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场上两军处于对峙状态。人民解放军以60万兵力将国民党军队80万人围困在徐州等地，对“国军”来说处境危殆。这时国民党内部争吵得更凶了，主战、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11月间，蒋介石召开了多次中常会，我照例对每次中常会的内容照单全收。此时，“划江而治”的意图在国民党高层浮出了水面。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如陈立夫、戴传贤等人，认为苦撑半年，美苏必战，中国就会有转机。邵力子、陈布雷等主和派认为根本打不下去，不如趁早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重整江山。张群、孙科都赞同这个“划江而治”的意见。

1948年11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我担任速记。这次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吵得特别激烈。蒋介石的心情越来越沮丧，但主战的决心仍然没变。

会上，我看见身材瘦小的“国策顾问”陈布雷鼓足勇气，颤颤悠悠地小声“忠谏”了几句，蒋介石竟严厉斥责陈布雷：你脑筋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跟我唱对台戏？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

我听了，不由得吃了一惊。蒋介石所说的“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这件事，我很清楚。

几天前，蒋介石在中常会联席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过这样一句狠话：“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我当时速记中是有这句话的。后来听说，陈布雷在整理蒋介石这次讲话时，建议删去。蒋介石即对陈布雷大发脾气说：“这句话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能删去！”蒋介石还叫侍从室的人到中央党部机要处核查速记员的记录原稿。我的速记原稿中自然有这句话。

陈布雷体质瘦弱，面庞干瘪，他以才学和沉稳的处事风格，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1927年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1936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凡重要文电，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蒋介石在一般会议上讲话不喜欢用稿子，速记员整理出来的讲话稿，也都是陈布雷审阅润色，然后经蒋介石核定发表。

陈布雷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部秘书处副秘书长。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他跟随蒋介石多年，对他十分忠诚，被人称为蒋介石的“文胆”。现在蒋介石竟在中央政治会议这样重要的场合，当众训斥陈布雷，最后还对他说：“书生误事，你该去休息了！”可见蒋介石心情沮丧，把气撒到一向对他忠心耿耿的“国策顾问”身上了。

面对蒋介石的训斥，陈布雷没有争辩，他心里很明白，“领袖”对他不只是撤撤气，而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无法弥合，无法挽回了。他木然退出会场。

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陈布雷那个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会场门口。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接着两派又继续激烈争吵，几个人同时讲话，弄得我和另一速记员都无法记录。这次会议争吵的时间最长。从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两点以后才结束。

我把这几次中常会、中政会的情况，特别是“划江而治”的图谋以及蒋介石主战决心和暴躁心态，都写入情报，由明之整理上报吴克坚。

1948年11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消息：陈布雷突患心脏病逝世。然而，国民党高层几乎人人都知道，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但是他为什么自杀，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

陈布雷平时少言寡语，说话细声细气，眼睛眯成一条线，人们很难看到他的目光。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一是因为他生活俭朴，工作兢兢业业，除非开会或蒋介石召唤，他经常整天伏案工作。二是他常以“无派、无系、无权、无势”自诩。从 不参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斗争，非常超脱。

陈布雷的夫人在上海，孩子也不在身边，当时南京家里只有他一人。陈布雷喜欢早起，一般六点就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已经八点了，还没有见他起来，秘书推门推不开，感到奇怪，因为他平时是不上门的。秘书叫他也不应，用力踢开房门，发现他仰卧在床，嘴巴大张，早已气绝。床头柜上留有两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医生诊断，死亡已经七八个小时。

陈布雷留有三份遗书，一致总统，一致秘书，一致后人。

从致总统信中，可看出他自杀前的心情：“近年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蒋介石闻陈布雷自尽，到陈布雷家中，站在遗体前流下了眼泪。他看完遗书，一言不发。临走，对跟随其后的陶希圣说：好好料理后事……

追悼会上，蒋介石为陈布雷题写了“当代完人”的横幅。尽管如此，知情人还是为陈布雷的自杀感到心寒。

陈布雷在致秘书信中，对后事交代：“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 还嘱咐秘书，要把家里借来的沙发、靠椅还给宣传部。

陈布雷在致后人信中嘱咐：“勤俭正直，坚忍淡泊，永葆我家之家风。”

