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四十九、结婚

　　我是二十五岁结婚的，我妻与我同庚，也是二十五岁。我是在二月初二日生的，她是四月初一日生的（俱属旧历），我比她长了两个月。中国人每多早婚，尤其是在江南，二十五岁结婚，在当时已算是迟的了。就我们的亲戚中说：大半是在二十岁以内，十八九岁为最多。若是女孩子，一过了十六岁，便可以出嫁了。至於乡下地方的婚嫁，好多是畸形的，不必说它了。

　　主张我即行结婚的，第一是祖母。父亲故世了，我的三位姑母全故世了，连她听喜爱而领在我家的顾氏表姊也已出嫁了，我姊也出阁了，老太太们喜欢小孩子，她的晚景，将寄托於抱曾孙了。至於母亲，也未尝不希望我结婚，因为我已成年，而她的身体日就衰弱，很望有一勤健的儿媳，来帮她的忙。就只家中贫苦，人家娇养的女儿，不知能否食苦为虑。

　　我对於结婚的事，很有点犹疑。第一、我是为了家计，我幸有母亲的操劳支持，勉强可以过度。娶了亲後，家中既添一个食口，而人家一位青年姑娘，到我家来做媳妇，似不能过於艰苦。并且结婚以後，不能不生育，小孩子一个一个添出来，这个负担，也就不轻呀。还有一个意思，全出於自私之念，我觉得未结婚的人，自由得多，结了婚的人，便不免生出多少牵虑来了。

　　但是我的家庭，已使我不能不结婚了。原来我的祖母已成了瘫痪之症，不能步履行动了。她那时已是七十多岁了，而躯体丰肥，起床也须有人扶持。起床以後也只能坐在一张藤椅子里，冥坐念佛而已。还有半夜起来溲溺，也须有人扶掖，这都是我母亲的责任。如果是别人呢？譬如女佣之类，她们不能半夜惊醒，而且粗手粗脚，未能熨阽，这是使母亲不能放心的。

　　所以自从祖母得了这半身不遂之病後，母亲便不睡在自己房里，一直睡在祖母房里了。有一天，祖母半夜里起来小解，她因为知道我母亲夜里做女红，睡得很迟，不想惊动她，便轻轻悄俏起来。谁知没有站稳，一转侧间，跌倒在牀前地下。母亲睡得异常警醒，听得了声响，急忙揭开帐子一看，吃了大惊，因为老年人是不能倾跌的，何况祖母又是身躯肥重呢。

　　从此以径，母亲在夜里更为警醒，祖母床上一有声响，她便立刻起来。到了冬天，衣不解带，只是和衣而睡。後来祖母病了，常常不能起床，有时连溲溺都在牀上，一切铺垫、洗溺等事，都由母亲任之。祖母捧着母亲的手涕泣道：「求求菩萨！但愿你的儿媳妇，也这样的孝顺你。」我听了，心中也很难过。因为我们一家只有三人，——祖母、母亲和我——我是一个男子，饥驱奔走，我又不能代母亲之劳。而且母亲的身体也不健全，日就衰弱，每天吃得非常之少。她是有肺病的，带病延年，现在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人家以为即此也不容易。希望我结婚以後，有个媳妇帮助她，总归是好的。

　　我的结婚日子，是在那年四月二十五日（都是旧历，以下仿此），那个时候，所谓新式结婚（俗称『文明结婚』）还没有流行呢。新郎新娘，以前从未见过面，现在称之为『盲婚』，这两字甚为切当。一切仪式，都为老派，从辛亥革命以後出生的诸位先生们，恐怕有莫名其妙的。但中国历代传统以来，对於婚姻制度非常隆重，即使要写一些近代婚姻风俗史，也非成一巨帙不为功，我今就我的结婚，略述一二：

　　首先说迎娶，依照古礼，新郎亲自到女宅去迎亲的。直到如今，在中国别省犹有此风，但东南各省，已无此风了，只是用全副仪仗，敲锣打伞去迎接她。其中最有别者，新娘要坐一顶花轿，这顶花轿，不仅属於虚荣，抑且恃於权势，妇人对於嫡庶之争，往往说：「我是从花轿抬进来的。」好此清朝的皇后，说：「我是从大清门进来的」一般。苏州的花轿，却是特别考究，明灯绣幄，须以八人抬之。但我们没有用花轿，仅有用一蓝呢四人轿，以花轿多所糜费也。惟仪仗一切则如例。

　　次言拜堂，当新娘未出轿以前，新郎已迎侯於堂前，新娘出轿後，即同行拜堂礼。先拜天，後拜地，然後新夫妇行交拜礼，这是中国旧婚礼中最隆重的一个节目。当拜堂时，新郎则下跪叩头，新娘却只跪而不叩头。问其所以，则云新娘凤冠上附有神祗云云，其实她满头插戴珠翠，且罩以方巾，不能使其更一俯首也。所有礼节中之跪拜，都受命於一赞礼（苏人呼之曰「掌礼」），此人穿方头靴，皂袍皂帽，插金花，披红巾，全是明朝服饰，此古典当是满清入关时始也。

　　拜堂既毕，把红绿牵巾，系在新郎新娘手上，这不知是何意义，或者是赤绳系足的故事吧？这时新郎倒行，新娘顺行，脚下则踏以麻袋（此种麻袋，都向米店中去借来），名之曰「传代」，谐音也，此俗在明代已盛行。然後进入内厅，行合卺之礼，苏人则俗称为「做花烛」，新郎新娘对向坐，中间点大红巨烛四枝，作为新婚夫妇对钦对食状。旋即有青年四人（预先选定者），各持一烛，送入洞房。

　　入洞房後，新郎新娘并坐牀沿，此一节目，名之曰：「坐牀撒帐。」那时新娘头上仍遮上大红方巾。入洞房後，第二节目便是扬去她这个方巾，名曰「挑方巾」，挑方巾必延请亲戚中的夫妻团圆（续弦不中选），儿女绕膝的太太为之，这个时候，新娘方露出庐山真面，为妍为媸，可以立见。以後便是新娘至後房易服，卸去凤冠霞佩的大礼服，而穿上红袄绣裙的次礼服，出来谒见翁姑及各亲戚尊长行见面礼，与新郎偕，此一节目，名曰「见礼」。吴中风俗，并无所谓翁姑端坐，新妇献茶的仪式。以後有一节目，曰：「祭祖。」那是儒家规范，於礼甚古。祭祖时，翁姑在前，新夫妇居中，而合族中人都来行礼也。以後更有一节目曰：「待贵。」此是设盛筵以待新妇，而新郎不与其事，新娘居中坐，往往选未出嫁的小姑娘为之陪席，亦有「定席」「谢宴」小节目，不赘述。

　　依照旧式婚姻喜庆事，我家於以上所述节目，一一遵行。最後我谈到了「闹新房」一事。闹新房虽然不是善良的风俗，但亦是青年人意兴之所趋。又因为中国传统，对於少女太不开放，男青年对於女青年，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而女人又养成羞怯的习惯。醉饱以後，哄入新房，欲见新娘子一面，说说笑话，打趣一番，原无所谓。如果是恶作剧，甚至演出无礼的举动，这便是令人憎厌，而为不受欢迎的宾客了。

　　我此次结婚中，并没有闹新房的一个节目。原因我为了简省之故，未发请柬，仅仅几位至亲密友来吃喜酒。有几位比我长一辈的，怎好意思闹新房。至於我所交的新朋友，他们有些新时代气息，不喜此种旧风习。还有一种趋势，闹新房具有报复性质，你如果喜欢闹人家的，到了你结婚时，人家也来闹你新房了，这便叫「我不犯人，人不犯我」，我就是不欢喜闹新房的，所以也没有人来闹我新房了。

　　这一回，亲友的贺客虽然不多，却也吃了八桌酒席。女宾倒也不少，还有许多儿童。苏州人对於吃喜酒，那是最欢欣鼓舞的事。想起了从前的物价，使现代青年人真有所不信，那时普通的一席菜，只要两元，有八只碟子，两汤两炒四小碗，鸡、鸭、鱼、肉、汤五大碗，其名谓之「吃全」。绍兴酒每斤二角八分。八席酒荣，总计不过二十元而已。不过最高价的筵席，则要四元，那是有燕窝、鴒蛋等等，我们那天的「待宾」节目，即用此席，新娘例不沾唇，留待家人分饷。至於後来的什么鱼翅席、烧烤席，苏人从未染指也。

　　我妻端庄而笃实，我祖母及母亲，都极挚爱她。尤其是身体健全，不似人家所说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样人物，因为她在家里也是操作惯了的。虽然她是缠了小脚的人（那时苏州风气，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讨了一位大脚的新娘子，便将引以为耻，而为亲朋所哗笑），可是行走极便利。在文字上，它曾进过私塾，读过两三年书，论语上半部，她还能琅琅上口，只不过不求甚解而已。至於缝絍刺绣，却是从前吴中闺女的必修科。倘欲洗手作羹，则正可向我母学习耳。

　　在从前未出阁的小姐们，对於婚姻事，一听父母支配，自己连提也羞於提起，怎敢有什么主张。

　　嫁了过来，侍奉舅姑，是其本职，那里有什么自由行动，也没有什么组织小家庭的志愿的。尤其像我是一独生子，又没有伯叔兄弟，祖母仅有这一个孙媳，母亲仅有这一个儿媳，自然是格外的宠爱了。我见到祖母与母亲都锺爱地，我也为之心慰。

　　不过我那时已呼吸了一些新空气了，那时大家又在那里提倡女学，解放缠足，有些外国教会里也在开设女学堂了。我们写文章也是动不动说妇女要解放了。而我所娶的女人，却是完全旧式，好像是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在六七年前已经订婚了，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经我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洋学堂里女学生。就是到我结婚的时期，女学生也还是很少的，所有我们亲戚朋友中，那一家不是娶的深闺中的小姐呢。

　　这时上海已有了女学校了，苏州还是没有。即使有了，在我们的环境上，也不许可，试想我要进学校，尚且不可能，何况她是个女人，怎能许可呢？，直到後来我住居在上海，我在女学校教书，所住的地方是在上海老西门，那边有好几家女学校，她曾经在民立女中学的选科中，学习音乐与绘画，这时年已三十，更有了儿女，也像我的学习外国文，一无成就，只得放弃了。

　　我妻姓陈，名震苏，这个名字，很不像一个女人名字，那是我的岳丈陈挹之先生题的。陈挹翁有两女，她是长女。次女名兰仪，嫁王稚松君。

文如玉

　　五十、初到南京


　　在我结婚的那年，还馆於尤氏，虽心厌教书生涯，但无别的出路。许多同学，有的到日本去了，如李叔夏、汪棣卿诸君；有的出外就学，如杨紫驎、戴梦鹤诸君。只有株守故乡，绝无发展之余地。在新婚的一月间，通常称之为蜜月，苏州有个俗例，叫做「月不空房」，意思就是这个月子里，要夜夜双宿。我向来是住在馆里的，三四天回家住一夜，现在要夜夜回家，遵此俗例，新婚宴尔，早晨到馆，不无迟了一些。有一天，我那两位表侄的学生，见先生未来，顽劣惹祸，女佣们便抱怨师爷迟到，刚被我听见。虽佯作不闻，而心殊不乐，从那一天起，我就打破了「月不空房」的俗例，依旧是三日回家一次，虽祖母不以为然，我殊不愿也。

　　我这时野心勃勃，觉得株守故乡，毫无兴趣，倘能离开了这个教师生涯，闻到别一个地方去，换换空气。但以重帏在堂，祖母是年老有笃疾的了，许多尊长们似不以我出门为然。现在家里既添了一个人，而这人也是一个健妇，足以帮助我的母亲不少。那末我即使不能远游，在本省之间，或在太湖流域各处去游学，或者也是可能的事吧？

　　自从戊戌政变以来，各处都闹着开办学堂，其时南京便设立了一个高等学堂。那时还无所谓大学堂、中学堂的等级，名之曰高等学堂，便是徵集国内一班高材生而使之学习，说一句简要明白的话，便是把从前的书院体制，改组一下，不一定研究西学，而还是着重国学，不过国学中要带有一点新气，陈腐的制艺经文，当然不要它了，但也不过是新瓶旧酒而已。南京的高等学堂是官办的，这些官办学堂，不但不收学费，而且进入这个学堂後，学生还有若干膏火可拿。不过学生是都要考取的，它的资格，至少是一个生员，而才识通明之士，自占优胜。

　　这个南京高等学堂是江苏省办的，派了一位苏省侯补道员蒯光典（号礼卿）为督办。在前清开办官立学校，无所谓校长之称，最初为督办，後来便改为监督。那位蒯光典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侄女婿，他是在光绪九年癸未科中进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後来外放为江苏候补道的。提起当年各省的候补道，以江苏为最多，齐集在南京的，少说有三四百人。其中分红道与黑道两种，因为江苏地区虽大，道员的实缺，只有几个，那便靠各差使了。好在道员是万能的，无论什么差使，都可以派道员去当。但是红道台可以优先得差缺，而黑道台不用说得缺了，得一差也难若登天。

