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重逢与永别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开始还都南京。我和明之商量决定，要尽快到南京，以便占住在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位置，可不能在混乱中，丢了重要工作岗位。为抢机票，我塞了一块大洋，才算先弄到一张机票。5月中旬，我独自带了小放和小新两个孩子，搭上了国民党机关为一般职员和家属租赁的“包机”，从重庆郊外的白市驿机场飞往南京。明之则因为他工作的单位“资源委员会”尚未“还都”，仍需继续留守重庆，没能与我们同行。

在重庆的八年，我们俩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现在要离开重庆，那经历过的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况且现在是我一人带孩子先走，所以在离开重庆前，我们认真打扮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每一次生离，都有可能是死别。所以，能拍照，要拍张照；能拥抱，要拥抱一下，再走……



我带着两个孩子搭乘的“包机”实际上是一架货机，机舱里堆满了行李和杂物，所有乘客都横七竖八地坐卧在行李中间。飞机螺旋桨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要贴近耳朵大声喊叫对方才能听见你在说什么。因为受气流的影响，机身颠簸非常厉害，小放和小新晕机呕吐不止，孩子小，不懂事，边吐边哭，最后把嗓子都哭哑了。

飞机飞了不到一小时，不知何故，突然在一个不知名的机场降落。从舷窗向外看去，窗外是一片半人高的蒿草。机组人员宣布，任何人不准下飞机，以免有土匪来抢劫。刹那间，舱内大人小孩哭的哭，叫的叫，乱成一团。我紧紧搂着两个孩子，一动不动。过了半个多小时，飞机又颤颤悠悠地起飞了。一小时后飞机降落，大家一看，不是到了南京，而是飞回了重庆白市驿机场。一问才知道，是飞机发生了故障，不得不返回重庆。

我疲惫地带着两个没精打才的孩子回来了。明之十分惊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把路上的经历简单述说一遍，他才长舒了一ロ气。

休整一夜，次日又去机场。飞机起飞后仍然颠簸不止。也不知飞了多长时间，终于到了南京。飞机降落了，我和孩子们才从痛苦的晕眩中解脱出来。

我的家被安置在“中南旅社”。中央党部包租了这家旅社的二楼和三楼，当作部分职员的宿舍。中南旅社坐落在国府路（现为长江路），位于后来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对面。

我到达南京，机关办公室还没有整理好，暂无工作可做。家也还没安顿好，我便抓紧时间带着小放和小新匆匆忙忙去了上海，看望公公婆婆和大儿子庆来。下了火车，直奔南市老北门旧仓街永安坊2号。

久违了，上海！久违了，老北门！

九年前的1937年8月，淞沪大战爆发，我遵照姐姐伊娜的嘱咐，轻装上阵，把刚满周岁的大儿子庆来交给婆婆带回上海，只身一人留在杭州。后来，因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我又单枪匹马到武汉去找党，再后来遵照董必武的指示，跟随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去了重庆，与公婆、大儿子一别就是九年！特别是对大儿子我似乎有一种愧疚的心情，常在梦中梦见他临别时的小模样。如今回到上海，真想马上抱抱庆来。

我刚一进门喊了“爹爹，姆妈”就哽咽起来。公婆和七弟家辌在战乱中熬过来，真不容易啊，还要抚育年幼的小庆来。随即，我就四下寻找庆来的身影。

婆婆故意问我：找什么？

我急切地问：庆来呢？

开朗的婆婆笑着对我说：庆来正在弄堂里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你自己去找吧。你要认不出他来，今天晚上不给你吃饭。

我马上到弄堂去找儿子。九年不见，我印象中的庆来还是一岁时的样子。如今不知道是什么模样。不过我心中有数。庆来在九个月时动过一次小手术，在头颈处留下一条小疤痕。如果看脸认不出来，看疤痕总能认出来的。

一大群孩子在弄堂里玩耍，乍一看，长得都很可爱。我除了看脸，还注意孩子的头颈。当看到第二个孩子时，发现有疤痕，再仔细看看模样，一点没错，这孩子就是庆来！九年不见，庆来已长到一米多高了。这是多么漫长的九年，这是多么难忘的九年。现在终于见到了九年来朝思暮想的大儿子，我百感交集，想喊一声：“庆来，姆妈看你来了！”嗓子却哽咽，发不出声。我定了定神，这才轻轻叫了一声：“庆来！”

庆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在问：你是谁？

我用上海话轻轻问儿子：“庆来，侬晓得我是啥人？”

儿子怯生生地摇摇头。我心里很难受，却又很无奈。孩子刚满周岁就离开了，九年过去了，儿子哪里还会记得姆妈的模样？

我说：“我是侬姆妈呀！”

儿子半信半疑地望着我，还是不能马上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妈妈。

我拉着他说：“走，阿拉一道回家去！”我是想让婆婆看看，这么快就把儿子找回来了。

回到家里，婆婆看着我们母子俩想亲热，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就对庆来说：“庆来，伊是侬姆妈。快叫姆妈。”

庆来这才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姆妈”。

我应了一声，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九年了，才听见大儿子叫了一声“姆妈”！九年前在杭州车站母子分别，庆来第一次叫姆妈时的情景如在昨天，第二次听到儿子叫姆妈，竟隔了漫长的九年！

我非常感激公公婆婆和七弟家辌，他们从庆来出生，辛辛苦苦抚养了这么多年。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庆来已经长大懂事了。

公公和婆婆给我讲述了一个庆来的故事：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庆来六七岁时，爷爷奶奶让他去买早点。去那个卖大饼油条的小店，路上要经过一个日本人的哨卡。中国人从这里经过，都要给日本人鞠躬。可是小庆来宁可绕远，到另外一个不经过日本哨卡的摊子上去，也不给日本人鞠躬。有一天， 他去了很久才回来，大饼油条都凉了。奶奶问他：“怎么去了这许多辰光？ 他说：“我不愿给日本人鞠躬。”爷爷夸奖他说：“好，有志气！我们没有力去打鬼子，也决不能向鬼子低头！”

听了公公婆婆的讲述，我禁不住自豪地把庆来抱在怀里，赞扬道：“好儿子从小就有志气！”

小放和小新见了哥哥，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庆来见到弟弟妹妹，也非常高兴。但是弟弟妹妹从小在重庆长大，只会讲四川话，不会讲上海话，而庆来一句四川话也听不懂，语言交流出现障碍。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一起玩儿得很开心。庆来带着弟弟妹妹去见他的那些上海小朋友，在上海的孩子们看来，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倒也别有情趣。



我这次回上海，还想见见姐姐伊娜。但是出乎意料地却得到这样的消息：姐姐早在1942年12月就因病去世了！伊娜在日军铁蹄下的上海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历尽艰险，出生入死，终因积劳成疾，未能及时医治，默默无闻地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人生道路。

自1937年“八一三”杭州一别，由于战火连绵，关山阻隔，我和姐姐长期不通音讯。如今抗战胜利了，姐姐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非常想了解和姐姐在杭州分手后的经历和生活，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能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有关部门发现，一些中央特科时期和抗战时期情报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在回忆时，经常谈到一个女同志的名字——沈伊娜，这才引起他们重视，提出要征集伊娜的事迹材料，并要我帮助做些工作。他们找到伊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直接领导人和己故领导人的爱人，以及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战友，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了伊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文如玉

伊娜从1934年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特科及后来的情报战线做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等工作，一直到1942年去世，历时共九年，由于工作需要和所处环境特殊，她与丈夫舒曰信时分时合，有时还一同从上海到南京、北平等地工作。领导经常把一些重要紧急的任务交给她，她每次都出色完成，从来没出现过任何差错。

伊娜的领导曾多次更换，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在高原领导下担任交通员；1938年秋至1939年5月，在李云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由李云证明她是共产党员，党龄从1939年算起）。那时李云交给她的主要任务，是送情报给八路军办事处转报中央。有时，她冒着生命危险，争分夺秒，抢在可能发生的危险之前，分送报警通知，解除同志危险。李云回忆说：交给伊娜做的事，我很放心。

1939年秋，沈伊娜、舒曰信等人转由刘少文情报系统的吴成方直接领导。吴成方记得，是刘少文带着伊娜来与他接组织关系的。刘少文与吴成方还决定，伊娜仍负责内勤交通。有一次，刘少文在上海检查工作，临时要伊娜执行一项重要而又紧急的交联任务。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门口马路下水道堵塞，积水很深，伊娜立刻撩起旗袍，脱下布鞋拎在手上，赤脚淌水而行。 脚被划破了，她浑然不知，迅速赶到目的地，完成任务后才发现，被划破的伤口流了很多血。刘少文曾称赞伊娜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好同志”。

