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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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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0:3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在巴黎一共三个星期,这期间当然少不了观光。我在书本上所熟
悉和向往的一些名胜几乎都走遍了。巴黎圣母院的大门前有一个小圆圈,
这是巴黎市的中心。来到这儿的游客大多要在这圆圈里站一下。我不禁想,
北京的市中心在哪儿?大概是天安门吧,但中心点又在何处呢?我的故乡
上海呢?恐怕谁也答不上来。据法国朋友介绍,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物在
建筑史上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怪不得雨果要费那么多笔墨来描写。圣
母院内深邃、肃穆,给人以神秘感。沿着那狭窄的台阶一直往上走就到了
圣母院的屋顶平台,那里可以眺望市容。站在这平台上,自然会联想到钟
楼怪人和吉卜赛少女。用这座建筑无创造出如此美好又惊心动魄的故事,
除了雨果还有谁呢?

    一次我们驱车经过雨果曾经居住过的家,我不又激动了起来。雨果是
我最崇拜和敬仰的大文豪呵。这所房屋的门旁挂着一个铜牌,如今已成了
展览馆。那天是晚上,要不然我定要让车停下,走进我认为无与伦比的伟
大文学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顶礼膜拜。任何人终归要成为一[扌不]黄土,
而且人生又是那样的短暂。然而有的人却能在那流星即逝般的人生中对人
类作出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雨果在其一生中写出那么多卓越的小说、戏
剧、诗歌和评论,这绝非凡人所能达到,而必须具备罕见的天才、渊博的
知识、特殊的体质、惊人的精力,尤其是超群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一个
伟大的作家能给人类多少乐趣和享受、多少知识和涵养、多少勇气和力量!

    在巴黎,我还参观了拿破仑的展览馆和灵柩。拿破仑也是我极为崇拜
的一个人,但我崇拜的是他的杰出才华,而绝非战争。战争只有经过作家
的笔和艺术家的表演,在小说、绘画和电影中才那么生动、壮观。而在事
实上,非正义的战争只会给人民带来贫困、痛苦、灾难、黑暗和死亡。我
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世界上再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制造战争的军事家和政治
家,而只有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谁对战争有兴趣,请到围棋盘上来
厮杀吧。

    使我最难忘怀的是卢浮宫。这座闻名世界的博物馆中收藏着多得难以
想象的艺术珍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极品呵!即使是走马观花,也无
法在一个上午之内看遍。即使是再好的艺术品我也无法多欣赏一会,因为
那难以计数的陈列品哪一件年能不看上一眼?我简直要埋怨这个博物馆的
陈列品太多了!我从小爱画,我曾经有成为美术家的理想。如今我站在卢
浮宫里,真正震惊了,惊呆了!

    呵,巴黎的骄傲呵!庄严的凯旋门周围那辐射般的12条街道,人行道
上供人们边吃边喝欣赏街上风光的桌椅,蒙马特高地上众多的画家,协和
广场的喷泉,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别致,卢森堡公园的宁静....巴黎当
然也有欠缺。有一些街头,尤其在地铁中有些卖唱要钱的。卖唱要钱是文
明的,还有不文明的。一次我们乘坐的一辆小车经过一条小街,突然街旁
窜出十来人将我们拦住。一些人拿着扫把往车身和玻璃上随便糊弄几下,
意思是替我们的车打扫了卫生。陪我们出游的法国朋友只得掏出一些钱给
他们,那些恶作剧的家伙才让开一条通道让我们过去。遇到这种事真令人
哭笑不得。然而世界上又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地方?

    我在以前受的教育中,只知道西方国家是注重金钱的。但这次我“意
外”地发现西方人原来那么重感情!一次我们在一家店铺中喝啤酒。突然,
台上的小乐队停止了演奏。一个演奏者端着个盘来到每个餐桌,顾客们把
一些零钱仍到这个盘中。这位演奏者快走到我们桌边了,而我们身边恰巧
没有多余的零钱,怎么办呢?行了,有纪念章。我们拿了几枚我国围棋协
会的纪念章递了过去。我有些担心那位演奏者会表示不满,谁知他喜出望
外,立即奔回台上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向顾客们说道:“毛泽东给我们送来
了纪念章!”餐厅中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我这才明白,给他们几个钱是
一种施舍,而纪念章意味着友谊,意味着平等和尊重。

    还有一次,我们在旅馆的餐厅中用晚饭,那天时间已晚,餐厅中就我
们四个人,为了对招待我们的服务员表示谢意,我们给了他一枚纪念章。
这位服务员拿着纪念章一而再,再而三地道谢,他不住地说:“我怎么感
谢你们呢?”一会儿,只见他端出一个大盘子,上边是四大杯斟得满满的
葡萄酒。要知道,法国人的葡萄酒杯并不比我们的啤酒杯小。一个小小的
纪念章换来了四大杯葡萄酒,这绝不能说是金钱第一吧。一个国家,当物
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时,那么人民的精神需求就很重要了。我们每次到日
本,都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题词和签名留念的,也是同一个道理吧。

    我们出访巴黎时带了几百枚纪念章,回国时已所剩无几了。欧洲各国
的朋友都喜欢纪念章,不少朋友特意前来索取,有的已经有了还向我们伸
手,他们说要送给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已被朋友抢去了。西方朋友这么喜
爱我们的纪念章,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我们祖国的尊重以及对我们人民的友
谊。同时也使我认识到纪念章的价值。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感到纪念章的可贵。当我们离开巴黎登上中国
民航机时,几位祖国的空中小姐顿时使我们产生亲切感,我们产生同一念
头--把口袋中仅剩的几枚可贵的纪念章赠送他们。于是把几枚纪念章放
到了一位空中小姐的手中,谁料到她满脸不屑一看的神情,好容易才吐出
了两个字:“好吧。”似乎她收下这几块小铁片是顾全了我们的面子。

    访问巴黎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成功。我们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欧洲的
朋友发自内心地欢迎我们。从这以后,每年欧洲朋友都邀请中国棋手去指
导。尽管日本和南朝鲜每年都派职业棋手出席欧洲围棋锦标赛,但欧洲围
棋界出经费邀请的始终是中国棋手。在开展国际围棋活动这方面,日本早
就作出了努力,我们起步晚多了。但我们毕竟跨出了第一步,而且这一步
跨得很大。生长在围棋发源地的我国棋手,不但要为登上世界棋艺的顶峰
而努力,也要为围棋在全世界的普及与开展尽到自己的义务。

    巴黎,对于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梦,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了。人民正在
沟通,世界变小了。从北京到巴黎,不就是17小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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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1:0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

    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不尽的表达爱的方式。我曾经以爬山为抒
发我心中的爱。

    1980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分两阶段进行,4 月份的预赛安排在黄山脚下,
9 月份的决赛安排在乐山山顶。4 月,我向黄山走去时,脑子里一直想着
20年前的情景。那时我正要参加第一次全国围棋赛。当时陈老总谈兴很浓,
赞不绝口地给我们描绘了黄山的一幅幅景色。他说他经常介绍外宾去黄山
游览,他还让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去黄山看看。1964年的全国赛安排在杭州,
赛前陈老总又跟我们说,黄山离杭州不远,你们赛后可去黄山一游。于是
国家体委给我们作了安排。我很兴奋。我当时正是20岁的小伙子,觉得爬
山乐趣无穷,尤其又是陈老总让我们去的。很遗憾,后来因故却没有去成....

