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二十九、读书与看报


　　考过以後，我仍附读於朱先生处，果能努力用功吗？实在是未必。这时朱先生的事也太忙了，也东奔西走於别种事业，家里的学生也渐少了。其间我又患了一场病，抛荒了几及两三个月。所读的书，四书还好，常能背诵，五经大部背不出，我最怕的是书经与易经，讲解也讲解不来。习练作文（八股文），一个月不过做两三篇，而且因为不常做，也怕做，真是「三日不弹，手生荆棘」了。

　　幸亏还有一件事，足以稍为补救的，便是喜欢看书。从小就看小说，几部中国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之类，却翻来翻去，看过几遍。後来还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专谈鬼狐的作品。这些小说书，苏州人都称之为「闲书」，不是正当的书，只供有闲阶级，作为消遣而已。凡是青年子弟，严肃的家长是不许看的，而我却偏喜欢看此等书。

　　不过当时所谓正当的书，我也没有秩序的读过不少，「史记」是在「古文观止」上读过几篇；汉书偶亦涉猎；看过「纲鉴易知录」，与零零落落的「通鉴」；看过「三国演义」以後，很想看看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却没有看到。偶亦看子书，「庄子」「墨子」，盲读一阵，正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不管它懂不懂，读下去再说。有时硬读下去，读到後面，居然前面也有些明白了。古人所云：「读书不求甚解」，难道便是这种境界，或者就是他们所说的悟性吗？

　　伹是我家里没有书，要购买那些书来读，那里来这许多钱呢？这就感到从前舅祖吴清卿公所说的一句话：「读书是要有资本的」了。那末上面所能读到的书，不用说，都是借来的，或是在亲戚人家偶然的机会中看到的。不过借来的书，人家要索还的；偶然在人家看到的书，即使你有一目十行的本领，也是很匆促的；这两项总归不是自由的，怎能可以供你细细的研究呢？

　　所以我所读的书，是没有系统的，不成整个的，甚而至於只是断简残编，我就视在枕中秘笈了。但是当时习於制艺文的时代，有些老先生们，不许学生们看杂书的，因为功令文中，譬如你的题目出在四书上，四书是周朝的书，就不许用周朝以後的典故，用了就有犯功令的。并且对於思想统制，大有关系，当时的士子，必须要崇奉儒教的，那所谓孔孟之道，倘然你相信了庄墨的学说，就是你「攻乎异端」，有违儒教了。

　　实在所谓庄、墨学说，当时我还不能明晰了解，我还喜欢看小说、笔记之类，容易懂得的杂书。这时国内很少图书馆，家庭间则多有藏书者，然也不肯轻易借给人看。我那时要看书，惟有向人情商借阅，至於廉价的书，只有自己购买一二了。亲戚中，吾姑丈尤家，他们是个大家族，有许多书是公共的，不好借出，只有吾表兄子青哥的书，可以借阅，而且他们很少我所爱看的杂书，因为我姑丈即不大许看杂书，舅祖吴家，藏书甚多，却有许多杂书，记得有一次，我发见他们一书橱，都是那些笔记小说之类，这些都是铅字印的，上海申报馆一个附属出版所，名曰「申昌书画室」所印行的（如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等，也是此时代刊物），我大为欢迎。所以我每跟祖母归宁，不大肯回来（当时有伊耕表叔还指点我作文），就是舍不得他们这些杂书呀。

　　我对於报纸的知识，为时极早，八九岁的时候，已经对它有兴趣。其时我们家里，已经定了一份上海的「申报」，「申报」在苏州，也没有什么分馆、代派处之类，可是我们怎样看到申报呢？乃是向信局里定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办邮政，要寄信只有向信局里寄。信局也不是全国都有的，只有几个大都市可以通信。江浙两省，因为商业繁盛之故，信局很密。苏州和上海，更是交通频繁，除书信以外，还有货物。我记得一封，自苏至沪，或自沪至苏，信资是五十文，这个信资，例须收信人付的，如果寄信人已付了，信封背後写上「信资付讫」四个字。

　　寄信多的商号和住宅，信写好了，不必亲自送信局，他们每天下午，自有信差来收取。这些信差，都是每天走熟了的，比後来邮局的信差还熟练（苏州开信局的，大都是绍兴人）。他们并没有什么挂号信、保险信，却是万无一失。我们看上海出版的申报，就是向这班信差手中定的，不独我们一家，在苏州无论何人，要看「申报」，就非向信局信差定阅不可。

　　而且苏州看到上海的「申报」，并不迟慢，昨天上午所出的报，今天下午三四点钟，苏州已可看到了，当时苏沪之间，还没有通行小火轮，火车更不必说了，如果是民船，就耍三天工夫，怎么能隔一天就可以寄到呢，原来这些信局里，有特别快的法子，就是他们每天用一种「脚划船」飞送，所有信件以及轻便的货物，在十余个钟头之间，苏沪两处，便可以送达呢。

　　「脚划船」是一种极小的船，船中只能容一人，至多也只能容两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但手能划船，脚也能划船，所以称之为脚划船。它那种船，既轻且小，划桨又多，在内河中往来如飞。他们苏州在夜间十点，或十一点钟开船，明天下午一、两点钟，便可到达上海，上海也是夜间开船，明天到苏州，则在中午以後。当时苏州风气未开，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这一百份报，都是由信局从「脚划船」上带来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报了。

　　我们所定的「申报」，就在每日下午三四点钟，送到我们家里。我当时还幼小，不知道「申报」两字命名之所在，问我们家里人道：「为什么叫申报呢？那个『申』字，作什么解释呢？」我们的顾氏表姊，那时也有十四五岁了，她自作聪明的答道：「申报是每天申时送来的，每天下午的三四点钟，不正是申时吗？」我那时还不大能读报，但知道上海的「申报」来了，便有新闻可听。

　　那时候，正在癸未、甲申年（即光绪九、十年）间，法兰西和中国开战，我们儿童的心理，也爱听我国打胜仗。那个黑旗兵刘永福将军，真是我们大大的爱国英雄，我们非常崇拜他。还听到那些无稽不经之谈，说刘永福把火药装在夜壶里，大破法军，那都是那些无知识的人，瞎造谣言。後来又听得法国大将孤拔阵亡了，我们夺回了台湾的鸡笼山（按：即今之基隆），以及种种捷报的战争吃紧时，一见「申报」来了，我们总要请父亲给我们讲许多战争新闻与故事。

　　到了十四五岁时，我略谙时事，愈加喜欢看报了。这时上海除「申报」以外，「新闻报」也出版了。苏州看报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他们在苏州都设了代理处，不必由信局派了。我家那时虽没有定报，我就时零零散散买来看。跟着祖母到了桃坞吴家时，他们是定着长年的上海报纸的，始而看「申报」，继而看「新闻报」。而且我们这位清卿公，看过了报以後，不许丢掉，一个月订成一册，以便随时翻阅，那时候的报纸，是用薄纸一面印的，不像现在的报纸，都是两面印的（按：两面印的报纸，由上海「中外日报」开始），所以仍可以作成线装。

　　这於我是大为欢迎，我每日下午垂暮时候，便到他们的帐房间里去看报，竟成为日常功课。那时的报纸，也像现代报纸一股，每天必有一篇论说，是文言的，这些论说，我简直不大喜欢看，一股的论调，一般的篇幅，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从前的报纸，无论呈新闻，无论是论说，都是不加圈点的，清卿公想出主意来了，教我每天把论说加以圈点，因为这样，一定对於文字上有进境。於是圈点论说，变成为我每天一种功课。可是伊耕表叔却不赞成，他说：「这些报馆八股，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学了它，使你一辈子跳不出它的圈子。」

文如玉

三十、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在我十五岁的下半年，家里又迁居了，这回是从文衙弄迁居到曹家巷，仍在阊门内的一隅。我们迁居的地址，是在曹家巷的东口，三条桥的堍。所谓三条桥者，是曲尺式的接连三条桥，一条下面有河，可通船只，两条都在平地。苏州城厢内外不知有多少桥，数也数不清。本来人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多了水，就多了桥咧。往往平地也有桥者，一定是这个地方是河浜，後来渐次填平了，而桥的旧址与其名称，却依然存在：

　　我们所租住的房子，却也是一家故旧的大宅。房主人李姓，他们是大族，现在是子孙式微，便把这座大宅子分析，於是你占内厅，我占花厅，好似一个国家，成为割据局面，为了自己靠了那些祖传的房屋，以之出租，可以不劳而获，於经济上有所进益，於是各将分得的一部份房屋，纷纷出租。因此我们所住居的这座大宅子，同居的人家，总共有二十余家，比了以前，在桃花坞姚宅所住的房子，更见复杂。

　　我们所住的是东首一个楼厅，这个楼厅，他们也称之为花厅，实在庭前只有一堆乱石砌的假山，几丛杂蒔的花木而已。房东告诉我：「这里文徵明也住过。」还指给我看，这个厅上，有一块匾额，写着「蘅芜小筑」，也是文衡山的手笔，我笑说：「我们刚从文衙弄迁居来，此间又说文徵明住过，何与文氏缘若此耶？」其实考诸里乘，文待诏从未住过，大约有此一块匾额所题的字，便附会上去，似乎是有光门楣了。

　　我的房东李先生，年已六十余，老夫妇两人，膝下仅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并无儿子，我们租住他们的房子，只是楼下一间，楼上三间，厨房公用，自我出生以来，从花桥巷，而刘家浜，而桃花坞，而文衙弄，而曹家巷，至此凡五迁了。但每迁必住居楼房，因为祖母喜欢楼房，为的是楼房高爽，平屋则未免潮湿阴暗，尤其对於江南那些故宅老房子为甚。

