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文如玉

20  倒袁之战

转瞬之间，就到了1915年的年底。

阴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

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12月25日誓师。

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

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

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地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

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不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

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做这样幼稚的举动。

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

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

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

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作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

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

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

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都，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1916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

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

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

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制法是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

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地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

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

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人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

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

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

陈本人游移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他一方面秘密地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

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这工夫蒋鸿遇和张之江已经回来。松坡先生有亲笔信交他们带来。对于我们的处境很是了解，说只要我们能和他们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并说希望我们驻在泸州，较为方便。

因为，泸州是在资江和长江之问，四面都是山岭，为人贵州和云南的要道，地极险峻。在这次的战事中，此地实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的信措词极为亲密，完全把我们视如同志。

向四川进攻的护国军是蔡松坡先生统率的第一军，刘云峰的第一师团为先头部队向叙府进攻。我们的队伍开到泸州的时候，蔡先生已率部队挺进纳谿，刘云峰已经攻下叙府。

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惨败，纷纷向自流井和泸州溃退。这时，张敬尧的一师人驻在泸州东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吴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紧跟在张敬尧师的后面，熊祥生的部队（川军）正向泸州开来，刘存厚师则驻纳谿附近。

我极欲与刘云峰接洽，免得发生误会，刘云峰虽然带的是云南队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蒋鸿遇有同乡之谊。

蒋鸿遇知道刘有一位表弟董某，蒋即冒董某之名，向那边叫电话（是用电报通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刘云峰的参谋长张璧（现已当了汉奸）。电话叫通，两方开始谈话。

这边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以及避免冲突的意思说明以后，不料那边的回话非常不客气。劈头一句就问道：“你们是干吗来的？”

蒋说：“我们是奉命而来，出于万不得已。我们的困难松坡先生已经完全谅解。”

那边就说：“你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即刻通电讨袁，一个是立刻缴械。此外再没有办法！”

蒋说：“合作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前后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队，我们是处在重重的包围中。若要公开表明态度，事实非有一个相当期限不可。这情形是不能不考虑的。”

蒋鸿遇平心静气地这样说着，那边却打断他说：“不是通电，就是缴械，再没有别的话说！”说完，挂的线已断，再叫也叫不应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的那么好，而张璧等的态度却傲慢一至于此。我们觉得万分惊异，认为不可解，暂时即决定固守泸州，一切待后再说。

这时候，指挥系统极其紊乱。北京统帅办事处和参谋部，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重庆曹总司令，各方面都不断地给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

陈将军来电叫我守自流井，统帅办事处的电报叫我赶紧收复叙府，陕西陆将军的电报又叫我固守泸州。自我带兵以来，指挥系统再没有比这时再复杂再紊乱的了。

一天到晚，我连续不断地接到各方面几十道不同的电令，弄得头昏眼花，不知听谁的才好。有时，甚至同一方面的来电，竟然先后指给我几个完全不相同的任务。

比如陆将军那里，先来一电，要我守泸州。待一会儿，再来一个加急电，说：“着该旅长迅速收复叙府”，稍停，又来一个十万火急电，却又要我星夜率队到自流井。

同时，陈将军那里也来七个八个命令，一会儿叫开往自流井，一会儿叫守泸州，一会儿又说若情形许可，须速攻叙府。忽指东，忽指西，情形和上述的一样矛盾而纷乱。

弄得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致电陈将军询问我究竟应该听哪一方面的哪一条命令。最后，陈将军的覆电是要我攻叙府。

同时，张敬尧师正向泸州前进，也是压迫着我速攻叙府。并且暗示我，无论如何不得迟延推托。我考虑的结果，决定把队伍开往南溪，到了那儿之后，再斟酌情形，决定行止。

从泸州出发的时候，请蒋鸿遇去见刘云峰和张某，做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约定彼此不打，万不得已时只放朝天枪；第二，只要有机可乘，我即通电表明态度；第三，说明张敬尧、吴佩孚他们的队伍在后面紧逼着，我实在无法延抗命令；第四，说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经过。已说妥我在泸州相候。

我带着队伍出泸州才不过十多里，就看见漫山遍野，尽是败退下来的溃兵。看光景，我心里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爷兵。派人一查问，果然是伍祥祯的队伍，在叙府接触后溃退下来了。

可是，这时他们官们身上穿的已不是绸缎，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旧衣服。虽然狼狈不堪，还坐着轿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叫兵们抬着，一点没有放下平目的官架子。

兵们穿着一身的又破又脏的衣裤，有的光头赤脚，连纽扣也没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条皮带，有的背着枪，却没有一粒子弹，伤兵瘸着腿，挂着胳膊，无人过问。

官是官派，兵是骂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地狠骂他们的官长：“他妈的舅子，吃是你们吃，喝是你们喝，捞钱玩儿乐全是你们的，到了今天你们还要摆官架子，不顾我们死活！”

又因伍祥祯是云南人，而他的兵则全是北方人，故骂他们旅长有意带他来送命。嘈嘈杂杂地骂着，大家你推我挤，踉跄地奔跑。这情形已经没有半点“爷爷兵”的样子，倒成了真正的“孙子兵”了。

训练军队，最要紧的就是实做实干，切实在技能和军风纪上用工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纵。平素能刻苦训练，战时才能操胜算，握左券。

如果平时骄奢怠惰，养成习惯，一旦有事，即只有败溃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败溃，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长荒唐，士兵恣纵。彼此之间生活又悬殊太甚，自上至下，离心离德，一片骄矜浮华的风气。

作战之先原已注定了失败的前途，今天所见的结果，一点都不是意外的。

这一晚在泸州和南溪之问的一个地方宿营，是个无月无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败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声嘈杂，前面一个村庄上火光烛天，接着就听到哗叭的枪声。

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惊慌起来，叫号奔窜，秩序大乱。我们十六混成旅却不做一声，不动一动，听着官长的命令，一一鱼贯地进入白天所筑的沟垒中（盖日间已有准备，设有意外，如何应付，都已筹划定当）。

等了几个钟点，慢慢平静下来。才知道是前面一个村庄上失火，并无别情，至于枪声。是那村上的民团所放。

邓艾称赞姜维统军“在夜不惊，闻变不乱”。这实在是军队必要的精神。我们这次所以能够镇定，一因平素有训练，有教育；二则也因有准备，每个人心里都拿稳了应付的办法，所以临事毫无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没法可以维持秩序的。

我们刚走到南溪（距泸州九十里），蒋鸿遇即由刘、张等那边回来，刘、张他们的答覆仍是立刻表明态度和缴枪的两条路。

此外，并说何以蔡将军叫我驻扎泸州，现在又向南溪开拔呢？这样不成！蒋鸿遇自以为和刘云峰熟识，可以好说话，不料他竟抹杀一切，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种种盛气凌人，无法叫人忍受。

但我们思前想后，也决不欲以意气而偾大事。当即停止前进，重新遄返泸州，权将第四混成旅的溃兵设法予以收容。费了将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给了他们原来的长官。

同时又打一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处置办法。陈因与伍祥祯是老朋友，未便将他惩处，只覆电叫我负责重编，等我改编完竣，又电令我将该旅开回自流井待命。

我把这事办完，即奉令在泸州建筑工事，当派李鸣钟带一营人在泸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龙头关的地方掘筑沟垒。不久的工夫，成都陈将军又派省防军改编的熊祥生一旅来泸州接我的防。

这位熊旅长三十多岁，南方人。和刘一清先生是朋友，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当天我陪着熊旅长到龙头关去看工事，不料李鸣钟把工事做得极其马虎，所掘壕沟，最深的不过一尺，而且统统都是卧沟。

熊旅长看了笑着向我说：“恐怕您不打算守泸州吧？”我问何以言之。他说：“这样的工事怎么能够作战？”我料他已经猜测出我们的实情，故只说：“我们横竖走了，你看着再改造吧。”这样搭讪了过去。

其实，这是李鸣钟的大意，倒并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这时，刘存厚的一师驻在泸州上游的纳谿。有一天，他将几十万发子弹从资中运送，经过泸州。

刘为人富有革命热情，识与不识都知道，那时，一般人传说刘和云贵军已有联络，即将发动。也有人说并没有这回事，总之谣言很多。

于是，有的人主张把东西扣留，又有人主张放它过去，不必管那些闲事。后来，有人打电报给陈将军请示办法。

陈先覆电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几点钟，又来一电说准予放行，陈将军举棋不定，左右摇摆的情形，于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了。

张敬尧、吴佩孚以及在重庆的曹总司令仲三，对于我和护国军的往还恐怕已有所闻，对我压迫更加厉害。

张敬尧、吴佩孚等都有话给我，要我立刻前进，攻取叙府。张敬尧并威吓我说：“你若不前进，那你快让路，我们上去。”

他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压迫我。同时，成都陈将军、陕西陆将军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连电催促，非要我进攻叙府不可。

我说，我们兵未集中，准备未妥。任我怎么说，他们都不昕。我此时部队虽名一旅，实际所带不过步兵两混成营。在川各部队之中，算我们十六混成旅兵力最为薄弱。

不过，处此情形，势已无可推延，只得率部再开南溪。原来这次定的计划是三路进攻叙府，成都派丁搏霄团从犍为前进，伍祥祯旅从自流井前进，我自南溪前进。

情形如此的严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蒋鸿遇去见张璧等商谈一切。蒋去了之后，老不见他回来。我以为一定是那边把他扣下了。

及至我们进至叙府附近，才遇蒋回来。所谈毫无进展，完全和上两次一样。我们军队一面进发，一面仍派了人去通知刘云峰先生，请他自动退出叙府。

只要我们站稳脚步，随即撤退，请他千万不要误会。于是一面前进，一面放着朝天枪。打了一天，进至叙府附近的催科山。

而蒋鸿遇偷偷将所携炮弹倒入山沟中，乃诡言弹完。并又派人通知刘云峰，我们即要撤退，请他坚持阵地，不必继续后退，我们即经南溪、富顺，直退至隆昌。

同时，丁搏霄部也由犍为一路向叙府打了一下，随即退出。我问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没有什么，我们就是打仗弱一点。”

丁是段先生得意学生，我看他也是不愿意打这无谓的仗，若参加另一种战争。他必不如此。

在这里，有几件琐事可以插叙一下。

我们旅里有一个排长名叫许骧云，为号兵出身。他在二十镇驻新民府时是第一名号手。这回攻叙府之役，他以官长地位，竟临阵弃械而逃。本当治罪，因他自首悔过，故宥恕了他。

我们从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个村镇。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一日，当晚在一座小庙中歇宿。

那庙很简陋，张之江和蒋鸿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龛，一个人住一边。我住在对面的小屋中。没有床铺，临时找来几把稻草，铺在地上。

我躺到地铺上，刚要朦胧入睡，忽然听到对面屋里哈哈的笑声，笑的极是热闹，把我的瞌睡也笑醒了。我就起身过去，问他们笑什么事。张之江笑着说：

“我们正谈说，我们不过两混成营的人，四面这许多老袁的心腹部队团团包围着我们。可是，我们敢去和蔡松坡先生去接洽，敢和刘云峰开谈判，敢和陈将军那么表示，敢和刘一清先生那么要求。

我想，除了我们，目今中国再没有第二个队伍这样胆大，这样敢做敢当了！”说罢，三个人又有趣地笑起来。

蒋鸿遇说：“平日旅长有一个办法，我总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总要到场，亲自一个一个地验，一个一个地问。我想这种事，交给别人办不就行了，何必定要亲自去考验呢？

到了现在，我才看出益处来了。现在我们这些弟兄，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体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铁环箍着似的，几千个人一条心。若不是旅长下过那一番功夫，怎么能有现在的地步！”说着又笑了一会。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四混成旅一位刘团长到小庙里来找我，他是第一团团长，见了我，就下跪磕头。

问他什么事，说是他一团人，溃散得一个也不剩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们旅长现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吗？”

他说：“现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见得有办法了。我打算到重庆去找曹大帅，您说可以不可以？”

我说：“那好极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给他一个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坚持不肯，说：“我怎么可以给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

他说：“您不肯给我命令，只求您说个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说个可以。”同时，蒋鸿遇和张之江也帮着求说，我就只好说：“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头，而后走了。

过不久，又来了孟宝臣等四个营长，也来要求我给命令，让他们去找曹大帅。他们走到江安，即被刘存厚拘捕，一一杀死了（时蔡松坡先生驻纳谿，刘存厚部驻江安，相距不远）。

他们平素对士兵不训不练，不管不爱，官兵之间，漠不相关，又昧于大势，不别是非善恶，只是糊里糊涂地过混账日子。这时，看见他们的第四混成旅打了败仗，便自顾自弃军逃散，玩成光棍儿，至终连性命也不保。

他们若在战败之后，仍然硬撑下去，徐图振作，必不致落个这样的下场，真是可叹可怜！

我们在叙府一战，虽然没认真地打，但两方面也颇有些伤亡，收留伤兵的时候，我是一视同仁，刘云峰方面的滇兵共收百余名，同我们自己的六十多名，都同样地管待医治，不分轩轾。

这些伤兵都交由韩复榘照应着，运往泸州医治。不料，走到江安，也被刘存厚扣住，意思也要加以杀害。韩复榘说：

“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而且待遇完全一样。”

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是的，才化仇为友，并且每人给洋五元，又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我们上次到南溪，原派有我的一位书记长孟君在这里为留守。这次退到南溪，即继续向富顺隆昌行进，孟君因尚有未了事宜，故未随同撤退。后来，他把事办完，撤退时，所乘的船在路上被打翻，孟君竟以殉职。

他是北平人，为人精明干练，爱交朋友，学问颇有根底，字写得周正，起稿来得快，也通达有条理。光绪三十一年我为司务长时，他为后队司书。多年以来，我对他很是倚重，这次不幸牺牲，使我异常地痛悼。

由南溪退向富顺的路上，不巧遇着大雨，所走的多是田埂，又窄狭，又泞滑，万分地困苦难行。

骡驮子拖着大炮，走几步就滑到田里去，数十个弟兄使尽气力，又推又拉，刚刚弄了上来，一开步，又向另一边滑陷下去。这样，弄得简直没法运行。

炮兵团长宋子扬就说：“这样的情形，大炮就只好丢掉吧。要不然，滇军追了上来怎么办？”那时，孙连仲为头目，他坚持不答允。

他说：“这不行。遇着一点困难，就把大炮丢掉，一则对不过自己的良心，二则回去拿什么脸面见旅长？”

说着，和弟兄们咬牙苦撑，慢慢运着大炮走，撑到第三天，天晴日出，路也干了，结果所有的大炮都平平安安地运到隆昌，一门也不短失。

由此可见，步兵固然需要吃苦耐劳，炮兵尤其需要坚忍耐苦的精神。否则，是无法担当责任的。此等处在平时还显不出来，一到行军作战的时候，就显出人的心性来，一毫也作假不得了。

我们退到隆昌，各方责难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尤以曹锟责备最甚，曹给我的电报有“该旅长进锐退速，不知是何居心”等不关痛痒的话。

我在隆昌住着，即派人送信给陈将军和刘一清先生，详说这次的仗我们不能打的理由。并明言我们开上去的不过两混成营，士兵不愿作战，故亦并无死伤，实在是因为官兵们都心里有病，我已无法维击，务请他早日表明态度，毅然与滇军合作，共挽大局。

陈覆我的电报不置可否，只令我速开自流井。一切自有办法。那时，隆昌的队伍越聚越多，我遂决定接受命令，开赴自流井。

刘一清先生时正在自流井，相见极欢，谈起陈将军与蔡松坡先生最近信电往来的情形，仍是犹疑不能定夺主张。他恨自己违背良心，在这里委曲求全，仰人鼻息，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事，以求心之所安。

我们边谈，他边流着跟泪，一片忠忱热血，使我无限感动，刘先生并为我策划，以为我此刻处境过于险恶，倒不如毅然攻下叙府，一免张、吴、曹等对我有不测之举，二则以之与刘云峰接洽，也比较容易些。

我看他说的有理，当即表示接受，但要他回成都努力，务使陈将军早日决计，响应滇军，我在自流井共住五六天，和刘一清先生商谈妥善。

那时，曹总司令等迭来电令，限日要我再攻叙府，申斥非常之严，如此次若不完成任务，即非重办不可的话。我即下令将队伍开拔，仍沿原路转回。

从自流井出发，第二天到达一个什么场，接到陈将军的命令，将第四混成旅第二团拨归我指挥。团长姓赵，外号叫做赵黑头，他这一团在第四混成旅中训练较好，纪律严明，比第一团大不相同。

怎么见得？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赵团第二营营长王某，鹿钟麟那时就是他的营副。他禁赌极严，有一次查棚子，见有人赌博，他即把头目捉着。问他说：

“我下命令禁赌，早说过的，若是被我查着，我就剁他手指。这命令你看见没有？”

头目说：“看见过的。”

他说：“你既知道，现在你违犯了命令，你说应该怎么办？”

当即不由分说，执行了命令，孙子斩吴王二姬，穰苴杀庄贾，军纪为之整肃。赵黑头执令颇严，所以纪律亦较佳。但因为打了败仗，这时士气也是很颓丧。

张之江此时写一封信给我，详述该团精神涣散，不要谈无作战锐气，就是在后面住着，怕也不容易维持。要求我给他们讲几次话，使军心稍能振作。

我看过信后，打电话问他：“这部分队伍精神如此不济，你看讲讲话还能生效吗？”之江回答说：“只好试试看。”

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去召集全团人讲话。初上去讲些笑话，大家都还嘻嘻哈哈的，讲到后来，越讲，他们越严肃，越悲痛，有的甚至痛哭流泪。

我详说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守军纪、骚扰百姓等的恶习气使然。说到国家训练军队的用意，说到我们军人的责任，把全体官兵都说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摇头叹息，皱眉跺脚，自悔自恨得不得了。

