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文如玉

  入籍日本

   在我和秀哉名人又对弈之际，社会上阵阵阴风冷雨向我袭来，有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曾为我十分担心，他就是山崎有民先生。

   昭和六年，他于‘满洲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回到了日本。由于日中关系日趋险恶，他在北京美术商的买卖早已无法正常经营了。往在日本的华侨也都相继不断地返回中国。山崎先生当时对我说，若是我还想继续学棋修业的话，不取得日本国籍，终归难以长久留住日本。他劝我尽早加入日本国籍。山崎先生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向二0三高地的冲锋中九死一生，成为幸存的三人之一。他常常以此为自豪。他在中国大陆有很长的生活经历，对政治亦了如指掌。

   我毕竟对政治一窍不通，便去找望月先生商量入籍日本之事。望月先生认为日本与中国是同种同文的国家，入籍也是件好事。于是劝我将名字改为吴泉。为了既不忘中国也不忘日本，吴泉字的前一字按照汉文读音，后一字采用日文训读。就这样，我高兴地顺从了这一劝导。昭和十一年四月，入籍日本的申请被批准了。我改名为吴泉。最初见报时，大家都只会用日文训读我的名字，其实吴字应是音读。由于大家很不习惯，念起来又不甚通畅，于是，昭和十五年，在镰仓我与木谷实下“十盘棋”第六局之前，又恢复了原名——吴清源。

   全家只有我一人加入日本籍，母亲和兄妹们仍然保持原有国籍。

   战后，我曾因为国籍问题而苦恼过。其实，入籍的事情我并未与獭越先生作任何商量。我想，未和他商量反有好处。因为獭越先生是个过于于认真、责任感强的人，当时若与他商量，战后他肯定会为我的国籍问题而大伤脑筋的。

   大哥吴浣从早稻田大学转到明治大学，不管在哪个大学读书，他都作为围棋部的主将而十分活跃。他曾获得大学生循环赛的优胜。后来，他毕业后，我拜托床次先生对他给以照顾，决定让他去“满洲国”任一官职。

“满洲国”由日本一手扶持建立，日本政府曾将“满洲国”作为“理想之乡”而大肆宣扬。我由于对实情毫不了解，轻信了政府的宣传，见大哥就职之事有了眉目，以为今后会在“日满亲善”中大有作为，一时曾倍觉心情舒畅、踌躇满志。

   大哥一度就职于“满洲朝廷”的宫内省，嗣后调至于驻日本的“满洲国”大使馆，走马上任又回到了日本。


  上海、青岛、“满洲”

   昭和九年（1934年）五月，在日本棋院、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共同举办之下，以“日满华围棋亲善使节团”的名义，我们一行访问了中国各地。这次旅行预定为两个月、除了我和木谷实，还有安永一先生和田岗敬一先生同行。

   由于身着和服，行动不便，决定以西服领带的打扮前往。我和木谷实穿西服是头一遭，谁也不会系领带，只好请田岗先生帮我们一一系好。乍一穿上西装，心情就好像是当上了某会社的社员一样。木谷实过去长年和服打扮，没想到西装领带对他再合适不过了，看着他就像一流会社的要人一样气派，真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从东京去长崎的沿途，出席了各地举行的“送别棋会”，最后到达长崎，乘上了“上海丸”，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上海。船在浩荡的长江入海口逆流而上，由那时算起，抵达上海已是翌日的傍晚时刻了。

   在上海的逗留预定为两个星期，是此行访问时间最长的地方。当地的富豪张谵如先生谈情款待了我们一行。船一进港，便看到众多的欢迎人群在岸上挥手跃动。许多令人想念、倍感亲切的面孔也夹在人群之中。最最令人吃惊的，是我看见了幼年教我汉文的老师——杨先生的身影。

   在上海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棋会，当年我生活在北京时与我常常竞争胜负的顾水如、刘昌华、雷博华等中国棋士们也幸会一堂。一阵寒暄之后，对局开始。由于那正是我们狂热地运用新布局奕棋的时期，因而我们投下的子都是高位。对此，中国的棋士们个个惊诧不已。

   我们还从上海去了苏州和太湖等地游玩。那天，我们乘游船随波浮荡在太湖，船上主客对弈、谈笑风生。听说大湖也有类似海盗一样的水寇，时常袭击游览船只。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的船也不敢大意地乱开。上海名菜繁多，我们此行真是口福不浅。遗憾的是我滴酒不沾，见到那“酒浸小蟹”，虽然馋涎欲滴，却只好逊谢了。记得还有一道菜是用活蹦乱跳的小虾沾着佐料汁生吞人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光阴似箭，我们在上海两周的逗留一晃而过。我们队张谵如先生处得到一千元的谢礼，接着向青岛继续旅行。

   到了青岛，我和木谷实二人决定去国分先生的府上打扰几日。国分先生那时正因脖子疼不能扭动，样子十分可怜。他向我们诉苦说，到处请医生来看过却总是不见好转。那时，木谷实在西园寺公毅先生去世文后，继续在他儿子西园寺公直先生那里作信徒。公直先生给别人治病时，常常将手掌按在病人的患处，白中念念有词，采用“神贴掌”的精神治疗法。我和木谷实原来也学过此法。于是，“给国分先生治一治脖子吧！”木谷实劝我用“神贴掌”治疗法。我虽然不愿轻易卖弄此法，但经不住木谷和国分二人夹攻，“那就试一下吧！”我被说服了，只得点头答应。

“也许很不灵验，光靠这个谁也不晓得管用不管用。”我一边嘟嘟哝哝地说着，一边取出一块手帕，贴在国分的脖子上。将手贴放在手帕上的约有三分钟，就那样纹丝不动地使精神贯注一统，然后将手撤开。怎么样？只见国分的脖子顿时疼痛全消，彻底治好了。

   手到病除，国分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款待。其实，我的妻子在遇到孩子肚子痛的时候，将掌贴在肚子上治疗，孩子的腹痛都曾一下子就治好过。用木谷实的话来解释，贴掌时，只要是将精神贯注一统，掌内便有静电传到患处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离开青岛，我们又踏上了去“满洲”的旅途。

   在“满洲”，于“康德帝”御前，我和木谷实每日用一个小时，下了三天的棋。由于当时我是五段，木谷是六段，所以对局我为黑先。，结果，我十二目胜，“满洲皇帝”观战时，曾拿出笔记本，认真地作了纪录。

   皇帝的侍从中有位徐先生。当年我住在北京时，曾让徐先生五子奕过棋。这次御前邂逅，真是他乡遇故知。当我问徐先生，觐见皇帝时该怎样称呼为好？徐先生告我说要称呼“皇上”。和木谷实的对局结束的那天下午，在皇宫御庭内抬出了桌子，决定由我和徐先生对奕。皇上随后也步出宫闱，前来观局。看到我的对手比较弱，便开金口道：“联想看你吃他的子，越多越好。”一闻此话，徐先生顿时紧张起来，旋即将胜负置之度外，越发紧固地防御，拼死地不让我提取。我也剑拔弩张地想吞吃对方的几团子。然而，对方根本就无取胜之意，只求能活便罢。说真的，要吃掉背水为阵、殊死求生的子确实不易。非常遗憾，最终我也未能吃掉几子。

   对局结束后，我献给皇上一本新布局的书。皇上龙颜大悦，与我亲切攀谈。由于皇上龙踞御座，我总是仰着头用北京话对他讲有关围棋和在日本的生活等事情。也许皇上平常用北京话闲聊的机会甚少，与我谈话时显得格外有兴致。

   然而，据说皇上的“帝宫”原来是日本烟草专利公司的旧址，破旧不堪。日本的外交官经常出入宫廷，皇上虽然对他们那种蛮横傲慢的态度毫不动气，耐心以礼相待，但仍然可以看得出，他过着“笼中鸟，不如意”的生活。一想起前一代清朝皇帝威扬四海的光景来，怎禁得住痛心疾首、满腹凄凉。总之，那次的中国之行，是我初次还乡，心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文如玉

第三章 归依红x会

  “回天津!”

  昭和十年，我二十一岁。

这一年的五月，西园寺公毅先生患癌症去世。记得前一年的年末，公毅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想让我“得道”。“得道”，是指将先生倡导的宗教之秘诀传与我。无论哪一种宗教，仅仅是信仰，就只能称称为门外汉而已。唯有积多年之修行后，才能得授于那种宗教精髓的入门键。这个入门键，即各宗教之秘密，或称为秘诀。

公毅先生逝世后，其子公直先生继掌山门。不过他与公毅先生的修行方法大有不同。木谷实在进入公直先生的时代里仍然继续其信仰；我却于公毅先生独去仙界后即离门而别。

回想来日之后，我始终被对局纠缠紧迫。在前一年秋季升段大赛时，我升为六段。不过，随着身入高段，对局时间亦相应延长，真是此一局未完，又一局亟待，连续奋战。对当时已筋疲力尽的我来说，能得以修心养神的地方，唯有西园寺先生的府第。可惜西园寺先生一去不复返，埋头苦战于胜负之争的我，心灵深处仿佛顿时出现了无底的空洞，在难以解救的寂寞中，度日如年。

就在这十月一日的夜间，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恰巧是在重大的秋季升段大赛前夜。升段大赛将于翌日迫临。入夜后，我将老子的《道德经》读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入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x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x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x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x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x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x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x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文如玉

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极劝我住院治疗。

古岛先生曾担任过《万朝报》的主编，是绪方竹虎先生的前辈。古岛先生在信州的富士见高原有一座别墅，他与有名的结核病疗养所---富士见疗养所的院长正木先生交
谊深厚。

正木先生除了本职为医生外，还是个小说作家，笔名“不如丘”。丘即指孔子，不如丘即自愧弗如孔子的意思。“事到如今，还是多花些时间彻底治疗一下为好！”古岛先生这样说，劝我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我曾几次应邀拜访过古岛先生的那座别墅，早就看上了富士见高原的景色，于是欣然同意。古岛先生就我住院之事当即委托正木先生，正木先生也愉快地表示接受，结果，我幸运地免费住院疗养，于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往富士见疗养所。

人人皆知，富士见高原在日本的高原中空气最清净，对结核病的疗养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据正木先生说，他在全国巡查一遍之后，得出富士见高原为最佳疗养地区的结论后，才下决心在那里修建疗养所的。富士见疗养所还因为在久米正雄的小说《来自月亮的使者》中作为写作背景而十分有名。

住院的第一天就有人向我宣布：“安静第一”，“最初的两个月里必须进入全天卧床静养状态”，并且还被警告，“说话多了也不好！”

与今日相比，那时治疗结核的特效药一无所有。即使有也不过是防止食欲减退的消化剂等等。说起治疗方法，完全是依靠安静和高原的清净空气，让肺部被结核菌侵蚀为空洞的地方，由滋生出来的膜儿像一堵混凝土的围墙那样将其包裹住，从而达到慢慢愈合的目的。

绝对安静的状态对一般健康的人可谓寂寞难熬之事；然而对我来讲，好不容易才从残酷的胜负世界中逃脱出来，难得能如此享受清闲的宝贵时光，因此，我毫无苦感。

我请人帮助安装了一个撑书器，大部分的安静时间都在读书中度过。那个撑书器使用方便，只要是头扭转的范围内，无论哪个位置上都可以撑起书来，自由自在地躺着阅读。阅读的一页，可用撑书器上的金属夹子夹住，只要挪动一下夹子，就可继续翻开下一页。

住院时，我将幼时读过的书，从四书五经开始，到王阳明、程子、中江藤树、本居宜长等有关儒学、国家的书都细细地读了一遍：以红教的论述为主的书也读了许多。吕祖全书等也是那个时期读的。

住院前夕，久原先生送给我一本生长家出版的《生命的真相》，劝我读一读。带着此书，一进疗养所的大门就开始阅读，谁知里面尽是记载依靠信心来治病等经验之谈。有一天，正木先生来查房，见我正在读此书，“读那样的书，能治病吗？”先生一间，我无言对答，慌忙将书合上，藏起不读了。记得那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说不须请医生、光凭信心就可包治百病。

万万没有想到，享受了两个月的安静时光，我大有收获——彻底根治了自幼就有的老毛病——疝气。这是因为我每天躺着不动，腹内支撑小肠蠕动的腹膜完全长好，小肠下垂现象便不复存在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

进入静养生活的两个月后，再也不发烧了，并可以洗澡淋浴及逐渐地增加日光浴的锻炼。日光浴是从晒足十五分钟开始，这样循序渐进地加强锻炼一个月后，允许每次全身晒一小时。

住院期间，来探视的人非常稀少，有一天，喜多文子先生光临。据先生说是拜访了富士见的老相识后顺便来看我。她还特意为我带来了仓田百三的《出家与作弟子》一书，并有数册日莲宗及一休宗等宗教方面的书。如此厚待，对除了看书别无他求的我来说，真可谓雪中送炭。

记得当时喜多文子先生曾这样告诉我：“东京方面，由于时局异常骚乱，人人都谨慎小心，莫谈国事。就连我丈夫六平太的能乐教习也很少搞了。只有围棋，因为是无言之物，不会祸从口出。比起来，我倒是因外出教习增多而忙得不亦乐乎呢。”

将要入冬时，经允许我可以慢慢地散步。于是我今天串串病房，明天到附近转转，显得异常活跃。富士见高原的秋天景色非常迷人。极目远眺，一边像海一样，到处生长着芒草，金风拂荡，漫山遍野泛起阵阵白色的浪花。另一面是日本南阿尔卑斯山脉，座座峰峦头顶着初冬的白雪，默默无言地高耸入云。向北望去，八岳山挺拔险峻的山峰，像支支利剑刺破天空，干燥的空气，晴朗的蓝天，站立高处，冷飓飓的风迎面吹来，令人心旷神怡。脚个的这片沃土不禁常使人回想起养育我长大的北京风光。每当找独自出去散步，一想起能够从胜负场上那乌烟瘴气的日月里逃脱出来，不但对病身未抱任何不安，反倒暗自庆幸，我终于享受了生来未遇的安静与修闲。

新鲜的室外空气对我这种病是天然的最佳良药，因而疗养所规定，到了冬天也不允许将窗户关死。富士见高原一到严冬季节；夜里气温下降到零下十五、六度左右。连门的金属把手都冻得冰凉，一不小心握住了，弄不好会粘掉一层皮下去。而我却只穿一件睡衣、仅盖一条薄被便度过一冬。身体确实受到了一番严格的锻炼。


记得那年初冬时节，濑越先生前来看我。他一进病房，觉得太冷，十分吃惊。于是劝我说：“如果禁受不住这里的寒冷，就提出来，千万别客气！”在伊豆也有个疗养地，四季如春，他可以介绍我到那里去住院。先生来时紧裹着外套，口中不住地喊：冷！冷！而我却若无其事地身穿一件睡衣。也许身体早已逐步适应了寒冷，因而并无那么冷的感觉吧。所以我对换个地方疗养之事丝毫也不考虑，对先生的深切关怀感谢一番后，便一口谢绝了。

  后来，经允许我可以更自由地散步。于是就常到富士见车站附近去玩。

那时，由于“日华事变”，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战争风云。日本各地到处都可见到为出征兵士们送别的场面。富士见车站亦不例外，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送行人拥挤在车站。那时，我一直盲目听信了“日中战争是为大东亚的和平而战”的日方宣传。然而我的心中还是不禁泛起阵阵杂乱的疑团。，每当看到送别出征的情景时，我总是久久地眺望，思绪万千。

就在疗养院内最大的一间病房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大陆的地图，患者们每天都将日本军进击的状况记录其上。他们在我的面前总是避而不谈，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间最大的病房里，除了日本军进击而别无其他话题。

富上见疗养所里有许多病房，其中“白桦病栋”为最上等。那里常有各界名流往院疗养。我认识的有作家崛辰雄先生，政治家永田秀次郎先生的儿子永田亮一先生，画家曾宫一念先生，还有一位稀客——萨摩治八郎先生的夫人也在此疗养过。

据说萨摩先生是个出身亿万富翁家庭的纨绔子弟，他一辈子吃喝嫖赌、放荡不羁，将财产挥霍殆尽。夫人出院后不久，当时耗资三万日圆，在疗养所附近建造起一座豪华的别墅，打算一住不走了。可惜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独自守着一座空房。丈夫在外花天酒地，似乎把她忘了。

在我的身体明显恢复后的一天，我和几个人结伴访问了那座豪华的别墅，并和那绝代佳人照了纪念像，可惜那些照片在战火中全被焚为灰尽。

结核病的疗程很长，疗养者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种病一般在疗养初期退烧很快，眼见着明显地好转。可是疗养到一定时候，“自感症状”虽然大大消失，但往往再也看不到有更明显的效果。

