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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张斌《江南名探》 1958年初夏（农历4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位于安徽省皖南地区的上海市公安局下属白茅岭劳改农场（此处是安徽省境内归上海市公安局管辖的一块“飞地”）公安局转过来的一起命案：在一个多月前的某个星期天，一个留场职工（原为劳教人员，劳教期满后不愿回家，自愿留在农场成为农场职工）来到白茅岭农场场部下属的龙塘分场澡堂旁边的池塘挑水时，发现池塘的水面上飘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时隐时现。他觉得奇怪，用挑水的扁担去拨弄，这一拨弄不得了，那团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一具尸体，吓得他丢掉扁担和水桶拔腿就跑，一路跑回场部报告。  老照片，列队上工的白茅岭农场劳教人员
尸体被场部保卫处的保卫干事捞起后查看，发现是看澡堂的58岁老职工王根夫，此人祖籍浙江湖州，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年老后生活没有着落成为盲流人员流窜到皖南，被当地政府收容后分配到白茅岭农场。此人孑然一身，只有一个在城里定居的老姐姐，在农场收容期间表现不错，其本人也愿意留在农场，所以在解除收容后被安排在龙塘分场看澡堂，农场提供吃住和一份微薄的工资，其姐姐也经常从城里寄钱给他接济，因此他在农场的生活还算不错。 随后农场公安局接手了这起案子，根据尸检证实王根夫是在澡堂被人用刀砍死后沉尸池塘之中的。现场勘查发现王根夫睡觉的铺位上放着一张草纸，上面写着一行歪斜的字：“我跑了，不回来了”；铺位旁有一只破旧的竹箱，是平日王根夫存放其私人物品所用，但此时已经空空如也了。尸检结果估算：王根夫的遇害时间应该是头一天星期六的晚上到星期天的上午。 通过查访得知，王根夫因为有姐姐的时常接济，所以在农场中经济比较宽裕，平日里没有什么刻骨的仇人，也没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凶手唯一可能的作案动机就是谋财害命。可是由于龙塘分场的人员都是劳改劳教分子，其中不乏有抢劫、伤害、甚至杀人未遂的前科之徒；此地又是谁都可以来的公共场所，所以在王根夫遇害前和遇害当天到底接触过多少人，没人能说得清楚。另外，这些劳教人员唯恐惹祸上身，所以对公安机关的查问遮遮掩掩，不怎么配合，导致白茅岭农场公安局排查了一个多月没有什么进展，只好向上海市公安局求援。 奉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命令，刑警处侯处长照例点了时年31岁的警法科科长端木宏峪的将，令他带领一个小组驱车火速前往白茅岭农场，协助农场公安局侦破此案。在临行前还特地叮嘱道：“端木同志（估计当时有外人在场，不能叫‘小端木’那么亲热），这起凶杀案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所以难度很大，你到了农场，要依靠党委，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无论如何也要把这起凶杀案侦破。家里不用担心，组织上会照顾的。”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赤波
 年轻的端木宏峪
 公安博物馆内的上海市公安局门牌
端木宏峪接受命令后二话不说，敬礼和侯处长道别后叫上两个平日里得力的侦查员，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随身行李往嘎斯69吉普车上一扔，也顾不得打个电话回家，3人乘坐的吉普车呼啸着驶出福州路185号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 第二天上午，满身泥浆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地抵达白茅岭农场公安局大院，顾不得喘口气的端木宏峪立即要求听取农场公安局方面的案情汇报，在听取完汇报后，他提出了两个要求：勘查现场，开棺验尸。  嘎斯69型吉普车，这种吉普车在50年代后期是公安干部出现场的首选用车