　　在这房子里，最使我怆痛的，便是我的父亲，在这屋子里逝世了。其它还有两件事，一是我的胞姊，在这屋子里出嫁；一是我在这屋子里进了学，成为一个穷秀才。还有附带的是我在这屋子里生了两场病。

　　我的身体素来很弱，年幼时就有了胃病，不能多吃，多吃了胃里便要胀痛，这个病一直到了壮年，在北方住了几年，却好起来了。在十岁以前，我每次吃饭，只吃一小碗。苏州人家，前从还不吃白米，只吃一种黄米，更容易消化。我又不喜欢吃肉（此言猪肉），偶吃一点，非极精不可。最爱吃的是虾与蛋，但蛋又不能溏黄的，假使清晨吃两个「水铺鸡蛋」（此北京称为卧果儿），胃里就要一天不舒服。此外面条也不能吃，看人家吃大肉面，爆鱼面，以及各种各样的面，深讶人家怎么有这样的好胃口，不过到了後来，我就什么都可以吃了。

　　因此我是消瘦的，不是壮健的，亲戚中有人说：因我的祖母和母亲太锺爱之故，吃东西非常谨慎，不敢给我多吃，以致惯成如此。也有人说，是母体所关，我母亲是多病的、瘦弱的，所以先天不足。其实都无关，一个儿童，总有他的特性，不过我到十四五岁，就没有什么大病，偶或受点感冒，伤风咳嗽，过一两天就好了。就说是胃病吧，不吃夜饭，安睡一夜，到明天也会好了的。所奇者，我的胃病却与天气有关，风日晴和的时候还好，假使在凄风阴雨的天气，我便要戒严了。砚农表叔是懂得医道的，他传来一方，用「小青皮」（中药名，即橘之未成熟者）磨汁冲服，就可愈了，试之果验。

　　但在十六岁的初春，这一场病却不小，先是出痧子（这个病，别的地方称为出疹子，苏州人却称为痧子），後来腮下却生了一个痈。本来这个痧疹，每人都要出一回的，尤其在儿童时代。但这个病是有免疫性的，出过了一回，便无妨碍，没有出过的，便容易传染。我在年幼时，每遇家中人或邻居有出痧子的，祖母或是母亲，带了我，避居到舅祖家或是外祖家去，所以直到现在十六岁，还不曾传染过。可是到底不能避免，此刻却传染来了。

　　起初不曾知道，後来方知住在我们後进的李家，有一位十三岁的女孩子，先我在出痧子，我这次的病，来势很凶，家中人急得不得了。至此，方知论语上孔老夫子所说的「父母惟其疾之忧」的这句话的真切。那时父亲失业，家中已贫困不堪，然而他们典质所有，为我疗病。这一年在苏州，儿童们因痧疹而死亡者很不少，他们心中更焦急，幸而痧子愈了，在腮下近颚处，生下一个痈，肿痛非常，有人说：这叫做「穿腮痈」，说不定把右腮溃烂到洞穿了。实在是痧毒未清，须要开刀，天天到外科医生吴召棠那里去医治，这一病，足足病了近三个月。

　　病愈了，也没有到朱先生处上课，一病以後，学业也就荒疏了。但是在家里，也很感到寂寞，不比在朱老师处，他们家里人多，而且还有同学。家里和我同伴的仅有姊姊一人，但她正习女红，帮母亲理家事，她已订婚许氏，不久也就要出嫁了。同居的这位李小姐，她是婉妙而活泼的，长日间，惟有伴母亲刺绣。我无聊之极，常到她们那里去聊天，在她们饭罢绣余，有时讲讲故事，有时弄弄骨牌，倒成了一个伴侣。那时她已十九岁，早已订婚了，我仅十六岁，她常呼我为弟，我在这时候，对於异性，不免渐萌爱意。

　　就在同个宅子里，我们的隔邻，开了一家纱缎庄，庄名叫做恒兴。这些纱缎庄，在苏州城内是很多的，大概有百余家，因为苏州是丝织物出产区呀，纱与缎是两种织物，行销於本地、全国以及国外。（有一种织成的纱，都销行於朝鲜，因为当时朝鲜的官僚贵族，都以白色纱服为外帔，恒兴庄所织之纱，都外销於此）这种纱缎庄，只做批发，不销门市，大小随资本而异，亦有数家，在苏州是老牌子，海内著名，但像我们邻家的恒兴庄，只不过此业的中型者而已。

　　旧日的苏州对於职业问题。有几句口号：「一读书、二学医、三去种田、四织机。」关於种田与织机，是属於农工的，但属於住居城内的大户人家，却变为「收租」与开「丝帐房」。（丝帐房即是营丝织物机构之统称）所以织机亦是苏州最正当的一业。那时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织绸厂，而所有织绸的机器。都是木机，都属於私人所有的。这些私家个人的机器，而他们有技术可以织成纱、绸、缎各种丝织物的人家，苏人称之为「机户」。这些机户，在苏州城厢内外，共有一千数百家。

　　实在，纱缎庄是资本家，而机户则是劳动者。更说明一点，纱缎庄是商，而机户是工。一切材料，都由纱缎庄预备好了，然後发给机户去织，机户则限定日期，织成纱缎，交还纱缎庄，才由纱缎庄销行到各行庄去。有的是各庄预备了的存货，推销各埠；有的是各处客帮订下来的定货，规定了颜色、花样的。这个行业，从前在苏州可不小呀！

　　那些织机的机工，都住在东乡一带，像蠡市，蠡口等乡镇也很多，近的也在齐门、娄门内外。所以那些纱缎庄，也都开设在东城，像曹家巷我们邻居的一家，已在城里偏西的了。织机的虽是男女都有，但还是男人占多数，因为那是要从小就学习的，织出来的绸缎，灿烂闪亮，五色纷披，谁知道都是出於那班面目黧黑的乡下人之手呢？

　　这家纱缎庄，因为是邻居，我常去游玩，结交了两个小朋友。他们都在十七八岁，是个练习生之类。一位姓石，还是苏州从前一位状元石韫玉的後代。他曾经送过我石殿撰亲笔书写的试帖诗两本，那是白摺子式的小楷，可惜我已经遗失了。他的家里我也去过，住在清嘉坊，踏进大门，茶厅上还有「状元及第」三字的一块匾，虽然红底金字，已经黯然无光了。还有一位张润生，是个徽州人，家里开了一爿漆店（按：苏州徽帮极多，除了典当朝奉以外，有各种商业，都属於徽，漆业其一也），他长我两岁，识字有限，而为人干练，但常向我执卷问字。这位朋友，相隔了三十年，不通音问，忽有一天，探寻到我家来（时我已住居上海），他说：他的儿子结婚了，请我去吃喜酒。询其行藏，却在上海某一钜商家里，当一旧式的西席老夫子，奇哉！

文如玉

三十一、面试

　　十六岁的春天，病了一场，这上半年的学业，全荒废了。其实这个年纪，是一生求学最严重的时代，在学校制度上，当进入高中了。父母因为我病已告痊，实为大幸，也不来督责我。并且我也在家不大出门，朱先生那里也不去，也没有什么同学朋友往来。不过我的学业虽不进，我的知识当然随年龄而自然增长了。我仍旧喜欢看杂书和小说，这时候，中国的杂志也尚未流行，我於小说，不论什么都看，甚而至於弹词与唱本。母亲不甚识字，而喜听那些悲歌离合的故事，在她深夜作女红的时候，我常常在灯下唱给她听。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我当时就有装订成好几本，虽然那些画师也没有什么博识，可是在画上也可以得着一点常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风土、习俗，各处有什么不同的，也有了一个印象。其时，外国已经有了汽球了，画报上也画了出来。有一次，画报上说：外国已有了飞艇，可是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翅膀，人家以为飞艇就是如此，而不知这是画师的意匠。（飞机初时传至中国，译者译之为飞艇，画者未见过飞机，以为既名为艇，当然有帆有舵了。）後来在上海办杂志，忽发思古之幽情，也想仿效「点石斋画报」那样办一种，搞来搞去搞不好，无他，时代不同，颇难勉强也。

　　我以为无钱买新书，只能常跑旧书店。那时旧书店里旧书，还没有像後来奇货可居，但是大部的旧书，我还是买不起的，只是那些小部的，普通的，刻印得不精的。每一旧书店，往往在门前摆一个旧书摊，一条护龙街上，有几十家旧书店（有的还带卖小品旧货），我则常常巡礼於那些旧书摊，而猎取我所欲得的书。

　　我在旧书摊上，购的书倒也不少。较古的什么「世说新语」、「唐代丛书」等等，校新的什么「随园诗话」、「两般秋雨庵随笔」部等，还有许多残缺不全，破碎不完整的，我也兼蓄并收，以价较便宜，不过制钱数十文，或仅十余文，本来人家已是字纸笠中的物，我却抱人弃我取的心。偶然出门带一根「钱筹」（按，当时墨西哥银圆已流行於苏州，而并无辅币，却有所谓钱筹，削竹为之，每根为二百文，由各钱庄所发行，虽制作甚简陋，而信用甚著），回来可以购得一大捆。

　　但我不大量的买，只是今日买一两册，明日又买一两册，护龙街几家旧书店，都认得我的，因为我不是买大部的书，精印的书，而只在冷摊上，拾取残编断简，这并不是什么好主顾。但是那些摆在在摊上的书，几经风吹日晒，久已置之度外，而看我只是一个书房里的学生，也就马马虎虎了，可是虽然日购一两册，积之已久，成了几大堆。又没有好好地一个书房，好好地一个书橱，於是弄得桌上、椅上、榻上、床上，都是那些长长短短，厚厚薄薄，破破烂烂，残缺不全的书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旧书摊上，见有「李笠翁十种曲」，但残缺不全的，只有半部。我想半部也好，十种曲不是就有了五种吗？因为残缺，自然取价甚廉。携回家去翻翻，连「风筝误」也在其内，甚为高兴。乃过了一月，在另一家旧书摊上，又发见了半部，这正是我所缺少的，遂即购之而归，当然价甚便宜，正不知道一部书为什么分了两个旧书摊呢。

