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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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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巡回结束后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
8 名棋手中有六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
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
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
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金刚”。较年轻的棋
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所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稍逊
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三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三场成绩不佳,“
四大金刚”全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
一次访问中国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
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
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七年,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
坂田九段显然比1967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观看其他几局比赛。
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还不出
子,以 2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
手,且一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镇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
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
增加一成,这就使我方棋手取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
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
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必然。
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
战胜坂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
有意思。

    我在北京连输三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
己不服输的劲头,连失三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
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
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我跟菊池康郎这一战是整个比
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池下了六局
竟未败一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
定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
压力不小。在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
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
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所有职业棋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
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之后居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
了那该怎么办?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
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
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
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下去,即使他
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 2和,比分较悬
殊。其实也不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
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
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
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损失,围棋也不例
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爱好
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
上了禁止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
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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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5:17 | 显示全部楼层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
日,巡回表演直至终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
口气。正当我感到一些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六十岁,
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
那乐观豁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长期被批斗,终于
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
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
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
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会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酒,将它
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
定会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
学会了围棋,父亲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
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
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
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着好些精致的棋
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种
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
界上,是对他周围的人都有益的。

    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
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
他感到不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
浑身无力,没有食欲,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
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
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张照可不容易,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
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走后门并非
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仍然找不
出症结。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
是去观看了。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
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
请赛进行到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
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县的中心医院,
我父亲学校的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
以前那魁梧的身躯如今成了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
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
已全身扩散,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奠医生,于是请
他去八院会诊。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 光片等各种
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就确诊为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
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
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解答死活题相似,
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而
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还太少这样的高手,
多少人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
办法才把父亲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拖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
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
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
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后来我
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被打
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
提过一次他的病。父亲的肚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
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我的父亲呵!

    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
原先不寻常的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
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
不能常留在父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
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亲病得很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
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
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弱,谁知扶父亲是那
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亲因肿
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
父亲的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地减少了病人的痛
苦。我父亲因而直到临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
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
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地达到目的。殊不知这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
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只要病
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
者叫安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地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
个做成酒瓶状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
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装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
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
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感情,也是父亲对我的最后一次祝愿。
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他对我
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打好这一次比赛,
我在上海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
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定已经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
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
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分别就是永别,他又
何尝不愿再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我每
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
还有什么重要的话没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
果然。他能这样做需要多大的毅力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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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5:52 | 显示全部楼层
    7 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
整八年。多么漫长的八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
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
提高,如黄德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
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此外,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文革”前
才二十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快地得到恢复。如今三十
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完20盘,
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八九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
动给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
拳头顶住腰部,以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
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
按摩治疗,帮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
肉放松。八月的成都炎热异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
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
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常之多,这里无法
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和他
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
赛选手的年龄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
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
岁,小钱8 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但他在比赛中屡战屡胜,把他的
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了战功。小马和小钱
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希望
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
最多,无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众
多高手,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小马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
全国赛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了飞跃,也使
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一些全国第一流的名棋
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比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处在
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
小马和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一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
已迎头赶上。我相信,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一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
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
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一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地把比赛消
息向上海家里汇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
信自己将再一次多得桂冠,但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一刻,他是否能捱到
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一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一盘局棋,我马上发出一封信,
我要把夺冠的喜讯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一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一天我情绪
较好,看到我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
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
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一灌了事。
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泥一摊。这时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晚
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健壮,总算没在
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
理所当然,即使大醉一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
当然,我绝不是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作伴的。我们的生活
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
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
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一杯白水,毫无生气,生活是变幻无
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
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
离开这个世界,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
这是距上次全国赛八年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赛,这是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
冠军后降格八年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是这个第
3 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
就去世了。妈妈为了怕影响我的比赛故一直隐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一扫
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
他的相片,想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
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
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
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我取得一些成绩时,
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丧事。
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
们怀念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
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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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6: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

    全运会!

    作为一个运动员,全运会这三个字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呵!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之前我参加了围棋集训。那时我非常向往能参加
体育界的这一盛会,但我没有资格。岂止没有资格,我简直不敢流露出我
内心的这种向往之情。过了六年,在第二届全运会前我的棋艺水平明显上
升了。我想我有资格参加全运会了。可那次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中没有棋类,
真是不幸。更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全运会一拖再拖,直
至1975年才决定举办第三届全运会。

    过了整整16个年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众所周知,奥运会是四年
一届,如果一个运动员在1959年参加了一次奥运会,至1975年他就连续参
加了五届奥运会。我只知道运动员的运动寿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唯独动脑
力的棋类运动不一样,不要说16年,即使在棋坛上厮杀60年的还能举出不
少。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围棋手并不像有人认为的“姜越老越辣”,围棋
手的黄金时代在二十多岁,二十多岁可以达到个人在棋艺上的顶峰,二十
多岁具有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当然,三四十岁的棋手无疑具有更丰富的
实战经验,但其闯劲和体力显然不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这后两条是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我呢?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迈过了三十岁。不少报纸都已称我为“棋坛
老将”,每逢我看到“老”这个字都很反感,我实在不能接受。但如今我
的对手都是十几、二十多岁,我又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老了。尽管如此,由
于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我的心情和年轻人无甚区别--充满着新鲜感、兴
奋感和跃跃欲试的劲头。

