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文如玉

第八章 以文会友

日中围棋交流

    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呢？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的昌盛时期曾几度出现。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死活题作品集《玄玄棋经》，大约著于六百多年前的元代。距今较近的清朝乾隆年间围棋也很兴盛，因乾隆年间是清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曾有黄龙士（号月天）、施襄夏（号定庵）等名棋士称雄于棋坛，当年的棋谱至今仍在广泛流传。但那个年代下棋时，首先在四个角的对角线上各置黑白二子之后再开局，看来这似乎是为了防止模拟棋的意思。另外，据说还有这样一个规走，即每将对方的棋切断一次，都可获得两目，并将此称为“数块子”。要想提取靠近中腹的子，双方的棋都要多次被分割，因而当年那种白刃格斗、力战求胜的棋风为数众多。

    因为交手前在星位上都各置二子，所以过去对布局的研究不是很多。然而中盘的格斗术却倍受重视，并有精深的研究。查看当年的棋谱即可知，过去的格斗力比起当今日本职业棋士来讲，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随着清朝国势日趋衰败，以及世界列强入侵的灾难降临，围棋艺术也呈现出百花凋谢、万木枯黄的凄惨景象。我出生的年月，也许就是中国棋坛最为衰败的年代。但是，今日的中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围棋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棋界人士为了赶超当代围棋先进国——日本，正在齐心合力加倍努力着。

    看看当代的中国棋坛，在先驱者陈祖德之后，又涌现出一大批年轻有望的棋士，如聂卫平、马晓春、曹大元、刘小光等，真是人材济济、新秀辈出。目前他们与日本棋士正在进行广泛的交流，而且在与日本年轻的中坚职业棋士的交锋中取得了旗鼓相当的成绩。有目共睹，中国棋手的棋力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并越来越接近日本了。

    但是，也许受清朝以来传统势力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棋手虽然中盘战斗力很强，可惜从布 局到中盘阶段的战略上的研究尚且落后。公平而论，中国目前的棋力与日本的一流棋士相比，贴三目尚且不及。这是职业棋士们的共同看法，中国方面也不否认。依我个人之管见，中国要想提高这贴三目的棋力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

    虽说现在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围棋活动，但鉴于围棋机构的组建还刚刚着手，如北京、上海、四川三地已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棋院。可是要想达到大多数人都能日常性地接触围棋的阶段还相差甚远。从现在来看，中国在国家建设上首先面临着许多课题。因而对围棋的预算不会很高。中国与号称“围棋人口一千万”的日本相比，恐怕难以相提并论。另外，中国在对局谱的研究上也几乎全是参照日本的棋书和报刊来进行的。在这种状态下，年轻新秀很难有机会在高水平的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作为极其宝贵的机会——日中围棋交流，一年却只有一次。单凭这点，要想拉平贴三目的差距，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中国要赶超日本；唯一的捷径是派有才华的年轻棋手赴日留学，不断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迅速增强棋力。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有一、段时期，中国方面也曾认真地考虑过派遣围棋留学生的事情。

    当我听说中国方面有意派遣围棋留学生之后，曾决心尽力促其实现。但听说日本棋院只承认聂卫平、吴凇笙为五段，其余的入最多视为二段或三段。中国方面认为段位评价太低，因而十分不满。

    三年前，海外的大哥吴浣访日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即让中国棋手从五段以下开始对局，只要他们凭实力连胜升级，一直升到能与日本一流棋手对局即可——采取这种形式来决定留学与否。于是，我带他走访了日本棋院后，终于得到了同意。这样，剩下的问题是谁来支付留学生费用，以及何处安排他们的住宿。

    中国方面很担心的是赴日留学棋手的教育问题，害怕他们会沾染日本社会的不良习气。对此我考虑由我来收留们，叫他们在我的小田原的家里，一边自己起伙，一边作为日本棋院所属棋士，每日上棋院学习，这样就可放心了。因为中国人都擅长烹调，自己起伙并非难事。况且我家住上五、六个人，仍然绰绰有余。同时我还想，我素与诸般恶劣嗜好无缘分，由我来收留围棋留学生，别人或许不会担心管教不严吧。