    命运真会捉弄人。今天,当我因为精力付出得太多,登三四层楼都要
气喘吁吁的时候,当我对爬山已失去兴趣并感到畏惧的时候,却来到了巍
巍黄山脚下。我决定登黄山,不是因为既来之,则登之,也不是因为黄山
景色诱人。不,再美的景色也不可能逗引我去爬山了,我已经绝无这样的
体力了。我登山,仅仅是因为我深爱着我们围棋界的两位名誉主席。陈老
总要我们上的地方,我能不上吗?这次动身来黄山之前,方毅同志也跟我
说:“黄山真是个好地方,务必要去看看。”两位名誉主席都这么说,我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豁出去了。

    登黄山那天,天空阴沉沉地冰冷着脸,好像要考验我们有没有诚意。
这有什么,我们顶多带上雨具就是了。我和华以刚两个人结伴而行。以刚
虽比我小五岁,但毕竟也三十出头了,不能和小伙子同日而语。一些年轻
棋手似乎不知什么叫劳累。他们嘻笑着,三步并两步地比赛着,回头看看
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干脆拿出扑克玩上几把。年轻就是优势,年轻就是速
度,年轻就是胜利。我和以刚已经看清了这种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倒也
心平气和。我们始终不变地保持慢速度,但始终没一次停顿。这好比乌龟
与兔子赛跑,因此我们也不比小伙子们落后多少。

    黄山当然是美的,但对于怕登高的人来说又是可畏的。有时抬头一望,
那无穷无尽的石级直插苍穹,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我心中只是记着两位名
誉主席的嘱咐,我只知道我是在完成一种使命,我是以行动来默默地纪念
陈老总。

    当我俩正在缓缓而行时,突然一个小姑娘像一阵风似地超越了我们,
转眼之间已把我俩远远地抛在后面。定睛一看,那不是杨晖吗?“小晖!”
我一声招呼,杨晖站住了。“为什么走得这样快?”“我喜欢这样。”“
你别一个人走,跟我俩在一起吧。”杨晖显然不喜欢我们这种老牛拖车的
速度,但前辈发话,无可奈何。说实在的我不放心一个小姑娘在一座大山
中单独行进,而且她怎么也称不上体格健壮。今天她把登山当作下棋,也
是大刀阔斧,图个速战速决。但黄山是个强大的对手,像杨晖这样的体力,
不但速胜不了,非落个中盘败不可。不过作为一个年轻棋手,这股劲头是
不能缺少的。或者说这种猛打猛冲的劲头正是年轻的标记。

    天公不作美,将近中午阵阵山风夹着雨点迎面扑来。我们在半山腰的
饭馆用餐避雨。但雨愈下愈大,老天爷今天好像非要看看我们的决心了。
我们紧握着雨伞顶着变本加利的狂风暴雨,一步步往上登。密密的雨点一
面在雨伞上狂轰滥炸,一面袭击我们的全身,把我们打得透湿。此时的雨
伞真是愈帮愈忙,我们生怕伞被风刮去,甚至生怕连人带伞刮向那可怕的
深渊。

    风雨织成了一道屏幕,把黄山的景致完全遮掩住。大自然好像要用这
道屏幕把我们和黄山隔开来,把我们从黄山逼回去!我们在大自然的嬉弄
中苦苦地挣扎。但是我们决不畏怯,我们要撞开那密层层的雨幕继续往上
爬,一直爬到顶。

    气温骤然下降,虽说是四月中旬,但其寒冷与冬天无异。我们的衣着
都很单薄,且又浑身湿透,冻得象风中落叶似地簌簌直抖。我和同行的以
刚、杨晖相互鼓励。以刚从口袋中摸出一些西洋参,我们每人嘴中含上几
片。小小的几片西洋参哪能抵御暴风雨和寒冷?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罢了。不过朋友间的情意是真真切切地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我们每前进
一步都很艰巨,我不禁联想起红军爬雪山来。杨晖早已没有了原先的劲头,
她不时仰头望着我们两位前辈,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上满是雨水。我想要不
是我俩在她身边,在她满脸的雨水中恐怕还要掺杂着泪水呢。

    雨还是那样大,风依然那般狂,天还是那样冷,我们还是一步一步往
上攀登。

    整整一天!

    我们终于达到山顶。山顶到处冰冻,虽说是四月中旬,但这里是冰的
世界,每棵树的树枝上都挂着一串串细长的冰珠,构成了极为难得的奇景。
只有大自然的神笔才能画出如此不可思议的风景画。据说此景在黄山数十
年才能见一次,不少记者闻讯赶来,拍摄这求之不得的稀有镜头。我们一
路上付出很大的代价,恶劣的气候使我们无法欣赏一般游客都能欣赏到的
黄山美景,但我们的代价花得值得,因为我们观赏到一般游客见不到的黄
山绝景。我不由想,人的一生不也是如此吗?人生也是攀登,你想达到什
么样的目的,就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要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理想境界,那就只有迎着狂风,迎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奋不顾身地、
忘却自我地攀登、攀登、再攀登。

    我要感谢两位名誉主席,他们使我饱览了黄山的绝景,也使我体味了
人生的真谛。

    在这次120 名棋手参加的黄山脚下的预赛中,我获得了最好的成绩--
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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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1:29 | 显示全部楼层
    9 月,围棋手们又会聚在四川乐山。乐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那里有
座世界上最高大的坐佛。据说这一带历史上常闹水灾,附近的人们为了镇
住水妖,在三条江汇合之处的乐山沿着山壁雕凿成这座大佛。大佛大得惊
人,一个成人恐怕能从它的耳朵孔中钻进去,站在这大佛旁的人们犹如一
个个蚂蚁,小得可怜。然而正是小得可怜、名不见经传的劳动人民冒着生
命危险创造了这座使多少后人赶来瞻仰的巨佛。人们从这巨佛的身上可以
又一次感受到人的力量,唤醒自身的力量。世上的一切都是人创造的。人
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每个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他自己。

    大佛的上部有一片平地,平地中央的花草充满生机,周围是一圈典雅
古朴的亭台楼阁。有一座二层楼房,名为“东坡楼”,据传苏东坡年轻时
曾在此住宿读书。这次上海代表团被安排在此下榻。遥对着东坡楼有一排
长亭,这排长亭几乎就在大佛的顶部,围棋比赛的赛场就在这长亭之中。
真是美哉,妙哉!美中不足的是远处的高音喇叭和游客的嘈杂声不时传来,
似乎在提醒我们乐山毕竟是人间乐土,而非世外桃源。

    赛前有人问我这次是否决心击败聂卫平,夺回冠军。“是的。”我毫
不含糊地回答。我知道聂卫平这几年在棋艺上不断提高,且日趋成熟,在
国内外不少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他头脑清晰、思路敏捷、计算正确、形
势判断清楚,他对胜负极为敏感,只要能赢一二子就死死守住,绝不冒风
险,一旦形势不利则尽一切可能设法挽回。他的技术是全面的。他的年龄
和棋龄虽然比我小,但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经验和成熟已使我自叹不如。
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近几年的国内外比赛中,成绩超过了我。虽然如此,
我俩的争夺仍然是激烈的。1978年的全国赛决赛我曾一路领先,前六场全
胜,小聂也被我击败。眼看胜利在望,但我后几轮却发挥不正常以至终于
被小聂超过。