遇到这种状况时，丧失耐心而未能彻底疗养至康夏的人，有的吸烟、饮酒，有的偷跑出医院，于是造成病情再度恶化的不乏其例。年纪轻轻就因旧病复发而归天之人，在我身边也历历可数。记得富士见车站前面有一家“扒金库" （注：弹子游艺厅），一到夜里，常有一些病号从医院偷跑出来，在此寻乐和消磨时光。

我住的病房是“富士见病栋”，这里有许多《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和他们的关系户来往院。菊池宽先生的情妇也在此疗养过。

我隔壁的病房有一个比我晚一个月入院的人，名叫千叶。他也是《文艺春秋》社的社员。千叶住院期间最爱玩克郎球，邻近的克郎党徒们每天聚会，架起克郎球盘大订一场。我也被卷了进去，而且越打越精湛，这个游戏后来逐渐在全疗养所风靡一时，由于大家越打越上瘾，惹得医生们不得不采取将克郎球盘没收入库的高压政策。

千叶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住院期间和我交情最深。或许他过于年轻气盛，见自己的病情恢复缓慢，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后来又患了失眠症，异常苦恼。我见他时常背地里吸烟，还偷偷地往眼药瓶里灌注威士忌，于无人处悄悄地一饮而尽。我出院后，他的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终于成了不归之人。

昭和十三年六月，当我的病情有显著康复的结论后，接受了本因坊秀哉名人与木谷实七段的“名人引退棋”的解说之任。

这个“秀哉名人引退棋”，名副其实地成为秀哉名人最后的一盘棋。从六月二十六日于箱根开局，中途由于名人病情恶化，八月十四日弈至百手时便中断。然后过了三个月，于十一月十八日于伊东再次交战，到了十二月四日才终于有了结果。实际上对局的天数共十五天，限用时间各为四十小时，成为载入棋史的一场重大对局，同时，这也是“世袭名人制”时代名人最后的一局。木谷为了此局，决定当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对其他的棋战一律挂起免战牌，在半年之间全力以赴地迎战秀哉的“引退棋”。

这盘棋结果是木谷实黑先五目胜。此局乍看朴实无华，但却十分复杂。由于名人抱病对局，下完这盘棋后，大约过了一年，于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不幸告别了他那叱咤风云的棋士生涯。

这盘引退棋的观战记者由川端康成担当。数年后，他将观战记汇写成一部小说《名人》。在川端先生的作品中被称为名作的《名人》，令人百读不厌，千古流芳。

对我来说，于病中担任如此重大对局的解说，无疑是副重担。虽然疗养所的医生嘱咐过，不许我过于勉强地工作，但一想到重大对局之中怎能允许有错误的解说，于是，我便叫人将研究用的袖珍型棋盘与棋石送到病房里。需要研究的棋谱每周由每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鸿原先生亲自带来，由我看过之后加以解说。可是，到了中盘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冷不防地让我看谱，要作出漂亮的解说实在是有些强求。不过，话虽如此，我还是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左思右想，不得不在夜深入静之时，偷偷地展开棋谱，反复揣摩名人秀哉和木谷实的真意所在。

川端先生作为观战记的执笔人，真是费尽了心血。有一次，他说：“我想看看吴六段是怎样作解说的。”于是，特意和鸿原先生一起到疗养所来看我。

自我住院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的光景，昭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出了院。那正是因名人住院治疗、名人的引退对局不得不中断的时候。

在我往院期间，除了名人引退棋以外，我还接受了朝日新闻刊登升段大赛实战谱的解说之任。这件差使，也许是懒越先生见我病情好转、怕我收入减少而特殊关照给我的。为此，朝日新闻的责任记者胡桃先生每周都到疗养所来取我写的解说稿。

即将顺利地出院之时，按照朝日新闻社的计划，为了观察一下我身体恢复的情况，决定让我与藤泽库之助四段下一盘“试验对局”。限用时间各为四小时，结束后，再用调光给我作一下透视检查。对局后检查的结果是：不可勉强，必须让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逐渐适应对局。

出院后，我立即出场于当年的秋季升段大赛，然而由于身体尚未彻底恢复，结果成绩为：三胜三败一平。

忆川端康成先生

出院后，从翌年的二月到三月之间，我与木谷实进行了三番棋的对局。这次对局是东京日日新闻的计划之一，观战记者仍然是川端康成。

由于我出院不久，竞技状况不十分良好，因而吃了个二连败，退下阵来。然而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中间休息时，和川端夫妇同去伊豆旅行，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回忆。在富士见住院疗养时，我和同病房的安田善一先生结为知交，那次旅行是应他的邀请而去。那时我了解到，安田先生就是位于伊豆下贺茂的旅馆——伊古奈饭店总经理的儿子，当时伊古奈饭店经过重修，改造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十分有名。

安田的父亲——安田总经理也是川端康成的小说迷。趁着饭店重修落成的大庆之机，开口说一定要请川端康成来往几天。这样，川端夫妇和我加上安田共四人，兴致勃勃地谈好去下贺茂旅行。动身时，已是大地回暖、河水湍流，春天的气息开始飘荡在原野上。早春二月末，眼前一派鸟语花香的迷人景象。

我们一行先在修善寺投宿了一夜后，被汽车在下田街宿卜颤簸了一程，然后从下田乘出租车抵达下贺茂。著名的伊古奈饭店是茶室式的建筑，景色幽雅。尤其是周围的树木嫩芽初萌，一片新绿，十分耀眼。翌日，带上饭盒，川端夫妇与安田及我四人同去妻良。子浦等地徒步旅行，我们沐浴在早春明媚的阳光里，信步在海边小路或芒草原野上，无忧无虑地尽情欣赏着和平宁静的景色。

到了夜里，温泉戏水之后，常去川端的房间里畅谈到深夜。我们的话题从宗教到围棋，海阔天空。还记得，当时仿佛尽是我一个人口若悬河地高谈阔论。回顾我为四段、在国民新闻主办的与秀哉名人下让二子局之时，川端康成就曾担当过观战记者。我们的交情从那时开始，真是缘分非浅。

川端康成对“美”有根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约稿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读卖新闻社主办的棋战常常在“福田家旅馆”进行，川端康成作为观战记者也常常在福田家眠宿和写稿，那里有个侍女经常侍侯他，名叫“雪姑娘”，川端十分喜欢，后来，川端一到，雪姑娘就成了他的“专属侍者”了，据雪姑娘说，“川端先生非常喜爱收集艺术品，一有闲暇便去逛古玩店。

川端康成和我都很瘦，我对此并无所谓，可是川端似乎十分介意。他好像十分羡慕丰满型的人，特别喜欢丰满的女性，难怪他选择的妻子就是一个胖乎乎的美人。在伊古奈饭店时，我们一同洗温泉，几乎互相估摸了对方的体重，不过谁也没有说准，我俩都不足四十五公斤。因此，，川端康成笑嘻嘻他说：“不管谁先达到了四十五公斤，都必须请客庆祝一番！”

战后，此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想到川端康成却牢牢记着。一打听到我的体重已经超过了四十五公斤，“喂！你不请我客可不行啊！”川端冷不防地摆出了一副认真的面孔咄咄逼人地向我“讨债”，当时还真吓了我一跳。

文如玉

第四章 胜负与信仰--两路兼行

  白刃格斗——擂争十盘棋

世人皆知，“擂争十盘棋”如同武士真刀实剑的战斗一样，两雄争霸，必有一伤，实在是一种极端残酷的对局。若有一方被击败，本应为平等待遇的胜者一方，便会截然分明地比对方在棋力上拉开高出一段左右的等级差。嗣后，败者是再也不能与胜者平摆地对局了。（擂争十盘棋过去称为争棋，有十盘，也有二十盘，甚至更多盘。一般在净胜局上每领先四局者，称为多胜一筹，交手棋份立即提高一格——译注）一旦被人降服，就会身败名裂，如果不能东山再起、重霸擂台，其结局只能是从棋界的第一把交椅上跌落下来，永远被人们遗忘和抛弃。实际上，重整旗鼓、再次争霸的机会微乎其微，因此，“擂争十盘棋”可说是一场悬崖上的决斗。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擂争胜负中，一方面，胜者名扬四海、誉满天下；另一方面，败者一蹶不振、棋士生命就此断送。这也是“十盘棋”给职业棋手带来的无情命运。

自古以来，为了决定棋界“第一人者”的地位——名人棋所，大都是只凭一次擂争十盘棋或二十盘棋的对局便评功定爵。因此，任何对局者都会强烈感到：成败在此一举！不得不舍生忘死地在棋盘上展开决斗。这绝非危言耸听之谈。人人皆知，在江户时代的本因坊、安井、并上、林这四大棋家之间，为了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从来都充满着残酷的血腥味道。

正保年间，第二世本因坊算悦与安井算知为争夺名人棋所的宝座而进行的擂争胜负，双方都舍出性命来作赌注，费时九年的期间里却只下了六盘棋，而且最后不分高低，毫无结果。到了宽文年问，第三世本因坊道悦为报师仇，向当时已当上名人棋所的安井算知挑战，发誓与他擂争六十番胜负。“倘若败下，将受到流放远岛的刑罚”——道悦就是在幕府这样的威胁之下冒死格斗了十二盘，终于遥遥领先、占据了上风。更有悲壮之例：元文年间，第七世本因坊秀伯与井上因硕的“争棋”中，弈至第八局结束时，秀伯口吐鲜血，英勇地倒下。争棋只得中止。另外，天保年间，向第二世本因坊丈和名人挑战的井上家的赤星因彻，败局之后也吐血不止而倒下。可惜一代超逸之才死不瞑目，生命的火花刚刚闪烁了二十六个春秋就磕然熄灭了。再有，第十四世本因坊秀和与幻庵因硕的二十番棋，第一局就费时九天，这期间因硕曾经两度吐血，冒死搏杀。如此壮烈绝顶的擂争对局，其例真是不胜枚举。

举近代之例：明治时期有个水谷缝次，在与高桥忤三郎进行擂争胜负之后，可怜一命呜呼，气断身亡，昭和初期，日本棋院的铃木为次郎先生与棋正社的野泽竹朝七段，人称“宿命的敌手”。他们的擂争十盘棋的激烈场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根据弈棋者双方的段位差而决定不同的“交手棋份”（如互先、先互先、定先、让子等——译者），以及一直沿用擂争胜负的对局形式，这些惯例在棋界早已自行消亡了。其消亡开始于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世袭名人制度被废止的时期。从此，一切棋战的称号都根据“名衔制”而定。可以说，这种巨大的变迁，若是从四百多年的日本围棋史的长河来看，不过是沧海一粟，一朝一夕的变化而已。

对我来讲，所经历过的“擂争十盘棋”本质上与昔日的擂争胜负毫无区别，同样是以棋士生命来孤注一掷、冒身败名裂之危险的“争棋”。尤其是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独霸擂台，打了十多年的“十盘棋”。我的处境若称为悬崖上的决斗可谓名副其实。这并非有任何言过之处，因为那时我早已失去了日本棋院的支持，只得独闯天下，因此，一旦被别人击败，吴清源的身价将一落千丈，他的棋迷们也会大夫所望。毫无疑问，这意味着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特别应当说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决胜负的形式，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着下一下，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看起来，因那种血刃决斗式的对局已然灭绝而值得当今的棋士们庆幸。现在的各种名衔战，即使是败北一两次也无妨，既无损于名誉，又不会引起交手棋份的改变，而且还存在许多次挑战的机会。另外，名衔非常之多，对谁是第一强，无人公正地来“排座次”。对于棋士来讲，当今的棋战是只加不减、只升不降的各种头衔制的比赛而已。

我绝非嗜好此道才去下擂争十盘棋的。从昭和十四年（1939）的“镰仓十盘棋”开始，到昭和三十年（1955）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为止，我面对当代所有的最强者，实际上与这些对手轮番决斗了十回，下了近百局的“十盘棋”。因此，难怪人们在我的名字上又贴了个标签，送我个绰号为“十盘棋的吴清源”。

十分幸运的是：在所有的擂争十盘棋中，除了与藤泽库之助六段（注：当时吴为八段）“定先”（注：藤泽始终执黑）的十盘棋之外，在所有“分先”的十盘棋中，我将所有对手全部降服于脚下。总之，能将与我旗鼓相当的强敌轮番击败，我想只能解释为福星高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常常受到司掌胜负之神的青睐。

长时期作为观战记者、经常在十盘棋对局场采访的读卖新闻社的山田虎吉先生，在他的《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中这样写道：

“事实证明，当时再也没有像这种擂争十盘棋那样令人恐怖的了。因为无论如何，盼望已久的‘谁是日本第一强’即将揭晓，天下亿万人的眼光当然全都集中到这两个最高擂台上的人身上。这两人无疑都将名誉地位、身家性命全部孤注一掷地押在擂争之中，谁都必须殊死地决斗到底。就连观众也会替他们捏出一把汗，心情也会随着那棋石的落盘声而激动万分、惊叹不止。若将现在定型了的对局形式——各种名衔战的‘七盘胜负’来举例，在使观众时而振奋、时而惊叹这一点上，可以说与‘十盘棋’相比简直是望尘莫及。这样说，其恐怖意味完全可以使读者理解了吧！”

“然而，万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常常在饭后茶余闲谈的‘十盘棋’，要想取胜是何等地艰难。更何况在历经多年、参加多次擂争十盘棋的棋士中，唯有一人连胜不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清源！真可谓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非同凡响。在这个十盘棋的最高擂台上，代表当代之精华的人物——木谷实、藤泽库之助（朋斋）、岩本熏、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高川格等，他们轮番抖擞精神，个个施展绝技，大显不凡身手。然而，吴清源面对这些虎狼之将，高屋建瓴，百战不殆。他不仅全都战胜对方一筹，而且有时打得对方的交手棋份不只出现一段之差，还出现过二段之差。这怎能不令人拍案称绝！此乃日本围棋史无前例的壮举。并且，由于十盘棋的决斗名副其实地酿成‘争霸日本第一’的一场大战，所以它显示出无比残酷和惊险的特点。在这一系列生死攸关的连续较量中，吴清源竟然不遗一尘、无咎无愧地参天而立，真是应当重彩浓墨地大书特书一番！”

山田虎吉先生如此不惜溢美之词，敝人实在难当。但今日回想起来，擂争十盘胜负这种残酷的对局，毕竟在长达十五年以上的艰苦岁月中反复不断地进行，况且唯一连胜到底的幸存者，万万没想到竟然是我！这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啊！

文如玉

镰仓十盘棋

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我最初经历的擂争十盘棋拉开了战幕——与木谷实七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第一局。由于这次十盘棋的对局场选在镰仓的寺院，因此，便被称作为“镰仓十盘棋”。

其实，认真说起来，在镰仓十盘棋之前我和木谷实已经下过一次十盘棋了。那是我还未满二十岁、木谷实也刚刚三十出头弈欲颠狂的时期。当时我们联手成为棋坛新锐，被人同称为“花形棋士”，十分活跃。不过那一次的十盘棋因木谷实中途晋升为六段，交手棋份突然改变，不得不在三胜三败时中止。但对我来讲好像昨日的事一样。特别是在建长寺下的第一局，我俩当时倡导的新布局崭露头角，使天下棋迷耳目一新，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局。另外，昭和八年我对本因坊秀哉名人运用新布局抗争的一局（三三、星、天元之局——译者），同样是誉满天下、令人难忘的。

  首先叙述一下镰仓十盘棋决定的经过。

昭和十四年，日本棋界的棋士升段大赛制度经历了重大改革。由于那时的升段规定过于苛刻，若成绩一般，即使是苦战十年也难得晋升一段，因而造成棋士间焦躁和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对此，日本棋界不得不对升段规定作适当放宽的改革。那时棋坛状况是这样：在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八段位上空无一人，七段成为最高段。除了铃木、獭越、加藤三长老以外，比较年轻的棋士只剩下木谷实一人了。

段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组、乙组以及因此产生的级差。另外，采用了“权宜升段规定”。这个规定将过去的“升段大赛成绩未达到平均分数为七十分以上者不准升段”改为“在昭和十四年与十五年里，平均分数达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赛一结束，我便作为享受权宜升段规定恩惠的第一号而晋升为七段，再次与木谷实段位平等、并肩起坐了。

我与木谷实的多次对局，早在数年前就作为“明星节目”被搬上舞台。为此，各大新闻社都争先恐后地相继将我们的对局纳入计划。例如：时事新报社主办的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盘棋；读卖新闻社主办的七盘棋；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三盘棋等等。总的来看，以上的对局双方胜败是平分秋色。如此景况之中，我俩作为当时的最高段——七段而并驾齐驱、难分轩轾，这样一来，秀哉名人引退后的日本棋界最强者是谁？无形中，木谷实与我的对局作为决定最强者之战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最佳节目”。

