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

文如玉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来日之后，我一直是作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跃多年。没想到战后我却变成了脱离棋院、隶属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长期过着“无所属”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现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过是作为“名誉客员”而名标榜尾而已。

    对于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首先，我个人从未考虑过脱离棋院，当然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喑世故，以致战后近二十年之久竟然从未发觉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土。

    战后的长时间内，我由于身体欠佳，除了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十盘棋对局以外，并不怎么参加棋赛有关对局事情的交涉，全都托付于多贺谷先生。因此，对与棋院的关系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当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时，已是读卖新闻社举办第四期名人战之后了，即昭和四十年（1965）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才如梦初醒，了解到为何被驱出日本棋院大门的。

    尽管我生来不喑世故，诸事全不在意，但听说被“除籍”时，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何非要将我除籍？” 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质问。谁知回答却是：“战后作为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首先应当履行对局的义务。而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凭良心讲，我连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义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后，也就糊里糊涂地自认倒霉厂。但我仍认为“除籍”也应通知本人才合乎情
理。由于此事实在蹊跷，我便又拜托了木谷实先生，请他帮忙调查我何时，为何破“除籍”。

    结果，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我的师傅濑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辞呈”。查日本棋院理事会的纪录，于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会上，有一段“吴清源一事”的议题，并且还有“十四日濑越先生交来辞呈”的纪录。我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与木谷实一起拜访了濑越先生。

    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郁，只答道：“因有各种压力，实在是出于无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辞去了理事长之职。”说完便缄默不语了。看来先生不愿过多地触动往日的伤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诚效力于玺宇，同时与桥本宇太郎进行十盘棋对局的时期。那时我对于社会动态几乎一无所知。正值战败后的极度混乱年代，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感到新鲜。更何况在我这样的“国际游民”的身上，因“国籍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种事件，这也许是命运在作怪吧！

    那时日本棋院在战火中焚毁，不得不将位于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当作棋院本部，少数棋士也曾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过。当时是谁、为何目的向濑越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写下我的辞呈的？一时众说纷坛，臆测四起。难道是中国为将我强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为外国人，却热衷于日本怪诞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视为“异端分子”，只有给以驱逐才可完成战败后“日本国粹精神”的大业？

    濑越先生已经逝世，当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觅旧，沧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谜宫了。现在，知道我的辞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连我自己也无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内幕了。

    当时我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以极大的毅力坚持打完了战后连续多次的“十盘棋”。假如当时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给我解决归属问题，我连一盘棋也不会打下去的！

文如玉

晋升九段

    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据棋士升段大赛的成绩，由八段晋升为九段的只有藤泽库之助一人。翻开战前的棋史，晋升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简直就是与"名人"相提并论的段位了。当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价也远不如以前。当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据说，藤泽的住宅战后未遭焚毁，生活也很宽裕，可以专心致力于棋道。当时只有少数人才享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他就是其中之一。

    藤泽一升为九段，在当时可谓"当代第一人"。但我于战前就曾在"十盘棋"的擂台上，将这位"当代第一人"击败过，怎能把吴清源永远地搁置于八段位上而不顾呢？

    后来决定举行"吴清源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即集中十名年轻的高段棋手，让他们轮番向我挑战的对局。实际上，打算通过这次的十盘棋作为我的"九段升段试验赛"。交手棋份规定：四名六段棋手均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采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执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签决定，结果高川和前田两位七段中签执白。从我这一方来看，除了对高川与前田二人执黑棋外，其余的八局均执白棋。当然，当时还没有贴目的规定。

    当读卖新闻社将此次十盘棋的计划向我提出时，我曾回答他们说："只听说上手对下手进行考核，从没听说过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对此我毫无兴趣，根本不想参战。无奈读卖新闻的"责任已者"对我苦心相劝，说我若不能成为九段，就无法制定与藤泽九段争夺名人位十盘棋的计划。弄得我只得应诺下来。

    这次十盘棋中，出场的棋十们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来，其实，对这些"后起之秀"我恨本就不放在眼里。结果我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将这些小字辈都赶下了擂台。唯一的败局是在对洼内六段时失手；平局是对炭野六段，这二人都是关西棋院的棋士，事情虽属巧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十局打完后，前田陈尔七段问我："关西的洼内真那么厉害吗？"对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对六、七段选拔十盘棋成绩：

第一局 长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五目胜。
第二局 梶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环翠楼"）执白，中盘胜。
第三局 洼内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叶亭"）执白，四目败。
第四局 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马"本家旅馆"）执黑，中盘胜。
第五局 细川千仞七段，（同年十月，和歌山"万波楼"）执白，二目胜。
第六局 宫下秀洋六段，（同年十一月，修善寺，"丸九旅馆"）执白，中盘胜。
第七局 林有太郎七段，（同年十二门，干叶县茂木房五郎邸）执白，一目胜。
第八局 前田陈尔七段，（同年十二月，伊豆长罔"南山庄"）执黑，中盘胜。
第九局 炭野武司六段，（昭和二十五年一月，伊东"蟹屋聚乐"）执白，平局。
第十局 坂田荣男七段，（同年二月，东京"红叶旅馆"）执白，中盘胜。

