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东方”：菲利斯·比托19世纪的日本摄影

醉清风

∨撰文、供图/史密斯学院艺术博物馆

编译/春平

长崎远景

长崎与横滨都是日本在近代开放的重要口岸城市之一。外国人来到日本，常常以长崎作为起点，横滨作为终点。

1856年，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著名摄影师詹姆士·罗伯森（James Robertson）将自己的年轻助手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送到了克里米亚半岛。那里正上演英法联合奥斯曼苏丹反对俄国的战争，这一战争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是首次通过摄影方式记录下的国与国之间的正面冲突。在被派遣到克里米亚的11位摄影师中，詹姆士·罗伯森和罗杰·芬顿（Roger Fenton）所拍摄的照片构成了这一战争影像的主体，包括巴拉克拉瓦山谷之战。照片吸引了大量关注，还出版成书并展出。虽然罗伯森将这150张从战场上带回的照片都单独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但当代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其中很多都是菲利斯·比托在1856年独立完成的作品。

洗头师傅

无论是病弱的人，还是强健的人，都喜欢他们的服务。洗头之外，他们会为客人按摩，这对经常染上风湿病而感到肌肉酸痛的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慰。洗头师傅在当时属于特权阶层，十分富有，商人和急需资金的人会向他们借取高利贷。

对于刚满20岁年轻的比托来说，克里米亚的拍摄经验成为他日后漫长而非凡的摄影生涯的第一次成功尝试。1850年代，专业的摄影师面临着高度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一个成功的摄影师不但需要有良好的商业触觉、天才眼力，还需要具备完美的摄影技术。幸运的是，以上的才能比托全都具备，再加上那份持久的对旅行的热情，很快，他就成为一名极具知名度的摄影师。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对异域的热情拓展至全球，欧洲公众急于寻求尚未开放的国家和文化的影像。伴随着大英帝国殖民地的觉醒，比托来到了印度、中国、日本、韩国、苏丹、缅甸，第一次拍摄了这些刚刚向西方世界敞开门户的国家。同时，摄影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印刷术的进步，使影像前所未有地向大众普及。与旧的视觉表达形式诸如绘画相比，摄影这种更为年轻的媒介因其精确性而受到欢迎，被视为记录外国文化的理想媒介。观光客和外国移民将照片当作纪念品来收集，那些足不出户的旅行者也喜欢收集照片作为他们阅读旅行日记时的补充。

理发

除了僧侣或者医生，日本人一般都会理去前额至头顶上的头发，从后脑勺到太阳穴的头发则抹上油，用绳子绑起来。大部分的日本人每日都会刮脸。受到西方人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开始留起头顶上的头发；但胡子依然不受欢迎，除了在医生和僧侣中间有人喜欢。

比托的作品掀起了一种包含广泛类型的摄影风潮，在他超过一千张的作品当中，既有战争摄影、地貌摄影，也有建筑摄影、肖像摄影以及当地日常生活摄影，这使他成为他所在时代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比托的作品出现在大量的出版物当中，从报纸、杂志到军事回忆录、旅行手册。他的作品在反映和帮助西方人塑造“想象的东方”的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一路向东

菲利斯·比托1832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成长于地中海沿岸的作为英国保护区的科孚岛。他有三个兄弟姐妹，包括安东尼奥尼，也是一位成功的在埃及工作的商业摄影师。1844年，比托一家搬迁到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首都—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名城。尽管比托后来声称自己在1851年从巴黎借来了一个法国镜头从而开启了自己与摄影的最早接触，但他在摄影上的投资实则始自他在君士坦丁堡与当地的首位摄影师詹姆士·罗伯森的合作。1854年至1856年间，罗伯森在君士坦丁堡最为欧化的地区pera开设了第一家商业摄影工作室，专门拍摄建筑、服饰和当地土耳其人的生活。

武士和萨摩

1857年，比托与弟兄安东尼奥尼一起，与罗伯森前往中东进行拍摄，在那里他们访问了巴勒斯坦、埃及和希腊，主要拍摄当地的宗教建筑、古代纪念碑。比托兄弟从罗伯森那里学习到了大量的摄影技巧：主题上的多姿多彩，从建筑到地理，也包括全景照片和战争摄影；技术上则使用卓越的蛋白玻璃干版法和以清晰度而著称的大画幅摄影。罗伯森也从来不是一名只会埋头苦干的摄影师，他很具有商人的气质，既在本地也在欧洲推广自己的作品。在伦敦和巴黎，他参加了大量的展览，他的作品被这些大城市中最有名的商人购买。无疑，罗伯森所展现出的高超摄影技术和商业技巧，最后都化成了比托自己的财富。

