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在八一三事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见不到儿子，也见不到明之。从杭州到上海并不遥远，但是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交通中新，我无法去上海看望儿子。杭州与金华更近，可是那条并不很‘宽的富春江犹如一道银河，把我与明之像牛郎织女那样隔开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虽然天各一方，但是我们都关注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每天看报、听广播成了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我在浙江省政府里能看到《中央日报》，还能听到不少抗战前线的消息。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报道：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9月25日，林彪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忻口会战中取得平型关大捷；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看到这些消息，我心中非常高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看到对中国共产党的正面报道。过去国民党是称中国共产党为“共匪”的。但是，我只能在心里暗暗高兴，不敢和别人谈论时局，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从而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我一直牢记党组织的交代，我的身份要严格保密。我在机关里听到的最令人振奋、又能和职员们共享喜悦的消息，是国民党爱国将士浴血奋战，上海闸北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雄故事。

八一三事变之后，中国军队88师262旅24团在闸北一线完成防守任务，于10月26日奉命进入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掩护兄弟部队西撤。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热业、中南等“北四行”在上海的合营仓库。那是一座7层钢筋水泥大厦，十分坚固，对我军防守有利。524团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仅400多人，副团长谢晋元在接受英、美记者采访时，为迷惑敌人，便对外宜称有800人，这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524团进入四行仓库后，副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就向全体官兵发誓要以死相拼，与仓库共存亡！

官兵们齐声高呼：“保卫大上海，人在仓库在！”决心战斗到流尽最后滴血。

八百壮士在弹药匮乏、外无援兵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孤军血战四昼夜，击退日寇数十次进攻，仓库巍然屹立，国旗高高飘扬，敌军不仅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次战斗共炸毁敌坦克两辆，重创一辆，毙敌200多人，伤敌难计其数，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掩护了数十万大军的安全撤退。而524团只有5人牺牲，32人受伤。

日寇眼看不能取胜，便一方面用重兵将四行仓库层层围困，不让524团突围外撤：另一方面以不伤害中国官兵、不招降、不受改编为条件，商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谈判停火。当时，524团处于孤军无援境地，环境险恶，无法继续对抗下去，便接受了停火条件。

10月31日深夜，全体官兵向前来接洽的英国军官交出所有武器，然后进入公共租界的临时军营。至此，震惊中外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胜利结束。“八百壮士”的事迹，传遍了海内外，被誉为“盖世英雄”。

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到上海守军的后方，9日占领淞江。守军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被日军占领。

11月20日，南京政府发布了迁都重庆的公告。于是浙江省政府的小职员们私下议论：士兵往前冲，政府向后撤！这样的仗还能打胜吗？我也和大家一样，心中充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恨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迁至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占领南 京后，放火劫掠，肆意屠杀，妇孺老弱，惨死者达三十余万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陷落，我心情非常沉重。泰兴和南京仅一江之隔，如今南京已经沦陷，泰兴当然危在旦夕。如果泰兴陷入敌手，日寇会不会像在南京一样屠城？离开家乡五年了，也不知母亲现在还安康否。

几天之后，坏消息传来了：12月16日，泰兴也落入日寇魔爪。我惦记着母亲和泰兴的父老乡亲，惦记着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心如刀割，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不想让薛科长夫妇为我操心，更不想打扰薛科长一家。

入夜了，夜是那样宁静，可是在这宁静的夜晚，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我忍不住躲在被窝里哭了起来。可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我必须要冷静思考，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其实八一三后，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已经中断，现在又不知道鲁大哥、姐夫舒曰信和姐姐伊娜的去向，眼下丈夫华明之也不在身边，连个可以商量的人也没有。我真正感到孤立无助，翻来覆去地思考着。

好在我牢牢记得，党组织曾经指示：不要放弃现在省政府议事科速记员的岗位：要和党组织保持联系，一旦失去联系，要积极设法和党取得联系。我想目前只有等与明之见了面再细细商量。我一夜未眠，看看窗外，东方已经透出一抹晨曦。

早在12月初，在南京宣布迁都重庆之后，朱家骅就意识到，杭州难保， 便决定将浙江省政府迁往金华。在杭州陷落之前，浙江省政府机关的职员已陆陆续续撤出省城，前往金华。我是省政府机关最后一名撤离杭州的年轻女职员。我与薛科长等人收拾了所有的文件、档案，直到杭州陷落的前一天，才押着文件、档案，登上开往金华的汽车。12月24日杭州失守。而早在12月6日蒋介石就召回朱家骅准备重用，由黄绍竑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上海、南京、泰兴、杭州的先后沦陷，使我倍感国破家亡之痛。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到了金华，就可以和明之团聚了。

12月24日，我到了金华，马上去浙赣铁路局找明之。兵荒马乱，夫妻重逢，悲喜交加，不由得相拥而泣。在我们夫妻分离的四个多月时间里，虽然通过几封信，但是有关上海和泰兴亲人们的情况，我们都一无所知。这使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颠沛流离的生活，忧国忧民，思念亲人，再加上经常饥饱不定，使我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金华出火腿，老百姓几乎家家养猪，且以散养为主，街上到处可见猪的踪迹。金华的猪个头不大，且瘦，犹如野狗。要过年了，人们想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夫妻俩和几个同事合伙买了一头几十斤重的小猪，那肉香至今留齿。我们 在流亡中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

金华被确定为浙江省府临时所在地，

一时涌进很多从杭州撤来的人，使金华的住房变得异常紧张。在我来金华之前，明之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我来后，头几个晚上我们仍然各自与很多人挤在一起打地铺。对此，我们倒并不在乎，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没有一个我们夫妇俩谈“正事”的地方。我有好多问题要和明之一起探讨：党组织在哪里？时局将如何发展？下一步该怎么办？

浙赣铁路局没有能力解决明之的住房。于是我只好要求省政府给我们夫妻安排一个住处。

1938年元旦后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说是房子找到了。我兴冲冲地跑去一看，心里凉了半截。那是一所阔人家夏天乘凉的简易房，坐落在一片偏僻的竹林之中。房子已破旧不堪，门关不上，四周都有窗户，而玻璃全已破碎。寒风吹来，竹林沙沙作响，更添了几分萧瑟。虽然气温很低，屋里和户外一样冷，但不管怎么说，我和明之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

就在这间四面透风的房子里，我们探讨时局的变化，策划今后的打算。我对明之说：“在杭州的时候，我就在《中央日报》上看到，国内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通讯社公布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 八路军和新四军。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真的能合作抗日吗？”

明之沉吟片刻道：“现在还很难说。你还记得吧？‘双十二事变以后，你还气愤地说，张、杨把老蒋杀了就好了！”

我说：“当然记得。你说，如果把他杀了，南京政府一乱，会更麻烦。周恩来到西安见他，逼他抗日，说明我们的党站得高，看得远。”

明之说：“是啊，如果没有这个西安事变，如果没有捉蒋放蒋，就不会有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了。”

我仍然有些忧心重重：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太落后。虽然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国军也在一些战场上顽强抵抗，但还是无法挽回战势不利的局面。淞沪会战、太原会战都大打一场，十分惨烈，但还是失败了。你说，中国抗战的出路在哪里？

文如玉

明之说：“当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他痛苦地摇摇头。

我说：在杭州的时候，有党组织领导我们的工作，形势和任务心里很明白。现在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明之沉默良久才说：那次伊娜到杭州，传达组织的指示，让你跟着浙江省政府走。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只能继续按照原来的指示做。

我说：党组织让我跟省政府走，为的是继续获取情报。可现在省政府根本没有有用的情报。即使有些情报，我们也送不到党组织手中。况且如果日本人打过来，省政府又不知要撤到哪里去，我再跟着省政府，还有意义吗？

明之想了想说：你说得对！现在上海沦陷，交通和通讯完全阻断，我们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上海党组织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明之沉默片刻，突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只有找到了党组织，才能明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听完明之的话，高兴地说：对！我们俩想到一块了！记得两年前，在上海，我最后一次见到组织领导“小张”（丘吉夫）时，他明确交代，万一与组织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现在情势下，我们应该主动去找党！

明之说：老李（王学文）教导过：做情报工作要对党无限忠诚，不怕艰苦，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甚至生命。“小张”还嘱咐过：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

此时，明之拍了板，作出了决断，我们意见完全一致了，方向明确了。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党呢？

在金华，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央日报》，只能在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寻找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报道。浙赣铁路局人来人往，各种消息很多。明之留心了解有关时局的最新消息。从中得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已于12月1日迁至重庆办公，而国民党中央机关则移驻武汉办公。这时的武汉，已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我们还得知，在国民党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也都到了武汉，并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

1938年初的一天，明之下班回家，拿着一份新出版的报纸，兴冲冲地对我说：好消息！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设立政治部，任命周恩来为副部长，部长是陈诚。