与伊娜共事过的一些情报老战士回忆说：“沈伊娜胆大心细，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在白色恐怖中，每逢遇到危急情况，她总能镇定自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化险为夷。她很善于把情报伪装密藏，巧妙地躲过搜身检查。一次，她‘住机关时，领导让她运送手枪，她换上一身比较漂亮的时装，装扮成端庄少妇，把手枪放在手提包的自制夹层里，大大方方地通过了军警岗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伊娜当年的战友姚子健也是1934年由鲁自诚、舒曰信介绍入党的，他从南京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密取军事情报和军用地图，亲自送到上海舒曰信、伊娜家，由他们先后交给鲁自诚和王学文，受到党组织赞扬。70年后，已90高龄的姚子健每次见到我都会动情地说：“当年你姐姐伊娜担任秘密交通员，担负的是高难度、高风险的任务，可是她每次都能顺利完成。有时遇到可疑人跟踪，她总能机智地甩掉‘尾巴’，安全脱险。”

伊娜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每当看见战友，特别是他们的爱人、孩子遇到困难，她都主动地伸出援助之手，全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建国初，我在上海工作。伊娜的战友刘侠大姐，从外地到上海。当她见到我后，立即上前紧紧拥抱，泣不成声。她对我说：“安娜，一见到你，我就想起你的姐姐伊娜…你姐姐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比亲人还要亲……”

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大姐二胎临产前，偏偏爱人高原（沈伊娜和舒曰信等人的领导）不在家。伊娜就守在她身边，像照料亲姐妹一样照料她。将要临产时，伊娜找车把她送到医院，然后马上回家，照顾留在家里的大孩子。接着，又用自己的旧衣服、旧被褥改做了婴儿衣服和小被子以及尿布，送到医院。孩子生下来以后，伊娜又把刘大姐接回她家。工作之余，伊娜都要到刘大姐家里帮助做饭、洗尿布。直到她爱人高原执行任务回来。

刘大姐哭着对我说：“伊娜这么好的同志，过早地离开人世，叫人想起来就伤心啊！”

另一位大姐潘丽华告诉我，当年她生病卧床不起，丈夫去外地执行任务，伊娜主动热情地照顾她，还做家乡菜肴和点心送给她，使她感到非常温暖。

伊娜的爱人舒曰信对她的感受就更深了。他说：“伊娜做秘密情报工作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她总是那么乐观，生活再艰苦，她也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怨言。而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是那么体贴入微。”

跟她一起“住机关”的人曾经说，伊娜为了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工作好，一人承担了烧饭、洗衣等全部家务劳动。时隔四十多年（上世纪80年代），这些曾经和她并肩战斗过的同志们，对往事记忆犹新。伊娜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沈伊娜去世时，年仅30岁。她没能看到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没能看到她曾经生活过的上海租界改天换地的变革……当然也没能过上一天舒适安定的家庭生活，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1982年，经中共中央调查部调查核实批准：“沈伊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4年参加革命，党龄从1939年算起，其工作事迹、历史证明材料存入我党特科历史档案。”这体现了党组织对一个秘密情报工作者的负责精神。

1985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上发表了我怀念姐姐沈伊娜的文章《地下战线无名小卒》。我这样写道：“在当年血雨腥风中，有一些无名战士在默默奉献……沈伊娜没有突出的业绩，也没有什么传奇经历，她犹如中华大地上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一株无名的小草，默默地生长，悄悄地枯萎，然后默默地化入土地，滋润着新的种子，在这儿繁衍新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伟大壮丽的革命事业，有无数像她一样的无名小卒，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阵营，经历了血雨腥风和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才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中央特科领导人王学文，在为伊娜写的证明材料中写道：“伊娜做掩护机关，保管秘密文件的工作，有时到妹妹安娜那里取重要的军事秘密文件，还是冒着很大危险的。她用巧妙的办法回避敌人的搜查，交给我，又由我交给上级。伊娜是个赤忱的青年，为人忠实可靠，严守纪律，勇于负责，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我还怀念这位好同志。”

王学文曾动情地对我说：“你姐姐伊娜是一个忠实于党、勤恳工作、思想朴实的好孩子。交给她的工作，十分放心。我当时到她与小舒住的小亭子间，只有两个凳子，我们坐下了，她就只好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着……”

当时“默默地听着”的沈伊娜，后来默默地走了。虽然她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可是她的领导、战友和亲人们都永远怀念着她。

文如玉

一家人互相“保密”

我在上海没住几天，便匆匆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南京。我怕南京有重要会议，漏记重要情报。

“还都”之后的中央党部秘书处在丁家桥办公，离我们住的中南旅社很远，要坐班车上下班。我们的孩子还小，没人照看不行，我就给泰兴老家的母亲捎信，让母亲到南京来帮助照顾孩子。母亲接到信，很快就来了。

老人家高兴极了！我17岁离开家乡，现再见到时，已经过去了整整14年。我这个当年的少女，如今已是31岁的少妇了！

老母亲到南京时，还带来了多年一直跟在老人身边的小伙计陈三。说是小伙计，其实老母亲早已把陈三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不久，庆来也被接到南京，三个孩子们都亲热地叫陈三为老伯伯。

我把家交给母亲，自己一心忙工作。

几天后，明之也随资源委员会的职员飞抵南京。一家老老小小七口人住在两间屋子里，很挤，但终于团圆了。

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母亲和陈三像有什么秘密，他们老是在后屋嘀嘀咕咕，只要我一出现，他们就马上停止嘀咕，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大声扯起别的事情，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明之和我整理的情报，有时因未到送出的约定时间，就密藏在母亲住的后屋床下一只从重庆带到南京的破铁皮箱子里。铁皮箱内上面放杂物，下面放情报。经常从床底下拖进拖出，箱底都快磨破了，但是可以防老鼠咬，所以从重庆带到南京，仍用它来藏情报。在母亲看来，女儿和女婿也有些秘密的事瞒着自己。

一次，庆来在无意中对我说：“外婆和老伯伯常常说‘老四’什么的，说是想家，想‘老四’了，不知什么意思。”

“老四”是谁呢？后来我与明之分析，抗战期间，泰兴黄桥一带，新四军抗日救国斗争非常活跃。我们猜想，母亲和陈三说的“老四”，大概指的是新四军吧？

原来，母亲和陈三在家乡一直为新四军的地下工作人员做掩护，帮助藏匿文件和武器。沈家实际上就是一个新四军的交通站，他们称陈三为“三哥”。母亲和陈三临出来之前，在家里小楼上为新四军藏的一批枪支刚刚取走。但他们担心交通员再回来就找不到“三哥”了。他们为不能再给“老四”工作而惋惜。他们知道国民党和新四军不是一家，蒋介石是要消灭新四军的。老太太到了南京才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她认为女儿和女婿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那就不能让我们知道共产党、新四军的秘密。

我从心里为母亲感到自豪，但眼下又不便和母亲说破，就提示他们，以后不要再说“老四”了。

我对明之说起母亲和陈三的秘密，明之笑道：没想到她老人家和陈三也做秘密工作呢！

我说：就这样，一家人互相保密吧！

我和明之自然不能对母亲和陈三说破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时要背着母亲和陈三在家里藏些东西把装有密写情报的香烟和火柴盒伪装好，藏在母亲床下的杂物堆里，等明之去接头时再取走。有时密藏被母亲碰见了，就暗示她千万不能对外人讲，要帮助保管好。老人家做过“秘密工作”，见我们也神神秘秘的，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她也不问。直到上海解放，我们俩的身份公开了，老人家和陈三似乎并没有十分惊讶。

获取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指挥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自此爆发全国规模的内战。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重点搜集军事情报，以配合我军打败蒋军的进攻。

自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八个月中，一共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了105座城市，但他的兵力却损失了71万人。平均每占一座城市，就要付出七千人的代价。同时，由于蒋介石占领地盘的扩大，战线亦随之延长，军队补给发生困难。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蒋介石投入大量军队，来守卫交通线和这105座城市，蒋介石的机动兵力就大大减少了。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变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和山东解放区。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亲自指挥七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攻。

15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他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并攻击共产党“武装割据，妨碍统一”，煽动说：“这真是国家最大的不幸”。

将介石的讲话，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应。我坐在主席台的一侧，对会场上的情景一目了然。

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参谋总长陈诚做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国民党整军、扩军以及和解放军交战的形势，还不失时机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

陈诚说：“共党无理拒绝，紧闭和平之门，甘做人民之敌，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安宁…遂使为救国而抵抗侵略之将土，不得不为救民而戡平内乱。”

