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九、儿童时代的上海

　　我初次到上海的那年，记得是九岁（光绪十年）。时光好像是在深秋，日子记不清了。父亲到了上海半个月後。忽然上海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上除了地址之外，只有简单的几个字：「韵病危，请速来。」下面署了一个「鹿」字。那时候，中国设立了电报局，还没有许多时期，因为苏州是江苏省城，也就有电报局了。但是非有急事，民间是不大打电报的，这时我们家里的惊惶，也就可想而知了。

　　是谁打的电报呢？原来父亲有一位好友，姓贝，字鹿岩，这位贝鹿岩先生，还是我的寄父呢。苏州风俗，孩子往往寄名给人家，或是要好的亲眷朋友那里，这个风气，不独是苏州，可称全国都流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我就在周岁时候，寄名给他们的。父亲到了上海，就住在他们家里，电报末尾，注上了这个「鹿」字，我们就知道是他打来的电报了。

　　我们接到了电报，十分惶急。电报上叫我们去，我们是否立刻动身？以祖母的敏感，就这电报上看来，说不定父亲已经故世了。在紧张中，立时召集了一侗亲戚会议，商量办法。当时舅祖吴清卿公（每次亲戚会议中，他总是当主席，他是祖母之弟，年最长）主张由他那里，派一位账房先生，陪同祖母到上海去。母亲和我姊弟两个小孩子，可以不必去。但是母亲不答应，哭了。我和姊姊见母亲哭了，我们也放声大哭。还是巽甫姑丈说：「既然要雇了船到上海去，多两个人与少两个人，没有什么大关系。不如大家去了，可以放心。不过陪同去的人，倒要一位亲切妥当的人才好。」於是推了顾文卿姑丈陪同前往，文卿姑丈也立刻答应了。

　　那时从苏州到上海，还没有火车，也没有小火轮，更没有长途汽车，只有民船，雇一民船，自苏州到上海，要经过三天两夜。全部不用机力，只用人力移动的，顺风张帆，逆风背牵。我们那时雇了一条船，叫做「无锡快」，在这船里坐卧，倒也舒适。亲戚们还送了许多「路菜」，如酱鸭，熏鱼、火腿，皮蛋之类，饭是船上烧的，可怜祖母、母亲，心中挂念着父亲，那里还吃得下饭？

　　这条民船，白天开行，夜里是要停泊的。停泊有停泊的地方，他们船家是晓得的。停泊的船，也不能是一条，往往要和别家的船停泊在一处，船家们也常有互相认识的。雇船的人也往往和人家做了「船乡隣」，互相交际，成为朋友。我们的船，第一夜停泊在正仪，第二夜停泊在黄渡，两处都有「船乡隣」。船家行船规例，在太阳落山之时，就要停船，明晨天刚一亮，便即开船启程了。

　　第三天下午垂暮时，船便到了上海，也是停泊在苏州河。顾文卿姑丈是来过上海的，是老上海资格了，但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当我们接到了我的寄父贝鹿岩的电报後，我们曾经有个覆电给他，告诉他，我们要到上海。他的地址，我们也知道的，住在带沟桥的什么里（带钩桥，上海人呼之为打狗桥）。我们来了，先要通知他家才是；而且急急要探听父亲病状，於是顾文卿姑丈一马当先，便立刻按着地址，到贝家去了。

　　我们都在船中守候着，心中惴惴然，揑着一把汗，不知父亲吉凶如何？因为只在十几分钟内，便可以揭晓了。祖母只念阿弥陀佛，母亲睁大了眼睛，只望着岸上。停了一刻儿，文卿姑丈回来了，冲着祖母说道：「韵竹病已好得多了，请大家放心吧！」於是我们好像胸前的一块大石头放下去了。

　　我们正预备上岸的时候，我的贝鹿严寄父来了。他每从上海到苏州来的时候，常到我家，有时还带点上海食物给我，祖母和母亲都常见他的。他叫祖母为伯母，叫母亲为嫂嫂，说笑话的时候，叫母亲为亲家母，因为是乾亲家呀！他是一个小眫子，面孔圆圆的，为人和气而活泼。他见了祖母也说道：「恭喜！恭喜！韵竹兄这场病，危险非常，现在是好了，大可放心了。」祖母和母亲，惟有极力的感激他，深谢他。

　　自从贝家寄父一来，他便帮助我们上岸，船上岸上的人，好像他都认识似的，指挥如意。那时候，我孩子心理，觉得文卿姑丈不是老上海，而贝家寄父乃是老上海了。他讲我们先上岸，坐了车子，到他家里去，由文卿姑丈领导。一切行李，都交给他，他会押运着送来，可以万无一失的。

　　岸上已停着一排东洋车（那时尚没有黄包车的名称，叫它东洋车，因为那种人力车，是日本流行过来的），他讲好了价钱，请我们都坐上车。这时姊姊和祖母坐一辆，我和母亲坐一辆，文卿姑丈坐一辆，便到带鈎桥贝家来。贝家寄父押了行李，随後也就来了。我心中想：倘若在苏州，祖母和母亲，必然是两顶轿子，至少是两人抬了走。现在只要踏上东洋车，便拉着走了，到底是上海，何等便利呀！

　　我们儿童心理，到上海第一看见的就是东洋车。船在苏州河里，快到上海码头时，已经看见岸上的东洋车了。当时的东洋车，比後来的黄包车，车身为高，都是铁轮盘，胶皮轮还不曾流行呢。东洋车夫有制定的帽子和号衣。帽子是喇叭式的，一种蒻叶帽，好像苏州人做酱时候的酱缸盖。号衣是蓝色布的，背上有他的号码，坐车子的人，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是那种洋房，在苏州是没有看见的。苏州只有二层楼，三层楼已经是极少的了。我们坐了东洋车，在路上跑，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一回儿，东洋车拉进一条弄堂里，在一个石库门前停下，我记得那是一楼一底的房子，後面有个亭子间，楼下是个客厅，楼上就是父亲睡在那里，贝氏夫妇，睡在亭子间。

　　我们觉得住在他家，打扰他们，心中不安。而且他们房子并不宽敞，使他俩非常之挤，我们想去住旅馆，但是贝家寄父极力劝止，说是不方便。试想父亲还是个病人，不能住到旅馆去，而祖母和母亲此番来，至少是要看护病人，不能再委托贝家了。住旅馆即两面奔波，多所糜费，即在看护病人上，也有种种不方便处。

　　因此我们也就住在他家了，这房间里，除父亲外，又加上两张床，一是祖母和姊姊，一是母亲和我，他们早已安排好了。父亲本来病已渐愈，见了我们来，心中宽慰，更加好得快了。父亲的病，他们说是什么绞肠痧，又是什么瘪螺痧，当时医理不明，实在是一种剧烈的胃肠病，近於霍乱，腹痛如绞，又被医生一吓，他们便急起来，打电报到苏州来了。

　　父亲病愈，我们放心，贝家寄父、寄母，便陪了我们出游。这时从内地到上海来游玩的人，有两件事必须做到，是吃大菜和坐马车。大菜就是西菜，上海又呼为番菜，大菜之名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吃大菜的事，我们没有办到，因为祖母不许。她知道吃大菜不用筷子，只用刀叉，恐怕小孩子割碎了嘴唇。况且祖母和母亲，都是忌吃牛肉的，闻到牛油味儿，要起恶心。坐马车是孩子最高兴的事了，出世以来，也从未经历过。

　　贝家寄父雇了一辆皮篷马车；可以坐四五个人，当时上海轿车还不多，只有几个洋行大班的太太，她们有私家车，把中国人的年青力强的马夫，打扮得奇形怪状，在跑马要里出风头。这一次坐马车，祖母和母亲都没有去，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和贝家两个孩子。寄父说：「请你们到黄浦滩去看大火轮船去。」到了黄浦滩，见到那些大火轮船，比了房子还要高好几倍，真是惊人。马车在什么大马路（南京路）四马路（福州路）繁华之区，兜了一个大圈子，这便是坐马车一个节目。

　　除了坐马车外，我们又到四马路去游玩，那个地方是吃喝游玩之区，宜於夜而不宜於昼的。有一个很大的茶肆，叫做青莲阁，是个三层。二层楼上，前楼卖茶，後楼卖烟（鸦片烟，那时候吸鸦片烟是公开的），一张张的红木烟榻，并列在那里。还有女堂倌（现在称之为女侍应生）；还有专给人家装鸦片烟馆伙计；还有川流不息的卖小吃和零食的；熟闹非凡。此外，广东茶馆也去吃过茶，女书场也去听过书。