谁来主办这个最受欢迎的节目——木谷、吴的决斗？这无论对哪一家新闻社来讲都事关重大。那时，读卖新闻社慧眼识到擂争制对局的严酷性，于是与日本棋院缔结了一项契约，将所有的擂争制对局由该社一手垄断起来，木谷实获悉此事后，有一次与读卖新闻社的围棋责任记者饮茶闲谈中，曾表示“愿与吴清源一争胜负，打它几十盘也行！”

读卖新闻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实话音未绝便急速地作出木谷与我擂争十盘棋的计划。当时的对局费也是每局每人高达七百日元。那时节普通的对局费按行情是每局两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们的对局费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实我对金钱之事从来都算不清账，对自己的钱囊到底有多重也从未掂量过。毫无例外，那时的一切都托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与木谷实去商定，据木谷实讲，对局费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预先克扣了。此次十盘棋对局的条件还有：决定以擂争胜负的方式。有一方净胜局上领先四局即改变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时间各为十三小时 ，三日终局制；对局期间采用“同馆食宿、闭门封棋”的方式进行。

在对局场的选择上，鉴于必须是与擂争十盘棋这种白刃格斗色彩相符的擂台，为了始终保持庄严肃穆的气氛，决走主要选用坐落在镰仓的建长寺、圆觉寺、鹤冈八幡宫。第一局于九月二十八日起费时三天在建长寺的禅房里对局。当时的住宿地点是靠近由比滨的镰仓海滨饭店。



猜棋结果是木谷实执黑。木谷实从他与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时开始，形成了“以新布局为主、重视取势、投石高位”的棋风。不料此局木谷实突然棋风一转，改为“投石低位、坚实占地”的策略。当牢固地占地之后，奔至中盘便猛然打入对方的阵势中去。因此，在我与木谷实的对局中，围绕打入的子而展开绞杀的场面屡见不鲜。此局也同样，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后近中盘时在白模样中打入，不过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张开模样的大网。结果，第一天给人的印象是黑棋稍稍落后。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样中，双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虽然可望得手，但整个盘面对黑棋来讲仍无根本好转，黑棋陷入苦战的印象难以消除。从黑棋第77手开始进入对局的第三天，绞杀的态势更加扩大，双方都相继遇到了局部战术的关键地方。只见木谷实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恩，一阵又一阵地反复推敲。局后一查记录，黑棋的思考时间：第95手用了52分钟，第97手用了65分钟，第101手用了55、分钟。可见木谷实长考留下的脚印真是既深且长。

我的第120手，本来是想赚取小小的两目而伸腿，谁知竟是个失着。后来落了个被黑棋猛烈反击的苦果，造成一个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时，木谷实也好我也好，全部舍生忘死地拼了。后来第157手时，没想到木谷实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后，突然在盘侧倒下。当时的观战记者三崛将先生描写了这个场面。文章略长，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对局纯属真刀实剑的血战，，棋手双方无时不在殊死拼杀。这种赌命于擂台的决斗，即刻成为铭记昭和棋史的一场大战。激战到了最后一天的深夜，对局场上展现出一一片阴气袭人、满地月色凄凉的景象。

只见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157手后，顿时鲜血从鼻孔中流出。敝人当然不解，盘前竟如此令人呕心沥血！于是，房内纸隔扇和玻璃门急忙被打开。建长寺对面的山上吹来一股股寒冷的夜风，在寺院中的禅房四角飕飕地回荡，仿佛要将这里的一切都冻结凝固似的。

走廊里，限用时间已所剩无几的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头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并不时地叫喊：“对方考虑的时候，我也想去看看！”于是，一时拦挡不住，他便强打硬撑地坐到棋盘前，不过只听他说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跄跄地回到走廊躺下。当时，对局场上人们四处乱窜，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而抬头望去，昏暗的走廊对面的山上，早已是风平月明，株株苍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纹丝不动地静下来了。

禅房里，明亮的灯光下，表情严厉的吴七段正在长考，仿佛刚才的骚乱他全都置若罔闻。不！也许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30分钟之内，他正襟危坐，纹丝不动。突然，他抬起头面向天井，双目向极高处眺望，但心神却仍然贯注于盘面。刚才的骚乱发生以来，吴氏始终一言不发。自黑棋第157手打下后，惊慌失措的人们，水呀、药呀的喊个不停。然而噪音对他毫无干扰，吴氏就这样默默思考着度过了30分钟。真是寸心不乱！

“吴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会儿好吗？”日本棋院的八幡干事伺机搭话问道。当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显，若是吴氏此时将下一手打下，那么限用时间仅剩9分钟的木谷氏将陷入苦境，可以这样说，若是吴氏一石落下，然后再用30分钟、或1个小时来休息的话，就等于赐给时间窘迫的木谷氏以额外的缓兵之暇，此事便显得不公平了。正因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虑趁现在吴氏未投之际先休息一下。

吴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点儿下吧，可以早些结束。”说完，吴七段终于决然脱离思索，扬起脸向走廊那边问道：“木谷先生，怎么样？休息一下好吗？我这一手马上就要下啦。”

话音落下后，禅房内鸦雀无声，沉默中又过了几分钟。后来，脸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湿手巾将头缠住，步履蹒跚地从走廊处走出来。于此同时，吴七段第158手打下，将这个大劫彻底地收拾了。

  “休息吗？”木谷七段问。

  “休息吧。”吴七段额首应道。

  于是，休战20分钟。

吴七段在侧室里继续饮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头部，便低着脑袋，摇晃着走向大彻堂，在黑暗中消失。随后，高桥四段悄悄地给我看了四个字：“胜负不明……”（引自《吴清源擂争十盘棋全集）第一卷）

嗣后，这篇观战记事害得我大难临头，有苦难言。其实，木谷实倒下之时我根本就没有察觉是因为出鼻血。我觉得很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棋势非常微细，而且黑棋始终陷于苦战之中，后来因我出现失着而局面骤然间好转，于是他大大松了口气，紧接着便引起了贫血而倒下。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木谷实在对局时，只要是疲劳过度，就常常引起贫血。以前他在和桥本的对局中，木谷实就曾因贫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30分钟。据桥本说，当时那盘棋已进入收官阶段，木谷实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边躺着一边在头脑中的棋盘上计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称：充分计算的结果是自己一目胜。

分析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说我这里不但没有余暇去分心照应木谷实，实在是早已自顾不暇了。由于我的失着，本来自信为优势的局面，顷刻之间转变为胜负不明。我自身血压剧升，鲜血几乎快从天灵盖上喷出了。由于我只顾绞尽脑汁地思考，所以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与其说是没有印象，其实根本未映入眼帘。可以说，在这么重大的对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拥挤成一团、临近终盘尚且优劣不明的局面时，作为棋士，谁都会冒粉身碎骨之险，毫不弛心旁骛地投入战斗。因此，此时此刻岂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对方的竞技状态而担扰的余暇。总之，血战的双方从始至终在盘上将自己的棋石与对方的棋石紧紧咬住，只要盘面上这种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谁也不会去介意对局者处于何等状态。再者，观战记者中“木谷七段闷闷不乐地躺倒着”一句，委实是大肆夸张的描写。实际上应说明木谷实是躺在长椅子上的。而这篇报导无疑给广大读者造成了“木谷实痛苦难堪”的不良印象。

休息后再战，进入收大官子，在第184手我再次出现失着。黑棋终于转为优势，如此打下去的话，局势发展将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第193手木谷实也出现了失着，我再次抓住胜机，挑起劫争，终于实现了逆转，白棋获二目胜。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争十盘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场从始至终苦战不休的胜负大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满洲事件”后，不宣而战的日中战争早已陷入了更加扩大的深渊，日本国内也处于“国粹思想”笼罩全社会的时期。宣传机构都大肆宣扬日本民族在亚洲的“优越性”。于此相反，他们将中国人蔑称为“支那人”甚至辱骂为“狗窟子”。霎时间“支那人愚蠢”等恶语中伤如阴云弥漫，嘲笑中国人的报导、文章等，不但是报纸，就连少年杂志也连篇累赎。

在如，此蔑视中国人的风浪中，如前所述的观战记事登载见报，顿时引起了读者巨大的反响。“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之时，你却佯作不知，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不能说几句照顾的话？你简直是个不懂‘武士侠义’、惨无人道的赌棍！”顿时，新闻社那里对我如此非难的阵阵咒骂犹如一群黄蜂纷飞沓至。

若允许我说两句的话，我认为那些对我非难的人只能说是对围棋的“白刃格斗”一窍不通。我与木谷在棋盘上演出的是一幕决斗悲剧，木谷实要决一死战，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证人八幡干事来决定，我毫无权力。职业棋士们到底与众不同，不但棋士中间无一人说我残忍，木谷实本人也因读者那般骚动而感到十分为难。

但事件还是越发严重，竟然发展到连恐吓信都投进家中。我将那些恐吓信拿到濑越先生那里，本来就事事爱操心的先生看到后，更加为我担扰。后来，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吴先生若是胜了这十盘棋，恐怕有丧命的危险。”于是对这个十盘棋是否应该中止，濑越先生一时进退维谷，大伤脑筋。最后，先生毅然决定对局继续进行，并热情激励我说：“即使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身为棋手，死于盘上，也应心甘情愿、在所不辞。振作起来继续打下去吧！”

这次事件中，还发生过有人向我家扔石头的不愉快事情。由于濑越先生既是招我来日本的，又是劝我继续对局的人，他既负有保护我的安全之使命，还必须承担让我冒险之责任。无疑，那阵子先生左右为难，朝夕喊苦。

不过，可能由于我生来就遇事满不在乎，对此事件并非那样耿耿于怀，我若因此而过多伤感，在那么艰苦的对局中就绝不会取胜。我认为：我能超脱民族与国境的界限，能保持镇静、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

战后听说大宅壮一氏曾以这次对局为例，写了一篇以“中国人是残酷的民族”为主旨的文章载于杂志。看过那篇论文的华侨同胞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在大陆上到处烧杀掠夺的日本军，他们才应该称为惨无人道！对我来讲，我不但无法承认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随便指责全体中国人。这只能给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忆。

镰仓七盘棋期间，除了第一局以外，还有许多值得回顾的往事。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在圆觉寺下的第四局，是继我二胜一败之后，可以左右这次十盘棋结果的重大对局。那一局我执黑棋，因走棋过分而作茧自缚，陷入苦战。收大官子时，我在必争点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站到底终于多了一目。因此，我三胜一败，终于拿下了这确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舍命争夺的第六局，于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圆觉寺举行。对局场选在寺内归源院中茶室式的小书院，那里四周翠绿如屏，景致十分雅静。

第六局之前，我顺从广大棋迷的要求，将“吴泉”这个名字再次恢复为“吴清源”。户籍上我依旧称吴泉，吴清源如同笔名一样。木谷实失落了第五局之后，将爱惜多年的长发一剪子断去，变成和尚头。在仅剩一城（再输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变交手棋份——译者）之际，以表示他将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决心。我从来都是光头，我俩在禅房对局时，简直如同两个禅僧一样，双双不禁掩口而笑。总之，第六局我也幸运地获胜，五胜一败，终于将木谷实击退到“改交手棋份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于昭和十五年末开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为止，在鹤冈八幡宫对局。当时，针对我向上连扳两手，木谷实来了个向上连扳三手的应着。记录员见此大惊，不小心将桌上的红墨水瓶弄翻，溅洒到塌榻米上，霎时间绽开了朵朵红花。记录员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传弟子，作为“名记录员”向来评价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东京下叮遇到大空袭时丧失了年轻的性命。

这一局，进入收大官子时仍然短兵相接，胜负不明。由于我在第六局已将木谷实击退了一步，心情多少松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时，饭香菜美，胃口大开，忘却了对局时应节食之事，结果像平素一样大吃大嚼了一顿。再次开局后，满腹发胀，招来作祟之祸，不久便在第170手打了个失着，一团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让我失落了。

到镰仓十盘棋的第六局，我以五胜一负多胜一筹；第七局之后的战绩为一胜三败，败多胜少暂且落后。回想与其他人的十盘棋，我也常常是多胜一筹后，大意失荆州，优势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觉得，只要是第一局，我从来都发誓死斗。这说明我对胜负的执著之心向来是虎头蛇尾、日趋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胜负之争中连胜不败、独霸擂台，就需要对取胜抱有一种强烈的倔强心。而我，一旦对取胜变得清心寡味，那么对局时不知为何对手也变得不露破绽；相反，若对胜负之争充满信心，那么顿时会产生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将对手迷惑以致诱其误出失着。

总之，围棋是两人共同创造的一种艺术。同时应当毫不含糊地指出，围棋完全是为了取胜才引起相互残杀。围棋是不折不扣的胜负世界，除了要求常胜不败之外别无他求。说到底，不获胜就无人承认它的巨大价值。

文如玉

本因坊战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决定与木谷实相争。在秀哉名人即将引退之际，他曾提出将“本因坊”这一“家传名位”传让给日本棋院。棋院当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这一名位的传让，重新举办了全日本选手权战，决定优胜者可以获“本因坊”这一名衔。这就是本因坊战的由来。

本因坊战现在由每日新闻社（过去的东京每日新闻与大阪每日新闻）投入巨金并与日本棋院缔结契约而举行，规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为两年，每隔两年在本因坊和挑战者之间举行新的本因坊决战。现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衔设立，为争夺那些称号的棋战已达到鼎盛时期。然而回顾一下漫长的围棋史，那时期设立的本因坊战则是各名衔战的先驱者。

本因坊战从提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间引起巨大的分歧。无论怎样说，当时正处于根据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严格时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来对局，对当时的棋士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之事。另外，认为贴目是与真正的围棋精神相悸、绝不能得到承认的意见，也以“长老棋士”为中心，人多势众。后来的一段时间内，认为如此争执不如干脆不设本因坊战为好的意见又占了上风。

从昭和十二年元旦开始酝酿的本因坊战，曾经几度险些破产。然而，由于有关者的热心敦促，难产的本因坊战终于在众人努力下而实现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战拉开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战预选赛经过了两年时间，刚好在我和木谷实的镰仓十盘棋的同时举行。现将当年的本因坊战从预选赛开始到最后决赛为止的复杂程序说明一下：第一阶段，从四段阵营中的低段者开始展开预选赛，然后出线者与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体参加，从中选出八名挑战者候补。第二阶段，在这八名候补挑战战者中反复进行四次淘汰赛，每次淘汰赛的优胜者积五分，以下人的积分依次递减；根据四次淘汰赛总积分的高低按顺序排出成绩表。最后阶段，”在总分第一位与第二位之间进行六盘胜负的决战，从而决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赛中的成绩是：一回优胜，一回为二等，还有两回是初战即溃。其实八人之中我的胜率本来较高，可惜由于积分的关系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战者决战中出场。第一位是关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这二者之间进行了“本因坊决定六局胜负”。但由于决战结果是三胜三败，打了个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预选赛中总积分为第一位的关山六段获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 九月，关山六段晋升七段，同时改称号为“本因坊关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战的预选赛，在第一期本因坊决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开了战幕。可惜由于十盘棋、结婚、宗教上的问题等事情堆积如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而战绩不佳。结果是桥本宇太郎获优胜。他和关山本因坊的挑战局于昭和十六年五月开始。第一局桥本胜；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时关山本因坊昏倒在地，旧病复发，其后的对局无法继续下去。因此，本因坊决定在卫冕战中弃权，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给日本棋院。后来，见到关山本因坊不能对局，他的大弟子、年轻棋士尾原武雄趁机挺身而出，向棋院请求：“让我代替师傅来打吧！”当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绝了。总之，替师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时代血气方刚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

后来，鉴于关山七段已将本因坊称号奉还，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桥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称号为“本因坊桥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战的方式有些改变，到了最终预选淘汰赛时，分成了八人一组，共四组来进行；各组的优胜者再组成四人循环战，优胜者获得向桥本本因坊挑战权。

最终预选淘汰赛的举行于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战争战局紧张，日本国土上空敌机频繁骚扰。在这次淘汰赛上我连胜出线，再于十一月分组赛中胜了濑越先生，获得了四人参加的“挑战者循环赛”的出场资格。

可是，当时的形势是战场上频频告急、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大家为了免遭空袭，都打算立即离开东京。日本棋院那里能安心于棋赛的棋士日趋减少，整个棋院呈现出一片麻痹状态。虽然每日奔向棋院打听，但何时、何处对局等事情无人掌握。整个棋院都是见势不妙，走为上策。特别是桥本宇太郎等人，本来就是临时进京到棋院参加比赛的，为了随时能返回大阪宝家，每次来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装待发的模样。