我非常激动地说：这说明现在真的国共合作，可以一致抗日了！

明之接着说：还有，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报《新华日报》。

我急切地问：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在哪里呢？ 一说到“党组织在哪里”的问题，明之马上又沉默了。是啊，党组织在哪里呢？

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响应，成千上万的爱国工商界人士、文艺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纷纷从沦陷区涌向武汉。

明之认为，上海沦陷，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说不定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迁往武汉了。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我听后茅塞顿开，高兴得跳起来：对呀！我们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这是1938年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屋外虽然寒风刺骨，但是我和明之的心里像是揣着一团火，彻夜不眠。经过反复思索和商议，我们做出了一生中重大的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的苦苦地在战乱中寻找党组织。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此脱党，无奈回家当个平民百姓。我们也想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去武汉，往西走，这意味着离生活在上海、泰兴的亲人越来越远了。然而我们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现时的情况是日寇气焰嚣张，妄图占领整个中国，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要抗日救国，就必须紧随共产党。因此我们决定不退缩、不沉沦，自觉地向前冲。

这时我们又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去武汉，那我们将失去经济来源，今后的生活无以为继。思前想后我们觉得，只能先去一个。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先去呢？

明之说：我是党员，应该我去。何况出门在外，男人更方便一些。

我不同意：我在浙江省政府供职，那里可以请长假，现在有的职员已经停薪留职。你在铁路局，长期告假不可能。此外，你的工资比我高，一人收入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还是我去吧。

明之觉得我言之有理，便说：我对你的闯劲和能力很有信心。

当明之同意我的提议时，我却又有些顾虑：我有独自去武汉这个勇气。可是我还没有加入党组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会不会信任我？

我刚参加革命时，认为自己觉悟不够，不敢提出入党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秘密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后，我才向舒曰信提出入党申请。舒曰信虽然嘴上说：“很好。”但是对我入党的要求，他始终没有作正面的答复，总是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我觉得可能是自己还不够条件，就没有再提。至于舒曰信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一直不清楚。而已经是党员的明之，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其中原委。今天，当我提及自己还不是党员时，明之认为，现在有必要告诉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接纳我入党。他对我说：舒曰信曾告诉我，由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级有指示，暂时不发展党员。我怕影响你的情绪，就一直没有把当时地下党艰难和险恶的处境告诉你。后来日军逼近，沪杭交通阻断，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听完明之一席话，十分感慨。

事实上，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连遭严重破坏，损失惨重。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函称：上海现在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随后还指示：不准向上海调干部，不准在上海开会，不准在上海发展新党员；要上海的地下党员隐蔽起来，化整为零，分散保存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入党要求自然未能如愿以偿。

明之对我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积极主动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入党的！”

我说：“是的，我要不断努力！”但我又有些担心：“我一个人去找党， 一旦有什么事，也没有人商量，怎么办？这些年有你在身边，我什么也不用操心。离开你，我就少了主心骨。”

明之鼓励我说：“你做秘密情报工作也有几年了，有独立活动和交际应酬能力。你可以先去武汉打探，一有消息，马上发电报，我会尽快去武汉与你会合。”

我听了，信心倍增，准备马上出发。

日寇步步逼近金华，果然浙江省政府被迫撤到浙江永康方岩山区。而这时候，我与明之已决心到武汉去找党，觉得我再跟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往山沟里跑，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我向浙江省政府请了长假。省政府同意我“停薪留职”。明之所在的浙赣铁路局也要继续西撤，于是我告别了撤退到金华的薛科长一家，和明之一起乘坐铁路局的火车，经江西上饶、南昌，到达湖南醴陵。

在醴陵，明之留下继续工作。我小住几天，准备起程。当时我的胃溃疡发作，经常呕吐、便血。细心的明之关切地对我说：“你路过长沙时，抓紧时间治治病，好好休息一下再去武汉。”

1938年春节刚过，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告别明之，只身一人开始了到武汉去找党的艰难历程。

文如玉

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

1938年初春，我从酸陵到了长沙。为了节省盘缠，我和一些流亡青年一起，住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招待所。真是巧得很，在长沙火车站附近，我遇见了浙江省政府的钱清廉。

“沈小姐，你怎么到长沙来了？”钱清廉好奇地问。

钱清廉是英国留学生，在省政府是朱家骅的下属，因此与我经常见面，杭州沦陷之后，我们才分开。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此行的真实目的。我对钱清廉说：“我来长沙治病，现在想在长沙找个临时工作，挣点生活费。”

钱清廉马上热情地说：“我有个朋友叫任振威，也是英国留学生。她在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工作。我把你介绍给她，也许她会给你安排个差事。”说罢便写了个便函交给我。

我很高兴，拿着钱清廉的信就去找任振威。

我找到任振威，递上钱清廉的介绍信。任振威高兴地对我说：太好了！我们正需要速记秘书。她马上给我安排了一个速记秘书的工作。

任振威出身豪门，思想进步，当时是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的负责人之一。她一句话，我就进了妇女训练班。

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创办的。1937年八一三凇沪抗战失利后，张治中回到家乡，安徽巢湖之滨的洪家曈村。他在家乡休整了一个月，蒋介石就任命他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当时的态势是日寇将沿长江而上，湖南必成为后方重镇，故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非得力且有威望之干员不能胜任，于是蒋介石又选中了张治中。1937年11月张治中到长沙走马上任。他两度深入底层，体察民情。其中有一次还是微服私访。根据发现的问题和抗战形势的需要，张治中制订了《保卫湖南的战争计划》等一系列实施“新政”的措施。 组建行政干部学校是实施“新政”的措施之一。目的是培养五万知识分子，分批解决县长、督导员、政治训练员、技术辅导员、乡长、镇长、保长、妇女训练员等岗位人员不足和落后的问题，以改变湖南省公职人员的整体文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妇女训练班设在长沙圣经学校（旧址在现长沙芙蓉区韭菜园，省政府机关大院内）。当时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条件十分简陋。训练班的教师与学员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伙食是免费的，每顿一个菜，一盆饭，一大桶清汤，即清水加酱油，上面漂几个菜叶。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基本可以吃饱。八人一桌，每桌选一个桌长，负责给大家分菜分饭。每天早晨还集体跑步出操。我对这种集体生活感到很新鲜，心情也很愉快。

妇女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她是一位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不过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对国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因此做具体工作的都是张治中手下派来的人。

妇女训练班分若干组，组长多半有大学学历，学员多为高中毕业生，不少是从外地流亡到长沙有爱国思想的女青年。训练班没有课本和讲义，全部由各组组长和外请的专家讲课，张治中本人还到训练班做过报告。我负责把他们讲课的内容速记下来，整理成文，印成讲义材料，发给学员们学习讨论后，每个学员还要写心得体会。训练班三个月一期。第一期结束后，不少学员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活动，有的还可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训练班上，我结识了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

罗叔章是妇女班生活指导组組长，主要负责组训工作。王汝琪是理论组组长。罗琼是文化事业组组长。她们在训练班上讲课，分析抗日形势，宜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

——“只有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

——“我们怎样才能得胜？根据中国的条件，只有拖住日本人。他们气势很盛，想凭借精良的武器，速战速决。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有四万万同胞，我们要把日本人拖到泥坑里，一点点耗尽他们的力量！”

——“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才是战胜敌人的惟一出路！”

我听了这些言论，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当时我并不知道三位组长真实的政治身份。她们讲课时候，我做速记格外认真。在三位大姐的引导下，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虽然是工作人员，可是罗叔章大姐有意识让我多参加一些学员们的活动。

一天，学员们在操场上学唱抗日歌曲，罗叔章大姐要我停下手上的工作，去操场与学员们一起学唱，我很高兴参加这样的活动。唱抗日歌曲是我在妇女训练班上最开心的事情之一。

这天，来了一位教歌的老师，他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俨然是一位艺术家。教歌时既没有人伴奏，也没有发歌谱，他大声唱一句，学员们就跟着唱一句。后来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贺绿汀，1934年以钢琴曲《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在国际上获奖，为乐坛所瞩目，后来还为《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影片谱写插曲和配乐。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赴内地宜传抗战。在深入敌后部队演出时获得灵感，创作了《游击队歌》，并很快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流传开来。不久前，他回到湖南老家，接受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的邀请，到学校各训练班教唱这首《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数，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菅地， 在高高的山冈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

由作曲家本人亲自教唱，学员们的情绪格外激昂。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战时期，全民的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加上曲调激昂动听，歌词朗朗上口，一学就会。《游击队歌》形象地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队与敌人周旋的真实场面。唱歌时，学员们热血拂腾，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妇女训练班的上空。此刻，我的心仿佛也随着歌声飞到千里之外游击队的营地。