    第三届全运会的棋类比赛比第一届全运会的规模大不少,因此三月份
在上海先进行预赛。比赛本身是严肃的,然而严重的极左思潮影响到社会
的每个角落,使体育比赛染上了可笑的政治色彩。当时所有体育比赛都有
工人评论员参加,棋类比赛也不例外。每个省市的代表团均有一名工人评
论员光临。他们到运动队指手画脚,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运动员必
须视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化身,必须恭恭敬敬,言听计从。有的工人评论员
油嘴滑舌,一派胡言。我想他们在工厂里必不是好工人,我对工厂有一定
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工厂里有的是好工人,好工人都是热爱本职
工作、精通本职工作的。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的劳动者,绝不是耍嘴皮子的。
我尊重真正有本领的好工人,但对那些一味教训他人、明明什么也不懂偏
要装做什么都懂的工人评论员,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极左思潮的表现当然不光是工人评论员。在比赛中每个队都要出墙报,
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些文章。其实谁不是为了敷衍?大家心照不宣,但又
不得不如此。这些墙报在赛前各队都准备好,到时呼啦一下贴出来,造造
声势。这种没一个人想干的事却人人都得干,只能说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
物。

    1975年中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上海女子排球队倒马桶。在极左思潮的影
响下,上海女排全体队员都要拉着粪车倒马桶。本来让年轻人体会一下清
洁工人的辛勤工作也未尝不可,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和
体力去拉粪车,真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在体育界大肆宣扬此事,似乎女排
经过拉粪车思想境界得到飞跃,然后又由精神变物质,使运动水平大大提
高。在上海女排的这一“创举”下,其他体育项目也往往过分地号召选手
们参加各种公益劳动。在这年全运会的决赛中,上海女排在12个队的循环
赛中名列倒数第一。女排队员们尽了努力,她们是值得同情的。但人们无
不为之高兴,因为这给了极左思潮一记无情的耳光。

    我忘不了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全运会期间,晚上经常安排选手表演。
一次轮到我和甘肃棋手杭承义表演。表演地点在西藏书场。这时突然接到
通知说市委某个书记要来观看。市委领导大架光临,这可不得了,马上作
出决定,门票不得出售,只能组织分配,似乎老百姓中随时有人要暗害大
人物。赛前很多爱好者挤在门前,而场内却冷冷清清。结果那位尊贵的市
委书记并没来,而真正爱好围棋的群众在门外守候了好久,还吃了闭门羹。
后来每当我回想起这件事仍愤愤不平。作为一个领导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
爱戴首先必须接近群众,如此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群众。那些不愿
见群众的人心中哪里有群众?自1973年围棋项目恢复后,围棋爱好者日益
增多,在上海、北京等地表演,经常有数千观众观看。上海体育馆可容纳
三千多观众,即使如此,门票经常售空。有些围棋爱好者凌晨三、四点就
在售票处排队,有这样的群众,怎不令人感动?然而在当时,却有那样的
市委书记!从我内心来说,一个在凌晨排队买票的围棋爱好者比起那种自
以为是的市委书记不知要亲切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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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6:44 | 显示全部楼层
   全运会预赛中我仍和以往全国赛一样,无甚风险地击败了所有对手,
顺利出线。当时棋坛上普遍认为在决赛时仍然失误多夺魁的可能性较大。
记得一次姐姐问我:“你已经保持了11年桂冠(自1960年至1974年),能
否再保持11年?”姐姐对我简直有些迷信了。我回答说:“我或许还能维
持几年,但11年不可能,聂卫平会击败我。”我知道聂卫平的棋艺相当成
熟,特别是他比我年轻得多,他迟早会有赢我的一天。但我并没料到这一
天已经不远了....

    在棋界中还有不少人提出和我姐姐类似的问题,我想作为个人谁不愿
意自己始终是最强者?谁喜欢被人击败?但从事业考虑,个人称霸的时间
越长,则越不是好现象。事业的发展,必须不断地产生新的强者,由新冠
军取代老冠军。我想起每次和日本棋手比赛,尤其是每次出访日本,我们
的名单上总是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这几个名字看得太熟了,连我自己都
觉得十分厌烦,好像诺大一个中国就这么几个围棋手,少了这几个人就无
法进行比赛。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我珍视曾经获得的桂冠,我将尽最大的
努力去捍卫它;同时我又期待着被人击败的那一天,那一天将是什么滋味
呢?只有到了那一天才知道。

    全运会预赛后我一直在上海。我在上海有时和吴淞笙、华以刚等棋友
切磋棋艺,有时找些小棋手下上几局,颇为自在。体育宫是我经常要去的
地方,那是我成长的摇篮。直至如今,依然是少年棋手成长的摇篮。那些
活泼可爱的小棋手是那么惹人喜爱。一次我和吴淞笙等人来到体育宫,有
人向我们介绍龙个女孩子,叫杨晖,不到12岁,她学棋不久,颇有希望。
杨晖小小的个子,一张圆脸上那两个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煞是可爱。体
育宫的围棋教练请吴淞笙让五子指导杨晖一局,学棋才一年的女孩子与一
流高手对弈只让五子可不简单。杨晖思路敏捷,杀法犀利,面对赫赫有名
的高手毫无惧意。她是全攻型,似乎非要将对手杀个落花流水才罢休。淞
笙身经百战,什么对手没遇过?可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忙于招架。我极为惊
异,虽然只看了杨晖这一局,但已经够了,她所下的棋洋溢着非同一般的
才气。中国棋坛又出现了一个优秀的女棋手。

    在这之后,又发现了资质很好的两个小棋手,是姐弟俩,姐姐叫芮乃
伟,弟弟叫芮乃健,他俩比杨晖更年幼。后来姐姐不断深造,棋艺猛进,
战绩卓著,在1982年访问日本的比赛中,获得七战全胜的优异成绩。而弟
弟却中途放弃了围棋的学习,据说是他们的家长不愿姐弟俩都学一行。以
至棋坛上少了一颗本来可以放射出异彩的明星。