那时我因无法填饱肚子，落了个慢性营养失调。说起配给来，大米根本不足，苹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个。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后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给根本不能维持体力。

于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濑越先生介绍的农家采购，就这样异常艰苦地保持着体力。采购地点的农家位于东京都郊外的国立，原是一个租借农场，归先生某弟子经营的会社所有，生产各种农作物。我本来就瘦弱，更无体力，即使去采购，肩背手提总共不过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担压身早已是竭尽全九而搬运量仅仅是另从的一半。另个还必须将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层，上面盖上蔬菜，通过车站检票口时，必须避免被人发现是偷运大米。扛到家后，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装的瓶子里，用木棒捣成精米。

总之，在这种根本不能安安稳稳下棋的环境下，我拖着营养轻微失调的身子，被寻食采购的生活逼迫，从昭和十六年秋开始至“十九年春为止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战绩不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连败局面，简直是溃不成军。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战分组预选赛决胜局胜了濑越先生。那时我已结了婚，搬出濑越先生的别墅，住进新居。濑越先生也面对时局，留下别墅墅，卖掉旧的正宅，并做好了一有不测风云便即刻离开东京、撤回广岛的准备。

记得与濑越先生对局是在东京都中目黑的桥本文治氏的家里进行的。当时我们二人都是身裹国防服、足缠绑腿的姿态。对局中遇有两次空袭警报，每次都立即中断对局，飞身钻进防空壕。炸弹正好在离对局场桥本氏宅院不远的目黑雅叙园附近爆炸。这一局，是我在战争结束之前最后的对局。

第三期本因坊战就是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进行，我虽然获得了挑战者决走循环赛的出场权，但那以后的对局在哪里打？不，就连打不打都闹不清楚。我推测日本棋院恐怕已将棋战无限延期或是中止了，于是，不得不就此断念。

实际上本因坊预选赛好歹还是继续到了最后。岩本熏七段成为挑战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战局在桥本本因坊与岩本七段之间争夺。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1945）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广岛市内进行，公证人由濑越先生担当。第二局也预定在同一场地，从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进行。由于来自官方的严重警告说：万分危险，不许对局！所以，只得仓皇将对局场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当对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临近终局之刻，广岛市被原子弹投中，顷刻间市内大火熊熊，一切都焚为灰烬。根据桥本宇太郎的回顾：离市内十公里的对局场也遭到强烈的冲击波袭击，纸隔扇和拉门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无影无踪。倘若真是按计划在广岛市内对局的话，现在我们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广岛的焦土之中“火葬”了。总之，岩本、桥本两氏与濑越先生真可谓大难不死、虎口余生之福将。可是，据说獭越先生的三儿子在“勤劳动员”中被炸伤，在同学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后便咽了气，死时仅是个中学生。

红x会后援会

昭和十三年，以原来的大本教信徒为中心，开始协商建立红x会日本支部一事。当我离家去富士见疗养所住院期间，为商谈此事，三位有关者曾寻访过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毕业于京都大学，在学校作教师，由于对心灵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于是辞职成为研究心灵学的专家。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非常喜好围棋，常常出入学生棋界的“道场”——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据小田先生讲，他们以大岛丰先生为核心，正筹备结成红x会日本支部，特为协商此事来访。

大岛丰先生从前曾在大本教的总长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里做过秘书，后来因相处不和而离开了大本教。嗣后，他也创立了善邻协会这样一个为东亚人办的学校，并亲自担任理事长，工作十分活跃。那时时他还招收了许多蒙古青年来作留学生。

大岛先生早在大本教时就成为红x会信徒。大本教被无理镇压后，使大陆的红x会与日本的红会信徒之间的交流陷入绝境，大岛先生曾想方设法欲使红x会摆脱困境。他为了招收蒙古学生常常往返于日本和大陆之间，所以他曾专程拜访“红x会北京总院”，并提出商讨有关结成红x会日本支部之事。唇来，据说总院告诉他：“在日本有位红x会的修方——吴清源，请与他会面后相商。”

我于翌年富士见疗养所出院后，毫不拖延地与大岛先生和小田先生进一步商讨了建立红x会日本支部之事。当然，要建支部必须在具备有修行场所——道院的基础上才能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岛先生又忙于善邻协会的事务，因此难以分身来全力筹建。最后决走：“筹建负责人”由小田先生担任，大岛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职称为参事。

成立红x会日本支部，当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许可才行。但当时日本正在中国大陆肆意“进出”、穷兵默武。大陆上日本神社到处林立，日本“神道”已经强行推广到中国人身上，当我们申请“设立许可”之时，政府方面答复说：“红x会对中国人、对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办救济事业，其宗旨无任何政治色彩，是一个完善的组织。对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陆推广日本神道之时，不允许任何宗教从中国输入。”有此“理由”，批复许可之事万难有望了。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对设立红x会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头。于是，代之而结成了“红x会日本后援会”。决定由“满洲国长官”远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长。其实，宗教的后援会实属荒诞，迄今未闻。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时的办法。

红x会日本后援会一组成，我们就尽力与大陆的本部进行密切的联络。可是由于战争越来越扩大，日中关系日趋险恶。日本方面越发疯狂地侵略中国，就连红x会发祥地——济南道院也被当作了日本军的营房。而且，竟然还有人打着红x会后援会的幌子在大陆上为非作歹。后来，从大陆寄来的邮件全要经过拆检，就连我们想拜求大陆本部的坛训（神谕）也非常不自由了。这种情况下，红x会后援会无法进行正常的活动：唯一一次较大的活动是：昭和十四年（1939）天津遭水灾时，根据我的提案募捐了四万日元。由常务理事松井为代表，将那笔捐款携至大陆去救济。那时我个人主要的工作是将道院出版的有关红x会教义的书作少许翻译。

到了昭和十五年，红x会后援会无法开展有实际内容的活动，纯属有其名无其实。如此下去毫无意义。于是我提议解散。经理事会商定，终于决定各奔东西。

   x解散后，为使红x会不至于灭绝，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圣先天老祖”的场所。另外，“筹建负责人”小田先生也会失业，因此不得不为他考虑一个安身之计。后来决定在赤坂丹后叮，当时的红x后援会事务所附近的“篁道大教”那里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教主的宗教团体。从他们拜求“御神示”（神谕）时于白纸上呈现等方法来看，与红会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点位于红x会后援会事务所的附近，信徒之间早有许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实业家，由于在各种实业中出师不利曾一度破产。后来，义弟三夫慧眼识真人，见峰村教平富有灵感，让他侍奉神灵，兴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虑单纯从事宗教，但难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业一致”。教即宗教；业即实业，非指修心养性之业。若在实业与宗教一体化的基础上去传教，不但信徒会增加，而且财力也会日益富裕起来。后来，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长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铁矿砂”这样一纸神渝，于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里备置了一套矿砂采掘设施，并建起了冶炼炉。

小田先生也随着御本尊迁移到篁道大教去了。为使矿砂采掘实业获成功，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处奔走，今天去军需省请求提供资金，明天跑到银行去申请贷款。比起信仰来，身后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实业热风”推动着他日夜奔忙。

当红x会后援会解散、与大陆红会总院的交流被断绝后，我也以篁道大教作为红会的代替，频繁地往返于篁道大教，并与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结识为友。当我进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际，篁道大教便将其神道的名称改为“玺宇”。

文如玉

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1940），随着日中战争日趋激化，中国驻日大使馆早已被迫关闭，以华侨为中心的旅日华人纷纷返回了大陆。我们一家也面临着必须回国的紧要关头。

全家一回国，只剩我孑然一身，亟需有个人来照应我的生活。到那时为止，能够对信仰红x会给予理解的年轻女性，我总觉得还未幸遇一人，有关结婚的事也未曾作过切身认真的考虑。此时形势逼人，我不得不十万火急地成家立业。

我将终身大事首先拜托给喜多文子先生，请她作媒，为我择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诚笃，她原是佛教信徒，从佛教的禅宗开始，时宗、净土真宗……最后是日莲宗，她信仰过的宗教宗旨共改变过八次。那时，她又退出佛门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众多的业余围棋弟子，为了普及围棋，曾在新桥的艺妓中间教授淇艺。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楼，先生特地为艺妓们举办教习，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们“名手传绝技，妙语授珠现”。在她的热心指导下，艺妓们棋力大增，终于有位名叫小缔的艺妓获得了初段。当小缔的“初段披露”庆祝会于新桥的一家饭店隆重举行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不久，小缔告辞了艺妓生涯，与神道有关人士结了婚。嗣后，小缔的郎君热心劝诱喜多文子先生脱离佛门，改宗为神道。

恕我离题，每逢元旦，按惯例我都陪伴濑越先生去明治神宫参拜，并顺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后再与濑越先生分手，独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历来十分快乐。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问候都见到四位家传弟子云集一处。她们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庐的新秀。大弟子是获原佐知子，最后一位弟子是本田寿子（现在的杉内九段的夫人——杉内寿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里和这些弟子们一起吃丰盛的年饭，每次在那里度过的时光都很愉快。书归正传，喜多文子先生由于改宗神道的缘故，与莫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结识为友。于是她便委托我们共同的熟人——峰材先生来作月老，为我物色一称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将中原健一先生的长女和子小姐介给给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远亲，在峰材先生着手经办各项实业时曾经提供过部分资金。

我早已将终身大事全权托付给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迟疑地当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绍，立即着手进行缔结婚约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们定下婚约，随后我便将注所从濑越先生的别墅迁到位于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赘。看到身边有了照拂我的人，母亲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开始为回国做准备，择吉离开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亲和妹妹将我与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归国的路程。我赶到大贩港送行时，望着母亲与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离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为止，心酸落泪的我真是难舍难分。其实，即使是回到祖国，在那战火弥漫、世道混乱的社会里，恐怕仍然难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与和子的婚礼在明治纪念馆举行。十分荣幸，黄野长知先生夫妇与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妇来作我们的婚礼介绍人。由于正值非常时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会场上我俩一边打着哆嚏一边举行了庄严的婚礼。当时到会者中有濑越先生夫妇、并目一郎先生、桥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实先生、远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贵宾光临，我至今深感不胜荣幸。结婚时，我二十八岁，和子二十岁。

婚后，我们俩口子由于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缘，因而更加频繁地出入玺宇。



两次擂争十盘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与木谷实七段的镰仓十盘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筹划下一次的擂争十盘棋。结果，寻遍棋坛，在秀哉名人逝世后能作为我的对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当时在野的棋界“最长老”、棋正社的总帅——雁金准一八段以外，别无他人。由于当时的日本棋院里八段棋士空无一人，按理能与雁金先生以分先抗争的对手并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开过尊口：“我想与吴清源以分先对弈一次”。读卖新闻这才将我摆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与雁金八段以分先对弈的十盘棋能够付诸实施。当然，读卖新闻社的本意是打算给昔日与本因坊秀哉争夺“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机，使他东山再起，望他获胜后名正言顺地享受围棋界“最长老”的优厚待遇。

雁金先生与秀哉名人决裂后结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与棋正社向来就势不两立，尤其在段位等问题上有过很大的磨擦。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轻率地应诺与棋正社进行擂争十盘棋。于是，雁金先生为了促成此次的擂争十盘棋，便离开棋正社，重新结成了琼韵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坛宿将，帅旗一动，棋正社里景仰他的棋士们，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纷纷随去加入了琼韵社。

鉴于雁金八段离开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无理由拒绝我与他的对奕。这样，一番周折后，我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终于决定下来。

在限用时间上，雁金先生希望采用长时间，我则希望越短越好。经读卖新闻社的调停，最后决定各为十六小时。对局场选择了位于镰仓腰越的“读卖海道场”。并且，读卖新闻社为了此次对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对局室。这次擂争十盘棋我若败北，将有损于日本棋院的名誉，因此，空气显得异常紧张。由于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属，迄那时为止难得与他对弈，也从未研究过他的棋谱。只有我为四段的时候，有一次在读卖新闻社举办的擂台战中排在第十位与雁金先生遭遇，那时我黑先胜了两目。当时是在数寄屋桥的旅馆对局，是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在旅馆的“宿店封闭”式对局。

早在相当于日本棋院的长老，濑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经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强手了，据说他曾深受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宠爱。据秀荣名人称赞他的计算精深时说：“雁金能看破千手无一遗漏，真是难以对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机妙算，而且还是治孤名手，与我捷足先登为特点的棋风相比，打起来截然不同。他坚实无比，一般在中盘开始就像坦克驰骋一样，所向披靡，以“力战之雄”著称。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们开始在“读卖海道场”宿馆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执黑先投，也许因为与正式对局的疆场阔别多年的缘故，老将军并未将其功力全部发挥出来。我趁机先声夺人，执白获得了中盘胜。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开局。这盘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来之功力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尤其是那强韧的粘着力，在我与其他棋士的对局中从未遇到过。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绞杀，名副其实地成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直杀到第三天仍然毫无结果，我从中盘开始一直是寸土必争、苦战恶斗，咬紧牙关顶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势仍然是在白棋略占优势的印象中进入了第三天。那最后一天的夜里，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顾高龄簏战，据盘侧人讲，老将军早已气喘吁吁了。当时黑棋仍然继续在苦战，于胜负不明的形势下绞杀不停。也许因为气力已到绝尽之界了，在第208手，雁金先生不慎误出失着。可惜如此浴血奋战之后，一盘好棋囚这一失着使老先生前功尽弃，胜负局面一下子倾向对黑棋有利，我终于获六目胜。我想，这盘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现失着的话，很可能执白获胜，并且必然成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后人赞颂。

第三局在临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执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样中，显示出不愧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将我的大模样践踏无余。最后我以四目败北。

第四局于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举行了婚礼，是我婚后的第一战。我执黑先投，若是赢下这一局，我将处于优势地位；相反，败了，则等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切再从零开始。因此这一局关系重大。幸运的是此局我抢先占了大场，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优势，然后步步为营、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终于多了三目。第四局获胜后，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开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与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国大陆和朝鲜大约旅行了两个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大陆的红x会。如若一切都顺利，“玺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样，与大陆红x会开展宗教上的交流。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鉴于当时的形势，打算拜访北京红x会总院，请道院尽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团。

当时的北京设有日本政府“兴亚院”的一个常驻机关。“兴亚院”属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统辖。我们一到北京，首先拜访了“兴亚院”的驻京机关，与负责调查监督大陆上宗教动向事务的志智嘉九郎先生会晤。志智先生与桥本宇太郎交谊深厚，战后曾在日本关西棋院担当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有关红x会的事情一一询问。我们也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翌日，我们同志智先生一起访问了红x会北京总院，拜见了“世界红x会最长老——许兰洲先生，并向他请求派遣布道团。于是，立即举以扶乱、拜求坛训。结果得到的神文启示是：“参拜了天津红x会之后，有关派遣布道团之事，在济南道院问明。”

当日无话，昼短夜长。一声鸡叫迎来了北京又一个美丽的黎明。这一天，我来到幼时常去以棋会友的“来今雨轩”，出席一个别致的欢迎宴会，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终身难忘。

我们从北京总院出发，经过天津道院巡礼，然后长途跋涉到了“满洲”与朝鲜。五十天之后到达济南道院。在那里拜求坛训，得到的神谕是，“因时势艰难，目前派遣布道团不甚适宜。”总之，鉴于日中关系越发恶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对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从五月二日拉开战幕。那是我从大陆返回后的第三天。虽说我疲惫未消，仓促上阵，一度曾担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战中坚持下来。不过，十分幸运，我下出了五局中难得见到的得意之棋，终于一鼓作气地取得了执白中盘胜。

其实，那阵子我热衷于信仰，比起对局来，曾觉得信仰应胜于万事。此念虽重，但实际上自昭和十三年从富士见疗养所出院以来，不顾大病初愈，无论是对局还是有关宗教的事情，我都风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应付。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地拼搏，竟然能维持住身体不再犯病，真是万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轻，既在对局场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尽虔诚，因此才获得如此的成功呵！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到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把老将军逼退到“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净胜局上将超过雁金先生四局而多胜一筹。鉴于此形势，有关人士考虑到雁金先生的名声与健康，决定将第六局以后的对局全部中止。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时，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国内到处都笼罩着一层战争色彩。围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结成了所谓“棋道报国会”，棋士们被迫奔赴各地去慰问伤兵及“勤劳动员”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制铁所慰问过。当时慰问团长是岛村利广六段，我们大家一律头戴战斗帽、腿上缠绑腿。去釜石的路上尽是隧洞，我们被蒸汽机车喷出的浓烟一熏，个个如同钻进烟囱里的老鼠一样。更麻烦的是头发、胡子全都粘满烟灰，黑光油亮，无论用脸盆洗几遍都清除不净，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问的主要工作是请伤病号作对手下棋，倒也并非难事。