　　怎样是个红道台呢？要出身好、家世盛、交际广、才学富，方觉优异。蒯光典可说是占全了，说他出身好吧，他是一位太史公，为世所重，他的家世，父亲曾任江苏藩台，而他又与合肥李家为亲戚；他在南京，与几位知名之士如缪小山、刘聚卿、张季直等，都为好友，时相酬酢；他是在旧学上有根柢的人，不是那些捐班的道员可此了。但是他在南京，有蒯疯子之称，大概他是一位高谈时政，议论人物的人，故有此号。当他初办高等学堂时，还有人讥诮他，说他闹了一个笑话，因为他向总督衙门去谢委，那时两江总督是刘坤一。人们说：委办学堂是聘任的，师道当尊，不宜谢委。但蒯说：「学堂不是书院，书院请山长是用关聘的，我没有接到关聘，只有札委，应当是谢委的。」那时的官场，却有许多把戏。

　　我的谱弟戴梦鹤，他年纪虽轻，却是一个多才积学之士，他早就考取了南京高等学堂，这位蒯礼卿先生非常器重他，可怜梦鹤是个肺病甚深的人，在高等学堂里的时候，已经有些勉强的了。可是这个高等学堂开办还不到两年，适在戊戌政变以後，新政受了阻遏，各处学堂，悉令停办，这个高等学堂也奉令停办了。蒯光典另行得了一个十二圩盐务督办的差使，不过他爱才心切，把高等学堂几位他所赏识器重的学生，都招致了他家里去，栽培他们，供养他们，使之可以成材。

　　梦鹤肺病，时发时愈，他觉得病在蒯的公馆里，终觉不便，不如回家养息，候病愈後再去。回家後，病乃略痊，又思再去南京，实在这种肺病，渐渐深入，大家劝他养好了身体再去，他说：「蒯师盛意，我必定有一个交代。」但到南京後，又复咯血。蒯公知其病根已深，派一亲信家人，护送回苏。临别时，又委托了梦鹤：苏州有没有愿意出来就事而就学的人，请你举荐一人，我要给两个孩子，请一位教读先生。

　　梦鹤就举荐了我，他说：「好！我相信了你，就相信了你的朋友，包君倘愿意，就请他来吧。」梦鹤回苏州，便和我说了，我久闻蒯公大名，颇为愿意，因为常常听得梦鹤称道其师学问渊博，也可以有所进益。但是又要我做教书先生，我觉得我的命运注定如此，真是万变而不离其宗，未免有些厌倦了。梦鹤道：「你不愿意教书，也可以申明，蒯先生最能量才使用，在他那里，别的事也就很多呢。我在给他的信上透露一点你的意思，你去後再说吧。终究是我们一条出路，恨我病深，不能与兄同行也。」

　　我回去，便与祖母、母亲商量，她们说：「你不要以我们两个老人为念，既然有此机缘，不可放过。况且南京就在本省，也不能算远。」祖母说：「不过你还新婚呀，你也要问问震苏呢。」其实震苏早已通过了。那时我还馆在尤氏，我立刻写了一封信给巽甫姑丈，即行辞馆，因他此刻正在病中。他当然不能阻止我，子青哥且力促我行。但我们的聘约，要至年终，於是我请了一位代馆先生张湛甫以终其事。张为我之表姑丈，亦一名宿也。

　　那个时候沪宁铁路尚未开通，从苏州到南京，要先到了上海，然後趁长江轮船到北京。我既未到过南京，亦未趁过长江轮船，不觅有些惘惘。可是梦鹤家里有个老佣人，名字唤作金福的，曾经陪伴了梦鹤去过几次南京，可算是识途老马。因此向戴家借用了金福，陪伴我去，祖母与母亲，又向彼丁宁，与以酬劳。不过在上海情况，我比金福还熟悉，一上长江轮船，便要听金福的指挥了。我们在上海无多躭搁，便去定了江轮船票，这时长江轮船有三个公司，一是太古、二是怡和、三是招商局。这三个公司是班轮，此外还有日本的什么日清公司等等，上海人称之为「野鸡轮船」，自由通行。

　　这三个公司中，只有招商局为中国人自已办的，太古、怡和两公司，都是英国人办的。无论那一个国家，海岸通商，外国轮船是可以来的，至於内江内河，从来不许有外国轮船可以侵入的。但中国乃是失去主权的国家，一任它长驱直入，不但侵袭我主权，抑且掠夺我利权，这且不必说了。当时我们就在这外国轮船公司（船名已忘却了），买了两张船票，我的一张是房舱，金福一张是散舱。本来我也想买散舱，由金福的劝告，他道：「长江轮上著名的扒手极多，坏人充斥，还是房舱好些吧。」

　　船主是外国人，关於搭客装货等事，雇用中国人管理，这些中国人经理其事的，就唤做买办，一条船上有大买办、二买办、三买办的许多等级，这些买办，大多数是宁波人。……我这里也不必再絮烦了。且说我们到了船上，等候开船，但闻码头上邪许之声，正在装货。未几，货装完了，汽笛声声，便即开船。船一开了，许多怪现状都显形了，首先是鸦片烟盘，一只只都出现了，鬼火燐星，东起西灭，而且船上也有鸦片可买。其次，便是睹局，非但可以叉麻雀，牌九、摇摊也行。据金福说：有时还有随船的妓女，一路可以接客，但这次却没有。这些客舱中茶房，权力极大，向船客「敲竹杠」，小账之多，比了票价还要多。一个大舱，往往有十几个荼房，各人还可以沿路带走私货。

　　我是第一次趁长江轮船，幸有金福为之照顾，他年纪已五十多岁，颇为老成。那天风和日暖，波静浪平，我在甲板上观览长江风景，过镇江後，便到南京，船是一直要开到汉口为止。本来预备船徜在下午到埠，不及进城，便在下关住一天旅馆，现在上午已经到了，就可以即日进城了。这时南京的市内交通，有马车，也有人力车，本来想坐马车进城，但这些马车（都是敞篷的），破烂不堪，乱讨价钱，金福说：「还是坐人力车吧。」两部人力车，坐了人，还装上一些行李，直进仪凤门而去。

　　南京我也是第一次来临，这个「龙蟠虎踞帝王州」（李白诗句），倒时时在我心目中。本来江南乡试，我们苏人是要到南京来的，伹我这时对於科举，不甚有兴趣，又自知学问浅薄，未必能中举，徒然来做一个不第秀才，因此也懒得来了。现在一进仪凤门，伹见一片荒芜，直到鼓楼，好像是一条马路，此刻马路上遍生青草。至於马路两傍，全无房舍，难得有几处，有住居近处的，筑几间茅屋，种几丘菜地，此外则一望无际的蔓草荒烟而已。金福说：「听此间人讲，本来从三牌楼到鼓楼一带，原也是繁盛之区，打长毛（太平天国之战）当儿，一把火烧乾净了。」

　　过了鼓楼，分东西两路，而我们则向西路行。那边有两个城门，一曰旱西门（往来封柬，常写「汉西门」，大约因「旱」字不佳）；一曰水西门，而蒯公馆则在水西门安品街也，我觉得突如其来便到蒯公馆，未免轻率，不如觅一旅馆，暂为驻足之地，然後进谒，较为妥适。由於人力车夫的介绍，找到一旅馆，门前有两块招牌，写着「仕宦行台，客商安寓」八个大字，走进去先是一片场地，然後有几处房屋，却是冷清清的不知里面有无旅客。我们住了一个单房，纸窗木牀，倒也乾乾净净。时已过午，便在这旅馆里吃了一顿钣，便命金福到蒯公馆投帖报到。

　　金福回来说：「蒯大人不在家，伹他早已吩咐，请包老爷（老爷之称，我也是第一回）立刻搬进公馆去住。」我托旅馆雇了一辆老爷马车，因有几件行李等等，和金福便到蒯公馆来。原来他住的地方，是南京安徽会馆的隣宅，亦与安徽会馆相通连，里面一个大庭院，雅有花木之胜。出来迎迓的，是姓方的方漱六君，也是安徽人，後来知道是蒯先生的侄婿，年亦不过三十左右，人极干练，蒯公不理家务，似乎一切由他经理。

　　我到了蒯公馆，应当以晚辈之礼，先去拜谒这位蒯公，但是直到垂暮，他还没有回家。方漱六道：「四先生（他行四，大家都呼他为蒯四先生）今晚有饭局，回来必很迟，阁下长途辛苦，宜早安置，明晨可以相见呢。」但到了晚膳以後，我正想要安睡时，蒯先生一回来，便到我屋子里来了。他是一位瘦瘦的五十多岁人，嘴唇上一撮小胡子，头发略有一些花白了，但是精神奕奕，非常健谈，一口安徽庐江口音，起初我还听不清楚他的话，後来渐渐驯熟了。他很谦和的说道：「我们这里一切都不拘礼，今天阁下舟车劳顿，早些安息，我们明天晚上谈谈。」又问了问：「梦鹤的病况如何？」他极力称赞梦鹤的品性与才华，深为他的病体扼腕，教我写信时，代为问候。

文如玉

五十一、记蒯礼卿先生

　　且说自南京高等学堂停办後，由蒯礼卿先生留在他公馆里的，约共有五六人。现在我所见的，一位是汪允中，他是安徽歙县人；一位是陈宜甫，他是镇江人；一位郭肖艇，他是安庆人。苏州人本有两人，一位是戴梦鹤，一位是余同伯，梦鹤有病不能来，而同伯则另有他就，已向别处去了。但另外有一位苏州人，是王小徐，他并非是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他是吾苏王绂卿先生的次公子，他的哥哥王君九（季烈），也是我所熟识的人。大概蒯与王绂卿为甲榜同年，所以小徐呼蒯礼卿先生为年伯也。

　　我所下榻的地方，就在那大庭院的翻轩里，这个翻轩，一排共有五间，我便占了两间，一间作为卧房，一间作为起居，壁间也悬有什么书画之类，沿窗安置了一张有抽斗的书桌，以供读书写字之需。在我所住的左首，有一个月洞门，走进去却是另一个小庭院，也有三间宽大的屋子，那便是汪允中、陈宜甫、郭肖艇三人所住的。我到蒯宅的时候，王小徐还没有来，他在北京当小京官，蒯先生约他来，就是拟聘请他在十二圩盐务督办差上当一位文案，实在绂卿逝世後，他周恤故人之子也。

　　到了明天晚上，吃过夜饭以後，他果然到我的室中来了，一谈就谈到了深夜。他问我近来喜欢看点什么书？主张那一种学说？这一问，可就把我问窘了。我虽然也看看书，然而我的看书，是毫无系统的，杂乱无章的，俗语所谓「抓到篮里就是菜」。而且有许多书看了以後，老实说「不求甚解」，甚而至於过目即忘，从未有深入堂奥，加以深切研究的。现在要问我学说不学说的话，我更茫无主张，无词以对了。

　　我只得坦白地说：「实在孤陋浅薄得很，因为家贫不能购书，只不过从亲友处借来看看，所看的也都是芜杂的一类，至於正当有系统的书，看得很少，以後要请先生指教。」他似乎颇喜我的坦白，便说：「你要看书，我这里有个小小藏书室，书虽不多，但求学上应看的书，约略均备。现在新学盛行，据梦鹤说：足下颇喜新学，我这里上海近来新出的书，我觉得可观的，也随时托人添购一二，不过有许多简直是胡说白道。你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明天你自去选择就行了。」

　　原来他所说的小小藏书室，就在我所住的房子的隔隣。不是我说的我的下榻地方，是一排五间的翻轩吗？我所住的是东首的两间，而最西首的一间，便是他的藏书室，里面排列着七八具大书橱与大书架，都装满了书，其余的桌子上，柜子上，也堆满了书，那当然都是线装木版书，虽然也约略分类，可是不大整齐。我进去展览一过，真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起初想随意取数册携归房中阅读，但是史类呢？集类呢？那是我性之所近而容易看得懂的。既而想从前无书可读，偶有所获，不加抉择，今有如许可赞的书，不能再乱七八糟，要定有一个方针，且与蒯公淡淡，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或能开我茅塞也。

　　一日，偶与蒯公谈及诸子，他说：「看看子书也好，可以开发思想。我们营逐於科举，博取功名，死守儒教，只知四书五经，而不知尚有许多学说也。」於是我在藏书室，选取一部庄子，一部墨子。庄子，我在以前也曾看过几篇，浮光掠影似的也都忘了。墨子我不曾看过，但我读论孟时，曾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现代作家，常引用墨子的学说，好像很时髦的一部书。我预备先读庄子，後读墨子。谁知这部庄子，还是明末版本，纸张既薄且脆，我一不小心，翻书时用力一点，便扯破了一页，问他们有别的庄子吗？一时也找不到。我觉得这是名贵的书呢，不要损坏了它，草草看过，还了藏书室。

