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钏影楼回忆录》

文如玉

七十九、在商务印书馆

　　我自入新闻界以後，每日与笔墨为缘，自不必说了。但译写小说，则不是这个时候为始。第一次写小说为「迦因小传」，那时间的译作，都是文言体。在未到时报馆以前，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上海商务印书馆便与我通信，因他们出版了教育杂志，要我写一种教育小说，或是儿童小说，要长篇的，可以在教育杂志上连期登载。但是我当时意识中实在空无所有，那就不能不乞灵於西方文化界了。

　　这时我每从青州回苏州，或从苏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经上海。到上海後，必常到虹口的日本书店，搜寻可译的日文书，往往拥取四五册以归，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译欧西各国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选取资料了。於是第一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苦儿流泪记」；第二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馨儿就学记」；第三部给教育杂志的便是「弃石埋石记」。

　　先说「苦儿流浪记」，原著者是一位法国人，名字唤作什么穆勒尔的，记一个苦儿流离转徙，吃尽了许多苦头，直至最後，方得苦尽甘回，叙事颇为曲折。颇引人入胜，而尤为儿童所欢迎。实在说起来，这是儿童小说，不能算是教育小说。我是从日文书中转译得来的，日本译者用了何种书名，是何人所译，我已记不起了。不过我所定名为「苦儿流浪记」，颇合原书意味。後来闻章衣萍曾译此书，定名曰：「苦儿努力记」；徐蔚南又译之曰「孤零少年」，均在我所译的十年以後，我均未读过，想他们均在法文原本中译出的了。这「苦儿流浪记」还曾编过电影，在还不曾有过有声电影的时代，已经在欧西有出品了。这电影到过上海，我错过了没有看到，後来有友人告诉我的。

　　再说：馨兄就学记写此书时，却有一重悲痛的故事，原来我最先生育的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是唤作可馨，这孩子生得俊美而聪明，又因我们前此有几个孩子不育，我夫妇颇锺爱之，因此我写这小说时，便用了「馨儿就学记」的书名，不想写未及半，馨儿还未满三岁，又殇亡了。（关於馨儿殇亡的事，後再拟提及。）後来夏丐尊先生所译的「爱的教育」一书，实与我同出一源。不过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

　　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今试摘录一小段於下。

　　三月廿三日，我侍我父母，往扫先人之墓。我祖莹在支硎山下白马涧，相传为支公饮马地也。时则父母携我及妹往，并随一老苍头。自金阊门，买棹行，虽轻舸一叶，而明窗净几，荡漾於波光山影之中，如入画图也。船娘二十许人，为态至甜净，衣服复楚洁，舟行如飞，和风煦拂，春意中人欲醉。两岸桃花，缤纷如红雨，落英飘堕水面，争为游鱼所接也。

　　船进环龙桥，即系缆於树桩，岸距吾莹可三里弱，吾母及妹乘山舆以行，老苍头担箧而从，余与吾父喜徒步，循紫陌而行，菜花已黄，蜂蝶作团，而泉流之声淙淙然，与枝上流莺相酬答。展墓时，我父告我以：「主位为若曾祖父母，昭穆乃若祖父母也。若祖母吴太孺人，以孝闻於戚友间，若祖父早卒，祖母事衰姑，十余年如一日，食不安味，瞑无恬睡，所谓先鸡鸣而起，後斗转而息，仍未一解带安睡者。卒以劳瘁过甚，先汝曾祖母而逝，悲夫我母也。」我父言此，泪为之潸。

　　我母闻父言，亦襟袖为湿，而阿妹见母哭，则嗷然大号，我乃痴然如木人。我祖母之傍，有一小茔，我母语我曰：「此汝长姊可青也，殇时仅三岁，最得祖母欢心，每晨，必向婆婆索饼铒，後以病疡，殇时犹紧握尔父之手呼爷也。嗟夫青儿，今得长侍慈爱之大母矣。」我母语时，亦泣不能仰，我妹揽母颈，谓母不要哭。守墓看为一媪，与我父缕缕然道太夫人事，而肩山舆之老乡人，亦能话我家前三代故事。展墓既竟，守墓人请顾其庐，将烹茗饷客。我妹入乡村，觉在在皆可爱玩，沿路行来，掇拾野花，芳菲盈握，置诸吾青姊之茔，云将以此代花圈耶。既入媪室，亦颇精洁，村中儿童，围而观之，复窃窃私语，我母出铜圆数十枚分赠之，曰「添土钱」，此乡俗例也，咸欢跃道谢而去。

　　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无需赘述了。当时尚不用语体文，那也是时代背景使然。以现在一般人的目光，那种文言，已成过去了。

　　至於「弃石埋石记」，这是日本人所写的教育小说，作者何人，已不记得，总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关於理论很多，是日本人对於教育的看法。好像关於师生的联系，有所论列，那也对於我们中国尊师传道的统绪，若合符节。那书倒是直译的，译笔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觉得很不惬意。所以究竟是怎么一个故事，到现在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这三部书的发行，销数以「馨儿就学记」为第一，「苦儿流泪记」次之，「弃石埋石记」又次之。「馨儿就学记」何以销数独多呢？有几个原因。一、那书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国的小学正大为发展。二、那时的商务印书馆，又正在那时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设立分馆，销行他们出版的教课书，最注重的又是国文。三、此书情文并茂，而又是讲的中国事，提倡旧道德，最合十一、二岁知识初开一般学生的口味。後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时定价每册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书到绝版止，当可有数十万册。「苦儿流泪记」虽然编剧演戏，也盛极一时，销数不过万余；至「弃石埋石记」，不知曾否再版（商务初版，例印三千部）。

　　我写此稿时，案头有三部「馨儿就学记」，那都是友人从旧书摊上拾得了寄给我的。有一册是民国二十七年在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面还画了一幅儿童观看的画，标明国难後第四版；有一册是上海第十八版的。还有除商务出版以外，各地方翻印的也不少呢。

　　民国成立以後的某一年，教育部忽然寄给我三张奖状，那就是奖给我这三部教育小说的。何处来这不虞之誉，好似天外飞来。询之商务，乃知前在时报馆息楼中的常客袁观澜（希涛）先生，已荣任了教育部次长，蒙他加以宠赐呢。其时总长是谁，我已忘却了。

　　再说到这三部小说的稿酬吧，那是每千字三元。千字三元，在当时也很算优待了，平常不过是千字两元。但每月所登载的不过一万字，只不过三十元左右而已。但我要写一笔，这三部书的稿费，没有全部入我荷包。为什么呢？原来那时候，商务印书馆正在加股，这加股是不公开的，尽先对於自己公司里的职员，有优先权。有几位同事，劝我将稿费积存作为股款，可以作一个小股东。（那时是每股百元吧）。这个时候，商务的营业，已年年有盈余了，也真能引人入彀，於是我在商务的股份便逐渐增长起来。到後来，有一位友人郑君，他有一部份商务股份，也让给了我，我共有了商务股份三千多元，够得上一个董事资格，（商务任董事，起码要有股份三千元），不过到我写此稿时，早已归公了。

　　我进了时报馆以後，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早已成立了，张菊生（元济）是总编辑。夏瑞芳那时已为总经理，以他的长袖善舞，成为书业界钜子了。记得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开业，商务印书馆几位老友，後来访问我：「能到我们编译所来吗？我们大家欺迎你来。」可是我那时巳答应了曾孟朴的「小说林」，每天又要报馆里编辑新闻，随後又被拉到女学校去教书，东扯西牵，实在忙不过来。我想有一个时期，曾称之为「游历编译处」，现在又要走老路了吗？还有一个问题：商务的编译所，是在闸北宝山路，那是属於华界的，我到上海，先住在英租界的爱文义路，继又迁居到老西门，到宝山路有多么远呀！坐人力车，到那里要换车子，因为租界里的车子不能去呢。所以我总婉辞了。

　　直到一九一二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明年，庄百俞奉了张菊老之命又来劝驾了。那个时候，我已迁移到接近北火车码头（即沪宁铁路的上海站），一条里弄唤作庆祥里，南出爱而近路，北接界路，到他们编译所的宝山路较近，踏到宝山路口，便可雇车，似觉便利得多。并且那时「小说林」也不去了，女学校教书也停止了。只是我要问庄百俞兄：「我倘到你们编译所去，有何种工作呢？」

　　百俞道：「这个我还未能知其详。」我想要我译日文书吗？又是写小说吗？我的技俩，只有此耳。因为我在广智书局时要译一本「下水道」的工程书，把我吓怕了，不敢再尝试。百俞说：「不！大概是关於教育一方面的。」我说：「那不免问道於盲了，我也不懂得什么教育，近来许多在东西洋学习师范回国的人也不少，不是可以延请吗？」

　　百俞说：「你如能俯就的，最好请到编译所看看，或者和他们几位主任谈一谈。」我说：「好的，我当来拜访一下。」

　　约定了日子，我便到宝山路商务的编译所去了。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以编辑教科书起家的。最先以三千元的资本开设在北京路的印书馆时候，便有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销行於上海各中、小学堂，一时颇为流行。他们号称商务印书馆，当然以赚钱为主，现在学校繁兴，这是有利可图的事业，更有推进文化的功劳。自从扩张了印刷部，推广了发行部，又开办了这个编译所，延请了许多知名之士，大大地致力於此，已非昔日寒伧可比。虽然此刻新刊古籍，丛书杂志，联续不断，而仍属於教育为大宗。

　　我那天去了，就算是拜访庄百俞，他那里有个小小的会客室，坐定以後，百俞出见，他说：「今天竹庄没有来（按，蒋竹庄，名维乔），要见见菊生先生吗？你们也是熟人。」张菊老我前在金粟斋译书处时，曾经会见过多次（现在金粟斋出版的严复所译各书，也归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他也和狄楚青相熟，但不甚亲密，不过商务出版的新书广告，只登时报一家（有一时期，商务每日出版新书两种，规定登时报封面报头旁边，以包月计，每月似为二千元），到上海後，数年来没有见过张菊老，从前的所谓维新党人物，今亦寥落了。

　　张菊老出见，长袍马褂，风采不减当年，就是同我一样，脑後少了一条辫子了。先谈谈金粟斋的旧事，旋问问时报馆的近状，然後谈到了正文。他说：「我们出版的小学国文教课书，年年改版，现在革命以後，又要重编了，要请阁下来担任其事。」我说：「我没做过这个工作，恐怕才力不及。」他说：「看过你写的教育小说，深知你能体察儿童心理，必能胜任愉快。」又加上我几顶高帽子，我算是答应了。後来我和庄百俞商量，我只能去编译所半天，因时报馆里回去得迟，早晨起不了身，於是定了每日下午一点至五点，星期日休假，他们送我每月四十元。

　　这个编译所规模可大了，一大间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远不同我从前所游历过的那些编译所，每人一张写字台，总编辑的那张写字台特别大，有一个供参考用的书库。既不像叶浩吾那个「启秀编译所」的杂乱无章，又不同蒋观云那个「珠树园译书处」的闭户著书的型式。虽然这个大厦聚集许多人，却是鸦雀无声，大有肃穆的气象。

　　这个编译所，以江苏人为最多，江苏人中，尤以常州人为最多。即以我们编辑教科书方面，如蒋竹庄、庄百俞、严练如诸位，全是常州人。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已在发起了，而主其事的陆伟士先生（尔奎）也是常州人；还有孟纯孙先生（森，又号心史）也在商务编译所任事，我不知道他是担任那一科。其他还有我所不相熟的常州人也不少。次之乃是无锡人，我所熟识的如蔡松如（文森，後来成为亲戚）、王西神（蕴章）诸君，而我本乡苏州，则寂无一人。其时王云五尚未进商务印书馆，而沈雁冰、郑振铎则是後起之秀。

　　编写这个小学国文教课书，我完全是个外行，虽然我一向以教书为生涯。虽说是重编，其实也可以算改版，先把前任原来的课本，作为参考。还有庄百俞、严练如，他们两人是熟手，可以和他们商量，有时还请教於蒋竹庄老作家。那时又认识了高梦旦先生（凤谦），他们都是年龄比我长的长者，高先生人极和气而恳挚，每有所谘询，必详细答覆，所以我们也常和他接洽。

　　这个高等小学国文教课书，共编四册。我却小心翼翼，颇为谨慎。每编三、四课，就要与庄、严两君斟酌（教育杂志就是他们编的），编成一册，即送高梦旦批阅，然後请总编辑检定。我当时即知道日本所有的教科书，均须经他们的文部省检定的，可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制度呢。新国文的内容如何呢？我现在已完全不能记得了，大约我所持的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老实说，在那个时代，也不许我不作此思想，现代的青年，也许目之为封建产物了。

　　当这书出版时，我主张封面印一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标明五族共和之意，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是销行於全国的。同事诸公，初时还有些犹豫，後来决定不印在封面而印在内页，即在开卷第一页上。大概发行以後，不到三年，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又改版了，那时我早已出了商务编译所了。这时期正是筹安会兴，袁世凯想做皇帝，幸而洪宪八十三天，就此夭亡了。不然，这高小国文教课书，将要歌功颂德，另费笔墨呢。但後来改版的高小国文中，却摘取了我「馨儿就学记」中关於扫墓的一节文字，如我本章上文所述的，故在现今年已五六十岁的朋友，凡读过商务高小国文教课书的，犹留有印象咧。

　　高小国文编成後，我又编了书名「新社会」的四册。那是高梦旦先生提议而经众赞成的。这不是教课书，而是一种课外读物。所谓新社会者，亦可以称之为新知识，意在对於社会革新而言。国家既已革命了，社会也须革新。但这个题目，实在太广泛了，因为太广泛，反致无从着手。若说是课外读物，自宜注重给学生们阅读的，那不外於培养他的德、智、体三育。可是要改造旧社会而建立新社会，则又有种种如破除迷信，改善家庭，戒绝嗜欲，厉行节俭等等，亦为新社会所应有的条作，那就并不限於学生，亦为一般成人，无论男女所当知道的了。

　　编这个东西，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那时白话文尚未流行，我只能以最浅近的文言出之。这也分章的，写了几章看看，自己不觉摇头。我想倘出之以小说体裁，把所有应当改造的新社会包孕其中，或者稍有一点趣味，而当初约定的并非小说。现在我所写的什么新社会，只是老生常谈而已。而又好像板起面孔，向人说教，谁要听你的滥调呢？我觉得还是时报上每天写一个短评，有意思而且有趣味得多呀。果然出书以後，销数并不多，远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说。

　　我这个人自己知道很少恒心，对於商务编译所又有些厌倦了。我觉得这一个编译所，像一个学校里的课堂。张菊老似一位老师，端坐在那里，披阅文稿，也难得开口；编译员似许多学生，埋头写作，寂静无哗，真比了课堂，还要严肃。我却一向习於松散，自从出了书房门，又当教书匠，以及现在的记者生涯，都是不大受束缚的。而最大的原因，自顾才力疏陋，学殖荒落，商务编译所正多通才博学，珠玉在前，自惭形秽。大约还不到一年，我患了一个头痛之病，却就借病辞职了。

文如玉

　八十、记余觉沈寿事

　　在时报任事後，第一次出游是在南京开南洋劝业会时候。南洋劝业会到上海来，邀请上海各报记者参观，一切由他们招待。

　　楚青便派了我去，他以为我在南京住过，较为熟悉，景韩、继兴，还都不曾到过南京，他们也不愿意去。其实，当时我住在蒯礼卿公馆，就不大出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去过。加以南京地方辽阔，路径生疏。此刻南洋劝业会所开设的地方，却是新辟的一个区域，好像是什么叫做丁家桥吧。我那时性好游览，没有去过的地方，总想去走走；没有见过的事物，总想去看看；便欣然答应去了。