　　那时候，上海的电灯还不大发达，许多店家都点的「自来火」，即是煤气灯，上海人叫他自来火。与现在所用的火柴同名，火柴，苏州人也叫它自来火。讲究的在煤气灯管子头上加一纱罩，还是新发明的。至於家庭里，所点的都是火油灯（火油是叫做洋油的。至於在苏州，那还是用蜡烛与油盏，作为照明之用）。

　　不久，父亲也就起床了，我们便要急急的回去，家里只有一位年青的顾氏表姊，和一位老妈子看家。也仍旧雇了一条船，回到苏州去。顾文卿姑丈陪我们到了上海後，他还有生意上的关系，原来尤家也有一家同仁和绸缎店开在上海，是他们的分号。还有一家同仁和参店，也开在上海，这参店是他们祖传的。所以顾文卿姑丈来了後，住在同仁和，现在也和我们一同回去了。

文如玉

十、延师课读

　　自从迁移到桃花坞後，我的读书发生问题了。因为同居人家以及邻近，并没有一个私塾，而且因为我年纪太小，祖母及母亲不肯放我走出大门去，我那时不过七岁多吧，而生性懦弱，易被同学所欺，於是决定请一位先生在家课读。

　　请的那位先生姓何，名叫希铿，这两个字是名是号，现在已记不清了。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多岁，还没有娶过亲，是一个长长的身体，瘦瘦的脸儿，说起话来，低声下气的。

　　何先生是没有进过学的，从前的文人，以进过学为本位，称为生员（即是秀才），没有进过学尚在考试中的，称之为童生。有五六十岁而尚未考取秀才者，称之为老董生（更有年高者，称之为「寿童」，其名甚可怪也）。从前苏州请先生，也有等级，这等级是根据於科举的。大概未进学的，等级最低，馆谷最少；已进学的高一级；补过廪，文才好的，再高一级；中过举人的，再高一级。至於中过进士的，也不会当一个处馆先生了。除非是那穷京官，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家里，教他们的子弟。

　　何先生的馆谷，我记得只有三块钱一节。原来苏州致送教师的修金，不以月计，而以节计的。一年分为六节，便是清明、端午、七夕、重阳、冬至、年底了。三块钱一节，质言之，就是只有一块半钱一月，十八块钱一年了。後来父亲又送了他三节的节敬，每节两元。这个三节，又是什么日子呢？便是端节、中秋、年底，那末每年又多了六元，总共是二十四块钱一年。

　　中国币制一向没有本位，在官家以银两计算，即所谓生银制度，在民间则都以制钱计算。许多有钱人家，如雇用工人、佣仆们，也都是讲定每月薪工几千几百文。但自从墨西哥银圆流行到中国来後，江南大都是用银圆计算了（俗呼之为「洋钱」）。当初每一银圆（银圆亦作银元），可以兑制钱一千有零，那时以何先生的资格，每年二十四元，待遇不算得太低，因为当时的物价太便宜了。

　　并且江南当时的风气，出外处馆，也是一种清高的职务，待遇不靠这一点馆薪，而膳供似更重要。吴中向称文物礼教之邦，对於敬师之礼，非常尊重。家堂里还有一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以为人生所最当敬重的五个字，师也占了一位。这正是「论语」上所说的「有酒食，先生馔」，所以人家对於先生的膳食问题，是相当注意而不敢轻忽的。

　　有些大户人家，家里请了许多账房先生（大概是管理田地房屋事宜），称之为东席，而所请的教书先生则称之为西席。而东席不能与西席分庭抗礼，西席先生吃饭，往往另开一桌，比较优厚。学生年纪大的，就陪了先生吃饭，若是小学生，往往先生独自一人吃饭。更有人家於吃饭後，命厨子来请问：「师爷明天喜欢吃些什么菜」的（我曾经受过此种待遇，但要我点菜，那是大窘事，只好谢绝他道：「随便什么都好」，真是「孟子」上所说的「待先生如此其恭且敬也。」）

　　我们供给何先生，不丰不啬，大概是两荤、一素、一汤。夜饭，苏州人家有饭也有粥，我们就加两小碟粥菜。那是何先生一人独吃，我不陪先生吃。我小时颇娇养，吃东西很麻烦，肥肉不要吃，多骨的鱼不敢吃，爱吃的只有蛋和虾，人也瘦弱，吃得很少，每饭不过一碗，祖母和母亲很以为忧，吃饭似须加以监督。

　　我们学堂里，共有三人，一是我，一是姊姊，一是四姑母的儿子，我的姚氏表兄。姊姊比我大三岁，名蓉，祖母说：「给她读一二年书，能识得几个字罢了。」所读的什么「闺门女训」之类，也有好几种吧，她还在习女红，不是天天到书房的。我的姚氏表兄，年纪比我大两岁，但是他的资质太不聪明，我在前章已说过。所以在三个人中，我算是一位主角。

　　论何先生的教法，远不及陈先生的认真，我是个小孩子，也自觉得。父亲虽是商业中人，觉得教小孩子只是死读书死背，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小孩子要开他的知识，须从讲解入手，他意思要请何先生给我讲书。但这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近乎哲理的书，小孩子如何听得懂？不但是我们听不懂，连何先生也有些讲不明白呢？

　　於是父亲又去搜购了那种易於讲解的书，如「孝弟图说」（木刻本、有图画、刻得很精致），「儿童故事」之类，使小孩子易於明白的书。何先生讲是讲了，只是呆呆板板，使我们不感兴趣。而且有几段，何先生不讲，我亦懂得。何先生是住在我家的，每隔三、四天，回家住一次，到明天，往往告假一天。到了半年以後，我家方才晓得何先生是患着严重的肺病，照现在说来，只怕他的病历，已到第三期了。

　　何先生家境不好，他又舍不得我家这个馆地。在我们家里，他曾咯过一次血，他却对我们的女佣说：「这是鼻衂。」祖母已经起疑心他有病了。及至有一次，他有三天不曾到馆，祖母派了一个女佣人到他家里去问候他，方知他病得很厉害，他的母亲（我的太师母），向女佣人垂泪。女佣人回来一说，祖母连忙命人送钱去，送东西去，并且安慰他，不必急急到馆，多休养几天。祖母又常常送藕汁，什么仙鹤草熬的膏子，说是专门治吐血病的，多方去慰问他。

　　後来他的病有些起色了，颇想力疾到馆，我们家里，连忙去劝止他。那是有些私心的，当时也早知道肺痨病是要传染的，如何再能到馆与孩子们日夕相亲近呢？但过了一个月，何先生又病倒了，这一次，病很沉重，苏州人称之为「痨病上床」，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再起床了。何先生也自知不起，但他在病中，还怀念他的馆务，怀念我们读书的荒废，他请他老兄大何先生来代馆。这位大何先生其貌不扬，学问也不好，我们的顾氏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何仙姑」。何仙姑本为八仙中的一位，所以称为何仙姑者，因为他是何先生的哥哥，「仙」与「先」同音，「哥」与「姑」同音也。

　　何先生之兄来代馆以後，未及年终，何先生已辞世了。可怜他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那个时期，苏州青年，患肺病者甚多，往往一家兄弟数人，互相传染，全患肺病。大概因为是慢性传染，不知趋避，其次则体力柔弱，失於运动，尤其那些富家子弟，更容易患此病了。

文如玉

十一、记姚和卿先生


　　自何先生故世後，父亲正预备为我别延一师，恰值我们的房东姚和卿先生，决计於明年之春，在家里开门授徒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於是祖母和父亲，就命我拜姚和卿先生为师，而向他受业了。

　　姚和卿是我姑丈宝森，姻伯凤生的堂侄，论亲谊我和他是平辈，在平时，我叫他为和卿阿哥。而且朝夕相见，因为我家与他只隔一层板壁。但既已拜他家为师，父亲就命令我改口呼他为先生了（按苏俗对於受业师称先生，以示尊敬，在书柬上，则称「夫子大人」下署「受业门生」。在他省则呼「老师」，不唤先生的）。他的夫人，本叫她为嫂嫂的，现在也改呼为师母了，但她很谦抑，仍要我呼她为嫂，不要呼她为师母。

　　其时，姊姊已不上学了，读过什么「闺门训」、「女四书」，又读过半部「幼学琼林」，祖母说：「既不在家里请先生，女孩子出门附读不方便。」於是在家学习女红了。吾母亲的刺绣颇精，教她学习刺绣，祖母有时给她温理旧书。姚氏表兄，本来也可以向和卿先生就读，但他的父母不赞成这位堂侄，而凤生先生家里，也另请了先生，他就在那边附读了。

　　正月开学，学塾就设在第二进的大厅上。这大厅已是很古旧了，窗棂都朽坏，地砖也裂了缝，但从前造的房子，身骨都极坚实，故家巨宅，要给子孙数百年住下的计划。大厅是三开间，和卿先生只用西面的一间，他教木匠去做了四只大书橱，把这西面的一间夹开来。