在训练班里，罗叔章大姐和我同住一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得整理白天的速记稿，睡得很晚。星春二月，长沙天气很冷，我半夜回到宿舍，手脚冻得冰凉，我就钻至罗叔章大姐的热被窝睡觉。因为睡得迟，所以早晨经常会起得晚。罗叔章大姐总要让我多睡一会儿，等我起床后才收收拾地铺上的被褥。有时我睡得太实在，醒不过来，罗大组就一边拍我的屁股，一边说：“小鬼，太阳照到你的屁股了，还不起来！”

后来，基至到全国解放以后，罗叔章等三位大姐见到我时，还会开玩笑地问：“安娜，打没打屁股呵？”然后我们拥抱在一起，互相拍拍打打。

训练班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丰富多彩，十分充实。我在训练班心情非常愉快，原来很严重的胃溃疡病，竟不治而愈了。

我根据三位大姐在训练班的言行，猜想她们一定是共产党员。有一天，我忘情地对罗叔章大姐说：“我也参加了革命，做特殊的秘密工作。你是不是共……”罗大姐马上用手势制止我，徽笑着说：“这种事不要随便对人讲啊！”

罗大姐虽然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但是却使我越发敬重她。同时我也意识到，根据“舅舅”（王学文）“保守党的秘密，不暴露自己”的指示，自己这样做是过于鲁莽了。罗叔章大姐提醒我不能随便对人讲，及时为我敲了警钟。此后，我未再暴露自己的进步倾向和真实身份。

第一期训练班的后期，几个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把持了训练班的实权，他们怕罗叔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青年，因此经常阻止罗叔章等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罗叔章等人就与他们辩论，双方各持己见，争吵得很厉害。我每次在旁边观看他们辩论，尽管插不上嘴，我的立场和观点是倾向三位大姐的。在这期训练班结束之后，把持训练班实权的反共分子，就不再发给罗叔章等人聘书。他们认为我是罗叔章的“小尾巴”，因此虽未公开解聘，但对我已有所警惕。三位大姐决定离开长沙去武汉。我本来就是要 到武汉去找党的，便随她们一起走。只是我们彼此都未暴露去武汉的真正目的。

与我们同去武汉的，还有任振威。

文如玉

武汉街头巧遇“革命引路人”

1938年5月，我随罗叔章、王汝琪、罗琼三位大姐到达武汉。我在武汉举目无亲，无处安身。王汝琪的爱人陈传纲的母亲家在武汉，我就随王汝琪大姐住在她的婆婆家。

武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武汉九省通衢，拥有贯通八方的铁路线和堪称黄金水道的水上交通线，自清末以来就是内陆地区无可争议的工业、经济、金融中心，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都声名显赫。

武昌也是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地方，此后几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现在又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武汉还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刚刚进入五月，闷热的空气已经笼罩武汉三镇。我到武汉时，正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蜜月期”。那时国民党特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猖獗，政治气氛较为宽松。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非常活跃。演讲会、读书会、街头活报剧等抗日宣传活动，形式多样。传单、标语琳琅满目。我满怀革命激情，不由自主地融入了抗日宣传的洪流中，我参加了量才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和歌咏队。

量才图书馆是以进步人士史量才的名字命名的。我在参加革命之前就听说过史量才。他是《申报》总经理，还是上海市参议会会长、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主要领导人。由于他与杨杏佛、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关系密切，为抗议蒋介石杀害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他办的《申报》又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和“党化”教育政策，积极宣传强硬抗日政策，因此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浙江海宁的公路上，被戴笠派出的六人特务行动小组枪杀。史量オ之死在上海乃至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我当时就是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

参加量才图书馆读书会和歌咏队的成员，大都是从外地流亡到汉口的爱国青年，他们虽然操各地方言，但是宣传的却都是抗日的道理。这些青年，以江南一带和东北救亡青年人数最多，他们抗日情绪最激烈。在读书会上，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还在歌咏队学会了《女青年战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最后胜利是我们的》等抗日歌曲。

有一次，一支歌咏队在武汉演出，其中演唱的有一首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领唱的是一个九岁的东北小姑娘，上百人的歌咏队齐唱，观众有上千人。小姑娘的歌声虽然稚嫩，但是真挚、凄楚、如泣如诉；歌咏队浑厚的齐唱，更显悲怆。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观众无不潸然泪下。台上台下的抗日情绪融为一体，演出成了演员和观众的齐唱。尤其唱到最后一句“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几乎成了千万人的呐喊。演唱会使我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震撼。我深深感到，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领悟到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的主张的无比英明！我 深信，中国只要坚持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日寇必然会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逃灭顶之灾。从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革命到底的决心。

“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金山和王莹等人，此时正在汉口拍摄影片《最后一滴血》。剧组到我们的歌咏队选群众演员，我被选上了。我觉得拍电影很有意思，欣然前往。1934年我在上海“南洋高商”上学时，受同学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曾做过几天明星梦，差一点就去拍电影。没想到四年后，我又被拉到了摄影机镜头前。开始拍摄时，我有些害羞，总往人群后面躲结果被剧组人员发现，几次把我拉到了最前面。

那时侯拍电影没有剧本，导演给我们几句台词，接着让我们挽起裤脚管，光着脚，一边唱《江南三月好风光》，一边插秧，拍了几个镜头。后来日军进犯武汉，大家不愿做“顺民”，就各奔东西。而我心中还惦念着那部进步电影《最后一滴血》，也不知拍成了没有。至今我还留着当时拍的卷着裤腿的一张小照。

在武汉，经任振威介绍，我认识了屈伯传。屈是任振威在英国留学时的同学、世界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人员。5月下旬，世界学联会代表团应邀来到武汉，受到爱国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我听屈伯传说，中共代表团将在汉口召开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

我对屈伯传说：我也想去看看。

屈伯传说：好吧，你可以随我去参加欢迎活动。

第二天，是武汉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我早早地赶到开会地点。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场面宏大而热烈。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王明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周恩来和王明还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王明，因为距离较远，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但是他们演讲的内容倒是听得清清楚楚。周恩来的讲演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有志青年抗日救国，很令人振奋，我听了顿时热血沸腾。

王明的演讲长篇大论，听起来也很新鲜，不过深奥难懂，当时觉得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语速很快，不大容易听得明白。

在欢迎会上，世界学联会的代表也讲了话。他们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到底，赞扬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不屈的精神，这也使我大受鼓舞。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聆听中共高级领导讲演的日子，因此我牢牢地记住了。

我虽然知道周恩来、王明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当然不敢贸然上前和他们联系，也不敢公开打听中共党组织的所在地，只能在暗中寻访。当时在武汉，只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是公开的，中共党组织和大部分共产党员仍处于地下状态。我想，即使找到了“八办”，如果没有认识的人，自己的身份无法证实，党组织会相信我所说的话么？我感到自己像一棵无名的小草，漂在茫茫人海里，无奈而又无助。此刻，我才意识到，我和明之把“到武汉去找党”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

但我想，既然来了，就不可轻易退缩，要千方百计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天，我在马路上，边走边四处张望，心里寻思道：到哪里去找党啊！

我一抬头，猛地看到了一个高大魁梧而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在上海老北 门家里见过的鲁大哥﹣﹣鲁自诚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喜出望外地大叫起来：“鲁大哥！鲁大哥！”

此人正是鲁自诚。他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我相遇，于是马上把我拉到墙角边，惊喜地小声说：真没想到在汉口见面了。明之也来了么？

我说：我是一人来的。明之随后就来。

鲁大哥，你什么时候来武汉的？ 鲁自诚说：我也是刚来不久。

他告诉我，1937年他与华明之的妹妹华曼倩结婚了。她现在也参加了革命，已改名叫华韵三。

我高兴地随口说：韵三，多好听的名字！是不是与你的字“鸣三相应啊？

鲁自诚笑而未答。

我说：现在我们更是一家人了！

鲁自诚是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明之和我的革命引路人和启蒙老师，过去我们就一直称他为大哥，现在他真正成了我们家庭中的成员。

虽然鲁自诚比华韵三年纪大很多，但是我对他们两个结为夫妻，一点也不感到意外。1936年秋，我在上海生孩子时，那会儿还叫华曼倩的华韵三，总缠着鲁自诚问这问那，当时我就看出她对鲁自诚非常仰慕，甚至是崇拜。

我还听见公公和婆婆议论过鲁自诚。

公公认为，鲁先生相貌堂堂，举止文雅，学问很深，像个英国绅士。婆婆觉得，鲁先生对老人很有礼貌，把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男人是可以放心的。

就这样，鲁自诚不但成了华的三的偶像，也是我和明之以及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偶像。

文如玉

鲁自诚将我带到他与华韵三的临时住处。我来到武汉举目无亲，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了。华韵三已有身孕，即将临产。我们久别重逢，两人 有说不完的话。她一会儿问大哥明之在哪里，又问杭州沦陷后我们去了什么地方，再问有没有上海亲人的消息，等等。兵荒马乱时期，他乡遇亲人，倍感亲切，三个人一起聊个没完。

