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品知县的文化情怀

安徽摆渡

　　清嘉庆六年中秋节后的一天，一个年逾半百的白族老人，走马就任安庆府望江县知县。他名师范，字端人，号荔扉，亦号金华山樵，云南大理府赵州弥渡人，生于乾隆辛末年(1751年)。

　　师荔扉幼承庭训，十岁能诗，于书无所不读，下笔立就千言。乾隆三十九年，中乡举第二名，喜交天下名士，时人以国士目。然六度春闱，屡屡折羽，膺挑剑川，六载秉铎，终以军功出宰望江。“治望八年，两旱两水，运楚粮、办京米，备极劳瘁”，实心爱民，不阿权贵，杖责豪奴，面叱上官，人称“强项令”。《清史稿》传评:“公明慈惠，甚著贤绩，士民讴歌之”。尤其是爱士崇文，倾囊梨枣的文化情怀，更加值得后人感念。

　　一、以文化人泽被治邑

　　致天下之治者在于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于教化。重教虽是县令应尽之责，但做为耕读传家且栖身学署多年的师荔扉，其感触自然与众不同。抵任后，虽忙于整风励俗，察奸清慝，但他没有忽视位于县署东面的雷阳书院。望江本非通衢之地，交通闭塞，野岭荒滩，极为贫瘠，素称偏远小邑，末府末县，其书院条件可想而知。抑或是书院的窘境令他实在不忍，于是便有了每年向书院捐俸银数百两的义举，非但如此，对于清贫学子也经常解囊相助，仅此一项，在任八年，所捐银两至少以二千两计。师荔扉解任后，曾作《客解》答了一次“记者”问:“其集于门者曰:四远文人及县中寒士，仗公自存者，岁恒数十人，今清苦若此，倘年来稍为节啬，当有所补。老灌夫答曰。:吾固文人，而寒士值之，若痛在吾身，小有资助，都不复省记，即鲜此，亦无济于今日之困”。

　　师荔扉还经常安排时间到书院监督教学，并亲自授业，“指陈古今，悉中利害”。以至一邑四方向他请教求学的人“趋之如云，至则各得其所”，甚至有“求一言以为重者，来无虚日”，“而以文字就证者，自士大夫至山人墨客，所在皆是”。其《甲子冬重办岁试事移宿龙门感成四绝并示诸童》(其二)写到，“老守粗官鬓已斑，邑中人尽谅疏顽。局闱五度来相伴，饱看江南雪后山。”足见其爱士之诚，任事之勤。一百余年后的1935年五六月间，云南丛书处方树梅，专程到望江搜访师荔扉遗籍(此行共收师荔扉遗籍三部:《雷音集》、《二余堂丛书》、《小停云馆芝言》，现仍存云南省图书馆)，见到雷阳书院内供奉的师氏牌位，听到每年清明或先生忌日，城内绅衿士子都要前来焚香致祭，感慨先生得人心之久远。

　　重教多见务实之举，祟文尤为感人至深。师荔扉到任不久，便开始广泛搜集地方先贤作品并辑录成集。继《二余堂丛书》后，专门选定本邑诗43家，文6家作品，取大雷之义，集名《雷音》。张葆光序称“前年访荔扉先生，为授餐者数月，得旷览山川古迹，意此间人殆磊落英多者耶。时先生方成《二余堂丛书》，邑人之文居其四，择其文必釆其诗，其文美其诗必佳也。今观先生是选，弥叹先生之留心人才，不遗余力如此。夫振兴文教而欲立之标准，莫若以其乡先辈倡之，楷模切近，不虑歧趋，争自濯磨矣"。非但辑录专集，还付刻成书，非但付刻成书，还为此捐造雷音塔。据其《捐造雷音塔记》，“某选刻邑先哲诗文十二卷曰《雷音》，更番雠校历三载，始克峻事，积底稿二十余册，念为作者精神所寄，不忍同故纸付诸字炉，拟于迴龙宫之东侧建石塔以藏之”。在雷音塔旁造了座小雷音塔，用以存放自己的作品，刘开遵嘱作《雷音塔歌》。望江绅衿士子，日望双塔相依，当生良多感慨，夜听塔铃轻语，或恐泪下沾巾。

