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束文杰 编者按 不久前，偶然发现一张清代绘制的《上洋城全图》（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一番欣赏之余，查询资料得知，所谓“上洋城”，乃是指当时位居黄浦江西岸的上海县城。早在明末清初之际，亦有诗人彭孙贻的名作《登上洋城望海》。上海县的前身，则是南宋咸淳三年（1267）设置的“上海镇”（属华亭县）。言及“上洋城”，不免又想起吾邑之上阳镇，二者虽为谐音，命运与经历却是大相径庭。本篇不妨谈一谈，杭埠河畔消失的古镇——上阳镇。  1870年，上洋城全图（来源 | 资料图片）
据《千人桥区志（初稿）》称：“上阳镇，建于唐、宋年间”，然查阅史料未见记载。综合宋代地理信息，舒城的草市镇设有六处，即九井镇、新仓镇、桃城镇、航步镇、竹子市、金鸡潭市等。“水市通闤闠，烟村混舳舻”。如诗所云，大多数市镇是由分布在“两河”水道运输线上的草市发展而形成，其间又有陆运商道交织。“南商越贾，万帆巨舰，群行旅集；居民旅肆，烹鱼酾酒，歌谣笑语，联络于两隅”。  宋代庐州舒城县示意图（制作 | 束文杰）
民间相传，北宋年间，名臣包拯为赈灾放粮，在杭埠河北岸新建水运码头，转运粮食物资，逐渐形成商贸集散中心，是谓“放粮镇”。查询《包拯年谱》获知：皇祐五年（1053），拯知扬州，旋又改庐州，迁刑部郎中。至和二年（1055），拯在庐州任至本年十二月，因在陕西转运使任上荐举凤翔监税卢士安不当，贬知池州，改授兵部员外郎。如此，包拯在“乡里”庐州仅任职三年，对于这一时期，史籍记有“执法严峻，不避亲旧，尝有从舅犯法，亦挞之”的事迹与评价。又翻阅古旧诸志之“祥异”，宋代仅有一条——“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大饥”，大中祥符五年即公元1012年，这年包拯十余岁，其父包令仪刚任惠安县令。综上所述，舒城县虽属庐州，但尚无资料证明，包拯曾领导或参与赈灾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据怀远堂《包氏宗谱》记载，明代弘治初年，包拯第十九世孙包相凤，由庐州合肥迁至舒城晓天之东包济山。  包龙图孝肃公之像（来源 | 资料图片）
或许，百姓出于怀念和敬仰之情，将包拯附会于地方赈济之事，一时传为美谈。而这种“问题”，并不妨碍上阳建镇基础的产生。龙舒水上的运输航线，上溯西南山区的王同（茶）场，一路途经县城及诸市镇后，向东流入巢湖，而上阳恰好位于其下游南支（据嘉庆《志》）。  2019年，日出东方（摄影 | 张为）
除了水道运输的天然优势，随着农具的完善，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扩大和农艺技术的成熟，有力地推动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以及粮食商品化程度加强，这也是草市镇形成的基础。特别是对于条件优越的东乡而言，农谚有云：“千人桥熟，舒城足”。丰收之年，“方夏蚕毕工，秋稼初敛，绵（丝）帛米粟，充满廛市”。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造成“平民业作，常苦币重”，另一边“坐贾蓄家，巧以贱价取之”，从而获取商业厚利。据“卜筑居”提供线索，上世纪90年代，杭埠河（谈湾附近）打砂时，曾发现青铜剑、金银器及元代钱币“至正通宝”数件。宋元时期，上阳之初，应是依附水埠码头、圩田包围的草市，规模虽难比市镇，但已经有了雏形。  2020年，金秋稻田（摄影 | 张向阳）
如果说唐宋时期是市镇从传统草市及军镇体系脱胎而生的初期阶段，那么明代则是市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一文，将宋代称为“市镇机能转变的过渡时代”，又将明代的“高峰”年代设定在“15世纪末（尤其是明成化、弘治年间）”。而这种说法，同样接近上阳正式建镇的时间。从旧志资料来看，嘉靖十三年（1534）的《南畿志》，出现了“上阳镇”最早的记录，除“上阳”和划属合肥的“新仓”外，“牧马”和“乌纱（沙）”亦是新面孔，连同宋代古镇，合为舒邑六镇。  明代《南畿志》书影（来源 | 资料图片）
