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三十九、求友时代


　　我从二十一岁起，可称为我思想改变的开始。那正是甲午中日开战，我国战败以後，有些士子，都很愤激，而变法自强之说，一时蠭起。这些主张变法的知识份子，人家称之为维新党，我当时也很醉心於维新党，以为除非是这样，方足以救中国。

　　但是那时候，科举还没有废，一个士子的出路，还是要靠考试，而考试还是要做八股文。我在徐子丹先生教导之下，本年岁试，居然考取了一个一等（那次题目是「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两句，那倒是规规矩矩的八股，不是瞎扯的散文了）。但我这个一等，只可称之为「矮一等」，吴县共取一等十六名，而我的名次则为第十一名（按：秀才岁科考，例分一等、二等、三等，科考可以不到，而岁考必须到的）。照例，考了一等，可以挨次补廪，而在我们吴县补廪，非常烦难，往往考了前三名，也一时补不着廪。因为它是有名额的，要遇缺即补，甚毫有用贿赂之法，买缺出贡的。至於矮一等，想也休想了。

　　然而虽是矮一等，亲友间却予我以厚望。其时即使是做八股文的，也风气一变了，不能规规矩矩的依照先正典型，往往野头野脑，有如野战军。并且那些当考官主试的人，眼光也改换了，专取才气开展的那一路文章，不大墨守以前的准绳。

　　就是徐子丹先生中举後，刻出来的朱卷，第一场四书题，还是循规蹈矩的做了，第二场五经题，有一篇文中，运用了许多子书。而且包孕时事，如列子御风而行，便象徵空中飞行等等（那时飞机初发轫，已有传说到中国来了），在以前八股文中，那是不许引用的，徜被磨磡出来，是连试官也有处分的。

　　到後来，那种书坊店的奇诡的书都出现了，有一部叫做「天下才子书」，好大的口气，真吓坏人。我极好奇心，去买了一部，薄薄的两本，翻开来一看，尽是八股文。其中有康有为的应试文，还有许多名人的应试文，我可不记得了。好像有一篇署名林獬的，後来知道林獬就是林白水，又号万里，在北京开报馆，一九二六年在北京为张宗昌所杀。

　　此外，清代的许多禁书，也渐渐地出现了，那些都是明末清初的书，关於种族仇恨，鼓起了人民排满思想。可是苏州那个地方，到底还是范围狭小，要买新书，非到上海去不可。因为上海有印刷所，有铅印，有石印，那些开书坊店的老板（以绍兴人居多数），虽然文学知识有限，而长袖善舞，看风使帆，每有他们的特识（那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未开张）。他们的大宗生意，就是出了书，销行内地到各处去。不仅是新书，即使那种木版书，不是上海出版的，也能集拢到上海来。或者有些别地方出版者，请他们搜求，也可以搜求得到。

　　我还是脱不了那个教书生涯，在廿一岁的时候，又馆在城南侍其巷的程宅去了，我的馆东是巡抚衙门里一个书吏，家道小康，这位先生难得见面，所以他的大号，我也不记得了。教三个学生，他们脩金较丰，而待遇却不及因果巷张家。最大的一个学生，也已十四五岁了，名为开笔作文，出了题目，难得交卷，强迫着他，东抄西袭，不知涂些什么，而且虚字不通，改笔也无从改起。三天两天，不到学堂，家里也放纵他。这种抚台衙门的书吏，也是世袭的，大概他们也不想在科举上求取进，这个馆地，只处了一年，我实在敬谢不敏了。

　　我从家里城北到侍其巷城南，是多么远啊！而盛家浜的朱师处适在中心点，因此常到朱师处打尖歇脚。顾氏表姊，视我如胞弟，有时不住在馆里，便住在朱家，明晨一早到馆。朱先生依然在家开门授徒（闻曾有一度馆在严孟繁「家炽」家，旋即离去）。其时我有一位同窗李叔良（志仁），最为知己，曾订金兰之谱（当时所流行的，俗名换帖弟兄），他比我小三岁，温文尔雅，词笔优秀，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我因为与这位盟弟的关系，又认识了许多朋友。

　　这些朋友，都是住在胥门一带的，最远的是住在盘门。朋友都是牵连交结，渐渐的志同道合而亲密起来的，当时所认识的便有祝伯荫、杨紫驎、汪棣卿、戴梦鹤、马仰禹、包叔勤诸君，年龄都与我相伯仲，加上李叔良与我，共为八人。那时还拍了一张照，此八人中，伯荫、棣卿、梦鹤、叔良及我皆入了学，其他三人，则未入此途。我今写此稿时，七人均己逝世（梦鹤最先，棣卿最後），而我则孑然尚存也。

　　我不菲薄苏州从前吃茶的风气，我也颇得力於此种茶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茶会，在胥门养育巷的一家茶馆里，每月约定日子，至少聚会两次。在聚会的时候，便无天无地的讨论一切，有什么新问题、新见解，便互相研究，互相辩难，居然是一个学术座谈会了。那个茶馆里，往往有一种圆桌，我们便开了圆桌会议，笑语喧哗，庄谐杂出。後来我们又组织了一个文会，轮流当值，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或是属於文史的，或是属於时事的，大家回去写了一篇，特地送给当地名人去指点批评。

　　其中除李叔良外，我又与通谱者二人，一为戴梦鹤（昌熙），一为杨紫驎（学斌）。紫驎与我同庚，却比我小几个月，叔良，梦鹤都比我小几岁，所以在四人中，我是大哥了。梦鹤最聪明，十五岁就进学，文章斐然，兼擅诗词，年十八九岁，所写的字妩媚绝伦，虽老书家亦叹弗如，惜其患有肺病甚深。紫驎为李叔良的姊丈，其兄绶卿，为一孝廉公，现在盛杏荪（宣怀）处当文案，也算是一个通晓洋务的人材。家居上海，故紫驎亦时迁居沪上，往依其兄，并时预备进上海洋学堂，不作科举之想了。

　　当时为了国家变法，国内要开学堂之说，也盛唱一时。外国人在中国来开学堂的，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都是外国的教会办的，这些学堂，国人都称之为洋学堂。我当时也怦然心动，想我也可以进那种学堂，从新做起学生来吧。但是我的环境不许可。第一、我现在是要瞻家的了，虽然现在所得馆谷不多，但如果连这一点也去掉了，家用更难支持，而我的母亲要更苦了。第二、进学堂要学费、膳费（苏州无洋学堂，非到上海不可），既无进款，反加出款，这笔钱从那里来呢？三则，祖母年老，孙承子职，我不能离开苏州，出外就学呀！

　　这时候，关於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那时中国还没有所谓定期刊物的杂志，「时务报」可算是开了破天荒，尤其像我们那样的青年，曾喜欢读梁启超那样通畅的文章。当时最先是杨紫驎的老兄，寄到了一册，他宣布了这件事，大家都向他借阅，争以先覩为快。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

　　我把这信息告诉了子青哥，他也马上托人在上海定了全年一份。它是一种旬刊，每十天出一册，还是线装的，用中国连史纸宋体字石印的。每期中粱启超必定自写一篇，其余也有许多别人所写的，以及欧美的政论，并且还有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案」，中国的翻译国外侦探小说，也是从时务报首先开始的。（後来梁启超又办了「新小说」杂志，写了「新中国未来记」，他提倡中国人写小说，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我不曾定「时务报」，只是向人家借看，自然向子青哥借得最多。「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於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於是兴女学咧、劝人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於「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除了有几位老先生，对於新学，不敢盲从，说他们用夏变夷，但究为少数，其余的青年人，全不免都喜新厌故了。

　　自从这个风气一开，上海那时风起云涌，便有不少杂志出现。关於各种学业的，也有「农学报」、「工商学报」，吾乡的汪甘卿先生（是个举人），在上海办有「蒙学报」，以为启蒙之用。不独是上海，渐渐的有各省开通的人士，也出版了许多杂志，如湖南的「湘学报」、四川的「蜀学报」之类，但归结起来，总没有梁启超的「时务报」普遍而深入人心。直到戊戌政变，汪康年改办了「昌言报」，「时务报」也关了门。後来国事愈演变，思想愈前进，辛亥革命以後，以康、粱主张君主立宪，国民党诟之为保皇党。可是平心而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粱启超的「时务报」，对於开风气一方面说来，不能说没有大功劳。

文如玉

四十、西堂度曲

　　我在廿三岁的时候，又馆在刘家浜尤氏了。那年正是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有名的戊戌政变时期。我所教的是巽甫姑丈的两位孙子，即子青哥之子；以及咏之表姑丈的一个孙子，即听彝兄之子（我们与尤氏有两重亲戚，前已说过）。其时我对於处馆生涯已极厌倦，最好跳出这个圈子。但是巽甫姑丈是有恩於我的，他对於我的教育、对於我的提携，後来又介绍我到徐子丹先生处，尽义务的教导我，使我有所进益。现在他请我教他的两个孙子，我好意思拒绝吗？而且我和子青哥，在表兄弟中是素所敬爱的，他的学问又好，我正好藉此向他请益呢。

　　还有我祖母、我母亲，都愿意我馆到尤家去。一来是亲戚，到底是自己的姑丈家，有了招呼。二来他们那些绅士人家，对於先生待遇甚佳，即在膳食方面，我那时身体瘦弱，母亲总顾虑我营养不好。他们的束脩，是每年六十元，似乎比一个新进学的教书先生优厚了。那时的生活程度，也已比十年前提高多了。我为了重闱的督促，也不能不去了。

　　但是我的教书，实在不高明，这是我所自知的。我不知如何，野心勃勃，总觉得有点坐不住。譬如在做学生时代，放了几天学，关到他学堂里来，也要收收他的放心，而我却收不住自己的放心。正如「孟子」听说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不能聚精会神的对付学生。而学生都是幼穉的，又是娇养惯的，不大说得明白的，我对此殊少兴趣。幸亏他们是个大家庭，我鼎孚、咏之两垃表姑丈的公子不少（鼎孚有七子，咏之有二子，连子青哥在内，共有十垃），在我都是表弟兄，他们常到我书房里，大家说笑玩乐，破除了一时寂寞。

　　这书房很不小，也是三间一厅，书房的前进，是一座小花园，有亭有池，此我从前居住文衙弄七襄公所的小花园差不多大。不过那园门不大开，有什么请客宴会之事，都在那里。鼎孚表姑丈是个北闱举人，授职内阁中书，与吴中官绅常有交往也。这一班小兄弟中，都与我年相若，只有两位，年纪不过十二三岁。另请一位先生姓盛的，在另一书房里，这位盛先生已届中年，他们嫌他道貌岸然，都不去他那里，而挤在我这里来。

　　他们总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来，因为我放学很早，下午四点钟就放学了。他们有的着围棋，有的猜诗谜，这些我都不大喜欢，我便溜出去，宁可荡观前、孵茶馆、逛旧书店了。但是有一时期，他们几位小弟兄，在我书房里，设了一个曲会，请了一位笛师教曲，我倒不免有些见猎心喜了。因为我从小就常看昆剧，又乱七八糟的看过那些曲本，略有一点门径，他们一定要拉我入会，可是我从未唱过，一上口便知道这很不容易了。