　　留出一扇门的空隙，挂了一个门帘，这便把大厅分开来了。但书橱没有加漆，只是白木的，倒也清洁。这等号称书橱，其实等於书架，也不过堆砌一些学生们的书籍而已。其时都是大本线装书，没有洋装的，所以每一学生，都是破破烂烂的一大堆。

　　里面一张方桌，一把圈椅，是先生坐的。桌子上一方墨砚，一方朱砚，以及墨笔、朱笔，为圈点批评之用。此外还有一把戒尺，就是古名「夏楚」者，倘然有顽劣不率教的学生，那是要打手心的（从前有些乡村学堂，还有要打屁股的）。学生们则散坐在周围，有的是方桌，一张方桌可坐三人，半方桌则坐一人，较为舒适。椅子是方型，或长方型，如果先生家里没有这许多椅子，可能教学生们自己带椅子来上学。

　　这一回，姚先生招收学生（名曰：「设帐授徒」，俗语说来，就是开了一爿子曰店），学生倒来了不少，连我在内，共有十二三人，也算桃李盈门了。但是程度不齐，最大的一位是十八岁（黄筑岩君，这位同学，他在五十岁时，我还见到他，是一位老画师），年纪小的仅七八岁，过於小的开蒙学生，姚先生声明不收，像我们八九岁至十二三岁，却是最多。

　　姚先生是一位名诸生（即是进过学的高材生），他的笔下很好，为人极勤恳而开通，好像去年也馆在人家，今年才回来开门授徒，当时贴了红纸条在大门外，上写「内设经书学塾」，这便是开学店的招牌了，於是附近人家都来从学。不过姚先生也要选择一番，有些太下流的孩子们，他也不收。为了他的学生整齐起见，也要问问那些学生的家庭关系，一个学塾里有了坏学生，便足以驱逐好学生。

　　我在姚先生学塾里读书，似乎比关在自己家里延师教读时候，要开展的多了。虽然从最後一进的屋子里，走到大厅上，未出大门一步。一则，我年纪渐大，知识也渐开；二则，有了十一二位同学，知道了小孩子许多不知道的事；三则，姚先生每晚有讲书一课（在将近晚间放学时）。那是对大学生们所设的，我们小学生听了，也有一些一知半解哩。

　　我最惧怕先生不在塾中，这十一二位同学闹起来，真有天翻地覆之势。但我也喜欢先生不在塾中，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现。有一天下午，先生出门去了，学生大起活动。那个大厅的庭院，倒也很宽阔的，只不过乱草丛生，芜秽不治，蓬蒿生得过了膝盖。有一个学生，在庭角小便，看见一条蛇，在草业蜒蜿而行，便向同学惊呼起来。

　　一个大学生，便冲出庭院，说道：「打死它。」又一个同学说道：「捉住它。」但大家说：「蛇是有毒的，不如打死它。」於是即有一人，拿了一根门闩来打它。他们记得一句成语：「打蛇打在七寸里」，因此真个用力在七寸里乱打。蛇负了伤，还是拼命的逃，有一句俗语，叫做「蛇钻的窟窿蛇知道」，这种旧房子，多的是墙头缝，蛇便拼命的向墙头缝钻去。有一位同学呼道：「不好了！给它逃走了！」有一位同学奔上去，蛇的身子，一半钻进墙头缝，它的尾巴，还拖在外面。他便双手把蛇尾拖住。伹蛇尾很滑，他抓不住，便大呼「帮帮忙」，於是另外一位学生，也来帮着他，就是所谓「倒拔蛇」者，把那条蛇，拉出墙头缝里来了。

　　那位年长的学生，可称是捉蛇能手，他倒提了蛇尾，只管把它向下抖，蛇也无力挣扎了。又是一顿门闩，蛇也已经半死了，打死了这条蛇，怎么办呢？一个学生出主意，说是「把它丢在河里」（桃花坞是沿河的，但沿河多造了房子）年长的学生，提了蛇尾，将要拧出门口，可是门口开了一家裁缝店，他们的开店娘娘不答应，不许拧了死蛇，在他们的店堂里经过。他说：「打死了蛇，它是要来讨命的」。说了许多迷信的话。

　　这可怎么办呢？有人主张，不如把它火化了吧？大家也以为然。因此到邻家，讨了稻草茅柴，把它烧起来。不想惊动了住在隔壁松下清斋的大书家姚凤生先生，他听的外面一片喧闹声，又见庭中轰然的火光，问起什么事？学生以实告，凤生先生大骂，「你们这班顽徒！」及至和卿先生回来，他又唤他去训斥一顿（和卿先生是他的侄子）。先生回到学塾里，除了我们几个小学生，对於此事无份外，打了一个「满堂红」。

　　这班同学中，除了一位黄筑岩兄，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医家，前晕曾述过。还有一位姓王的，已忘其名，本来是一个水木作头的儿子，後来自己便做了大包作头，并且在上海包造大洋房，很发了一点财，偶然在上海一次宴会上遇到，谈起来，方才知道是同学。他有两只招风耳朶，当时我们叫它「大耳朶」，他是苏州的香山镇人（苏州的水木工匠，都是香山人），直到我们叙旧时，他的香山口音，还不曾改变过。

　　和卿先生的开门授徒，大概不过两年多光景呢？他便出外作幕去了。原来他和吴清卿（名大澄）为至戚。吴放了湖南巡抚，便招了去，在抚院中，他当了「殊墨笔」（郎代批公事，此职，惟督抚衙门始有之）。说起吴清卿，苏州有两个吴清卿，一为做湖南巡抚的，苏人称为贵的吴清卿；一个便是我的舅祖，我祖母的弟弟，号称苏州首富，苏人称为富的吴清卿。後来这两个吴清卿的孙子，都成了画家，一个吴湖帆，一个吴子深。

　　和卿先生初名元豹，後因元豹两字，音同元宝，改名为元揆，他是一位廪生，文学很优，字也写得很好，为人忠厚诚笃，但他的同族中，说他是书呆子，呼他为「瓦老爷」（苏州人嘲笑忠厚老实人，有此名称），他自从作幕以後，便抛弃了教书的生涯，以保举及捐资，得知县职，到江西去候补，做过了几任知县。他的儿子号学洲，学洲的儿子名赓夔，笔名苏凤，是一位名记者，以亲谊的关系，我比他长两辈，所以苏凤呼我为公公。

文如玉

十二、我的近视眼

　　近视眼有遗传性吗？在我的直系上，是一个问题。说它有遗传性吗？我的父母，都不是近视眼，我的祖父、祖母，也不是近视眼，何以我是近视眼呢？说它是没有遗传性吗？何以我的儿女中，很多近视眼呢？虽然他们深浅不一。而且我是近视眼，他们的母亲也不是近视眼呀！

　　我在八九岁的时侯，近视眼就显露了，远的东西看不出，近的东西，虽极纤细的也能明察秋毫。祖母那时便抱怨我开蒙的陈先生，她说：在我初学写字的时候，每到下午四五点钟放学时候，便写字了（起初描红，先生还把笔，後来写书法，以薄纸印写）。书房中墙高庭小，垂暮时光，光线不足，所以出了毛病。但其实不然，私垫中习字，都是在这个时候的。

　　那末说近视眼是先天关系，既不尽然，後天关系，那是有的。当我在八九岁的时候，文理已经略通，便喜欢看小说书，而这些小说书，又都是那种木刻小字的书，有的是那种模糊不清的麻沙版，看起来是很费目力的。我记得我的外祖家中，有一间屋子，他叫做东书房的，这里有一口书橱。有一天，我在这书橱中，翻出几本书来一看，全都是小说，有「封神榜」、「列国志」、「说唐」、「隋唐」、「岳传」之类，发见了这个奇秘。大为喜悦，好似後来人家发见了敦煌石室一般。因此不到外祖家则已，去了，总是躲在东书房里看书，而这个东书房甚为黑暗，夏天蚊虫成市，我总是不声不响，在里面看书，这定然与我的眼睛有关系。

　　谈起看小说，我的正当看小说，还在九岁时候吧？家中有一部残缺的「三国演义」，也是从一只旧书箱里翻出来的，我见了如获至宝。起初是愉偷摸摸的看，因为从前小孩子不许看小说的，除了看正史以外，不许看野史。後来被父亲发见了，说是看「三国演义」无妨，非但不禁止我看，而且教我每天要圈点几页。（从前有许多书，都没有圈点的，自己加以圈点，也分句读；人名、地名，也在旁边加上一竪，与现在新符号也差不多。）