    这次十盘结束后，以八胜一败一平的成绩获得好评。昭和二十五年（1950）二月十五日我被日本棋院赠授为九段，那时我三十六岁。

    由于我与藤泽库之助两个九段同时诞生，读卖新闻社便迫不急待地着手制定"争夺名人位的世纪之决战"，即我们二人的十盘棋计划。

    在我获得九段位之前，即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我获得了日本棋院"名誉客员"的称号。只因我作梦都没想到我在日本棋院早已丧失了席位，也不管这称号到底有何含义，就胡里胡涂地谢恩领受了。 昭和二十五年，经多贺谷先生的多方奔走，文艺春秋社出版了《吴清源全集》共十卷，因原有资料几乎全被烧毁，书中采用的棋谱都是根据我的回忆而编写的。编辑工作异常艰巨，经许多人的热心帮忙才得完成。我个人所得的版税酬金还不到百分之五，但作为战后我家的第一笔大收入，仍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如玉

箱根仙石原   

　    如前所述，当藤泽库之助和我两个九段诞生之后，读卖新闻社以"争夺真正的名人位之决斗"为名，立刻着手筹划"吴对藤泽擂争十盘棋"计划。但大战临头，藤泽却迟迟不肯应战。其实，我也觉得擂争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淘汰赛而已，只要我还没被赶下台去，也不管指名跟谁对局，都毫不在乎。战前各报社主办的"新闻棋赛"，几乎都是擂台战式的程序，所以对这次十盘棋，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

    可惜读卖新闻社在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中搁浅，无法实现原来的目标了。所以，只得匆忙制定出我对桥本（宇）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计划。

    当时的桥本宇大郎刚从岩本八段手中夺回本因坊位，正积极开展独立于日本棋院，创立关西棋院的活动之中。

    对桥本的第二次十盘棋，因第一次是我多胜一筹，所以交手棋份采用相差一段的"先相先"的形式开始。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二日制对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第一局于箱根拉开战幕。

    我连胜第一、二局，第三局双方各有误算，刚刚逆转的形势又再次出现逆转，最后还是因我误算而败北。

    第三局结束后，我们一家就告别了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迁到了位于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一则因西幸氏家的那座配房过于狭窄，另外我也应该定下心来认真地钻研棋艺了。

    提起仙石原，指的是仙石原高原前面一个叫"表石"的小村子。受芦荡的影响，那一带雾大潮湿，冬天特别寒冷。

    刚搬进去的时候，好几次看到树上的冰凌。交通十分不便，每天只有一趟从小田原开来的汽车。汽车还是烧木炭的，一边喷着浓烟，喘着粗气，一边缓慢地爬行在山道上。

    总之，仙石原位于山区，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梅雨季节整天笼罩着浓雾。周围的人都曾担心我的身体和当地的交通而反对搬迁。但我有一个怪僻，越是被人反对，越是一味地固执到底。"因我喜欢那里才去往的。"结果准也没说服我。我离开玺宇后，玺光尊曾一度赖在仙石原的"读卖庄"不走，我家迁居前，在读卖新闻社的催促下，她才不得不从"读卖庄"搬出。

    其实，一旦住下了，什么寒冷与不便等感觉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出奇。相反，仙石原那四季各异的美丽景物，足以补偿一切不足，而且还令人深感受益不尽。

    若登上一座稍高一点儿的草岗子，以明神岳及金时山为主体的箱根群山便尽收眼底。道志、丹泽山脉也咫尺。灵峰富士的雪顶背衬西天，孤做地屹立。大涌谷的一缕烟云袅袅飘渺，宛如画中。这样的景致真是百看不厌。尤其是秋大的芒草与红叶，春天的樱花与翠柳，都别具一格。经过漫长的严冬，积雪消融，草木苏醒，嫩芽破土而出，犹如点点繁星。我平时很少触景生情，一到风景迷人的季节，不知为何总是按捺不注激动的心情。

    "读卖庄"本是用我与岩本本因坊对局费中的一部分由读卖新闻社买下的。按道理可随时过户给我。然而我们夫妇二人不喑世故，这种便宜事连想都没想过。几年前，藤泽秀行九段经营了一个不动产的公司，他曾劝我说："我出高价买箱根仙石原的房子，卖给我吧！"了解当年事情原委的人在读卖社里只有山田虎吉先生。他生前曾忠告我们早点办理过户手续。当时妻子含含糊糊他说："现在的住房没什么不方便，办理那么繁褥的手续也太麻烦了，所以……"。

    藤泽秀行先生听后直发愣，半开玩笑他说："你们夫妻可真是超凡脱俗了。真怀疑你们不是地球上的人，莫非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宇宙人吧！"

    离"读卖庄"不远有一个战前就有的旅馆，名叫"表石阁"。那时，我每天都去那里洗温泉。

    在仙石原居住的五年，除了对局外，的确使人远离尘世，每日在寂静与安宁中度过。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第四局弈完后，我开始往返于箱根仙石原和对局场之间了。
第四局为平局。第五局我胜。到此我三胜一败一平。然后又迎来了十一月下旬的第六局。

    当时我正感冒发烧，急忙提前奔赴对局场--伊东温泉旅馆，打算请求延期对局。谁知到了旅馆，和桥本同去洗温泉时，听说他也患了感冒。原定对局的前两天，他还发着高烧，卧床不起。当时他笑着说："没什么，现在一泡进温泉，就觉得好多了，快治好了。"