　　蒯先生又要索观我的诗文，以我的自卑心理，实在觉得拿不出去。而且我又不大留稿，在南京来的以前，梦鹤就关照我，「怕蒯公要看吾兄的大作。」我就怪他，必是你为我捧场，梦鹤说：「蒯公很肯教导我们後进，给他看看何妨。」因此我就抄录了几篇，又默写了几首诗，还给他看。他第二天晚上来谈天的时候，就袖之而去。到了明天，他来还我的时候，说道：「你近来很在读龚定庵的诗文集吧？所以写出来的诗文，都有龚定庵的气息了。」

　　提起了龚定庵，我又有插话了，约在四五年前，我在护龙街旧书店获得「龚定庵补编」两本，木刻大字本，但有文而没有诗，心窃好之，以其文气奇兀，不同几俗也。因思有补编必有正编，向护龙街各旧书坊竭力搜寻，均无所获。後闻祝心渊先生存全集，拟向借观而尚未果。会戴梦鹤至南京，我托他向南京书坊问讯。後来梦鹤自南京归，道经上海，写信给我说「南京无龚集，而在上海觅得一部，是杭州版，其中有数页已断烂空缺，而索价须五元，计六册。」我覆书谓无论如何，请弟购之归。自此以後，我得读了定庵「己亥杂持」等诸诗。那个时候，上海书贾，尚未有龚氏诗文集出售。及至我居住在上海时，在邓秋枚（实）先生处，得到了「定庵集外未刊诗」一册，我请人用精楷石印，在「秋星社」（小书店）出版，销行了一千册，此是後话。

　　蒯先生那时却说：「文字亦随风气为转移，龚定庵近来颇为入时，早年大家提倡桐城派，此刻渐觉陈腐了，一读龚定庵，似乎眼前一亮，尤其是他的诗词等，显出惊才绝艳，青年人更为喜欢它。不过究非诗的正宗，有人甚至说它为野狐禅，真要学诗，非从古诗入手不可，仅仅读近代人的诗是不够的。作文亦然，必须多看书，多研究，并非说古人的话全对，不过多阅览以後，引起了你的思想，便有了一个抉择。」

　　这时候，民主思想，渐入人心，虽没有打倒孔家老店那种大炮轰击，但孔子学说，已为新学家所疑问。为了「论语」上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於是哗然说这是孔老夫子的愚民之术。据说这还是到中国来传教一位教士，研究了中国书後，倡此说的。於是信奉孔子者，为之辩护，说这两句书为宋儒所误解，这个句读，应当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偶与蒯先生谈及此，他说：「这是孔子的明白国家的政冶，世界各国，无论那一国号称民主的国家，都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不必用句读给他辩护。说到传教士倡此说以诋孔，尤为可笑，他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蒯先生的谈锋真健，可说无所不谈，从宗教到社会，由哲学至时政。他颇研究佛学，常和我们谈佛学，他常赞叹：佛学是广大圆融的。王小徐、汪允中，他们於佛学是有点研究的，但是我却一窍不通。可是他不管你懂不懂，总是娓娓不倦的讲下去。我问：「如何於佛学有一点门径，可以摸索进去呢？」他教我去看「大乘起信论」，於是我便去买了一部「大乘起信论」。这时南京有一家「金陵刻经处」，专刻佛经，流通各地，是杨仁山老居士所办的。但是我看了仍不明白，难起信心，大概我是一个钝根的人吧。

　　蒯先生既好健谈，又能熬夜，我们都不敢早睡，他常常吃了夜饭，甚至在十一二点钟，到我们屋子里来了。一淡常常谈到半夜，当然都是他的说话，有时竟至鸡呜。他自己往往不知道，直到他太太令仆人来催请。有时淡至深夜，上房里送出了些茶食糖果等类，与我们同食。我想送茶点出来的意思，也有警告他时已深夜，可以休息的意思。不过来谈时，总是在我星子里的时候多，後院竟不大去，这是因为我屋子离上房近。听讲的也是王小徐、汪允中与我三人为多。

　　本来我到南京来，原是由戴梦鹤介绍，教蒯先生的最小两个孩子的，但来此已多日，竟不提起教书的事了，每天只是教我看书。他既不提起，我也未便询问，後来得到了梦鹤苏州的来书，他说：教书的事，仍由陈宜甫蝉联下去了，本来这两个小孩乎是宜甫教的，一时偶思易人，现在不调动了。陈宜甫是研究小学的，为人沉默寡言，但他一口镇江话，也觉得很不易听。据说：这两位世兄，也很聪明，有一天，讲日月两字，先生说：「这两个象形字，在篆文上，日字像个太阳，月字像个月亮。」学生道：「这个我们明白了，但在读音上，为什么日字不读月字音，月字不读日字音呢？」这不知陈宜甫如何解释，若是问到我，我可就无词以答了。

　　在那里不到半个月，他们的帐房，便送来了十二块钱，说是我的月薪，这使我问心有愧了。我来到这里，既不是教读，又没有其它名义，终日间除白天看书，夜来听蒯先生谈话，并无别样工作，岂不是无功受禄吗？在那时候，也不能轻视这十二块钱，一位举人先生，在苏州家乡教书，每月也不过十二元的馆穀呢。我因此问问汪允中诸君，他们说：「我们也是如此的，这是蒯先生乐育英才的意思。」不过王小徐，他在十二圩另有职务的，他的月薪是二十元。那真使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在那里，差不多住了有一年，在笔墨上，只不过做了几件事。有一次，有一位先生（忘其为谁），刻他的诗文集，请蒯先生给他做一篇序文，他便将诗文集给了我，教我给他代拟一序。他说：诗文都不甚高明，你只恭维他一下好了。我便当夜写成，交给了他，不知他用了没有？又有一次给人家题一幅山水画，也教我来题句，我写了两首七绝，请他选一首，他说：「很好！」也不知用了没有，倒是有些对联，我做得不少，以挽联为多，那都是用了，因为他是请人来写的，我都看见。这都是应酬之作，他只给我一个略历，或这人有行述，加以参考，这些谀墓之文，更为便当了。

文如玉

　　五十二、在南京

　　我在南京住了几个月，到了年底，回家度岁，过了新年，到正月下旬再去。这也是到下关搭了长江轮船到上海，再回苏州的，此次便老练得多了。到了上海，望望几位老朋友，无多耽搁，便即归家。祖母和母亲，幸尚康健，吾妻更欢愉，人家说：「小别胜新婚。」真是不差。往访戴梦鹤，先由祝伯荫告我，梦鹤的肺病，据医家说：已到第三期了。到他家里，我见他面色红润，不像是有沉疴的人，谈谈南京情况，似乎颇为高兴呢。走访尤氏，巽甫姑丈亦病不能兴，令我卧在烟榻之傍，与我谈天，语颇恳挚。子青哥我在南京时，常与他通信，他对我歆羡不已。

　　转瞬新年即过，我又到南京来了，道经上海，那个上海又增了许多新气象，添了许多新人物了，不过我都是不认识的。最兴奋的，上海除申、新两报之外，又新开了一家「中外日报」。这家「中外日报」出版，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当时申、新两报，都是用那些油光纸一面印的，中外日报却洁白的纸两面印的，一切版面的编排也和那些老式不同。这个报，在近代的刊物上，都说是汪康年（号穰卿）办的，其实是他的弟弟汪诒年（号颂阁）办的，他们兄弟分道扬镳，编辑上的事，穰卿并不干涉的。汪颂阁是聋子，人家呼他汪聋朋，为人诚挚亢爽。我即定了一份，要到第三天方能到南京。

　　其时章太炎已有藉藉名，当时大家只知道他是章炳麟，号枚叔，南京那边方面的一般名流，呼之为章疯子，出了一本书，古里古怪的唤作「訄书」（訄音求），大家也不知道里面讲些什么。蒯先生欲观此书，托人在上海购取，却未购到。他托我道经上海时，购取一册，因我在上海，有些出版的地方是熟悉的，我为他购取了一册。那时严又陵的「赫胥黎天演论」，早已哄动一时，我购了两册，带到南京，赠送朋友。

　　到了安品街，仍旧住在老地方，时届初春，这个似花园一般的大庭院，已经春意盎然。靠西有一座大假山，假山上有个亭子，署名曰锦堆亭，杂花环绕其旁。亭中有一张石枱，有几个石鼓櫈，我们几个朋友，便笑傲其间。这时又来了一位蒯老的侄子蒯若木（此君在民初做了一任什么青海垦殖使的官，我可不记得了），颇喜发表议论，就居住在我的邻室，颇不寂寞。在我们一班人中，蒯先生最佩服的是王小徐。小徐从前是在北京的同文馆肄业，通晓俄文，精於算学，他常以算学贯通哲理，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他与蒯先生谈佛学，常常有所辩难，蒯也不以为忤。汪允中也研究佛学，但蒯先生则说他驳杂不纯。但汪允中常常写文章，小徐却从未见他写文章。直到晚年，他再躭於禅悦之理，自离南京後，我久不见王小徐了。他的母亲，苏州最有名新人物，唤做王三太太，开了一年振华女学校，倒也栽培了不少家乡女孩子。当国民政府在重庆时，有人告诉我：王小徐到峨眉山削发为僧了。这个消息，其实是不确的，我却认识了他的女公子王淑贞医师，自美国习医归国後，现为上海妇孺医院院长。因为我们都是尚贤堂妇孺医院的董事（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也是），我见王淑贞戴了孝（其时为一九四七年），方知她父亲故世了。

　　夜来，蒯先生仍时来谈天，但不如去岁之勤，因他的交游既广，应酬频繁也。饭局也大都在夜里，不是人家请他，便是他请人家，大概都在自己公馆里，有时也在菜馆里，甚而至於在妓馆里，秦淮画舫，此时正趋繁华也。南京的侯补道，出门都坐四人轿，倘然是实缺道台，可以旗锣伞扇，全副仪仗，现在不过是候补道，而且在省城里，那不过是坐四人轿而已。但是有差使的，在轿前可以撑一顶红伞，有二个或四个护兵，轿後有两个跟马，是他的亲随。不过蒯老虽也是有差使的道员，他没有红伞与护兵，只是跟马是少不了的。

　　有一天，他在家里请客，忽然把小徐、允中和我都招了去做陪客，见一位圆圆的面庞，高谈阔论的，他介绍是刘聚卿；一位紫棠色睑儿，静默寡言的，他介绍是张季直；还有一位是否是缪筱山，我已不记得了，这几位都是他的好朋友。向来他家中请客，我们概不列席的，这一回，不知何故，大约是人数不足一席了吧？那个时候，张季直已是殿撰公了，那是我初次见面。後来我住居在上海，在江苏教育总会里，他是个会长，我是个干事，一个月就有好几次见面了。

　　我在南京，不大出门，因为路径不熟，除非和几位朋友，一同出去游玩。因此南京所最繁荣、最出名的秦淮河一带，也难得去的。有一次，大概是十二月（旧历）初旬的天气吧，那是郭肖艇兄弟请客，他们预备回到安庆办电灯厂，我们在夫子庙一家菜馆里吃了夜饭。酒罢，汪允中提倡要到钓鱼巷去游玩。钓鱼巷是秦淮河一带妓院荟萃之区。席中有几位，都是钓鱼巷的顾客，都有他们相识的姑娘，尤其是方漱六，还有他特别相好的人。只有我与王小徐，不曾到过钓鱼巷，对此并不熟悉。他们喝了一点儿酒，意兴飞扬，我由於好奇心，也要跟他们去看看，王小徐是一个无可无不可的人，我们那时便跟了他们走。

　　自然，方漱六最内行，因此便到方漱六所熟悉的一家去。南京的妓院，和苏州、上海是完全不同了，他们的门口，站立着许多人，当你来时，大家垂手侍立，一副官场气派。因为方漱六大概是常常来的，他们都认得他，唤他为方老爷。我们这一组有六七人，以方漱六为领导，便轰到那个院子里来了。秦淮的妓女，十之八九为扬州一带的人，他们称之为扬帮，与苏州、上海的妓女，称之为苏帮的。实为东南妓女中的两大势力。

　　方漱六所赏识的那一位，好像名字唤作金红，文人词客，又把她的名字谐音改作「惊鸿」。但秦淮妓院中，不靠什么风雅的名字，她们是尚质不尚文，名字起得好，有什么关系呢？她们所用的什么小四子、小五子以至小七子，甚而小鸭子，像这种庸俗的名字多得很。苏北历岁以来，都是荒歉，而扬州夙称繁盛，於是像盐城各县的苦女孩子，从小就卖出来，送入娼门为妓。古人咏场州有句云：「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当种田。」实在这都不是扬州本地人，但是他们总称之为扬帮。这种妓院，规模倒也不小，房屋倒也很好，而且自己都有游艇。因为南京官场中人，颇多风流狎客，常常有逛秦淮河挟妓饮酒的。至於科举时代，每逢乡试年份，更是青年士子猎艳之处了（有些考寓，即与钓鱼巷邻近）。