　　不过看章回小说，看了前一回，便要知道後一回怎么样？每天晚上圈几页，怎能过瘾呢？於是仍旧想法子偷看了，最好的时间，是在大便时，大便已经完了，可以超来了，但是依旧坐在马桶上（这个名称，苏人称为「孵马桶」），偷看「三国演义」。不久，被祖母知道了，大骂一顿，说道：「你在马桶上看关圣帝君的事，真是罪过，将来要瞎了眼睛。」实在说，在马桶上看书，总是光线不足，有损眼睛。不想後来成了习惯，在大便时，不论什么书，终要取一本在手中阅看。

　　既而上海出了那种缩小的石印书，最是损人眼睛，而且那些出版商，还印出了许多「大题文府」，「小题文府」、「试帖诗集腋」等等书籍，那是搜集了前人所作的八股文、八韵诗，以供人抄袭獭祭之用，这是他们一种投机事业。印出来的字，小得比蝇头蚊脚，还要纤细，有的必须用了显微镜，方可以看得出。这些书都是为了考试时，便於夹带用的，所以销场奇好。

　　但是看这些小字书，很伤目力，当时一大半的近视眼，都是由此养成。尤巽甫姑丈，最痛恨这些石印的八股八韵书籍。他的批评，说这种书，不但伤害青年的目力，而且看了这等书，足以汨没性灵。譬如一个先生，出了一个题目，要教他的学生，做一篇文章。这须要自出心裁，把思路展开，然後才能做成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因为自己做不出，不肯去想，於是去翻前人所做的文字，这个思想就把它关住了。那时不但剿袭他的意思，还剿袭他的成文，自己就一辈子没有思想了。所以巽甫姑丈说：「这些刻出来的石印书，伤害眼睛还小，伤害性灵更大呢。」

　　不过我对於那些石印书，受害还轻，因为我没有钱去买什么石印书呢。但石印书有许多很适用的，譬如像「诗韵合璧」之类，我曾有一部，觉得很为便利，有些工具书，都靠了石印本而利用。如其它的许多木版书，卷帙浩繁，携带不便，却经过了缩小石印，便成了袖珍本了。譬如说吧：像「史记」、「前汉书」、「後汉书」、「三国志」，人家称为四史，若是木版的，要装好几只书箱，现在可以缩成几部书，那是多么便利呢。

　　我在十岁那一年上，就有一副眼镜了。那件事，是我牢牢记着的。因为我是近视眼，看见人家戴眼镜，颇为羡慕。亲友中也有近视眼的，把他们卸下来的眼镜张望着，颇觉明亮。我久有此意，要想有一副眼镜。但小孩子怎能戴眼镜，在当时是不许的，要被大人所呵斥。

　　就在那年的秋天，父亲为了奖励我读书，他允许带找去看一次戏。不过有两个条件，第一件，要那天是先生放学，不能因为娱乐而旷课。第二件，也要他自己有空工夫。於是我只有等待，等待到那一天，先生果然放学了。至於父亲有空工夫，那是不成问题的，他近来本来不太忙，即使有事，他也会带我去的。

　　父亲对於儿童不能失信，因此催着早早吃午饭，便到城隍庙前那家戏馆来了（那时苏州城内，只有一家戏馆，唱文班戏，文班戏即是昆剧）。谁知到了戏馆门前，冷落无人，铁闸也关起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呀？一问邻近，方知今日是忌辰。所谓忌辰者，便是那一天是清朝历代皇帝皇后的死忌，这一天，照例不许演戏的。可是我却觉得很是失望了，好容易一直盼望，得到今天，才有这个机会，结果是为了忌辰而停锣，我的懊丧，真是要眼泪挂出来了。

　　父亲却安慰我道：「这一次遇到了忌辰，还有下一次呢。」又道：「你不是想有一副眼镜吗？」於是我们父子两人，便到穿珠巷来（穿珠巷在苏州阊门内，苏人又呼它为专诸巷，那里都是眼镜店，苏州人有句谜语道：「穿珠巷配眼镜，各人的眼光不同」）。我那天就配了一副玳瑁边的眼镜，这时，外国货的眼镜，还未流行到中国来，我的这副眼镜，全是国货，而且全用手工制成的，不是玻璃，面是水晶，价值墨西哥洋银一元。回到家里，我非常高兴。把看戏逢着忌辰的失望，全忘怀了。戴着眼镜去见祖母，祖母说：「小孩子不能戴眼镜，只怕愈戴愈深，藏起来，到要看远处的地方才戴罢。」

　　不但小孩子不能戴眼镜，苏州那些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虽然近视眼很多，年轻时也不大许戴眼镜。说也可笑！他们希望在科举上发达，预备将来见皇帝，什么引见，召见之类，都是不许戴眼镜的。我有一位朋友，他祖上是做过大官的，却是个高度近视眼。有一天，皇帝在便殿召见，那皇帝东向而坐，对面却安一面大穿衣镜面的屏风，他糊里糊涂，只向那面大穿衣镜面前跪了。太监看见了，掩口而笑，把他拉过来，说道：「皇上在这里。」因为他是大臣，不加谴责，但是皇帝心里终觉得不高兴，臣子不免就吃亏了。

文如玉

　十三、儿童时代的娱乐

　　在我十岁以前，苏州有什么娱乐呢？就记忆所得，略为述之。

　　第一、我就要说戏剧了。当时苏州的戏馆，城内只有一家，在郡庙前，就是上文说过，父亲带我去而适逢忌辰的那一家，专唱昆剧的。城外也有一家，在阊门外的普安桥，那是唱京戏的。这两家戏馆，都不是常年唱戏的，有时唱戏，或两三个月，便即停止，或另一个戏班来上演了。

　　当时苏州有一个禁令，城里只许唱昆剧，不许唱京戏，听以京戏到苏州来，只许在城外普安桥那个戏舘里唱。苏州当时的戏剧，以昆剧为正宗，其余所谓京班、徽班等等，都好像野狐禅、杂牌军一般。而且当时城内城外，好像分了两个疆界，城里是要整肃的，不能五方杂处，城外就可以马马虎虎一点了。

　　唱昆戏的都是苏州本地人，缙绅子弟，喜欢拍曲子的很多，有时也来一个「爷台会串」（又叫做清客串），哄动城厢内外，真是万人空巷。京戏在苏州，却没有那种盛况。京戏大概是从上海来的，也有从各方来的，他们所谓外江班，到苏州来打野鸡的。昆剧为士大夫所欣赏，从不加以禁止，京戏则有时要加以取缔了。京戏中有许多如卖胭脂、卖绒花、打樱桃、打斋饭、小上坟、荡湖船等，官厅目为淫戏，便禁止不许唱了。（按：从前无警察，所谓官厅者，指县衙门而言）。

　　除戏剧而外，苏州最流行的是说书。说书分两派，一派说大书的，称之为平话，只用醒木一方，听说的书，如三国、水浒、岳传、英烈、金台传之类；一派说小书的，称之为弹词，因为它是要唱的，所以有三弦、琵琶等和之，所说的书，如描金凤、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姻缘之类。这些大书小书，我都听过，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都是喜欢大书，不喜欢小书；因为大书是描写英雄气概，小书只是扭扭捏揑，一味女人腔调而已。

　　书场都是附设在茶馆里，但也有独立的。我们去听书，每人花十余文，而且他们还给你茶吃。书场有班老听客，他们是天天光临的，听得有了瘾了。像我的小时节，不过零零碎碎，断断续续，东鳞西爪，跟着大人们去听一回两回罢了。但是在新年里，不读书，也有跟着大人们连听十几回的。那种的书场，或大书、或小书，每次只说一档书，没有像後来上海那般书场，每一场有四五档书的。只是到了年底说会书，也常有四五档，这正是盛况空前。

　　说书名家，我所听到的，有马如飞的「珠塔」（那时我年纪很小，不大记得），顾雅廷的「三笑」，王效松的「水浒」，王石泉的「倭袍」，金耀祥的「金台」等等，不过都是零零落落，或只听到两三回。有的是在人家有喜庆事，在堂会上听到。从前上等妇女，不上书场，但也并不禁止，偶有一二，大都年老妇女，男女座位，也是要分开的。妇女们听书，大户人家，往往有长堂会，每天到她们家里来说书的。

　　戏剧说书之外，还有什么「曲局」与「清唱」。「曲局」者，也是人家有喜庆事，聚几位平时喜欢唱曲的人，同时会唱，以示庆祝之意，主人则备盛筵以饷客。「清唱」者，雇一班专门清唱的人，唱唱说说，语多发噱，名之曰「摊簧」。两者有所不同，就是一雅一俗而已。