棋士中也有许多人被迫应征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线。据说在军队中，有几位棋士因棋术高超，多少还过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岛村先生。因他所属部队的最高长官是个大棋迷，将他留作勤务兵，专让他充当长官的围棋对手。多亏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线送死的厄运，终于大难不死而归。

与岛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征兵，刚一入伍时，长官同他：“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都可以说！”并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尽量分配到舒眼点儿的地方去。”顿时，长官大发雷霆：“好一个放肆的家伙！”二活不说就将他分配到离满蒙边境很近的诺木罔去了。谁都知道，后来诺木罔遭到苏联红军主力部队猛烈的攻击，日军全军覆没，一溃千里。幸亏井上先生当时患了疾病，作为伤病号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门棋士有幸在赤垣聚会，只是井上与桥本等在会场角落里窃窃私语地谈了半天。虽然当时不知他们谈话内容是什么，但事后一想，并上肯定偷偷诉说了他在诺木罔吃苦的事情。总之，有关诺木罔事件，政府发布了言论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开泄露。井上一郎由于在军队时患过病，战后不久，不幸与世长辞。


接着叙述擂争十盘棋。

对雁金先生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于昭和十八年（1943）秋，我与木谷实共同晋升为八段。读卖新闻社继雁金先生之后，又开始物色我的新对手。然而，八段阵中已然无人敢来抵挡。于是，当时势如破竹地升为六段的藤泽库之助，异军突起而被选中。那时节，藤泽库之助六段被赞扬为“黑先无敌”。他棋风简朴坚实，若执黑先投，从不给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数人的印象是，凡对藤泽六段执白相争者，在尚未施展招数的情况下就会被他甩出擂台。那时我在棋士升段大赛中曾遇到过执黑的藤泽六段，但两战皆败，从未胜过一局。

此次擂争十盘棋，鉴于藤泽库之助当时为六段，我则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对局为藤泽的定先（即始终执黑）。当时，我觉得与藤泽执白对局实在艰难，再加上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劳顿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惫，无心恋战。况且藤泽即将晋升七段，希望他升为七段后与他以“先相先”（三盘中两盘执黑）对局，可是由于敌不过有关方面的强力劝说，最后只得应许。

此次擂争十盘棋对局规定藤泽库之助为定先，而且还约定：即便中途藤泽晋升为七段，只要我未被击败，直至十盘下完为止都应始终不变地以定先对局。其实，我若被击退一步，对局立即会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泽又确实是即将升为七段。这样一来，即使我真的被击退一步而改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过还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罢了。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对手虽是虎狼之将，但我进退无忧，比起与雁金先生对局时的气氛来，当然大为轻松和乐观。

昭和十六年（1942）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馆的“环翠”间里，第一局开始。面对夸耀为“黑先无敌”的藤泽库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须执白奋战。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终局制。

这一局，十分遗憾，我未能击垮黑棋的铜墙铁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泽的钢铁防线，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获胜。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凯歌。就这样，你赢一局，我夺一城。我俩相持不下，一时强弱难断。

从我对雁金先生的十盘棋以来，报纸都被统一管制，版面不断缩小。到了我对藤泽之时，晚刊被废止，晨刊也只是薄纸一片，前后不过两页。围棋专栏缩小得异常可怜，视力稍弱者不得不端着放大镜去找我们的对局谱。尽管如此、读卖新闻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载。

第四局结束不久，藤泽库之助便升为七段。不过，按照初约，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继续进行。第五局，我获胜。第六局，藤泽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势不可挡地又破一城。就这样，各自一进一退，继续拉锯式地反复争夺。

此次擂争十盘棋之前，鉴于交手棋份始终是藤泽“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计，可能是黑棋以绝对压倒的优势而获胜。在此意义上讲，第七局结束时，我四胜三败，白棋真可谓浴血奋战、力挽狂澜。

第七局打完后，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书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第二天，我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去报到。没想到，一检查身体，诊断结论为：体质极差、不能耐劳、免除征用。我终于了喘口气，飞奔回家。

听说藤泽之助七段那里也有“赤纸”（入伍通知书）送到。藤泽氏既年轻又壮健，按道理会征兵的。然而，还是他逃难有术，去报到的当天就被允许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万众痛感日本惨败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打完。那阵子，我被逼得整日觅食，毫无安心下棋之余暇，终于在饥苦之中吃了个“三连败”。

总而言之，我对藤泽库之助七段的擂争十盘棋以四胜六败告终。然而无论怎样说，从我力否众人之测，取得了接近于平局的成绩来看，可以不客气地称为斗志顽强、骁勇善战了吧！当然，此次擂争于特别时期；到了战后，我对藤泽先生又继续进行了两次擂争十盘棋的大战。

文如玉

  东京大空袭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随着日中战争逐步扩大，一切来自大陆的书信检查得更加严厉，就连北京红会总院寄来的坛训（以扶乱求得的神谕）也难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红x会的一切活动终于陷入瘫痪。

当红x会从日本消失后，也许由于我对她的信仰尚且肤浅之故，不久，与红x会宗教形态相似的“玺宇”将我吸引。再者，鉴于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玺宇任职，我妻子又与教主峰村先生有远亲之缘，我和妻子便顺水推舟地成为玺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际，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长冈良子的妇女不断出入玺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过弘法大师。不过，由于她异常富有灵感，常常以法力为众人治病，颇有声望，身边也拥有许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称她为“蒲田贵妇”。

“蒲田贵妇”的财产中持有矿山一座，那座矿山本是青森县一位信徒捐献给她的。为了筹措采掘资金和寻找投资行，她曾到玺宇登问求援。

不久，由于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矿山事业到处奔波，于是，“蒲田贵妇”一显才华，代替三夫先生为众人通俗易懂地解说“御神示”（神之启示），并担负起“信仰指导”的重任。由于她异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觉，她在玺宇信徒中间的声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跃而成为玺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记得大约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贵妇”出版了《诚之人》的小册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与玺宇的信徒中间散发。书中的主要内容大都是佛教之说，并写道她自己梦中被“天照大神”召见，因而秉承神谕，特来普救众生。但是，那本书被警察发现，“蒲田贵妇”不久就被鹤见警署拘捕入狱。当时我也闹不清为何被捕，于是我们立即拜访了当年的内务大臣大达先生，向他陈情询问原由。大达内务大臣立即向鹤见警署打电话调查了事情的真相。这样才得知，罪状为“不敬罪”。

据说，当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独“现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梦妄称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并肆意将此到处宣扬之举动，纯属潜越，是对天皇不敬。

据说“蒲田贵妇”被拘捕前临危不惧，毫不慌张，对她的信徒们妥善地下达了焚毁不利书籍及有关留守期间的对策等指示，然后镇静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间曾去探视她的人回来说：蒲田贵妇在班房里，还不时地给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丝毫没有难堪之色，态度格外沉着坚定。”

其实，玺宇将天照大神作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调查过了但是由于峰村教平先生的影响里不大，因而警察对此置若罔闻。然而“蒲田贵夫”则另当别论。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广阔的地区，尤其在以金泽为中心的北陆地区人多势众，就连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贵妇”经广泛经营海产品批发的买卖。百忙之中仍然频繁进京，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她对信仰允满了献身的精神，为了信仰，就连手中把持着的一座位于青森县的矿山也都捐献出来了，到后来，她经营的商业因无人操持，终于彻底破产。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闻目睹地了解到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陷入苦战。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吃卯粮，并且还经常置身于空袭的危险环境之中。正在上实践女子学校的小妹已经无法正常地学习，一想到凶多吉少，前途难测，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设法送她回国。当时我委托熟人，让小妹紧急搭乘了飞往上海的军用飞机，将她送回了大陆。这样，全家都安然无恙地返回祖国，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1945），空袭更加频繁。在乡村有亲戚朋友的人都纷纷撤离东京，去外地疏散。那时我们夫妻二人总是与玺宇的信徒们一起行动，并未打算离开东京。那阵子由于峰材三夫先生为了铁矿的事业日夜奔忙，玺宇之中常不见他的身影，我们夫妻便代替他在玺宇的本部住下，于留守中继续维持。

那一年的三月，东京的下叮惨遭大空袭，被焚为一片焦土。当时，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获原佐知子初段于浅草一带不幸被烧死了。

玺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时由于“背负因缘”（患病的宗教用语）而卧床不起。再说峰村三夫先生，为了生产铁矿而与小田先生夜以继日地奋斗。可是不久，眼看着那项实业也要落空，催逼债款的事情即将发生，他们徒劳无益，已陷入破产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听到空袭惊慌失措。对比之下，“蒲田贵妇”先前被捕之时尚且镇静妥善地下达指示，因此，当时的信徒们全都疏远教平先生，跟随“蒲田贵妇”而去。从此，她的信誉与威望更加高涨。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袭中，我们居住的地区也遭到轰炸。当时我们将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车上，拉着他躲开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们四处逃窜。我们头裹防空中，尽量避免迷路，终于逃到了新宿御苑。抬头一看，御苑早戒备森严，不许避难的人群进入。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宫外苑一带。这时才松了口气，暗自庆幸避开了死神的追逐。

当空袭结束、火势也收敛了的时候，我们一边返回一边想：这一切都化为灰烬，没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们那条街仍然完整无缺！原来，由于消防队努力扑救，火势在距离一百多米的邻街那里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险啊！

谁知好景不长，没多久，于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袭。这次我们那条街直接遭到了袭击。轰炸一结束，我们立即从防空壕逃出来，眼前呈现出一片火海的景象。只听一位信徒说：“最好是逆风逃！冲过火墙就是一个月前烧焦了的邻街，只要到了那里就可得救！”于是，我们重新戴上防空巾，将身子从头到脚用水淋湿，然后传着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将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车，拉着车冲进火墙中去了。由于我体弱无力，不能扛运大件行李，只能抱着盛满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座座房屋，阵阵旋风由平地卷起，在头顶上狂啸。前后左右都是烧焦的木片不停地飞溅，滚烫的薄铁皮从屋顶上飞舞着滚落。当时，火墙里火团、火花、火星随风飘散，像是降了一场红雪一般。我们只顾低头俯身前进，终于冲破火墙，到达了上个月就烧成废墟的旧街。回头一望，我们那条街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将夜空映得红彤彤的。

在旧街集合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蒲田贵妇”为核心向四谷的兵营去逃难；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里以后的二、三天中，我们受到了赈济。当时，我们全都不名分文、狼狈不堪。“蒲田贵妇”与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决十几位信徒的安身之计。

商量的结果是：峰村三夫先生与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别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余的十几位信徒随“蒲田贵妇”一起行动。我们夫妻也与众一样两袖清风，只好跟随“蒲田贵妇”去流浪。

离开四谷的兵营后，我们一行暂时先到东京世田谷区的鸭木落脚，在一位信徒的家里安顿了一下。当时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对玺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诚，在“蒲田贵妇”的倡导下，靠着朝夕祈祷，残喘度日。 那时玺宇的祈祷词是“天銮照妙、天銮显现”，众信徒将此句反复唱念。在声声高起的祈祷合唱之中，我们似乎感到体内涌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横滨也遭到大空袭，顿时夷为一片废墟。从东京的鹤木到横滨咫尺。那天，我们刚刚吃早饭时，就看到闪光的B29轰炸机群编队飞向横滨。眨眼间，横滨的中心地带便升起了滚滚的浓烟，B29机群轮番轰炸了多次，然后迅速编队返回。这时，只见横滨全市早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袭的第二天，居住在横滨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们一行之中。信徒人数增加后，“蒲田贵妇”便正式宣布自己为玺宇的教祖，并将自己的名字改称为“玺光”。玺光教祖见后来信徒又逐渐增加，觉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应随之高贵起来。不久，便自称是神之化身——“玺光尊”，从此她便改称为“玺光尊”了。


第五章 颠簸流离的岁月

  开始流浪

　 由横滨逃难来的信徒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总人数增加到十几人。除了我们和"玺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还有许多信徒前来参拜，"玺宇馆"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许多住在横滨周围的农民，每次来参拜时都真心实意地贡献"御供物"（供品），因此，我们并未因粮食紧缺而发愁。

但是，我们在鹈木的信徒家中这种食客式的生活绝非长久之计。于是决定尽快地另选一处新居。后来，暂且决定租用私房，首先选择了我妻于的旧交--世田谷区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过，对于非属信徒的日置先生来讲，突然接受玺光尊一行住人家门，确实是件麻烦事，他一时犹豫不决。后来，碍着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玺光尊一行每天从早到晚在门前打坐，弄得他无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后，玺光尊又实现了她"先借厢房，再占堂屋 --喧宾夺主"的计划。这座本来就只有三、四间的狭小住宅，由于玺光尊赖在正房内不走，日置先生无处栖身，犹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这段时期内，秉承玺光尊之意，为了实现与大陆红x会的交流，曾决定让我与两位干部同去"满州"。同行的干部之一是胜木先生，他从"蒲田时代"开始便成为玺光尊的心腹，曾称为玺光尊之弟。

"满州"之行决定后，立即着手联系飞往"满州"的飞机。我独自一人前往位于市谷的陆军参谋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军官请求让我们三人搭乘飞往"满州"的军用飞机。明白我的来意后，那位军官退入后室，向上级长官报告。不一会儿，他出来答复说："可以让你们搭乘。"随即将出发日期与搭乘的飞机都确定下来。我当时非常激动，觉得总算又可以见到十分想念的故乡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尾山台的玺宇馆。想不到后来我们未能实现飞往"满州"的计划。只因有家难归的日置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与朋友商量，将玺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谕"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当我们即将出发之前，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飞往"满州"的计划当即成为泡影。

后来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即同意让我们搭乘的那架军用飞机，按计划起飞后未能降落到"满州"，途中便坠落于日本海，机上人员全部葬身鱼腹。这使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相面的事，据算卦先生讲："这孩子到三十岁时将有溺水丧命之厄运。"我想，这次事件或许意味着我已从"水难之相"幸免了。这使我对"命运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终生不忘。

  玺光尊和胜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后获释。我们不得不离开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寻找安身之处。

不久，我们又发现一处可安稳栖身的地方--位于世田谷区松原叮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论辈是金木子爵的女儿，当时年事已高，但仍然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几年前她是玺宇的信徒，为了峰村先生的实业曾援助过二十万日元的巨额资金。

根据玺光尊的指示，我承当了与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于金木先生当时已疏散到位于山中湖的别墅，那座旧宅第便暂时借给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时，从尾山台乘车去位于松原叮的金木氏旧宅，途中经自由丘换车，即使是一路顺风也须花费近两个小时。我于太阳快落山时出发，到达松原叮已是晚上8时左右。我开门见山地向德川先生请求暂借金木氏旧宅之事，当即得到他的同意。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返回玺宇馆，同玺光尊再次奔向松原叮。当我和玺光尊到达金木先生旧宅时已是午夜12时左右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与德川先生及玺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帐中聊了个通宵。翌日，信徒们也尾随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我同奎光尊一行走南闯北，到处借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期间有关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头上。回想最初寻找住房时，我还多少有些面子，一说即成。然而，由于玺光尊每遇一次事件发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头来，倒霉的却是我--为寻新居，厚着脸皮到处作揖，犹如重担压身，棘手得很。

我们总算在松原叮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顿。但这个注所仍然是寄人篱下、敷衍一时之处。不久经金木先生的介绍，我们又迁移到松原叮重松先生的寓所，并在那里一直熬到战争结束。

玺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后来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许由于此缘故，在她的说教中混杂着佛教的"未法思想"（指释迎牟尼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万年佛教衰落时期--译者），而且有江户时代以复古主义为核心的旧思想。因此，从她对红x会的"否定排他性"这一宗旨持不恭敬态度来看，玺光尊的思想与倡导"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内心深处，与虔诚信仰红 会教义的我相比较，从来没有"心灵上一致"的地方。所谓没有"心灵上一致"，即指我与玺光尊没有相同的"神灵附体"。具体地说，在反复多次的进入"接灵"状态时，附于玺光尊身上的"神灵"与我从未有过一致。记得最初，玺光尊和我都为能有相同的神魂显灵而努力尝试过，然而，结果是事与愿违，一无所获。为此，我与信徒同伴们的思想截然不同，并且难得玺光尊的青睐。在外界人们的想象中，我似乎是她的亲随之一。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我竭尽全力的结果只是得到一阵冷遇而已。玺光尊也许早就想清除异党，把我赶走为快。不过，她又觉得我还有"使用价值"，才暂时将我收留在她的党羽之中。相反，由于我妻子天真纯洁，与玺光尊的"显灵"常常相仿，所以被视为亲随而倍受重用。她总是在玺光尊身边左右不离、从不叫苦地忙碌。