　　南洋劝业会是上海各报馆都邀请的，那时和我同行的，有申报馆的席子佩，他是苏州洞庭山人，现在寄居於青浦珠家阁（那时申报还没有让渡於史量才）。有神州日报的汪寿臣（名彭年，又号瘦岑，安徽旌德人），还有一位章佩乙，也是吴县人，是我的同乡，却已忘却是那一家报馆。这三位同业，在我可还是初交，原来上海各报馆的编者，向来不互相往来，除非本是旧交。不过大家闻名已久，也有相见恨晚之雅，一路之上，谈笑甚欢。

　　提起汪寿臣，我又有一段插话了。神州日报本来是于右任等诸位所创办的，後来转展入於安徽人之手，汪是皖籍，与一班皖籍有势力的人如杨士琦等互通声气，颇为密切，但神州日报很为风厉，讥弹政事，出之嬉笑怒骂的文章。洪宪帝制议起，那时亦女权活跃，有沈佩贞者，她在名片上有「大总统门生」字样，人称为女志士。但放浪形骸，招摇过市，时人为之侧目。有一天，在北京醒春居宴客，以嗅女子脚为酒令（按当时沈不承认有此事），上海神州日报尽情登载，连刊三日，描写当时的丑态，於是沈佩贞大发雌威，率领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班娘子军，直趋南横街汪宅（其时汪以选举众议院议员，滞留北京），孰知汪不在家，适有另一待选议员的郭同，借住汪宅，却被那班女志士殴辱了。这事成为一时趣史，濮伯欣在小时报上，写有打油诗云：「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说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但这是後来的事，不在我们同赴南洋劝业会时期，此亦当年报界一轶事，偶一回忆，故记之。

　　且说那个南洋劝业会，也算是中国破天荒之举，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这种国内物产展览会呢。那时好像瑞方正在做两江总督，他是自命为满洲人中的新人物，要行一点地方新政夸示於人，号称南洋劝业会，也徵集东南各省的新产品不少。

　　我们到了那里，便有人来接往招待所居住。丁家桥这里，本来一片荒芜，招待所还是临时建筑起来的平屋。我们到了以後，也有开会、饮宴，然後领导各馆陈列所展览，忙碌一时，且不必说。


　　到了晚上，回到招待所，有客来访，视其名片，却是「余觉，号冰臣」这个人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他夫人沈寿，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刺绣家，曾绣了一位义大利皇后像，驰誉中外。时报上曾登过她的新闻，妇女时报则徵求沈寿的照片。余觉是浙江省一位举人，现在北京当一位小京官，他的所以见访，也因为时报曾经为他们宣传过，并且沈寿还是我的同乡咧。原来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和我所住的招待所，恰是贴邻，不过咫尺之间，来去甚便。只是我和余觉，却是初次见面，沈寿虽是同乡，亦未见过面的。

　　他来过访後，我立即去回访。一则礼尚往来，从前的交际总是如此的。二则渴欲一见这位在中国号称针神的沈寿。那时沈寿年在三十多，端庄贞静，不减大家风范，待客殷勤，饷我以茶点。但有两女郎，一为十七八，一可在二十许，跳跃欢笑，颇为活泼。余觉告我道：「这两人乃是小妾，痴憨如此，这个年小的，预备送到日本去学绣，日本有刺绣一科，属於美术学校，中国却没有，得此基础，将来庶几有传人。」辞出後，我想沈寿自己也还不过三十多岁，竟让他的丈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两人，谁说妇女善妒是天性呢？（按，後知沈寿有隐疾，性冷感症，故亦无所出。）

　　这个南洋劝业会，有一部份的出品，可以出售的，我以窘於资，也没有购买什么，就只从湖南出品的瓷器，略选购一些。我国的瓷器，当然以江西的景德镇最著名，人称之为瓷都，南洋劝业会中陈列也很多。我觉得它那时只是墨守成法，不肯改良。今见湖南新产品，瓷质明净，绘画新颖，因购了杯碟数套。记得一套是绘的枇杷，一套是绘的青菜，色采美丽，甚为可爱。

　　我当时正在编妇女时报，归时乃索得沈寿的照片，及其制品的照片。随後，余觉又寄来他的赴日学绣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张日本绢伞一轮，含笑睇人，亦印入妇女时报中。

　　越二年，余觉到时报馆访我，颜色甚沮丧，他说：「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学绣的小妾，已背我随人去了吗？」问其所以，他说：「此人本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称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随一赵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赵某是留学生，亦是革命党，在日本演新剧，艺名赵嗜泪，原名赵欣伯。」我说：「你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乃劝慰他道：「佳人已属沙叱利，足下可以挥此慧剑，斩断情丝了。」

　　余觉道：「此事尚有新闻，最近听说两人为了革命，到武汉去，已被捕获，存亡未知。你们报馆，武汉当有访员，可否请为一询？」我那时正编地方新闻，因答应了他，一询武汉访员，来信模模糊糊。说是传闻有一赵姓革命党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党，发髻中扎有白头绳，传为赵之配偶，赵则已伏诛了。我即以之覆余觉，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前。越四十年，余觉馆於我表弟吴子深家，课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随一赵姓而去的赵欣伯，并未死去，现已在伪满洲国为立法院长了。」至其院长太太，是否在日本学绣的女郎，则未加考证呢。

　　至於在南通发生的一段因缘，余觉、沈寿之间，忽插进一张謇，这正是佛家所谓一重业障。好事者详为记述，新闻界添此材料，我就所经历的说一说：那时余觉在愤恨之余，写了一册「痛史」，登载了张謇的亲笔情诗，精楷石印（他本是书家，擅楷书与草字），便来访我，意恩要我介绍这「痛史」登上海各报。我正言告诉他：「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老实说：即使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我不犯着去碰这一个钉子。」

　　余觉迟疑久之，便说：那末登小晶报如何？（上海的晶报，人每呼之为小晶报，这是出於街头报贩之口）我倒为之一怔，便说：「我也不能介绍，你自己看余大雄便了。」我知道晶报一定欢迎的，他们的宣言，常说凡大报所不敢登不愿登的，我晶报都可以登。

　　这个我未便阻止他了，晶报果然把他的痛史，排日登出，於是喧传遐迩。後来大生公司（张謇所创办）一班朋友，有疑心我给余觉代送晶报者，那真不白之冤。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竟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

　　张謇邀沈寿至南通一段因缘，我不甚了了。但余觉自辛亥革命以後，即无职业。既邀沈寿，余觉自必偕行，南通事业大，必可得一好位置，张亦曾予以照应，出资为经营一「福寿绣品公司」，後来亏蚀了，尚有其它经济上的事，总之两方都不慊於怀，余觉遂离去南通。张謇至此，遂有买珠还椟之心，亲沈寿而疏余觉。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及至沈寿病死於南通，张葬她於狼山风景之区，树一墓碑，不题其夫姓，又无余觉署名，於礼亦不合。余觉更大愤，至欲将沈寿棺木自狼山迁出移葬，且声莒欲与张打官司，正纷扰未已间，而张亦逝世了。一死以後，诸事都解决，安土重迁，沈寿孤坟，亦长眠於狼山。余觉年至八十余，遗一手一女，即其另一如夫人所出，女嫁我一远房的吴氏表弟。

文如玉

八十一、春柳社及其他

　　我自幼即爱好戏剧，七八岁时，常由父亲领着到戏院子里去看昆剧。（苏人称为文班戏）那个时候，在苏州以昆剧为正宗，但城内也只有一家戏院子。虽然京戏班子，也有得到苏州来，只许在城外普安桥一个戏院子里开演。昆剧的所以盛行，也因为苏人喜欢听曲者多，所有绅士人家，每遇喜庆，常有「堂会」，青年子弟，恒多客串，我因此也看得多了。後来我馆於我姑丈尤家，诸位表兄弟们都是曲家，我也随之学习，虽然未能成功，却也略窥门径。

　　後来到了上海，那时以京剧为主体了。有人说：北京是中国第一戏剧都市，那末上海便是中国第二戏剧都市了。戏院既多，名角也众，但我对於京戏，兴趣没有昆剧高，大概是没有研究的缘故吧？

　　回忆在我小时候，偶然也看一二回京戏，回家後，祖母问我：「你看到了什么戏吗？」我说：「我不知道！只看见红面孔与黑面孔打架。」家人引为笑柄。

　　随後，上海的京戏也在改变了。夏氏兄弟排演了什么时事新戏。根据太平天国之战（俗名「铁公鸡」），那时号称时装戏，有个向大人（荣）红顶花翎黄马褂，出现於舞台，上海人好奇喜新，一时哄动。於是铁公鸡一本、二本、三本，一直编演下去。後又由夏氏兄弟，特建了新舞台，添加各种布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时有个伶人潘月樵（艺名小连生）时常到时报馆来，请教於陈景韩。他是唱老生的，演新戏最卖力，慷慨激昂，满口新名词。对於观众，好作似是而非的演说（他们京戏中的术语，名之曰「洒血」），但观众反而拍手欢乎。（後闻潘月樵曾经一度为岑春煊的武巡捕，辛亥革命以後，也就潦倒了。）

　　既而又有一位名伶汪笑浓来到上海了，据说此君是满洲人，曾经做过某处一任知县，为什么忽然下海唱戏呢，不知道。其所以自己改姓名为汪笑侬的缘故，说是有一天，他以其自己认为卓越的艺术，晋谒於北京著名老伶工汪桂芬。以为汪桂芬必奖赞他，谁知汪对他不置可否，只笑了一笑，他自己就把名字改为汪笑侬。人家这样说，不知确否？

　　其时我友陈佩忍，正在上海办一种戏剧杂志，名曰：「二十世纪大舞台」，那也是中国戏剧杂志的破天荒，意思也想戏剧革命。但佩忍自己一点也不懂得戏，上海那些写戏稿的人，不知有多少，却都不合他的规律。汪笑侬来上海所编唱的戏，什么「哭祖庙」，「骂阎罗」之类，觉得颇为别致。他因此拉着我，要去同访汪笑侬。我说：「汪是一个瘾君子，白天不起身，夜里要上戏院子，要去访他，最好是散戏以後，到他寓所去，在他烟榻上，一灯相对，那是他精神最足的时候。」

　　约定了一天，在夜里十二点钟以後，佩忍打电话到时报馆来，邀我同去访问汪笑侬。汪是住在他的朋友那里，蓄了一条小狗，是北京带来的。他倒还没有北方伶人的那种习气，谈锋也很健。

　　向来北京的那些名伶，都称「老板」（其实板应作「班」，乃是掌班的意思，後来贝讹传讹，都写成老板，所谓约定俗成。也有写成「老R」者，伶界很不通行），我们只称之为汪先生，佩忍本想和他谈谈戏剧改良的事，但他转而讲及北京的政治，痛骂官场，连那些王公大臣都骂上了。据说他的文词也不错，佩忍本来原想请他在所编的戏剧杂志上写点文章，後来不晓得怎样，好像写了几首诗，我可忘怀了。

　　其时学校演剧，上海也渐渐开这个风气了。法国人在上海所办的天主教学校，有一所徐汇公学，常常训练学生演戏，我有朋友介绍，也曾去看过几次。每逢什么节日，或是招待学生家属，开什么恳亲会时，常常演戏。有时也有很好的短剧，不是完全宗教性的，不过他们讲的是法语或英语。那戏台只不过是象徵的，临时搭起，服装更是极简单的，但必定是有一个幕。到後来，上海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学生演戏，也大为盛行，开什么游艺会、恳亲会、毕业会以及许多节日，也常常有此余兴，那是这班青年男女学生最高兴的事了。不是我在前数章，也曾述及过在上海城东女学演剧的事吗？

　　这时在我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新天地的，那是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看了日本新兴所谓新派剧，回到中国，开办春柳社的事了。可以说：我们中国後来流行的话剧，大都开源於此。日本留学生开始在日演新派剧，发动在一九○七年，这是借一个赈灾游艺会的名义，在柬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

　　谈起春柳社，使我第一个想起的便是那位李叔同先生，他是春柳社的最先发起人。他世居天津，也曾在上海南洋公学教过书，後来留学东京美术学校。在留日学生发起演日本新派剧的时候，他们所主演的戏，便是「茶花女」。这时候，林琴南和他的友人所译的法国小仲马所写的「茶花女遗事」一书，刚出版未久，正哄动了上海的文学界，几乎是人手一编，因此我国在日的留学生，便选定此故事，作为剧本。

　　李叔同美丰姿，长身玉立，跌荡风流，经同学推定扮演茶花女，他也很高兴。可是他那时还留着一抹美式的小胡子，为了扮演茶花女，竟也剃去了。

　　茶花女是法国女子，不能穿中国或日本女子的衣服，他特地还制了几身当时最漂亮的西洋女子装服。其实这一部茶花女，也只演了两幕而已。那时叔同在戏单上的艺名，便唤作李息霜。可是他就只演了这一次，就没有演过第二次，而且也更没有演过别的新剧（我记得後来他们留日学生又演过茶花女，那却是江小鹣（名新、江建霞的次公子）扮演的茶花女了），但叔同虽不演戏，却曾经穿了这几套漂亮的女西服，拍了许多照片，赠送文友。我曾在我友毛子坚家里，见过了几帧，那便是茶花女的扮相了。

　　李叔同先生，我和他只见过一面，以後便没有见过了。他也是南社中人，南社中有两个和尚，一是苏子糓的曼殊上人，一是李叔同的弘一大师。两位都是诗人，叔同诗颇绮丽，自入空门，即不复作；曼殊则一动笔即是绸绵俳侧语了。两位又都是画家，叔同能作大幅油画，不多见；曼殊颇多白描小品，散见於友朋处。但两人都是学佛者，叔同精严，曼殊圆融也。传叔同有一位日本太太，出家後，即与绝缘，这位太太涕泣求见一面，无论如何不见，人有疑其绝情者，但学佛者，首先戒除贪、嗔、痴、爱，而爱字最难戒，非猛勇不可，弘一却能坚持此毅力呢。关於李叔同轶事，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我只就其演新派剧一事连类及之。

　　留日学生，在东京所演的新派剧，除「茶花女」外，还有好几种，他们都是自己编剧，自己导演，并不求助於日人的。日本的伶人们，倒也欣赏中国青年有艺术天才，颇多来参观的。但这个春柳社到上海来演出，却是以陆镜若的力量为多。陆镜若，原名扶轩，江苏武进人，镜若是他登台的艺名。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辞源」主任陆尔奎的儿子，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生。他的戏剧知识，并不是无师传授，而是像中国戏剧界的传统一样，曾拜了一位日本新派剧的名伶藤泽浅二郎为师，而且也亲自登台实习过。

　　陆镜若回到上海後，便到时报馆来访我，我本来不认识他，那是我友徐卓呆所介绍的（卓呆原名筑岩，因笔画太多，自改为卓呆，又笔名曰半梅），徐卓呆也是日本留学生，性好戏剧，与春柳社这班人时相过从。

　　那时，时报上新添了一个附刊，唤作「余兴」（其时尚无副刊这个名称，申、新两大报，有一个附张，专载省大吏的奏摺的），这「余兴」中，什么诗词歌曲、笔记杂录、游戏文章、诙谐小品，以及剧话、戏考，都荟萃其中。

　　这些关於戏剧文字，别报都不刊登，只有时报常常登载，徐卓呆却常在「余兴」中投稿。桌呆和我是同乡老友，为了要给春柳社揄扬宣传，所以偕同陆镜若来看我了。

　　这个陆镜若，却有些怪状，虽然穿了一身西装，却戴了一顶土耳其帽子。那帽子是深红色的，有一缕黑缨，垂在右边。上海这个地方，虽然华洋杂处，各国的人都有，除了印度人头上包有红布之外，像戴这样帽子的人很少，所以走进时报馆来，大家不免耳面目之，他却显得神气十足，了不为怪。他的年纪不过廿二三岁，到底是世家子弟，又是文科大学生，温文英俊兼而有之。他和我谈到日本对於新剧的发展，不似我们中国的固守旧剧，一片乌烟瘴气。

