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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文如玉

『围棋连载』《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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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28:50 | 显示全部楼层
src=http___img2.jiemian.com_101_original_20170609_149694037866883900_a580xH.jpg.jpg

   昭和三十年(1955),妻子怀孕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已四十一岁。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们决定离开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虽然我本人已习惯于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丽景色中,但和年迈的母亲及即将出生的婴儿一起生活,这个地方确实是过于偏僻了。然而,搬到东京去,又怕卷进华侨两大派系斗争们旋涡中。左思右想,最后决走搬到气候温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

    昭和三十一年(1956)一月,在乔迁之喜的同时,我的长子信树也呱呱落地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小田原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作为日中文化交流项目之一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访问。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比日本歌舞伎的历史更为悠久,深受民众的喜爱。这个京剧访问团团长是著名演员梅兰芳先生,副团长则是现任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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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31: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手劫问题

    如前所述,昭和二十五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参加《每日新闻》主办的三盘棋或四盘棋对局。昭和二十五年,对桥本本因坊的三盘棋获三连胜;昭和二十六年,对藤泽(库)九段的四盘棋又获四连胜。接着,于昭和二十七年始,对高川本因坊的三盘棋(每年一次)持续到昭和三十三年二月,我又获十一连胜。至此,我总共获得了十八连胜的不败纪录。可惜,我在对高川本因坊第四次三盘棋的第三局中受挫,要不然,我的连胜势头仍然不会停顿的。

    我与高川本因坊的第五次三盘棋对局,定于昭和三十四年(1959)十二月至翌年年初期间举行。第一局我失利。在此着重谈谈第二局。我执白棋,与高川激战,在胜负不明的形势下进入尾声。双方都拼命地收官,直到连单官也收尽后,双方停止投子。请看该谱便知:假如就此宣布终局,那么盘面上黑棋多四目,因黑贴四目半,所以应该是白获半目胜。如图A所示,白棋在中间地带还留有一手棋未补。白棋若不补,黑1打吃即造成一劫;但白棋劫材多,如此争下去,最终亦是白胜。当时高川计算的棋路和我完全一样,因此他不主动来打劫。很明显,黑棋打劫的手段并不成立,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补那一手,而且,若补上一手,白棋反会输半目。这样一来,高川一直按兵不动,等着我来补棋,而且认为我理所当然地非补不可。但我也不再投子,只等候高川宣布终局。就这样,我们二人如同步至雷池,走到图中的局势时,便默然相对而坐。过了一会儿,高川起身离座,与《每日新闻》的责任记者松村先生到隔壁小屋去商量。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原来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一手劫时应补棋。按此条款我必须补棋。但我认为,在完全无落子必要的地方去投子,显然是违反棋理的。我之所以不去补棋,并非只为贪图取胜,而是考虑到此举实属不必。况且,以前我对岩本先生十盘棋的第二局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前车之鉴,同属一理。我当然认为不必要补棋。

    但是,高川却似乎认为我在耍赖。过了好大一会儿,松村先生走了出来,对在盘前一直等候着的我说:"请实事求是地补上一手吧。硬磨下去,报纸将不得不评论你的态度问题了。"我据理反问:"我想请教:为什么非补不可呢?"后来高川也走出小屋,在盘前坐下,开始就双方的主张进行研究。这盘棋如果继续弈下去,就会变成图A那样的情形:

    我提完最后一个劫白A(黑21的上面)后,黑棋显然已无劫材。至此为止,我们双方计算的棋路完全一致。倘若再往下走,黑棋将损一目。这时,高川说道:"下一手我弃权了。"我回答道:"下一手我也弃权。"谁知过了一会,高川又说:"那么,再下一手我就提劫。"我答道:"你我都已不再下了,怎么能提劫呢?"高川如梦初醒,说:"原来问题就在这里呀!"