　　民国二十二年，王维城捧檄治望，考志书，征文献，极为先生所感动。念《雷音》散佚殆尽，到任仅10月，即着手重印《雷音》集，并亲自为之序，盛赞“望江嘉道以后，百数十年中，人文蔚起，科第隆昌，胥由先生教泽所遗欤。”据县志记载，嘉庆六年前，平均10年得一举人，53年得一进士；嘉庆六年后，平均3年得一举人，6年得一进士，似可聊资佐证。现仅存于县博物馆一部《雷音集》，即为王氏所重印。

　　1995年，望江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续修县志，《雷音》序，重印《雷音集》序，《雷音塔歌》均收录其中，当为方志所鲜见，足见《雷音》于望江影响之深！

　　二、笔耕不辍成就斐然

　　师荔扉好学善思，志存高远，赴任望江前数十年间，行遍十余省，足迹半天下，礼祠弔墓，发抒幽冥，结集十数册，存诗三千首，名动海内，久负诗名。出宰望江，烟雨江南，人文荟萃，注定要创造新的辉煌。

　　1.舟中咏史。嘉庆七年中秋，朝廷会剿白莲教进入关健阶段，上任刚一年的师荔扉，又被钦点督运楚米，承应军需。经过近一月的紧张筹措，一切便得有序进行，于是携一部廿二史，登舟督运。据其《舟中咏史诗自序》:“登舟后简净少事，……渐觉旧物来归，故态复萌，得咏史诗……”。咏史诗分前咏史诗，续咏史诗，后咏史诗，咏史诗补遗四部，上自帝王，下至巾帼，共举一百零八人。“或异代而并列，或异趋而互举，正史所阙，闲取外史，期在抉史之精，发史之覆，补史之阙。”他还专门作《咏史诗说》，于所咏人物逐一点评，诸如“霸王可以得天下，而失之以暗，孟德终于有天下，而持之以奸；梁武帝唐庄宗得失自我，成败因人，覆辙相循，遗讥末路；庚申帝之回车沙漠，建文帝之托钵天涯”等等，细为导读，堪称双壁。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咏人物，“元凶大憨皆不入，以有史在，且善善从长，恶恶从短，要有微意，存乎其间矣”。联想其另文所记:“予于弱岁，亦好作绮语，屡为朋友所艳，乙未交南园先生，于香奁体尽皆抹去”，说明其赋诗行文，格调高雅，非同流俗。国学大师刘文典评其《咏史诗》“有卓识”，且“与夏存古、贾长沙、王子安、李长吉并列。”

　　2.雷岸行吟。据《师荔扉先生年谱》记载，先生到望江后，共赋诗约1300余首，惜其间有部分诗作散佚，现存诗作中，涉及望江有400余首。洪亮吉《二余堂诗稿序》云:“凡催科谳狱，悯荒忧旱，一切居官行事，以及怀人念友，豋高临水，伤今弔古无不见于诗。”最为难得的是，师荔扉几乎咏遍望江历代先贤和历史名胜，尤其是尽忠职守，怜贫悯灾的作品，读之更加耐人寻味！《舆中口占》“做天难做望江天，高怕骄阳低怕泉。愿挽城南三尺浪，化为灵雨润山田。”流露出他对望江易涝易旱恶劣自然条件的忧虑；“南廓便与江湖接，坐数炊烟数倚楼。”(《登楼》)道明水灾之年对人民基本生活的牵系；《勘水感赋》中“不敢矜驺从，扁舟自往来。且依渔火宿，任作钓师猜。”其不事张扬，克尽职守之作风可鉴；旱情紧急时，“高陇稻稀干欲死，深潭龙懒唤难应。天心果与人心合，未必吾民不可衿？”(《暑夜》)夜不能寐，喃喃自语；旱情得解时，“溜急烟生瓦，盆翻水溅澜。润枯从此日，点点作金看。”(《旱极喜雨》)无比喜悦，顿生希望。

