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围棋之路——韩启宇自述（连载）

安徽断刀客

28、早在1971年冬回沪期间，小哥带我拜访了一位在我日后人生转折中不经意间竟起到重要作用的贵人靳文瀚先生。常去靳家的友人都尊称靳先生为靳老。靳老文革前即已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是名学术权威，在历史学领域颇有声望。文革初期凡是学术权威必会被冠以反动两字，靳老当然也难以幸免，受过冲击，挨过批斗，甚至因不堪忍受知识分子的节气受辱而轻生，命悬一线，幸喜家中老保姆及时发现，才得以相救。所以靳家老小均将保姆视为恩人，更视作亲人，直至为老保姆养老送终。

靳老家在北京西路和南京西路之间的石门二路凯司令食品公司的楼上，楼房是西式风格的花岗岩高层建筑。靳家住三楼，面积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客厅尤为宽敞，每每十来人聚在一起也不觉拥挤。有此绝好的环境，加之靳老也酷爱围棋，喜结交围棋名流，夫人又好客，善解人意，所以每逢周日，靳家客厅自然而然成为当年沪上顶尖的围棋沙龙。

常去靳家下棋的名手有1958年、1960年两次获得全国围棋锦标赛亚军的老国手王幼宸先生，有被上海棋界人士亲切的称作大赵、小赵的名手弟兄，即在新老国手交替年代获得过全国比赛第六名的赵之华指导和此后于1975年在第三届全运会围棋比赛中获得第四名的赵之云指导，还有林勉老师和我的恩师陈华钦指导，已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心脏外科手术一把刀的周东璧等一些高手。此外还有一些与靳老私教密切，棋艺水平也差不多的老友。据说陈祖德、吴淞笙等大国手由京返沪探亲时也会与靳老约定时间去看望靳老，不过那种场合圈子会会划得很小，小哥韩启姚早在1966年就与陈、吴等同为上海队队友参加全国比赛，彼此已很熟络，出席作陪，顺理成章，有一重量级人物也会到场，是老革命姚耐同志，姚的棋艺在中国的老干部中堪称佼佼者，当年在新四军时是陈毅军长的老部下、老棋友，与陈老总感情甚笃。陈老总在文革养病期间，想看棋谱，托付给姚耐，姚耐吩咐韩启姚用原先市队专用的大号记录纸多抄写棋谱。那时的围棋人对陈老总都有着特别的敬重感和感恩心理，因此小哥对此任务也特别重视，我就在家里看到过小哥将棋谱抄得工工整整，将代表白棋手数的数字划上红圈，看上去一清二楚，抄好的棋谱再由姚耐转送给陈老总。姚耐文革前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1965年作为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率陈、吴等出访日本，之间也建立起深厚感情。难得相见，有机会当然也欣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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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海棋界人士都尊称林勉为老师，1972年冬天我从江西回沪后经常去老师家学棋、下棋，期间结识了日后直至今日仍具有兄弟般情义的魏国瑞，其与我同年，当时在安徽亳县插队。

　　人的性格决定了棋的风格

　　魏出身于围棋世家，祖孙三代都善奕棋。1974年春季，小魏与父亲同场竞技于安徽省围棋比赛，一时传为佳话，当然儿子棋艺显然高于其老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不过其祖父的棋艺甚为了得，在民国时期的围棋界已负有盛名。是新中国的围棋老国手之一。本文第五篇中提到的解放初期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时，为使沪上著名老国手更好的发挥潜能，挖掘、发展围棋艺术，培育后辈棋手，指示相关部门按当时制定的政策将这些老棋手调入文史馆。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向陈毅市长汇报有一名棋手年龄56岁，不符合60岁以上进文史馆的条件，陈毅市长哈哈一笑说：“你这个娃儿，脑壳不开窍，将年龄倒过来不就可以了嘛。”使这名国手也顺利调入文史馆。此人正是魏国瑞的祖父魏海鸿先生。

　　小魏从未参加过围棋训练班，但从小在家受长辈薰陶，也练就一手不俗的棋艺。人说棋如其人、字如其人，说的是性格和棋风、笔体之间存在一定关联。譬如聂卫平，性格豪爽，为人大气，崇尚自由，不拘小节。因此行棋奔放、大气，不受陈规制约。注重大局，擅长弃子，不拘泥局部细微得失。聂的豪放性格决定了其棋风特点。