    1979年春,我们一起到日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我和
小聂在冠亚军决赛中相遇。我们彼此太熟悉了,我了解他的优缺点,他深
知我的长短处。我俩都清楚,在这种棋逢对手的比赛中,无论谁能猜到黑
棋先走一步,都会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奇观,小聂在比赛中经
常猜到黑棋,这次世界赛也不例外。看着小聂手捧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奖杯,
我羡慕得快要妒嫉了。说实在的,我绝非气量狭小之士,但哪一个棋手不
想把奖杯捧在自己的手里?不想夺奖杯的就不配当棋手!一个棋手在比赛
中的目标不是冠军还能是什么?当你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结果却实现
不了时,总有些不是滋味吧。

    同年夏天,《新体育》杂志社倡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比赛中采
用双淘汰的方法。我在单淘汰这边取得全胜,获得决赛权,在被我战胜的
对手中也有聂卫平。但聂卫平不愧是聂卫平,他在败者组中战胜了所有对
手,取得了和我决赛的资格。决赛的第二场是在西单体育场公开比赛,体
育场的两千张票很快售尽。比赛在晚上七点开始,没下多久,突然棋盘上
啪、啪地溅起了雨点。我想糟了,今天的比赛看来要吹。我们改期不要紧,
这两千爱好者兴致勃勃地花了钱赶来观战,一场雨把他们淋回去实在太过
意不去了。雨,愈来愈密地往棋盘上下,好像也要和我们厮杀一场。我的
眼镜片上更是雨水蒙蒙。我想下棋可不能像足球赛那样进行水战。我朝观
众台上望去,不料两千观众不见一人起身,而且也没有一点骚动不安的声
音。他们那样的肃静、专注。两千束目光的焦点都在我们的棋盘上,两千
颗心想的都是这几着棋应该怎么下。西单体育场上坐着的是由两千人凝聚
而成的一个整体,一个忘却自我、只有棋艺的整体!我感动极了。老天爷
也终于被围棋爱好者们的精神所感动--雨停了。

    胜利女神总是朝着年轻人微笑的,我又得了第二。

    对于我,没有得到第一,就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一次又一次的比赛都是小聂第一,我第二,对我刺激很大。我知道
年轻的总要胜过老的,而且多少年来我为年轻人的成长尽了努力。我多么
希望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快快长进,超越我的水平,登上围棋的一个又一个
新的高度。如今小聂在各种比赛中的成绩超过了我,我却是那么的不服气!
而且决心在比赛中和他再次较量。

    难道我的思想自相矛盾?

    不,不矛盾。希望年轻人快些长进,并不等于希望自己早些退出棋坛,
更不等于应该不战自退。不,一个真正的棋手是不会轻易服气。棋手应该
无畏地在棋坛上给人打下来,而不能知难而退。小聂超过我是好事,因为
这使我有了更明确、更具体的目标。没有奋斗目标,人生就失去了光彩。
我感到自己还有潜力,我要把这些潜力全部发掘出来,如果我能做到这一
点,作为一个棋手的我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我分析着、计算着我的潜力。我想小聂在近几年的对日比赛中取得了
好成绩,战胜过不少九段棋手。我呢?我不也在提高?以往我对日本八段
比赛的成绩较好,对九段就较棘手。然而近几年我感到九段已不那么难对
付了。1963年我第一次在被让先的情况下战胜九段棋手,对手是杉内九段,
那局棋之艰苦令我终生难忘。1965年我第一次分先胜九段,对手是岩田九
段,那是在苦战多局之后才好不容易胜了一局。这两位棋手都很老练,对
我老说是很难对付的。但七八年在和这两位九段棋手的比赛中我都较顺利
得获了胜。与岩田的那局,我自布局取得优势后一直维持到终局;对杉内
一战我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凡短兵相接之处我均占上风。在和这两位九段
棋手再度较量后,我深信自己的棋艺有了长进。我和日本最强的棋手几乎
都较量过,我承认他们技术上的优势,但我总结了和他们的所有对局,从
内容上来说几乎每局棋都要经过激烈的争夺,很少有一局棋是被压倒的。
即使和世界最高水平,不也就差这一步么?跨上这一步要经过很多磨练并
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一步就达不到吗?

    在技术上我是自信的,我应该并且可以在1980年的全国赛中夺回桂冠。
但我深感自己的体力一年不如一年。在比赛中,体力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
小聂年轻气盛,一场比赛下来,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出疲劳的痕迹。但对于
我,一局棋如同一场凶险的拳击赛。而我就像一个被打得数到十才勉强爬
起来的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连续几天的比赛使我累得好像得了重病。我越
来越感到自己的身体将难以应付一场持久的比赛了。在乐山的全国赛之前,
我多次有这样的预感:我在棋坛上的竞赛寿命快要结束了。然而越是有这
种预感,我就越是意识到乐山全国赛的重要,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拼了命也要打好这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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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2:20 | 显示全部楼层
    战鼓擂响了。第一场的对手是河南小将刘小光,小光才20岁,一米八
四的高个子,在围棋界算得上铁塔一尊。在篮球场上他是个横冲直撞、无
所畏惧的猛将,他的肌体如披了铁甲,凡和他碰撞的人都叫苦不迭。小光
的棋风也如此,坚强刚硬,不论对手是谁,他都针锋相对,勇敢迎战。他
那敏锐的感觉、精确的计算足以在白刃战中击垮任何对手。但小光毕竟年
轻,大局观比起局部战斗显得逊色,思路尚不开阔,运子欠含蓄和弹性。
然而小光的优点太突出,一旦他的优点得到发挥,即能掩盖其一切不足。
再强大的对手,如下到他的路子里,也难以脱身。杰克、伦敦在其小说中
曾描写一只极其顽强的斗牛狗,再强有力的猛犬只要被他咬住,便很难幸
存。我经常拿这条斗牛狗来比喻小光的风格,这当然不是贬义,但这种比
喻欠雅,使一些人难以接受。不过我始终感到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

    然而今天我自己被“斗牛狗”咬住了。这是斗牛狗与血虎那场生死搏
斗的重演。一旦下到小光的路子里,其结局就不言而喻了。这只怪我过分
子自恃,没认真考虑对手的风格,也未充分估量到年轻棋手的迅猛提高。

    我微笑着和小光握了握手,祝贺他的胜利。小光是个勤奋好学、谦逊
有礼的小伙子,他的身上有不少美德。看到我所喜爱的年轻棋手的成长,
我真为他高兴。

    当然,出师不利绝非愉快之事,但在一场大比赛中是要经得起一两次
失利的。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对手只是一个人--聂卫平。

    谁料到第三轮我又受挫,对手是16岁的小将马晓春。小马聪颖过人,
近两年棋艺突飞猛进。他在思考时经常双眼往上而不注视棋盘,这不过是
晓春思考时的一个习惯。然而这种思考方式使不少棋手迷惑不安,常有人
要我解释晓春的这一习惯。

    我与晓春的这盘棋开局不久即掌握主动,中盘时我发挥了自己攻击的
特长取得了优势。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面临两条路可选择--一条路可
使我平衡地保持优势,另一条路复杂且又冒风险,那是对黑棋进行猛攻。
如攻击中稍一不慎,形势即会逆转。这种下法因其难度大而对我特别具有
诱惑力。这是条勇敢者之路,是艺术的探索之路,是充满了创造之兴奋也
充满了失败之可能的道路。我从来认为宁愿因为创造而导致失败,也不能
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创造。永不失败是永不成功的同义词。是的,若在平时,
我当然会选择这条路。

    然而,今天是场重要比赛,比赛的胜负关系到我能否实现夺回桂冠的
目标。我沉思许久。是单纯为了胜负呢还是为了追求艺术的真谛?