　　杂耍中有一种苏人称之为「戏法」，即今之所谓魔术。戏法有两种，一种是文的，一种是武的。文的藏物於身，说说笑笑，忽然一件，一件的从身上搬运出来，有玻璃十八件，各种各样物件。我曾见从身上搬出一大坛酒的，足足有五十斤。又曾从身上变出一个十四五岁童子，真不知他如何藏法。

　　武的有飞水、飞碗、吞剑、吐火之类的种种技术。人家有喜庆事，以娱来宾。则取文的，以求雅驯。至於武的，不免剑拔弩张，大概在庙会场上，可以时时见之。

　　更有一种号为女说书者，他处未见过，惟苏州有之。每於冷街僻巷处，门前贴一字条，上写「某某女先生，弹唱南北小调，古今名曲」的字样。起初只是一二盲女，卖唱度日，随後即有非盲目之青年女子，亦作此生涯。既而更有秀丽出众的人物，亦出现其中。人家有小喜庆事，往往招之使来，唱唱各种小曲，妇女们喜听之。若是盲女，从吃夜饭来，到半夜回去，不过八百文，或至一元；倘非盲女，则须三元左右；如为出众人物，或令之侑酒，以至天明方散，则须加倍还不止。惟此种女说书，绅士人家，概不请教，以其不登大雅之堂呀。

　　我的对於戏剧、说书、歌唱、杂耍等等，每在亲戚喜庆人家，所见为多。因为我家虽寒，亲戚中颇多富豪。他们每逢有喜庆事，常接连数日，有些娱乐，戏剧则有堂会，以昆戏为主，亦有唱「髦儿戏」者，乃是女班子也。那些富贵人家，都可以临时搭起戏台来，妇女亦可垂帘看戏。说书名为堂唱，往往连说几天。其它歌唱、杂耍，每遇宴庆，亦必招致。

　　再及低级之娱乐，则在城中心之玄妙观内，各种都有。如露天书，独脚戏、说因果、小热昏、西洋镜。那些都是属於文的。其它如卖拳头、走绳索、使刀枪、弄缸弄蓬，那些都是属於武的了，因此苏州的玄妙观，可称为儿童的乐园。

　　其次便是街头娱乐了，也为儿童所欢迎。街头娱乐最普通者有两种：一为木人头戏，演者挑一担，择街头略空旷处，敲起小锣，儿童群集。他就用扁担等支起一个小戏台来。一为猴子戏，由猴子演出种种把戏，召集街童观看。

文如玉

十四、坐花船的故事


　　有一件事，使我虽老不能忘怀，这是我在八岁的那年，父亲带了我曾去坐过一次花船。怎么叫做花船呢？就是载有妓女而可以到处去游玩的船。苏州自昔就是繁华之区，又是一个水乡，而名胜又很多，商业甚发达，往来客商，每於船上宴客。这些船上，明灯绣幕，在一班文人笔下，则称之为画舫。里面的陈设，也是极考究的。在太平天国战役以前，船上还密密层层装了不少的灯，称之为灯船。自遭兵燹以後，以为灯船太张扬，太繁糜了。但画舫笙歌，还能够盛极一时。

　　当时苏州的妓女，可称为水陆两栖动物。她们都住在阊门大街的下塘仓桥浜，为数不多，一共不过八九家。这里的妓院，陌生人是走不进的，只有熟识的人，方可进去。在门前也看不出是妓院，既没有一块牌子，也没有一点暗示。里面的房子，至少也有十多间，虽不是公馆排场，和中等人家的住宅也差不多。

　　不过她们的房子，大概都是沿河，而且後面有一个水阁的。她们自己都有船，平时那些小姐们是住在岸上的，如果今天有生意，要开船出去游玩时，便到船上来，侍奉客人。平时衣服朴素，不事妆饰，在家里理理曲子，做做女红，今天有生意来了，便搓脂滴粉的打扮起来了。

　　那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国人称之为中元节。苏州从前有三节，如清明节、中元节，下元节（十月初一日），要迎神赛会，到虎丘山致祭，而城里人都到虎丘山塘去看会，名之曰：「看三节会」。而载酒看花，争奇斗胜，无非是苏州人说的「轧闹忙」「人看人」而已。

　　七月十五那一天，他们妓船生意最好，因为这些花船帮的规矩，在六月初开始。这些船都要到船厂去修理，加以油漆整补等等，到六月下旬，船都要出厂了。出厂以後，似新船一样，要悬灯结彩，所有绣花帷幕，都要挂起来了。而且从六月二十四日，游玩荷花荡起（那个地方，亦叫黄天荡，都种着荷花。是日为荷花生日），船上生意要连接不断。如果中断了，便是失面子。假使七月半看会那一天，也没有生意，真是奇耻大辱了。

　　父亲那时，一来请请他的几位到苏州来的商家朋友，在生意场中，交际是少不得的。二则他也认识几条船，都是老主顾，每一次出厂，也要应酬她们一下子的。因此在半个月以前，早已约定，答应他们了。坐一天船，吃一顿船菜，要花多少钱呢？从前的生活程度，物价低廉，不过四五十元罢了。此外苏州的规矩，吃花酒的每位客人，要出赏钱两元，请十位客，也不过二十元，总共也不过六七十元，在当时要算阔客了。

　　父亲预先和我说：「你认真读书，七月半，我带你坐船看会。」我听了自然高兴，也不知道何处坐船？那里看会？只跟随父亲就是了。一清早，母亲便给我穿起新衣服来，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带我到那里去。这时我恰新做了一件两接长衫，这两接长衫，上身是白夏布的，下身是湖色云纱的。（按：当时成人们也穿两接长衫，一时盛行。原来这两接长衫，还是从官场中流行起来的。从前的官服是外套、箭衣，里面还有衬长衫，便是两接的长衫了。）里面是雪青官纱对襟小衫，下面玄色香云纱裤子。脚上淡红色纺绸单袜，蓝缎子绣花的鞋子，鞋子与袜，都是母亲手制的。头上梳了辫子，辩梢拖了一条大红纯丝的辩须。

　　由父亲领了，到一家人家，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家来了。但见房拢曲折，有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拉拉我，有的搀搀我，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後来又来了几位客，大家说：「去了！去了！」我以为出门去了，谁知不是出前门，却问後面走去。後面是一条河，停了一条船，早有船家模样的人，把我一抱，便抱了进船里去了。

　　但是那条船很小，便是苏州叫做「小快船」的，里面却来了男男女女不少人，便觉得很挤。我心中想：父亲所说的坐船看会，那就是这样的小船吗？我宁可在岸上看会了。後来那小船渐渐撑出阊门城河，到一处宽阔的河面，叫做方矶上，停有几条大船，把我们小船上，移运到大船上去。方知道因大船进城不便，所以把小船驳运出来，小船大船，都是妓家所有。

　　到了大船上，宽畅的多了，又加以河面广阔，便觉得风凉得多。於是一面吩咐开船，一面便大家解衣磅礴，我的两接长衫也脱去了，只穿官纱短衫。有许多客人，竟自赤膊，有一个大块头，露出个大肚皮。便有些娘姨大姐，给客人擦背心上的汗；有的给一个老公公只是打扇。她们也劝我脱去短衫，赤着膊儿，我却不肯。父亲说：「身上都是汗，擦擦吧！」一个大姐，给我脱去短衫擦身，但我来不及把衫穿上了。她笑对父亲道：「你看你的这位小少爷，倒像一位小姑娘。」

　　船开到野芳浜（原名冶坊浜），愈加觉的风凉了，他们移开桌子打牌，这中舱可以打两桌牌，但是他们打牌，我更无聊了。我一心想看会，会是在岸上过的，我便到头舱里去。他们特派了一个年约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名唤三宝的，专门来招呼我。指点岸上的野景，讲故事给我听，剥西瓜子给我吃。当吃饭的时候，她拣了我喜欢吃的菜，陪我在另一矮桌子上吃。吃西瓜的时候，她也帮助我在另一矮桌子吃，她好像做了一个临时小褓母。

　　临回去的时候，父亲叮嘱我道：「到了家里，祖母面前，不要提起。」父亲有点惧怕祖母，祖母晓得了，一定骂他，怎么带了小孩子去。我说：「母亲可以告诉她吗？」父亲笑笑，他说：「告诉母亲不要紧。」因为我什么都要告诉母亲的，无从瞒起。後来母亲知道了，也埋怨父亲，「为什么把孩手带到那里去。」父亲笑而不语。我父亲不是那种自命道学中人，说什么「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人，但他却是一个终身不二色的人。