　　性格和棋风是可以互补的

　　小魏性格温文尔雅，遇事善忍耐，不与人相争，标准的谦谦君子作派。行棋也循规蹈矩，不肯越雷池一步。因长期受教于国手祖父的缘故，形成典型的本格派棋风。基本功很扎实，棋形中规中矩，官子收束也很具功力。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围棋全局中最为关键的中盘作战力较弱，与其过于温良恭俭让的性格有关，对局中过于忍耐，必然影响到胜率，也相对制约了棋艺水平发展空间。1975年他也同我一起被吸收进安徽省围棋队参加集训，终因棋风未被教练看中而最终未能进入专业围棋领域，甚为遗憾。

　　我与小魏在老师家接触几次后均甚感投缘。当时我俩都身处农村插队逆境，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又都喜好围棋，可谓情趣相投，交往自然日益增多。他常邀我去其家吃饭、下棋，其父母也蛮喜欢，嘱我多同其儿下棋，以求共同进步。

　　我当时棋风是重实地，轻外势，不太懂大局的含义。所以往往前半盘实地领先，后半盘则被对手追得孤棋满盘乱窜，遇到攻击力强劲的对手就会难以应对。而小魏的棋风平和，不善攻击，使我实地策略总能轻易得逞，即使中盘有难局，也常能化险为夷。因此我俩的对局从初期的分先互有胜负至后期因我胜率高而让其一先，多年后只要相逢对局就会形成一个有趣的约定俗成的现象，即小魏会主动执黑棋先行，而我则要求他贴目，这样棋份仍属分先。直至如今，仍然如此。棋盘上的风风雨雨丝毫影响不了多年的感情，彼此间反倒更增添了兄弟般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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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正当此文写到我的知青时代，接到湖南方面通知，邀请我参加全国老知青围棋比赛。

　　原来湖南有一家大企业老总胡子敬是围棋爱好者，本人也是老知青，具有相当的知青情结。多年来已出资上千万资助了相当一批知青困难群体，心里一直想举办一个有老知青参加的围棋比赛，苦于没有合适的载体。今年八月份由聂卫平率队的湖南女子围棋队，在长沙举办主场期间，胡总向聂卫平提起办知青围棋赛的设想，聂卫平站起来一拍桌子激动地说：“好创意，我也是老知青，一定全力支持，你只要办起来我一定到场祝贺。”

　　 时隔5年，我与聂棋圣沅江重逢

　　有了老聂的表态，胡总就有了底气。于十月份在长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后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筹办，向国内20个省、市发出了邀请，接到邀请的省市均积极响应。没有受到邀请的省份，看到消息后也有要求参加的，因此12月10日比赛在湖南沅江正式开幕时，共有23个队69名老知青棋手聚集此处，其中不泛我多年未遇的专业时代的老棋友、老对手。老友重逢，格外亲切，谈笑甚欢。

　　12月9日，聂卫平也果然率罗冼河、黄奕中两名大国手如约而至。聂卫平因其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的辉煌战绩而被国人称之为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每到一地，众人仰视，颇受欢迎。近两年因身体原因，老聂已有序的减少外出活动，我与他上一次相遇是在无锡，已相隔5年，此次在沅江重逢他仍在瞬间叫出我的名字，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此次相逢令我心底隐隐作痛的是他原先魁梧的体型，而今略显消瘦，面露倦容，遮掩了以往的风采。不变的是他那独特的爽朗笑声，仍颇具感染力。他说术后一年多来的恢复期据医生评价还属理想，身体状况趋向好转。我祝愿老聂彻底康复，重现昔日风采。

　　当今中国围棋界最具人气的仍属聂卫平，此次现身老知青围棋赛场，每每露面总是赢得一片掌声，知青棋手对曾同为老知青的聂卫平更有一种亲切感，纷纷找其签名、合影，老聂来者不拒，脾气甚好。

　　开幕式上老聂在讲话中以围棋工作者的身份竭力宣传弈棋的好处。以他惯有的风格，风趣地说：“美国前总统里根，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晚年还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因为不会下围棋”，迎来一片会意的笑声。