我见华韵三和鲁自诚十分恩爱，不由得想起1936年秋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自诚时的情景。于是就问华韵三：“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爱上鲁大哥了？”

华韵三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对鲁自诚说：“鲁大哥，我听明之说，你曾经两次入党，三次被捕。那次在上海，你只给我们讲了第一次被捕受刑的事。现在形势不一样了，你就把你的革命经历详详细细地讲给我听听吧。”

华韵三也说：“过去你总是说没时间，也没心思，现在安娜也想听，你就详细地讲讲吧，我们都想听呢。”

鲁自诚沉吟片刻，说：“好吧，我就简单讲讲我的被捕经历，这对你们今后干革命工作也许有好处。”

1924年鲁自诚被直系军阀的侦缉队逮捕，侦缉队认定他是罢工的组织者，对他实施多种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无所不用其极。鲁自诚的前胸手掌大的一块疤痕，就是被用烙铁烫后留下的。

1932年5月，鲁自诚回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这年秋季的一天，鲁自诚被英国巡捕视为嫌疑分子抓了起来，关在提篮桥监狱的西牢。因没有证据，后由党组织想方设法，将他保释出狱。

鲁自诚第二次被捕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至1934年，他不惧白色恐怖，满怀革命激情，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先后介绍舒曰信、华明之和姚子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姚子健1934年5月入党后，获取的国民党参谋本部的军用地图都交给鲁自诚。鲁自诚高兴地说：“有了这些军用地图更有利于带领红军部队向国民党军队作战。” 12月，他将姚子健也像舒曰信、 华明之那样，负责任地交给了当时在上海专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的王学文。

1934年12月，鲁自诚离开上海到北平工作。因为他不知北平党的机关已被破坏，与联系人又不认识，所以他刚走进机关，便被逮捕。

鲁自诚已经有过两次被捕的经历，知道怎样应付突然发生的新情况。经过多次刑讯，鲁自诚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特务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他们需要的口供，遂把他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6年，董必武了解了鲁自诚在狱中的情况后，通过关系将他保释。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鲁自诚受党的指派，通过董必武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二十三集团军副参谋长、皖南游击可令部司令员，授少将军衔。同时，他在党内还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华韵三也穿上军装，担任游击司令部秘书。

1938年5月，鲁自诚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离开皖南来到武汉。因为此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基础上筹建中央训练团，急需人才，董必武又通过关系，推荐鲁自诚到中央训练团工作。

我听了鲁大哥讲述的三次被捕的故事，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我非常钦佩鲁大哥坚定的革命意志，并发誓：自己也要做一个像鲁大哥一样坚强的共产党员，做个“硬骨头”。

我向鲁自诚讲述了八一三之后，我和明之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以及来武汉的目的，并急切提出入党的要求。对鲁大哥，我没有什么不可坦诚相告的。

鲁自诚说：过去，你和明之是做秘密情报工作的，当时我虽不是你们的领导，但我知道你们的情况。现在你去“八办”，不能随便向“八办”一般接待人员暴露你们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身份。一定要见到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才能汇报你们两人在上海和杭州的工作，可以要求分配工作，也可以要求入党。

听了鲁自诚一番话，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太好了！在武汉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鲁大哥突然奇迹般地出现了，并再一次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

有幸得到鲁自诚的指点，我很快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0天后的9月12日，又将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但中共内部还是延用“八路军”的称谓。

武汉的“八办”设在原日本“大石洋行”内，门前挂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牌子，有八路军战士站岗。“八办”是中共在武汉的对外办公机构，对内即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均在此办公。“八办”前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总算找到了党了！我站在“八办”门前，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公开机关！

经传达人员联系，一位30岁左右的女干部走出来接待了我。她和我热情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姓孟，叫孟庆树。”但没有讲自己的职务。

我见她年纪不大，不像办事处领导。于是根据鲁自诚的指点，直截了当地说：“我要见办事处领导。”

孟庆树说：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我再向领导汇报。

我当时不知孟庆树是什么身份，后来才知道她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爱人，当时任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孟庆树快人快语，显得精明强干。她见我犹豫不决，就主动问道：你从哪儿来？有什么事？

我说：我叫沈琬，是从浙江来的。我丈夫叫华明之，1934年入党，我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我们二人在杭州做地下工作。由于战争，交通阻断，我们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我要求见董必武同志详细汇报情况，恢复组织关系。

孟庆树问：你们属哪方面组织系统，领导人是谁，做的什么工作？

我想起鲁自诚的交代，不能说是做情报工作的。再说我也根本不知道白己是受中央特科领导的，也不知道王学文的真姓实名，因此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孟庆树说：你得简单说说你的情况，我才好向领导汇报啊。

迫不得已，我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的领导人化名“老李”，真实姓名我不知道，我们叫他“舅舅”。

此时，我心中十分矛盾，还有些委屈。我怀疑孟庆树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党员，不信任我。

孟庆树没再追问，温和地问道：你住在哪里？ 我回答：我住在王汝琪婆婆家。

孟庆树“哦”了一声，接着问道：你和王汝琪是在哪认识的？

在“在长沙妇女干部训练班。在那里还认识了罗叔章和罗琼，三位大姐说我是她们的‘小尾巴’。我确实是‘小尾巴’，现在跟着她们一同来到了武汉。”

孟庆树领会了，点点头，不再问什么。

这时，我要求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立刻向孟庆树提出入党要求。

孟庆树说：这个问题，等接上关系之后，组织上会考虑的。并对我讲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然后说：你留下地址，待我把你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另外约定见面的时间。

离开“八办”时，孟庆树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这次去“八办”虽然没有见到董必武，但是我仍然感到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心情十分愉快。

回到王汝琪婆婆家后，我每天都在等消息，一步也不敢离开，生怕错过了 与党组织恢复关系的机会。

过了两天，我正等得焦急，只见王汝琪带了两个人来家，是罗叔章和罗琼。

多日不见，别后重逢，四个人觉得格外亲切。我们刚说了一会儿话，又来了一位年轻女干部，她进门后就和罗叔章、罗琼和王汝琪一一热情拥抱。我以前没见过她。王汝琪向我介绍道，这位是邓颖超，邓大姐。对邓颖超我早有耳闻，知道她是中共方面有名的女性领导干部，还是周恩来的夫人，此时党内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书记。

我后来得知，几天前，罗叔章等三位大姐都分别去了“八办”。今天是邓颖超约了罗叔章、罗琼到王汝琪家见面，来和她们谈工作的。

邓颖超当时30多岁，年纪比罗叔章小，比王汝琪和罗琼大，王汝琪和罗琼都称她“邓大姐”。我注意到，邓颖超穿一件浅灰色旗袍，身材丰满，脸庞圆润，目光柔和，面带微笑，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王汝琪将我介绍给邓颖超：这是沈琬，和我们一起从长沙妇女训练班过来的，也是个爱国进步青年。

邓颖超打量了一下我，沉吟道：“沈琬？”仿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罗叔章说：我们在长沙妇女训练班相处了三个月，非常亲密。亲人们叫她安娜，我们也叫她安娜。

邓颖超问：你的亲人在哪里？

我回答：我母亲在泰兴，公公婆婆和儿子在上海，我丈夫华明之在浙赣铁路局工作，现在湖南醴陵，很快就要赶到武汉来。

邓颖超点点头：好！安娜这个名字很好听。我也叫你安娜好么？

我听了点点头。邓颖超又张开双臂，把我搂在怀里。

前不久，邓颖超应宋美龄女士的邀请，到庐山参加由宋美龄主持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会上，经过多方协商决定，将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发展为全国性的妇女机构。邓颖超刚从庐山回到武汉，就与罗叔章、王汝琪和罗琼谈工作。

邓颖超先详细询问了长沙妇女训练班的情况，并根据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对训练班做了深入的分析。接着，又给她们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工作中应注意团结中间力量等问题，还提醒她们，在妇运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聆听党的高级领导人讲话，感到很新鲜。邓颖超讲一口只有在收音机里才听得到的标准国语，声音淳厚，语速缓慢，平和亲切，娓娓动听，再配合以优雅的手势，给人以既坚定，又温柔的感觉。我听得几乎入了迷。

我还特别注意到，邓颖超的手指修长，白晰丰润，她的面容虽不能说是美貌，但风度气质非凡，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和感染力。

邓颖超非常认真地听取罗叔章等三人的汇报之后，又转过身来和蔼地对我说：安娜小妹，你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学到了些什么？

我马上毫不顾忌地说：那三个月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训练班和一般学校很不一样，吃大锅饭，睡地铺，跑步出操。我晚上加班身上冷，回宿舍就钻到罗大姐的被窝里。我的胃病，到那里也没治，就自己好了！尤其是听了三位大姐的课，参加学员的讨论，还有平时与三位大姐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省政府时，从各种文件中知道，国军官兵作战很勇敢，可就是打不过日寇，结果大片国土沦陷。在长沙参加了妇女训练班，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全民抗战和全面抗战，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全面抗战”就是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人后方，都跟日寇拼命打；“全民抗战”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开始还有些拘谨，后来越说越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后来发现四位大姐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我，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说：可能我说得不对吧？