    如果一个小棋手具有杰出的才能,你只需见到一次就会产生磨灭不了
的印象。记得1974年日本的安永一先生访问中国,他和8 岁的钱宇平下了
局指导棋。安永先生让小钱四子,小钱感觉很好,落子快速,但至中盘时
小钱遇到一个难处,他突然凝坐不动了。一个淘气得一刻也静不下来的 8
岁孩童长时间地思考着,毫无表情。安永先生完全没料到一个孩童竟会如
此长考,他等了不少时间有些不耐烦了,加之他年事已高,坐久了抑制不
住瞌睡,眼皮搭拉下来,呼噜呼噜地做起了美梦。做完一个梦,他睁开眼
一看小钱还在沉思,于是又继续他的美梦。如此这般地安永先生不知做了
多少个美梦,时间过了一小时有余,才看到小钱伸出小手拿起一个黑子放
在棋盘上。对局结束后安永先生马上招呼我到他的卧室中长谈了好久。他
极感叹地说:“一个8 岁小孩能长考一个多小时,真了不起!”他尽管在
对局时有些不耐烦,但他不愧是个头脑清晰的评论家。安永先生后来反复
地说:“小孩就是天才,天才就是小孩。”

    和小棋手对弈实在是一件乐事。有一次体育宫的围棋教练希望我同时
和12个小棋手对局。同时下这么多棋必须来回不停地走动,这对患有腰疾
的我来说负担实在不轻。但一个人感到有乐趣时付出代价完全值得。这12
个小棋手都是上海市最有希望的。其中有曹大元、钱宇平和杨晖等人。我
不停地弯着腰走动了三个半小时。下完棋腰疼了三天,但心情非常愉快。
腰疼总是能过去的,然而和这么多小朋友同时对弈,不但乐趣无穷,而且
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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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7:42 | 显示全部楼层
    一天,接到敏之自北京的来信,看了信的内容不由大吃一惊。敏之说
她得到确切消息,国家体委又要撤消围棋项目。不单是围棋,还有不少项
目也要同时撤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围棋事业两年前才由周恩
来总理亲自恢复,怎么今天又要撤消了。我再看一遍来信,白纸黑字,写
得清清楚楚。敏之岂会跟我开这种玩笑?真是晴天霹雳!我楞住了,完全
傻了。命运多会捉捉弄人!自全运会预赛后,我养精蓄锐,排除一切杂念,
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只有一个目标--打好全运会决赛。我的技术状态,我
的精神状态都使我具有充分的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我满以为任何杂念都不
会对我产生干扰,任何以外都不会使我产生动摇,然而妻子的一封信,那
么短短的几个字却把我的一颗心彻底粉碎了。

    回想这些年来,围棋事业有几刻安宁的日子?1966年“文革”开始后,
围棋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四旧”,1970年被林彪一伙撤消,1972年陈老总
去世,一个打击接连一个打击。1973年围棋项目总算恢复了。但我父亲病
重直至1974年去世,给我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准
备投入到那即将来临的、盼望了16年的全运会,却传来了这噩梦般的可怕
消息。为什么?为什么?“四人帮”他们一伙和林彪一伙有什么区别?谁
都知道,围棋是周总理、陈老总关心和提倡的,于是林彪一伙强行撤消了
围棋。“四人帮”也视围棋为眼中钉。围棋始终和政治连在一起,休戚相
关。我明白了,围棋再度要被撤消绝非偶然。

    “四人帮”下手了,我们准备无动于衷、任其宰割?我马上找到了吴
淞笙和华以刚,把情况告诉他们。我说事到如今,只有上书中央。当时周
总理顽疾在身,常卧病榻,邓小平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我建议给邓小
平同志写信,淞笙、以刚完全赞同。于是我连夜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至于
这封信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封信又将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来
不及考虑了。我所考虑的只有一条,即围棋事业不能再度被撤消。我的生
命早已溶化在围棋事业中,我从来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但围棋事业是我的
生命,我要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围棋事业。不,我将拿我的生命去捍卫围
棋事业。

    信写完了,我们考虑到要使此信的分量重一些,落款除了我们三人外,
又加上罗建文、王汝南和聂卫平三人。恰好淞笙有事要先上北京,我就把
信交给淞笙请他设法上交。淞笙带走的信牵住了我的心,我思虑重重,焦
躁不安,度日如年地等待着淞笙的消息。全运会的决赛一天天临近了,但
全运会对我来说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虽然我始终渴望着比赛,但我清楚,
围棋之所以能有比赛,那是因为事业的存在。我已曾有过七年不下棋的历
史,这是新中国围棋史上的一场悲剧,难道事过两年,历史的悲剧又要重
演了吗?

    淞笙在北京尽了努力,但无法把信提交上去。他只得把信交给敏之。
就在此时,我随上海体育代表团抵达北京。全国体育界的精英在最美好的
季节荟萃在我们的首都,这其中包括七千多名运动员和大量的工作人员。

    北京城批上了节日的盛装,全运会的各种招贴画举目可见,满载着各
种项目的运动员的车辆不时在街上奔驰而过。要在平时,我会兴奋和激动
得像第一次参加比赛那样。可在今天,我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我真麻木了吗?不,我的神经全部集中在一点上--信,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我马上找到了敏之,敏之也是搞事业的人,她理解我。我俩经过商量,
认为将信递交上去的最可靠途径是通过陈老总的孩子。当我们见到陈老总
的第二个孩子丹淮并说明来意,他愤慨地说:“这是对着我爸爸的。”

    陈老总的几个孩子严于律己,作风正派,为人诚恳,毫无优越感。人
们说这是陈老总在世时家教有方。几个孩子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革命传统,
而且继承了父亲的趣味。老二、老三都爱好围棋,他俩的棋艺水平旗鼓相
当,都不亚于获得名誉八段的父亲。老大昊苏不擅于围棋,但作诗撰文很
是拿手,这显然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但在林彪、
“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下,父母相继离开了人间。1 月 6日,是陈老总去
世的日子,每年这一天,他的几个孩子都要前往八宝山,在父亲的骨灰盒
前默哀悼念。我们围棋手也总在一天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花圈到八宝山怀
念。我们和陈老总的几个孩子在这种场合见面言语不会很多,但我们的心
是完全相通的。一次离开八宝山公墓时,昊苏、丹淮邀我和敏之等去他们
家,他们把陈老总的像册拿给我们看,又拿出家中仅剩的一些棋盘棋子。
陈老总生前有不少棋盘棋子,他去世后,昊苏、丹淮他们让即将离开的几
位秘书和工作人员自己选择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带走。谁知秘书等都选择
了围棋盘和围棋子。不知是陈老总的魅力还是围棋的魅力,反正陈老总周
围的人都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对于他们来说,最有纪念价值的恐怕莫过于
这些棋盘棋子了。

