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的开国中将，数量比开国上将都多

老八路

文/水新营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在解放军各大军区的军政主官岗位上，开国中将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据统计，在177位开国中将中，有41人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含大军区代司令员、专兼职政治委员），在开国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中绝对数量最多。任职百分比占开国中将数量的23.2%，这一比例在四类开国将军中，仅次于开国上将。

“文革”前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

195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解放军的大军区由原来的6个改设为12个。到1956年4月，大军区的数量达到13个。此时，随着开国元帅级人物不再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一批开国将军开始走上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文革”之前，有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秦基伟、黄新廷、冼恒汉、谭冠三、张经武、廖汉生、梁必业、刘兴元、刘培善、谭甫仁、袁升平、钟汉华、萧望东、李成芳、杜平、甘渭汉、曾绍山等20位开国中将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

解放军13个大军区的首任军政主官除了3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由地方负责人兼任外，其余均为开国上将和开国中将担任。其中，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分别担任兰州、新疆、西藏军区司令员；冼恒汉、王恩茂、谭冠三分别担（兼）任兰州、新疆、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不过，1955年设立的大军区最初的规格还是有区别的，根据1955年5月2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编制军衔表》显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昆明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的编制军衔比照标准要比武汉、成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当时福州军区尚未成立）司令员、政治委员的规格高一些。

“文革”之前，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有5人，除了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之外，还有两人，即秦基伟、黄新廷。1957年9月，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秦基伟从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毕业，接任军区司令员；1960年8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接任军区司令员。

◆1967年2月14日，王恩茂与各大军区领导受到毛泽东接见。

“文革”之前，担任过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有16人（含一位大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除了冼恒汉、王恩茂、谭冠三之外，还有13人。之所以出现数量较多的政治委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一个大军区设立多个政治委员，如南京军区最多时设7个专兼职政治委员，其中军队干部3人。

继冼恒汉、谭冠三、王恩茂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之后，更多的开国中将开始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职大军区政治委员的还有6人。195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兼任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9年10月，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改任第二政治委员），他还是当时国防部副部长中唯一的开国中将。1959年11月，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梁必业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兴元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培善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谭甫仁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此时，排在大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之前的政治委员或第一政治委员大都还在地方担任要职，工作重心在地方。

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至“文革”爆发前，还有7位开国中将走上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1960年12月，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袁升平接替梁必业，担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1月，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钟汉华调任武汉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63年12月任第二政治委员。1961年3月，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萧望东被任命为军区第四政治委员，1963年12月任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2年9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成芳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3年3月，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杜平被任命为南京军区第七政治委员。1965年11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原部长甘渭汉调任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1966年3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绍山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文革”之前，还有部分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因工作需要调到其他岗位。1960年12月，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梁必业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63年12月，谭甫仁不再担任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后任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1965年5月，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萧望东调文化部，先后任副部长、党组书记、代部长。8月，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经武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文革”期间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

“文革”期间，尽管解放军的大军区数量由13个减少到11个，但开国中将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数量却进一步上升，有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秦基伟、黄新廷、梁兴初、滕海清（代）、曾思玉、陈康（代）、郑维山、皮定均、王必成、刘兴元、冼恒汉、谭冠三、廖汉生、刘培善、袁升平、钟汉华、李成芳、杜平、甘渭汉、曾绍山、孔石泉、谭甫仁、陈先瑞、周赤萍、陈仁麒、赛福鼎·艾则孜、徐立清、王辉球、刘志坚、肖望东等33人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其中，梁兴初、滕海清（代）、曾思玉、陈康（代）、郑维山、皮定均、王必成、孔石泉、陈先瑞、周赤萍、陈仁麒、赛福鼎·艾则孜、徐立清、王辉球、刘志坚等15人是首次担任。

“文革”爆发时，有16位开国中将正在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上，其中张达志、王恩茂、张国华、秦基伟、黄新廷等5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冼恒汉、王恩茂（兼）、谭冠三、廖汉生、刘培善、刘兴元、袁升平、钟汉华、李成芳、杜平、甘渭汉、曾绍山等12人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少时任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的开国中将“文革”初期受到冲击。5位在职大军区司令员中，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先后被打倒和受到严重冲击，离开了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另外两人中，1967年5月，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四川，后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72年2月病逝在任上。1969年11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调任炮兵司令员。

12位在职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中，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廖汉生、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培善、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钟汉华、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甘渭汉、兼任新疆军区政治委员的王恩茂等6人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和受到严重冲击，先后离开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其中，刘培善被迫害致死。1966年11月，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调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第一副书记，后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

另外，还有3位时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在“文革”期间兼任过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冼恒汉一直在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岗位上，并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兴元在“文革”初期接替黄永胜，并担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后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后改任军区政治委员）曾绍山在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接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其他两位时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后来也被免职。“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进一步插手山东问题。1973年8月，山东省委第二书记、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袁升平被免去党政军职务，并遭关押囚禁四年。不过，袁升平的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一职由于没有办理正式免职手续，使得一些权威的军史资料都显示他在济南军区的任职到1978年12月。1974年11月，南京军区第七政治委员杜平（实际是当时军区唯一的专职政治委员）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被免职。