    那年秋天，桥本宇太郎高举叛旗，摆脱了日本棋院的统治，宣布关西棋院独立。我想他每天百事缠身，操劳过度，才弄得疲备不堪。虽然他口说治好了，其实感冒并未痊愈。不过，桥本宇太郎可不是善说漂亮话的人, 他说到做到。一猜透他的心情，因感冒而希望他延期对局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就这样，我俩一边与感冒发烧作战，一边对局。双方都将限用时间用了个精光，第二天都筋疲力竭地奕至终局。结果以平局握手言和。

    对局结束后，回到箱根，我立刻发烧到三十九度，而且一周过后，体温仍降不下来。请了几位大夫都摇头不知何病。有的说可能是猩红热，有的说可能是伤寒，甚至还有人担心是传染病，一度紧张得差点儿去请防疫所保健的医生。

    被诊断为肾炎时，只允许我吃西瓜，被诊为伤寒时又被宣布禁食。高烧不退，也不许进食，身体衰弱到极点。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记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视，他步出房间后，隔着拉门说："难道是吴君没救了吗？"此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卧床半月之后，热度仍不减退。读卖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担心，便将庆应医院的西野大夫请到家里来。诊断结果是来自朝鲜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须多吃东西，恢复体力才行。

    金泽的前田先生听说我患病后，也特意远道来探视，并且还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小枝螃蟹"，劝我多吃一些。我饱餐了一顿美味的螃蟹之后，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气，第二天就觉得好多了。

    发烧后两个月左右，我终于离开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复元到可以畅快对局了。

    与桥本（宇）十盘棋的对局，从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顺利地弈完。于昭和二十六年（1951）八月宣告结束。成绩是五胜三败二平。面对雄居本因坊的对手，又是以"先相先"这样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来对局，可以称作是令人自慰的好成绩了。

文如玉

养马之梦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结束后，暂没有什么重大的棋赛，得以在仙石原过一段安静的日子。那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有时妻子娘家的人来小住几日，此外很少有人来访。

   仙石原的确是个不便之处，尤其是请大夫最难。有时胃痉挛发作，请医生到家里来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间疼得浑身冒汗，像只虾米似的弯曲着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对局，赶到汽车站一看，平时总是误点的汽车却往往提前两三分钟开过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车，就会赶不上转乘的火车。叫辆出租小车也要费很大周折，其实，小车仅用二十分钟左右便能驶到小田原。尽管如此，能够生活在辽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还是非常喜欢。在仙石原生活期间，我习惯了被浓绿包围的环境，并产生了养马的念头。若能在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养马，每天骑马兜风，该是何等地乐逸呀！

   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可不知为何从小特别喜欢马。

   看到中国画中的旅行者都是持缰乘马，悠然信步在群山耸立的羊肠小径上，越发使我迷恋挥鞭纵马之事。那阵子，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我总是回答说喜欢马。因而亲朋好友们便送给我许多以马为内容的东西。不久，家里布满了马的书画及摆设。这样一来，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马。去九州云仙洞时，正值秋高气爽，在驯马手的引导下，我曾兴致勃勃地骑马围绕饭店跑了一周。这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也更加激起我养马和骑马的愿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边骑着马溜达，一边侧耳聆听百鸟啼鸣，真是美哉妙哉！由于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养马之梦。

   我整天琢磨养马的事，并开始学习饲养方法。我家斜对面有一块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里青草繁茂。如果买到手，足够饲养两三匹马。我想，假如饲养费用太高，将来可作为观光马委托给别人经营，这样起码可以赚回饲料钱。

   那块空地为表石阁旅馆所有。由于我每天去那里洗温泉，和旅馆经理很熟。当我间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块空地时，对方回答说：“如果是吴先生的话，卖给您当然可以。”价钱是一坪五百日元。听后我高兴地和多贺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好像没什么兴趣。当时旁听的妻子虽没公开反对，但也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嗣后，多贺谷先生出于我的经理人的立场，对养马之事进行了一些调查，数日后，他说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贵了，前一年有个叫田中的人在附近买了五千坪土地，当时价钱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为我对家庭经济一无所知，再加上多贺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悦神色，弄得我不敢执拗，只得作罢。

   不知不觉之间，对藤泽九段的十盘棋计划逐步具体化了。加上我养马的念头渐渐淡薄，建立观光牧场的美梦至此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大凡棋手搞实业，十有八九难获成功。可是养两三匹驾马又算得上什么实业呢？连这么个小小的计划都未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遗憾。倘若当时我稍微坚持一下，即使只买下那块空地也是好的。总之，在那块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着我的养马之梦与迷恋之情。

文如玉

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非同以往，迄拉开战幕为止，不但费时两牢，而还在社会上引起一阵骚动。说真的，听到对局之事己决定后，我心里也十分紧张。记得我正在温泉洗澡时，永野辉雄先生也跳进池中，问我对胜负有何预见。我当时回答说：“我只要能保持恒常之心，就不会输棋。”我曾预想过，面对计算精深、刚劲有力的藤泽九段，我将会凭大局观的稳健之力来抗争。不过，胜负结果只有神明知晓。我只要在盘上竭尽全力，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我想，只要抱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达观信念，就可以保持恒常之心。

    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二十日起，我与藤泽（库）九段激战了三天。第一局的场地选在日光的轮王寺，我们在漫山红叶艳似彩屏的景色中对弈。藤泽九段执黑先行，弈到50手时，黑棋开始在左边白模样中施展手段，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绞杀。当时黑棋的企图是将白模样彻底侵蚀干净。但执白的我也将黑子赶进自己的阵地中，决心将打入的黑棋来个“瓮中捉鳖”。这样，一场激烈的绞杀场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来，黑棋终因差一气，仅仅弈至94手时，藤泽便投棋认输了。