    围棋手们从心底里热爱陈老总,陈老总的子女理解我们,他们自然也
热爱着父亲所关心和提倡的事业。在围棋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他们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为维护祖国的围棋事业尽了自己的努力。

    上海市的体育代表团住在西郊的部队招待所,棋类比赛的赛场在北京
市少年宫。从招待所到赛场坐车得花不少时间。大轿车往往不够,只能借
用部队的卡车。乘坐卡车颠簸得厉害,但选手们的情绪高昂振奋,在国内
最重大的比赛中打出好成绩是每个选手的共同心愿。我尽管表面显得镇静,
但我的思潮颠簸得比卡车还要厉害。我的心中充满着忧虑和焦急。我想今
天我们围棋手能够参加这盛况空前的全运会,而明天呢?谁知明天会怎样。
我国的围棋事业经受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正如一个体质很好的人如接连遭
受重病的侵袭也要垮下来。陈老总的孩子们已将信递交上去了,但邓副总
理会批吗?邓副总理主持着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他正在跟“四人帮”作
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能顾及围棋事业吗?一个又一个问题
不断地在我的脑际产生、盘旋,我气愤地对自己吼道:镇静下来,你这是
去比赛!但是那些揪心的问题死死地纠缠着我,我怎样也摆脱不开,怎样
也平静不下来。

    邓副总理大概知道我们等得焦急吧?他很快地在我们的信上作了批示,
批示鲜明有力,毫不含糊。批示下达时正值全运会召开之际,“四人帮”
在体委的代言人不得已将批示给大家传达。我知道有的人会因此痛恨我的,
你们恨吧,反正我是高兴的,因为围棋事业得救了。体育界的广大群众为
此而高兴,其中最高兴的、最激动的应当是我了。阴雾被驱散了,我突然
感到北京的秋天从未有的美好。我真想狂奔一场,想大笑一场,更想大哭
一场。我多么想痛恨自己的这种性格。我不禁回想到1965年陈老总在中南
海请乒乓队吃饭时的情景,那次周总理把我和另一位围棋手招呼上去,和
我们干杯。随后陈老总把我们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
到邓小平同志时,陈老总说:“总书记,你要支持围棋呵!”邓小平同志
点头微笑着。事隔10年,在围棋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果
然力挽狂澜,使祖国的这朵艺术奇葩避免了再一次遭受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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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8:13 | 显示全部楼层
    全运会的围棋决赛进行到最后阶段只剩四人,除我之外,还有聂卫平、
王汝南和赵之云。抽签结果,第一轮我执黑对聂卫平。小聂自然是我的主
要对手,赛前有人跟我说小聂近来进步很快,我想他要击败我还不是这么
容易的事。但这一次我估计错了,1975年是小聂棋艺上一个重要的飞跃。
全运会之后,在迎战日本围棋代表团的比赛中,他先后战胜了高川九段和
洼内九段等强手。1976年春他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的一员访日,取得了七
战六胜的优异成绩。1975年全运会是聂卫平黄金时代的开始。

    在第 3届全运会时,论水平,小聂要战胜我也并非易事。但我的心思
都放在围棋的存亡问题上了,没有进入较好的比赛状态。和小聂这局进行
至序盘我已感到不妙,我苦思冥想,竭尽全力想把局面打开,以求得较好
的战机。但我的脑子竟是从未有的麻木迟钝,一点灵感都没有,我简直感
到这棋似乎不是我陈祖德下的。棋盘对面的小聂,神态自如,落子轻快。
我可以肯定他的心情也是紧张的,因为这局棋关系到冠军宝座是否易位,
然而他是自信的,他是有潜力的,他下的棋那么有份量,犹如一个强壮的
拳击手不断打出那铁锤似的一拳又一拳。我不禁想到杰克.伦敦的小说《
一块牛排》中那个老拳击手汤姆.金, 难道我和他是一样的下场吗?不,
汤姆.金 实在是老了,而且他所以没取胜是因为那一块牛排。而我究竟不
像他那么老,我也不是因为少那么一块牛排。但不管怎样,我如今的情况
和他那场悲惨的拳击类似,我们都是面对一个年轻得多的、强有力的、充
满着朝气和生命力的对手,而且我们都是力不从心的。

    一局关键的棋输了,这局棋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时代的开始。
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但输得如此窝囊却是我万万没料到的。

    这局棋是对我沉重的一棒,紧接着第二场比赛时我显然还未清醒过来,
以致把好端端的一局棋送了出去。我就此从坐了11年的宝座上掉到第三名。
我在招待所的小道中闷闷不乐地走着,心中很委屈,我想要不是可恶的“
四人帮”在关键时刻施出了毒招,我完全可能在全运会上卫冕。回想1960
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赛时,那次我几乎摘到了桂冠,但胜利女神并不庇护
我。1964年我才第一次登上宝座,那时我的实力已无可非议,当我有可能
得到冠军时我得不到,而当我刚刚有可能被人击败时桂冠便马上失去了。
命运对我实在不太公平。

