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我的围棋往事（20）王振华：一个人的《围棋报》

文如玉

个人档案：
王振华，1953 年生于湖北鄂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国第一家《围棋报》和全国围棋育苗工程创始人，围棋报社原社长。著有《趣味围棋一点通》《围棋一点通》《趣味棋艺教室 ( 围棋入门篇 )》等。




01   从象棋到围棋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王社长，您一手创办了《围棋报》，并见证了它的成长。首先请问王社长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最初是怎么接触到围棋的呢？

王振华（以下简称王）：我是 1953 年出生的，接触大概在 1963 年，我10 岁左右。那时我家住在长江旁边，当时人们家里都没有空调，就在江堤上摆着床乘凉，夏天六点钟时间还很早，有两个人，冯伯伯和汪爹爹，他们俩是老对手，经常边乘凉边走象棋，杀到天黑才罢休，我就在旁边看他们下棋，很好奇，也没人教。有一天天气热，汪爹爹搞西瓜去了，冯伯伯就叫我小名要我和他下，我就试一试，学了当头炮、马来罩、驱车、三步虎，走得像模像样，把他们的这几招都学实了，他就吃了一惊，当然我的棋艺不如他，到后来就败下阵来，等汪爹爹搞西瓜回来看到我在下棋，他就在旁边指点，给我当军师，于是我就是这样先学会了象棋。

何：您出生是在哪里？

王：我出生就在鄂州市，在东门城外，街里街坊下象棋，我站在旁边看，就这样迷上了象棋，而且可以说悟性还蛮好，后来跟他们下了半年以后就互有胜负了。因为象棋很好学，当时也没什么事，就一心迷上去。其实我下棋的水平跟他们差不多，但是他们年龄比较大，都是老爹爹，我是个小娃娃，所以别人很好奇，就都支持我这方面。那个时候，我的小伙伴们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凯旋的英雄，当时的崇拜者会帮我抱棋盒，到处去挑战。所以，从小我就从象棋中获得了乐趣。后来稍大一点就看别人下围棋，也很好奇，那时候书很少，大概又过了五六年，当时我们鄂州市下围棋的人不多，顶多就十来个，那时围棋不普及，也就是在 1968 年左右，我开始学围棋。

何：学围棋有没有老师教？

王：没有老师教。

何：那您怎么学的呢？

王：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街坊，他认识一个象棋高手——我们市的象棋冠军，这个象棋高手名字叫魏明胜，他象棋下得好，也很欣赏我。他也下围棋，我和我的好朋友平时就跟着他，应该说没有正规地教过，但是教了一些简单的围棋规则，就这样学着下了围棋。

何：那您平时是和谁一起下围棋呢？

王：我们那时候氛围非常不好，我们鄂州懂围棋的人非常少，基本上知道围棋怎么下，但是下得不太好，我的围棋水平也不高，但是我的象棋水平比围棋水平高。严格说，围棋只是懂一点，因为没有正规的老师来教，也没有书看。

何：也没有经常下棋是吧？

王：下的不多，因为当时围棋没有象棋普及。



02   诓妻办报


何：那您后来怎么想到要办一张报纸？机缘是什么？

王：那时候是 1982 年，我当时看到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这个报道的时间是 1961 年 9 月 25 日，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陈毅元帅担任外交部部长，他邀请日本围棋队第二次访华。其中有一个叫伊藤友惠的 55 岁老太太，她连赢了七盘棋，当时陈毅元帅就指示不能让伊藤友惠再赢了，于是让国手魏海鸿对阵，魏海鸿很认真地研究棋谱，第二天，他胸有成竹地去下棋，实际上，在上午他还是领先的，然后下午下棋的时候，感觉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开始一只手下棋的，后来报道上说他两只手下棋，而且好像有些发抖，而对手伊藤友惠，她还可以去赏花，看上去很悠闲，最后这盘棋魏海鸿输了。我当时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加上当时年轻，有些不服气，就觉得振兴围棋、匹夫有责。这个时候就想为围棋做点事情，但是具体做什么又没有方向。后来在 1986 年，我担任鄂州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馆长，这时就定了很多围棋图书和围棋杂志，包括《围棋天地》《围棋春秋》等。然后我心血来潮，就想定一个《围棋报》。那时候还没有电脑，只有印刷的全国报刊目录，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就翻这个目录，翻了大概有四十分钟，从北京、上海，挨着一个省一个省的找，最后告诉我中国没有《围棋报》，于是我就萌发了办《围棋报》的念头。就是这么开始的。

