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十九、桃坞吴家

　　十岁以前，我随母亲，到外祖家去的时候多。十岁以後，我随祖母，到舅祖家去的时侯多。那时我的最小姨母已嫁，外祖故世，母舅无业，日渐雕零了。舅祖家即是桃花坞吴家，简称之曰：「桃坞吴氏」，其时则正欣欣向荣呢。

　　我的舅祖吴清卿公生有二子，长子号砚农，次子号伊耕，这是我的两位表叔。他们兄弟两人，相差有九岁，那时候，砚农表叔已娶妻，生有二女，伊耕表叔则年方十八九岁，尚未娶妻，他们兄弟两人，都是在十五六岁，便进了学。清卿公家里请了名师栽培二子，我记得第一位请的名师是叶昌炽，就是写「缘督庐日记」、「语石」，「藏书记事诗」的那位名翰林。第二位管先生（我已忘其名），他是吴中的经学大家。两人的资质都很好，但是清卿公的意思，以砚农不再追求科举，教他管理一切家业，伊耕使他学问上进，将来在考试上博取功名。这个在苏州的绅富门第，都是如此打算的，大概以一二人保守家产，其余的进取功名，这样则「富」「贵」两字，都可保得。

　　殊不知我那位伊耕表叔，学问虽好，身体孱弱，从小时候，就是一个「药罐头」，（从前中国，有病总是吃汤药，故称多病之人曰「药罐头」）。每年总要大病一场，小病就是家常便饭。他廿一岁就补了廪，第一次乡试，得了个「堂备」（堂备者，房官把这本卷子荐上去，名曰「荐卷」，主试阅卷後，在卷子上，批上「堂备」两字，就是预备的意思），第二次乡试，可以稳稳的一名举人抓到手里。苏州乡试是要到南京去的，临行之前，又是一场大病，懊丧得了不得。

　　当时的读书人，除了为博取功名，应付考试，专心於所谓八股八韵的制艺以外，还有两大流。一种是词章，一种是经学。词章除诗词歌赋之外，什么骈体文、韵文、仿古、拟体等等，都在其内。经学则盛行一种经解，摘取各经中一名一物，一词一句，而加以考据解释，这算是考据之学。譬如说：诗经上第一句是「关关睢鸠」，就要考证出睢鸠是何物，古时郑康成怎样说？颜师古怎样说？作者的意思又是怎样，引经据典的写出一篇文章，其它群经中也是如此。实在此种学问，破碎支离，钻入牛角尖里去了。

　　我们这位伊耕表叔，他便是一位做经解的好手，大概他所师傅，不是叶鞠裳，便是那位管先生了。苏州从前有三个书院，一个正谊书院，一个紫阳书院，一个平江书院，这三个书院每月都有月考，正谊书院中就是考试赋（当时称古学）、经解两门，而他的经解，往往冠群。家里有一部「皇清经解」，卷帙繁多，我翻了一翻，一点也不知道它里面讲些什么。

　　我尝戏问伊耕叔道：「做经解有什么用处？」他笑说：「一点也没有用处。」我说：「既没有用处，去做它什么呢？」他说：「人家既然欢喜这一套，我们就弄弄也无妨。」虽然这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话，後来想想，也有道理。凡百学问，总是一窝风，都有一个流行的时代，这个经解、词章之类，也不过是变相的八股八韵罢了。伊耕叔除了经解之外，还熟读「汉书」，写了一部「两汉韵珠」，木版精刻的十本，这部书，现在他家里没有了，我本有一部，流离转徙，也已遗失了。总之他因多病而不出门，只有读书，读书愈多，身体也愈弱。

　　我随祖母到吴家，有时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但读书倒不荒废。因为两位表叔都喜欢教我，他们从来没有教过学生，以为教学生是有趣的事。他们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就是伊耕叔日夕在其中的。这时我已经在读五经了，他是一位经学先生，常常给找讲书，可惜我对於经学不大有兴趣，尤其是书经与易经，我读也读不熟。砚农表叔除了家务之外，他也研究医道，偷忙功夫，跑到书房来，出题目教我做「起讲」（八股文的开首一段），讲究作文的「起承转合」（当时的文法），一定要说一个透彻。

　　这时伊耕叔还未结婚，但早已订婚了，所订的是住在阊门西街的曹氏小姐。她有三位哥哥，大哥曹志韩，又号沧洲，是苏州最红的名医（曾看过慈禧太后的病，因有御医头衔）。二哥曹再韩，是一位翰林，外放河南开归陈许道。三哥曹叔彦，是一位经学大家，也是两榜，是一个大近视眼（在我写此稿时，他已八十八岁了，听说去年还结了一次婚）。我这位表婶，出自名门，也读过好几年书，不过她的老太爷，不许女子多读书的，他说：「读书求功名，是男子之职，不是女子之职。」

　　可惜我们这位伊耕表叔，娶了这位夫人，伉俪很笃的，不到三年，他就谢世了。也曾生下一个儿子，不幸那个儿子，也早殇了，世间惨事，无逾於此。後来把砚农叔的次子，嗣在他的名下（就是国医而兼国画的吴子深，他的医，就是向他母舅曹沧洲学的）。伊耕叔的病，也是肺病，有人说：那些青年患肺病的，在年龄上，要过两重关，第一重是二十岁，第二重是三十岁，逃过这两重关，略可放心，而在二十与三十之间，断送大好青春者，却是最多。

文如玉

二十、扶乩之术


　　谈起桃坞吴家，我不能不想起一件事来，便是他们家里的乩坛了。他们家里有几个密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除了舅祖清卿公及砚农、伊耕两表叔之外，尤其是女人。他们家里的女人，从未入内，我的祖母也从未进去过。他们都呼这几间密室为「祖宗堂」（这时他家还没有造祠堂），说是供奉他们列代祖先的神位之处。实在里面房子有两进，前面的一进，是供奉列代祖先的神位，安放古物之类，後面的一进，却设立了一个乩坛。

　　扶乩在中国源流甚古，我且不去考据它。不过在我幼年时代，扶乩之风，很为盛行，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即以苏州而言，城厢内外，就有十余处。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私设的。公开的人人皆知，大都是设立在善堂里，很有许多人去问病，求事，甚而有去烧香的。私设的带点秘密性质，不为人家所知，即使亲戚朋友知道了，要去问病求方，也只能托他们主人，代为叩问的。

　　像吴家这个乩坛，当然是私设的了，可是私设的不独是吴家，我们无从知道罢了。我曾问我的祖母道：「公公（指清卿公）和两位表叔（指砚农与伊耕）常在里面做什么？」祖母说：「他们是在求仙方。」这个我很相信，因为他们家里，无大无小，凡是吃药，那个药方，都是从乩坛上来的。除非是有大病，方才请医生呢。

　　我常见清卿公早晨起来後，便到他们听说的祖宗堂去了。就在他所住居的那个屋子天井内，靠西面开两扇小门进去。那门平常是锁的，要他进去的时候才开，及至他进去了，里面又把门闩起来了。而且到祖宗堂去，仅有这一个门，除此之外，别无门可进的了。我几次为了好奇心，总想进去看看，但恐被他们呵责，终於不敢造次。他们外面有个帐房间，管理收租米、收房金的有几位先生，我问他们：「里面那个祖宗堂，有些什么？」他们骗我道：「你们的公公，里面藏有好几十瓮的元宝与洋钱，你不知道吗？」实在他们都没有进去过。

　　但是有一天，这个秘密之门忽然对我开了。那时我不过十二岁吧，也随着祖母住在他家，伊耕叔是病着。我正在他们书房里读书，清卿公忽然到书房里来，向我说道：「你高兴看看我们的乩坛吗？」我听了非常高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我就说：「我愿意去看看。」清卿公道：「但是有两件事，要先和你约定。第一，这里面是一个神圣所在，非同儿戏，必须恪恭将事，不可意存戏谑。第二，这个乩坛是秘密的，我们为了怕人来缠绕不清，不能公开，你在外面，不可向人谈起。」我说：「我一定都可以答应。」

　　这教他们家人都惊异了，因为除他们父子三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去的，现在却让一个小孩子进去了，显得十分奇特。我也是从那深锁的小门进去，却见里面的房子很大，有三开间的两进。前一进确是他们的祖宗堂，祖宗的神位很不少，还有许多祭器等等，都陈列在那里，後一进便是那乩坛所在了。


　　那个地方，张着黄色的帐幕，供着极大的香案，连所点的蜡烛也是黄色的，案上又陈列着许多黄纸。中间并没有什么塑的神像，只有在正中挂着一顶画轴，那画轴也是由一个黄色帷幕遮蔽了，画的是什么神佛，黑洞洞瞧不清楚，况且我从小就是近视眼，进去时，大家都是屏息静气的，我也不敢动问。