当时各大报都以“油尽灯枯”四个大字标题形容陈布雷之死，原来有人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发现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有人分析，陈布雷之死，原因在于对国民党政权的绝望。也有人分析，最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小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连自己的女儿都投向共产党，岂不证明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自抗日战争开始，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7月，她在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于中共北碚特别区委。后来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教书。1947年9月，刚结婚一个月的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受审。因为他们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查出陈布雷有什么机密泄露给女儿，蒋介石才网开一面，对陈布雷说：“畏垒（陈布雷的字），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严加管束。”

蒋介石哪里知道，“严加管束”也是没有用的。在国民党的高官当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子女是中共党员呢！就连陪着蒋介石一起当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潜（又名徐大可）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原在新四军工作，后到上海，在吴克坚的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对中共党组织有贡献的情报人员。更让国民党特务和宪兵意想不到的是，吴克坚与他们联络，经常是在居正家的客厅里！再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接头地点了！

国民党元老的女儿是共产党，蒋介石“国策顾问”的女儿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一些高官也投向共产党，这说明了什么？

像陈布雷这样多年追随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都绝望了，自杀了，这不正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已为时不远了么？!

文如玉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晚宴，到场的有李宗仁、孙科等四十多人。

辉煌耀眼的彩灯映出的是一张张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笑谈，惟闻杯盏之声。在座的都是国民党要员，他们深知局势的严重，隐隐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最后的晚餐”了。

餐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仍然板着那张上海人说的“死人面孔”，可以听出他内心极度的无奈和恼火。

蒋介石让张群给大家念文告。这纸文告，洋洋数千言，旨在“求和” 文中也暗含“下野”之意。但他对和平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在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共产党重开“和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和平阴谋。

张群念完文告，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对这篇文告的意见，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这时，C.C．派骨干分子谷正纲等人语带悲腔，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有总统下野表示的文告。也有人表示同意发表。于是双方又开始争论。

本来就心怀鬼胎、怒火中烧的蒋介石，被人们的争论挑得火更大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不想离开，是你们这些国民党员想让我离开！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部的某一派系！

这“某一派系”，无疑是指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几小时之后，城墙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有人认为这是李宗仁为首的主和派干的。

事实上，此时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1949年元旦，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同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团拜仪式，似在向大家告别。

但是蒋介石还不引退，是想等待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元旦求和文告的反应，他在“走开以前”，还要布置许多事情。元旦那天，在蒋介石发表文告的同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

1月10日，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结束，“国军”大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

面对淮海战役的失败，面对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

蒋介石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南京频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我和机要处的职员忙得不可开交。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后，即召集他的智囊团陈立夫、 谷正纲、彭昭贤、李唯果、黄少谷、陶希圣等十余人开会讨论。会议做出三项决定：

一、对中共所提和平条件不做拒绝表示，要以和平姿态争取延长三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最少再征集50万军队。

二、和谈由国民党和民社党、青年党三党出面，以民、青为前锋，以证明南京政府并非一党政府，而是三党政府。

三、统一对和谈的领导，中心地点需在上海；对不受蒋领导而奔走和平的人物及碍于环境不能逮捕之民主人土，授中统以特权，不择手段对付之。

1月15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吴忠信四人研究和谈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先研究一下中共提出的和谈八条件。接着他对张治中和邵力子说：“政府中只你二人不是中共指明的‘战犯’有和谈资格。”会上，张治中和邵力子都主张与中共和谈，认为不要失去机会，再打下去，会大家同归于尽的。张群还拉张治中、邵力子一起劝蒋介石引退，以争 取美援。

1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与中共和谈问题。

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蒋介石引退，与中共和谈问题。

在南京召开的这最后几次中常会，我都参加了速记。我将蒋介石主持的中常会决定及蒋等人的所谈、所想、所为以及其他布置，一一记录下来。由华藻带回上海，上报吴克坚，随即上报西柏坡的中情部。

1月21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这是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会。

会议由孙科主持。我和居正修担任速记。这也是我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余载，最后一次担任国民党中常会的速记。

会议开始前，蒋介石还没有到场，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露出备受熬煎之状，不少人预感南京难以保住。

有人说：过年也过不好了。

邵力子说：完了完了全是好战的结果。

就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说：再也打不下去了。

有人猜测，蒋介石想以广州为“陪都”，宋子文已被派去广东省当主席，行政院长也改由孙科充任。

众人非常关心军事方面的形势，便向一名高级军事人员打听消息。没想到他竟对大家说：“共军已抵达长江北岸，龙潭（南京）已在共军大炮射程之内，京沪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诸位应早作准备。”