    但是，认为黑棋输在一手棋上则是个错觉。当时无论我还是藤泽都有误算。实际上应该是白棋一气劫而黑棋提取后获胜。终局后，记录员盐八四段点破谜团，我俩都哑然不语，目瞪口呆。

    总谱中的黑棋第91手，如挡在图1的1位，接下去到⑤成必然。然后黑棋不提取白二子，而于7位紧气打吃。临到白②被逼得提取黑四子时，图2的黑1便迅速紧气。接着从白②至黑5，就会出现图3中的对杀场面，结果应该是白紧气劫。不过我认为，即使白为紧气劫，白棋尚有在总图中的A位压的好手，结果仍然是复杂的胜负之争吧。只因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序幕战，因而我俩的误算也出了名，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其实，胜负全凭运气。“智者干虑，必有一失”，即使是行家，双方都出现误算的事并非新鲜。重要的是当事人不必对此太过虑了。

    第二局我执黑棋，在弈出了难以撼动的胜利局面后，竟出现了走棋过分的错误，刹那间，局势被逆转了。这真是失策的一局！

    第三局我执白，对优势的黑棋步步紧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取得了平局。

    第四局我再度执黑失手。至此，十盘胜负的前四周为一胜二败一平，我暂时落后。奇怪的是，到第四局止双方都执黑未胜一局。在我的经历中，无贴目的对局连续两局执黑失手的事还从未有过呢。况且第五局我执白棋，又对藤泽有利。如果让执黑的藤泽顺利取胜，形势将是一胜三败一平，我不得不陷入窘地。因此对我来讲，这第五局是至关重大的一局。

    第五局仍在我熟悉的小石川“红叶”旅馆进行。只见藤泽步步为营，小心谨慎，至第二天封棋时黑棋仍然阵脚不乱，我无隙可乘。战至第三天的傍晚，双方都苦思冥想，陷入酣战之中，不料突然停了电，顿时周围一片昏暗。不过我和藤泽都毫不介意。那阵子供电状况极差，停电是家常便饭，，桥本宇太郎与岩本本因坊对局时就经常是秉烛夜战。

    由于我们的身心全都倾注于胜负之中，再加上早已习惯了停电，黑灯瞎火的也毫不在意。当电灯突然又亮了的时候，我和藤泽几乎同时“啊”的惊叫了一声。双方都不满地抬头瞪了几眼天花板，随后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这时，徘人（徘句诗人）中村汀女先生前来观战，即景吟徘句一首：

春夜怒嗔嗔，何问枰前人易惊？久灭灯复明！

在这次观战后，他又作了三首徘句：

（一）
激战日当午，
偶见纹枰游丝浮，
凝眸更踯躅。
（二）
迅似春光短，
石石敲在一瞬间，
响得心儿颤。
（三）
幽怀伤春感，
试投一子惊波澜，
孤石光闪闪。

    看来徘人的确不同凡响，在杀气腾腾的争棋中仍然玩赏风雅，实在令人佩服。

    结果，第五局自电灯复明后，骤然间变成了激战难解的局面。经过反复激烈的较量之后，白棋终于抢到胜利之果。至此，双方都是执白得胜，各自成绩均为二胜二败一平。从第六局开始，胜负将从新的起跑线上争夺。

    没想到这第五局即胜负之争的高潮，其后便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从第六局至第十局结束，我势如破竹地获得五连胜。

    再输一局就将被击退降为“先相先”交手的藤泽九段，在第九局时曾经是胜利在望的局势，可惜由于一大错觉而一蹶不振地败下阵去。

    最后的第十局是在成田山新胜寺对弈。

    此次十盘棋设立之初，藤泽九段曾提出一个对局的条件，即：倘若他被击败，希望再次举行擂争十盘棋，以给他重返擂台的机会。没想到第十局竟成为我们再次擂争十盘棋的序幕了。记得弈第十局的前夜，藤泽九段曾说：“希望将此局的成绩算进第二次十盘棋的胜负局数中去”。我则回答他说：“第一次是第一次。第二次十盘棋应该另当别论。把第一次的成绩算作第二次，这样的事既没意思，又办不到。不如把这最后一局当作临时的比赛，真不想下的话，不下也行。但望你和山田先生商量后再定！”说完，我一头钻进蚊帐中睡下了。

    后来，藤泽九段去央求山田先生，但显然难以如愿。过了很长时间，山田先生来到我的寝室，对我答复说：“己设法使藤泽九段同意了你的意见，还是按与擂争无关的临时棋赛来下吧。”结果翌日开始的第十局，我仍然执白中盘胜。

    这样，轰动四海的擂争十盘棋，弈至第九局时我已先胜一筹，并终于以七胜二败一平的战绩而告捷天下。

    同时，每日新闻社主办的“四盘棋”，也在擂争十盘棋的间歇期间举行，结果我又获得四连胜。

    此次十盘棋结束后，青木一男先生、三崛将先生及山田虎吉先生等人曾为我呼吁说：“早该授予吴清源名人位了！”不过，我可没有非当名人不可的想法。这一主张只是棋界一部分人的意见，从未认真地加以讨论过。