结尾我说，欺侮百姓就是欺侮自己的父母兄弟，就是欺侮自己的街坊亲戚。我们要马上立志，改过向善，刻苦努力，这次讲话以后，派人调查，知道士兵们深受感动，他们渐渐振作自新起来，许多恶习都无形中革除。不过，少数的官长因习性已深，一时还是不易整刷。

我们走到刘家场，遇到滂沱大雨，即在镇上耽住一天。我住在一家铺子后进的柜房中。前门那边有一座小楼，军医处住着。

不想，那个楼上摆着几只大缸，里面存有当地保卫团的火药，军医处一个小医兵，年轻不懂事，在楼上找东西。因为光线暗，就点着一根本地蜡烛照着。蜡烛的余烬恰好落人装火药的缸子里，立刻轰燃爆炸，屋顶也炸飞了，人也火葬在里面。

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人以为是中了地雷。我的传令兵中有谷良民、郑继成等，慌忙捣毁窗门上的木棂，拖着我往外跑。一时秩序大乱，要制止也制止不住，后来打听明白，才一笑而罢。

这事虽出于偶然，但由此可知训练队伍之难。我们练军队，不仅要训练官。训练兵，就是各种杂兵夫役以及枪匠皮匠，也都当施以严格的训练。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闹出不可收拾的事来。带兵的人不可不特别注意。

我们从自流井出发，刘一清先生曾派人持亲笔信偕同蒋鸿遇先到叙府，和刘云峰接洽。

第一说明共同促陈将军独立的事正努力进行，不久必有佳音；第二说明张敬尧、曹锟等是老袁的死党，他们以其众多的兵力压迫着我们，逼使我们攻取叙府。务请你让防，三日后我即撤退，仍由你接防。

当即与之签订协定。秘密保存起来。蒋鸿遇回来，我即率队向叙府挺进，两方稍一接触，刘云峰即照约撤退。我这儿派张之江、蒋鸿遇兼程追上他，交他一封转致蔡松坡先生的信，详陈一切经过。

蔡先生复信表示很好。自此，松坡先生和陈将军往来的信电都由我这儿经过。

我们进驻叙府以后，曾审一案子，顺便在此一述。一天，我到医院去看问病兵，见军法官李国钧正在审问一个伙夫，说有二百元被他偷了，把那伙夫压杠子，打鞭子，行种种重刑。

在行刑的时候，伙夫哭着嚷着：“大人呀，是我偷了，是我偷了！”满口招认，一放下了，就口口声声自称良民，绝不能做这样的事。

我看了一会，心里生疑。即叫李军法官停止，让我自己来审。问钱放在哪里丢的？答说放在什么地方。

问除这伙夫而外，还有什么人来过？答说还有位侦探来过一次。问侦探现在什么地方？答说就在城里住。

我当即派人带了几名手枪队去传他。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

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

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

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将事，则不啻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

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

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

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

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覆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

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

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

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

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

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人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

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

“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

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

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

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

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是为袁恃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

这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

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

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

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杀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总共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

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

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

文如玉

21  出川回陕

袁世凯既死，黎元洪继为第二任大总统，段芝泉出任国务总理，局面稍显稳定。

当袁在日的时候，人人被其压迫，无不感觉苦痛。可是，老袁一死，大家又把刚才的苦痛忘了，对大局不加爱惜，只着眼私利，又起而捣乱，于是，四川最先起了风波。

这时，有川军领袖罗某、戴某、王某等乘机起哄，反对陈督，说他此次独立太晚，显欲投机取巧。于是“川人治川”的口号，高唱人云，压迫陈将军下台，态度极是强顽，弄得几乎又要动武（双方电稿，尚有当时的报纸可查）。

我在成都东郊一带驻防，看看情形严重，便竭力主张和平商榷，以为目前洪宪既倒，民国保全，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地盘问题，又来一次内战。自来平缓之时，往往起哄，局面拮据，反得相安。那时情形也是这样的。

陈将军在成都，因为用人不当，就我所亲见者而言，许多办法也的确不能使人满意。他的左右除刘杏村先生一人而外，其余全是一些毫无头脑，毫无能力的官僚。

比如，他的卫队队长孔某，不知带兵是怎么回事，平素摔大靴，摆惯了架子，什么事也不管。自来卫队，都是饷项丰足，待遇优厚，终日安逸，不经危险。一级级管理的官长又少，再加统辖者放任不管，自然弄得嫖赌公行，纪律废弛。

一天，陈将军听说官兵有带家眷者，没有照应，很是可怜。陈将军即令官兵家眷搬住古皇城（那时陈将军家眷亦住皇城）每家给洋十元，白米一包。

这个意思本是很好的。但孔某事先既不调查，临事又不加解说，结果办得极糟。他从陈将军处得了命令，即笼统地通知官兵，官兵听了大喜。

那些原本没有家眷的，也去找了妓女，一窝蜂搬人皇城去住。弄得谁是真有家眷，谁是假的，也不能分辨。陈将军听说，大怒之下，不分皂白，又把他们全都轰走。

至此，好意反成恶意，当事者怨言百出，旁边人看着好笑。凡人办事当细心用脑，妥加筹划，虽极细小之事亦当如此。而孔某却摔大靴，马马虎虎，一派糊涂。这样官僚办法，能办好什么事？我只举此一人一事，即可见那时陈将军左右在成都的做法之一斑了。

罗、戴、王三位的“川人治川”运动，酝酿不久，陈将军抱一大仁大义，不与争较的态度，决定退让。川督的位置终于让给了贵州戴某，可是，川局并未因此而趋平定。不久他们内部又起内讧，卒致酿成兵变，戴某躲入草堆中，被刺而死，云南某先生亦被驱逐。自此，“川人治川”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直闹了二十多年方算了结。

陈将军交卸后，即由成都退向重庆，而后循长江出川。我则率部仍取道绵州剑阁而回汉中。

我离开成都的时候，凤凰山营中储有子弹数百万发。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因为找不着夫役，路途又是那样比登天还难。若是扔去不要，于心何忍？

于是，我只好动员全体官兵，共同分担。我自己和各级官长亦均参加，有的杠抬，有的推车。我抬的两箱，约六七十斤，每天走六七十里路，把肩膀也压坏了。

士兵们每人肩负五百粒，分量是够重的。但他们看见旅长自己也抬。各级官长也无人空手，他们虽吃苦，也就十分高兴，没有半句怨言了。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学人家不爱枪械不惜子弹，这是人民的血汗，爱惜这个，即是爱惜国力，我们应当看一粒子弹如一条性命那样重要。

这样的走了几天，走得太慢，大家心里都不免有些焦急。读者想还记得前面十九章中，说到我们在川北清乡，曾在绵阳收容了一个自首的土匪何鼎臣的事。此时，他见我们旅途困难，就来和我们说，他可到松潘去找骡驮，搬运子弹，免得大家如此吃苦。

许多人都以为他要以此为假口，乘机逃脱。我笑了一下，答应他去。不想，过了几天之后。他果然办来了又高大又整齐的骡驮。第一批二百匹，第二批三百匹。有了这许多骡驮。子弹搬运的困难完全解决，大家无不欢喜。

那时，川北一带，道路极不平静，匪人侦伺军队过境，于险途抢掠械弹军火的事层出不穷。何鼎臣又自告奋勇，沿途保护之责，他要一力承当。

于是，在大队的前面二三十里由他派二三十人前导，后面相隔五六里亦派二三十人，我们的部队即不加警戒，放心大胆地平安出了川境。

出川的这天，何鼎臣来向我告别，说了许多知感的话，言下泪如雨下。其肝胆义气，一往真情的流露，实在叫人不能不受感动。

这一年以来，何鼎臣对于我们的帮忙之大，是难以尽书的。当初，我收留他的时候，许多人都以为我好事。说收留这样一个土匪，即使不受其害，又有何用。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却又转而对他夸羡不已了。

可见能待人以德，人自会以德相报；你真心待人，人自亦以真心待你。若先存一猜疑防备之心，则天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

我对何鼎臣推诚相与，视如老朋友，丝毫没有因他曾为土匪，而存歧视猜疑之心，因之全旅官兵也都对他很好。他和我们相处一年，一点受委屈受痛苦的地方没有，所以他格外乐于效力，临别更依依难合了。

后来，听说他在四川带兵，升到师长的位置，详细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

除了上面说的子弹问题而外，官佐眷属的行的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官佐是职业军人，士兵可以退伍更换，官佐却是长期的，永久的。若想军队治理得好，此等处必须用心。

此次移防，若是将他们的眷属置之不问，那是不能的：若是带着同走，路太远，交通太难。我的办法是将全体眷属编组成队，能走的走，不能步行的雇轿子抬，都派专员沿途照管，最困难的情形是在途中生产、生病，我也派人斟酌情形，分别照料，总使大家都不感困难。

我以为，军事领袖对于军队的训、练、带、用四项事，都要同样的注意、考究、万不可疏忽一项。训军练军固然不容易，用兵也不容易，而带军尤其难。

许多人以为带兵是易事，不加重视，须知这所说的“带”，并不是用绳子“带”，而是要能带住他们的心。

我举一具体的例子说，比如当团长或营长的对于他的部属，不说带较高级的官长难，即是带司书亦不易。比如，营中一位司书，有妻子儿女跟着，家里没有一间屋，没一亩田，他那每月十余元的饷，够房钱，不够饭钱。

这样情形，若是营长不替他设法，怎么能教他安心做事？比如每月送一包米，使其一家人不致挨饿。送些布，使其妻子儿女有衣穿。有病人，代请医生诊治。若一点不管，他实在没有办法。若管，则另外又有一种部属，却是单身一人，无妻儿家室之累，此时在旁看着，就不免不痛快，觉得长官偏心。这就是需要斟酌的困难地方。

不过，若是为长官者存心视部属如路人，听其去留，那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可是，若要部属愿与同死生，尽职守，则非在此等处用心不可。

一切文武官佐以至士兵，境遇不同，身世互异，都须仔细调查观察，分别注意，尽力帮助他们，为他们解除困难。

许多人肯在嫖赌上花金钱，耗精力，此等处则半眼也不看。在平时见不出好歹来，一旦有事，人家的一心一德，如铁如钢，使三军如一人；自己的却一包豆渣，一挤即碎。好的。长官变成光杆；坏的，连性命也送在自己部属的手里。

带兵之难，有如此者。我国军队近年于训练和应用上都可以说有进步，惟独“带”的道理，还是被人漠视。须知不管训练得多好，战略战术多有讲究，若是“带”不起来，一动即土崩瓦解，那一切都是白费的。

还有两件事，我也一并在此一说。此次长途行军，第一深感到军用文官的难以安置。

什么是军用文官呢？就是军法官、军法长、军需官、军医官，军医长、书记官、书记长。他们满身都是文士派，第一不能走路，第二不会骑马，第三遇变不能自卫。

这一困难的长途行军，怎么招扶他们呢？连旅长自己也抬子弹，哪儿找轿子给他们坐？路上万一遇着土匪，又怎么办？

后来回到廊坊，我即大练军佐队。全体军用文官，每天都要下操，受军训。张允荣、丁树本，就这样训练出来的。同时，招兵的时候，择识字者任以司书等职。

即为文官，亦令其带兵，任军职。营长阵亡，连长受伤，都令其代理指挥。这样办了八九年，军中即多出数千懂军学能苦干的知识官吏，真能下马执笔，上马杀敌，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

其次，就是使马夫、枪匠、掌匠、皮匠、医兵、号兵、喂养夫的问题。

他们都是军中重要分子，人数比率相当的大。那时一营之中，伙夫三十八人，号目号兵九人，医兵四人，枪匠四人，驾车兵四人，马夫两人，喂养夫四人。

凑到一起，一营六十多，一团二百多，一旅、一师又有多少？但他们都不会放枪。一旦有事，他们不能自卫，反要分出力量去保护他们，岂不大大地吃亏。

所以，我此次一到廊坊。亦一体与他们以严格的训练，教其放枪打靶。伙夫烧着饭，背枪；马夫赶着马，亦背枪，人人都有冲锋杀敌的技能。若作战，即增加如此多之枪，如此多之射击手，则力量如何？

此次行军，有了骡驮之后，仍是不容易。因为除骡驮载运而外，士兵们背负的分量依旧不轻，石路崎岖，每天走一百或一百二十里，长途跋涉，难有充分休息，但我们全体士兵中，却少见有一两个走不动，或是磨破脚皮的。这事很使我感到欣慰。

说实在的，在我们交通这样落后的国家，若是训练军队，不注重行军力，即是不准备实际作战，尤其负重行军，更非平时努力练习不可。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覆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

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

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覆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

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

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

“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

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

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住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

管某尤其惟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

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决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

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

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

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文如玉

22  移防河北廊坊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而我们的队伍全都步行，以极快的速度赶到兴安，而后上船。

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

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

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年轻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

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

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

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而其中的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

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

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

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

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

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

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

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

我说：“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地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

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

他接着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得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

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

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而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

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

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

第一，把此次由陕人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从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

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

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

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

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作种种战斗操演。

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

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将士，按时致祭，以为纪念。

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

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

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养耻，“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

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乌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

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

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

以后，更是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

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

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

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

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

“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

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

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固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

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而且，连茶碗也是西洋货。

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地送给了他们的洋人，洋人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

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

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官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

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

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赶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

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

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

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

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

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

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

一时间，大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450元，公费450元，共900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1300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

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

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

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又召集全体官长说了一会。大意是，他们歧视我们，蓄意消灭我们，只是妄想。但我们此时不能反抗，一反抗，反倒变成我们不是了。

我们此时正好养精蓄锐，谁也别想消灭得掉。看他们这样胡闹，必定有大乱子出来。那时，我们自然有办法出来。官长们经此开说，都表示接受其意思。

我即将交代办好，临走的时候，全体官兵们都流着眼泪送别，许多人甚至像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我好言安慰他们一会，上了火车，刘汝明、韩多峰等许多将领，又复依依不合，把我的马裤拿去撕成碎条，大家各得一条，以为纪念。至今犹有留之者。

后来听说，我之被免职调任，经过是这样的：

傅良佐拿着一束公事去见段，问他看不看，段说：“照发了吧，不用看了。”原来，这里面就有免我职的命令。

第二天，报纸上揭载出来，段总理很是惊诧，即把傅良佐找来，问他说：“你怎么不和我商量，就把他免了职？”言下颇为震怒。

傅想想没有办法，就说：“这已是既成事实，收不回来了。这样吧，把他调去做第六路巡防营统领吧。”

段没说什么，于是又颁下我的第六路巡防营统领的命令。

文如玉

23  讨伐张勋辫子军

那时，第六路巡防营驻正定府。共有四营：两营步兵，两营骑兵，分驻十八个县份，巡防统领公署设在正定府旧镇台衙门内。我去接了事，对官兵讲了几次话，买了些需用的东西分赠他们。

然后，每十天去看一次病兵，重病的，每五天看一次，士兵们觉得奇怪，他们从来没经过这样的事。

正定府在车站东面。北面地方多沙，刮风的日子，北面的沙子吹入城中，乌烟瘴气，城里一片颓败的景象，到处肮脏污秽。道路多是两边高，中间低洼，下雨的时候，泥泞狼藉，步步难行。

这里有个大佛寺，是远近闻名的所在，大佛爷出奇得高大，殿宇也是出奇得高大。可是，里面触目都是垃圾、破烂。像这等地方，若存心不要，索性毁掉它，免得碍眼，倒干脆；若要，就应当修理得好好的，开个学校，办个工厂，都极好。可是竟无人过问。

一些文武官吃好的，穿好的，不知道成天干些什么。我接事不久，督率士兵开了几亩地，找不到适当的东西种，见院中多榆树，榆钱下落，即令兵们盛于袋中，拿到开垦的地里去种。一沟一沟，行列齐整，不到两月，长成树苗，很是热闹。

百姓们都来看我种的树苗，我就乘机对他们讲演，说我们生在世上，无时无刻不要用树，死了，也要用树来做棺材。水荒旱荒，都得树来预防，一棵树有多少枝丫，每枝有多少叶，一片叶能驮着多少雨水，如何改变天气，如何调节雨量……

说了一次，又说一次，总说种树的利益，种树的重要，但也总不见有人肯种树。

巡防营直辖于直隶省。那时，省长为朱家宝，吃得胖胖的，是个文人出身，一点不懂军事。又老朽腐败，什么事也不管，巡防营交给了他，官兵器械，全算糟蹋掉了。

我见过他几次，总想商量着把军队好好改进一番，并在地方上办些有益的事。他总是唉声叹气，说局面太困难了，人民太痛苦了，此时什么事也不能动，只可让他们养息，让他们自己慢慢地滋长。

我说，冬瓜南瓜种在地里，若想它发育滋长，也得替它浇粪刨土，掐蔓理枝。怎么就动不得呢？他还是摇头叹气，什么事也不打算做。地方上负军政上重任的大官，就是这样的人物！

我每天闲着，无事可做，只是自己读读书，日久，读得不耐烦起来。心里想，我每月拿国家许多钱，却把我当闲人似的养着。这是干什么呢？就上呈文辞职。不准，又再上，还是不准。终于我只好称病，跑到天台山去养病。其实，我并没有病，不过不愿意做闲人罢了。

俗话说“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自从黎元洪、段祺瑞上台，两方用的人，各存派系之见。不知有国，只知有己，不要民族，只要自己一派一系之人。

黎总统自己是个老好人，性情恬淡，对事不大过问，只每天骑着一匹马，后面跟一马夫，到总统府去坐坐，也并不戒备，但他用的人员（如金某等）却不甘示弱。

段那边则有一位徐树铮，飞扬跋扈，气势凌人。于是，两方明争暗斗，各不相让，一天厉害一天，闹成所谓“府院之争”。

1917年5月7日，段总理在众议院提对德宣战案，遭受否决。段的左右就雇了许多杆房、夫役、流氓、乞丐拿着旗子在街上游行，要求参战，说这是民意。

有人问他们干什么，他们就瞪着两眼，说：“不知道，我们是雇来的。”