    我并非在进行技术的分析,而是在作境界的抉择。

    我终于作出了决定,选择了那条复杂而有风险之路。我想自己下了30
年棋,不曾有过畏惧和退缩。尤其今天在我对面的是位16岁的小伙子,我
能为了看重胜负而表现出怯懦吗?如果是国际比赛,那么为了祖国的容誉
是应当慎重地对待胜负的。如今对着自己的棋友、自己的小辈,我应当给
他以怎样的影响呢?

    一场猛烈的攻击展开了,这是场华丽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容不得一
丝误算。遗憾的是我终于产生误算。这是可以避免又可能发生的误算。如
果避免了,这场精彩的歼灭战是我的一个杰作。然而这场苦战给我留下的
是一张遗憾的棋谱。

    输了。我后悔吗?没有。比赛中胜负当然重要,艺术也不可忽视。赢
要赢得有精神,这样的赢才完善。说实在的,如果再一次遇上和晓春对局
中的局势,再一次面临这种抉择,我必然还会为这而矛盾、斗争。我很难
肯定我将采取什么态度,但我想我恐怕还会采取我这次的态度。如果再一
次因为技术上的误算而失利我也不会后悔。相反,我要是光为了胜负而采
取怯懦、保守的态度,那即使赢了,我也会羞愧,也会后悔,也会觉得愧
对自我。

    每一次人生的关键时刻,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抉择,其实都是一个能不
能自我战胜、能不能超脱的过程。

    两场失利使我清晰地认识到,棋坛上我的对手增多了。年轻棋手往往
以令人刮目的速度突现在人们眼前,而且他们的突飞猛进又往往通过一次
比赛强烈地表现出来。我从心底里为他们的成长叫好。不过,我虽然失掉
两局,信心可没有失掉。以后还有很多轮比赛,我依然深信能把以后的比
赛打好。

    的确,我努力地拿下一盘又一盘,至第七轮战胜了我心目中的对手聂
卫平。我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目标,但另一个目标,即夺回桂冠还未实
现。小光和晓春两员小将胜了我之后又先后战胜了聂卫平,显示了真正的
实力。聂卫平在这次比赛中显然发挥不理想,比赛进行至一半他已失去了
夺魁的可能性。晓春有几场未下好,成绩落在我之后。但小光只受挫一局,
他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令一个又一个大将订城下之盟。这好比长跑
比赛,我虽然始终紧跟着小光,对他构成了威胁,但我和他之间又始终有
那么一段距离。我无论如何得拼上去!

    围棋比赛是马拉松赛,无论是赛一局棋的时间或一次比赛所需的时间,
都是漫长的。因此围棋比赛也是体力、精力和意志力等等因素的比赛。

    我很羡慕刘小光、马晓春这样的年轻棋手,一天紧张的比赛下来,他
们若无其事。问他们累不累?总是干脆的回答:“不累。”可我嫩?疲惫
得难以言语。我在干校时落下的腰肌劳损也始终不放过我。一边下棋,一
边还要腾出一只手撑着腰部。对于我这个已不能不精打细算地使用精力的
人,这也要耗去我的一些“库存”。

    我和华以刚两人同住一室,他也已深感体力不支,只是累的程度稍有
不同。我俩很注意休息,只要有机会就往床上躺着,尽量积蓄哪怕微不足
道的体力和精力。这不能不使我经常回想起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击手汤
姆。金在拳赛的每一回合开始时,慢腾腾地从他那一角走过去,而在每一
回合结束之前,他总是把对手引到自己的一角,等锣声一响,他就可以立
即坐下。汤姆。金是多么懂得珍惜自己的每一点体力和精力。如今我也懂
了,但懂得的人往往是可悲的。这正如经济宽裕的人不懂得俭省,而俭省
的人往往是出于无奈。

    乐山虽然景色宜人,但我却无游玩的闲情逸致。对我来说,床是第一
重要,酒是第二重要。床是休息的必要条件,酒则有利于消除一天的疲劳
及保证晚上的睡眠。

    乐山是个好地方,但再好的地方也有其不足。乐山的蚊子极其可怕,
不但多,而且大,简直是“B52” 战略轰炸机,即使在大白天也肆无忌惮
地向人们频频进攻。据一些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不叮当地人,专叮外地
人。不知此话是否属实,反正我们受了不少罪。我算是抓蚊子的能手,手
一伸就能抓获一个,可我也被蚊子惩罚得够呛。甚至在比赛中也不时被叮
上几口。

    在比赛中疲劳的当然远不止我和以刚,凡年过三十的大都如此。日本
棋手最成熟、比赛成绩最出色的年龄往往在三四十岁。那是因为他们一个
月平均才下两、三局棋,这样他们的比赛寿命就长。如藤泽秀行年过半百
还能在最大的比赛“棋圣战”中获得六连霸的成绩,坂田荣男64岁时获得
全国性比赛的冠军头衔共64个等等。而我国棋手要在一个星期中赛五六局,
这种疲劳战术除了十几、二十多的小伙子是难以胜任的,而且也很难设想
发挥出真正的水平。我国在制度方面不少地方优越于日本,特别是青少年
棋手的培养和成长方面。但我们也有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赛制度即是
突出的一条。培养一个优秀围棋手很不容易,绝不能让那些在二十多岁还
在突飞猛进的青年棋手一过了三十岁就走下坡路。如何能使一个棋手将他
的水平、才华、经验以及潜力更充分、更有效、更合理地发挥出来,如何
能使每一个优秀棋手的竞赛寿命达到客观上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这是我
国围棋界值得重视和应当认真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比赛数轮后,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大便全是黑色。我曾听说过大便
黑色是便血,但我毕竟缺乏医学常识,我想也许这是偶然现象吧?不料几
天之后非但没恢复正常,而且每天拉稀多次,每次均这般黑。我心中稍有
不安。是否检查一下?不,如果检查出来没有问题岂非多此一举;如有问
题恐怕这次比赛要吹了,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我从来认为上了赛场就没有退路,赛场即战场,棋士即战士。我很清
楚地记得,1975年日本的高川秀格九段率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高川九段
起初曾负于聂卫平一局,预定在南京他还要和聂赛一局。可到了南京他患
上感冒,发了高烧。高川九段年事已高,又得了病,南京这场不下也无可
非议。但他抱病上了赛场。他穿着厚厚的毛衣,裹着长长的围巾,感冒的
迹象十分明显。对局时由于劳累和紧张,高川的额上不断冒出汗珠,执棋
的手也不时颤抖,但他仍然顽强地、一丝不苟地投下每一个子,终于拿下
了这一局。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是在忘却自我中获得自我的。