    这个问题后来只好委托日本棋院审查会的人来解决了。他们根据日本棋院历来的规定,将此局判为执黑的高川半目胜。同时也承认棋院规则有不完备之处,约定尽快研究出完善规则之策。可是事隔二十五年后,直至今天,关于修改规则一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另外,关于这个问题,有些书刊上说我坚持这样的主张:"因为我非日本棋院所属,所以没有遵守日本棋院规定的义务。"其实我根本没提到过这样的理由!正如前面所讲过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已被棋院除籍的事实;假如我知道,就不会在所属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与高川继续对局。这个一手劫的问题在战前就时有出现,本因坊秀哉名人也曾讲过:"从实战上讲,不得不承认'一手劫时无必要补棋' 这一点。"对此,我举双手赞成。我认为,若一切都根据实战就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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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32:52 | 显示全部楼层
从最强战到名人站

    自昭和十四年与木谷实进行的镰仓十盘棋以来,我连续激战十五年,到昭和三十一年对高川本因坊的十盘棋为止,终于以“吴清源天下无敌”而宣告结束。

    这时,读卖新闻社为了取代自家垄断的擂争十盘棋对局,于昭和三十二年(1957)计划举行“日本最强决定战”。这项棋赛以决出“实力的名人”为目的,聚集了当时的全体九段棋手,即我与藤泽朋齐、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以及本因坊高川八段等六名强手,以大循环的形式,每人各执黑、白一次,与另外五人战两局。这就是俗称的“六强战”,是名副其实的决定最强者的棋战。

    对此,我十分不满。首先我提出,为什么六强战的出场棋手都是擂争十盘棋中我的手下败将?再者,那些被击败的对手在没有东山再起的情况下竟然被授权以分先的棋份再次与我竞争,这岂非借了钱又赖帐吗?纯粹是对四百年来围棋界老规矩的无视与践踏。人们不禁会问,吴清源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生死搏斗才打完的擂争十盘棋还有什么意义!我向读卖新闻社的代表高桥雄豺先生提出了质问,并对该计划表示异议。双方交涉的结果是交换了一个备忘录:“读卖新闻社今后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办围棋活动。吴清源对该报社的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对此,我只好表示谅解。

    第一期最强战从昭和三十二年开始,激战至翌年四月,我以八胜二败获得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六胜三败一平,第三位是坂田荣男九段四胜五败一平。我与木谷实自昭和十九年以来一直未交过手,阔别十四年后,此番遭遇仍是我获得胜利。

    第二期最强战,坂田九段以八胜一败一平优胜。第二位是木谷实九段五胜四败一平,第三位是我五胜五败。在这次棋赛中,坂田九段异军突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三期,我与坂田九段均以六胜三败一平的成绩“同率优胜”。

    “日本最强战”尚未结束,读卖新闻社又决定于翌年举行“名人战”。第一期名人战的参加者除我以外,还有坂田荣男、高川秀格、木谷实、藤泽朋齐、杉内雅男、宫下秀洋、岛村俊广、藤泽秀行、岩出正男、桥本宇太郎、桥本昌二、半田道玄,共计十三名棋士,并且仍以大循环赛的形式进行。

    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我才知道,高桥代表事先对我一句招呼也不打,完全无视备忘录中“读卖新闻社仍以吴清源为中心举行围棋活动”这一诺言,真是欺人太甚。我向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提出了抗议。但小岛答复说:“因为我社与日本棋院、关西棋院有协约,不能只给吴清源以优厚待遇。但如果吴清源在名人战循环赛中陷落,读卖社将立即终止名人战,再以吴氏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面对现实,我考虑到读卖社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实现名人战计划,单为顾全一纸备忘录就让计划废除,确也于心不忍。因而我毅然同意给予合作。不过,坦率他讲,既然说了以我为中心,就该相应地给我以适当的待遇,即使不愿施舍给我“第一期名人”的头衔,也不应将我视为十三人中的普通一员啊!对此,我至今还耿耿于怀。

    就这样,这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十盘棋的擂台上力挫群雄、独霸鳌头的出色表演,竟冷冷清清、毫无结果地谢幕了。我就是带着这种无限惆怅的心情参加了第一期名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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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37:20 | 显示全部楼层
战后的红卍会

    围棋与信仰,对我来说犹如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不然,恐怕我是不会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的。我之所以能长久地维持棋士生命,可以说是依靠着信仰。她使我经常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假若在棋士生活与信仰之路二者中只能选择一样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信仰之路。特别是昭和十年我皈依红卍会以来,信仰对我来说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战后一个时期内我加入了玺宇,在这个组织中每日致力于宗教活动。即使在那个时期,我仍然对红卍会保持着坚定的信仰。