　　那个时候，苏州的拍曲子，非常盛行，这些世家子弟，差不多都能哼几句。因为觉得这是风雅的事，甚至知书识字的闺阁中人，也有度曲的，像徐花农他们一家，人人都能唱曲的。这时吴癯庵我还未曾认识，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吴中曲家所推重，有许多人向之习曲（他是唱旦的，年已六、七十，从隔墙听之，宛如十六、七女郎）。因为习曲要体验你的嗓子如何，嗓子便是本钱，本钱不足，那是无可奈何的事。

　　凡是青年学曲，都是喜唱小生，因为那些曲本，都是描写才子佳人，难得有脱其窠臼者。尤氏兄弟，人人都唱小生，我亦学唱小生。惟有子青哥，他偏要唱净（即俗称大面），唱了「访普」一出（即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故事），大声磅礡，我们以为很好，但曲师说：「横里是够了，竖里却不够。」原来江南一带，都没有大喉咙的，即说话也是轻声细气。只有一人，在女冠子桥一家糕团店的司务（我已忘其姓名），横竖都够，人家呼之为「糕团大面」，凡曲家都知之。如有高尚的曲局，邀之惠临，他便脱去油腻的作裙，穿上蓝布长衫，傲然而来。缙绅先生敬之如上宾，当筵一曲，响遏行云，群皆叹服。他常常唱「刀会」、「训子」，都是关公戏。但他从未客串过。因他身材太短，颇有自知之明也。

　　初学曲子唱小生的，都先唱「西楼记」中的一出「楼会」，第一句是「慢整农冠步平康」，用俗话解释，就是到妓院里去访一个妓女的意思。这个曲牌名，叫做「懒画眉」，何以学小生必定要先唱此曲，大概在音韵上的关系，传统如此，教曲者便盲从了。我也是如此，这「懒画眉」共有五句，只是前三句，我唱了一月多，也未能纯熟，而且是日日夜夜在唱。俗语说得好：叫做「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但是要我说起来，还可以改为「曲不离口，也不离手」。为什么呢，因为口中在唱，手里还要拍，所以叫做「拍曲子」，有所谓「三眼一板」，错一个音，就教你唱不下去呢！

　　我们一群拍友中，以尤宾秋为最好，他也是我表弟兄，与我同庚。他也唱小生的，天赋既好，学力尤勤，朝也唱，夜也唱，坐也唱，立也唱，走路也唱，在书房里唱，在卧室里唱。但是我可不能，我是他家一位西席先生，虽然是亲戚，到底有些客气，怎能一个人在书房里，提高嗓子，唱那不入调的歌曲。未免有失尊严吧。

　　於是回到家里时，有时深更半夜的哼起来，母亲宠我，一任所为，因为她的母家，常有「同期」曲会，我的母舅唱正旦（即京戏中的青衫）出名的。但是祖母却说：「人家那些纨袴子弟，吃鲍了饭，无所事事，清闲玩乐，自命风雅，你去劳神费力，学它做什么呢？」祖母的话颇为严正，我那时以为祖母颇煞风景，还是挤在他们一起学习。可是我总是迟钝得很，没有什么大进境。

　　有一天，我问我的曲师道：「为什么大家都唱小生？难道我们的嗓子，都配唱小生吗？」他说：「不！各人的嗓子不同，不过你们都喜欢唱生，随便唱唱，也无不可。」我问：「我的嗓子，应唱那种脚色？」他说：「你的嗓子，带雌而又能拔高，最好是唱老旦。」我听了很不高兴，谁去做一个老太婆呢？那曲师知道我不高兴，便笑说：「老旦不容易呢，许多昆曲班里，没有一个好老旦，即如京戏里，老旦也是凤毛麟角呢。」

　　我知道这位曲师是在敷衍我，而尤氏这一班老表，则又耸动我，老旦既然难能，何妨试拭，反正这是玩意儿，又不是登台教你扮一个老婆子。於是我便改唱一出叫做「姑阻」，是一个女尼陈妙常的故事儿，所谓「姑阻」者，是潘必正的姑母，也是一个老尼姑，阻止他不要去恋爱陈妙常。我还记得开头两句是「书当勤读，奋志青云上」，比唱「楼会」容易得多，而豪无兴趣。实在我这时对於拍曲子也是厌倦了，就此也半途而废。

　　这一班我的表兄弟中，就是宾秋成功了，他翩翩佳公子，写得一笔好字，常能吟诗，写了「西堂度曲」的诗句。他们本是尤西堂（侗）的後裔。宾秋之弟号翼如，那时方结婚，我送一幅新房对联给他，由子青哥写了，上联是「南国喜闻乌比翼」，下联是「西堂今见女相如」，嵌了「翼如」两字，作为「并蒂格」，而西堂两字，则即寓其姓。我那时就是常好弄笔头，做对联，苏州人家，每逢婚丧，都有送对联的，他们常来请我捉刀。

文如玉

四十一、外国文的放弃


　　上海的新空气，吹到苏州来了，苏州也算开风气之先的。大家传述，西方人的一切学术，都根据於算学。但是旧中国人的思想，只有商业中人要用算术，读书人是用不着算术的。从前我们的算术，也有三种，一曰心算，二曰珠算（就是算盘），三曰笔算。心算就是在心里计算，不要看轻它，尽有好本领的。我最佩眼那些菜馆饭店的夥计（苏州称「堂倌」），即使有客七八人，吃得满枱子的碗碟，及至算账起来，他一望而知，该是多少。而且当时苏州用钱码，这些菜馆用钱码又不是十进制度，以七十文为一钱，如果一样菜，开价是一钱二分，就是八十四文，这样加起来，积少成多，他们稍为点一点碗碟，便立刻报出总数来了。算盘是商业上通用的了，不必细说。笔算有时也用得着，但属於少数，铅笔也未流行，谁带了毛笔来算账呢？

　　但西方的算学，明末传到中国来了。在清代也曾以算术取士过的了。不过大家都钻研於八股八韵，把这一门学术，视为异途，早弃之不顾。现在趋於维新，要效法西人，学习算术了。可是西法的算学教科书还没有，只好搜求到中国旧法的算学教科书。我当时借得了一部（书名已忘却），线装木刻的，共有四本。里面的数目字，还是中文，并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只到加减乘除吧，我埋头学习，学到加减乘，除法便不甚了了。其方式与现今的教科书不同，我记得那个乘法，是用「铺地锦」法，说与现代名算学家，恐怕他们还瞠目不知呢。

　　我这无师自通的算术，也就浅尝即止，後来又读起日文来了。自从中日战事以後，我们觉得日本国虽小而此我们强，於是许多新学家，及政府里有些自命开通的人，都愿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学。留学自然最好到欧美去，但是到欧美去，一则路途远，二则费用大，三则至少外国语有了根柢。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费省，即使不懂日本话，也不要紧，因日本与中国为同文之国，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

　　那时中国政府派出去留学日本的很不少，而自资留学者也很多。我们所认识的有杨廷楝、周祖培诸君，他们都是学法政的。先一排，到日本去学法政；後一排便是到日本去学师范。至於其它各种科学，问津的很少，老实说，日本那时也不大高明。而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以为学了法政以後，回国後就可以做官；学了师范以後，国内正预备大兴学校，将来教书的冬烘先生是太不时髦了，他们可以在洋举堂里，当一位教师。

　　我们这一群朋友中，便与这班留日学生联络起来，常常通信。他们在书信中，告诉我们种种事情。他们把日本的有些法政书籍，都翻译了中文，而日本的许多书籍，则都译自欧美。我们读欧美文字的书不容易，读日本文的书，以汉文为主，较为容易，我们因此间接的读到了许多欧美名著，这不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半功夫吗？因此大家便发动了读日本文的心了。一半是为了留学日本的基础，一半是为了可以看日本的书籍。

　　但是到那里去读日文呢？尤其是在苏州那地方。可是自从中国甲午之战後，中国割地赔欵，又许开了五口通商，苏州也是五口之一，在苏州的葑门、盘门之间，有一块地方，唤做青阳地，特许他们作为租借地。也有一个日本领事馆，可是其它一无建设。原来日本到底是个小小岛国，那里有西洋人肆惫侵占，开辟殖民地那种气魄，而青阳地却是苏州一块荒僻地方，苏州人，谁也不和日本人有什么交易，这地方冷冷清清的鬼也不到那里去。虽然日本人到苏州来的不少，却只在城里做一点小生意。

　　其时有一个日本人和尚，好像姓是藤田，名字是忘记了。日本是崇信佛教的，他们国内也到处有寺院，有僧众。有一个本愿寺，也像西洋人的基督教会一般，向各处传教，不过他们的力量是很小的。那个日本和尚，就是本愿寺和尚（在上海虹口就有一个本愿寺），他在苏州城内，开了一个日文学堂，於是我们怦然心动了，我和李叔夏、马仰禹等几个人，便去读日文。好在学费并不大，每日只上一点钟的课，时间在下午五时，还不至妨碍我的教书工作。

　　虽说是日本和尚，并不像我们中国和尚一样，仍旧穿了他们的和服，不过脚上不穿木屐，已是皮鞋一双了。他便把我们似教日本小孩子一般的教起来，先教五十一个字母，什么平假名、片假名，我们也就这样阿、衣、乌、哀、屋的念起来，思之可笑。这些日文教科书，在中国是没有的，也由他去办，好在日本路近，不久，便由邮局寄来。这些书，正是日本初等小学教儿童的教课书。

　　那时李叔夏最用功，书也读得最熟，我就不成功。我的意思，要知道他们的文法，便可以看得懂日本书。我觉得不懂日本话，那倒没有大关系，反正我也无力可以到日本去留学。但是他还要教我们日语，像教他们的儿童一股，我有些受不住了。好容易有三个多月的光景，我於他们的文法，有些弄得明白了，日本书上的汉文比较多的，我也看得懂了，我辍了学，进行自修，比这日本和尚所教，还容易进步。李叔夏却还是勤恳的读下去，後来留学日本，得益颇多。至於马仰禹，未到三个月，即已不来了。

　　我读过英文，也是处馆在尤家的时候，我们这几位老表，对於拍曲子到了厌倦的当儿，又想读英文了。欧风东渐，由上海吹到苏州，有许多青年，对於外国文跃跃欲试。但是苏州没有洋学堂，要进洋学堂读西文，除非要到上海去。但当时苏州的父老们都不愿意放子弟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是个坏地方，青年人一到上海去，就学坏了。不如清一位西文教师到家里来教教吧。

　　可是苏州要请西文教师，也不容易，後来请得一人，我记得是姓顾，他是苏州电报局的电报生领班，也是在某一家绅士人家教英文。举荐的人说道：「他的英文很好，可以与外国人直接通话。」可是我们也莫名其妙。

　　那时候，英文教科书，中国还没有哩，也由这位教英文的顾先生去办理。第一本「拍拉玛」，这是启蒙的，以後渐序而进，共有五本。你道这些英文课本是那里来的，乃是英国教印度小孩子读的，现在由印度而到中国，据说上海甚流行，初读是「一只猫」、「一只小山羊」，我们相顾而笑。苏州乡下也不养羊，不知小山羊是怎么样的。这一套英文课本，在商务印书馆初开张，未编教科书时，把它译注翻印了，名之曰「英文初阶」、「英文进阶」，销数以万计，实为商务印书馆发祥的刊物呢。

