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此时也住在重庆的鲁自诚一家，从南岸看到山坡上的上清寺一带火光冲天，鲁自诚拍下了一张照片，并模拟两岁的儿子克行的口气写了一段话：坡坡好大火啊！姆妈，娘舅家该不会中烧夷弹吧？”韵三母子于警报解除后，登高远眺，正值克行呼唤时摄。廿九年（即公元1940年）端午大轰炸后。

后来，为了躲避空袭，中央党部秘书处让部分带孩子的女职员，暂时疏散到附近乡下去。我带着小放随队躲到一个叫小湾的地方，住在老乡家。老乡家都养狗，见陌生人就咬。所以，我们都备一根打狗棍。每天早上，我一手拄着打狗棍，一手抱着小放，背着小包袱，到临时“办公室”去，晚上再回老乡 家借住。因老乡家孩子有传染病，不敢把小放寄放他们家，所以，天天拄着打狗棍，抱着小放，早出晚归。因我担负着机密的工作，在乡下办公，实在不便，不久我们不得不又回上清花园办公，回家住。

1941年6月5日，是重庆历史上最悲惨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抗战前在十八梯与观音台之间开凿的隧道。由于技术问题，两头未能对接，遂半途而废。抗日战争开始后，重庆市政府将其改为专供市民百姓用的公共防空设施。

如果说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日寇的罪行，那么对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腐败昏庸的国民党当局则要承担重大的责任。

6月5日那天，日寇对重庆进行的是所谓“疲劳轰炸”，整个白天，敌机轮番进入市区，连续几个小时，警报不解除，防空洞内空气逐渐稀薄，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各机关单位自己有防空洞，只要头顶没有飞机声，还可以临时出来透透气。大隧道像个关了车门的公共汽车，里面挤满了人，无法透气。

整个大隧道防空洞由七条隧道组成，发生惨案的这条隧道位于较场口。该隧道正常容量为5000人。而事发当天，据说挤进了上万人。

洞口设有木栅门。按常识，公共场所的太平门都是向外开的，人们从里面推就能打开。可是洞口的木栅门不是向外，而是向内开的！更为荒唐的是，那天木栅门上还加了锁，外边有宪兵站岗，不准洞内的人出来。头一二个小时，洞内还算安静。之后，随着隧道内温度逐渐升高，氧气越来越稀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纷纷问洞口拥挤，但外面敌机正在轰炸，防空值勤人员未接防空司令部解除警报命令不能打开洞门。

晚上九点左右，已在洞内避难几个小时的市民感到呼吸困难，以至于窒息，在死亡威胁面前，他们终于不顾一切地向洞口挤去。洞门打不开，造成洞口严重堵塞，空气更不流通，站在最前面的人被挤压在闸门上，发出一声声惨叫，活活被挤死。许多人因窒息倒下，接着又被涌上来的人踩踏而死。

到夜里，轰炸停止，外面的人劈开木栅门，看到尸体重重叠叠堆到了洞顶。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其状惨不忍睹，生还者寥寥无几。防空司令部调担架营前去抬尸。

在大隧道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内，我听中央党部的职员谈论大隧道遇难者情况时说，三个洞口同时往外抬尸体，花了七八个小时才清理完毕。

重庆老人高键文是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之一。老人清楚地记得，惨案发生后，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江边，用50条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五天时间才告完成。而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有五人进入防空洞，其中四人没有回来。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面的门再也没有人开过。

在这次大惨案中遇难的，有人说是数万人，有的说是万余人。据重庆防空司令部1941年6月7日发布的公告说，“死亡461人”，这显然是谎言。

许多死者家属组织请愿团，向政府请愿，要求公布死亡的真实数字，外国报纸也纷纷报道这次惨案的疑点。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重庆市政府在6月12日再次公布死亡人数为“有户口可籍者644人”。社会舆论还是不相信， 认为此数字与实际情况不符，提出要公审主事人。

蒋介石为了缓和局势，安抚民心，命令1941年4月新上任的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审查委员会，查清案情，追究责任，公开审理此案。

吴铁城马上成立“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主要公审对象是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公审大会召开之前，吴铁城等国民党高官为了推卸责任，保刘峙过关，事先组织了一个预审会，帮助刘峙设计如何说谎，以对付公审人员，欺骗广大群众。

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导演的这幕丑剧。

特别审查大隧道惨案委员会在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一个房间内，专门安排了临时聆询室，由专人设计若干条记者或群众可能提出的问题，并帮刘峙设计出对其有利的应对答词。

刘峙答词的核心问题是这次惨案的死亡人数。规定刘峙回答时不得超过千人；要承担一些责任，但不能过头，争取安全过关。

为了让刘峙在公审时能对答如流，吴铁城要求他熟背答词，因此要中央党部机要处派速记员将预审会的全部问答记录下来，交刘峙反复预习。

这个速记任务被派到了我和居正修头上。

预审会开始，刘峙来了。刘峙满脸横肉，他那脑满肠肥的形象，与当时生活艰难，脸有菜色的重庆百姓形成了强烈对比。当预审员让他走上预审台座位时，他两腿开始发抖，脸也变了色，像一张白纸。

不知是谁斥责他道：预演就这样，将来正式上台怎么办？

刘峙这才镇定下来，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预审会上，“专家”帮他设计了几个问题。先问：“日机轰炸不止一天了，在闹市中心，人口最多，只有这么一个隧道，而且洞口又小又窄，更没有通风设备，这是管理不当，你这个防空司令躲在安全的防空洞里，你想到百姓了么？闷死那么多同胞，你要抵命的！”

设计的刘峙回答是：我责任重大。正准备疏散人口到附近乡村去，可时间来不及了。

设计追问：你知道大隧道到底闷死了多少人？ 设计的刘峙答：“大约八九百人。”

这是个最敏感的问题，虽然刘峙的回答比原先公布的644人要多，设计人员还是担心，在公众面前仍通不过，因此要求刘峙面部表情要做出痛苦、悔恨、欲流泪的样子。可是刘峙呆若木鸡，怎么也做不出这种表情。居正修在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肯定不会表演的。”我看看他，不露声色地会心一笑。

设计人员考虑到群众会进一步追问抚恤问题，设计问道：你对死伤者家属如何抚恤？

设计人员要刘峙显得很难过，一再表示：要从重抚恤安排的！

主持预审会的人要他将上述几个问题再演习一遍，刘峙仍不能顺利背出他的“台词”，只好让他把速记员记下的问答词带回去背诵。

对此，我心里充满了厌恶和僧恨：还是二级上将呢，简直像头蠢猪！国民党怎么弄这样笨的人去当防空司令呢？岂不是拿重庆百姓的性命开玩笑么？

后来刘峙是怎么表演的，我没有看到。公布的审查报告上说，此次惨案共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151人。这时市民已不相信官方的报道了。

刘峙被撤职，市长、警察局长被记大过处分，抚恤金大户20元，小户10元，这件事便草草收场。可是过了不久，被人们称为“草包司令”的刘峙又被蒋介石委以要职。

受尽大轰炸磨难的重庆人疑惑重重，因为所有防空袭的人，在进防空洞时，都将细软打包随身携带，而抬出来的尸体，几乎都是衣服不整，甚至有人赤身裸体。遇难者随身携带的细软都哪里去了？据说，发惨案财者大有人在。抬尸的担架营工兵先抢金银首饰，后抢细软衣服。被长官发现，勒令把抢的东西都往仓库抬， 实际值钱的都到刘峙老婆的库房里了。

在重庆大轰炸的日子里，当地百姓天天提心吊胆，一有防空警报，就要钻防空洞。

在6月5日的大隧道惨案之后，重庆防空司令部才正式启用空袭标识球，向市民昭示日机来袭情状。防空警报球实际是红色大灯笼分三个等级，三角形表示预警，圆球表示紧急，长形表示解除。防空司令部一旦得到敌机起飞的情报，马上就会在市区的几个高处挂起一个三角形灯笼，市民称它为“挂起”，这个预警信号提醒人们随时准备防空。还不能确定敌机是否要来轰炸，市民仍可照常工作和生活，但不宜外出。

敌机进入市区防空警戒圈之后，就会挂起两个红色灯笼，同时发出一长悬挂在高坡上的“防空信号球”一短的警报声，所有人员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进入防空洞。

警报器发出一声声连续不断的短促的声音，三个红灯笼挂起，是敌机已接近重庆的紧急警报声，路上不准有行人，防空洞里的人不许出来。警报器发出一声长鸣，是警报解除的信号，人们才能走出防空洞，恢复正常的生活。