全场顿时一片混乱。有的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有的摇头顿足，连声叹气有的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惶惶不安，都盼赶快散会，另谋出路。

我听见两个中央常委在互相出主意。一个说：你的家眷该先去广州。另一个说：你的孩子小，要早些安排呀！

还有的虽然表面镇静，但都在暗中料理后事。

这帮昔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大人们，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

我趁官员们七嘴八舌之时，扭头用手势和表情暗示身旁的速记同行居正修：不要等了，一走了之。

居正修因为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早已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末日不远。国民党“总统府”要用他工作，却只给他一张去广州的机票，不管他全家老小八口人的出路，他不愿眼看着骨肉被拆散，已于半个月前，把家眷送回家乡海宁。但自己何去何从，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居正修为人老实正派，他的心绪，我早已看在眼里。所以暗示他“不要等了”。

会毕，居正修想方设法购买去上海的车票，离开南京，弃暗投明。居正修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感慨地说：“沈安娜暗示我走新生之路，使我避免了骨肉分离。”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会场突然安静下来。我不用看就知道，是“老头子”出场了。

蒋介石缓步走到他的座位上，像往常一样，扫了众人一眼，自己先坐下，然后示意大家坐下。我注意到，今天他的神情格外凝重。

蒋介石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终于“引退”。

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的权力移交仪式。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甚为凄婉。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日慷慨激昂骂共产党、训斥部下的情景截然不同。与会者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有的竟泣不成声。

C.C．系少壮分子谷正纲忽然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引退，应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做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便走。

李宗仁忙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这时突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急忙追上前去，喊道：“总统！总统！” 蒋介石停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甩，不耐烦地敷衍道：“找德邻（即李宗仁）去！”说罢，加快脚步离开，像是怕有人再找他麻烦似的。

于右任这位长须髯髯的古稀老人，在众目暌暌之下，讨了个没趣儿，尴尬地慢慢走了。其他人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邸。我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历史上这极为黯然的一幕。

这次会议后，机要处接到通知：各机关文书档案尽快分三类处理，一类文件即特别重要的马上带走。我被分配整理机要处需要带走的一类文件，于是我又趁机挑选了一些有情报价值的材料。

早在1948年底，我和明之就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抓紧搜集有关国民党高层重大动向的情报。我及时将有关国民党近期这些会议的情报交给华藻，急送吴克坚，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文如玉

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和国民党各党政机关纷纷南迁的动向，吴克坚明确指示我和明之，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继续南行。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情报保卫工作。

这就是说，我与明之即将结束十几年的情报生涯，从此可以脱离那令人生厌的、腐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此我和明之兴奋了几天几夜。我们和三个孩子在南京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留作纪念。我和明之拟分两批撤离南京去上海。明之迅速将老母亲和三个孩子以及陈三，先期送回上海，安置在南市老北门父母的家里。

2月，何以端传达吴克坚的指示：牢牢掌握情报工作的原则，即使是胜利在望，也不能掉以轻心。何以端指示明之，随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员一同先期撤到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不要参与资源委员会的策反工作，避免任务交叉暴露身份，策反工作另有专人负责。而我则独自一人仍留在南京，并兼任立法院院会速记，相机搜集情报。

此时，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准备南迁广州。我是多年的速记骨干，人称“快手”，自然上了撤往广州的人员名单。已升为秘书室秘书的原处长张寿贤、秉承秘书长陈立夫的旨意，要我跟随中央党部去广州，但他并非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很含蓄地问我道；沈小姐，你有什么打算？

我事先己与明之商议了一套对付张寿贤的“说词”，我对张寿贤说：我肯定是要跟着中央党部走的。但是我现在走不了哇。立法院院会还在南京召开，需要速记员。

为了让他和秘书长陈立夫放心，我把自己的印章和刻有沈琬名字的戒指交给张寿贤保存，张寿贤觉得有了我的印章、戒指，也好向上峰交代了。他们相信、跟了他们这么需年的沈小姐是会跟他们去的。随后我又说了一句：我得回趟上海、把家务事安排一下。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跟着走的。

张寿贤听了此话，羡慕而又感叹道：“你真好啊，上海还有个家，可以回家。”他明白了，我哪有那么傻？我是不会随他们走的。很可能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但眼下这种形势，他又能怎么着呢？