    我保持着镇静,在众人面前尽可能显得若无其事。要是赢了棋趾高气
昂,输了棋垂头丧气,那是会被人看不起的。但在重大比赛中遭受失败再
怎么说也是件痛苦的事。在比赛中,对局双方往往为了那似乎微不足道的
但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子、半个子绞尽脑汁,激烈争夺。为的是什么?还不
是一个赢字。更何况为了要打好一场比赛,一个棋手平时要花多少代价?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失败的痛苦带给我的对手,今天我终于得到了报应。
我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相信今后若干年中我和聂卫平还会有一番争夺,虽
然他有真正超过我的一天。但无论如何,今天的失败来得太早了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围棋事业得救了。我从心底里感激拯救围棋事业
的人们。为了捍卫围棋事业,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想到这里,我为自己
高兴。如果我保住了桂冠,而事业遭了殃,那冠军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免
谴责自己失去桂冠后的痛苦心理,这种心理带有自私性。谁都希望年轻棋
手能早日战胜我,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希望事业的发展。我自己又何尝
不是如此呢?我不也一直在期待这一天吗?我的老师顾水如、刘棣怀、王
幼宸等前辈为了培养我这一代围棋手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传授棋艺时
毫不保守,在比赛中被我击败时多么坦然。我继承了他们的棋艺,他们的
好品德也影响着我。今天我看到聂卫平等一代新人的崛起,他们继承了我
这一代人的棋艺,并由此向新的高度迈进。在围棋事业上,我起到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和自豪呢?任何强者迟早有被击败的
一天,新的总要取代老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吴清源在日本能称
霸二十余年,从他个人来说,确实了不起;但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多少有
些遗憾。日本围棋界进入六十年代后,坂田、林海峰、石田、加藤、武宫、
赵治勋以及藤泽和大竹等强手,一个接一个,如走马灯似地出现在围棋舞
台上。有的棋手黄金时代才短短的一二年,从他个人来说,实在太短暂了,
但事业是兴旺了。我的黄金时代已维持了11年头,我还要怎样?我真羞愧,
同时我也真正地为聂卫平的成长而高兴。我虽然失去了冠军的桂冠,但我
得到了人生的真谛,得到精神的升华。这如同我们每个人都被父母养育,
又都有义务养育自己的下一代。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才能
不断繁衍、不断发展。

    我为围棋事业做了个人所能做的,我还有什么不高兴的?我不是失败
者,我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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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9:0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

    这样一次有18个国家的两百名棋手参加的欧洲棋赛,自然要有一大堆
筹集资金、组织编排等等庞杂的工作。令人吃惊的是,搞这摊工作的全部
工作人员竟只有法国围棋协会的两三个人。他们不仅把全部比赛安排得有
条不紊,不出差错,而且他们自己还都作为围棋手参加了比赛。

    1978年七月,我亲身感受着这次欧洲围棋锦标赛(第22届)的秩序和
多彩。是的,这次不仅有锦标赛,还设有主要邀请赛、让子棋邀请赛和快
棋比赛等等。而这一切,当然还是由那两三个人组织。

    像这样一次比赛,其规模和工作两大概不会低于我们的全国赛吧?但
在我国,一次比赛,一项活动,往往组织委员就好大一摊,什么主任、副
主任,然后是一大堆委员,有时还设有名誉主任。此外还有办公室主任、
副主任,又是一大批工作人员。

    我们的效率!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习俗!

    我们的观念!

    我们那被耽搁、扼杀的一切呵!

    我们那荒唐的、动乱的过去....

    ....1976年7 月28日凌晨,一阵剧烈的颤动伴随着一阵奇怪的轰鸣声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一股好像是冥冥之中的强大力量使一栋栋大楼都魂不
附体地哆嗦着、可怜巴巴地呻吟着。较高层的瓶瓶罐罐以至自行车劈哩啪
啦地被摔到地上。人在大自然面前原来是这样渺小!然而这只是发生在距
地震中心数百公里的北京。在震中,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了废墟一片,
死神迅疾地带走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是中国人太多了,还是中国人受的苦
难还不够?

    1976年呵,为什么天灾人祸一齐降临到中国人的身上?1 月,我在天
安门广场上久久地站着,我的心和密密麻麻地布满广场的中国心一起颤栗
着、碎裂着。4 月初,我们中国围棋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日本所有的
报纸都以大篇幅报道了“四。五”事件。人民群众遭到了无情的镇压,邓
小平同志再度受到陷害。我的心好象一下沉进了黑暗的深渊。这年访日比
赛的成绩不错,聂卫平和孔祥明的战绩尤为突出。但祖国的天空又被乌云
笼罩,多灾多难的围棋又要在黑暗中遭受厄运。我心中仅有的一点高兴也
被深深的忧虑吞噬了。

    地震期间我和数百万北京市民一起离开了自己的小窝,成了街上的流
浪汉。大家挤在帐篷中过着群居生活,北京市的几乎所有街道上,都是一
个挨一个的形形色色的帐篷,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集市。一天,《新体育》
杂志社的负责人郝克强同志来找我下棋,我当时缺乏弈兴,随口说身边没
有围棋。老郝说他上楼去拿,我说震情不断,上楼不妥。谁知老郝满不在
乎地登上四楼,取来了棋盘棋子。老郝自有一股舍命爱围棋的劲头,后来
他为围棋事业的开展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有甚之。一个人在精神上受到的苦痛,往往并
不亚于在身体上、生活上受到的苦痛。不要说其他,仅那些无休止的必须
说假话的会议就令人如坐针毡。尤其是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更令人气愤。
一个有个干部一本正经地跟我说:“陈祖德,你给邓小平写的那封信要好
好认识,你要写批邓的大字报。”我听了勃然大怒。人起码不能昧着良心
说瞎话呵!不要说邓小平同志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四人帮”作大无畏的
斗争,光是他对围棋事业的支持,我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我不说瞎话,
但是有人在会上说瞎话,所以每当我参加一次批邓的会议就感到一种说不
出的痛苦,甚至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

    一个国家不搞法制而搞封建专制,人民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一个社
会开明与否,进步与否,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不让人民说真话。