　　春柳社所演的新剧，（那时还没有话剧这个名称），我差不多都已看过。每一新剧的演出，必邀往观，不需买票，简直是看白戏。但享了权利，也要尽义务，至少是写一个剧评棒捧场，那是必要的，那而且是很有效力的。这些剧目，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曾演出过的「黑奴吁天录」，是陆镜若的弟弟陆露沙演的黑奴，好极了。他本来去日本学医的，一向沉默寡言，朋友们给他说句笑话，便要睑红的，可是化装演了黑奴，扮演了一个被白人虐待的黑奴，非常成功。

　　另一部春柳社演出，使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名曰「不如归」。那是根据於日本的一部小说而用原名演出的（这部日本小说，很为著名，欧洲人也把它译了，而林琴南又从欧文译成中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是一部悲剧，大意是：「一对年青恩爱的夫妇，结婚以後，其夫出征，其妇患了肺病，但其姑则以此为传染病，不许其子与妇相见。妇在医院，渴念其夫，信无由得达，及其夫得信，迅速归来，急趋医院，而妇已死了。」那时还没有男女合演（日本也是如此），这个戏，陆镜若为男生角，马绛士为女主角，而马绛士这个脸儿，不用化妆，天然是一只肺病面孔。

　　他们刻画这个悲哀之处，真是令人垂泪。有一天，我同一位女友往观，她看到了第二幕时，已经哭得珠泪盈眶了。我说：「好了！我们为求娱乐而来，却惹起悲哀，陪了许多眼泪，不如不看了吧。」但她却不肯，越是悲哀，越是要看下去，戏剧之感人有如此者。

　　我与欧阳予倩的认识，也在这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陆镜若这一班人，在春柳社介绍的。予倩是湖南浏阳人，他家和谭嗣同、唐才常那两家的革命烈士，都有同乡亲戚关系。欧阳予倩的祖先，也是清代做官的。予倩在日本时，进入了成城学校，但是他的志愿，并不在此。在东京他也是爱好戏剧的。但是他的祖父很守旧，不许他演剧，以世家子弟而沦为优伶，将为门阀之羞。及至他祖父逝世了，予倩遂得到的解放。

　　予倩在上海很活跃，而且他的志愿也很广大，他不拘拘於一个所谓剧团，喜欢打游击。他极力想改良京剧，於是自己学唱，与唱京剧的人，结为朋友，那时有一位江子诚者（号梦花，上海名律师江一平的父亲），也是一位票友，唱旦角出名的，予倩便向他请教，自己也学唱旦角。後来予倩自编京剧，自撰歌词，并且自己登台，记得他自己写过一篇「自我演剧以来」的文章的，我现在记不得了。

　　有一时期，予倩编了许多红楼梦剧，这些都是歌唱的，并不是话剧。所编的有「晴雯补裘」、「鸳鸯剪发」、「馒头庵」、「尤三姐」、「黛玉焚稿」、「宝蟾送酒」等等，我大部份都看过了。第一演出的「晴雯补裘」就唱红了，唱着那「从今後，恰红院，红消翠冷……」等词儿大家都听得懂。

　　这是在一家「笑舞台」戏院演的，行头全是新制，布景也甚华丽，虽是歌剧，也是分幕的，演红楼梦剧，旦角要多，姑娘丫头一大群，笑舞台的旦角却特别多（徐卓呆那时也上台，常演丑角的，那时扮一个晴雯的嫂子，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宝蟾送酒」这一出戏，予倩自己扮宝蟾，真演得出神入化。这剧只有三人：夏金桂、薛蝌，宝蟾，却一动一静，都是戏情，从无一点冷场，这戏我看了它几次，很为佩服。


　　不过有一次，我和他辩论过，为了「潘金莲」的一出戏，他从「水浒传」上翻案，同情於「潘金莲」。意思是地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我则以为别恋是可以的，但谋杀是不可恕，不管他是丈夫不是丈夫。武松为兄报仇，也是正当的，也不管她是嫂子不是嫂子。但这个戏谬种流传，後来到处开演了。甚而至於潘金莲被杀时，露出雪白的胸部，向武松求爱，说愿死在他的手里，那我的头脑真是冬烘了。


　　在清末民初这一个时期，戏剧界的变化最多。上海那个地方，不但中国人有许多剧团剧社，外国人也有他们演剧的组织运动。记得那时上海博物院路，有一个唤作兰心戏院，便是他们英美人所经营的。那个地万，我倒去过数次，戏院虽不大，建筑的格式，完全是西方型的。不像中国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式戏院。同时他们有个业余剧团，简称为A·D·C，他们每年总要演剧三四次，而且都是西洋名剧。当然他们是说外国话的，而我却不谙西语，被留学西洋的朋友，拉去观光，他说妙不可言，而我却觉得莫名其妙。

　　其次是日本戏剧，在虹口一带，很有数家。日本人真会想法，把上海那种三上三下的的堂房子，拆拆装装，二层楼变成三层楼，拼拼凑凑，可以容纳一二百观众。我几次被徐卓呆拖了去，记得有一家在文路那边，名曰「东京席」，卓呆说是从东京来的名优，他的名字好像有五六个字，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也没有进耳朶。这种小型戏场，实在难於领教，第一，走进去就要脱鞋子，幸我早知道这规矩，不敢穿破袜；第二，盘膝坐在榻榻米上，实在吃不消。剧中没有音乐，用两块竹片，拍拍的敲着，口中好像唱歌，又不像唱歌，我起初也是为了好奇心，跟他去见识见识，可是以後就敬谢不敏了。

　　那个时候，剧团之多，屈指难数，剧本荒更不必说了。於是乱抓一阵子，抓到篮里便是菜，我的「迦因小传」小说，也被他们抓了去，说是王钟声、任天知这班人搞的，连我知道也不知道，他们也没有通知我。带了这个剧本，到汉口各处出码头，徐卓呆和他们都认识，还称赞他们演得很好。再後来这个新派剧演得更滥了。不要剧本，只求通俗，列一张幕表，配定脚色，演员可以凭自己的意思乱说话，那便是当时称的文明戏了。（按：在辛亥革命时期，文明两字，极为流行。即如那时的结婚制度改变了，便称之「文明结婚」，妇女放小脚，一双天然脚也称之为「文明脚」，想来有些可笑，这都出於妇女之口。）到後来每况愈下，这所谓文明戏者，取材於弹词脚本，什么「三笑姻缘」、「白蛇传」、「珍珠塔」、「玉蜻蜓」等等，都演之不已，於是开店娘娘，隔壁姐姐，座为之满，而生涯亦复大盛。

　　这个新剧，因为没有音乐歌舞，後来便改称之为话剧。那自然和文明戏截然不同，自有电影以来，几乎便同化於电影剧了。那个时候，南方对於新剧，正大为流行，而北方戏剧界则大为反对。北方以京剧为正宗，即昆剧也已退治，你这个没有音乐，没有歌舞，没有化装，没有艺术，随便什么人跳上台去，胡说白道，这算是什么东西。记得在辛亥前一年吧，我友黄远庸从北京到上海来，他要观赏上海近来盛极一时的新剧，我们陪他去看了一回，他大不满意，便在时报上写了一个剧评，痛骂一场。过了一天，这个新剧里，为了报复他，添了一场，一个名记者，唤作王大头，（黄远庸在北京有大头的浑名），是个小官僚，小政客，如何如何，据说这出於演员郑正秋所为。

　　自从有了学校演剧，素人演剧，（这是日本名词，在中国则称为是客串，是玩票），上海人一窝风，我有许多朋友，也都喜欢上台一试身手。最惨者，杨千里的弟弟杨君谋，在学校演剧中，演一名剧名曰「血手印」。先和他的同学约定，藏一袋於胸口，满贮红水，一刀刺入，似血染胸臆，以象其真。孰知其同学一刀误刺入心脏，君谋即以此殒命。开吊的那天，有人送一祭幛，曰「呜呼於戏」。（因：「论语」上呜呼两字，均写作「於戏」。）陆镜若亦早故世，我挽以一联云：

　　似此英年，遽尔销沉谁之罪；

　　竟成悲剧，空教惆怅不如归。

　　因为「谁之罪」、「不如归」两剧，均为春柳社最著名的两剧也。我已忘却，陆丹林兄，乃以录示。还有那位刘半农博士，少年跳荡，在十六七岁，对於新剧，亦见猎心喜，在某一新剧中，扮一顽童，徐半梅为之化妆，轶事甚多，兹不赘述。

文如玉

　八十二、时报怀旧记（上）

　　我从十七岁踏出了学堂门，为了生计问题，奔走衣食，所就的职业种类，可也不算少。但是都没有悠久性，少或一年，多至三年，又顾而之他。只有在上海的时报，为期可算最长。自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至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服务至十四年之久，要算是最长的了。而且即便与时报脱离以後断断续续，一直与新闻界为缘。从前有人说：新闻界也是一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一浸，便很不容易脱色。这也未必然吧？我有许多新闻界的老朋友，早已跳出这个圈子了。不过我还是执着，对於这十余年来的时报，至今还寤寐不忘。

　　从前上诲的报馆，那有现代报馆的设备完全，规模宏大。即以时报的编辑部而言，最初只有一位总编辑（以前称总主笔），是罗孝高君。罗君脱离後，实在没有什么总编辑名义，编辑部就是三个人主持，一编要闻，一编地方新闻，一编本地新闻。自我进时报以後，陈景韩编要闻，我编地方新闻，雷继兴编本地新闻，（那个时候副刊也还没有咧，但狄楚青有些诗话、笔记之类，则附录在新闻之後），此外却有一位翻译，两位校对，论说是请馆外写的，三位编辑员每人每日写一时评，只此而已，但报纸却每日要出三大张，好像并没有什么紧张。

　　而且时报馆还附属了一个带有俱乐部性质的息楼。几位编辑先生在工作的余暇，常常溜到息楼去，与来宾谈天说地。後来息楼里索性流行了叉麻雀、打扑克，楚青也一持放任主义。可是报纸也照常编得齐齐整整，并没有什么歪曲、错误，有时也颇多精采之点。并且我们这位陈冷血先生，脾气古怪而突兀。有一天，无缘无故，忽然失踪了。他的第一夫人，早已故世，尚未续娶，孑然一身，住在报馆里，那天报馆里找不到他，到雷家去问，也不知其踪迹（雷继兴太太，是景韩的姐姐），众皆错愕，幸而楚青接到邮局寄来一封信，说是告假出游几天，也不说去了那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情，也暂安心。後来接到他一封信，却从东三省寄来的，他一人遨游於白山黑水之间去了。

　　我在时报馆，自己分为前後两期，以辛亥革命为分界，辛亥前为前期，辛亥後为後期。

　　前期很热闹，後期渐冷落，第一那个中心人物陈景韩去了申报，此外编辑部中人也变动了，息楼里的朋友们，做官的做官了，远游的远游了。编辑部中变动最多者莫如本埠新闻版，我初进去时，两三年後，一直雷继兴，自雷继兴去後（辛亥革命前夕，他已进入政界了），林康侯继之（林原为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既而林又去了，继之者为沈叔达；（沈又号心工，继林康侯南洋附小缺，即是最初编「学校唱歌集」的）；沈叔达去了，龚子英继之（龚为苏州人，久居上海，为金业学校校长）；龚子英去了，瞿绍伊继之（瞿亦上海人），以後又经数人，最後乃为戈公振。（戈初入时报为校对。）

　　所以我虽不是时报的创办人，服务於时报的时期，要算最长，其次乃是陈景韩。不过景韩虽然脱离了时报，到了申报去，好像以顾问资格，常来时报。直到黄伯惠接办了时报以後，还与时报有渊源，不似我後来出了时报，便洒然以去了。

　　当我在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的时候，景韩便寄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两个人，一穿西装，一着中服。说明是罗孝高与陈景韩，因为两人我都未见面，他要我猜谁是罗，谁是陈。我知罗为广东人，乃猜穿西装者为罗，作书询之，彼亦未答。及至见面，方知是猜差了，穿西装者却是景韩。其时上海穿西装还很少，大家拖一条辫子，但景韩剪辫甚早，全时报馆也只有他一人剪辫子，穿了西装呢。

　　在编辑部（从前叫主笔房），我与景韩同一室，每人同样一张写字台。台上乱七八糟堆得满满的，都是各方通信、投稿、报纸（有些与外埠交换的），杂件等等，有尺许高，从不清理。馆中仆役也不敢来清理（狄楚青另外一个房，名曰总理室，他的桌子上，堆得此我们的还要高，有许多书画、碑帖、古董之类，通常房门锁起来，要等他来了才开门）。我们房里的两书桌，一旦要清理了，我觉得这也不好丢弃，那也应暂保留，迟迟疑疑的。景韩的桌子呢？他看也不看，把桌子上东西，双手捧起来，向大字纸篓里一丢。我说：「这一件应当留着吧？」他说：「不要！不要！留此徒乱人意。」这可见我们两人性情之不同。

　　初见陈景韩时，有两印象，一为脚踏车，一为烟斗。我常笑他：他属於动静二物，动则脚踏车，静则烟斗。他不坐人力车，脚踏车又快，又便、又省钱，随心所欲，往来如飞，文学家称之为自由车。提起脚踏车，我又见猎心喜了，颇思学习。他说：「好！我来教你。」於是租了一辆车，选一新开辟的马路，行人较少，每天下午去学习。到了第三天，刚刚能够不要人扶持，一交跌在路傍一小沟，满身坭污，眼镜几乎跌碎，从此就不学习。但景韩说：「要学习，跌几交，算什么事。」再说到烟斗，当他口衔烟斗，脚踏在书桌上，作静默构思状，我说你是从福尔摩斯那里学来的吗？他也不理我。他所吸烟丝不知何名，我吸之甚不耐此味。我虽吸过国粹的旱烟、水烟，但其时香烟尚未上口咧。

　　某一年，景韩自北京回上海，携来一头狼狗，据说原来军用狗，是北京军界中的一位姓钱的送给他的。这狗状甚凶猛，性却驯善。好像有一个名字，而其名不彰，时报馆里的人，都叫它「冷血的狗」。在编辑室中，它老是伏卧在我们书桌的中间，它颇灵敏，知主人意旨，听主人命令，此原是狗的本性，而人的爱狗亦在此点。我不喜狗，但也不厌狗，澹然处之而已。起初，它随着主人出入，跟着脚踏车，亦步亦趋。後来，它可以独往独来。有一天，我从馆里出来，正思回家，忽有一巨物，直扑我身，两脚搭上我的肩头，吓了我一大跳，却正是「冷血的狗」。我想：在主笔房里，和它不瞅不睬，何以忽然和我亲热起来？或以为路上忽遇老朋友，也得招呼一下，不能反面若不相识吗？这条狗，在景韩续弦娶第二夫人时，便送给人家了。

　　景韩的趣事甚多。有一天，好像康侯与继兴，在息楼中，为了一块钱，你推我让，一个要给他，一个说不要，恰巧景韩走来，说：「你们都不要吗？那就丢了吧。」他就拈起这块钱，向窗外马路上一丢。累得那个息楼茶房，向马路拾取，早已没有了。景韩道：「没有最好，省得再推来推去。」又有一次，沪杭铁路，招待我们到海宁观潮，到江岸边，要跑一段路。早晨天凉，景韩穿了件夹大衣，跑路时不觉热了，脱去大衣携在手中，甚觉累赘。同行一友笑说道：「既然累赘，弃之可也。」路旁正坐着一个老乞丐，景韩便把这夹大衣丢了给他。这个乞丐方错愕间，景韩说：「给你！给你！」扬长而去。