很快，这笔财富就显示出它的轮廓。中东之行的当年，印度发生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第一场叛乱，比托带着对这场冲突的好奇，于次年来到印度，记录这场叛乱之后的余波。在一些照片中，为了加强冲突的戏剧性效果，他在场景中故意安放叛乱者的尸体。以加尔各答为基地，比托在印度待了两年。期间，他在印度北部广泛旅行，拍摄了不少阿格拉、贝拿勒斯（今日的瓦拉纳西）、阿姆利则的建筑照片。印度之旅后，比托又随着法国和英国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来到中国。在中国八个月期间，比托记录了行军过程，包括战争之后的可怕场景。但一有机会他就去拍摄北京和广州的建筑风景。

见证日本封建时代的最后时刻

1860年代，比托将从摄影事业中赚取的收入投到伦敦的股票市场，但却一败涂地。之后，他开始了在远东新的冒险，这次是日本，他希望在此重新获得好运。也许，当时的他还不曾想到，他会在日本的土地上一待就是20年，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为多产的时期。他所拍摄的日本影像也成为居住和生活在日本的西方摄影师所拍摄的第一组关于日本的重要系列影像。

这是一顶高级的轿子

轿子顶上横杆的长度和尺寸表明了轿子主人的等级，但事实上，轿子主人都喜欢将杆子装饰得比实际的要大要长，不过女人不受此限。此种轿子就像一个小房间，能容纳一个人刚好舒适地坐在轿子当中；轿子由竹子编织而成，有可以滑动的门和小窗口，是一个相当奢华的旅行工具。

1860年代早期，日本社会本已处于巨变之中，以江户为基础的德川幕府与以京都为基础的皇室之间相互竞争，强大的封建领主控制了整个国家。而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在1853年至1854年间的到来，更添紧张气氛。佩里的使命是迫使日本放弃已经保持了200年的隔离政策，拓展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在佩里发表声明的接下来几年中，幕府为了与皇室对抗，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开放了六个贸易口岸，包括长崎、横滨、函馆等。再往后的二十年，日本进入其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幕府末期，地方领主（特别是来自于萨摩和本州地区）与皇室联合对抗幕府的权威，最后以幕府被推翻、皇室“重建”权威作为整个对抗的高潮。对抗结束后，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期，封建势力被禁止，皇权严密监控整个国家的异动，日本进入了快速现代化时期。

当比托于1863年来到横滨时，他很快成为大批随佩里远征军到来的西方人中的一员，他们主要是商人、贸易者，也有摄影师和艺术家，他们在新近开放的贸易港口中定居。这些港口也吸引了很多向西方人学习摄影术的日本人到来。横滨和长崎成为摄影术流行的中心，在1860年代早期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商业摄影工作室。比托到来不久后，与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Wirgman）建立起伙伴关系，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比托在日本定居期间，正是日本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这使他的摄影成为日本封建时代最后岁月的见证，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视觉影像。事实上，比托到来的1863年，正是幕府末期社会混乱达至顶点的时期：日本天皇颁布著名的驱逐外国者法令，江户新近建立的美国公使馆遭到了焚毁。外国人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港口邻近地区，大胆进入乡村的西方旅行者面临着人身危险。1862年，一名叫理查德森的英国商人在横滨的东海道观光，当他与一位萨摩大名的随从擦身而过、相向而行时，立刻就被这位大名的卫兵杀死。在比托于日本第一年所拍摄的照片中，就曾经有两位萨摩家族成员的肖像，这两位成员于1863年年末来到横滨，试图在理查德森案发生后与英国人重修旧好。这张照片是受命拍摄的。从照片中也可以觉察出当时的紧张气氛：三名佩剑的日本武士，其中一名手握一把拔出的刀；另一个人手持一本欧洲的书籍，代表着西方文化知识的影响，神情淡漠甚至略带挑衅；第三个人杵刀而坐，将目光从镜头中转移开去。

剑术

日本武士阶层最喜爱的练习之一。这不仅是一种竞技，更是日本礼文化的一部分。

比托自己也不乏死里逃生的经历。1864年11月21日的早上，他与两名在横滨的来自英国守卫队的官员一起吃早餐，并且与他们一起远足。当晚，这两名官员就在横滨附近的Kamakura被两名无主的武士暗杀。其中一名行凶者被捕，在公众面前砍了头。比托用影像记录了这件事，他拍摄了两名英国官员被杀的地点，并在他的摄影工作室中重现了这一行刑的场面。