　　江南的这些乩坛，必定有一位主坛的祖师，那时最吃香而为人所崇奉的，就有两位，一位是济颠僧，一位是吕洞宾。大概信奉佛教的是济颠僧，信奉道教的是吕洞宾。不过济颠主坛的，洞宾亦可降坛；洞宾主坛，济颠亦可降坛，他们是释道合一，是友不是敌，吴氏这个乩坛，我知道是济颠主坛的。

　　扶乩的技术，也分为两种，有两人扶的，有一人扶的。中间设有一个四方的木盘，盘中盛以细沙，上置一形似丁字的架子，悬成一个锥子在其端，名为乩笔。「神」降时，就凭此乩笔。在沙盘里划出字来。如果是两人扶的，便左右各立一人，扶住丁字架的两端；假使是一人扶的，一人扶一端，另有一端却是垂着一条线，悬在空中。吴氏的乩坛，却是两人扶的。

　　假如是两人扶的，每一次开乩，就得有三人。因为两人扶乩之外，还必须有一人，将沙盘中所划出来的字录下来，这个名称，他们称之为「录谕」。这吴家父子三人，他们都可以扶乩，每次总是两人扶乩，一人录谕，三个人是缺一不可的。但如果有一人病了，或者有事外出，这乩盘便只可以停开了。可是我们这位伊耕叔，却是常常闹病的，而他们又不愿意招致外人入此秘密室，因此这乩盘也便常常停开了。

　　可是这回清卿公便看中了我了。因为我虽不会扶乩，却可录谕。试想：他们有两人在扶乩，有我一人在录谕，不是仍可以开乩了吗？但清卿公却顾虑着，我究竟是个孩子，沙盘里写出来的文字，一时只怕录不出，砚农表叔却力保可以担任，他说：「这是浅近的文字，即使错了，也随时可以改正。」他们为了要收这个新学徒，所以教我先到这个秘密室去瞻仰一下。

　　这录谕不似速写，可以慢慢地的，听不明白，可以再说一遍。为了这事，砚农表叔说：「不妨先行试验一下。」於是说了一篇济佛祖（他们称济颠为济佛祖）降坛文，三四百字中，只差了四五个字，他把它改正了，便说：「可以了！」明天早晨，就可以实行。他教我：「明天早晨，不要吃荤腥，到了吃中饭吃荤，便没有关系了。」

　　第二天早晨，我就实行我的新工作了。所谓录谕者，摆一几在他们的乩盘之傍，备有笔砚和一本谕簿。谕簿之上，每次降乩沙盘上所写的文字，都录在上面。录谕是要跪在那里写的，他们为我安放了一个高的蒲团，矮矮的茶几，却很合式，也不觉费力，好得不过半个钟头，就完事了。这一天的成绩，却觉得非常之好，他们把我所写的来校正一下，只不过差了两三个字。

　　不过在求「仙方」中，我较为困难，因为有些药名，我不熟悉，写了别字。但砚农表叔是知医的人，他一向研究医理，乩坛上开仙方，也是他主持的。於是他开了一张通常所用的药物名称单子，教我常常看看，到乩坛上临开方子，他更详细指示，谨慎检点，也就顺利进行了。

　　及至後来，我随祖母回到家里，他们的「三缺一」（这是说三人之中缺了一人），常来请我去做录谕工作，我的父亲很不以为然。母亲说：「不过上午一两点钟的事，下午仍可以进学堂读书。不许他去，是不好的。」我起初为了好奇心的关系，很为高兴，後来也不感到兴趣了。但是我的录谕工作，也有报酬的。什么是报酬呢！便是看戏。清卿公是苏州的大富翁，但非常省俭，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的（就是喜欢闻一些鼻烟，也非高品），所好的，看看文班戏（昆剧），他以前总是一个人去的，现在带了我同去，那昆戏是中午十二点钟就开锣的，有时饭也来不及吃，带点什么鸡蛋糕乾点心之类，塞饱了肚子。所以对於昆剧的知识，我从小就有这一点。

　　我总疑心这扶乩是人为的，假造的，不过借神道设教罢了。但是许多高知积阶级的人，都会相信这个玩意儿，我真解释不出这个道理。最近几年前，上海有一处有一个乩坛，主坛者叫做木道人，我的许多朋友都相信它，而这些朋友，也还都是研究新学的开明人物呢。

　　後来伊耕叔故世了，清卿公也故世了，只存砚农表叔一人，「独木不成林」，他们的乩坛也就撤除了。在二三十年以後，有一次，我问砚农表叔道：「你们的扶乩，现在坦白地说一说，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他说：「可以说真的，可以说假。」我道：「愿闻其详。」他说：「譬如在乩坛上求仙方，假使教一个一点儿没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那就一样药也开不出来。若是有医学知识的人去扶乩，自然而然心领神会，开出一张好的方子来，使病家一吃就愈。再说：假使一个向不识字的人去扶乩，沙盘里也写不出来。但我们踏上乩坛，预先也并没有什么腹稿，并没有诌成一首诗，那只手扶上乩笔後，自然洋洒成文，忽然来一首诗，有时还有神妙的句手写出来。所以我敢认定一句成语，『若有神助』，这便是我说的可真可假。」砚农表叔之言，有些玄妙，我还是疑团莫释呢。

文如玉

　二十一、出就外傅

　　我自从脱离了顾九皋先生以後，便拜朱静澜先生为师了，这是我离家就傅之始，这在我童年是一个变换时期。

　　前文不是说朱静澜先生是我的表姊丈吗？自从我顾氏表姊嫁到朱家去後，因为表姊是祖母抚育长大的，她视我家为母家，归宁也到我家来，静澜先生也视我家为岳家，时常往来。表姊听得我附读在顾九皋先生处，张氏太太啧有烦言，她极力主张要我到她家去读书。

　　原来静澜先生也在家中设帐授徒，他是一位名诸生。从前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几家缙绅子弟外，其余都是作教师生涯。因为从前没有学校，而子弟总要读书。社会上需要教书先生，教书先生也就多起来了。教书先生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请了去，当西席老夫子的；一种是自己在家里开门授徒的。人家请了去的，比较待遇优，然而受束缚，不自由；开门授徒是一种退步，然而以逸待劳，却比较自由得多。这两种以後我都尝过，却也深知甘苦。

　　但顾氏表姊的要我到他家去读书，大有一种报德主义，因为她是在我家抚育成人的，她心中常怀报答之心。近来我父亲无固定职业，家境渐窘，她想担任我的教育一部份，使母舅（我的父亲）稍轻负担。所以她声明倘我到她家里去读书，所有学费膳费，概不收受。可是父亲说：「不能如此，学费膳费照例致送，因你丈夫还有母亲弟妹，你不能擅自作主，而我对於儿辈读书之, , 费，无论如何，是应当勉力负担的。」

　　从前学生们住在先生家里，而先生家里，供他饭食的，其名谓之「贴膳」。贴膳与束脩，总共计算，普通是每年三十六元，可见从前生活程度的低廉。以每年三十六计，每月仅合三元，以一元作束脩，二元便可以对付一月饭食，住宿就不收你费用了。那时我就以三十六元一年贴膳於朱静澜先生处，便住在他家了。

　　朱先生的家，住在胥门内盛家浜，他们的房子，有些不大规正，大概是量地造屋，一面通盛家浜，一面通庙堂巷，也不能说谁是前门，谁是後门，因为两面都有一座厅，不过庙堂巷一面是朝南，盛家浜一面是朝北的，朱先生的一家，都住在盛家浜的那方面。

　　我们儿童也喜欢盛家浜，那边开出门来，便是一条板桥，下面是一条河浜，虽不通船，可是一水盈盈，还不十分污浊。从板桥通到街上，一排有十余棵大树，这些大树，都是百余年前物了。尤其是在夏天，这十余棵大树，浓荫遮蔽，可以使酷烈的阳光，不致下射。晚凉天气，坐在板桥上纳凉颇为舒适。板桥很阔，都有栏干，沿浜一带，有八家人家，都有板桥，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因此盛家浜一面，比庙堂巷一面，较为热闹。


　　我们的书房，在大厅的後面，一面很大的後轩。庭中也有一棵极大的榉树，树叶树枝，遮蔽了几间屋子，此外也有些假山石，还种了些杂花之类，我记得在四月中，有一架蔷薇，开了满墙的花，似锦屏一般，任人摘取。总之苏州人家，有一个庭院，便不让它实闲，终要使它满院花木的。这座大厅是朝东的，後轩到了夏天，有西晒太阳，书房便搬到大厅上来。大厅旁边有一间耳房，便给我们的贴膳学生做了宿舍。