    有关费用的事，为了和读卖新闻社协商，我特意登门拜访了副社长原四郎先生。据该社的答复说，像目前日中围棋交流中邀请中国棋士来日的饭店房费、随行人员费用、交通费、欢迎会等费用支出，总计约需三千万日元。但是，我若接收五个留学棋手的话，根据读卖新闻社围棋责任记者的估算，假设他们在日本棋院的对局成绩能达到胜负各半，那么为期两年的费用将比上述的邀请支出要便宜得多。因此，我当即向原四郎副社长提出请求，希望以两年的留学费用力名目，援助一千五百万日元。

    听了我的“宏伟计划”，原四郎副社长也很感兴趣。当下约好，为促成此事而共同努力。
   
    当我将日方大有希望的意见转告家兄后，他立刻通过中国围棋界的负责人，征得了国家体委主任的同意。另外，担任“留园会”会长的盛先生也特意向中国驻日大使打了招呼。

    想不到功败垂成。那年十一月，读卖新闻社就日中棋士交流问题递来一封谢绝信。理由是：因有各种情况以及小田原离棋院太远，难以监督。所谓“各种情况”，可能是指关于日本棋院与中国围棋协会的备忘录之事。对于“难以监督”来说，让中国留学棋士住到我的小田原家里，由从未沾染过恶习的我来亲自监督，且不说可以保证督学，单就修业环境来说，那里也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可惜此事未成，我深感遗憾。

    我与中国棋界的交往，自战后在日本再会梅兰芳以来，持续至今，始终未断。陈祖德和聂卫平访日期间都曾专程来看我，我也给他们送了棋书。虽然我力不从心，但对中国棋界的发展，今后仍然愿效微力。

文如玉

围棋的国际化与规则问题

    日月如梭，日本自战败以来已四十年了。在此期间，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围棋的受宠地位也日益提高，呈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在围棋越来越大众化的同时，职业棋士的对局费和奖金也有所增长。建立在“国民喜爱”基础上的棋士生活，不但安定无忧，而且社会地位亦显著提高。以至有人不惜辞去一流银行的高薪职务而希望作一名职业棋士。可是，我刚到日本的时候，靠对局费维持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若从今日棋界的繁荣昌盛来看当年的贫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说它有天壤之别、隔世之感，也不为过。

    随着日本围棋人口的扩大，布局与定式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不用说职业棋手，业余棋士的棋力也大有进步。日本棋界出现如此鼎盛的局面，不禁令人感到万分欣慰。

    可是，若从我这样的“国际人”的立场来看，不管日本围棋多么兴旺发达，假若日本棋界对现状感到满足就危险了。从世界的角度观察一“下，可以说围棋仅在日本一国热火朝天还远不解渴。围棋——这种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应成为全世界的爱好。我们完全有理由通过围棋来扩大国际交流。这正是我热烈期待着的事业之一。找再次呼吁，希望日本棋界有关人士朝着这一目标努力，通过围棋加深各国间的友好，为世界和平及国际友好而作出贡献。

    但是，从当前围棋的国际普及形势来看，可以说非常令人失望。今昔相比，尽管国际普及有所扩大，但比起高尔夫球、芭蕾舞、柔道等体胃项目来，我认为普及的速度太缓慢了。如此深奥莫测、趣味无穷的竞技竟然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冷落，究其原因，恐怕只能归结于普及方法上的缺陷了。

    我认为，在围棋的国际化问题上，只要实行如下两点，就会使普及速度明显地加快。
   
    首先，将围棋传授的重点放在女性一方。妇女懂得围棋后，不仅可以教自己的朋友，还可以教丈夫和孩子。特别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西欧，要普及围棋，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女性中开展传授。因为教会了一个女性，就可收到再增五位以上爱好者的效果。在此意义上讲，希望多派女流棋士到海外去，先在女性中大力普及。