　　非但此也，父亲什么地方都带我去看过。有一天，带了我到一家鸦片烟馆里去。那时候，鸦片烟馆是公开的，并不禁止。他自己并不吸烟，而有许多朋友都是吸烟的。甚而至於有许多生意经，都在烟馆里并枕而卧，方才订定了的。我还记得我们所去的地方，在苏州观前街太监弄现在吴苑茶肆的前身，房子既旧且大，生意很为兴隆。那个时候，好像在夏天吧，烟客们就灯吸食，都不怕热。我对於鸦片烟，并不觉得新奇，因为我早已见过，我的母舅，我的姑丈，他们都是瘾君子呀！

　　睹场中，父亲从未带我去过，苏州也有很高级睹窟的，他们称之为「公馆睹」。因为父亲生性不爱睹，这件事，我有遗传性质，我对睹也是不感兴趣的。至於当时流行的一种打牌，名为「同棋」的，父亲却打得甚好，伹输赢是极小的（麻雀牌流行的时候，父亲已故世了），东中市有一个钱业公所，父亲带我去过几回，据说里面可做输赢。只要是熟识的人，但凭一言，即可成交，可见从前商人信实，胜於现在。这种交易，大概以生银、银洋、制钱三种作比价，人家亦称之为「卖空买空」（这便是後来交易所的发轫始基）。当时苏州的术语，名之曰：「做露水」，父亲偶尔小拭其技，只不过估自己的眼光而已。

文如玉

十五、在新年里

　　父亲对於我的教育，主张开放，不主张拘束。他常和母亲说：「孩子拘束过甚，一旦解放，便如野马奔驰，不可羁勒。」但父亲又批评我道：「他太懦善，少开展之才。」从来「知子莫若父」，信哉斯言。不过我母亲又廻护我，说：「我宁有一个忠厚的儿子。」我又服膺此言。

　　在新年里，是儿童们最高兴的一个时期。我们从前在学塾里读书，并没有什么星期日放假之例。除了每逢节日，放学一天之外，便是每日一天到晚，关在书房里，即使到了夏天，也没像现在那样，要放暑假。不过到了年底年初，这一个假期，却比较很长。大概是每年到十二月二十日，便要放年学了，到了明年正月十六日，或迟至二十日，方才开学。

　　因此那个新年里，便是儿童活跃之期。不但是儿童，就是他的家长们，在新年里，也是吃喝娱乐之日。那班工商界的人，早的也要过了年初五，迟的竟要到正月二十日方才开工上市。连做官的人，也是十二月二十日封印，到正月二十日开印，在此期内，不理政务。

　　衣食住行四者之中，衣字当先。小孩子们到了新年，都要穿新衣服。高等人家的孩子，身上都是穿得花团锦簇，即使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那天也要穿的乾乾净净的一件花布衫儿。在除夕的夜里，母亲已经把我们明天元旦应穿的新衣服取出来了。虽然在新年里，天气很冷，我们的家规，小孩子是不穿皮衣服的，也只是棉衣而已。

　　母亲和祖母，在新年里，有一种特别装饰，因为现在年青人是不知道了，我至今还有一些印象，记之如下：母亲戴一只珠兜，齐额有一排珍珠，这个名词，叫做「珠勒口」。珠勒口的上面，有一条紫貂的皮，这个帽子，她们叫做「昭君兜」，我觉得母亲戴了，非常之美。祖母呢？戴了一种黑缎子的头巾，垂在後面，这头巾上，缀满了无数珠宝。巾尾是尖的，直垂到背後腰下，巾尾上辍了一粒宝石，中间有一条线痕，他们告诉我：这叫做「猫儿眼」。而且祖母所戴的巾，却叫做「浩然巾」。浩然巾是唐朝踏雪寻梅的孟浩然戴的，如何戴在老太太头上？後来偶然看到了乾嘉时代某君的笔记，中有「名不符实」一节，中有句云：「浩然巾戴美人头上。」可见那时候，不但老太太戴浩然巾，连年轻的女人，也戴浩然巾呢。

　　其次便谈到食了。新年中，是一个吃喝时代，在年底下，即预备了许多食物，以供新年之需，有些人家，甚而至於吃到正月十五，他们称之为「年冻」。不但自己吃，而且还请亲友来吃。因此在新年里，你到我家来吃，我到你家来吃，忙个不了。虽然，从年底下的年夜饭已经吃起，不过从前的苏俗，吃年夜饭只是家人团聚，不大邀家庭以外的人。

　　除饭菜以外，新年里还有种种的点心。有规定的是年初一、年初三，要吃圆子（一种小内汤圆）；年初五要吃年糕汤；元宵节要吃油堆之类。不规定的，则有年糕、春卷、粽子、枣饼、鸡蛋糕、猪油糕之类，名目繁多。不过在我小时节，吃东西不大告奋勇，加以胃也大不强健，多吃就要腹痛，不得不宣告戒严了。祖母和母亲，常是吃素的，一个新年中（自元旦至元宵）倒有一大半日子是他们吃素的日子。

　　其次说到住，新年里，房子也收拾到整整齐齐。在腊月底边，就有一次大扫除了，这个名称，叫做「挥埃尘」。新年里，不但将房子扫除，而且还要把它装饰一番。厅堂里有的挂起了绣金的堂彩，地上铺了红色地毡，花瓶中供了天竹、腊梅，有的还摆上几盆梅桩。中等人家，至少也供一盆水仙花。有些人家，大门上换了新的春联，可见得人要装饰，房子也要装饰的了。

　　中国人是尊敬祖先的，逢时逢节，都要祭祀，这便是儒教中慎终追远之意。因此新年中，每家都要把祖先的遗容，挂在内厅，有许多亲戚来拜年，他们要来拜祖先的。假如一个大族，宗支多的，更要互相来拜谒的。这喜容一直要悬挂到正月十六日，方才收去。喜容之前，也要供些香烛果品之类。

　　讲到行字，我便要想起新年里的拜年了。在新年里，苏州是盛行拜年的，自从改历以後，这风气渐革了。当初尽管你在平日不相往来的亲戚朋友，到了新年里，非互相拜一次年不可。据说：这也有一个道理，因为有许多亲友，终年不相往来，便要从此断绝，赖着新年互相拜一次年，从此又可以联络下去了。

　　拜年最出风头的，就是在年初二、年初三两天。在年初五以前也还好，过此以後，便落伍了。亲戚朋友多的，在城内外有百余家之多的，一天工夫来不及，就要两天，那得坐轿子。因此这两天的轿子，飞驰在街头，连人家走路，也要当心，轿夫是一路在喊口号的。这时候，苏州代步的工具，没有车子，只有轿子，妇女们裹了小脚，出门也只有坐轿子。有许多人家，家里自己有轿子，多的有好几顶轿子，安放在轿厅上。轿夫临时可以召唤，有的且养在家里，如医生之类，名之曰：「长班」。

　　新年的游观，在前面已说过，儿童最喜欢的是玄妙观。偶然看一回戏，也要预先定座。听书是要个耐心的儿童，方才坐得住。其次，城外有个留园，城内有个怡园，两个私家花园，也开放了让人游玩（都是收游资的），倒可以消磨半天光阴，里面也可以啜茗，儿童们都是家长带了去的。

　　新年的睹博，在苏州的巨室中也有之，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儿童中的赌具，一为状元筹，二为升官图，别的都不许睹。我家里有一副象牙的状元筹，刻得很工细，但一过新年，将近开学，祖母便命令收起来了。我们一家都不喜睹，只有祖母，她会「同棋」一种，也是四个人坐着打的，规律极严。苏州上等人家，往往玩此。至於後来流行的叉麻雀，当时苏州看也没有看见。「挖花」，却是老早就有的，但那些都是桥头巷口的轿夫们玩的，上等人不屑玩此。

　　元宵古称灯节，在古时必有灯市，就是称之为上元灯的，在我儿童时代，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儿童们不过是放花炮，买花灯，以应景而已。况且在那个时期，已经将要开学，儿童们是想心事，收骨头的时候了。倒是正月十三日起，宋仙洲巷猛将堂里的大蜡烛，足以哄动一时。这一对大蜡烛，足有一百余斤，是城厢内外的蜡烛店家公同供献的。

文如玉

十六、我的拜年

　　关於我在儿童时代，新年里拜年的事，我得略说一说：

　　向来新年里拜年，是父亲去的。我们的亲戚很多，加上父亲的朋友，每次拜年，也近百来家。苏州人向来是工於应酬，人家既然来拜了，你怎可以不去回拜呢？坐轿子，具衣冠，要两天工夫。商业中，这几天里还要理理账，而他又素性疏放，视拜年为畏途。在我九岁的一年，父亲主张明年新春，他自己不出去拜年，要改我去了。他说借此也可以学学礼貌上的一切。