　　因为金红的房间宽敞，又装了火炉，於是大家一窝蜂地都轰进了她的房间里去，只有王小徐一人在外间一个屋子里。那时天气已冷，人家已穿了皮袍子了，小徐向来穿的朴素，只穿了一件旧绸子的棉袍，外面罩了一件蓝布长衫，也不穿马挂。我们正在金红房间里闹闹吵吵的时候，早把那个同来的朋友忘怀了。忽然走进一个女掌班（俗称鸨妈），她道：「方老爷！你们跟来的这一位当差的（仆人），正在外房等侯你们。我看他扛了肩胛，寒噤瑟缩的好像身上有些冷，我就给了他一杯茶，觉得可以暖和些儿。」

　　我们想：我们并没有带什么当差来呀！方漱六跑到外房一看，却见小徐真个缩了头颈，手里捧着那杯热茶，踱来踱去，正在沉默地推阐他数学上的哲理思想。便被漱六一把拖进房里去，一面便骂那女掌班道：「该死！这是北京下来的王大人，怎么说他是我们的当差的，还不陪罪？」那女掌班吓得真要叩头求饶了。其实小徐在北京某部，确是当个小京官，至於大人之称，在南京了无足异。本来清制，凡四品以上方可称大人，外官则知府方能称大人，知县只能称大老爷。南京地方，做官的多，给他们升升级，也是「礼多人不怪」吧。

　　我在南京，差不多有一年多，除看书以外，便请教蒯先生，而以他的素好健谈，又诲人不倦，因此也很多进益。不过在他那里的朋友，除了王小徐是他的年侄外，如汪允中、郭肖艇、陈宜甫诸位，都是他的学生。我没有来得及进高等学堂，如果进去，也是他的学生了（当戴梦鹤入高等学堂时曾亦有此志愿）。但是他的教导我，也和他的学生一样，我颇想拜他, 为师，执, 弟子礼。因托汪允中为之说词，伹蒯先生谦辞，他说：「交换知识，切磋学问，就可以了，何必执师弟之礼？一定要拜师执赞，将置朋友一伦於何地耶？」

文如玉

五十三、金粟斋译书处

　　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梅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那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於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兢」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後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於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於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後来他说：要他还债，他那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饯。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其时还有一位叶浩吾先生，他是杭州人（叶葵初的令叔），曾到日本去习过师范教育，在上海当时也是新学界的人。回国後，译了许多日文书，并开了一个东文学堂，这位老先生，真是名士气太重，什么事都想做，而从不为自己的经济着想。他译了许多日文书，自己想印而又没有钱，把译稿售与人家，人家又不要，弄得很窘，以致生计缺乏，甚至断炊。在严冬时，为了棉袖子已付质库，早晨不能起身。於是友朋辈为他制了一件厚呢袍子，作为梯袍之赠。也由友人介绍，来向蒯先生借了七百元，也是把他的译稿作为抵偿。

　　蒯先生收了严又陵、叶浩君的西文东文译稿一大部份，可有什么办法呢？新文学是有时间性的，不比中国的古书，可以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为了开风气起见，赶紧要把那些印出来才好。因此策动了他开办译书局的意念了。不过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後，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上海四通八达，各处的购书者，都到上海来选取，各处的书商，都到上海来批发，因此他决定到上海来，办理这个译书事业了。

　　这一个机构，就唤做「金粟斋译书处」，那个名称，是他自己题的，「金粟」两字，也是佛书上的典故吧？第一步，先派方漱六到上海去租房子，置家具，安排一切。第二步，便派汪允中与我两人去办理印刷等事。不多几天，方漱六在上海写信来，说房子已经租定了，在南京路的某某里（这个里名，我已忘却，其地址在云南路与贵州路之间，老巡捕房隔壁），於是我与允中两人，便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蒯先生的意思，却教我们两人常驻上海，方漱六则经理一切，或往来宁沪，管理业务上及财政上事，至於编辑、印刷、校对等，由我与允中两人分任之。譬如像严又陵先生的书，我们是不能赞一字的，但是校对这一件事，却要十分细心。蒯先生也谆谆以此为嘱。一部高深的书，只不过错了几个字，往往原意尽失，知何对得起人呢！至於叶浩吾先生的译稿，因为他的日本文气息太重，他是直译的，甚而至於就在日本书上钩鈎勒勒，不再另纸起稿，那非加以修改不可的。

　　我与允中到了上海後，第一件事，便是寻访印刷所。那个时候，上海可以印书的还不多，我们所印的书，当然要设备完整一点的呢。第二件事，便是整理稿件，我们决定那一部书先印，那一部後印，虽然蒯先生给我们二人以全部处理之权，如果二人不能决定，还须请问於他。第三件事，那是商量版式、行款、字型等类，允中比我内行，全凭他的设计。当时还是流行线装书的，不流行两面印的装订的。

　　寻访印刷所的事，我比允中较为熟悉，连日奔波，找到了两家较为合式的，一家唤作吴云记，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我们预备出书快一点，所以找到了两家印刷所，可以分部进行。两家比较起来，商务印书馆规模校小，而设备较新。它是开设在北京路的河南路口，也是一座平房，他们里面的工人与职员，总共不过三十人，经理先生夏瑞芳，人极和气，他们的职员都是出身於教会印书馆的。开办这家商务印书馆，资本金是三千元。除印教会书籍外，也搞一点商家的印刷品，後来又把英文课本（就是英国人教印度小孩子的课本，中西对照的翻译出来），译成了「英语初阶」、「英语选阶」等书，那是破天荒之作，生涯颇为发展。

　　吴云记是一家个人所开的印刷所，地址在苏州河以北，号称北河南路，泉漳会馆侧面的对门。记得这时候，那边还有一条河浜，更有一座桥，吴云记就在桥堍下。那个印刷所，比较旧气一点，有几间大厂房，工人多，出书较快。当时为了先印什么书，我们讨论起来。我最初主张印叶浩吾的书，因为他从日文译的都是浅显易解，如关於政治、教育、法律等为现时所切用，篇幅不大，容易出版。严又陵的书，文笔很深，非学有根柢的人，不能了解，故不如先易而後难。

　　但允中所主张者：也很有理由，他说：「叶浩吾所译的书，都是直译的，全是日本文法，非加以修润不可。但修润起来，也要相当时日，不若严又陵的书，立刻可以排印。况且自从严译『天演论』後，名噪一时，有好多人急於要看看严又陵续出的书。也已有人知道有严译许多书，将即由我们金粟斋出版了，倘若迟迟不出，不免令人失望，所以我们应该赶紧将严译排印出版。」後来写信到南京去，取决於蒯先生，回信说：「不论严译叶译，以迅速出版为主。对於那几部书的印刷费，我已筹备齐全了，不过我们是为了开风气，不是想在出版上获利。到出版以後，可以藉此周转最好，不然，我们到那时候，另想法子。」

　　於是我们便与吴云记和商务印书馆订了合同，我们两人便分工合作起来。大概是我担任校务，而允中还担任修改叶浩吾的译稿。严又陵的，大半是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我因此便风雨不改的天天跑商务印书馆了。严先生的稿子，他有自己刻好的稿纸，写的一笔很好的行楷，当然也有添注涂改的地方，但他的改笔，一例是红墨水的，鲜艳可喜。不比叶先生的译稿，真是一塌糊涂，我们说笑话，只怕问他自己，也认不出来呢？但是严先生的稿子虽然清楚，我总是小心翼翼，无论如何不敢擅改一个字的。倘有一点可疑之处，我惟有携回去，与汪允中揣摩商量，不敢有一点武断。

　　我们对这译稿，要校对四次，头校、二校、三校之後，还有一次清样。清样以後，签了一个字，便算数了，即使再有错字，排字工人不负责任（除非校出来了，他没有改正），校对人负责任了。叶浩吾的书，也有几种，由汪允中修润以後，即以付印，大概由吴云记印行。叶浩吾是一位好好先生，自从我们设立这个金粟斋译书处後，他是常常来的。允中给他说，他的译槁要修改，他说：「很好！很好！我是直译的。」这个日文一长句中，便有很多的「の」字，他都把它译成中文的「之」字，那一句中便有七八个「之」字，这个句子就显得很别扭，很鲁苏了。我们有时搞不清楚，只好请他来，和他商量。

　　叶浩吾先生本是一位教育家，开了东文学校外，又在「中外日报」担任东文翻译。年在五十左右，留着稀疏的小胡子，很似有一些道学气，可是我们常给他开玩笑。时常闹穷，但他有了钱「东手接来西手去」，只要身边有一点钱，人家向他借时，立刻借给人家，不管自己明日要断炊了。他孑然一身住上海，他的太太和儿子住杭州，不寄家用去，叶师母常常吵到上海来（他的这位公子，後来便是写「上海之维新党」谴责小说之叶少吾）。

　　叶先生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因为我们所住的南京路这条弄堂，前面沿马路是三上三下的房子，到後面去，却都是一上一下的房子，可是里面便有不少的野鸡堂子（上海人亦称为雉妓）。到了夜里，便有许多野鸡妓女及女佣们，站在弄堂口拉客。那一天，比较深夜了，叶先生到我们那里来谈天，刚走到弄堂口，便被野鸡们拉住了，喊道：「老先生！到我们那里坐坐去！我们新到了一位小姐。」叶先生很窘，说道：「不是的！我到金粟斋译书处去。」她们以为金粟斋也是和她们一类的，便说：「我们那里比金粟斋好。」於是几个女人，把叶先生你推我拥的，拖到野鸡窠里去，那些女人蛮力很大，叶先生一个瘦怯老书生，那里抵挡得住呢？後来到底花了一块钱，方许他赎身出来。

　　谈起金粟斋出版的书，严译的「穆勒名学」、「原富」之外，还有「社会通诠」、「群学肄言」等等，都是名贵之作，虽然比不上「天演论」，可也传诵一时。但是我们出版书中却有一种，颇受人訾议，还有人写信来骂我们的。原来在叶浩吾所译的日文书中，有一册「日本宪法」还附有「皇室典范」一卷，这不过几页书而已。这也不能怪叶先生，我们应担负这个责任。原来这个时候，中国已有主张立宪的动机，一班维新党的志士们，也在纷纷倡议，欧美各国都有宪法，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宪法呢？汪允中和我谈论：「现在大家闹着什么君主立宪，日本也是有皇帝的，这个日本宪法，不妨印出来给大家看看，以供参考呢。」当时我也并不反对，本来叶译的书，全由允中主张，及至印出以後，渐有人加以批评，说是日本的宪法，那里算得宪法，那是他们天皇颁布的，名之为「钦定宪法」。印出那种书来，将来贻害於人民的。可是在那个时候，清廷专制，也没有一点儿宪法萌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後来有几次大革命呢？

文如玉

五十四、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我在金粟斋译书处时代，认识了不少的名人。因为那个时代，正在戊戌政变以後。来了一个反动，禁止开学堂，谈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许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来。再加以庚子拳变，两宫出走，洋兵进京，东南自保，上海那时侯，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这时候的金粟斋译书处，又迁了一个地方。那个南京路（上海人称为大马路）的老地方是一个繁盛的区域，但我们的译书处，却并不一定要一个繁盛区域。尤其是後面是个野鸡堂子，燕莺成群，使叶浩吾先生为群雌所俘，闹成笑柄，住在这里，更不妥当。我们如果找一个较清净的区域，不是也很好吗？於是我们和方漱六商量了，预备迁居，择一个比较清静所在。这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区扩展，开辟不少新马路，我们便向这些新马路去找寻房子，却便找到了登贤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房子，我们便迁移了进去。

　　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後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後，又改名为凤阳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旷地，荒冢乱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经在那里建筑起房子来了。我们迁移去的登贤里，便是新造房子，围墙也没有砌就，仅把篱笆围了起来。可是邻居一带，我们便相识起来。在我们後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场，另外有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

　　薛锦琴是广东人，记得是她的叔叔薛仙舟带她到上海来的。有一次，静安寺路的张园，开什么大会（按：张园又名味莼园，因为园主人姓张，故名张园，园内有一厅，名安垲第，可容数百人），有许多当时号称维新志士的在那里演说。忽见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後拖了一条大辫子，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在那个时候，上海还是罕见的，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还没有这样大胆的。

　　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薛锦琴女士侃侃而谈，说得非常慷慨激昂，听者动容。至於说了些什么，也是说中国要革新变法这一套，但出於一位妙龄女郎之口，就更为精采了。因为她是一位不速之客，踏上台来演说，虽然听她口音（广东官话），看她服饰（那时候广东妇女的服饰，与上海绝异），一望而知是广东人，下台以後，方知道是薛锦琴女士，并且知道也住在登贤里，还是我们的芳邻呢。

　　住在我们後面的一家，便是吴彦复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诗人，号北山，又号君遂，他的身世，记述者很多，无容细述。他是一位礼贤好客的人，那时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炎。在南京的时候，早已闻名，有人称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为章疯子。我见他时，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农。手里拿了一柄团扇，好似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了，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後，好像一个鸭屁股。他是浙江余杭人，那时他的排满思想，已塞满在他的脑子里，但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实在不容易听呢。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他也很高兴，但一定用黄帝纪元，有人请他写扇子，他也写，字颇古艳，别有风姿，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