　　即如沈三白（复）的：「浮生六记」（在「独悟庵丛钞」中），我也是在冷摊上购得的，这时上海的「申昌书画室」用铅字版（当时名为「聚珍版」）印了不少的书，我所购的有「西青散记」、「三异笔谈」、「解颐录」、「快心编」，……亦为数不少。「浮生六记」缺二记，久觅不得，东吴大学教授黄摩西（常熟人）出一小杂志名「雁来红」转载之，而上海书贾又翻印之。世界书局的王均卿（文濡）伪造二记，人不知觉，连林语堂亦为所蔽。五十年後，沈三白忽走红，家喻户晓，而且大摄其电影呢。

　　十六岁的下半年，博览群书，把当时视为正当的作举业文的功课都抛荒了。可是巽甫姑丈很注意我，不过他自己常常病倒在床。即使不病的时候，也是一灯相对，懒得出门，从前一年还到我家来几回，看望我的祖母，现在他自己不来，却派子青表哥来看望外祖母，常常的小有献赠，以娱老人。

　　有一次，子青哥来看望外祖母，我正借着一部大版石印绣像的「红楼梦」，在大研究其红学，被他瞥见了。又见我案头许许多多破破烂烂的笔记小说，他觉得全都不是正当的书。子青哥比我大两岁，今年十八岁，却摆出个道学先生的架子，他当时即向我说：「父亲的意思，劝吾弟少看那些小说与杂书，恐因此抛荒了正业。」我不禁为之面赤。什么父亲的意思？全是他的意思，姑丈又没跟他来，怎么知道我在看「红楼梦」呢？但他对於我这忠告良言，我怎能埋怨他呢？

　　过不了几天，巽甫姑丈写信来了，他请我到他那里去谈谈。我想：这是东窗事发了，必定这子青哥回去告诉了他，我在看「红楼梦」和杂书。「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他倒并不谴责我看「红楼梦」和杂书，他只查问我近来做了几篇制艺文。可怜我这几个月内，实在没有动过笔。

　　他谆谆告诫：「你的家境不好，而你的祖母与双亲，企望你甚殷。你既然不习业做生意，读书人至少先进一个学，方算是基本。上次考试，你的年纪太小，原是观观场的意思，下一次，可就要认真了。那种八股文，我也知道是无甚意义的，而且是束缚人的才智的，但是敲门之砖，国穿要凭藉这个东西取士，就教你不得不走这条路了。而且许多寒士，也都以此为出路，作为进身之阶，你不能不知这一点。」

　　我被他说得眼泪也要挂下来了，我说：「姑丈的话，是药石之言，我今後当加倍用功。现在请姑丈出两个题目，我去做来，两三天交卷，请姑丈批阅。」他想一想，说道：「这样吧！你後天上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吃饭，吃饭以後，我出一个题目，你就在这里做，我看看你的程度究竟如何。」

　　我想：他是面试我了。出了题目拿回去做，还可以挨延时刻，翻阅书本，到他这里来做，真是使我「白战不许持寸铁」了。没有法子。到了後天，只得去了。吃过饭後，他出了一个题目，教我去做，他说：不必全篇，只做一个起讲。题目本不难，但我在此一暴十寒之後，思想迟滞，又在他监视之下，颇为枯窘。不得已，写好一个起讲，送给姑丈去看。他看了以後，便不客气的指出：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他却不动笔给我改正，要我把他所说不对的地方，自己去改正。

　　他说：「你以後每五天来一次，也像今天一样，在我这里吃饭，饭後，我出题给你做，不必要全篇，半篇也可，一个起讲也可。」临走时，他又给了我几本明朝文的制艺，和清初文的制艺，教我去揣摩细读。我觉得这种文章，都是清淡无味，如何算得名文。原来当时的制艺八股文，也分两派，一派是做清文章的，一派是做浓文章的。做得好，清的浓的都好。譬如名厨做菜，做得好，清汤也好，红烧也好。巽甫姑丈是做清文章的，尤其是小题文（题目一句、两句），人称名手，不过大题文（题目一章、两章），便不是他的拿手了。我在他那里作文数次，出了一个题目，先把题目的正文，以及上下文讲解一次，然後让我去下笔。他说：「先要明白题旨，然後方能理路清楚，理路清楚以後，文机自然来了。」

　　那时考试的制艺，流行一种恶习，往往出了那种「搭题」。所谓「搭题」者，把四书上的上面半句，搭到了下面半句，或是上节的末一句，搭到了下节的首一句。有绝不相关者，名之曰「无情搭」。相传俞曲园（樾）放学政时，曾出过这类题目，如「王速出令，反，」与「君夫人、阳货欲」等等怪题目，以此坏了官。又有某主试曾出一搭题为「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那个考试的童生写道：「一叩而原壤惊矣，再叩而原壤昏矣，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六魄悠悠，一阵清风，化而为阙党童子矣。」四五百年来，此种关於八股取士的笑话极多。现在此制既废，不必为死人算命，徒多词费了。

　　可是巽甫姑丈所出的题目，却不曾出过搭题，这是我所高兴的，但也有我所厌烦的，就是做的不对，要我重做。我对於重做怕极了，我情愿另出一题目，别做一篇，而不愿以原题目重做。但他却要逼我非重做不可，宁可少做一点也好。这三个月以来，我的确有些进境，一题在手，不像以前的枯窘了。从前因为想不出如何做法，所以也颇怕作文，现在也不怕，就要想出一个题旨来了。姑丈又嫌我做得慢，要练习得加快一点，不要过於矜持，想到便信笔直书，但写出以後，又必须自行检点一过，有不对的地方，必须改过。但三个月以後，姑丈的旧病又发，我的面拭，也因此中止。

文如玉

三十二、父亲逝世之年

　　十七岁，是我惨痛的历史，乃是我父亲逝世之年了。

　　我父亲平日身体也很好，不过精神是不大舒适，忧伤压迫着他过日子。自从在湖北应城县回来後，并无固定的职业，即使有所贸易，亦往往失利。更不肯仰面求人，也曾有人举荐他到某一商业机构中去服务，但他又不肯小就。人越穷，志气越傲，而且又好评论人、指摘人，在这样一种腐恶的社会上，他是失败了。

　　我们是一点产业也没有，说一句现在流行话，真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虽然在我们曾祖时代，经营米业，亦为钜商，但经过太平天国之战，已经扫荡得精光大吉了，我父即使在有余资的时候，也不想置产。即居屋而言，在当时苏州买屋极廉宜，建屋亦不贵，但他宁可租屋居住，而不愿自置产业。他以为自置一屋，是固定的，反不如租屋居住，是流动性的，如果嫌此屋不好，立刻可以迁居。并且他既不事生产，而又不善居积，在从前读书人中，住往称之为名士派，而他是商业中人，也似沾染了名士派的习气，便这样的穷下来了。

　　那时候，苏州也有一种投机事业。什么投机事业呢？原来那时银行制度还没有流行到中国来，所有金融事业，都握在几家大钱庄手里，这时币制有三种，一曰制钱，二曰银两，三日洋圆。制钱即铜钱，外圆内方，古人称之为孔方兄，现已不经见了。银两即当时所行用生银制度，以两为单位，亦有铸成为元宝者。洋圆（每写作元）便是已盛行於中国东南各省的墨西哥银圆。

　　但此三种币值的比例，时生差异。譬如当时每一洋钱，兑换制钱一千文，而有时为九百八十文，亦有时为一千○二十文，甚至有时长至一千一百文。银两与洋钱有比率，制钱与银两亦有比率，此中升降，商人即因之做交易。於是出钱入洋，出洋入银，而以之投机生利，但凭口头一语，不必有实物者，谓之「买空卖空」。当时买空卖空，颇为盛行，显然是公开的，其实则近於睹博，苏沪一带，名之为「做露水」。

　　做露水的地方，苏州则在阊门内东中市的钱业公所。我曾随父亲往观，上下午两市，其热闹不亚於上海後来之交易所。父亲向他们说：「买进洋钱三千元。」但凭一句话，并无片纸只字作为凭证。我初不解，父亲何以有力买进洋钱三千元呢？何以一句话就可以算数呢？不到半个钟头，父亲对我说：「已赚钱了。」我的儿童心理，觉得这样赚钱真太容易，又觉得但凭一句话，父亲的信用未免太好了。当然父亲是钱业出身，是个内行，他有远识，对此可以称为「亿则屡中」。然而这到底近於睹博，有许多朋友做露水，弄到跌倒爬弗起，甚而至於亡家破产者，比比皆是。所以祖母知道了禁止他，母亲也劝阻他。但父亲也不过小试其技，不敢作此投机呢。

　　又有一次：舅祖清卿公，以父亲无固定职业，邀他到他的家中，佐理他们的田业事务。此种田业事务，是管理收租，催租，一切也很为纷繁的。那时苏州绅富人家，家家都有田地，以为这是保产最好方法，不劳而获，家中设立帐房，开仓收租，经营其事者，名曰「吃知数饭」。但父亲没有耐心於此业，而又是外行，意欲不往，然迫於甥舅之谊，重以祖母之命，又不得不往。可是未及三阅月即归，托言有病，因为父亲生性梗直，不值其舅之所为，谓其既富且吝，压迫农民。且常欲以其理论，教训我父，父亲实不能忍受也。

　　父亲的忧伤憔悴，固然是他早死的原因，而在他病後的医药杂投，当有绝大关系。他害的是一种痢疾，时间是在初秋，在现代说来，痢疾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医治得法，立可痊愈。何况现在中外医药界，有种种的新发明，痢疾也有专治的药品。但那时却谈不到此。起初父亲不要请医生诊视，自然也为了省钱，且以为不久就可以痊愈的。及至後来病势厉害，大家都发急了，家中人又都没有医学常识的，「病急乱投医」，请了这个医生，未能见效，又请另一个医生，这与病人是太不相宜了。