    第二点，要改革围棋规则，使之合理和通俗易懂才行。尤其是要成为对任何国家、对任何人都容易解释的规则。二十多年来，我最热烈盼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改革围棋规则。现在日本棋院的围棋规则是昭和二十四年（1949）制定的，有许多缺陷，在国际上难以通用。日本棋院有义务制定合理的规则，并让更多的围棋爱好者得以充分的理解。与商人对货物负责、有义务通俗易懂地讲解使用方法的道理一样。目前举行的世界围棋选手权大会上，对围棋规则已有若干修改。但是，就连这样的大事，除了有关人士以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只因现在日本棋院的规则是“既成事实”的“集大成”而并非遵循围棋这一竞技的根本思维方法来制定的，因此才产生了包括“万年劫”和“一手劫”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规则不过是将前人的判例堆砌起来。另外添加了一点几临时规定而已。最为明显的一例，即是对我与高川格当年下“三盘棋”时“一手劫”的处理。那种置“劫材多者为有利”的围棋规则于不顾，强迫我去补棋的作法，害得我以半目之差失了一局。

    记得当年日本棋院曾当众约定，要重新研究日本棋院规则，进行合理的改革。报刊对此也发表过消息。但时至今日，日本棋院尚未践约。甚至关于“一手劫”的典型性重大问题也无人来作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我认为目前中国实行的围棋规则最为合理。若以中国的规则为基础，我所提倡的规则就会成为简单明了的了。如下四点，即是全部：

    一、(死活的定义)全部被包围的子为死子，应从盘上除去，盘上剩下的为活子。
    二、才方提劫后，不能紧接着提回同一个劫。
    三、子与空相同对待。
    四、子与空合计居多者为胜。
   
    其中子与空相同对待这一点是中国规则的根本。所谓“空”，本来是指对方无法打入的场所。所以自己可将填子省略。自己投子围出的场所理应作为自由支配的地盘。若依照此规则，像“一手劫”这样有代表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鉴于日本规则在有无补棋必要的问题上那样纠缠不休，不如采用中国规则，本着在自己的空里无论怎样补也毫无损失这一精神，在所有复杂可疑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棋力来粘补。

    另外，什么“盘角曲四”、“可提三目”之类的规则既复杂，又没有作权宜规定的必要。这些都可以在实战中解决。尤其是那种产生于理论，但实际上下一百万年也不会出现的“长生”棋形，虽然已成为条款，但实在毫无意义。果真出现了的话，视为天降瑞祥，以“无胜负”而论，再煮上一锅红豆饭（日本风俗之一），庆祝一番即可。“长生”恐怕比打麻将时连和三把满贯的事还要少。

    顺便提一下，按中国的围棋规则，终局后确认胜负时只数黑或白的空与子的总和就明白了。子与空加起来若是棋盘的半数以上，即181子以上者为胜。不言而喻，不必要把提取的死子再填回对方的空里。

    按照中国围棋规则实际对局的话，与日本规则几乎没有差别。即便现在采用了，也不会在围棋爱好者之间惹起混乱的。实际上，日本棋士去中国交流时，都是按照中国规则对局的。我听说美国等国家也采用了与中国规则近似的形式。

    说实在的，我对日本棋院总是死死抱着目前有缺陷的规则不肯放手这件事无法理解。如有“中国围棋规则是中国产生的，故而围棋先进国日本不能采用”的想法，那么这显然是狭隘的偏见。无须赘言，那种“世界围棋的中心永存于日本棋院”的唯我独尊之观点，只有百害而无一利。要想真心实意地取得国际友好交流的效果，必须打破国家界线和民族偏见，必须放眼世界，认真选择对大家都适宜的好方法，并且要坚决清除无聊的“权威主义”。

    最近有些人认为，随着日本经济惊人的发展，日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畅通无阻。因而日本轻视经济落后国，自认为日本最了不起的那种“日本中心主义”思想又有了复辟的倾向。我希望至少日本棋界不要受这种思想的毒害，应该以宽广的胸怀，高瞻远瞩，为围棋的世界普及作出应有的贡献。

