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官员成《资本论》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死后数位正国级哀悼

徽帮花开

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是一个落魄的清朝官员。

然而，在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所提的680多人中，他却是唯一一个被马克思记住的中国人。

他，就是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著名的经济学家王茂荫。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专门以大段谈及王茂荫及其“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

因此，王茂荫的“货币论”和财政主张被学术界评价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嘉庆三年（1798年），王茂荫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商人家庭。

不幸的是，6岁时，其生母病逝，父亲又在外经商，便将他托付给祖母方氏。

1805年，王茂荫被家人送入私塾，拜吴柳山为师。

王茂荫天资聪慧，学习刻苦，从学吴柳山期间，和恩师相与观摩，益自刻励，挑灯攻读，很快学业大进。他的文章还被推荐给了当时的太仓紫阳书院主讲的钱伯瑜。

清道光十一年（1831），王茂荫在京城考上举人，第二年又联捷成进士，备官户部，当年九月，他乞假南归探亲，75岁的老祖母方太夫人见到已经步入仕途的孙子，不喜反忧，谆谆告诫孙子：

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此，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致多金也。

老祖母不希望孙子升官发财，“跻显位，致多金”，而是希望孙子勤廉从政，“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她对孙子的要求就是要坚守王家的好家风，不图他在仕途上谋取显著官位，也不图他赚取多少钱财。

如此思想境界，着实难能可贵。

王茂荫牢记祖母的告诫，并将祖训发扬光大。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相当厉害，“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王茂荫身为二品大员，家中却并未因其显贵而巧取豪夺一瓦一垅。

生前，王茂荫没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离世时，却告诫后人说：

“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

晚清时，京官是可以带家眷的。但久居京城的茂荫却是一个例外。

为官三十多年，他始终只身居住在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中，因病开缺养病的几年，甚至还迁居北京东门的玉清观和北通州潞河寓居。

不是不想将夫人带在身边，而是虑祖母、父亲、继母年事已高，遂将夫人留在老家，代他尽孝。

可惜，生死无常。

1840年，王父离世，在守丧期间，王茂荫撰写了《歙邑利弊各事宜》，用来警示恶霸凶匪，并且主张割除陋习，移风易俗。

不久，祖母又撒手人寰。为了悼念老人，悲痛之中的王茂荫将自唐代以来计八千余名孝贞节烈妇女详细汇总，报请旌表。

此外，他还在杞梓里家庙“承庆祠”写下一副楹联：

“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

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是孝子贤子。”

王氏“承庆祠”族人至今不忘这副楹联。

王茂荫立朝清直，遇事敢言，在咸丰、同治两朝，他前后上了一百多个奏折，讲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不避权要，力持正论，不惜犯颜直谏，有“古大臣之风”，深得朝野敬仰。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情况下，王茂荫认为扭转颓势，治国安邦，用人、理财是当务之急。

并上给咸丰帝两个折子，一为《条议钞法折》，一为《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前者专讲理财问题，后者专讲用人问题。

他最初上给咸丰的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财不可得理也。”

咸丰朝实行过两项币制改革，一是发行钞币，二是铸颁大钱。

王茂荫是发行钞币的首倡者，铸颁大钱的反对者。

此时，王茂荫官至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相当于如今的“省部级”）。

若是常人，官居高位，哪里还会想到黎民百姓？

唯独王茂荫为民请命，强力反对和制止通货膨胀，主张钞币兑现。

他一再上疏，决不妥协，不仅得罪了户部尚书花沙纳等权力上司，得罪了亲王大臣，还得罪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咸丰皇帝，结果受到“申饬”，被调离户部。

实际上，王茂荫真正得罪咸丰皇帝的是在1855年，他上了一道《请暂缓临幸御园折》。

这一年，僧格林沁率军攻陷直隶东光县的连镇，太平军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被俘。朝廷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将太平北伐势力镇压下去，京畿暂得安稳。

咸丰皇帝接到捷报，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是，打算移驾圆明园放松放松。

不料，半途杀出了一个王茂荫。

得知皇帝要去圆明园放松，他立刻上奏，一连说了六个“不可”。

大意为：洪秀全在东南各省造反，洋人在卖鸦片，还时不时拿洋枪洋炮威胁我们，国库空虚，士兵口粮都不够，文官工资两三年都没发，被逼得要辞职，你作为皇帝还要去圆明园醉生梦死，简直太不不应该了。

这道奏折，正是《请暂缓临幸御园折》。

由于直言敢谏，王茂荫的仕途历经挫折，但他却得到了无数人的钦佩，连同治皇帝都称赞他是“志虑忠纯，直言敢谏”。

难能可贵的是，王茂荫不仅自己敢于直言相谏，还一再告诫后人，这八个字是“皇上天语”，不可遗忘，要遇事敢言。

他离世后，长子王铭诏遵父遗训，选青田冻石请名手镌刻“直言敢谏之家”印章一方。王家曾将其置于王茂荫灵堂之右，以垂示子孙永以为训。

同治四年（1865年），历任三朝，居官30年的王茂荫在家乡病逝，同治皇帝在谕批中称赞他“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连曾国藩、李鸿章等朝中元老，也纷纷送上挽联。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其生前得不到重视，这位徽州清官之最，竟逐渐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好在，随着1867年德文版《资本论》的出版，王茂荫这个名字再次大放异彩。

1936年，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郭沫若先生，又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对这位清朝名臣大家赞赏。

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王茂荫，这个安徽名人的生平，以及财政思想、货币理论在数百年之后，终于闻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