    住在仙石原的时候,我与棋界人士很少交往。在没有对局的日子里,研究棋谱和宗教学习就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红卍会后援会解散之后,遗留下一部分有关红卍会教义的书籍,我重新研读了这些书,也学习了一下日本各种神道的教义,最后得出结论:红卍会教义是最最接近真理的精确学说。因而我对她更加深信不移了。

    战后的中国大陆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一度被禁止。为此,世界红卍会根据坛训:“北京总会、天津宗院、济南母院等处的所有权限全部移交香港。”第二年,在香港成立了兼有各种权限的道院——“宗母总办事处”。

    昭和二十五年日本大本教复活后,总长出口宇知磨先生便立即设法与香港红卍会本部进行了交流。由于大本教第一代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曾在一次神灵附体中,受红会的最高神明“至圣先天老祖”的“委任”,在日本设立道院红卍会。因此,大本教从战前开始,就热心于建立世界红干会“日本支部”。谁知从大本教分出去的另一派在静冈成立了“三五教”,他们也希望与红王会相互提携。结果,从昭和二十六年开始,双方围绕谁是日本红卍会的“本家”的问题争执不休,并且就关于设立红卍会日本支部的领导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香港道院认为不能对日本的事态放任不管,故而决定从台湾派遣两位于部,连同居住日本的我共三人,对此纷争进行调停。这是件棘手的工作,召集了多次理事会,都没能取得良好效果。于是台湾来的两个人将调停使命委托给我后便回去了。这样一来,调停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的肩上,使我大伤脑筋。

    这期间九洲的练早地区发生了水灾,香港道院及时将大约三十五万日元的救援款送到我的手中。由于日本尚未成立红卍会组织,因此我把钱捐赠给了日本红十字会。后来,日本东洋大学校长大岛丰先生准备建立红卍会日本支部。他拜求到香港红卍会的坛训是:“如果修行场所——道院尚未具备健全的设立条件,那么红卍会日本支部将不会有令入满意的开端。“但大岛先生无视这一坛训,在临时借房子的情况下,强行开始活动了。害得我一愁未去,又添新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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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38:15 | 显示全部楼层
摩托车祸的厄运 

    昭和三十六年(1961)八月的一天,下午一点钟,位于半岛区目白的椿树山庄附近,为筹建日本红卍会支部的事务所,人们正准备召开理事会。那正是我参加第一期名入战的时期。这天,我为了出席会议从小田原赶到东京,在中午时分向目白的红
卍会筹备处奔去。我平时最讨厌迟到,总是提前到会,似乎要迟到了,因此我急忙赶路,在东京火车站乘上一辆出租车。当时东京街道上的车辆和信号比现在要少得多。车子奔驰在目白宽阔的道路上。因我未及时叫司机停车,车已开过离椿树山庄很远的弯路上去了,我只好请司机调头开回去。然后在事务所对面的街道上下了车。

    下车地点离人行横道很远,我怕迟到,三步并作两步地横穿马路。刚走几步,一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轿车就开了过来,我犹豫着,不知过还是不过,后见两辆车都为我减了速,便拔腿跑过去。哪知公共汽车后面又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他见汽车减速,便加大油门超车,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没等我反应过来,已被撞飞了,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已是在医院里了。据目击者说,我被撞飞起来后,又落在摩托车上,身子被车拖了几米远,才滚倒在街道上。

    我被送进了丰岛区杂司谷的东大医院分院。车祸发生在下午一时十分右左,昏迷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被安置在一间大病房的床上。因为注射了止痛针,当时并不觉着有多疼。据警察说,车主是一个小印刷所的职工,为了按时把校样送到客户手中才拼命地奔驶。医生曾向警察解释说伤势不重。其实医院的检查很潦草。虽说手腕上几处明显的搓伤没什么大事,但右腿不能动弹却被忽视了。只因医生说伤势不重,所以既没透视,也未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