文如玉

关于定式

    不少人对我创造了许多新定式、为围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此，我不胜感激。倘若来问我的意见，我会开门见山地告诉诸位：盘角上的定式本来就和没有一样。其证据是，综观一流棋士的对局，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按书上写的定式下棋的。

    角上的定式本来就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四个角在很大程度上被布局与证子所左右。由于棋子的配置关系，往往出现许多一般看来不成立的手段。大体说来，“定式”这一名词本身就不好。既然说是“定式”，就容易被字面的含义所束缚，使人总是想当然地把它奉为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说“走式”本来只是个单纯的“标准”而已，为了向初学者传授时方便才被过分地固定化了。因此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像奴隶一样被它打上烙印而盲从于它。比起角上的定式，我倒是想把中盘的手筋、终盘的收官中的许多部分叫作“定式”呢。

    如果说我真的创造了许多“新定式”的话，那是因为本人对历来的“走式”毫不重视才引起的。在新布局诞生之前，“一占空角、二守或挂、三要开拆”的顺序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当年的定式相当死板的。特别是在师道尊严、不得造次的战前，同一宗门的年轻棋上要想打出新手，必须要有极大的勇气才行。只要未成强手，稍有标新立异就要遭到周围的一阵怒斥：“你小子还没那个份儿来打新手!"所以，那个时代很难出现新的定式。

    因我并非大权威的门徒，不受既成观念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思考。我的师傅濑越先生从未搞过全门棋士的研究会。只要我的成绩不下降，师傅不管我下什么样的棋都不责怪。反过来说，我始终只能一个人单独地研究。虽然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方法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的泥潭中去，但毕竟可以自由思考。就这点来说，我的学习环境可谓无比优越、得天独厚。

    即使是铭刻棋史的新布局，我与木谷实在摆脱传统布局思维这一点上虽说一致，但出发点仍有不同。本谷实非常重视中腹难以计算的势力，我则主张“将一手棋便守往角的打法省略，那怕只是一手，也要尽早在边上展开”。被称为“新布局之花”的三连星，就是以我首创二连星为根据的。我刚到日本时，人们都遵循本因坊秀策以来的传统观念下棋，黑棋的第一手只局限于投在小目上。但后来我发现秀荣名人曾执白打在星位上，于是我的黑二连星设想便找到了根据。既然执白打星位都成立，那我执黑去打就更无可非议了。我向来是我行我素，对秀哉名人的对局中，也一视同仁地打出了三三、星、天元的布局，这本来并非蓄意向本因访门的权威挑战，只是觉得可以这样打才毅然打出来的。

    可是，遇到难解的定式时，职业棋士也同样容易被定式束缚。如我在“大雪崩”定式中，首次打出向内拐头的新手时，据说在隔壁房间里研究的职业棋士们顿时骚乱起来，纷纷叫嚷：“吴先生搞错定式了！”另外，比如某个旧“定式”，它是一百多年来始终认为黑棋绝对坏、谁也不去打的“定式”。我之所以敢这样打，只因我总不服气、黑棋究竟为什么不好？如今果然风头调转，都认为白棋不好了。虽说此棋形已少有人打了，但从试探起直到得出白棋不好的结论，足足花费了十年的光阴。说实在的，我本人并没有为了打出新手而事先煞费苦心地反复钻研，许多新手都是在对局中灵机一动地想出来的。

    目前，在几百种基本定式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与这些定式的变化有关的定式。也许全部加起来早已超过了一千多种。如此浩繁的定式，就是职业棋士也未必全能记得住。更何况业余棋手那种生吞活剥式的死记硬背，不但枯燥无味，而且毫无意义。实许相告，本人不但对定式知之甚少，而且就在知道的几个定式中仍然混杂着许多不解的东西。我觉得一般业余棋手应该把定式只当作一种“标准”，顶多记住五十至六十种基本形也就足够了。而后再靠自己的棋力，全力以赴地去下自己能透彻理解的棋即可。