同时，老段又借题发挥，要求黎元洪总统解散国会，黎严词拒绝之。段愤而出京，发出一个通电，说国家到今日地步，还不肯听我的话，我走了，以后任什么事我都不过问，任什么事也不负责任。

段到天津后，授意皖督倪嗣冲等反对政府，攻击国会，倪即至徐州，与张勋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策动倒黎——即所谓“督军团”，发出通电，拥段倒黎。

随后，东路倪嗣冲把队伍开到杨柳青，西路曹锟的军队开到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黎总统，交通亦为之阻断。黎总统坚不走开，并且派了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

段在天津，打又打不得，罢又罢不得，毫无办法，段芝贵、雷朝彦等又开会议。许多谋士这时才说：

“黎元洪一个空身光杆儿，又无三头六臂，又不是孙悟空，几个人就可以把他驱掉杀掉，何必出这许多兵，闹成这个局面呢？”

大家都十分懊悔起来，官僚军阀，有己无人，有私无公，恣纵横行，有如此者！

段先生骑虎不下，没法收这盘棋。日夜筹划，想出一条妙计，授意段芝贵等把张大辫子张勋捧了出来，叫他出任调停，默许他复辟的把戏。

张勋一面带着康有为秘密到天津，阴谋复辟；一面做和事老，打电话给黎总统说，只要你解散国会，答允了这一条，我就进京，其余的事都好商量。

黎总统先还坚持不屈，以三不主义答复之。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僵持数日，不知怎么一来，黎总统三不主义变成了三“也”主义，即也怕死，也签字，也解散国会，终于向张屈服，表示让步。

但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对解散国会的命令拒不盖印，认为非法解散国会，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张大辫子好容易下了台，至此恼羞成怒，跑去见伍代总理，从腰里掏出刀子，向桌上一拍，愤愤地说：

“你怎么不识时务！”

伍先生说：“非法解散国会，我死也不盖印的。你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正怕着上不了天堂，你杀了我，我正好上天堂去，我感谢你。”

张大辫子奈何他不得，于是又成僵局，乃又拉江朝宗出来，江向黎等表示，若让他当总理，他可以什么事也不过问，黎只得同意。

随即将伍廷芳免职，以江为总理，江一登台，第一个命令就是解散国会。

没有几天。张勋的把戏就从口袋中和盘托了出来：迫黎总统下野，拥溥仪登基，自封为忠勇亲王，所有文物典章，全部恢复满清旧制，车站各处也重新把龙旗挂出来了。

外面闹得乌烟瘴气，我正和王喜瑞、施宏册等数位在天台山上住着。

这天台山，在京西三家店附近，我从前驻军三家店时，常去游玩，留给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此次选择这地方去住。

那里的老和尚吃苦耐劳，为人很好。庙中师弟三人，每天把庙宇扫得干干净净。庙后果木树极多，槎桠苍老，都是数百年前物。

从前来游玩时，只有一座大庙，此次来，看见新建了几所小庙，一座是送子奶奶庙。问和尚为什么新修这庙，他说因为百姓来朝山敬香，许多是为的求子，若不盖这个庙，他们就不来敬香了。

又有一座李二奶奶庙，也是因为百姓虔信此神，所以塑这个像，多引些香客，多赚些香钱。

我对和尚说：“你真能干，你做和尚像开店一样，主顾要什么货，你就办什么货。”和尚就嘻嘻地笑。

除和尚而外，我还雇用一个厨子，叫做老翟，身体弱，不能常常下山买菜。他有个儿子，叫做小翟，我也雇了来，替他父亲买办，父亲工资六元，儿子两元，都能勤勤恳恳地做事。

后来我到南苑，老翟被煤熏死，小翟就当了兵，慢慢升为排长、连长，到后升为营长，我派他守火药库。一天练习摔手榴弹，一个不小心，竟被炸死。他的太太谢天恩女士，有三个小女儿，在汉口我还见着。——这都是后来的话。

我在山上，只有读书散步两件事。我读完一部《七子兵略》，细细研究，很有些心得。又常常把庙里藏的佛经借来看，其中，也有好的意思。

记得有一段说和尚打坐，时候久了，腰酸背胀，心烦意乱，无法支持，就诵偈语道：“父母未生我时，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觉得这意思极好，可以养成大无畏的精神，无论遇何困苦艰难不会退避。

有一天，大约上午九点的时候，我正散过步，在山门上站着，通到山下的路在丛林中曲曲折折，看见有两个人慢慢走上来，老远就嚷着说：

“龙旗又挂起来了。龙旗又挂起来了！”

两位走近，看见是史心田等，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详细地告诉我张勋复辟的事。他们来时，走过西直门车站，真的看见龙旗已经挂起来了。

我听着，知道国家大难又至，心里万分地痛愤。洪宪的打倒不过一年，现在又演出复辟的丑剧。多少先烈拼却头颅、热血，难道都是白费的吗？讨袁之役，大家以为只要推倒老袁一人，革命就算成功了，而不知还须根本铲除其所代表的封建残余。

老袁死后，政治依旧一团糟糕，到此刻张勋又闹出这个丑把戏。都是封建恶势力作祟之故。这样的时候，我还能闲散地在山上住着吗？我必得下山去，尽一己力量和这些丑类拼命一场！

此心既决，立刻派汪信卿拿着文契到北京去将我的房产典押五千元，备作起事的费用，一面我自己也准备下山。

当时，我和史心田等商量，决定在三家店乘火车，到西直门不下车，直接转车南行。

到了丰台，恰巧遇着十六混成旅军法官薛子良来迎，他是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推举的代表，特来要请我回廊坊主持讨张运动的。说着，话火车又已开动。

在车上，我问薛子良，他来的事，杨桂堂知道否，薛说杨不知道，他正在外面替张大辫子帮忙，奔走很是出力。车到廊坊，我告诉子良，我要到天津去，看看陆将军和张敬舆先生，共商讨张大计，当尽快于今晚赶回。

我请他把三件事先通知大家：一、赶快把官兵的眷属送往保定以南的地方安顿；二、检查枪支，发下子弹，准备一切；三、已有五千元暂作官兵伙食，王信卿即可送来。

叮嘱完了，子良下车，我则直赴天津。

到天津，即和陆将军、张敬舆先生见面，陆将军的表示很是冷静沉着，说这次的事是段先生一手作弄出来的。因为，他出了北京，就不容易回去，于是把张勋这傻子弄出来，再把他打下去。一面取三造共和之名，一面就好回北京。

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他们自己去闹，我们只可帮帮忙，不必过于认真。

听陆将军的说话，当时已知内幕，敬舆先生则极力主张我干，以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不必管段先生态度如何。并告诉我许多机宜，其热诚奋发的精神，使我愈增勇气与决心。

当即，我匆匆辞别，到车站赶晚车回廊坊。不想，在站上遇着贾焜亭之弟贾德运。他说段芝贵有要紧的事要找我谈，请我无论如何去一趟。

原来，段芝贵听说我到了天津，即派他到陆将军和敬舆先生那里找我，知我已来车站，就连忙到车站来追寻。不一会，段芝贵又派来一位副官，接着贾煜亭自己亦来，坚要我去一趟。我觉得不去不合适，于是，同煜亭等又转回去。

到了外国租界一条什么街上，在一座高大的宅第门前停下车。不用说，这就是段芝贵的私邸。我和煜亭同走进去，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气派，尤其客厅里的那个阔劲，简直像一家外国银行。

这使我想起从前听说的，他以四万元买了杨翠喜赠振贝子，乃放他为黑龙江巡抚，因而四御史大闹住宅的事，心里着实地不自在。

段芝贵连忙走出来，满面堆着笑，和我亲热地拉手，焕章长，焕章短，一句一恭维，使我背脊上直发凉。坐下来没谈几句，他就说：“里面还有一位朋友，请出来和你见见面。”

没等招呼，那人像戏台上三花脸一样，三步并一步地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我看不是别人，正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也是满面春风地和我拉手，一边说：“可对不起焕章老弟！”段芝贵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我们还是谈谈目前的问题。”

坐下来之后，于是段芝贵以一种老奸巨猾的口吻对我说道：

“您的十六混成旅在四川举义旗，吃了千辛万苦，真可以说是和民国共死生的。现在张大辫子又闹出这种事，十六旅正好驻在廊坊，这又是一个好机会，非得您出一番力不可。我们现在给您加一个委。请您就回廊坊去……”

我知道他们要玩的把戏，心里暗自好笑。我答道：“我们在四川反对皇帝。是造反的事，难道谈得上什么功劳不成？加委的事倒不必，不过这次张勋危害共和，祸国殃民，我一定和他势不两立。”

我说了这话，客厅里变成死一般的沉寂。段芝贵脸红起来，半晌没有做声，傅良佐靠在沙发里，也是一声不响，停了许久，段芝贵才勉强笑着说：

“焕章，您不要推吧，回头我们就派人送关防给您去。”

傅良佐也在旁边帮衬着劝说。我说，我回十六旅去，是否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我的主意是回去看看，和官兵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只好多少人干，加委的事我还不敢受，关防我也不必要，还希望两位多多指教。

这样的说了，我也没有久坐，即告退出来，一直上车站回廊坊。

车到廊坊，邱参谋长和张之江、李鸣钟等已经带着队伍在站上迎接。我刚下车，官兵们蜂拥着围上来，和我见面，许多人甚至流着眼泪，好像受了一番委屈，一旦得见家里的亲人一般。

那种热烈亲爱之忱，使我万分地感动，一一好言安慰了一阵，大家才渐渐平复感情。当下讲话数次，把讨伐张勋的意义和十六混成旅官兵的使命，反复说明。一面通电昭告国人，誓以铁血卫护民国。

那时，张勋的辫子兵驻扎万庄，我们即在廊坊挖断铁路，布置阵地。廊坊距万庄很近，可以偷听万庄的电话。我专派一个人听电话，随时报告。

先听到那边下命令，说一共开九营，先开三营上来布好阵地，其余的再陆续开拔等话。我觉得应该及时赶紧攻击。为郑重起见，同时，还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为侦探队长。叫他去看看虚实。

两地相距虽近，他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可都是些道听途说。一会儿说已开到两万兵，一会儿又说只有一万。

我见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骑兵营排长易家君（湖南人，时只二十二三岁，后来他以事乘轮船，被段的兵舰所撞。死于长江中），叫他单人独骑，绕道到万庄后面去看看真相。他飞马跑到万庄阵地，看见敌兵正架着枪，不过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地坐在地上休息。

易为人忠实勇敢，一直走近敌兵眼前，想着看个确实数目。敌人看见了，大声嚷起来，说：“这是什么人？定是侦探，快捉！快捉！”

当时，只有人上来捉，却没有人放枪。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地脱逃回来。我得了他的报告，确实知道了敌兵的略数，而且是刚刚开到，还不曾筑好阵地，当即下令攻击。

前线刚一接触，张勋的部队就败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敌退，我追，赶了一阵，敌已溃不成军。这工夫，王汝勤方带其第八师第十六旅从马厂赶到。

我同他计议了一下，决定沿铁路线通通归我负责，铁路以西归他，为左翼。接着，张敬舆先生亦赶到，告诉我讨伐复辟的通电已经发出（故在段先生马厂誓师通电之前）。同时，段先生又派人送了委任状来，任我为第一梯队司令。

当即会议进攻黄村计划，我们的队伍直追到万庄车站。晚间遇着狂风暴雨，整整闹了一夜。黎明时候，邓宝珊等三位来访我，在大树下一破庙中相见，谈及第四混成旅张锡元在通州挂了龙旗，拥护复辟。他们要去说服他反正过来，共举义旗，我也写了一信托他带去，并派骑兵护送他们去通州。

他们到通州，见了张锡元一说即成，并约定到时我攻右安门，他攻左安门。另外，驻南苑的陈光远部原也挂着龙旗，此时，听到讨张军声势浩大，我们又打了胜仗，于是派来飞机扔下一信给我们，表示忏悔，请我们原谅，并约定我们打到黄村，他的部队即向永定门进袭。

我以为，世上的事不是坏在坏人手里，而是坏在这种不好不坏可好可坏的人手里。在他们这种人心目中，无所谓是非，也不知道什么国家人民，所看见的只是目前的利禄，个人的势位，而又愚妄无知，轻举妄动。

民国以来历年的乱子，就都是这种人闹出来的。像这一次，若无张、陈等这般人摇旗呐喊，张勋不过四万人，怎么就敢毅然动作呢？——等到他们看见风势，转过舵把的时候，国家人民已受了无穷之害了。

我的部队进展到丰台，曹锟、倪嗣冲、段芝贵的部队亦陆续到达。会议之后，即继续向北京挺进。此时，北京城门已经关闭。

张勋的部队一部分驻天坛，一部分驻东华门，禁卫军一团驻皇城及景山。我们部队担任由右安门进攻天坛一路。同时，商启予、吴佩孚进攻平则门及广安门。

部署既定，正待下令攻击，段芝贵忽然改变了态度，竟以和事老自居，致电张勋，促其自行退出北京。说只要他退出北京，就可以了事。

但张勋却异常倔强，对段芝贵的调停拒不接受，段先生他们的鬼把戏至此已露出了破绽。

我于612月日（1916年）早间发出通电。反对调停，坚持讨张到底，大意是

“张勋叛国，罪大恶极，同人大张挞伐，志在铲除帝制祸根。稍有姑息，害将胡底？

现张逆势穷力蹙，竟有人出面调停，闻悉之余，不胜骇异。彼今日敢公然叛国，破坏共和，推原祸始，则斩草未得除根之所致。况既为叛国之贼子，又安有调停之余地？非歼异党不足以安天下，非杀张勋不足以谢国人”云云。

通电发出，我乘夜率部由丰台出发，到了右安门，绑了四五十把天梯，天亮时即爬入城内，开了城门，由先农坛攻入天坛之侧，将敌兵一部及警察缴械。

这时，陈光远部已到，复合兵在天坛猛攻，从午后直打到天明三点钟，对方始挂出白旗投降，即把他们全数解除武装。张勋看见大势已去，早已逃人荷兰使馆。

他的两个谋士——雷朝彦、张镇芳（张为袁世凯老友，他们都被封为某王某公等）——潜逃至丰台，打算上车去天津，我闻讯后，即电令留守丰台的第二团将他们扣留。拟即惩办，段芝贵却把人要了去，说由他依法惩处。

不料，过了两天，他们把人轻轻地释放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此事使我非常愤懑。

各路部队陆续到达北京，即在前门外掌扇胡同一品香菜馆召集会议。出席的有李星阁、张锡元、张玖卿、王汝勤等和我。会议中，我力主继续进击紫禁城，以肃清帝制祸根。议好之后，我即下令掉炮轰打皇城。

不料，大家竟以怕打了外国人为借口，不许我打。同时，吴佩孚率第三镇各旅撤去，接着商启予也撤，待不一会，陈光远部亦撤去，局面显然有变。

正在这时，段先生忽给我一个电报，说此次复辟运动与张勋无关，劝我勿为已甚，也令我赶紧撤出队伍，段先生的西洋镜至此算完全揭穿了。

我回丰台之后，段先生即上京，同时派了一位陈文运到丰台劳军，将第八师的官兵也集合在一起讲话，陈文运走到台上讲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话，随即就要走。

我即起立发言道：“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什么也不要，只要求把溥仪赶出紫禁城去。希望陈先生把我们全体官兵的这点意思转达给段总理。”

陈文运笑着点点头，神色很是尴尬，好像在说，你这傻子真的要干，这是变把戏，你都不知道吗？

陈文运走后，我为实现全体官兵的主张，即发出通电重申驱逐溥仪出宫与严惩复辟祸首的要求。末附四项条件：

一、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四百万两优待金立即停付；二、取消宣统名义，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尽皆收归国有，以为公共之用；四、严惩此次叛逆诸凶，以遏奸邪之复萌。

段先生到北京，除对复辟诸逆照例通缉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我们所要求的各项，都不给下文。

讨伐复辟的结果，只是给段先生个人达到重揽政权的目的。然而，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却将要添写一笔道：

“段祺瑞三造共和！”

写到这儿，我愿意再将当时张勋失败后致段先生的两个电文，摘录几句在此，一曰：

“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或谓拥护共和，何以必摧残国会。……如以王公之位，未获崇封……故不甘于为丛驱雀，而逐鹿中原，则并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若必激浪扬沙，翻云覆雨，深恐九州鼎沸，无以奠灵。”

又曰：“已获巨罪，人庆大勋，恨当世无直道，民国少公刑”云云。

约隐之间，可以看出他上了段先生的当后，是这样的愤慨。同时，段先生为什么劝我勿为已甚，而一再设法袒护他们的缘故，也可了然了。

队伍复员以后，段先生约我上北京见面。此时，他已重就国务总理之职，冯国璋代理总统。此次和段先生谈话颇多，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谈到我的职位的事，他说：

“你还是回十六混成旅吧！”

我说：“这不好。给人家瞧着，我们这次讨伐复辟，到底是为保卫民国，还是大家抢官儿做呀？我是不能干的，不但我不干，还要劝总理不要干。人家瞧着。多么说不过去！”

段先生很不高兴，勉强地笑着说：“你看你说的话傻不傻？还是快回旅里去吧！”

回到旅馆中，段先生即派人把委任送了去，我辞了不收，接着，又把委任送到了廊坊。

过了几天，段先生又打电话问我报销的事。我告诉他事情不过几天，我全旅只花了一万多块钱。他说：“你这人真是傻子！他们每师都报六七十万元，每旅都报二三十万。你怎么只报这一点？你的报销一笔勾销了吧。我另外送款子给你！”