    当时,我的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有五个多月了。我请人通知她说,伤势不重,不必担心。当晚,多贺谷夫妇赶来看望。这时,我的左腿疼得厉害,已无法站立。脚肿起很高,并且发烧。可是医生却无视病情,根本不给检查。几天后,腿肿仍未消退,且完全不能站立,于是就将我转移到一个单间。家里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向医院提出做透视检查的要求。谁知院方却错误地把右腿写成左腿,检查结果当然是一切正常。好不容易院方才查明错误,重新透视,这次发现有腿骨接合部位移位,同时腰骨也有两处裂伤,关于腰骨裂伤,医生什么也没对我们讲,多亏陪住的人看了放在床边的透视照片,才告诉我真相。就这样,对我的处置一误再误,拖了又拖,害得我绑着紧腰衣、脚上打着石膏、在医院苦苦地熬了两个月。这真是个倒霉透顶的灾年。我至今不理解,著名的东大医院为何对我如此敷衍了事?甚至到最后也不肯给我做心电图和脑电图的检查!很明显,我的大脑因车祸受到了影响,出院后经常头疼。各种后遗症使我非常烦恼,车祸的厄运使我的棋士生命骤然缩短了。

    车祸后两个月左右,我出了院。三个月后,我继续参加名人战。住院期间,读卖新闻社曾设法调整名人战对局的日程,尽量避免我因伤不能出场而判为"不战败"的情况出现。此刻我虽然出院了,却不能正襟端坐。为了照顾我,允许我坐在椅子上弈棋。由于对手都不习惯坐椅子对局,特别是在名人战这样重大的比赛中,会使他们常常感到提不起精神来。于是让我一人坐椅子,对面则放置一个小台子,上铺榻榻米,再垫上蒲团,对手就坐在上面。

    第一期名人战最后一轮中,我的对手是坂田荣男九段。当时,藤泽秀行八段以九胜二败的成绩居首位,只剩下对桥本昌二的一局了。其次是我和坂田均为八胜三败。如果藤泽秀行败给桥本昌二,其成绩将与我和坂田之间的胜者同为九胜三败,须再次进行一番决战。   

    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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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40:28 | 显示全部楼层
车祸后遗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战揭开战幕。参战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自从遭遇车祸后,每天早上我都犯头疼病。第二期名人战开始时,头疼得越发厉害。跑遍了各家医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怀疑是血压不正常引起的。庆应医院则诊断为视力不好引起,查视力的结果是,左眼几乎失明。医生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种附在眼球上的眼镜。但制作的这副镜子与我的眼睛不合适,总戴不好;强制练习的结果却是引起了角膜炎。无奈,只得又改配眼镜。在眼镜店验光后,发现左眼还有一定视力。眼镜配好之后,还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头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见好转。夏天一过,除了头疼外,还时常犯精神错乱。发作起来,连自己都不知究竟于了些什么。


    昭和三十七年(1962)秋,棋界为本因坊秀哉名人举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托我作一个死活棋的解题。我仿照《玄玄棋经》,作了"五六围攻"一题。当时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间,正气回返,我在瞬间的灵感中一气呵成作出这道死活题。这是在白棋纵五横六的围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题。在道教易经的领域中,五和六被视为吉利的数字。这个死活题虽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会算错气。只因我在精神错乱时作成这样难得的死活题,所以至今是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错乱日益严重,都非常心疼,终于决定让我住院就诊。

    我躺在汽车里被送往东京。注院前一天,在东京晴海多贺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卫生间小解,把门从里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时,却怎么也闹不清如何将门打开。于是便大喊:"放我出去!"虽然有人隔着门告诉我开门的方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个劲地敲门,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放在一间昏暗的水泥房子里。我觉得这简直像个太平间。不一会儿,担架开始移动,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针以后,再次回到无意识的世界中去,后来听说,那个像太平间似的房子是医院的处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间,我被放在那里等候往院。

    住院期间,我一直处于朦胧状态。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结果,本来是我在错乱中胡里胡涂他说出的名字,却被别人当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让我住院。还有人猜测这是为使我不受新闻记者的搅扰而采取的措施。我进的是东京晴和精神病医院,这也是我出院后才知道的。

    我虽然百事胡涂,但对局的事却总是惦记着。名人战中对宫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为"不战败"。据说对局的前一天,我反复对妻子说:"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

    住院期间,世界红卍会日本支部举行了创立仪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独自一人反对这个支部的发起。但大岛丰先生却无视香港红卍会的坛训,在未建立红卍会的支柱-道院的情况下,强行成立了支部。创立仪式在东京留芝园举行,香港方面也来了几名代表参加仪式。会后,香港代表到我家问候,但妻子拒不告诉他们我住院的地址,使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住院后,我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月左右。