农场公安局和农场保卫处的同志都懵了，啥子？勘查现场？开棺验尸？现场早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再去勘查有何意义？王根夫的尸体也已经下葬，现在肯定已经高度腐败，再验尸还能验出个啥子嘛？但是端木宏峪执意如此，农场公安局的同志只能从命。 次日早饭后，端木宏峪随农场公安局和农场保卫处的同志们一起驱车前往龙塘分场再度勘查现场。 龙塘分场的澡堂远离场部，平日里只有王根夫1人值守，只有在每周一至周六的傍晚澡堂开放的时候这里才有人气，平日里在澡堂开放前，王根夫都会来到澡堂正门5~6米边上的池塘挑水，将池水一桶一桶挑到澡堂的水池中。端木宏峪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就是：罪犯很会选作案地点，这里地处偏僻，王根夫一个快60岁的半老头面对罪犯，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第一凶杀现场位于澡堂内的里间，这里有一个能容纳20个人同时泡澡的水池，王根夫就死在距离水池不远的地面上，死的时候头部向门的方向，附近的墙面上还残留着没有被洗刷干净的喷溅型血迹点。  用这张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浴池照片来脑补白茅岭农场澡堂浴池的画面吧
端木宏峪判断王根夫是在作清洁工作时被罪犯突然袭击杀害，随后被罪犯抛尸池塘，罪犯作案后还试图用水冲洗掉血迹，但因为心慌而没来得及全部清洗干净。他的判断得到了当时勘查现场的农场公安局侦查员们的一致认可，表示和他们当时的分析结果分毫不差。 当端木宏峪问当时现场勘查时还有没有提取到什么有价值的物证和痕迹时，回答让他颇为失望，“没有，当时现场已经遭到破坏，几乎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和痕迹，凶手应该是个有作案经验的老手。” 并且，农场公安局的同志们向在大上海待久了的端木宏峪坦诚：农场公安局的技术装备和业务水平始终上不去，连在上海市公安局哪怕是个分局都已经普及的血型测定都没有条件做，所以最终才不得不向市局求援，不过让端木聊以安慰的是，农场公安局的同行们是敬业的，虽然没有条件做血型测定，但也及时提取了血型样本并已经将样本送检，这点令端木很满意。 在随后的现场勘查中，端木宏峪表现出了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侦查员的过硬素质，让没见过世面的农场公安局的年轻侦查员们大开眼界。最终，端木宏峪在当初勘查时谁也没有在意的一堆肮脏并恶性的垃圾和排泄物的混合物中发现了一小段带着血迹的棉纱绳。 “好像是擦过血手的棉纱绳”，农场公安局的法医望着上面的血迹试探性地说。 “从血迹的揩拭状态看，不是好像，应该是肯定！这是一根以十六股纱织成的棉纱绳。是机制的，不是手工搓成的，很可能是凶手行凶后，当时手上沾满了血，他在慌乱中揩手后随手扔掉的……上面留下的应该是王根夫的血。” 完成现场复查后，端木宏峪跟着农场公安局的同志又来到王根夫的埋葬之地，他们到时，坟已经被挖开，棺木被起出，当棺盖被打开后，一股恶臭熏得所有人都往后退了一两步——尸体果然已经高度腐败，惨不忍睹，有人已经开始吐早饭了。  一张身穿55式警服的男女民警合影，可以很好的体现本案案发时民警的精神面貌
端木宏峪捂着鼻子忍着恶臭凑近尸体观察了一会，发现死者头部的创伤，随后指着创伤问法医：“死者当时鉴定是被什么凶器杀死的？” 法医：“当时分析王根夫是被锐器杀死的。死者头部的创口两端浅而中部深，颅骨出现骨折，而且创角呈纯圆形。” 端木：“这么说王根夫是被斧头或者劈柴刀之类的锐器砍死的？” 法医：“应该是这样吧。” 端木：“有没有从这方面深入调查过？” 法医：“调查了，可是没有结果。因为劳教队里没有人用斧头或者柴刀。而附近老百姓家里家家都有这两样，这样调查范围太广了，很难查出什么。” 端木宏峪沉思片刻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看创口比较阔，不像是斧头砍的，如果是斧头砍的斧背还要厚些，应该是柴刀留下的。凶手可能和周围农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然农家不会借柴刀给他。