送来的两万元钞票，我打算用这笔钱去买大炮，但打听大炮价值过昂，每尊得一万多。乃派石友三到北京去买手枪。

因为，当时张勋和冯麟阁的手枪队被我们击溃以后，各家铺子里乱窜，把手枪都丢了逃命。石友三找了一家店号“永增”的军服铺代为收买，每支四五十元，连子弹一百六十元上下，共购得一百二十支。从此，便成立手枪队，委韩占元为队长，谷良民为队副。

他们都是极可靠的人，训练得很是认真。后来屡次出生入死，建立大功。

文如玉

24  武穴停兵

欧洲大战爆发，原是我们中国努力图强的大好机会，不幸的是，专横不法的军阀们，却只知有自己，不知有民族国家。他们正做着武力统一的迷梦，一心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

那时，以推倒复辟三造共和自居的段芝泉先生，利用他总理的地位和广众的党羽，把持中枢，破坏法纪，简直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孙中山先生致函劝导他恢复国会，他不肯接纳。于是，广州乃有军政府的组织，努力护法运动。自此，南北界限益趋对立，军阀们必欲实现武力统一，消灭南方势力而甘心。

大局糜烂到这样的地步，稍有人心者无不渴望消弭战祸。但可痛心的是一般握有军事实权的师旅长们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照旧过着他们淫逸骄奢的生活，国家大局，自身职责，他们简直一点也没摆在心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段芝贵为讨伐复辟胜利，在陆军部开了一次盛大的庆功宴，团长以上的官长都被邀约，共到了二三百人。

段总理亦曾出席，人数太多了，座位不够，大家都站着吃喝，没吃到几口，段芝贵就讲话说，打仗的事，这是开头，以后还尽有的打，请大家好好准备。

他说，我们中国局面，是越打越统一，越和让越分裂。只有用武力，始可求得统一，这是一点不错的道理。今日谁要障碍我们的统一大业，我们就打谁。不管他湖南也好，两广也好！

他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主要的意思就是这几句，段芝贵讲完，另外还有两位讲话，也是大同小异的意思，我听着这些鬼话，知道内战又要开始了，不禁地只是摇头叹息。

同时，我也听到座间有人低语，一个说：“这是胡说了！这是胡说了！”一个说：“这次打完张勋。怎么还可以再打？”另一个答道：“实在再也不能打仗了！”

段芝贵这人利欲熏心，老奸巨猾，一向以来都是以国事为玩笑，不但许多将领为他所玩，并且老袁也是被他玩完，而今老段仍被他所戏弄。

会散之后，接着，驻防南苑陈光远师的李星阁旅长，又借前门外掌扇胡同内张锡元的一位朋友公馆里请客，被约的有吴佩孚、李星阁、张锡元、王汝勤（8师15旅）、张玖卿（8师16旅）和我等一共九位旅长。

大家到席，有些先生们就写条子叫局，每人叫两个。原先，大家还讨论着段芝贵的那番话，有的说：“他要打就打，他是什么东西！”有的说：“实在不能再打了！”七嘴八舌地谈着。

到后来，他们把重要的题目放到脑后去了，大家改了话题，谈嫖，谈牌经，谈女人漂亮，我看见他们写条子叫姑娘，就离席出去。

走到掌扇胡同口上，那里有许多叫街吃的乞丐。离我最近，有一位老婆婆，白头发，破衣服，大约六七十岁，正张着瘪皱的嘴巴叫喊得热闹。我就走过去和她说：

“老太太，那边公馆里正有人请客，我带你到客厅里去叫喊，你叫一声，我就给你一块钱。叫两声，给你两块钱。你得使劲叫！”

老婆婆又是惊奇，又是高兴，半信半疑地跟了我进去，靠在客厅门口，大声地喊起老爷大人来。这一喊，把大家都愣住了。

他们笑又不是，恼又不是，都把眼睛看着我。

李星阁说：“准是冯先生喊她进来的！”

我拿了五元给那老婆婆，李星阁就问我：“你有什么话要说？请你说吧。”

别人也说：“你一定有话要说，不然你不会闹这个恶作剧。”

我就站起来说：

“段香岩先生在陆军部说的那番话，我们应当好好讨论一番。眼看着内战即要发生，我们是现役高级军官，此事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

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极点。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再不能使内战发生。

这次讨伐张勋，是为铲除帝制，保卫民国，实出于万不得已。幸而战事很快就结束，这是千幸万幸的事。

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国也已宣战，若是不打算图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

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负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从今天立下决心，发个誓言，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随口谈谈说说是不够的，必定要真正地立下决心。

国内诚然有许多问题需待解决，但并不是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尽有和平合理的路径可循的，只有和平才是救中国惟一路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赞助我这点意思，答允我这个反对内战，制止内战的要求。”

那时，段总理大权独握，一意孤行。此次重新登台，不管国人如何呼吁，他亦无意恢复非法解散的国会，反倒另外召集一个为安福系御用的临时参议院。

而后，又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向日本举行大借款，扩张其个人武力（成立所谓参战军，有线电、无线电、军医等项应有尽有，都分别设训练班，聘日本人教练。又新办械弹大炮极多），以贯彻其武力统一的主张，而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

综计民国六七年间，借款数额业经公表的即达三万万元，所谓秘密的西原借款尚不在此数之内。他这祸国殃民的干法，稍以国家为重者无不反对，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便是这一反对力量的代表。

我那时身为他的部属，无法表现我的意志，来反对他的行为，心里的苦恼是不用说的。一般同僚，终日荒唐淫乐，对于这次即将爆发的内战，虽也觉得不应该，但他们并无心来设法制止，设法拒绝参加，不过随口谈说一二，也是面子上言不由衷的话，好像这不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系的问题，一转身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

我这番讲话就为增强他们反对内战的自觉，让他们认清救国的道路是对内和平不是对内战争，要请大家团结一致，拒绝参战，不做老段的工具，以消弭战祸于无形。

我也深知，这个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白费的，但总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九位旅长，握有相当强大的实力，若真能团结一致，必可左右老段。所以，我一个冲动地就说了，不管效果如何，至少我心里痛快一些。

我的话说完，大家都不假思索地赞成，答允一致反对参加内战，就中第八师王汝勤和张玖卿两位尤其表示热烈之意。

但是，一切努力毕竟都是白费气力。嘴头满口说不打，说说算了。当时没一点办法，没有一点组织，不能使当日大家的话坚守不渝（大错特错在此）。

席散之后没有几天，李长泰即调升步军统领，傅良佐派为湖南督军，一些旅长们一一升官。随傅良佐入湘的有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和王汝勤的第八师等部。

傅良佐一到任，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即宣告独立，战事从此开始，我写信给王汝勤，问他还记得那次我们在掌扇胡同的诺言否？

他回信说：“我奉的命令，实在没有办法。”

湖南战起，福建也被护法军攻击。那时，福建督军李厚基，怵于护法军的声势，迭次电请老段增援，急如星火。

一天，段先生派徐树铮来找我，说将调我增援福建，为我增加一团人。将来，我的队伍可由火车赴上海，由上海再乘轮船赴福建。

说了一会，我即预备招兵，当派李鸣钟赴河南归德一带招募，编成一个补充团，又名第三团，九百人为一大队，三大队，共二千七百人。以后，国民军后起将领多归德府人，就多是此次招募而来。

准备了一个时期，即要开拔。那天段总理约我去谈话，和我说：

“你要开拔了，我有几句话要和你谈谈。……”

当时他说出三件事：一、叫我和陆朗斋将军不要常常来往；二、叫我不要和国会和民党议员有来往，小心上他们的当；三、此次作战，要尽力节省子弹。

他说的国会议员，是指的刘冠三先生等。

我回答道：“总理说的第三条，意思极好。我回去定和官兵们多讲几次，叫他们切实遵守。至于陆将军，他是我的老长官，和总理也是老朋友、老同辈，我今天就是打个通电，说我和陆无关，哪个肯信？

现在，国家大难当前。还希望总理与陆将军多多谈谈。陆将军有胆有识，愿总理对陆将军亲之信之，一定于大局有益。你们和和气气，共谋国事，我们后辈小子看着也学个榜样。

说到民党议员刘冠三先生，他们是人民的代表，都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纯心爱国爱民，极可钦佩，我和他们接近，得无穷的益处。就是总理自己想必也认识他们的，希望能多多找他们大家来谈谈。

这些，必定有歹人在总理跟前进谗言，很危险。还望你多多注意。我是年轻人，不免乱说话，请总理接受了就好了。”

段先生笑了一笑，说：“你说的很好。”随后又说，“好吧，你快收拾收拾走吧。”

后来陆、段终成仇人，徐树铮杀陆于天津，闹出了大乱子，都是排除异己，一意孤行的做法。

这年，天津一带大雨成潦，津浦路北段被水隔断，不能通车。那时国局正紧，命令不许耽搁，叫我们绕过津浦路，从廊坊转丰台到长辛店，搭平汉车转陇海路至徐州，而后再开上海。

可是，当时陇海路系比国借款修筑，军队乘车，必须先交半价。陆军部无法，转请财政部交涉，结果还是付了一半价钱，我方率部开拔，已经耽搁数天了。

借外人资金筑路，简直是亡国的办法。办事的人非洋奴，即卖国贼，办事不力，当初成约时也不订个明白，怎么连本国的军队都听其不许通行？

国家有事，铁路不许运兵，从何说起！我真看透政府负责者是些什么东西了！

我们到了彰德，看见站上停有一列专车，我派人打听那是谁的车子，站上的人说：“不能说不能说。他们不许说。”后来，我知道是傅良佐的专车。

原来，他在湖南吃了败仗，督军干不成，偷偷逃向北京去了（当时揣测他回京后。必受相当惩罚，可是结果一点事也没有。由此大家益知段先生无是无非）。

队伍到了浦口，即在浦口及浦镇两处搭帐篷住营，江苏督军李纯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一次，他和我单独谈话，谈起这次内战的问题，我说出我的意见，他很是高兴，和我说，冯代总统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他自己亦是主张对南方和平解决。

我们谈得投了机，他说：“既这样，那好极了，你就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你部队的给养，完全由我供给，没有什么难的。”

我当即决定暂驻浦口，静待和平消息。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代总统授给他的意思。

李纯本是第六镇的协统，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后，他即升为第六镇统制，后来，因打九江有功，升为江西督军。

他素与冯国璋步骤一致，冯为副总统，他即调升苏督，赣督改陈光远，第六镇统制的缺则由马继增补上，马统制在把队伍调开湘西的时候被刺而死，遗缺又由一日本留学生周某升补。

周某到差不久，患了神经病，此时这个统制的缺，应由本镇十一协统张仲和升任。可是，有一位齐燮元，是个有名的“担子钩载笔帽”，双料的尖头儿，张仲和弄他不过，统制的缺竟被齐燮元抢去了。

这时，第六镇也驻在南京，齐燮元飞扬跋扈，处处显出骄横之气，上则使李督军感尾大不掉之苦，下则使张仲和一班部属事事为难。

谈到张仲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是河北获鹿人，字政之。因为他性情爽直，大家送他外号叫做张飞。

他是速成科第一班的学生，后来又在陆大毕业，学问颇有根底，作战也很勇毅。我当司务长的时候，他当排长，终日在一起过活。此次我到浦口，差不多每天都见面，无话不谈，感情很是融洽。

本以为，他前程万里，不可限量的，哪知他此时已给自己掘好了坟墓。他为他的家庭纠纷所苦。一气之下，竟得了一种不能说话的病，过了两年，就与世长辞了。

原来他是贫苦出身，在家时只读过两年书，做小生意度日，设法自给，光绪二十八年入伍当兵，因为为人聪明，由兵挑入练官营，由练官营挑到速成学校当班长，从此，一帆风顺地迁升上来。

他家里有父母妻儿，还有一个弟弟，大家融融和和，毫无缺陷，原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光绪三十二年，他当队官守卫北京后门西首的皇化门时，我驻在南苑。

一天，他来找我，说要帮助一位朋友完婚，向我借些钱。我借给他几十两银子，从此久不见面。哪知帮助朋友完婚的话完全是谎，倒是他自己在北京娶了一位姨太太。

我那时血气方刚，听说很是生气，写信把他找了来，很严厉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你太太千辛万苦地侍奉你的父母，养育你的孩子，哪一点对你不住？你自己是当兵出身，从贫苦中磨折出来，你现在干这种荒唐事，你问心无愧吗？从此咱俩不算朋友，我和你今天划地绝交！”

他的勇于认过的精神，真叫人佩服，经我这一说，他就当面认错，并且跪在地上，求我原谅他一次，因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无法挽回了。

最近，他到湘西驻防，手里更阔绰了，花了一千多元，在常德又娶了一位窑姐儿。带到南京，和家里的太太一处住着，天天吵闹怄气，没过一天好日子。可是，他瞒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情由。

一天，李纯做生日，他在李公馆穿着大礼服，戴着白毛的礼服军帽，忙着招待客人。不料就在此时，他的姨太太席卷了他的仅有现款，和他的一个马弁私奔了。

他的太太发觉了此事，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公馆找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抓着他的衣领，大嚷大骂，哭闹不止，任谁劝解，都不听。他受了刺激，突然昏晕在地，从此患噤口病两年，终于不治。

关于仲和的一生，我至今仍不禁感慨系之。他本是个有志气、能干的人，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却禁不住腐败社会的熏陶，三朋四友，目染耳濡，他就一蹶不能自振。

国家把他教育起来，正当他年纪大了，能力足了，指着他来好好做事了，然而他却堕落了，作起恶来了。结果，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我亲眼看见无数年轻有为的朋友如此葬送，张仲和不过是其中之又一实例罢了。

我在浦口驻着，致全力于部队的训练，我觉得，我国的军队非不多，然而外患不能除，国耻不能雪，国家主权继续丧失，内战连年频仍，而且多数军队纪律败坏，战斗力不强，推其缘故，大部分因为军队不重训练。

有的仅知注重战斗技能的训练，而忘记了精神道德的教育。盖军人如真有道德的自觉，即无争权夺利之祸；真以保国卫民为天职，即无专横放纵之习；真以军纪为性命，则必无贪生怕死之心。须先使这些条件具备，而后才谈得上战斗的事。

我为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加强官兵的精神教育。那时新编一本《战阵一补》，分四篇，共一百五十余段，内容取材于历史上的故事。每个故事都用浅显的词句写出，而后加上几句按语，使意旨更加明白。

比如，苏季子发奋刺股的故事，田单守即墨的故事，周亚夫细柳营的故事等许多历史上可宝贵的事迹，都分门别类搜辑出来，印发给官兵们细谈细讲。

此外，早晚讲话，室内上课，也都三翻四覆地讲说爱民爱国的道理，全旅一体集中于此事，不得懈怠，当时很收了一番功效。

浦口东西北三面都是圩田，阡陌纵横，一望无际，有些弟兄们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到田野间走走。

一次，一个弟兄在芦苇地里刨着玩，刨着一个疙瘩，像蒜类的一种植物，一时好奇，就用牙齿啃着尝尝，立刻把嘴肿了起来。

后来，请军医医治，多天才好，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啃了一下，就中此大毒，若是吃了下去，一定不堪设想。

神农氏尝百草教民稼穑的神话我不相信，但世界上何物可食，何者有毒的知识，必是人类经验的积累是无疑的。想着世间的毒物有多少，遍地都有致人死命的危机，我们祖先该有多少性命因此牺牲，而后才留给我们今日的一点关于吃的知识。

《本草纲目》一部薄薄的书，正不知是多少性命换来的！我把这事多次用作对弟兄们讲话的材料，归根也是引申到爱国家爱民族的结论上面。

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

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

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昵，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

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

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合，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散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

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

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

一天，去那里遇见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我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

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

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的。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

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为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

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还有一次，李督军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

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剑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

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

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精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宛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的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子收割了，他没有报账。

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得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

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

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

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得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

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不事先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得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

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么？到1920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

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

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

“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

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力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的更惨。

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地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

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灭，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

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卒逃退。

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得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如山积，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

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您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

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于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民国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

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覆无常，叫我太为难了。

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

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

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我在1月14日和18日，发了两个通电。

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

“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

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

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愤，成败得失，不难立辨。

……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唯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

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

“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

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

……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

……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愤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1917年冯玉祥旧照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

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

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团长为李呜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

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

曾左时代，这里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

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

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

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

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

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不出兵，对内一味蛮干，实在失人心，非失败不可。

又说我们十六混成旅的厉害处，说：

“若是你有何二心，他倾就其全力向你猛扑，你将受不了。别人都向他表着同情，也不会接应你的。”

这样软说硬说，使张怀芝也不敢动作。所以，我们虽只一旅人，在武穴这样的大胆主张起来，终未吃什么亏，反把上上下下十七个旅的军力牵掣住了。

这其间，孙禹行来看过我一次，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见我，就说：

“焕章！我看你在这里驻着，太危险。王占元在你后面，张怀芝在你前面，左右上下的队伍，都对你心怀不测。若是打起来，南军离你太远，也不能援助你。你还是挪一挪地方的好。”

我问他：“我应当往哪里挪呢？”

他说：“你还是遵从命令，开到湘西去的好。”

我说，我们是多年好朋友，这次见面，我高兴极了，当你有多少好话指教我，哪知你对我说出这种话！叫我太失望了。我说，你的意见，真是主张对德宣而不战，一味对内自己杀自己是对的吗？

他即叫我写副对联送他，我说写什么话呢。他就说道：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笑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一个革命党，怎么竟说出这种话！”

原来，孙禹行这人慷慨义侠，清季，他在第三镇时，即加入民党，努力革命，我们就在那时熟识的。后来被曹仲三驱走，他只身逃到南京。

南方的人又说他是北方的探子，中间受了许多折磨，几乎送了性命。——他的许多故事，留待下面再一并叙说。——他受了种种刺激，弄得寒了心，以为世界上无人知道真是非，从此即颓废起来。