“文革”期间，随着一些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的调整，还有15位开国中将首次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其中，在大军区司令员岗位上的有7人，1967年3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梁兴初接替黄新廷，担任军区司令员；7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接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69年6月，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接任军区司令员，之前他一度担任军区代司令员；11月，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接替张达志，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1971年6月，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接任军区司令员，原司令员秦基伟已被打倒数年。此外，还有两位开国中将担任的是大军区代司令员。1967年4月，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调内蒙古军区，代理军区司令员。同年5月，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改为省军区。“文革”开始不久，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打倒，在十分混乱的局面下，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一度代理司令员。

◆冼恒汉与皮定均合影。

首次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15位开国中将中，在大军区政治委员岗位上的有8人。1966年11月起，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委员孔石泉调广州军区，先后担任第四、第三、第二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9年6月，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先瑞被任命为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0月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9年8月，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周赤萍重返军队，担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12月，炮兵政治委员陈仁麒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7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赛福鼎·艾则孜兼任新疆军区代理第一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11月，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复出，调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3月，空军原政治委员王辉球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8月改任军区顾问。同年5月，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刘志坚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

“文革”期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首次担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也面临许多考验。1971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因“华北山头主义”问题被打倒，沉冤多年。“九一三”事件后，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周赤萍、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陈仁麒因涉及林彪问题被隔离审查。

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时任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中，“九一三”事件后，一些人先后复出，重新走上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1973年7月，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复出，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2月，原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另外，在“文革”前离开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的开国中将，也有的在“文革”期间重新回到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1968年5月，工程兵政治委员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并兼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12月，谭甫仁不幸遭凶手枪杀。1975年8月，原文化部代部长萧望东复出，调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1973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对解放军的8个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其中涉及到两名开国中将，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76年7月因飞机失事殉职。在当时11个大军区司令员中，开国中将占4人。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因任职时间较短等原因，没有对调交流。

“文革”期间，除了张国华之外，还有两位开国中将由大军区军事主官改任政治主官、政治主官改任军事主官。1975年10月，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调到北京军区，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兴元则改任成都军区司令员。

“文革”结束后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开国中将

“文革”结束后，有曾思玉、王必成、秦基伟、刘兴元、聂凤智、吴克华、杜义德、饶守坤、张才千、郑维山、冼恒汉、曾绍山、孔石泉、陈先瑞、赛福鼎·艾则孜、徐立清、廖汉生、刘志坚、萧望东、杜平、甘渭汉、李成芳、钟汉华、向仲华、袁升平、王恩茂等26位开国中将担任过大军区军政主官。其中，聂凤智、吴克华、杜义德、饶守坤、张才千、向仲华等6人是首次担任。

“文革”结束时，有13位开国中将正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上。其中，曾思玉、王必成、刘兴元等3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曾绍山、孔石泉、陈先瑞、赛福鼎·艾则孜、徐立清、廖汉生、刘志坚、萧望东、秦基伟等10人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时期，相当一部分大军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1977年4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被任命为军区司令员。1977年9月，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接替刘兴元，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刘兴元调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1979年1月，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2月，成都军区司令员吴克华调任新疆军区（后改称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

同大军区司令员相比，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调整幅度更大一些，1977年8月，南京军区原第七政治委员杜平复出，继续担任军区政治委员。9月，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秦基伟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孔石泉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向仲华调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后任第二政治委员），1981年5月病逝在任上；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被任命为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同年12月，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成芳重返军队，担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8年12月，装甲兵政治委员钟汉华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79年1月，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同一时期，也有部分开国中将离开了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1977年6月，冼恒汉不再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并被免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赛福鼎·艾则孜不再兼任新疆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时他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也被免去。9月，曾绍山不再担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他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也被免去。12月，陈先瑞不再担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改任兰州军区顾问；孔石泉不再担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改任军区顾问。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干部新老交替的步伐明显加快，还有一些开国中将走上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1980年1月，北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接替曾思玉，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接替王必成，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海军第二政治委员杜义德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同月，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秦基伟接任军区司令员，重新回到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吴克华则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此时，在11个大军区司令员中，开国中将占6人，开国上将1人，开国少将4人。

◆1981年在南京合影，左起：苏振华、聂凤智、叶剑英、廖汉生、杜平。

此时，虽然没有开国中将首次走上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但是有部分任职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的岗位进行了调整，个别开国中将则重返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1980年1月，廖汉生由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调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甘渭汉不再担任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萧望东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徐立清由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调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6月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袁升平、王恩茂则重返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岗位。1980年1月，袁升平由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调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系当时军区唯一的政治委员）；1981年10月，王恩茂重返新疆，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不久兼任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时，在11个大军区的第一政治委员和排在第一的政治委员中，开国中将占7人，开国上将1人，开国少将2人，开国校官1人。

杜平是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将军。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之后，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一些开国中将也退出了大军区的领导岗位。同年10月，聂凤智不再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杜义德不再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张才千不再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吴克华不再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此时，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蒙冤多年后复出，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同月，退出大军区政治委员岗位的开国中将数量更多。廖汉生不再担任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袁升平不再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不再担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萧望东不再担任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成芳不再担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徐立清不再担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钟汉华不再担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不再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时年74岁的杜平是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将军。

王恩茂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

经过1982年底的解放军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继续在大军区军政主官岗位任职的开国中将已为数不多。此时，仅剩下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济南军区司令员饶守坤、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乌鲁木齐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等4人。

秦基伟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

1985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数量由11个调整为7个。随后，各大军区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饶守坤不再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不再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王恩茂不再兼任乌鲁木齐第一政治委员，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1987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秦基伟不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时年73岁的秦基伟是离任大军区司令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中将，也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至此，开国中将全都退出了大军区军政主官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