这种陈词滥调不是情报，我早已听腻了，我只关心那些对打败蒋军真正有价值的情报。

3月19日，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他在发给蒋介石的报捷电报中说：“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

此时正值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期间，当陈诚趾高气扬地在会上宣读电报时，我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频频点头微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

实际上，胡宗南部队占领的延安是一座空城。在蒋介石发布轰炸延安的命令之前，中共中央已从打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那里，得到重要预警性情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进行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延安。胡宗南电报中所说“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无数”纯属谎言。此时，胡宗南在战略上已陷入被动，他的部队随后逐个被解放军击溃、歼灭，损失惨重。

我成功获得国民党1947年3月六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特别是参谋总长陈诚在小范围会上所做的绝密军事报告，以及他们对战局形势的分析情况，均由明之剪边、摘编、密藏后送交何以端，及时上报设在上海的吴克坚情报系统，然后发往延安中情部。

蒋介石生逢乱世，他能在军混战的年代，在国民党派系林立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决非等困之辈。他在国民党各派之间玩弄权术，左右逢源。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的这套把戏就玩得更加纯熟、老练了。在各种会议上，一遇到派系之间因利害冲突争论不休时，他就拿出他的“太极”妙法，说：“再研究研究，下次请××做报告，今天暂不作结论。”

待到下次会议时，他拿出的意见，已是一锤定音。大家慑于他的权威，谁也不敢再吭声了。

我对蒋介石惯用的这套手法，耳闻目睹无数次。

蒋介石主持会议，通常比较斯文，讨论问题时，总要先问坐在前排的于右任、戴传贤、张继、居正等国民党元老，称他们为“先生”，随后再问其他人。一般情况下他很少插话，都是听别人说，有时甚至闭着眼听，像睡着了似的。但不时突然又会睁开眼睛瞪某人一眼，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1947年春，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全面内战连连遭到失败，人民解放军则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他日益感到自己处境困难，形势严峻，心情越来越坏，脾气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也越发害怕泄露“天机”。有时在最机密、最重要的会上讲党、政、军、特的关键问题时，他会突然对秘书长和速记员挥一下手，用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低声嘟哝道：“下面这段话不要记。”

谁能不按总裁的脸色行事？所有的笔都停了，我和另一位速记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知道，他害怕泄露的“天机”，往往是党中央最需要的重要情报。于是，我就在心里默记主要内容，待到休息时跑到厕所里，用速记符号记在小纸片上，回家后整理成情报，再由明之交给何以端。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正如张继所说的那样，就在他的身边。他不让记的绝密内容，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会传到中共中央。

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共3.2万人，击毙师长张灵甫。

74师的惨败，使国民党高层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在陕北战场上，胡宗南的部队也一个旅一个旅地被解放军歼灭。所谓“重点攻势”，实际上已告失败。

1947年五六月，蒋介石多次在中央训练团做报告，我随从速记。蒋介石大骂指挥官无能，又哀叹战事失利。

他说：“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

说到张灵甫阵亡时，蒋介石眼圈泛红，表情十分哀伤，几乎流出泪来，大庭广众之下，只能强忍着，但是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在颤抖。这种情景，我坐在离蒋介石几米处，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如此哀伤，说明这一仗打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接着，蒋介石分析这次失败的原因，说是“军官不懂战略战术，不读书。”他自称得到共军小册子《战略战术问题》，正在认真研究。

随后，他为他的将领们打气说：“今后提升，首先要看战绩，其次才是资历，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要精诚团结，共度国难，否则吾辈死无葬身之地。”

文如玉

当时国防部也在为失利做检讨。他们认为主要失利于“不明共军实情”，说“共军的密码请了专家也破译不出”。

我敏锐地注意到，自1947年春天以来，蒋介石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暴露出他内心十分急躁、焦虑，如张灵甫毙命，蒋强忍眼泪等情景，近在咫尺的我看得一清二楚，现场气氛十分真切。我与明之分析，这些情况对中央领导会有参考价值。于是，我立即将蒋介石在中训团的报告及对战事渐失信心，情绪沮丧，甚至拭泪等内容写成情报，通过何以端、吴克坚上报党组织。后来据知，有关蒋介石对战争心境的动态情报，中央十分关注。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国民党中央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吴克坚通过何以端指示明之转告我：不仅要继续搜集国民党高层绝密军事情报，还要注意搜集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情报，这对我党非常重要。

1947年6月，国民党召开“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中政会”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简称，开会时又称“中央政治会议”,1947年前称“国防最高委员会”)。我照例担任这次联席会议的速记员。此次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在蒋介石要求大家检讨军事失利和决定今后方向时，明显形成两派。

一派以陈立夫、谷正纲、梁寒操和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为核心，叫嚷要“追剿”到底，肃清后方，稳定军心，争取美援；另一派的代表人物邵力子等则主张慎重，认为美援有限，财政开支太大，军事上再打下去没有把握。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积极主战，叫嚣要“三个月打出名堂”。一年前，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裁撤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以及行政院之军政部，改于行政院设立国防部”。任命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实权到了陈诚的手里。年轻气盛的陈诚毫不掩饰地吹噓说国防部长有权，我参谋总长有能！”他所说的“能”，即能力、才干，典出孙中山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可是，陈诚的“能”体现在哪里呢？

在这次联席会上，谈到当前的战况，有人就挖苦陈诚是“常败将军”。

同为主战派的张继对陈诚也十分不满，说全是陈诚吹牛要在“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弄得现在骑虎难下。

蒋介石为陈诚开脱，但又不得不在大家面前装腔作势批评几句，随后说：“唉！也不能全怪辞修（陈诚的号），我也有责任。”

平时不大发言的国民党元老丁惟汾马上接茬说：“你老当然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

蒋介石听了大为恼火，随即拂袖而去，弄得会议又不欢而散。

在国民党此次中常会、中政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主要头目的讲话，他们拟采取的战略部署，联同内部矛盾、派系斗争的情况，我都一一详细记录下来，由明之编写为情报，随即送交何以端。吴克坚收到情报后立即报送延安中情部。后来据知，此次中常、中政联席会议的情报，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后，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决定掀起“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

7月4日，南京颁布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宣布共产党的军队是“反叛”军队，要对解放区进行“讨伐”。蒋介石还把他的军事指挥部命名为“剿匪总部”。中央机关职员，都要参加“戡乱宣誓”。我身为中央党部职员、还是“特别入党”的国民党员，不得不随众人参与“戡乱宣誓”。

“戡乱宣誓”在中央党部礼堂举行。我站在队列的最后面，嘴里嘟嚷着“誓言”，心里觉得非常好笑。这种宣誓有什么用？难道参加宣誓的人都能为党国赴汤蹈火？难道搞个“戡乱宣誓”，就能挽救国民党失败的命运？ 这些参加宣誓的人中，不知有多少像我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1947年8月2日，南京发布《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在各大城市逮捕“共产党嫌疑犯”，制造白色恐怖。

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行政院长张群在政治报告中哀叹：美援太少，外交上国际地位低下，军事上损失严重。

在这次联席会上，国防部长白崇禧连续作了三次军事报告，详细介绍各战场战况，妄估我部军力，特别是关于下阶段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在9月联席会上还呼吁：国民党内要统一团结，要党团合作，同时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入国民党。

他说：“共产党几年来力量增加了十倍。土八路只是原始叛乱集团，但组织严密，意志顽强；而我们则相反，抗战胜利后，大小官员忙于接收日伪资产发财，意志衰退。”

蒋介石还说，他读过共产党的《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认为“共产党的工作方法科学”。他号召国民党要“学习”共产党的方法，来加强“本党”。同时责骂部下“腐化无能”。散会后，我听到有些国民党大官悄悄埋怨：“说我们腐化无能，那是无能的总裁领导的。”

我认为四中全会中最有情报价值的是白崇禧的三次军事报告。我聚精会神地全文记录下来，然后由明之整理、密写，送交何以端，之后由吴克坚掌管的密台报送中情部。

不久，何以端再次见到明之时，告诉他，组织上认为我1947年以来几个月陆续上报的情报非常重要，特别是蒋介石的心态；1947年6月，中常、中政联席会议实质是军事检讨会的情报内容；以及9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和党团联席会上白崇禧的三次内部军事报告，都有重要情报参考价值，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何以端传达了党组织对我们的鼓励和肯定。

文如玉

明之联系多名情工”

自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明之除继续指导协助、

配合我的工作外，还由何以端指定，先后联系葛亦远、汪志道、王黎夫三位秘密党员，将他们搜集的情报汇总送交何以端，并将组织的指示传达给他们。这时明之的工作比过去多了，危险也比过去多了。