　　更有一事与人不同者，凡属亲友的婚丧喜庆，他概不送礼。如果是吊丧、庆寿，绝对不来，结婚或者来看看，亦不道贺。伹他娶第二位夫人时，居然宴客，客凡十七人，我亦其一也。吃的是西餐，座无女宾，新娘亦未临席（他的第二夫人王氏，忘其名，上海人，中西女学毕业生）。人每目景韩为怪人，当时的所谓怪人者，便是不谐世俗，奸自立异，或者出於礼法之外。但景韩实一志识高尚的人，凡所作为，亦未有损於人。结婚以後，我觉得他起居有节，也便随俗得多了。

　　我与景韩相处的时间多，不觉拉杂谈了不少。我再谈到雷继兴，也实在是个可佩而可惜的人。他是日本早稻田高材毕业生，研究政治法律的，可是他有肺病，不过二十多岁的人，那病已经很深了。他的夫人，便是景韩的令姐，因为景韩的父亲，却是继兴老师，幼年时即赏识他的聪明，便以女儿配给了他。狄楚青开时报馆，把陈、雷两人拉了来，那正在清代末纪，立宪啊，革命啊，闹个不清，像雷继兴这样精通政法的学者，真是在当时不可多得的人材。

　　继兴是进过学的，写文章通畅透切，口才也好，可说得是辩才无碍。那个时候，上海到处开会，到处演说，那演说不是容易的事呀，有许多人想好了一篇演词，起好了腹稿，及至走上台时，全都忘却，两眼白瞪。也有的人言不由衷，语无伦次，像说书先生一般的「口铳」「漏洞」，接连发生。当时上海演说最好的首推马相伯，第二名就是雷继兴了。但据内行人说：马相伯虽然演说得好，不无有些矜才使气；而雷继兴却举止从容，稳健有力。有听他初发言时声音甚低，慢慢的高起来，及至说到最紧要时，不期而然全座掌声雷动了。

　　辛亥革命前夕，他是江苏各钜公如张謇、赵凤昌等高等顾问，即是世所谓智囊者，那时早脱离了时报了。旋又至北京，虽不曾做官，不似许多同学的都成为新贵，闻其潜势力颇大。我当时自知能力薄弱，不求上进，不在这圈子以内，所以也不大知其详。

　　後据友人传述，在开国之初，袁氏未谋帝制之前，有许多法律规章，均为雷奋所起草的，不知此语能否证实呢。

　　此外，如林康侯、龚子英、沈叔达诸君，虽他们早离开了时报馆，我和他俩仍相交往。尤其是康侯，他入了银行界以後，我常与他在银钱上有小小的往来。後来我们又组织了个同庚会（因为我与他同为光绪丙子年生的，有穆藕初等共二十人），每月聚餐一次，所以他如在上海时，每月必见一面，关於康侯的事，以後当再提及。

　　入时报以後，那时却另有一班朋友，这却是因狄楚青而认识的，实在是与时报无关。就在那个时候，楚青在静安寺路东口（今称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本为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所需，後来竟成了一个俱乐部。许多朋友，常来此游玩，而有两位朋友，也便住在那里。这两位朋友，一为濮伯欣（号一乘），一为陈彦通（陈三立的第七公子），这都是楚青小一辈的朋友。

　　其他楚青的朋友，有熊秉三（希龄）、叶誉虎（恭绰）诸位，誉虎是难得来，而秉三却常常来此。那个时候，陈彦通最是活跃，以世家子风流文采，又好冶游，北里中名花群集。只有熊秉三规行矩步，谨守阃令，他也是「狮吼记」中陈季常的流亚，那时他的朱夫人尚未逝世，至於毛彦文女士却尚在雏年。

　　因小说时报徵求照片而猎艳（曾见前章），又以陈七公子的浪漫作风，民影照相馆莺莺燕燕，遂成为珠香玉笑之场，我的和花界姊妹为缘，亦由此开端。杜牧之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非无故也。张四先生（謇）板起面孔向人说道：「时报馆冷血好赌，天笑好嫖，那里办得好？」（据史量才传说）我不足惜，冷血不过叉叉小麻雀耳，乃竟以好赌加之。又闻陈伯严（三立）向人抱怨楚青，说把他的儿子老七引坏了。回念前麈，殊可忏悔。

文如玉

八十三、时报怀旧记（下）

　　我於前章，曾分时报为两时期（黄伯惠接办後，乃另一组织，不算在内），辛亥以前为前期，辛亥以後为後期，确有此种境界。

　　原来江苏诸元老，合谋接收席子佩申报馆，聘请陈景韩，事前把狄楚青瞒住，他一点也没有知道，并且连我也一点没有知道。因为倘被楚青知道，他决不肯放景韩走的。及至他知道时，事已大定了，楚青的愤恨可以想见。因为景韩是楚青言听计从的人，凡事都与他商量。以前如雷继兴走了，林康侯走了，他并不十分置念，况且他们也并非跳槽，现在景韩走了，似挖去他心头之肉，他真的要和史量才拼命了。可是上有江苏元老派（如张謇、赵凤昌等）的压力，下有息楼里一班朋友（如沈信卿、黄任之等）的帮腔，玉成其事，而且他们是有政治力、经济力，楚青却是孤掌，难与为敌。

　　还有，狄楚青虽是江苏人（他是溧阳县人，属於镇江府），却与上海的一班松江人、苏州人、常州人，不大融洽的。即以息楼的一班朋友而言，都是上海本地人和松江府属人为多，都不是他原来的朋友。他的一班旧友、老友，从来不到息楼中来，息楼虽是附属於时报馆的，他却也难得来。这是一弱点。其次，辛亥革命成功，时报虽已脱离了康粱的关系，这个保皇党的余臭仍在，不能在这个时候吃香，这又是一个大弱点。而申报以旧日威权，新兴势力，一切要改革上海新闻界颓风，重整旗鼓，气象万千，那得不大都来倾向呢？

　　於是黄任之、林康侯等向楚青来劝慰，说这是元老们所主张，要办好申报，非请冷血出为总主笔不为功。但申报的编辑事，仍由张蕴和总其成。景韩可以算不曾脱离时报，仍旧时常到时报看看，你有什么事，可仍与他商量。你还有天笑咧，景韩所担任的一切，如专电，要闻各栏，可由天笑任之。楚青还有什么话可说。於是我就顶了景韩这个缺了。

　　我的薪水，每月八十元，自初进时报馆以来，一直没有加过。景韩的薪水，为了他续弦以後有家用，加到了月支一百五十元（到申报後，月薪三百元，董事会议定，五年为期）。不过我的八十元，在初进时报时，约定要写论说、小说，後来论说不写，小说另计，学编外埠新闻，写一短评，实在轻松。而我又东搭西搭，向别处写小说，编杂志，可两倍於时报薪水。现在楚青亦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元，如景韩例。

　　这一回儿，楚青很不高兴，那也无怪其然，好似战争方酣，遽失一员大将。向来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一定到报馆，第一件事是看信。报馆里茶房守候他来了，一大叠信件、一把剪刀，他就分别是编辑部的，是发行部的，是他自己的，是编辑部同人的，除了私人标有姓名的信件不拆外，其它拆开看过，分送各部，这是他的每天工作。但是这一回儿常常不来，打一个电话，嘱我代为着信，不是说身体不舒服，便是说有正书局印刷所事忙。那些本来也是无关紧要的信，我便做了官场中的「代拆代行」了。

　　谈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它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傍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傍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於有正书局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到了後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於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

　　我自从顶了景韩的缺後，觉得他的编辑要闻，发发专电，事甚轻松，以他的果断明决，大有举重若轻之概。及至接手以後，方觉得未可轻量。我们苏州人有两句俗语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上肩头嘴也歪。」也正是新流行的一句话，叫做「不筒单」了。那时黄远生还没有脱离时报，他的北京通信稿，是游夏不能赞一词的：读了一遍，看它没有什么笔误，便即发下排字房了，就是这个专电，那真有点麻烦呢。

　　那时北京政府算是优待新闻界，所谓新闻电者，特别便宜，每字只收三分，可以记账（其它普通电，每字一角，三等电倍之，至於一二等电，便是官电，只许官家打了）。因此电报局便把新闻电尽量压後，甚而至於到午夜二三点钟，方始发出。报馆里呢？为了省电费，字数又尽量减少简约。譬如关於一个人的姓名，单写一个姓容易缠误，於是就分出什么老徐（徐世昌）小徐（徐树铮）老段（段祺瑞）小段（段芝贵）等等。

　　但是那些新闻电，还常有错误，有些照了它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有些却错误得看不出，而且还是紧要的字，这却很费脑筋了。这个叫做「洋电报」，似详梦一般去详，有时闹得困窘非常。越是重要的电报，越是来得迟，午夜两三点钟还没有电报来，真是急死了人。那时各报都有了专电了，到了明天，人家都有这重要的专电，而我们报上没有，岂不是相形见绌。最可笑的是「造专电」，怎样是「造专电」呢？报纸全版排好了，空着一个地位，只等专电，真似三国演义上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而专电老是不来。於是有几位编辑先生，便造出专电来。我们同业中的邵力子先生，最是能手，因为他们的民国日报最穷，专电常常脱稿，他造出来的假专电，和人家的真专电竟无甚参差，可称绝技。

　　其次便是看大样。所谓看大样者，就是报纸全部排好，最後覆看一次之谓。当我在编辑外埠新闻时，真是省力极了，我大概在下午四五点钟到报馆，编那些外埠新闻，修正一下，连写一则短评，不过一小时；此外我再编一个副刊「余兴」，总共也不过两小时，便可以没事回家了。但是我不回家，因为这时侯，正是报馆里大家上班，而息楼又是宾客云集，所以要到吃了夜饭，方才回去。现在为了要看大样，一直要等到专电来後，全部一齐排好，机器开印（排字工友的术语，叫做「上架子」，排字工友起的名词，如空了一个方块叫「开天窗」，对於那些花边新闻，叫「坐花楼」，排好而不用拆去的名之曰「充公」，均有趣味），方可回去。那时天已作鱼肚白色，赶菜市场的卖菜佣，推着碧绿菜蔬的小车，已出来了。不过景韩当时是住在报馆里的。他比较是要便利得多呢。

　　其时我还兼了编辑外埠新闻，我请楚青添人，也请了几位。记得有一位秦先生（名忘却），来了数月，另有他就去了。

　　留美回国的杨心一，本来请他是翻译西文的，也帮忙了一阵，後来被中华书局请去了。濮伯欣也搞了一回，但他不是新闻记者的材料（楚青请他编佛学时报的），这都是玩票性质。及至毕倚虹进了时报馆，那觉得志同道合，才是我一个好帮手。

　　我五倚虹怎样认识的呢？说来也甚微妙。当我在编辑「妇女时报」的时候，有一位杨女士常来投稿，都属於诗词之类，什么绾春词、饯秋词，我知道这都是她的床头捉刀人所作，一看笔迹便知道，无庸推敲其意义了。那时「妇女时报」上妇女著作，非出於闺阁之手甚多，一律为之登载，不然，这个「妇女时报」要曳白了。

　　不久。倚虹到报馆里来见访了，我们谈得甚好，颇有相见恨晚之雅。又因为谈到他随我师陈少甫先生到新加坡当领事，他充随员的事，更觉有些融洽。他那时正从中国公学法政班毕业出来，和我住得很近（我那时已住在爱而近路了），时相过从。这时时报正要添人，我就介绍於楚青，楚青也就答应了。倚虹进馆後，就由他编外埠新闻，後来我们商量组织「小时报」，由他主任，而我也便帮助了他。

　　当倚虹未来时，我在报馆里，每晚八九点钟至十二点钟这一段时间，最为无聊。因为所有新闻稿以及论文等都已发齐了，专电却还没有来。从前息楼那班朋友，时常来此聚首，有时出去吃个小馆子，有时在息楼里打起小麻雀，现在好似人去楼空，我一人觉得很是孤寂，除非是出去访问友朋，否则是对着电灯枯坐而已。自倚虹来後，两人便不觉得寂寞，讲故事，说笑话，那时他家眷不在上海，他们那个大家庭，却在杭州，因此他常常和我同去吃夜饭，也每至深夜，然後回去。

　　望平街那一带，周围都是饮食店。京馆有悦宾楼，我们吃得最多，因为他可以打一口京片子，夥计们似乎更客气，唤他毕大爷。我们常吃的什么糟溜鱼片、清炒虾仁等等，大概是两菜一汤，不喝酒，价不过两元而已。番菜馆那边更多了，有一家春、岭南春等等，这时上海的番菜，每客一元，有四五道菜，牛扒、烧鸡、火腿蛋，应有尽有，有一道荣，名曰：红酒青果煨水鸭，我们常吃，说是大有诗意。上海的番菜馆有两派，一派是广东派，一派是宁波派，我们所吃的都是广东派，所以猪脚必称「猪手」，牛舌必名「牛（月利）」，我们讨论过，这（月利）字不见经传也。广东菜则杏花楼近在咫尺，但我们不去请教它，专趋广东小馆子，什么洋葱炒牛肉、虾仁炒蛋、腊肠蒸一蒸，开价也还不到两元，真是便宜。

　　我们有时也到饭店弄堂（这弄堂一带尽是饭店，因此得名），那吃客太挤了，常没有空位子，它的菜名都只有两个字，什么汤卷、秃肺（都是鱼杂）、圈子（猪肠）、白切（猪肉）、煎糟（鱼类）等等，那都是本地菜，外埠人来此，真莫名其妙。

　　最可笑的，有一次，我们谈到福州路一带的番菜馆，不是广东式的，便是宁波式的。但他们的招牌上，都是写着「英法大菜」。真正外国大菜，究竟好到怎么样，我们要去尝试一回。我说：「外国人吃饭，有许多臭规矩，不像中国人的随便。」倚虹说：「不去管他，闹笑话就闹笑话。」於是我们闯进去了，在近黄浦滩一家西餐馆，是有一个外国名字的，不记得了。这个大菜馆，十块钱一客，在当时上海要算最贵的了。中国人请外国人吃饭，有时也便在此，西崽都是中国人，至於餐昧，我们莫名其抄。有一碟是两小块红烧肉，配以两个很小巧的马铃薯，这在我们家庭中，不值五分钱耳。

　　又有一次，四马路胡家宅方面，开了一家日本西菜馆，每客大菜只需要五角钱，什么咖啡、水果，应有尽有，我们也要去试试。的确是日本人开的，是大概夫妇两人吧。男的还穿了西装，女的却是和服。房子是借着人家楼下一间，这个大菜，实在难於下咽。咖啡、水果，的确应有尽有，咖啡在一个大壶中，倒一杯就是；水果有几粒樱桃，一只香蕉。毕倚虹大发时兴道：「烂了香蕉，黄了楼桃。」（乃仿前词人「绿了芭蕉，红了樱桃」句也）。

　　关於毕倚虹的事，我将随时想到、写到，我再谈谈戈公振。公振是夏蔚如先生（名仁虎，别号枝巢）介绍给狄楚青的。初来时报时，是个校对，後来便升为编辑本埠新闻。公振处事也颇为勤敏，但人缘极不好。本来我们校对有三人，不须添人，重以夏蔚老的面情，加添了一人。其时我有位亲戚王君，也在校对部，他告诉我：「戈公振到了校对部，神气活现，也像他是个主人，指挥同事，像煞有介事，大家都不服他。」我说：「少年气盛，也没有做过报馆的事，将来自会改变气质的。」可是他後来不但对於校对方面，对於报馆营业方面，也去侦察他们，掇拾细故，便去告诉楚青。