　　这一次读英文，也有半年多，但是我终不能读得熟流，终觉得非常艰涩，生字终归拼错，这是因为我不能专心。试想我那时以教书为本业，虽然只有几个小学生，也很为劳神。有时为了博取膏火，补助生活之故，还要做些书院卷子。而且为了交际，常常的到茶馆里，或是朋友家里，高谈文艺，议论时政，我的野心一放不可收拾，那里还能专心致知的读英文呢？

　　当尤氏弟兄兴高采烈的请先生教英文的时候，子青哥却不与其列。他说：「读外国文最好是要在年幼时候，那时记性好，人事少，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就难於专心了。」不过後来有许多「半路出家」而成就的，也是很多，但译书容易，而说话较难。子青哥确也有先见之明，三个多月後，尤氏弟兄也渐阑珊了，我也读了後面，忘了前面，狼狈不堪了。现在我的家庭中，只有我们一对老夫妇，不懂英语，下一代，再下一代，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满口英语，还有通数国语言文字的，如果给我的前辈听到了，真要呵为用夏变夷呢。

　　除了日文、英文之外，我还读过法文。教我法文的这位先生姓江（名已忘记），他是从前毕业於广方言馆的学生，也是苏州人，这位江先生性颇孤傲，不谐时俗，不然，他一个法文很好的人，何至於投闲置散，回到家乡来，当一个教法文的先生呢？他所收的学生，共为二十人，成为一班，都没有读过法文的，也都是年过十六岁的学生。我又怦然心动，想读法文了，可见我的不知自量，心无一定了。因听得人家说：法文在欧美极为重要，所有外交公文，都以法文为正则。而我还自恃读过英文，或者比较容易一些，那知越读越难，不到八个月，我又退下来了。

　　法兰西文字，使人最困惑的，是每一名词，有它的公性，母性，谁知道这个字是属於公性、母性呢？我对於读法文，似乎比读英文还勤一点，但究竟是徒劳。那便是子青哥所说的年龄已大，记忆力不足，加以人事繁杂，终难於专心一志了。我们这一班读法文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是成功的，一位杨蕴玉，他是世家子，但可惜很早就逝世了。一位陆云伯，他是吴江人，是名画家陆廉夫（恢）的公子，後来进了上海徐汇法文学堂吧？在我写此稿时，年纪也近七十了，但他也不曾有过什么得意的职业。在我後来办小说杂志的时候，他给我译了不少法国小说，还有许多关於书画的笔记。（廉夫先生还赠了我一幅「秋星阁读书图」。）

　　自此以後，我对於读外国文一事，只得放弃了。古人诗句云：「读书原是福」，我就没有这个福份，我当然是自己未能专心勤学，实在也是我的环境使然。但後来我在我的朋友中，见到许多半路出家的人，到二十多岁方始学习外国文者，居然也能译书。还有些在外国人所开设的洋行中就职的，於外国文虽然不大精通，而外国话却说得滚瓜烂熟，不觉自叹是个笨伯而已。

文如玉

四十二、东来书庄


　　那时有几位朋友，留学日本，我们常与他们通讯。并且苏州设立了日本邮便局，我们常托他们邮寄书报，在文化交通上，较为便利。尤其那时疾，日本於印刷术很为进步，推进文化的力量很大。吾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逐渐多起来了，有许多留学生，都是国文已经很好的了。日本政府，为了吸引中国青年去留学，特设了法政专科，师范速成科那种投机学校。为了中国去的留学生不谙日语，在教师讲解的时候，还雇用了翻译，极尽招徕的能事。因此当时官费、自费的留学生，在日本的竟有数千人之多。

　　为了日本的印刷发达，刊物容易出版，於是那些留学生，便纷纷的办起杂志来。为了中国各省都派有留学生到日本，他们的杂志，也分了省籍。如浙江学生所出的，名曰「浙江潮」；湖南学生所出的，名曰「新湖南」；直隶学生所出的，名曰「直言」（即今之河北，在前清则为直隶）。在我们江苏学生所出的，即名曰「江苏」，大概对於这个「苏」字，另有一义，作苏醒解（按：金松岑的「孽海花」，即首先在「江苏」上发表的）。诸如此类，各省留学生，出一种杂志，都有合於他们省的名称。此外也有约了几个同学同志，另有组织的。

　　就是我们几位认识的留学生，他们别出了一种杂志，叫做「励志汇编」，因为他们已有一个小组织，叫做励志会呢。这「励志汇编」也是月刊性质，写稿人都是法政毕生为多，当时中国学生到日本去习法政的，以早稻田大学最为吃香，此辈亦都是早稻田学生呢。杂志有译自日文的，也有自己创作的，我还记得有卢骚的「民约论」，也是日文从西文中转译得来的，这个「励志汇编」，执笔者有不少人，他们很有志把种种知识学问，输入到中国来。

　　有许多日本留学生的杂志，寄到苏州来，托我们推销，我们是要有一个推销机关的。在苏州，那时城里也有三四家书店，观前街一家叫做文瑞楼比较最大，我们亦最熟，可以走进他们的柜台书架傍随意翻书的。但是他们都是旧书，木版线装，满架是经史子集，新书不大欢迎。最近也点缀其间，除非是畅销的书，至於什么杂志之类，一概不售的。其它有什么绿荫书屋、扫叶山房，连石印书也不问讯，有一家玛瑙经房，专售佛经、善书的（苏州当时刻善书很盛行，可以消灾避难）。那末要托书店代为推销，颇为窒碍难行了。

　　我不是前章说过我们当时共有八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吗？我们也组织一个学会，叫做励学会。我们当时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出月刊这一件事，在苏州可不容易，我在下文再当详述；开小书店的事，却不禁跃跃欲试了。不久，书店事居然成议，皇然是股份公司，每一股是十元，总共是多少资本呢，说来真令人可笑，共为一百大元。这很像我们从前放了年学开春联店一般，不过春联店在年底至多开十余天，到除夕就要关门大吉，这个书店，却是长期性的。

　　书店虽小，首先要一个店名，大家拟了几个名字，最後择定了一个，叫做东来书庄。这东来两字，还可以引用「紫气东来」的一句成语，实在的意思，便是说：都是从东洋来的罢了。开办费可以简直说没有的，虽然号称书庄，只借了人家一个墙门间，那是女冠子桥包叔勤家的一个门口，从前也是开过春联店，房租不出，还借他们家里两只旧书架。安放几只半桌，摊上一方蓝布，就算是柜台了。并且励学会的社友，省下了在茶馆里聚会，大家无事时，便到东来书庄来谈天了。

　　我们不用店员，仅有一个学徒，社员们（也是股东大老板）轮流当值，这於来购买书籍杂志的人，大有捭益，因为我们能指导你购买何种书籍，对於知识阶级的人，请坐送茶，周旋一番。杂志都是寄售性质，卖出还钱，销不完的还可以退还，以八折归账，因此我们可以无须要多少资本。後来我们又附带出售了日本的图书文具之类，必须要用现欵去批发了。

　　说起了出售日本图书的事，真足以令人发一浩叹。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後，戊戌政变之前，还没有一张自己印刷的本国地图，但日本已经印了有很详细的「支那疆域地图」了。我们在他们书店的广告目录上，看见有许多地图的名目，便托朋友寄几张来，及至一看，全图都是汉文，难得有几处注着和文的，而且印刷鲜明，纸张洁白。我们批购了十张，不到一星期，都售光了，连忙添购二十张、三十张，……虽然上面写的支那，大家都也不管，真是可怜。後来我们也批了世界地图、东亚地图，虽不及中国地图的销场好，但生涯也自不恶。

　　原来那时苏州已在发动开学堂了（学校的名称是後来改的，最初是唤作学堂），便不能无历史、地理等课目。教地理连地图也没有一张，岂非憾事，那些专习八股文的先生们，四川是否通海？长江缠到黄河里去，也得先开开眼界。这个地图的风气既开，竟有许多绅士人家，向我们买了大幅的世界地图，悬在书房里，代替挂屏用的。除地图以外，还有动物、植物的挂图，也是五彩精印，日本的小学校里的，他们也欢迎作为壁上的装饰品。

　　日本文的书籍，当然无法推销（後来我到了上海，到虹口几家日本书店去看看，全汉文的书就不少，连「杜工部诗集」也有的）。但对於数学书籍、英汉文词典等等，也有人来定购的。除了图书以外，我们还带卖一点文具，也都是从日本寄来。日本那时已经有不少仪器，都是从西方仿造来的，但是价钱既贵，我们小资本店就不敢问津，而且在苏州也难觅销路，只是批发一些细巧的文具，都是苏州所未见的。那个时候，墨水笔也没有，仅有铅笔，也是舶来品。关於许多纸品，如信封、信笺之类，我们销得很多。信封是一种双层纸的，里面一张画着各种画，外面一张薄纸，映出里面的画来；信笺是一种卷筒纸，纸张洁白，你高兴写多么长，就写多么长。此了中国固有的信封信笺，自觉耳目一新，雅有美术趣味，也是苏州人所乐用的。

　　东来书店的生意发达，不到三个月，已是对本对利，不到一年，我们的资本，自一百元变成了五百元，好在我们即有盈余，从不分红。但是既然赚钱，便思进展，不是在人家墙门口，以一种开春联店的姿态可以济事了。因此在玄妙观前街西首、施相公衙口，觅得一市房，是一开间上下楼房，每月租金十元，以一家小书店，出这么大的房屋租金，也不容易。又添了一个店员，因为那些股东，大家有事，不能常来轮值，我们励学会的同人，便公举我做了东来书庄经理，那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的。

　　我虽然还有教书工作，每天下午放学以後，总要到东来书庄去一次。那时不全是贩卖日本图书文具了，因为中国的风气渐开，上海也出了许多新书、杂志，我们每天看上海来的报纸（这时苏州还不能看上海当天报纸，一直要到苏沪火车通后），见有什么新出的书籍、杂志，连忙写信去接洽，要求在苏州推销，但是所用的那个店员是外行，所以写信接洽等等，非我亲自出马不可。还有店中的帐目，从前只有一本大型粗纸帐簿，记出每日所售之货，名曰「流水」，我去了以後，造了几册分类的帐簿，但我也是外行，以意为之而已。

　　但东来书庄有一件事，使我觉得非常得意，就是我们对於各乡各镇的顾客，很有信誉。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於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因为在太湖流域一带，到处都是水乡，各地都有航船，而苏州也是聚会之地。每日都有航船上人，送上一张单子，开列着一排新书和杂志的名目来配书，於是有的立刻配给他，没有的便给去搜罗。上海有几家出新书的，我们也略有联络了。生意愈推愈广，不仅是苏府各县、各乡镇、连常州、无锡、嘉兴等处，也都有写信到苏州东来书庄来问讯配书了。

　　我这个小书店经理，虽然是尽义务，不支薪水，然而有一难得的好处，不论什么新书、新杂志，我得以先覩为快，因此有许多顾客上门购书的，问到我时，我可以略说一点大意。杂志上我也可以指出那几篇文章可读，他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寻常的书贾了。不仅此也，而且我在东来书庄，认识了许多朋友，如住在常熟的曾孟朴，初见面时，便是吴讷士（湖帆的父亲）陪他到东来书庄访我的。住居吴江同里镇的金松岑、杨千里，本来也是老主顾，每到苏州，必来访我。还有昆山的方惟一（他当时姓张，叫张方中，後来归宗，叫方还，辛亥以来，一度任北京女子师范校长），那时他在角直镇沈家教书的，也常来光顾。此外城区里的许多文人，都是最初在东来书庄买书时认识，後来成为友好的。