文如玉

我和木谷先生

    我被濑越先生收为弟子之后，师傅始终在生活上给我以多方面照顾。然而，只要我勤奋下棋，有关我的私生活等事，他全都不加干涉。就连昭和十年（1935），我只身回天津的时候，见我做事鲁莽，先生本来不高兴，但他连半句责怪的话都没说。总之，先生不仅多方照应我，而且从无束缚弟子之意，对此我真是感恩不尽。可以自豪他说，濑越先生不仅是棋坛的名师巨匠，也是举世难得的一流人物！

    桥本宇太郎也是濑越先生的得意门生，是我的师兄。我刚到日本时，他总是设法照顾我。他才华横溢，实践能力很强。由于桥本有铁一般坚定的信念，而且棋之才能也是一流人物中的饺饺者，所以我们都为之倾倒，常常称赞他的才能，誉他为“昭和的秀甫”。秀甫在明治时期力挽狂澜，使一厥不振的日本棋界终于跳出苦海，重见天日。秀甫不仅棋艺高超，作为实业家也不愧是第一流的。今日如此兴旺发达的棋界盛世，多亏了秀甫夙兴夜寐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常想，酷似秀甫的桥本宇太郎在他那威扬四海的棋才之上，假如再加上“胜负师”的执拗与坚韧，毋庸置疑，一定会筑起长久不衰的“桥本时代”的。

    如今桥本宇太郎已是将近七十五岁的高龄了。但他仍然宝刀不老，至今还在硝烟弥漫的第一线顽强作战，并率领着日本关西棋院的全体将士南征北战，一往无前。对此，天下人无不佩服之至。

    棋坛巨星木谷实先生是一心一意献身于围棋的故人。也许就因为他也对世俗琐碎一无所知，酷似于我，所以我们才那么情投意合。我一直把他作为我的兄长，与他的关系亲密无间、谊深似海。

    在我来日之初，木谷实被人们誉为“怪童”，在如林的年轻棋士中他首屈一指、所向无敌。我徒居日本的头二、三年内，执黑也总是赢不了他。因此，我始终把木谷实当作第一目标，发誓不超过他决不罢休。

    在我寻求宗教信仰的初期，经木谷实相劝，我俩经常去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第聆听教诲，我与他的亲密交往即从那时开始。可以说，我们是在信仰的世界里密为知己的。别人也许不知，与其说我把他当作棋逢对手的宿敌，倒不如说他对我亲密得胜似兄长。

    在我俩经常出入西园寺公毅先生的府第期间，我们开始尝试新布局的打法。为了将用新布局下的棋复盘推敲，我俩废寝忘食，不知在西园寺先生家里流了多少汗水。虽说当年的汗水犹如酿造玉液琼浆的酒曲，散发着一些憨痴的霉味，但随着光阴的流逝，汗水已成为新布局浪潮的源头了。每当我酪祭木谷实时，不禁含泪吟道：

    冰觞同沥血，
    古井独思源。

    在那难忘的年月，我俩年轻力壮，风华正茂。木谷实虽然正值新婚燕尔、蜜月缠绵，但在信仰和棋艺的两条路上他仍然与我结下了和爱情一样深厚的友情。

    我年轻时与木谷实对局次数最多。记得每到午休打挂时，他就去打台球，而且最热衷于和前田陈尔对打。我总是一旁观望，从来不去试手。我看木谷实的样子总想笑，他每击一球都要用四、五分钟。击球杆往往在他的手里上下持七到八次才能定下往哪儿打。谁知刚要打，又缩回手来，正一正眼镜，然后再摸几下球杆。就这样，欲打又罢，反复斟酌。总之，击一球要摸三、四十下球杆才真的下手。难怪对手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打麻将也是如此。一手、一手地苦思冥想，半天也舍不得出牌。由于木谷实的长考，经常急得牌友们坐立不安。不过，因对手大都是他的师弟或晚辈，不得已，只好耐着性于陪他玩。总之，本谷实为人过于诚实，即使是马虎一点儿也情有可原的事，他也毫不让步。打麻将也如同下棋，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他从来都是长考了再长考，毫不吝惜时间。