侵华日军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对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进行了200次轰炸，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放各类炸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700人，炸毁房屋17608栋。

除此之外，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还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就死亡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承认当年他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后来有人查阅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的时间很相符。

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断电、断水、断炊，严重威胁着市民的生存。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并没有让重庆人屈服。那时重庆有一首民谣：“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表现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文如玉

1941年10月前后，我从中央党部机要处得到消息，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已开始筹备，不久即将召开。在徐仲航来家里联络时，我将这一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

徐仲航代表南方局指示：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党组织希望你尽量在会前搜集到会议重要报告的草案，以便我党及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

经我仔细观察，一些绝密内容议题逐步浮出水面。果不出预料，其中有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的《关于对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大纲（草案）》，有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草案）》，此时我虽然怀第三个孩子己八个月，本来应该在家休息的，但是为了获取此次会议的重要情报，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怀孕期间，特别是后期，我经常腰酸背痛。上下班走的全是石阶路，坡坡坎坎、又湿又滑，我手撑着腰，喘着粗气，一路上小心翼翼，走走歇歇。平时十分钟的路，现在常常要走二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

大会召开之前，速记不忙，秘书忙。我没事就在秘书室和副官室转悠，希望有机会在会前看到或者得到这两个文件。我很清楚，情报工作最看重的是预警作用。如事先掌握国民党顽固派的动向，对我党争取主动意义重大。因此，这几天我格外留意观察从自己眼皮下流过的各种文件。

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天，我去秘书室，忽然觉得眼前一亮，何应钦的“大纲（草案）”和徐恩曾的“提案（草案）”赫然在目。这正是党组织所需要的！

尽管几年来我在情报战线上已历尽风雨，见过些世面，然而当见到何应钦、徐恩曾的这两个重要文件时，不禁心砰砰地跳，既兴奋，又有些紧张。

我思索片刻，就在秘书们忙得顾不上和我搭话的时候，果断地决定，用安全、可行的办法获取情报。我一目十行地把“大纲”和“提案”的重要内容熟记在心里。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再用别人看不懂的炳勋速记符号，和自己独创的速联符号，迅速将内容记录下来。一些特别重要的内容，我怕记得不准，又特地去秘书室偷看一次，随即回来补正。然后我大大方方地将速记纸片带回家，连夜整理成文字，再由明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摘编，密藏于竹竿之中。第二天晚上，徐仲航来接头时把情报带走，上交南方局，随即报延安中央情报部，使党组织在会前就全面、准确地了解五届九中全会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图谋和措施。

不久，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明之给孩子取名庆新，乳名小新。在给孩子取名时，寓意了我们心中的期盼。20世纪90年代，回想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有感而发，曾写了几句不成诗的话：

抗日时期在重庆，华夏古国盼新生。

小儿诞生困难时，寓意取名华庆新。

1941年1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为了获得更多的情报，我产后未满月，就去办公室转悠。我不可能参加会议的速记，便主动协助速记科长徐漂萍整理抄写材料，这样也可以获悉会议全部内容。我积极工作的态度，得到科长的表扬。可是科长又哪里知道我的真正目的呢？

接着，我又去印刷股，看看有没有已由大会秘书处润色定稿的正式油印件。印刷股经常会有一些印得不清楚，准备作废的文件，放在旁边的架子上，等待统一销毁。我趁印刷股的人忙得不亦乐乎，无暇顾及之际，敏捷地从中抽取了我早就相中的文件。去印刷股，用这种方法获取情报，我已屡试不爽。

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我在生孩子前后都没能得到休息。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体重还不到一百斤。徐仲航很心疼我。小放还小，总缠着我，要我抱。徐仲航来接头取情报时，总是把小放抱过来，对女儿说：“小放乖，妈妈太累了，让伯伯抱。”他让我们俩专心赶紧整理密写情报，并再三嘱咐明之，一定要好好照顾我。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蒋介石和他的同僚正在策划新的阴谋。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在九中全会上做了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报告，还通过了反共清党的两个文件：一个是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起草，内容绝密，只在小范围讨论的《对中共处理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这两个文件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甚嚣尘上的反共倾向。国民党在内部搞“清洗”，要“肃清内奸”“纯洁”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加强内部控制。这些，在这两个文件中，都有详细具体的措施。如建立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任督察的党员监察网，设立由中统局把持的党员监察员，建立党团制度等。

23日，五届九中全会闭幕。我在会议闭幕不久，悉数获取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情报。我获取的油印件，有不清晰处，由明之细心一描，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明之将油印件的四边剪去，包好。徐仲航来取情报时，我将密件缝在他的西服夹里内。

送走徐仲航，我这才有时间搂着刚出生的小儿子，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我睡得香极了，近两个月来，没有睡过这样一个好觉。

1941年的这个冬天，对于我来说，是个艰难而有收获的季节。我在没能担任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会议记录的情况下，获得了全会的全部重要情报；而与此同时上天赐福，我和明之又得了个儿子。

我获得的这些情报，受到南方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徐仲航向我和明之转达了上级党组织对我们的表扬和鼓励。他说：这两个文件很重要，使我党及时掌握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待我党的政策和动向。

1942年1月9日，远在延安的中央情报部将国民党九中全会的情报上报党中央领导。毛泽东曾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揺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那时我们夫妻的工作是“流水作业”——白天我用速记符号把情报记下来，下班后，用前半夜的时间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然后交给明之摘编，这时，一般都是后半夜了。明之根据情报的性质和轻重缓急，分类摘录编写。有疑点，需要进一步弄清某些细节，就得把我叫醒。我除了整理文字，夜里还要给儿子喂奶，把尿，盖被子。由于我过于疲劳，睡得很沉，经常叫也叫不醒。虽然明之很心疼我，不忍心把我弄醒，但有时候情况紧急，需要立刻搞明白，只好使劲将我推醒。我人虽醒了，却困得睁不开眼睛。明之就去拿湿 毛巾，帮我擦擦脸，让我清醒过来。

我经常在下半夜被明之叫醒，一起研究情报。等把情报整理完毕，伪装密藏好，天都快亮了。这时，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可是经济拮据，家里常常没有可以在夜间充饥的食品，天长日久，我的胃溃疡又复发了。后半夜如果醒了，往往两眼直直地等天亮，得了严重的失眠症。

繁重的情报工作无情地消耗着我们的精力，但我们无怨无悔。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明之是我的指导，是我的交通，是我的丈夫，又是我的助手，是在我身后支持、协助我工作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的事迹被解密时，明之似乎总在我的背影后。可是实际上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的生活和工作没有老华，那将会是什么样子。

而明之则总是谦虚地说：“安娜是红花，我是绿叶。”其实“红花”也好，“绿叶”也罢，我们二为一体，相辅相成。是伟大的爱情让我们战胜一切困难。

我和明之晚年定居北京。我们特别喜欢荷花，我请人画了一幅荷花图，并悄悄嘱咐说：要把荷叶画得大一些。结果，画家把荷叶画得很大，并且占据中心位置。明之看了，不解地地问：怎么把荷叶画得这么大？

我则满意地说：很好，很好！

1941年的冬天在我和明之充满兴奋的气氛中，顺利度过了。虽然我的胃病和失眠很严重，但是紧张的秘密情报工作，使我常常忘记了这些病痛。

1942年初，国民党得知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急需知识分子和汽车司机等技术人员，便策划利用亲戚关系或其他方法，向边区派遣特务，从事侦察和破坏活动。我获悉这个消息后，明之及时将这一情报通过徐仲航报告党组织，有效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反奸防特”工作。

1942年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变开会办法，半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于是开始筹备五届十中全会。我得知，会上将加强内部“清党”，国民党、政、 军三方头目各做一个报告；陈果夫、陈立夫等说要在半年内“肃清内奸”、加强对国民党机关人员的审查和管理。上述情报，我们及时交徐仲航上报，南方局即发往延安中央情报部。

后来，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战场，苏联和德国打得难解难分；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向美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发动猖狂进攻，美、英、苏同盟国要求蒋介石坚持对日作战，不要内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在1942年7月提出和中共进行“谈判”，十中全会也因此而推迟召开。

文如玉

“徐仲航被捕了！”

1942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是徐仲航与我们约定接头的日子。不知为什么，徐仲航没有来。他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过去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后备的联络日子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

