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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与治水社会 当然这些冲突的规模和涉及范围可能并不如后世所想的那么广。最主要的冲突地区应该是在洛河下游地区与泰山之间的那一区域，这一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尽管后来来自黄土高原的“周”人最终确立了华夏族的正统地位，并随之将同样来自黄土高原的“炎”、“黄”二族奉为正朔，并描写为那场冲突的绝对胜利者。但事实上西部族群并没有就此取得从渭河平原到山东丘陵的统治地位。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一方要想快速取得压倒性优势是非常困难的。  中原（河洛地区形势图）
因此我们会看到上古的一些记忆中出现了一个和平时期(史称五帝时期)。在这一时期东西两大部族共同推选部落联盟的盟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尧、舜”。关于这些盟主的族属向来都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东西两大族群都有。 正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整个人类史就是一步战争史。因此这次大融合首先是一部战争史，其次，这更是一部因为治理黄河而引发的治水史。 关于这场被冠名为“大禹治水”的数千年前水利神话的诸般要素，一直众说纷纭。根据我们依自然地貌所推算的结论，这场大水所覆盖的主要范围大致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直至江淮流域，而其中最主要的水患来源就是那条在下游不断变道的母亲河一一黄河。  位于今汶川县城的大禹雕像
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条河流像黄河那样多变。也不会像黄河一样对一个民族的发展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造成黄河下游如此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黄河下流处在华北平原之上，这一地区不像黄河中上游地区有高山做为屏障，限制了黄河的走向。一旦水量骤增，是很容易出现漫流的。 如果光是这种情况，人类并非没有办法寻找到规律加以控制，甚至利用的(比如古埃及人之于尼罗河)。但黄河下游的悲剧在于第二他的中游经过的是黄土高原。那些厚达上百米且疏松的黄土层，虽然方便让仅有石制工具的原始先民们大规模的开垦，却也极易被黄河带走泥沙。这些泥沙在华北平原上垫高了河床，导致黄河所经之处的河床往往都要高出地面。  开封柳园口附近黄河的“悬河”形势
在文明形成的理论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治水社会”论，西方用之来解读东方专制文明的形成。核心观点是东方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治水需要的前提下，由于兴修和管理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有控制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慢慢就产生了大一统思想以及专制的制度。当然，这种解读在中国是被批判的。至于原因就靠大家去想象了。  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治水社会论“，
不管这种“治水社会”的理论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起码在黄河流域倒是的确印证了这种说法。 在中国有史可查的，长达二千多年的治河史中，如果黄河下游所流经的地区不通力合作，一旦黄河决口，它所覆盖的范围有可能北至海河，南至淮河。也就是说大部分华北平原都有可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这种治理过程中，处于上水地区无疑是占据地缘优势的。如果没有上水地区的配合，下水地区是无法治理好水患的。这也能解释，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西部族群，为什么能最终融合东部族群。 我们知道，黄河下游一直在由北至南呈扇面状变动，这其中大致分为三条路线，一条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路线，从山东丘陵北面贴身而过，称之为中线; 另一条是向北沿海河河床进入渤海，称之为北线;第三条就是向南，连通淮河的支流，最终夺取淮河的入海口入黄海，也就是所谓“夺淮入海”，称之为南线。 这三路线的变动点并非在一个点上，但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从下面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历代黄河下游河道分布示意图
黄河下游的变动点西部的起点大致在洛阳与郑州的中点，也就是现今郑州与洛阳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区。而东部的变动点则在开封以东，约在现在的兰考县附近。也就是说，如果要想治理好黄河下游的水患，或者想改变黄河的流向，这一地区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是帝土成就霸业的必争之地。 2 洪水中的夏文明 在之前的族群争斗中，西部的族群显然已经在这一地区确立的领导地位。因此做为史记中黄帝的玄孙一一“禹”来说，能够领导这场治水战役的胜利，并最终成为东西两大族群的共主，是否合地缘规律的。(禹和黄帝是否有亲缘关系，并不能确定，但最起码应该是同族的) 如果我们确定禹的儿子“启”最终的确建立了世袭制的“夏”朝。那么他之所以敢于挑战之前的“轮庄”形式，其所依仗的正是发现了治水的关键地区正在自己所掌控之中。其所影响的范围更多的应在黄淮平原 (核心区仍在今天所确定的“中原”地区) “禹”所治理的黄河走的是北线，这条线路也被称作“禹贡黄河”或“禹河故道”。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无数河官奉为经典，并认为黄河复归此路为害最小。  大禹治水可能地点示意图
以上我们已经分析了成就“中原核心区”的地缘动力，这个原动力就是控制黄河下游走向的力量。 黄河在今后的历史中，无数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以水为兵”，但最先掌握它的力量的是“禹”，他的儿子“启”也因此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一一夏。不过既然“中原核心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被发现，那么希望取得共主地位的族群就必然要以这一地区为争夺目标了。  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
说到夏的问题。夏朝是否存在，亦或能不能算一个王朝都是一个至今存在大量争议的问题。不过通过地缘的推算，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区的西部族群，是完全有可能凭借治水而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垄断东西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  有关“夏”的一切，从夏存在与否到夏是谁，常议常新。
当“夏朝“首次将共主的位置按照血缘的关系传承下去后，也意味着东西两大族群之间数百年所达成的平衡被破坏了。最先提出挑战的是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族群。时间仅仅是在“启”垄断共主地位之后数十年，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时期。结果是来自山东丘陵的东部族群在最初取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带长达四十年(史称太康失国)，其后，“夏”族又重新夺回来统治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四百多年。  后世想象中的太康失国事件，图中后羿即为东夷族首领
打败了地缘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后，“夏”的共主地位的确是更加稳固了。不过所谓“500年必有王者兴”，想做老大的人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只是梦想人人可有，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地缘优势。这一次的挑战来自北方，族群的名称叫做“商”。 3 位置里的迭起兴衰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谁如果想成为天下共主，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 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由于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他的位置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则需要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了。好在中原地区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使得有些足够的对比对像来找寻“先商”的足迹。  夏商周三代地缘关系示意图
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商族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有着亲缘关系(也就是本贴所说的三个“原始东夷”根据地之一)。  “原始东夷”的三个根据地，红山文化即居于最北方辽河流域，距今约6000至5000年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是符合陆地的迁移路线的。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商族属于“原始东夷”系统是可以肯定的。 商族能够最终代替夏入主中原，首先的原因要得益于他的地理位置。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的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  《诗经·商颂》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显示出商族和东夷族一样具有强烈的鸟图腾崇拜
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中。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我们知道“夏”之所以不为今天的西方国家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 相对的，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获得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并以此而影响世界。但事实上中国古代很多关键技术的确是在西亚地区率先获得突破的，青铜就是一例。  春秋曾侯乙尊盘。运用极为复杂的失蜡法铸造，被认为技术原型源于西亚安纳托利亚地区
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不管青铜冶炼技术是否由西亚传入，商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技术的掌握所造就的军事优势，不亚于3000多年以后，欧洲人由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后者依靠这种优势所取得的不对称力量，打破了地缘固有的平衡，并以此而急速扩张自己的地缘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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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4 12: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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