　　吴彦复带了他的那位姨太太，唤做彭嫣的，还有两位女公子，住在这里，但是他家里的宾客很多，有时开出饭来，便坐满了一桌。这时从日本回国的，从欧美回国的，从北京下来的，从内地出来的，都齐集在上海，都要来拜访吴彦复、章太炎。常到他家里的有沈翔云、马君武、林万里（即後来的林白水）、章行严，都是一班有志青年。行严这时年少翩翩，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的人吧，他常到吴彦复家里去，与太炎先生，讨论学术。因为他与太炎同姓，人家有疑为他们兄弟行的，其实太炎是浙江人，行严是湖南人，可谓同姓不宗。後来行严也编过一部「黄帝魂」，充满种族思想，那时候的种族革命思想，实已深中於人心。

　　行严也常到金粟斋来，金粟斋的後门，正对着吴彦复的前门，两家宾客，川流不息，因此便显出更热闹了。我们有时吃了夜饭，也便到吴彦复家里去玩，常见他们那里高朋满座，议论风生。彦复先生对人和蔼，每喜奖借後进。他曾经送我一部「北山诗集」，其时我的「迦因小传」正再版，也送了他一册，他还做了诗呢，起初我不知道，後来读梁任公的「饮冰室诗话」，却载有一则，今录如下：

　　十年不见吴君遂，一昨书丛狼籍中，忽一刺飞来，相见之欢可知也。相将小饮，席间出示近稿十数纸，读之增欷。顾靳不我畀，惟以别纸题「迦因传」一首见遗，录此以记因果。诗云：「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来说古今。薄酒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旁行幸有娄迦笔，发喜难窥大梵心。会得言情头已白，鬑鬑相见久沉吟。」迦因传者，某君所译泰西说部，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

　　任公说这话，那是过宠了，我们何能与畏庐先生的「茶花女」相埒呢？不过彦复何以对此而发牢骚，有人说：那个时候，彦复的如夫人彭嫣，正是下堂求去，他不免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任公也知之，所云「因果」者，乃以掩扬出之耳。

　　有一天，我从金粟斋出门，看见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到薛锦琴的家里去。我问他何事？他说：「奉彦复先生命，拜薛绵琴为师，薛锦琴是固中西文并茂也。」彦复的两位女公子，长名吴弱男，次名吴亚男，那时两姊妹，年不过十一二，我们在彦复家里时，常见她们憨跳狂跃，不想後来弱男女士，便做了章行严夫人。因为大家都出国留学了，想是在国外缔结这姻缘吧。及至又二十多年後，我在北京的东帖，乘京沪路车回上海，又遇见了章夫人，那时行严在沪大病，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邻室的章夫人，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呢。此是後话，在此不赘。

　　我们的金粟斋译书处开办了有半年多後，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说是严又陵先生要到上海来，我们要略尽招待之责。严先生是住在天津的，这一回到上海来，并不是什么游玩性质，说是奉命来办理一项洋务交涉的。我们得到了蒯先生的信，当然要欢迎他。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这次来，他是寓居在一位同乡的家里。那也不去管它。约了上海几位名流，请他吃了一次饭，自由方漱六去安排，不必细说。

　　那时候，严先生的「穆勒名学」刚在金粟斋译书处出版，因有许多人不知道名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名学这个名词，应作如何解释？便有人来和我们商量：趁严先生此次来上海，我们不如开一个会，请严先生讲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点。我们於是请命於严先生，他也允许了，便即选定了一个日子，借了一所宽大的楼房，请了许多人来听他的演讲。我们这个会，定名为名学讲演会。

　　这个名学讲演会，我们邀请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斋来的朋友，以及常往来於吴彦复家中的名流，都邀请外，还有侨寓於上海许多名公钜子，余者我都忘怀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两位，一位是张菊生(元济），一位郑苏堪（孝胥）。这两位在我却是第一次见面。吴彦复陪了章太炎也来了，还有我们未曾邀请的，朋友带朋友的也来了不少。关於听讲的事，我们可以拒绝吗？当然一例欢迎。

　　本来约定是下午两点钟的，但到了三点钟後，严先生方才来了。原来他是有烟霞癖的，起身也迟一点，饭罢还须吸烟，因此便迟了，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戴上一架细边金丝眼镜，而金丝眼镜一脚断了，他用黑丝线缚住了它。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他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

　　我们的设备，也不似学校中那样有一座讲台，只在向东安置一张半桌，设了一个坐位，桌上供以鲜花和茗具。听讲的人排列了许多椅子，作半圆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严先生讲演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於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说一句话，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一书的人，我也仍似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所以这次来听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於时髦而已。

　　这次讲演，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们虽设有坐位，严先生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不过虽是一小时，在他也觉得吃力了。讲完以後，我们饷以茶点，听众也都星散，留了张菊生等几位。张菊生是他的老朋友，从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创办过通艺学堂的。可是他也没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这个名学一门学问，严先生虽倡译此名词，他也觉得不易使人了解，後来他又译了一部「名学浅说」；那不是金粟斋出版了。到了现代，有许多研究新学术的人，也不大提及这一门学问。有人说：在日本人方面，则称之为「论理学」。我国近代，「逻辑」两字，颇为通行，且有所谓「逻辑学」者，闻「逻辑」两字，为章行严所创译的名词，是否从名学而来，会当问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与新闻界有缘的是「苏报」，前已说过了，第二次便要说到「中外日报」是後起之秀，虽然有「申报」、「新闻报」两个大报笼罩於上，但不免暮气已深，况且这两大报都是外国人资本，外国人创办（申报属英，新闻报属美），报馆好似一家洋行，华经理称为买办，主笔呼为师爷。这班维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们也以注重商业为本位，只要能多销报，多登广告就满足了。「中外日报」是中国人办的，当然没有那种洋商报馆的习气。为了汪氏昆仲的关系，我们早与中外日报接洽，金粟斋出版的书，必须在中外日报登广告。後来因为金粟斋没有办发行所，出了书也就由「中外日报」寄售了。

　　中外日报馆我是去过好几次的，馆址至今已想不起来，那规模比了「苏报」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此现在的大报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主笔房只有一大间，汪颂阁以总经理而兼总主笔，占了一张巨大的写字枱，此外的编辑先生，各占一席。两位翻译先生对面而坐，译东文的是叶浩吾，译西文的乃温宗尧（粤人，号钦甫）。说起当时报纸上翻译，殊令人发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读者，不注意国外新闻，譬如说：现在某国与某国已在交战了。他们说：外国人打仗，与我们中国无关。除非说，外国将与中国开战了，当然有点惊慌，但是说，不打到上海来也还好，东南自保之策，也就是这种心理。第二、翻译新闻，翻译些什么呢？那时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数上海来，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中国报馆要教它送稿，取价甚昂，以英镑计算，实在路透社报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读者也不甚欢迎。於是翻译先生们只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报上搜求，如「字林西报」等，倒有好几家呢。日本有一种「东方通信社」，记得也还未有，日本报馆，似已有两家开设在虹口。不过日本报纸可能常常由大阪、东京寄来，足供叶浩吾的选译。

　　我今再提起一人为马君武先生，君武亦吴彦复家常到的宾客，为人诚挚而好学，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然其天真处亦不可及，当时传有两事：其一，这时日本留学生回国者甚多，颇多浪漫不羁之士，如沈翔云则挟妓驾了亨斯美车（一种自行拉缰的马车）在张园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则见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鸦片烟。至於出入花丛，竟无讳忌，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闹事（上海人称之曰「打房间」），据说为龟奴所殴，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战，亦受微伤。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见之，果额角其有血痕一条。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於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淡。

　　更有对於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讳言。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此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於众，说我像一位小姐，於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於朋侪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後，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与南社诸子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於是又飞传於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遗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後越一年，闻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公恪到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後，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以联曰：「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白发盈颠，回忆五十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

文如玉

五十五、重印仁学

　　自从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斋译书处的工作，离苏州故乡更近了，因此每一个月总要回去一次，留在家里两三天，或是三四天。那个时候虽然苏沪火车未通，小轮船也甚为利便。其时东来书庄还开在那里，由马仰禹在经理，我还在上海尽一些接洽和运输的义务。还有励学社的诸位同志，有的还在日本，有的已经回国，也常常访晤通信，在当时也可以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句诗了。

　　在这个时侯，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谱弟戴梦鹤逝世了，他年龄还不到二十四岁，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极可惜而可哀的事。我从上海回苏州时。常去看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从此会好起来吧。我的母亲不是也有肺病的吗？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前五十岁後便称中寿了，梦鹤也能活到五十多岁，其所成就当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马仰禹来信，说是梦鹤病重，已卧牀不起了。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做「痨病上牀」，便是说已无生回之望，因为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间往往好似无病的人，起坐随时，一直到了病势沉重，不能起身，从此就再不能离牀了。不过上牀以後，也还有能淹迟若干时日的。不意十日後，我自沪回苏，一到家里，即见到他们的报丧条子，即於是日就是他的大殓日子。急往吊唁，已陈尸在室，道义之交，知己之感，不觉泪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岁，向以美丽称，伉俪其笃，并无儿女。开吊发讣文期，友朋辈欲我写一文，以志其志行，随讣分发。在从前是越礼的，我写了一文，传记不像传记，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无从下笔。

　　写至此，我又回忆到以肺病而杀害许多才智青年的，还有我的表叔吴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梦鹤还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这个肺病，专门向那班富家子侵袭，乡下人种田汉，便不会有这个疾病。他聪明好学，为我吴叶鞠裳先生（昌炽）得意学生。他的病与梦鹤有异，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卧病，不是这里，便是那里，以西医言，则同出一源，所的结核病也。（忆我曾译过一小说，名「结核菌物语」，结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结核，此外如瘰疬、肛痈等等，皆属此。）

　　伊耕表叔之内兄，为苏州大名鼎鼎的医师曹沧洲，曾为西太后看病，有御医之称。但纵使此名医，也医不好这个缠绵恶毒的肺病。曹沧洲还归咎於我的这位舅祖清卿公，过於迷信，专吃乩坛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坏。总之这个肺结核病，在号称文明的欧美各国，医学日渐发明者，至今尚束手无策呢。我在八九岁的时候，随祖母归宁，常住吴家，由伊耕叔教我读书，及逝世後，清卿公涕泣语我道：「他生平没有一个学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联上竟以师礼尊之，自称受业。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岁而殇。於是乃以砚农叔之衣子子深嗣之。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时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後，立即从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场。因为我当初从尤宅辞馆出来，到南京去的时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点守旧的，不愿我走新的一条路。就是我在馆的时候，因为我脚头太散，不大认真，也有些不满意，常写一个便条，交子青哥劝告我，我写给了他的回信，充满了穷人的傲气，有些话竟有些顶撞了他。事後也非常痛悔，曾写信去道歉谢罪。及至听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亏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殓之日，我不禁在他灵前大哭起来。

　　我姑丈故世以後，子青哥真是哀毁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渐解放了。因为我姑丈还相信科举不至废弃，还希望他作科举中人，所以不大赞成他读新书。自从戊戌政变，康梁逃亡，科举复活，他的信心愈坚了。然而时势所趋，无法阻遏，自从姑丈逝世後，我在上海时时与子青哥通信，凡是苏州所购不到的书，都是我从上海邮寄给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际的，学习的告诉他，与他讨论，与他批评。他也有他的新见解，新议论，有时一封长信，千余字不足为奇。

　　有一次，日本的横滨印出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六君子死难之一），我的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了我五本。我寄给了蒯礼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仅剩了两本，但有许多朋友，知道我有此书，纷纷向我索取。我只能说：再托日本朋友寄来。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说：此书出版後一抢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书，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来，未可一定。

　　我当时是每天跑商务印书馆的，为了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那天我忽然灵机一动，这部「仁学」，是谭先生的遗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并没有什么版权，只要能流通。既是许多人要读它，我们何妨来重印一下呢。我就带了这部「仁学」，到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商量。我说：「我要印这部书，你们可以担任吗？」他说：「你先生要印什么书，怎么不可以担任呢？」我说；「这是一部禁书呀！」告诉他谭嗣同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为清廷所杀戮的故事。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後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

　　我这时便把那本「仁学」交给了他，请他印刷估价，我说：「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洁白纸张，里面还有一页谭复生先生的铜版照相图。因为我印这本书，不想赚钱，也不想多印，预备半送半卖，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并不，大约连纸张排印，不过一百元左右。他说：「你老兄的事，这是核实估价，不能再便宜了。」

　　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想印这部「仁学」，而印书之费，还没有筹到。如果交给东来书庄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禁书，内地不能出版与发行，而且要取得各股东的公意。我私人独资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这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余资。我於是写信给子青哥了，告诉他：我想印这部「仁学」而独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极力赞成，他说：「由我们两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费要一百元的话，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过他要求出书以後，定价要低廉，我们是为尊重谭先生遗著，并非翻印谋利，望弟速与商务印书馆订定。