　　虽然苏州那时已有了外国教会所办的医院，用西法治病，但大家都不相信它。害了病，还是要中国医生诊视，而我所最恨者，要是换了一个医生，必定把前一个医生所开的药方推翻，只有他所开的方子是对的，别人所开的方子都是不对的，再换一个医生，也是如此。医生越换越多，各人的见解，越是不同，弄的病家无所适从，到底听了那个医生对呢？而一个病人睡在床上，做了他们互相争竞的目的物了。

　　当时我父亲病了十余天，身体已虚弱不堪了。一个医生道：「不能再打下他的食滞了，须要用补药，补他的亏损了。」另一个医生道：「我父亲的病体，是虚不受补，现在吃的补药，把病邪补住了，须将所吃的补药剥去，再行施治。」试想：这样不是教病人太苦了吗？但我父亲已自知不起，坚不肯吃药，母亲苦劝不听。及至祖母临床，他回念自己是一个遗腹子，幸赖寡母抚育长大，未曾有所报答，不禁泪涔涔下，祖母要他吃药，他就吃了。

　　上半年，姊姊出嫁，父亲以向平之愿，了去一半，姊丈许嘉淦（号杏生），也是一位读书人（父亲不相信商业中人），颇为温文尔雅，比我长两岁，笔下比我好。虽然我们家道很拮据，勉强凑付，也得一副不太简陋的奁具。姊丈早孤，有两兄，不事生产，所以常来我家，和我讨论文字，吾父顾而乐之，以为郎舅至戚，在文字相切磋，不是更为相得吗？

　　不想下半年父亲就病了，病而至不起，宁非意外的惨伤，那种悲痛的事，到现在已近六十年了，想起来，真是非常摧心。我当时还有一种感想：祖父在三十多岁已故世了，父亲在四十多岁亦故世了（故世时四十五岁，我今日写此稿时，正是一百岁），遗传下来，我的寿命，也不会长吧。但我今日忽忽年华，已是七十多岁了，人家还恭维我得天独厚，老而弥健，但我了无建树，只是虚度一生而已。

　　写到此，想起一件事，在我四十多岁时，在上海有一位老友管君，招榄我人寿保险，我那时笔耕所入，每岁收获，尚有余资，而子女众多，念此亦等於储蓄之一途，乃欣然应命，拟以五千元投保二十年。这是上海一家著名之英国保险公司。保寿险先得要检验身体，这是我所知道的，於是由管君陪我到该公司所指定的外国医生处检验。这个外国医生，我也不知道是英国人、美国人，听心脏，验小便，又用小榔头，敲我膝盖，令其反应，问我：「曾患过性病否？」对他说：「没有。」闹了一阵子，管君说：「三四天後，保证书就可出来了。」乃迟至两星颠，未有回音，我以电话问管君，管君支吾其词，我情知不妙。管君说：即来访我。我说：「生死有命，孔子所云，大概我是不及格了，兄亦无须讳言。」管君说：「不！我知道该公司检验身体者，不止一医生，我现已知道有另一医生，我们明日再往检验可也。」我此时甚为心灰，由管君强而後可。则此医生，年龄已老，白髯垂胸，云是法国人，检验也未如前医生之苛细。验後，管君私问之，医言：「大致可及格。」果然，三日以後，保证书即到了。这保险到了我六十六岁满期，连息得七千余元，足为长儿留学德国之需，亦云幸矣。

　　父亲逝世之日，尤其使我痛心的，他要我读书，至少也得青一衿。假使父亲今秋不死，本年我可以徼幸进学，也未可知。因为巽甫姑丈曾说以常理而论，可以获售，但要视看文章的人目光如何。因为考场中看文章，有如走马看花，而这一丛花，不是特别惹人注目的花，也许是欣赏了，也许是错过了，这要看你运气如何了，因为照文字而言，也在可中式与不可中式之间呀，如果父亲迟一年故世，而我於今年进学，不是稍慰了他在天之灵吗？

文如玉

三十三、父亲逝世以後

　　家中本已困窘，在父亲病中，母亲所有剩余的一点衣饰，也典质净尽了。父亲身後的料理，亦极为简约，但我们还是一个中等人家，而且都是高贵的亲戚，那些普通的场面，还是要的。必须开一个吊，出一个殡，从前没有什么殡仪馆，停柩在家三十五天，这些封建时代的排场，必须应有尽有。「礼记」上说：「丧礼，称家之有无。」但我们受孔子戒的人，都服膺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我想父亲最後一件事了，也未可过於落薄。

　　父亲丧事，正可以算的罗雀掘鼠，我也不忍言了。本来还就读於朱先生处，到此便踏出学堂门，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如果我在十三、四岁时，学了生意，到了这时，三年满师，也可以当小夥计，每月挣到一两块钱，但我读了死书，一无所获，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後将如何度日呢？父亲在世之日，虽然也是日处窘乡，却是父亲挑了这家庭的担子去，现在这副担子，是落在我肩头上了。

　　苏州有很多慈善济贫事业，有所谓「儒寡会」者，一个穷读书人故世了，无以为生，他的孤寡可以领一笔卹金。各业中也都有救济会，以钱业中为最优。亲戚中颇有为我们筹划领取此种卹金者，我抵死拒绝。父亲是个商人，不能冒充读书人，入什么「儒寡会」。至於钱业中的卹金，父亲在世，深恨钱业，况且脱离已久，假如我们要用钱业中一个小钱，使我父亲死不瞑目，我实在是个不孝罪孽之子了。

　　舅祖清卿公，他当时是号称苏州首富的，他答应每月资助我们数元，我也婉谢了。我说：「你与我的祖母为同胞姊弟关系，每月送祖母几块钱，我们不能拒绝，祖母实在太苦了，此外我们将自行设法。」虽然说是自行设法，但我一个十七岁读死书的人，将怎样的自行设法呢？後来清卿公每月送祖母两元，在他也算厚惠了。

　　於是我在家开门授徒，做起教师先生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先生，有谁来请教呢？第一个，收到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却是一位女学生。原来住在我们一宅的，里面一家姓潘的，也是书香人家。这位潘先生，有位女公子，今年九岁了，父母钟爱，想要她读一点书。而又不愿送她到宅子外面的私塾里去。本来想明年请一位先生，所以一说就成功，而我做了牡丹亭裹的陈最页了。写到这裹，我有一个挣话了，我自从教过这位潘小姐後，一直没有教过女学生。却自从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县）办了学校，回到上海以後，却在各女学校里教书，女学生不计其数，现在所记得的，如黄任之夫人、杨千里夫人、顾树森夫人、宋春舫夫人等等，都是我的女学生。那末最先的这位潘小姐，比例这些武侠小说所说的，当是我的「开山门」女弟子吧？

　　其时潘小姐的束修，是每月一元。那时候，地方上周卹寒士者，还有一种书院膏火。苏州有三个书院，其它两个，童生不能考，只有一个平江书院，专为童生所考，考一超等，得银七钱（约合制钱一千文），特等减半。但也不大容易考取，有已进学的高材生，也冒充童生来考取呀。

　　後来我认得一个旧同学，他是粮道衙门一书吏之子，他们有一种粮册，要发给人抄写。字不必写得工整，但是要写楷书，大约是三分饯一千字，我若认真写，自早至晚，每天可写五千字，不是每天有一角五分的进款吗？这此考平江书院的卷子还可靠得多了。可惜那不是常有的，虽然每千字仅有三分，还是抢写者纷纷的，只费点笔墨而已。

　　其实，自从父亲故世以後，不是我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而是母亲挑了一副家庭生活担子。她在亲戚中，一向有针神之誉，她的女红，是精细而优美的，就在父亲没有故世之前，我们在窘乡中，她就把她的女红所得，取出来尽量补助家用，父亲故世後，几乎全靠她的女红收入了。

　　苏州的绣品是出名的，有些顾绣庄，放出来给人家去刺绣，但工资却微薄。绣一双衣袖（都是行销到内地各省、各区，为妇女官服披风上用的）不过制钱二百八十文，而工夫非三天不可。但母亲则日以继夜，只两天就完工了。苏州人家，嫁女必备绣品，尤以新牀上的装饰为多。如在床的中间，挂有「发禄袋」（其典未考），两旁则有如意、花篮、插瓶等等，都是绣品，都须描龙绣凤，极为花团锦簇。或夸示新嫁娘的针线精妙，其实都是床头捉刀人所为。亲戚家知我母亲擅於制此，转辗相托，如此忙了一个多月，也可以获得十余元。我正读唐诗，读到了「苦恨年年压针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句，因想这正为吾母咏的了。

　　不过这都是临时性质的，不能固定有那种收入，但我母亲的女红是不断的。我们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纱缎庄吗？这纱缎庄把所练成的「纱经」或「缎经」放出去，给女工们络在轴轳上，厥名谓之「调经」，一束经，谓之一和（这是丝织品家的术语），调纱经一和，可得五文，缎经一和，可得十文，不过此种工作，限时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须交去，有时须整夜工作（凡丝织物直线为经、横线为纬，这里所谓经，即是直线）。

　　祖母年已六十余了，她也要工作，她也要调经，劝之不听。於是母亲取得浅色的经，如雪白、湖色、蜜黄的经，都与祖母。深色的经，如黑色、墨绿、深蓝的经，都归自己，因祖母年老，目力不济呀。又母亲和我商定，即清卿公每月给与祖母的二元，归祖母零用，我们家用中，不能再用它。但此两元中，仍有大一半祖母供给我用，如吃点心呢，买糕饼呢，添小菜呢，都是为她们所钟爱的这个孙儿而花费的。