　　朱先生家里人很多，父亲早已故世，他有一位母亲，还有两位弟弟，一号轶万，小名多；一号念硕，小名满；还有一位妹妹，闺名圆珠。其他，朱先生还有一位出嗣的异母兄，号筱泉，是个廪生，也是就馆在人家，他有夫人儿女等，也同居在一处。筱泉的嗣母，是头沉在水缸里死的，也是异闻。

　　在朱先生那里，同学甚多，每年多时有十余人，少时有七八人。当然走读的居多，而住读的（即是贴膳）也每年必有三四人。胥门这一带，衙门很多，如藩台衙门、臬合衙门、知府衙门等等，都在那里。住居的人家，有许多候补官们公馆以外，便是各衙门的书吏家属居多。（以藩台衙门书吏最多，俗称「书办」，又号「房科」）他们在衙门里，有额有缺，世代相传，只有他们是熟习地方上一切公事的。因此我的同学，此中人也很多。

　　第一年的同学，我不大记得了，第二年的同学，我记得有贝氏三兄弟。（说起贝氏，据他们说，凡是苏州人姓贝的，都是同宗，如我前章所说的我的寄父贝鹿岩，以及後来在金融界上有名的且淞荪都是一家。除了苏州有一家笔店贝文元之外，因为贝文元是湖州人。）这贝氏兄弟，是仲眉、叔眉、季眉。也是贴膳，因此很为热闹。後来仲眉习医，叔眉游幕，他和我家有一些亲戚关系。季眉曾一度出洋，习建筑学，做过司法部的技正，设计建造监狱等事宜。

　　後来有一位戚和卿，也膳宿在朱师家，此君比我年小，而比我聪明，十三四岁时，字就写得很好，那是从苏州另一位书家杨懒芋学习的。和他同学不到两年，他便离去。三十年後，在上海遇到，他已更名为戚饭牛，在电台中讲书，颇为潦倒，大概有烟霞癖之故。在朱师处的同学最知己者，为李叔良，曾与结金兰之契（咱名换帖兄弟），李君留学日本，回国後为学校教师，苏州草桥中学这班学生，都受过他的教导。

　　我小时为祖母及母亲所锺爱，年已十三四岁，还不准独自一人在街道上行走，必有女佣陪伴着。到朱家读书後，不能时常回家，回家时必有人伴送，大约每月归家不过一二次，归家住一两天，便即到馆。但回家後，反见寂寞，不及在朱家的热闹。从家里到朱宅这条路，已经很熟，屡次请於祖母，不必派人伴送，可是她总不放心。

　　实在，我住在朱家，正和家中一样。我表姊待我，正似长姊之待其弱弟。不但是表姊，朱家的人，都和我很好，都呼我为弟弟。从前背後还要拖一条辫子，早晨起来，表姊便为我梳辩；晚上预备热水，供我洗脚。此无足为异，因为她未出阁时，本住在我家，也常帮助我的母亲调理我的呀。

　　在朱家读书这几年，我自我检讨，实在不用功。这其间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位朱先生交游很广，交际频繁，常常不在家中，如果不是开门授徒，便没有这样自由。先生既不在家中，学生更可以自由了。第二、同学既多，品流复杂，虽然都是上中等家庭的子弟，却有各种性质的不同。尤其是那种年龄较大的学生，更足以引坏年龄较小的同学。第三、我的表姊太回护我、放纵我了。假使我说今天身上不舒服，休息一天，那就休息一天了。实在这个年龄，正是求学的年龄，最是蹉跎不得的。

　　这个时期内，我看了儿童们不应看的书，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及满纸粗话的「笑林广记」之类，都是在朱家一口壁橱里寻出来的，虫蚀鼠啮，残缺不全本。那些曲本，我颇爱它的词藻，虽然还有许多是不大明了的，那时候正是情窦初开，便发动了我的性知识。此外也偶然看到了别的杂书，什么「庄子」「墨子」等等，我也抓来看，多半是不明白的，不管懂不懂，我也乱看一阵子。

文如玉

　二十二、记朱静澜师

　　朱静澜先生，是我第五位受业师。我在他案头，差不多有五年之多，这不可以不纪了。

　　先说朱先生的家况，他们是一个小康之家，便是不作教书生涯，也可以过度。但是从前吴中的风气，既然进了学，教书好像是一种本业。并且中国的传统，我有知识学问，当然要传给下一代，而我也是从上一代传来的，如此方可以继续的传下去，从孔子一直到现代，都是这样一个传统。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从前古训相传的「教学相长」，一面教学生，一面自己也可以求学问。凭藉着教学生的缘故，也可以把从前所学的不至於荒废。再说：即使你并不靠教学生所得的一点束脩为衣食之资，但也可以检束你的身体。如果太空闲了，一点事也不做，那末，不但是学问荒疏，连身体也因此放荡了。

　　但是朱先生实在不适宜於教学生，可是他的教书生涯，颇为发达。有许多先生，我觉得都不适宜於教书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及其环境，所谓读书人者，除了坐冷板凳之外，别无事可作，我是坐过冷板凳的，所以深知其中的甘苦。从前的教书先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在科举上，忽然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一条是屡试不中，颠踬科场，终其身做一个老学究，了却一生罢了。

　　朱先生为什么不适宜於教书呢？我可以约举数点：

　　第一、他的教书不严也不勤。我们从小读「三字经」，有几句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不要以为开蒙的三字经，却是很有道理的。试举一个例：譬如他出了一个题目，教我们学生做一篇文字，限定当日要交卷的，但是当日不交卷，他也马马虎虎了。假使他出了题目，监视学生，非教他立刻做出来不可，学生们被迫，无论通不通，好歹也写出一篇文字来了。但他出了一个题目，并不监视他们，自己却出去了。学生们不做的不必说，做的只是潦草塞责，饤饾满纸，有时还乱抄刻文。他如果勤於改笔还好，而他又懒於修改，如此学生的进步更慢了。

　　第二、便是我上文所说的他的交友很广，他今天去看那一位朋友，明天又去看那一位朋友，自然这都是读书朋友。而且他的朋友时时变换，每年常有新朋友。又譬如你去访了那个朋友，那个朋友明天就来回访你了。家里并没有像现代的什么会客室，来访的朋友，便直闯进书房来了。好了！书房里来了一位客，学生们都停书不读，昂起头来听讲话了。那位不识相的朋友，甚而高谈阔论，久坐不去。还有拉着先生一同去吃茶，吃酒，先生推辞不脱，於是只得宣告放学。这时学生们，好像久坐议场里的议员，听得一声散会，大家都收拾书包走了。

　　第三、他自己很少读书时间，因此他的思思不甚开展，也影响到所教的学生。在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古文观止」，除非是特异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汉通监之类。那就全靠进学以後，多读一点书，以备後日之用。但有许多士子，进了一个学，好像读书归了本，不再进取了。我们这位朱先生，入泮以後，南京乡试，也曾去过两回，都未中式，第三次又因病未去，对此好像有点失意，而分心於别种事业。那些已开笔作文的学生，作了文字，必待先生改正，这改文章的确是一种苛政，有些学生文字做得不通，简直要先生给他重做一篇，而朱先生却是怕改，拖延压积，因此学生家长，啧有繁言了。

　　一个人，交友是有极大关系的，我在朱先生那里，从学有五年之久，後来出了他的学堂门，因亲戚关系，也还是常常到他家里去的。我见朱先生所交的朋友，常常变换，但也并非是什么毫无知识的酒肉朋友，却是一班苏州人所谓慈善界的人。慈善界的人，受人尊重，律己也是最严。可惜这一班慈善界，总是涉於迷信，後来朱先生也相信扶乩等等一套把戏，对於教书生涯，更不相宜了。

　　这一班慈善界中人，我称之为职业慈善家。大概有一班富人，捐出一部份钱来，经营慈善事业。他们的出发点，也有种种不同，有的是为求福计，根据於为善的人，必有善报。有的是为了求名，某某大善士，到底也是光荣的衔头。也有的资产有余，且已年老，好像办点善事，有所寄托。这便是古人所谓「为善最乐」了。但是出钱的人，未必自己去办，那就仰仗於这班职业慈善家了。因为他们有经验，有阅历，而这种慈善事业，也是地方上、社会上加以奖励崇奉的。

　　朱先生後来奔走於慈善事业以後，也就放弃了教书生涯了。苏州那个地方，有很多善堂之类，有的是公家办的，有的是私人办的，从育婴堂以至养老院，应有尽有。此外便是施衣、施米、施药、施棺等等。有一个积善局，也是地方上的绅士办的，朱先生曾为该局的董事，而兼营了「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医生。