　　数百首诗作，琳瑯满目，蕴集了丰富的人文历史信息，是望江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财富。

　　3.奉志滇乡。嘉庆十一年，师荔扉惜别家乡已六年之久，年龄渐老，体质渐衰，思乡之情，常萦胸际，他强烈感到该为家乡做点什么！他选择了编纂《滇系》。

　　鉴于离乡万里，加之其他条件所限，师荔扉敲定以史、志、记相结合，叙议兼融的形式成书，故以“系”名。在内容安排上，既遵惯例，亦彰特色，“阅其壤土之绮错，则彊域所宜详也；感文武之星罗，则职官所宜述也；幸岚瘴之全消，则事略所宜考也；惧财力之告匮，则赋产所宜登也；慨流峙之事雄，则山川所宜记也；敞衣冠之競爽，则人物所宜书也；列典故，则治乱之循环可睹也；编艺文，则英哲之怀抱可揭也；传土司，则推跌之強弱可稽也；别属夷，则爨焚之风俗可谈也；辨旅途，则舆骑之往来可指也；总杂载，则见闻之博洽可资也。”林林总总，涵而盖之。利用案牍余间，经历长达四年的秘讨冥搜，汇文四十册，洋洋四十五万字。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写作方式，为发抒己见拓展了空间，从而形成了许多经世致用的佳作名篇。其《滇南经费略》、《论滇省利弊》、《论钱法》、《缅事述略》、《征安南纪略》、《开金沙江议》(上下)诸篇，被收入《清史稿》皇朝经世文编。《滇系》一经成书，即为方家所推崇。姚鼐序云:“撰论古今之是非，综核形势之利病，兼釆文物，博考故事，此史氏一家之美。而君以吏治之馀力成之，岂非才之过人，而庶几于叔皮之事者哉。”洪亮吉认为“言言可垂之久远，事事可见之施行，非生长其地，熟其山川井邑，而又通达世务，周知治术者能若是”。时任宰相费淳亦盛赞其“纲举目张，简而得要，持论确而取义精。”而此时此刻，师荔扉最想表达的则是浓浓的思乡之情:“四年积劳，今喜得释，然鬓已渐白，目已渐昏，投溷覆甑，吾惟听之，若谓以乡人说乡事，尚非越俎，则区区之心或可告无罪于乡梓也”。

　　师荔扉不仅自己勤于创作，而且一生广交文友，注重交流。为此，专门在县署西侧修停云馆、置七客寮，以至把酒谈䜩，岁无虚月，时间渐久，积卷成轶。于是，便有了《小停云馆芝言》十册，集九十三人之诗，滇省十有八人，其他各省七十有五，以江浙为最多。望江小邑，一时名流云集，民族交融，极文章之盛事，领皖江之风骚。而“天下才子数三江，敢在三江当才子”的师荔扉亦为乡人引以自豪。

　　三、倾囊梨枣安贫乐道

　　任何一部作品，当以付刻成书为最高境界。因为其不仅可以广流布，利传承，备考据，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情感的寄托。

　　师荔扉半生飘泊，南北辗转，早年每有诗作，只能视其篇什，适时结集。每每诗兴所至，常于驿亭旅舍，挥亳壁间，以至屡有日后同好，先睹其诗，后见其人。自出宰望江，境遇得变，即有梨枣之选。

　　先是嘉庆六年，乡举房师殁于都城，“闻之黯然，兹于荡山箧中，得遗稿数首亟镌之，以志知己之感”。继之于嘉庆八年，亲为亡友辑定《南园诗存》并付梓，以纪念这位“义居师友间，亲若兄弟行”的忘年交。