何：一个人办一份报纸，这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您是怎么把这个报纸办起来的呢？

王：对，首先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就和一个从小一起穿开裆裤的那种朋友说了，我朋友的围棋水平比我高，他的名字叫徐昌林，是我的街坊，我下围棋老是下不过他。后来我还聘请他做过我们《围棋报》的会计。他到《围棋报》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互有胜负了，但他的围棋水平还是比我高。他当时应该是鄂州市的三段，我水平比他差，大概是业余的 1 段。我本来是想让他支持我，没想到他一来就给我泼冷水。然后我也没和他争辩，就悄悄地实施，买了一些办报纸的书，三个月看了七本书，写了两个笔记本，都是关于办报、采访学、小型报纸编排等内容的，反正就是七本业务书。你想一下，一个人单枪匹马要办一张报纸，那难度是很大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懂，棋力有限，这是其一。其二，不懂可以自学，但是没有资金怎么办？当时我刚结婚，亲戚朋友送礼，我老婆有一个存折，上面大概有 1300 块钱。我先是想把这个钱给偷出来，然后想着偷出来可不行，这样家里会世界大战，搞不好还可能会离婚。后来就想了一招。我找了一个朋友，搞个托，给我家里打电话，那时候我家里还没有电话，楼上厂长家里有电话，等到我老婆接了电话之后，我朋友说：“我们银行里有三个指标， 1000 块钱存八年就可以变成 3000 块钱，你要是明天不送来我就找别人了，因为振华是我朋友，你赶快送过来。”然后我回到家，我老婆就把存折给我，说：“你朋友打电话说 1000 块钱存八年变成 3000 块。”我就问她：“你不后悔？”我老婆说：“这怎么能后悔呢！”本来这笔钱是用来买冰箱的，结果成了《围棋报》的开办费。

何：那是哪一年？

王：这是 1986 年。经过两年的准备，1988 年 3 月 14 号，我们国家的第一张《围棋报》在鄂州就诞生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报纸，闻着它的清香，真的是百感交集。

何：报纸第一期出刊的时候，是内部刊物吗？

王：内刊。

何：有内刊刊号吧？

王：有刊号，当时申请刊号比较容易，鄂州市就可以搞内部刊号，再备案。我就搞了个内刊刊号，但是不能发行，不能登广告，交换可以。我记得第一期印了 5000 份，我站在大街上见到人就发，然后寄到全国各地。我当时还有一个小心思，一定要让全国都知道，这是全国第一张《围棋报》。我就把我的小名顿博作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全国第一张〈围棋报〉在湖北鄂州面世》，《人民日报》的编辑部不相信，让我寄一张报纸过去，我就赶紧寄了一张报纸。本来是 3 月 14 号创刊，然后 3 月 19 号在《人民日报》上登了这篇报道，大概火柴盒这么大。那个时候实在是太高兴了。

何：创刊号有很多人题词，都有哪些人？

王：有陈祖德、聂卫平，还有日本的。这也是机缘巧合，为什么我用两年时间来办这个报纸？一个是要学习办报的理论，打基础；另外一个就是寻求围棋国手的支持。我记得 1986 还是 1987 年，当时有一个交流比赛，日本一支队伍，中国一支队伍，在长江的船上下棋，正好下到武汉，我就在武汉洪山体育馆等了他们四个小时，最后终于等到他们，这样找到了陈院长，陈祖德先生。我当时想的还不是办《围棋报》，我当时想的是办《吴都围棋报》，后来在排版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不能叫《吴都围棋报》，太小了，要搞就搞《围棋报》，《围棋报》既没有中国也没有世界，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样包容性很强。于是请他们题词。

何：聂老也有题词，当时怎么找到他的？

王：等啊，聂老那时是英雄啊，他在洪山体育馆做报告。我在武汉洪山体育馆等了四个小时，最后找后台工作人员才找到陈老他们。最先找到陈院长，让陈老题词，聂老把名字写在旁边，还有日本的苑田勇一九段，日本还有几个棋手，他们没有题词，就是签名。当时就觉得无比珍贵。