我有些担心地对明之说：老徐会不会是生病？他独身一人，如果生病，无人照顾，可就苦了他了。

明之无奈地说：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怎么帮他呢？

按照秘密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是单线联系。上级知道下级的住处，下级是不知道上级住处的。我们是被领导者，不知道上级的地址，无法找他，也不准擅自去找他。我们只有继续等待。

又过了几天，仍然没有他熟悉的敲门声，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我想出一计，我对明之说：我和他都是国民党机关的职员，我想以我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寄到“正中书局”总管理处试探一下，就说前些日子孩子生病，借了他一点钱买药，这个月发的薪水，仍不能还，要下个月才能还他。这样行不行？

明之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同意了：写信试探一下也好。信发出去之后，我们又开始焦急地等待回复，可仍然没有音讯。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突然来到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对收发员指名道姓：“找沈琬”。收发员问他们什么事，他们不耐烦地回道：正中书局徐仲航的事。

收发员上楼悄悄地对我说：“沈小姐，楼下有两个人来找你，请你下去谈谈。”并小声补了一句：“说是正中书局徐仲航的事。”

我一听是徐仲航的事，不由得脑子“嗡”地一下，只觉得血往上涌，心往下沉：莫非是周恩来同志所说的“突然事件”发生了？！莫非是老徐的身份暴露了？！楼下那两个不速之客，无疑是国民党特务了。随即我想到周恩来的教导：遇到突然事件，要临危不惧、从容镇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敌人，保护自己。

我定了定神，装出一付若无其事的样子问收发员：他们是哪里来的？什么样的人？叫什么？

收发员说：他们没说是哪里的，也没说名字，年龄不大。

根据国民党官场的作风和习惯，以及这两个人的年龄和行事方式，我断定他们不过是身份不高的小特务。那就是说，即使徐仲航暴露了，他们也还没有抓到什么要害问题，只是派两个小特务来探询一下。于是，我就故意摆起架子，先压一压小特务的邪气。

“我不认识那两个人，我不见他们。”我对收发员说，“如果有什么公干，让他们找机要处长，我没必要见他们。”

收发员下楼去回复那两个人。小特务没想到我会拒绝见他们。为了好回去交差，他们又要收发员传话：“务必请沈小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像开始那样盛气凌人了。

收发员上楼传话，我想，不见恐怕不行，去谈谈，或许还可以摸到一点情况。不管徐仲航是否暴露了真实身份，只要我一口咬定与徐仲航只是一般朋友来往，他们又能把我怎样？!

两个小特务一高一矮。见到我，高个儿特务马上拿出一封信问道：这信是沈小姐写的？

我看了一眼，正是我写给徐仲航的那封信，于是就说：是我写的。怎么了？

高个儿特务说：你为什么要向徐仲航借钱？他是共党，已经抓起来一个月了。

矮个儿特务追问道：莫非他是要拿钱收买你？

我一听，他们只是在这封信上做文章，而且讲话很幼稚，我装作气愤的 样子大声说：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小职员，孩子生病向朋友借点钱，算得了什么？这几个钱就能收买人吗？

两个小特务被我镇住了一时答不上话来。

我灵机一动，想乘机探探虚实，便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说人家是共党？

堂堂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处长，会是共党吗？

经不住我这么一激，高个儿特务马上露了底，说道：他的抽屉里全是反动书籍！

我说：这就能证明他是共党啦？书局嘛，什么书没有？ 两个小特务互相看了看对方，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我心里稍微有了点底：他们并没有提到老徐其他方面的证据，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帮助徐仲航办“特别入党”手续的事，会不会引起特务的怀疑。

1942年，徐仲航根据南方局的指示，经人介绍打入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总管理处，以业务处长身份为掩护，开展秘密情报工作。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各机关职员的审查和控制，徐仲航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迫切需要取得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一天，他在与我们接头时，对我说：安娜，你看有没有办法像你当年那样，用特别入党的办法，为我尽快取得国民党党证？

我觉得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便立即回答：“我可以想想办法，应该没问题。”我和明之对这个问题都想得比较简单，也没认真权衡利弊。

我打算找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两个副官，请他们帮忙。

那两个副官都姓吕，

是亲兄弟。他们在中央党部根基很深，连续担任朱家骅、叶楚伦、吴铁城三任秘书长的副官。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副官地位虽然不太高，但是却必须是秘书长信得过的人。他们负责呈送、保管机密文件，为长官安排会议、接待客人等，上下左右认识的人很多。吕氏兄弟嘴很甜，会说话，也会办事，在机关里左右逢源，把几任秘书长及主任秘书、秘书等都伺候得舒舒服服，人称“副官元老”。吕氏兄弟知道我是有来头的，很尊重我，对我非常客气，总是沈小姐长、沈小姐短地叫着。我也有事没事地找个借口到副官办公室与他们兄弟打打招呼说说话，有时还带着孩子去玩玩。吕氏兄弟也是苏北人，这就又多了份乡情。在副官办公室里，我可以随意翻看 材料，包括机密文件。

徐仲航交代任务后，我第二天就找到副官兄弟，对他们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徐仲航，在正中书局当业务处长，想加入国民党，能不能搞一份特别入党的表格？

“没问题！”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就找出一份特别入党的申请表交给我。

徐仲航按表格要求填写后，我又把申请表交给吕副官，说：拜托拜托！

吕副官马上说：不必客气，等我有机会，找三个中央委员签名，一定办成。

不巧得很，一直没找到请中央委员签字的机会，因此徐仲航特别入党的事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两个小特务没有问我为徐仲航办“特别入党”的问题，只是来查一封信，我心里踏实一些，口气就强硬起来，说：你们有什么事，去向朱秘书长报告好了。说罢，扬长而去。

“朱秘书长”是指朱家骅。其实朱家骅1939年12月已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局长。但中央党部的一些老部下仍习惯称他为“秘书长”。他是我“特别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又是他批准我进中央党部做机要速记员的。他常说我是“快手”，朱家骅调中央组织部后，仍常指定我做他讲话的速记，还要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的速记。因此大家都知道我是朱家骅的得力部下。我扛出“朱秘书长”这块大招牌来压小特务，为自己找了个脱身的借口。两个小特务碰了一鼻子灰，什么也没有得到，而我却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了徐仲航被捕的一些情况。

小特务自然不敢去找朱家骅，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我在小特务面前把架子摆得很足，但我内心还是揪成了一团。这毕竟是一件生命攸关的大事，一旦出现问题，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我马上回家。

明之与往常一样，下班后，先把寄放在邻居家的孩子接回来，然后做饭，等待很少准时下班的我。明之非常熟悉我的脚步声，他甚至能从我的脚步声中判断出我心情好坏。今天我的脚步声非常急促，回家的时间也比以往都早！

明之马上产生了一种不样的预感。

我一进屋，立即关上门。我一把抓住明之的手，压低声音说：出事了！老徐被捕了！

明之吃了一惊，拉着我到床边坐下，对我说；别着急，慢慢说。

文如玉

我详细复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明之说：安娜，你顶小特务顶得好，用朱家骅压他们，做得对，让他们回去报告他们的上级好了。

我与明之都紧张地喘着粗气，看着对方，似乎在问对方，下一步怎么办？

此时正好邻居们忙着烧晚饭，我立即把炉子从走廊搬到屋里。

我们不约而同地首先想到藏在竹竿里准备交给徐仲航的情报，抽出来塞进炉子里马上烧掉。然后又不约而同地一个清理抽屉，一个清理箱子。把家里凡是可能引起麻烦的信件都立即焚毁，以免特务来搜查时，抓住什么把柄。

儿子小新已经习惯了每天此时由我喂奶，可是今天我居然冷落了他。于是他就在竹床上哭个不停，以为可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然而现在爸爸妈妈实在顾不上他了。小放找了一个小脸盆，也爬在床上，敲敲打打，哄弟弟玩。

我们用那些要销毁的材料烧火煮粥。忙乱中，我只往锅里倒了点水，竟然忘了放米。不一会儿锅里的水烧干了。明之发现锅底已经被烧成了暗红色，急于伸手去端锅，手指被锅耳朵烫伤，锅也摔坏了。我们又换了个锅，继续烧材料煮粥。

所有的油印材料以及速记资料，全部清理出来烧掉了。保存了多年的进步书籍，甚至鲁迅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抗战歌曲集也烧了。过去，由于我们一直按秘密情报工作的规矩，经常清理家中的东西，销毁可能引起特务怀疑的物品。因此这天晚上，清理起来比较容易，清理工作做得迅速而又彻底。