　　自嘉庆九年始，雕印之举一发而不可收，《二余堂丛书》12卷是年刻成。嘉庆十年，《小停云馆芝言》10册、《雷音》12卷相继刻成。嘉庆十三年，《二余堂文稿～续文稿》12卷刻成。《抱甕轩汇集》3卷、《二余堂诗稿》12卷、《滇系》40册亦于嘉庆十五年陆续工竣。虽多年厘定的《国朝百二十家文钞》200卷，《历代诗词》60卷，无力付梓，但已刻成书者多达百数十卷。所印之书，虽岁月淹流，难免散佚，但存至今日者，依然蔚为大观，仅《云南丛书》(2010年版)收录即达五部78卷(册)，故滇人称其为“滇贤文献最著者，被尊之为文化巨擘。

　　付刻如此众多，耗资无疑巨大。《滇系》一书就载明用工多达五人，加之辅助人手及材料购置，可见其费用之大。特别是师荔扉嘉庆十三年底不到60岁即因病解任，根据当时清朝规制，年无分文收入，以致生活很快陷入窘境。一方面要应付已然开雕的梨枣之支，一方面还要应付关乎温饱的柴米油盐。但无论怎样，素以诗赋见性的他，从未流露一丝抱怨，反之，始终处之泰然，安贫乐道。昔日堂堂县令，寄居宋氏书屋，不以为意；友人丁仙坡远分清俸，出手接济，他以“渴鲋所需惟斗米，汪汪岂敢望西江”相调侃。

　　嘉庆十五年正月，望江诸绅衿在迴龙宫为师荔扉祝寿，他于席间既成二律，有“编纂未完雠校拙(自注时拟纂邑志)，乘时还许惜分阴”；又“愿将介寿樽中酒，酿作人间岁岁春。”虽解任多年，还心系志乘民生，丝毫不以个人的生活困窘为念。

　　嘉庆十六年春夏间，师荔扉病逝于望江旅舍。了无余财，贫不能归的遭际，“生有文章惊海内，死无骨肉送灵台”的凄凉，或许这本不是他该有的结局。好在有士民感德悲泣，争为操办丧事；好在有平生契友，临终守护，代远在万里的孤孙尽孝；好在有“都门九友”中的张溟洲，千金一诺，扶柩还乡……

　　或许师荔扉走的太过匆忙，以至未对付出最多，最为牵系的数万片书版妥善处置。好在他的好友真州程雪门，念其"素耽著述，官俸悉以刻所著书”，恐其“日久散佚，乃于皖府西门外之万松冈，构楼数间，徙版弆之，名曰师楼。”这是特别值得告慰先生的。

　　师荔扉走了，他让望江大地见识了一个七品知县的倜傥多能，无私奉献；

　　师荔扉走了，他给人间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部部文献，闪光诗行。

　　纵观师荔扉的一生，不能不为他惋惜:

　　惜其命途多舛，未能给他更大的平台一展襟抱，

　　惜其天不假年，未能给他充裕的时间续写华章。

　　注:人物简介参照百度百科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洪亮吉(1746——1809)，初名洪莲，又名礼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毗陵七子之一。

　　费淳(1739——1811)，字筠浦，浙江杭州市人。先后授刑部主事，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嘉庆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

　　刘开(1784——1824)，字明东，又字方来，号孟涂，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是姚鼐打出文派旗帜后的第一代传人。

　　方树梅(1881——1968)，字臞仙，号师斋，一号雪禅，一号盘龙山人，云南晋宁人。文献学家，藏书家，家有“学山楼”，是藏处所，藏书三万余卷。生平所写文章编成《学山楼文集》10卷，惜大都未付印。

　　程雪门，名崙，江苏真州（今仪征市）人，生卒年不详，师荔扉生前好友。

　　参考文献:

　　[1]云南省文史馆.云南丛书[M].云南：中华书局，2011

　　[2]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云南丛书书目提要[M].云南:中华书局,2010

　　[3]望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望江县志[M].安徽：黄山书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