　　最可笑的是那位周梅泉（他初名美权，後又号今觉，是周馥的孙子，藏邮票甚富，人称他为中国邮票大王），他是安徽人而住居在扬州。向我们定了一批日本书，许多都是算学书，一时我们未能配齐，他大发其少爷脾气，称我们为书侩，写了一封长信骂我们，那时我也不服气，写信回骂他，称他为纨袴子，发臭脾气，大打其笔墨官司。辛亥以後，他从扬州迁居到上海来了，我们认识了，时相酬酢，到了老年，还提起那件事，互为轩渠，正如江湖上有句话：「不打不成相识。」

文如玉

　　四十三、木刻杂志

　　上文说过：我们的励学会同志有两个志愿，一是由励学会出一种月刊，一是开一家小书店。现在东来书庄成立，开小书店的志愿已遂了，便想到出月刊的事了。但是出月刊第一件就发生麻烦的事，因为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这有多么不便呀！这时候，杭州倒已经有印刷所了，而苏州还是没有，向来苏杭是看齐的，不免对此抱愧呀。

　　後来我们异想天开，提倡用木刻的方法，来出版一种杂志。用最笨拙的木刻方法来出杂志，只怕是世界各国所未有，而我们这次在苏州，可称是破天荒了。可是苏州的刻字店，却是在国内有名的。有许多所谓线装书，都是在苏州刻的。在前清，每一位苏籍的名公钜卿，告老还乡後，有所著作，总要刻一部文集，或是诗集，遗传後世，所以那些刻字店的生涯颇为不恶，而且很有几位名手。

　　於是我们和苏州一家最大的刻字店毛上珍接洽了。毛上珍老板觉得这是一笔很大的长生意，也愿意接受。我们所出的那种杂志，名为「励学译编」，大半是译自日本文的。因为同社中有几位对日文也看得懂，对於国文素有根柢的，尤其容易了解。此外还徵求留学日本的朋友，给我们译几篇，是一种帮忙性质，我记得杨廷栋（翼之）、杨荫杭（号补堂，又号老圃，无锡人）都帮过忙，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那些译文，都是属於政治、法律的。至於稿费一层是谈不到，大家都是义务性质，而青年时代，发表欲也颇为强盛。

　　「励学译编」是月刊性质，每期约三十页，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日报，无论时是杂志，都没有两面可印字的纸（日报的两面印，是上海「中外日报」创始的）。所以我说三十页，若以今日洋装书的说法，那要算六十「配其」了。那时洋装书在上海还少得很，何况是苏州呢。当时，稿子是要一个月前交给他们的，可以让他们马上刻起来。好在那些稿子，并没有什么时间性，都是讨论传述的文章，每期三十页，不过两万多字而已。

　　我们和毛上珍订了一个合同，他们也很努力，刻字和排字一样的迅速，这三十页木板书，尽一个月内刻成。书是用线装的，纸是用中国出产的毛边纸印的，字是木刻，可称纯粹是国货，只是里面的文字，却是从外国转译得来的。刻版是毛上珍经手，印刷当然也是毛上珍包办了。可是木刻比了铅印、石印，有一样便利，便是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反正木版是现成的哪。

　　这个励学译编，也是集资办的，最初几期，居然能销到七八百份，除了苏州本地以及附近各县外，也有内地写信来购取的。我们也寄到上海各杂志社与他们交换，最奇者是日木有一两家图书馆向我索取，我们慷慨的送给它了。我想：这是他们出於好奇心吧，想看看中国人出版的木刻杂志，也算一种轶闻。当时虽然也曾轰动吴门文学界，至今思之，实在觉得幼稚而可笑呢。

　　「励学译编」的总发行所，便是东来书庄，出版了这一种杂志，东来书庄也忙起来了。有批发的，有定全年的，有零购的，还有赠送的。批发是照定价打七折，各县各镇，颇多每期五本、十本来批发的。本来定价是每册二角，全年十二册的定户，只收二元，寄费酌加。但有许多外县乡镇，他们都是由航船上来取的。零购都是本城人，随意购取，看过了送与别人。我们赠送却不少，苏州的大善士敬送善书，写明有「随愿乐助，不取分文」八字，我们大有此风。这个木刻杂志，大概也出了一年吧？销数也逐渐减缩了，大家兴致也阑珊了，就此休刊完事。

　　但是这个翻译日文的风气，已是大开，上海已经有几家译收处，有的兼译日文书，有的专译日文书，因为译日文书报较为容易，而留日学生导其先河，如洪流的泛滥到中国来了。最普及者莫如日本名词，自我们初译日文开始，以迄於今，五十年来，写一篇文字，那种日本名词，摇笔即来。而且它的力量，还能改变其固有之名词。譬如「经济」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由日文中引来，已作别解；「社会」两字，中国亦有此名词，现在这个释义，也是从日文而来，诸如此类甚多。还有一个笑话，张之洞有个属员，也是什么日本留学生，教他拟一个稿，满纸都日本名词。张之洞駡他道：「我最讨厌那种日本名词，你们都是胡乱引用。」那个属员倒是强项令，他说：「回大帅！名词两字，也是日本名词呀。」张之洞竟无词以答。

　　这个木刻杂志，不仅是「励学译编」呢，过了一二年，我又办起了「苏州白话报」来了。这个动机，乃由於杭州有人出一种「杭州白话报」而触发的。苏杭一向是并称的，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应与杭州看齐的。其时创办杭州白话报者，有陈叔通、林琴南等诸君。写至此，我有一插话：後来林在北大，为了他的反对白话文而与人争论，实在成为意气之争，有人诟他顽固派，这位老先生大为愤激，遂起而反唇也。至於反对白话文，章太炎比他，却还激烈。再说：提倡白话文，在清季光绪年间，颇已盛行，比了胡适之等那时还早数十年呢。

　　这个苏州白话报，并不是苏州的土话，只是一种普通话而已。其实即就古代而言，如许多小说、语录，也都是用语体文的，民间歌谣等，更是通俗。当时我们苏州，有一位陈颂文先生，他在清末时代的学部（革命以後，改为教育部），就是极力提倡白话文的，可是当时的朝野，谁也不关心这些事。那时已在戊戌政变以後吧，新机阻遏，有许多杂志，由政府禁止，不许再出了，励学译编本是蚀本生涯，蚀光大吉，再辨「苏州白话报」，大家也没有这个兴致了。

　　但我却跃跃欲试，还想过一过这个白话报之瘾。只是还不能与杭州白话报比，因为杭州已有印刷所，而苏州实到如今还没有呢。偶与毛上珍刻字店老板谈一谈，他极力赞成，自然，他为了生意之道，怎么不赞成呢？我又与我的表兄尤子青哥一说，他满口答患说：「你去办好了，资金无多，我可帮助你。」而且他还答应，帮助我编辑上的事。我有了他这个後台老板，便放大胆与毛上珍老板订约了。

　　苏州白话报是旬刊性质，每十天出一册，每册只有八页。内容是首先一篇短短的白话论说，由子青哥与我轮流担任；此外是世界新闻、中国新闻、本地新闻都演成白话。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关於社会的事，特别注重，如戒烟、放脚、破除迷信、讲求卫生等等，有时还编一点有趣而使人猛省的故事，或编几只山歌，令妇女孩童们都喜欢看。

　　我们这个白话报，要做到深入浅出，简要明白，我和子青哥是一样的意思。我们不愿意销到大都市里去，我们向乡村城镇间进攻。曾派人到乡村间去贴了招纸。第一期出版，居然也销到七、八百份，都是各乡镇的小航船上带去的，定价每册制钱二十文（其时每一银圆兑制钱一千文），批销打七折，有许多市镇的小杂货店里，也可以寄售，为了成绩很好，我们更高兴起来了。

　　子青哥创议：「我们办这个白话报，本来不想赚钱，我们只是想开开风气而已。我们可以像人家送善书一般，送给人家看，也所费无多呀。」苏州有些大户人家，常常送善书给人家的，或为道德家的格言，或以神道说教，他们算是「做好事」。有些耶稣教堂在苏传教，也是如此的。而且他们印书的成本，比我们的白话报也贵得多呢。但我则期期以为不可，我说：「送给人家看，人家也像善书一般，搁在那里不看。出钱买来看，他们到底是存心要看看的呀。况且我们的资本有限，藉此周转，也不够一送呢。」子青哥被我说服了，我还自诩子青哥学问比我高，经验却不及我呢。

　　但是我可忙透了，编辑也是我，校对也是我，发行也是我，子青哥是难得出门的，稍远就得坐轿子，偶然步行到观前街，一个月也难得一二次，他也帮不了我什么忙。不过这种木刻杂志，只能暂济一时，岂能行诸久远。文化工具，日渐造化，苏州的所以没有新式印刷所者，却是为的离上海太近，人家印书印报，都到上海去了，因此也无人来开印刷所。我们也不能尽量开倒车，最惨者，不及三年，所有「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的木版，堆满了东来书庄楼上一个房间了。及至东来书庄关店，这些木版又无送处，有人说：「劈了当柴烧。」有人还觉得可惜，结果，暂时寄存在毛上珍那里，後来不知所终。

文如玉

四十四、译小说的开始

　　外国小说的输入中国，以我所见，则在前清同治年间，其时上海的申报上，时常见一二有译载似小说的纪事。如「巴沙官故事」等，乃纪载一艘帆船失事，有一船员匿在酒桶中，飘流海面，卒乃遇救事。其它亦常有数短篇，不复能记忆了。我幼持，在朱静澜先生家中、曾见有最初出版之申报，订成两册，中乃有此。後来梁启超的时务报，遂有「福尔摩斯侦探案」的附载，这可以算得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了。

　　自从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问世以後，哄动一时。有人谓外国人亦有用情之专如此的吗？以为外国人都是薄情的，於是乃有人称之为「外国红楼梦」。也有人评之为茶花女只不过一妓女耳，也值得如此用情，究竟小说家言，不登大雅之堂。说虽如此说，但以琴南翁文笔之佳，仍传诵於士林中。这个时候，号称所谓新学界的人，都提倡新小说。粱启超发行的一种小说杂志，名字就叫「新小说」。那个杂志，不但有许多创作小说、翻译小说，而且还有许多关於小说的理论。梁启超自己就写了一个长篇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

　　我的写小说，可称为偶然的事。其时我的一位谱兄弟杨紫驎，他在上海虹口中西书院读书，为的要学习英文。我到上海去，常常去访他。因为他住在乍浦路，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家花园（简称中国公园），我们常常到那里去坐地。说起这个公园，很令人生气。原来上海租界中，当时有好几个公园，都不许中国人入内游玩。黄浦滩一个公园，门前挂出一个牌子来，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不是直到如今，还传为侮辱我华人一个史实吗？富时我们住居租界中人吵起来了，为什么华人不得入公园呢？造公园的钱，也是华人纳税所出的。工部局不得已，便在沿苏州河一带、圆明园路口，另造了一个校小的公园，专供华人游玩。可怜的住居租界的华人，算得了一些小面子，就此不响了。