　　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也是慈善事业之一种。因为吞食生鸦片烟，便是仰药自杀，吃了生鸦片，在若干小时之内，便要一命呜呼。那时候吸鸦片烟还是公开的，苏州吸烟的人很多，而吞食生烟自寻短见的更是不少。夫妇反目，姑妇勃谿，母女冲突，尤其是妇女占多数。这些人一有怨愤，便到烟榻上撩了一手指的生鸦片，向自己口中直送。这都是一时之气，及至追悔，毒已中腑，却已来不及施救了。因此每年死去的人，统计下来，便是不少。

　　於是慈善家就办了这个急救误吞生鸦片烟的机构，好像我舅祖吴清卿公以及开雷允上药材店的东家雷先生等数人，出了钱，朱先生便做了急救的医生。朱先生不是医生，却是临时学起来的。本来像急救误吞生烟的事，那是要请教西医的，中医是全不会弄的，但那时候，苏州的西医极少。有两处美国教会到苏州来办的医院，地方极远，一在葑门内天赐庄，一在齐门外洋泾塘，要请外国医生，他们虽是信教之士，但都是搭足架子，而且医费很贵，普通人家是请不起的。现在有了这个处所，是慈善家办的，一个钱不要，连药费也不要，一报信即飞轿而至，什么时候来请，什么时候便到，即使是在严冬深夜，也无例外。

　　学习这急救误吞生鸦片是很简单的，只有几种药，教他们吃下去，以後便是尽量的教他喝水，使其呕吐，把胃肠洗清罢了。所难者，就是凡要自尽的人，都不愿意要人来救，都不肯吃药喝水，那就要带哄带吓，软功硬功，且要耐足性子去求他了。这一点，我真佩服朱先生，他的耐性真好。

　　有一天，我跟着朱先生去看急救生鸦片烟。那个吞生鸦片的女人，年约三十多岁，是南京信回教的人，身体很强壮，而且泼悍非常，是不是夫妻反目，这个救烟的人，照例不去问她。朱先生劝她喝水，横劝也不喝，竪劝也不喝，一定要死。但朱先生总是耐着性子劝她。她不但要駡人，而且还要伸手打人。可是这不能躭搁的呀！躭搁一久，毒发就无救了。那时朱先生手擎一碗水，正在劝她，她用手一推，那一碗水完全泼翻在朱先生身上。一件旧蓝绸袍子上，拨得淋漓尽致。

　　为着她要打人，教她的家里人，握住了她的双手，及至水碗凑近她的嘴唇时，她用力一晈，咬下一块碗爿来。但救总要救治的，不能因她拒绝而坐视不救，最後要用硬功了。硬功是什么呢？名之曰「上皮带」，便是将她的两手用皮带扎住，用一条皮管子，上面有塞头，塞进她的嘴里，就是用手揿着，一面灌水进去，一面吸水出来，藉此洗清肠胃，这个妇人，便这样救活了。过不了几久，我走过她的门前，她们是小户人家，我见她抱了一个孩子，笑嘻嘻和邻家妇女正有说有笑呢。

文如玉

　二十三、读书与习业

　　在旧日的社会制度中，一个孩子到了十三四岁时，便要选择他前途的职业了。选择职业，大概分两大部，一曰读书，一曰习业。就普通一般人的常识，当然要看那孩子的资质如何？以为聪颖者读书，鲁钝者习业。其实也不尽然，也要看他的环境怎么样？说到环境，便非常复杂了，因此对於儿童前途的取径，也非常复杂。

　　假定一家人家，有几个孩子（女孩子不在其例），那就容易支配。或者由儿童的旨趣，谁可以读书，谁可以习业，谁有志读书，谁愿意习业，决定了他们的前途。也有的人家，对於儿童，既不读书，也不习业，富家成为纨袴子弟，穷的变成流浪儿童，这样失於教养，要算是家长的过失了。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关於读书或习业问题，曾有过一番讨论。因为我是一个独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似乎觉得郑重一点。但是我家中人，都愿意我读书，而不愿意我习业。第一个先说父亲，父亲是商业中人，他却偏偏痛恨商界。他在愤激的时候，常常痛骂那些做生意的，都是昧着良心，没一个好人。他宁可我做一个穷读书人，而不愿我做一个富商。母亲的意思很简单，她说我生性忠厚，不能与贪很的商人争胜。祖母却以为我娇养惯了，不能吃苦，习业在从前是的确很吃苦的。

　　但祖母关於我们的家事，常和几家亲戚商量，那一年的新年，请饮春酒，祖母便提出我的读书与习业的问题来，加以谘询。第一个是我的舅祖吴清卿公，我们家庭间有什么重要的事，祖母必定问他。可是他主张我还是习业，不要读书。他说出他的理由来，他说：「第一、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自然，在他那个富室家里都做到了）。为什么那些绅士家中科甲蝉联，他们有了这种优点，再加以有了好子弟，当然事半功倍了。第二、读书要耐守，现他的父亲无固定职业，而又栽培不起，倒不如习一职业，三五年後，就可以获得薪水，足以赡家，父子二人，勤恳就业，也不愁这个家不兴了。我不相信商业场中，没有出胜的人。」他列举了某某人，某某人等等，的确，他所举出的人，都是苏州商界钜子，捐了一个功名，蓝顶花翎，常与官场往来，那些钱庄挡手，却都是我父亲瞧不起的人。

　　可是我的尤巽甫姑丈，却不赞成此说，他说：「现在读书要有本钱，这是经验之谈，我不反对，若是绅富人家，科甲蝉联，而一个寒士，永无发迹之日，这也不对。试看吴中每一次乡会试，中式的大半都是寒士出身。再有一说，惟有寒素人家的子弟，倒肯刻苦用功，富贵人家的子弟，颇多习於骄奢淫佚，难於成器，也是有的。」姑丈也和我母亲的见解一样，说我为人忠厚，不合为商业中人。他又赞我：气度很好，沉默寡言，应是一个读书种子，至於能否自己刻苦用功，另是一个问题了。巽甫姑丈的话，大意如此，可是我听了，很有些惭愧，因为我自己知道，这几年并没有刻苦用功，我在朱先生那里，荒废的时间太多了。

　　那时父亲便决定主意，不给我习业，而要我读书了。还有几件可笑的事，不无有点影响，我自从出生以後，家里常常和我算命，在苏州是流行的，连我父亲也相信此道。朋友中有许多研究星相之学的，也并非江湖术士之流，他们常抄了我的八字去推算。及至我七八岁以至十二岁时，又常常带我去相面，相金有很贵的他也不惜。但这些算命先生、相面先生，无不说得我天花乱坠，将来如何的飞黄腾达，必然是科名中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是不必说了。

　　我是公历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丙子二月初二日（旧历）辰时生的。据星命学家说：这个八字很好。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还藏着一张自己的命书，是一位名家批的，其中还用红笔加了不少的圈。除了他们的术语，我看了不懂之外其余的话，都是说我将来如何发达的话，大概是说我金马玉堂，将来是翰苑中人物，出任外省大员，一枝笔可以操生杀之权，尽管他信口开河，乱说三千，却不知道他能算个人的穷通，却不能算国家的命运，科举也就废了，还说什么翰苑中人物，这无非当面奉承，博取命金而已。

　　所遇的相面先生，也是如此说。那些江湖派的不必说了，有几位知识阶级，平时研究各种相书的先生们，也说我气息凝重，眉宇秀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不是我自吹法螺，现在虽然老丑了，在儿童时代，我的相貌，却够得说是富丽堂皇的。我那时身体略瘦，而面部却不见得瘦，五官也算得端正的。还有一双手，没有一个相家不称赞的，为的是手背丰腴，手心红润。到了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遇到了盐务署里一位陈梅生先生（这位陈先生以相术著名的，他曾相过邵飘萍与徐树铮，背後向人说，这两位将来都要「过铁」的，後来皆验。有人问他何故，他说，邵眉太浓，有煞气；徐眉倒挂，作猪形。皆非善相），他也说我手可以发财。我问：「发多少呢？」他说：「可以得百万。」我那时正在穷困，也从不作发财之梦，只有付之一笑。谁知後来竟应验了，到了民国三十七八年（一九四八——四九），通货膨胀，什么法币咧，金圆券咧，我偶然写写小说、杂文，一摇笔稿费就是百万圆，或不止百万圆呢。