陈立夫本来是要速记科长徐漂萍也跟着走的，但徐漂萍已在苏州找到工作，早将妻儿送回老家了。

徐漂萍对张寿贤说：我家里还有点事，需要安排一下再回来。

我们都是骨干速记员，知道国民党的机密实在太多了。按说不能轻易放我们离开中央党部，但是张寿贤并不为难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一条生路。陈立夫是要我们当“殉葬品”的，而张寿贤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他可以从其他单位，自己愿意跟着走的速记员中再选人使用。

我感到：张寿贤这个处长还是比较仁义宽厚的，他不勉强任何人。再者，那时众人已作鸟兽散，谁还管得了谁？

1949年2月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后，直至4月，我独自留在南京，以立法院工作为主，有时搜集到重要情报，等不及华藻按预约的时间来取，就以老人或子女有病为借口，亲自送去上海。我胸前佩戴着中央党部的徽章，有这枚徽章“保驾”，一路通行无阻。因为行前来不及整理情报，我就随身携带着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片。到上海后，我把自己关在老北门华家二楼的亭子间里，将速记纸上的会议记录整理成文。华藻等在门外，随时准备送出。经常与华藻联系，接受情报的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主要骨干同志。此时，快到外出接头的时间了，华藻在门外催道：大嫂，好了吗？辰光快到了！

我匆匆回应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华藻从我手中接过情报，立即伪装密藏，急匆匆出门去，在事先约定的马路边与来人接头，将情报悄悄交他。华藻是不能看我所写情报的。我也不知道华藻在什么地方接头，把情报交给谁。即使在胜利在即时，我们仍严格遵守单线联系的规定，各司其职，避免暴露。

直到4月20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前夕，我才匆匆从南京撤至上海，脱离国民党机关，回到了党的温暖的怀抱。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吴克坚坐镇上海，以沪、宁、杭三角地带为基础， 兼顾国统区其他重点城市，广泛开展情报、统战、策反等工作，所辖各类人员几近千人。为共产党的情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和明之也是这一情报系统中的一对无名战士。

1949年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情报工作和这一战斗集体所做出的显著成绩给予嘉奖。

中央嘉奖电全文如下：

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

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作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

1949年5月26日凌晨，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几小时就解放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市政府大厦也竖起了白旗。只有苏州河北岸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负隅顽抗，流弹不时嘶叫着飞过城市的上空。

但是我和明之已经按捺不住胜利的喜悦，我们想高喊：“我们胜利了！” 当时我还不便出门，党组织交代，对潜伏特务暗杀、破坏等秘密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明之有点无所顾忌，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跑到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去看望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公馆马路有老式骑楼，明之看到，在店铺门前的骑楼下，半露天的人行道上，一群十八九岁的解放军小战士，一个个抱着枪支，或坐或卧，疲惫地酣睡。他们严守纪律，丝毫不侵扰居民。明之真想大声高呼：“亲爱的战友们，我们胜利会师了！”但他不忍心打扰这些疲惫的战友，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孩子们天真地问：爸爸，他们是什么人？怎么在外面睡觉？

明之告诉他们：这就是解放军！是他们把上海解放了！

孩子们还小，不知道什么是“解放了”，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激动得泪流满面。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一抹朝霞映红东方晴空，明之暗暗在心里说：“我们十几年的‘地下’生活终于结束了！”

文如玉

上海解放了！我和明之非常想马上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按照老规矩，我们只能等党组织找我们，不能去找党组织。

下午，我和明之还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从“地下”走到“地上”，自由了，解放了！我们想喊，我们想唱。可是到哪里去喊？到哪里去唱？

那时沪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我提议：我们到毛先生家里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跑去看望住在柳亚子先生家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毛啸岑夫妇是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后，继续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情报工作，并参与创建了由共产党暗中出资运作的“中信商业银行”（初期名为“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我从南京撤回上海以后，就知道毛啸岑夫妇的情况，但是由于双方身份特殊，各忙各的，没有机会见面。现在上海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欢聚一堂了！

毛啸岑夫妇正沉浸在上海解放的喜庆气氛之中，突然看见我和明之闯了进来，更加欣喜若狂！

这时柳亚子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了，只有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在家。我们都是认识的，久别重逢，格外高兴。

马路上已经有工人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大部队进城。我们和毛啸岑夫妇、他们的儿子毛安澜，以及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一起，在家里又说又笑，又唱又跳，欢庆胜利，欢庆上海解放。事隔50多年，我与毛安澜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949年5月，明之36岁，我还不满34岁。我们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上海，现在又回到了上海！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