　　9战9捷，我力夺双冠

　　江苏组成的老知青围棋队，分别为来自南通的陈晓平、南京姚建科和我，在赛地被大家公认为强有力的争冠队伍。个人具有争冠实力的被大家预测的是重庆的邱传德、广东的刘平房、上海的朱泓、江苏的姚建科和我等五六人。而聂卫平在公开场合为我发出豪言壮语“这个比赛，韩启宇想不拿冠军都难”。老聂如此看好我，对我是极大的激励，也极大的鼓舞了我的士气。我不能辜负老聂对我的好评。在三天九轮的密集赛程中我一鼓作气，连下九城，如愿摘下个人桂冠。两名队友姚建科、陈晓平也分别获得个人第四和第八的佳绩。这样江苏队也以较大的优势获取团体冠军。

　　赛后在接受采访中，我谈了在整个赛间的最大感受：与国内很多大奖赛相比，老知青赛气氛融洽、心情愉快，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往往是一盘局终，对局双方皆哈哈一笑，皆大欢喜。与充满功利的大奖赛相比，老知青们更看重的是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尽享棋趣、不亦乐乎。这次湖南沅江之行，我就与十几位相别二三十年之久的棋友重逢，竟也隐隐的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激动之情。精神上的满足一点不亚于棋赛上的夺冠。

　　在12日的闭幕式上，比赛创办者胡子敬宣布首届比赛园满结束并郑重承诺：这个老知青赛至少连续举办十届。

　　我期待着明年这个时候能同众位老友再度重逢，续写友谊篇章。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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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儿时的两位围棋前辈对我影响颇大

    插队生涯的年代，每年最期待的是农忙过后能回上海可以同父母兄姐们团聚，又可和棋友们尽情下棋。随着棋友圈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大，除了原先常去住在杨浦区的王永源家，又结识了虹口区的卜浚明、闸北的金蕴中。

　　卜浚明是上海标准件六厂的普通工人，性格温和，待人友善。他大我十来岁对我犹如兄弟般关照，陪我到他相识的棋友处下棋，还常请我下馆子吃饭。他曾拜师于中国围棋元老顾水如老先生，因此棋力也已达到相当高度。他对围棋的热爱与众不同的是，更热衷于对围棋的推广普及上，在厂里利用工余时间教会了一批工友，因此在工友间他也结下了很好的人缘。更难能可贵的是1972年间，通过在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当副校长的棋友关系，在学校开设了围棋培训班，义务担当教练，虽无分文报酬，做为一项爱好，他仍尽心尽力、无怨无悔。他培养的这批学生中，有数名进入了上海市队，华伟荣、华学明兄妹后期更是被选送进国家围棋队，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骄傲，也是对他付出的最佳回报。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开办了少儿围棋学校，凭借此前积累的教学经验，把学校办得风声水起、甚为成功。进入新世纪后，卜浚明因朋友之邀去了香港发展，开办围棋学校，两年前在南京举办的全国晚报杯赛场上，我再次与他相遇，听其说在香港发展的也很不错。我衷心祝福他事业成功，好人一生平安。

　　金蕴中是当年小卜介绍我认识的另一位棋手，金家可称为围棋世家，兄妹都会下棋且棋力不俗，家里经常聚集许多围棋爱好者，其中有一位在上海业余棋界颇为知名的早在304棋室就组织各种业余比赛的朱伟，他除了酷爱下棋，另一杰作是制作非常精致的折叠棋盘。在金家朱伟组织了有部分高手参加的业余比赛，我也有幸挤身其中，前两名的奖品就是他制作的由参赛棋手签名的折叠棋盘，我竟然获得其中一次冠军，所获的棋盘奖品一直珍藏至今。

　　随着棋力的逐渐提高，小哥韩启姚也会带我到他的围棋圈子去学棋、下棋，他的圈子都是上海著名的围棋高手，更让我开拓了视野。常去的有住在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林勉老师家和复旦大学教授靳文瀚老先生家，他们两家都是上海围棋顶尖高手云集处，陈祖德、吴淞笙回沪探亲时都会去他们府上拜访、下棋。淞笙本身就是林老师夫人的外甥，围棋也是其姨父一手教会的，直至成为大国手。林勉老师当年在围棋月刊做编辑，是做技术文字工作的，不善言谈。记得他对我让两子的一盘指导棋，中盘阶段我吃了他边上一块棋，心中洋洋自得，自以为获取了很大利益。复盘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个地方你吃亏了”，显然他是就大局而言，当时我还不甚明白。若干年后逐步理解了棋理和懂得形势判断才明白这就是低手与高手大局观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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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成为了农村劳动力