    我的连连便血向我提醒着我的难以承受的疲乏和虚弱。我的身体到底
怎么了?但我刚这么一想,高川秀格的精神便注放我的体内,我便把这看
作是对我意志品格的一次考验。棋手倒在赛场上,那是他的光荣,正如战
士应当倒在战场上一样。

    我依然充满着斗志迎战一个又一个对手。我下棋比小光稍快,因此往
往比他先结束战斗。每当我打了场胜仗后不久,小光也奏起了凯歌。我清
楚自己虽然棋下得较快,但所花的代价比小光多得多。小光像座铁塔似地
端坐在棋桌旁,纹丝不动。他有的是体力和精力,他能够对付更艰苦、更
长时间的比赛。而我呢?每天静躺在床上时,心跳的次数总是一百好几,
这显然是失血过多的缘故。会有什么病吗?不过我连这么想的精力都没有
了。我只有一个念头:顶下去。

    我的确顶了下去,但已力不从心!最后两场比赛我连遭挫折,两位对
手是江苏的李钢和上海的李青海。他们都有一定实力,但在决赛的阵容中
不能算是强手。客观地说,我怎么也不该连失两城。对于这两局的失败我
实在找不出原因。对局时我并没轻率,我是尽了努力的,但下的棋怎么如
此糟糕?最后两场失利使我非但没赶过小光,却落到分数一直在我后边的
马晓春之下。

    我决心要夺回冠军,结果却得了第三。回想1960年我第一次参加全国
赛,那次也是第三。20年后,实际上是我最后的一次全国赛,又是第三。
这恐怕是命运的安排吧。我没有实现自己赛前的目标,但我是竭尽了努力
的,我无法责备自己。领奖时,在我前边的是两位青少年棋手,尤其是站
在我前边的晓春是16岁的小伙子,我心里很高兴。20年前我也是16岁呵,
后来我的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同样的16岁,晓春的水平比当初的我不知
要高多少,他的前程似锦。我国围棋界有如此年轻有希望的棋手,我自然
深感欣慰。全国赛结束了。一个星期后在成都将举行第二届“新体育杯”
围棋赛。我当然还要参加。我要继续鼓劲,争取在这次比赛中和聂卫平再
决雌雄。我还有这个体力吗?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我只想:再坚持下
去,待“新体育杯”比赛结束后,回北京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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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2:5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成都休息了一个星期,其他棋手在体力上都得到成都不同的恢复。
而我呢?非但没恢复,却日见虚弱。但我从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仍然充满
着信心期待着“新体育杯”赛的到来。不知是何原因,我对成都市有着不
一般的感情,也许是成都市的围棋爱好者特别多;也许是陈老总是四川人;
也许是1974年我曾在这儿得了冠军;也许是这里的名胜古迹让人感兴趣;
也许这儿的名酒及麻辣风味特别吸引人....总之,我热爱这个城市。我很
兴致地跨进那一家家各具特色--四川特色的各种小吃店。在事业上我是
尽力奋斗的,但我并不因此而不去贪图生活上的享受。我在精神生活方面
的享受是书和电影。以前我书柜里的每一部中外名著我都是读完的,而且
读过的书依然和从书店刚买来时一样新--我是自己每一本书的“监护人”。
不过,近两年书出多了,我体质太弱,买书速度超过了读书速度。我在物
质方面的享受是酒和麻辣。酒量在运动员里也是冠军级的。生活里要是没
有酒,何以助兴?何以庆贺?何以浇愁?何以交流?老天爷也许知道我很
快就要失去酒和麻辣这两大享受,所以这次安排我在成都享受一个够。九
月十四日,“新体育杯”赛揭开战幕。比赛的地点是成都市新建的棋苑。
棋苑的对局场地是一个很别致的马蹄型的建筑。这座建筑物对面的一栋楼
房是招待所,棋手们均在此下榻。很遗憾,这所棋苑后来因为某种原因竟
作它用了。

    第一轮是全国各地的强手对四川的业余棋手。这一仗对抗成分少、友
好成分多。对强手一方来说,这一轮比赛与休息无异。但这一天我感觉从
未有过的虚弱,我静卧在床上,搭了自己的脉搏,每分钟要跳一百三十次
以上。我不禁跟同卧室的伙伴说:“恐怕我要不行了。”

    夜深人静,棋手们都进入梦乡,为第二天的比赛积蓄力量。可我,只
感到浑身不对劲。凌晨一点多,我感到要呕吐,得赶紧开灯上卫生间。但
是同室的棋友明天还有一番鏖战,可不能影响他们。还是别开灯了,摸索
着走吧。我扶着床栏站了起来,第一次感觉到床栏的价值。我多希望一个
床栏接着一个床栏,好让我扶着走到卫生间呵!

    一进卫生间,我吐出三大口鲜血。吐完血,只感到如虚脱一般,蜷缩
在床上簌簌发抖。可是明天我还要投入比赛,一定要争取睡一会。

    但我难受得无法入眠。突然,只觉一口血冲出来,这次才吐了一点血,
却被同伴们发现了。于是好些人为我奔波起来,成都市体委的几位同志极
为关切,很快找来了车辆。吴淞笙和华以刚两位扶着我经过走廊,我看到
几位女棋手也被惊动出来了。杨晖那对睡意朦胧的、孩子气的大眼睛疑惑
地望着我。我一个人的不舒服惊动了这么多人,心里真觉过意不去。

    淞笙和以刚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这个老大哥,他们真是我的好兄弟。
别说淞笙和我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以刚也和我一起生活了15个年头。我
们曾一起下干校、进工厂,又一起重返棋坛。在干校和工厂期间由于我食
量较大,定量不够吃,以刚几次慷慨捐助,才使我尚能平定腹中的骚乱。
记得在五七干校中度过的那个国庆节,那天我们三人实在憋不住,一起到
村上的供销社打了些显然是掺了水的汾酒,又买了几个肉罐头。回宿舍后
将门反锁,三人饕餮一顿。多少时候未尝到肉味了,更有多少时候未闻到
酒香了?我们以庆祝国庆的名义违反了干校的纪律,纵情地欢乐了一番。
说实在的,我们三人算得上老实本分,但老实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也会干出
不老实的事。也许很久没和杯中物大交道的缘故,以刚喝醉了,吐了一地;
淞笙也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我的酒量还不至于使自己仿效两位兄弟,于是
我把一地的脏物收拾在一个脸盆内。端着这个脸盆像贼一样溜了出去。宿
舍外不少人在洗衣服,人家以为我是去参加洗衣服的行列的,因此我未被
怀疑。

    后来,1974年那次全国赛我酩酊大醉,淞笙和以刚帮我好好料理了一
番。也是有兄弟的缘分吧。

    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所医院。急诊室一位中年医生认真地询问和察看
了我的病情。他检查了我的血色素,只有四克,病危!他马上给我打了止
血针,紧接着给我输血。

    在急诊室里边还有间小屋,小屋的中央孤单单地放着两张床。我躺在
一张床上,在接受输血的同时环顾着这间小屋。这间屋非常陈旧了。四周
的墙壁斑剥发黑,房中的灯光也很微弱,整个色调是暗淡的。在另一张床
上早已躺着一位农村老大娘。她的老伴默默地坐在床边。这两位老人的年
龄很难判断。不过这两章饱经风霜的脸使人一望便知其过去生活的艰难。
而如今他们面临着的又是一个不幸!两位老人与这间小屋的气氛相当协调,
构成了一幅色彩浓重的悲哀的油画。可怜哪!