我说这个柴刀是借来的，是因为现场没有留下凶器，你们搜了很多地方也没有发现凶器，农场又不用这类工具，那么凶手就可能在行凶后又将凶器还给了农家，看来那个农家也是居心叵测啊。”说罢，端木挥手示意重新盖棺让王根夫入土为安。 当晚，端木宏峪召集农场公安局、农场保卫处的同志和农场管教干部们在场部召开案情分析会，讨论当天发现的那一段棉纱绳的来源。一名农场管教干部回忆起他们分场搬到龙塘前曾经去上海买过一批十六股棉纱绳当做牵牛绳用，期间因为历次搬迁，人员流动，如今这类绳子已经很少看到了。 据此，端木宏峪判断，拥有这种绳子的一定是龙塘分场的“老人”，因此引导大家将接下来的侦查方向集中到龙塘分场各劳教队的劳教人员身上，尤其是要注意“资历”老的老劳教人员和劳教期满后留场的职工身上。于是，龙塘分场党委出面组织的大面积排查工作悄然展开——同时，端木宏峪派人将棉纱绳带回上海，将上面的血迹提取下来和之前送到上海市局的王根夫的血样进行对比化验，两天后一个电话打来：结果出来了——两份血样本可以做同一认定。 在端木宏峪的指导下，侦办分三路进行： 第一路负责从时间上对可疑人员进行排队摸底，但经过几天的向劳教人员做工作希望他们检举揭发，但收效不大，只排摸出几个嫌疑对象，但都因为有证明人或者没有作案时间都被否定了。 第二路利用教养人员出工的机会秘密进入他们的宿舍搜寻是否有人拥有和那段带血棉纱线相同的棉纱线，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第三路负责查找柴刀的下落，由端木宏峪亲自带领。据查这种柴刀是当地农民用来砍松枝的竹刀，当地几乎家家农民都有这种工具，排查范围极大；且因为农民白天要外出劳作，因此只有待傍晚他们回家后才能登门查访。几天下来，软硬兼施的手段都用尽了，却没有农民敢承认自家的柴刀曾经被借出去或者丢失过，更没有人敢站出来指认有谁家借出或者丢失过柴刀（怕遭到报复）。哪怕有时候端木宏峪明知道个别农民睁眼说瞎话，却也因为没有证据，对此无可奈何。  摄影作品：砍柴归来的山民，本案中住在农场附近的山民是警方的重要查访对象
比如有群众悄悄反映农民潘阿狗和农场教养人员有来往，端木宏峪多次去潘阿狗家做工作，但是潘阿狗却一口咬定没有来往，直把跟着端木宏峪一起的年轻侦查员气得在回去的车上骂娘，端木宏峪心中也很不爽，这帮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但对他们却打不得也骂不得，心中有火也无处发泄。 案子一时间陷入僵局。 端木宏峪对之前的侦办思路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认为王根夫这么一个看澡堂的，吃住农场全包，手头因为有姐姐的接济比较宽裕，但肯定也宽裕不到哪里去，当地农民跟王根夫接触很少，根本不可能和这么一个孤身老头有什么新仇旧恨。而带有血迹的棉纱绳只有农场里面有，那就说明凶手必然在农场当中，所以原本的侦查大方向并没有错，一个新的主意在他的脑海中开始酝酿。 第二天早饭后，端木宏峪召集相关人员开会，阐述了自己昨晚酝酿了一整夜的新思路——趁着劳教人员上工的档口，以突击检查卫生为掩护密切注意棉纱绳。强调突击检查必须在龙塘分场下属各支劳教队同时进行，做到出其不意。 排查了一上午，结果在距离场部最远的教养分队驻地劳教人员寝室前发现此处两棵树之间拴着一根机制的棉纱绳，端木宏峪顿时两眼放光，立即冲上前去查看这根绳子：正好是十六股纱织成！而且绳子的一头齐刷刷的，像是被刀斩过似的。端木宏峪认为凶手很可能就在教养分队，立即吩咐手下的侦查员将这根绳子解下来带回比对，换上一根事先带出来的差不多的绳子原样栓回到树上，以免打草惊蛇，然后火速驱车回龙塘场部。 回到龙塘的场部后，端木宏峪立即将带回的棉纱绳和现场寻获的带血的棉纱绳进行反复比对，确认是相同的绳子。大家顿时兴奋起来，顾不得吃午饭，又马不停蹄地驱车赶回教养分队，趁着所有人干完上午的活收工回来吃午饭时把绳子的主人找出来！ 在教养分队干部的帮助下，端木宏峪找到了这根绳子的主人——时年40岁的劳教人员马良民（此人于1954因流氓罪被判刑，在提篮桥蹲了两年后于1956年被转来白茅岭农场劳改至今）。将马良民带回到队部办公室，先由队长询问马良民绳子到底是不是他的，端木宏峪坐在一边冷眼旁观，见马良民神色慌张，吞吞吐吐，全身微微颤抖。当马良民战战兢兢地承认这根绳子就是他的时候，端木宏峪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马良民，把你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  提篮桥监狱，本案罪犯马良民在转来白茅岭前就在这里服刑