　　这几年来，我们总算得是茹苦含辛了，但我并不算苦，苦的只是母亲。她一天到晚，不过睡四五个钟头，其他时间，都是工作。可是生活倒也安定，那时生活程度，已比我六七岁的时候高得多了。我们—家，每月五六块钱的开支，再也不能少了，房租近两元，饭菜约三元（这是祖母、母亲和我三人的食用），其它还有杂用，我们在衣，食、住、行四者之中，只有食与住两个字，衣服不能添做，走路只靠两脚了。

　　我家有一个规范，无论如何贫穷，不得借债。所以父亲在日，虽常处窘乡，也不肯向人告贷，我也遵守父训，一生从未举债。实在到不得已时，甚而几及断炊，则惟有典质度日。因此那些高墙头，石库门的当铺，我常常光顾呢。我们这时已家无女佣，祖母和母亲都是缠过脚的，不能上街，「举鼎观画」（此本为戏剧名，时人喻之为上当铺），我常演此剧，凡衣袖中可藏之小品（如首饰等），则可坦然直入，但衣服之类（父亲衣服极多，皮衣服大毛，小毛俱全），则挟一大包袱，如遇熟人颇露窘态。既而思之，「我还搭少爷架子吗？」便也夷然自若了。

　　那时的家庭生计，起初很觉得困难，後来有一个安排，倒也不觉得什么了。有时每一个月中，反而有盈余，於是把典质去的衣物，赎些出来。「赎当头」是高兴的事，从前有个寒士，改了古人诗句道：「万事不如钱在手，一年几见赎当头」，可发一噱。不过在这家庭预算，也常常有突出来的事，譬如送礼，苏州人家是讲究交际的，所谓「礼尚往来」。父亲开吊时，收了人家的礼，现在人家有喜庆丧的事，我们可以不送礼吗？普通也得二百八十文送一张礼票。我家现在虽处困境，还是要面子，不愿在这个封建社会上被扔下来。

　　这个家庭的担负，大概我担任了十分之三，母亲担任了十分之七，第二节，我又收了两个学生，连潘小姐共有每月两元的收入，考书院、钞写粮册，那是例外的。我觉得母亲这样的劳苦，心中实在不忍，然而又无可如何。可是有一个奇迹，母亲是有肺病的，在我年幼时，肺病常发，并且咯血，可是现在如此劳苦，身体反而坚强，其实即有小病，她也忍耐过去了。我们亲戚中，没有一个不称赞母亲贤德的，他们说：「我母亲的不病，真是天佑善人。」

文如玉

　三十四、适馆授餐

　　我十八岁的春天，便到人家去当西席老夫子了。这个馆地，是吴伟成表叔所介绍的（伟成叔是上海现在名西医吴旭丹的父亲）。祖母的母家，不仅是桃花坞吴宅一家，还有史家巷吴宅一家，他们都是所谓缙绅门第，贵族家庭，我记得那时张仲仁先生（一麐）尚馆在他家。其实，我们在桃花坞与史家巷亲戚关系是一样的，不过其问略有亲疏之分罢了。

　　在新年里，伟成叔来向我祖母拜年，便谈起了这事，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张检香，他家里要请一位教读先生，曾经请他物色。他们有三个男孩子，大的不到十岁，小的只有五六岁，刚才上学。他想介绍这个馆地给我。虽然他们束脩出得少，但他们是个缙绅人家，一切供应，都是很优待的。祖母听了很愿意，不过说：「年纪轻，交新年不过十八岁，要是他父亲不故世，自己还在学堂里呢。」伟成叔说：「不妨事！表侄年纪虽轻，我觉得他很老成持重，况且那边的学生，年纪都小，正在开蒙时候呀。」谢谢伟成叔的两面说合，我这个馆地便成功了。谈定每年束脩二十四元，三节加节敬，每节二元。

　　如果我在家开门授徒，所入可不止此数，因为已有几个学生，在去年说定，要来就学，至少每月也有三四元。但是祖母和母亲的意思，宁可让我到外面去处馆，第一是为了吃的问题，因为到人家去处馆，就吃了别人家的了，所谓适馆授餐，苏州人家请先生，对於先生的膳食，特别优待，以示崇敬，正合乎论语上所说：「有酒食，先生馔」了。我家也请过先生，知道这个规矩的。

　　我的馆主人张检香，他们住居於因果巷（苏州人念为鹦哥巷），在城的中心点。这个宅子很大，而他的父亲也是两榜，做过京官的，现在已经故世了而只生下检香一子。检香也是读书人，也曾进过学，所谓书香门第。但现在不求上进，做一个保产之子，人极规矩，一点嗜好也没有。苏州的有产阶级中，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这种人，大家说他真能享福的。

　　选定了正月二十日为开学日期。同时他们用轿子来接，举行拜师之礼，仪式颇为隆重。还端正了一席菜，请了几位陪客，伟成表叔当然列席，而先生则坐了首席（苏俗敬师，家有宴会，老师总是坐首席的）。那个书房，也很宽敞，是一个三开间的厅堂，用书画窗隔开了一间，作为先生的卧房，其余两间，都是书房，倒也窗明几净。卧房预备先生住宿，卧具非常精洁，那可以住宿在馆里，不必天天回去了。

　　膳食的确是很好，每天三荤一素，饭是开到书房里来，我一人独食，学生们都里面去吃，不陪伴先生。最初几天，在吃饭以後，他们的厨子，到书房里来问道：「师爷明天想吃些什么菜呀？」这可使我窘极了，我在家里，从来不会点菜，给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那时母亲知道我的口味，向来不问我的，我只得说道：「随便，我什么都吃。」那个厨子还不肯走，报出许多名目来，说道：「炒腰虾好吗？鸭杂汤好吗？韭芽炒肉丝好吗？」我说：「好！好！随便！随便！」那个厨子走出书房门，还开了我的玩笑道：「师爷说随便，这个随便，教我到那里去买呀？」这是他们讲给伟成叔听，伟成叔告诉我的。

　　後来又常常来问：吃什么菜？我只得向年长的一位学生说：「我想不出什么菜，但是什么菜都吃，请不必来问了。」他进去向他的母亲说了，以後厨子也不再来请点菜了。我想：他们三荤一素，即使有一样我不吃的，也有其余我吃的呀。有一次，他们烧了一样鳝糊，我当时还不吃鳝，没有下箸，他们知道我不吃鳝，以後就不进此品了。

　　住在馆里的时候，除了午饭、夜饭两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即是早点晚点。有时也来问吃什么点心，但我知道他们早上也是吃粥的（苏州人家早上总是吃粥的，一粥二饭，称为三餐），便对他们说：「我在家里，早晨是吃粥的。」以後他们便送粥进来了，常有很好的粥菜，如火腿，熏鱼、酱鸭、糟鸡之类。晚点不能吃粥，那就无非馒头糕饼等等，不再问我，随便打发了。

　　最初住在馆中，白天教书，夜来便觉寂寞了，因为学生不读夜书，吃过夜饭後，只有在油灯之下（当时苏州既没有电灯，而有些人家，为了防火烛，也不点火油灯）看看书而已。因此我也规定，住在馆中两天，便回家中住一天，没有特别事故，我是概不放假的。因为馆址在因果巷，离观前街很近，放夜学时候早，偶然也到观前街散步（苏人称为「荡观前」）或到护龙街旧书店巡礼一回，不过要早些回来吃夜饭，不教人家等候。

　　苏州人的吃茶风气，颇为别处的人所诟病，有吃早茶的，有吃晚茶的，因此城厢内外，茶馆林立。但当时的茶馆，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约朋友往往在茶馆中，谈交易也往往在茶馆中，谈判曲直亦在茶馆中：名之曰：「吃讲茶。」假使去看朋友，约他出去吃一碗茶，那末谈心的地方，就在茶馆里。好在那地方点心也有，零食也有，说高兴了以後，便从茶馆而转移到酒馆，到老义和喝三杯去。

　　饮茶喝酒，一个人就乏趣了，一定要两三朋友，我那时朋友很少，除非从前在朱静澜师处时有几位同窗，否则便到我姊丈许杏生处，他们住在史家巷西口，和因果巷很近，一同到观前街吃茶，有些人是他的朋友，而我也渐渐地熟识了。记得有一位顾子虬君，是他的朋友，我也与之相熟，後来知道他就是顾颉刚的父亲，那个时候，苏州学校风气未开，顾君也在家里开门授徒，教几个学生呢。

　　夜饭以後，我的馆东张检香，偶然也到书房中来谈谈。那位张先生，真是保家之子，为人端谨，他的年齿，差不多比我长一倍，而与伟成叔是好朋友，我所以呼之为叔，而他则恭敬地仍呼我为先生。他非常节俭，常穿布衣，一无嗜好，连水烟也不吸（其时中国香烟尚未流行）。他见我也布衣，不吸水烟，似引为同志。实则我常穿布衣，是为在孝服中，不吸水烟是年轻，亦不喜此。这位张先生得青一衿，即在家纳福，人颇羡之。

　　实在我这位女居停张太太，操持家政，极为能干。张先生娶於永昌镇的徐家，永昌徐氏是苏州著名的一家「乡下大人家」，拥有田产甚多，在近代说来是个大地主。张太太上无翁姑，持家井井有条，待人接物，处理得宜，儿童辈畏母而不畏父，婢仆辈亦都请命於夫人。伟成叔私语我道：「不要笑他！张检香是陈季常一流人也。」我笑道：「我叔曾做过苏学士吗？」