    木谷实在棋士中是有名的“长考家”。他不管限用时间定为多少，早在序盘时就用个精光。因而奔过中盘往往时间紧迫，苦于读秒。即使是对业余棋手下让九子的指导棋，他一般每局也要用半天以上。木谷实是铃木为次郎先生的门徒。说来有趣，以铃木师傅为首，长考家们一个不剩地聚集在铃木一门。过去，铃木先生的长考就已经很有名了。到了门下木谷实、关山利一，以及关山的徒弟梶原武雄的时代，除了长考以外，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下围棋”。

    以前，我觉得过分地思考反倒不上算，也曾问其为何长考的理由。他回答说，他首先在作为直感而浮现于眼前的四、五手中，从最不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一手一手地往下计算。这样看来，因没有漏算的地方，失误自然就少。

    但是，除了中盘的绞杀和收官以外，其他的地方无论如何也是算不尽的。况且，对方若在自己计算范围外的地方打下一手的话，那么一切还得再从零开始算。与木谷实相反，我首先在最早浮现于眼前的几手中，从最有可能成立的一手开始算，如这一手不行，再考虑另一手。我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人非圣贤，无论怎样计算都算不尽、计不清。一般来说，反复长考的棋士多数都是辨别力强的人。正因为能识破对手，计算又准确，所以即使被迫读秒，也能保持不出误差的自信。世人皆知，木谷实的计算之精深在棋士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过，对计算过于自信，有时会事与愿违。因为一旦迷信起计算力来，往往会忽视大局。一方面，谁都明白序盘时过分长考不上算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很多棋士仍然不会那么简单地纠正这一点。事实证明，人的性格干奇百怪，假如这些性格不保持住各自的顽固性，那么作为棋士，很难在竞争胜负的世界中各自生存下去。

    另外，本谷实的“棋风突变”非常有名。他曾几度从一个极端飞跃到另一个极端。我刚到日本时，他曾是“死死守角、步步为营”的棋风。到了新布局盛行时期，他一下子又变成了“投石高位、注重势力”的棋风。后来，从他对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开始，再次恢复了“死死守地”的棋风。尤其是与我进行“镰仓十盘棋”的时期，他竟变成“极端低位、低。投固守”的棋风了。实不相瞒，我的棋风也属于变化无常之类，但比起木谷实来，仍然是小巫见大巫，望尘莫及。

    我认为木谷实的棋风绝不是单纯考虑胜负才如此剧变，而是对艺术的探求精神的表现。棋风剧变的本身，加上始终保持着一流的成绩这两点，足以说明他对艺术追求的憨痴之心了。如果没有高超的实力，谁也做不出如此艰巨的事业！总之，木谷实一切为艺术，一切皆可抛，事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种忠贞不渝、探求不止的精神，其表现是如此的淋漓尽致，堪称棋界之楷模。

    遗憾的是，战前与我那么亲密的木谷实，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却杏无音讯了。那个时期，他们全家从大肌迁居到了平家。众所周知，他从战后的饥荒年代开始周游全国，凭其伯乐之慧眼，发现了许多有望之童。这些孩子被他带回家，作为家传弟子而精心指教，结果培育出许多一流棋士。据说木谷师傅在平家既养山羊、又把几百坪的院子垦为耕地，自给自足地养活了一大群徒弟。据统计，木谷实培育了共六十人的问生，家中徒弟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六个孩子排队吃饭。看起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效仿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木谷师傅固然伟大，但木谷夫人更加伟大。

    现在，木谷实的弟子早已是桃李满天下，而且事实也已经向人们宣告：当今的日本棋坛是木谷门徒横行的世界！谁曾想到，当年养育一群家传弟子的无价之举，唯有卧薪尝胆的木谷师傅一人从中咀嚼出了今日的欢喜。因此，这种埋头苦干的事业，只有凭木谷实的一片真心和高尚情操才能成功！