　　紫驎为了读英文以供研究起见，常常到北京路那些旧书店，买那些旧的外文书看。因为那时侯，上海可以购买外国书的地方很少，仅有浦滩的别发洋行一家，书既不多，价又很贵。他在旧货店买到除了「迦因小传」外，我又从日本文中，译了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名「三千里寻亲记」一名「铁世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後，文化发达，出版的书籍中，对於欧美的文学书，译得不少。他们国内的新旧书店很多，读书的人，把已读过的一部八分新的书，看过以後，往往即送到旧书店。为的他们的读书界，抱推陈出新主义，卖去了旧书，立刻便掉换读新的了。一到售书店，价钱便减了不少，而又可以嘉惠後学。我所译的两部日文书，都是我的留学日本的朋友，从旧书摊拾来，他们回国时送我的。

　　我知道日本当时翻译西文书籍，差不多以汉文为主的，以之再译中文，较为容易。我就托了他们，搜求旧小说，但有两个条件：一是耍译自欧美的；一是要书中汉文多而和文少的。我译的两种日文小说，就是合乎这两个条件的。那一种「三千里寻亲记」，是教育儿童的伦理小说，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译自意大利文的，在原文还有插图，以引动儿童兴趣，就是一个儿童，冒着艰危，在三千里外去寻他母亲的。另一种「铁世界」，可以说是科学小说，是法国文的，那大概有三、四万字。虽说是科学小说，也浅显而不大深奥的，那时法德世仇，便是写小说也互相諆诋，那里面德国人如何酷烈，法国人如何和平，德人欲害法人，而法人如何逃避的情形，都写在书中。

　　这两部小说，後来我都售给於上海文明书局，由他们出版。因我自己无力出版，而收取版税之法，那时也不通行。文明书局是一班无锡人所开设的，如廉南湖、丁福保等都有份，而里面职员的俞仲还（前清举人）、丁芸轩等，我都是认识的。大概这两部小说的版权是一百元（当时虽也按字数计，约略估量，不似後来的顶真），我也随便他们打发，因想这不过一时高兴，译着玩的，谁知竟可以换钱。而且我还有一种发表欲，任何青年文人都是有的，即便不给我稿费，但能出版，我也就高兴呀！

　　後来迦因小传的单行本，也由文明书局出版，所得版权费，我与杨紫驎分润之。从此以後，我便提起了译小说的兴趣来，而且这是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工作，我於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譬如说：文明书局所得的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我的英文程度是不能译书的，我的日文程度还可以勉强，可是那种和文及土语太多的，我也不能了解。所以不喜欢日本人自著的小说，而专选取他们译自西洋的书。他们有一位老作家森田思轩，汉文极好，译笔通畅，我最爱读他的书，都是从法文中译出来的。还有一位黑岩泪香，所释的西文小说也不少。可是很少由美国出版的书，实在美国那时没有什么文学家，寒伧得很，日本文人，也不向那里去搜求了。

　　到了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日本书店，我每次到虹口去，总要光顾那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不过那时候，日本的翻译小说，不像以前的容易翻译，因为他们的汉文都差了。最可厌的，有一种翻译小说，他把里面的人名、地名、制度、风俗等等，都改了日本式的，当然，连他们的对话、道白，也成为日本风了。所以往往购买五六本的日文翻译小说，也只有一二种可以重译，甚至全盘不可着笔的。

　　至於像上文所说森田思轩、黑岩泪香所译的书，早已绝版多年，於是托留学日本的朋友，到旧书店里去搜求，倒还可以搜求到不少。他们有时并且给我向图书馆去搜求，那些绝版的书，图书馆里倒还存留着，觅到以後，他们就做了一个「久假而不归」。我说：「这怎么可以呢？」他们说：「无大关系，至多罚去保证金面已，况且这种破烂的旧书，他们已视同废纸了。」

　　所以我之对於小说，说不上什么文才，也不成其为作家，因为那时候，写小说的人还少，而时代需求则甚殷。到了上海以後，应各方的要求，最初只是鄱译，後来也有创作了。创作先之以短篇，後来便也学写长篇。但那时候的风气，白话小说，不甚为读者所欢迎，还是以文言为贵，这不免受了林译小说薰染。我起初原不过见猎心喜，便率尔操觚，谁知後来竟成了一种副业，以之补助生活，比了在人家做一教书先生，自由而写意得多了。

文如玉

四十五、苏沪往来

　　自从东来书庄开设，他们举我为经理以後，我常常到上海去，因为许多日本的图书，不必从苏州向日本邮寄，上海虹口，已有日本书店，我们可以自去选择。我认识了两家，要什么图书，可以托他们到东京去定，邮寄也很方便。还有日本出品的文具、纸品，虹口也有批发出售。再有的，上海近来新出的书籍杂志也不少，出版、发行的地方，各各不同，他们也有的委托东来书庄为苏州代销处，大概以七折或八折归帐，都是卖出还钱，不须垫本的，那种生意，大可做得，所以也须到上海招揽与接洽。

　　那时苏州与上海，火车还未通，但小轮已经有了。小轮船苏沪往来，也不过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开船，到明天早晨七八点钟，便可到了。小轮後面有拖船，小轮不载客，後面的拖船载客。有散舱，有烟篷，还有叫做「大菜间」的，房舱比散舱宽舒，一个房舱，可睡四人，所谓大菜间者，并无大菜可吃，只不过比较更宽敞一点而已。烟篷只是在拖船的顶上，头也抬不起来的，得一席之地。当然，价钱也分等级，你要舒服，便不能不多出一些钱。不过在船上只有一夜天，吃完夜饭，即行睡觉，一到天明，便到码头，比了从前苏沪往来，坐船要三天两夜，那就便利得多了。

　　可是从前旅行，比了现在，还是麻烦得多。第一、就是行李的累赘，像我们出门旅行，至少要有四件行李：一是铺盖；二是皮箱；三是网篮；四是便桶。现代的青年人，恐怕都不知道了，不嫌词费我且琐述如下：

　　先说铺盖：铺盖就是卧具，从前的听谓客栈、旅馆，都是不备卧具的，客人要自带铺盖。不要说住客店了，在一家商店做店员，也要自带铺盖，所以停歇生意，名之曰「卷铺盖」，南方人称之曰「炒鱿鱼」，即由此而来。比风由来已古，文词中所云「襥被而行」亦即此意。这个铺盖可大可小，要是在严冬，或是年老怕冷的人，还非有重衾厚褥不可呢。

　　次言皮箱：皮箱即衣箱，以前没有人穿西服，这长袍马褂，皮的棉的，就是一大箱。你如果不带了，天气忽寒忽暖，怎么办呢？而且这衣箱，都是笨重非凡，不似近来的新式的皮箱，可以举重若轻的。直到如今，凡是旅行者，无论到什么文明的地方，一只旅行的皮箱，总不可少的呀。

　　再讲网篮：这是一种竹制的篮，篮面上张了一个网，旅行家称之为「百宝箱」。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纸伞，一切杂用之物，都安置其中。有些先生们，凡家常用惯的东西，一切都要带了走，茶壶、饭碗，亦在其列。至於读书人，则书籍，文具，也是不可须臾离的。到上海来，总要买些东西，没有网篮，就不可能安放。

　　最後谈到那个便桶了，便桶就是马桶。庄子所云：「道在屎溺」，苏州人不能似北方人那样上厕所、登野坑，而必须要一个马桶。但旅馆里不备此物，务须贵客自理（那时抽水马桶，尚未出世），於是行李中不能不有此一物了。不但有马桶，有些常常出门旅行的老先生，还要带夜壶箱。苏州出品的夜壶箱，做得很为考究，方方的像一只小书箱，中置青花瓷的夜壶，上有一抽斗，可放笔墨信笺之类。箱门上还刻了字，有一位老先生的夜壶箱上，刻了一句古人诗曰：「诗清都为饮茶多。」我问：「何解？」老先生笑道：「诗字不与『尿』字同音吗？」

　　这四件行李，刚成一担。苏州那时没有人力车，只有雇一个脚夫挑出去。那时苏州的小火轮，还是日本人创办的，唤作「大东公司」，轮船码头，在盘门外的青旸地日本租界，从城里出去多么远啊。後来中国人自己也办了一家小轮公司了，唤作「戴生昌」，旋在阊门外分设了一个码头，那就便利得多了。至於上海的小轮码头，全在苏州河一带，这些小轮船，都开往苏州、杭州各处。

　　到了上海，便住旅馆，那时还没有旅馆的名称，只唤做客栈。船抵码头，便有客栈里派出招揽的人，此种人名曰「接客」。对於接客，有一种好处，便是可以把行李交给了他，自己雇了人力车，到住所旅馆里去，不然，你与这些码头小工，搞不清楚，正添不少麻烦呢。我到上海，常常住在宝善街（即五马路）一家客栈，叫做鼎升栈，这家客栈，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此较熟一点，茶房与接客熟了，那就方便得多了。

　　那时的上海，还没有新式旅馆，普通的客栈，每天每人只要二百八十文，食宿在内（二百八十文：等於银圆二角八分）。不过那是以榻位计的，大的房间有四五榻，最少的房间亦有二榻，尽管不相识的人，可以住在一房。否则你除非包房间，以榻位计值也是可以的。每日昼夜两餐，也是照榻位开的，房间若干人，取共食制度，不能分餐。另有一种客寓，专招待官员来住居的，气魄大一点，价钱不免也贵一点。

　　上海有一种家庭旅馆，那是最舒服的最安适的了。我本来也不认识这家旅馆，那一天，我要到上海去，有一位祝心渊先生也要到上海去（祝亦曾随着江建霞到湖南做学幕看文章，现在苏州开一个私家小学校，是最早的，有名的「唐家巷小学」）。旅行有伴，那是最好的事了。在船中对榻而眠，他家中有不少书，尤其有许多明末清初的禁书，收藏不少，现在渐渐出笼了，此番到上海，大概与书贾有所接洽。

　　我问他到了上海，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说：「住在雅仙居」。我觉得雅仙居这个名字很别致，上海客寓，总是什么平安、高升等名字，因问：「雅仙居是何型式，有何特别之处？」他笑道：「一个小客寓耳，不过是苏州人开的，於我们苏州人很相宜，店主还是一个女老板，我到上海，住在那里，贪其可以吃苏州菜，价钱也和别的旅馆一样，不过小账我们多给一些。你倘然没有一定的旅馆，也住到雅仙居来，我们可以谈淡。」我闻言欣然，因为心渊先生比我年长一倍，也是个才识开明之士，可以随时请教。并且雅仙居是苏州人开的，也可以一尝家乡风味。

　　原来这个雅仙居的女主人，是一位年近四十的苏州女人，她嫁了一位湖州丝商（从前经营生丝出口的，很多湖州人）。他们本来住居在上海的（有人说是黑市太太，那也不去管它了），後来那位丝商故世了，遗下了她，还有一个女儿，这女儿名字唤作「金铃」，现在也十八九岁了，生得很为美丽，也在私塾里读过几年书。丝商故世後，无以为生，母女二人，便开设了这家雅仙居。