他这种“苟全性命”的哲学，已不是一天的了，他这次来武穴说我，就是奉了曹仲三之命而来。

我即派张之江和他同去见曹仲三。那时，段先生被我所牵掣，气恼得不得了，必欲逼我离开武穴而后甘心，曹仲三就从中调停，再三地要我开拔。

我想想，我和平之义已昭告于天下，我一旅之众，再也无法大举，情势已不容我再逗留，即接受了曹仲三的劝告，把队伍开向公安石首，向湘西进发。

文如玉

25  常德镇守使

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

“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对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运粮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

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在太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

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

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

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

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的特别有效果。

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

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

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

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

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

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会儿。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

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

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萎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

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龟公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

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打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

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

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

“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

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

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

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

“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

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

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

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

“日本海陆军刑法。”

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

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

“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

“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

“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

“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即请我的军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我曾读到《柏拉图对话集》，上记苏格拉底氏和他弟子的问答。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苏氏问：“你们以为说实话好，还是说假话好？”

答曰：“说实话好。”

苏曰：“若有敌人侦探来查问我们虚实，当如何？”

曰：“这可不当说实话。”

苏曰：“怎么又不应当说实话呢？”

曰：“对朋友说实话，对敌人不应当说实话。”

苏格拉底又问曰：“若有小孩生病，喂给他药，他不肯吃，说这是糖水，不是药，那孩子就高兴地喝了。当如何？”

曰：“要孩子病好，应当说是糖水，不能说实话。”

苏曰：“这又为何不能说实话呢？”

答曰：“是为事情好。”

有人说，冯某这次对日人办的事，说话有不实之处，我要请他看看这段问答。

此外，还有几件和日本人起交涉的事。

那时，不但城门口盘查甚严，就是城墙头上也派人日夜巡查，由班长带四个弟兄负巡查之责，另又派上级官长带两个人巡查巡查着。

一天晚上，巡查的弟兄在一处偏僻的城角上捉着一个爬城墙的日本人，盘问的结果，知道他是为某方做侦探的，当即押禁起来，那位高桥新二知道了，连忙来我处要求取保释放他。

“你们贵国的侨民，太不替贵国争气了，什么正经事不做，却在中国做匪类奸徒，在地方上捣乱。我负有保安地方的责任，怎么可以轻易释放他？”

高桥连连鞠着躬，自认不是，左求，右求，请我把人交给他去训导监视，并担保以后再不会做这样事。

我说：“你既然自认罪过，又负责担保，姑念这次是初犯，我就把人交给你罢。但你可得好好监视他，我随时还要提审他的，到时你得交人出来。”

高桥满口答允，说了许多道歉的话，才把那日本浪人交给他领走了。

那时，张之江的团部驻在桃源，要路上也设岗兵盘查行旅。一天，张部又捉着两个贩卖烟土的日本人，连同烟土都送到常德来。

我在院中坐着，左右站着卫兵，地上摆着几根军棍。犯人押解进来，一个年老的，一个年少的。他们看见这情形，慌做一团，浑身只哆嗦，尤其年少的一个，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一口话也说不出来。

那年老的只哀求着：“饶我们一次吧，饶我们一次吧。”嚷个不休，

这次，也是高桥新二来要求，把人交他取保领去，但说明不可释放，我要随时提审，查获的烟土都没收充公，也是接来当地绅士查明收存，作为修路的费用。

1918年底，延续数年的欧洲大战告终，翌年一月开和会于巴黎。中国在名义上亦是参战国之一，所以也派有代表出席。

但是，关于山东问题，毕竟没有得着公平的解决，此时，日本乘机占据青岛，使中国复蒙丧失领土之耻。

这一件事，激起中国普遍的怒潮，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尤为激昂，罢课游行，抵制日货，殴击卖国贼，浪潮波及全国各地，演成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五四”运动。

常德的学生受了这一运动的波动，情绪也极是热烈。每日三三五五在街头宣传，痛哭流涕，劝说国人不买日货，不乘日船，那种爱国热情，真是可爱可敬。

一天，全城学生罢课，结队游行，经过大街时，群众情绪愤激难过，而在南门外码头上，更经常地派有学生值班，劝阻国人不买日本船票，商家货物不得交日本轮船运输。

常德是湖南西部第一个繁盛的码头，日本大阪公司轮船定期往来于上游及下游，学生们这一举，使他们营业受到致命的打击。

我为常德镇守使，地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自须负相当的责任，于是，本地日本商人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提出质问，张就派外交部驻湘交涉员伴同他们来常德与我交涉。

日人代表中，又是高桥新二为首。他向我提出四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凶首；三、正式道歉；四、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说这是他们极合理的要求，我必须一一接受。

我说：“既是张督军派请我们的交涉员，同你们来和我商办此事，那么许不许我发表意见呢？”

高桥说：“依你的意见怎样？”

“依我的意见，”我停了一下，慢慢地说道，“我要竭力替日本商民着想，必须确确实实地把你们的真实利害面面都加以考虑，第一，要使你们居留常德的侨民，生命财产能够永远安全；第二，要使你们日常的营业能够日益兴盛发展。……”

“那好极了，那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我继续说：“所以，我们就必须考虑到：你知道我和我的部队是流动的，驻在常德是暂时的，而你们日本商民在这里却是固定的、永久的。我不能长久地负保护你们之责，不但我不能，任谁也不能够。

因此，你们居留此地，必须要使本地人民对你们有好感，你千万不能开罪于他们。根据这个原则，你提出的那四项办法，我为你们的利益着想，我不能照办。我现在替你们想了一个最周妥，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只怕你们眼光短小，不能了解我的好意……”

“请快说你的办法。”

“我的办法是：你们各家洋行都贴出告白，说明你们过去营业方法的不良，以后当极力改革，必使大家满意。这次捣毁所受的损失，甘愿认受了，但请以后不要再予捣毁。

你们若能这样办理，我敢担保本地人民必能对你们产生好感。不但你们的财产能够永远安全，而且生意也必定一天天兴隆起来了。到那时，你们这次所受的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呢？……”

高桥听着，连连皱眉摇头，我说道：

“你们若是不能办的话，那今晚又出了意外，我丝毫不能负责！”

“冯镇守使，”高桥愁着眉说，“你的办法，第一是说我们受的损失由我们甘认，你们不负赔偿之责，第二是说你不肯惩凶，第三是说反要叫我们向你们道歉；第四是说今晚再有意外，你不负分毫责任。这从哪里说起？从哪里说起？”

“我说你们眼光短小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若是还打算在常德居住做买卖，本地人民——尤其地方上青年人，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你看你们被打了，不算一回事，这显得多大方，多体面，人民以后自然对你们有好感了。”

高桥愤愤地说：“镇守使，怪不得人家说这次的事是你唆使的。你说的话全是偏护那些暴徒的话。”

“他们是爱国的行为，是出于义愤。你说是我唆使的，我心里高兴极了。我的好话你既然不听，那你照你的办法办去好了。我是不能够的。”

这样纠缠了许久，两面都不让步。我说：

“既然这样，那高桥先生，请你另外想办法去吧。这事我们不必多费唇舌了，我们还是谈些别的。

前次交给你两批贵国罪犯的事，我现在正想把他们了结了结，请你回去把三个人犯交来，我要提审他们……”

高桥先生跳起来说：“你怎么把那些事和今天的搅在一起？那不是早已了结了吗？”

我说：“都是要办的事。今天的事是不必再谈了，谈也没有结果的。——你不能记性这么坏，我交给人犯时，一再和你说明，我要随时提审。怎么天大的罪案，就会糊里糊涂了结了呢？”

“冯镇守使，你这人太难缠了！太难缠了。”

高桥说着站起来就要走，想想忽又坐下来，重新和我谈判。这次，提出我们补偿一半损失为他们修理费的办法。我说：

“为你们自己计，我一文钱也不能出。我若赔了钱，地方上的人气不愤。必定还要二次三次地砸你们铺子。你们愿意受更大的损失，我可不愿意和你打那些麻烦！”

又纠缠了一会儿，他又提出补偿四分之一修理费的办法，我告诉他说修理费是一个也没有。不过，我可以邀请本地的父老和青年学生来谈谈话，劝他们对日商加以体恤。

并且，我是本地负治安之责的官吏，此后我自当保护你们日商的安全，我要派人去为你们商店站岗，以免再有意外。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说着，我就站起来送客，同时派了两个副官跟住高桥新二，向他索要交保的日本人犯。

高桥等一班代表都没了主意，唧唧哝哝商议了半晌，终于接受了我那最后的话。

他们走后，我即为他们的洋行每家设岗兵二人，以为保护。有中国人到他们店铺里来买东西，岗兵即先加以盘问，而后再浑身搜查，戒备很严。

如此过了数星期，那些日商洋行弄得门可罗雀，谁也不再上门。这时，高桥又来找我，要求我撤除岗位，说这样，他们没法做生意，损失更大了。我道：

“你们提的条款要我担保以后不再出事，而你们又不肯结好于人民。我当然只有这么办。岗兵是不能撤的，撤了，若再出事，我担不起责任。”

高桥着了急，左说道歉的话，右说道歉的话，只要求我撤除岗位。说现在人民对他们已经很好，不必再受保护了。我说：

“你定要撤岗，也可以，你得写个字，声明以后出了事，我不负责任。那是你们自愿的。”

一场天大风波，至此算完全了结了。

对于外交方面的事，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也不知道我这几次所办的事对是不对。但我深知，国与国之间相处，平时当以礼相待，有事当据理力争，万不可迫于淫威，忍让苟安，置国家尊严于不顾，使耻辱日益加深。

西洋各国固有许多为国争光的外交家，我国先贤也给我们留下许多光辉的榜样。如赵之蔺相如、齐之国佐、楚使者于桓公、苏武之在匈奴，这些不屈不挠，不辱使命的史实，是举不胜举的。

崔东壁先生有篇争论，其言曰：“以让奉贪，常不足之势也。”又说：“人心无尽，非让所能化也。”

人与人之间相处，尚且如此，何况处日本这样虎狼之国，是更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无理对无理，以强硬对强硬不可了。

常德附近有座德山，山清水秀，林壑幽美，是个很好的游览地方。但有一个大缺憾，就是山中蚊虫特别多而且凶。集居此地的人民，每至夏秋之交，多生一种恶性疟病，非常猖獗，就是那种蚊虫传染的。

听说光绪三年的时候，湖南闹旱荒，德山设有一座大粥厂，难民多集此就食，后来疟疾流行，竟死掉了大半。现在，那里有一座由书院改成的学堂，就是建筑在那些难民的墓地上。

那时，刘汝明带着一营人在此驻防，弟兄们患疟疾者极多。后又调张维玺一营驻此，也是病了大半，幸亏营中有医药设备，赶紧移至他处，极力诊治，才使死亡减少。

当地人民不明白那是恶性疟疾，也不知道是蚊子传染的，只说是山中的瘴疠。当时，我很想设一根本方法，使那种蚊子灭种，并且购办大批的金鸡纳霜散给居民治病。可惜没有来得及办到，我就离开常德了。此事至今思之，犹甚惦念。

有一次，我的部队在德山练习野战，忽然赶出一只猛虎。兵士与山居民联合围击，那虎连中数枪，窜到江里死了，兵士们把它拖上来，从头到尾，足有八尺多长。

当它将未死的时候，赵登禹骑在它身上，说：“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当时照了一张相片，现在还留着。

老虎抬回营中，官兵上下大吃了一顿虎肉。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有一位朋友素害寒腿病，只吃了半碗，冒出一身汗珠，当时把病减去了大半。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

常德北边还有一座梁山，满山都长着一种百合，有时三五步一株，有时十余步一株，百合花开得极是热闹。我常常在天明时到山中散步，或行军，那种花在露中浸润着，扑鼻都是异香，在别处从来没有见过。

后来，我采了许多野百合来吃，知道它可治肺痨，味道又甜美。听说还能治多种的病，就不知其详了。我想若是将其种广为播植，不但有实用，而且为山林增美景，真是一件好东西。至今还不能忘。

梁山上还有一座祠庙，是为一梁某盖的，山之得名，即以此。梁某，汉时人，有一段故事流行在常德人民的口头。

据说，汉代马伏波将军征交趾回来，走到常德，正值炎热天气，即在梁山上驻屯。汉光武得其凯旋的消息，派梁某前来慰劳。

马伏波为梁某父执，看见来的是晚辈，即未行接迎之礼。梁某以为鄙视了他，怀恨在心，回朝后对马伏波说了许多坏话。光武帝误信谗言，竟夺马伏波之职，将兵权交给了梁某。梁即统兵驻扎此山。

梁又说，马伏波此次征交趾，得了多少珠宝财物。奏至朝廷，即抄封马伏波的家。但可怜仅只抄出些玉米，哪有珠宝的影儿？

我听了这段故事，很有些感想。政治不良，宵小弄权，以马伏波这样光明磊落，功在国家的人，竟不能逃出梁某之手。同时，我们又可知道为人处世，谦下有礼是要紧的。

古人说“骄必败”，“傲必败”，马伏波之于梁某，虽非骄，但于谦下有礼之道总不免有所欠缺，竟因此而败事，真是冤屈。由此，我们更可知听言之难，以汉光武一代英主，竟亦为佞臣所蔽。

总之，我觉得这都是专制制度的病根，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之下，这些黑暗的现象就无从发生了。

我平时除公务而外，常喜欢在乡间各处走走看看，和老百姓们谈谈。一次到德山附近去，坐着一只小划子，那摇船的年轻力壮，可是眼睛不得力，一只简直瞎了，另一只看东西也十分勉强。

我问他：

“船老板，你的眼睛是生来就这样，还是后来得病弄坏的呢？”

他叹了口气，说：“说起来太难过了！”

他告诉我，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一天在一家剃头铺里剃头，剃完了，剃头师傅给他一个手巾擦脸。他接过来擦了擦眼睛，就出来，走在路上觉得眼睛有些疼，到了江边，疼厉害了，如有针刺着一般。

于是，他告诉他父亲，父亲说你快回去睡睡。他的家在沅江东岸，过了江就是家，用镜子一照，两只眼睛已经肿得合了缝了。母亲替他请来跳神的，弄了些香灰给他吃，三四天过去了，肿痛如故。

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常德东关外有个广德医院，就到那里医治。罗大夫给他诊看，说这是淋菌入眼，耽误久了，已经治不好了。医了一个多星期，只把一眼医得能见二三分，另一眼完全瞎了。

我听着，觉得这事太重要，即拿出本子记上。以后每逢讲话，就要对弟兄们细细讲说，要他们随时注意。

那时，常德镇守使署所辖的有三县：即常德、临澧，还有桃源。常德到桃源，沿途多山，但是树木缺乏，若是能够普遍地发动造林运动，这一带的山河必大大改观。

常德附近有个卧虎山，上面多树，都是松柏。我养了许多树苗，连着二三年在附近一带分植，后来都蔚然成林。但是，常德到桃源的路上，依然满眼童山濯濯，一直没人栽植。

我常到桃源去视察，桃源县的知事我委的王喜瑞，王曾为我当文案，在前面的口述中，写到他的个性，不知读者还记得否？他学问有根底。文字有锻炼，此时正在年富力强，阅历渐多的时候，很希望他能为地方上好好做一番事。

哪知，他到任后，暴露出许多书生的弱点，最坏的是神经过敏、易猜忌、性急躁，因之办事也鲁莽灭裂，不能有个分寸。

那时，桃源有一个大财主，是地方上一大劣绅。他开了几家钱庄，擅自印发钞票，有一商人和他发生纠葛，告到县衙里。王知事也不调查调查，也不想个近情合法的处置，马上就派人把那富户抓了来，打一顿板子，没收其钞票，并且罚他出钱修路。

这样的做法，已经嫌其不当了。但是还不够，又送去一块“为富不仁”的匾额，勒令悬挂堂厅中。——这等于时时地打骂他，污辱他，等于永远地打骂他，污辱他。以此，引起地方人民的公愤。

那土豪在忍无可忍之余，又从而翻浪扬波，遂致王知事无法自存，只有自动辞职而去。我并不是说土豪劣绅不当得罪，相反的，我们必当严办，以解人民苦痛，但必须持法律合情理，一步步地慢慢办理，万不能任意惩处，操之过急。

罚款修路，没收钱票，都是不错的，但罚了之后，即不必再加辱打，至于送匾之举，那简直有些荒唐了，王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什么成就。至民国十八年，终以疯病死于北平。

桃源县城西南数十里有座桃源山，相传陶靖节先生所描写的世外桃源，即在此处。

我到那里游历，正在春天，从一个山口进去，即展开一片田畴，油菜花开得正热闹，看着真有意思。由一高台阶引到一座庙宇中，有许多牡丹花，此时举目一望，实在太美丽了。

可惜，我不会写文章，否则定要写一篇《桃花源后记》，以飨国人。

桃源一条河滩，还产一种小石，大者如卵，小者如蚕豆，上有花纹，有似松柏者，有似花卉鸟兽者，很是好玩。

土人拾它起来，加一番洗净磨光的工夫，更显得晶澈玲珑。凡是游桃源的人，必定买些以为纪念。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头又是不同。

在桃源，有金牧师夫妇，美国人，都是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说话很和气，带着两个孩子，在此地教会多年，和我很熟识。

有一天，他们夫妇请我吃午饭。菜不多，有一碗鸡汤，还有几块鸡肉，看着极洁净。我夸赞他们的好菜。金牧师说：

“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太不丰富了。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吃过荤菜，今天为请镇守使才买了一只鸡。”

我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自从我们美国对德国宣战，动员了三百万兵，我们一家就节衣缩食，余积些钱寄回美国去，献给政府。”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神色极严肃，声音极恳挚，吃完饭之后，我到院子里散步。这时，金牧师在屋里，太太正照应孩子吃饭。恰好厨子走我身边过，我顺便问他道：

“金牧师平日吃些什么菜？”