　　从来做老板的人，都喜欢听听夥计们的闲言闲语，以显示他的察察为明。好比一个国家的元首，不论皇帝也罢，总统也罢，总喜欢听听左右的论调。楚青是老板阶级的人，有时对於公振的话，也颇听得进，有些也是事实。於是管业部中人便恨极了，题他一个绰号叫做「小耳朵」，这是上海俗语，说他就是老板一个耳报神。楚青呢？对於公振说他很细心，很勤恳，表示颇赏识他。

　　那时本埠新闻正空了个缺，公振好似清代的即用知县，遇缺即补了。调他编本埠新闻，的确是很细心，很勤恳，每天写一则关於本埠新闻的时评（这个「时评」两字，景韩所题，说是有双关之意，一是时事评论，一是时报评论），也还不差。不过他究竟不是久居上海的人，有些地方，夫免隔膜一些。只是他下笔甚迟，雷继兴那个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完事了，他却四五点钟来，要到深夜才回去，要摸索这许多时候呢。

　　当时他有一位未婚夫人，不知是不是他的同乡（他是江苏东台人）？好像是姓翟，常常到报馆里来的。那时上海的那些报馆，不仅没有女记者，女人也从没到报馆里来的。但时报馆初无禁忌，我与倚虹，也都有女友来访过。公振这位翟小姐，後来每夜必来。我到了每夜九、十点钟，无事可为，往往出去游玩，到十二点钟，回来发专电，看大样，而这位翟小姐，却常见她坐在案头，陪伴公振，毕倚虹说她：真是要枕「戈」待旦了。

　　又过了两年多吧，那时他已离开了时报，推荐了一位同乡夏奇峯到时报来代他的职了。据夏奇峯告诉我：那位翟小姐，已与公振解约了（没有结婚，故不能称为离婚）。我当时还不相信，以为他们两相爱好，何遽判袂。夏奇峯说：「在公振还恋恋不舍，翟小姐却毅然决然，他们在律师事务所签好字出来，翟小姐向公振说了一声『再会』，便似惊鸿一瞥的高飞远去了。」我那时正在某杂志写短篇小说，苦无题材，便影射此事，写了一个短篇，题目即为「再会」。公振见之，当不愉快，我亦自悔孟浪也。

　　公振後遂出国，曾在国联任事，回国以後，时报已易主，其时我亦不在上海，故未与谋面。他的志愿，颇思进入申报馆，尔时申报馆正人材济济也。但史量才对之淡然，又有人谓其器小不大方，那正是公振的人缘不佳。不得已请其编「图画周刊」，因他在欧洲时，常以外国报上的图画，剪寄申报也。但这个职位，不是他的志愿，郁郁寡欢，遂以病卒（据说是盲肠炎和腹膜炎），始终未获一爱人，友朋为理其丧，葬於静安寺路一公墓。最惨的日寇侵华，到了上海，静安寺路公墓被掘有数尸暴露於外，有人往视之，其一却是公振。乃重为掩埋，我不知造物主把他的运命如何安排，正是鲁迅诗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了。幸而他有一部「中国报学史」传世，聊足有慰於地下。

文如玉

　八十四、回忆狄楚青

　　我的入於新闻界，是仗着狄楚青、陈景韩两人之力，前章已说过的了。楚青是一位世家子，一位才人，一位名士，逝世以後，至今常为人称道。不过毁誉参半，在今时世，虽贤者亦所难免。我在时报馆时，和他朝夕相见，今就记忆所及，略述所知：

　　楚青名葆贤，是前清一位举人，兄弟二人。其弟号南士。在戊戌政变以前，他在北京，与许多名流相结纳。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名列其间。那个时候，康梁名重一时，拜康为师者甚众，他也算是康门弟子，其实是泛泛的，不过他与梁启超等，则甚为莫逆。又以他自己的才华，与夫家世门第，交游甚广，均为当世名流，而大家也都乐与之游。唐才常武汉之役，他也预与其事，唐失败被戕，他遁走日本，改名换姓（改姓高），又在日本结识了许多朋友。後来事渐寝息，他便回到上海，筹备开设这个时报馆了。

　　我先谈谈楚青的家庭，他的夫人姓陈，出於杭州世族人家，也颇贤惠，却一连生了六个女儿。楚青常说：「古人有言：盗不偷五女之家，我有六女，可以无忧了。」（那个时候，常来时报息楼，如开务本女塾的吴怀疚，开城东女学的杨白民，都有五六位女儿，我笑他们：「昔人打油诗中句云：『专替人家造老婆』，可以移赠呢。」）但楚青有一位如夫人，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楚青又不喜欢他，说他愚笨。其实这位世兄，人颇规矩，只是太拘谨老实一点，报馆里从未来过，我家里却来过两次，其时年在二十左右呢。

　　但是楚青很爱他的小姨陈女士，陈女士聪慧有文才，且貌亦佳丽，於是遂蹈「先弄大姨，後弄小姨」的故事。此在古名人亦常有其事，亦有姊妹同嫁一人者，古之英皇，先有其例，无足异也。但他初则瞒着夫人，以陈女士尚在某女学读书，後来就别置金屋了。密叶藏莺，终究为夫人所侦知，大为不悦，可是木已成舟，况且为自己妹妹，也只好听之而已。我想这个时期，是楚青最高兴、最得意时候，办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开民影照相馆，映上海各名妓照片，也正在此时呢。

　　既而楚青与陈女士诞生一子，举家欢庆，大有天赐麟儿之感。而这个孩子玉雪可爱，聪慧出众，他父母的钟爱，那是不必说了。谁知「福兮祸所倚」，却发生了一场大惨事。在这位儿童扶床学步还未到三岁的时候，他们雇用了一个稚婢，专门是看护扶持他的。那一天，不知为了烧什么饮料之类，他们利用火酒炉，整大瓶的火酒，安放在一间空楼墙角边。那个稚婢，抱着这位小少爷，到楼上去装火酒，不知如何，一个火星流落在火酒里，火酒瓶打翻，满地尽是火，这一位爱儿与稚婢逃避不及，两人同罹於难。

　　这场祸事，无论何人遇此，都要感到悲惨，不用说楚青与陈女士了。那时候，楚青便如痴如醉有好几个月；又病了一场，报馆里也难得来，来了也茫茫然莫知所措。有时，他托他的令弟南士来，那总是在深夜。因为距离时报馆不远，在福州路（俗称四马路）有一家华商总会，时上海最老的一个总会（那时上海还没有俱乐部这个名称，俱乐部是日本传来的名词），这个总会领有工务局照会，可以打牌，可以吸鸦片，还可以叫局（即召妓侑酒）。别的总会，虽可以打脾、吸烟，但不可以叫局的。这个总会，入会的都是上海绅商名流、高等人物（外国人称之为有体面商人），南士每夜必到此，因为他有阿芙蓉癖，既可打牌，又可抽烟，半夜到时报馆里看看，亦殊便利呢。那时还有个笑话：有一位朋友向我说：「今天在早晨九点钟，看见南士在南京路上徘徊，他向来上午不起身，大概有什么特别事情吧。」我亦引以为异，既而思之，恐怕是他在总会出来，还没有回家睡眠吧。询之果然。

　　且说楚青以爱子夭亡，中心惨怛，任何人遇到了这种事变，不能不悲戚。幸而他是学佛的人，对於佛学的研究，也可以自解悲怀。谈佛学者必曰「了生死」，人生寿命，有如弱草栖尘。凡情感中的悲哀，也和欢乐一般，随时间而趋淡。不过楚青每喜谈鬼神因果的事，这在他前所著的「平等阁笔记」中，也写过不少了，都说是从佛学中研究得来。他常常和我谈及其子的夭逝而火化，是投胎转刦云云。又说：「他的母亲，常常梦见其子，与之谈禅理，颇多澈悟，劝母勿悲，他日同上灵山。」三岁小儿，俨如禅师，但楚青娓娓言之，我虽不相信，然亦不加反对，我想他能以此自慰，当可稍释他的悲念。这时候，他与陈女士的关系，也不瞒人了，他常称道陈女士对於佛学的深邃觉悟，比他精进，我从未见过陈女士，则亦颔之而已。

　　凡皈依佛教的人，在其本名之外，必另起一名，他们称之为法名，此所谓法，则是佛法而非世法。那好像现在读外国书，说外国话，常与外国人交际的无男无女，也必须有一个外国名字。这个法名，大都由他所信仰的师尊所锡，亦或为虚窒的神佛所赐。楚青於当时所著名的高僧禅师，往来接触的不少，我都无所知。记得有一位名字唤作谛闲的，他常常道及。楚青的法名，不知为何，陈女士的法名，则我知其为「观定」两字。佛教有许多宗教，什么大乘、小乘等等，楚青所修的云是净土宗，吃素念佛，是其不二法门，我不是佛教徒，所说的大都是门外语了吧。


　　数年以後，陈女士也逝世了，佛教中则称之为「圆寂」，也没有世俗中所有举殡开丧的仪制。我见楚背写了长长一篇的悼文，恭楷精印，中述禅理，语多解脱，似亦有陈女士的小影。最特异的文中称陈女士为定师。夫妇之间，原为敌体，但古人亦有以妇称夫为夫子者，如「孟子」上的「必敬必戒，无违夫子」的古训。至於近代在女学校里教书的先生们，教教书教出了爱情来了，我所知道的如徐卓呆、叶楚伧、鲁迅诸君，其夫人尊敬其夫，亦仍以师礼尊之而呼之为师者。至於呼妻为师，那真是狄平子的创作，而是「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的了。


　　自陈女士逝世後，楚青意态更为消沉，脾气也不大好，家庭之间，亦不甚融和。因为他自己吃素，而强迫全家亦吃素；因为他自己念佛，而亦命全家都念佛。譬如说：他的女公子辈都在青年，都在女学校读书，而欲令之长斋礼佛，未免太不近情理了。谈起吃素念佛，一般新人物斥之为迷信，但我倒并不十分反对。在我小时节，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她们都是吃素念佛的。每一个月里，至少有十几天吃素的日子，吃素是有戒杀的意思，戒杀即是仁心，所谓「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儒家亦有此语。念佛是一心皈依，收摄妄想。我祖母和母亲，她们也无所谓净土宗、什么宗，只知道吃素念佛，是信善奉行，没有教我们儿女辈定要遵从呢。

　　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气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他们以为改革以後，读者将不欢迎，而且对於广告有窒碍。这两个老爷报，都执持一见，他们原以广告为养生之源也。但人心总是喜新而厌故，时报出版，突然似放一异彩，虽然销数还远不及申、新两报，却大有「新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气。他注意於文艺界、教育界，当时的知识阶级，便非看时报不可了。初出版的几个月，第一版所谓封面广告，全是各书局的出版书目。商务印书馆的广告，订有合同，以月计，其时正发行教科书，广出杂志。後来商务又规定每日出书两种，而订定必登在时报「报头」之傍，他报不登也。各学校招考学生，每年两期，亦专登时报，他报不登。至於洋行广告、香烟公司广告、大药房广告（卖假药，欺骗中国病家，利润极厚，非登巨幅广告不可），那时不会光顾时报的。

　　在我进入时报的时候，正是欣欣向荣的日子。以言时报的销数，在本埠当然不及申、新两报，然在外埠则比申，新两报为多。以苏州城乡各区而言，都看时报；楚青在北京有基地，有分馆，也有有正书局，呼应较灵，此外苏州、杭州、也都有分馆，规模较小。他那时每日到报馆来，说笑话，讲故事，习以为常。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们两家的故事吗？」我愕然，答以不知。

　　他道：「你知道包拯与狄青两人，在宋朝同时出世吗？包是文臣，应是一位白面书生，何以生得像一个黑炭团？狄是武将，应是一员黑脸大汉，何以变成一个小白脸，因为怕吓不倒敌人，甚至要戴上铜面具上战场呢？」我又答以不知，愿闻其详。他道：「原来包拯是天上文曲星，狄青是天上武曲星，两位星君，闲来无事，在南天门外，互抛头颅为戏。正在玩得有兴趣时，忽然太白星君传下玉皇谕旨，命两位星君火速下凡。两星君急不及待，各将手中的头颅，戴上头去，谁知是两人的头是互易了。」

　　这种神话，不知是他在那些神怪小说上看得来的？或是他杜撰出来的？他又续说道：「後来包拯与狄青在宋朝干了一番事业，便即归位了，大家也就把头颅换回来，所以你白而我黑了。」我说：「我们也不必谈知白守黑了，你也不是黑面孔，我则已变成黑不黑、白不白，变成了灰色面孔了。」我的这话，也不是没有来历的，原来那时上海的「新舞台」正在排演一部新戏「包公出世」，头本、二本，排日唱下去，故事是乱造的，演出青年的包公，是光下巴，不带胡子，面孔就是既不黑，又不白，而变成灰色了。他们以为年青不能太黑，素以黑脸著名的又不能太白，於是弄成这个满面晦气的样子。我说：「你们侮弄包公，他是阎罗天子，谨防半夜派鬼使神差捉你们去审判呢。」

　　在辛亥革命时期，时报的声光，就稍有减色，大家总说它是保皇党的报纸，无论如何，总是白圭之玷。其实在革命以前，康党的股份早已拆出，但总不能塞悠悠之口。不过楚青在国民党中，友朋知交亦多，颇能原谅。最使他抱憾的是陈景韩的离时报而去申报。因为景韩是他最信任的人，不但关於时报编辑上的事，即业务上，也时与景韩商量。还有，像景韩那样忽然不别而行，只身走去东三省，人家目之为怪人，他亦不以为意，说他素有这个怪脾气，不足为异。现在景韩忽然离他而去，使其心中懊丧可知。尤其可恨的，事前一些不给他知道，把他瞒在鼓里，及至披露，则已无可挽回。所以他对於史量才恨如切齿，从此不与他谋面，若非保持绅士态度，真要与他扭住胸脯，打斗一场。

　　一直到史量才被刺死後，发丧那一天，他倒亲自来吊奠一番，送了一幅陀罗经被（在前清要皇帝钦赐的，现在民国时代，他的有正书局里仿制的）。那天我亦在那里，问他有无挽联？他欺口气道：「人已逝世，寃亲平等，还造此文字罪过？」

　　坦白地说：申报的改革与发展，实与时报大有损害。因为以前的申、新两报，暮气已深，不肯改革，所以时报可以别树一帜，一新读者耳目。现在申报有了改革、新发展，实大声宏，举时报的所长一一而攫取之。史量才原来是时报息楼中的常客，所有时报的一切技俩，他窥视已久，现在智珠在握，一经运用，宛转如意。譬如王远庸的「北京特约通信」被夺取；各学校、各书局的联络；那都是时报命脉所关。加以申报那时的蓬勃新气象，又有後台阔老板，商业资本家，时报岂能望其肩背。

　　更有时报那个息楼，从前闹闹嚷嚷，此刻冷冷清清。辛亥以後，做官的做官；受职的受职，此外的人，也都跑申报而不跑时报了。但申报却没有这种俱乐部型的组织。史量才觉得那种组织与一个大报馆不相宜。他有一间很大的总经理室，里面空空洞洞的只有一张大写字枱，也没有什么沙发椅子，仅有几张圈椅。他每天下午两点钟来，五点钟回去，平时是锁起来的，有一个茶房专管理这间屋子而伺候他的。有几位老朋友，也在这个时候方能见到他，至於编辑员，便难得和他见面了。我想：像这样才是一个有气派的大报馆总经理吧。以之与时报相此，量见时报有寒伧相了。