当我们把该烧的东西烧完了，我们忽然发现，儿子小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哭了。原来，桌子上有小半碗冷饭，女儿小放爬上去，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饭粒放在嘴里嚼烂，再喂给弟弟。小新有了东西吃，就安分了。

明之流着泪抱起女儿说：好女儿！你也能帮爸爸妈妈做事了！匆匆吃过晚饭，我们安顿孩子睡下。

夜深了，这天夜晚似乎特别安静，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沉思。

我抑制住心跳，打破了寂静，我先说了话：明之，所有的情报都是找拿的，如果我被抓进去了，你要尽量保住自己，保护好孩子！

明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安娜，我们打入敌内这么多年了，敌人的残酷我们还不知道吗？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也紧紧握住明之的手。接着我们立即冷静分析，商议应对措施。

我们分析，老徐被捕的原因，可能是“东北救亡总会”这一公开的进步身份。从特务对我的态度着，老徐没有供出他与我们之间的组织关系，否则敌人完全可以直接拘捕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遵照党组织对秘密情报工作的指示，在遭遇突发事件时，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保存自己，对付敌人，长期埋伏，继续为党工作。

分析到这里，我镇静而坚定地对明之说：万一事态恶化，我一人或我们一起被捕，我们就咬定与老徐是一般朋友，坚决不承认党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横下心来，置生死于度外。只要老徐不供出他与我们的真实关系，敌人也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明之也说：一定要顶住，要准备经受任何考验。这是为了保守党的秘密， 也是为了保护老徐，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家右侧那幢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家。晚上，老人歇息了，可是左侧那幢宪兵队的三层小楼里，不时传来阵阵“人犯”被拷打时发出的惨叫，今晚似乎听得更真切了。

自从与宪兵队为邻，隔壁的拷打声、惨叫声、警笛声、犬吠声，让我们和两个孩子日夜心惊肉跳。夜阑人静之时，是我们秘密工作最繁忙的时刻。往日，那边宪兵队小楼不时传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让人感到压抑、窒息。每当此时，我和明之都相视无语，我们内心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煎熬。然而今天，我们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捕了，说不定现在正在哪个特务机关受刑。我们与徐仲航骨肉相连，隔壁传来的拷打逼供之声，似乎打的就是徐仲航。这鞭笞之声，声声都似利箭穿心。

此时，我想起周恩来1938年冬天对我说过的话：现在你的工作。危险性很大，你要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变。万一遇到突然事件，共产党人要有骨气……

我又想起邓颖超的教导：要甘当无名英雄。

此刻，我俩已经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置生死于度外。

明之对我说：你还记得么？1936年夏天，你在上海生孩子时，鲁自诚大哥讲过他被捕受刑的事。

我说：记得。1938年5月在武汉，他还给我和韵三讲过。他在狱中经受种种酷刑，鼻梁骨被打歪了，胸口被烙铁烧得皮焦肉烂，留下一大片疤痕。但他宁死不屈。

漫漫长夜，我们两人互相鼓励，又回忆起许多往事。

1939年我入党时，卢竞如传达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的指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各种考验，始终对党坚贞不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徐仲航告诉我们，周恩来等领导在当时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坚守岗位，要求“红岩”的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气节……

接着，我们又急切地分析：徐仲航在狱中能不能顶得住呢？

明之说：这两年我们与老徐来往，他的革命意志、革命品格，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相信，他是个硬骨头！

我说：我也相信！两年来，徐大哥把我们当亲人，把我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不可能出卖他的亲人，更不会背叛党。

明之对我说：如果我们也出事，我们就一起顶！

我坚定地回答：对，我们一起顶，一定会顶住的！

说到这里，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夜是那样地静，几乎让人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我对明之说：记得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背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明之说：对，“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一定要做到。

我们进一步商量对策。

横下一条心后，明之说：眼下必须镇定自若，相机行事。

我说：明天我照常上下班，除此之外，哪里也不去。上班时不对任何人提及此事，静观事态发展。如果他们没有派特务来进一步询问，就说明徐仲航顶住了。如果派特务继续询问，没有提出新的问题，仍然纠缠在我写的那封信上，或者还在介绍徐仲航特别入党问题上打转转，那说明特务没掌握我们与老徐之间问题的实质，我就死咬住，我们与老徐只是一般朋友关系。

明之问道：如果派大特务来进一步威逼呢？如果威逼内容涉及政治、组织问题，你怎么对付？我们不能不想到这一步。

我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沉吟片刻，坚定地说，那我就用女人常用的做法，到朱家骅那里哭诉喊冤，寻求保护，要求朱家骅出面平息事端。明之说：对，心不慌，就能想出好办法。走一步，看一步，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住现在的重要岗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一夜，是刻骨铭心的一夜，我和明之彻夜未眠。我们在精神上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迎接生与死的考验。

文如玉

第二天一早，我和明之不动声色，照常去上班，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静观事态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天下班后，那个通知我见小特务的收发员突然来到我们家，一脸的尴尬，支支吾吾地说是来“帮着看孩子”。平时我虽然天天和他见面，但是只有一般来往。顶多过年时和办公室的几个同事互相拜个年，在家里吃自己做的狮子头。除此之外没有深交。他没有理由特意来我家“帮着看孩子”。

自这天之后，连续几天，收发员几乎每天下了班就来，直到孩子要睡觉时才走。我们分析：他肯定是秉承上峰的旨意，来监视我们的。可是，中央党部里，谁是那个“上峰”呢？

此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系。还好，这段时间一个生人也没来过，我和明之每天下了班，就回家带孩子做家务，哪儿也不去。对收发员只当一个来串门儿的同事，好言好语相待，还留他吃顿便饭，给他留足面子。几天下来，那个收发员什么也没发现，就不再来了。

我们事后回忆说，这真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单线联系救了我们，是党组织有意保护我们。否则，一旦来了生人，那不仅说不清楚，还会引来大麻烦。

又过了几天，快下班时，别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还在办公室收拾桌子和皮包，突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机要处新来不久的职员，一个是前几天到我家里监视的收发员。他们二人突然进了门，走到我的桌前，突然凶神恶煞般地大声对我说：“徐仲航被枪毙了！”“徐仲航被枪毙了！”连喊两声。

我不由得吃了一惊，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两个人说这样的话，肯定是对我的试探。面对他们的挑衅，我显得格外镇静。那位新来的职员长了一张马脸， 一双贼溜溜小眼睛盯着我，像是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冷静地瞪了他一眼。

“马脸”长着一副黄色大极牙，一开口说话唾沫星子就会乱飞；平时满口粗话，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情。机要处的人谁也不愿接近他，科长和处长都认为，这种人上不了台面。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调到机要处来的呢？我听科长说，他有一定背景。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定吴铁城接替因病请辞的叶楚伦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对朱家骅、叶楚伦留下的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班底来了个大调整，在一些重要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人。这个新来的“马脸”就是吴铁城安插到机要处来“掺沙子”的。据说此人还与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陶希圣有些关系。有人猜测，这一定是吴铁城想讨好委员长身边的红人陶希圣，把他硬塞进机要处的。可见，这个“马脸”的背景还真不一般。他名义上是“速记员”，但实际上他速记能力实在不怎么样，再加上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尊容和一身毛病，处长、科长一直没给他分配什么工作，一直晾着他。机要处的人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到机要处这 样的部门当速记员。

当时国民党内部正在继续执行去年五届九中全会确定的“内部整肃”、“肃清内奸”和建立“党员监督网”等决定。因此，我凭着情报工作的职业本能，感觉这个吴铁城安插进来的“速记员”，倒不怕他排挤我，而是要对他多一层警惕，因为此人的真实身份比较可疑。他到机要处来，可能另有“任务”。

现在这个“马脸”带着收发员来威胁、恐吓我，显然是又一次秉承“上峰”的旨意来执行任务。

我心中“砰砰”地跳，

表面上却显得很镇静。我判断二人大喊：“徐仲航被枪毙了！”是想用“诈”的方法观察我的反应。我当然不会轻易上当。我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将手中的一串钥匙向办公桌上重重地“啪”地一敲，直盯着“马脸”的小眼睛，口气强硬地责问道：“你们说的这事与我有什么相干？”接着又厉声斥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马脸”被我的凛然正气逼退了几步，尴尬地连声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而站在他身后的收发员，则吓得赶紧溜出门去了。