　　我在张家处馆有两年，但我觉得我的性情，实不宜於教书。我和朱先生犯了一个毛病，我对於学生太宽纵，不能绳之以严格，学生见我如此，也就疏懒起来了。张家的三个孩子，其中间一个，资质较钝，也有些顽劣，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他。那天，送进一块戒尺来，要教我施以夏楚，但我觉得责打学生这件事，我有些弄不来。因为我自从上学以来，一直到出学堂门，从来未被先生打过一下手心，便是祖母、父亲、母亲，也从未打过我，我不相信打了人，就会使这个人变好。所以他们虽送进了戒尺，我也不肯使用，他们实在顽劣，我只有用「关夜学」的一法，在别人放学，他不放学，至多我牺牲自己，也不出去，陪他坐在书房里罢了。

　　我在张家两年，宾主也还相得，然而我总觉得这种教书生涯，好像当了一个保母。学生在书房外面闯了祸，也要抱怨先生；偶然迟到早退，更要责备先生，找觉得担这种责任，很是没趣。而他们也有些嫌我对於学生太宽容，先生脚头散，他们对人总说：「我们这位先生，到底年纪太轻了。」因此我觉得第三年不能蝉联下去了。我只得托伟成叔转达，只说：「学生们年岁渐大了，我的学力，不够教他们了。」

文如玉

三十五、订婚

　　我的订婚的年齿，也是在十八岁。在那个时代，婚姻制度是牢不可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呀。我虽然已经读过了不少描写婚姻不自由的著作与小说，觉得婚姻是要自由的，但我对於恋爱，一无对象。在亲戚中，我幼年时期的表姊妹极多，可是到现在，有出嫁的，有远离的，已都星散了，并且那时的男女之防极严，那所谓有礼教的家庭，一到了十七八岁，青年男女，然不大能见面了。

　　我自从在七八岁时，在外祖母家，他们以我与表妹两小无猜，给我开了玩笑以後直到如今，就没有正式提过订婚的事。从前中国民俗，订婚都是极早的，尤其是江南各处富庶之乡，儿女们在五六岁时已订婚。甚而至於父母说得投机，指腹为婚的，闹出了种种传奇故事。我祖母及母亲，都不赞成早日订婚，因为无论男女，小时节都看不出什么来，及至长大了，有了缺点，也因为已经订定了，不能解除，不是便成了一个人的终身憾事吗？

　　当我十三四岁时，在朱先生处读书，盛家浜一带，古木参天，沿着一条河浜，所有人家，门前都有一条板桥，以通出入，最好是在夏天，晚风微拂，大家都移了椅子，在板桥上纳凉。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夕阳影里，笑语喧哗。其时贴邻沈家，有一位女娃，小名好小姐，年亦与我相若，殊为婉妙。常常从她们的板桥，到我们的板桥来，我也到她们的板桥去，共相游玩。顾氏表姊（亦即我之师母），见我们两人，似相亲匿，戏谓将与我两人作媒。问我：「好不好？」我羞不能答，然心窃好之。於是顾氏表姊就和她的母亲说了，因为我们是朝夕相见的，她母亲颇有允意。顾氏表姊又和祖母说了，祖母却不大以为然。那沈家是藩台房库书吏，家里很有钱，我们贫士家风，恐仰攀不上。但自从有了说媒一件事後，好小姐便不到我们板桥上来，我也不再到她们板桥去了。十年以後，重经盛家浜，曾口占一绝，上二句已忘却，下二句云：「童心犹忆韶华好，流水斜阳旧板桥。」不免自作多情，而好小姐已「绿叶成阴子满枝」矣。

　　又有一次，大约十五六岁吧，舅祖清卿公说起，要将砚农叔的一位小姨九小姐（她们姓郁，前为富族，今已凌夷），许配与我。祖母亦不愿意，因为一则辈份不同，以亲戚论，九小姐要比我长一辈，虽则年纪仅比我长两岁。二则身弱多病，是林黛玉式的（後来果然未到三十岁即故世了）。我父在世时，曾经说过：「最好是要读书人家的女儿，其丈人峯也是一个宿儒之类，必於学问请教上，有点益处。」

　　这一次，又是朱静澜先生做媒，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原籍是江苏凓阳人，而迁居於苏州的洞庭东山。他们的先世是武职，而他倒是一位生员，不过捐了一个什么官衔，已弃了举子业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却还年小，朱先生说媒的是他的大女儿，这回是他直接和吾祖母及母亲说了。

　　然而我当时实在不注意於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一、我家里现在太穷了，一家三口，祖母、母亲和我，靠了毋亲和我两人的收入，仅足以勉强糊口，而我且就食於人，怎能再添一口呢？况且一个年青妇女，到底也要添些服饰之类，我又如何吃得消呢？第二、我也有一点自私的心，我被那种不自由的婚姻所刺激，耳闻目见，以及刊物上的故事，新闻所纪载，加以警惕，我希望我年纪大一点，可以自由择配呀。

　　但是母亲却极力劝我，她说：「祖母自你父亲故世以後，心中郁郁不乐，身体更加不好了。她总希望你成一个家，得见孙妇一面。她昨天说：『即使不见孙妇一面，定了亲以後，也可以稍为安心了。』又据朱先生说：那位陈小姐非常之好，在家里粗细工作，都非她不可的，而且也读过几年书，身体又非常健全。我是带病延年的人了，她来了，是我一个好帮手。况且现在即使下了定，也不能就结婚，也须你进了一个学，得到一个好点的职业，方可以预备结婚呀。」

　　母亲的话，真是仁至义尽，祖母自父亲故世以後，伤逝嗟贫，渐渐的步履维艰，形成半身不遂之病，举动需人扶掖，有一次，半夜起来解手，跌在床侧。从此以後，母亲便即睡在祖母房里了，只要听到床上转侧的声音，便起来扶持她。在冬天，连自己睡眠时衣服也不敢脱，真是「衣不解带」。老年人的心情，见孙子渐渐大了，也希望有个孙子媳妇在眼前，这也是人情之常。

　　况且这不过是订婚，并非结婚，订婚以後，也足以使老人安心。陈小姐是书香人家的女儿，我妇翁也是一个读书人，这与我逝世的父亲所祈望的条件相合。不过我的意思，要恳求朱先生说明，我们是穷人家，在我家里做媳妇是吃苦的，现在是穷，将来也未必是富，这话须要声明在先，非请朱先生传话不可。朱先生说：「他都明白，陈挹翁不是嫁女要选择财富人家的，他是个明理的长者，并且他自己境况，也是寒素的。」

　　陈挹翁相婿倒也精严，先要与我见面，作一次谈话；又要把我所作的文字（从前称之为窗课），送他去观看。我奉了母亲之命，一一如他们所愿。我初见他时，好像是在一个慈善会里，由朱先生作介绍，他那时已留了胡子了，我觉得他有点道貌岸然，实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文字是朱先生取了给他去看的，自然选了几篇此较看得过的文字。这两件事，他都觉得满意了，这一件婚事，总算可以订定了，但订婚的仪式，要在明年我满了孝服以後，方才举行。

　　从前中国的婚礼中，照例是要两个媒人，我的订婚中，一位当然是朱静澜先生，另有一位是江凌九先生，那是女家提出来的。他是我妇翁陈挹翁的妹婿，在我将来要呼之为内姑丈的。他是吾乡江建霞（标）先生的族弟，此刻建霞正放了湖南学政，他跟了建霞到湖南代他看文章去了。这个媒人的名字，是暂时虚悬的，好在到了我们结婚时，他又要回来了。（江凌九丈，自建霞湖南学政卸任後，又随着吴蔚若郁生放学差，看卷子，回京後，遇到义和团，幸免於难，此是後话。）

　　我自十八岁订婚至廿五岁，方始结婚，中间相隔七年之久，在这个时间中，所遇见的女性不少，然而我的心中，好像我的身体已经属於人家了。虽然我与我的未婚妻，未曾见过一面，未曾通过一信（在旧式婚姻是不许的），但是我常常深自警惕，已有配偶，勿作妄想。因为在这七年中，我曾单独到过上海好多次，也曾思追求过女性，也曾被女性所眷恋，几乎使我不能解脱。然而我终悬崖勒马，至结婚还能守身如玉者，我的情欲，终为理性所遏制了。

文如玉

三十六、进学

　　十九岁那一年，在父亲的丧服满後，我便一战而捷的进了学了。从前对於父母是三年之丧，实在只有两年零三个月，就算是满服了。在临考试前，巽甫姑丈又招我去面试了一下，他说：「大概是可以了。」说了「大概」二字，言外之意，也有所不能决定，这就觉得那几年功夫，不曾有十分进步。但要取一名秀才，或者可以得到。

　　他也原谅我，因为我自己在教书，不能埋头用功，不比我子青表哥，他几年功夫，大有进境，考紫阳书院卷子，总在前三名，与张一麟、章钰等互相角逐。上次乡试得「荐卷」而未中式，气得饭也不吃，我笑他功名心太重了。巽甫姑丈又企望我，他说：「这回无论进学不进学，我介绍你一位老师，你还得好好用功。不要进了一个学，就荒废了。」巽甫姑丈本来自己可以教导我，无奈长年在疾病中，过他的吞云吐雾生涯呀。

　　可是我对於八股文，没有十分进步，为了自己坐馆教书，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我还是老毛病，不肯多练习，当时已出学堂门，亦无人指导，还是喜看杂书，心无一定。那一年是甲午年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向来中国的年青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我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做「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於是也说：「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种种皮毛之论，已深入我的胸中，而这些老先生们则都加以反对。

　　我这一次的考试，不曾在贡院前租借考寓。即在姊丈的许家出发，因为他们住的史家巷，比我们住的曹家巷，离贡院要近得多。开考时的炮声也听得见，从他那里出发，也可以从容不迫。我们睡到半夜起身，便即饱餐一顿，为的是进场以後，不能吃饭，只能进一些乾粮，直要午後放炮开门，方能出来进食。这次考试，我与我的姊丈在一起，他比我大两岁，我考吴县籍，他也考吴县籍，郎舅在一起，我祖母和母亲，也足以放心呀。