那厨子说：“早些时候是无荤不餐，近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已经多时没吃荤了。今天才宰了一只鸡。”

我站在院子里思索着，实在不胜感想。觉得一个国家的强或弱，决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国民文化水准的总表现。

我们中国到了今日，可算已经至最危险的时候，除了少数的热血分子而外，大多数人谁有此心？

尤其许多骄奢淫逸的官僚军阀、富户买办，成天为自己挥霍无度，欲其拿一文钱献给国家，就比抽他的筋还难过。

我以为，我们要想在世界上活的像个人，要想我们民族能够生存发展，一般国民文化水准的提高，是个很根本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在此大书一下。

1920年年底，有一天，我的参谋长刘郁芬和我谈话，偶而说起有一位同学住在他家里养病，那人姓刘，是我的亲戚。我恐怕住在他家里，或者不大方便，就请他到我的寓所中来住。

那位刘君患的是一种神经病，原先住在汉口时，曾跳过一次楼，摸过一次火盆，但病时发时愈，好的时候和平常人一般。

一天，他的毛病发作了，我请罗大夫给他诊治。罗大夫是美国人，中国名字叫做罗感恩，和他太太在常德东门开着一个广德医院，我自到常德，就和他熟识，官兵中患了什么疑难的病，都到罗大夫处就医。

罗为人极和蔼，医术甚高明，全城男女老少凡认识他的无不亲热他，信服他。我先叫赵登禹去雇轿子，打算把病人送到罗大夫那里住院。等轿子雇来了，刘君却死也不肯去，说怕人家笑他有病（这正是他神经病的征象）。我赶忙安慰他说：“那就不住医院罢，我去请罗大夫来给你看。”

罗大夫请来了，我陪着他去看病人，病人住在楼上，和我的卧房紧邻着。我们一进房，病人就躲到床底下去，死也不肯出来，劝了半天，才把他劝出来。罗大夫诊察了一会，和他说：

“你这病不要紧，只要多多运动身体，不久就可以好的。常德地方的人都极好，你可以每天多出去玩玩，走动走动，出些汗，身上舒服舒服。此外要多吃饭，多多地吃蔬菜。”

病人低头听着，倒也很好。我陪着罗大夫出来，说了一些闲话。又谈到病人身上来。我问这病究竟如何。罗说：“最要紧的是多活动，但怕他不愿意常常出去走动。最好要他做柔软体操，每天要他做几次。”

说着就站起来给我做柔软操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求罗大夫当面教给病人。于是又到病人房里，病人又是躲在床底下，怎么劝也不肯出来，好容易才勉强把他拉出来，扭着脖子，非常生气的样子。罗大夫和他说：

“你不能生气，若是生气，病就不容易好。我教给你做柔软操，你每天多做几回。很快就可以好了。”

一面说，一面比着姿势给他看。不料就在这时，病人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手枪。说时迟，那时快，他手指发动机关，啪的一声，就把罗大夫打倒。我连忙去抓他，对我又是一枪，把我左手打伤，肩亦中一弹，几个传事兵一拥而上，才把他拉住，用绳子捆起来。

一边连忙看罗大夫，一弹正中他的左腮，从右边脖子穿出，血流不止。急忙请了罗太太来，只因伤势过重，抬回医院，当天午后，就谢世了。我的伤势幸而很轻，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始愈。

罗太太后来在湖州他兄弟孟大夫办的医院中为护士长，我曾屡次去看她，时年已七十多岁，身体仍甚健康。1931年我到上海，又与罗太太的一位大公子见面，说他的兄弟已经毕业，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了。

1937年，我因公第二次到常德，曾到罗大夫墓上致祭，并且建立一块墓石，将这一段故事记载于上，以垂永久。

有人说，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意在使中国人民受其麻醉，他们完全是以宗教为其文化侵略的工具。这话的真确性如何，我还不敢一口说定，但外国的传教士，有好的，也确实有坏的。

那种坏的不能奉行基督教义，不明白中国情形，有意无意地假其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或仗着教会势力，在中国做种种越理越法的事，使人民对之起绝大恶感，确是常见的事实。

咸同间的教案，庚子年的义和团事变，大部分应该这种教士和教友负责。我在常德期间，对于传教士或教友一律以法以理绳之，绝不宽容庇护。

一天，一位英国教友到常德，带着他的行李进城。守城的士兵要检查他的行李，他却拒绝检查。士兵说，这是奉的命令，非检查不可。教士非常生气，说道：

“我在中国，到哪里也不让检查，难道你这里不是中国地方吗？”

那士兵笑道：“这不是生气的事。在别处不让检查也许可以，这里可不行。我和你没有仇，你和我也没有恨。

我要检查是执行命令，不是随便可以通融的。我检查完了，若是开罪了你，那时请你吃饭，给你平气也可以。但现在，检查还是要检查。”

那外国人也只好笑了，听他把行李箱子打开来检查。查毕，他来谒见我。说：“你的兵真厉害，也不和我生气，也不和我打架，可是一定要执行他的命令。”

虽是这样说着，但还是很生气，好像受了侮辱一样。我说：“难道你们国家不讲法律吗？难道你们军队不奉行命令吗？”他也就没有话回答。后来他把这事写在一篇通讯稿里，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与此相同的，还有一位英国传教士的事。那时，韩复榘为三团三营营长。在常德上游一个名叫河洑的地方驻防，凡由沅江上游下来的船只，都须停止接受检查。

那位教士带着男男女女一大船人，经过此地，韩部即上船检查，他不曾接受，问明白是我的兵，以为我是教友，应当对他通融。为挣这个“面子”，他跑很远的路。特意到常德来找我。和我说：

“你的兵不应当检查我。因为你也是教友。”

我笑着问他道：“你船上带的有违禁品吗？”

他红着脸说：“没有。”

“既然没有违禁品，为什么怕受检查呢？”

“因为我们都是教友，用不着施行检查的手续。”

我说：“你说错了，正因为我们是教友，你更应该接受检查。怎么真是教友，还怕受检查呢？”

他怏怏然回去，很不痛快，好像我有意和他为难似的。除了基督教堂而外，常德也有天主堂。这儿，许多都是强横不法，和地方人民也处得很不好。

一天，薛子良接到一件讼事，是本地一个人家将其房产押给一个天主教教友，后来，这人家败落，要将房产变卖。其时，卖价比典价多三倍还多。那教友强要买这屋，自以为有天主堂撑腰，应当占些便宜，不肯按房主的要价给钱，并不许卖给别人。屋主无法理喻，告到县里来。

薛子良即传那教友，那教友竟避入天主堂，不肯出面。那教堂神父是意大利人，藏庇那教友，怎么也传不到案。薛气极了，跑来告诉我，说外国神父这样横行不法，我们还办得了事吗！

我把事情问明白叫薛不要着急，我说我替你传人。我带着两名手枪队去找那神父，走到天主堂门口，神父就把我让进去坐。我不肯进去，只和他说明来意。他回答说没有这个人。我说：

“你能让我搜一搜吗？”

他说：“那不能。”

“人是明明在你跟前，你藏匿着他，不肯认。你这教友，若果然是好人。交出来，也自然无事，若是个坏人，我是不容你藏他的。何况你们教堂里不应当藏匿坏人！”

他仍是不肯。我说：“好说你不听，我可要嚷了！”于是大嚷起来。说，“天主堂藏匿犯人，天主堂包庇恶棍！”嚷的许多民众都来围看。

那神父着了急，说：

“不能这样嚷呀！请你进来罢，有事我们到里面商量。”

我说：“我只要交出那个人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你若不交，我就宣告全常德的人，宣告全中国人，宣告全世界人，说你横行不法！而后我还要搜查，用法律解决。”

他知道再也不能抵赖，只得承认一切，说那教友现在不在，要求我答应他明日交出人来。我要他当日交人，否则就须为他自己找保。

后来，他请出几位基督教的朋友为他作保，第二天才把人带来。当即依法审理，终于按照屋主的卖钱买了那座屋子。这件事，常德人民都觉得痛快，因为天主堂包庇恶徒，已不是一天的事了。

这事过去后几天，一个老人到镇守署来见我。说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人天主教，二儿子入基督教。大儿子吃喝嫖赌，为非作歹，他看着情形不好，便给两个儿子分家，各立门户。

孰知，大儿子旧习不改，把自己分的产业花光，又要强要二儿子的产业。兄弟俩因此打起架来。老头儿从旁劝解，不料大儿子竟敢用砖头打他，幸亏他躲闪得快，没曾受伤，只把墙上打了一个大坑。因此他告大儿子忤逆，请我依法办理。

我叫袁军法官调查属实，把他两个儿子都传到案。二儿子面貌端正，言词有理；大儿子却面貌狰狞，一望即知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

我问他说：

“你父亲告你忤逆，你是被告，为何不跪下听审？”

他答道：“我不跪，我是天主教！”样子极是倔强。

我又问道：“你有两重罪：第一，你不当强占你兄弟产业；第二，你不当用石头打人，何况打的是你自己父亲！你知道不知道？”

他说：“完全是父亲不对，”又说，“这事只该天主堂问我，别人没权审问我。”

我把他亲戚邻舍都找了来，问他平日行为如何。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仗倚教势，种种强横不法。

我即令手枪队当众用鞋底打他嘴巴。打得满口流血，哭着嚷道：

“大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我问他：“只有别人的不对，你一点也没做错，有什么求饶的？”

他说：“我以为进了天主教，谁也管不了我，我才敢胡作胡为，现在知道都是自己不是了，从此愿意悔改了。”

当时把他好好地训斥了一番，令他给他父亲赔了罪，问明他原曾学过裁缝，那时我请李显堂在军队中主办工艺厂，即把他送入工厂中学习缝衣机。

每天工资两角，他自己用一角，另一角去奉养父亲。过了一个时期，他慢慢改变野性，才放他出来自力谋生。

天主教在中国，不能给一般社会以良好印象，其故即在于教士们自视为特权阶级，要挟官府，包庇恶徒，种种行为不检。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自身事业，有的是由于他们不明白中国情形，但也有许多竟是存心作恶，不是为传教而来的。

我们应当分别是非，认识善恶，不应当一味信任，也不应当一笔抹杀。

我们刚到常德，即把常德的娼妓驱逐净尽。随后，我又和薛子良着手办理禁毒的事。

那时统计，常德居民打吗啡针的占百分之五，许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因此变成肌肤溃烂奄奄待毙的废人。我看着这种现象，心痛难言。但一时又想不出有效的适当办法。

乃和薛知事商量，请他先抓几个打吗啡针的人来验看验看，而后再想主意。第二天，即抓来六名，吗啡真是可怕的毒品，凡打过一针，皮肤上即起一颗黑斑，接着就慢慢腐烂，不过半年工夫，即弄得体无完肤。

这六个瘾客，已经遍体黑泡，溃烂得有如蜂窝一样了。他们原都是殷实人家子弟，因染此嗜好，而倾家荡产。此时，已穷得日无三餐，夜无一宿，但吗啡针还是要打的。

我决定先成立一个戒烟所，所中请了医生，制办药品，连伙食也为他们预备得好好的，又派专人管理监视，瘾客除强迫而来者外，也有自愿来戒的。

在初戒的几天，他们痛苦欲狂，但六七天过去，即渐平复，一个月即完全断瘾。那时，原打算凡断瘾的人，即取保释放。但继而一想，他们出去后，没有半点谋生的技能，仍不免流于下流，流为盗贼。

于是，我又仿照处理退伍士兵的办法，送他们到李显堂主办的工厂中去学习技艺。有学织布的，有学缝衣的，有学织袜的，都要学得技能十分成熟，确实可以养活自己，才让他们自由。

这样一班接着一班地办下去，办到第七班上，戒绝的瘾客已达三四百人。

一天，一位老太太到镇守使署来见我。说她有两个儿子，都打吗啡针，她早就要送他们来入所，但他们死也不肯，她不知如何方好，说着满眼含着泪。

我安慰她说：“老太太你不要伤心。这事交给我，我一定替你办得好好的。”于是，派人把他两个儿子抓来（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严厉训斥了一顿，送入戒烟所去。

一个月后又送到工厂中习艺，只两个月的工夫，那兄弟俩已经养得大白大胖，又学会了一套好手艺，我把那老太太找来，欢欢喜喜地把他们领去了，戒烟所中的瘾客，像这样的最占多数。

至于贩运烟土的事，查办亦严，各地驻防部队，都指令严缉。因此，常常大批大批地拿获，贩运者有种种狡猾的装运办法，有些藏在桐油篓的底层，外用洋铁封固，烟土都做成烙饼似的扁块，叠藏其中；有的甚至分带在裤子裆里。

但真能漏网的还是少数，查得的烟土，都解常德，后积至数万两，乃约请当地的正绅及民众，在西门外空地上扫数焚毁。

我到常德，没看见街上有一个乞丐。初时，还以为因地方富庶，贫人容易谋生的缘故，后来我打听，才知道商会办有一个平民习艺场。街上一发现乞丐，即由警察捉送场中习艺，所以，此场亦名乞丐收容所。

我听说有这样一个善举，心里极是高兴。一天，我到那里去参观，可是使我大大失望，里面有几架织布机和缝纫机，大半坏了，真能得着机子工作的占极少数。

大多数的人——尤其老弱残废都关在一间潮湿黑暗的屋子里，无所事事。吃的食物过于粗劣不用说，而且多是腐臭了的。

这种情形我没法看得过去，禁不住对他们负责的人说，务要赶速设法改善办法，改善设备。这样说了一顿，才着手改良。我离开常德之后，又不知情形如何了。

常德市上纸币极为紊乱，许多大商店出票，电厂亦发票，人们拿着种种不合法的纸票在街上买肉买布。我觉得这事应当整饬，遂与薛子良召集当地绅商商量办法，四个星期即整饬清楚。

我所至之地，纸币之乱无过常德者。我们清理得很快，也妥当，人民都说办得好。

随后，我又在街上建立石亭石柱，上面书刻曾文正公等的各种教人立身处世之道的格言。如教勤劳、教忠勇、教仁爱等，使街上颇有一种新气象。

后来听说，1930年时，完全被人毁去，不知弄到哪里去了。石柱子二尺见方，石亭亦简单适用。很好的东西，任意地去毁坏它，真是可惜。

常德城里的街道，经数次拨用罚款，翻修一新。那时，我又开始注意到常德以外的数条交通要道。那些道路都太窄狭，大崎岖，平时不便行旅，一旦有事，更不便运输。

但是，经费无所出，抓工派款都是扰民的办法，决不能采用，乃动员我们的官兵任其事。并由邓鉴三、薛子良二位从县政府中设法，凡公路所经，占用之地，悉免粮税，凡被占过多者，必须给予地价。

又和地方绅商一再磋商。决定先修由常德经临澧、澧县以迄津市的一条路。路面规定宽阔一丈二尺，做得平坦端直，如今日的公路。那时在湖南还没有公路，人民看见这样阔坦的道路，都喜欢得不得了。

从常德至德山以东，那边有一座大石桥，年久失修，早已塌坏，这也是一条要道，行旅至感困苦，请人估计石料后，亦动员部队修筑，做得很坚牢，并不比石工做的逊色。

我与常德的父老正绅常常会谈，问问他们人民最感苦痛的是什么，最需要我出力帮助的是什么事。他们指出来，只要我能力所及的，无不尽力去办。

一天，我又和本地绅士蔡一陶、高晖庭两位先生问到这类话。他们才谈起，每年初夏，山洪暴发，沿江水位高涨，往往平岸，西南角城墙被水冲击，至为危险。若能把西南的城墙和城墙下面的石堤加以修筑，那真是造福地方的大事。但是，就是这里工程太大，当地各界年年集议修筑，都以经费不敷，不能实行。

我和他们说，我们可以出人工，只需派几位石工从旁指导，我们弟兄必能做得很好。高老先生等大喜过望，当即计划修筑。一直工作了两个多月，始告完工。后来，我们离开常德不到一个月，常德即发大水，水濒城头，人们立在城堞上可以洗脚，但常德终未受灾，因此地方上格外感激。

此外，饮水在常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常德居民，大半都是吃江中的水，但每个埠头都是很肮脏的。如南门外的江岸边，一只挨一只地泊着民船，洗衣、洗菜、洗马桶、倒垃圾污秽，无不在此，而人们的饮水也在这里取用。中国临水城镇，都是这样，常德自非例外。

这是最不卫生的事，我觉察此事之重要，故令部队在江边筑起码头，从岸上搭条板，凸达河中五六丈，远出污水范围，以便居民得以远离岸边汲取清水。又因江水涨落无定，乃派人专管其事，随时更张。这等事关系太大，而办理亦并不难。

二十年后，我因公再到常德，江边仍留旧迹，但条板已不如从前搭的长了。

我动员部队，在地方上做这种种的事，人民都口碑载道地表示感激。其实这本不算什么。人民出钱养兵、养官，兵和官替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还不是十分应该的吗？

为人民做工服役，士兵们无有不乐为的，问题是在官长有没有这番心，有没有这种朝气，这种精神，以为士兵表率。若是官长暮气沉沉。根本没有此心，那自然无事可做。

到了今日，许多军队进步多了，但坏的军队仍是不少。那种能消极不害人民的，就算得很好的军队；至若积极地能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事的。还是稀奇少有。

其实，人民是最有是非的，对他们稍有一点好处，他们就感激得久久不忘了。再说士兵精力是越练越健旺，愈不用愈萎靡，若日久闲散，懒惰成性，那不只于人民国家为赘害，而且也毁了自己。

上面都是说的我在常德二年间，对地方办事的大概情形。另一方面，对于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也未尝一日懈怠。

那时，局面动荡，政治窳败，当轴握政者只一心对内，排除异己，扩张势力，谁也不肯正眼看一看民族的地位如何黯淡，国家的处境如何危急。

我在常德住着，头脑是清醒的，认识是明白的。我时时感觉我们职责的艰巨，应当随时都有非常的准备。这不是容易的，我们必须真正能耐饥寒困苦，必须具有持久的战斗力量。要做到这个，又必须人人有强健的体格。