　　我还记得一件可笑的事：在辛亥革命以前，上海还未流行汽车，那几位报馆经理先生，总是出门坐自备人力车一辆。新闻报馆经理汪汉溪先生最节俭，他在清朝，曾经出仕过，有时上司过境，他还去迎接。有人说他戴了红缨帽子，坐在人力车上，殊不雅观，劝他坐马车，他也不许。及至汽车渐渐流行到上海来了，豪商钜贾，出门便非坐车不可了。史量才接收老申报後，便坐汽车；席子佩开办新申报後，也坐汽车。新闻报是上海新闻界巨擘，经人劝说：不能示弱於新、老申报，汪汉溪也不能不坐汽车了。於是依次及於时报，当时上海一般口碑，申、新、时，三家并称。

　　许多朋友都劝狄楚青坐汽车，楚青迟迟疑疑，他说：「汽车常常撞死人，我们报上不是常常责备坐汽车的人吗，以佛家言，亦是一种罪过也。」後来不知如何，为人说服，居然也坐起汽车来，刚坐进汽车里，口中就喃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频频叮嘱他的司机道：「开慢点！开慢点！」司机道：「老板！开慢点与开快点是一样的。」暗示要出毛病不分快慢。後来果然出毛病了，不知如何汽车被撞了一撞，挡风玻璃板碎了，还好面部受有微伤。他说：「这回是菩萨保佑。」从此就不坐汽车。他的汽车那里去了？不知道。

　　後来我看他对於时报，渐有厌倦之意，幸而他对於有正书局兴趣还高。用珂罗版印名画集，由他创始发起，是精心结构之作，不惜向收藏书画名家，徵集印行，这个颇足嘉惠於一般艺术之林的。有正书局也搜印了许多的古本书籍，有的已经是孤本，有的亦早已绝版了，即如八十回「红楼梦」，亦於此时出版，引起後四十回是否高鹗所续的争论。曾孟朴的「小说林」出版所结束，他做官去了，将「小说林」所出版的书，以三千元全部抵押於「有正」，因此「孽海花」的再版亦是有正所印行。及至孟朴罢官，与他的法国留学回来的大公子虚白，再开「真美善书局」，方向有正书局赎回，所以当时常能以有正书局的盈余，济时报一时之困。到了後来，时报日处窘乡，楚青再也不能背这个烂包袱了，只好挥此慧剑，以求解脱。

文如玉

　八十五、日本之游


　　我初次到日本，约在辛亥以後，民国之初，何年何月，早已不记得了。这时的发源，乃在日本一个通讯社，是一位日本人波多博所创办的，名曰「东方通讯社」，波多博原来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在上海多年，能说上海话。後来又到北京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前清时代在北京所设立的华文报）任事有年，所以也能说北京话。并且他对于中国南北两方面的风土人情，揣摩极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从北京回到上海来，便设立了这个东方通讯社。

　　本来上海的外国通讯社，早已有的了，最早的自然是英国路透社，传说，在一八七二年，已经从伦敦到上海来设分社了。

　　他们设立的初意，原是要搜罗中国的情报，寄给总社，由总社再分发到本国和各国。当初在上海只发给西文报，不发给华文报，如果华文报要登载外国消息，只能到西文报上去转译过来。後来也发给华文报了，却取资甚贵，照英镑计算。但当时中国读者对於国际新闻是很少感到兴味的。虽然继之而起的各国通讯社多起来了，如美国的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俄国也都有了通讯社，而一般读报人对之还是冷淡。只有那个东方通讯社，日文既容易看得懂（当时的新闻记者，大多数是不识西文的），後来索性翻译了送华文报馆了。而且东方通讯社在北京、广州、汉口、辽宁都有分社，消息灵通，各报都乐用了它。

　　波多博与神州日报的余大雄很友善（按，神州日报是好出身，最初是于右任等所创，後经火刦，屡易其主，到了余大雄手中，只销数百份，还靠三日刊的「晶报」支持，至「晶报」独立後，神州日报便关门大吉了），余大雄是日本老留学生，日本话说得很为流利。他在日本进的什么学校，我似未有详细问过他，不过他说和黄远庸同学过的。那时候，去日本的留学生，实在太多了，有的到日本去，不曾进学校，就这么逛了两三年，对於日本的社会状态，却是很为熟悉，像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便是这样。余大雄和波多博认识，还是在东方通讯社开办以後呢。（东方通讯社後归日本政府官办，波多博又办了个日丈「上海日报」，自任社长，此是後话。）

　　有一天，余大雄特地到时报馆来访我，说，日本愿意招待上海各报馆记者到日本访问游历一下，但不是日本政府的招待，而是日本的各新闻社所招待，那只是一种私人社交，一种游宴性质，别无政治关系的。这是由波多博与他向各报馆分头接洽的，每报馆派一人。他问我：「你老兄高兴去吧？」我笑说：「我不是自由身体呀！要问我的馆主人。」大雄便说：「如此请你一问楚青先生，最好是你去，因你与波多亦认识呢。」我商之楚青，楚青道：「谁去呢？」他窥知我有欲去之意，便说：「你如果高兴去，你就去吧，发稿有倚虹，夜里我叫南士来看大样好了。」

　　我想：我有许多朋友和同学，都去过日本，而我却至今仍未曾去过，不禁心向往之，於是我就答应了，算是代表了时报。

　　这时上海各报所派的人，我还有些记得，申报馆是张竹平；新闻报馆是他们营业部里的一位老先生，我已忘却他的姓名了；时事新报馆是冯心支，他是苏州人，是我吴著有「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先生的孙子；神州日报当然是余大雄；中华新报是张岳军（群），他也曾留学过日本，当时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尚未身入政界咧；新申报馆是沈泊尘，是一位漫画家，沈能毅的老兄；民国日报馆所派何人，现已想不起，或者是未有派人。此外除波多博陪了同去外，还有两位他们通讯社记者是日本先生，也陪了同往，照料一切，所有舟车旅费，都由日方所担任，那时还没有飞机，从上海乘轮船到长崎登岸，恐不过两天路程吧？

　　时隔五十多年了，我在记忆上，早已模糊一片。我们当时所到的地方，由长崎而, 东京、西京、以及大阪, 这个商业区，还有许多风景名胜的好地方，有如走马看花，过而不留。到今日如果有人问我：游踪所至，可资描述否？则早已瞠目不知所对了。而况这数十年间，日本经过了一次大地震，又不自度德量力，钲入第二世界大战中，第一个尝到了原子炸弹的味道，把这个岛国好像翻了一个身，已经从新妆点起来的了。我现在只好了无头绪，杂乱无章的，想到那里，就零星琐屑的写一点出来。

　　船到长崎，便有许多人在岸上迎接，我们一上岸，即蠭拥而来，深深地向你一鞠躬（鞠躬也有规则，须两手按在膝上），口中念念有词，便取出一张似云片糕一般的名片，塞在你手里後，又顾而之他。但这个方去，那个又来，也和前人一样，似是刻版文章。我手中握了一大把名片，也无暇观看，究竟也不知那是谁的名片，而我又措手不及，无从回他一张名片，茫然若失。好在他们自鞠躬送名片後，即飘然远去，不知所踪了（按，後来到别一个都市，到火车站来迎接的，也是如此）。我看了他们的名片，当然都是各报的外勤记者，也有商业界各大公司（株式社会）的人，以迎送宾客为职业的。

　　那天长崎地方人士，在一个唤做徂诹山（这个山名，我或记错，我国是有个徂徕山的，但我记得是有个诹字的）地方，开了一全会。这个会很为别致，算是欢迎会，又不像园游会，仅是一片旷场，周围却罗列了各种的小摊头，有饼糕（日语称「果子」），有熟食、有廉价的小品玩意儿。来宾如喜欢这些品物，尽吃尽拿，不须付钱。这个会是什么名称，我可不记得，询诸东游诸友辈，亦未能举其名也。

　　这时便有许多花枝招展的艺妓列席。任招待之职。日本凡有宴会，必召艺妓，每有大宴会，甚至满室尽是裙钗，跌坐於来寅身旁，侑觞劝酒，似乎非有艺妓，举座为之不欢者。那一天的欢迎会，亦有艺妓十余人，并摄一巨型照片，前排坐着我们一班东游者，而在足畔则各趺坐一艺妓。张岳军膝畔趺坐的一艺妓甚美丽，及其後来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的晶报，乃单独剪取此摄影上岳军先生与艺妓的照片登在报上。张市长见之亦不忤，但笑曰：「这又是余大雄开人家玩笑的故技耳。」

　　到东京，又是宴会无虚夕，有时还分昼夜两次，粉白脂红，艺妓满堂。原来每一大餐馆，每一大酒家，都有他们的基本艺妓，如果今日有宴会，应需多少人，一呼而至，群妍毕集。即如上海的「月廼家」，「花之间」这些料理店，也都是这样，我曾数度与宴，故并不陌生。日本的宴会必招艺妓，与上海的吃花酒不同，这是招她们来侍应宾客的，是共同的而非单独的，是公诸同好而非据为私有的。只是她们载歌载舞，而我们却莫名其妙，在座的有拍手赞美，我们也只好盲从而已。此辈艺妓，酒量颇宏，譬如她来敬酒，请你乾杯，你亦必洗杯回敬她，她也一吸而尽，如果量窄，客未醉而她先醉，岂非要失礼呢？

　　凡是日本式的宴会，都是席地而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的。照他们的坐法，便是双膝着地，脚底向天，屁股压在小腿上，我们这样的坐半小时，简直要不能起立，我们只能照我们的席地坐法。若是在上海的那些料理店，他们对於中国人，备有一种小兀子，以供年老、或肥胖、与实在不能席地坐的人，此间大宴会是没有此例的。每人前面设一几，所进的餐是各客的，餐具颇多漆器、或碗或碟，形式不一。

　　日本所著名的生鱼，中国人往往不食，或厌其有腥味，或谓其不卫生，我却觉其颇腴美，生鱼有两种，一红一白，红的艳如玫瑰，白的皎若玉雪，日本人视之为珍品云。

　　但是如果以西餐饷客，则艺妓均不列席。记得有一次，是大阪朝日新闻靖客，那全是欧化型式，就在他们报社大食堂中，这一回甚为张扬隆重，似欲炫其日本新闻事业的伟大者，周围扎以纸制的樱花，（日本纸扎花著名，颇能乱真），满室生春。所有餐具，都有该报社的徽章与名称，即小小一火柴匣也印有他报社之名。我们这一次到日本，也算是一个上海新闻记者团，但没有什么团长团员的名义，惟以余大雄能说日本话（其实张岳军也能说，但他谦抑不肯说），每宴会，必有主人一番演说，我方亦须有答谢之词，只好让余大雄去担任，也无非互相祝颂之词，万岁万岁之声，不绝於耳，高呼乾杯而已。

　　这一回，我们这个记者团，除余大雄、张岳军外，无人能说日本话的，真是一个「哑旅行」（日本有一小说名「哑旅行」，说一个日本人到欧洲去旅行，不懂外国语文，闹出种种笑话，我曾译此书在「小说林」出版），不但此也，到日本来，有许多交际仪式，也都有末谙的，於是先行大家解释叙述一番。尤其在宴会中，西洋人更有许多繁文缛节，吃日本菜还松动的多，我们不要有什么失态，以致遗笑邻邦。幸而那天「大阪朝日新闻」的宴客，还算过得去，但也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这天「朝日新闻」的社长（已忘其姓名）、年已七十，长髯垂胸，仪表甚好，他是主席，我坐在他的斜对面，而我右首便是代表新申报的这位漫画家沈泊尘。酒半，沈忽技痒，取纸伸笔，速写那位社长的容貌。我急拽其袖，令其勿写，彼不听，以为描写很神似，且以示之邻座。社长有所觉，於是邻座的日本记者即以呈社长。社长付之一笑，说：「这是我哥哥像吗？」意谓画得他太老，其实心中很不悦，语毕，即以此像压在碟子下，这使我们很尴尬，又不能向他道歉。余大雄後来怪之，沈还得意，以为画得很像。所以社长不还他也。沈泊尘神经早有问题，不久病卒。

　　有一天，我在东京一家日本旅馆里（我们所住的旅馆是日本招待所指定的，群聚在一处），因为体有不适，谢绝了他们一次宴会。但是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言语不通，很为不便，於是临时向余大雄学了一套，譬如要茶要水，要饭要菜，如何呼唤下女等等。他们去了，我觉得枯寂无聊，便实习大雄所教的日语了。唤下女，他们的习惯是拍手，一拍手，下女闻声即至。如果下女不在近处，则可呼唤。我先拍手，无以应，便呼「乃生」（按，此是译音，若译意，即曰「姐样」，日本人这个「样」字，乃尊敬的称呼，男女兼用之），果然下女姗姗其来了。

　　这些大旅馆的下女，都选取年青而貌美的，也大都是高小女学毕业的。我想我虽然学得几句日语，怕发音不正确，格格不吐，不如和她笔谈为妙。那个下女颇甜净，善笑。我先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芳子」。这两个汉字，就写得很工整，於是便一路笔谈下去：什么地方人？几岁了？读过几年书？好似查她的履历一般。她也问我：姓什么？中国什么地方人？从前到过日本吗？又问：有没有太太？则掩口吃吃而笑，似以为这是对旅客不应当问的。我们只管笔谈，却忘了唤她进来是什么事了。她也不问是有什么使唤，我猛想起，便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即说要一壶茶，她便即出去匆匆地泡了一壶茶来。

　　我那时确是腹中有些饿了，但是不知道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日本有许多怪食物，而这些怪食物，又有许多怪名词，常使人莫名其妙。我们在上海时，常和几位在日留学回国的朋友，到虹口去吃司盖阿盖（牛肉烧），也由下女坐在榻榻米上，为之料理，但这可不适宜，也嫌麻烦。忽然想起在中国最流行而普通的一种食物蛋炒饭。因用笔写出给芳子看道：「是甩鸡卵与米饭同煮的。」芳子摇首，笑了一笑，既而又写出了「亲子井」三字，意思是说与我所要的蛋炒饭相类。但这个井字，引起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井字当中加一点呢？我问芳子，是否井字？她说：「不是，读音则如冻。」原来亲子井者，乃是用鸡与鸡蛋，加以粉类同煮。「亲」者，指鸡而言；「子」者，即是鸡蛋；「井」字，乃日本容器。但中国字书无此字，意者日本别有一仓颉吧。

　　在我没有到日本以前，早听说日本是男女同浴，初不避忌的。又说是我乡江建霞太史（标）年少美风仪，在日本洗浴时，日本女郎围观而笑，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因此有「东邻巧笑图」之作。其实也过甚其词，开他的玩笑而已，我到了日本，没有看见到什么男女同浴。据他们说：「那是在浴池中，但男女也是分开的，在泳池中间隔以一栏，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过我在这日本式的旅馆中，他们自有浴室的。那一天，我到浴室中去就浴，推门进去，先有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在内，我即忙退出，她即向我笑颜迎入，原来这是旅馆中的佣妇，他们呼之「阿妈生」的，她只是在清理浴室而已。她作手势，似乎可以帮助我洗浴似的，我急谢辞之。

　　日本那时的浴室，即使在他们号称为大旅馆者，也是简陋得很的。里面是一个大浴桶，贮满了水，足有半身高，底下烧火。就浴的人，另以木桶取水，向全身浇之；或擦以肥皂，用毛巾拭之；所谓淋浴，也没有莲蓬头。但上海那时的各大新式旅馆，却早已有西式瓷浴缸，冷热自来水龙头了。可是日本人勤於浴，到处有公共洗澡的地方，每日必去，无间寒暑，他们是讲实用，不事奢华的，而且对於那个传统性很为坚固，教他到这些新式浴室里去，反面觉得周身不自在咧。