何：您第一期报纸成本要多少钱呢？

王：那时候比较便宜。

何：第一期印了 5000 份大概花费多少钱？

王：那时候四开四版，应该花了 1000 多块钱。



03   世界上最大的棋盘


何：那您的经费一期不就用完了？

王：反正出了一期就没钱了，1988 年只出了那一期。1989 年去筹款，我们文化宫找到工会，但是文化宫财力有限，就请各级工会给予支持，我就拿着盖着公章的介绍信到各个工会去，相当于去拉赞助，跑了几百个单位，筹到了两三千块钱，又出了三期。这样下去不行，我想一定要搞一个大的活动提高《围棋报》的知名度。于是，1991 年我就只身一人到北京找聂老。记得当时聂老在参加一个比赛，很忙，我等了几天几夜才见到聂老。我送上《围棋报》给聂老，和他讲我办报的故事，聂老当时很吃惊，说没有想到这是私人办的，从那时候起我和聂老就结下了友谊。聂老说：“振华你不容易，你有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支持你。”我就和他说：“能不能在我们鄂州安排一场比赛，也请您过去。”聂老答应了，这场比赛就是“中国棋王”半决赛，马晓春和刘小光，谁赢谁就和聂老下，聂老当时是棋王。于是，我回去以后就和当时的市长汇报，但是让我拿一个中国国家围棋队的函，正好我有一个中国国家围棋队的信封，上面有国家队的电话，跟聂老联系上以后发了一个函到鄂州。市里决定要办后，就成立组委会，市长任组委会主任，体育局的局长、公安局局长、卫生局局长等都是委员，还特邀我进入了组委会。

说来也巧，那时鄂州市刚刚建成了明塘体育场，还没有交付使用，里面有一个足球场，我路过那儿的时候刚刚完工，我就想假如要在这个体育场比赛，我就做一个世界最大的超级棋盘。于是开始计划这件事情，我进体育场去量，50 米长，50 米宽，2500 平方米的超级棋盘，然后棋子直径 2 米。开组委会讨论，我就说：“聂棋圣到过很多地方，我们这一次要别出心裁，要有创新，我们做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棋盘，聂老来现场讲解。”但是不少人反对，建议在室内搞比赛。我说：“不行，聂老到过很多地方，我们这次要在明塘体育场搞一个世界最大的棋盘，他能够提高《围棋报》的知名度，也能够提高鄂州市的知名度。”经过争取这个方案通过了，经费给了 10000，在 1991年这是蛮多的一笔钱，我满怀信心地答应下来。这时候是 7 月，第一次开组委会。我是 1991 年 6 月底到北京请聂老，7 月份函到，我们召开组委会。我记得第二次开组委会的时间是 8 月，很多工作已经就位了，每个人都汇报工作，我也汇报。第一套方案准备用泡沫，泡沫棋子又漂亮又轻松，但是鄂州没有化工厂做不出来，我去武汉看了，但是价格最少也要 12000，就没有用。后来我又到鄂州市纸筒厂去，用很厚的硬纸壳子，再用牛皮纸糊住，造价很低，才两千多块钱，但是那个厂长告诉我，如果下雨，两个人抬棋子一抬就是一个洞，这样就不行。我说我想到的方案至今还没有成功。那时候压力很大，睡觉都睡不好，也吃不好。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23 天，16 天，还有 7 天的时候，那天早晨起来，正好看见农村一个老大爷在卖簸箕，楠竹编的，这时候灵感来了，为什么不用楠竹编呢？又便宜又好，就决定搞楠竹编的世界上最大的围棋，下大雨也不怕，楠竹非常漂亮、结实，又不超支。终于在 9 月 25 日之前，361 个棋子全部到位。世界上最大的棋盘，放在绿茵茵的草地上，非常漂亮，棋盘是用木条镶嵌在里面的，白色的，很醒目。棋子要两个人来抬。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棋盘这么大，看不到方位。
何：一个棋子大概有多大？

王：两米，要两个人抬。这样局部是看不到的，这时候就要有个总指挥，举牌子，搞坐标。1991 年 9 月 25 日，开幕式，天下着小雨，鄂州市当时顶多有 300 人下围棋，反正不超过 500 人。

何：那时候去了多少人？

王：我想世界上最大的棋盘，世界上最少的观众，这个反差太大了。当时开幕式定在上午 10 点钟，聂老 9 点 30 就到了体育场，我一看观众只有大概 500 人，就想办法把附近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全部调来，把氛围搞起来。一个是可以让他们见到聂老，第二个是要把场地坐满有氛围。这时我就陪着聂老，给他讲鄂州的故事，讲苏东坡怎样驾着一叶扁舟到鄂州来下围棋，只要讲围棋聂老就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学生到位，聂老到主席台一看，下着雨，一万多人，黑压压一片，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棋盘，因为当时我没有和他说做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围棋，他很激动。聂老有一个讲话，我前一天晚上给他起草了一份，聂老这时候很激动，摸摸口袋没找到我给他写的讲稿，但聂老就是聂老，我很佩服他，他不用稿子即兴发言，而且即兴发言比我写的稿子好太多了。他说：“我下了三十多年棋，走了一二十个国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观众冒雨来看棋，应该感谢《围棋报》把围棋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掌声雷动。他还说鄂州一定会出国手，会出大国手。实际上我是善意地欺骗了聂老，我也是没办法，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这些人都不懂围棋，我没有和他说，我也没办法和他说，这点我觉得亏欠了聂老。