明之到南京后代表党组织联系的第一个情工人员是葛亦远。他们联系的时间较长，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也充满了戏剧性。离开重庆前，何以端分别交代了华明之和葛亦远，让华到南京后与葛联系。由于明之随资源委员会职员“还都”南京晚了一些日子。葛亦远到南京后等了好几天，未见华明之来接头，他心急如焚，托人带口信给中共代表团董必武。董老即托人回口信告葛亦远：“华同志一定会来找你的，你见到他就同见到我一样。”过了几天果然明之与葛亦远接上了头。

1940年，葛亦远遵照上级指示，从湖南去重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由曹瑛代表党组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并指定他的爱人吴德明当他的助手。

1941年4月，葛亦远参加“军统”第四期“高干班”训练，成了戴笠手下的“在册特务”。葛亦远虽然披着“特务”的外衣，却始终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后来他曾说，在“军统”里，有披着人皮的鬼，但也有披着鬼皮的人。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出淤泥而不染”，勇敢机智地向党组织提供了许 多重要情报。如：军统头目戴笠死后军统机关的改组、人员变动、任务安排和潜伏特务情况：关于全国警察总署的内幕、动态和署长唐纵的活动以及交通警察总局18个交警总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和布防情况；还有国民党宣布解散“民盟”、审讯民主人士的案情和准备逮捕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等。这 些情报都很重要，他都及时交明之，再由明之交何以端上报，为党的情报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9月，

葛亦远刚到南京，暂时住在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是国民党总统府文官局的局长。他不同意葛亦远住军统局招待所，对葛亦远说：“他们私生活多不检点，你家属不在，还是住在我家里好些。”因此葛亦远在这位亲戚家住了好几个月。

葛亦远认为，在一个国民党高官的家里接头，

比在外面接头更安全，所以就约明之去他的住处。明之每次去都穿西服，戴礼帽，手拿报纸、公文包，风度翩翩，文明儒雅。其实这些都是为接头准备的道具。明之与葛亦远以表兄弟相称，经常与局长见面，并给局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对葛亦远说：你的表兄文质彬彬，仪表堂堂，有学者风度，像个英国绅士。

后来，葛亦远把母亲和妻儿从重庆接到南京，

就自己租房子住了。明之到葛亦远家接头，都是葛亦远的母亲或者妻子在门口望风。有一次，明之正在葛亦远家中接头，在外面望风的葛亦远的母亲临时走开了一会儿。不巧，就在这时，葛亦远的一个军统特务同事突然进家。明之和葛亦远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但葛亦远立即镇定地向这位同事介绍说：“这是华先生，我表兄。”华明之马上热情地和他交谈起来，随机应变，侃侃而谈，然后很自然地告别。那个军统特务用十分佩服的口吻对葛亦远说：“你表哥还挺有学问哪！”没有对明之产生任何怀疑。

1947年10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了民主同盟。在这条新闻见报的同时，还公布了国民党逮捕数名进步人士的事件。根据组织指示，葛亦远和明之商量，可以通过关系了解有关情况。自军统局头子戴笠死后，军统局已改名为保密局。葛亦远当年在军统高干班的几名同学，现在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其中一位还是他的同乡好友。这位好友当时新婚不久，葛亦远请他们夫妻到家里吃饭，葛的母亲和妻子陪好友的太太，葛亦远则单独和好友聊天。谈到报上登的那件事，葛亦远说：被捕的主犯是我的亲戚，你知不知道案件详情？

好友说：重庆方面已报来材料，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可以安排你自己去办公室看。

葛亦远说：因为是亲戚，还是多了解一些情况比较好。

于是好友便带他去了保密局的办公室。两个军统高干班的同学亲自迎送，并给他准备了茶水。他看到了七名在押人员的口供，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发现此案还涉及在上海的知名民主人士许宝驹，特务可能是为了扩大线索，尚未对他实施逮捕。

葛亦远离开保密局后，立即用电话紧急约见明之，他确认无人跟踪，即绕道去约定的地点，在一处僻静的马路边，与明之接头。葛亦远凭着记忆告诉明之，明之又凭记忆向何以端报告了这一紧急情报。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宝驹迅速离开上海，脱离了危险。

事后，何以端表扬了葛亦远和明之，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这次行动是相当冒险的，如果那两位特务朋友设了圈套，那就有杀头的危险。然而，做秘密情报工作，有时就是要有这样的冒险精神，才能获得有价值的重要情报啊！

明之代表何以端联系的第二个情工人员是汪志道。当时汪志道在江苏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任主任秘书，他从江苏军粮供应中，探得国民党军队和省保安团人员的数量、驻地、兵种配备等情况。

此外，在沪宁解放前夕，为了迎接大军渡江，向解放军提供粮草，他曾将苏南各县的存粮地点和数字列表，交给明之，由明之汇总后交给何以端，送上海供党组织参考。

明之联系的第三个重要情工人员叫王黎夫，是河南新乡人。

1939年6月，王黎夫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办公厅调查科员，

中共党组织叫他做情报工作，和他联系的中共党员先后有徐冰、张友渔、钱英、冯乃超。

1943年，王黎夫到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人事室工作，由周恩来和董必武直接领导。他经常从部长谷正纲那里得到一些重要情报。有一次，谷正纲要作报告，把公文包交给他临时保管，他利用这个机会，在皮包里发现了国民党中常会的记录，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日占区和游击区全部上层人事安排等情况，将其抄录下来，通过张友渔交给党组织，后来受到周恩来和董必武的表扬。

1944年，王黎夫调到国民党军政部储备司任上校专员兼办公室主任。1946年春，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军政部改为国防部，王黎夫担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储备司代理司长。

1947年，王黎夫要求去延安，但周恩来不同意，说：没有人可以接替你的工作，你应该继续在敌人营垒里战斗下去。随后王黎夫转入吴克坚情报系统。明之奉吴克坚之命和王黎夫联系了一段时间，后由何以端直接联系。王黎夫曾获取很多重要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及所属各兵种部队的编制、人数、装备情况，重要部门主要负责长官姓名、部队驻地、补给供应情况；国民党后备部队及征集规划情况；国民党军队部署及美国代为国民党空运、海运部队的情况；美国装备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每次大的战役，国民党军队部署及粮秣、被服装具的补给情况等。

在淮海战役之前，王黎夫曾两次去徐州，视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当时徐州“剿总”司令是刘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重庆卫戍和防空司令，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为应付公审搞欺骗性预演，连“说词”都背不下来的草包。王黎夫相机了解并掌握了刘峙所属部队粮秣被服装具储备补给，包括仓库储存的数量，以及配备的坦克等重要武器的情况，并写成材料交给党组织。从他提供的情报中，可以得知国民党军队军需调运的方向和数量，对分析国民党军各个战场的兵力和调度部署等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1948年后，王黎夫除了担任在南京的工作以外，联勤总部又派他任经理署驻沪代表。他时而在南京，时而在上海。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动荡，人心惶惶，特别是京沪地区，秩序更加混乱。何以端以商人的身份来往于京沪之间，遇到难处，王黎夫就利用职权为他提供方便，例如买车票，买机票，遇有急事，还用军车送他去车站，并将他印有军衔的名片插入软席车厢门旁的 卡内，避免宪兵的检查。

1948年10月，打锦州战役时，国民党为了不使锦州被服厂大批军用物资落到解放军手中，下令转移该批物资。当时海上运输忙碌，秩序很乱，王黎夫利用职权，将命令扣住不发，使锦州被服厂的18万套棉衣，20万双胶鞋，1万匹布，6万条军毯等物资保存完好。当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时，顺利地接收了这一大批物资。

做秘密情报工作，为了安全，一般情况下都是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明之分别联系葛亦远、汪志道、王黎夫，但葛、汪、王三人不交叉，不发生横的关系，他们更不了解我的情况。明之对我也不讲他联系三人的情况。

有一天，我和明之走在马路上，葛亦远从对面走来，明之不但不同他打招呼，还立即用身子把我挡住，不让葛亦远看见我。甚至连我们的直接领导何以端也不与我见面，以免因他联系的情工人员出事，牵连到我。党的指示都通过明之向我传达。何以端和明之在外面见面，两人也都不说各自的住处。这些做法，在敌我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

解放战争后期，何以瑞指示明之，要扩大军事情报来源，大胆争取发展平时观察认为可靠的人。明之感到我的二哥沈勤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基础，比较可靠。经何以端批准，由我通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洪兰友的关系，介绍他到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工作。初期，何以端确定对沈勤作为“暗用”，让明之与他谈话，从中了解一些国民党部队调动情况。沈勤一五一十地对明之述说他知道的一切，随后由明之整理成文送交何以端。过了一段时间，我和明之觉得，哥哥沈勤有获取军事运输方面情报的条件，人又聪明机警，具有很大潜力，考虑让他发挥更大作用。