    精神上的压抑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了。这一年全国围棋锦标赛的决赛因
毛主席逝世而被取消。作为一个围棋手,失去一次比赛自然十分不幸,但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的命
运、事业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全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最大的悲哀是周总理的去世,最大的欢乐是“四
人帮”被粉碎。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我和敏之乘坐一辆小卧车艰难地穿
过密密层层的人群和游行队伍,来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家中。叶帅步履有些
迟缓,但他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在祖国命运危急的时刻,他走了关键的
一步棋。叶帅曾多次找敏之打乒乓球,见了敏之还风趣地说是自己的老师,
如今他不适宜再打乒乓球了,但他还是关心着自己的“老师”。这次他把
我俩找去,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我们一起用晚餐,看电影,一起说,一
起笑。这一天,叶帅是快乐的,我和敏之是快乐的,全国人民都是快乐的。

    叶帅是胜利者,也是“文革”的幸存者。当我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刻,
自然会想到为此而付出的沉痛的代价。那些磨灭不了的悲哀时刻时时混杂
在欢乐喜悦的情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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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9:2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年动乱过去了,我国的体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同样遭到了
严重安的破坏和损失。在体育事业中围棋更为不幸--因为它失去了陈老总这
样一位名誉主席。

    围棋事业需要一位名誉主席,谁来担任呢?在我国,爱好并提倡围棋
的老干部为数不少,但如今很多工作未走上轨道,大多老干部的问题未得
到解决,怎么办呢?

    “谭副委员长,我们非常希望您来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那是
七七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淞笙和敏之三人随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同
志来到谭震林同志家中。

    谭震林同志在新四军时和陈老总是老战友了。陈老总是司令员时,他
是政委。新四军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不会下围棋的,谭政委也如此。不过他
的弈兴不如陈老总。有时陈老总下围棋下得太晚,谭政委就劝他早些休息。
但往往没过多一会儿,他自己也忍不住参加了“战斗”。

    我想谭震林同志对围棋不会不关心的,今天可不能白跑这一次呵!没
想到谭震林同志已另有考虑,而且他确实是从有利于围棋事业的发展来考
虑的。他不慌不忙地说:“陈老总的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人来继承的,但是
我年岁太大了。过不久中央要开会,到新的班子组成后,会有合适的人选
的。”

    中央会议召开后,我提起笔给谭震林同志写信,询问我们的要求有否
着落。信发出后,心中忐忑不安,不知此举是否冒昧?没想到几天之后回
信就来了,当我看到信封上印有人大常委会几个字后,我的心剧烈地跳动
起来。我定了定神才打开来信。谭震林同志在信上这么写着:“我征求过
方毅同志的意见,他愿意担任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

    我马上把此信交给国家体委的王猛主任,王主任对围棋事业始终很关
心,很快将此事上报中央。

    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爱好围棋,
又和陈老总同事过。我不由从心底里感谢谭震林同志,他对围棋事业考虑
得多么周到。回顾新中国的围棋史,人们当然这会忘记曾担任过围棋协会
名誉主席的陈毅同志和方毅同志,人们也绝对不会忘记周恩来同志和邓小
平同志对围棋事业的关怀,而且人们也会记住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谭震林同
志曾经为围棋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着子。

    七七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围棋手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了新的围棋协
会名誉主席。方毅同志健步走进了大厅。他见到我,问:“你的老师顾水
如现在怎样了?”

    “他去世了。”

    “噢,我看过顾水如先生带你下棋,那时你还没桌子高呢。”

    方毅同志在围棋手们的簇拥下来到了会议室。大家坐定后,他第一句
话就说:“我担任围棋协会名誉主席是为了继承周总理和陈老总的遗愿。”

    我马上联想到陈老总曾几次说过,他抓围棋是经过政治局的,是毛主
席同意的。方毅同志和陈老总一样,都把围棋事业视为国家的事业、党的
事业。

    这之后,方毅同志又多次接见围棋手,询问围棋事业各方面的情况,
还经常给我们讲陈老总下围棋的故事。他对成立中国棋院非常关心,这也
是陈老总的遗愿。方毅同志还强调说,围棋不但要和日本来往,还应当走
向世界,要和欧美围棋界进行交流。当他知道第22届欧洲围棋锦标赛即将
在巴黎举行时,就积极建议我们去参加这一活动。

    去欧洲?去巴黎?要不是方毅同志的热心提倡,很难想象我们会在1978
年去巴黎。因为准会有些人觉得欧洲围棋水平这么低,跟他们交流没意思,
甚至认为去巴黎无疑是为了游山玩水。记得一次桂林市邀请上海棋队去访
问,我和桂林市体委的一位同志一起找了上海市体委的有关干部,那位干
部把桂林误听为贵州,于是他一口答应。桂林市体委的那位同志很高兴,
马上发函回去。过了几天,上海那位干部才知不是贵州,而是桂林,去桂
林岂不是游山玩水?于是立即改变决定,上海棋队不能去桂林。这下可苦
了桂林,桂林市委和桂林市体委给上海不断来函来电,简直是在央求上海,
但均无济于事。我实在看不下去,找了上海市体委的领导,再三替桂林市
说情,这才成行。或许有的人以为我陈祖德自己想去桂林,而事实上,在
这一年中我因中日比赛审议两度去桂林,在一年中有兴致第三次去桂林游
玩的除非是个游玩狂!

    1978年的时候,干部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各种旧观念更是有待更新,
这这种情况下,有些事情不是靠主观努力、靠内因能够解决的。我们围棋
界有方毅同志这样一位开明领导,无疑是一种福分。我们在当时还不敢去
想的,他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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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2:59:57 | 显示全部楼层
   1978年7 月19日,由四个人组成的中国围棋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巴黎
参加第22届国际锦标赛。

    如果有人问我:“世界上你最希望去哪些城市?”