　　我所下放的吉水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属于井冈山地区，是革命老区。虽说对农村的艰苦条件心里有一定的认识，及至到了今后我必须在此生活、劳动的乌江公社大巷大队车上生产队后，才发现农村与城市的反差竟然如此超乎我辈之想像。自登上知青专列离开上海，到江西樟树火车站下车，一路上虽感失落，却还不至于如有些同学那样眼泪汪汪。直到被汽车拉至乌江公社，留宿一夜，条件之差，令人难以置信。全然不像学校所宣传的那样，第二天车上生产队派人将我们五个男知青接至所居住的村庄，状况更令人沮丧。当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行李时，五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大男孩再也承受不住心中的悲伤，纷纷大哭，尽情地宣泄着近似绝望的情绪。

　　我们下放的所在生产队只有十几户人家，二十几个劳动力，却有近三百亩水田，属于典型的田多人少的村庄，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像。也意味着我们落户此处后也将会成为农村劳动力。

　　吉水县并非完全的山区，属于丘陵地带。我所在的村庄如以现代旅游者的眼光来看那真叫山清水秀，但以当时必须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我来说简直就是穷山恶水。人的心情决定了同样事物的两面性，我如此喜欢围棋，来江西时行李中当然少不了棋具，认为闲暇时自己还可以随时摆弄。岂料在农村情绪始终低落，只打过一次谱，索然无味，显然因心情不佳而进不了状态。此后两年在农村再也没有让棋具在桌上出现过，每天只是从事着简单重复的农田劳作，尤其是大热天的双抢季节，日晒雨淋，更是承受着城里人难以想像的劳作之苦。

　　一阵子不下棋却棋力看涨

　　重新接触围棋已是当年冬天回到上海，分散在全国各地下乡插队的棋友也陆续回沪，大家又可欢聚一堂尽情享受对弈的乐趣。由于在农村广阔天地待了大半年，视野开阔了，回到家里觉得日常用具似乎都变得很小，连弄堂都显得很狭窄，经过农村生活锤炼，心胸似乎也磨练的开阔了，体现在对弈中，明显的变化是思路开阔很多。用对弈成绩说明问题，对多位棋手我的优势更突出了。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前对阵我的苦手倪致祥总是胜少负多，这次回沪再战竟然是我胜多负少了，让我喜出望外。此后两年在与上海高手对局中，感觉自己棋艺也在不断长进。不得其解的是在农村并未研究棋艺，难道水平还能提高？多年后思忖当年的状况应该是心胸和思路的开阔，间接的提升了思想境界，再间接的体现到对弈时的水平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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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学时代的后半程，不经意间从结交第一位棋友到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竟然在文革这样动乱的年代还能下上这么多盘棋，还能继续着我的围棋之路，还能在棋艺上继续有所长进，还能在那样缺乏快乐的社会环境中让我继续享受着下棋的乐趣，实属不易，我很知足。可惜，对我来说如此快乐的时光实在太短了。

　　转眼到了1970年，面临初中毕业，正是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我1966年小学毕业，初中毕业按顺序为69届。自从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上海执行得甚为得力，岂止得力，简直可称过分。将当时68、69届毕业生列为“一片红”，即全部下农村，一个不留。若有人企图赖在上海，其家长在单位将承受巨大压力，所在居委会也会天天上门动员，直至你“主动”报名，离开上海。

　　此等形势下，我自然也不可幸免。1970年4月20日正是我17周岁的生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当今社会仍是备受父母呵护的时候。而我却怀着一颗茫然的心被一列知青专列拉离了我所熟悉的上海，驶向了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江西，而目的地更是我一无所知、令人生畏的农村。从此将不得不面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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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回顾在当时几乎无棋可下的年代，能结识一位棋友，意味着又有棋可下了，当然很开心。李师傅向我介绍的同学名叫徐永年，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在甘肃工作，由于甘肃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他的家境又很不错，当时以长病假的名义滞留上海，所以有的是时间，我们相识后经常在一起下棋，尽管他的棋力远不及我，从一开始分先对弈，直至后来固定在我让他三子，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下棋过程中的乐趣是永恒不变的。

  徐永年还向我介绍了他的棋友倪致祥，这是一位很有天分的棋手，未经过任何围棋训练班，完全自学成才，对弈时落子飞快，棋感极好，手筋颇多，擅长中盘作战。而我从小在训练班学棋，可称科班出生，行棋循规蹈矩，基本功尚可，但中盘力量较弱，所以很不适应倪的乱战棋风，由于棋风相克的关系，我与他对弈总是胜少负多，是我青少年时期在上海下棋时少数的苦手之一。倪后来到安徽涡阳县插队，我们还在1974年的安徽省比赛和省队集训中一起相处过，可惜在后来的省比赛中，不知何故他再未出现。不然，凭他的棋才，在围棋上能多加坚持的话必定是一位围棋高手。