文如玉

应邀访台湾

    昭和二十六年（1952）八月，我将藤泽库之助（朋齐）九段击败之后，实际上已成为日本棋界的“第一人”了。这时，台湾棋界发出了我去台湾旅行的邀请。

    当时台湾棋院的理事长是周至柔先生，台湾银行总裁应昌期先生任干事。大哥吴浣作为理事，无报酬地义务为棋院介绍讲解日本的棋谱，致力于围棋普及工作。但有不少围棋爱好者竟连个能自由下棋的场所都没有。虽然台湾棋院招牌满大，也不过是有其名，无其实。

    记得在接受邀请之际，熟人中有几位曾考虑我持有台湾籍，访台时也许会被当地人这样劝道：“别再回日本了。”担心我一去不返。当时我想，如果我真的不能回来，到那时再说。反正对结果和后事过多地忧患将没完没了。因此我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像我这样长期漂泊海外，徒居异国之人，倘若那样瞻前顾后，恐怕早就生活不下去了。孔子有这样一段教诲，大意是：诸事行之前，心有二思。一思即行者，易悔于轻率，，三思者必生疑惑，万事皆休矣，我就是将这段教诲奉为行动指雨的。

    据说此次应邀访问之际，台湾棋院将授予我“棋圣”称号。但我认为，“棋圣”应敬赠给善始善终地保全了棋士生命之后、享有超群技艺与人格的人。我的棋士生涯任重道远，还须再接再厉，接受如此崇高绝顶的称号既当之有愧，已为时过早。倘若在今后的棋士生涯中成绩一蹶不振，玷污了“棋圣”的名声实在是担罪不起。由于领受棋圣称号委、实令我诚惶诚恐，故而只得谢绝。这样，据说台湾棋院将代之授与我“大国手”的称号。盛情难却，我只得承领了。

    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熟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

    我们一行中有我和妻子，多贺谷先生和女棋士本田幸子共四人。那时，我妻子处于被无理取消日本国籍的状态，为了取得出国护照，曾经请律师据理申辩，才恢复了日本国籍。

    台湾——我初次踏入的土地，大哥吴浣、母亲和两个妹妹还都健在。我与母亲自昭和十六年分别以来，已有十一年未见面了。由于母亲还希望与我们一起在日本生活，于是约好，手续一办妥就把她接过去。一年后，于昭和二十八年，我们在箱根仙石原特意为母亲造了间配房，再次共享天伦之乐。

    在台湾，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

    当时台湾棋界人士普通认为，我已将藤泽九段击败而雄踞“第一人”的交椅，在日本棋界既有相当的发言权，经济上也一定很富裕。因而许多人都热烈欢迎我，争相请我赴宴。不过我从未得到任何酬报。他们哪里知道，当时我正处于不知何时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旦在十盘棋的擂台上败下阵去，恐怕会立即遭到棋界驱逐的状态。话说回来，这些事就是禀告台湾同胞也无济于事。

    访问期间，我曾去台湾红#会道院参禅。由于台湾红会刚恢复不久，尚苦于维持。一见我来参禅，便求我捐赠。反正台湾人都以为我在日本功成名就，一定腰缠万贯。岂不知我刚从不名分文的窘境脱身不过四、五年，实在是无捐赠之力。作为穷极之策，只得乞求应昌期先生赠我三千元，这才借花献佛地捐给了红干会。谁知台湾棋院的周至柔理事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叱责我说：“这种事不可胡来，否则要坏事的。”大哥吴浣也怪罪说：“纯粹是给我找麻烦。”究竟为何不允许呢？虽说他们并未讲清原因，但看得出，台湾政府与红会的关系不好，因而使我徒劳无益。

    应昌期先生是位有名的围棋规则研究家。几年前他曾制定了台湾围棋规则，并表示要征求我和林海峰九段以及日本棋界有关人士的意见。他打算得到我和林海峰的赞成
后，译成五国文字广泛宣传，并声称要作为国际围棋规则加以普及。

    为了说明台湾围棋规则，应先生的代理人——原在神户居住过的很有名气的华侨吴先生特来日本，同我和林海峰、三掘将先生、村上文祥先生等一起就台湾规则的良否进行讨论。会上，大家都以七分外交辞令的口吻说：“很好。”只有我一人持反对意见并明确指出：“有些部分不好。”

    台湾规则的详细说明在此省去不谈，总而言之，编得十分合理。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终局时必须将实地全部用子填满，因此盒里棋子差一颗也不行。关于围棋规则我还将在后面章节里详述。

    总之，我以前就认为日本棋院的规则不合理。我觉得目前中国的围棋规则不仅作为规则而且作为思考方法都是顺乎自然的，因而没有硬行改变它的必要。应当说明，中国的围棋规则是伴随围棋的发祥与发展而锤炼成型。这与国度、政治毫无关系。

文如玉

林海峰少年

    台湾棋界邀请我的另一目的是请我判断少年林海峰的棋力，倘若他成材有望，再与我商量如何培养他的才能。当时，林海峰只是个十岁的小孩，因与台湾棋院理事长周至柔先生是同乡，周先生很想把他培养成一流棋士，故而用力栽培。

    我与少年林海峰的“试验棋”在挤满近两千人的公会堂进行。我们在如此多的观众面前对奕，可见当时人们就对林君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对局是让他六子。局势经过接二连三的转化，最后我在林少年的占地中大搞颠覆，得手后获一目胜。后来林少年说：“先生的棋果真是硬梆梆的。序盘时我简直不知道下的是什么棋，等发现走的不对劲儿了，才终于将吃奶的力量使出来。”