战争刚刚结束时，人们都陷入六神无主的混乱状态之中，而玺光尊却在玺宇馆中堂堂正正地挂起了太阳旗，向众人大力宣讲"日本思想"，并且大力倡导充满信念的实际行动。当时，对其杰出的举动，我曾十分钦佩。虽然明知我在她的眼里并不中意，但我还是真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说教。战后不久，在我负责联系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时，还接受了玺光尊的一个指示：设法将金木先生从深居简出的山中湖别墅带出来。原来，玺光尊早就希望让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当时，我对玺光尊比较尊重，视她的指示为"神之命令"。于是，我领取了往返的交通费后，身背背囊，只身跨上电车而去。，正值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电车毫不准时，一旦停车后，谁也不知道何时再开动。我乘着拥挤、颠簸的电车到达御殿场时，己是日落黄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从未去过，就连金木先生别墅的问牌号都不知道。下了电车后，我逢人问路，在夜幕徐徐降临之际，朝着旭丘无精打采地迈着沉重的脚步。登山路时，周围越来越黑；不一会儿，连脚下的路也难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见五指，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磨蹭，活像个幽灵在徘徊。后来，我开始有些胆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后思量之际，正好一辆卡车由此经过。看到这救命的一线希望，我激动得拼命向卡车招手呼唤：，卡车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问去向，说是去旭丘。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机见我手中无灯无火，只身冒险走山路，实在觉得可怜，二话没说就让我上了车。

这样，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过，旭丘太大了，从卡车下来后，将周围环视了半天也闹不清哪儿是金木先生的别墅。这时己是夜间9时许，大多数的人家已熄灯入睡了。我走到还亮着灯的人家去敲门询问，也记不清敲到第几家时，总算打听到金木先生的别墅。据金木先生说，若是平常他早就关灯去睡了。碰巧那天他外出晚归，因而迟迟未睡。虽说我几度幸运，终于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开口讲明此行的目的--请他去玺光尊那里，没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绝说："虽说大家公认玺光尊是富有灵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恶灵附体。也许是妄自尊大之灵附体了吧！"金木先生还说他无法再相信玺光尊了。

由于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坚定，任凭你纠缠不休地劝说也难以使他回心转意。于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别的房间休息。

进了房间，我茫然屹立，灯光下，我孤独的黑影倒映在墙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丧，真想跳进山中湖一死了之。这也许是我始终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战后混乱之中前途无望的无力感，才促使我怀此绝望的心情，死，我并不认为可怕，也不觉得不可思议。我想，倘若去死，干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预言的那样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时此刻，不正是应该去死的时候吗？

正当我考虑是否写遗书的时候，也许金木先生凭其灵感，察觉到我的心思，于是推门进来说："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玺宇馆，你安心地睡吧！"一听此话，我如释重负，同时也觉得浑身瘫软无力，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还是未来。

秋天到了，我们因无法继续待在重松先生家里，只好"迁居"到位于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这位拥有占地三千坪的宽大宅第的房东出身干名门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玺宇的理解者。当我们一行擎着"天玺照妙"的旗幡拥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后，玺光尊照例是喧宾夺主，占领了有壁龛的正房。于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挤到茶室里去住。

迄那时为止，每当玺光尊"名为借、实为占"地住进私宅后，见房东不愿甘当信徒，也不乐意将私宅奉献给玺宇，便总不死心。为此和房东不断地发生口角，结果我们的下场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们只好迁居，一走了之。

我们从大井先生家迁出后，又搬进西荻洼关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间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东小梧先生本是个大地主，因他住在别的宅院里，所以我们一行终于找到了宽敞的住房，并求得一时的安稳，真是福分不浅！

文如玉

玺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国战败，社会异常混乱，战前的"价值观念"早已被全盘否定，大家都交织地怀着"告别战争的安全感"与"生活前景难测的不安感"。在这两种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进入了民众失去精神寄托、犹豫傍涅的时代。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战败后有了允许自由信教的政策。于是，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以奎光尊为教祖的玺宇也属其中的一个。

    战后的"新兴宗教"之中，有许多是因推行宗教大众化而成功的。可是，玺宇在该教是否应该大众化的问题上完全拒绝与世俗妥协，彻底地禁锢在玺光尊的独裁体制之中。现在回想起来，玺光尊若有意开门传教，大有成功之机会。

    我们在关根叮栖身之时，家住青森县八户的一位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一百万日元的巨款来到东京。当时我们在关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东小误先生所有，他曾声明：可以八十万元出售！宫重先生听说后，为了将此房产买进来作为玺宇的根据地，筹集了这笔巨款。宫重先生在八户是个大户人家，祖上几辈都经营造酒。他很早就深怀笃信之心，曾信仰过佛教。后来经玺宇信徒的介绍，得识玺光尊，听过她的说教后便成为信徒。

    关恨叮的宅第十分宽大，若作为玺宇当时的根据地是再好不过的。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以及干部清水先生对此也深感兴趣，于是便去劝说玺光尊将那座住宅买下来。可是玺光尊刚恒自用，毫无买房之意。任凭你磨破嘴皮，她依旧奉守故技，扬言要行让小误成为信徒，再设法使他将房产奉献出来。到后来，上劝玺光尊的人中，就连胜木先生也落了个挨打的下场，买房的指望终于破灭了。

    记得战后成为甲州财阀的若尾鸿太郎先生自从打听到我的事情之后，曾几度来玺宇寻访。那时他说过：他发现新兴宗教团体因获得众多信徒的捐献，各种实业蓬勃发展，利益也逐渐上升。

    若尾先生还曾与玺光尊洽谈，并夸下海口：若是与他携手共济，委任他来组织、管理教团事务，他可以让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为信徒。但玺光尊固执己见，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从她，她绝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采纳，反倒劝说若尾先生也来作她的信徒，并希望他也脱离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当然此言如同废话，白费日舌。今日回想起来，玺光尊没有向世俗妥协，作为宗教团体 未获成功，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为如果玺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会遭到她的蹂躏与摧残。

    玺宇内的严肃生活与清规戒津的修道院别无两样。也 许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许闲聊，也不许间津俗事。与信徒以外的人交往当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个屋檐下，然而连夫妻间的悄悄话都从未交谈过。由于报纸、收音机等一无所有，长期与世隔绝。世上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任何情报都无法传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许自由携带。有个规定叫"毒品检 查"，每个人的随身物件经常遭受盘查。毫无疑问，携带金钱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盘查时，"裤腰带里藏有毒品，给我脱下来！"一声叱呵，吓得他战战兢兢地赶快求饶说："腰带一解，裤子就会脱落下来，饶了我吧！"……

    玺宇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上半呆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论怎样受人指使，都一心为了讨得玺光尊的欢心而效尽犬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玺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继续搜查，于是，众信徒竟然连水池都不放过，一齐跳进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谓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祷。除了集体唱念"天玺照妙、天玺显现"的神名以外，还要念观音经》、《般若心经》等。另外，为使信徒增加，每天还要出门去现身说法。那时，我们每天早上5时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11时才能摸到床边。

    根据玺光尊的说教，玺宇信徒在"劳动、心魂、说法，三个方面，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们在睡眠不足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唱念神名，因而进入"半神灵附体"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劳动时，就连自己也不相信为什么变得那么能干。如做缝纫活儿，不但比平常快速灵巧,而且越来越能精确地缝制。有这种亲身体验的信徒无不万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诚。

    玺光尊对外来参拜的稀客历来倾心相待，可是对常来的信徒却非常苛刻。信徒到玺宇来时一般都带些贡品，当时必须是擎举过头地向玺光尊献上。贡品中的农产品必须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须仔细洗净后带来。若有丝毫不中意的地方，便会被呵叱为"有毒"，不予接受。当然，被呵叱为有毒时，信徒本人必须立即在奎光尊面前彻底仟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为玺宇教主的时候，玺光尊不过是称为"蒲田有德之妇"、一时受人仰慕而已，谁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来。原以为她的目的是成为"某某神"便罢，没想到她却说什么："现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质变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后来，她索性自命为"世界的天皇"。尽管玺光尊对她的身份日渐高贵这件事自诩为"除去面纱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想当天皇，一枕黄粱"的"怪灵"附体。

    就这样，随着玺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对信徒们的要求也越发尖刻。不久，觉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脱离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减少，她便大发雷霆，叱责留在玺宇馆中未走的人们负有"共同责任"，还怪罪我们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当时我的任务之一是向熟人讲解玺宇的宗旨，劝说他们入教。我曾将"野田酱油"的前一代社长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见给玺光尊。据说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莲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于他身体贫弱，为了锻炼身体与意志，曾去四国岛巡礼了八十八个寺院。战前，茂木房五郎与我同期作为西园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经常携手出入先生位于拢野川的宅第。他还是我及木谷实棋抨前的旧交。

    经我的牵线，茂木房五郎先生前来面见玺光尊。玺光尊热情地劝他入教，并且还说："我要是当上了日本天皇，就让你当总理大臣！"一闻此话，弄得茂木先生两目发呆，回到家里还似作梦一般。从此以后，任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去相劝，他也不敢到玺宇馆来露面了。

    为了宣传玺宇，我的足迹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玺光尊所期待的那样取得成果。每次传教空手而归，少不了被责骂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实际上，唯我独尊的那种"排他性"与我的基本观点完全相悸。因此，虽然我为了宣传玺宇而到处奔走，但实在难以开口声称"銮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当我从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来时，才未遭叱责，因为我几度去打扰，每次登门都请他捐献"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来五瓶酱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时玺光尊才不叱责我。总之，在她的眼里不管是谁，传教时，只要没有将"玺光尊比任何人都伟大"的意思解释清楚，对方未被她的说教打动心弦，也不来进献 贡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满意。

    信徒中谁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难以使用，玺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将他从玺宇馆驱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怜，腹中空空，两袖清风，流落街头，整日为乞讨翌日的食粮而发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玺宇，我心中最难忍受，但也爱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将新信徒带来，或揣上一笔钱财而归，能为教团作出贡献，便允许回归。总之，驱逐成为"兴办教团"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兴宗教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做法。

    我也曾几次被驱逐。但由于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赶出门去也毫无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觉着轻松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个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特别是多次在前多 先生家里充当食客。因家住金泽的前多先生同是玺宇信徒，为我提供了一个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为此，"吴先生可真不错！即使被驱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发愁。"其他的信徒经常以这样羡慕的口吻议论我。

麦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五月，我妻子及另一个信徒奉玺宇光尊之命，拦阻了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汽车，向他递交了玺光尊的亲笔信，于是，"麦克阿瑟事件"发生了。

   当时玺光尊认为，通过使全世界的人们都理解玺宇的教义，进而必定能实现世界和平。她还认为只有她才能担负起这个重大使命。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领军长官理解玺宇，令我们窥探与麦克阿瑟相遇的机会。经过对他每日活动的详细调查，发现麦克阿瑟一到午餐时刻便离开GHQ司令部，乘车回美国大使馆。

   这样，我妻子与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麦克阿瑟回大使馆的途中，伺机递交玺光尊的亲笔信，那一天，她们很早就藏在美国大使馆的附近，当麦克阿瑟的汽车从远处开来时，她们猛然跑上前去将车拦住。对着正要下车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个招呼："please！"（英文--请）然后又说了声："是礼品！"随即将那封信递给了麦克阿瑟。这样一来，平素凶狠顽强的麦克阿瑟只得尴尬地苦笑着将"礼品"收下。记得信中大致内容是这样："请汝火速前来玺宇皇居神境！玺之光，承受乎！………

   有关"麦克阿瑟事件"的报导，当时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国各大报纸的社会消息版面上却纷纷发表了。


   我妻子她们被拘留了一天之后，翌日获释而归，当时真没想到那么快就出了班房，据说这多亏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马上释放"的指示，才开脱了她们。释放之前，警察还狠狠地训斥她们说："有你们这帮疯子在，我们就难得清静！"不过，她俩都是玺光尊的心腹，任凭警察如何严历训斥，只当作是一阵耳旁风而已。

   从此后，每当玺光尊一行打着"天玺照妙"的幡出门时，都有便衣侦探尾随而来。

   我们不顾警察的严密监视，几天之后奉玺光尊之命再次潜入GHQ司令部。这次是我与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还将一些信徒进献的贡品--糌糕作为小礼品携带进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备森严，设有"直属警察署"。我们窥视到一个绝好的机会，避开警戒，从正门跑进了司令部。

   进入办公大楼后，我们向传达室的一位日本雇员提出要见麦克阿瑟司令官。谁知对方看是我们，根本不予理睬。正当我们在传达室争吵不休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一位美国人，将我们带到大楼五层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两把椅子，于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还未坐稳，那 个美国人顿时表情凶狠地哇哩哇啦发起火来。我们不懂英文，面面相觑，全都目瞪口呆。后来，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来，让女的坐！那时，我第一次了解至"美国人还有这么个习惯，对他们那般尊重妇女，觉得既惊讶又新鲜。

   我们献上小礼品--糌糕，并讲明来意。也闹不清对方是否听懂了，就稀里糊涂地被他们送客了。正当我们要下楼返回之际，看到正面大门那里又增加了几名警察，他们早已发现我们的潜入，只等我们一出去就收网逮捕。这时，那位带路的美国人灵机一动，将我们引到后门去，悄悄地将我们放跑了。

   就在同一个时期，受玺光尊的指使，我还曾只身一人前往"中国代表团事务所"去充当说客。对出来接待我的秘书，我极力辩解他说："日本和中国乃同文同种之邦。希望我们不要计较战争的结果，务必和平友好下去！"于是，"日本已战败，连天皇都低头认罪的时代，哪有你装模作样说话的地方！"对方狠狠地反唇相讥。"吴清源本应是中国人，可你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就这样，我被奚落了一阵后只得怏怏而归。


对桥本八段的十盘棋

   昭和二十一年（1946）七月，玺光尊在杉并的并根叮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鸿太郎先生借同读卖新闻社的文化部长原先生来访。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此行只为交涉一件事：请我出山回归棋界，并希望让我和当年与岩本八段争夺过本因坊的桥本宇太郎八段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

   那时我觉得，既然与玺光尊同舟共济，再次驰骋棋坛的日子不会重返了。何况眼下我正专心于信仰，下棋的事从未考虑过。当然玺宇内盘石俱无，我已两年多没有握过棋石了。

   当若尾先生与原先生热情地提出擂争十盘棋的话题时，说实在的，我并不怎么想试试身手，只知道对玺光尊言听计从。尤其是时值日本战败之际，老百姓吃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许多人为了弄到当天的粮食，挤进既不遮风又不挡雨、颠簸拥挤的列车，拼命地为采购粮食而东奔西走。再说列车上，一听说警察要搜查了，人们赶紧把"黑货"从车窗扔出去，然后纷纷跳车，拾起"黑货"再夺路而逃。可是，与拥挤不堪的车厢相连的"占领军专用"车厢里，那些驻军兵士们却悠闲自在地躺卧着。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为活跃棋士"的日子会再来叩门。况且，周围的环境亦不可能让我旧梦重温。

   由于若尾先生办事得法，在与我商谈之前首先和玺光尊交涉，并成功地征得她的同意。据若尾先生后来告诉我，玺光尊对围棋一窍不通，但她考虑到我若在十盘棋中获胜，就能为玺宇大作宣传，因而才点头许诺。

   这就是战争风云消散之后，奉玺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坛的经过。

   鉴于非常时期，我提议限用时间采取一日终局制，桥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双方还认为限用时间各为六小时为妙。但由于读卖新闻社觉得六小时不太尽兴，结果规定各为七小时，一日终局。对局费是每局每人一万日元，我那一份钱当然都被玺宇拿去敬"神"了。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在位于世田谷区深泽的若尾鸿太郎先生的寓所拉开战幕。

   从第一局对弈的前日开始，玺光尊像是亲自作战一样，不遗余力，召集全体信徒为我的胜利而终日不停地祈祷。

   然而，尽管我肩负玺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对棋盘，但是棋艺毕竟荒废了两年之多，这期间的空白形成了难以弥补的差距。因此，尽管此局我执黑先投，但还是任凭白棋随意调遣。结果我措手不及，胡里胡涂地败下阵来。

   第一局我毫无精采地表演，一败涂地。为此，围棋界的有关人士都有些失望，当年的吴清源哪里去了？还有人担心这次十盘棋弄不好会成为一边倒的胜负之争。其实，我自己不但不气馁，也无任何不安。因为我是奉玺光尊之命对弈。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是我败了，不如说是玺光尊败了。