前文提到了交通运输和农业经济，随着生产力得到长足发展，到了明代这些优势愈发突出。据万历《舒城县志》记载，谷类34种、货类17种、竹类8种、木类24种、果类18种、菜类21种、瓜类9种、花类33种、药类44种、羽类29种、毛类22种、鳞类9种、介类5种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上阳镇为“商旅聚集之所”，既有码头，扬帆前河，又有古渡（如老鸭湖渡等），连通南岸。正如相关学者所言，“市镇获得商业独立地位后不断扩展”，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市镇的兴盛和发展。  2021年，古渡残舟（摄影 | 束文杰）
与江淮地区其他市镇相同，上阳镇的建设与发展，也有大量移民的参与，特别是以名士领衔的大家族。据嘉靖《九江府志》及《刘氏宗谱》记载：成化戊戌（1478）进士刘清，字一之，生于正统三年（1438），江西德化人。初任浙江嵊县（今嵊州市）知县，后改任瑞安（今瑞安市）。弘治年间，寻迁（南京）太仆寺丞，“见（舒城）县山水环绕，俗美风敦，遂卜居千人桥东南之上阳镇”。嘉靖己酉（1549），张广堂弃官避乱，举家隐居上阳镇。淝南谈氏，洪武三年（1370）由婺源、江西南康（今赣州市南康区）迁至合肥谈大郢，其后裔一支复迁于上阳镇（故名“谈家湾”，又作“谭家湾”）。此外，陈文景、陈文羲兄弟世居上阳镇，“耕读传家”，由于旧谱毁于兵火，溯源“无从考查”。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初年，束均甫因“爱韩渚山水之胜”，由淝南九连沟卜居于此，与上阳镇隔河相望，后世子孙繁盛，渐成舒邑东乡名族之一。  《龙舒张氏宗谱》书影（来源 | 舒城之窗）
上阳古镇，兴于河水，亦衰于水。旧时，东乡洪水频发，民间常言：“圩田好做，五月难过”。以明代弘治至清代康熙年间（1488—1722）计，便发生了三十余次洪涝灾害，包括“霪雨”、“大水”、“涝”、“蛟”等，所及之处，圩田尽没，禾稼尽伤，庐舍倾坏，多溺人畜。水灾过后，往往又伴随着“饥”、“疫”或“旱”的发生，以致粮价飞涨，盗贼蜂起，人至相食，饿殍满道。洪涝灾害，亦改变了河道的走向。旧时，如前文所言，“由束家湾（经上阳镇），至周公渡合南港河，经航埠，至三河镇入后河”为巴洋河“南支（流）”，“经流”则为“经千人桥，过重阳荡，经沙桥寺、梅林桥，至三河镇入后河”，又称“中支（流）”。道光二十七年（1847）大水，南支“遂为经流”；光绪年间，中支“王司渡以西、梅林桥以东（河道）皆淤”。  2020年，洪水侵袭（摄影 | 张凌云）
目前已知“千人桥”最早记录，出现在康熙庚辰《舒城县志》，即“圆通庵，县东千人桥”。而上阳镇废镇时间，应在顾祖禹开始著书的顺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十一年间。除了自然灾害，明末亦屡遭战火侵扰。张献忠部，数次围攻舒城，“大掠”县城、桃镇、三河等地；崇祯十五年（1642）夏四月，攻陷舒城，“改为得胜州据之”，“贼屠（城）”。  张献忠第一次攻舒示意图（制作 | 黄舒伟）
凡此种种，上阳镇元气大伤，逐渐失势，而陆路上，往来上阳镇的支路与舒（城）三（河）大道形成的“三叉路口”，成为了商贸交易的新中心，遂迁镇于此。市镇傍河，时为巴洋河经流（今杭北干渠），富商捐资建桥，“因出资赞助者数千人”，或言“落成首日千人过桥”，故称“千人桥”，镇因以名焉。嘉庆《舒城县志》记：“千人桥镇，县东二十里”，“上阳镇，《府志》载（县东二十五里），今废”。这便是前人所云：“先有上阳镇，后有千人桥镇”。  2017年，鸟瞰千人桥（来源 | 资料图片）
历史上的上阳镇人口数量如何？已不得知。但从前文大量移民迁入，以及东乡历来人口基数，便可窥见一斑。而市政管理、市场规模等，设有“汛”（驻军），其余无考。市容“原貌已无存”，市镇建筑仅知码头、渡口及“上阳镇庵”，其中码头毁于咸丰三年（1853），渡口旧址仍存。上阳镇庵，始建年代不详，光绪《志》称“祀檀念二、王绍、胡拱宸之所”。檀念二，宋人，因“母章氏病几绝”，遂“刳胫取髓”奉食；胡拱辰（宸），明洪武初，由孝廉为歙县丞，“建春晖堂以奉母”；王绍，明永乐丙戌（1406）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母卒庐墓三年”；上述皆因孝亲名列史册，其中后两位并祀于乡贤祠。新中国成立后，庵有房屋六间，为上阳村村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庵舍悉数拆除。  舒城县上阳镇示意图（制作 | 束文杰）
“废”镇的上阳，经历了商民四散的囧境过后，回归本源，“变身”村保，小河弯弯，农耕桑织，隐于乡野，独享静谧。如今行走田间村头，世人很难想象，这里竟曾是一处水埠古镇！是的，它消失的太彻底了！  2015年，上阳大桥（来源 | 资料图片）
| 
发表于 2022-5-4 00:16:16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