    “试验棋”结束后，周至柔先生问我：“如果将来林少年在日本修业，是否能成为六、七段？”我回答说：“假如尽早地送至“日本留学修业，想必会有出息的。”在诊断少年棋士的发展前途时，与其说是根据他当时的实力，不如说是首先考虑年龄。若是具有一定才能，当然是年纪越小越能迅速达到一流水平。因林少年年仅十岁就可以与我让六子下棋，今后只要本人努力，我想总会进步到相当高的水平上去的。

    依周先生之见，林少年在日本修业的期间让他在我家寄宿，由我每天教他，必然会名师出高徒。其实，高超的棋力必须在付出一切精力来谋求职业棋土地位的前提下、于众多同样境遇的未来棋士中不断地厮打才能获得。可惜我家住在箱根，不可能每天往返来对局。因此决走让他寄宿在一位华侨的家里，那位华侨在东京经营一家中国菜馆。于是，少年林海峰在下完“试验棋”的两个月后，即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胸怀跻身一流棋士的远大目标，远渡重洋，来到日本。

    林君来日之后，我必须尽快解决他属于哪个棋院的问题。当时台湾方面曾希望林海峰属于升段速度较快的关西棋院；而我则考虑日本棋院那里有望新手苔萃一堂，势力也大，因此就决定让林君去作日本棋院的院生。假如我当时知道自己已被日本棋院除籍一事的话，绝不会简单地将他送到日本棋院，而肯定会使他隶属关西棋院的！

    林海峰成为院生后，每天往返日本棋院，开始了围棋的修业。但他并非开始就一帆风顺地练就了一身本领。由于收留他的那位华侨对围棋一窍不通，棋院那里对于院生的日常生活也管教不严。再加上林君还是个孩子，只身远离父母，处处言语不通，每天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其实何止是他，连我过去也同样，对于在胜负的世界中不将其他对手打败就毫无出路的道理，仅凭一颗幼小的心灵还难以深刻认识到。日日夜夜地埋头学棋，对局时只许胜不许败的院生生活，林君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开始时很不习惯，甚至还曾一个人跑到浅草去闲逛，或乘坐山手线列车去过车瘾，而且一坐就是半天。看来，在通向未来棋星的漫长修业道路上，他实在是难以集中精力走下去了。如此下去，凶多吉少。

    经我与多贺谷先生商量后，决定送林君到京都的朱涧义先生的家寄宿。朱先生曾担任过大贩华侨联合会会长，是位权威人物，对围棋也有很高的见识。当时日本棋院关西总部设在京都的藤田梧郎先生家。朱先生收留了林少年后，便决定送他去那里修业。记得这是少年林海峰来日后一年左右的事情。

    回想一下我所走过的道路，真正下苦功夫钻研、棋力日新月异地进展，是在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重担压在我双肩的时候开始的。“你是作为台湾棋界的代表来日本深造的，责任重大呀！”林少年也许就是聆听了朱涧义先生的谆谆教导后，开始认真学习了。果然，他的棋力突飞猛进地赶了上去。后来，朱先生移居名古屋，林少年就寄宿在藤田先生的家里。到了来日后的第三年，林君终于不负众望，迅速地到达职业棋士的起跑线——初段。林海峰君是我漫长的围棋生涯中唯一的弟子。我虽未能将他留在身边，但一直到他晋升三段为止，始终对他进行了对局谱的函授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我将林君寄来的对局谱仔细研究后，加以修改与评论，再寄还给他。真想不到他晋升初段之后战绩辉煌，升段速度之快令入膛目结舌。“这是由于师傅的函授教育，才使我养成大局观，得益匪浅。”一听到此话，我无比欣慰地感到，作为师傅，我总算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后来，我遇到摩托车祸，因后遗症而在第四期名人战循环赛中一败涂地。那时他却在同一循环赛中一鸣惊人地获得了优胜。我高兴地看到，在最后的挑战赛时，他势如破竹，打败坂田名人，雄姿英发地就位为新名人。在即将望到我那棋士生涯的终界线时，我一生唯一的弟子一林海峰青年已然一跃而就任于名人之位了！一想到此，怎能不使我感慨万千呀！

文如玉

对坂田八段的擂争十盘棋
　
    结束了为时约三周的访台旅行，游兴未尽地回到日本。准知恭候我的却是可称为“藤泽九段复仇赛”，即战后与他的第二次擂争十盘棋。算上昭和十九年那次藤泽（库）为定先的十盘棋，此次擂争已经是第三回了。

    由于上次以分先对局中我多胜一筹，所以此次擂争十盘棋的交手棋份改为藤泽（库）以先相先对局。此次十盘棋从昭和二十六年（1952）十月开始，到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仅奔至第六局我便大获全胜。

    第六局获胜后，成绩为五胜一败，将藤泽击退到以定先交手的惨景之中而鸣金收兵。据说弈至第六局时，藤泽害怕被击败而有损日本棋院的名誉，故而怀揣辞呈与我对局。应当指出，正因为这是一场背水之战，必然死拼。但面对胜负，若忽视了恒常之心，能赢的棋也难以获胜！

    昭和二十七年（1952）十月，每日新闻社决定每年举行我与“本因坊”无贴目的三盘棋对局。因那时的高川八段正处于连续称霸本因坊战的巅峰竞技之中，所以一直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为止，我几乎每年都与高川本因坊大战三盘棋。除中间有两年因故未打，纵观前后，九年之间共打了二十一局。