　　这一次我考试进学，人家以为我很有把握，其实我却觉得是徼幸的。那时江苏的学政是瞿鸿机（字子玖），他是湖南人，年纪也不大，出的题目也不难，是论语上的「入於海」一句（每县一个题目如长洲则为「入於河」，元和则为「入於汉」，这种题目，有点词藻，文章可以做得好的。不过题目，太容易，反而容易流入浮泛。我起初是刻意求工，做好了一个起讲，自己觉得不好，涂抹了重新再做，我的出笔本来是慢的，那时却费了不少时刻，及至我第二个起讲做好，人家已是大半篇文字誊清了。

　　这时我心中有些急了，但越是急，越是做不出，一切思想，好像都塞滞了。我本来是有胃病的，胃间又隐隐作痛起来，那是许氏这一顿早起进场饭，在那里作祟了。而且文思正滞时，杂念纷起，这个患得患失之心，横亘在胸中。那八股文是有起股、中股、後股，一股一股的对比的，很费功夫，而我又素不擅此。

　　看看人家，已将完篇，不久就要放头排了，笔下迅速的人，便可以交卷出场了（第一个交卷的，名曰「红卷」，特别优待）。我要用那种细磨的功夫，句斟字酌的做下去，弄到了「抢卷子」，可不是玩意儿呀。（抢卷子者，到了放末牌，大家都走了，你还没有交卷，承差就来抢去你的卷子，赶你走了）。於是把心一横，拆拆滥污，听天由命，不取就不取了吧。便把起讲又改了一改，改做了一篇散文，分为三段，洋洋洒洒的一口气写成了四、五百字，把海上的词句，都拖了上去，什么「天风浪浪，海山苍苍」；什么「海上神山仙岛，可望而不可接」咧；以及关於海的成语古典，运用起来，堆砌上去，气势倒也还顺，不管它了。补好了草稿，抄好了「圣谕广训」，还要做一首试帖诗，便交卷出场，已经放第三牌了。

　　出场以後，人是疲倦了，但胃也不痛了，心头似觉稳定了。可是祖母的关心，因出案（即放榜）尚有几天，要我把文字默出来，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去看，请他决决可以取进，还是不可以取进？但是我这篇野马似的文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如何拿得出来？而且当时未起草稿，只是在卷後胡乱补了草稿，现在要我默出来，大致不差，到底是有些走了样呢。

　　因此我便和我的姊丈许君商量了，因为他和我是同一题目，而他的这篇文字，做得非常工整，循规蹈矩，不像我的那一篇似野马奔驰一般，把他的一篇借给我，让我塞责一下，这是我的不老实处，说来有些惭愧的。姊丈是个敦厚的人，他答应了，因为他不必把文字抄给人看，而留有草稿，也还齐整。我先给朱静澜先生看，他力保一定可以取中。我又给巽甫姑丈去看；子青哥先看，他向我道喜，他说：「一定取了！一定取了！」巽甫姑丈也说可以取中，但他到底是个老法眼，他说：「这篇文字，颇不像你的作风。」意思似说：你恐怕还做不出那篇文字呢。

　　及至放榜时，我取了第二十七名，而姊丈则名落孙山。他自然十分懊丧，而我也心中觉得非常难过。我於是立刻披露，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看的，是姊丈的文字，不是我的文字。他们一面也为之嗟叹不平，一面又索观我自己的文字。巽甫姑丈说：「你这篇文字，虽然野头野脑，气势倒是有的。场中看文章的人，每天要看几百本卷子，看得头昏脑胀，总觉千篇一律，忽然有一篇是散文而别出一格的，读下去倒还顺利而有气势，倒觉得眼目一清，所以提出来了。」巽甫姑丈的话是对的，後来考毕以後，领出原卷来看，却见卷子上批了四个大字道：「文有逸气。」

　　考了第一场，不能算数，还要覆试呢。第一场，依照应取名额，多取若干名，到第二场覆试时，又除去若干名後，方算正式的取中入学了。苏州人的谐语，称第一场即不取者，名之曰「总督」，第一场取了，第二场试後不取，被黜落者，名之曰「提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苏人读「丢」字的音如「督」，第一场即不取，谓一总丢弃了；第二场覆试不取，谓提覆後丢弃了，因此有总督、提督之称。我这时第一场总算侥幸了，惴惴然深恐第二场覆试不取，那便要做提督了。

　　覆试甚为筒单，只要上午半天功夫，但是要到堂上去面试，一点没有假借。又为了人数很少，显得十分严肃。我们吴县的题目，是论语上，「不有祝鮀之佞」一句，做这一个题目，要用一点技术。因为做那些小题文，最忌是「犯下文」。论语上的原文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於今之世矣」。所以在文中不能提到一个「有」字，只能说「不有」两字，如果单说一个「有」字，便是「犯下文」了。

　　出题目的人，便有这种故弄狡狯处，但也是八股文的法律，制定是如此的。这要谢谢我巽甫姑丈了，以前巽甫姑丈命我到他家里去面试时，也往往出的这一类题目，他是人称为小题圣手的，和我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晓得这种诀窍。这次覆试，只要做一个起讲，我於破题的第二句，写道：「若不容其不有矣。」异甫姑丈见了道：「好！扣题很紧，必不会做提督了。」後来将考卷领出来看，果然在破题第二句上，圈了一个双圈，以下的文章，便不看了。

　　覆试後，我又跳上了几个名次，从二十七名跳到了十九名，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取中总归是取中了，即使是考取在末尾，一名秀才，总归是到手了。姊丈这一回未曾进学，下一届院试，以第一名入泮，苏人称为「案首」，亦颇荣誉，所谓「龙头属老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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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入泮


　　读书人进了学，算是一个基本学位，又是科举制度的发轫之始，因此社会上也较为重视。进了一个学，有些人家还要请酒、开贺呢。请酒、开贺不希奇，新秀才还要排了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一般，跨马游街，鸣金喝道的出来拜客呢。但这在江南，尤其在苏州，那些缙绅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许你如此，也没有这个力量。

　　但这要年轻的小秀才，方能有此兴会。当在十六岁以内，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岁之间，虽然进了一个学，那也应该自伤老大，连贺也不高兴开了。我们亲戚中，我所见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开贺那一天，都排导到我家拜谒祖母，他们进学，都在十六岁以内呀！此外如苏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联翩不断的，也都有此盛举。更有一件令人家艳羡的，那个新秀才，悄然已订婚而未结婚者，这天也要到未来岳家拜谒一过，那必定轰动亲戚邻舍，来看新相公。

　　那一天，这位新秀才的服装也特别了，身上穿的是蓝衫（原名襕衫，本为明朝所制定的秀才服装，今则以丝织物特制），披了红绸。头上戴的是雀顶，两边插上金花。腰间又排满了什么荷包、风带、各种佩物，脚踏乌靴，有些年纪极轻的小秀才，在十四、五岁以下的，他家里人给他面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面小书生。

　　出门时的仪仗，也颇为别致，头导先是有许多彩旗，那种彩旗五色纷披，称之为「竹筱旗」，拔取竹园中新生的长竹，张以狭长的彩绸，上面有金字的联语，一对一对的，当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么「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类。竹枝上的竹叶，亦不芟除，蓬松的披着。这种彩旗，都是由亲友们送下来的，前导往往十余对以至数十对，这种古典，不知始於何时。此外便是衔牌，在清代做过什么官，便有若干对衔牌，官做得越大，衔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没有衔牌，但是他上代做过官的，把祖宗三代的衔牌，一齐掮出来了。其余便是锣呢、伞呢，什么仪仗都可以加进去，最後一顶四人大轿，那个新秀才，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据说这一天，即是苏州最高长官抚台大人出门也须让道，为的是尊重读书人呀！好在抚台也难得出门的，此故事未能徵实。

　　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个日子上举行的。出门後，大家都到学宫里谒圣（拜孔夫子），拜学老师，然後散出来，向各处去拜谒亲友。那些事，苏州的所谓「六局」者，都很明瞭（六局者，专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事的），他们是有相当经验者的。最可笑的，还有一架彩绸所扎的龙门，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龙门摆在人家大门口，让这位新秀才在龙门底下进去，一边还要鼓乐放炮，以迎接这位新贵人。

　　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这一套的，不要说出门拜客，连圣也不谒，贺也不开，只是躲在家里。那天恰值是我父亲冥诞之辰，每年到这一天，家祭一番，我这一次跪拜，磕下头去，泪如泉涌，竟仰不起来。我母亲极力加以劝慰，而她自己也呜咽得不能成语了。这几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亲道：「快快揩乾眼泪，不要被祖母看见了，又起悲哀呢。」

　　进了一个学，就要那些大排场，这惟有绅富人家的子弟，方能办此。因为他们经济宽裕，可以花钱，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钱不花，也须花些小钱。吴县有两个学官，一个名教谕，一个名训导。这两位老师，平日实在清苦得很，虽名为官，还不及我们的教书先生，全靠三年的岁、科两试，取中几个生员，他们方才有一笔进款，那便是取进後送进去的保结，要他签字盖印，而新进秀才人家送他的一笔贄金。要是像我们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他所希望的，是本县里新进几位富贵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发户，而上代没有什么读书人的，他可以敲一笔小小的竹杠，贄金可以加到数十元或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还不肯出，於是要「讲斤头」了。讲斤头的人，总是廪保做中间人，而水涨船高，廪保也可以得到较丰时报酬。