    “东京、巴黎。”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

    在东京拥有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围棋手和数量最多的围棋爱好者。东京
还是东方最繁荣发达的城市。

    巴黎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我在青少年时代就从各种书本上熟悉了巴黎,
爱上了巴黎。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塞纳河、巴黎圣母
院、凡尔赛宫、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曾经居住过我最崇拜的大文豪维克多.
雨果以及我曾为之倾倒的军事家拿破仑。然而对于我,比这一切更有诱惑
力的,是我所完全陌生的欧洲围棋界。

    去东京是现实的。自我18岁第一次访日后,我很多次踏上那个美丽的
岛屿,那里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去巴黎是我的一个梦。那个城市太美丽了,又太遥远了。

    当我望着机身下面飘浮的白云,依然觉得这一切真像一个梦。那对于
中国围棋手还像谜一样的欧洲围棋界究竟是何等水平?围棋在欧洲究竟开
展得怎么样?他们对中国围棋界究竟有多少了解?今后我国与欧洲的围棋
交往前途如何?真是一个谜又一个谜。我们也正是为了寻求“谜底”而飞
往巴黎的。

    从北京到巴黎的旅途相当漫长,在飞机上要熬过将近十七个小时,等
于北京到东京的四倍时间。有的西方旅客为了能睡个好觉,竟不顾风度躺
在过道上或座椅底下。在飞行过程中要开几顿饭,其中有两顿饭的间隔时
间显然长了些,我们的肚中都唱起了“空城计”,好在我们中国人对于包
括饥饿在内的各种苦难都有了抵抗力了。然而有些西方人显然忍受不了,
几个身材魁梧的成人居然哭了起来。哭声使几个服务员忙得手足无措。

    中国人恐怕是最有承受力的。(人们往往以中国人最能吃苦为荣,什
么时候人们也能以中国人最能享受为荣呢?)不少人都体味过大串联时的
火车生涯。我从干校回北京时乘坐的那列火车,也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的。这些在过道里站着的人中间,那个衣服晒得褪了颜色的,面孔晒得黑
黑的人就是我。

    比起火车中人挤人地干站一个晚上,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熬十几个小
时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这个小小的代表团除了翻译和我,还有聂卫平
和沈果孙两名棋手。我在旅途中从来喜欢下快棋。这次我又建议在机舱中
摆开战局,小聂和果孙积极响应。我们三人谁输谁让位,不断地打擂台,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天空泛白了。

    我们抵巴黎不久,法国围棋协会主席蒂耶里先生等即来看望我们。这
位主席大约三十开外,身材瘦高,举止潇洒。他是搞计算机工作的,据说
法国的围棋爱好者大多是知识分子。蒂耶里先生跟我们介绍了法国围棋界
的情况,他说:“我们的小伙子虽然衣着随便,但下起围棋来还是有两手
的。”

    蒂耶里先生的这句话使我很感慨。欧洲的围棋比起我国的水平,不是
“有两手”,而是有相当的差距。但法国围棋界,也可以说是整个欧洲围
棋界对中国围棋界却近乎一无所知,甚至连我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也全然不
知!在科学如此发达、信息传递如此迅速的欧洲,竟然会有这等怪事。欧
洲有十多个国家开展围棋活动,他们完全受日本的影响,他们使用的是日
本的棋盘棋子,看的是日本的围棋书籍,讲的是日本的围棋术语。他们称
呼围棋为“GO”,也是日本语围棋的音译。日本在围棋活动的推广方面确
实尽了很大的努力,而作为围棋老祖宗的我国尽了多少义务呢?推广围棋
活动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宣传一种娱乐,或是一种艺术,但实质上这是扬国
威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不难想象,欧洲的这些围棋爱好者整天学习日本的
棋艺,他们自然会对日本这个国家更尊重、更推崇。要不是日本在围棋的
推广方面所起的作用,不要说围棋能在世界上得到开展,就是在围棋发源
地的中国,围棋又将遇到什么命运呢?

    这次围棋赛在巴黎的大学城举行。大学城像个大花园,一座座各具特
色的楼房分布在大花园中,这些楼房属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都
为本国的留学生提供住宿和活动场所。每座楼房根据其所属国家分别称为
“美国之家”、“英国之家”等等。很遗憾,大学城里没有“中国之家”。
这次法国围棋协会租了“德国之家”和“日本之家”两个大厅为比赛场地。

    22日下午,欧洲围棋锦标赛在“日本之家”开幕。18个国家的近二百
名棋手会聚在一起。中国棋手第一次在欧洲亮相,自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
象。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黄头发蓝眼睛的围棋手。我下了二三十年
围棋,尽管也曾听说欧洲有下围棋的,但心中总是认为围棋属于东方民族
的艺术。今天来到这个完全新鲜的环境,犹如到了外星球,身边似乎都是
外星人。

    欧洲朋友对我们这些远方来客给予了特殊的待遇。开幕式时除了大会
主席在台上,其余所有人员均站立在大厅中。而我们几个东方人则被邀请
到台上入座,当大会主席把我们一一介绍时,博得了整个大厅的热烈掌声。
大会主席还向我们赠送了礼品,给我们每人一瓶存放了15年的白兰地。法
国的白兰地和香水一样享有盛名,而且相当昂贵。我拿着白兰地,心想我
虽然嗜好喝酒,但是这瓶白兰地我要留作纪念,因为他不仅是法国朋友的
心意,而且以后每当我看到它,就能帮助我回忆起我第一次访问欧洲的情
景。

    蒂耶里先生在开幕式上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所有与会者高举香槟酒
杯,共同祝愿大会的成功。很多西方朋友向我们靠拢过来,他们争先恐后
地和我们交谈。我们只有一个翻译,怎能应付得过来?有些朋友热情地跟
我讲着,我不断做手势以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但他们完全不理会,还是
涛涛不绝地向我倾吐衷情,实在有趣可爱,或许这也是西方人的性格吧。