　　我与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学」便立即开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务印书馆去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附带的校对「仁学」的校样。我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後便去，总是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我自觉我的校对很精细，可能不会有错字，我以为校对的错误与不细心，对於作者与读者，殊为抱歉。直到後来，我自己写稿子，对於那些出版家，校对疏漏的，深为难过。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两三个宇，竟使这篇文章大走其样，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学」印好装制的时候，夏瑞芳忽然对我说：「这部『仁学』，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觉得夏君是违约了，我们订定了印一千部的，怎么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担任了印书的职务，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学」里面，讲的是些什么话，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书，而又知道是没有版权关系的（实在我曾写信到横滨，与原出书人接洽过，还允许送给他们若干书的）。或者有人给他说：谭嗣同遗著很吃香，可能多销几百部呢。

　　但是既没有版权关系，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还算老实坦白，换了别一个书贾，他也不必告诉我，别说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无从知道。我只能说：我印这书是有後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许你。他见我有难色，便道：「这样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费上，给你打一个九折吧。而且这书也由你精心校对的，作为小小酬劳。」

　　这事本想与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於印书事，完全外行，并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问他，他也说由我作主。况且我们印这部书，并无权利就想，只有推广主义，多印五百部，岂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许了夏君，不过向他声明，「我们是做蚀本生意，半送半卖，定价甚低，你不要和我们来抢生意。」夏君答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出书以没，送给了横滨数十部，赠给了朋友的也不少，其余则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旧书摊上，还看见我们所印的那部「仁学」，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销在何处？我偶然问及他，他笑着说道：「不够销！不够销！」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时，曾在英租界当一名巡捕（巡捕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华英印书馆门前站岗。遇到了华英印书馆中的鲍咸昌等兄弟，劝他何必当巡捕（那时租界华巡捕每月薪水不过数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从事於印刷事业。夏亦觉当巡捕无甚意思，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於是便组织这家商务印书馆。因夏甚能干，便举为经理。这是後来商务印书馆发达後，有人谈起的，语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确是习过排字业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虽然那时资本不过三千元的商务印书馆，颇恩有所发展。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而以少年失学，於文字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於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於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於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後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後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被人暗杀了，这是很可惜的。至於为什么被人暗杀，想历史上当有纪载，我这里不多说了。

文如玉

五十六、金粟斋的结束

　　金粟斋译书处的不能维持下去，就是它的经济基础不曾打好。当时一班有志之士，提倡新文化事业，都是为了开风气，并不是为了谋利润，因此便不在经济上打好基础，这大都是不能持久的。蒯礼卿先生办这个金粟斋译书处，最初的动机，便是严又陵向他惜了钱以译稿为抵偿，後来又有了叶浩吾的几种日文译本，如果不印出来，不是把它们冻结起来，成为死物吗？所以他筹出一笔款子来举办，最低限度也要使严又陵、叶浩吾的几部译稿，可以早日出版。

　　这个译书处，只有他个人的资本，并非股份性质。而且没有规定应用多少钱，没有固定资本。用完了钱向他说话，又像是一种无限性质的，这个基础就不稳定了。真是当时说的只能耕耘，不问收获。蒯先生是世家子，虽然做了官，以名士派而带点公子脾气，他不知现代的出版事业，已成了商业化了。还像从前的名公钜子，出一部诗文集，赠送给人的这种玩意儿吗？

　　但是我们当时对於这个译书处，也寄以无限的希望的，鉴於严又陵的「天演论」足以哄动中国的文学界，以後关於严译的书，一定可以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便是叶译的几部书，也是当务之急，虽然由日本文中译出，而日文的译本，不是现在正风起云涌吗？并且我的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听得我在译书处，他们也来承揽生意，愿意给金粟斋译几部书，只要开出那一种类。如果出版的书，源源不绝，收回成本，继续出书，不是便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机构吗？

　　原来他们那些当外官的人，经济是流动的，尤其像那班候补道。有了差使，可以挥霍；没有了差使，只好坐吃老本。那时蒯礼乡的十二圩盐务差使，听说要交卸了，继续有什么差使，却还没有下文。因此之故，他便有了紧缩译书处的意思。可是金粟斋的开销也不小，除了关於印书费用以外，我们几个人的薪水以及房租、食用，还常常要当码头差使。有许多当时的维新党人物，都跑到金粟斋来，是一个文星聚会之所。热闹是热闹了，花钱也更多了。

　　我和汪允中两人，是不管金粟斋的经济的，管经济的却是方漱六。有一天，方漱六哭丧着脸向我们道：「老头子（指蒯公）写信来駡了，说我们费用太大，要我紧缩，但他又常常介绍他所认识的人，到上海来，要我们招待请吃饭，太太又要在上海托买东西，我都是有账可查的。但漱六的账，我们从来不看的，他是蒯公的侄女婿，是他亲信的人。又有一天，方漱六告诉我们：「老头子有补缺的希望。」我和汪允中都说：「那就好了，金粟斋当可发展了。方漱六摇头道：「更糟！谁不知道金粟斋是蒯光典办的，没有得缺的时候，尚无所谓，得缺以後，京里那班都老爷，参你一本，说你『勾结新党，私营商业』，那就是革职查办了。」後来蒯公果然被补授了淮扬道，金粟斋却早关门了。

　　可是金粟斋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也不能辞其责，这便是当时我们对於出版事业实在是外行。不比那些旧书坊，它开好了一家书肆在那里，基础已立，看机会刻几部书，与同行交换销行，就立於不败之地。我们可不能这样做，我和汪尤中两人，一到上海，便商量印书事，如何发行，并未计议及此。汪允中还主张印好几部书，一齐出版，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也合算些，体面些，或可以轰动一时，那真是书生迂腐之见。当时还以为一出书，便可以收回多少成本，实是一种幻想。因为自己既没有发行所，须向各书店推销，这时上海书店还不多，对於出版的新书，信心未坚，不肯大量来批发，至多来批十部五部，试为推销。出版家没有办法，只好用寄售的方法了。

　　寄售的方法，是卖出还钱，那实在不是生意经。一般书贾，售出了十部，只报告五部，有的还是三节算帐。他们当然不能给你登广告，即使书价可以全部收回，也是鸡零狗碎，增添许多麻烦。书已寄去了好多时，钱老不回来，若是寄售在外埠的，那更糟了，冥鸿一去，永不回头，谁花了路费，去讨回这些微的书价呢？所以不单是金粟斋，当时有好多的出版家，起初是一团高兴，到後来半途而废，便是这个缘故。

　　金粟斋译书处不到两年就结束了。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成了个无底之洞，如何支持下去。这个两年来，蒯先生已经花了不少的钱，怎能教他再维持，就说开风气，也要有个限度呀。不过金粟斋所存留的译稿，未印者尚有十分之一二，到此也只好暂时停止了。既已准备结束，也须有个善後方法，房子退租，工人遗散，自有方漱六去料理。但是已经印好的几部书，如何发行出去，难道束之高阁吗？

　　後来我们决定办法了，和中外日报馆商量，金粟斋已印就出版的几部书，托中外日报馆代售，一齐交给他们经理。汪颂阁为人诚恳，而且在他的报上，常年登出义务广告（几年以後，严译的几部书，如「原富」等等书的版权都归入了商务印书馆了。这个交涉，不知何人经手，我未知道）。至於人事问题，容易解决。总共只有三人，方漱六、汪允中和我。除了方漱六暂时留在上海办理善後未了事宜，日後自回南京去。不过汪允中和我，与金粟斋脱离关系，便无所事事了。

　　承蒯先生的厚意说你们不妨仍到南京来，但我们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情形，不同往日，从前是为了刚卸高等学堂的任，他有培植後进之意，招留几个青年，此刻恐没有这个意味了。况且我们也不能长此倚赖他，一无所事，白白的受他供养呢。汪允中也不愿回南京去，他在上海已很活动，卖文亦足以度日，并且他已有了女友，我却只好回到苏州去，再想办法了。

　　当时还有一件事，我有几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听得金粟斋办理译书事，也要求译一些书，以补助学费，这事通过了蒯先生，他也应允了。有的付了一小部分译费，有的订了约，未付款，但是对方已开译了，此刻金粟斋结束，如何办理呢？我便请命於蒯先生。他说道：「我知道！此辈都是苦学的青年，不能使他们受亏，我可以照约收受，这不过三四百元的事罢了。」因为我是介绍人，蒯先生不使我为难，我也深为感谢他。

　　不过我想这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蒯先生即使收受了，也不能再行印出，岂非埋没了人家一番心血。而且那些译稿，多少是有些时代性的，譬如厨手做菜，要博个新鲜，徜成为隔宿之粮，有何意味。这时我在上海，已认识了好几家新书店，他们都向我徵求书稿，那时的所谓书稿，自以译本为多，但那时出版的书，以文言为正宗，也没有人用语体文的。译笔则以严又陵所标榜的信、达、雅三字为宗旨。我那些留学日本朋友的译稿，他们是在课余的工作，只求其速，不免有些粗糙了。本来到了金粟斋後，也要加以一番琢磨工作的。

　　因此我便另行作一计算了，既是那几家新书店向我索稿，我便把留学日本朋友的译本，介绍给他们。便可迅速出版，岂不是好？那时我便开出书名，略述大意，向这些新书出版家一一兜售，他们正值出版荒，都愿意收受。於是我便写信到日本去，向他们说明，已约定的译本，照常收受，照常付款，金粟斋虽结束，由我负责。他们当然很满意，不过这些译稿甚为草率，实在有些拿不出手，非加以润色不可。幸而他们把原本，也随同译稿寄来，我也懂得一点日文，有什么错误之处，也可加以校正。不过我虽加修润，不附己名，仍用译者原名，不敢有掠美之嫌。

文如玉

五十七、巡游译书处

　　我自从离开了金粟斋译书处以後，便与蒯礼卿先生疏远了。本想特地到南京拜访他一次，汪允中说：「不必了，他也不拘於这种礼节的人。」此刻沪宁铁路还没有通，还是要乘长江轮船到南京的，往来有许多跋涉。蒯先生谋补空缺，正忙於做官，不久便实授了淮扬道，我又到了山东，连音问也不通了。直至他以四品京堂内用，放了欧洲留学生监督，出洋时道经上海，这时我已进入上海的时报馆了，方去拜谒一次，那天宾客如云，也没有说几句话。我只见他老了许多，胡子头发，全都灰白了，从此以後就没有再见过他了。

　　金粟斋出来，便预备回家了，只是我在想：回到苏州，做什么呢？还是处馆教书吗？要谋生计，在苏州更无出路，正在踌躇之际，遇见了叶浩吾先生。他问我：「金粟斋已结束，有何高就？」我笑说：「低就也没有，回家吃老泡去了。」（老泡乃是一种泡饭粥，回家吃老泡，苏谚失业之意）叶先生说：「老朋友！到我那里帮帮忙好吗？」原来叶先生曾经办过一个日文译书馆，是个学习日文的机构，那是速成的，只求能读日本文，不求能说日本话。毕业以後，许多习日文的学生要求工作，叶先生乃设立一个名叫启秀编译局以容纳他们。因为日文译本一时风行，叶先生也招徕了不少主顾，以应各新书店的需求。

　　我想这也好，暂时有所托足，便到启秀编译局去了。但是叶先生请我去，不是要我译什么日本书，却要我做整理工作。就叶先生自己所译的稿本而论，也教人看了很费脑筋，这是我们在金粟斋已见过的了。他的译文，只是在日本原文上的倒装文法，用笔勾了过来，添注了中国几个虚字眼儿，就算数了。有时一句句子长得要命，如果不加以剪裁，把那句子另行组织，简直拖沓得读不下去。若是在日文原书上勾勾勒勒，排字工友也弄不灵清。叶先生请我去，就是把他们的译稿，做这种整理工作。

　　可是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我一进去，便知道前途不甚佳妙。叶先生实在是一位老书呆子，他全不懂经营事业。帮他译东文的，都是他的学生，有些日文未通，连国文也未通，甚难加以修整。他虽然对那些出版家，采取薄利多销主义，可是过於粗制滥造，也难以使顾客欢迎。

　　叶先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为了办这个启秀编译局，负了满身的债，甚至把所有的衣服都当光，真是「范叔何一寒至此」。

　　叶先生是一个人在上海，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都仍住在杭州。每个月要寄钱去杭州作家用的，但他最初不过愆期，後来竟至中断，虽然杭州的家书如雪片飞来，他是「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叶师母没有办法，只得带领了他的这位少君到上海来了。但是叶先生无钱是事实，石子里炸不出油来，叶师母到启秀编译局质问他。我们看见叶先生眼睛看了日本书，手里笔不停挥的译书，耳朵里听厨子索取所欠的饭钱，嘴里还要与叶师母反唇相稽，我说他真是五官并用，大有毛西河遗风。