可是母亲却看不惯自己的儿子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神气活现地出入我们家。老人常对孩子们说：“看你们的舅舅，又披着‘老虎皮’来了！”我和明之听了直想笑，老人家的敌我界限还真分明。可我们却另有考虑。

1948年底，经请示何以端同意，正式发展沈勤为情工关系，就直接“明用”了。何以端指示，沈勤继续由明之联系，沈勤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民党军事运输情报。

1949年初，沈勤被调到上海港口司令部航运组做联络、统计工作，又有新的获取情报的便利条件。他按明之提出的要求，陆续提供了上海港国民党车运调度等书面情报。明之看后认为，沈勤的材料写得很清楚，学迹工整，不必重新整理，即将沈勤提供情报的原文送交党组织，对人民解放军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调运动向，有一定参考价值。

文如玉

穿梭于沪宁的交通员一华藻

从1947年开始，何以端联系的情工关系越来越多，工作十分繁忙，而我的情报也特别多，且时效性强。可是何以端常常不能及时与明之联系。有一天，何以端问明之：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一定要可靠又机敏！

明之说：我回去想想。

回家后，明之和我一起，按照何以端“可靠又机敏”的标准，把能想到的人仔细筛选了一遍，最后选中了一个人。

再次与何以端接头时，明之说：“我和安娜反复考虑，觉得我的六弟华藻比较合适。”接着，他就向何以端简单介绍了华藻的情况。

华藻，1938年入党，早期一直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1942年他的名字上了敌伪的黑名单，党组织让他撤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担任上海和苏北之间的交通员。他为人机警、灵活，小时候曾被大哥戏称为“小滑头”。当年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江淮大学”时，党组织曾让他专门负责由上海带进步青年去学校，他极为谨慎，又善应变，因此从未出过问题。

何以端对华藻的条件很满意，对明之说：很好，有亲属关系，来往自然，好掩护。我马上向上级报告。

经吴克坚同意，何以端决定，此后由华藻专任我、明之与上海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之间的政治交通。

吴克坚还特别指示何以端：华藻同志只做沈安娜、华明之的交通，不兼与其他情工关系联系。这是为了保护重要内线情工人员，避免不必要交叉，引起暴露。

当时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较量，多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由于蒋介石于1947年7月颁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8月颁布了《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12月25日又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南京、上海等国民党核心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他们肆意抓捕共产党员和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及进步民主人土，致使当时南京和上海等地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人满为患。

华藻就是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气氛中，穿梭于上海和南京之间传递情报的。一路上，他要不断地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非常危险。根据当时各条交通线上的情况，华藻行踪隐秘，来无影，去无踪。有时乘火车，有时乘汽车，有时乘轮船，只要发觉周围有可疑人员，就要多次更换交通工具。为了躲过特务的盘查，华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跑单帮”的小老板，戴一顶鸭舌帽，穿一套劣质西服，一手提着酒瓶，一手夹着香烟一坐下来就又抽又喝，但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尽管如此，明之仍然不放心。他嘱咐华藻道：你的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因为情报在你身上，非同小可。你作为交通员，上知领导人，下知情报员，责任重大，一定要处处小心啊！

华藻郑重地点一下头，又嘻嘻哈哈地说：“大哥的教诲，小弟牢记在心，大哥大嫂放心好啦！”然后压低帽子，撩起长衫的一角，提起行李包，大步流星地走了。

明之目送他离去，微笑着和我说：六弟把自己打扮得就像个小特务。

华藻长期从事学生运动和秘密情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过去的“小滑头”现在变得更“滑头”了。这里所谓的“滑头”，是说他机灵，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他把一路上可能遇到的情况都事先准备了应对方案，上海的弄堂，南京的巷子，他都摸得清清楚楚，就连经常路过的一些用来歇脚的地方，也都了如指掌。

有一次，他在南京从我们家拿到密藏在南京板鸭里的情报后立即乘车回上海。在火车上，他发现便衣警察特别多，像是有什么大的行动。为以防万一，他在中途一个小站下了火车，没想到又遇到国民党警备人员的盘查。华藻手提酒瓶和南京板鸭，不慌不忙地说去××镇看一个亲戚，叫×××。此人是周围闻名的土霸，方圆几十里没人不知道他。因为事先早有准备，所以华藻镇静地对答如流，消除了军警的怀疑，顺利地出了车站。

华藻有极强的语言天赋，会说好几种方言。还能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一次，华藻从南京带情报回上海，在车上遇到几个黑帮人物的纠缠。他会讲那种黑道上的行话，几句黑话一说，对方就把他当成了朋友，最后，他又塞了点钱给他们，买得一路方便，安全顺利回到上海。

华藻和明之都是用上海和南京的食品密藏情报和指示。吴克坚给我们的指示，有时就藏在上海的奶油大蛋糕的底层，由华藻带到南京。明之把我搜集的情报交华藻带回上海时，则先用蜡纸包妥，再密藏在南京板鸭的肚子或脖子里。在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做内勤工作的同志说：“南京板鸭来了！” 就知道是南京的重要情报来了。于是“南京板鸭”成了“重要情报”的代名词。但那时他们并不知道情报的来源，更不知道我的名字。直到上海解放了，一位内勤人员告诉我，那时还发生过一件趣事。

一次，内勤人员接到南京板鸭，从肚里取出情报后，就把鸭子送给刚生了孩子的另一个内勤同志，让她滋补身子。但是内勤人员在整理情报时发现上下文衔接不起来，估计鸭脖子里面可能还藏有情报，就赶快跑去找，幸好鸭子还没下锅。果然又从板鸭长长的脖子里找到了细心的明之藏在里面的另一半情报。

这位担任内勤工作的女同志，后来还告诉我，为怕保姆看见有人把鸭子拿进拿出，引起怀疑和好奇，或者发现什么事情向外乱说，当天下午就找了个借口，多给了保姆几个钱，把她辞退了。这位内勤女同志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千方百计保守党的机密。

华藻所携带的情报伪装得很好，在多年的情报交通工作中，从未发生任何意外。经常与华藻联系的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一位主要骨干同志。华藻保密观念非常强，每次送情报到什么地方，交给哪位领导，对我们也从来 不说。

1947年3月和9月，在国民党六届三中会和四中全会上，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多次作军事报告，情报价值很高。我获得这些情报后，都通过华藻由南京带到上海。

吴克坚情报系统的这位主要内勤骨干拿到情报后，有时单独整理成报文，有时与其他情报综合整理成报文。然后由机要员（即译电员》译成密码，最后将密码报文交秘密电台的报务员发往延安（后移至西柏坡）中央情报部。这个情报传递过程要经过多少同志的艰辛而又危险的劳作啊！

所以，后来明之和我在回忆录中写道：“情报工作的成功，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没有交通员、秘密电台人员以及内勤人员的密切配合，单有情报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文如玉

胜利在望忌大意

此时国民党加强了对蒋管区，特别是“中央地带”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控制，报纸上几乎天天登载破获“共匪”组织、抓捕枪毙“共党”分子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加强了保密管理。我已不能像在重庆时那样自由出入秘书室、印刷股偷看、偷取秘密文件了。

此时，何以端根据中央情报部和吴克坚的指示，告诫明之：越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情工人员越是要注意隐蔽、伪装，切不可麻痹大意，要避免无谓的牺牲。何以端几乎每次与明之接头，都要他代表党组织，把以上精神转达给他联系的几位情工人员，特别是我。

何以端与明之的接头地点经常变换，有时在胜利电影院里，有时在小饭馆、小茶室里，一般选择行人较多、四通八达的十字街头，便于接头后迅速分开。

何以端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宁之间。

为了应付军警和宪兵特务的检查，他在随身携带的小提箱里放着蒋介石和白崇禧照片各一张，并写上“以端同志惠存，蒋中正”和“以端同志惠存，白崇禧”。每次宪兵特务检查行事，打开手提箱，看见蒋介石和白崇禧的照片，都吓一跳，马上立正、敬礼，立即放行。

有一个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情工人员，把情报藏在一本《剿匪手册》里，这样一般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何以端认为这个办法好，大加赞赏，就向其他情工人员和交通员介绍这个办法，并要求大家多动脑子，多想妙计，迷感敌人。

为了情报工作的安全，何以端长期居无定所，据说他当时几乎没有在一张床上睡五个夜晚。有一次，明之应约到何以端的临时住处接头，看到他在亲戚何以藩家的灶坯间（厨房），搭一块木板唾觉。