邓颖超鼓励我说：安娜小妹，你讲得非常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妇女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妇女也要投身到统一战线的行列中去！

我意气风发地说：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中去。

邓颖超笑而不语。

邓颖超准备离开了。我与邓颖超大姐虽然只是初次见面，由于邓大姐的平易近人，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是可以讲贴心话的，于是急不可待地悄悄问邓颖超：我前几天去过“八办”。不知党给我分配什么工作？

邓颖超听了，仿佛想起了什么，轻轻“哦”了一声。

我补充道：我去“八办”是一个姓孟的女同志接待我的……

邓颖超点点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可能还是原来的工作，你等通知吧。

听到这个“暗示”，我很高兴。可是这“原来的工作”是指什么？做速记？ 搞情报？那么具体工作单位是哪里呢？我想问，没敢问。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我向邓大姐点点头，没再说话。

邓颖超临别前再次和大家一一拥抱，我感到邓大姐的怀抱是那样温暖。从此，邓颖超大姐成了我一生敬仰的伟大女性。

文如玉

过了几天，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到王汝琪家，通知我到“八办”去一趟。我迫不及待地跟着去了。一进屋，就见到一位慈祥的年逾半百的长者。我估摸着他比自己父亲年龄还要大，马上有礼貌地称呼：“伯伯好。”

长者笑着点点头。

高个子年轻人介绍说：他是董必武同志，我们称他“董老”。

我马上想起鲁自诚说的“要见像董必武那样的领导同志”，现在我终于见到了董必武，心里格外高兴。

董必武向我介绍随后进屋的另外两位领导：这位是吴玉章同志，这位是王明同志。

吴玉章是与董必武年纪相仿的长者，我第一次见，而对王明，我有印象。前几天，在欢迎世界学联大会，远远看到过他演讲。他看上去只有三十几岁。进门时，走在吴老后面，个子不高，比一般男人矮，对此我印象颇深。董必武向吴玉章和王明介绍说：她就是沈琬，她的亲人叫她安娜。在浙江省政府时是省主席朱家骅手下的速记员。

我对党内的情况不大了解，也不知董必武、吴玉章和王明在党内担任什么职务。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王明当时还是长江局的书记呢！



吴玉章和王明向我点点头。

他们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只站了一小会儿，说是有事就离开了，留下董必武和我谈话。他们似乎只是为了见见我这个叫沈琬的女青年。后来想想，他们的“见见”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看看这个将被委以重任的女青年到底能不能挑起这副担；二是看看这个即将深入“龙潭虎穴”的女青年到底长得什么样。从他们的神色和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对我的初步印象还不错，离开之前，他们相视微笑，点了点头。

董必武让我坐下，郑重地对我说：你和华明之的情况，已由党内老同志做了政治证明，我们已经了解，恩来同志也知道了。

我乍一听，觉得很奇怪，后来猜想，董必武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肯定是听鲁自诚向他们汇报的，这就是政治证明吧。

董必武接着对我说：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一致抗日。但是，我们深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性是不会变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摸清国民党内部的意图和动向，将会大大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我们研究过了，考虑到你过去做过情报工作，有一些国民党上层关系，又掌握速记技术，今后还是继续在国民党机关里做秘密情报工作。

因为此前有邓颖超的暗示，我对继续做秘密情报工作，是有心理准备的。董必武说“我们研究过了”，这个“我们”是谁，我当时并不知道。事实是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研究决定派我继续做情报工作。这个“我们”就是长江局的领导层。

董必武接着又问我：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工作过么？

我点点头，心里想，难道要我回到朱家骅的身边工作？

董必武看我一脸疑惑，便耐心细致地给我解释：现在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党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简称，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你可以利用老部下的身份去找朱家骅，要求进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这个“秘书处”是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机构。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党提供情报。

听了董老一席话，我这才知道，朱家骅也在武汉，而且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要我打入的是国民党这样高层的机构！我真是没想到！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全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甲）第四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为专任职，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之，承总裁之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理一切事务。”这条规定提升了秘书长的权力。就在这次会上，朱家骅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党部”秘书长。

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得知，刚刚上任不久的朱家骅正在招兵买马，恰巧此时鲁自诚向董必武证明了我和明之的政治身份，并介绍了我们以前做过秘密情报工作：我曾在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是朱家骅的部下等情况。董必武立即与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商量，要抓住这个机会，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尽管我非常想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然而当党组织根据我的有利条件和革命斗争需要，安排我打入国民党高层机关，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我还是欣然从命。

我郑重地对董必武说：我接受党组织分配的任务。

董必武高兴地点点头，接着又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他说：你越打入国民党核心，危险就越大。一定要格外机警，凡事要慎重。

我默默地点点头，牢牢地记住了董必武的嘱咐。

谈话快结束了，董必武说：你等一下，我去叫恩来同志和你见见。



我刚到武汉不久，就曾听过周恩来和王明的公开演讲。不过那天离得很远，看不太清楚，今天有机会单独和周恩来见面，感到十分意外和荣幸。那时周思来头发剪得很短，俗称“平头”（也称“寸头”)，这一特殊发型给我印象很深。他朝我健步走来，我立即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以示敬意。可是一时却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想起鲁大哥说是向“领导”汇报。于是就说了一声：“领导好！”

周恩来也像刚才吴玉章和王明一样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坐吧。”

见我坐下了，周恩来便问道：“多大了？”

我答：“23岁。”

周恩来又问：怎么一个人来武汉？你的爱人没有一起来啊？

我答：我在浙江省政府留职停薪，我爱人华明之仍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我们商量过，等我找到党组织，他马上就来武汉。

周恩来听了点点头，接着转入正题，明确地指示：目前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而蒋介石是被迫抗日，有他消极的一面。蒋介石、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政客，他们总是反复无常的，他们的反共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过去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而且是血的教训。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党捐弃前嫌，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党必须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意图和活动。这样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现在你可利用曾经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抓紧时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我点头表示：明白了。

接着，周恩来又叮嘱我：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搜集情报，要注意隐蔽，要机警灵活。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听得很仔细，并频频点头。

周恩来又果断地指示：立即通知华明之来武汉“八办”接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经验，夫妻俩一起做情报工作，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有事可以有个商议，这样情报工作可以做得更好。

董必武补充道：你们和鲁自诚同志虽然是至亲，但是他从事的也是特殊的秘密工作，你们之间以后要少来往，更不要发生横向的工作关系。

我重重点着头说：记住了。

文如玉

在见过周恩来来和董必武的第二天，我换了件出客时才穿的旗袍，找到江汉二路157号，国民党中央党都秘书处，这是我第一次执行由党中央领导人直接交办的任务。此刻，对于能否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我心中还没有底，而眼下明之不在身边，也没有个可以商量的人，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因此心情十分紧张。

我想，在杭州时，我经常坐在朱家骅旁边做速记，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时，又一起在郊外聊过天，彼此很熟。现在分别时间不长，我相信朱家骅不会不记得我。为了拉近与朱家骅的距离，我决定，在与朱家骅见面时仍称他“主席”，以显示自己是他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部下。

我刚跨进中央党部大门，没想到这么巧，竟然迎面遇到了在浙江省政府时的老熟人，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沙孟海才思横溢，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为人忠厚，在杭州时，对我就比较关照，曾经提醒我小心那些“文人”。现在要是有沙先生从中斡旋，朱家骅再忙，也一定会接见我的。

沙孟海听我说要见朱家骅，便把我领进会客室，随后叫一个小秘书去向朱家骅通报。稍候片刻，朱家骅就出来了。沙孟海对我笑了笑，就退了出去。

“啊呀，是沈小姐！”朱家骅一见面就热情地请我坐下，问道，“你是从浙江来的么？”

我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词”回答道：是呀！主席！我千里迢迢到武汉来，就是要为党国效劳，请主席栽培，安排个工作。

朱家骅听到我要“为党国效劳”，当然很高兴，说：“这个容易，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

我听了也很高兴，心想：这么容易就“打入”了！

可是，突然朱家骅想起了什么，问道：你是不是国民党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人，尤其是你要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行。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事先没有想到会有这个问题，现在又来不及向“八办”领导请示。能自作主张加入国民党吗？

这时我忽然想起董必武、周恩来的谈话。他们曾指示：要抓紧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此事“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眼下如果不加入国民党，就会失去打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良机，就无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想到这些，我立即回答：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参加，现在我要求参加，可以么？

朱家骅痛快地说：“可以。”转身对秘书说：“你们给她办，特别入党！”