　　雅仙居开在近福州路的市区，是上海所谓弄堂房子、石库门三楼三底，他们把这房子隔成不少间数，便做成一家客寓。这是一家小客寓，但特别是家庭式的，不用什么男茶房，男的只有一个打杂的，女佣人倒有两人。关於客人的饭食，女主人亲自下厨房；女儿略知文墨，便做了简单的账房。最使人赏识的，就是开饭开在客堂里，店主东的母女和客人共同进食，而苏州菜的合乎旅客口味，尤其是女主人的拿手。

　　住在雅仙居的都是熟客，陌生的难於问津。它那里有两帮客人，一帮就是做丝生意的，也许是与女店主已逝世的丈夫是同业，他们住很久，常是包月的。一帮便是苏州客人，也是老客人，深知底细，爱吃苏州菜的。那不过到上海来有点业务上的关系，或者游玩一次，至多不过一星期，那是短期的客人。

　　生长在上海的女孩儿，当然比在内地的要活泼伶俐一点，何况她是一位俏丽的女郎。吃了苏州菜，还想一餐秀色，但她的母亲管束甚严。我友吴和士，从日本留学回来，和我同住在雅仙居，他是一位翩翩佳公子，对於金铃颇为倾慕，捉空儿便与金铃作絮语。可是其母从不许金铃踏进客人的房间。和士乃与金铃隔着窗子谈话，一在窗外，一在窗内，但一闻母唤，如惊鸿之一瞥去矣。我调以诗曰：「茜窗玉立自亭亭，絮果兰因话不停。安得护花年少客，敢将十万系金铃。」和士叹曰：「在日本，房东家女儿，虽共相调笑，了不足怪，中国妇女，总是那样闭关自守呀。」

　　但我难得住雅仙居，因为它码头上没有接客，许多不便，除非在苏州有伴，同来上海，他们是住惯雅仙居的。我最初来上海，好像是为了到南洋公学（到现今交通大学的前身）来考师范生的，虽然在七八岁的时候，为了父亲的病，来过上海一次，以後一直没有来过，隔离了十余年，当然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很早，似还在戊戌政变之前，中国正提倡兴学。兴学应当是小学、中学、大学，层层向上，但中国兴学，却自上而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开学校必先有师资，而中国师资没有，教那班从事八股八韵先生们去当教师是不行的，只有这一班高材生，到国外去学习师范，然後可以回来当教师呢。

　　我到南洋公学去考师范，是和马仰禹一同去的，那时主持南洋公学的是胡二梅，也是一位两榜先生。他出了一个题目，总之是轻史上的，很古奥的，现在我已完全不记得了，我胡乱做了一篇，自己也不满意，明知是不能取中的。及至揭晓，我与马仰禹俱名落孙山。因为这个师范生，考取以後，不但不要学费，而且还有津贴，并且有资送出洋希望，因此大家趋之若骛。但在未考之前，便有一种谣言，说所取的名额少，而报考的人数多，非有关节嘱托不可，这也是一个无从证实的谣言。这次录取的记得有刘厚生（垣）诸君，後在上海，亦为老友。

　　我最初到上海去，住旅馆是「满天飞」，总想找一家洁净些，安静些的，可是住来住去，都是一样。而且我又不惯与那些陌生人同房，倘然自己包一个房间，又未免费用太大。那时我在上海朋友很少，只有杨紫驎，我到上海，必定去访他，他还在中西书院读书，难得同他吃一次番菜。这时上海戏馆已经很多（都是老式的），我一个人也没有这个兴致去看戏。至於什么女书塲、夜茶馆，更不敢踏进去了。那个时候，苏州人家，不让青年子弟到上海去的，他们说，上海不是一个地方，好似一只黑色大染缸，堕落进去便洗不清了。

文如玉

四十六、烟篷的故事

　　公元一九○○年（光绪廿六年）岁次庚子，那一次我也到了上海。前章所述，我到上海，不是常住在实善街鼎升栈吗？到了那里，恰巧楼上有个小亭子间，是占两榻地位的，我便把它包了。所谓包者，就是一个人出两个人的钱，本来每客二百八十文一天的，现在出到五百六十文一天。如此则不容有个陌生人来同居，而饭菜也可以丰富些。有一盏电灯，夜里不出门，也可以看书写字，没有人来打扰，好在住居的时候不多，所费也还有限。

　　本来预备住四五天，至多一星期，因为那时候，北方正在闹义和团，风声鹤唳，时常有种种谣言。正想把所办的事，料理清楚了，即行回去，有一位老友庞栋材（别号病红，常熟人）来访我，他办一个诗钟社，出了题目，教人做两句对联，然後评定甲乙，予以赠奖，这也是文人无聊之事，而当时洋场才子所乐为。可是其中有广告性质的，有似後来的填字游戏一股。庞栋材所办的诗钟社，便是那种性质，而诗钟的评定与发表，每日却附录於「苏报」的後尾，当时的报纸，亦没有副刊之类。

　　庞君的意思，要我为他代理一星期，因为他急欲回常熟一次，当然不是白当差，也自有报酬的。我那时也喜欢弄笔，什么做诗钟、撰对联。很有兴趣，正是投我所好。尤其每天必要到苏报馆一次，我还不知道报馆是如何排场，说如何权威，正要瞻仰，趁此我且把苏报馆说一说。

　　「苏报馆」最初是由胡铁梅创办的，其时为一八九六年（清光绪廿二年），用他的日本籍老婆驹悦名义，向上海的日本领事馆登记（上海那时的报馆，挂外商牌子的很多，以此为护符也）。但这个报馆不发达，便移转给陈梦坡（号蜕庵）接办。陈梦坡是湖南人，曾做过知县的，因案罣误革职，便携眷住到上海来，大概宦囊有几个钱，便出资盘受了这家苏报。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後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枱，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枱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听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再说那後半间呢，一边是排字房，排列几架乌黑的字架；一边是一部手摇的平板印报机（什么卷简轮转机，上海最大的申、新两报也没有呢）。这排字房与机器房，同在一房，真有点挤了。前半间沿街是两扇玻璃门，玻璃门每扇上有苏报馆三个红字。推门进去，有一小柜，柜上有一块小牌，写着「广告处」，这位专管广告的先生，和气极了，见了人总是含笑拱手，惜我已忘其名，後数年苏报案发，这位先生也陪着吃官司呢。

　　我每晚到苏报馆一次，便在这个广告柜上一具纸制的信箱内，收取诗钟投稿。对於陈梦坡，我见他老气横秋的坐在那里，不敢与他招呼。那个地方，也没有一只可以安坐写字的桌子，只得回到栈房里去了。可是这个鼎升栈的小亭子间，白天倒还清静，一到夜里，便喧闹起来。原来推出窗去，有一个小月台，月台对面，正是一家妓院（上海称为长三堂子），因为楼下恰是一条堂子弄堂，每到了上灯时候，酒绿灯红，哀丝豪竹，全是他们的世界。

　　那条弄堂很狭，我房间外面的月台，和对面那家妓院里的月台，不但可以互相讲话，伸出手去，竟可以授受东西。我为了避嚣，时常把窗门关了，但是房间既小，关了窗很闷，开了窗的时候，对面房间里的人，时来窥探，年轻的少女，从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有三四人之多。我这时虽然已经二十岁出头的人了，还是非常面嫩，见了年轻的女人，便要脸红。她们见我如此，便故作挪揄，尤其那班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吵得厉害，有时呼我「书踱头」（吴语，即书呆子之意）。有时装出我近视眼看书的状态，这种顽皮的女孩子怎么办呢？我只好不去理睬她们。

　　有一天，卢栋材到鼎升栈来访我，他走到我窗外的月台上，向对面一望，他说：「嗳呀！这是金湘娥的房间，我曾经到那里吃过花酒的呀。」他又指着对面一位年纪较长，约有十八九岁，斜倚在月台栏干上的说道：「这个噢作阿金的，也算上海北里中的名叶（当时上海妓院中，称姑娘们为花，称侍女们为叶），你住在这里，真可以称得『流莺比邻』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那时我想阻止他，却已经来不及了。

　　「阿金姐！」庞栋材踏出月台，便唤着她。又给我介绍道：「这位你们朝夕相见的二少，也是苏州人，是你们的同乡呀。」又向我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金湘蛾家的阿金姐。」那个阿金也打着苏白道：「庞大少，奈同子二少，一淘过来白相呀！」我怪栋材，闹什么玩意儿，又是硬派我做二少。栋材道：「不是你有一位令姐吗，你在上海，不要做一个迂夫子呀。」原来庞栋材算是一个「老上海」了，他和小报馆里的李伯元等，长在一起，於花丛中人，颇多驯熟，听以认识了她们。李伯元便是别号南亭亭长，写「官场现形记」的这个人。

　　从此以後，那班女孩子们，不再对我揶揄了。有时在对面月台上见到阿金，也对我点点头，报以微笑，我觉得阿金很美而且很大方，但我那时从未涉足青楼，也觉得十分矜持。这时候，正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的当儿，而上海酣嬉如旧，为了有三督联保东南之约（三督者，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也），不过北方闹得厉害，难免不扰及南方。有一天，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谣言，说是洋兵要占领上海，军舰已开进吴淞口了。中国人那时是最容易相信谣言的，这个谣言不翼而飞，便到处宣传，人心纷乱了。

　　不但是上海，这个谣言便立刻飞到苏州，还加添了许多枝叶，说上海如何如何。我祖母因我在上海，老不放心，竟打了一个电报来，教我即日回苏。那时候，苏沪间还没有铁路，只有小轮船可通。我接到了电报，立刻到苏州河一带内河轮船码头去一问，各小轮船公司的船票，尽已卖光了。那种往来於苏沪之间的小轮船，本来拖了好几条船的，这次拖得更多，竟拖了六七条之多。

　　每一条拖船上，都是拥挤非凡，而且船价没有一定，随便讨价。多带行李，还要加价，一只箱子，就要加两块钱，以前是没有这个规矩的。我想：今天不走了吧？但祖母急想我回去，母亲亦在悬盼，说不定明天还要拥挤，还要涨价。有一家戴生昌小轮公司，我有一个熟人，和他情商，他说：「除非在烟篷上，或者可以想法，但是你先生怎可以趁烟篷呢？」我说：「不管了！只要能搭上去，就可以了。」

　　一张烟篷票，卖了我四块钱，在平时只要两角五分，那也不去管它了。不过他还关照我，买了票就到船上去，烟篷上也是挤得很的。我回到客栈里，拿了铺盖便到船上去，果然，烟篷上已经挤满了不少人了。所谓烟篷者，在拖船顶上布篷之下，身体也不能站直，只好蛇行而入。向来所谓上等人，从没有趁烟篷的。

　　我钻进了烟篷後，便打开了铺盖，因为打开铺盖，就可以占据了一个地盘。当我正在满头大汗摊开铺盖的当儿，忽听人堆里有人唤道：「二少！你怎么也来了呀？」我回头看时，却正是我寓楼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我那时也顾不得羞惭了，便道：「买不到票子，没有办法，只好趁烟篷了」。她笑道：「人家说：『太少爷拉东洋车』（按，此为上海一句俗语，指少年落魄之意），现在时世，大少爷趁起烟篷来了。」她便爬过来，帮我摊被头。又低低的说道：「和你掉一个位置好吗？」原来她的贴邻，是一个不三不四，像马车夫一样的人，她有些怕他。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给她掉下一个挡，做了他们之间一个缓冲。