　　不是说一个童生考试要两个廪生作保吗？一为认保，一为派保，我当时的一位认保，是马子晋先生。朱师的老友，为人非常和蔼。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後来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当时我的孤贫，是大家所知道的。两位老师，各送了贄金两元。老师也哂纳了，知道「石子里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两元。马子晋先生并且辞谢不受。母亲说：「这是不好的。」马先生处送了一些别样礼物。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进学以後，要向亲友人家送报单。那种报单，是用红纸全幅书写的。另有一种人。专门书写那种扁体的宋字，上面写着：「捷报贵府□□（以上是尊卑称呼）少爷□□□（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苏督学部院□（学台的姓）高中苏州府吴县第□名……」到那一天，两个报房里的人，一个背了许多卷成一束束的报单，用了一面锣。嘭嘭嘭的敲到人家去；一个提了一桶浆糊，在人家墙门间，或是茶厅上，高高的贴起来。人家也以为某亲友人家的子弟进了学了，算也是荣耀的事，未便不让他们贴。而且还要发一笔赏封，这项赏封，不过数十文而已，然积少成多，亦可以百计，报房之乐於为此，正为此赏封也。乡试中了举人以後，也有报单送与亲友，不过颜色是黄的了。

　　我此次进学，也花费了数十元，都是母亲在筹划。虽没有开贺，但几家至亲密友，都送了礼。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阔气的了。巽甫姑丈送四元，馆东张检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元的也不少。从前送礼，不此现在。凡遇庆吊，送一元已算丰厚，若送四元，比一担米有余裕了。因此也勉强敷衍过去。最高兴的是我的馆东张检香，连忙把每月束脩两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苏州处馆先生的升级条例呢。

　　自以为荣誉的出去应酬，穿上衣冠，红缨帽上，正正式式的戴上一个金顶珠（其实是铜的）。以前我在未进学以前，出去应酬，也戴一个金顶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制：一品为红珊瑚、二品为缕金珊瑚、三品为蓝宝石「俗称明蓝」，四品为青金宝石「俗称暗蓝」，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俗称白石」，七品至九品，皆为金顶珠），所以不要看轻这一个金顶珠，自秀才、举人，以至新翰林，都戴这一个金顶珠。

　　我这一次同案中，有许多中举人，中进士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了。只有一位单束笙（镇）先生，他中了进士後，即放部曹，民国时代，曾经做过审计处处长，直到大家老年时候，方才认识，同住在上海时，时相访问。还有一位欧阳钜元，也与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岁就进学，他不是苏州人，曾为苏人攻其冒籍，後有人怜其才，为之调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说家，笔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入「繁华报」。有人谓：「官场现形记」後半部全出其手。闻罹恶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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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记徐子丹师

　　我进学以後，未到半年，巽甫姑丈又约我去。他从前不是说过的吗，无论取进不取进，要给我介绍一位老师，不要以为进了一个学，就此荒废了。他说：「一个寒士，不能与富家相比。有钱人家不能上进，是没有关系，反正家里有产业，守守产业，管管家务，一样的很舒服。而且现在即使考不上进，还可以捐宫，捐官直可以捐到道台。贫家可不能了，用真本事换来。你父亲早故，祖母年老，母亲勤苦，企望你甚殷。倘然在科举上能再进一步，岂非慰了堂上的心。因此我觉得这敲门的砖头，还不能丢弃。」

　　我听了姑丈的话，颇为感动。我想：现在真弄得不稂不秀了。再去学生意，年纪已大，学生意大概是十三四岁，最为适宜。给人家当夥计，谁要请一位秀才相公来做夥计，而且谁敢请一位秀才相公来做夥计呢？我的前途，注定了两件事，便是教书与考试，考试与教书。在平日是教书，到考试之期便考试，考试不中，仍旧教书。即使是考试中了，除非是青云直上，得以连捷，否则还是教书，人家中了举人以後，还是教书的很多呢。读书人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一条出路吗？

　　巽甫姑丈给我介绍的这位师长，便是徐子丹（鋆）先生，他也是一位廪生，博学多才，大家以为像徐师那样的学问，早应该高发了，但他却是久困场屋。他年纪也差不多四十五六岁了，也是在家里开门教徒。不过他的学生都是高级的，除了在他案头有几位以外，「走从」的很多。所谓「走从」者，就是每月到他那里去几回，请他出了题目，做好文字，再讲他改正了。

　　我也是在走从之列，言明每月去六次，逢三逢八，便到他那里去。但是徐先生声明：不要我的脩金。我说：「孔夫子也取束脩，所以说：『自行束脩以上，我未尝无诲焉』，怎样可以不要脩金呢」？巽甫姑丈说：「你不要管！我和他的交情够得上，你自己所得微薄，不能再出脩金，而徐先生也晓得你的情况。他是一位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且最肯培植後进，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徐先生不是一个仪容漂亮的人，而是一个朴素无华的人。他头颈里又生了一串瘰疬（苏人称为疬子颈）。因此头有些微侧，苏州的一班老友中，背後呼他为「徐歪头」，可是当时徐歪头之名字，也为人所传述。第一天拜师，徐先生很为客气，加以慰勉之词，大概巽甫姑丈把我的近时境况，都和他谈过了。当天他出了两个题目，我记得一个是孟子上的「非无萌蘖之生焉」一句，一个是论语上的「使民以时」一句。上一个题目，在行文上有些技术性的；下一个题目，可以发挥一篇富瞻的政论。

　　教我做这两篇文字，原是测验我的程度的，两篇文字交卷了，徐先生说：对於「非无萌蘖之生焉」一文，做得不差，有两股他还加以密圈。对於「使民以时」一文，他觉得颇为平疲，很少发挥。原来前一题，看似枯窘，但那是虚冒题，着重在「非无」两字上绕笔头，前经巽甫姑丈出题，已做过了好几回，颇能学得一点诀窍。那「使民以时」这个题目，极容易写文章的，而且可以使你大大地发挥的，但题目太容易，反而使你写不好出色的文章。若能敷佐词华，包孕史实，也可以成为一篇佳文。

　　实在我书倒看得不少，却是毫无理绪，又不能运用自如。在徐先生那里不到一年功夫，确是颇有进境。考平江书院卷子，常考超等，至少也考一个特等。考紫阳书院卷子，也可以考一个特等，一个月，这一笔书院膏火，也有两三块钱，不无小补呀。另有一个正谊书院，它的月考是「经解」与「古学」，所谓古学，即是词章之学。在这两门中，经解我不喜欢，嫌其破碎支离，词章我是性之所近，很愿意学习的。原来徐先生的词章功夫是很好的，我便请教於他，请他出了两个赋题，我便学做起赋来。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後，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此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於一个小小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

　　我那时虽然仍在徐先生处学习词章之学，觉得骈四骊六之文，颇多束缚，倒不如做一篇时事论文，来得爽快，也曾私拟了一二篇，却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自然是幼稚得很的。但是当时许多老先生是很反对的，他们不许青年妄谈国事，尤其是去看那洋鬼子们的种种邪说，这都是害人心术的，这都是孔门所说的异端。他们说：这些学说，都是无父无君，等於洪水猛兽。当时的父老们，禁止我们看新学书，颇似很严厉的，但我是一个没有父兄管束的，便把各种新出的书，乱七八糟的胡看一阵。徐先生虽然知道了，也不加深责，因为当时的风气，已渐在转移了。

　　过了一年，徐子丹先生就馆到费圯怀（念慈）家里去了。原来费圯怀本是常州人，却在苏州桃花坞新造了住宅，预备长住在苏州，於是延请了徐先生，教他的两位公子。我那时仍旧走从他，本来常到王洗马巷徐先生家里去的，现在改到桃花坞费公馆去了。这两位公子，一号子怡，一号叔迁，他们当时年纪还小。这两位老同学，到後来在上海方才叙旧。叔迁忙於做官，不大晤面，子怡往来苏沪，且在上海亦有住宅，因此时相过从，有许多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从上海回苏州，在火车上与子怡相遇，他问我：「到苏州住在那里？」我说：「住在表弟吴子深家，也在桃花坞，与府上是街坊。」他唯唯。但到了明日，他到吴家来，说：「明日中午，家母请老世兄便饭，务请惠临。」原来费圯怀先生的夫人，乃是清代状元宰相，徐颂阁（郙）的女儿，据说费圯怀颇惧内。曾孟模的「孽海花」小说中，曾经调侃过她，说有一次，江建霞太史去访费，他夫人疑江为北京唱戏的相公，操杖逐之，以江年轻漂亮，雅好修饰故。实在孟朴的「孽海花」，以小说家言，不无渲染故甚其词也。

　　我颇错愕，以费老夫人从未见面，何以请吃饭呢？如期而往，亦有三五客在座，费太夫人出见，虽老，而体颇丰腴（她有二子二女，都是胖子），我执世侄礼甚恭，子怡说：「家母欣赏吾兄之小说，故极欲一见」云云。我急惭谢。既而我想：我那时正预备写「留芳记」小说，而费家的帙事亦正多，她怕我再如「孽海花」一, 般，, 把她们牵涉进去吧。

　　我又说到後来的事了，如今且说我向徐子丹师受业的第三年，他在本年的乡试，中式了举人了。先是，巽甫姑丈曾谈及：「徐先生今年秋闱，是背城借一之举了，他年已近五十了，大概此次是志在必得吧。」我因说：「以徐先生的文才，早可发科，何以蹭蹬场屋？」姑丈说：「他的学生，已有两个中举了。」我觉得姑丈之言，似乎所问非所答，後来有人告诉我，这两个学生，是徐先生代笔给他们中式的。人言如此，我也未敢信以为真。

　　明年会试，徐先生连捷中了进士，殿试三甲，外放在山东做了三任知县，也没有得到了好缺，就此故世在某县任上。宦囊不丰，清风两袖而已。一位读书明理，而蔼然仁者，那里会多得钱？但徐先生是我的恩师，我受了他的教诲，方有寸进，而从学了他两年多以来，他不肯取我一点脩金，他对於别一位学生，从未有此，此种恩义，真使我没齿不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