我说：“那就走吧，下班了！”然后“啪”地一声关上抽屉，又“咔嗒”一声上了锁。我是在用行动向他们说明：我不是软弱可欺的！

“马脸”在我面前碰了个钉子，只好灰溜溜地退出办公室，急急忙忙跟着收发员下了楼。

我回家后向明之讲了这个新情况。

明之分析道：估计他们是奉命用突然袭击的形式，对你威胁试探，说明特务机关仍对你心存怀疑。看来是徐大哥顶住了，他们又没发现你的新疑点。再说朱家骅现在还兼着中统局局长，碍于他这块大牌子，在没有抓到你什么把柄的情况下，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先派人来家里监视，再采用这种诈的方式来试探你。只要徐大哥那边不出问题，他们就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之中我们度过了几个星期。

徐仲航被捕一个月了。突然有一天我刚上班就接到通知：中央党部秘书处的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我预感这次谈话肯定会涉及在“正中书局”工作的徐仲航，于是赶紧心里做了些准备。

“你对徐仲航了解不了解？”财务处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问。

“不太了解。”我说，“我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派，对朋友讲义气。”

我事先想好了一个反守为攻的策略，便柔中有刚、慢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他不是在你们正中书局，在您手下工作么？”

财务处长听出了我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严厉地说：“徐仲航可能是共党。”接着他又改口说，“你知道么？徐仲航是共党！”口气更硬了。

我听财务处长口气强硬，为避其锋芒，立即自改口气，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处长，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其实这位财务处长内心也怕“正中书局”或中央党部机要处真有共党，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见我一副委屈的样子，便用稍微平和一点的口气说：“你还年轻，不懂事，怎么能随便帮人家办特别入党？很危险啊！万一钻进一个共产党来怎么得了？”

我心想：坐在你面前的就是共产党！

财务处长接着说：“你们年轻人啊，想问题太简单。你又不是很了解他， 还帮他办什么特别入党？这种事能随便办么？以后，不要做这种事了。”

我听得明白，

他只是以上级的身份，来教育和批评下级的，至少目前看不出他有什么恶意。于是我就顺杆儿爬，接着他的话茬儿，装出年轻人阅历浅的样子说：“我以为介绍人家入党是好事，哪想会惹出这么多麻烦！好在党证手续还没办妥。这是我第一次帮人家办特别入党，也算是最后一次吧。”

财务处长见我态度还好，就没再为难我，又开导了我几句，最后说：“算啦，算啦，这件事你别再挂在心上，以后好好工作吧。”

我有软有硬，有进有退，与他应付周旋。谈话就此结束。

我回家和明之分析道：看来老徐被捕后，肯定没有供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及与我们的组织关系。

明之感慨地说：老徐在里面一定吃大苦头了。他自己吃苦，保全了我们，保住了党的秘密！

我含着泪说：是啊，多亏了老徐。不然，我们一家四口肯定也进了牢房了！

我和明之互相默默地望着对方，心中充满对徐仲航的崇敬之情，同时也在为他担心。

过了一会儿，我往更深处想了想，便说：机要处长和科长这些日子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估计这件事是在“上峰”小范围内调查的。

明之分析道：机要处长和速记科长不可能没有耳闻，只是不想声张罢了。他们知道你出身书香门第，20岁就进浙江省政府任机要速记员，23岁由朱家骅等人介绍“特别入党”，然后开始在中央党部机要处工作，担任国民党中央各种高层机密会议速记，社会关系简单。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碍于朱家骅这个高官，他们不会怀疑你是共产党。

我觉得明之的分析有道理。不过我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中央党部的购务处长兼正中书局董事长找我谈话后，这件事似乎是了结了，但仍不能放松警惕。是谁派收发员和“马脸”来监视和威胁我的呢？不能不寻思。

文如玉

我对明之说；“国民党‘肃清内外’是逐个秘密审查的。有时审查一个 内部嫌疑人，时间很长，我一定要长期防备，说不定暗中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呢！”

“对，确实要小心，要提防他们‘放长线，钓大鱼。”

我和明之商定，拟照党组织的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长期埋伏，并拟定了具体做法：

一，职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切照旧；

二、深居简出，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来往；

三、经常清理家中物品，不留任何可能引起特务怀疑的东西；

四、在工作中，做个“忠于党国、恪尽职守”的好公务员……

难熬的日子在一天天平安地过去，我和明之更加坚信：老徐肯定顶住了，否则不会如此平静。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冷静地总结自身应该吸取的教训。我检讨说：“我给老徐办‘特别入党’是欠妥的，后来又亲笔给他写信，现在回想起来太冒失了。”

我说；“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注意安全和保密。看来我们目前还没有暴露，多亏徐大哥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和明之一想到徐仲航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就联想起鲁自诚身上那块巴掌大的伤疤，心里非常痛苦。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徐为了保住机密，保护我们，他一定遭大罪，吃大苦了！

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徐仲航的消息，组织上也没有派人来与我们接头。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还要警惕中央党部里暗中是否有“眼睛”在盯着我！这些日子，我们茶饭不香，度日如年。

危险并没有过去，此时是不宜继续收集情报的。但是我像一辆快速奔跑的汽车，即使踩了刹车，还有一种向前冲的惯性，一见到有价值的情报，就忍不住想收集起来。我明知无处可送，还是坚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听着隔壁宪兵队烤打人犯的声音，一边看着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我们坚信；再等等，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有人来联络，取走情报！

但是，日复一日，一晃几个月过去了，组织上仍然没有派人来联系。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不可久存，只好烧掉。眼看着自己获取的一件又一件情报，又自己一点点烧掉，这是我们最痛苦的。

因为与宪兵队为邻，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宪兵队门前走过。宪兵队的人几乎都认识我这个胸前戴着“中央党部”徽章的女职员。我每次经过宪兵队的门口，都目不斜视，仿佛根本没把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我和机要处长 张寿贤一起开会回来，顺便搭乘处长的汽车回家，宪兵们也都看在眼里，因此他们对住在隔壁我这个中央党部有身份的女职员也还客气。

半年过去了，没人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一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机要处长张寿贤和速记科长徐漂萍一如既往地安排我参加“中常会”等小范围的绝密会议。

我和明之分析，这说明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相信我会是共产党。

我在机关里一向行事低调，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参加各种会议，从来都是走在科长或者居正修等男速记员的后面。科长等人比较绅士，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我常说自己年轻、资历浅，不敢走前面。平时我也很少化妆，以免别人把我当成“花瓶”。我也从不阿谀逢迎，更不会溜须拍马。其实，国民党高层机关里的正派职员，也瞧不起那些喜欢拍马屁的小人。

我的为人处世，深得同事好感，因此我的人缘很好，还曾被选为中央党部秘书处国民党联合支部的支委。徐仲航被捕事件发生后，只有收发员来家监视了几天，吴铁城安插的那个“马脸”诈了我一回，此外，也没发现有可疑之人盯着我。机要处的同事从没有提起此事，也从没有疏远我的意思。张寿贤是老处长，知道的机密多，他在工作和闲谈中，涉及机密，事发后仍从不回避我。这说明他从未怀疑我的身份，这无形中起到了保护我的作用。

在徐仲航被捕之后，中共南方局党组织一直没有派人来恢复与我和明之的联系，采取了严格的保密、保护措施。当然，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找党组织。这样，我们同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徐仲航的事迹才逐渐从有关部门和知情人那里披露出来。我们才得知：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为进一步反共，打压受中共支持的“东北救亡总会”，遂以“共党嫌疑”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了徐种航及“东总”另两名骨干。徐仲航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未吐露一点实情。他在南方局曾与周恩来等同志在同一个党支部，但他在狱中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从而保护了南方局党组织。同时他也保护了我们，还保护了他非常熟悉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及阎宝航领导的情报小组。

2000年11月，阎宝航的小女儿阎明光到我们家中，向我讲述了徐仲航狱中的有关情况：与徐仲航同时被捕的“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秘书长李羽军，当时患有重病，被特务拖到拷打徐仲航的现场，以威胁李羽军。特务们把徐仲航吊了起来，用各种酷刑逼供，甚至用竹签将徐仲航肋骨的肉皮划开、挑起，但徐仲航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没有供出他所知道的秘密党员和情报组织。李羽军则因为病重身体虚弱，气息奄奄，看到自己的同志受酷刑，悲痛过度，大口吐血，当场在徐仲航受刑的刑讯室中殉难。

周恩来对徐仲航被捕十分关注，在得知徐仲航被捕后，马上与阎宝航商讨对策和营救徐仲航的办法，并安排与徐仲航有联系的人紧急隐蔽或转移。组织上考虑我和明之隐蔽较好，暂时不与我们联系，相对比较安全，可以 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将我们“冷藏”保护起来，静观事态发展，再做下步打算。