  常去王永源家下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肥皂厂工作的小万，他年龄比王永源还大好几岁，迷恋围棋程度几可称棋痴。当时他正在恋爱中，当年的恋爱形式及其单调，无非是翻来复去看几部当局允许放的革命题材的电影外，就是无目标的在马路上逛来逛去。有一回，小万陪恋人逛马路正巧走到他一位棋友楼下，他就让恋人在原地等他一会儿，独自上了楼。正巧朋友在与人下棋，立即被吸引住，不一会儿也神游局中，全然忘了楼下还有一位正等着他的热恋中的恋人。待棋局终了，才猛然想起此事，急急下楼，哪还有女友的身影。一段姻缘因棋而终结。直至数年后，三十大几才终于在婚姻上修成正果。

     小万的棋风极其彪悍，几乎是逢断必断，被棋友称为好斗的公鸡，但其下棋时缺乏应有的冷静和细腻，但凡会几手闪身腾挪功夫来化解他那三板斧即可看到胜利的曙光。因小万棋风所致，同他下棋一般都不会下到官子阶段，不是他中盘将对手杀崩，就是因杀不到棋，目数大差而败北。

     在同小万的许多对局中，有一盘棋的片段我记忆特别深刻。如实战图所示：白12行的一种新变化，意在追求高效率。白16本手当在21位长，小万的风格就像一名远古时代的射手，总是把弓拉的很满，发力过强，实战白16拐，充分显露出其好战风格，当时我第一感是黑19位挺头，但被白争到17位立，即容易处理。实战黑17先扳，再19挺头是好次序，至黑31显然是黑满意的结果，过程中白26于29位爬，作一交换要稍好些。实战图的黑角其实是有隐患的，当时因双方水平所限，都以为是打劫杀，实际上白棋有绝妙的杀招。今将此图做为题目供爱好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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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通过李师傅向我介绍第一位棋手后，又陆续结识了多位棋友。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家住杨浦区的王永源，他比我大四岁，我与他似乎天生有缘，相处的就像兄弟一样，经常在一起走动，后期超越了一般的棋友关系，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喜欢他。此人性情耿直，待人极为热情，为人处事中常常透露出一种江湖义气。与我 不同的是，他结交的不仅仅是围棋圈中人，朋友圈涉及三教九流。我常上他家去下棋，自然也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王永源天性聪颖，凭借自学围棋，当年的棋力几乎和我不相上下。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常听他说起与一些厂矿乒乓球队进行比赛，几年后到安徽农村插队期间，还代表所在的宿县地区参加过省级乒乓球比赛。他的另一强项是桥牌，他家里经常聚集一群人，不是下棋就是打桥牌。桥友中有两位当年在杨浦区鼎鼎大名的人物，名叫志良、苗根他俩个子都不高，但霸气十足，在当年社会环境中的青年帮派中享有极高威望。一些小混混在外面惹事后，听说志良、苗根要出面均都闻风散胆。当地的帮派之间若出现纠纷只要请他俩出面，大抵都能将事态摆平。我经常去永源家，与志良、苗根自然也相处的很熟。他们也当我如兄弟看待，跟我讲，在外面遇到不平事就让他们出面解决。一次在家我帮小外甥切甘蔗，不小心将两个手指切破了，刀口很深，去医院做了包扎。几天后去永源家玩，这两位仁兄看到我裹着纱布的手指，认定我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一定要我说出伤害者的住址，扬言要去扫平人家，使我哭笑不得，我一本正经问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这么解决，他们的回答，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讲就是“必须的”。待我说出事实真相，大家都轻松的哈哈一笑。事后我也暗自庆幸，在那血气方刚的年龄段，又是及不正常的拳头见真理的年代，如果确因我受到伤害而引发严重事态，甚至酿成大祸，岂不令人愧疚终身。

