆:“我太忙。”或者“我排戏重要。”
只有他们忙?他们重要?难道其他人都是吃闲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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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3:04 | 显示全部楼层
    离日本越来越近了。每次访问日本,我总是作为围棋代表团的一员,
参加这样的代表团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我想,到了日本,日方必然会给
我安排对局的。一个围棋手不下棋就失去了意义。可叹我在棋艺的道路上
已停顿了多年。想到1966年来我国访问的石田芳夫、加藤正夫和武宫正树
几位年轻棋手,那时才二段至四段。这几年中,他们的棋艺都得到飞跃,
在日本都是棋坛的佼佼者。此时石田芳夫正独霸棋坛,战绩辉煌。相比之
下,感慨不已。这次到日本能否和他们对上一局呢?即使有这样的机会,
我的实力能否和他们抗衡呢?

    要不是“文革”,也许我并不比上述几位日本棋手差。我总是充满自
信的,但我已是快三十的人了,提高棋艺的黄金时代齿过去了。我是否只
能起到桥梁作用?我是喜欢搏斗、喜欢冲锋陷阵的,但命运似乎在作弄我,
在折磨我。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终于又在发展了。在1973年这一年中,
全国各地办了不少训练班,陆续培养出一批好苗子。较突出的有上海的曹
大元、钱宇平和杨晖,浙江的马晓春、河南的刘小光以及江苏的邵震中等
等,他们是围棋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在国家集训队中除了聂卫平、华以刚、
邱鑫、曹志林以外,广东的陈志刚和陈嘉锐等也都年轻有为。特别是我们
的女棋手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华。当时孔祥明18岁,陈慧芳19岁,小孔杀法
犀利,小陈稳健含蓄,两人的棋路截然不同,但素质均为上等。她俩在对
局时有一共同之处,即不动声色,很沉得住气。小孔只要一坐在棋桌旁浑
身就像凝固了一般,两眼始终盯着棋盘,其势咄咄逼人,令对手望而生畏。
小陈则毫无表情,总是深思熟虑,读秒时丝毫不乱,指挥若定,其大将风
度令很多男棋手自叹不如。后来小孔在棋艺上步步登高,在各种比赛中取
得了好成绩。小陈原本也可能有这般作为,只可惜他过早陷入情网,难以
自拔。每当我想到小陈,总是替他惋惜。

    我自然又想到陈老总,他在世时曾说过:“等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后,
我要带一个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如今中日关系正常化了,我也作为围
棋手的代表访问日本了,但陈老总的这一愿望却无法实现了。想到这里,
伤心不已。

    中日两国有过很多次的围棋交流,我多次访日都深感日本人民的真情
实意。日本对我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犹如我的第二故乡。八年过去
了,我又要来到这里,想到此处,激动不已。

    不知听到谁的声音:“看,东京!”我从机窗往下看,可不是,东京
就在下边。东京多美!以往几次抵达东京都在晚上,只能欣赏其夜景。今
天是阳光普照,碧空万里,东京市五彩缤纷,绚丽夺目。飞机在机场停稳
了,机场上铺着一条长长的红地毯,地毯旁站着很多日本官员以及各界、
各团体的负责人。在这长长的欢迎行列中我看到了几位老朋友,他们是多
年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知名人士。我还看到了西元寺公一,他这次担任着
廖代表团欢迎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重要职务。西园寺先生曾在中国居住过
多年,因此我早就和他认识了,他还是陈老总的棋友呢。

    我们代表团一行除了团长等少数人坐小卧车外,其余均乘坐豪华的旅
游车。这种旅游车内设置着一个个极讲究的大沙发,沙发有大茶几,车中
还安放着彩色电视机及各种冷热饮料,真是应有尽有!对于这次访问,日
本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尤其在保安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如果代表团全
体出动,全程配备3000名警察。各种警车前呼后拥,气势壮观。沿途的警
察都拿着报话机,及时与前方联络。这样,代表团在行进中不会遇上红灯,
在交通拥挤的东京市能畅行无阻。天空中还经常有两架直升飞机来回巡航,
完全是国宝待遇。在廖公的身边始终跟随着两名保镖,每次外出他俩都紧
挨在廖公左右。如果欢迎人群或记者过分靠近,他俩就会毫不留情地将这
些人推开,有时他俩的动作似乎有些过分,但为了尽其责任也是不得已。