    我于昭和三十一年（1956）曾去平家的木谷家小住了几天。记得那时，家传弟子中的大竹英雄君，摇晃着光溜溜的小和尚头，露出一副很淘气的相儿坐在未座上。

    后来我搬到东京住的时候，木谷实已在东京的四谷开设了“木谷道场”，因而我们又重新有了来往。当时，我还让上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女儿佳澄每日去“木谷道场”求教，让她作为木谷礼子的弟子，并经常请加藤正夫君为首的许多棋坛“俊杰”来教她。半年左右，她就从让二十一子进步到让十六子了。然而，她的手法虽还正确，但不擅于搏杀，看来胜负之事对她不太适宜。于是，我女儿不到一年就放弃了学弈之念。我因饱尝了棋士之苦，因此从一开始就没有非让孩子走同样的路不可的打算。木谷实的子女中，除了礼子以外，也都选择了与围棋无缘的道路，他们的棋全都不甚高强。

    从木谷实经常闹病时起，我就时常顺路去道场看他。虽说我从未对道场的家传弟子们搞过教习，但我记得常和大竹君和加藤君一起去散步。

    那时，医生曾禁止木谷实下棋。但因他本人离开围棋就活不下去，所以寂寞得抓耳挠腮，想下棋都快想疯了。他经常缠着礼子，说什么也要下棋不可，弄得礼子无计可施。甚至有时候，他还背着家人，独自拄着手杖爬上四楼，来到我家。记得他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一本正经他说：“我今后要在所有的对局中出场。吴先生也和我一起去吧！”我听后大吃一惊，只得婉言相劝：“先生，那可不行。非要出场的话，也要视身体情况而定，先从电视快棋之类的对局开始，一点点地慢慢来才行啊！”

    然而，他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终于因脑溢血而躺倒了。就在他发病倒下的那天我刚好在场。看来我作为第一个发现者真是与他有人生奇遇之缘。记得那天的午休时，我正在“木谷实道场”巡回观看他的弟子们打挂的几盘棋。午休快结束的时刻，木谷实和我一起坐在客厅沙发上休息。当我纳闷儿他怎么总不讲话时，突然发现他的脸色很怪，嘴角还流着口水，我大惊失色，赶快告诉一旁的弟子说：“不好了！先生的样子有些反常！”

      自那以后，木谷实就长期卧床疗养。当时木谷道场的毗邻处，一座大厦正在施工，工地的噪音震耳欲聋。而且，楼体起来后，木谷道场就如傍篱小草被遮得终年阴冷，实在难以再住下去。嗣后，木谷实的夫人找我商量，准备据理力争“日照权”。我当时劝她说：“他们现在就扰得先生无法疗养，再争日照权，只会再惹一层麻烦。干脆把道场卖给大厦之主算啦！”后来，木谷夫人毅然下决心将道场拍卖出去了。就这样，培育出众多棋坛俊杰的摇蓝——木谷道场，终于宣布解散。木谷夫妇只得重返平冢去住。

      回到平家后，木谷实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终于被迭去住院。那年七月的一天，林海峰来电话说：“木谷先生的病情恶化！”我急忙赶到医院，在谢绝探视的时间内破例地进了病房。我一眼就看见木谷实手里握着一把扇于（日本棋士对局时的必备物——译者），但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我坐在病榻边，凑近枕边大声地向他打招呼，然而他却毫无反应。但当我嚷道：“光一君从前是力战型的，最近越来越赢得麻利了！”这时，木谷实为了表示随声附和而微微摇动了一下扇子。据木谷夫人讲，这是表明听懂了的暗示。光一君指小林光一九段，他有幸经历过木谷一门家传弟子的严格锤炼，后来与木谷实的女儿礼子结为美满夫妻。

    说来也怪，我去医院探望木谷实之后，他不久就奇迹般地好转起来，竟然在半个月后就出院了。

    可是，又过了几个月后木谷实就溢然离去，成为不归之人。

    那个时期，犹如群星陨落一样，多贺谷先生、木谷实先生、濑越宪作先生，这些对我恩重如山的人都相继谢世。顿时，我的身边也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然而我还是这样想，身体乃天之恩赐，我将在可行的范围内敝帚自珍，休息养生。其余的事，干脆听天由命。