行刑者

比托来到日本的1863年，正是日本幕府末期社会混乱达至顶点的时期，仇外氛围极其浓烈。当时，有外国人遭到武士杀害，武士被逮捕后施予死刑。比托曾参观过这一行刑过程，他在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中，重现了这一场景。砍头是当时日本死刑中最常出现的刑罚之一。如果被行刑者所犯为重罪，他的头颅就会于公众场合暴露数日；一般罪犯，头颅和身体很快就会被合葬。行刑的地方一般在监狱之内，只有少数人被允许观看行刑过程。

为了获得更多在整个国家旅行的机会，比托小心地维护着与西方人的关系，包括在官方军队中，其中有欧洲外交官、商人。1863年，比托和沃格曼加入了瑞士大使AimeHumbert的官方远征军，在他的庇护下，进入了很多被限制的区域。他们还获允待在江户受到限制的地方—幕府的官邸，那里驻扎着外国公使馆，比托享有一个奢华的房间来从事自己的摄影活动，他希望尽可能多地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但是危险依旧无处不在。

西方人眼中的日本景观

横滨，在比托的某个相册中被描述为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渔村”，对于一个希望记录传统的日本生活的摄影师来说，并不能提供太多有趣的素材。相比之下，长崎更为生动，那里有古代的桥和沿河的木制房屋。不过，横滨与著名的东海道十分接近。这条公路，连接起幕府时代的首都江户与帝国时代的首都京都和大阪，中间有著名的富士山景点，还有Omea和Atsunghi这样可以拍摄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小村子。

对于比托和其他摄影师来说，古代的纪念碑、古代文明的历史以及官方的、本国的和宗教的建筑，都是本地文化的具体化象征。无论是在印度、中国、日本，还是后来的缅甸，他都拍摄了大量的建筑照片，他精心于构图，善于营造戏剧性的光线效果，很好地展现了这些建筑的均衡与美。对于重要的建筑物，他还同时拍摄了全景与细节的照片。有时，通过比托特殊的观察角度，他所拍摄的一系列照片甚至能重塑人们对某座建筑的旧有印象。

船夫

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健壮，除了冬天或是有外国人在场时，四肢常常展露在外，展现出男性的肉体魅力，他们身上的文身更加剧了这种野性之美。

19世纪，在建筑摄影中使用本地居民是一种传统的摄影类型，目的是为了体现建筑物的比例，加强西方观众在观看时的视觉经验，使之感觉更加真实。受到詹姆士·罗伯特的影响，比托的拍摄方法与其他摄影师略有不同：在他的照片中有大量的本地人散落于图像各处，有的背对镜头，有的处在镜前。许多批评家将此种安排本地人物的方式，视为西方人宣传殖民霸权的一部分。一份关于比托的摄影构图空间关系的研究表明，他的本地人肖像摄影透露出一种微妙而差异化的姿态。模特在不同国家的表达和姿态，反映出各自国家的政治地位。在中国和缅甸，前一个正经历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个被纳入英殖民帝国的影像中，本地人经常被放置于纪念碑旁，呈现出消极的姿势；而在日本这个仍然保存着主权的国家，人物的姿态则较少局限，眼神自信甚至不乏挑衅；在印度，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比托在场景中使用本地人来庆祝英国在此取得的胜利时，他们所呈现的姿态都十分随意，缺少明显的苦难，掩饰着印度的被殖民地位。

室内摄影：重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受到旅行限制的另一结果是，比托摸索了新的摄影方法—室内摄影。他为此拍摄了一系列的日本人肖像，来描绘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其他国家，这样的摄影并不鲜见，比托是将此摄影类型引进日本的第一人。

他最重要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将日本传统的手工上色技术用于木板印刷和纺织品，从而加强照片的效果。他的照片中仍然可见罗伯森的影响，但他印制照片时却喜欢与日本的艺术家一同工作，强烈地受到日本美学风格的感染，更加精致细腻。他用水彩代替油画颜料给照片手工上色，获得一种半透明的、色彩微妙而多变的效果。传统的技法也被施用于照相本的装饰性绘画和照片中值得注意的细节。这样的照片极受外国旅行者的欢迎。