既然聂老说了话，不能让他的话成为空头支票，我就逼着自己在鄂州普及围棋。从 1991 年开始，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幼儿园我都去讲课。当时我把这场比赛搞起来以后，当天晚上，1991 年 9 月 25 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播了——世界最大围棋在湖北鄂州面世，聂棋圣现场解说。放了几十秒，鄂州市建市以来还没上过新闻联播，这个策划让市里很高兴，就让我去成立围棋报社，任社长，正科级事业单位，财政每年拨 10000 块，给两个编制。于是乎，我就正式专门办报了，还是属于总工会管，不担任图书馆馆长了，成了围棋报社社长。这个时候因为聂老的那个事情，我就到处去普及围棋。我找到幼儿园的李园长（希望去给他们园里的孩子讲课），他说大人都听不懂，你费心就不要来上课了，让我别去。我知道他是有顾虑，因为我当时也算是鄂州市的名人了，如果请我来上课呢，肯定要给我讲课费，拿少了拿不出手，多了拿不出来，我知道他是有顾虑而不是不懂。但因为我对聂老的事情感到愧疚，就想着一定要做出点成绩出来，就和李园长说：“棋盘、棋具我带来，讲课费我也不收，连茶叶我都自己带过来，你只要给我准备一壶白开水就好了。”然后他答应给我一个中班，有 23 个小朋友，但是我是一腔热血把给成人讲课的那一套拿来给小朋友讲， 40 分钟的课小朋友说要去上厕所，就都溜出去再不回来了，只有一个孩子在那里听，22 个都跑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没有跑出去的孩子后来成了鄂州市的冠军，保送到北大，现在在美国，叫王浩元。后来李园长说是不是孩子都听不懂，我说这是我讲课的原因。从幼儿园回来我就垂头丧气，一腔热血准备了一个月，结果却是这样，我是不甘心的。正好路过新华书店，我就买了一本书《儿童心理学》，一看就知道错误在哪儿了。第一，幼儿的注意力最多不超过 15 分钟，你讲 40分钟，讲得再好孩子也不愿意听；第二要用孩子的语言去讲故事，你说金角银边草肚皮，孩子听不懂，黄金、银子、稻草他们没有概念。后来我就在家里改写别人的教材，改成西瓜、苹果和芝麻，这样讲故事，他们就听懂了，甚至我会吹竹笛，给他们吹些鸟叫之类的，孩子们就很喜欢，下课后拉着我不让走，问王老师你什么时候来，就爱上了围棋。后来还出了一个副产品，我改编的教材，湖北少儿出版社出了这第一本书，叫《围棋一点通》。
这么多年的耕耘，后来鄂州出了业余全国冠军赵威，还有职业四段周逵。后来，我觉得光靠我自己的努力还不够，1997 年我在《围棋报》写了一篇文章“围棋从娃娃抓起”，倡导成立“全国围棋育苗工程”，于是乎，鄂州搞了一个全国围棋育苗工程联席会，全国各地，马晓春九段的母校浙江嵊州的胡校长来了，刘小光的母校领导，还有华罗庚的母校领导等全部都到鄂州开联席会，商定 1998 年搞全国“育苗杯”围棋比赛，就这样发动大家，因为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当时有一个创新，因为要从娃娃抓起，就搞了一个幼儿园的比赛，当时是全国最早搞幼儿比赛的，那时最厉害的是上海和大庆。上海的江维杰是第四、五、六届连续三届“育苗杯”的冠军，后来成了世界冠军。芈昱廷也是我们“育苗杯”的冠军，还有范廷钰也参加过“育苗杯”。当时我们“育苗杯”为这些冠军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从我们“育苗杯”出去了好多位世界冠军。“育苗杯”持续到现在，今年是第十九届。当时还没有举办过少儿比赛，我们是第一个提出办少儿比赛的，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
本来是因为欺骗了聂老，后来就搞了个全国围棋育苗工程，真的是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些国手，这也是聂老给我的动力。开始我觉得内心有愧，后来我终于觉得能对得起聂老了。

何：您的围棋报社开始招了两个员工，后来怎么样？

王：两个员工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叫王彬华，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就离开了《围棋报》。

何：市政府每年拨的经费够吗？

王：不够，而且从 1994 年开始就没拨款了。但是从 1995 年起，我们有了国家刊号，这样就可以发行了。《围棋报》那时候是处于上升期的，火到什么地步，我举一个例子，经常《围棋报》一到，常昊他们就拿着《围棋报》在饭堂里看，这是一点不假的。因为那时没有电脑，常昊他们要了解韩国的棋谱很困难，陈祖德院长支持我，让中国棋院外事部的蒋主任帮忙，当时韩国世界大赛所有的比赛，有时比赛还没结束，传真谱就传到了报社，因为陈院长的支持，我们有第一手的资料。