我当时不知道“特别入党”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所谓“特别入党”，就是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加入国民党，手续简单，批准时间快，党证上有个“特”字。持这种党证的党员，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从中央党部秘书处出来，我一直在回想与朱家骅的谈话，当天夜里很久没入睡。我想自己不辞劳苦来武汉找党，为的是追随共产党革命、抗日，现在却要加入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国民党，太别扭了。我像是做错了什么事，十分懊恼。可又一想，如果不同意加入国民党，就完不成党组织交给“打入”的任务啊！

第二天，我早早地来到“八办”，把见朱家骅和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一一向董必武做了汇报。

我有些忐忑不安地说：朱家骅已同意安排我到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速记员，但他说，只有国民党员才能在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请示，又不能稍有犹豫。我就同意加入了。董老，你看我……

董必武笑了笑，对我说：朱家骅已同意你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这就“打入”了。至于加入国民党的事，你做得对。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机警灵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要善于隐蔽自己。这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员的身份，才能取得信任，长期立足。至于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听董必武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心中仍感别扭：进入了国民党机关，那些抗日爱国青年会怎么看我呢？

“你是不是还有顾虑？”董老关切地问，像是看穿了我的心。“记住，今后你要学会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懂么？”董老加重语气说。

我点点头。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充满智慧的长者。后来在中央党部工作时， 我每当遇到难题，就会以董老的嘱咐自勉：“忍辱负重”，心中便会增添力量。

“八办”出来，我立即去了邮局，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给明之发电报，要他尽快来武汉。

在国民党“特别入党”的党证批下来之前，朱家骅安排我到他主管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当时负责“庚款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是朱家骅的亲信杭立武，朱家骅让我任杭立武的速记秘书，给我发一份工资，并在该会女宿舍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接着我就从王汝琪那里搬了出来，并再次给明之发电报，催他立即来武汉。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是各阶层各党派合作抗日的象征。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聘请”，形式上包容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实际上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参政会实际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力。

会议工作人员都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的人员兼任。而那时，我的国民党“特别入党”手续还没办好，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央党部。为了给我先安排个临时工作，朱家骅便让秘书通知机要处长，让我和机要处的一位老速记员一起，担任国民参政会的速记员。就这样，我坐到了国民参政大会的速记席上。

在此之前的4月上旬，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写道：“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根据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220名，由各省市及团体遴选“著有声望，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担任”，并经国防最高委员会 核定。

中共方面参加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的参政员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除毛泽东因事请假外，其余六人出席。

六人中，我已经在“八办”见过四位，只有林伯渠、博古是第一次看见。当时，董必武、吴玉章和林伯渠都已年过半百，王明、博古和邓颖超只有三十多岁。

大会由议长汪精卫主持。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的中坚。1910年3月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被革命党誉为大英雄。辛亥革命之后，又与孙中山一起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信。孙中山逝世后，他接替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因受蒋介石的排挤，他曾多次出国“休息”。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出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了个副总裁。随后出任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才貌双全，被誉为国民党领袖中的“美男子”。在参政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汪精卫，发现他的口才确实不错，古文功底很深，讲话不用讲稿，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在这次大会上，我更多关注 的是中共领导，我尽力抑制兴奋的心情，专心致志聆听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深受教育。我也亲眼看到中共代表如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深受启发。

在速记中共代表的发言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他们的讲话义正词严，坚定有力。而国民党代表的发言，多是陈词滥调，少有新意，有的话让人听了心里生厌。但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已使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凡是听到有情报价值的讲话，不管多么令人生厌，我都会马上全神贯注，流畅准确地记录下来。

会议休息时，中共参政员与大会工作人员亲切交谈。我不便靠近，只能远远地多望他们几眼。我能感受到笼罩在中共参政员周围的那种友好氛围，那种亲和力。我也利用这次会议，跟在老速记员后面，恰到好处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寒暄致意。

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连续给明之发了两封电报催他速来武汉。不巧的是正好浙赣铁路局派他去宁波出差，因此明之没有及时看到电报，直到8月初，他才赶到武汉。

当明之知道我找到了“八办”，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即将进入国民党高层机关做情报工作，他高兴万分。

我将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武汉路遇鲁自诚和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了特殊任务前前后后的情况，全都告诉明之，特别详细讲述了在“八办”见到重必武和周恩来的过程，明之听得入了神。

我说：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党，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今的一切都有了希望、有了方向。我们要遵照党的指示。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的特殊任务。

明之感叹道：你比以前成熟多了。

1938年8月，明之刚到武汉没几天，形势就变得日趋严峻起来。日军步步进逼，作为全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华中重镇武汉，正面临陷落的危险境地。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得知国民参政会包租了一条轮船，准备将参政会迁往重庆，便立即通知我，让我和明之设法搭乘参政会的包船离开武汉。董必武特别关照：华明之来不及在武汉向“八办”报到，可到重庆后再接党的关系。他还嘱咐我：抓紧时机办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手续。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国共合作，今后形势还会变化，斗争也会更复杂，情报工作非常重要。要随时注意形势变化，注意隐蔽、保密。另外，你们夫妻俩不要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

我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立即去参政会秘书处，请求搭乘参政会的包船去重庆，很快便得到批准。“庚款会”领导也同意了。于是我和明之匆匆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武汉。

我们与鲁自诚一家是至亲，此时华韵三第一次分娩，是一个男孩，本来应该多帮助照顾，但是，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我和明之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只好暂时不与鲁自诚联系。甚至在离开武汉时，也没敢去向鲁大哥、韵三妹告别。我们随参政会的包船逆流而上，开赴重庆。

新的战斗征程，正在等着我们。

文如玉

船行数日，到达重庆已是8月下旬了。

重庆是一座山城，市区依山而建，正好处于长江、嘉陵江及成渝、襄渝、 川黔铁路交汇点上。20世纪30年代它已经是西南的工商业中心和长江上游水陆交通枢纽。

可是重庆作为西南工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它的市政建设就显得相当落后。全市那时只有三条比较像样的马路，一路公共汽车。因为大部分街道都是在山上盘来盘去，路很窄，很多地方是上坡下坎的台阶路，只能走人，不能行车。所以重庆抬滑杆的和挑夫就特别多。一些从船上卸下来的大件物品，要很多人，有时多达几十人才能抬走，那种场面非常壮观。为了步调一致，挑夫们必须合着有节奏的号子声，才能同时运步。那号子声高亢雄浑，节奏沉稳，销魂夺魄。

在乘船来重庆的路上，我和明之就已领略了川江号子的神韵。有很多逆流而上的小轮船，由于马力不足，在一些激流航段，需要纤夫拉纤才能上行。长江沿岸有许多纤夫在那里等活儿。遇到需要拉纤的小轮船，他们就一拥而上。船上放下一根很粗的缆绳，纤夫们三五个人一组，把绳子套在肩上，吃力地躬着身子，一步步向前挪动双脚。纤夫们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小的只有十几岁。他们衣衫褴褛，有的干脆赤裸脊背，只穿一条短裤。他们古铜色的背上闪着油亮的汗珠。为了步调一致，领头的纤夫就带领大家唱起川江号子。

抗战爆发，国人同仇敌忾，川江号子也增加了浓郁的抗日色彩：“好男当兵上前线，抗日队伍出四川。坐上大船到武汉，武汉战火扯得宽。哪怕飞机丢炸弹，哪怕四处起狼烟……”

从武汉到重庆的一路上，我和明之心情异常沉重。长江航道历来有黄金水道之称，可是如今这黄金水道却成了中国人向大后方撤退的通道。大小船只不计其数，它们有的满载着各种货物、有的挤满了难民，逆流而上，使航道显得异常拥挤、紊乱。岸上是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向西撤退的难民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国军伤员。日寇的战机不断前来空袭，他们掌握了制空权，于是肆无忌惮地向两岸手无寸铁的难民和根本没有自卫能力的伤员以及江中的民用船只俯冲扫射、投弹。被击中的轮船冒着黑烟，停泊在江面上，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沉没了。江面上漂浮着死难者的遗体和行李、包裹……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去年八一三至今，我们俩和儿子、母亲、姐姐分别已经整整一年了，可是家里的消息一点也没有。眼前所见到的是在日寇的铁蹄下，自己的同胞颠沛流离、生离死别、生灵涂炭……这一切不由得使人触景生情，格外思念远方的亲人。然而轮船却无情地在向西缓缓行进，离上海、离泰兴越来越远了……

重庆到了。这里本来只有20万城市人口，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难民像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于是人口急剧膨胀，市民的衣、食、住、行骤然成了当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街头巷底难民、乞丐、伤兵、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他们衣食无着，居无定所，沿街乞讨，随地便溺，重庆的排水系统本来就很落后，加上市民的生活污水到处乱泼，于是整个重庆，尤其是生活在下半城的重庆百姓，简直就像住在垃圾堆上。更让我们不习惯的是重庆的雾。一到雾季，整个重庆仿佛每天都被笼罩在迷雾之中，这可真是个名副其实的雾都。