因此，我在常德训练部队的方针，首先即着重于体格的训练。

自从在廊坊时成立军官体操团，此时更进一步编制成队，设种种奖惩的办法，从事严格训练。此外，又扩大军佐队，凡在军中的人员，都一体参加，文职人员只有一位秘书长陈经绶（老拔贡）和一位军需官贾玉璋先生，因年老体衰，未令加入，此外没一个人可免，官军中只有受伤残废者得免，其余一律参加。

军官队和军队都各佩银牌一块以为标识，由参谋处规定课目，军法处随时抽查考绩，每月一小考，三月一大考，年终一总考。军佐中有成绩优良者，得改入军官队，并令其统率队伍。

他们初练时，很觉不便，日久即越练越有兴趣，那种书生气派的文职人员，不久即一个个变成粗壮的武夫，也能盘杠子，拿顶了，更好的也能在杠上打车轮了。

后来，每至军官会操。军佐中体操好的也选令加入，军官体操队日益扩大起来，终于军佐们全体加入，便成为军官军佐联合组成的“官佐体操团”。

各级官佐除一般的体操外，和士兵一样，也有跑栏阻等项目。栏阻是用砖及土筑成，高八尺，厚二尺，一连八道，每道相距十五步。

跑的时候，须一跃而上，跑过一道，又来第二道。练到纯熟时，可以用手一按，身体就跳了过去。毫不费力。这类较激烈的课目，军佐们亦都有很好的成绩。

兵士们最常练的是荷枪行军，自官兵以至伙夫，一切必需的用品都要带上，每兵身上的荷重约四十八斤，不停地连走七天。那时，最常走的路线，是由常德至临澧，由临澧至桃源，由桃源再返常德。

初时日行八十里，渐增至每日一百二十里，一百四十里。经常的每月举行两次，风雨无阻。这不但磨炼体力，亦可以磨炼精神，使人人知道真正作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交通落后的国家，行军力的强弱关系于战果者至大至切，平时多一次练习，战时就多一分获胜的把握。

常德城头皆大砖铺砌，很是阔坦，可走四路纵队而有余，除远途行军外，每至大雨之日，即率士兵至城头绕着圈子练习行军，每绕一圈约有十里。城头上空气鲜洁，远望山河田原，景物至可怡神，故士兵们多乐为之。

为提高官兵们关于军事的知识与技能，我特成立一个军事教导团，内分两队：一为军官教导队，一为军士教导团，由团、营、连队选拔稍通文理的军官及军士为学员。

教导团以鹿钟麟同志为团长，刘骥、门致中、刘郁芬、石敬亭分任教官。课目有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战史、筑城及典范令等项。

最初，规定三个月一班，预计一年另三个月后，全旅各级官兵即可分别训练完毕。后来提高课程标准，每期改三个月为六个月。到1924年，我驻兵南苑时仍继续举办，改为二年为一期，一直办到十六期。故国民军一般军官的教育程度，比起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并不落后多少。

我部队中的官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贫苦家庭的子弟，自幼失学，一般知识程度严格地说都很不够。但怎样才算足够，这也没有标准。最要紧的还是要普通常识丰富，多识得常用之字，故首先着重加强他们的阅读能力。这是我素来治军的注重点之一。

在常德的期间，请陈秘书长和参谋刘骥编了一本军人读本，内选古今人的文章一百多篇。

古文方面，多由《战国策》及《国语》之类书中选出，今文则为梁启超等名家的作品。这些文，按官兵程度之高下，分阶段讲授。教授方法，一是讲解，二是背诵。

因为，官兵们大半已过学龄，记忆力低减。若不背诵，则过目即忘，亦不易理解，且不足以增长其阅读能力。

连长以上的军官，由我自己查考，背诵之后令其讲，回讲之后，再令默写。一次不熟，二次、三次必须弄熟。规定五天读熟一篇，一月读熟六篇。每月一考：第一月考六篇，第二月考十二篇，以次递加。

比这个较高的，有一汉文研究班，以便程度较高对国文有兴趣者选习，亦由陈经绶先生选文，集成义勇小史六十篇，皆史记中摘选出者，以为读本。

程度较低者，除印发在浦口时所编的《战阵一补》令其熟读外，复新编军人教育一册，又编一本八百字课，以为从未识字的士兵伙夫的读本。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同时，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

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

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

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

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

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立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去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

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文如玉

26  直皖战争爆发

在常德期间，我还组织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

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这里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

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时，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

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虽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

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也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

我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我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

1938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

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

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

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

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

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1920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长期以来，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

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

皖系的两员大将徐树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树铮、曲同丰统率。

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

而另一方面，则是尽力削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有所用心的。

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树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任命了张敬尧为湘督。

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

但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的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

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署，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

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

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为非。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赵、谭先头部队到达长沙的时候，我接到代理国务总理萨镇冰先生的一个电报。

电文中，对我治军及为政很是夸奖，他说他已自动地致电孙中山先生，请南方军不要与我冲突，孙已复电表示同意。并把原电转给我看，叫我只管安驻常德，不必移动。

我那时同萨先生并无一面之雅，竟蒙他这样热心关顾，使我欣慰极了。

赵、谭的部队当时虽然没有向我进攻，但我却不能不有所准备。因留少数在常德，其余都布置出去。南军在距离我们防地百多里的地方监视着，各不相犯。

一日，驻汉寿的冯治安报告，说该方面南军进迫，离他防地仅只四十五里，仍继续前进，恐有决裂之势。那时，冯为连长，那一面防地只他一连人，我颇不放心。因令团长鹿钟麟带着一百多名手枪队，夜间开了去，天明又转回常德，天天如此，以防万一。

有一天，南军致函冯治安，说他们开来三四营人，请即让开防地，似免杀伐。冯不肯屈服，回信说，我奉令在此布防，在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前，决不擅离防地。

南军又来信说：“我们有三四营之众，你一连人恐难阻止我们前进。”冯覆信云：“在我们一连人未死完以前，你们休想前进一步。”冯治安答覆如此强硬，南军因即停驻，终于未敢进逼。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后，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

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竟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

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他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

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得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

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他一面还是十分抱愧。一面办事却更细心，更发奋了。

陈先生为前清的老拔贡，瘦瘦的，个儿不高，学问深到，为人诚实义气，在十六混成旅与我相处颇久，给我的帮助很多。我至今想起他来，还觉得慊慊不能自释。

赵炎午和谭组庵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

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我和那代表说：

“这个钱我不能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目前虽不能按月关饷，但正经饷项还是有的。我若受了这个钱，我的良心不会宽饶我。

而且，若是十年八年后。和赵先生谭先生见了面，他们必定指我脊领，和人家说，这就是那年在常德刮钱的那位冯玉祥……”

那代表姓刘，很是会说，说出许多道理来，再三再四地要我收受。我说无论你怎么说，我也不能从命。

后来，1927年，我在郑州和谭先生见面，谭即谈及此事，说：“那时不收钱，你要留下以后见面的余地，今天可真的见面了！”说了许多过奖的话。

又后来和赵炎午先生见面，他亦谈到这事。我以为“临财毋苟得”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立身处世的大教训。北方有句俗话说：“非分吃了人家的，嘴软；非分拿了人家的，手软。”这话真有意思。

民国以来，我看见官场中的人，许多不免滥抓钱的毛病，他们抓了几把之后，有的盖洋房，住租界，不敢自由行动，时刻担心着有人绑他们票；

还有的抽大烟，娶姨太太，赌博上三十万、五十万地输去；有的自己纵能紧手稳步地过日子，可是到了儿子孙子身上。又像泥土似的把财产倾荡了。无论怎样，结果都是毁了自己，毁了儿孙，为害社会，为害国家。

我听见的真能廉洁自持的官吏，第一个当数王铁珊先生，他为大吏数年，不只是普普通通的廉洁，即一文钱，亦无不分明清白，他生前清苦一世，到老尤为寒素。

但死后，国家褒扬他，家属发与恤金，最要紧的是社会上对于他的称誉，即此一件，铁老就够不朽的了。我曾和铁老谈过这类问题。铁老说：

“人家都说我不要钱，是矫情，是假的。确确实实是假的！钱，我确实也是欢喜的。但我读过书，我懂得为人的道理，所以我能够咬牙不要。要紧的是要做一辈子，直到我死了才止。”

这是真情挚意的话，极值得我们深思一番。我以为若是富有的人，明达事理，必定急公好义，钱越多，助益于国家社会者亦越大，那也是不朽的。否则，于自己，则滥抓浪费，于公于国，一毛不拔，那不但国家社会蒙其祸害，即自己亦必沉沦不复。

在中国，社会一般的落后，国家机构没上轨道，而旧有传统又太腐败，此等立身处世之道，必当自己严格讲究。若是政治清明，那“临财毋苟得”的一条，是每个官，每个人的本分，有什么稀奇处？而且你纵欲“苟得”，又岂容你苟得呢？

文如玉

27  移驻汉口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了。

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

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后来，连年遇见常德各界绅商，谈到那次我们开拔，地方百姓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平常的行军演习，口口声声地夸奖，以为在那时的军队中，是很难有的。

我觉得，国家养军队，责任就在保护人民。不惊扰百姓，只是守了本分而已，有什么可夸的？若竟以此自傲自满，就可笑得很了。

试问，国家法令，几曾叫军队骚扰百姓来着？可见那是中国百姓的可怜。军队能守个本分，他们就看着稀奇不得了的事了。

还有一层，我要赘说：就是军队驻在一地，平时当有战时的办法，每时每刻都须有开拔的准备和作战的准备，平时养成了习惯，一旦有事，要走就走，说打就打，一点不用周章费事。

若不然，遇有变动，种种麻烦都猬集蜂拥而来，那时一手提灯，一手提篮，跑来跑去，拿东动西，一点头绪没有。则不但使人家看着笑掉牙齿，而且天大的要事亦被耽误了。

我们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

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

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给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

于是，我们在津市驻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

此时，又接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在路上遇着军舰来接，我即乘军舰先到，队伍随后亦到，暂停鲇鱼套。

武汉一带也是大水，水位平岸，第二天早上，我即往督军署会见王占元。王像个乡下土佬儿，见面也没说个长短，他就问我道：

“焕章先生，你的队伍现在打算开到哪里去呢？”

那一种不负责任的神气，很出我的意外，我只好掏出他给我的求援电报，请他看，他接到手里一看，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噢，噢！那么就驻在谌家矶造纸厂吧。”

王督军不但样子像个土佬儿，就是一切办法，也是乡下守财奴大财迷的办法，既不像军人，也不像懂得政治的人。我顺便写他几件事在这里，以见一斑。

他每逢犒赏军队，总是一吊大钱或两吊大钱，那时已用大洋，一吊钱比一元钱还差远了（别人犒赏总是二三千元）。他常常从常德办煤，用民船装，用小轮拖，运到汉口，每吨成本不过七八元。他卖给汉阳兵工厂，都照六河沟煤价，每吨二十二元，又在武汉大铸铜元，以军用车运往顺德、保定等地出卖，大发其财。

人家骂他，这样做法，到底算是商人，还算是国家封疆大吏？他也满不在乎。他为何如此蔑视自己，即因为不读书，没知识的缘故。这等人一旦拿官到手，不知如何做法，就唯利是图，无事不干。

谌家矶造纸厂狭隘卑湿，房屋不够住的，我们全旅一万多人开了去，大半都搭帐篷，另有相距二十里名滠口的地方，分去一部分人屯驻，也是搭帐篷。

那时大水之后，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的极多，到后竟死亡三四百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为官兵们祛病的办法，仍是努力野外演习和科学的训练，不使他们精神体力稍有弛懈。

我们部队在常德时，即全体戴用草帽，帽由新郑办来，价钱很便宜，夏天时候尤感合宜。因为普通军帽只一层薄布，紧紧地箍在头上，前面一块黑色漆布的遮檐，更易传热，在炎阳中一晒，简直闷热难当。

第八师的官兵于夏天由陕西开往甘肃，一营人中害火眼病的达二百余人，皆是戴那种军帽晒出来的。我们此次由常德到汉口，也正值六月天，故官兵皆戴草帽，天雨时，再加上一个油布罩。天晴即将油布罩除去。

到了汉口，人们没见过觉得奇特，就呼为“草帽儿兵”。驻谌家矶期间，每日往来武汉、滠口一带，买东西，办公事，每与人民接触，兵们都很谦和有礼。

他们坐车坐船，遇见老弱妇孺，即起立让座。街上人来人去熙熙攘攘，若碰着、踹着，兵们无不让着百姓。铺子中有人泼水，不小心泼在兵们身上，那人骇得脸上改容，以为一定闯了大祸了，而兵们反倒安慰他，说：“不要紧，这不怪你。”

那时，王占元的队伍一向强横凶恶，人民没见过这样客气有礼的兵，都稀罕的不得了，因此，对草帽儿兵产生了极好的感情。

造纸厂的规模很大，造纸的全部手续，都是以机器替代人力。原料放入机器，搅浆、成纸、烘干、打捆等程序，倏忽间即告完成，所以一头放入原料，一头即出一捆捆整齐良美的纸张，用人三五十个，即抵得万人之手，较旧式手工业办法完美迅捷多了。

我参观的时候，向导者告诉我三件事：一、造纸原料，也都用的舶来品；二、财政部已将此厂秘密抵押给日本人，第一次押款五十万。第二次交二百万；三、厂中人员都由财政部荐来，对于纸厂的经营完全是门外汉，只知做官弄钱而已。

向导者的话不是道听途说，那时中国的事就是这样的情形办理！真使人听着气愤得发昏。我还常常想，中国的社会若要进步。必定得一切生产机械化，电力化，除非万无办法，不必再提倡什么手工业。

我要写许多通俗的书，说明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道理，宣传科学万能的种种事实，以破除社会上一般泥古守旧的思想和观念。

其实，这些固然重要，但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在，那就是打倒黑暗的军阀统治，铲除腐败的官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不完成，什么问题都说不上。

拿这个造纸厂来说，他们难道不知道机器生产比手工业好吗？难道不知道科学比所谓国粹高明吗？然而，他们不但不能将机器大事提倡，普遍应用，连这一所新式造纸厂也不能好好地加以合理经营，使之日益发展。

不但这一所纸厂不能有好的经营与发展，甚至为了罗掘搜刮，连这仅有的新式工业也要拿去向外国人抵押出卖。军阀官僚的统治不打倒，从哪里去谈改革生产，发达经济呢？

我也参观了汉阳铁厂，那里的情形是同样地叫人难过。铁厂的规模也是很大的，但办理得极糟，里面到处是破烂，颠颠倒倒，无人过问的样子。

并且听人告诉我，这个铁厂因资本缺乏，欧战时已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日本二十五年。后来，我到莫斯科去，看见西伯利亚道的铁轨多是汉阳铁厂所造。

我想，一定有人会诧异，为什么自己厂造的铁轨国内看不见，在外国反倒有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张之洞先生看明白一国若要抵御外侮，非有新式武器不可；要办枪炮，非有铁有钢不可；要有铁有钢，又非有矿不可。因此，努力办矿，办铁厂与炼钢厂。才踏踏实实地做了一些成绩出来。

今日谈及张之洞，人都要谈他为老腐败。其实真正知本知末，知所用知所学，真正能实做实干的，至今还要数到他。

民国以来的当权握政者，对此等根本大事反倒无人注意了，一个人要能站立起来，非有骨骼不可，同样的，一个国家要能挺立于世界，亦非有钢有铁不可。道理再浅显也没有了，用不着那些想得高说得远的文章。总而言之，我们必得自己炼钢制铁！

那时，粤汉铁路局长是我一位熟人。一天，他约我到他局中去坐。那房子堂皇极了，屋中装饰陈设都是洋派，地毯、沙发等无不极尽奢华，我和他座谈着，心里总觉着不舒服。

那时，粤汉路尚未通车，局长先生却摆起这个架子来，他若想想造铁路的款子是从外国借来的，不知他心里难过否，若用这些摆阔的钱去修铁路，至少可多修数十里。

在这里，我如寒天喝了冷水，在心里冰着，至今还不能忘记。1936年我从庐山循浙赣路到杭州，看见浙赣路的情形就进步多了。每个车站不过三五间简单的小房，用一二个工役。站长睡行军床，从早到晚勤勤恳恳。无事不干。路务办得极好，路轨修得极好，路员多勤劳朴实，很有一番新精神。

又有芜湖对江裕溪口的一条运煤的淮南铁路，也是简便适用，惠益人民者至大。回想起来。中国有些地方的确进步很快，但许多方面仍不免官僚化，不脱老爷少爷的办法。处处学阔，学洋派。

他们不知，外国人在中国的，不是大使，就是富商，“吃饭穿衣量家当”，应该各方面较量较量才是。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

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活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

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

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桓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

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1924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

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

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都是这样来的。

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

他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

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

而且，平日生活很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

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后，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

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于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

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

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

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

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不知道。

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包糟糕，而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的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

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

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至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

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

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扫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

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人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1924年坍台方罢。

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文如玉

28  赴京交涉粮饷

我们部队驻在湖北汉口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达信阳，住在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于是，令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

在信阳，我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

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过去一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此时，信阳道尹及县长都姓杨，他们出门时坐着绿呢大轿，打着官伞，完全是满清的官派，民众被河南督军赵倜他们压迫得如同死灰，社会上到处都保留着封建意味，毫无一点民国的气象。

有几处大宅，封建气味尤为浓厚，其中最大是袁乃宽的宅子，叫着袁家大楼，堂皇富丽，巍立于小小的街道上，极惹人目，那院落非常敞大，层层楼房恍如宫殿，花园里的牡丹花之类，在冬天用火烘暖，就是朔风大雪的时候，还能凌寒开放。可是，主人长年躲在租界里，并不来住。