    有一天,我突然大梦初醒,一下子恢复了神志。我环视四周,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躺在这么个怪地方。我不能在这里,否则……一阵逃跑的念头向我袭来。陪住的人见我要逃,忙按住我并向我解说劝告,我这才知道自己患病后住进了医院。

    神志清醒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起来。数日后己恢复了正常。医生们都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康复,因而不让我立即出院。据妻子讲,医生们都很惊奇,说像我那样病情急剧恶化的例子本来就很少见,恢复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绝无仅有。

    在我住院期间,名人战一直在进行。我一恢复正常,立即让家人把棋盘拿到医院来,在病床上开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对棋盘与棋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可不行!难道我的棋就这样完了不行!"念头一闪,我像受到电击一样,仿佛立刻就被胜负之神抛弃了似的。我还深深地觉察到一个可怕的迹象:我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像以前那样保持常胜是不可能的了。

    可以说,我的棋艺以那个时刻为界,往日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坚韧魄力逐渐淡薄了。其后的对局,不过是强弩之未,是棋士生涯的一点余韵而已。

    出院后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战的对局中。虽是大病初愈,但还是奋力搏斗了一番。在这一年的名人战中,我是五胜三败,其中包括对宫本八段的"不战败";和第一期一样,我依旧居于第二位,因而没有得到挑战权。第一位是坂田九段七胜一败。嗣后,他在对藤泽秀行九段的挑战赛中获胜,成为第二期名人。

    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战中,我六胜二败,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没有得到挑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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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读卖新闻社的棋战
  
      昭和四十年(1965),我已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参加了第四期名人战。

      我的身体依旧不见好转,在每天早上头疼的状态中,我一边求医就诊,一边参加对局。到了这时,我的身体与棋力终于全部一蹶不振了。我从比赛一开始就连续败北,特别是在伊豆长岗对(木)尾原八段的第四局时,我始终忍受着头疼病的折磨,终局时,头疼加上呕吐已使我不能动弹了。当地医生赶来作了紧急处置,但病因仍然查不出来。之后,读卖社的汽车把我送回家,让我静养。

      嗣后的对局也都因我身体不佳而连遭惨败。不论哪一局,只要一接近终局,我就一下子乱了阵脚。第四期名人战我以七战全败的成绩名落孙山。这是我到日本以来头一次尝到七连败的苦果。

    后来去医院检查,据医生讲,我有过两次轻度心脏病发作的迹象。第四局结束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心脏病发作引起的。

    这次获得第一位的是我唯一的弟子——林海峰八段,他成为挑战者后,乘胜一举击败了坂田名人,年仅二十三岁就登上了名人宝座。看到林海峰君将会代我称雄棋坛,这对连续惨败、棋力日衰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惯例,在名人战中全败后,要从下一期名人战的预选赛上开始出场。不过,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说过:“吴清源如在名人战中陷落,读卖社将中止名人战,再以吴清源为中心考虑新的计划。”

    我与读卖社订有君子协定:我心须优先参加读卖社举办的棋战,没有该社的允许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举办的棋战。事实上,我曾接到过许多报社的邀请,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的人格不允许我这样做。只要有约在先,不论个人如何受损,也要忠实地履行诺言。例如,朝日新闻社创立“专业十杰战”时,就邀请了我,并开门见山他说,这是为我举办的棋战,无论如何也要我去参战。我通过多贺谷先生与读卖社的有关人员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

    谁知读卖社后来又反悔了,作出“读卖新闻社不能允许吴清源去参加十杰战”的决定。我只得作罢,另外,与名人战大约同时设立的还有《产经新闻》的“十段战”,《日经新闻》的“王座战”等,都曾热情邀请我出场,只因没得到读卖社的允许,我只好一一谢绝了。 再说读卖新闻社是怎样对待我这个名人循环赛中全败 的棋士呢?我们双方的谈判一时出现了僵局。这时我已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没有对他们轻易地妥协。他们则向我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从报社的立场来看,他们最热衷的莫过于劝我引退。还说什么:考虑到我已取得辉煌的成绩,鉴于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年龄,不如“功成名就早还乡”。据说,报社打算对吴清源多年来的功绩付出一笔酬金作退休费。