    在对高川本因坊的系列性三盘棋的前期，我先发制人地获得了十一连胜，紧接着吃了个四连败，后来又不分轩轾地三胜三败，到昭和三十五年（1960）结束时，总成绩为十四胜七败。

    昭和二十八年（1953）五月，读者新闻社又接着主办了我对坂田荣男八段的六盘棋。交手棋份规定，坂田八段为先相先。

    当时的权田八段在各项棋战中都取得超群的成绩，向人们预示了他的全盛时期即将到来。记得昭和二十四年我与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结束后，被我击败后的岩本本因坊曾多次扬言：“我虽被击败，但后面还有坂田哪！”

    此次大战六盘棋非比往常，它不但使我领略了号称“剃头刀坂田”的颠狂竞技，而且还品尝到他棋锋犀利和意志坚忍的苦涩味。我从始至终地埋头苦战。尽管对方是先相先的对局，结果一胜四败一平，在战后的“争棋”上，我首次败多胜少，落人之后。当时对局双方自始至终短兵相接，激战不休，一直争夺到盘面再无余地可争时才有结果。并且每场胜负之战俱在微乎其微的险境中鸣金收兵。看看我的败局便知：第二局执黑三目败，第四局执白二目败，第五局执黑一目败，第六局执白一目败。

    这次六盘棋大战的结果使广大棋迷们一一饱眼福，当然也引起人们的期待，即希望我与坂田八段以“擂争十盘棋”的形式来一场正式的生死决斗！

    此次擂争十盘棋，为了迎战坂田这样一位劲敌，我不得不重新振作养神，为了能在十盘棋宣布结束以前始终保持旺盛的体力和气力而费尽了苦心。另外，我每逢临战之际都一如既往地做这样的精神准备，即只考虑如何在盘上全力以赴去拼杀，而决不过虑结果。什么一定要胜啦、什么输了会如何呀，我全部不加考虑。我认为，这种精神出自我的信仰。可以说，支撑我的棋力的全靠我所信仰的神力。说起来，一流棋士之间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如何！

    对坂田八段的十盘棋弈至第四周，我二胜二败。第五局至第八局我连胜，终于以六胜二败的成绩将坂田八段降格到定先而高奏凯歌。

文如玉

最后的十盘棋

    对坂田八段的十盘棋胜利结束后，我已横扫日本棋坛，只剩高川一人还未与我擂争十盘棋。因此，下一个轮到了高川本因坊。根据读卖新闻社的计划，自昭和二十七年以来，我每年都要和高川本因坊进行了一次三盘棋的对局，那时正值我一鼓作气地连胜于他，还未败过。但决定要与他擂争十盘棋，我又不得不厉兵秣马，枕戈待战。

    有人曾以“非凡的高川”来称呼我的对手，对高川本因严谨的大局观与良好的均衡性，甚至还有评价不足的倾向。然而，若是细心观察就可看到，高川一旦发现棋势不利，就会立即发挥出难以抵抗的力量来。而且，在高川本因坊连续卫冕成功（当时已连霸四期，后来共连霸九期——译者）这个事实面前，人们有何理由可以轻视他呢？

    昭和三十年（1955）七月，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十盘棋拉开了战幕。值此对局之际，读卖新闻社发出了如下通告：“经常为读者介绍最高对局的敝社，决定再次举办吴清源九段与高川本因坊秀格擂争十盘棋之决战。天才盖世的吴清源自崭露头角以来，人们连年不断地惊呼：谁能击败吴氏！然而被视为当代最强者的雁金、木谷、桥本、岩本、藤泽、坂田等老将新秀皆败于吴氏手下。嗣后，正值众称吴氏难寻轩轾之敌的时刻，一位孜孜不倦地埋头钻研技艺、终于打破前人纪录、建立了‘本因坊四连霸’伟业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高川氏。因此，敝社在此宣布，又一场世纪性的决战将震惊天下！此决战的预料不外乎如下两种：是一如既往地保持清新、绚丽之棋风、属天衣无缝型的吴九段克敌制胜、阔步无阻？还是在淡淡如水的心境中又显示出粗豪大胆的理智、属聪明型的高川本因坊击破无敌的吴氏？总之，今日的棋坛早已超过往日的艰难。二者既是在同一个胜负世界中走过来的人，而今又踏在同一根独木桥上狭路相逢。是被人推下万丈深渊？还是一往无前？胜也罢，败也罢，恐怕只能听任棋士命运的安排。我们深信，这场以全部心力而孤注一掷的争棋，必然给后世留下名谱，而且定会满足广大棋迷们的热切期望。”

    这场十盘棋对局规定为分先，限用时间各为十小时，两日终局。从第一局到第三局我三连胜。第四局是高川本因坊“仅剩一城”的关键之局。由于他执黑获中盘胜，将最后一关死死扼守住了。接下去第五局我执黑获胜，第六局高川也执黑回敬了一局，第七局我再次执黑告捷。双方就这样在执黑时不失寸土。但此时我已是五胜一败，胜利之神即将向我微笑了。