何：那个时候发行量有多少？

王：有十多万份，那时候已经盈利了，因为发行量大。但是好景不长，到了 90 年代后期，网络的兴起，联众以及棋圣道场和围棋结合得太好了，就很少有人看报纸了。再加上后来人员急剧膨胀，最多的时候有 27 个工作人员，人实在太多，雪上加霜，这样就入不敷出了。



04   移师武汉


何：后面是通过什么方式才把这个事情理顺的？

王：后来因为我们在鄂州，市里也不给经费，我就觉得要不就跳出鄂州到武汉来办报。于是，我把那些不懂围棋的都留在鄂州，养老金还是我们给交，就是说还算报社的人，请他们在鄂州再自谋职业，这样就分流了一部分。我带了一部分人去武汉，我记得我们到武汉是 2002 年圣诞节。

何：带到武汉去的有几个？

王：那也有十几个，在前进五路七楼租了房，我记得是 24 号到的，25号在搞卫生，当时天气很冷，飘着雪花，擦窗户的时候一摸都是冰。我记得那是 2002 年 12 月 25 号，因为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就是《体坛周报》登了一篇文章，费胜昔写的“穷途末路导致《围棋》停刊”，我们国家创办的《围棋》月刊停刊了，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围棋》为什么会走到穷途末路？四十三年一个样，一副老面孔不改革，最后倒了。但是我一想他们办了四十三年，那可是上海的专业机构办的，有钱的办的都垮了，那我们的报纸本来就先天不足，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打击。我还把这篇文章贴在墙上，每晚睡觉前都要看一看，提醒自己不能走到这一步。《围棋》倒了，但是我们《围棋报》不能倒。这时候我就开始想办法。当时《围棋报》还是四开八版，黑白的，那么在 2003 年第一期，我们增加到十六个版，并且改成彩版。因为那篇文章刺激了我，四十三年一个样，不思进取终导致穷途末路，对我们的《围棋报》也是一个教训。但这样做财政更加吃紧，又加上快到年关，要发工资给员工过年。当时我家里要装修，我就和我老婆说：“我们这房子将来是要拆迁的，你把那五万块钱先借给我们报社吧。”我老婆蛮通情达理，她请朋友又借了些钱，就这么把这一年过去了。后来就一直维系着《围棋报》的艰难办报之路，先天不足，再加上网络的冲击，这时候好多人离开了报社，我也不怪他们。也有好多人留下来，钱国柱就留下来了，他说：“只要社长在，《围棋报》就在。”朋友们很相信我，我也肯定不会放弃《围棋报》，于是乎，《围棋报》虽然艰难，但每一期还是按时出版。

何：当时《围棋报》不断地还是有资助的人是吗？

王：在 2004 年的时候，《围棋报》很困难，那时王道友董事长资助了武汉棋院一层楼，我们派记者去采访报道。后来听说王道友和聂卫平有很好的关系，我就打电话给聂老，希望他能再支持《围棋报》，给王道友打个电话，因为那时实在很困难。聂老说：“不打电话，正好有个段位赛在武汉举行，我到时候飞过来当面给你说。”聂老对《围棋报》是有感情的。我知道聂老的航班，就去接聂老，王道友也去接聂老，我不认识王道友，聂老让我和他们一辆车，在车上聂老跟王道友说：“振华很不容易，你有机会就支持一下他。”王道友当时就说：“行，我们提供房子，也提供资金，到宏宇来。”于是我们就去了，搞了几年。后来因为宏宇要上市还有其他原因就搬出来了，当时我们聘用王道友为顾问，现在还保留着，我们会一直感恩。

何：从宏宇那里搬出来是什么时候？

王：2008 年。

何：那是什么原因？

钱国柱（《围棋报》现任主编，以下简称钱）：一个是宏宇要上市，一个是与宏宇派来的管理人员的理念不一致，之后都是几起几落，但我们一直在坚持。

王：《围棋报》很艰难，但是我们也做了不少事情。我们搞了育苗工程，好多世界冠军都是从我们这个“育苗杯”走出来的。

何：据说林建超将军也很支持《围棋报》。

钱：当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军委的，差一份《围棋报》，让我们补一份过去，我们问他具体是什么人，对方表示不能透露。然后我们把全部的《围棋报》寄过去了，不是只寄一份。对方很感动，又打来电话说我们林建超将军很喜欢看《围棋报》。林将军被社长这种精神感动了，因为社长寄了《围棋报》过去之后，他上网收集信息觉得社长这个人还不错，就亲自请社长到军委去。具体的细节社长知道。