　　我在这里又有一段插话了，我所要说的是叶先生的这位少君叶少吾。当叶师母带了他到上海来时，他年龄不过十五六岁，穿的衣服，宛如一个花花公子，袖中的手帕儿，洒满了香水。我们以为像叶先生这样的规行矩步的教育家，必定痛责其子，但只对他皱眉叹息，斥他不长进而已。大概以叶师母的溺爱，免致冲突。向朋友张罗筹款，送他们母子回杭州，以博耳边清净。越一年，有人到杭州，遇见了叶少吾，他询问道：「喂！我们的浩吾，在上海搞得怎么样了？」又越数年，他写了一本小说：名曰：「中国之维新党」，署名曰：「浪荡男儿」，把当时维新党中人，駡了一个狗血喷头。但叶浩吾先生他是维新党中之卓卓者，幸而具有天良，未曾齿及，至於一班父执世交，则难逃笔诛了。

　　不要以为此书荒唐，当时很有一班反对维新党的，读之以为痛快。这个时期谴责小说风行，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覩之怪现状」，皆以駡人为宗旨，读者都为之提倡。维新党中，也大有可駡之人在，「中国之维新党」一书中，自不免添枝加叶，故甚其词，然此辈所谓有志青年的私生活，亦不能诿为羌无故实呢。辛亥革命以後，叶少吾曾於沪军都督陈其美处得一职，陈颇信任之，因少吾与上海做军装生意的某洋行有渊源，介绍了一笔军装生意而囊有余资了。其时叶浩吾先生已归道山，而叶少吾则颇为活跃。会北京开议会，四方贤杰，均走京师，少吾亦北上，颇思有所营谋，那时候，上海的北里亦动员。

　　花界姊妹也到首都去掘金，有一位海上名妓花元春，也到八大胡同树艳帜，乃部署初定，忽以喉疾殒命。举目无亲，无以为殓，叶少吾慷慨拍胸口说：「花老六我虽与她没有发生关系（发生关系，上海妓院中已有肉体之亲的术语也），一切殓费，我自任之。」於是北京胡同中姑娘，都称颂他是一位「有良心客人」。乃未及数月，叶少吾亦病死於北京，那时花丛诸姊妹，谓以义气博义气，群起而理其丧。此事大有传奇性质，自北京传至上海，各报亦竞载其事，有人为作挽联曰：「秋雨梧桐悲一叶，春风桃李泣群花」。实在群花理丧，并无其事，叶少吾之叔清漪先生，与其堂兄葵初先生皆有书致报界辩正呢。

　　言归正传，我在叶浩吾先生处，帮了他三个多月的忙，只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不能向他催索，我也不忍向他催索。不过我为了要瞻家，为了要糊口，也不能从井救人。有一天，我遇见了章太炎先生，他问我：「现在何处？」我告以在启秀编译局，他笑说：「何不到刚毅图书舘去。」我问：「那里有刚毅图书馆呢？」他说：「启秀与刚毅，不是庚子拳变时代的名人吗？」後来叶先生这个启秀编译局，到底支持不下去，负债过多，幸赖他的人缘很好，大概是许多朋友帮他料理过去吧。

　　我从启秀编译局出来後，又到广智书局的编译所去，谁介绍我去的，我至今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那时的广东朋友很少，广智书局里却全是广东朋友呢？那时候，上海的新书店，已越开越多，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当然要着此先鞭。广智书局的规模不小，既然有了书局，也想自己出书，因此也设立了一个编译局，有人说，康南海，粱任公都有资本，也有人说，不过以此为号召而已。我以有人介绍，瞎天盲地的闯了进去，那个编辑所的编辑主任为谁，我也不记得了。

　　广智书局编译所的情形，和启秀编译局完全不同，有一种严肃的气氛，不像在叶先生那里，可以谈笑自由。编译员连我共有五六人，编辑主任目灼灼坐在那里，好像一个监试官。译书是支配的，他配给我一本日文的讲下水道工程的书，便是讲开发道路沟渠工程的种种事的。我不是一个工程学家，对於那书是很少兴趣的。

　　但我当时有一种自尊心，觉得他们支配你译的书，而你第一次便退还他，足见得你是无能，我於是勉强接受了，好在篇幅还不算得太长，其中的解释，也不深奥难懂。就只有许多土木工程上的日本名词，有的还是用和文拼出来的西洋名词，这可教人有些头痛的了。

　　我那时只得狂翻日本文词典，请教深於日文的人，购买参考书，日本人所编的「和汉新词典」，中国人所印的「和文奇字解」（上海作新社出版），乞灵於那些工具书了。不到两个月，居然全部完成。这书译成以後，我就敬谢不敏，从广智书局出来了。因为里面全是广东人，我和他们言语不通，未免有些扦格。再者，他们给什么工程科学的书给我译，我的科学知识实在浅得很，也不敢再献丑了。不过我又想：像这部专讲下水道的书，虽然是冷门，也不能不说是当务之急，现在各处正在要开马路、建工厂，而外国已在流行什么抽水马桶的话，这是将来市政上一件重要的工程而必须研究的事，不过我当时释这一科门的书，不免有点盲人瞎马了。所以译完此书後，参加了一个签条给总编辑，大意是「对於下水道从未研究过，请由专家加以检定」云云，但我在两年以後，却见这部书赫然在广智书局的橱窗里了。


　　从广智书局出来，真想回老家了，忽遇蒋观云先生（蒋先生名智由，号心栽，观云其笔名也），问我近况，告以从广智出来，正想回去。蒋先生说：「不要回去，请到我那里去，我那里还有你的一位同乡蔡君，一定可以和你融合无间，使你高兴。」原来蒋先生那时也办一个译书处，这个名字叫作「珠树园译书处」，那个名称，很觉美丽，珠树园三个字，真可与金粟斋三字作一对偶。珠树园後於金粟斋，蒋观云先生是一位诗人，宜其有此题名，当时的一班新文学家，都喜研究佛典，这两个名词都从佛典来的呢。


　　蒋观云先生是浙江绍兴人，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而又是一位学者、诗人、革命家。他有两句诗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後人讹为是写「革命军」一书的邹客所作的，其实不过是邹客重述一过而已。我们在金粟斋的时候，蒋先生常常来游玩谈天，因此我们认识他已久了。他为人非常和蔼，爱说笑话的。

　　在那个时候，有人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代诗界三杰，互相唱和。这个珠树园译书处，也有两位孝廉公，一位是杨秉铨，江苏武进人；一位就是我的同乡蔡云笙兄了。

　　珠树园译书处也和金粟斋一般，如上海所称的石库门三楼三底的房子。蒋先生住在楼下，我们都住在楼上，每天饭开一桌，自己有厨房，那比在广智书局舒服得多了。我和蔡云笙同住一房，杨秉铨和另一位朋友同住一房。云笙的年纪，只不过比我大一岁，他名晋镛，二十一岁上便中了举人，为人极慧敏而风趣，我们两人一见便成为好友，为什么呢？一则我们两人志趣相同，二则为了同乡之故，愈见亲切了。

　　在珠树园那里，我自由极了，他不支配你做什么工作。你高兴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但蒋先生却见他写作很忙，他好像在什么杂志、日报上写文晕（中外日报上有时也见他的著作），那时他还自己出了一种杂志，名曰「选报」，那是选取近代名人的著述的。但虽云选报，也有并未见於其他刊物，而直接寄给他发刊的。这个珠树园译书处，我记得我并没有译什么书。不过他们也徵收外稿，请为检定这稿子可用不可用，签出来加以评语，请蒋先生覆核，这个工作我做了。至於蒋先生的选报，我无从帮忙，偶然给他看看清样而已。

　　我们在珠树园虽甚闲适，却不大出去游玩，上海是个金迷纸醉之场，我和云笙，都是阮囊羞涩之人，也不敢有所交游。只是偶然两人到小酒店喝一回酒，那时我有绍兴酒半斤的量，再多喝一点儿，便要晕酡酡了；云笙却可以喝一斤还多。不过都守了孔夫子所说的「惟酒无量不及乱」，就是适可而止了。回到家里，我们联床共话，无所不谈，上自世界大事，下至男女性事，我们常常谈至半夜三更，了无足异。

　　有一次，我们谈到一向传言山西大同府的妇女性器官，有重门叠户之异，云笙言：绝对没有这事，因为他有一位亲戚，曾经在大同府做过知府，他们的幕僚，也因素闻此传说，欲一验其异，那地方土娼极多，历试之平淡无奇。云笙又言：「虽然无此故实，然前人笔记却有此记载，我曾假定这重门叠户为有三重门户，每一重门为之制一联一匾」。我说：「愿闻其妙。」他道：「第一重门的联曰：『鸟宿林边树，僧敲月下门。』匾曰『别有洞天。』这联与匾都用成诗成语呢。」我笑曰：「佳！第二重门呢？」他说：「第二重门联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匾曰『渐入佳境』。」我道：「好！第三重门呢？」他说：「第三重门联曰：『云无心兮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匾曰『极乐深处』。」说罢，相与大笑。好在我们都是结过婚的人，而珠树园里也没有一个女职员，故能如此荒唐。

　　过了两个月，我记得已是初冬十月天气了，蔡云笙来了两位朋友，邀了我一同到广东馆子里去吃火锅，广东人谓之「打边炉」，这是宜於严冬的，十月里似乎太早。但旧历在江南十月，往往会来一个冷讯。我饭罢回来以後，便觉得身子不舒服，夜来便发起寒热来。到明天，我以为可以退热了，谁知寒热加甚，而且喉间作梗痛。那个时候，苏沪一带，正患着这个传染极速的喉症，当时还不大知道什么白喉、猩红热那种病名，统称之曰：「烂喉痧」。我一想不好，在外间害病，大非所宜，且使家人焦急，不如归家为宜。

　　我当时即与云笙说了，通知蒋先生，蒋先生来看我以後说：「你有病，一人回去，我们很不放心」。他便派了一个干仆，买好船票，送我回苏州。云笙还直送我上小轮船，丁宁而别。回到家里，我已很惫了。因为我说喉间梗痛，吾妻一看，喉间已有腐烂的白点。她口中还说：「没有什么。」我见她脸色发白，两手震颤，飞奔往告堂上。都知道这是危险的病症。其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专治喉科的医生，唤做马筱严，他是中医，吃中国药，不过他已治好了许多患喉病的人，因此声誉鹊起，祖母、母亲也急了，立刻延请这位马筱严医生，为我诊冶。

　　一清早去请了他，直到下午上灯时侯才来，这倒并非搭架子，实在忙不开来，可见那时候患喉症者的多。马筱严诊病很细到，他说：「是烂喉痧，目下流行的时疫，是一种要传染人的疾病。」他开了方案，匆匆的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隔离，小孩当然不许进病房，而老人——祖母与母亲，住在楼下，我住在楼上，看护我的仅有我妻震苏，那时，苏州地方，还没有一家医院呢。

　　她说：「在未嫁之前，已经生过一次喉病，可无妨碍。」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除了她以外，也没有别人看护我呢。我心中惴惴然，毕竟我妻是没有传染的。

　　马筱严出诊到我家两三次後，我病渐有起色，因为他诊费很贵，我有些吃不消（其实每次不过三四元，在当时已算贵了），以後便坐了轿子，到他家里这个医室去就诊了。喉症愈後，颔下又生了一个外疡，到一切复原，差不多要两个月了。当时由上海仓猝返苏，留在珠树园的物件，都没有拿，後来托人带回来一只衣箱，箱中一件羊皮袍子，不翼而飞，那也不去管它，大概珠树园的侍者，实做了顺手牵羊，取去御寒了。病愈以後，祖母不许再到上海去了，於是游历译书处的行踪，到此告一段落了。

　　到了明年，得到了蔡云笙的信，珠树园译书处也告结束了，其情形与金粟斋相同。真是无独有偶，他们这些办出版事业，好似「大爷串戏」一般。蒋观云先生呢，说是要离开上海，不是北京，便是日本。可是从此以後，我竟未与蒋先生再一次谋面。倒是在十余年後，我与他的公子蒋百器君（尊簋）曾见过一面。这一天，狄楚肯请客，似专请百器者，因楚青与观云，也是老朋友呀。那时百器已卸浙江都督任。这一次宴会，使我至老不能忘的，乃是第一次见到赛金花。那时她还只是将近四十的中年，在上海悬牌应徵名赛寓，百器飞笺召来，他比赛年龄还轻得多呢。

文如玉

　五十八、回到苏州

　　游历译书处倦游归来，我那时又失业了。为了生计问题，我不能空闲无事。幸而我以卖文所得，少有积蓄，家用又极省，虽然苏州的生活程度，渐亦提高，非比往年，但每月有十元左右，亦足支持。我偶然译写一部书，得百余元，足供数月之用，亦颇优游。那时苏州兴学的风气已开，但私塾还是未灭，且有人劝我设帐授徒的，我再作教书先生吗？无论如何，这只冷板凳坐不住了。

　　东来书庄那时已成暮气了，自从我到南京去後，我们励学会的诸同人，除了戴梦鹤故世外，大半亦都离开了苏州，如汪棣卿、李叔夏、马仰禹，都去了日本，有的学法政，有的学师范。祝伯荫到上海，到了大清银行为行员，後改为中国银行後，他一直在那里。