1944年，因为没有被特务抓到任何把柄，饱经苦难的徐仲航，经阎宝航出面活动，最终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保释出狱。1945年，党组织对徐仲航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

徐仲航出狱后，经历了痛苦、坎坷的漫长岁月，于1976年病逝。由于种种原因，他生前一直没有恢复党籍。我和明之非常尊敬他，怀念他。当年如果不是徐仲航在酷刑面前坚贞不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保护了党组织，保护了我和明之，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日后继续战斗在情报战线上。

徐仲航终生未婚，没有亲属子女。我和明之作为他的老部下，于1986年12月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提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党组织复查徐仲航的党党籍问题。经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同意，又经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组负责人童小鹏批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认真查阅档案，访问了当年审查徐仲航问题的经办人。最终从徐仲航的大节出发，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9年5月11日做出结论：“经研究，恢复徐仲航同志生前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由团转党之日算起。”

徐仲航的党籍问题得以落实，国家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将中组部的审批复印件给了我和明之，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手捧中组部的审批件，心中默默地告慰徐大哥的在天之灵。

文如玉

张继对蒋介石说：“共产党就在你身边！”

1942年11月12日，早在6月份就开始筹备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终于在筹备将近半年之后召开了。此次会议筹备之初，徐仲航还没有被捕，我已将十中全会拟议党、政、军三个头目各做一个报告，继续加强内部“清党”等情报，通过徐仲航送交党组织。正式开会时，徐仲航已在狱中了。

我与速记科长徐漂萍担任这次全会的速记。我对每天开会的情况了如指掌。

会议期间，社会部长谷正纲在十中全会上做所谓“特种报告”，并就组织“特种委员会”的问题提出议案，会上一片反共叫器。

当大会进行讨论时，坐在第一排的监察委员、国民党元老张继起立发言，一开头就说：“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突然，他指着蒋介石说：“总裁，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

我正坐在速记席上，不由得大吃一惊。几个月前，刚发生了徐仲航被捕事件，因此我警惕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此时张继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马上警惕起来，心里想：张继指的是谁呀？难道他发现我了？

但是我马上镇静下来：如果他指的是我，早把我抓起来了，还用得着借我去骂蒋介石？

再看坐在主席台上的蒋介石，听了张继的话，气得话都说不成句了。

“你……”蒋介石哆哆嗦嗦地说，“你……是党国元老，你……岂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张继是个老牌反共分子，公开反共的历史比蒋介石还长。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张继、邹鲁、谢持等一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柩前，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通过决议，宣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解雇苏联 顾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国民党党籍等等。这伙人后来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张继还是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有名的“大炮”，蒋介石对他毫无办法。如果此时当众与他争辩，那会给世人留下话柄，蒋介石只好阴沉着脸，离席而去。张继见状有些胆怯了，急忙站起来，对着蒋介石的背影连声说：“总裁息怒，是我错了……”

蒋介石退席，这个会自然无法再开下去，大会执行主席于右任只好宣布休会。

这是我到中央党部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大庭广众发这么大的脾气。

当天晚上，国民政府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森在嘉陵宾馆宴请出席会议的至体委员，蒋介石也去了。因为没有速记任务，我和同事无人参加宴会，无从知道宴会的具体情况。后来这次宴会消息见报，说是“宴会充满热烈的气氛”。可以想象，林森临时安排的这个宴会，无非是为了缓和白天会上的紧张气氛，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让蒋介石消消气，给张继挽回一点面子而己。

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这实际上是一个表面上对中国共产党转变策略的文件。

会前，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苏同盟国要求蒋介石坚持对日作战，不要内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不得不在1942年7月，提出与中共谈判，“解决国内问题”。10月，中共中央派林彪到重庆，开始与国民党谈判。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召开了此次全会，表面上缓和了与中共的关系，转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而实质仍是加强对中共的政治斗争，等待时机，继续反共。

我和明之都在为党的安全担忧，急于将这些情报送出去。但此时，因为徐仲航被捕，我们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该把情报送给谁。

怎么办呢？我试探着问明之：“送给鲁大哥吧？”当时鲁自诚一家也在重庆，我们两家是至亲，有时也串串门，见见面。

明之说：此事要慎重。让我再想想。

他思考了两天，才对我说了他的想法：1938年在武汉时董老就交代过你，让我们不要与鲁大哥发生横的工作关系。现在的形势比1938年国共合作高潮时期严峻多了，那就更不能擅自与鲁大哥发生工作联系。另外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我们要长期埋伏。徐大哥被捕才几个月，我们不应为了一时一事的得失，影响了大局。目前我们只要守住情报岗位，就比送出去一两份情报更重要。如果现在将情报送给鲁大哥，而我们对鲁大哥的工作和安全状况却并不了解，万一有所暴露，会害了鲁大哥一家以及他的组织关系。同时，也会害了我们自己，断了我们今后长期源源不断为党提供情报的路。

我认为明之的分析很有道理，比自己想得深，看得远，便点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蛰伏”，将来时机成熟了，我们肯定会出头的。

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便渐渐静下心来。后来，再获得情报，就密藏起来，等待时机。情报失去时效之后，就立即销毁。反反复复的获得、销毁，再获得、再销毁，不知道有多少情报在我们手中眼睁睁化为灰烬，能不痛心么？但我们没有灰心。因为在我们心中，希望与忍耐同在！

那段时间，我们的心情很矛盾，既盼着熟悉的敲门暗号早一天响起，又担心特务们“放长线，钓大鱼”，对我们实行长期“内部监视”。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害了来和我们联系的人？

我们比往常更细心观察周围的动静，一有可疑情况，就互相提醒，时时事事，保持高度警惕。

儿女苦难

1942年、1943年是我和明之以及两个孩子在重庆最艰难的时期。1942年2月，我刚生小新两个月，明之给好友哈泽民的信中写道：“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练。…这滋味，非体验过的人，实在不易真切地理解…安娜失眠，半夜之后不能醒，醒就得看天亮…。产后已是两个足月，仍然衰弱不堪，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汇流在一起…薪水已借到三个月之后，大量的支出实在无法应付。”我在信末勉强写了一句：“正值旧历岁尾，以贫病交迫之生活，每忆童年之欢欣，而今不堪回首矣！”

这封六十多年前的信，好友哈泽民居然保存至今，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实录。



曾记得我初到重庆的那年冬天，染上了肺结核。仗着年轻，咬咬牙熬到了开春，病也就慢慢好了。后来旧病复发，徐仲航大哥弄来“雷米封”给我吃，很快又好了。徐仲航的被捕，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沉重打击。工作劳累，缺乏营养，再加上心情十分压抑，1943年初，我的肺结核病又复发了，经常 发烧，并伴有咳血。可我还得坚持工作。现在带病坚持工作已不是为了获取情报，而是为了保住目前的岗位，等待组织来恢复联系，同时也是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大人吃点苦，倒没什么，看着孩子跟着受罪，心里很难过。

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我和明之怕传染孩子，就狠狠心把两个孩子送进重庆郊外的一家私人托儿所。因为离得远，接送很不方便，只好全托，一周接送一次。


托儿所的条件很差，老师少，伙食也不好，晚上很早就关了灯，孩子也没人照看。小放和小新睡一个房间，小放三岁，小新才一岁多。到了晚上，小新害怕，就抱着姐姐不放手。一天夜里，小新尿湿了床，爬到地上大哭大叫。小放听到弟弟哭，就摸黑爬到地上，搂着弟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小新哭累了，就在姐姐怀里睡着了。才三岁的小放抱不动弟弟，就搂着弟弟在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两个孩子都发了高烧。托儿所的护士通知我，说是孩子得了肺炎，让我们接回家。小放和小新回家后，肺炎又转成“百日咳”。两个孩子一人守一个小痰盂，声嘶力竭地咳个不停，小放连血丝都咳出来了。我和明之一人抱一个孩子，含着眼泪给他们拍背。