王：林将军还给《围棋报》题词，并多次关心，他给国手上课的时候也讲了我们《围棋报》，讲了我艰苦创业的故事，说要学习这种精神。

何：《围棋报》现在还是属于鄂州市下面的一个报纸吗？

王：对，一个二级报，属鄂州市管。我们现在的探索改革挺成功的，领导也支持。

何：现在这个探索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王：《鄂州日报》做了些好事，他们把以前《围棋报》的在编人员都安排了工作，这样减轻了我们的负担。现在呢，我们《围棋报》充分发挥员工的作用，进行自救，钱国柱还有彭涛做了一些改革方案。

何：改革的核心在哪个方面？

钱：核心就是让报纸走向市场，适应市场的需求，自己在市场中求生存。

王：《围棋报》现在是两个服务：一个是为业余棋界服务，一个是为业余棋手服务。我们就围绕这两个服务找到一条新路子，这样一来就接了地气，棋迷觉得是自己的报纸。我们现在和《围棋天地》有分工，他们登职业棋手、搞技术，我们恰恰就是讲围棋文化、棋迷故事、业余赛事等，我们关注这方面的事。我们是草根的《围棋报》。

钱：像城围联我们的报道版面应该比《围棋天地》还多，我们每期一般放在第一版，还有北海的围棋比赛、地方围棋比赛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版来报道。刚开始我们还有顾虑，怕读者不满意不登职业棋手，但是没想到反应还挺好，最近还有读者来信说：“你们最近老登职业棋手棋谱，我是个业余 3段，我看不懂，怎么不登那些业余高手的棋谱呢？”他是建议我们多登业余棋手棋谱。所以最近我们还改了一下，不是有一个“超级诊断室”吗，我们也开了一个“网棋诊断室”，我们的版面一看就是和《围棋天地》区别开的。我们有一个版是专业棋谱，其他版都是业余棋谱，但是读者反而比较鼓励我们。真正要办成一个为业余棋手服务的报纸，这可能就是后面要走的新路。因为要讲职业棋谱，肯定要请职业棋手来讲，我们经费也有限。

何：这些业余的棋谱一般是谁来讲？

钱：阮老师比较支持我们，还有武汉的一些职业棋手，另外还有让业余高手讲业余棋谱，包括业余的王琛、胡煜清等。我们还有内部挖掘的一些人才，他们讲自己的棋，还比较受欢迎。

何：你们好像还有一些栏目，登各个棋校的信息。

钱：我们现在有一个固定栏目是对围棋文化方面比较重视的，首先是把《棋经十三篇》翻译了一下，那是我主笔的。然后我们准备把《五赋》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用自己的理解发出来，这个栏目也比较受读者欢迎。还有 “指错有奖”栏目，比如说有读者指出《棋经十三篇》翻译的不好的地方，另外我们增加了业余棋评，这样还是有读者说业余棋评还是少了。我们还有一个针对业余棋手的棋力测试。就这样，我们和读者之间是有探讨的。我们发现业余棋迷关注的还是和自己本身有关系的方面，一个是业余棋手提高技术，一个是业余比赛比较受他们的欢迎。



05   为了围棋


何：王社长，借助《围棋报》这个平台，你好像还做了不少跟围棋有关的公益活动。

王：是的，在二十八年的办报过程中我们还做了好多公益事业。一个是教聋哑孩子下围棋，这是五年前，2011 年 1 月 4 号，当时我还在武汉上班，搭朋友的便车，我和朋友约定在鄂州市聋哑学校门口汇合。约定是 7 点 40 到，我去的时候大概是 7 点 20，当时天气很冷，风吹得呼呼叫，我在等的时候就来回踱步。聋哑学校的校长认识我，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要到武汉去，和朋友约定在这里汇合。”他就招呼我进去喝一杯热茶，其实茶刚倒好还没喝，我朋友就已经到了。