   继第一局结束的三天之后，第二局又拉开了帷幕。

   玺宇那里，按玺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时召集了更多的信徒， 照旧从早到晚不停地为使我获胜而祈祷。对局前一天，玺光尊还声称要"将围棋取胜之法力"移入我身体，让我与她在同室睡觉。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礼之举动，将会铸成大祸！于是，害得我不敢轻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无法人睡的状态下捱到了天明。

   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着眼睛来到对局场，果然，比起第一局来，"再输可就不妙了"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激励着我奋起直追。不过开局后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几处该投的地方却没有落子，奕至中盘，看起来行将崩溃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几堆。不论是谁瞧上一眼都会认为我和白棋必败无疑，尽管如此山穷水尽，我仍从内心不断地发出激奋的呼喊："决不能输！"誓死也要负隅顽抗到底。玺宇那里，大家在我对局期间始终不停地祈祷了一整天。

   弈过中盘，绝对优势的桥本，落子开始有些失常。只见我那即将崩溃、散乱不整的白棋，个个如枯木逢春，奇迹般地全部活净，盘面也逐渐变得细微起来了，到后来终于转化成胜败不明的局势。争大官子时，桥本不慎继续出现缓着，最后，我终于将乾坤倒转，侥幸获得一目胜。

  担任这盘棋解说的是濑越先生。局后，"桥本简直是异常。这样好的棋要是再输掉，马上给我赶出门去！"濑越师傅如此痛心地叹道。有关此局，桥本宇太郎回顾时说："到中盘已看出我为必胜。但是刚过中盘，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突然变坏，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来输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确实不可思议，后来，社会上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一到桥本先生该落子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阵阵鼓声，妨碍了他继续思考。还有人甚至这样说：当桥本先生思考时，蜘蛛就从房顶上垂落下来，倒挂在他的眼前……。总之，这些说法一传十、十传百、神乎其神。诚然，对于胜负，人们的理智仍有难以驾驭的地方。我觉得：是我那死不认输的执著之心与銮字众徒的祈祷声援，使得桥本先生落子时乱了手脚。对此，我想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可能性。

   第三局，于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进行。这一局我执黑先投，并且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顺风得手取得大胜。不过，第三局以后，玺光尊突然对十盘棋丧失了兴趣。其原因也许是没有收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因此，为使人获胜的祈祷不再举行，对十盘棋对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给以考虑和方便。现在回想起来，我置身玺宇，在戒律森严、各种意外事件接连发生的日子里，能够顺利圆满地将十盘棋弈完，实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举。

   那时我非常遵守教规，对局前步出玺宇，对局中从不与"俗人"交际。一到午休时刻，迅速躲进自己的休息室，避免与他人闲聊。对局一结束，起身告辞即返，从不参加局后的研究会，所以，有关棋界的形势与世情变幻，我照旧一概不知，犹如与世隔绝的山林隐士。

   其实，那时棋界的有关人士们见我身为玺宇信徒、整日为玺光尊尽忠效力，感到十分担忧，大家都热情地希望我早日摆脱玺光尊的统治。可惜由于我总是躲避众人，再者许多人也唯恐劝说无效，反遭嫌怨，因而无人自告奋勇地出来当面规劝我。据说当时安永先生曾讲过："欲使吴先生摆脱玺光尊，除了将他彻底地打败而别无良策。"此话的意思很明显：我一输棋，便会声望大跌；玺光尊也不会觉得我有利用价值了。这样一来，我与玺光尊势必不分自离。

   第四局在九月里进行，对局场远在京都的南禅寺。此局我执白棋，并且奕出了许久未用的对角线上的两个三三。后来棋势发展为双方竟进中腹，但由于白棋占了主动，终于又克一城，获得六目胜。

   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对弈。由于桥本身体欠佳，毫无精采表演，白棋在131手时只得中盘认输。此局于当日傍晚前及早结束，桥本的"消费时间"为三小时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时零二十五分钟。这是我所有擂争十盘棋里最早终局的一盘。至第五局止，我四胜一败，形势十分有利。

   第六局以后的对局，为了静等桥本宇太郎身体状况恢复，暂且延期举行。但实际上，因玺光尊只顾她自己活动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赛期总得不到确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终于能够稳坐盘前打第六局。

丧失国籍

   如前所述，我栖身玺宇的日子里既不读报，也不听广播，对世情变幻早已悲观厌弃。因此，就连对桥本宇太郎的擂争十盘淇，报纸上是如问报导的都全然个晓。最近查阅了一下当时的报纸，见第一局的前夕刊登过这样一篇报导："（前略）这是吴氏恢复了中国人身份之后的第一盘比赛。吴氏将以此为契机，返回中国，召集中国棋士，亲自挂帅，然后率帅再次东渡日本进行亲善对局、，所以说此次对局乃吴氏伟大事业即将展现于眼前的第一盘棋、，经此一战，倘若桥本（宇）八段败下阵来，那么'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称号将越海失落到中国去也；相反，桥本八段若不负众望将此金冠固守国中，那么吴氏将手持何物来作'凯旋厚礼'呢？总之，此战系天下之安危，双人对每一局都轻易势力，失落不得！"

   另外，还援引了一段所谓我的"谈话"："（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国去了。围棋在世界的东方发祥，并成为历史悠久的思想艺术领地之一。我要将这一古老灿烂的艺术带回去，继续为促进两民族的和平而贡献微力。为此，我有个小小的打算，我想将大陆的那边的棋客如顾水如、刘昌华、魏海鸿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们都网罗起来，带他们到日本来交流棋艺，共促日中亲善。并且，我想今后这一切活动还要仰仗读卖新闻社的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我恨本不曾对新闻社这样讲过。再者，什么我要回国、作为中国棋士要与日本淇士进行亲善对局等事情，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后来我才知道，难怪当我与玺宇诀别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遭到过许多人的误会与指责。"吴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顾，可是，日本一成为战败国，他却急急忙忙地恢复了中国籍。他可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薄情郎。"如此中伤，祸恨原来在报纸上，无论是谁读了那篇报道都会那样错 怪于找。不过，对天起誓，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4个自称为"中国代表团"和华侨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玺宇来访。不知他门与玺光尊谈了些什么，谈话结束后，其中一位对我说："请随我来。"就这样我茫然尾随而去，准知竟来到了杉并区官署。我一个人进了门口的一间房子，在里边稍候。当时，为何带我来区官署，我既没追问，他们也未曾提及。不过，我还是猜到了八九分：这是为取消我的日本国籍来区官署办手续！

   嗣后，于昭和二十六年，在办理恢复我妻子的国籍时，终于通过律师了解到当初取消我的国籍的详细经过。据律师的调查，当时区官署的知情人说：中国占领军方面的人一来到区官署，就让将吴清源及夫人的户籍交出，对二人的日本国籍不问青红皂白一笔勾掉了。

   我和妻子原以为丧失了日本国籍之后，还可以取得中国国籍，谁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妻子后来只得风雨飘零，有国难投；我比她稍强些，在与桥本的擂争十盘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国人临时护照。然面好景不长，一听说我第一局惨败，"你小子陷进怪诞宗教里执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赛却吊儿郎当地输掉了，简直是个没用的家伙。"一顿责骂之后，我的临时护照又被没收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妻子双双成为无国籍的"国际游民"。

   日本战败后，当时中国的"驻日占领军"是蒋介石总统率领下的国民政府军。在中国大陆，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展开了内战。我想，可能由于中国的驻日占领军也受国内动乱形势的影响而意见分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难怪对我的国籍问题既无人过问，更拿不出统一的方针政策。

   据可靠消息说，中国方面确实有一部分人极力主张给我恢复中国国籍，并将我作为"为日效劳者"而强行遣返。在此基础上，对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作出贡献。

   昭和十六年（1942），以濑越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亲善围棋交流团"访问了中国，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桥本宇太郎事后曾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饭店旁边贴着题为"吴清源是文化汉奸"的宣传漫画，画中我那肖象的脖子上还挂着赏金。

   虽然我生性满不在乎，对此根本没注意到，然而，据说每次我离开饭店外出时，都有日本人的保镖暗中尾随身后。

   总之，我无国籍的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昭和二十四年，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不久便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我们马上在横滨的"中国领事馆"办理手续，取得了"中华民国"的国籍，终于领到一本旅日华人的护照。我妻子那时也是无国籍者。昭和二十七年（1952），我们应邀去台湾时，委托律师将当时的情况原原本本据理陈述，终于使她恢复了日本国籍。

   大哥吴浣因其作为"满州国外交官"而效过力，所以在日本战败的同时偕同母亲和妹妹一起，比国民党政府还捷足先登地到了台湾。

   据说天津的二哥吴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抗日前线上成为一名军官，与日军浴血奋战。战争结束后，在"国共合作"的时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镇邯郸担任过某司令官的秘书。后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发出搜捕共产党员的手令，但他所在师团的干部开会决议拒绝执行蒋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场火并，于大搜捕中幸免。谁知后来他还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双脚锁着沉重的铁镣，在黑暗潮湿的洞穴里被关押了半年之久。据说那半年之内他早就横下了一死的决心。后来，幸好他大难不死，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营救出来了。然而，自那以后，只要天气一冷，戴过 镣铐的双脚就隐隐作痛。

文如玉

金泽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1946），关根叮的玺宇馆里，有一位独揽"横网"桂冠、名扬天下的相扑力士--双叶山，偕同家眷前来参拜。

双叶山历来是个灵感强烈的人，据说在"本场所"（正式比赛）中每遇有旗鼓相当的力士场，那天早晨他便进入"半灵附体"的状态，战后的混乱中，在人们纷纷寻求精神依托之际，以"复古主义的日本精神"为标榜的玺宇，也吸引了双叶山前来参拜。

玺光尊对双叶山的来访非常欢迎，相互见礼后，二人开始祈祷。于是，不一会儿，双叶山神灵附体，进入显灵状态。玺光尊见此大喜，并约定：双叶山若愿为信徒，将侍以厚遇。

此后，双叶山果真成为玺宇的信徒，并且时常前来参拜。由于玺光尊对双叶山格外信任，就连只有三、四个亲随才可进入的玺光尊的起居室"御光间"，也让他自由地进出。我妻子原是歪光尊的亲随之一，常在她的起居室内服侍。而我等除了偶尔进去两、三回以外，平素进出"御光间"是根本不允许的。

如前所述，我们在关根叮借宿私宅、暂设玺宇馆的时候，青林县的信徒--宫重先生曾携带巨款前来参拜，并且愿捐款为玺宇将那座私宅买下。谁知玺光尊一意孤行，不顾宫重先生的一番好意，拒绝买房。因此，到后来我们除了搬迁而别无良策。可是这样一来，东京附近再也找不到愿 收留我们的房东了。

后来，我和干部之一的清水先生一起前往金泽，见到前多平作先生，请求收留我们。金泽是北陆地区的中心，因玺光尊的心腹胜木先生就是北陆人，那里还有许多玺宇的信徒。前多先生祖上几代都是经营生丝的富豪，从前是本愿寺的宗徒。后来他信仰了玺宇之后，仍然不断地寻求"成佛 之道"，尽一切努力强迫自己去接受各种苦难的磨练，并以其惊人的毅力吃苦耐劳地生活着。在我和清水的请求下，前多先生愉快地答应将住宅借给我们。

昭和二十一年末，我们一行踏上了去金泽的旅途。当时的列车经常是超满员状态，乘客要上车，不紧紧抓住车门就别想挤上去。像我们这种样子古怪、扬举旌旗的一群人马，要想乘车简直如同儿戏。幸亏双叶山有面子，不但有人帮我们买好了车票，而且还事先与站长谈妥，给予特殊照顾--让我们优先上了车。

一路风尘仆仆地到达金泽的松枝叮，我们一行急忙拥进前多先生的宅第。玺光尊二话没说就将有壁龛的正房作为"御光间"，房东前多先生夫妇却被排挤到只有三张榻榻米宽的侍女房去住了。尽管如此喧宾夺主，前多先生夫妇仍然驯顺地听从吩咐，毫无怨言。玺光尊见有了安身之处， 便立即发电报唤双叶山前来。几天后，双叶山单枪匹马地赶到。

在我们长达四年之久的玺宇生活中，金泽的日日夜夜是最为艰苦、最难忘怀的。

因当时正值福井县大地震暂告平息之际，玺光尊声色俱厉他说："天翻地覆的大事变前夕，我等岂能偷闲安睡！"所以，熬至深夜电个给我们睡个囫囵觉的时间。我们每天清晨5时即起，夜里摸到床边时早已过子夜1时左右了。因睡眠不足四小时，只要躺倒在床上，眨眼之间就会像死了似地酣睡不醒，一天大半在祈祷中度过，然而我还有一项主要的工作--为前来参拜的人讲经说法。

按照玺光尊的说法，"当今乃末法之世，日本不久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人唯我无他。"

那时，我们将玺光尊奉为"末法之世的救世主"，曾经冒着风雪，举起旌幡，站立街头，进行"街头说法"等活动。

由于福井大地震刚刚平息，我们如此进行宣传，使得"下次大地震何时发生？"这种打听地震消息的电话接锺而至应接不暇。后来，弄得前多先生也不得不抓起话筒大声回答："我家不是地震局！"

在我们每天的敬神祈祷中，还包括数九寒冬里进行淋浴净身的修炼。那时，只有双叶山最先淋浴后，我们再取水浇身方才感到舒适、因为双叶山浴后，他的体温使浴池温暖了许多。

麦克阿瑟事件出来后，玺宇的活动引起了各大报社的注意。尤其是在金泽，由于双叶山也参加了玺宇，引得许多新闻记者纷纷在前多先生寓所附近的民宅借宿，以便每日观察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们流落到金泽后，有一天天歪光尊不知从哪里来了"灵感"，说："东京将发生大地震，我们必须去救援！"并吩咐我们做好救援的准备。于是，我们打起背囊，捆好行李，从早到晚都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这使新闻记者们大为疑惑，有人猜想玺光尊即将连夜潜逃，还有人推测近日里可能又要发生什么事情。记者们纷纷向邻近的人们一一采访。然而，东京方面总不见有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几天以后，我们只好"解甲卸鞍"。

说来可怜，玺宇信徒们在金泽的日日夜夜，实际上过着一种连自由思考都不准的严肃紧张的生活。根据玺光尊的训斥："无益的胡思乱想会招至恶灵附体。还是没工夫去想 的好！"实不相瞒，我们连抓一抓头上虱子的工夫都没有，每天痒得坐立不安。

再说双叶山在金泽成为热忱的信徒，深受玺光尊的信任，每日专心致志地修行。可是，在九州有他主办的"双叶山道场"，手下的八十多个弟子因师傅出门在外，个个六神无主，乱成一团。虽然双叶山的亲友们前来劝归多次，但他全都不听，说破嘴皮也无济于事。据说弟子们实在是无可奈何了，纷纷气愤地喊叫："是玺光尊无理诱骗师傅，大家快来金泽，砸烂玺宇馆，将师傅请回来！"

由于双叶山执意不归，亲友们甚是发愁，便去找朝日新闻的记者藤井先生去商量解决办法，藤井先生也是双叶山的亲戚。

藤井先生分析一番之后得出结论：既然事已如此，要想找回双叶山只有借助警察之手而别无良策。于是，他们向警察报了案。后来，警察发现玺宇馆的一些信徒将自产的大米拿去进献，于是以"违反大米管制令"为名，决定对玺宇进行搜查。（有的传说是因玺宇犯有"鼓吹天翻地覆，散布谣言惑众"的罪名而受拘捕的。但我记得是"违反大米管制令"，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总之，搜查的目的肯定是使双叶山摆脱玺光尊。）

昭和二十二年一月末的一个夜晚，月色朦胧，万籁俱寂。金泽警署与玉川警署的全体警察接到紧急动员令后倾巢而出，包围并闯进了我们的住宅。担任这次搜查行动的指挥官是摘木警部，他曾经是业余相扑力士，不但受过双叶山的指导，还是双叶山的大崇拜者。对他来讲，"捉拿师傅"可真是个棘手的差事。玺宇馆里，以玺光尊为首的干部们抱成一团，在楼上负隅顽抗；双叶山则扼守在通向二楼的平台那里，手持两把大鼓糙凶狠狠地挡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虽然警方人多势众，但看见手舞大槌的双叶山，如同金刚力士一般地巍然而立，个个吓得不敢靠近。当时我和其他信徒一起缩在楼下的角落里，战战兢兢地屏往呼吸，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警察们只顾对付双叶山一人，根本顾不上"照顾"我们。

楼梯上下长时间相持不下。后来，一部分警察迂回到房后，打开后窗，蜂拥而入冲进楼上；同时，楼下的警察们也踏着楼梯冲了上去。只听见一阵阵摔砸东西的响声与喊叫声混成一片，又过了一会儿，楼上死一般地静了下来。

