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跟邓稼先叔叔下围棋

安徽笑三少

我学围棋是1965年，那时我在北京九一小学上学。

四年级新学期开学之后，学校办了一个围棋班，我和五年级的哥哥杨列都参加了。学了一个阶段后，有了一点进步，我和杨列就被推荐到北海棋社学习。

北海棋社在什刹海，我们的指导老师是专业初段李正阳先生。国手吴淞笙老师与我和哥哥下指导棋，给我们定了3级。学棋才两三个月，国手就给定了级，这在当时是很自豪的事情，也激发了学棋的兴趣。


在北海棋社给我们定级的吴淞笙是新中国第一代围棋优秀棋手的代表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与陈祖德一起开创了围棋界的“陈吴时代”，后来聂卫平崛起，三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九段选手，图为1980年第二届“新体育杯”决赛吴淞淞（右）与聂卫平（左）对局的场面。

没过多久放寒假，每周要去棋社三四次，棋艺从初学入门到中级恋战，进步很快，通过棋社正规训练和内部比赛，棋力不断提高。正好这时，北京市举行少年儿童围棋比赛，老师让杨列报名参加，那次的第一名是聂卫平，杨列得了第五名。从业余3级入棋社，到参加北京市的比赛得名次，棋力大涨，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然而，学习围棋不到一年，1966年6月“文革”开始，棋社关门，不能继续深耕棋艺是个遗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二机部九院家属宿舍在塔院，我家和邓稼先叔叔家都住5号楼3单元，我家住在邓稼先叔叔楼上，我和他的两个孩子年龄相仿，也常常在他家里一起玩。


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六位“两弹一星”元勋，刁筠寿、吴际霖、郭英会、彭非、龙文光等九院领导人和九所理论部的八大主任，都曾在5号楼居住，这是今天的塔院5号楼一角。

我在北海棋社学了一段时间的围棋之后，棋力有所提高，就开始和邓稼先叔叔下围棋，前后大概有两三年时间。


上世纪60年代，我家住塔院5号楼3单元4楼，邓稼先叔叔住同一单元3楼，他经常叫我到他家去跟他下围棋。这是2000年我们全家在塔院5号楼前的合影，前排左起：父亲杨庸、母亲黄香玲、妹妹杨芙，后排左起：二哥杨列、我、大哥杨朝宾。




父亲杨庸是四川凉山的彝族，1960年初从四川大学物理系调至北京，任九所（九院前身）四室副主任，负责原子弹核材料部件的研究，经过反复试验确定了浓缩铀部件的铸造成型工艺，《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记载了他为“两弹”作出的贡献，被《中国民族百科全书》收入名录。

通常情况下，邓稼先叔叔下班回家后，有时间且又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就叫儿子邓志平到楼上来，叫我下来和他下棋。


邓稼先叔叔一家，后面是邓稼先叔叔和许鹿希阿姨，前面是邓志平和姐姐邓志典，拍摄于1962年。

邓稼先叔叔找我下棋，也正是因为那时我在塔院下围棋小有名气，才能引起他的兴趣而对弈。当时我小小年纪，并不知对面温和友善的棋友是后来如日中天的国之栋梁。我们经常采用升降级的方式，如果执白棋胜，下一盘就让先，这种棋份的升升降降纠缠了很久。有时下完棋会进行局部复盘，探讨双方得失，邓叔叔对行棋中一些生疏的定式会反复走几遍。



邓稼先叔叔一生爱下围棋，这成为他触发联想又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据《“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最后日子》一文记述，他病重住院期间还说，要在“出院后听听音乐、下下围棋，也许反倒能多做一些事情”。

据邓叔叔讲，他在九所工作闲暇之余，会和他手下一位叫陈乐山的青年科学家下棋。陈乐山有被邓叔叔称之为活计算机的聪明大脑，当时稳坐九所围棋比赛的头把交椅。邓叔叔说，他觉得我与陈乐山的棋力应该在同一水平上，希望我和陈有一战。我自然很兴奋，托人约战，但陈乐山迟迟没有回应。可能他对塔院子弟中几个围棋下得好一些的也略有所知，他可不想随便对弈而丧失头把交椅的光环。当然最终这场争夺头把交椅之战还是上演了，陈乐山一剑封喉奠定胜利，我痛失好局扼腕长叹。当棋力有所长进便想再次挑战，但是阴差阳错总没有实现。后来知道陈乐山是邓叔叔领导的原子弹理论计算组中的年轻科研骨干，肩负重担，工作繁忙。由于没能再次挑战，也就没有了翻盘的机会。

青年时代的我。


记得好像是1969年秋季的一天晩上，8点多钟，我和邓叔叔在他家带阳台的大房间里下棋。那时候，邓叔叔常年工作在青海、四川、新疆，并不常住北京，偶尔回京住两天也是很忙，能约我下棋也不容易。他家只有邓叔叔称为小平的儿子邓志平。邓志平对下棋不感兴趣，他知道下围棋只能静观不语，所以当我和邓叔叔下棋时他通常并不观战。



邓稼先叔叔每次和我下棋，都是让他的儿子邓志平上楼来叫我，这是邓志平跟我们塔院发小在5号楼前的一张近照，拍摄于2022年2月，从左至右为：田惠博、胡林、邓志平、马建国、陈庆忠。