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十多岁的聋哑小女孩，因为天气很冷，她妈妈心疼她就把红围巾给她捂上，但是这个小女孩很懂事，她把围巾给她妈妈围上去，一边还表达着。后来我坐在车上时这情景就在脑子里定格了，我就想，我们能够为聋哑孩子做些什么呢？送些学习用品是暂时的，后来一想，如果能教会他们下围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件一生都会快乐的事情。于是乎，两个月以后，我就给他们买了一百本围棋的书，又买了几十副围棋送到他们学校，大概是两千块钱。校长很感谢，我说有书孩子们还是看不懂，我来给他们上课。但是他们特殊学校的孩子基本上家都住在农村，每周五要回去，我恰恰是周一到周五上班，星期六才能来，但是孩子们已经回家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给他们上课。
后来到了 2011 年 3 月 24 号，我的右脚长了好多水泡，回鄂州看病，因为我的医保在鄂州，鄂州中医院让我住院半个月，我觉得这时候正好有时间过去上课。于是我就和校长联系，我说我上午在医院打针，下午来学校教教孩子们下围棋。到了 29 号，我和护士请假，缠了半天护士才答应。应该是下午 4 点上课，4 点到 4 点 40，最后一节课。我 3 点半到学校。我没有和孩子们讲技术，用故事入门，和他们讲黑将军、白将军怎么过独木桥，池塘里有鳄鱼，掉下去会怎么样，三十多个孩子非常认真地听讲，这一节课讲完之后，孩子们还不走，都围上来，大一点儿的用铅笔跟我交谈，小一点儿的不敢说话，就摸那个棋具，我知道围棋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样，我给他们讲了半个月，孩子们迷上了围棋。病好了，我回武汉上班，就在鄂州市找了一个老师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五年过去了，这些孩子围棋学得很好，在全国“育苗杯”还拿了冠军呢！
何：还有那个围棋进监狱的活动，帮助服刑人员下围棋，也挺有意义的。

王：那是在 2008 年 3 月 14 号，《围棋报》创刊二十周年，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这个生日礼物是新疆且末监狱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王社长，我很喜欢《围棋报》，《围棋报》帮我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围棋报》办得很好，但是也有些瑕疵，希望你们注意。” 接着指出哪一版哪一版有什么错误。读完这封信，我觉得这是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当天晚上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为什么会马上给他回信呢？实际上，这件事是受陈祖德院长的感染。我给陈院长写信，不出三天，陈院长一定给我回信。我们的书信大概有十几封，现在我还保存着几封，我觉得一个院长，中国围棋最高领导人，都能马上给我回信，那么我们对读者也要有这样良好的传承。

这样，我给这个韩姓棋友回了一封信。然后他把我的回信交给他们的易铁非警官（分管教育的科长），易警官给我来了封信，说他们想办一个围棋教室，希望我们能尽可能地给他们寄一些围棋方面的书，我们这边就寄了一些书过去，还把聂老他们的题词都复印了一份。他们的来信，我们还在报纸上刊登了。可能呼兰的李警官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就在 2013 年 4 月 8 号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向我求助：“我们已经在监狱开展了一些围棋活动，现在在想着该如何进一步地开展。您办了这么多年的报纸，有经验，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于是我就和他说：“要办活动搞比赛是最有效的，搞比赛一个是有影响，第二个能够提高犯人的棋艺，让大家都能参与。奖品呢，就由我们围棋报来提供。”后来就商定办《围棋报》“火凤凰”杯，当时我想的是每年支持他们一届，他们还蛮高兴的。晚上的时候我就想，围棋该怎么才能让更多的服刑人员受益呢？要利用它的教育功能啊。我就连夜写了一个倡议书，倡议围棋进监狱，宗旨就是让服刑人员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重塑人生。
过了几天，聂老来了，我就向他汇报呼兰监狱这个事情，然后把倡议书拿给他看，向聂老请求在这倡议上面题三个字——好倡议，聂老欣然题了这三个字。然后我们就把这登在《围棋报》上，因为有聂老的影响力，可能很多监狱都看到了。不久后，我收到了浙江第五监狱一个叶姓棋友的来信，他说：“王社长，《围棋报》我们也定了，大家也都关注这件事。但是现在想托您办件事，我们服刑人员每年只有一次买东西的机会，我想买一本围棋书。”我当时就把彭涛找来，说：“这个叶姓棋友非常信任我们围棋报，咱们不能让他失望，要把这个事情办好，你给他寄一个书目。”我把信的原件给了彭涛，他就给这个棋友寄了书目过去。
这件事情之后我想，服刑人员每年只有一次机会买东西，他就用来买围棋书，看来书籍对他们很重要，我就想着能不能办一间围棋爱心图书馆，正好为服刑人员服务，也为聋哑孩子服务。于是我就写了策划书，在 2013 年 5月 27 号，因为和聋哑学校已经建立了很深的友谊，我说我想创办中国第一个围棋爱心图书馆，希望学校能提供校舍，围棋书由我来捐赠，学校很支持。