文如玉

文武双全

    我认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大体可分成文、武两道。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中，二者缺一不可。

    武道是对身体和意志的锻炼，是塑造人格的必需。而文化是维持和平与丰富精神世界所不可缺少的。近来，文与武的界线有些混淆，体育也被列入文道活动的范围之中了。其实，胜负之争本来就属于武道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难怪人们把围棋和将棋都归档于武道。并且，记者们还经常在观战记中把“擂争十盘棋”的生死对局，比喻成古代武士们的自刃格斗。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就像穷兵黩武的教训一样，“胜负一边倒”的人容易偏信武力，忽视仁义，因而在他的人格上必然缺少和谐。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缺一都不可。

    不过，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据道教学说解释，棋盘、棋石是作为观测天文、占卜阴阳的道具而发祥的。因此围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下了文化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譬如，即便有些棋子被提取，但未必波及到满盘皆输。这种胜负矛盾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恰恰是歌颂为和平而斗争的艺术形式。从围棋具有如此鲜明的性格来看，如果它一旦在世界上普及推广、国际间的交流也兴盛起来的话，围棋一定不负众望，在类和平和国际友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留学日本的最初几年里，为了成为一名一流棋士，走过了一条潜心研究的艰难路程。后来，我在了解红会、吸收宗教和东方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又逐步意识到我命中注定要通过围棋和宗教信仰两个方面的途径来为日中友好效力。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抱着一个最大的愿望，即希望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们都能避免政治上的争端，让实现和平共
处的那一天早日降临！

    战后，在我信仰玺宇的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我的评价都不好。特别是“战胜国”中国，对我的责难尤其严厉。然而，尽管如此，我对日中之间求得和平的愿望依然没有一天动摇过。而且，受玺光尊的派遣，当年我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派出机构）去游说时，也曾为日中和平呼吁过。为此，我反遭到对方的一阵奚落。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就连我的婚事都受到一些中国人的种种议论。不过，我仍然把这桩姻缘视作日中友好的象征。我发誓，同这位日本血统的妻子相敬相爱，白头到老！

    我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作为一名棋士，我取得了超出自身实力以上的成绩。通过这些成绩，在以日本、中国为首的十多亿亚洲人之间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联结纽带。我认为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而且，我能名留日中友好的青史，这比当上亿万富翁还要令人高兴啊！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自己肩负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即必须为后人留下问心无愧的坚实足迹。为了履行这个义务，我今后也决不作为贪私欲而辱清名的事。我决心经常不断地反躬自问，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永保廉正、无愧终生。

    静思往事，我之所以飘落日本，并非自愿，完全是天赐的命运。诚然，正是为了善始善终地保全这个好命运，我才勤奋地生活过来了。

    我觉着，自己能做出意想不到的成绩，皆因自己的努力受到了神灵的承认。我的一生中能与濑越宪作先生、桥本字太郎先生和木谷实先生这些贤良的前辈邂逅相识，能与红会这一宗教结下奇缘，真是莫大的幸运啊！

    今年已是我的古稀之年。根据我研究的历法来看，一九八四年是“转关”的甲子年。甲子是每隔六十年循环出现一次，但“转关”的甲子则是二千五百年循环出现一次。迄去年（1983）为止，人们将刚刚结束的二千五百年的“未法之世”中出现的释迹摩尼、孔子、老子、基督等圣贤，视为由神派到人间来拯救“未法之世”的使者。而“未法之世”已告结束的今年开始，一个必然的趋势出现了，即世界将朝着没有纷争的方向发展，人类将迎来和平共处、光明灿烂的新社会。

    现在，我已挥泪告别驰骋多年的棋坛，从现役棋士阵营中引退了。但是，今后我依然希望通过围棋与宗教这两个方面，以新的面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迎来“转关”的甲子元年之际，我想以文会友并敬告各位读者：这一年将作为我生活的新的出发点！

    经一生的磨练，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修成文武双全、人格和谐，性灵与日月同光。

安徽断刀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