    这次代表团由于包含了各方面的代表,因此就必须分头应付各界的欢
迎活动。代表团的秘书组为了安排全团的日程安排,每天工作至第二天凌
晨,辛苦不堪。围棋界就我一人,于是我经常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去参加
各种外事活动,多少有些棘手,好在都是围棋界的朋友,因此很少拘谨,
倒是欢愉畅快。刚到东京时,东京的围棋界要在日本棋院举行一个欢迎会。
我请国家体委的赵正洪同志一起参加,他同意了。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日本
棋院,他们为此作了准备。谁知后来有一个乒乓球的欢迎活动,与这次围
棋活动在时间上有了冲突。在我国的一些人看来,乒乓球无疑比围棋重要,
因此赵正洪同志就改变了计划,去出席乒乓球的活动。这下可苦了我,我
想日方对赵正洪出席已有了准备,我如何交代?慌乱之中我拉上了外交部
的丁民同志一起去。我俩来到日本棋院的大门,接待人员一看赵正洪没来,
也有些手足无措。他们在二楼的大厅中和佩带的红花上都已写好赵正洪的
名字。突然的变化把这些接待人员忙坏了。

    数年前的日本棋院还是一栋老式的日本式房屋,如今的日本棋院已成
为一座八层大厦,变化真不小!刚跨进棋院就有几位记者问我:“你看到
这建筑有何感想?”“这是日本围棋事业发展的象征。”我想大多数人都
会这么回答的。

    日本棋院的一楼设有小卖部。二楼有一个可容纳六百人同时对局的大
厅,大厅可拦开分成几个小厅。日本围棋界经常在这个大厅中举办各种类
型的比赛、快棋表演以及酒会等活动。平时业余围棋爱好者可在此自由对
局,也可花钱请职业棋手讨教一盘。后来的不少次中日围棋比赛以及世界
业余围棋锦标赛也是这个大厅中进行。三楼和四楼是棋院的各种办事机构,
自棋院负责人会见外宾的客厅直至各种书刊的编辑部,均集中在这两层。
五楼和六楼是职业棋手的赛场,这两层中有大小不等的各种赛场,房内都
是“榻榻米”。有几间只能安放一局棋的赛场是职业棋手进行重大比赛的
特别对局室,这种对局室布置精致,格调高雅,还具有闭路电视的设备,
可供棋院其它场所观看。七楼和八楼是旅馆,可供外地棋手来东京比赛时
住宿。这是一个设备完善的现代化的棋院。我不禁想我们的祖国也应有这
样一个棋院。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围棋的发源地,我们的棋院理
应比日本棋院更壮观、更完善。我回想起陈老总在世时曾多次说过我国要
盖一所棋院,“文革”前有位体委的负责人问陈老总是否把棋院盖起来,
陈老总说:“等我们的水平提高些再盖吧。”谁知夜长梦多,时间过去近
二十年,这个棋院还未能成为现实。

    我们来到二楼大厅,只见数百人济济一堂。这其中不但有众多围棋手,
还有不少政界和财界的头面人物。而与此同时的乒乓球欢迎活动才三十人
左右,两者无法相比。在日本,乒乓球怎能和围棋的影响相比呢?我们和
日本交往为什么不更多地考虑日本的国情而要把自己的国情加在别人身上
呢?我心中不免埋怨赵正洪同志,今天突然改变计划是多么不妥!不过事
后又觉此事实在不能怪赵正洪同志,换一个人恐怕也会这样。因为我们这
样办事惯了,我们的一些观念已是固有的了,譬如乒乓球当然比围棋重要,
至于在日本围棋远远比乒乓重要,那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招待会一开始,首先举行追赠陈毅副总理名的日期--1972年 9月29日,以纪念中
日邦交正常化。我从有光次郎先生手中接过了名誉八段证书。我既喜又哀,
喜的是陈老总虽然去世,但他不仅被中国人民也被日本人民深深地怀念。
哀的是陈老总未能看到这一天,本来应当由他亲自接过这张证书的。我想
到10年前日本朋友授予他名誉七段证书时他是那么喜悦,今天他如果在场,
不定有多高兴呢!我手捧这张证书,百般思绪汹涌而来,本想用日语说一
句谢谢,但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酒会上大多是我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很亲切,双方都有很
多话要说。可是我只一张嘴,哪里应付得了?我只能和一些熟悉的老朋友
三言两语地打招呼。近两个小时后,酒会宣告结束。日本朋友赠送我和丁
民同志每人一个讲解围棋用的大磁石棋盘,后来这两个棋盘对我国围棋事
业的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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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3:2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是个棋手,棋手之间最好的交谈莫过于“手谈”。日方的欢迎委员
会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要求“一定要下一盘”的信件。这绝不是单纯的为
了要跟我下一盘,而是日本人民想和中国人民交流情谊的强烈表现。在我
访问期间,日本围棋界和新闻单位替我安排了不少有意义的对局,对此,
我是由衷的高兴。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进行拜访、参观等友好活动,只
有我不但要参加代表团的一些重要活动,还要进行一系列激烈的比赛。旁
人体会不到我的辛苦,但旁人也享受不到我的乐趣。