　　因此东来书庄无人管理，不知那一位股东，介绍一位经理先生来，是位镇江人，我已忘其姓，以前在钱业中做过事，对於书业，完全是外行了。

　　有人来问他：上海新出版的什么书有吗？他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只是昂起头想。想了半天，再去翻书，实在他不知道这书到底有没有，因为当时不流行把新出版的书，摆在外面，须在书架上去寻。顾客看到他这种态度，早已等不及拔脚跑了。东来书庄资本小，不能多添书，别的书坊，也渐渐带卖新书了。加以观前街渐趋热闹，房东又说要加租，因此感觉到入不敷出，而同人的兴趣也已阑珊了。我们於是加以商议，就此关门大吉，便把这个书店结束了。

　　关於苏州兴学的事，好像全是地方上几位开明的绅士发起的。那时候，清廷还没有明令要教各省开学堂咧，各省自行发动，地方官也不瞅不睬。苏州本来私塾最多，读书人靠此为生，现在要把那些私塾废止，改成小学堂，第一就是没有师资，不要说那些冬烘先生无所适从，便是那班翰林进士出身的大绅士，对之亦觉茫然。於是地方上便派一班青年而有才气的人，到日本去学习师范，回来可以当小学教师，这一班人大约有十余位，面我友汪棣卿、李叔良皆在其列。

　　许多中国青年都涌动日本来，日本便大搞其投机事业，以速成为诱饵。於是有速成法政学校，速成师范学校等组织。这个速成师范学校，只要一年便可以毕业，给了你一张文凭，回国便可以当教师，皇然以受过师范教育自命了。这个速成师范，正是但求速成，不管你所学程度如何，一概与你毕业，可谓一榜尽赐及第。还有些人到日本去的，对於日文日捂，却是茫然，日本人更加迁就，雇用了翻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翻译人员就站在傍边解说，真是教育界一种怪现象。不过我们苏州派出去的青年，至少於日文都有一些根柢，若李叔良等则日语也勉强可说。

　　小学既兴，私塾渐废，可是这辈一向敬惯私塾的先生们如何处理呢？苏州当时是个省城，地方绅士颇有势力，好在官厅也不来管你这本帐，因此他们便设立几个「师范传习所」。就是请那几位从日本学习师范回国的青年来教那些私塾先生。

　　这个设计是不差的，一则，私塾既废，这些私塾先生饭碗都要打破，不能不予以改造；二则，小学既兴，还需要不少师资，改造以後，便可以把向来教私塾者转而教小学了。

　　可是这「师范传习所」成立以後，便闹了不少笑话，原来有许多私塾先生，都是高年，甚而苍髯白发，年龄在花甲以外，向来以教书为生，私塾既废，绝了他的生路，不能不来学习。在日本学习师范回来的青年，都不过二十岁左右。有的论起辈份来，还是他们的尊长，甚至长两辈，长两辈要唤他为公公的。还有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道：「我不能教！」问其所以，他说：「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而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主事者无法，只好把这位老先生调到别一传习所里去。其他，属於姻亲中的尊长，世谊中的父执，也就妈妈虎虎了。

　　他们从日本学习回来的，说是教师上堂，学生必起立，但私塾里是没有这规矩的。现在觉得这传习所里，要教这许多老先生对於青年们起立致敬，也不相宜。而且有的起立，有的不起立，参差不齐，也不雅观。因此议定了不必起立。还有上课以前，要先点名，这个点名，有人主张不废止，因为可以借此查出他列席不列席，又可以借此认识他。也有人以为对於这些尊长的老先生，直呼其名，殊不合於中国的礼教。後经吴讷士先生（湖帆的父亲）调停，每一人姓名下，加「先生」两字，点名时呼「某某某先生」就可解决。这议案也就通过了。

　　最妙的这班学员先生（因那些老先生，未便称之为学生，改称之为学员），向来常不释手的小茶壶以及水烟袋，也都带到了课堂里来。当他们听讲听到高兴时候，便点头播脑的说道：「这倒对的！」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或者听到得意的时候，说道：「这个我赞成！」傍顾他的学友道：「诸君以为如何？」於是划了火柴，呼噜呼噜地吸起水烟来。我没有到传习所里去学习，这些情形，都是我的谱弟李叔良讲给我听的。我说：「怎么许他们带那些小茶壶、水烟袋到课堂里来呢？」他说：「要他们以为对，可以赞成，也就不容易了，不然，给他们引经据典反驳起来了。」

　　苏州向来是读书人多，私塾既废，小学便兴起来了。这些小学，要分几类。一类是由家族创立的，苏州有许多大家族，历代簪缨不绝，族中的子弟很多，他们本来也有什么义庄、义学之类，储有一笔公款的，於是就把公款分出来办学堂了。这个制度，不独苏州为然，全国都有，我们读「红楼梦」，贾宝玉进的家塾，也便是这一种。於是苏州便有了彭氏小学堂、潘氏小学堂、吴氏小学堂、汪氏小学堂，以及各个皆冠以姓氏的家族小学堂，这种小学堂，除了本族之外，亲戚邻里间的子弟，也招之入学。一类是由同业中发起的，苏州有许多大商业，如钱业、金业、绸缎业等等，每一商业，都有他们的集团，便是他们称之为公所的。每一商业，也都要招收学徒，而这些学徒，本来是从私塾中来的，现在私塾既废，各业自设学堂，教以各业基本上的学识，不是更为合适吗？因此某业小学堂，亦分门别类，亦兴起来了。还有，苏州地方，向有各种善堂，每一善堂便有一个义学，这些义学，真是不堪承教，凑集街头流浪儿童，教之识字，真是「天地玄黄喊一年」，现在也想改良、扩充，成为公立小学堂。所以苏州的小学堂，也便风起云涌了。

　　虽然如此，但是那些绅富人家的子弟，还是不大愿意送到小学堂去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科举真的要废止吗？苏州好像是个科举发祥地，他们对此尚有余恋，洋学堂即使发展，总非正途出身。二则那些绅富家的子弟，都是娇养惯生的，以为那些小学堂中的学生，总是良莠不齐，不如请一位先生在家里教读，觉得放心，尤其是太太们的意见，都是如此。所以虽然小学堂风起云涌，而那些大户人家，延请西席先生，还是很多。

　　那个时候，我既没有到什么师范传习所去学习，也无意於去当小学堂教师，我想这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儿，我根本就不愿意作教书生涯。然而在此期间，我终究还是教了半年多的书，自我矛盾，可谓已极。这时我的舅祖吴清卿公已故世了，伊耕表叔是早已故世了，砚农表叔为了他的令郎，我的寿祉表弟与子深表弟，请不到先生，要我给他们代舘半年。我在情谊上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在儿童时候。伊耕表叔曾经教过我书的，我正赋闲无事，这怎能推却呢？

　　我只得应承了，说我赋闲无事，其实我那时也忙得很，这种忙，正是俗话所说的「无事忙」。我和砚农表叔声明：我在南京、上海几年以来，心已野了，不适宜於静坐教书，请表叔赶紧访求明师。我和两位表弟，不要有什么师弟型式，我只是一个伴读而已。砚叔也答应我。但是这半年来，我觉得很苦闷，他们还是墨守旧法，从四书五经读起。这两位表弟，年龄尚小，还未开笔作文。寿祉人颇忠厚，子深却聪明而顽皮（现在他已为名医师而名画师了），我没有师道尊严，他们也不怕我。这半年来，坦白说来，两俱无益，尤其我的脚头散，朋友多，无论风雨寒暑，每天要出去，已经成为习惯了。

　　世事是推陈出新，交友之道亦然，我在苏州，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一部份，是新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如上文所说，以学习师范、法政的最多。学习师范的正预备在故乡作师资，学习法政的如周祖培、杨廷栋（号翼之）等诸君，他们都是日本早稻田派的学生，回国来也思有所发展了。上海是开风气之先的，而苏州是个江苏省城，距离上海还近，也是得了上海风气之先，有许多号称新学者也崛起了。於是我又认识了不少以前没有认识的新朋友了。

　　苏州向来吃茶之风甚盛，因此城厢内外，茶馆开的极多。有早茶，有晚茶。所谓早茶者，早晨一起身，便向茶馆里走，有的甚於洗脸、吃点心，都在茶馆里，吃完茶始去上工，这些大概都是低一级的人。高一级的人，则都吃晚茶，夕阳在山，晚风微拂，约一二友人作茶叙，淡今道古，亦足以畅叙幽情。到那种茶馆去吃茶的人，向来不搭什么架子，以我所见的如叶鞠裳，王胜之等诸前辈，也常常在那里作茗战哩。

　　观前街为茶馆集中之地，因为它是在苏城的中心点，以前有一家唤做玉楼春，後来又改名为云露阁，算是最出名的。里面有一个楼，名曰逍遥楼，四壁都是书画，还陈列着许多古玩，一切椅桌器具，都极考究，那是士大夫们在此吃茶的地方。近来最著名的便是吴苑了，吴苑那时是新建设的，地址颇大，茶客亦杂，好在各种茶客，自能分类*。里面有一处，唤作四面厅。（按，那是四面都是廻廊的，苏州建筑家以及园林，每多喜此。）

　　吴苑四面厅里的茶博土，对於我们一班茶客，个个都叫得出姓名，某少爷、某先生。罗罗清楚。连你们的家世也都明白。有几位写意朋友，还有自己的茶壶，手巾存放在那里的，这要算是特客了，这种茶馆里，点心及小吃，都是极丰富的。吴苑门前有一个饼摊，生煎馒头与蟹壳黄（饼名）也是著名的，此外你要吃什么特别点心，邻近都是食肆，价廉物美，一呼即至。至於小吃，那些提篮携筐的小贩们，真是川流不息。至於卖报者，吴苑有两人，享有专利权：卖报的也是租看的，出制钱一二文，足以使你一览无余。

　　写到此，我又想起了「吴苑三痴子」的故事。三痴子者，都是吴苑四面厅的老茶客。为什么奉他们以痴子的名号？因为苏州人都以温良风雅为贵，遇有性质特别，有异於众的人，辄呼之为痴子。这也不独是苏州为然，如我前文所说的，当时呼章太炎为章疯子，蒯礼卿为蒯疯子。别地方的疯子，亦即苏州人所称的痴子，实则借用一句古典话，所云「臣叔不痴」也。我且述三痴子如下：

　　第一先说冯痴子。冯君号守之，他是一个田主人家帐房，这一种职业，苏州人称为「知数业」，其名称当有来历。冯自言只读过三年书，而好谈时政，他的政治知识，全是从报纸上得来的。他一到吴苑，便是谩骂，骂政府、骂官僚、骂绅士，无所不用其骂，四面厅上，好像只听得他的声音，别人也无从与之辩解。但即使别人不理会他，他也一人喃喃地骂，因此人呼他为冯痴子。後来，他认识了几个日本人，经营日本股票，颇有所获。再後来，便住居日本去了，在商业上发了一点小财。我那一次到日本去的时候，坚欲留我在其家盘桓几天，他说：「我家有床有帐，有桌有椅，完全是苏州派，不必席地坐卧也。」我以在国内有职业，辞谢之。

　　第二是朱痴子，号粱任，是一位深思好学的人。他的父亲是位文秀才而武举人，得一个武职，未就任，家颇小康。但梁任从未考试过，他排满最烈，剪辫子最早，剪辫而仍戴一瓜皮小帽，露其鸭尾巴於背後；身上长袍，御一马甲，拖一双皮鞋，怪形怪状，因此人呼为朱痴子。他最佩服章太炎，当太炎因苏报案被囚时，他每至上海，必到提篮桥监狱一访太炎。他有口吃病，期期艾艾不能畅言，而性颇卞急，他也是吴苑的常茶客，却是来去匆匆，坐不暖席。後来闻他以陪某几位名士，至甪直镇观唐塑，他携其儿子，另雇一小船同往，途经一湖，忽遇风浪，船覆於水，他们不识水性，父子同死。那时我不在苏州，未识其详。关於朱梁任事，我下文再有多次述及。

　　第三是张痴子，名一澧，号沅圃，他是张仲仁的族弟，这位先生也有些特别，他是一位评论家，在吴苑中人人识之。向例茶馆中泡一壶茶有两茶杯，意示—壶可以供两人饮也。但张君自己并不泡茶，好与友人共一壶，时人称之为共和先生，因「壶」与「和」同音故。张君又曾写一小说曰「老骚」，乃记述杨崇伊（杨云史之父，时寄居在苏州）与吴子和（吴郁生之弟）在苏争夺一妾事，话多嘲谑。後来张一鹏（号云搏）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继孟心史（名森，号莼孙）之後，朱粱任、张沅圃均为编辑，一日两痴为一小问题，几至大打出手。时报与时事新报望衡对宇，两人均来赴诉於我，我笑谓：「你们两人，各打板子一百，此小事不足争论，我请客，分饷大菜一餐，复为朋友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