    我不禁联想到自己见过的一些农民。他们不也是艰苦奋斗一辈子,最
后就无声无息地成为一[扌不]黄土吗?(当然,如今的富裕农民是不可同
日而语了。)比起他们,我是幸运的。虽然我这一生中也曾经受过不少挫
折和痛苦,但我有创造,有成功,有欢乐。如今我同那位老大娘一样躺在
病床上。她已是日薄西山,而我呢?我的年龄毕竟是如日中升,只是现在
有一小片乌云飘浮过来遮掩了我生命的阳光。但这是暂时的,乌云很快会
随风而去的。

    猛然间,我又吐出几大口血,幸亏我被及时送往医院以及那位中年大
夫果断地采取了措施,不然真难以想象。然而这几口血使我醒悟到问题的
严重了。我问陪着我的同志:“比赛我还能参加吗?”没有答复。但那眼
神已作了肯定的答复。可能别人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我怎么还问这种傻
话?但这对我却是太突然了。我预感到的最后一次的棋赛,就这么失去了
吗?我连再拼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我的运动生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令人绝望的打击啊!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将头埋在床上,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运动生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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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尽管我早有预感,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我又感到如此突然,如此不能想
象!对于死亡,我想得很少,而且我从来不感到死亡有多可怕。生老病死,
是每个人均要遇到的,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陈祖德是为围
棋事业活着的,我已下了近三十年围棋,我不能离开纵横的棋盘和黑白子!

    一会儿,成都的一位副市长带着几位医术高明的内科医生来给我会诊。
这位热心的副市长听说我病了,马上驱车到几位医生的家中,把他们从被
窝中请了出来。这几位医生给我认真地做了检查,由于查不出其它症状,
就初步诊断为急性胃炎。

    急性胃炎,对于吐血病人来说没有比这再好的结论了。但我觉得有些
奇怪,我在20岁左右确有胃病,后来很多年我的胃一直不错,怎么无缘无
故得了急性胃炎?不去管他,反正这次诊断出胃炎是好事,这次“新体育
杯”虽然参加不了,但不久我就能重返棋坛。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为了让我得到较好的治疗,这天上午我将转到四川省医学院附属医院。
当人们一定要我躺在担架上抬上救护车时,我真哭笑不得。我想自己便血
了二十多天,还不是把全国赛下完了,如果被医生知道,早就禁止我比赛
了。医生的话有时要听,有时可听不得。

    还真巧,附属医院负责我的周医生是个围棋爱好者,成都市的围棋活
动非常普及,走到哪儿都能遇上围棋爱好者。周医生与我一见如故,对我
关怀备至。我深感围棋爱好者对围棋手和对围棋事业的热诚。

    就在这天下午,当我躺在病床上休息时,忽然敏之走了进来。太出乎
意料了。我凌晨被送往医院,才十来个小时,她就从北京赶来了。我心里
不免埋怨一些同志太大惊小怪,当然人家是一番好意,我又是感激他们的。
敏之的眼睛有些红肿,我问道:“你哭了?”她不回答,也不用回答。我
由于失血过多,脸色苍白,但人还是胖胖的,食量依然和平时一样。医生
已诊断是急性胃炎,敏之总算放心了些。但她心里在嘀咕,她想我好端端
的一个人,这次发病有些蹊跷。她一面跟医生商量如何给我进一步检查,
一面找了些医书和我一起翻阅。我对医书毫无兴趣,但她那样认真,我只
得奉陪。于是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胃窦炎、萎缩性胃炎等医学名词。

    我虽然不愿看医书,但我是个爱读书的人。人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爱
好,就给我找来不少书籍杂志。躺在病床上看书真是一大享受,人的一生
中只要有下围棋好看书这两个爱好,那保证一辈子不会寂寞,生活永远充
实。

    在众多的书籍中,有一位日本哲学家叫做中江兆民的一本哲学著作《
一年有半》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中江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医生跟他说他
的生命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并没有忧虑重重,而是认为“一年对我来说
已是寿命的丰年。”他带病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一年有半》,这
之后,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已无法讲话。但他又写了一本《续一年有半》。
他的生命之光虽然已极其微弱,但又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光彩夺人。我
欣赏中江的人生观。他不怕死,面对死神那样的坦然;但他又极其珍惜生
命,使短暂的生命展现了不可估量的价值。

    是呵,人生在宇宙中是那样的短暂,不要说三十多岁,即使一百多岁、
三百多岁,不也是一刹那。从这点来说,生命是短促的。真正明白了这一
点,就不再唉叹生命的长短,而只着眼于人生的价值了。

    中江的启示,使我躺在病床上兴奋莫名。中江写这本《一年有半》时
恐怕也未能料到80年后在邻国有一位病人深深地向他致以敬意。

    我向敏之介绍了这本著作,我说:“如果我得了癌症,你一定要告诉
我,我会正确对待;如果隐瞒我,我要生气的。”

    后来我作了胃镜检查,在几位医生极其认真的检查下,终于发现了在
贲门部位的一个恶性肿瘤。医务人员瞒了我,又怕病人的家属控制不住感
情,也隐瞒了敏之。

    但我和敏之并不那么糊涂。我做胃镜检查用了足足四十五分钟。怎么
检查这么久?几位医生为什么总是嘀嘀咕咕,似乎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不
过医生们既然不愿跟我说,我又何必追问呢?

    敏之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她是进攻型的,她不断地向医生发起进攻,
而且多次提出要亲自看病案。医生们尽量打“守球”,但却愈来愈难守住。

    我早已有不祥的预兆,事到如今我已作好最坏的准备,我是坦然的。
关键的是现在我应当做些什么?在棋坛上厮杀恐怕是不行了,但我也可以
和中江兆民一样拿起笔来。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三十年下的棋不是要好
好总结一番吗?我有很多心得不是应当认真整理出来吗?还有我国的古谱
不也应当花工夫研究一下吗?我要干的事情太多了,但我所剩的时间或许
不多了。如果我确是得了癌症,也许和中江一样,尚有一年半载,也许还
到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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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3:3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不由回想起自己的一生。我是刚解放时学的
围棋,我个人的成长史和新中国的围棋史紧密相连。我所走的路也就是新
中国围棋事业所经过的路。这条路崎岖多难,这条路又阳光灿烂。我是新
中国围棋史的见证人。这一切我最清楚,我有责任把这一切写下来,我不
写是罪过!