　　於是把向来拜年的人家，改编了一下。有几家，不来回拜的，就不必去了。有几家，是父亲的朋友，比较疏远的，可以不必去了。有几家，本是老亲，几乎相见不相识了。有几家，已迁居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新地址。就剩几家至亲好友，是非去不可的，於是删繁就简，仅存五十家左右，那末坐一天轿子，也可以赶完了。

　　对於出去拜年，我倒并不畏惧，我从小就不怕生，平日亲戚人家有庆吊事，我居然也去应酬，并不怯场。并且新年里有人到家中拜年，父亲老不在家，便是我去陪客。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出去拜年，要像大人一样，穿了衣冠，不能再作小孩子的打扮。因为我看见也有几个小孩子，到我家拜年，是穿了似大人一般的衣冠的，我很有点羡慕他们。

　　家中人曲徇我意，取出了父亲一件灰鼠马褂来，这件马褂又长又大，父亲本不爱穿，改缝了一件小的灰员外套，那正合式。外套里面的袍子，我本来有的，不必穿箭衣了。特为定制了一顶小头寸的暖帽，上面还装了一个水晶顶珠（本来水晶顶珠是五品官职，但小孩子是随便的）。脚上鞋子也可以了，但是我坚持了穿一双靴，我觉得穿了靴，气派得多，并且靴底厚，人也可以见得高一点。父亲不得已，便给我去定了一双靴。

　　轿班在隔年就定下来了，大除夕，轿班来取年赏，祖母就关照他了：「明年是我们小少爷出去拜年了，只要年初二一天。一肩蓝呢轿，三名轿夫，一天里五十余家都要拜完。」我们的轿班头，名叫阿松，听了很高兴。第一，因为小少爷身体轻，抬了毫不费力。第二，一路上抬了轿子，先到那家，後到那家，全由他们支配作主。

　　但是有两处，却得预先规定，不得更改的，乃是到史家巷吴宅吃午饭，到桃花坞吴宅吃晚点。史家巷吴宅，便是我的外祖家，父亲每年出去拜年，也是如此的。这种常年老规矩，轿班们早已记得的，而且史家巷吴老太爷那里吃饭，他们最愿意，因为外祖父待下人极宽厚，轿班们不但给了他们轿饭钱，而且还欵待他们酒饭，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那天我吃了早餐，八点钟就出门了，把那一张拜年单子，给轿班头看了，他们会排定了路由。在那个城圈子里，分定了东南西北，使他不跑冤枉路。城外的亲戚，我们极少，即有一二，也不挤在这一日去拜年。轿班的意思，要尽一个上午，拜去三十多家，然後到史家巷吴宅吃饭。吃过饭後，再拜一二十家，然後到桃花坞吴宅吃点心，吃了点心，便可以回去了。

　　因此出门时，先到胥门，盘门，後到封门、娄门，盘、娄两门较冷落，我们亲友也少，再由城中心到史家巷，差不多也有三十家人家了。吃过饭後，再由城中心到齐门，阊门，约摸二十家人家，到桃花坞吃点心，也就正好，因为轿子轻，他们抬得飞快，在下午从吾外祖家出来，他们喝跑了一点老酒，脚里更有了一点劲，轿子正像飞的一般。

　　有几家疏远的亲友，轿子到了门口，他们挡了驾，说主人不在家。既然挡驾，就不必下轿了。可是那些轿夫，不管三七廿一，却把轿子抬进门去停下。轿子停下，我只好出轿了，原来我不出轿，他们拿不到轿封，那些人家的挡驾，也是不愿出轿封。总之这一天，我不能自主，完全听命於这几个轿夫了。直到如今，社会上流行一句俗语，叫做「被人抬了轿子」，只怕就是这种情景了。

　　到了一家人家，有的献了茶，说主人不在家。有的主人明明在家，也说不在家，他们看见拜年的是个小孩子，谁高兴和你周旋呢？这就使轿夫们很愿意，可以马上就走。但到几家亲戚人家，可以直入内室的，有些太太奶奶喜欢小孩子的，便要装出果盘来，问长问短，十分亲热。这一来，可要躭搁许多工夫，那时轿夫就要着急，传进话来催请，吵着：「来不及了，还有好多人家呢。」

　　这个拜年，蝉联了几年，直到父亲故世以後，我在居丧时期，不出去拜年。到後来更觉拜年毫无意义，对此颇生厌倦。不过有几家至亲，奉了祖母和母亲之命，新年里还是要去拜年的。还有的他们既然先来拜了，礼尚往来，也是不能不去回拜的，那就不坐轿子，安步当车了。

文如玉

十七、自桃花坞至文衙弄

　　在桃花坞住了约有三年多光景，我们又迁居到了文衙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古迹，乃是明代的文徵明，曾住在这条巷里。文徵明的故宅，就是我们所住的那座房子的贴邻，现在已改成为七襄公所了。因为文家住在那里，这条巷便称为文衙弄。我起初以为凡是官署，方可以当得一个衙字，因此那种官厅，都称之为衙门。谁知从前却不然，凡是一个大宅子，都可以称之为衙。苏州有许多巷名，都有衙字，像「申衙前「包衙前」「谢衙前」「严衙前」等都是。想当初必定是姓申、姓包、姓谢、姓严的，在这里建筑了一所巨邸，因此就成了这个巷名了。

　　这个七襄公所是什么机构呢？原来是苏州绸缎业的一个公所。从前没有什么同业公会那种团体，可是每一业也有一业的公所，是他们集资建筑，组织也很完密。即使是极小一个行业，他们也有公所，何况绸缎业，在苏州是一个大行业呢？从前中国丝织物的出品，以苏、杭为巨擘，行销全国，机匠成千家，有绸缎庄，有纱缎庄，分门别类。这个七襄公所，就是绸缎业的公所，七襄这个古典名词，就由此而来的。

　　文徵明的故宅，怎么变成了七襄公所，这一段历史，我未考据。大概是在太平之战以後的事，因为里面的房子，都是新修葺的。里面却有一座小花园，有亭台花木，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还有一座华丽的四面厅。因为我们住在贴邻，又和七襄公所的看门人认识，他放我们小孩子进去游玩。除了四面厅平时锁起来，怕弄坏了里面的古董陈设，其余花园各处，尽我们乱跑。

　　七襄公所有两个时期是开放的，便是六月里的打醮，与七月里的七夕那一天，致祭织女。打醮是大规模的，几十个道士，三个法师，四个法官，一切的法器、法乐，都要陈列出来，这个道场，至少要三天，有时甚至五天、七天。里面还有一座关帝殿、威灵显赫。七夕那天致祭织女，在初六夜里就举行了，拼合了几张大方桌，供了许多时花鲜果，并有许多古玩之类，甚为雅致。织女并没有塑像，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画轴，画了个织女在云路之中，衣袂飘扬，那天便挂出来了。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几位曲友，在那里开了曲会的。

　　七襄公所荷花池里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据说：是最好的种，不知是那个时候留下的。每年常常开几朶并头莲，惹得苏州的一班风雅之士，又要做诗填词，来歌咏它了。所以暑天常常有些官绅们，借了它那个四面厅来请客，以便饮酒赏荷的。

　　这时候，我家有个小小神话；有一天早晨，祖母向母亲说道：「昨夜里做了一个梦，有人请我吃汤包，不知是何意思？」母亲笑道：「这有什么意思呢？前几天，不是吴桥堍下新开一家汤包店吗？我们明天去买两客来吃。」婆媳两人，也一笑而罢。谁知那天下午，七襄公所的看门人，把我送还家里，好像一只落汤鸡。原来我到他们花园里去玩，见荷花池里有一只大莲蓬，足有饭碗口大。我想采这只大莲蓬，跌入荷花池里去了。幸亏看门人拉起来，虽不曾受伤，但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当母亲给我换衣服的时候，祖母说道：「哎呀！对了！汤包！汤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汤吗？准是观世音菩萨来托梦了。」

　　我家迁居文衙弄时，房东张氏，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太太，她已孀居了，有子女各一。我们住居在楼上三大间，甚为宽畅，兼有两个厢房，张家住在楼下，而楼下一间客堂，作为公用。此外他们还有傍屋，也是出租给人家住的，但留下一座大厅，是不出租的。门前租一裁缝店，那就不需要看门人了。大概这位老太，除了一些储蓄之外，便靠收房租也足度日了。

　　她的那位女儿，年已二十三四了，小名喜小姐，读过书，人家说她是才女。不过当时苏州一个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还未出阁，人家便要说她是老小姐了。但这位小姐，却还未许配与人，当然姿色是差一点，但也不十分难看。终日躲在房里，不大出来，有一部木板的「红楼梦」，据说颠来倒去，看过几十遍了。我那时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很想借来一看，但是父亲不许，他说：「你这年纪，看不得红缕梦。」我这时，却也莫名其所以然。