弹十三弦古筝的女孩

演奏乐器是日本女孩空闲时间中为数不多的娱乐项目之一。学习时，一般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教，而老师们常常是盲人，耳朵在学习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工作室或者户外位于中性背景前拍摄的全身肖像，通常将人物与他们所在的环境分离开来，专注于他们的服饰和装扮。他们当中有手持刀剑与长弓的武士、有穿和服的女人，还有高度阶级分化的日本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从浑身都是刺青的搬运工人到大名，从街头音乐家到煮饭的妇女。比托对于日本贸易的研究也强调了日本与西方的差异性，比如医生、理发师和消防员的肖像就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日本生活模式也被比托描绘下来，比如，人推着走的二轮货运车和日本轿子正在快速地被人力车所取代；1871年皇室发布命令结束了封建时代佩剑的习惯。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记录时代更迭的影像尤为珍贵。

《日本映像》

无论是建筑摄影、景观摄影，还是室内肖像摄影，在比托结束了与沃格曼的合作、并于1868年开设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后，他将这些影像集结成可供出售的影集《日本映像》。伦敦中国电讯曾评价说，比托在日本保持着自己的声望，他的手工照片到处可见。“来到他的工作室的观光客可以找到最有趣的摄影照片，它们极好地展示了日本当地的风土人情。”

洗头师傅在日本基本上是盲人，而且需求量很大。他们日夜在外行走，通过吹奏双芦苇片或竹哨子来招揽生意。

顾客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品位选择不同尺寸的相册，相册中通常包含100张照片；或者是“半本相册”；或者是著名的包含两百张照片的两卷本相册。装订也有不同的样式，从西方传统的皮革和卡纸板封面到更为精致的具日本风格的漆光手绘封面。每张照片都附带有位于图片对页的、比托在横滨的助手詹姆士·威廉·马里所撰写的详细文字说明。

照片在相册中的安排取决于外国旅行者旅行时经过的风景点的顺序。以这样的方式，这本相册像是重构了一遍旅行的过程，起点是西方人常常最先到达的长崎，终点则是横滨。接下来则是关于东海道路线的建议，呈现典型的日本山地景观和松木林。附带的图片解说还提供了可供观赏的地点建议、参观路线、注意事项—比如，在东海道上有很多乞丐、观赏富士山的最佳月份是七月和八月。他们还对照片中出现的大量古迹做了深度的描绘。对于代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本土村庄，不乏大量的细致描写，比如“在静谧的村庄中，首要的是整洁和秩序”。

出浴后的少女

入夜，所有的日本年轻女孩都在入浴，每个村庄都为此提供了可供使用的空间。这更像是夜晚的聚会或交流信息的时刻。

相册中，日本的风景片与反映日本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的照片相互补充，其中难掩当时的文化偏见—经常将日本与“文明国家”进行比较。

除了给观众提供关于这个国家更广泛的视觉经验，日本相册还可以用来纪念游客们在日本的旅程。它很快成为比托摄影工作室最成功的商品。模仿者和竞争者接踵而至，满足了1870年代相对稳定的明治时期的大量日本旅行者的需求。

离开日本：比托的新危机

1870年代早期，比托的横滨工作室已经发展成相当规模的公司。1872年，整个团队包括两名助理，四名日本摄影师，四名负责手工上色的日本艺术家。被雇佣来的人负责日常的运作，比托自己只限于拍摄当地的事件，比如1871年发生在神户台风后的余波，还有1872年东京-横滨铁路开通。1871年，他还拍摄了偶尔向公众开放的首都京都。

在东海道旅行的日本贵族

经常可以看到拿着行李的日本贵族，骑在马上行路的样子。

不过，命运与比托再次开了一个玩笑。皇室在1870年代发起的日本现代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投机者，比托也是其中之一。1870年，他开始投资房地产，买卖一系列因外形细瘦而被称为“比托牙签”的联排别墅，他还参与了横滨的bluff花园的投资。1871年，他的职业从“摄影师”转变为“商人”。1873年，他成为横滨大饭店的董事。但从1874年开始，比托在出口贸易中发生财务困难，1876年横滨大饭店倒闭，比托遭遇了财政危机。一直将摄影作为自己稳定收入来源的他，在此期间卖掉了所有的摄影设备，并于1877年将工作室卖给了vonstillfried和Andersen公司。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于1880年代早期，比托在白银市场的投资失利，宣告了他在日本的投资以失败告终。1884年11月29日，当比托离开日本时，他的旅费不得不让朋友来支付。

他再次身无分文，不过，当船行至埃及的赛达港时，一个新的计划已经在他脑中酝酿——比托打算再次回到自己的老本行，重操摄影师旧业，从而开启了他新的摄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