    我自然要写陈老总,没有陈老总新中国的围棋史就要改写了。虽然陈
老总对围棋事业的作用和贡献有口皆碑,但如今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棋手大
都从未见过陈老总,他们只是由于老师们的叙述和一些文章的介绍才有所
了解。可以想象,如果像我这样的围棋手不把我所知道的这一切记载下来,
不把陈老总对围棋事业的功绩给以应有的颂扬,那么几十年后、几百年后,
人们怎样来发现、发掘这些历史陈迹呢?

    记得1979年12月中旬,《新体育》杂志社举办了“陈毅杯”老同志围
棋赛。为了筹备这次比赛,我征求了很多老同志的意见,这些老同志为了
缅怀陈老总,都欣然参加了比赛。开幕式那天,包括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政协副主席、部长、军队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科学家、教授等五十二位老
同志端坐在棋桌旁,开始了一场令人动情的围棋赛。这次比赛每逢星期天
进行,这些老同志没有特殊情况总是准时出席。最后由海军司令员叶飞同
志捧走了“陈毅杯”,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居第二。比赛共进行了两
个多月。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德高且年高的老同志有始有终地进行了这场马
拉松似的比赛呢?很清楚,那就是大家对陈老总的深厚感情。

    想到陈老总我不由微笑。作为一个围棋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但
围棋事业的发展真是多灾多难--1970年,被林彪一伙强行撤消;1975年,
遭到了“四人帮”的毒手;谁料到1980年初围棋事业又几乎受到打击。那
次敏之参加了全国体工会,一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国家围棋集训队要被撤
消了。我大吃一惊,无法相信。1975年也是敏之告诉我围棋要被撤消,那
对我是个晴空霹雳,但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我还想得通。这次,
是“四人帮”早已被粉碎的1980年,有什么理由使围棋事业再受劫难?

    敏之特意赶回来,把文件给我看。白纸黑字,我不能不信。说实在的,
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这样对待围棋。我出于无奈,马上找
了围棋协会的名誉主席方毅同志。

    “围棋事业不但是周总理、陈老总生前关心的,现在邓小平等很多领
导同志也关心。围棋是广大群众所爱好的,是最高级的娱乐,要撤消是不
对的。”方毅同志看了围棋手给他写的信,明确地表示了态度。

    方毅同志的批示使围棋事业免遭又一次打击。

    想起来真可怕,如果围棋集训队再一次被撤消,其后果岂能设想?!
每当围棋项目遭到劫难,其它两项棋--象棋和国际象棋也跟着遭殃。三
项棋总是同命运共患难。在我国的体育事业中,棋类项目经常处于被人歧
视和排斥的地位。我在念小学时看了《青年近卫军》一书,该书中有人说
了这么一句话:在体育的阶梯中,棋是最高的一级,举重是最低的一级(
大意)。此话自然是在贬低举重,但也说明棋在苏联体育中的地位。我深
信,凡文明发达的国度定会重视脑力和智慧的竞技。不幸的是十几年来我
国棋类事业的命运有时由几个人随意摆布,他们不顾多少领导同志的关心
和提倡,不顾千万群众的爱好和愿望,也不征求围棋工作者的意见,而凭
个人的偏见轻率地对待祖国的事业。

    一项事业,到底应该由不爱这项事业的个别人来裁定它的命运,还是
应该由热爱这项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来设计它的前程?

    十几年来,作为一个围棋手,我能有多少太太平平的日子集中精力钻
研棋艺?这每隔五年的一次次打击不但给围棋事业、也给作为棋手的我留
下难以治愈的创伤。难道这是周期性的灾难吗?难道这和秋天过了冬天终
将降临、白昼结束黑夜必定到来一样吗?一项事业本身得不到保障和一个
人的生命缺乏安全无异。苍天呵,什么时候围棋手们能和其它体育项目的
运动员一样不用为事业的生担忧和操心呢!

    “敏之,我要给邓副主席写信。”

    “你想写什么?”

    “我要谈我们围棋,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

    “好,我支持你。”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领导同志倾吐自己的心声了。从我开始学
围棋不久,就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关心。但是一开始就有人对此相当忌讳,
他们顾虑我会向领导同志随意反映情况甚至告状。有的基层领导曾明确告
诫我和其他棋手:“陈老总接见时,你们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害得我们
在陈老总身边显得不应有的沉默和拘谨。其实我根本不是个在领导同志面
前随意发表意见的人,虽然我的确告过几次状,但那是在忍无可忍并且不
如此则只能眼看围棋被取缔的情况下。我始终很坦然,因为我从未向领导
同志为自己个人的利益提过一点要求。我也并非无畏的斗士,我一向认为
人与人的关系应当和睦融洽。但是,当围棋事业的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
如果只为顾及自我的得失、自我的安危而不敢站出来说话,那还算是个围
棋手吗?

    其实,中央领导同志是很愿意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包括普通群众的意见
的,很希望更多地了解民情、国情。作为各级领导也应当让群众有机会向
中央倾吐心声、反映意见。如果广大群众能够心情舒畅、各抒己见,那么
我们的民智就可以大大地开发,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迅速地发达。

    人民畅所欲言的程度往往和国家兴旺发达的程度成正比。

    信写好了,这是我给邓副主席的第二封信。五年前“四人帮”要对围
棋下毒手时,我和几位同志联名给邓副主席上书。这五年中发生的事很多,
然而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封信上邓副主席鲜明有力的批示。这
次我在病床上写信并不是告状,而是一个围棋手向中央领导倾诉衷肠。我
只是希望我国的围棋事业今后再也不要多灾多难,再也不要有生存危机了。

    此时,我自身已真正地面临着人生危机--癌症。我还被人瞒骗着,
但敏之已经知道了,知道了这一她最怕知道的消息。敏之平时像其他女孩
一样爱哭,关键时刻又像男子汉一样具有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她一方面
“伙同”医务人员一起向我施着“瞒骗术”,一方面马上返回北京替我作
下一步的安排。事后我回想起来,她奔忙于成都、北京的时候,天知道她
流了多少眼泪!她第一天知道我病危时,24小时没合过眼。她一宵睡不着
--也就是流了一宵的泪。

    数天后,我由罗建文陪同回京。建文的年龄比我大将近一岁,在新中
国的围棋手中,他和我都属资格最老的。他平时落拓不羁,坐着没个样,
站着也没个样,甚至公开讲棋时人也站不直。但他恰恰正直、豪爽、狭义、
始终如一。

    离开成都真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对工作负责而又热心的医务工作者,
那些真心诚意为我焦虑、操劳的围棋工作者和四川的一些领导干部使我对
成都的感情更深了。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到成都来的。在这个城市中有那么
多竭尽全力帮助过我的人,我要好好答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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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4:01 | 显示全部楼层
   9 月29日,我躺在北京首都医院的病床上被推往手术室。医生们编造
了一些理由说我要挨一刀,并且是不小的一刀。我怀疑他们说话的真实性,
不过既然说要开刀,那总是有必要开的。我不愿胡思乱想。我多少有些相
信命运,如果注定我不行了,那着急也没用。反正到了医院我就把自己交
给医生了。我躺在手术床上,由着护士们给我输血、打麻药,人有时竟是
这样无能为力。再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这样的时刻。我们实在不必把生死
看得太重了。我现在是什么也不用干,什么也不去想了。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怎么这么平静,这么超脱。我像一个旁观者似的打量那些围着我忙个不
停的医生和护士。他们身穿蓝色手术服、戴着蓝色手术帽和大口罩,他们
只露出一双眼睛;而我呢?什么都没穿,连眼镜也早被摘除。众多的“武
装到牙齿”的人在对付一个暴露无遗的不能动弹的人,真是有趣之至。