教养分队队长一脸懵逼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看马良民被端木宏峪这一声大喝惊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报告政府，我说……我交代……我全交代。” 侦查员强行将马良民的外衣脱下来后，教养分队队长终于明白端木宏峪这一声大喝的用意了：马良民的内衣上沾有血迹，由于农场的洗衣时间是有规定的集体时间，所以端木宏峪断定如果有血迹溅到了内衣上，那么马良民作案后没有时间单独洗掉内衣上的血迹，又怕被人发现，这段时间他一定没有胆子将内衣脱下来洗干净或者找地方藏好，而是一直将内衣穿在身上。如今一看，端木的判断完全没错，几个年轻侦查员此时已经满眼星星地看着自家的端木科长，真是神了。 马良民交代：他自从在1956年来到白茅岭农场服刑后不久，就死性不改的和一名女劳教人员（有夫之妇）勾搭成奸，为了讨好这个相好的，他总想着要给她点钞票花花。某天晚上马良民到澡堂去洗澡，在更衣室和王根夫扯闲篇，王根夫说漏了嘴，将他姐姐经常寄钱接济他的事吐露了出来，于是马良民就有了杀掉王根夫抢劫钱财的念头。 案发前一天（星期六）中午，他趁着午休外出的机会去和他认识的农民潘阿狗家借柴刀，说是杀狗吃，并说好当晚就还给他。但当晚马良民并没有将刀还给潘阿狗，而是用这把刀从他用来晾衣服的一根十六股棉纱绳上砍下一截来当做作案工具。 案发当天（星期天）上午趁着出工的机会携带着柴刀悄悄溜到澡堂，当时澡堂没有开放，只有王根夫独自一人在清理卫生。马良民手持柴刀悄悄从背后接近正在忙碌的王根夫，并突然从背后对着他的头连砍两刀，王根夫当场被砍死，杀人后马良民搜走了王根夫身上的20多元钱，然后掏出棉纱绳一头绑在王根夫的尸体上，另一头找了块石头绑上，期间还因为绳子太长而又砍掉了一小截，并用这一小截绳子擦了擦手上的血迹后随手丢进了垃圾/污物堆里。随后马良民将王根夫拖到池塘边上连人带石头推进了池塘里。随后又回到澡堂里用浴池里的水草草冲洗了一番血迹，再潜入王根夫休息的房间，搜刮了他的破竹箱子里的几件衣服后用左手在一张草纸上留下了“我跑了，不回来了”的字样后来到一处小山坡下，将这几件衣服挖了个坑埋了起来以备风头过了后再挖出来用。然后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再次外出，将柴刀还给潘阿狗，柴刀上的血说是砍狗留下的，让潘阿狗自己洗了。 根据马良民的交代和指认，端木宏峪带着侦查员挖开了埋衣服的地坑，将王根夫被抢的衣服全部取出，又去潘阿狗家将凶器柴刀收缴，并对潘阿狗知情不报欺骗政府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此案就此真相大白。 马良民还交代，当他听说上海来了个神探，专门来查王根夫被杀的案子，越发惶惶不可终日，几次想找机会逃跑都未能成功，在端木宏峪几次就带着一个侦查员外出的时候，他甚至携带着镰刀悄悄躲在松林的小路上想对端木宏峪不利，但看端木身材高大魁梧，而且腰间还配着手枪，终于还是没有胆量动手，怕刚冲出来就被手枪爆了头（端木宏峪在部队的时候就打得一手好枪，因此枪法在上海市公安局也是排得上号的）。 此案端木宏峪出任务来到白茅岭农场的时候是初夏，待结束任务离开农场的时候火红的枫叶已经爬满山坡，这样算下来，他至少已经6个月没有回家了（淮河以南的枫叶因为节气原因一般是10月才完全变红）。最终，马良民因为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并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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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13 11: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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