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上海市长。

他急需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工业部门。一位老同志向陈毅推荐明之：“老华是名老党员，政治可靠。打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多年，比较熟悉工业。”

陈毅当即表态：“立即调来。”并问吴克坚：“是否要向克农同志打个招呼？”

李克农当时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明之和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属吴克坚情报系统，归中情部领导。吴克坚对陈毅说：“我们马上放人。李部长那里我负责汇报。”

第二天，明之就穿上军装，戴上了“军管会”的徽章，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随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人事科副科长。

与此同时，我根据吴克坚的指示，参加了吴克坚领导的、筹建军委情报部上海情报局的工作。一天，陈毅市长要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讲话，吴克坚推荐我临时担任速记。我未及更衣，穿了一身旗袍去参加会议。陈毅一看，笑道：“安娜同志，你现在为军管会做速记，穿这个不行。”马上让人给我发了一套灰布军装，胸前挂着我所属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徽章。

我和明之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戴了“军管会”和“华东局”的徽章以后，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机关共过事留在上海、南京的同事们见了，都大吃一惊。

我的一个速记同行说：沈琬伪装得那么好，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明之在资源委员会的同事说：华先生过去那么文雅，却是个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共产党员！看不出，看不出！

一位旧同事感慨地说：从沈小姐和华先生的身上，我明白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

多年以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比较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本党情报人员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所充任，都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之辈，贪污、贩私、包庇、栽赃陷害、腐化堕落、勾心斗角、作恶多端；工作则多为捏造情报，此为人知的公开的秘密。而中共方面对我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加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合情合理，一阅而知，其出自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之手。”

回首往事 感慨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我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

1983年底，我们俩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我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我们先后被国家安全部党委聘为咨询委员。明之高兴地说：“我又回‘娘家’了！”后来，我们一同从上海移居北京。

曾有人问我们：你们俩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什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毅然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虽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但我们同样是“奴隶”, 是精神的“奴隶”！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冲破精神上的牢笼，追求光明、正义和真理。在黑暗中，我们紧跟共产党，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把心紧紧贴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身上…我们参加革命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打入国民党内部，默默地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坚定革命理想，提高理论水平。我们之所以十几年矢志不移，多亏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好兄长，好领导。

我常常深夜想起：上中学时，为我打下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刘伯厚老师；离家出走前，给了我们姐妹俩两块银元的蔡振东老师；在“南洋高商”时遇到的毛啸岑老师和师母沈华昇。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还有国民党机关里的正派公务员，如浙江省政府的薛元燕科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张寿贤处长、徐漂萍科长、速记员居正修，在我处境险恶的时候，无形中保护了我们。

我们常常对晚辈说：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是引导我们走上情报之路的第一位好领导；“三次被捕”的鲁自诚，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特务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下，仍然保持革命气节、保守党的秘密的徐仲航，更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他的宁死不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其他的直接领导人吴克坚、卢竞如、何以端，点点滴摘教会了我们做党的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们都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所有的老师中，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有幸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的耳提面命，悉心栽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党的领导恩重如山！我们只不过是懂得“知恩图报”，踏踏实实一辈子践行对党组织的誓言和承诺，一辈子践行好老师、好领导的谆谆教诲。

一直有人问我：“沈老，您在国民党的营垒中整整14年，您向党组织一共提供了多少份情报？”我一开始就回答：“我不知道，你们不必做这种统计。” 对此，明之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一直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这个战斗集体中间某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违反纪律出了事，对整个工作就会产生程 度不同的影响，甚至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隐蔽战线上每一个无名战士，譬如我和安娜，就是这个大机器中的部件和螺丝钉。取得的成绩，都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明之生前还多次动情地说：“我们俩一辈子手牵手，心连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事业，携手战胜一切困难，白头到老。”人们说我们是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对此，我们深感欣慰。

文如玉

结语向无名英雄致敬

我们两个后辈李忠效、 华克放在为沈安娜、华明之两位前辈整理此书时， 满怀对无名英雄崇高的敬意。我们看到了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不少敬词赞语， 现收录部分如下。

1983年7月7日，邓颖超大姐在中南海接见沈安娜和华明之时，对沈安娜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

然后又对沈安娜和华明之二人说：“你们地下时期演的戏，一个在台前，一 个在台后，配合得很好，作出了贡献。”