　　至於笔下可操生死之权，原是算命先生的盲目瞎说。然而当我最初身入新闻界的时侯，我的岳丈便极力反对，他说：「当报馆主笔（从前不称记者），就是暗中操人生死之权的，最伤阴骘。」他老先生是以善士著名的，主张一切隐恶扬善。我想：算命先生说我「笔下操生死之权」的这句也应验了吧。但是到了民国八九年的时候，有位看相的朋友说道：「不对了！现在风气改变了，须要脸黑气粗，心雄胆大，方是贵人，像你这个相貌，只配做一个文人而已。」

　　我的话说野了，现在言归正传，总之我不再作习业之想了。父亲的听信算命、相面先生的话，虽属迷信，亦系从俗，而也是对於我的期望殷切。而且他还有誉儿之癖，可惜我的碌碌一生，了无建树，深负吾父的期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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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小考的预备

　　考试为士子进身之阶，既然读书，就要考试，像我祖父那样，既读书而又不考试，只可算得高人畸士而已。我在十三岁的冬天，文章已完篇了。所谓文章，便是考试用的一种制艺，後来人笼统称之为八股文的。所谓完篇，就是完全写成一篇文字，而首尾完备的意思。


　　这种学作制艺，是由渐而进的。最初叫「破承题」，破题只有两句，承题可以有三四句，也有一个规范。破承题的意思，便是把一个题目的大意先立了，然後再做「起讲」（有的地方叫「开讲」），起讲便把那题目再申说一下，有时还要用一点词藻，也有一定的范围。起讲做好了，然後做起股、中股、後股，有的还有束股，那就叫做八股。为什么叫它为股呢？就是两股对比的意思。自从明朝把这种制艺取士以後，直到清朝，这几百年来，一直把这个东西，作为敲门之砖。自然讲述此道的著作，也已不少，我不过略举大概，到後来科举既废，制艺也不值一顾，不必再词费了。

　　我在顾九皋先生案头，做过小论，到了朱静澜先生处，便做起讲。但小论觉得很通顺，起讲便觉呆滞了，因为小论不受拘束，起讲却有种种规范，要讲起、承、转、合的文法，还有对比的句子，还要调平仄，我觉得很麻烦。并且当时中国文字，没有固定的文法，一切都要你自己去体会。後来文章虽说完篇了，自已知道，勉强得很。做制艺是代圣贤立言，意义是大得了不得，但人家譬喻说，一个题目，好像是几滴牛肉汁，一篇文字，就是把它冲成一碗牛肉汤。那末这碗牛肉汤，要不咸不淡，非但适口而且要有鲜味，但是我这碗牛肉汤，自己就觉得没有滋味。

　　虽然是制艺，也要有点敷佐，有点词藻，而我那时枯窘得很。其所以枯窘的缘故，自然是读书甚少，所读的只是四书、五经，其它的书，一概未读。就是在五经中，易经我一点也不懂，诗经也不求甚解，礼记是选读的，关於什么丧礼等等，全行避去不读，书经也觉深奥，春秋向来是只读左传，我还刚刚读起头呢。人家说起来，到底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呀，怎么能板起脸来，代替古圣贤立言，做起那种大文章来呢。

　　从十三岁冬天文章完篇起，到十四岁开春，本来规定每逢三六九（即每旬的逢三逢六逢九），作文一篇，每一个月，要有九篇文字。一篇文字，也要四五百字，限半天交卷，聪明的也可一挥而就，但以我的迟钝，常常以半天延长至一天。若在严厉的师长，决不许其如此，但是我的这位朱先生，那就马马虎虎了。

　　我那时对於作这种制艺文字，很为惧怕，百计躲避，而对於弄笔写小品文，或游戏文，仗着一点小聪明，却很有兴趣。还有我们的朱先生，对於改文章，也非常之怕，不改则已，改起来倒极为认真，有时改改几乎是重做一篇。假如三天作一文，一连几次不改，便积压起来了。况且他所教的学生多，大家的窗课作文，都积压不改，这使他是很伤脑筋的事呀！

　　我在十四岁上半年，实在没有什么进境。可是十四岁下半年，便要开始小考了。听谓小考者，以别於乡试、会试等的考试。乡、会试取中的是举人、进士，而小考取中的只是一个秀才。论秀才那是普通得很的，但是有句大家听知道的成语，叫做「秀才乃宰相之根苗」，那是踏上求助功名的第一阶级。

　　不要瞧不起一个秀才，说容易似乎容易得很，艰难起来却非常艰难，竟有六七十岁，白发萧萧，考不上一个秀才的。还有他的儿子已经点翰林，放学差，而老父还在考取秀才的。他无论如何年老，至死不休的，情愿与十四五岁的学童争取功名，当时科举之迷，有如此者。主试官也往往悯其老，而破格录取的。

　　小考是先从县试起的，所谓县试，便是先从县里考试，主试的便是县官。县试毕後，便是府试，主试的便是知府。县试、府试考过以後，便是学台来考试了，名曰院试（俗称道考）。这一次考取了，方算是一名秀才，然後才可以去乡试，乡试中式了，成了一名举人後，又可以去会试，一直到殿试。从前举世所艳称的状元，就是以秀才为始基。

　　为了下半年小考问题，家庭中又讨论了。祖母以为我太小（我当时身体甚瘦弱），考试是相当辛苦的。一个在街上走路还要老妈子陪着的，如何能去考试呢？母亲不敢做主，但问：「有把握吗？如果考试能取进，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秀才，谁不欢喜？如无把握，白吃辛苦一场，不如等待下一科，就算十六七岁进学，年纪也不能算太大啊。」

　　但是父亲期望我甚切，很想我去试一试。他说：「这事须先问一问静澜（就是朱先生），他说可以去考，自然让他去考。」父亲的意思不差，以我日在朱先生的案头，我的程度如何，朱先生当然知道，问他是最适当的。朱先生道：「文章既已完篇，不妨且去一试。」在朱先生自然以他的学生能出考为然，考取与否，乃是另一问题。而且朱先生也窥知吾父之意，要我去试一试呢。

　　巽甫姑丈来省视我祖母，祖母便向他说了。异甫姑丈道：「不知他所作的文字如何？抄一两篇给我看看，但要他自己做的，不要先生的改笔。要是先生的改笔，我也看得出来。」我听了捏着一把汗，因为父亲是外行，而巽甫姑丈是内行，什么也瞒不过他的。於是选了两篇比较略为光鲜的文字，好似丑媳妇见公婆一般，送给巽甫姑丈去看。

　　巽甫姑丈看了，只是摇头。他说：「就文字而言，恐怕难於获售，但是科名一事，很是难言，竟有很老练的文章，难入主试之目，以致名落孙山，而极幼稚的文字，反而取中的。」他恐扫了我父之兴，便说：「可以教他去观观场，不必望他一定进学。县、府试，我们寿官（寿官乃姑丈之子，即我子青表哥小名），也要进场，坐在一处，可以帮帮忙。道考反正要明年春天，再用用功，也许要进步点。」

　　这样，我就决定去应小考了。县考是在十月中间，府考是十一月中间。那个时候，我也「急来抱佛脚」的用了一点功，但於平日间的荒嬉，根基薄弱，也不能有什么进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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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考市

　　先谈县考，我就去报了苏州府吴县籍。在那个时候，省之下有府，府之下有县，而苏州一府之下，却有九个县。怎样的九个县呢？长洲、元和、吴县，谓之上三县；常熟、昭文、吴江、震泽、昆山、新阳，谓之下六县。上三县的长、元、吴，就在苏州城厢内外以及各乡各镇，其余六县，即今日已归并为常熟、吴江、昆山为三县。

　　我们住在苏州城内的人，原是长、元、吴三县都可以报考的，何以却报考了吴县呢？这有三个原因：一则，我祖籍是吴县，而不是长、元。二则，我现在所住居的地方，在阊门一带，也是吴县境界。三则，吴县是三县中的大县，辖地既广，学额也较多。但吴县是大县，却不是首县，首县乃是长洲，所以称为长、元、吴。可是长洲虽首县，吴县以大县资格，亦以首县自居。苏州有句俗语，叫做「长洲弗让吴县。」出三节会的时候，长洲城隍与吴县城隍往往为了争道而仪仗队相打起来。如果一家小兄弟争吵，他们的母亲往往骂道：「你们又长洲弗让吴县哉。」及至辛亥革命，三县归并成一县，统称之为吴县，而吴县的区域愈大了。

　　苏州有一个考场，称之为贡院，在葑门内双塔寺前（一名定慧寺巷），双塔细而高，正像两枝笔，这是吴下文风称盛的象徵。据老辈说：苏州从前本没有贡院，那个考场，是在昆山的，士子考试，要到昆山去。到後来苏州才有考场。现在这个考场很宽大，里面可以坐数千人。有头门、二门，进去中间一条甬道，两边都是考棚，一直到大堂，大堂後面，还有二堂以及其它厅事、房舍等等，预备学政来考试住的。