明之发现何以藩家住房并不紧张，就问何以端为什么住灶庇间，他说：这里方便，如果有宪兵来，爬起来就可以从灶庇间的后门跑掉。

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部分人员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率领下，由重庆抵达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机关。自此以后，周围就有许多特务进行监视。何以端联系的秘密情工人员多，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规定，他是不能到梅园新村党的公开机构来的。可是有一次，何以端因有紧急情报要送，而规定的联络时间又未到，为了不耽误情报的时效，万不得己，他冒险溜进梅园新村送情报。周恩来一方面肯定情报很重要，马上交人处理；一方面严厉批评了何以端的这种危险做法。

何以端将此事告诉了明之，诚恳地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在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更要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铁的纪律。

在杭州和重庆时，明之抄写、密藏情报就已很有经验。到南京后，除必要的原件外，他大多用工程设计绘图专用的细尖钢笔和极薄的绘图纸，将情报写成蝇头小字，然后卷好。南京、上海多雨潮湿，明之小心地用防潮蜡纸包上，在火柴盒底部做个夹层，把情报藏在夹层里面。这样，一般很难被人发现，传递也方便。他同何以端在胜利电影院旁的茶室会面，香烟、火柴放在桌上，何以端临走时把火柴盒取走，既自然，又安全。

后来何以端曾说，我有时一天能收到三个火柴盒！

除此之外，明之还想了很多更巧妙的密藏办法，我把他那些自制的密藏物件戏称为“工艺品”。有时何以端看了，也禁不住连连称奇。这些“工艺品”，都是明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制作出来的。

每当到了晚上，老人和孩子睡了以后，他就用黑布把灯罩上，在灯下像女人做针线活儿那样，精心制作他密藏情报的物件，那情形决不亚于艺术创作。

送情报的时候，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明之几乎每天都要小心翼翼地演习甩“尾巴”。每条去联络点的必经之路，他都事先查清有哪些小巷和商店可以穿越。遇到可疑的人，既不惊慌，也不回头观望，而是照常多走一段路，然后找个墙角蹲下身子，装作系鞋带的样子，悄悄地向后看看是否有可疑的人。为了稳妥，他有时故意绕道走进僻静的小巷，有时换乘公共汽车，直到确信没有“尾巴”为止。

国民党还都南京以后，达官贵人们除了反共，就是纸醉金迷，吃喝玩乐之风十分盛行。

我和明之从重庆到了南京，交友的圈子扩大了一些，交友的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自然也变化了一些。不能像在重庆那样，仅在家里吃个狮子头，打打牙祭。南京当时盛行打麻将和跳交谊舞。打麻将，我们陪不起时间，也赔不起钱。但是我们又想，如果一味“超凡脱俗”，不利于隐蔽伪装。于是我们就选择了跳交谊舞，通过这样的方式和同事打成一片。有点书生气的明之非常用心，在家里画出各种舞步的路线图，然后认认真真地学，几次跳下来，就跳得很有风度了，受到很多同事的赞扬，无形中融洽了和同事的关系。

这时我们一家的生活稍好了一点，便买了一个收音机，经常放大音量，收听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就是要让周围的同事看到，我们与国民党的一般职员一样，也在赶时髦，也在纸醉金迷。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胜利在望，就越是要注意隐蔽、注意安全，增加保护色，这样才不会被别人怀疑。

关于收音机，还有一段小插曲。我的速记同事居正修在50多年后的1999年，在《红岩春秋》杂志上发表的《和沈安娜一起速记》一文中写道：

当时听这个台（指中共电台）是犯法的，谁也不敢收听。我家住在南京树德里，这里是国民政府家属住宅，有国民政府高官住在里面，里弄门口有卫兵站岗，外人进不来。晚上收听中共电台是安全的。我参加党政最高会议记录，会上听到的軍事报告都是官样文章，听到邯郸电台广播消息，往往事实证明内容是真实的。

有一次，我到沈安娜家里，房门开着，我把门关上，指着收音机上的频道，轻轻告诉她：晚上什么时间，收音机开到这里，是中共的邯郸电台，我天天收听、这里消息是真的，不是我们会上听到的那样。沈安娜似乎听不懂我的话，没有答话，也不开收音机，就和我说旁的事情了。

当时，我还以为沈安娜不喜欢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现在回想这件事，真是好笑。

时时处处伪装和保护自己，已经成了我的职业本能。我自然不会随便在别人面前，哪怕是共事多年、老实本分的好友面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政治倾向性。

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那些国民党元老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我找了个机会，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写了一幅字，装裱后挂在屋里。有客人来访，看到于右任写的条幅，都十分羡慕，因为能求到于右任的墨宝，那是要很大面子的。有了这样的面子，我和明之自然也就增加了一层保护色。于右任老先生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南京，一直对我这个经常可以看到的年轻女速记关爱有加，我也十分敬重这位爱国老人。

我还请在重庆做了八年邻居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了一幅字，挂在家里。

吴稚晖在重庆时已七十多岁了，性格古怪，生活无拘无束，一般会议很少出席。重庆夏日酷热，他在家里经常上身赤膊，一条中式裤子不系裤带，用西裤背带吊在肩上。他平时也不愿多见客人，总在门上贴个条子：吴稚晖不在家。

听说有一次，一个人来拜访，恰巧在门口碰见他，就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吴委员”。

吴稚晖指指门上的条子说：不是吴委员不在家吗？

来客晓得吴稚晖说话幽默，以为是开玩笑，鞠躬说：真是难得吴委员在家。

吴稚晖正正经经地说：你认错了，我是吴稚晖的哥哥。

来客明知这里没有吴稚晖的哥哥，进去不是，转身也不是，啼笑皆非，搞得很尴尬。直到吴稚晖进屋后，才悻悻离去。

但是吴稚晖对住在隔壁的我们和两个孩子，却经常露出笑脸。

从我们家的阳台，可以看到吴稚晖的书房。两个孩子在阳台上看到隔壁书房里的吴稚晖，总会乖乖地喊：“吴公公好。”吴稚晖也热情地和孩子拍手打招呼。

到南京后，我向吴稚晖求字，他很痛快地答应了。

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名人，有他的字挂在家里，我们的保护色彩就更浓了一些。

文如玉

婉拒参选国民党立法委员

我在国民党机关工作了十几年，逐渐成为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会议不可缺少的速记骨干之一。我的同事，特别是上司，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个人修养颇为赏识。

多年来，我一向非常尊重于右任、居正、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每次开会，老先生们通常都坐在前排，有时读文件读到某一页，他们翻来翻去找不到，我会主动帮他们找出来。偶然文件滑落到地上，我会马上过去帮他们拾起来。元老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年轻勤快的女职员。

我刚进中央党部秘书处时，只是个小职员。1940年我任助理干事，1941年升为干事，1945年又升为总干事。

1947年底，中央党部为了减轻本部的经费开支，将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关系转到立法院，我此时也经常到立法院参加会议速记，并挂名为专员。当然我仍是个速记员而已。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准备“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在此次选举前的一次中常会开会休息时，元老们在一起闲聊，我从他们身旁经过，于右任突然对我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着你辛辛苦苦在党部这么多年了，绩能俱佳，想推荐你为立法委员候选人。

接着，坐在旁边的吴稚晖、张继、居正也附和道：是，是，我们一起推荐你！

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一时不好表态，只是问候老先生们身体可好，把话题岔开了。

一年前，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对，联合两个小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强行通过了一部宪法草案，下一步将要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行宪立法会委员的选举，只不过是“行宪国大”的前奏。

当不当立法委员候选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必须和明之商量决定。回到家里，我将于右任等元老的推荐意见，讲给明之听了。明之想了想，用开玩笑的口吻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你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收入还可以多些？

是的，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里是个名利双收的好职位，许多人为此大走门路。

生死关头是考验，艰苦生活是考验，金钱诱惑是考验。名利地位，同样是严峻的考验。在这十多年里，我和明之曾多次面对重大抉择。现在，我再一次面临名利、地位与党的情报事业之间的抉择。抉择的过程自然也是一种考验。

我说：出风头的事，我打心里厌烦。况且，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把钱看得过重。最重要的是党的情报工作。

明之又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可以接触更多高官，是不是也能获取情报啊？

此时，我还在沉思，然后明确地讲了我的意见：实际上，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要比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知道的机密多得多。速记员可以连续不断地拿到系统的、完整的情报。立法委员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明之笑着说：嗯，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听到明之肯定我的意见，我越发兴奋地说：你别看这个立法委员，我们瞧不上，我听说不少人为了争抢这个席位，吵得一塌糊涂，面子都不要了。如果我为这种事，到风口浪尖上去抛头露面，众目暌睽之下，一旦有人嫉妒，或者有人为与我争选票而不择手段，那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很有可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那就会使我们干了十多年的秘密情报工作毁于一旦，给党组织带来损失。