    我的第一场比赛是跟日本的著名棋手藤泽秀行九段。藤泽九段在当时
还未获得“棋圣”称号,但他的棋艺早已被日本棋界所推崇。我们的比赛
安排在日本式旅馆“福田家”,这家旅馆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这里
不但进行过不少次日本的重大棋赛,而且以前我访问日本时也曾在此住宿。
对局在下午开始,观战者中有西园寺公一先生。他身为欢迎廖代表团的主
要负责人,但只要有可能,总是来观看我的比赛。我在日本共赛了九场,
他居然观看了八场,只有一次因实在脱不开身没来。我虽然知道西园寺先
生爱好围棋,但兴味如此之浓还是令我惊讶。这天做记录的是女棋手小林
千寿四段,她在不久之后即获得日本女子本因坊称号。

    我对藤泽九段是执黑先走。说实在的,对局前我心中不太踏实,七年
未下棋了,免不了生疏些。但开局后不久,我的自信恢复了,我从不是悲
观论者,何况这局棋我发挥得不错,前半盘我占了优势。藤泽九段不愧是
高手,处下风而不乱,冷静地等待时机。而我毕竟多年未下棋,最后有几
手不当,终于以半子惜败。这一局棋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因
此意义不小。日方很重视,《读卖新闻》用整版作了报道。

    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加藤正夫。加藤在1962年时访问我国,那时虽只
四段,但锋芒已显露。如今虽是七段,但其实力和九段不相上下。他和石
田芳夫一起成为日本新一代棋手的代表。加藤的棋风和我一样都是力战型,
日本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做“天煞星”,这足以说明他凶狠的棋风。日
本的职业高手和他对局,如稍一不慎就可能“大龙”被擒。我和加藤一交
手就杀得火星迸发,硝烟滚滚,最后我好不容易以一子半取胜。局后大竹
英雄问我:“陈先生,你的棋为什么这么好杀?”我回答说:“我讨厌收
官。”加藤听了微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不喜欢收官。”

    后来我们一起用晚餐,在座的除了加藤和大竹外,还有石田芳夫和女
棋手木谷礼子等年轻棋手。大家年龄相仿,不乏共同语言。木谷礼子再三
请我和他们一起玩棒球,我也想和他们热闹一番,无奈代表团活动安排太
紧,难以有此机会。我身旁还坐着一位胖胖的老人,我以为他是日本棋院
的代表,也没在意。不知谁说:“今天宇都宫德马先生观看你们的对局,
他很感兴趣。”我早就听说宇都宫德马先生的大名,但我对局时聚精会神,
哪有心思留意旁观者。我说了句:“宇都宫先生也来了?可惜我没见到他。”
有人笑着说:“他不就在你的身边。”我这才恍然大悟。宇都宫先生头上
已布满银丝,神情很慈祥。他在自民党中是独自一派,有较高的声望。后
来他请廖代表团到他家中作客,在硕大的花园中搭上很多彩色帐篷,还请
了不少厨师烹调出很多美味可口的佳肴。宇都宫先生还特意把我带到他的
住房,拿出他心爱的棋子棋盘给我欣赏。爱好围棋的人对于棋手总有一种
特别的亲切感。

    在东京紧接着又进行第三场比赛,我的对手是业余棋手菊池康郎。菊
池是我的老朋友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强劲的对手。比赛那天,业余
棋界的老前辈安永一先生和另几位业余高手均聚集在赛场。赛前安永和菊
池等人再三提出要我让先和菊池比赛,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会提出这样
的要求,他们实在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想自己即使比菊池强一些也是微
乎其微的,岂能让先,虽然他们再三提出,但我持坚决态度,因此还是分
先比赛。这局棋我虽然赢了,但也历尽辛苦。

    可能是太疲劳的缘故,代表团到达名古屋时我感到浑身不对劲。好在
与我同住一房的是位大夫,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叫陈木森。
陈大夫给我作了检查,量了体温--39度,马上给我打针服药,总算控制了
病势。