我对孩子的状况非常担忧，却又没有办法。明之安慰我说：不要紧的。这两个孩子命大，都有过大难不死的经历，一定能熬过去的。

我听了，露出一丝苦笑，心里倒是宽慰了些。小放的大难不死，是指她刚满月不久，我给她洗澡差点惊厥过去的那一回。

小放出生后，我没有奶水，只好用四川的籼米熬米汤喂养。籼米熬米汤没有多少营养，孩子显得非常瘦小，体质也很差。天气渐渐热了，我想给小放洗个澡，可我几乎没有带孩子的经验。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直是由婆 照看的。我真正自已带孩子，是从小放开始的。那大我独自在家，大着胆子弄了一盆热水放在桌上，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进去。刚开始小放没有太大反应。刚洗到一半，小放突然惊厥，浑身抽筋，嘴唇发紫。我一看不好，马上把孩子从水里捞出来，解开自己的夹衣，将湿淋淋的小放搂在怀里，紧贴胸口，用自己的体温来暖孩子。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管有奶没奶，把奶头塞到孩子嘴里。恰巧这时候明之回来了，赶紧给孩子喂了些热米汤，小放才渐渐缓过气来。

文如玉

小新的大难不死，是指他不满周岁时的一次车祸。

当时明之生病住进医院，

我抱着小放到医院去探望，把未满周岁的小新交给邻居阿妈照看。阿妈抱着小新站在门口看街景，突然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冲向路边，撞倒了阿妈和小新。小新摔到地上，失去知觉。阿妈见状大呼“救命”，正好我的速记同行聂先生路过此地，一看是我的孩子被撞昏了，马上抱起来仔细查看。见没有外伤，就把他尿尿。看见小新尿出尿来，才放心地对卡车司机和围观的人说：“孩子能自己尿尿，看来无大碍，估计没有内伤。”

聂先生听阿妈说我去医院还没回来，就抱着小新进家，生火煮粥喂他。

我得知孩子遭遇了一场车祸，有惊无险，既后怕又感激，连声向聂先生道谢：聂大哥，是你救了小新啊！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两个孩子生病期间，我又得了恶性疟疾：一连几天高烧不退，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热的时候烧到四十度，浑身冒火，头疼得像要爆炸一样。冷的时候直打寒战，浑身发抖完全不能自已，明之紧紧抱着我，竹床都会抖得吱吱乱响。

当时有一种治疗虐疾的特效药一一奎宁，很贵，还买不到。过去我和孩子生病，都是徐仲航给我们送药，现在老徐被捕了，也没人给我们送药了。我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没有老徐，没有奎宁……”

病痛难熬，而与党组织不能联系的日子，比病痛的折磨更难熬。明之安慰我说：老徐会没事的，你的病也会好的。

在明之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又挺了过来。

百日咳，咳百日。现时有“白、百、破”疫苗，可那时没有。小放和小新得了“百日咳”，整整咳了一百天。他们生病期间，我和明之没钱给他们买营养品。当时重庆的猪肺很便宜，只有平民百姓才吃。有一天，明之上街看见有猪肺卖，就买了两叶，回家煮了一锅汤，放在凳子上凉着。我和明之忙着整理家务，忽然发现屋里很安静，感到很奇怪，回头一看，我们都愣住了，只见两 个孩子站在锅边正喝猪肺汤呢！你喂我一勺，我喂你一勺，吃得津津有味，吃得满头大汗。他们好久没尝到肉味了，这一锅猪肺汤，对他们来说比肉汤还好喝。我和明之见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同时又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猪肺汤给孩子们带来了好胃口，看来病快好了。于是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亲着他们的小脸蛋儿，一边掉泪，一边笑，真是百感交集。

懂事的小放问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又哭又笑啊？爸爸煮的这个汤，好吃。

看着女儿的天真可爱的样儿，我不知说什么好。

明之对女儿说：你们爱吃，爸爸还给你们买！

以后，明之过几天就买些猪肺回来。看着两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我们悲喜交加。没有想到，猪肺汤竟然成了两个孩子的“救命汤”。

两个孩子的病终于好了，明之开心地对我说：你看，我说没事吧？这两个小家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和孩子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一百多天。

熬过了徐仲航被捕之后的第一个寒冬，春天又来了。我和明之觉得“风头”过去了，可以出去串串门儿了。我们要去看望想念已久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星期天，我给孩子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高兴地喊：去看毛公公、毛婆婆喽！

毛啸岑夫妇是1942年3月来到重庆的。1938年毛啸岑回家乡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为躲避日伪特务绑架，举家迁至香港。1941年年底，日寇进攻香港时，中共南方局派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领导，组织营救了在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毛啸岑一家三口也在其中。 辗转三个月才来到重庆。他们一开始住在曾家岩，距离我们家很近。后来搬到机房街，就有些远了。但我们一家仍时不时去看望恩师。恩师夫妇有时也带独子安澜，到上清寺街75号，爬上又黑又窄又陡的小楼梯，看望我们一家人。

毛先生当着我们的面，时常忍不住痛骂蒋介石：偏安一隅，苟且陪都，只反共，不抗日！又骂贪官污吏：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和明之听了十分痛快，心里很明白，恩师夫妇是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壕里的爱国民主斗士。不过，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先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自然，毛先生夫妇也不知道我和明之同样在从事中共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过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许久不见毛先生夫妇，很是想念。我和明之买了一点桔子和点心，抱着孩子去机房 街看望恩师。

毛师母看到两个孩子尖尖的小脸，瘦弱的身子，只有四只大眼睛骨碌碌地转，显得眼睛比以前更大了，心疼地流下了眼泪，赶紧忙着为孩子张罗煮蹄膀汤。

毛先生发现我神情憔悴，面色焦黄，与半年前相比大不一样。他猜到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便拉着我和明之的手，亲切地问：还好吧？没什么事吧？

我和明之不想让恩师担心，只是紧紧握着毛先生的手，轻声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先生师母放心！

不用说太多的话，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彼此已经心领神会。

在与上海和泰兴的家人失去联系，特别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毛先生夫妇的家，给了我、明之和孩子们莫大温暖和慰藉。

文如玉

给宋美龄当速记员

1943年，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我和明之又陷入贫病交加之中，两个孩子经常生病，入托问题成了生活中的最大难题。我听说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托儿所办得比较好，离家也近，就在上清寺曾家岩附近，于是想把两个孩子送进去。但该会规定，只有本会职员的子女才能入托。

我通过中央党部秘书处的熟人介绍，认识了“妇指会”的总干事张蔼真。张蔼真知道我是中央党部的速记骨干，表示欢迎我前去工作。

我和明之商量：老徐被捕，我们被查询，如能进入宋美龄主持的“妇指会”，也算是增加一点保护色吧！

明之说：这当然好。我想党组织为了保护我们，暂时中断与我们的联系，以后肯定会来恢复和我们联系的，如能想办法既可以进入妇指会工作，又能保住中央党部这边的岗位，那就两全其美了。

我说：我去找机要处长和科长商量商量，找借口把工作关系仍然留在中央党部。

速记科长徐漂萍得知此事，明确表示不同意我离开机要处，但对我孩子的状况也非常同情，就对机要处长张寿贤说：放沈琬走肯定不行，但可以让她到妇指会去兼职，我们机要处有重要会议，随时叫她回来。

张寿贤对我也一直很器重、很关照，有时孩子没人管，他曾默许我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小放很乖巧，长得又可爱，张寿贤很喜欢她，有时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把抽屉钥匙、图章等东西给她玩。他则一手抱着小放，一手批改公文。因此徐漂萍对他一说让我去兼职，他就同意了。

经中央党部机要处长派人和“妇指会”总干事张蔼真协商，达成口头协议：为解决我两个孩子的入托问题，暂借我到妇指会工作；中央党部的重要会议和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仍要我按时回去担任速记。

这正合我和明之的心意。

抗战初期，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和其他党派的进步妇女曾参加“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皖南事变”后，大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排挤出来了。尽管如此，在当时它仍是一个为中国妇女和儿童谋福利的半官方的民间机构。宋美龄信奉基督教，总干事张蔼真和副总干事陈纪彝都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负责人，她们对妇指会的工作十分尽心尽力。

“妇指会”的工作人员文化素质较高，个人修养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

我到“妇指会”上班的时候，指导长宋美龄刚刚结束长达七个月的国外旅行。

宋美龄是1942年底离开重庆去美国治病的。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在前往上海前线慰问抗战将士的途中发生车祸，摔断了肋骨，伤势严重，此后一直没能痊愈。1942年冬，伤疾复发，遂去美国治病。1943年2月，她应邀到美国众议院发表演讲，引起轰动。那天，她穿一件黑色金丝绒旗袍，胸前别着镶有宝石的中国空军徽章，端庄华丽，光彩照人。她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议员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长久不息。

宋美龄在美国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其重要标志就是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大量捐助。1943年5月，她又陪蒋 介石去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3年7月回到重庆，继续担任“妇指会”的指导长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她回国后，风头正健，活动很多，经常发表演讲， 并陪同蒋介石或单独接待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友人，如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的人员等。