邓叔叔和我对阵，我年幼，虽然棋力占优，按礼节还是要谦让长者持白棋，但邓叔叔坚持自己拿黑棋，我也只能顺从。那天棋局进行到中盘时盘面比较均衡，胜负并不明朗，我对后半盘比较有信心，所以比较放松，邓叔叔又像往常一样进入长考。

其实，看得出来，邓叔叔在下棋时并不是精力十足去思考棋局，有时感觉一步简单的棋他也在长考，然而落子却是有失水准的随手，似乎走了神。多年后，我才猛然醒悟，物理学家眼中的围棋绝不是简单的黑与白、点与线，围棋棋理也透射着万物哲理，邓叔叔下棋表现出心不在焉，可能就是触发了某种联想，可能是原子弹研制的某个理论；也可能是核试验的某个技术环节；还有可能是“文革”乱局中如何排除干扰完成周恩来总理交待的各项任务……



2021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围棋协会举行了《红色棋魂》座谈会，我们塔院5号楼的刁锐大哥（二排左四）在会上讲述了邓稼先叔叔下围棋的故事，其中也提到邓叔叔跟我下棋的几个情节。

话说棋局进行到中盘，双方精力都很投入，以致敲门、开门和进来人时并未理会。当步履匆匆的朱光亚叔叔走了进来，这时邓叔叔才发现，连忙站了起来。只见朱叔叔急切的对邓叔叔说：

“总理（指周恩来）找我们去开会，需要马上商量一下如何向总理汇报。”

看朱叔叔说话的样子以及听到的只言片语，我立刻感觉到大人们有重要的事情。


朱光亚叔叔家也住在我们塔院5号楼，这是他们一家的一张合照，前面是朱光亚叔叔和许慧君阿姨，后排左起为长子朱明远、次子朱明钧、女儿朱明燕，拍摄于1972年。

那时可能塔院的孩子们见到朱光亚叔叔大多是推着一辆老牌的德国自行车，沉思中缓步回家的样子，我从没看见这位不苟言笑的大科学家和哪位小朋友说过话，即便楼道里碰面向他问好，也只是点点头，从不说话，给孩子们的印象是很深沉、很严肃。邓叔叔则不然，笑容可掬，同一个单元几户人家的孩子他都能叫上名字，见面还会说上几句话。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钱学森（左）、邓稼先（中）和朱光亚（右）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当时我并没有站起来，仍坐在桌子旁，在等待邓叔叔的决定，是继续还是停止。其实这只是孩子们的思维，虽说在胜负上长辈不能决定，但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长辈是有权威和决定权的。朱叔叔进来和邓叔叔说话时对我并无避讳，因我们住在同一个单元，我想，他是认得我是谁家的小孩，或许是看我才十一、二岁，无须回避，所以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近距离听这两位长辈谈工作。

邓叔叔听到朱叔叔说到的事情紧急，自然也领悟得到，如不是情况特殊和紧急，完全可以打电话或者上班时处理，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马上研究工作。他并没有向我解释什么，只是回头说了句“不下了”。我在那里呆呆等待就是这句话，到这时候，我知道该上楼回家了。大人在谈活，小孩要知道回避，塔院的孩子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么一种天然的习惯。我就赶紧收拾棋具，好像连“再见”这样礼节礼貌的话都没说，便匆匆离开了。


这是2018年九所成立60周年活动邀请部分老同志子女参加，左起于敏之子于辛、高潮之女高萍、邓稼先之子邓志平、朱光亚之子朱明远、彭非之女李康、佘萍之子刁毅、黄祖洽之女黄萌在邓稼先塑像前合影。

现在知道，当年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科研生产任务很重，工作地点分散在青海草原和四川的大山中，还经常到罗布泊的戈壁滩做各种实验，北京只是一个理论研究所，回北京是开会或汇报工作，回家中是一个短暂的休息，下棋只是他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放松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下棋走神，也许是对中国古代围棋“天圆地方”的内涵有着更深刻思考。但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这些，还常常为自己的胜利沾沾自喜。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十一、二岁少年所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1984年九院领导人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左起：副院长高潮、副院长陈能宽、党委书记李英杰、院长邓稼先、副院长于敏、副院长胡仁宇。

说真的，和邓稼先叔叔下棋已经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朱光亚叔叔和邓稼先叔叔也离开我们很久了，因为涉及到令人尊敬的共和国“两弹”元勋，这段经历却时时在我脑中回想。以当年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叙述的这段经历，毕竟只是生活中的零星片段，作为一种素材，如果能从某种角度衬托出核武科学家的生活情怀，对我也是一生的荣幸。



当年我们塔院的孩子除了喜欢下围棋之外，还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其中住在我们5号楼的李惟淼、李惟霄哥俩还踢进了北京队、国家队。惟淼、惟霄的父亲李启廉是建国初期参加“两航起义”的功臣，母亲郭絮吟是位慈祥的知识女性。“文革”时期，李叔叔在青海、四川工作，惟淼、惟霄兄妹或工作或下乡都不在家，只有郭阿姨住在塔院。我的父母去了河南“五七”干校，大哥在陕西插队，二哥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只有我一人在北京上学，郭阿姨就让我住到他们家里，待我情同母子。现在我每次从英国回来都要去看望她老人家，这是我跟她老人家在一起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