    1969年文革运动虽然仍在持续发展，但大部分群众的参与热情却逐渐减退，由此，引发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新名词“逍遥派”。人们在学习工作之余即无所事事，业余生活极度匮乏，围棋在民间悄然兴起，学会围棋、爱下围棋的人逐渐增多。“伟大”的文革运动在扼制围棋发展的同时竟然反其道而促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围棋人口的第一次增长。这也是令因反陈毅同志而殃及围棋的当时在中央执掌大权的张春桥之流所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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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学工期间的李师傅让我重拾围棋

　　1967年10月，终于等来了中学的入学通知书，由于施行就近入学，弄堂里的小伙伴们均被分配在距家步行十几分钟的长青中学。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大家结伴同行、打打闹闹，倒也煞是热闹，那个年代老师们也自身难保，不太敢管学生，因此学生上学的自由度甚至大于当代的大学生。上不上课全听凭于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因此，在中学的两年多时间里，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少之又少。好在我从小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记得从小学四年级起就阅读了当时很受追捧的多部长篇小说。文革开始很多书籍都被列为禁书，一旦谁受到冲击、抄家，那家里的此类书籍必将都被付之一炬。我父亲在运动初期就受到其所在的单位中百一店造反派冲击，被抄过一次家。所以，父亲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家里已相对安全，因此，我父亲的一些朋友为避免家里的书籍遭此厄运，将家里珍藏的书存放到我家。闲来无事的我倒也获得更多阅读机会，存放在我家的书刊包罗万象。通过大量阅读，极大的丰富了我的知识，弥补了那个时代课堂学习上的空洞不足。

　　那个时候中学生活期间，学校普遍有两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学工、学农。每年有一次下农村，一次去工矿，时间分别为半个月左右，学农我从未去过，学工我倒是挺感兴趣。印象深刻的是1968年的夏天，那次学工安排在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际港区，在黄埔江边横跨五个街区，可以同时停泊十来艘万吨级的货轮。停泊于上港五区作业的货轮以外轮居多，属于涉外工作单位，管理极为严格，纪律非常严明。在上港五区学工期间，我随一个作业班参加劳动，带我的师傅姓李，说是师傅其实也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工，人极为友善，总是笑眯眯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在食堂吃饭时他总是多买一个菜，要我跟他一起吃。在劳动上也对我倍加关照，我对他一直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因为这个李师傅，竟使我与几乎中断两年之久的围棋又重续旧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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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从1966年暑假小学毕业后，文革运动逐渐步入高潮，社会上处于停课闹革命的状态，十月份,我所在的棋校也已解散。同棋校所有的同学，均失去联系，我所追求的围棋之路，不得已而中止，使我幼小的心灵时有失落之感，不知何时，我所喜爱的围棋训练才能回到我正常的生活之中。

　   运动初期，上海市队虽已停止了市队训练。但我小哥他们这些市队队员，仍吃住在上海棋社，享受着运动员待遇，工作性质却变成了搞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最低标准是人均每月12元，而运动员的伙食费标准按国家规定每月45元，那是因为运动员训练、比赛要消耗常人难以想象的体力。高标准的伙食营养，能使运动员的体力及时得到补充。而现在运动员们仍享受着高待遇，干的却是所有人都在搞的令人不知所云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现象在全国体育界持续了将近四年，全国各类项目的专业运动员总计有数万名，在这几年间仍消耗着国家大量的资金，但训练失去保障，因此运动成绩不进反退，使那一代的运动员包括围棋运动员宝贵的黄金年龄段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扼杀了一大批运动员的体育才能。

　   在那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时期，我最期盼着周末我小哥从棋社回家，他会帮我借来棋社从日本订购的围棋杂志，有日本棋院出版的《棋道》、《围綦》和日本关西棋院出版的《围棋新潮》等，这些杂志专业内容相当丰富，包涵有日本当时各项比赛最新动态和大量的名手对局棋谱，以及部分手筋、死活等题目，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学习、解读，我还很喜欢棋道杂志每月附送的一本小册子，或是《名局细解》或是《次的一手》。《名局细解》是将日本高段棋手在重要比赛中的对局拆细成几十谱，每谱讲解几手棋，不用在棋盘上打谱也能看的很清楚。《次的一手》则是每页一题猜下一手的题目，下一页则是答案和分析，一本小册子就涵盖了几十道题，因为是袖珍版的小书，我总是喜欢装在随身的口袋里，无论在何地随时都可取来翻看几页。这样虽然失去了在棋校学习训练的环境，但通过另一学习方式倒也不至于使自己的棋艺过于荒疏，甚至于多少还能在棋艺上有持续缓慢的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