2013 年，我家里没有空调，没有冰箱，只有一台洗衣机，我实在不愿意再跟我老婆开口了，但是为了这个围棋图书馆的梦，我反常地回家很积极地做了四个菜，她就知道有事情，我就把这些信和聋哑孩子的故事给她讲了，并说：“今年夏天也不热，能不能把家里买空调的钱先贡献出来，建立一个图书馆。”她想了半天不说话，后来进屋里打开箱子拿了 12000 块钱，说：“家里就这么多钱都给你，我知道我不给你，你迟早也会想办法弄去，这也是做好事情。”后来用这些钱我买了 7000 块钱的书，剩的 5000 块钱捐给了图书馆。这 5000 块钱实际上是图书馆用于寄图书的邮费。5 月 31 号，给新疆且末监狱寄了 30 本书，呼兰监狱寄了 30 本书，江西抚州的聋哑学校寄了 30 本书，大冶聋哑学校寄了 30 本书，我寄了四个包。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就这样把爱心图书馆成立起来了。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他们的改变总是有好处的。就是说，《围棋报》创办以来，除了服务棋迷，我们还做了些公益性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做的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何：呼兰监狱，后来丹朱棋艺的刘健他们也捐了一些。

王：对，是这样的。当时李警官说他们没有人教围棋，打电话向我求援。我就跟刘健说了这个情况，因为刘健是我的学生，后来他派了老师过去上课，于宙华就是他派去的。刘健也捐赠了一批书。

何：刘健还捐赠了一些棋具是吧？

王：对，刘健他做了一些好事。毕竟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我相信大家也都愿意奉献一点儿力量，我们也很高兴监狱搞这样的活动。前因后果就是这样。

钱：社长在鄂州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我举两个例子。他刚才说 1991 年聂老去鄂州以及最大的棋盘那件事情影响还是蛮大的。有一次我和社长去汕头出差，我喊他社长，别人就很奇怪，说这个社长穿这么破还背这么个破包，到底是什么社长啊？我说是《围棋报》的社长，那个人正好也是鄂州人，他说：“《围棋报》我知道，我们虽然不会围棋，但是还去看过他的比赛。”那是两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他们都知道《围棋报》。

还有一次，我们《围棋报》改制，要贴近社区，在社区搞活动，遇到了一个人，我们要租他的房子，他不放心，开始不愿意租给我们，后来我说我是《围棋报》编辑部的，无巧不成书，他正好也是鄂州人，就说：“我本来不想租给你的，现在租给你，还便宜租给你。”
何：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钱：就是去年。本来一个月房租 4000 块左右，后来他就收我们 3500 块钱，而且当天就跟我们签了合同。这样我就觉得，社长不仅在围棋界有影响力，有些人不懂围棋，只要是鄂州人，都知道《围棋报》，像以前他们说的，《围棋报》就是鄂州的一张名片。

何：你也是鄂州人吗？

钱：我妈妈是鄂州人，我小时候是在葛店长大的，是在武汉和鄂州交界的地方。《围棋报》在鄂州的影响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聂老去了之后。何：所以一万人去看棋没有白看嘛，尽管有的人不懂棋。

王：确实是的，给大家造成了蛮深的印象。

何：王社长您开始的时候说，从爱人那里“骗”了 1000 块钱过来，后来她什么时候知道了这钱不是拿去投资的呢？

王：不是说八年吗，后来到了第七年，我主动把这件事告诉她，把钱还给她了，还付了些利息，但是没有到 3000 块钱。主动坦白和她说实话，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困难，本金还给她，象征性地好像给了她 1200 块钱。

我老婆有时候也烦，她老说：“你是社长，名声蛮好听的，别人说你有蛮多钱，你瞒着我我就不说了，你还把家里的钱弄出去。别人都是把钱拿进来，你为什么是把钱拿出去呢？”她说，我就笑，不急不躁。后来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我的那本书，给了 5000 块稿费，我全交给她了。她还和女儿去香港旅游了一趟。我跟她说这就是围棋的好处吧。后来我家的房子真的拆迁了，现在变成了江景房，我觉得这也是围棋给我带来的好处，我哪里买得起的房子，就是拆迁还建的。还有因为围棋，我女儿在教围棋的学校还给我找了个女婿呢！
何：怎么认识的呢？

王：她天天在那里，那儿有一个老师姓汪，现在是我的女婿。去年鄂州市评了两个特级教师，我女婿就是其中之一。你看，我的家庭很幸福，这也是围棋带来的好处嘛。

何：女婿会下棋吗？

王：女婿不会，女儿会，我女儿水平不高。

何：有初段水平吗？

王：大概是，我老婆也懂一点儿。我觉得围棋的酸甜苦辣，可能甜的时候少，酸和苦辣多。我自己可能甜的少，但是看到围棋给这么多服刑人员、聋哑孩子带来快乐，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我们把围棋分享给了他们，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我的甜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