警察闯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我等无一漏网，全体被推挤着坐进消防汽车里，在深夜十二点后被押送到金泽警察署。

大多数的信徒经过简单审讯后，翌日便准予释放；玺光尊和胜木等人也在二、三天后获释。唯独双叶山立即被押送到和仓温泉，从此一去不返。算起来，双叶山在金泽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天，几年后，双叶山侠心怀；比有一次在各地巡回表演的途中，还特意来到金泽，去前多先生家拜访了一次。

再说我们这些人像过去一样又要重蹈覆辙，再次迁徙。当然，玺光尊自有另一套见解，即玺宇的皇居因俗徒闹入而被玷污，必须立即迁宫。

我们又开始寻找新居。不久，遇到一位几天前曾在玺宇露过面的男于。他说，"将我的家作为玺宇馆怎么样？" 但他并非白白地捐献住宅，除了提出要与前多先生的住宅交换之外，还要求再给他三十万日元。

我们立即去他家查访，走到松枝叮的邻街--长叮那里，果然有一座漂亮的西洋楼映入眼帘。大家都很满意，觉得这座房子作为我们的"皇宫"太合适不过了。后来，前多先生想方设法筹措了三十万日元，将自己的家搬迁一空，我们一行也随着移居到了长叮。

谁知好景不长，我们在新居欢喜了没多久，便发现那个冒充信徒、在玺光尊面前献殷勤的男子原来是个大骗子。原来那座房子早已走为占领军征用的建筑，骗子隐瞒了真相，设圈套卖给了我们，不过，最令人感动的是前多先生，房产与巨款统统被人骗取殆尽，他仍然丝毫不痛心，只当作是对自己的一次磨练。他逆来顺受，毫无怨言。

这样一来，我们在金泽寻找安身之处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五个月后，只得忍气吞声地被赶出长叮再次忍受流浪命运的摆布。

被人将住宅骗取后的前多先生多亏还剩下一个纺织工厂，于是迁居到厂里。我们也从长叮被逐，无家可归，只得辗转飘泊地回东京。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上旬，我们一行冒着酷暑，挤进满员的列车，一路风尘仆仆回到了东京。谁知东京也无立足之地，只得暂且决定去投奔磺滨某农民信徒的家。就这样，我拖着累垮了的身体，与众人马不停蹄地又赶到那个信徒的家。谁知还没等我喘口气，玺光尊义发号施令，催我火速去找住房，并限我"一周之内务必寻到新居！"

我左思右想，觉得黄野先生是个心肠软、好商量的人，于是，决定到镰仓腰越那里向他求助。等我赶到那里，早已是满天星斗，尽管离睡觉得时间还早，但黄野先生的家已灯灭人静，漆黑一片。无论我怎样敲门，无人出来迎客。无奈，我只好踩着门边消防用水池的边沿，见院内松枝搭在墙头上，便纵身一跃，紧紧抓注松枝顺势翻墙跳进院子。转到房舍，见一扇小窗虚掩，露着一丝缝隙，我便将窗打开，侧身钻了进去，摸黑跳下，落在屋里的席子上。摸索着找到开关，迅速打开电灯。接着，"对不起，有人吗？"我再次高喊了一声。这样，睡在侧室的黄野夫人好不容易才被我唤了出来。

这种模仿小偷、夜入民宅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遭。听黄野夫人后来讲，在这兵荒马乱的世道，她独自一人守家，所以早早便熄灯躺下了。听到有人敲门，唯恐轻易开问会遇上歹徒。因此打算不动声色地看看动静再说。后来听声响发现有人越墙钻进家中，吓得她更加紧张，屏住呼吸，一声不吭地提防着。一听到是我的声音后，"不是小偷，像是吴先生"，这才松了口气，起身出来见客。

我当即向夫人苦苦哀求，望她为我们玺宇一行安排个注处。夫人脸上一时显出一副为难的神色。然而，我那副处境窘迫的样子又使她实在不忍拒绝。于是，夫人大发慈悲，答复说："现在山中湖的别墅空着，你们可以在那里暂住一时"这样，我终于求得夫人的慷慨救助。

我辛苦奔波的结果使玺光尊一行总算找到了栖身之处。然而，还未等我喘过气来，又不得不继续与桥本宇太郎进行擂争十盘棋第六局的比赛，这第六局与第五局间隔十个月，对局场选在神户六甲山中的"播半"旅庄。由于长时间来在玺光尊眼里我的对局无论输赢都已毫无意义，比赛 的事她早已不闻不同了。那时正值战败后不久，黑市买卖十分猖撅，小商小贩纷纷出动，电车里从来都拥挤不堪。为了奔赴对局场，我必须冒着酷暑在满员的电车里忍受一大的折磨才能捱到神户。

一想起这回该轮到为自己的事情而奔走，在离开黄野先生家之前，不得不搜肠刮肚地盘算，明天怎样才能准时赶到神户。

正当我大伤脑筋之时，读卖新闻社的人不知从何处打听到我还在黄野先生家中的消息，立即派人前来迎接我，并为我买好了去神户的二等车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由于已经无暇返回玺光尊那里，我便告辞了黄野先生的家，与读卖新闻社的人一起乘上列车，急速奔向神户。

翻开过去的报纸，可以读到读卖新闻社当时情景的报导："虽然早就决定继续进行擂争十盘棋的对局，然而吴氏的住所游移不定、浪迹难寻，与他及时联络绝非易事。就在我们通知家住关西的桥本氏、与他商谈对局日期之际，吴氏住所就几经变更。先是从千叶县的某叮迁到北陆的金泽，又从金泽转到横滨；谁知横滨也只是蜻蜓点水式地落了下脚，旋即又移走他乡；后来派去寻他的人从片獭寄来书信，说在那里终于寻到了他，并与他商量了有关对局事宜。总之，棋盘小神通广，落子总无常--- 吴氏的行踪宛如他那独特的棋风，扑朔迷离，难以揣度。他真是能如期赴约吗？我们十分担心。那天，等到了约定的时刻，在神户车站拥挤的人群之中，只见一个身穿白色立领制服、胸前佩带青天白日徽章的人走了出来。吴清源来啦！吴氏终于神情端庄地出现在眼前。"

这篇报导中提到的青天白日徽章，确实是当年玺宇的徽章。总之，读卖新闻社也被狂傲的玺光尊耍弄了很久，因此我与桥本宇太郎的对局日程才总也定不下来。对此，读卖新闻社曾经大伤脑筋。

昭和二十二年（1947）七月，长隔十个月之久的十盘棋第六局和第七局终于决定在神户六甲山中的甲阳园"播半"旅庄继续举行。

第六局我执白棋。我与棋坛生活阔别了十个月之久、而今又将粒粒文蛤握在手中，不禁深有感触。当我于盘前落座后， 一想起我是从那千辛万苦的岁月中熬出来的，顿时心情格外沉稳，这一点就连我也自感奇妙！凭着这种心境我不急不躁，更无任何不安，一头扎进胜负之下的旋涡里，毫不旁骛。桥本字太郎也是气力充沛、剑拔髦张，全力展开了一场恶战。由于我的白棋对黑棋略有捕杀不净之处，最后，黑棋二目胜。这样，桥本八段将"仅剩的一城"死死扼守往，总形势为我四胜二负。

第七局依然原地不动地对局。虽然这次桥本的白棋在中央筑起了厚势，但黑棋还是设法踏破了中腹。结果我执黑中盘胜。

第七局一结束，我毫不停歇地回到当时位于山中湖的玺宇馆，重新经历玺光尊手下的清苦生活。

第八局，继第七局后两个月在小石川的"红叶"旅馆进行。此局找执白，弈至中盘始终陷于苦战。最后，施放胜负手，以"输棋者无牵挂"的姿态，扶起几粒奄奄一息的白子，来了个胡冲滥打，没想到黑棋应着有误，结果被我逆转乾坤获中盘胜，这样一来，我终于在净胜局上超过桥本宇太郎四局，以六胜二败领先。

交手棋份改为"先相先"（三局中两局执黑）后继续对局，第九局平分秋色、握手言和。

第十局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一月，在小田原著名的庭院"古稀庵"内举行，那是一座按传统格调建造的书院式庭院。我们在宽大的室内铺地草席上摆下棋盘，弈完了最后一同。其实，在对局前夕，为了玺宇的宣传，刚刚过了元旦我就长途跋涉去了一趟北海道。在日高山脉的附近，有个纯朴的乡村小镇叫原贺，我妻子的祖母就曾住在那里。

记得从北海道回东京的途中，为了转车在苫古牧车站月台上等歇时，我突然遇到了藤泽库之助（朋齐）七段。原来，藤泽七段奉命为日本棋院新馆筹建募集捐款，也刚刚从北海道返回，准备转道去王子造纸厂。见到我后，他热情地邀我同去。我见下一一趟列车的时间尚早，便欣然答应。来到王子造纸厂后，由于盛情难却，举办了围棋教习。告辞时还收到一些谢礼。

正当我钱囊告罄之时，这些意外收入真是帮了大忙。

五年之后，我与藤泽（库）七段在擂争十盘棋的舞台上狭路相逢，不得不再决雌雄。尽管双方都将棋士生命用来押赌，于盘上无情地仇杀，但一提起苦古牧车站的邂逅，作为我们深有缘分的往日之交，迄今仍然是难以忘怀的美好话题。

我对桥本（宇）八段的十盘棋第十局桥本执黑中盘胜。到此为止擂争宣告结束。总之，到第八局时我多胜一筹。十局总的成绩为六胜三败一平。


八户事件

我对桥本宇大郎八段的擂争十盘棋结束后，接着，与当时崭露头角的棋坛新锐坂田荣男七段进行三盘棋的对局计划又被纳入日程。坂田七段从那时起就享有"剃头刀坂田"和"能攻善守的坂田"等别称，凭着他那算棋如神的敏锐棋风，以攻守兼备、智勇双全而名震棋坛。

   那时，看到重建日本棋院之事毫无满意的进展，难以畅快弈棋而牢骚满腹的前田、坂田、山部、尾原等实力高强的年轻棋士们，终于被迫退出日本棋院，结成了"围棋新社"。在那次三盘棋的搏斗时，坂田七段恰巧跻身于围棋新社。可惜我当时消息闭塞，就连围棋新社的存在都不知道。这也怪读卖新闻社什么都不向我透露，害得我孤陋寡闻，事过很久才了解到有这么一段历史。

   总之，当时交手棋份定为坂田七段以"先相先"对局，然而最终我还是获得了三连胜。不过，第一局和第三局我执白棋，两局都是历尽艰辛才多出一目。这使我切身地体会到：年轻棋士们正在紧紧地追赶着我，他们成长迅速，咄咄逼人！

   从昭和二十二年的夏天开始，玺光尊便将位于山中湖的萱野先生的别墅占据为巢。后来，房东萱野先生主动提出："给八万元就可将那座别墅出让与你们！"我们立即劝说玺光尊将其买下。然而玺光尊见房东既无意作她的信徒，也不肯将别墅主动捐献，于是整日耿耿于怀，不愿善罢甘休，不用说，她毫无买房之意。

   这个时期的玺光尊只顾一味地追求"高贵"，竟然妄称自己是"世界的天皇"。

   到了年底，我们又不得不告辞山中湖而远走他乡，决定去八户投靠宫重先生。心地善良的宫重先生慷慨解囊，在他家附近买下五座房子，献给了玺光尊。

   从昭和二十三年一月起，我们一行在八户开始了新的生活。

   准知没过多久，我又一次遭到玺光尊的驱逐，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惹恼了她，迫使 我离开了八户。

   被逐之后，我先到金泽的前多先生家打扰数日，待身体恢复了一些，然后直奔东京，主要在几位玺宇信徒的家里辗转盘桓，充当食客。

   一天，我在东京某信徒家借宿时，忽然有人来报："八户的玺宇馆出了大事！"我顿时惊恐万状，立即风雪兼程地赶回八户。当我焦急地听完事件的大概经过，得知妻子安然无恙时，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地，暗暗抚胸庆幸。

   "八户事件"大致经过是这样：玺光尊在八户暂得安稳后，对捐献往房的宫重先生又得寸进尺地要求他弃商信教、随众信徒一一起接受信仰生活的煎熬。宫重先生迫于玺光尊的淫威，一时左有为难，一筹莫展。他只得向玺光尊苦苦哀求道："只要你发发慈悲让我继续经商，赚了钱，无论多少都可捐献给玺宇。若是现在就让我那造酒的买卖停止，那么全家就会彻底破产的呀！万事都可依您，唯独经商的事情请您千万要高抬贵手。"谁知毫无侧隐之心的的玺光尊只知声色惧厉地教训人说："即便你 经商赢利、进献钱财，却难得神佛之保佑。欲成佛，必弃商，甘当神之奴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宫重光生的哀求对玺光尊来说只不过是耳旁风而已。

   那阵子，宫重先生作为信徒，每日往来玺宇馆参拜。后来，恐遭斥责，越来越觉着连回家都有些不便了，于是只得常常在玺宇馆宿而不归。

   这样一来，困守家中的亲属及佣人门乱成了一团，几次派人去交涉，要求送还店主，但玺光尊都毫不理睬。店里的伙计们出于无奈，终于下决心采取了最后的手段--以武力要人！

   八户是个以渔民为主的镇子，社会风气本来就很粗野。

   那里的人遇到纠纷时，很少考虑依赖警察来解决。就这样，他们雇用了当地几名粗壮的亡命徒，狂喊着要夺回宫重先生，猝不及防地袭击了玺宇馆。
   玺宇馆里通往二搂的楼梯口有一个盖板，玺光尊与几个亲随一起将宫重先生团团围往，死死顶住盖板，据守在楼上顽抗。

   当时我妻子也在楼上守护玺光尊，只听见楼下的人狂摔暴砸，大打出手，不时地传来刺耳的惨叫声。不消说，那时的情景如同一场武打战。混乱之中，楼上的人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谁也不敢动一动。当时我妻子既年轻又颇有侠义之心，实在按捺不住胸中怒火，非要独自一人下楼去援助。然而，被众人制止往而无法动弹。据妻子后来回顾，她于楼上被困，明知楼下是一片惨状但束手无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一般。

   事件发生后，宫重先生被送回店里。可是这个惨痛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嗣后，造酒的买卖又日趋衰落，他也早已无心经营了。不到凡年的工夫，破产的厄运终于降临。

   只有那时妻子才对我的被逐感到高兴。她说，假如事件发生时我俩尚在一起，那么，肯定不会让我到楼上去的，所以瘦弱的我肯定会被殴打成重伤的。实际上，守在楼下的人们全被打伤，无一幸免。

   当地的报纸曾对此事件大肆报导，闹得满城风雨。玺光尊一行再也不能久住八户，无奈只好重返东京。

   事件之后，玺光尊对当时守在楼下、自卫时受了重伤的干部清水先生和长崎先生起了疑心，"上次事件肯定是你等背地里通风报信引起的！"她扬言要彻底追查，并宣布设立"御白洲"，对二人进行审判。

   所谓"御白洲"，在江户时代是公卿权贵们审理判决各种犯人的法庭名称，不消说，在以日本复古精神为教义宗旨的玺宇里，也常常设立"御白洲"，审判可疑的信徒。当时在玺宇馆设立"御白洲"的厅堂里，銮光尊端坐正中，周围排列着一大群信徒，受审者于众人面前战战兢兢地坐下。然后，审判开始。首先是众人一起合掌祈祷，将受审者的灵魂"引"出来，若是被引出来的"灵"缠往了准，谁就可摇身一变，代替受审本人而将"真相"和盘托出。其中，也有受审者被自己的"灵"缠住后"如实"招供出来的情景。不过，尽管说出来的话被认为是"真相"，但内容大多是按照玺光尊的意志而编造出来的。

   "御白洲"审判的结果，"暴露"了清水、长崎二人背叛信仰的"事实"。，一位充当"显灵替身"的信徒还当众"宣判"："此灵必须'断其人形'并将其深深打入亿万年不变的地狱里去，直到此灵彻底悔悟才可重获新生"。这个"判决"对信徒到那时为止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全面的否定，等于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一样。对信徒来讲这是最最严重的惩罚。

   就这样，清水、长崎二人经"御白洲"的审判，落了个"断其人形"的结局。回首往事，长期以来这两位老信徒忠心耿耿追随玺光尊，效尽了犬马之劳。尽管如此为她卖命，挨了打也受了伤，到头来仍然没有逃脱惨遭处罚的下场。可怜他们有苦难诉，只得把无限的怨艾化为泪水，咽进肚子里。

   作为信徒，妻子远比我多几分热诚和纯真。然而八户事件后，就连她也不得不对玺光尊"审判"信徒的方式产生疑问，渐渐地，她对玺光尊的信仰生活也感到迷惑不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