    名古屋设有日本棋院的分部。我们刚抵达名古屋,岛村俊宏九段、岩
田达明九段就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他们恳切地希望我能在名古屋和他们
的棋士交流一局,我也何尝不想学上一盘,但身体太不争气,代表团的同
志再三婉言谢绝。岛村段岩田显得很失望,我也感到过意不去。我知道他
们想安排一局的目的绝非单纯为了输赢,主要是为了友好,为了表示对廖
代表团的欢迎。岛村和岩田两位九段都作为日本围棋代表团的团长访问过
我国,他俩不仅具有高超的棋艺,而且为人正派、诚恳、热情,实为优秀
棋士之典范。他们虽然失望而归,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情意久久地
激动着我。

    按原计划,自名古屋开始廖代表团将兵分几路访问。代表团的团部,
即团长廖公及部分成员在大阪等地活动,其余的人兵分三路到各地访问。
有一路往北海道,还有一路南下冲绳岛。我心中很想去冲绳岛,因为这个
吸引人的美丽岛屿我们围棋代表团是很少有机会去的。

    可惜我病体缠身,只能随团部活动。路走少了,棋可下多了。日本围
棋界都希望和我多下几盘,我作为棋手当然也有此愿望。只是身体异常虚
弱,这对一个棋手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当比赛需要你付出大量体力和精力
时你却力不从心,但你在对局中下出一些本来不该下的坏棋以至把一些不
该下输的棋下输,其懊恼和痛苦谁能理解和同情?只能自认晦气。我自大
阪开始进行了多场比赛,一局接一局失利,心中说不出的难受。有几局棋
输得太冤枉,最突出的是和石田芳夫的一局,那天中午封盘时形势难分难
解,可下午我很快取得优势,其优势之大简直令自己都怀疑。可惜在关键
时刻我松了劲,莫名其妙地被石田翻了盘。石田是日本的“本因坊”,代
表着当时日本围棋界的最高水平。本来我败在他手下不足为奇,但从这盘
棋的内容来看却很奇怪了。

    整个廖代表团,除我一人都是轻松愉快的访问。到处是笑脸、鲜花和
礼物,而我则老是在赛场上角斗。自大阪开始我一直被失败的妖魔纠缠不
休。代表团中有人跟我说:“你就别再下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棋手哪
有打退堂鼓的?棋手可以不要命,但就是要赢,要胜利!

    我从大阪开始连输了五局,惨不可言。尽管如此,我的信心却比刚抵
东京时增强了。起初我因七年没比赛心中很不踏实,通过这些对局我感到
自己并没有倒退,即使跟日本最强棋手对局,虽然水平有所不及,但也并
非不能抗争。我虽然停顿了七年,但我还能奋起直追。

    访日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吴清源,这是我渴望已久的对局,也是
我多时的梦想。1964年我曾到他家和他会了一面,但那次没能讨教一番盘,
终觉遗憾。九年后的今天终于如愿以偿。5 月15日下午,我们驱车前往进
行比赛的住友会馆。日方的保安措施太周到了,我一个人外出要动用几辆
警车共十多名武装警察跟随着,人是十倍的安全了,但我心里十倍的不安。

    住友会馆的赛场相当豪华。对局的虽然只有我和吴清源两人,但众多
的观战者、工作人员、记者以及保卫人员,使宽敞的比赛大厅并冷清。吴
先生已先到了。他的头发在9 年前还是黑黑的,那时的他举止洒脱、神采
飘逸,如今头发却已是白方占了优势,背也有些驼了,岁月不饶人呵!相
比之下,我是正当人生最好的年华。此时我已不是以前那种瘦弱的书生,
而是体格健壮的男子汉。从生命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旭日高升,而吴先生
则是夕阳西下。但吴先生在我这个年龄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是世界
棋坛的巨匠。三十而立,吴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做到了他所能做的而别人
所达不到的。可我呢?我没能做到我本来可能做到的,我没能达到我本来
可能达到的。从这点来说,吴先生的过去是灿烂的,吴先生的现在是坚实
的,那么我呢?

    我和吴先生都为这次见面而高兴。吴先生还是用那一口老北京话跟我
侃侃而谈,他拿出几本新出版的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我,我也还赠了礼物。
此时我不禁想起顾水如先生,他如在场看到自己的两个爱弟子(日本人称
自己钟爱的弟子为爱弟子)亲切焦炭不定多高兴呢!