　　船一开行，就吃夜饭了。饭是船上供给的，但只有白饭，没有菜肴，仅有一碗公共的咸菜汤。我临行匆促，没有买得路菜，谁知阿金倒带得不少，她说都是小妹妹送的，酱鸭、熏鱼，硬把顶好的塞在我饭碗里，说道：「吃呀！吃呀！吃完数算！」我很觉难为情，但又不能不吃。吃完夜饭，船就渐渐开得快了，天也渐渐黑了，烟篷上只挂着一盏朦胧略有微光的煤油灯，渐渐的鼾声四起了。我是睡不着，但睡在我隔邻的阿金，微阖双目，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没有。

　　到了十二点钟以後，我还是睡不着，而且还有些刺促不宁，原来我的小便急了。和阿金调换位置以後，我睡在里挡，而阿金睡在外挡，如果我要到船边，拉开布篷去小解，必然要爬过阿金身上，我只得且忍耐住了。但越是忍耐，越是忍耐不住，更是睡不着，已经忍耐过一个钟头多了。阿金也已有所觉察，张开眼睛来，微笑道：「二少！阿是睡不着？」我没有法子，只得告诉她要小解，她道：怎么不早说呢？好！我让你爬过去。」

　　於是她就蜷缩了身体，让我从她的被头面上爬过去，可是一揭开布篷，外面的一阵寒风吹进来，令人发抖。原来那时候，已是旧历九月的天气了，我连忙退缩进来。这时江深月黑，船因开得快，重载以後，颠荡倾侧，站在船舷上，又无栏杆，危险殊甚。阿金见我缩进来了，便问：「怎么样？」我说：「站立不住，危险得很。」她说：「那末不小便，这是要熬出『尿梗病』来的呀！」

　　那时她便想出一个办法来，解下了她的一条白湖绉纱的裤带来，把我拦腰一缚，教我站在船舷上去，她在後面紧紧拉住。果然，这方法很灵，而我也胆大了不少。小解过後，我也就此舒服了，得以安眠。她嘲笑我说：「吃这样的苦头，真正作孽。」她这时又问：「讨了少奶奶没有？」我摇摇头，表示没有。她笑说：「快点讨少奶奶吧！可以服侍你。」她又问我道：「为什么急急要回去，真怕洋鬼子打到上海来吗？」我告诉她：「祖老太太打电报来，一定要教我回去。」我回问她道：「你呢？你为什么急急要回去呢？」她说：「乡下有信来，要教我回去。」我问：「为什么要回去呢？」她有点含糊其词了。

　　天微明的时候，大家都起身了，因为那船很快，七点钟就可以到苏州。起来时，一阵忙乱，大家都是打铺盖，把卧具卷去，这时，她帮我打铺盖，我亦帮她打铺盖，但我於此道是外行，有点尖手尖脚，一样的帮忙，还是她帮我的忙帮得多。虽然我当时已经二十以外的人了，她还不过十八九岁，身躯比我小，气力好像此我大。她这时便对镜梳掠，我坐在她傍边，她问我：「还要到上海吧？」我说：「是的。」「还住那客栈吗？」我说：「是的。」我回问道：「你也仍在金湘蛾那里吗？」她笑了一笑，也说：「是的。」

　　回家去了两个月，时局平静，北方虽是联军进城，两宫出走，而上海酣嬉如旧。不知如何，我虽与那个青楼侍儿，仅有同舟一夕之缘，却是不能去怀，我觉她是一个又温柔，又豪爽的女孩子。我这次到上海，竟然坐大菜间了，价值仅及上次烟篷的四分之一，船过金鸡湖，口占一绝曰：「短篷俯瞰碧波春，一梦温馨岂是真？两岸青山看不尽，眉痕一路想斯人。」痴态可掬如此。

　　到了上海，当然仍住在鼎升栈，幸喜这个小亭子间仍空着。第一、要看看对面金湘娥家的阿金来了没有？可是推窗走到月台上一望，不免大失所望。原来金湘娥已经调到别处去，而换了一家陌生人家。问旅馆里的茶房，他们也不知道。当夜我到一家春番菜馆进西餐，我知道番荣馆的侍者（上海呼为西崽），他们都熟悉各妓院的近状，向他们查询。他们说：「现有三个名叫金湘娥的，不知先生要那一位？」我对此茫然，不得已，把三个金湘蛾都叫了来，没有一个家里有阿金的。有位小姑娘说道：「上海堂子里名叫阿金姐的，少说也有十几位，你真是沙里淘『金』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怅然而已。

　　过了两天，我又遇到庞栋材了，告诉他与阿金同船回苏州的事，并且托他访问阿金。他道：「嗳呀！我在中秋节前，好像听得说阿金过了节，就要回到乡下去嫁人了。因为她从小就配了亲，男家已经催过好几次了。阿金虽在堂子里，人极规矩，有许多客人要转她的念头，却转不到，嫁了人，也不会再出来了。」说到那里，他又笑道：「老兄还自命为道学派，只同船了一次，已经把你风麻了，无怪崔护当年，有人面桃花之感了。」

　　我为什么琐琐写此一节，这是我未成熟的初恋，也是可嗤笑的单恋，此种事往往到老未能忘怀的。後来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题名为「烟篷」，在小说月报上列出的，便是这个故事。

文如玉

四十七、名与号



　　中国所谓上中阶级的人，一向都是有名有号的，除了名号之外，还有许多别号以及小名等等，如果一个文人，更有许多的笔名。我的最初的名字，唤作清柱，这个名字，是姻伯姚凤生先生给题的。原来我父亲的名字是应埙，号韵竹；我祖父的名字是瑞瑛，号朗甫；而我曾祖的这一辈，是「大」字辈。大概是我父亲请凤生先生为我题名时，说出了辈行，凤生先生便拟定了二十个字，成了四句五言诗道：「大瑞应清时，嵩生岳有期，………」当我小时候，还能很清楚的背出这四句诗，现在却只记得上面十个字了。

　　为了这个排行，在我一代，应得是用「清」字辈份了。至於那个「柱」字，大概我的八字里缺木的缘故，因此在名字中要选一个木字偏傍字了。但是这个「清」字，是当时的国号（大清国），底下不可乱加什么字，於是题了「清柱」两字。我们这位姻伯，是不是祝颂我将来成为皇家栋梁的意思，总之是出於他的好意是无可疑的。所以我自从上学起一直到进学止，一直用了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更易。

　　到了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看看新书，渐渐有了一点新思想，又发生了一种民族意议，感觉得现在统治我们的一个异族，而种族革命的呼声，又在呼唤我们的青年。我那时就感到我这「清柱」两字的名字不妥当，朋友们问起这两字有何意义，是否真要做皇家栋梁？令我惭愧，於是我便毅然决然的自己改名了。

　　在从前，已入学的人，要改换他的学名，也有点小麻烦，而在学署里也要花些手续费，这是为乡试会试起见。我可不管这一套，便自行主张改了。我读「论语」，有两句道：「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我觉得这「毅」字可用。因为我自己觉得对於求学处事，都缺少毅力，用这个毅字为自己警惕之意。起初我想改单名，大家说不好，因为我上有一姊，排行第二，而苏州人的土音，二与毅声相同，例同张三李四之类。於是又想改为「君毅」两字，但君字用於号者多，用於名者少，觉得君字不及公字大方，而且我们祖先有位包孝肃，是妇孺皆知，大家都称之为包公的，因此也就用了这个「公」字，定名为公毅。

　　当时的名片，并不流行那种外国式的、雪白的、像云片糕似的小名片，而是大红纸的大名片。因为那时，红是吉祥的颜色，白色是忌讳的。那种名片上的字，常常请名人名书家写的。我改名以後，就请我的谱弟戴梦鹤，写了一个是魏碑的，到後来，也曾经由几位名人写过，记得请张季直写过一个，请章太炎写过一个，木刻都精工。最後还请狄平子写了一个，他做了锌版送我，那时已经不大流行老式名片了。後来老式名片渐行废弃，我这些名片木戳，都不知丢往那里去了。

　　谈起名片，颇有许多趣事可述：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曾有集藏名人名片之癖。先集状元的名片，现代人如洪钧、陆润庠、翁同和等，我都有了，先代的也觅得两三张（张謇那时尚未中状元），至於榜眼、探花，苏州就可抓一把（我还有张之洞的名片），翰林更不必说了，总共也收集到近百张呢。这个东西，後来我迁居上海，一古脑儿送给一位朋友了。

　　再说：当时的风气，凡是一位新进士、新翰林，初中式时，出来拜客的名片特别大，本来七寸的名片，放大至近尺。而名片上的名字，则亦顶天立地，费念慈这个「费」字，足有两寸多。到後来，慢慢缩小，到授职编检，已缩小许多，至出任疆吏，就和寻常一样了。但有一可笑的事，苏州的妓女，也用大名片，竟与此辈太史公看齐。我们坐花船，吃花酒，召妓侑觞，她们照例送来名片一张，请爷们到她那里坐地。这个风气，最先也曾传到上海，我曾得到林黛玉的大名片一张，简直与那班新翰林者无二。

　　最坏者藉名片为招摇、需求、欺骗、威胁之用。就小事而言，苏州有各处私家花园，虽然开放，亦收门票，但只要某绅士一张名片，可以通行无阻。或介绍一个佣仆，或为亲友说情等等，这名片亦有用。大之则所谓不肖子弟，仗其父兄势力，用彼父兄的名片。招摇撞骗，向人欺诈。那些结交官场的恶地主，动不动说：「拿我片子，送官究办。」以威吓乡下人，这名片的为害烈矣。

　　我的话不免又支蔓了，我将叙入正文：有名必有号，自古以来，中国上、中阶级的通例。至於下也者，不但无号，抑且无名，就以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叫下去了。我在十五岁以前，是并没有号的，还有，一个人题他的号时，总与他的名有关联，古今人都是如此。但我若题号时，必与原来的柱字上着想，又是什魔栋臣、梁臣之类。可是我的号，并未与名有联关，这个号，倒是我祖母提出的。其时中国有一种风气，往往在他号中，有他祖父号中的一字，而加以一「孙」字。譬如他的祖父的号是云伯，云甫之类，他的孙子，便可以取号为云孙。为了我的题号，祖母笑着说：「他的祖父号朗甫，就取号为朗孙吧。」祖母不过因为怀念祖父，随便说说，并不是要决定如此。但後来没有另取一个号，我就把祖母所说的朗孙二字，随便用用，不知不觉，便成为我固定的号了。

　　中国人的命名，於他们的宗族，是大有关系的，如用名字排辈行，不容紊乱。兄弟间则以伯仲叔季为次序，古来就是如此，传至於今，仍复如此。除以承继其祖取号者，亦有承继其父取号，譬如父号云伯、云甫者，其子号少云，幼云者，不计其数。这是宗法社会，不独中国，外国亦有此风，不过他们的姓名，很多鲁苏，不及我们的简捷耳。

　　我的小名叫德宝，现在已经无人知道了，这也是，祖母所题的名字。当时我祖母及父亲、母亲并其他尊长，都呼我以此名。平辈中长於我的呼德弟、宝弟，幼於我者呼德哥、宝哥，佣人们呼我为德宝官（苏俗：对儿童的尊称，不论男女，都呼曰官），稍长，即呼为德少爷、宝少爷，但宝少爷三字较顺口，在我十二三岁时，凡我的女性的长辈，都以此宝少爷三字呼我。我记得读「易经」时，有两句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我便写下来，做了我小名的嵌字联。