    然而此时，因高川一头扎进本因坊卫冕战中，使我们的对局中断了五个月。当他保住了本因坊桂冠之后，才继续与我搏斗第八局。结果是我执白一目胜。六胜二败，终于将高川本因坊降服了。不过第九、第十两局我吃了二连败。最终结果是我六胜四败。由于此次十盘棋我已将高川本因坊击败，所以，当时所有一流棋士与我对局的交手棋份不是降为相差一段的“先相先”，就是降为相差二段的“定先”。因而从那以后，寻遍天下也找不出能与我在十盘棋的擂台上相抗衡的合适对手，所以读卖新闻社只得将我与高川本因坊的对局作为大轴子戏，就此宣布擂争十盘棋的所有计划都彻底告终了。

    我从战前的“镰仓十盘棋”开始独霸擂台，终于将连续十五年之久的擂争十盘棋打完。一想到此，在倍感轻松的同时，并没有丝毫空虚之感。伴之而来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凝结在心头。如今回想起来，连续擂争十盘棋的十五年，的确是我的棋力最最充沛的全盛时代。

    尤其是战后十盘棋期间，我从玺宇迁居箱根仙石原，一直远离东京，既没有得意的门生，也难得与其他棋士切磋交往。钻研棋艺时，我历来是“同工异曲两贤计，孤身孑影一盘棋”。即使是大战十盘棋之际，也没有时间去仔细研究对手的棋风。当然，独自一入学棋可不受他人的影响，能踏下心来研究。但此法的背后却隐藏着个人偏见的缺点。战前的棋士大都是独自一人闭门造车。然而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单打一式的围棋研究方法已经极其落后了。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因我在擂争十盘棋的历史舞台上连胜不败，因而使人们群情激愤地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甚至组成了‘吴清源研究会”。这就客观地促进了“共同研究”之风的兴起。这也许就是我意想不到的功绩吧！因此，可以当仁不让他说，战后的棋界，正是为了打倒我才促使围棋的研究得到更迅速的发展。

    虽然我苦战了十五年之久，在十盘棋的擂台上接连击退所有的对手，获得了“当代第一人”的崇高地位，但是，我既没有在经济上有巨大的收获，更没有获得“名人”称号。到头来，只落得被日本棋院除籍的悲惨下场。不过，苍天在上，我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弈棋，待人一视同仁。我问心无愧啊！我认为，我能在擂争十盘棋的决斗场上百战不殆，横扫天下，皆因我那命中注定而不得不竭尽全力、精忠诚笃的生活经历，荣幸地得到胜负之神的赞许。为此，我将把这当作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文如玉

第七章 名人战之后

再会梅兰芳

    昭和三十年（1955），妻子怀孕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时我已四十一岁。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我们决定离开居住了五年的箱根仙石原。虽然我本人已习惯于生活在仙石原高原的富丽景色中，但和年迈的母亲及即将出生的婴儿一起生活，这个地方确实是过于偏僻了。然而，搬到东京去，又怕卷进华侨两大派系斗争们旋涡中。左思右想，最后决走搬到气候温暖、生活便利的小田原去往。
    昭和三十一年（1956）一月，在乔迁之喜的同时，我的长子信树也呱呱落地了。我们一家四口在小田原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时，作为日中文化交流项目之一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应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访问。京剧是中国传统戏剧，比日本歌舞伎的历史更为悠久，深受民众的喜爱。这个京剧访问团团长是著名演员梅兰芳先生，副团长则是现任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先生。

    在我童年的时候，梅兰芳已是一位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的年轻名演员了。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非常崇拜他。早在战前，大仓喜七郎男爵就邀请过梅兰芳京剧团访问日本，这回则是他第三次访日。

    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李律阁、李择一两位姨父是李氏家族中最有钱势的大富翁。我小时候，李择一曾写过一个剧本，由梅兰芳先生主演。从此，李择一全家都成为梅先生的捧场者，互相保持着密切往来。后经李择一的介绍，我也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舞台明星，并承蒙他的看重，誉我为“围棋天才少年”。



    梅兰芳到达日本后，我很想见到他，便专程赶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记得多贺谷先生也同行作陪。尽管我们阔别三十年，但一见面就热烈地谈论起来。梅先生很关心地问到：“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围棋振兴起来？”我回答：“要振兴中国的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他们到目前的围棋先进国——日本深造。这是一条捷径。”

    临别时，我把自己的围棋全集赠送给了梅先生，他也送我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及《舞台生活四十年》。我还得到了访日演出《霸王别姬》的请帖，与妻子共同欣赏了京剧艺术。梅先生的表演技艺精湛绝伦，从他的唱工、扮相及做派不仅看不出他已年届花甲，相反地，他那纯熟的演技中蕴涵着无限的魅力，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使我再次领会了“艺深无止境，功到自然成”的道理。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棋盘面前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京剧团回国几个月后，梅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他回国后立刻拜托朋友顾水如先生，物色到两个围棋天才少年。想送他们到日本来深造，问我能否收留二人做徒弟。这两个少年便是陈祖德和陈锡明。我回信答复说，我本来很愿意收下二人，但小田原离日本棋院较远，加上老母多病，我家实在难以寄宿。还须找个更合适的人家。谁知后来长崎发生了“国旗事件”，中日再次断交，此事也就搁浅了。直到六年以后，陈祖德与陈锡明，还有另外三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才终于来到了日本，他们与日本的年轻职业棋士进行了多场比赛，其中唯有，17岁的陈祖德以四胜三负的比分领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出发前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嘱咐他“到了日本，别忘了拜访吴清源先生”。后来他果然来我家里做客。我深有感触地想到，倘若没有国境之分，这个少年便可自由出入日本棋院与我家，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