　　每当考试时，那里就热闹起来，一班考生，都要到贡院周围，去租考寓。为的在开考那一天，五更天未明时，就要点名给卷，点名携卷入场後，就要封门，封门以後，任何人不能进去了。如果住得远一点的考生，便要赶不及，又如果遇着了风雨落雪，更加觉得不便。因此大家都要在邻近考场的地方，租定一个考寓。

　　住在贡院附近人家，到考试时出租考寓，视为当然的事。房子多余的人家，不必说了，把家中空闲的房屋，临时出租，那大厅、门房，凡是可以住人，都可以派用场。即使是小户人家，自己只住两三间屋的，也可以让出一间与考生，或者将自己所住房间，以及床铺，家具，都让给他们，而自己另想法子，暂住到别处去的。

　　苏州一向是尊重读书人的，对於考生，以为斯文种子，呼之为考相公，便是租考寓与他们，也不事苛求。这一场考试下来，他们的考寓中，考取了多少新秀才，他们引为荣耀，而且夸为吉利。住在他们那里，有如家人妇子一般。我有一位同学，住在考寓里，被女主人看中了，就把女儿许配了他。这不仅是我国的留学生中，有此艳遇，那旧日的考试中的考寓里，也有此佳话呢。

　　租考寓是订明三次考试的，即县考、府考、道考。租金此寻常租屋略贵一些，但这是临时租借性质，而且把床榻、家具、炉灶等等，都临时借给你的。这屋子里，也同学校宿舍一般，一间房子可以住多少人，有多少铺位。三考完毕，大家回去，也有的得第以後另外荡一些谢仪，这是例外的。

　　除了考寓以外，便是临时设立的许多书铺子、文具店。因为这个地方是住宅区，他们都租借人家的墙门间，设立一个简单的铺位。几口白木的书架，装满了书，柜台也没有，用几块台板，套上个蓝布套子。招牌用木板糊上白纸，写上几个大字，却是名人手笔。这时观前街的几家书店，也都到这里来，设立临时书店了。若到了府考、道考的时候，更为热闹，因为常熟、吴江、昆山的考生都要来。也有上海的书店，他们是专做赶考生意的。

　　文具店不像现在那样都成了欧美化，从前的文具店，完全是国粹。纸、墨、笔、砚是大宗，还有卷袋、卷夹、墨匣、笔匣等，更带卖些诗牋信封、白摺子、殿试策，没有一样不是国货。可是却有一样，非外国货不可，那就是洋蜡烛是也，这洋蜡烛，在文具店里也有买，原来这考试有时到深夜，须要接烛，而中国蜡烛太不适宜：一则，有烟煤，要结灯花；二则，如果跌倒，烛油便要污卷；三则，没有插处，又常常要易烛。洋蜡烛均无此弊，当时德国的白礼氏船牌洋烛，已倾销於中国，而考生则非此不可（即乡会试亦用得着），正给它推行不少呢。

　　在此时期，临近一带的菜馆、饭店、点心铺，也很热闹。从临顿路至濂溪坊巷，以及甫桥西街，平时食店不多，也没有大规模的，到此时全靠考场了。假如身边有三百文钱（那时用制钱，有钱筹而无银角）三四人可饱餐一顿，芹菜每碟只售七文（此为入泮佳兆，且有古典），萝卜丝渍以葱花，每碟亦七文，天寒微有冰屑，我名之曰冰雪萝卜丝。我们儿童不饮酒，那些送考的家长们，亲友们，半斤绍兴酒，亦足以御寒，惟倘欲稍为吃的讲究一点，那些小饭店是不行的，就非到观前街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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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县府考

　　县、府考都要隔夜就派人去占坐的，因此夜间贡院前就很是热闲，而摊贩也极多，他们都是来赶考市的。在平时，那些读书人家的子弟，不肯在街头沿路吃东西，以为失去了斯文的体统。到了考场前，就无所谓了。馄饨担上吃馄饨，线粉摊上吃线粉，大家如此，不足为异，此外测字摊卜以决疑，诗谜摊对准古本，也都到考场前来凑热闹了。

　　到了府考时候，还要热闹一点，因为在县考时，只有长、元、吴三县，而到了府考，其余的六县都要来了。因为苏州当时是省城，而且是首府，便有观光上国之意，在下县中，常熟文风最盛，而吴江、昆山，也不退班，他们都是府考之前，先来租好考寓，以便赴考从容。还有雇好一条船，直开到苏州城河里来，考寓就在船上，竟有以船为家的。有些久居乡下，没有到过苏州的，借着送考为名，藉此畅游一番，因此在考市中，连苏州别的商业也带好了。这个小小考市，虽没有南京、北京之大，但以吴中人文之区，在那时倒有一番盛况呀。

　　我在十四岁初应县府试的时候，租的考寓，即是和尤家在一起。那时巽甫姑丈说：「因我年小，要大人招呼，而他们家里应考的人多，送考的人也不少，不如附在一起吧。」我父亲很高兴，因为我还是初次应试，而他们家中却年年有人应试，况且我的表哥子青（名志选，此找大两岁），他这次也要小考呢。

　　我记得那个寓所在甫桥西街陆宅，正对着定慧寺巷的巷口。他们家里房子很多，每次考试，尤家总借着他家做考寓，也是老主顾了。一切招待很为周到。那陆家也是书香人家，好在他们的宅子，邻近考场，他们虽不靠着出租考寓，然而一个考市里，也可以得到不少收入，不仅是尤家，还有其他人家来租的考寓。

　　事先，母亲给我预备了一只考篮，这考篮是考试时一种工具。提到了考篮，记得有一部小说「儿女英雄传」上的安老爷，郑重其事的取出一只考篮给他的儿子安龙媒，作为传家之宝，迂腐可笑。还有京戏的「御碑亭」中王有道为了赴京赶考，手中所提的考篮型式，曾引起了戏剧家的争论。其实考篮是没有一定型式，各地方的情形不同，何须争执？

　　我的一只考篮是中型的，共计两层，上面还有一个屉子。母亲在下一层，给我装了许多食物，水果之类，上一层，让我装笔墨文具，以及考试时必需之物，或必需所带的书籍。有许多人，带了不少书的，因为县、府考向不搜检，你可以尽多带书，但我却一些也没有，因为我当时也买不起那种石印的可以携带的书，不过像那种「高头讲章」、「诗韵集成」之类，这是一定要带的。

　　在尤氏的考寓中，将近进场的时候，吃一顿进场饭，很为实惠。但我却一起身，吃不下饭，好在他们也备有粥，找就吃一顿进场粥，也觉得很为暖和。这时考场前要放三次炮，所谓头炮、二炮、三炮是也。头炮，赴考的人便要起身了；二炮，是吃饭的吃饭，吃粥的吃粥，不租考寓住的稍远的，就要出发了；三炮，必定要到考场前，听候点名了。点名完毕，就要封门，封门又要放炮，谓之封门炮。此外开门也要放炮，放榜也要放炮，每在放炮之前，门外两傍的吹鼓亭内，必定要吹吹打打的一阵子，这也是前清时代对於考试场的老例，恐怕也是历代相传下来的。

　　苏州长、元、吴三县中，以吴县童生报考的最多，大概每次有七八百人；其次是长洲；其次是元和，总共有二千多人。三县分三处点名，三县知县官亲自临场。因为那时天未大明，为了使考生们知道点名的次序，所以做了好几架灯牌，灯牌上糊以纸，考生姓名都写在上面，预先自己可以认清自己的姓名在第几牌，第几行，到了听点的时候，可就觉得便利多了。

　　点名是知县官坐在当中，旁边一个书吏唱名的，府试是九县分场考试，也是知府亲临点名的，点到那一个人姓名时，其人答应了一声「到」，便上前接取试卷。主试人看了看那人的年貌，便在名册上点上一点，也有临点迟到的，点完後尚可补点一次。照例是要本人应点接卷的，但县、考竟有托人代为应点接卷的，不像道考那般严正。

　　记得我那一次县考时，吴县知县是马海曙，他是江苏一位老州县，连任吴县知县有好几年。是一个捐班出身，据说：他从前是一位米店老板。他对於做文章是外行，但於做官是十分老练。在一般考生的目中，因为他是捐班出身，便有些瞧不起他，常常的戏弄他。在点名的时候，都挤在他案桌左右，七张八嘴，胡说白道，甚而至於用一根稻草，做了圈儿，套在他的顶珠上，以为笑谑，也是有过的。