    开刀当然不是有趣的事。亏得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们医术和人道都是最
佳的,每每有人指着我胸上那一尺多长的刀疤说: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我再也忘不了这些赋予我生命的医生们。十天后我能站起来了。我往磅秤
上一站,好家伙,二十斤肉不翼而飞。然而这些对于一个以前显得胖了些
的人来说也不算是坏事。

    手术后我才知道,很多人在为我的生命担忧。手术那天国家体委的王
猛主任和李梦华副主任等不少同志始终在医院办公室等候消息。手术的全
过程不断传向这间办公室。当恶性肿瘤被切除下来并基本上判断为早期癌
症时,多少同志为我松了一口气呵!尤其是训练局的副局长张钧汉同志像
听到捷报一样欢呼起来,其真挚的情感令我感动不已。敏之还告诉我不少
中央领导同志也关心着我的病情。邓副主席看到了我的信后不但对围棋事
业十分关心,而且还对我的健康情况作了批示。方毅同志在我被送进首都
医院的当天,就来看了我。我深知这一切绝不仅仅是对我陈祖德个人的关
心,而是体现了党中央对围棋事业的关怀,想到这里又很感欣慰。我的很
多棋友在我手术后轮流守护着我,还有很多围棋爱好者从全国各地向我表
示慰问。

    一个围棋手生一场病能得到这么多的温暖!

    人们这样的关心,也使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轻。有的人免不了会露
些马脚,首都医院有一位热心的医护人员在看望我时说漏了嘴:“你的手
术动得好,瘤子切除得很干净。”

    “这个瘤子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提了个理所当然的问题。

    他一看苗头不对,支支吾吾地离开了病房。

    清华大学一位患了癌症的教授到医院来探望我,在言谈之中他这么说
了一句:“你的病和我是一样的。”旁边的护士大吃一惊,马上找借口把
这位教授拉了出去。首都医院善良的医生护士们不忍心让我面对癌症的打
击。“敏之,我的病情你一定要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工作要做,你是理解
我的。”

    终于一位医生来到我的身边,手里捧着我的病历,源源本本地介绍了
我的病情。为了让我确信,他还要我亲眼看看自己的病历。我不看,已无
此必要了。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声:“谢谢!”

    此时我又想起了中江兆民,我可真的要好好向他学习了。当年医生明
确跟中江说他只能活一年半;而我显然不止这些时间,我比中江幸运多了。

    这年年底,我到上海去疗养。我随身带了些必要的资料和稿子,一种
崭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种新生活对我充满着诱惑力。

    谁知死神对我并不罢休,它的阴影紧紧地伴随着我。抵达上海的那天
晚上,我感到浑身乏力,不思饮食,还不时恶心。第二天我立即被送往上
海市的瑞金医院--转氨酶高达1000。是输血引起的黄疸性肝炎。

    在瑞金医院里我躺了足足五个月,在这期间死神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
击。我一天瘦似一天,周身的皮肤一天黄似一天,两眼居然变成绿色,我
照了镜子不免联想到荒野中的饿狼。我的黄疸指数几乎上升到极限了,随
时可能告别人间,当我想到儿子,心里就痛苦不安。单式我随即又会想到
未竟的事业,想到还未动手的《回忆录》,我怕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写了,
真是揪心呵!于是我立刻从各种纷乱的思绪中超脱出来,只觉得自己好比
一个战士在战斗的紧要时刻,突然发现自己的弹药已所剩无几,而可恶的
敌人却蜂拥而来!

    “孩子他妈,我并不怕死,但我那本《回忆录》一定要写出来。如果
我快不行了,没有时间写作了,那你找个录音机,把我想讲的录下来。”

    现在我可羡慕中江兆民了,他有一年半时间,而我呢?天知道!如果
某位医生在此时对我说:“陈祖德,你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定会跳起
来拥抱他。

    死神终于被击退了,与死神对阵的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肌体,而是由
很多力量组成的一支壮观的队伍。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体委对我这个上海围
棋手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尤其是上海的医务人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传染病
科的王主任五个月来几乎所有节假日,包括元旦、春节和“五一”,总要
来到我的病房,认真地察看我的病情。我的亲人们、朋友们都尽到了自己
所能尽的努力。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们寄来了大量鼓励我的信件,提供
了各种治病秘方以及热心地要为我输血。我得到了各种紧缺的而又十分重
要的药物,我还得到了比这些药物更为可贵的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

    我真正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并非只属于陈祖德个人。仅仅是不怕死,那
只是初级阶段的超脱,有时甚至只是对病痛的一种解脱。我要坚强地活下
去。仅仅为了爱我助我的人们我也得活下去!我知道这种“存活”决不是
轻松的。今后我活着就得不断地和癌症作斗争,不断地自我战胜。老子说:
“自知曰明,自胜曰强。”隋代思想家王通说:“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人类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弱点、缺点,从而在不断地战胜自我、超越
自我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一个人拼搏的过程就是忘却自我、超越自我的
过程。眼看着后起之秀要跑到前面,同样需要超越自我才能大度地欢迎别
人战胜自己。作为一个围棋手,我的运动生命是结束了,但这绝非我的终
点,而是我新的起点。陈祖德可以不是围棋手,但陈祖德永远是一个围棋
工作者。

    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出了医院的大门。看到了那原来是司空见惯而如
今一切都那样新鲜、动人、充满生气的街道、商店、行人....我想起美国
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假如我能看见三天》。我总不止看见三天吧?
我从死亡线上又回到了这个世界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体味过失
去这个世界的滋味,我充分地享受着重新获得这个世界的欢乐!

    我的心脏在我虚弱的身子里强烈地跳动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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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4-12 13:04:23 | 显示全部楼层
后记

    当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章时,不由得长长吁了一口气。每当一次漫长
而重大的比赛结束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然而这一次比任何比赛都更加
漫长,更加艰巨。我自知做的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

    我在病重时才突然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而且执意要完成他。但这本
书究竟能否完成,我心中实在不踏实。几次病危,病后虚弱不堪的身体,
以及病魔是否真的被驱除,这些都是我担心的理由。因此开始写作以来,
我的心上就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巨石,直到现在,也仍不轻松。我担心我想
写的那些内容是否都准确地表达出来了,人们看了这本书是否会有所裨益。
在棋坛上我是自信的,在笔坛上我缺乏自信。

    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写这本书时得到了严文井这样一位高师的指点,
他自始至终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写最后一章时,他特地打来电话,
从围棋的官子讲到文章的结尾,从交响乐的旋律讲到书的主题。我从这位
文学界前辈身上获得的教益,非言语所能形容。

    我的年迈的母亲,一字一划地为我抄写书稿,有时还提出写作上的意
见,她因这本书的写作又凭添了华发。

    超越自我是我渴望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但我终究达不到。如果达到
了,那么这本书也许都不用写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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