　　她的那位儿子，此我大三四岁，後来我附读在他们所请的先生那里，我就和他同学了。（从前又叫做「同窗」。）他的名字叫禹锡，与唐代诗人同名，为人倒也恳挚，就是不大勤学。这位我的同学而又是房东，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忽然又遇到了他，四十多年未见面，他这时是上海德国人所开的西门子洋行的职员。

　　在这个时期，我的那位顾氏表姊出阁了。这位表姊，从三岁起，一直就在我祖母身边，因为我的顾氏三姑母，在她三岁时，便故世了。因此那位表姊，是在我家长大，而我们对她，也像胞姊一样。现在她出嫁了，从祖母起，我们全家，对她都有依依惜别之情。

　　她的夫家姓朱，我那位表姊丈朱静澜先生（名锺潆）後来是我的受业师，以後常要提起，这里暂且不说。但我那位表姊出阁时，她继母也已故世，家里仅有父亲一人，他究竟是男人，而且住在店里，不常归家。所以表姊归宁，也常常回到外祖母家，即是我家来，而这位朱姑爷也随之而来，好像是我家女婿一般。

　　那时我已十岁了，父亲因为自己幼年失学，颇担心於我的读书问题。可是他在我们迁移到文衙弄的时候，早已探听得房东张家是请了一位先生的，这位先生是很好的，於是就预备迁移过去後，就在那里附读了。

文如玉

十八、纪顾九皋师

　　顾九臬先生，是我的第四位受业师。当我们迁居的时候，恰巧姚和卿先生又出外就幕去了。如果迁移了新居，於我读书不便，可不是焦心的事吗？後来父亲探听得张家本请了一位教师，而且知道这位先生的教书，很为认真。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不可错过。因为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境，已不能独立请一位教书的先生了。


　　先给张老太太说好，然後父亲去拜访顾先生，谈得很好。父亲的意思：「现在那些塾师教学生，只是要教他们死读，读得烂熟，背诵而流，而不肯讲解，似乎不能开他们的知识。最好是读一首书，便要把书中的道理，给他讲一遍，方能有益。而且懂得了书中的意义，便也可以记得牢了。」

　　顾先生的意思：「讲解是要紧的，熟读也是必须的。那些圣经贤传，非从小读不可，年纪一大，就读不熟了。」他说：「将来你令郎要应科举考试吗？主试的出一个题目，你却不知道在那一部书上？上下文是什么？你怎能做文章呢？如果读熟了的，一看题目，就知这题目的出处，上下文是什么，才思敏捷的，便可以一挥而就了。讲解自然是要紧的，但要选择容易明白的，由浅而深方可。假使是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稚学生，要给他们讲性理之学，道德之经，这是很烦难的了。上学以後，我先试试令郎的资质如何？再定教导的方法吧。」

　　本来这学堂里，已有了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张禹锡兄，还有一位钱世兄（已忘其名），年已十六七岁了。我去了，多添了一人，共有三人，而我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先生是愿意的，多添一位学生，每年也可以收多得十余元的束脩，不无小补，而我的加入，也可以算例外的。

　　顾先生的家里，住得很远，是在葑门内的织造府场。（前清时代，有三个织造衙门，一在南京，一在苏州，一在杭州。）从织造府场到文衙弄，真是从城内的东南到西北。所以顾先生要在馆里住四五天，方才回家一次。那位钱世兄呢，也住在葑门平桥，是顾先生到馆及回家必经之路，因此带出带归。原来钱世兄的父亲，和顾先生是老朋友，年龄既大，又无妻室，把钱世兄重托了顾先生，但是钱世兄佻达性成，顾先生监督甚严。

　　为了钱世兄年纪大了，已经开笔作文，张禹锡也十三四岁了，所以顾先生每天就要讲书，我年纪最小，但在讲书时候，令我旁听。讲过以後，他仍都要回讲，可是回讲不出，尤其那位钱世兄，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先生常常骂他。实在当先生讲书时，他并未入耳，因此心不在焉。我在旁边，心中想道：这几句书的意思，我倒明白，可惜先生不来问我，不教我回讲。

　　有一天，也是讲书以後，要他们回讲，他们都讲得不对。先生见我在旁边，便问我道：「你讲得出吗？你来讲讲看！」我便把几句书的意义解释了，先生大为夸奖我。夸奖我便是斥责他们，先生说：「你们年纪如许大了，反不及一个年纪小的。」其实先生讲时，他们指东话西，不在仔细听，我却是静听，所以回讲得出。

　　从此顾先生便特别注意我了，常常讲书给我听，但浅近的我可以明白，深奥的我可是不懂。这时候，我四书已经读完了，就在读五经。照寻常规例，是诗、书、易、礼、春秋，依着那个顺序读下去，但是在姚和卿先生案头时，他就说：诗经、尚书、周易，更加使小孩子难懂，不如先读礼记吧？礼记有几篇较为容易明白一点，所以我那时，礼记已读了半部了。

　　父亲的意思，要教我开笔作文了，因为我「三国志演义」也看得懂。而且见那两位大世兄读「唐诗三百首」，先生讲时，我也旁听。先生教他们读时，我觉得音调很好听，於是咿咿唔唔也哼起来了。先生也教我买了一部「唐诗三百首」来教我读，先读了五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高兴得了不得，从睡梦中也高吟此诗，好似唱歌一般。

　　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初步，最为奇特，第一步就是对对子。最先是两字对，以後便是三字对、四字对、五字对以至七字对。这其间便要辨四声，每一个字，都要知道它的平仄声。如果不知道，不是问先生，便要去翻字书，须要弄清楚那个字是平声还是仄声。对对也得辨明平仄，譬如「红泥」对「白石」，那是平仄协调，假使「红泥」对「黄沙」，因为「红泥」与「黄沙」四字，同为平声，便不协调了。

　　对对子到了五个字，便要成一句子，而且「仄仄平平仄」，就要调起平仄来了。这时候，也可以开始做诗了，五字一句，先做二十字，不管你通不通，诌成一苜，先生便给你改正。为什么要做五言诗呢？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持，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这八股八韵的考试制度，先把儿童的脑筋，冻结起来了。

　　大概开笔作文，总是先做诗，後作文，这个传统，不知从何来的。不过我在这四句诗约略可以诌成的时候，顾先生便教我作文了。作文为了预备考试起见，便要学作制艺。（名曰「时文」，又曰「八股文」）最先做「破承题」，其次做「起讲」，随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才得完篇。但顾先生却不如此，他教我先做一百字以内的小论，题目也是出在四书上的，第一篇是「学而时习之论」。

　　我在顾先生案头，很有进步，顾先生对我，也循循善诱。当时的作文，不是像现代那样用语体文的，我至少对於文言文的虚字，算是已弄通了。大概有两年多光景吧，这其间有个波折了。原来这位先生是张氏延请的，我不过是附读而已。张氏老太太因为她的儿子进境很迟，说先生偏爱了我，这位老太心窄嘴碎，时时冷言冷语，我祖母听了，便不服气，以为她们自己溺爱，学业不进，却迁怒人家。於是在我十三岁的春初，就拜了我的表姊丈朱静澜先生为师了。

　　顾九皋先生是一位道学家，平日规行矩步，目不邪视。他每日要写几行「功过格」，把每日自己的行为，为功为过，写在一本簿子上。这本写「功过格」的簿子，锁在书桌的抽屉里，不给人家看见，我们却千方百计想去偷看他的「功过格」。有一天，他的抽屉忘记锁了，被我们偷看了，中有一条写着道：「今日与年轻女子作戏谑语，记大过一。」我们看了都大笑，以为顾先生是一位「迂夫子」。

　　自从我出了他的书房门，又过一年，他也辞馆了。好像他曾经出了一次门。一直到我进学那一年，照例，要抄考试的文章给教我作文的师长看，到他家里，他非常客气，将文字加圈，加上赞誉的评语，还送我到大门外。後来我为饥寒所驱，奔走在外，一向不曾去谒见先生。直到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在南京，有一位同乡谈起说，苏州有两位**，都是顾九皋先生之子，现在已被捕入狱了。我想顾先生是一位道学家，怎样他的世兄是**呢？如果嫌疑轻，或者可以想营救之法。因为那个时候，嘉兴沈家，有一位学生（沈钧儒先生的侄辈），也是以共产嫌疑被拘，我是受了沈定九之托（定九为钧儒之兄），向陈公洽（仪）说项，托他在宪兵司令部保出来的。到了从南京回上海时，我特地在苏州下车，访问此事，他们告诉我；这还是前年的事，那两位世兄，一位已瘐毙狱中，一位释放出来，现在不知何往了。至於顾先生则已逝世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