    与吴先生的对局经过在这里不叙述了。我虽然获胜,但与吴先生对局
的输赢是次要的。吴先生已不是全盛时代的吴先生了。如果在10年前我胜
了他,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如今由于年龄和健康等诸种因素,吴先生的棋
力已有所衰退。但不管怎样,能与这位艺术巨匠手谈一局是非常幸运的。
我想今后有这种机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直至如今,在我的心目中,吴清源
先生在围棋史上是才华最卓越的一人,也是对围棋艺术贡献最大的一位艺
术大师。

    对局结束时,代表团的赵正洪和孙平化两位同志也来了。我们和西园
寺公一先生等共进了晚餐。我们谈到希望吴先生回祖国看看,吴先生也表
示有此愿望,并说待他健康好些和夫人一起来中国我想任何一个从祖国出
去的中国人都会有回国看看的愿望。遗憾的是十多年过去了,吴先生还未
回来过,不过我总是期待着那么一天。

    访问快结束了。这次访问作为一个围棋手的我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
为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围棋交流的恢复。日本围棋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安排
了9 场有意义的对局,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日本的杂志上说我成了围棋大
使,这是个令人愉快的称号。作为整个廖代表团,成绩就更大了。这次访
问掀起了中日友好的新高潮,代表团每到一地,都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两国人民的情谊是那么的至诚至深,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
望是那么强烈感人!日方的各党派、各团体竞相安排欢迎活动,代表团收
到的礼品简直成灾,使几位礼宾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收到的礼品大多是
棋书及棋盘棋子,有不少棋书我不知是哪位朋友赠送的,因此也无法表示
谢意。在一大堆的围棋书籍中有三部同样的《历代围棋名人打棋大集》,
这恐怕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安永一先生赠送的,他为了买
这部书跑了好几家书店,实在令我感动!我就把安永先生赠送的这一部留
在家中珍藏起来,其余所有书籍和器材都交给了我们的围棋协会。这些书
籍和器材对我国围棋水平的提高和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廖代表团返回北京后即解散,大家各奔东西。后来我较少和这些相处
了一个多月的朋友们重逢,偶尔见面,彼此十分喜悦,而且总使我回忆起
那次有意义的访问。如今,代表团中“四人帮”的红人已得到了应有的下
场。有几位可敬的老人已先后与我们永别了。特别是廖承志同志,他的去
世是我们祖国的一大损失,廖公为人慈祥、幽默、可敬、可亲。他一点架
子都没有,见到我总是笑眯眯的,说说话就往我身上捅一拳。这一拳总是
捅得我心里暖烘烘的。

    他从小在日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而且爱吃日本菜、爱睡
日本的“榻榻米”、爱看日本的电视。他看电视很入神,如果你在他身旁
请他讲讲电视中的内容,他就回过头来给你做个鬼脸,然后又专注地对着
电视的荧光屏。如果有人说他太胖了,他会有趣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显得
很得意。他非常爱吃,尽管他的健康状况需要他节食,但到了餐桌旁他就
会失去控制。他的夫人经普椿同志是位出色的生活监督,在饮食方面对廖
公起着有效的约束作用。一次吃自助餐,我跟廖公说:“我替你去打一盆
菜。”他说:“好啊!”我就给他端回满满的一盆,他兴味十足地将盘上
的一切扫荡干净。他有这样的豪兴,我就有再端一盆的激情。我说:“我
再替你去打一盆!”“好!”他回答得那么快乐、那么干脆。但是,只听
一声“不行!”,他的夫人又对他实行管制了。尽管一个是团员,一个是
团长,但团长乖乖地服从了。

    廖公真是个好人,我们都那么爱他。廖公在当时只是中日友协会长,
在政府部门中连个部长都不是,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尊重他。他在日
本受到的是最高级的国宾待遇,他所到之处,自市民至国会议员都发自内
心的欢迎他。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他的官职,也并非因为他是代表团的
团长,而是因为--他是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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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
以后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八九是素不相识的。
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
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
太多,我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事,其中最突出的
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失踪,
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
是思父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
地给我来了信。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给这位28岁
的青年--我只比他大一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七月份派一个围棋
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比赛。在七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
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
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
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的棋手进行交流,
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芜湖
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同,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
市委书记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
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
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
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
林担任。小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
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
的闪现常常妙语如珠。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
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
上海的围棋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
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
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
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曹为难了,来到我的
身边轻声的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再
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
多,而且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无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
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
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之而来,可怜的小曹简直象在发表竞
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终于压倒了反对
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
爱上了这一新事务。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的观众又该
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
有时故意提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
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
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
个国手呢?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
祖德同志,你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
说白24是妙手,我看不对。”“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
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
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到。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
说,任何围棋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即对围棋的爱
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
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为“四旧”撤消了数年后终于
恢复了名誉,这次巡回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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