　　这年「天笑」两字的成为笔名，也是出於随意的，到了後来，竟有许多朋友，不知我的原来名号，只知道是天笑了。最先用这个名字时，还是在译「迦因小传」时，用了这个笔名叫做「吴门天笑生」，在那时的观念，以为写小说是不宜用正名的，以前中国人写小说，也是用笔名的多，甚而大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是谁，要探索好久，方才知道的（其时同译的杨紫驎，他的笔名是蟠溪子）。

　　有人问我：这「天笑」两字，有何意义？实在说：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随便取了这个字罢了。我当时还有许多笔名，不过这只是许多笔名中之一而已。只记得子书上有一句「电为天笑」，那是好像一句非科学的哲人的话，而诗人又常常引用它。要是从前人的诗句上，我也可以找得出这两字可以联合的，最先如杜工部的诗中，有两句道：「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近人如龚定庵诗句中，有「屋瓦自惊天自笑」的句子，谭嗣同也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句子。我只是腹俭，徜真要检寻，古人诗中，关於此两字的，恐怕还多。但这也不过牵连附会而已，实在说来，都与我这笔名无何关系。

　　我最初用的是「吴门天笑生」，共有五个字，後来筒笔一些了，只用「天笑生」署名，仅有三个字。再到了後来，便只署「天笑」二字，及至後来到了上海的时报馆，常常与陈冷血两人写极短的时评，他署一个「冷」字，我署一个「笑」字，这是从「吴门天笑生」的五个字，缩而成为只署「笑」的一个字了。

　　当时我有不少的笔名，後来都放弃，这也是文人积习，自古已然。我还记得我有一个别号，唤做「包山」，我自己姓包，而又叫做包山，这不成为包包山了吗？但古人早有其例，如大家所知道的文文山等，我也算是仿古。以包山为号的，古人中有位陆包山，他是著名的画家，但不姓包。包山并不是没有这个山的，属於苏州的太湖中洞庭东西两山，那个西山，就是名为包山的，因为它是包於太湖中间的意思。我用包山两字作别号，在结婚那年为最多。因为我这位新婚夫人，她虽然原籍是溧阳，但是生长的地址则在洞庭山。有一位画家任君，还为画了一幅「包山双隐图」，而我的谱弟，为我写了一个木刻封面「包山书简」，是北魏体的。

　　我的笔名之多，连自己也记不起来了，什么轩馆缕阁之名，恐怕也都用到。只有两个，到老还是用着，一个叫做「秋星阁」，一个叫做「钏影楼」。有时写点笔记之类，常是写着「秋星阁笔记」，或是「钏影楼笔记」，有时我高兴写日记起来，也是写着「钏影楼日记」的。

文如玉

四十八、钏影楼



　　秋星阁与钏影楼，两个笔名，我是常用的。秋星阁这个名儿，我曾经用了在上海开过小书店，现在且不必去说它。至於钏影楼这个名儿。我用得最多，有好几方图章，都是刻着钏影楼的。人家觉得这钏影楼三字，未免有点脂粉气，好像是个应该属於女性所使用的。又怀疑着这钏影楼三字，好像是个香艳的名词，有没有我的什么罗曼史在里面？其实这钏影楼的名词，我不过纪念我母亲的一段盛德的事实罢了。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那一天，是旧历的大除夕了，那时我父亲从事商业，境况比较地还好。我们是习惯地在大除夕夜里吃年夜饭的。那时的吃年夜饭，并不像现时所流行的邀集亲朋，来往酬酢，因为各人自己也要回到家里吃年夜饭，只是家人团聚，成了一个合家欢。像苏州那些大家庭、大家族，到那一天，妇女孩子聚在一起，常常有数十人、百余人，不为奇。但我家吃年夜饭，只有六个人，便是祖母、父亲、母亲、我们姊弟二人，以及长住在我家里的那位顾氏表姊。

　　吃年夜饭已经在夜里十点多钟了，为的是在吃年夜饭之前，先要祀先，这便是陆放翁所谓家祭。苏州人家，对於家祭极隆重，一年有六次，如清明、端午、中元、下元、冬至、除夕，而除夕更为隆重。

　　而且也要必须等父亲从店里回来以後，然後设祭。大除夕这一天，无论那一家商号，都是最忙的一天。及至我父亲结好了账，从店里回来，已经要九十点钟了。吃年夜饭，照例要暖锅，装得满满的，还有许多冷盆，喝着一点儿酒，大家说说笑笑，吃完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二点钟了。虽然大除夕的夜里，人家有通宵不睡的，但是我们小孩子是要瞌睡了。

　　母亲在大除夕的夜里，每年常是不睡的，到深夜以後，还有什么封井（苏州人家每个宅子里都有井，除夕要封井，至初五方开）、接灶（送了灶君上天後，要於除夕夜里接他回来）、挂喜神（祖先的遗容，新年里要悬挂起来，有人来拜年，还要拜喜容）、装果盘（自己房里点守岁烛，供果盘，还用以待客）等等的事。除此以外，还要端正我们两个小孩明天元旦穿新衣服。父亲也还没有睡，他在算算家庭和个人的私账，一年到底用多少钱。

　　其时已经元旦的凌晨两点钟了，忽听得叩门声甚急，是什么人来呀？本来大除夕的一夜，讨账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甚至於天已大明了，只要讨账的人手提一只灯笼，依旧可以向你追讨，一到认明是元旦，只可说恭喜了。但是我们家里的账，早数天都已清还，并不欠人家的账呀！

　　开门看时，原来是我父亲的一位旧友孙宝楚先生，形色仓黄，精神惨沮，奸像很急的样子。问其所以，他摇头太息，说是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亏空了店里一笔款子，大约四五百元。这四五百元，在从前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呢，这位孙先生，又不是一个高级职员，他一年的薪水，至多也不过百余元而已。这种钱庄上的规矩，夥友们支空了款子，到了年底，都要清还，如果不能清还，明年就停歇生意了。

　　但是大除夕，是一年最後的一天，孙君还不能归还这笔款子。即使借贷典质，也仅能筹到百余元。假如明年停歇了生意，一家老小，靠什么生活，况且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而且苏州的钱庄是通帮的，你为了用空了钱而停歇出来的，还有那一家再肯用你呢？那末到此地步，只有死路一条了。

　　他这一次来，当然是求助於我父亲了。不过，他怎样的会拉下这许多亏空的呢？全部是「做露水」（钱业中的卖空买空投机事业）蚀去了的。因为他是个中等职员，薪水微薄，不够瞻家，於是想弄点外快。不想这「做露水」的事，就像赌博一样，赢了想再赢，输了想翻本，就不免愈陷愈深了。

　　本来那种迹近赌博而输去了钱的人，有人目为那是自作自受，不大肯加以援助。但父亲和他是老友，且一向知道他为人诚实，可是到此也爱莫能助呢。父亲当时向他说道：「你若早两天来，还有法子可想，怎样直到这个时候才来呢？」原来父亲已经结束好了账，也没有宽裕，只不过留着几十块钱，以供新年之用。在新年里，所有金融机关都停滞，一直要过元宵节（俗名灯节）方可调动款子呢。

　　那末，即使我家中所留存的数十块钱，都给了他，也无济於事，而我们新年里没有钱用，倒也不去管它。如果立即拒绝了孙君吧？人家正在危难之中，不加援手，也觉得於心不忍。父亲正在为难之间，母亲却招了父亲到房里来，说道：「我看这位孙先生的面容不对，如果今夜这个年关不能过去，恐有性命之忧，他不是说过只有死路一条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鼓着眉头道：「我现在手头没有四五百元，可以接济他呀！假如他早两天来，甚而至於在大除夕的白天来，我还可以给他在朋友中想办法，现在已是大年夜的半夜里了，教我到那里去给他借钱呢？」母亲踌躇道：「你问问孙先生，如果不是现款，也可以的吗？」父亲道：「不是现款是什么呢？难道半夜三更，还可以拿房契田单，寻人去抵押吗？」母亲道：「何必要房契田单呢？况且我们也没有这种东西呢。」父亲道：「那末你说是什么呢？」母亲道：「难道金饰也不可以吗？」

　　父亲熟视母亲道：「你的意思，愿意把你的金饰，救助孙某吗？」母亲道：「救人之急，我很愿意的，你快去问孙君吧！」父亲道：「明天是个元旦呀，大家都要穿戴，而你却没有，这如何使得？」母亲笑道：「这有什么关系？即使我有了，不戴出来，也由得我呀！况且那副绞丝镯头沉甸甸的，我真懒的戴它呢。至於老太太问起来，我会告诉她，她也是慈善而明白的人，她决不会责备我的。」

　　父亲很高兴，拥着母亲道：「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他便奔出去，告诉了孙宝楚，孙感激得眼泪只管流下。及至我母亲走出去时，孙君便要向母亲磕头，母亲急急避去。母亲所有的金饰，份量最重者，便是那一对金绞丝手镯，每只差不多有二两重，此外还有一只名为「一根葱」较小的，此外还有金戒指，此外还有我们孩子们金锁片、小手镯等。母亲向父亲道：「救人须救彻，请孙君尽量取去就是了。」

　　据估计当时的金价，除了最重的一对绞丝镯之外，再加几件零件，还有孙君自己借贷典质的钱，也可以张罗过去了。那时中国还没有钞票，要是拿三、四百块现洋钱，却是非常笨重的。此刻虽是金饰，丢出去就是钱，这时黄金是非常吃香的，最硬的东西，总而言之，孙君明年的饭碗是保牢了。

　　孙君临行时，向我母亲说道：「大嫂！你是救了我一条性命。」他说时，在衣袋里取出了一只圆型牛角盒子来。里面是什么呢，却是满贮了生鸦片烟膏。他说：「我到此地来，是最後一个希望了，如果这里没有希望，我觉得无颜见人，借此三钱生鸦片烟毕命了。」因为孙君平素是不吸鸦片烟的人，他藏了这生鸦片烟在身边，真是企图自杀的意思呀。

　　到了年初三，孙君到我们家里来拜年，他神气很高兴，因为生意到底连下去了。趁着拜年，他真的向我母亲叩一个头，母亲便忙不迭的还礼。我们还请他吃饭，父亲陪他喝一点酒，在席间，母亲便劝他：「孙先生，这些近於赌博的露水做不得了。」孙君说：「吃了这一次苦头，几乎把性命丢掉，幸而有大嫂相救，假如再要做那种卖空买空的勾当，不要说对不起大嫂，也对不起自己呀。」

　　关於这金钏的事，孙君後来渐渐把这笔款子拔还，也需要一年多光景。母亲除了兑还孩子们的金饰外，从新去兑了一对比较轻的手镯。到了後来，我们的家况日落，父亲没有职业的时候，她还是把它兑去了，以济家用，以供我读书之需。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我并不痛心，我只赞礼我母亲慷慨好义，慈善救人，是一个寻常女人所不肯。她是不曾读过书的，识字也有限，而却有这仁厚博大的心肠，我们如何不纪念她。

　　这便是我题这钏影楼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