参加立法委员竞选的利害关系，我和明之分析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决定不去竟选什么立法委员，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要坚持在核心机要岗位，继续在不引人注意的速记岗位上，不断获取重要情报。

最后，我明确对明之说：我明天就婉言谢绝他们算了！

第二天会议前，我措辞委婉地对于右任等几位元老说：承蒙各位前辈器重，但我年纪还轻，阅历也浅，让我努力两年，再请诸位老前辈栽培。

元老们听了很受用，于右任说：沈小姐为人谦虚，勤于职守，难得难得！

婉拒竞选立法委员这件事，我和明之根本来不及请示领导，便断然作出了快择。1948年秋，我奉命当面向吴克坚汇报工作。同时也汇报了此事，吴克坚感动地说：“你们为了党的事业，对名誉、地位、金钱一概不顾，自愿做出这个决定，实在难能可贵！”上海解放后，在1949年9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吴克坚又旧事重提，再次表扬了我们。

后来的立法委员选举，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竞争异常激烈。因为立法委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比国大代表还要高一点，竞争立法委员比竞争国大代表还要激烈，到处都可以看到为竞选拉票的人。国民党元老张继于1947年12月突发心脏病去世。居正修告诉我，听人说，张继就是在立法委员竞选时，因为吵架气死的，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1948年1月，“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出了立法委员据说有几百人。几个月后，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并召开了第一届立法院会议。论理，立法院是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构，而实际上它只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

我从1935年1月参加革命，就以速记员的身份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还是个速记员。明之也是从1934年一入党就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是国民党机关的一般职员，一直到上海解放，仍是个一般职员。

我们在国民党机关里不是没 有晋升机会，而是党组织要我们做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能让我们晋升，不能让我们离开这个位置虽不高、却十分重要的核心情报岗位。在我们的心中，党的事业、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文如玉

“国民大会”丑态百出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自卫防御转入全面战略进攻。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自清朝倒台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然后是八年抗战，随之再次发生内战，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国库空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乞求美国援助，同时也为了平息国内矛盾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纠纷，他匆匆披上民主的外衣，召开了没有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参加的“实施宪法”的“国民大会”。

有人说，蒋介石坚持召开“国民大会”，是假装民主，实际上更加独裁。

这个被人们讥笑为带有“蒋记”标签的“行宪国民大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

“国民大会”场面大，需要的速记员多，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每天夹着小皮包到场速记。蒋介石在会上所做的施政报告，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失利，在华中战场上也受到刘邓大军的严重威胁。

他发誓说：我必定在三至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

他还说：过去军事战略在于确保国防据点，而今后改为着重歼灭匪军主力，对若干地点，可暂时放弃。

像过去一样，蒋介石在大会上的报告是由宣读员代读的。他本人坐在一边听。施政报告假惺惺地宣称要“还政于民”。此时，一个“国大”代表以为真的可以讲民主了，在蒋介石的报告读完后，他就登台想提点意见。可他刚说了几句，便立即遭到蒋介石亲信们的围攻，说他这是对“总裁的最大的不敬”。

会场上噓声四起，有人高喊：

“滚下去！滚下去！”

“把他拉下来！”

也有人说：“让他讲下去嘛！好话坏话都要听完嘛！”

两厢意见不同，会场上吵成一片。后来甚至有人动手打了起来。有的女代表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以为要出人命了，吓得吱哇乱叫，浑身发抖。

会场工作人员上前劝架，想把双方拉开。不料，四个“国大”代表竟然迁怒于一个劝架的会场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头破血流，被抬到医院救治。

这场闹剧，把蒋介石高唱的“民主、团结”的假面具剥得精光。有些在场的职员和宪兵看着这种表演，忍不住在一旁偷偷乐。这场会议没有轮到我速记，我坐在大会代表后排侧席上，看得一清二楚，也忍不住想笑，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样不妥，赶紧用手帕捂着嘴，不露声色。我想看看蒋介石是什么神态，却发现，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退出了会场。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大”会上所做的军事报告，对我来说，都是些公开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报告遭到许多代表的质询。有的代表还要东北败将陈诚、熊式辉出席大会对战局做解释，甚至有人拍着桌子高呼：“陈诚是不是该撤职查办了？”

此时陈诚在东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他所率领的48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只得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里，形势岌岌可危。

其实这次“行宪国大”的最终目的，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过程使这场闹剧达到了高潮。我在中央党部工作了十来年，早已熟悉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那一套作风，大会一种表情，一套言词；小会一种表情，一套 言词；私下里又是一种表情，一套言词。他们当面客客气气，互相吹捧，背后互不服气，讲怪话，揭老底。

“行宪国大”是一次权力分配的大会，利益分割的大会，充分暴露了各路诸侯的真实嘴脸。

总统、副总统以及各部门候选人，均由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提名，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定。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内部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在“中常会”上，C.C系、政学系、黄埔系往往为了一个提名各不相让，“中常会”开成了“长常会”，经常是上午、下午、晚上连着开，速记工作日夜不停，速记员苦不堪言。

如果说下面的人为争权夺利表现得还算真实的话，那么，蒋介石本人在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表现，就实在是过于虚伪了。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六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惟一的议程是讨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蒋介石在会上说：“总统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可选党外人士，但必须了解国家大事，对国际问题有研究。”接着又补充道，“要在美国有影响的人。”

大家都明白，蒋介石这段话的指向性很明确，只有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人士胡适最合适。

此前外界已有传言，说胡适要当总统候选人。现在蒋介石一表态，证明那些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有人分析，蒋介石之所以要推荐胡适当总统候选人，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自己树立“民主形象”。他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抓在他的手里。胡适即使当了总统，也是有名无实的。可是，国民党内部并不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会上，几个国民党元老当场表示坚决反对。也有人私下里说，这本来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导演的一场戏。

蒋介石讲话完毕，大多数代表反应强烈，会场顿时乱成了一团。

蒋介石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开会。然后走出会议室，进了设在中央党部的总裁室。平时蒋介石并不在这里办公，只是来中央党部开会时，于会前、会后休息或接见什么人。

中央党部机要处就在总裁室旁边，此时我们速记员要抓紧时间到机要室整理记录，正好看见很多国民党元老跟着蒋介石进了总裁室，其中有陈果夫、戴季陶、邹鲁等。只听隔壁总裁室里，哭的哭，闹的闹，大都要求蒋介石收回在会上说的话。

下午三点，继续开会，平时很少发言的邹鲁首先发言。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说：总统非总裁来当不可！这关系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

接着又有多人附和，大讲总裁出任总统的重要意义。似乎蒋介石不当总统，天就要塌下来了。

等到众人的发言渲染得差不多了，最后蒋介石果然改口。他“唔唔”了几声说：本总裁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大多数同志意见……

第二天，临时全体会议休会一天，开了一天中常会。上午讨论总统候选人，下午讨论副总统候选人。最后决定，“本党总裁蒋介石和司法院院长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很显然，居正只是个陪衬而已。副总统候选人为孙科、李宗仁、程潜和于右任。在6日继续召开的临时全体会议上，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全部通过。

“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蒋介石以2430:269的绝对优势击败 了他的象征性对手居正，从而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倒是副总统的选举结果，有点出乎人们预料，更确切地说，是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关于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已内定孙中山之子孙科为候选人。国民政府原来不设副主席，前不久，蒋介石特别安排孙科当了副主席，其目的不言而喻， 日后只要换个副总统头衔就可以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桂系首领李宗仁要当这个副总统，致使选举一波三折，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指挥棒失灵，如意算盘落空。

蒋介石认为，若李宗仁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李宗仁是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目前对共产党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李宗仁坚持不退，于是蒋介石亲自找李宗仁谈话。据李宗仁后来回忆，那次谈话火药味很浓。

蒋介石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宗仁说：“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介石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恼火地说：“这倒很难说！”

蒋介石也动了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满脸怒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连声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毫不示弱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蒋介石气得来回走个不停，嘴里直吐气：“哼！”

两人不欢而散。

李宗仁以前曾说过：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那里还敢和他吵嘴。

李宗仁这次不但敢和大独裁者蒋介石吵嘴，并一口咬定，副总统他“一定选得到”，原因何在？

原来，李宗仁有美国人在暗中支持。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上任前，李宗仁就见过他。李宗仁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相对开明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

由于这些外界的原因，副总统的选举过程异常激烈，三轮过后不见胜负。这时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只剩下李宗仁和孙科。蒋介石不仅给孙科竞选费用，还让宋美龄亲自出马，既宴请女代表，又宴请代表夫人，请求大家支持 孙科。尽管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支持李宗仁，但是，李宗仁仍然志在必得，他用汽车往南京运钞票，据说还把金佛送到了信佛的戴季陶家里。

我们家住的中南旅社以及孩子上学的新生小学，就在国民大会堂对面。此时，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唱票，“李宗仁”、“孙科”、“孙科”、“李 宗仁”的声音不绝于耳，弄得孩子们回家就抱怨：“外面吵死了！老师讲课都听不清。这些大人在干什么？!”