　　我那时也坐过日本的火车，那也远不及中国的火车，但他们那时是自己办的铁路呀，不是像中国那时的借助於外力。他们的卧室车，没有专房，只是一个统间，上下两层，仅仅障以一幕，因此常常有误揭别人之幕而以为自己的卧榻的。倘在中国，脾气暴燥的人，便要怒吼争吵，日本人即使误揭妇女卧榻之幕，也不甚以为忤，只是鞠躬谢罪而已。

　　那时日本火车上，也没有餐车，但一路的车站上，都有出售「辨当」的。（按：「辨当」两字，中国人有译之为「便当」者），「辨当」是何物呢？用木片制成的一长方匣子，中贮以白米饭（冷的，日本人吃惯冷饭，惟米粒较中国者佳），其中或有半个鸡蛋、两片鱼、一块酱萝卜（日本呼萝卜为「大根」，他们的酱萝卜极佳），附有筷子（竹制相连的，食时始分开）牙签之类，其价是日圆两角（那时日圆与中国银圆相差无多）。吃完以後，这辨当匣子和筷子等一古脑儿向车窗外一丢就完事了。

　　荼也是由车站上供应的，一把青花粗瓷茶壶，普通的茶叶，那是热的，其价不过数分而已，喝完了撩在火车里，到下几个火车站，自有人来收取空茶壶去。那是当时的情形，到现在当然不同了。

　　在日本最使人不惯的，便是那脱鞋子的风俗。虽然这还是他们从中国古代学去的，但是我们中国早已改变了，而他们还是固守旧习，不能改变。这也是所谓「万世一系」吗？无论公共场所，无论私人家庭，入门便要脱鞋子。在日本大家都穿木屐的时候，较为便利，现在已普通都穿了皮鞋了，皮鞋上还有带子，解带去履，就要破费不少功夫，何必一定要如此呢？还有，在未去日本之前，我就说笑话：「诸位先生有习惯穿破袜子的吗？假使有那些空前绝後的袜子露出来，是不雅观的。」因为我在上海虹口到日本料理店吃司盖阿盖时，有位王老五，正是袜破无人补，急来抱佛脚，只得临时就近购了一双新袜子穿上，才得傲然进门。

　　那时日本的各大都市，像西洋式那些大百货公司，也早已有了。他们不称为百货公司，而称之曰「吴服店」吴服店中百货杂陈，舶来品应有尽有，本国的新出品，也广为罗列。不似中国上海南京路有些百货公司，是外国人来倾销外国货的；似乎中国货都不值得一顾的了。这些吴服店，每天就有数千人进出，也要教每人脱了鞋子方能进门，那门前鞋子堆积如山了。而且那些吴服店的地板，光漆如镜，走廊又有地毡，不耐你泥鞋的践踏。於是他们想出法子来了，制成了无数的白布软底套鞋，用下女们守在门口（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玄关」），每一客走进吴服店，必套上这白布套鞋，购买东西，或进来巡游的人，从後门出来，也有人守在那里，脱去你的套鞋，这样就方便得多了。

　　总之，我觉得日本在明冶维新以後，百废具举，勇於进取。有人谈起：他们那时到欧美考察的人，最注重於理化机械之学，而中国人到欧美去的，大都研究文学、哲理，以及音乐、美术；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聪明，而有他们的勤恳。中国人自诩为「形而上者」之学，以为高明，其如不切当代的时势，所以当时日本就比中国早熟了。

　　我们这一次也经过日本的名胜古迹地方不少，但我至今都已忘怀，事隔数十年，在日本也有沧桑之感。只记得在西京的游览金阁寺，在岚山的看红叶，有口占句云：「金阁寺前夕照斜，岚山红叶艳於花。……」下句已不复记得，什么风景，亦只是过眼一瞥而已。

　　我们这个记者团，在将欲回国的时候，各人有两日的自由行动。在这两日自由行动里，我做了一次荒唐的事，和余大雄两人作了一次狄斜游，这是应当忏悔的。谁说艺妓不肯以色身娱人者，我不是想吃冷猪肉，本可不删风怀，然亦不过浪费纤佻的楮墨，暂且搁笔。

文如玉

八十六、参观朝日新闻

　　这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参观日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校，如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是我们的许多友朋，曾在这个大学里毕业。但是没有这个机缘，我们的旅游程序单上，也没有这项节目。不过到神田区那里去逛了一逛，看看那里的书店。那里的书店分两种，一是新书店，一是旧书店。日本明治维新以後，正是他们文化发达时期，新书固然风起云涌，每天必有若干种发行，而旧书店里，也颇为拥挤，尤其是那些学生哥为多。我是喜欢逛旧书店的，走进去看看，却见许多号称旧书的实在和那些新出版的相差无几。原来日本的读书人，见新出版了一部要读的书，立即去买，买了来就读，读完了便售给旧书店，再购买新出版的。不像我国人，见出了新书，也必须去买，买了来不看，或看了一半，便堆在书架里，古人所谓「束诸高阁」，甚而至於供蠹鱼的享受，给蟑螂做食粮，不说别人，我就有这个坏脾气。

　　他们这种旧书店，有一定的价值，譬如收进打几折，卖出打几折，各家旧书店一例。那些新书店里，出版的倘然是一位名人著作，几万册在一星期内，可以一扫而光，你要是迟一步，只好仰望於旧书店了。当然，也有好多学者，即使读完了，用备研究参考，不肯即付诸旧书店的，但旧书店总陆续有些收进。故一部名贵的书，在新书店已经绝版，而旧书店反可以获得，大概一部新书，不到三个月，便可以降级到旧书店去，此是书的可悲处；但虽到了旧书店，仍有人赏识它、渴求它，捧之而归，视同良友，则又是书之可喜处了。不过我以为这样吐故纳新之法，颇足以促进日本的文化进展呢。

　　我虽没有参观过日本的学校，我却曾参观过日本当时的新闻事业，只可惜事隔数十年，大半都已忘却了。而况日本近来的新闻社，随时代而进步，也已大异於昔日的新闻社了。我只能就现在所尚能记忆者，一鳞半爪，略述数端。我所参观的新闻社，就是「大阪朝日新闻」。日本的新闻界，当时最发达的便是大阪，而东京次之；这好比我们中国的新闻界，当时亦是最发达的是上海，而北京次之。

　　最先自然是参观他们的编辑部，编辑部本来不大让人家看的，除非是预先约定，我们上海的报馆，也是如此。但我们也是记者，以记者的身份，而先有波多博的介绍，乃得参观。可是约定的时候，乃在上午，谁都知道上午新闻社编辑部，乃是空旷时期，编辑先生一夜辛勤，这时家中作元龙的高卧（那时「朝日新闻」无夕刊）。不遏我们去看看他们编辑部的规范陈设，亦无不可。不出大家所料，上午此间也是空荡荡的，那里有一大间，排列着无数的桌子，有的一人一桌子，有的数人合一大桌子，编辑长（中国称总主笔，後改称总编辑。有一家报馆，又有总主笔，又有总编辑，询之，则曰：「总主笔管言论，总编辑管新闻也」）独居一室，这与我们上海大报馆无大差异，也收拾得清清楚楚。但回顾我们时报，便逊色得多，写字台上故纸成堆，灰尘厚积，那有如此齐整。若「民国日报」，更是拆滥污，叶楚伧的桌子上，绍兴酒、花生米，一塌糊涂，因为他不喝酒，不能写出文章来呀！

　　我本想详细观察一下，譬如附属於编辑部的图书室之类，但此次我们是集体参观，大家也不甚注意於此，我随众鱼贯而入，匆匆忙忙一览而已。不过我看到，他们每一记者的桌子上，大都有一具电话，这就我们上海报馆所不及了。像我们时报而言，总共只有两只电话，一在主笔房，一在营业部，都是装在墙壁上的。申、新两报多一些，但编辑室里，也没有桌上电话呢。上海最初的有电话，不是自动电话，要报了对方的电话号码，由电话局接线生给你接通了，方可谈话。接线生倘迟迟不接，或故弄狡狯，真是要命。有的人急得在电话里恳求：「谢谢你！爷叔！我在这里向你下跪了。」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今见日本的记者桌上，都有电话，可见日本的电路，四通八达，大有益於新闻的报道。西方人说：「新闻是从屋外飞来的，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是这个缘故吧。

　　我们参观了他们印报的机器房，那就觉得伟大了，他们总共有轮转机近二十部，导观的日本先生说：「有十余部是自己制造的，有四五部是舶来品，自己制造的还不及舶来品，现在正加研究精进，可以不需舶来品。」想想正要脸红，申报馆自史量才接手，在外国特买了一部新的轮转机，装在楼下沿马路，从大玻璃窗外可以看得到，赢得许多路人围而观之，以炫示申报力求革新，标明一小时可印若干报纸。若我们时报馆则更是丢人，还是老爷式的两部平扳机，这老爷机又时时喘息走不动，常常挤不上火车报（最先出版，送火车站早班车）这真是小巫之见大巫了呢。

　　这个机器房，地下全是小铁道，纵横贯穿，有如蛛网。你道是为什么？原来那些印报的机器，每天张大口，要吃进多少吨的报纸，而这些报纸，必需要一个大仓库可以堆积的。像朝日新闻这样一个新闻社，他们的纸库，至少也储藏几百吨卷筒纸的。从纸库到机器房，也有一段路，谁去扛抬这些笨重的纸料，这就只有把卷筒纸装上小铁车，推上小铁道，送进机器房，装入印报机了。报纸印好吐出，连摺叠，包扎也是用机器的，便也由小铁道间运出，送上运送报纸的大汽车，应送火车站的到火车站，应送轮船码头到轮船码头（那时还没有飞机），自有人管理，很快的运送出去了。

　　说到报纸，我又想起我们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了。中国自从创兴了新闻事业以来，一直是用外国纸张。最初申报、新闻报，是由外国人创办的，他们用外国纸，不必去说它了。以後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也是靠那些舶来品。

　　起初外国纸输入中国来的，也是平板纸，我记得那时多数是瑞典、挪威出品，随後也就有加拿大的出品。这些平板白报纸，以五百大张，称之为一令（就各报纸的篇幅大小，一开为二），自从申、新两报有了转轮机後，方始外国有卷筒纸输入（还有西文报纸，也用卷筒纸，但销数极少），但平板纸仍有进口，因别家报馆还是平扳机，不能不用平板纸呢。不过申、新两报是向外国直接定购的，其他报馆，就在上海的纸商购买的，因为那些穷报馆，资力不充，只有零零碎碎去购取的了。

　　於是上海的有些纸商，想出新花样来，开了一种切纸公司。怎叫做切纸公司呢？据说是把卷筒纸切成平板纸，仍是以五百大张称为一令，你可以临时要买多少令，就买多少令，他们只是做生意，却加惠於那些穷报馆。而且都开在望平街附近，而且还做夜市，可以做到深夜十二点钟。不过要现钱交易，不赊不欠。那时民国日报，是上海著名的穷报馆，赖邵力子，蔡楚伧两君，苦力支持，常常报已编好，无力买纸，於是楚伧飞一笺，向我告贷，其词曰：「今夜又断炊矣，恳借我十元，以疗我饥」云云，我即解囊予之。其时的纸价，有十元可买四令纸，不出三日即偿还，其实他们馆中经济，由力子主之，但力子觉得不好意思，而楚伧与我同乡，又以我编杂志，请他写稿，有文字缘，较不客气耳。

　　这个时候，日本已是纸业发达，纸厂林立，并不要仰仗於外力了。颇闻有新闻社自办纸厂的，也有与纸业公司合作的。我还记得当时日本的「读卖新闻」，所用的纸，别创一格，乃是淡红色的，这必是定货的了。日本以文化发展，印刷事业随之扩大，各种纸品费用日繁，即对於印行书刊图画等物，用纸亦已不少咧。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到现在更不知进展如何了。

　　在我中国，记得曾有一度，以上海用纸最多的如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等，曾合议在浙江某一地方创办一制纸公司，结果，意见不协，未能成功，这事我当时略有所闻，此刻却已想不起了，许多老朋友，当还记得。後来上海有一家较大的造纸公司，居然也能试造卷筒纸，曾经请过申报馆作试用。史量才告诉我，那天夜半开印时，不旋踵而机器就停了，问他们为什么呢？回说这种纸经机器一卷，便即破碎了，须停十五分钟，方能接上。量才说：「我报夜半三点半开印，六点钟要运火车站，经得起每次停十五分钟吗？」不得已只好仍用舶来纸。一个国家，欲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不能自己造纸，差不多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我在报馆里的时候，常常看到日本报，所有东京，大阪的各大新闻，都有得寄来。因问楚青，是否与他们特约交换的。据楚青说：「我们并未与他们交换，我们开报馆後不久，便送来了。」我起初以为楚青、景韩、继兴，他们都是日本通，所以与日本新闻界有所联系，特别寄送时报。继见别家报馆，也一样赠送，可见日本的宣传性质，器量甚大。不过这种日本报纸，送到各报馆，大家看也不看，原封不动，送之字纸箩中。不但他们不懂日文的人，即如我们馆中景韩、继兴，都谙日文的，也不屑一顾呢。我这一回到日本，倒是很想参观一下日本新闻界的状况的，无奈这是个团体旅行，不能自由，而且这一个集团中，还有几位不是我们同业中人，说是走马看花吧，不但花香未曾嗅到，花影也未曾窥见呀。

　　当时我所参观的「大阪朝日新闻」，觉得最特异的便是他们的改版室（按，「改版室」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何谓改版室呢？原来他们的报，一清早已印好发行出去了，但在印刷发行的时候，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他们等不及到明晨始行见报（那时还没有夕刊），於是就在第一次原报上，挖去一些旧新闻，补入了新新闻，打好纸板，重新开印，这便是所改的第二版。当第二版开印时又有新闻电报来了，仍要挖旧补新，开印第三版。……如此的改版，一天甚至可能改版到六七次，要看新闻的来源重要不重要。假定上午五点钟出第一版，七八点钟出第二版，中午出第三版，以及下午出若干版，一天工夫，便是改版不停，出版不停。

　　有人说：这样的改版，不是使读报者迷乱吗？究竟是读了那一版才对呢？不！他们是有规定的，排好了次序，有条不紊的。

　　尤其是运输到外埠，外国的报纸，何处是第一版，何处是第二版，不教人看重覆新闻，也不使人有漏网新闻之虞，那是联系了国内外的交通邮便寄送出去的。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刻，是在上午约十点多钟，而他们的报纸、还正在机器上印行，也不知是第几版。却见有两位校对先生与排字工友，围聚在机器旁边，就地在那里工作，满头大汗的形势紧张得很，而频频听得有铃声，似乎是催促他们，时限已到，我们也不敢打扰他们，只得望望然去之了。总之我觉得日本那时，对於无论何种事业，都是一本正经，不像我们那时的喜欢轻松，懒散、写意、省力，甚至不负责任、乱搭架子。我不是扬人之长，揭己之短，当日的感想，实在如此。那时是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後，大正年代，而我国亦在辛亥革命以後，军阀时代呀！

　　回国以後，不多几天，我遇到了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先生（凤谦）。那时我已住在爱而近路的庆祥里，在这个里口却开了一家小小的闽菜馆，店名唤作「又有天」，那个名字，当然由一时著名的闽菜馆「小有天」化出来的。而这家「又有天」的老板，从前原来是高先生家的厨子，所以梦旦先生常常约了二三知友在此小吃。那天我刚走出庆祥里口，便被高先生拉住，同往吃饭，在座好像还有李拔可先生。