1984年，中共隐蔽战线的老前辈、84岁的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沈（安娜）、华（明之）他们夫妇深入虎穴，面临险境，胆大心细，沉着应战，严密纪律，长期埋伏，为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中央某些方面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从未出过差错，未被敌人觉察，完成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任务。…他们是一对真正的无名英雄。”



1989年，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曾说：

沈安娜、华明之同志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我们隐蔽战线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无数无名英雄之一。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和深情厚望，受到隐蔽战线老前辈王 学文、吴克坚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可以说，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我们隐蔽战线的战士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这是曾经在敌人营垒战斗过的老同志感触最深的。是党给予了他们智慧和力量，是党在危难时刻给他们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隐蔽战线的同志们都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严格的纪律，永远忠诚于党的事业。

在沈安娜、华明之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优良品质。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他们始终不为所动。即便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也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这种革命情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值得大力提倡。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 自尊、自重、自强、自信，“出污泥而不染”，经得住和平环境下的各种考验。沈安娜同志之所以能打入敌人的心脏十四载，不仅未被敌人识破，而且获得了大量核心机密，不能不说她精湛的速记技能给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护条件。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凡是立志献身于党的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仅要通晓各项情报保卫业务，而且要精通一两门专业。

沈安娜、华明之同志和隐蔽战线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一道，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理应受到人们的赞许、钦佩，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

1989年12月，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党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沈安娜和同她共同奋斗的华明之是对党无限忠诚、有勇有谋的战士，是坚决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和灵活运用南方局‘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勤政策的典范。他们的丰富经验，在今后情报战线的长期斗争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年6月12日，华明之老前辈以90岁高龄在京辞世，国家安全部在他的“生平”中有如下敬语：华明之同志建国前一直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战士。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老前辈以95岁高龄在京辞世，国家安全部在她的“生平”中有如下敬语：沈安娜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女战士。……她打入敌内长达14年，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方面高层内幕情报，其中有些具有战略、预警价值，为配合党的对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受到组织、领导的表扬和嘉奖。……她离休后，亲笔撰写了回忆录等各种材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工作史料和精神财富。…她是对党绝对忠诚、富有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无名英雄。

附录

无形战线——红岩村抒怀

肖克

1986年11月下旬，在重庆参观红岩村，知我党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在敌占领区及国民党统治区，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军事与政治等 工作，结合得很好，对开展这些区域党的工作及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读了《南方局党史资料》，看到李凯写的沈安娜斗争事迹，了解到我党在城市及打入敌上层活动的人的具体情况。我党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大，钱壮飞等就是突出的代表，感赋古风《无形战线》。

毕生事征战 虎穴曾未探

老来红岩村 史传遂吾愿

旧舍连新馆 临江倚岩嗽

曲径翠阴浓 美景亦文苑

导游话当年 信史见文献

中国烟战来 灾难深而远

三山同压顶 天怒与人怨

人人歌无衣 奋起而揭竿

内战接外战 戮力歼敌顽

工农为主力 三宝居大端

我党主乾坤 枪杆出政权

胜算操自人 方略有奇正

一支无名军 在虎穴驰骋

无正正之旗 无堂堂之阵

哨设敌心窝 神昧鬼不觉

站岗不带枪 放哨无帐幕

时时观风云 处处察微末

战场虽无形 甲兵在胸中

按住敌脉搏 指头ト吉凶

利于党决策 亦能制苍龙

中有世家女 不轨世家规

深闺不屑处 远走而高飞

自立谋生计 自强以求知

既恨民贼暴 尤念民族危

矢志求真理 真理不我欺

自有知音人 同德而同轨

从此得先导 进入新营垒

欣然入虎穴 探查虎首尾

虎出追其踪 虎伏防为崇

虎凶迷其目 虎穷促其萎

同侣在敌营 心迹怀马翁

生死皆不问 名位安足论

党性诚为命 政策是所宗

出淤泥不染 迎风暴折冲

活用两面策 进退皆从容

秘密连公开 合法掩非法

上下层相分 貌离而神洽

阵图布千军 妙算仰周公

不用千钧棒 赛过孙悟空

人人自为战 配合解放军

踢倒三大山 胜过古共エ

山姆忙救驾 正好来送终

世知毛瑟枪 少闻隐蔽战

不识夏伊尹 不辨殷吕望

汤武事征诛 得之天下王

二千余年前 孙武已盛赞

今人胜前人 当仁自不让

红岩久留连 足倦目不闲

渝城冬夜长 悠思久回旋

居今而数典 其勿忘当年

(完)

安徽小刀

真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