    我不否认,自己棋士生涯的终点已经可以望到了。但是,只靠读卖社的一点儿退休金确是难以悠闲度日;更重要的是,我从十几岁就跻身棋士世界,如今就这么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地去过引退生活,心里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拒绝了报社关于引退的劝说。

    结果,我只得决定解除与读卖新闻社的协作关系。作为代价,报社只答应付给我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与长达二十五年的读卖新闻围棋专栏的对局挥手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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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47: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我曾考虑到,以前有许多报社都热情地邀请过我参加名人战以外的棋战,现在我离开读卖新闻,就可以直接在各报主办的棋战中出场了。
   
      于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仪式”以及NHK主办的快棋表演赛等机会,向有关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参加读卖社以外的任何棋赛。没想到我只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欢迎。

   记得“十段赛”等对局,正是我在名人战遭到挫败后不久举行的。当初读卖社不顾其他报社对我的多次邀请,有意拖延时间,最后用了两年才了结了与读卖的关系。现在我要参加“十段赛”的事刚有了点眉目,各报社却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当时,我还不知道战后的,棋赛都是各家报社与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而且我一直自以为是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因此不明白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读卖社以外的棋战中,我首次出场的是《日经新闻》主办的“王座战”。我直接向该报社长大轩顺三社长表示愿意参加棋赛,大轩社长顿时喜出望外,当场决定提高我的对局费和奖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参加了“专业十杰战”。

   后来,我还想参加本因坊战,便打电话给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长,向他提出了申请,但一直未见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会,希望尽早决定下来。不久,棋院答复说:“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因你在日本棋院无籍,请作为外来者重新提出申请。”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来始终认为自己是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受到极大打击。我马上跑去询问:穷竟何时、何故将我除籍?当时的棋院涉外部长答复道:“你在战后一直与读卖新闻社缔结专属契约,无意于隶属日本棋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你不属于日本棋院,所以才决定给予你名誉客员的待遇。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如果你隶属于日本棋院,那么,你为八段时就有参加升段大赛和读卖以外的新闻棋战的义务。与新闻社缔结出场契约必须通过棋院才行。但是,无论在那个方面,你都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

   可是,既没有人告诉过我战后日本棋院的规则,我也从未闹清过“名誉客员”的含义,这个称号就突然戴到了我头上。尤其在战后,我离开玺宇后移居箱根,又迁至小田原,注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难得与其他棋士交往,对日本棋院的事当然很不了解。再者,有关我出场对局的事情全都拜托给我的经理——多贺谷先生办理,所以,与报社定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从未考虑过。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棋院应将“除籍”的决定与理由通知给本人!假如有个通知之类的东西,当初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如此盘究下去时,涉外部长被问得无言以对。

   由于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决定拜托木谷实,请他帮我调查一下战后有关我的事情。结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日本棋院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棋院的关系立刻别扭起来。棋院方面一再强辩说,辞呈既是我师傅濑越先生提交的,就等于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样。因此,若想复归日本棋院,就必须就退出一事承认错误。我却反驳说,应该道歉的是棋院,莫须有的事怎能让我谢罪?我从不记得脱离过棋院,也没收到任何有关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脱离日本棋院”这一事实的存在。应该说,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谓“复归”问题根本不能成立。

      记得有许多人为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在我们双方之间奔走调停,特别是“清峰会”的发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热情地充当了我的调停人。记得前田先生曾说,只要我承认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后的事就都可以圆满解决。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让。即使是师傅提交的辞呈,只要它不是我写的,我就决不承认是出自本意。我认为,若是违心地承认了,将给我这样的侨民身份的棋士在履历上留下污点。进一步说,给我的历史上抹黑,就等于是对居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十亿中国人的中伤。我要永保纯洁的棋士声誉,就决不能有负于中国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认了脱籍之事,重新复归棋院,对我个人肯定会有许多好处。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见利忘义、违心从事了。

   不过,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纪念会”为契机,日本棋院正致力于改善与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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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49:00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之游