我和明之被孩子们的天真逗得笑起来，笑得眼泪直流。连小孩都看烦了这场闹剧，真是太可笑了。

经过四轮激烈的争夺，选举结果终于掲晓，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票击败了孙科，当选副总统。

1948年5月20日，当选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

本来事先准备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大礼服，由上海的一家非常有名的服装店承制。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延误了时间，直到就职典礼这天早晨才将礼服用专车送到南京。据侍从室传出的消息说，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说不穿大礼服了，改穿文官礼服蓝袍玄褂。

副总统李宗仁听说总统不穿总统大礼服，他也不好穿副总统大礼服了。

他是军职，只好穿着有金色三星上将领章的军便服上台。后来他自嘲地对别人说：那天就职典礼主席台上，我就像总统的随从副官。

文如玉

在“四姐妹舞厅”

1948年秋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吴克坚要见我。

通知是专门负责与我和明之联系的沪宁交通员华藻传达的。吴克坚要求我以回婆家探亲为由，到上海秘密口头汇报。经华藻各方探查，将接头地点定在浦东大楼“四姐妹舞厅”。

吴克坚与我和明之分别两年来，已先后收到不少我们提供的军政情报。上报中央后，均认为很重要，很及时。此时吴克坚虽从他领导的各方情工人员中已获得很多重要情报，但仍认为有必要亲自见一见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就一些问题听听我的补充汇报，并提出今后工作的要求。

对于吴克坚和我来说，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央地区，情报系统的主要领导人与重要内线情报员接头联络，严格说来，这将是一次有相当风险的会面。

1948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夏秋之交，通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一石米五千元，要用麻袋装钞票才能买回家。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国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了稳定蒋家王朝的统治，蒋介石加强了政治上的控制，尤其是加强警特部门的统治。蒋介石批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报告，在原有六千多特务的基础上，又增两千多人，大小特务多如牛毛。

蒋介石还让毛人风布置了一系列暗杀活动。此时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比30年代初期还要严重。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被害的消息。但是把特务暗杀当作政治上的最后赌注，其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全国各地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群众游行，工人罢工，示威、请愿活动更是风起云涌。

我和明之眼见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霸道，已经感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岌岌可危。我们互相鼓励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的曙光就要出现了！”我们也互相提醒：“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要多加小心。”

我要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刻到上海去秘密接头，明之不能不为我担心，于是我们便细细地商量起来。明之说：现在南京和上海的形势很严峻，特务和军警很猖狂，你一张纸片都不能带，速记本也不能带。除了已书面上报的之外，还有不少内容，我们理一理，你要完全凭脑子记，当面口头汇报。

我点点头，两人商议了大半夜。临行前，我已经出门了，又返回屋里，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并紧紧拥抱了明之。明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那意思是说：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沿途，我看到一些稍大点儿的车站上，军警密布，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车上的便衣特务也很多，不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车厢中窜来窜去。但我心里很坦然，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怕检查的东西，胸前别着中央党部的徽章，那些便衣特务每次从我面前走过，只是瞥我一眼就过去了，没敢找我的麻烦。

抵达上海以后，我提着礼品先到南市老北门公婆家，问候老人。在那里换了件衣服。晚上八点整，在华藻的陪同下，准时到达约定地点与吴克坚会面。

吴克坚穿一身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洋行的高级职员。我手提坤包，打扮得比平日入时。

我和吴克坚在舞厅一角落坐下，一边吃零食，喝咖啡，一边低声谈工作，补充书面情报的不足。为避免引起怀疑，我们偶尔下舞池跳上一曲。 吴克坚不大会跳舞，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两人基本上与一些不跳舞的闲客一样，俗称“摆测字摊”，只是吃喝聊天，加上嘈杂的音乐声，正好掩护。

华藻头戴一顶礼帽，坐在离吴克坚和我不远的、灯光昏暗的角落里，不时到外面探探动静。他把帽沿儿压得很低，灯影中很难看清他的脸。

吴克坚对我说：你们近年报来的东西，老头子（指蒋介石）的讲话，以及那些军事头目的报告，上面认为很重要，很好。你记的是他们的原话，拿的是他们的原件，“家里”一直很重视。现在的形势是，他们节节败退，我们节节胜利，正处于“大打”的前夕。在这个时候，除了打仗方面的情况依然很重要，“家里”还非常关心他们的内部——党内和军内的矛盾，特别是他们的“统帅”近来的心态和情绪。你经常在老头子主持的各种会上，会看到真实的情况；在你的同事中，也会听到一些真实的情况。除了你们已报的书面材料外，“家里”很需要动态方面的情况。

他要我讲详细点，具体点。

我思索了一下，压低声音慢慢说：总的来说，失败和内讧使老头子的心态可用“暴躁”二字来形容。他大发脾气后，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手也哆哆啸嗦直打颤。他丧气时，还当众哭过。他的爱将和嫡系陈诚、张灵甫等人是为他卖命的，可打不过我们，老吃败仗。老头子很伤心，却还要耐着性子在会上听人大骂陈诚。桂系头目白崇禧故意保存实力，不卖力，老报丧气消息，像是存心气老头子似的。

我此时特意讲述了书面情报未曾报告过的一事：平时很少说话的国民党元老丁惟芬，也公然在去年一次中常会、中政会的联席会议上指责老头子：对败局负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把老头子气得拂袖而去。会议竟然不欢而散。当然，也有保派、马屁精打圆场，结果双方对吵谩骂，丑态百出。看 来老头子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我顿了一下，环顾一下四周，又接着说：听接近老头子的人说，老头子在家里也不得安宁，夫妻矛盾不小。蒋夫人美龄与孙夫人庆龄虽然政见并不一致，但毕竟是同胞姐妹，同在上海、美国生活学习过，感情还是很好的。老头子过去对待孙夫人，碍于总理（孙中山）的面子，有所节制，现在听说到了要对孙夫人和其他爱国人士“下手”的地步。一些黑道头目就是老头子要用的“手”。如果孙夫人等民主人士再不服管，即“就地处理”。而夫人要保姐姐，还要保张学良，为此与老头子又哭又闹，大吵了好几次。在家里，只有大儿子经国比较听话，还能安慰安慰老头子。

吴克坚听到此处不露声色，但警觉地不住点头，说：“家里”对老头子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心态，会感兴趣的。“上面”很想知道这些深层动态情况。以后你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况。

接着，我又按吴克坚的要求，口头补充了一些书面材料无法详细讲述的内容。如国民党高层某些人已“政心”动摇。军内嫡系部队与非嫡系矛盾加深，军心更显不稳。他们各派的观点分歧是什么，相同之处又在哪里。

最后，吴克坚对我说：你和明之前一时期的工作很有成绩。“家里”很满意。你今后的工作重点仍是了解战局变化过程中的军事动向，同时还要了解蒋的心态及内部矛盾。敌人的矛盾，就是我们间接的后备军。掌握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有利于我们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多方面采取团结、分化、争取、利用和斗争的手段，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会有帮助。你和明之要多注意安全。胜利见！

我点点头，因为接头地点敏感，不得不努力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匆匆与吴克坚握手告别。

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在优美舒缓的舞曲中，不时会传来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的声音。这真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反动派在垂死挣扎，疯狂地在上海、南京残杀、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土，乃至无辜的青年学生。此时的上海，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逢警车经过，或有可疑的人露头，华藻就会特别机警地观察动静，以防不测。

会面结束后，吴克坚先离开，不远处另有人暗中接应。华藻和我随后离开。华藻护送我回到上海的家，第二天又送我登上返回南京的火车。

1984年，吴克坚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和我的这次见面，他写道：“我记得沈（安娜）冒很大危险亲自到上海向我面述情报，由我经过当时秘密电台发给党中央、社会部。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直是安全的。”

吴克坚这次与我接头，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他又必须冒这个险，因为党中央急需大量详细的情报，他必须汇总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材料，自然需要来自“大本营”的我ロ头汇报的第一手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