    说到西方人的性格,我到西方才有些了解。以前想象中的西方人大多
是小说中那些穿戴整齐、谈吐高雅的绅士,然而到了巴黎,发现完全不是
这么回事。时代不同了,西方人在生活中注重实际和自在,他们在穿戴上
为了不受束缚,有些人极为随便,按东方人的眼光,至少是不拘小节,也
可说是放荡不羁。一些围棋爱好者在衣服上印上一个大大的围棋盘,上面
尽是黑白围棋子,这种衣服没人多瞧它一眼,因为它根本不够奇装异服的
资格。也许在西方不存在什么奇装异服。想从服装上判断一个人的贫富似
乎很难。如今,除了一些老年人或在一些隆重场合,很少有人系上领带。
我们四个刚到巴黎时,穿着一本正经,西装革履,外加四条领带,自以为
风度不凡。谁知走在路上,一些巴黎人看了我们发笑,他们显然认为这四
个东方人一本正经得太过分了。被人感到可笑总不是愉快的事吧,于是,
不是必要的场合,我们的领带不再亮出来了。

    在开幕式上,简短的仪式刚完毕,大多数棋手马上在棋盘上厮杀起来。
大厅中桌子不够,不少人索性把棋盘往地上一放,坐在地上摆开了战场。
看到欧洲棋手对下棋这样的热心,我们乐了。是啊,对于围棋手来说,什
么样的交谈比得上“手谈”呢?

    通过“手谈”,西方和东方彼此很快就了解了。于是近二百名欧洲棋
手争相要跟我们对弈。我们到欧洲是为了广交朋友,自然也愿意与众多朋
友“手谈”。但三个人要对付近二百人谈何容易,好在下围棋有一种“分
身术”,即一人可以同时与几人对局。这种下法在日本叫做“多面打”。
每天下午我们到“日本之家”和各国棋手对弈,下午三点是第一轮,这一
轮我们一人同时对几位欧洲棋手,起码要下三四盘,最多时下七八盘。三
人应战十多人,煞是热闹。下午五点是第二轮,这一轮我们每人和一位欧
洲棋手对弈。一个下午下这么两轮当然不轻松,尤其是第一轮必须来回走
动两个小时,真像走马灯一样。然而通过这些对局,我们和大部分欧洲棋
手“手谈”了,从而交了许多欧洲棋坛的友人,又感到很欣慰。

    每次欧洲围棋锦标赛,日本棋院几乎都要派人去指导。这次日本的老
棋手岩本薰九段由他女儿陪同来到巴黎,岩本九段年逾古稀,但为了围棋
在世界上的普及,经常奔波在欧美各国,精神感人。日本棋院的一位涉外
干部伊藤先生也特意前来。岩本和伊藤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见了我都吃
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我们围棋界也迈出了这一步。我们东方棋手在西
方相遇自是亲热非常。

    日本围棋界对欧洲围棋的发展经常给予技术上的指导及经费上的赞助,
其贡献非同小可。但由于制度决定,日本的职业棋手一般不轻易与业余棋
手对局,所以这次比赛从对欧洲围棋手技术上的帮助来说,我们起了更大
的作用。我们没有一个下午不和欧洲朋友在一起切磋棋艺。欧洲棋友对我
们的感情与日俱增。我们刚到巴黎时,法国围棋协会的朋友请我们外出吃
饭。那是一家廉价的小饭馆。我们知道法国围棋协会经费不多,且欧洲人
一般都比较随便,所以也不在乎饭馆的等级。然而在我们离开法国之前,
法国围棋协会又款待了我们两次。一次是请了各国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就餐,
还有一次请我们在法国最昂贵的餐厅中就餐,而且特意定了餐厅中环境最
好的席位。席间,一位法国朋友很诚恳地说:“我们从你们那儿学到很多
东西,第一是围棋棋艺;第二是谦虚、平易近人的品德;第三是中国人的
热情好客、诚挚友好。”这不但是法国围棋界对我们的评价,也是欧洲围
棋界对我们的评价。我们也成了欧洲围棋界最受欢迎的朋友。

    欧洲的围棋水平虽然低一些,但应当看到,他们正在发展之中。在欧
洲各国中,开展围棋活动最长的只有数十年,这次大会的东道主法国也只
有十年历史。如此短暂的历史已能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应当说是不简
单了。目前,欧洲围棋活动开展得较好和水平较高的国家是西德、奥地利、
荷兰、英国、法国和南斯拉夫等国。这些国家大都有上千至上万名围棋爱
好者。最为可贵的是欧洲围棋界的朋友们对开展围棋活动都有着很大的热
忱,他们为围棋事业的普及和发展克服了种种困难。有些国家的棋手经济
不宽裕,他们住不起旅馆,就开着汽车来到巴黎,汽车就是他们的家。还
有人一路上搭他人的汽车,他们随身带一个睡袋,晚上就往睡袋中一钻。
无论是大会的组织者还是参加大会的各国棋手,他们都各显神通,才使得
规模这样大的比赛得以顺利进行。当然,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根据自身的
情况来组织和进行比赛。但不能否认,欧洲朋友在开展围棋活动方面确实
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欧洲围棋锦标赛规定每个棋手的支配时间为四小时,这和我国的大比
赛类似。欧洲棋手们对局态度非常认真,不少棋手把支配时间用完,然后
紧张地读秒。有的棋手过于紧张,读秒时手不停地颤抖,这似乎有点可笑,
但这不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吗?我国的围棋水平曾经比日本落后很多,不也
是靠着这种精神一步步地赶了上去?今天欧洲棋手的水平虽低,但他们有
这种精神,也一定能一步步地赶上来的。围棋这一东方的古老艺术已被西
方人接受了,虽然今天我们是指导者,但总有一天,东西方的围棋手会成
为真正的好对手。我们期待着这么一天,也要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尽到自
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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