     昭和四十六年(1971),我谐同妻子到美国去旅游。此行目的是巡视一下美国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时为建立日本棋院会馆募捐。沿途访问的各个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规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之二十可作为我们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想藉此机会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费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报酬。这次旅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是我首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们夫妇成家后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是洛杉矾、纽约、旧金山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地支部的热烈欢迎。我每到一个支部,都与众人作多面打的教习,在举行教习时,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处游览。在纽约,华侨宋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联合国总部。恰值中美刚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发表了演说。这时,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我们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我至今难忘宋先生谈及此事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虽然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大家同是炎黄子孙,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我们在洛杉矾住的饭店是上个世纪建成的;日式建筑。风格朴素坚实,电梯的门须自己动手开关,咯登咯登地显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缓慢。旅馆里没有餐厅,用餐时得上街去找饭馆。我们每天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餐,那里有大批工人就餐,虽然气氛有点儿粗野,却充满了生气。我一边望着工人们进进出出的身影,一边悠闲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饮咖啡。这里的咖啡无论添加几次都不再收钱。从那以来,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后,竟成了咖啡嗜好者。

    我们还参观了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第一次接触美国社会,使我处处感到新鲜和惊奇。

    不到一个月,我们夫妇的美国之游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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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4-19 22:52:36 | 显示全部楼层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后,准备衣锦还乡,探望台湾的父老乡亲。为了报答师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请我同行。借此机会,我打算护送母亲到台湾的大哥那里去往。

    阔别十三年后的台湾棋院,机构比以往更加健全,围棋的开展也兴盛起来厂。与前次访台一样,我们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同时还见到蒋介石先生,畅谈了一番。

    访台后的第二年,由于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所以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小田原,移居东京,住进新宿区四谷的公寓里。那年,我五十二岁,正是在名人战中败北后不久,苦虑于与读卖社交涉之中。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此后,我终止了与读卖社的关系,在与日本棋院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几度参加了“王座战”、“专业十杰战”和“十段战”。可惜由于身体欠佳,常常被医生禁止参加比赛,不得不一再忍痛远离对局场。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已经长大,但我的中国国籍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就业等问题。于是我决定去找曾历任法务大臣等职的稻叶修先生商量,请他帮忙办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续。当时稻叶修先生说入籍日本并不难办。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绝非那么简单。

   在我申请加入日籍的时候,即昭和五十三年(1978)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哥吴浣突然打来国际电话,告诉我“母亲寿高九十无疾而终”。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诸兄弟中唯我与母亲的感情最深,她的死使我感到非常地悲痛。可是一想到母亲在数年前曾多次来信嘱咐,叫我不必为葬礼担心,加上我目前的处境也很为难,因此没有赴台送葬,只是在日本遥祈冥福。母亲的葬礼是在她死后一个月,即昭和五十四年(1979)一月末举行的。听说,葬礼虽然很朴素,但对家母“动荡百年,浩然一生”之荣耀的追显十分得体,完全符合母亲生前的愿望。

   在母亲安葬后不久,大哥大嫂便离开了台湾。在战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家兄一直为台湾棋界的兴盛而致力于围棋的音及活动。当上棋院顾问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从不计较报酬。由于各种原因,他终于下决心移居到儿子们的居住地——美国。

   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大儿子家里落了脚,不久后取得了美国公民权。他的大儿子当时在美国航天局担任工程师。由于缩减,被裁失业。后来又学农业,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他以农业博士的身份而异常活跃。

       大哥的二儿子是台湾的公费留学生,现已成家,住在洛杉矾。三儿子是设计师。大哥一家都定居美国。他现在过着隐居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收到日本寄来的围棋杂志。每日“神驰纵横猜妙手,石落黑白揭阴谋”。
      
       二哥吴炎,战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而热情工作。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多年,文革期间也被红卫兵戴过高帽子,现在在医学科学院教授英语。昭和五十五年(1980),他访问了日本。阔别四十年后,我们终于重逢了。回忆起孩提时代的种种趣事,再看看双方都已鬓发苍白,不禁使人百感交集,感慨不已。

   另外,我的三个妹妹都还健在。大妹一家住在上海,生活安康。二妹住在台湾,从前她单身住在我那里时,取得了"草月流师范”插花教师的证书,现在台湾开设了一间“插花教室”。小妹也在台湾,听说是为日本旅游者担当翻译。

   昭和五十四年,我的申请顺利获准,再次得到了日本国籍。这样,三个儿子,除长子专攻音乐以外,都已步入社会独立生活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时常这样设想:如果散居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的兄弟姊妹趁着健在的时候能欢聚一堂,该有多好啊!可惜,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个想法只怕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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