到达重庆以后，朱家骅安排我先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到，我和明之住在该会西二街22号的宿舍。然后我马上去找已在第一次国民参政会认识的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处长、科长，以及速记同行打听消息，目的是早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央党部的速记员，以便马上投入特殊的秘密工作。可是，1938年秋天的重庆，已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忙着抢房子、抢官职、安置家眷，工作没有头绪，我“特别入党”的手续未能及时办妥。


到重庆后，我在明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通讯处”同时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对外公开挂牌）所在地一一机房街70号。由于在离开武汉时，董必武就交代我嘱咐明之，不要夫妻俩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因此，我独自一人去了“通讯处”。我之所以要去“通讯处”，为的是让党组织知道我的落脚点，以便联系。

我到“通讯处”一看，房子很小，地处闹市，门前人来人往，看样子还没安置妥当，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办公室。我没有见到一位领导，也没有久留，便退了出来。

那时重庆的抗日气氛很浓，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像我在武汉时看到的一样，到处都有演讲会、读书会，大街小巷贴了很多抗日标语。如“向前走，莫退后，拿我们的血与肉，去拼敌人的头”等等，十分震奋人心。街头还经常看到宣传抗日的活报剧。

明之和我到重庆后，很自然地就被卷进了抗日宣传的洪流。明之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在临时宿舍也待不住，便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歌咏研究社的活动。歌咏研究社，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下江人”（指长江下游的人）, 都是爱国青年，专唱救亡歌曲。歌咏社有个训练班，由贺绿汀等音乐家任教。明之是个男高音，嗓音高亢洪亮，他被大家推举为领唱和指挥。他组织能力强，能团结人，虽然年龄不是最大，但大家都叫他“华大哥”。于是他很快成了歌咏社的主角、骨干。歌咏社都是晚上活动，或者是周日到重庆郊区乡镇演唱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

就在这时，明之经人介绍，认识了从武汉撤退来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徐仲航。当时徐仲航住在“青年会”的二楼，晚上常下楼到歌咏社坐坐。他注意到领唱的男高音华明之，思想进步，举止稳重，谈吐不凡，比较可靠，就开始接近他。我当时在“庚款会”上班。我虽然很羡慕这些活动，但是我明白，自己不久要进入秘密工作，因此没有公开参加进步组织，只是偶尔在晚上到歌咏社跟着明之等人学唱抗战歌曲。不久也认识了徐仲航。开始徐仲航并不知道明之和我是夫妻，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政治面目。唱歌结束后，徐仲航有意留下明之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比较活跃可靠的进步青年，和我们谈形势，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还学习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本书我和明之在杭州时已读过，现在经徐仲航辅导，理解得比以前更深了。我们觉得老徐的理论水平很高，对他更加佩服。徐仲航是东北人，性格豪爽，待人热情，有一副侠肝义胆。我、明之和那些进步青年都非常尊重他，称他“徐大哥”。

初到重庆的我和明之，与来自祖国各地的流亡青年和政治精英聚集在一起，被这里的政治气氛所感染，很快适应了重庆的气候和生活，并融入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之中。

重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当时日本军队已侵占了大片中国土地，兵力已十分有限。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文如玉

“特别入党”——打入国民党

不久，中央党部的速记同行告诉我，我“特别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办妥了。他还告诉我，10月下旬，要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我会继续担任会议速记。我和明之意识到，马上要进入秘密的特殊斗争，明之也不能再参加公开进步活动了，于是便悄悄退出了歌咏研究社。

我和明之明白，此时最要紧的是与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再次去了八路军通讯处。我已经有了在浙江省政府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为了安全、保密，我身上连一张纸片也没带。到了机房街70号我党“通讯处”门口，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中央党部的熟人，于是就用草帽半遮住脸，溜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见到了刚刚到达重庆的董必武。

我向董必武汇报了我和明之在西二街22号“庚款会”的临时住处，以及我打听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组织和人事情况，最后说：听同事讲，我的所谓“特别入党”或叫“直接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批下来了。

我特别强调“所谓”二字，董必武听了，明白我的用意，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特别入党”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央党部了嘛！你要注意了解国民党的动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我点头说：明白。

董必武又叮咛道：你转告明之同志，叫他不要到“通讯处”来，组织上会派人到你们的住处和明之接党的关系。并约定联络暗号为有节奏的敲门声嗒一嗒嗒一嗒。

我从董必武的房间里出来，在走廊上意外地碰见了邓颖超大姐。我高兴极了，像上次在王汝琪家一样，邓颖超热情地拥抱了我，紧紧拉着我的手，找个地方坐下，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我回答：是董老让我和明之一起搭参政会的包船来的。

接着，我向邓颖超汇报了在武汉时董必武和周恩来要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况，以及来到重庆的近况。邓颖超认真听着，嘱咐道：今后你担负着特殊秘密工作的重担，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要记住啊！

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邓大姐讲千万要保密，我想起在长沙时我不保密的一件事，便向邓颖超检讨说：今年春天在长沙湖南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绦班时，因为找党心切，我悄悄地向同宿舍的罗叔章大姐讲了自己参加秘密工作的事，没注意保密，罗大姐当时就制止了我。

邓顽超严肃地说：

就是自己的亲人，你的地下秘密工作身份也不能随便讲啊！保守机密是严肃的纪律，你要找的目标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你的身份只有到那里才能讲。

我想起刚到武汉和重庆时的经历，继续说：刚到武汉、重庆时，抗日气氛很浓，我和明之忍不住先后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和歌咏研究社。目从党组 文代我今后仍做原来的秘密工作，我和明之就停止了这类公开进步活动。



但浓，我和明之忍不住先后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和歌咏研究社。自从党组 但交代我今后仍做原来的秘密工作，我和明之就停止了这类公开进步活动。

邓颖超说：这才对！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很复杂。你如果暴露了进步面目，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情报工作的隐患。

邓颖超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沈，你要好好努力呀！

我连连点头说：我一定努力

几天后，我加入国民党的“特别入党”手续办妥了，是由国民党中央 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和另两个中央委员三人联名介绍的。党证编号前标有 一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很吃香。“特别党证”一批下来，朱家骅亲自指 示机要处长张寿贤，安排我正式成为机要处的机要速记员。此时是1938年10月。自此，我就天天在位于上清 花园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楼内 上班。

勵中文建記字燮

机要处原有一个老速记员 叫徐漂萍，年纪比我大十几岁， 正需要年轻人当助手。我欣喜地 发现，徐漂萍的速记方法是“张 才速记法”，而我用的是“炳勋速 记法”，不同的速记法互不相通， 我看不懂徐漂萍的速记符号，徐 漂萍也看不懂我的速记符号。为 了提高记录速度，也为了保密， 我后来还自己创造了一种速联 符号，即使与炳勋速记教科书 对照，别人也无法识别，这如同 独创的一种密码，对我从事秘密 工作十分有利。

我是国民党各机关速记同行中唯一的女性，年纪最小，毛笔字端正，一般人的语速，能一字不落、准确无 误地记录下来，因此受到上司的赏识。

我到机要处上班不久，徐漂萍就升为科长。张处长和徐科长以及其他同 事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朱家骅介绍“特别入党”，并亲自安排 我进入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所以都很信任我、器重我。

进入中央党部以后，我才逐步了解国民党机构和公文程序的繁杂以及上 下级同行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国民党机关各重要部门都有自己的速记员。 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正式速记员只有徐漂萍和我两人。我们不仅要担任 国民党中央全会（一般每半年到一年开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 常会”，一般每两周开一次，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速记，有时还要担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训练团和蒋介石指定的小范围2002平，0公

纸上，用毛笔抄写的国民党会议反共文件。

高层军政绝密会议的速记工作。蒋介石是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最 高委员会委员长，后来还是国民政府主席，党、政、军大权独揽，党、政、军最 高决策层的会议，都由蒋介石主持。按规定，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至少有 两名速记员在场，以便互相弥补漏记误记之处。

所有这些会议的速记工作，都由科长徐漂萍和我担任，有时二人忙不 过来，徐漂萍就会叫他的亲信（晚辈和学生）居正修帮忙。居正修先在国民 党党史会，后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速记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开会，也必须 二人速记，居正修一人不行，徐漂萍便指定我去协助。如果开国民党中央全体 会议，就由徐漂萍出面，向各部门临时借调速记员帮忙。当然这都要经过机 要处长张寿贤认可。

我在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正式上班以后，立即就知道了很多重要的高 层机密，这对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来说，就好比地质勘探人员发现了 一个正是自己要找的富矿，欣喜万分。

我首先获悉的是，国民党开始筹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竟然透露出反共的内容。董必武和周恩来几个月前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真是英明，真是高瞻远瞩！ 机会抓得太及时了！

而在此时，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下，国民党上层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那时党组织还没有为我们指定联系人，董必武不让我们夫妻两人同时在党的公开机构露面。我获得这个情报后，迫不急待地想报告给党组织。我与明之商量：国民党筹备的五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的草稿中，我看到有反共内容，应该尽快上报。