我和“妇指会”的职员每天早晨上班，都要到楼上办公室负责人陆慧年（中共秘密党员）那里签到。指导长宋美龄的办公室就在旁边。

宋美龄初见我时，略一愣神，然后微笑着向我点点头，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张总干事过来向宋美龄介绍说：夫人，这是从中央党部新借调来的速记员沈琬小姐。

宋美龄对我说：欢迎到本会工作。

我说：谢谢夫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给指导长宋美龄做速记，时常伴随宋美龄左右。我发现，宋美龄打扮入时，举止优雅，喜欢穿色彩沉稳的旗袍出席各种活动，显得雍容华贵。如果宋美龄上台演讲，我也会找一件好一点的旗袍穿上，端坐在讲台一侧。

宋美龄做报告时，用略带上海口音的国语，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能很轻松地把蒋夫人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记下来。

我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用小楷抄正，装订成册，封面再由擅长写美术字的明之加上漂亮的标题，显得与众不同。总干事张蔼真女士呈交宋美龄后，宋美龄看了说：嗯，她的字写得很漂亮！张蔼真也满心欢喜，因为我是她借来的。她把宋美龄的评语转告我，并鼓励我：好好干。

宋美龄擅长英语，有时喜欢在有外宾出席的会上用英语做报告。我不懂英语，有些为难地对副总干事陈纪彝女士说：我不懂英语，怎么办？

陈纪彝是文化事业组组长，我的顶头上司，和我的关系比较好，就悄悄对我说：中、英文讲话稿都是我代写的，你坐在那儿照样速记，报告结束后我把中文稿给你，你抄一遍就可以送上去了。

于是我大胆上台，端坐一侧。宋美龄讲英语，我就用速记符号记她的音，她停，我也停，她讲，我又接着记。第二天，宋美龄的讲话见报了，有人悄悄地说：沈小姐真能干，中英文速记都行！

我心中暗笑，实际上我是在那里“鬼画符”。

后来有人羡慕地说：沈小姐是委员长的速记，又是蒋夫人的速记；既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宋美龄的新部下。

我暗自高兴，明之说：这样一来，又可以给我们增加一层保护色，就更隐蔽，更安全了，让他们随便去说吧！

在“妇指会”工作期间，我对宋美龄的印象不错。宋美龄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她性格开朗，思想开明，抗日热情很高，在言谈话语中，提及共产党时，态度也不像蒋介石那么凶横；她待人和蔼，工作勤恳，很多具体工作她都事必躬亲。

我在“妇指会”工作期间，除了担任宋美龄的速记员外，还配合一位同事为妇指会在郊区的下属分会写宣传文章，号召妇女投身抗日运动，宣传儿童保育、妇女卫生、扫盲、环境保护等。文章写好后，再请人配上画，由下属分会印刷成海报张贴出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这段时间，我感觉心情好了一点，舒缓了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觉得自己直接为抗战做了点实事儿。不过我时不时还要被机要处叫回去，参加一些国民党重要会议，作速记。一有机会看到确有情报价值的 材料，我仍会用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把情报写在速记本上。我和明之一天天地盼望着，一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就可以把情报交给党了。

文如玉

难熬的蛰伏

徐仲航被捕一年了，党组织一直没有来联系。我和明之在耐心等待，有时心情会焦急得难以忍受。

一天，喜欢唱歌的明之轻轻哼起了《黄水谣》，我也跟着哼起来：“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当哼到最后一句“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时，我想起远在泰兴的母亲和远在上海的大儿子，不由得潸然泪下。

女儿小放问：妈妈，你怎么哭了？

明之赶紧安慰我：想想看，一年多了，没出什么事，说明老徐顶住了。这是好事。现在组织上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暂不与我们联系。我们要耐心等待。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我们家接头的。

明之比我有水平，他说得在理，可是他心里又何尝不着急？有时他也会长吁短叹，于是我又会反过来安慰他。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早已从机房街搬到郊外的红岩村，离我们的住处上清寺街比较远，沿着嘉陵江畔的马路，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明之抱着孩子走到江边，想吹吹江风，消消心中的闷气。我们沿着西去的公路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离红岩不远的化龙桥山坡下，远远朦胧中可隐约看到“红岩村”绿树掩映的房屋，真想上山去找党组织。甚至天真地想，若是正巧这时周恩来、董必武或者邓颖超大姐从山上下来，那该多好啊！

红岩村，原名红岩嘴，早先是一片荒野，离重庆市区十来里地。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军阀政府为了筹集军饷，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开发重庆的幌子下，以低廉的价格抛售重庆四郊无主荒山。重庆女实业家饶国模便出钱买下了红岩嘴长满野草青藤的二百多亩红土地，开办农场，并在山坡上建起了 一座三层小楼。

武汉失守后，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转入重庆，可市内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很不安全，曾有一枚炸弹，就落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中共川东特委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决定为南方局和“八办”寻找新的办公地点。经过认真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首先是地点隐蔽，其次是房东可靠。房东饶国模女士的哥哥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儿子、女儿都是中共党员。1939年4月，南方局领导凯丰夫妇、董必武夫妇和博古等先期搬进红岩嘴饶国模家。5月3日大轰炸当晚，在机房街的“八办”和南方局机关全体人员紧急搬入红岩村。所谓“红岩村”，其实开始只有饶国模一户人家，一下子搬去了五六十人住不下，于是又临时搭建了一些简易房。后来，“八办”主楼在“红岩村”中破土动工。

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牌子刚刚在红岩村挂出不久，国民党当局为了监视“八办”的活动，以国民参政会的名义，也在“八办”附近盖起了办公楼。每一个进出“八办”的人，都成为特务的监视对象。

我和明之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公开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特务对“八办”的监视比过去更加严密了。如果我们冒失地走上去，不仅会暴露自己，遭致危险，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我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

此时我心中不由得对在“红岩”工作的同志们产生羡慕之情。我心里想：“红岩”的同志们啊！你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们可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而我们想笑的时候不能笑，想哭的时候，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流。你们与党组织在一起，多么温暖啊！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更不会有不能与党组织联系的痛苦。但是，我又一想：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战斗在敌人营垒里！顿时心中升腾起信心和力量。

我在红岩村的山坡下想得入了神。明之劝我道：“走吧，此处不可久留。”

我回过神儿来，在心中默念道：放心吧，红岩！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坚守阵地。总有一天，您的女儿会投入您的怀抱！

我含着泪，恋恋不舍地跟着明之，抱着孩子，缓缓离去，没有回头……

中央党部秘书处所在的上清花园，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很近，我们家住上清寺街75号，离周公馆就更近了。但是我知道周公馆也是特务重点监视的目标。化了装的特务，整天在周公馆周围转悠。我不能靠近，这是纪律。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4年，我们才和当时担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秘书长的童小鹏及夫人紫非一起走进了我们当年向往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重庆“三岩”——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所在地），是中共南方局的主要活动基地，此时全部处在龙潭虎穴之中。我和明之也身处敌营。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轻举妄动，我们只能蜇伏。尽管这种蜇伏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我们必须忍耐。我们坚信，总会有“惊蜇”的那一天！

重庆位于长江的上游，当时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撤到重庆的人很多，重庆人把这些人称作“下江人”，也泛指重庆以外的外地人。由于大量下江人的涌入，给这座不大的山城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这使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一些难民无奈地称陪都重庆为“饿都”。战时在朝天门一带，卖苦力的百姓，每至冬日，无衣无食，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遂成饿殍。垃圾车成了收尸车，每每车上拉着一具无名尸，他的两条腿还在车帮上耷拉着，随着颠簸的路，一走一摇晃……如此惨状，几乎天天可见。日久天长，人们对此麻木不仁，也就不以为然了。

对于我们来说，贫困和饥饿还可以克服，而不能与党组织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雾都上空飘零，这种孤独无助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

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相濡以沫，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坚信曙光就在前头。

我常常问明之：你说，党组织能来与我们联系么？

明之则反复对我说：老徐被捕，党组织肯定还要观察了解老徐被捕后的事态发展和结果，了解我们的处境，再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由谁来恢复与我们的联系。我认为，不仅我们需要组织，组织也需要我们。现在不联系，是保护我们呀！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的！

我说：有道理，看来我们只有继续耐心等待了。

我们二人在满怀希望中继续耐心等待，我们经常互相提醒：一定要谨慎小心，决不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