　　然而这位马大老爷，依旧是和颜悦色，笑嘻嘻的对他们说：「放规矩点，不要胡闹。」为什么呢？一则，有许多全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给他们认真。二则，苏州地方，绅士太多，绅权极重，这些考生们，有许多都是宦家子弟，未便得罪他们。三则，自已是个捐班出身，须得谦和知趣一点，万一闹出事来，上司只说他到底不是正途出身，不知道国家进贤取士，与夫科举之慎重尊贵。

　　那时元和县知县是李紫璈，是个两榜出身，俗呼老虎班知县，这些考生们，就不敢戏弄他了。但是有些顽劣的童生，还是唤他「驴子咬」，「驴子咬」（吴语，驴读如李，咬读璈），他也只得假作不闻。原来苏州小考，重生们的吵闹是有名，人们呼之为「童天王」，那些书吏们办公事的，见了他们都头痛。後来各省设立了学校，苏州各学校的学生，也常常闹风潮，其实也不是新玩意儿，在我们旧式考试时代，已经很流行了。凡是少年们，都喜欢生出一点事来，那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古代如此，今代亦然，中国如此，外国亦然。

　　童天王最闹得厉害，却在府考的时侯，因为那时候，不但只有上三县，下六县的考生也都来了。在考场里，尤其是苏州人和常熟人常常相骂，甚而至於相打。各方有各方的土语，苏州人以为常熟人的说话怪难听，常常学着常熟人的说话，嘲笑他们，可是常熟人要学苏州人的说话，却是学不来。加着苏州人的说话，又是刁钻促狭，常熟人说不过他们，於是要用武力解决了。

　　常熟那个地方，为了濒临江海，在吴中文弱之邦中，民风略带一点强悍性质。所以说不过你，就预备打局了，然而是十之七八打不成功的。因为相打是要有对手的，苏州人嘴是凶的，真正动手是不来的，这有些像近代国际间的冷战，只可相骂，不可相打，至於真要相打，苏州人都溜光了。但到了常熟人觉得英堆无用武之地，苏州人又一个一个地出来冷嘲热骂了。

　　县、府考每次都要考三场，这次县考，在吴县七百多人，第一场取出约一半人数，我的文字，自己知道做得一塌糊涂，试帖诗上还失了一个黏（即是不协韵），满以为在不取的一半人数里了，谁知发案（同於放榜）出来，倒也取在第一百十余名。共取了三百多名，我心中想，难道所取的名次中，还有二百多人的文字还做得比我坏吗？於是那个失败心便降抑下去，提高了一些兴趣起来。第二场，便跳起到九十五名。但我的表哥尤子青，他一开头就是前三名。

　　府考时，我名次也差不多，总在百内百外之间，其实已可以决定院试的不能获售。但父亲说：这一次原不望我进学，只是所谓观场而已。以文字而论，如果取进，那真可以算得徼幸了。县府考既毕，到明年二三月里，便是道考。这道考两字，还是依着从前名称，从前放的是学道，所以称之为道考，现在却已改为学政，三年一任，人家又称之为院试。其所以称为院试者，因为学台衙门，名称为提督学院。这个学政，不但来考童生，而且还要来考生员，三年两试，一名科考，一名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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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院试

　　江苏学政，是要巡行江苏全省，替皇帝选拔多士，在清朝这个官制，算是钦派在一省的钦差大臣。所以他在这一省内，考过一府，又考一府，匆匆忙忙，几乎席不暇暖。学台衙门是在江阴的，然而他在衙门里的时候很少。这一任的学政是谁，我已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个满洲人，姓名上有一个「溥」字的。


　　院试不比县府考那样的宽松，那是要严格得多了。院试考取了，便是一名生员，称之为秀才。一个读书人，在那时算有了基础了。一名生员，有什么好处呢？你不要小看他，却有许多利益。第一，任何一个老百姓，如无功名，见了地方官，要叩头下跪，称呼县官为大老爷，要是一生员，便长揖不拜，口称公祖而已。第二，在前清，老百姓犯了罪，要枷头颈，打屁股，生员只可打手心，而且要老师（学官）才能打，不能衙门里役吏打，除非革去功名，然後方可受普通刑罚。第三，老百姓是没有顶戴的，生员就可以戴一铜顶珠。其它利益还很多，在一个小县份，或是乡镇之间，一个秀才，便等於一个绅士，所以在俗语中，往往「绅衿」两字并称，据友人齐如山谈：在北方，凡有人家子弟进了学，可以免出几亩地官租，若在南方，则未之前闻。

　　学台一到了那个考试地方，便住到贡院里去，他照例什么客也不拜，人家也不能去拜他。这是为了关防严密，恐怕通了关节之故，一直要到考试完毕以後，方才可以拜客，而接连就是辞行，要到别一府去考试了。所以一位学政到了那里，一直关闭在贡院里，连那许多看文章的师爷，以及带来的长随、承差等，也都是如此的。

　　学台到了以後，所有吃的、用的，都是县衙门里办差。像苏州那样，自然是长、元、吴三县摊派的，反正知县官也不挖腰包，总是公家的钱。学政来了以後，县里便设了一个机构在贡院前，遇到学台要什么东西时，便由那个机构去办。学台带来的人，不能出贡院门，需要何物，便在大堂上大呼「买办」（官役中买东西的人，非洋行买办也）。据说：从前学政临试，要抬进一箱银子，外面写着供应所需，考试既毕，这箱子仍复抬出，其实这箱子内空空如也，不过有此规制，总之学政临试，地方上对此供应，可以作为正开支，并且还要送一笔钱的。


　　对於供应，遇到了不容易伺侯的学政，要这样，要那样，百端挑剔，地方官也很受他的累。临走时，所有办差来的东西，通统带了去。也有那位学政清廉自守，而所带来的人不肯放松，也是有的，除了木器等笨重之物，不能带走，其余一切供张，均席卷而去，连看文章师爷，也得分润，他们以为此项供张，县里已作正开支，不拿也太獃。他们这些穷翰林、穷京官，在京苦守了多年，深望放一次考差，可以稍为撩一点儿，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连皇帝也是知道的。

　　前清时代，每府每县都有一个学官，在所谓学宫傍边有几间房子，选一二位学官住在里面，这是一种最冷的官，最简陋的衙门，然而却是最清高的职务。别的大小职官，不许本省的人来做本省的官，惟有那种学官，大都是本省人做的。他们终年不必上督抚衙门，毫无官场竞争习气。他的官名叫训导；有的叫做教谕，而大家都呼之为老师。他长年清闲无事，就是两个时期最忙，一是春秋两次的丁祭，一是学台来考试的时候了。

　　春秋两次丁祭，是他的职司，也是最忙的时期，平常与省内的长官，难得见面，只有这次是可以见面了。而且这些大员，很客气的都唤他一声老师，昔人有咏教官的诗句云：「督抚同声唤老师」，便是这个典故。至於学台来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忙时候，因为学台是他们的亲临上司，可以管理这学官，考验这学官的。关於童生及生员的事，惟学官是问，要责罚他们，也由学官去执行，好像是代理家长似的。

　　在前清封建专制时代，凡是童生应拭，必须备有保人，具有保结。这保人有两个阶级，一是本县的廪生，一是本县的学官。为什么要保人呢？原来有许多人是不许考试的。譬如说吧：所谓娼、优、隶、卒的四种人的子弟，便是不许考拭的，这院试是士子进身之阶的始基，所以特别严厉。还有本省人须应本省的考试，本府县人须应本府县的考试，如果别省府县人来考试，这个名称，谓之「冒籍」，那就要受本省府县人的反对而攻讦的。

　　关於娼、优、隶、卒四类人的子弟，不能考拭，我且述其大略。

　　先言娼：娼是指身为娼妓，及曾开妓馆而言，譬如说：他的母亲从前是偶妓女，嫁了他的父亲，而父亲是一个绅士，这怎么办呢？但这是无关宏旨的，因为当时是所谓宗亲社会，重父而不重母的，况且他母亲已经从良。不然，有许多姨太太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都曾当过妓女的，便不能考试了吗？除非他的母亲是老鸨，而他的父亲是龟奴，又当别论，但这样人家的子弟，也不会来考试的。

　　次言优：优是指唱戏的，即使你是一个名伶，誉满全国，儿子也不许考试，不论唱京戏、昆戏、地方戏，都是一样。当时是戏子与婊子同等的，後来才解放。以次推及杂技，如北方的说大鼓的，南方的说书先生（此辈均由地方上的甲头监管），以及俗语所说：「吃开口饭」者，他们的儿子，都不许考试。

　　次言隶：隶就是奴隶了。贵族人家的家奴，卖身投靠的，不必说了，便是雇佣性质的老仆、书童，以及官长的长随、青衣、长班等一切服役人等，总之属於奴隶之类的，都不许应拭。不过女佣却是例外的，即使母亲在人家当老妈子，而儿子刻苦读书，照常可以考试的。