　　高先生知道我新从日本回来，问我有何记述。我告诉他集体旅行，实在没有看到什么，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归。既而谈到了新闻界，我们当记者的，就如俗语所说的「三句不离本行」，讲到在「大阪朝日新闻」看了一看，也只看到一点外表，未审其内容。高先生说：「您何妨写点出来呢！我们出版界，也与新闻界息息相通，现在我们出版的书籍中，也没有一种对於新闻事业的著述，近来到欧美各国去留学的，也有几位研究新闻学的，我们不管它，先把日本新闻事业，写出来给人看看也好。」

　　我经他一说，心中不免也有所动，回国以後，关於日本社会上、风俗上，琐屑的事，在时报上（尤其在小时报上），也零零碎碎的记述了一些，可是也不免杂乱无章。如果此行是写了日记的，那就好了一点，但也没有，我便是上文所说的轻松懒散的一流人吧。

　　我使和梦丹先生说：「让我考虑一下，管中窥豹，仅见一斑，对於日本新闻事业，虽然略看一点儿，实在资料不多，而且不能作统一贯穿的叙述，我当整理作为笔记体裁，或可以编一小册子。」

　　我那时便穷了一个月之力，约摸写了有二万宇，因为资料不多，实在枯窘得很。且在此时代，新闻事业正在日趋进步，日本又是同文之国，可以做中国一个榜样，而我不能向之研究采访，深自抱愧。不得已将日本新闻的普通状况（与大阪朝日新闻齐名的，有大阪每日新闻，而且东京也有朝日新闻）叙述一番，杂凑成文，怕还不到三万字。题其名曰「考察日本新闻略述」。自己看看，也不能满意，但高先生说可以印行，而且还取了我一张照片去，登在扉页上（按，我所著述的刊物，从未有印出照片，仅此书有之）。可是出版以後，销数寥寥，远不及我译写的小说，这是冷门货，谁也不高兴去看它。不用说不是报业中人了，即使是我们同业，也懒得看它，日本是日本，中国是中国，吾行吾素。至於物质上的发达，问之报馆老板好了。但是仔细想来，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看到日本的日趋进步，而我瞠乎其後，不能不有些愧作，有所警惕呀！

文如玉

八十七、记上海晶报

　　上海自有大报以来，即有小报，小报起於何时，有人纪载说是在一八九七年，从李伯元（那是写「官场现形记」别署南亭亭长的）在上海创办「游戏报」开始的。以我所知，似乎那些小报的发行时期还要早一些，「游戏报」也不是上海第一种小报，好像先有什么「消闲报」等等。总之「游戏报」是最著名，以後续出的便有「繁华报」「笑林报」种种名目的小报出现，此刻也已记不清楚了。

　　小报的内容如何呢？当然以趣味为中心，第一是不谈政治，所谓国家大事，概不与闻。所载的不过是街谈巷议，轶事秘闻。也没有好材料。执笔者都是当时昕谓洋场才子，还弄点什么诗词歌赋游戏文，也有一般人爱观的。到後来日趋下流，专写这些花界伶界的事。甚而至於向那些娼家去*，乱敲竹杠。譬如说：上海的高等妓院，吃酒叫局，都是三节算帐，他们倘然与那家妓院有隙，便在报上放一谣言，说是下节某妓嫁人了。那些嫖客本为属意於某妓而来捧场的，至此便「漂帐」了（「漂帐」即赖债，妓家术语），又如对於伶界，他们也有剧评（那时各大报没有剧评的），北京来了一个名角，他们便闯进看白戏，以前上海的戏馆，还没有买票制度，你不让他进去，他明天写一个剧评，便把你丑骂一顿，戏馆老板虽痛恨它，可没有办法。所以这些小报，已弄得人人憎厌了。

　　那时的小报界中，似以李伯元的「游戏报」销数较佳，因为他在上海交游颇广，而尤以他所写的那部「官场现形记」，附载报上。其时正当清末，人民正痛恨那些官场的贪污暴虐，这一种谴责小说，也正风行一时，李伯元笔下恣肆，颇能侦得许多官僚酸史。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佐杂班子，我当时也认识他，在张园时常晤见。所谓张园者，又名「味莼园」，园主人张叔和（名鸿禄，常州人，广东候补道，曾办招商局，亏空公款，被参革职，以其宦囊，在上海造了那座张园）与李伯元为同乡，所以我知「官场现形记」中的故事，有大半出自张叔和口中呢。

　　小报与大报不同之点，不但在於内容，而亦在於外型。即如说：它的纸张，大小最有分别，小报只有大报纸张之半；大报每份都有数张，小报则每份仅有一张。再说：太张都是靠广告，广告越多，纸张越加多。小报则靠发行，往往仅有半张的纸，却能与大报数张的纸的价目，并驾齐驱，这便是短兵相接的，也有它的足以胜人之处了。

　　再次谈及报纸上的副刊。记得北京某一家报纸出版副刊，刘半农写了一个发刊词，开首便说：「报纸为什么要有副刊？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出，但有报必有副刊……」但我敢说副刊是一种自然趋势，而且还受着小报的遗传性。因为未有副刊之前，先有小报，最初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副刊，可是我见到那些最早出版的报纸，在新闻之後，便有什么诗词杂文之类，不过当时是不分栏的，那便有了副刊的萌芽了。到後来可以说把小报的材料吸收了，取其精华，遗其糟粕，於是遂有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与「小时报」那时候，副刊便成为大报里的小报了。

　　在这个时候，旧时的小报，已成腐化无人问津了，而忽然崛起了一张「晶报」，这是在小报界里第一次革命。

　　晶报本是神州日报的附刊，神州始由于右任等所创办，一再易主，而入於皖籍人士之手，最後始归於余大雄，余亦皖人也。籍隶徽州，胡适之所自嘲的徽骆驼者。（按，有一种虫，名「灰骆驼」似蛛蜘而背高，作灰黑色，以「徽」，「灰」同音，苏人以之嘲徽州人者）。但他为人勤敏，当接收神州日报的时候，报纸每日的销数，不及一千份，百计思量，总是难於起色。於是他在神州日报出了一张附刊（附刊非副刊也，又称之曰「附张」），唤作「晶报」。

　　为什么唤作晶报呢？因为它是三日刊，每隔三日，方出一纸，以三个「日」字凑成一个「晶」字，所以谓之晶报，而且也带有光明精澈的意思。谁知读者虽不喜神州日报而却喜晶报。每逢附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增，没有晶报的日子，销数便大减。因此余大雄便对於晶报，十分努力，对於「神州」，则日趋冷淡，晶报朝气充沛，蒸蒸日上，神州却近乎冬眠状态了。

　　但那个时候晶报不能独立，必附属於神州，因它有宗主权也。神州的编辑是吴瑞书，常熟人，说来好笑，编新闻。写论说，孤家寡人，全编辑部只有他一人包办，真似广东人所说的「一脚踢」，好在只出一大张，大约一小时便可以齐稿上版，神州真是种速之至。至於晶报，要三日方出那么小小一纸，余大雄於此三日内钩心斗角，取精用宏，与神州相较，缓急之不同，真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有位张丹斧先生（又号丹父）借住在神州报馆，余大雄便请他为晶报编辑主任。张是一位扬州名士，好写奇辟的文章，本来扬州文艺界，从前有扬州八怪的名人逸事，而这位张丹翁也有些怪癖。他虽名为编辑主任，并不与闻晶报编辑事，只偶然写一则怪文，作一首怪诗而已。一切徵集新闻，处理文字，都是余大雄亲手经营，要三日方出一纸，也真可谓算得好整以暇了吧。

　　大雄好客多交游，实在他的好客多交游，就是为他徵集新闻材料的谋略。

　　他对於晶报，发布了有三大纲：一、凡是大报上所不敢登的，晶报均可登之；二、凡是大报上所不便登的，晶报都能登之；三，凡是大报上所不屑登的，晶报亦好登之。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不畏强暴，二不徇情面，三不弃细流，这是针对那些大报而发言的。先打击了大报，以博读者的欢迎，那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是一种战略。但如果只是这样空言白话，说说罢了，那就没有意思，总要给点真材实料，给读者们看看，方足以取信於人呀。

　　所谓真材实料是什么呢？便是要徵集大报所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资料了。余大雄的徵集新闻资料，有两种方法，一是取自外的，一是取自内的，试为约略言之。

　　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也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实为可笑之事。当时也没有外勤记者这一种职业，即使有外勤记者到人家去访问，人家也绝不欢迎。余大雄就是以他的交游广，他以友朋的姿态去访问，人家不能拒绝呀，可是有极新鲜的新闻，就从此中来了。他所访问的友朋以何种人为最多呢，其中以律师，医师、其他一般所谓自由职业者，次之则是海上寓公、洋场才子了。这时候，上海的律师，多於过江之鲫，在法政学堂读三年书，就可以到上海来挂律师牌子了。自然，也有精通法学的名律师，也有只挂了一块律师招牌而从没有办过法律事的。余大雄奔走其间，每每获得大好的新闻资料；其他如上海的许多名医，及一般自由职业者那里，也往往有珍闻出现，所以当时人家呼余大雄为「脚编辑」。

　　这便是取自外的了。再说：神州日报那房子，既旧且窄，晶报这小小一间编辑室，也就是他的会客室。有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余大雄的朋友，张丹斧的朋友，朋友带来的朋友，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谈天说地。笑语喧哗，吃饱了自己的饭，闲管着别人的事，讨论辩驳，是白非黑，而他就在此中可以汲取材料了。好在晶报要三日一出版，尽多空闲时刻，不似大报的每日出版，匆忙急促。还有文人好事。自古已然，忽然的天外飞鸿，收到一封叙事既曲折，文笔又幽默的报告秘闻，这又都是意外收获了。诸如此类，可说那新闻取自内的了。

　　总括一句话：晶报上的新闻资料，没有什么内勤、外勤，也没有什么薪资、稿费，这是与大报完全不同的。譬如说：人家偶然报告一件有趣而重要的新闻，怎样去衡量这个价值而与以酬报呢？人家也不过出於好奇心，发表欲，一时兴之所至。见大报所不登而晶报所欢迎的，便即写来了。不过虽然晶报所欢迎，也须加以调查，是否翔实，未可贸然登载。所以晶报对於什么稿费这一层，却是不必谈的。

　　就晶报所发表的新闻故事偶拾数事而言：当时上海法租界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势焰熏天，谁也不敢得罪他们的。但是有一次，黄金荣为了娶一个女伶人露兰春为妾，与一个上海富商薛某之子争斗的事（按，露兰春是黄金荣所开的「共舞台」戏院的女伶；薛氏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囤积颜料发财的薛宝润的儿子；薛氏子很吃亏，为黄门徒众，打了一顿，弃於荒野），他报都不敢登，晶报登了。这件事，後来黄金荣的徒弟们，计谋要把余大雄骗到一个地方，依照对付薛宝润儿子的方法，把他毒打一顿。也有人说：这种瘦怯的文人，吃不起我们「生活」（「生活」，沪语代表殴打的意思），那是要闹出人命来的，不如请他吃一次「糖油山芋」吧（所谓吃糖油山芋者，雇一个小流氓，用旧报纸包了一包粪，伺於路旁，乘其不备，塞在他的嘴吧上。那就是请他吃屎的恶作剧，上海也有许多人尝试过了）。但黄老板门下也有文化人（也有报界中人）出来调和了，劝余大雄，何必要吃那些眼前亏呢。教余大雄登门道歉一番，总算了却一件事。

　　至於说大报所不便登、不愿登而晶报独登的，那是不可以偻指计。即如张謇与余觉、沈寿的一重因缘，上海各大报，没有一家肯登的，而晶报乃以为奇货可居，大登特登。又如有一衣，胡适之在上海吃花酒，这也无足为异，当他在上海华童公学教书的时候，本来也是放荡惯的。这一回，他是胡博士了，是中国教育界的名人了，当他从北京来上海。即将出国，似乎要尊严一点。偏有那位老同学胡宪生（无锡人），觞之於某妓院，遇为余大雄所瞥见（他们是同乡），又以为这是晶报好材料，便写了胡适之冶游的一篇素描。这也是大报上所不便登而不屑登的。其它也不胜枚举，而最轰动一时的，便是「圣殿记」一案了。

　　圣殿记者，当时有一位德国医生希米脱，到上海来行医。他不是普通的医生，却是施行一种「返老还童术」（上海人如此说法），来了以後，大事宣传，说是怎样可以恢复你的青春腺，在性事上疲不能兴的，他可以一针使你如生龙活虎，永久不衰。在那个时候，上海社会，确可以吃香。在各大报上都登了广告，而且求名人作义务试验。据说：试验打针者有五人，而其中一人乃是康有为。於是上海有两位德国派的青年医生（上海当时习医分两派，一为英美派，一为德日派）黄胜白与庞京周弄笔了，写了一篇「圣殿记」，投稿於晶报。

　　怎么叫做「圣殿记」呢？所谓「圣」者，指康有为而言，因康有什么「孔子改制考」的著作行世，素有康圣人之称：这个「殿」字呢？原来在古文「殿」与「臀」通，北方人呼臀为「腚」，南方人则呼臀为「屁股」。那就是说这一针是从康圣人的臀部打进去的，文甚幽默，语涉讽刺，康先生大人大物，以为这些小报吃豆腐，不去理它，那知激怒了这位德国大医生希米脱，他正想到上海来大展鸿图，不想被人浇以冷水，大触霉头。於是延请了上海著名的外国大律师，向晶报起诉，以诽谤罪要晶报赔偿损夫。

　　这个损失晶报赔得起吗？必然是狮子大开口，朋友们都劝余大雄，在这租界上与洋人打官司，总是中国人吃亏，不如向律师疏通，道歉了事，希米脱不过借此*，要开展他的滑头医术，我们报上给他说些好话，为他宣传宣传，也过去了。但余大雄很为倔强，他说，我们晶报虽小，一向以不畏强暴著称，许多读者喜欢看晶报也因为此。现在一个外国滑头医生，靠着租界势力，来威胁我一个小报，我决计抗一抗。况且这篇文字，我们只与南海先生开一次玩笑，对希米脱也没有什么诽谤，南海也不计较，他算什么？以余大雄的倔强，这官司是打成功了。审判的那一天，是英国领事当值，中国方面的会审官是不是关烱之，我已记不得了。结果：宣布被告余大雄，赔偿原告希米脱一元。赔偿损失一元，这不是可笑的事吗？这是象徵着原告已胜诉而被告已败诉吗？

　　再说：希米脱所要赔偿的是名誉损失，而他的名誉只值一元吗？所以判决以後，希米脱一路怒吼骂人走出，晶报同人则很为高兴。据说：赔偿极微的损失，在英国法律有此判例，这有劳於研究英伦法学家了，但是在面子说，白人总是胜拆了。未几，希米脱悄然离沪去了，这一场官司晶报却增长了千余份报纸。

　　更有一事可回忆的，当晶报兴盛的时候，史量才颇想收买它，曾托我向余大雄一探其意。量才的意思，以为有许多社会新闻，申报上是不便登的，倘有一个小报如晶报者，作为卫星，那是「老申报与小晶报」（按，这是上海小报贩在各里弄里高喊的，「老申报」要吪？「小晶报」要吪？小晶报因此出名）岂非相得益彰吗？但这个交易，余大雄要他四万，而史量才只肯出一万，这当然不成，晶报何所有，一部神州日报遗传下来的平版老爷车机器，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申报也用不着它，无非是买这晶报二字而已。但晶报的组织与他报不同，有余大雄的奔走各处，不惮劳烦，采访新闻，人呼之为脚编辑的。有各色各种的人，跑到晶报馆里来，谑浪笑傲，高谈阔论。就於此中有奇妙的新闻出现，而不是你区区出了些稿费，就可以买得到的。听以我向史量才说：「收买老申报容易，收买小晶报倒是不简单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