明之说：对，应该尽快上报，但是组织上还没有和我接上关系，通讯处的人都不认识我。现在要报，恐怕只能你去了。

我坚定地说：好！我去。但白天去容易被熟人发现，我晚上去吧。

于是我们决定，当天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到“通讯处”向领导汇报情况。

从我们临时住的西二街到机房街70号距离不远，我们出门以后，两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向机房街走去。如果发现情况，明之就给我发暗号。在“通讯处”附近，明之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为我望风。

我趁无人注意，一转身走进“通讯处”，指名要见董老。工作人员马上向董必武报告。不一会儿董必武就出来了。董老一边高兴地叫：“小速记”，一边招呼博古和王明也来听我汇报。

董必武叫工作人员到门外街上买了五香豆腐干和花生米来招待我。当时大家生活条件都很清苦，我与几位领导人共享豆干和花生，感到味道特别好，气氛特别温馨。

我向董必武、博古、王明汇报说：我刚了解到，国民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开五届五中全会，文件草稿中有反共的内容。

董必武等领导顿时警觉起来。

“都有哪些内容？说得具体点。”董必武神情严肃地问道。

“目前还不太具体。”我说，“大意是要把共产党取消掉。如达不到目的，再采取限制共产党的措施。”

董必武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清除地知道，蒋介石多次提出国共两党要“合并为一个大党”的意向，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予以驳回。现在，国民党即将在中央全会上提这个问题，写在文件中，看来是要“强制执行”了。他们感到我在五中全会开会前、在文件正式出台前，提供这一情报很重要。

重必武指示我道：情况很重要。你要继续了解五届五中全会的内容，及时报告。要正确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认真分析他们的动向。你今后重点搜集国民党党务、政治、军事、特务和人事等方面的情报。博古告诫：要特别注意隐蔽和保密！

我把董必武和博古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

“华明之什么时候与党接关系？”我迫不及待地问。

董必武说：“组织上会马上派人与华明之接关系。我们研究了会派可靠的同志今后直接领导你们的秘密工作。”

然后我们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联络暗号照旧。董必武向我交代究后，与博古、王明交换了一下眼光，点了点头。

我离开“通讯处”时，董必武又派人远远护送我，直到被隐蔽在暗处的明之接应为止。

文如玉

1938年10月25日汉口陷落。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此时我已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照例被派去担任参政会速记。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6日至11月6日），大部分中央委员到了延安，在渝的中共参政员只有董必武、博古和邓颖超三人。中共方面已敏锐地洞察到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动向，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一致抗日，周恩来建议，中共参政员尽量都去参加会议。党中央同意在延安和西安的王明、吴玉章、林伯渠等赶赴重庆出席这次参政会，争取在会上多做各方面的工作。

中共代表提交了“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提案。提案中明确提出：任何人如果有妥协投降的阴谋，即等于民族的败类和叛徒，全民族应群起而攻之。

坚持抗战还是屈膝投降，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焦点，也是这次参政会的中心议题。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正是日本人劝降的主要对象。他和追随他的一伙人或明或暗地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中共参政员指出：“严惩汉奸傀儡民族叛徒、打击日寇以华制华之诡计、促进抗战胜利。”就是针对汪精卫的。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也是参政员，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他从新加坡发来电报提案，只有短短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按会议规则，提案须有12位参政员联署才能列入大会讨论。陈嘉庚这11字的电报提案一到会场，短短几分钟内，联署的参政员已超过20位。

按惯例，议长在提案讨论时，要将提案的题目朗读一遍。我在旁边看得清楚，汪精卫在朗读陈嘉庚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时，本来长得颇为端正的脸一下子扭曲了变得十分难看。

參政会期间，我坐在速记席上，认真作大会记录。会议休息时，我向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王明、博古、林伯渠等只微笑致意，没有说话。

在武汉的第一次参政会上，我就认识了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高层人土，这次会上又见面，就是熟人了。我主动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打招呼寒暄，唯独与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保持一定距离，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是董必武和我约定的组织派人来与华明之接党的关系的时间。正巧国民参政会下午休会，我提前回家，与明之一起在家里焦急地等待。董必武事前没有告诉我派谁来，我将我见过的几位领导的姓名和体貌特征一一向明之介绍，但此时我们只能以联络暗号作判断。约定的时间到了，没有如期响起敲门声。我当时有些坐立不安，生怕错过时机，误了大事。明之则因为与党组织接关系的心情非常急切，神情显得更加紧张。

我们当时住在西二街22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办事处宿舍二楼间不大的房子里。二楼只住了四户人家，楼下好像还有空房，白天显得非常安静。明之与我对望着，都不说话，我们在用眼神互相安慰：再耐心等等。

约定的时间刚过了一会儿，忽然传来期待已久的敲门暗号：嗒一嗒嗒一嗒。

明之迅速上前开门，只见闪进一位三十来岁，个头儿不高的男子。明之不认识他，刚要开口问话，我一眼认出来人是王明。我在汉口听过他的公开讲演，在武汉“八办”、重庆“通讯处”和国民参政会上又多次见过面。显然王明就是与明之来接关系的领导。

王明当然认得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给王明和明之互相做了介绍。

王明对明之说：华明之同志，董老让我来与你接党的关系。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已五十多岁，德高望重，王明很尊重他。有一次我在“八办”看见董老让王明去办一件什么事，董老话还没说完，性急的王明起身就走。

王明曾经身居高位，当过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时根据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他不担任长江局领导，但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和明之当时并不了解王明在党内的职务和过去的经历，只知道他是和董必武、周恩来一样的高层领导人，是值得信赖的。且现在正值国共合作高潮，王明是国民参政员，有公开身份，行动方便。此前他与我已经见过几次，还是比较熟悉的。

王明显得非常平易近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明之说：你1934年入党后，做秘密情报工作。沈琬1935年参加革命，也做情报工作。你们俩这一段政治经历，在武汉已有党内可靠的老同志证明，党组织完全信任你们。现在沈琬已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党搜集情报。明之同志，今后，你要在政治上、工作上多帮助她。关于沈琬要求入党的事，组织上一定会认真研究。

我和明之向王明汇报了这段时间国民党各个机关到达重庆后的一些情况，他听得很认真，并不住点头。

最后，王明告诉我们：党组织决定，派有经验的老党员吴克坚同志直接领导你们今后的情报工作。他不久会与你们联系的。为了慎重，王明又介绍了吴克坚的体貌特征，确定了联络暗号，让我们在家等待吴克坚来联系。

王明交代完毕，随即起身与我们握手告别，一共只有短短十几分钟。我们不便送王明出大门，只送到楼梯口就回屋了。

非常凑巧，那天下午因为国民参政会休会，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两个速记员黄先生和聂先生闲着没事，就说：“沈琬家离这里很近，咱们去她家看看吧。”王明与我和明之接头出来，下楼后刚走到22号大门口，就碰上了黄、聂二位。

“这不是陈绍禹么？”黄先生望着王明的背影，小声对聂先生说。

王明经常在国民参政会和其他公开场合露面，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嗯，没错，是他。”聂先生说。

“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黄先生感到奇怪。

“谁知道？管他呢！”聂先生说。

在我们家里，他们没有提他们在楼下大门ロ见到了陈绍禹，故我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黄先生在办公室对速记科长徐漂萍说：昨天我们去沈琬家，你猜在大门口看见谁了？陈绍禹！

徐漂萍听罢一愣，然后用责怪的口吻说：你也真是多事！楼内住户很多，谁知道陈绍禹去了哪家？再说，沈小姐活动能力强，交际广泛，就算是跟参政员来往，又有什么稀奇？真是少见多怪！

黄先生没再说什么，这件事情似乎就过去了。后来徐漂萍将此事经过告诉了他的亲信居正修。居正修嘴巴很紧，未再传给别人，所以在中央党部从来没人提起此事。我当然也一直不知道。

过了整整60年之后，重庆的《红岩春秋》杂志（1998年的第三、四、五期）发表了何蜀撰写的我们地下工作经历的文章《纤笔奇兵》，被居正修看到了，他随后在《红岩春秋》(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和沈安娜一起速记》，披露了黄、聂二人在我住处门ロ与王明相遇一事。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当年还有过这么一段“险情”。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有些后怕。如果不是徐科长说了那番话，此事若张扬出去，后果难以料想。因为王明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细查起来，我的处境就会有危险。我们觉得，此事能够化险为夷，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特殊历史背景。此外，就是我与顶头上司及同事们相处得好，他们不自觉地、无形中掩护了我。回首往事，我常常由衷地感谢这些正直的同事们。

王明与明之接上关系的第二天——星期一，参政会继续开会。

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结束。非常巧，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也是这一天结束的。由于中共方面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团结国民党和各方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的人士，使这次参政会挫败了汪精卫假和谈、真投降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