　　次言卒：卒是就官中人役而言，譬如像差役、捕快、地保、甲头、更夫、亲丁之类，都不许考试。但是一个官署中，便有许多办公的人，也有许多分科的人，这种人俗称之为「书办」，书办的儿子，却准许考试。因为有官必有吏，此种人是属於「吏」的阶级，且既名书办，亦是文人阶级也。

　　此外，在其它各省中，有所谓堕民、贱民、流民等等，其子弟有永远不许考试的。但到了辛亥革命以後，所有不许考试的规定，一律解放了。

文如玉

　　二十八、观场


　　我这次院试，已是十五岁的春天了，而在县府考报名时，还给我报小了两岁，名册上只有十三岁，这是苏州的风气，有许多初考试的，都是如此。我的十五岁，本是虚岁，加以身体瘦弱，发育未充，骗人十三岁，也骗得过，从县府考到道考，相隔也有几个月，假使如我巽甫姑丈所说：在这几个月里用用功，再有点进步，本来在县府考是百上百下的名次，再能跳高几十名，可以徼幸取中，也论不定。

　　原来全国各县考取生员的名额是不同的，我们吴县是个江苏大县，每次报考的常有七八百人，所以考取的学额，是有四十多名。（据放过学差的老前辈谈，有些荒僻县份，每届考试，报考的只有二三十名，而学额倒也有二十名，只好「一榜尽赐及第」了）原在县府考百名以内，跳上数十名到学额中，也不算难事呀。

　　但是我在这几个月内，一点没有用功。又加着正在岁尾年头，和同学们开春联店，到处奔走听「说会书」，在新年里又是到处游玩，真是「春天不是读书天」，荒嬉到正月里半个多月，及至到朱先生处开学，虽然急来抱佛脚，也无济於事。大家也以为我这次考试，也不过观场而已，并不加以严厉的督促。

　　院试的前夜，也同去冬的县，府考一样，住在尤家所借的陆氏考寓。可是县、府试是宽容的，院试是要庄严得多了。所谓童天王的威势，到此也消灭了，学台的尊称是大宗师，他是专管你们的，遇到年老长厚的学使还好，若遇到年轻风厉的学使，你要犯规不率教，不客气的便要予以刑责。在吾乡有一位青年，在院试时，不知为了什么事，吵闹起来，学台便命令学官（老师），在案头敲打手心二十下，老师命他讨饶，他不肯，後来打到第十八下，忽然讨了一声饶，学台便命止打。这位先生，我们题他一个绰号，叫做「胡笳十八拍」。责罚以後，学台仍旧教他去做文章，而且这科就考取入学了。

　　在县、府考的当儿，考生只是穿便衣，院试却不能了，至少也要戴一顶红樱帽子，却是没有顶珠，只有一个圈儿。学台点名，就在贡院的大门内，这时天还没有大明，灯烛辉煌，衣冠罗列，学台坐在正中，在两傍站班的有各县知县，有各县学的老师，有各廪保，以及各吏役、承差等，这气象显得威严而隆重。

　　这贡院大门的门限，足有半个成人的高，在县、府考时，去了这门限的，院试不去除，我那时身小力弱，跨不进这个高门限，幸而巽甫姑丈家有个送考的仆人，把我一抱，便送进去了。听到点上我的名时，便应一声「到」，而站立在傍边的廪生，便高呼曰：「某某人保。」谈到这个禀保的事，我还得说一说：原来这个童生应试，也须备有保人，具有保结。当保人的是谁呢？就是本县的禀生，而且廪保还须有两位，一名认保，一名派保。何为认保？在认识的人中觅取的；何为派保？是由学官指派。那时我的认保，是马子晋先生；也是朱靖澜师的老友，预先约好的。派保是谁，现已忘却了。为什么考试要保人呢？在封建时代，对於士子，不许他们流品太杂，如前所述，有许多种人是不许考试的。

　　点名即发卷，我们胸前都悬有一个卷袋，领卷後即安置卷袋中，手提考篮，鱼贯入场。这个考篮，又与县、府考时的考篮不同，虽亦为竹制，而有网眼，在外面可以观察里面所贮之物，因为便於搜捡也。说起搜检，这也是可笑可恼的事，县、府考是不搜检的，即使到乡试、会试，也是不搜检的，有多少书，带多少书，不来管你，惟有这个学政来院试时，片纸只字，不准携带入场，一经点名接卷以後，进入考场，便要搜检，恐怕你有文字夹带。有时还要解开衣服，遍体扪索，鞋子也要脱去检视，颇像後来上海的「抄靶子」，及现在各海关的搜检旅客一般。

　　虽然严於检查，但是怀有夹带的人，还是很多。以前没有洋纸，也有一种极薄的纸，叫做什么「桃花纸」，用极纤细的字，把成文抄在上面。其实怀挟夹带的人，却是最愚笨的人，那里有所出的题目，恰是可以供你抄袭的呢？而且看文章的人，对於你所抄袭得来的，也就一望而知呢。但是在进场时，搜险出来後，有什么罪名呢？也没有什么，把夹带搜出来後，仍旧让你进场去做文章，不来滋扰你了。

　　院试出题目，总是出两个，一为已冠题，一为未冠题。未冠题比较容易一点，年纪报小，可以避难就易吧。可是这位学政，大概喜欢年小的儿童吧？所以把报考十三、四岁的童子，一概「提堂」。所谓提堂者，就是提到堂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也是其中的一位。这一届我们吴县的题目，是「宜其家人」一句，我倒是选取的已冠题（这不强制你的年龄而选取题目的）。诗题是什么，早已忘怀了（乡、会试以及大考等，总是五言八韵，小考只要五言六韵）。但是有两件事，最为麻烦：一件是卷後补草稿，一件是必须默写「圣谕广训」。

　　在考卷的後面，附有一二页白纸，那是备你作草稿用的，因为院试是不许带片纸只字入场的。但是有些人的草稿，涂写得模糊不清，非用另纸起草不可；有些人到了时间急促时，就下笔直书，不起草稿（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而考卷上既备有稿纸，非要你起稿不可。那也是防弊之一法，生怕你的文字，有人代做，或抄袭得来，有了草稿，可以核对。实在看文章的人，有如许的卷子，真似走马看花，那里还有工夫来细看你的草稿呢？所以这个补草稿，在前面几行，还有些清楚，後面便看不清楚，随便涂些什么。有人说：在急的时候，甩一根穿制钱的草绳，在墨盒里涂了墨，在草稿纸上一弹，就算数了。

　　默写「圣谕广训」，也是令人头痛的事。这种「圣谕广训」，也不知是前清那一代的皇帝，发下来诰诫士子的训话。反正每一个专制皇朝，总有皇帝的纶音，对於士子的训诫，不但「作之君」，还要「作之师」。但是这个「圣谕广训」，我们平日既没有读过，私塾里的先生，只教我们读四书、五经，没有教我们读「圣谕广训」，既然没有读过，如何能默写出来呢？可是每逢院试，必须要默写一段，由主试摘出，从某一章某一句起，至某一章某一句止。结果，各考生都发给一本「圣谕广训」（在交卷时缴回），照抄一段完事，谁也没有去研究它，只不过虚应故事罢了。

　　这一次，我虽然以幼童提堂，到底没有入彀。吴县学额最广，可以取进四十余人，大约二十人，取进一人，照我的县、府考成绩而言，除非要加两倍学额，方可以取进。家中人恐我失意，很安慰我，但我自知文字不济，决不怨人。巽甫姑丈原说：「这一回，不过观场而已。」我也只好以此自掩其丑。可是我的表兄尤子青哥，却是就在这次以第二名进学了。

　　我这回不能进学，大家都原谅我，因为我年纪究竟还小，号称十五岁，实际上不过十四岁而已，虽父亲很希望我得青一衿，但即使侥幸得售，实在也没有什么益处，反使儿童辈启其骄傲之心。吾吴童子试时，颇也有十二、三岁便进学的，曾有一位戴姓，九岁便进学，大家称之为神童，但後来却是潦倒科场，不会有所发达，岂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吗？

　　但下一科则大家对於我期望甚切。不仅我家中人，亲戚中如巽甫姑丈、伊耕表叔，以及我的受业师朱靖澜先生等，他们都说以我的资质，倘能用用功，学业当可大进。他们都说我「有悟性」。怎么叫有悟性？好似佛家语，我实在不明白，大概说我思想开展而已。下一科考试，也不过距离一年半，或二年，在我不过十六七岁，也并不算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