袁乃宽为袁世凯的军需，管过数十师的军饷，又做过财政次长，想着他刮过多少人民的脂膏，到处浪费，究竟是什么心思！

我们军队领不着饷，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自皖系兵败失势，直派军阀取而代之，即忙着扩充自己的势力，仍是走的皖系的旧路，但手段更厉害，意气更骄横了。

吴佩孚一下就扩充了六师人（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师），招新兵，办军械，国家财政罗掘净尽。那时的所谓中央，事实上完全抓在直派之手。

总统徐世昌，一光杆儿的傀儡，什么家也不能当，总理兼陆军部长靳云鹏，本是皖系大弟子，段先生的亲信，但此时已投降直系，倒过来与段作对了。他满处搜刮，尽力供给直派军阀扩张势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因此，除了奉军而外，各省军队管各省给养，凡所谓中央直辖的军队，中央已经一概不管，听他自生自灭。当时，驻保定及河间一带的第十一师发生兵变，中央只说要严办官长，而不知实以官兵无饭吃，逼到如此地步。自1920年6月到1924年冬间，真是黑暗时代中的最黑暗时代，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吴佩孚一人造成的。

我们几个月领不到饷，向中央交涉中央不管，和河南督军赵倜商量，赵督军自然也不过问，处此艰难窘困之境，我实在再无办法可想。

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那天晚间经过信阳的火车中，有铁路收入的三十万元解送北京，我当日即打一电报给中央，我说国家军队自当严守纪律，但中央已不把我们当国家军队看待，我们将尽为饿殍，无法枵腹等死矣云云。

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了，大总统没有回电，路款我们截留了十万元后，我决定到保定去见曹仲三。

此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凡事曹都是听吴的。中央被所谓保派、洛派团团围住。

——曹是保定人，吴驻洛阳——吴佩孚恃着直皖战争之功，意气骄盈，咄咄逼人，这时候处处都表现出来。

我到保定的那天，曹锟请我们在巡阅使署吃饭，在席的有何春甫（何丰林）、王承斌、吴佩孚、孙岳、曹四、曹七等。

何丰林原为前江苏督军李纯的参谋长，李纯新近死去，齐燮元继为苏督，何即为齐之代表。

关于李纯的死，因其过于突然，当时有种种传说。一说李是自杀，原因不明。一说李有一四姨太太与马弁有奸，李平时不大去，一日忽然去了，打门不开，叱令开门，那马弁无可躲藏，情急之下，即开门将李打死。还有一说是齐燮元急于要得苏督之位，特设计以毒药杀之。这类说法很多，究亦不能判断孰是孰非。

这次，我们在席上正吃着饭，吴佩孚就声色俱厉地问何丰林道：

“李督军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一定知道。”

何丰林答道：“也不大清楚，只知道确是自杀的。”

吴追问道：“为什么缘故自杀。”

何说：“不知道。”

吴佩孚即沉下脸，瞪出两颗眼珠，说：“我要在书上写一笔：某年月日，直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杀其长官李纯于南京。还要添一句，其参谋长何某预谋其事！”

何丰林红着脸说：“那不行，那当不起，副使的话说得太重了。”

吴说：“怎么不可以？我这是春秋之笔，我一定这样写！”

何丰林弄得无法下台，神色异常狼狈，曹仲三看见这情形，连忙解围道：“吃菜！吃菜！”一席饭，终于不欢而散。

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那时吴佩孚骄横自恃，目中无人的情形，李纯固然死得可疑，但有什么凭据一口咬定是齐燮元所杀？又有何凭据一口咬定何丰林预谋此事？更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地抵逼人家，不顾人家难堪？其骄横放恣若此！

此时，曹仲三正忙着在保定西南城角修筑花园（后改为公园），楼台亭榭，栽花植树，他每天带着工，悠闲自得。

但另一方面，李星阁的第十一师，仍在天天闹着兵变，在民间抢掠，抢后逃散，还有许多中央直辖的部队都在饿着饭，岌岌不可终日。我想，他难道在睡着觉吗，怎么还有这些闲情逸致呢？

在保定数日，交涉饷项的事毫无结果，我乃又到北京，先谒见徐总统，挂了号，传早晨四点钟见面，我打着灯到总统府，他已在那儿。徐虽在政府中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但早起见客“早朝宴罢”的意思是真有的，我两次见他，都是如此。

我们谈了几句，就提到军队无饷事上来，他深长地叹息道：“我在北京住惯了，倒不大感觉这样的危险似的。”

我说：“恐怕是总统没有看见军队的缘故吧！”

谈话就是这样情形，徐总统装呆装傻，滑头滑脑，任我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对于饷项的事，始终不说一句确切解决的话。

我又去找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靳云鹏，他在他家里会见我。

我先被差人引到一个客厅里，满屋摆的都是古董。停一会儿，又引我到第二客厅，也是古瓷古玩，琳琅满目。后来又到第三个客厅，仍是数不清看不完的古董。也不知道他家里有多少客厅，更不知他搜罗了多少古董。

我想，一定是他放了口风，说你们若求我弄官，快给我多多送古董来。不然，哪来的这许多破铜烂铁？我想，这个屋子的主人，就是中国负军政重任的总理兼代理陆军部长，看他成天玩着这些，心里究竟想些什么？

越想越叫我痛心，好容易他才出来了，我谈了几句，即说要饷的话，他却装着没有听见，笑着说道：

“我打算明天请你吃饭。”

我说：“总理，我们弟兄都没有饭吃了呢！”

他说：“是呀！我们找到清静的小馆儿，大家叙一叙。”

这样的支吾着，使我什么话也是白说。他为什么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事也不能做主，你不必和我说，你去找保定洛阳交涉吧。

从靳云鹏公馆出来，特去拜访了萨镇冰先生，萨时为海军部长，我在常德时，萨即致电中山先生，说我对时局态度如何，我的军队又如何好。若赵恒惕等攻湘，万不可犯冯旅长云云。

我和萨先生索不相识，蒙他如此知遇，甚觉可感。所以，这次到北京特去看他，表示谢意。萨那时刚从海军部回家，穿着军服，神采奕奕，态度可亲，谈到那次的事，他非常谦虚，说那是他分内的事，他应当做的。

第二天，靳云鹏果然在一家饭馆请客。但他自己回避不到，找了个代表，那代表就是后来做财政总长的潘复。

北京的情形就是如此，无怪乎徐总统说住惯了，即不觉得危险。真是天翻地覆，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T。

在北京数日，毫无头绪，可是我虽没领着饷，那时为旅长的张宗昌却把饷领到了手。我听说后，心里很纳闷，便向我的副官长宋良仲说：

“张宗昌就领了饷，我们六、七、八三个月的饷，怎么一文也领不着呢？这其中必有什么缘故。”

宋说：“人家领着饷，是这样的，具十万元的领票，实际只领四万，咱们要全数领，所以一文也领不出来了。”

“十万元领票，只领四万，那六万做什么呢？”

“那就算做敬仪了。”

我沉吟了一会，说：“我们总不能等着饿死。你去一趟吧，咱们也那么办。”

宋去了一整天，回来非常高兴，说：“有门路。”说可具十万领字，实领七万，扣三万。但到晚间去具领时，忽然又变了卦。

因为，听说是第十六混成旅。即不肯发，回说：

“你们领下了饷，回头你旅长打一个通电，宣布我们如何如何，那我们怎么办。”于是这几成的饷，又成为泡影。

一天，一位朋友在东兴楼请客，我坐洋车去，张宗昌是坐汽车去的。散席之后，张宗昌坚要拉我坐他的汽车。

我坐在汽车里心想，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为什么他能领着饷，又能坐汽车呢？走了一会儿，张又拉我同到西华门韩千古那儿去坐，我推辞不了，只得去了。

韩千古那时是京津一带赫赫闻名的人物，曾为冯国璋做谋士，现又为张宗昌的谋士。他教张宗昌贩卖烟土，替张宗昌出种种主意，张便每月送他三四千元，叫做“敬贤费”。

过了几天，无意中又遇着张宗昌。那天，张低着脑袋无精打采，我问他什么事，他说：

“再不要谈起，昨天晚上我把一旅人的饷款都输光了！”

“怎么输那么多呢？”

“只许人家赢。我只能打背牌，怎么不输光呢？”

“你为什么只能打背牌呢？”

“不打背牌，还能领着陆军部的饷吗？”

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一天，宋良仲和我说，咱们领东西的公事，陆军部老没批下来。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若要他们批，必得请他们吃饭，吃完饭，同到窑子里打牌，等到玩得尽量了，趁机会把公事拿出来请批，那时才能够得到批。

从这种种事上，我恍然明白那些败坏的军队如何反倒能够日事扩张的道理。想到我们全体官兵，平日殷勤训练，努力不懈，没一事不着意，没一事不认真，而北京却天天玩这样的一套，看着这些魍魉们的跳舞，想着国家的前途，不由我恨得牙痒痒的。

我从北京一无所获地回到保定。此时曹仲三、王承斌等正多方面策动驱逐豫督赵倜。他们说，驻河南的队伍没有饷，是赵倜把持之故，如把赵倜驱逐走，你们的饷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那时，驻河南的有程慎一师。程慎原是很好的将领，当时听信了他们的话，便发动了部队，通电驱赵。但电刚发出，吴佩孚忽来一电，申责他以下犯上之非是，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官话。

张之江此时被形势所迫，亦与赵部发生冲突，等到赵倜溃败，吴佩孚却又将程慎驱逐，回头又来对付我们的部队，指责我们胡乱动作，我气愤地说道：

“你们若定要这样说，那我就把保定会议的情形完全宣告国人！”

我算更深一层地体味了军阀翻云覆雨的鬼蜮伎俩，我接到命令，从湖北把队伍撤回信阳，在饥困线上徘徊着，此时，不但全旅官兵饷项无着，连吃食的也十分艰难了。

官兵每日两餐，只用盐水佐食着杂粮与粗粝。他们虽然都没有怨言，但我心里的痛苦为如何？此时期我曾经愤然辞职，然终以全旅官兵的挽留，与中山先生来书的勉励，仍不能不勉强肩起重任，在困苦中继续挣扎奋斗。

军中功课和操练，仍照常进行着。此时我编了十六混成旅《练兵纪实》一书，共分训练、装械、校阅、比赛、讲演、考绩、奖惩、抚恤、教导队、军佐队、官佐体操团、读书、运动会、售品所、目兵存款办法、青年会、新剧团、工厂、学校、规则等二十卷，把我们多年来训练教育的一些实况与成绩忠实地记载出来，以问国人。

军工筑路的事也推行着，信阳的街道多泥土，崎岖难行，我令士兵把它翻修一过，从河滩里运来沙子铺垫，垫得二寸多厚。

在道旁，还栽植许多柳树，冬季下土，到春季便都已抽芽发叶，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些树多已长大成林，百姓们名为“冯公柳”。

文如玉

29  入陕之役

直皖战争造成了直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权势，属于皖系的官儿们，都不得不随着他们首领段芝泉先生的失败而一一下台。

陕西督军陈树藩虽为陕南人，但系段的学生，也算是段系人物，此时，亦被撤职，改任二十师师长阎焕璋先生继任。

但是，陈树藩拥兵自卫，抗不交代，中央即授命于阎，令带他自己的第二十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人陕，（另有第四混成旅原驻潼关）预备武力接收。

命令下来后，我们十六混成旅为先头部队，由渑池、陕州迁入潼关（第七师走荆紫关经鄂人陕，二十师在最后）。

这条路，在1914年围剿白狼时，我们曾经走过，路熟，人情也熟，百姓都知道我们军纪好，住帐篷或庙宇，绝不住用民房。所以，沿途鸡犬不惊，很得人民的欢喜，我曾作“青山”一诗，纪念这次的行军。

在路上，接到驻邠州陕军郭金榜送给我的秘密文件。

郭金榜原是陕北的一个富农，有一天，大股土匪打他庄子上经过，他迫于威势，特预备酒饭招待他们。

官府抓住这事，说他通匪，以为讹诈他的借口，一次讹诈刚了，又来第二次官司，这样接连不断地闹了几年，他的几顷地倾荡无余，遂愤而真地入伙当了土匪。

日长年久，他慢慢混作首领，由数百人扩充到数千人，到陈树藩为陕督时，他已声名赫赫，成为大股。陈没法收拾他，只得把他收编，令驻邠州。

郭金榜有一朋友与我相识，因这朋友的关系，他对我很表好感，此次知道我入陕，派专人给我送了这个秘密文件，把陈树藩部队的驻在地和人数虚实，一一向我说明，并表示愿听我的命令，决不受陈树藩的指使。

那个秘密文件是一卷毛头纸，里面夹藏一张白纸。那白纸看去并无字迹。代表告诉我说，这是用黑矾写的，须以五倍子泡水浸洗，始显字迹。我如法炮制，果然清清楚楚地显出字迹来。我也用黑矾写成一信，打发这个代表回了邠州。

此时，潼关以内的军队很是庞杂。陈树藩本人拥有五旅之众，但大都貌合神离，像和我暗通消息的郭金榜，就是不能心服他的一个，真正肯为他效命的，也不过四五千人罢了。

还有一部分队伍，就是刘镇华的镇嵩军。刘是河南巩县人，此时任陕西省长，他所统带的这队伍，本是盘踞嵩山的匪首王天纵的部下，民元时由袁世凯收编，号称一万人，实际不过五六千人而已。

刘镇华此时态度首鼠两端，对陈树藩说必相助到底，对中央则说绝对服从，欲借此以从中取巧。而在渭河北岸，尚有于右任和胡笠僧的部队。

胡部驻三原一带，部属有邓宝珊、李纪才、岳维峻等，都是慷慨义气，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朋友，时与吴佩孚接洽，其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一师。

于先生为国民党员，直系拟给予总统府每月千元的高等顾问之聘及一等文虎章以为笼络。于说钱我见过的，什么文虎章，我看得不值半文钱，全都拒绝不受。

但同时，也引起章太炎先生的误会，使于先生对陕局态度消极，什么事也不肯干了。

潼关内的情形是这样，我的部队遂无阻拦地进了潼关。

我们既入潼关，即倚山搭盖帐篷暂住。我由豫出发时，以刘郁芬留守为后队，令补充连长杨治清在观音堂负看守笨重器械之责。

杨平日很守规矩，但离了大队，忽有跳墙诱奸民女之事，被那女子家长告发。刘郁芬即予逮捕，并录口供，报告前来，请示惩处办法。

我因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不能宽容庇护，审问时召集全体官兵讲话，即予枪决。

当时，有人劝我不要如此办，说怕外面人知道，坏了我们军队的名誉。我说不然，公过和私过不同，私过只及己身，可纠正了事；公过则妨及团体、社会和国家，若姑息，则养奸，以后再也不能讲究什么纪律和军法了。

所以，我正要人家知道知道我们部队中出的丑事，且让人民知道我对这丑事是怎么办的。杨临刑时，我问他有什么心愿，尽可交代给我，杨说：“我有两个兄弟。”

他的二弟名治贵，本在我军中，即升为营长，后来升为团长：他的三弟名治全，时年尚幼，我把他找来，供给入校读书，直至南京中央大学毕业。

不久，阎相文先生亦到了潼关。一天，陈树藩和刘镇华派了代表来陈说利害，阻止他前进。阎回答说：“我是奉命而来，不能擅自后退。”于是，详定进攻的计划。

当时分兵三路：第二十师走潼关至长安的大路，为中路；第四混成旅走大路以北渭河南岸为右路，我们十六混成旅则走大路，以秦岭南山山脉，为左路——三路向西挺进。

我们全旅编为三纵队：李鸣钟为右翼纵队，与第四混成旅取联络：张之江为左翼纵队，所走的路多是森林山路，最为困难；张维玺为中央纵队，我自己亲统此队，重兵器亦随同行进。

走了三天，第一队到达临潼，先败陈树藩部姜宏谟于杨猇镇，第二队败陈军于灞桥，第三队败陈部姚振乾于蒲杨镇。

右翼纵队在韩信冢以东即与陈军开火，激战之后，陈军被迫退入西安城内，我们即架炮向城内督军署轰击。数炮之后，城内便送来信，说陈树藩已退咸阳。同时，刘镇华亦出来，欢迎阎督军入长安城。

陈树藩部西退后，复被追击，溃不成军，除一部分归胡笠僧收编外，其余都退逃秦岭南山山中。几天后，吴新田来到，以其第七师驻蓝田，我们部队驻屯咸阳。

此时，阎督军电致曹，说十六混成旅训练如何好，纪律如何好，战斗力如何强，在此次战役中功勋又如何，请将我们部队改编为师。

连打两次电报，均未复，三次四次无回话。阎督不肯罢休，直打了八九次电报，才接奉命令，改十六混成旅为第十一师（抵作李星阁师），但附有不加饷不加枪的两个条件，仅给一个空名。——这便是我们在此次战役中所得的奖励。

当时，我将部队编两个旅、四个步兵团。以张之江、李鸣钟充任旅长，宋哲元、刘郁芬、张维玺、孙良诚为团长，鹿钟麟为炮兵团长，张树声为骑兵团长，王学智为工兵营长，陈万青为辎重营长。

原任参谋长刘骥被阎督军要去任为督军署军务科长，乃改任门致中为参谋长。

此次入陕战役中，有几点经验很值得提出来说说：

一、只有真正作战始是将领精神与修养的试金石。那种修养不到，精神不及的将领，每至疲乏困苦之时，往往勉强服从，不能以勇猛向前的锐气执行命令，完成任务。

此次，第一队将领即有不能任劳苦忍缺乏之嫌。部属仍持锐气，将领却先垂头丧气起来，使部属生轻视之心，而与之大闹意见（三营营长谷良友不服从李鸣钟调度），不作一声的要数张之江。

二、将领不可徒恃勇猛，必须明白战略战术。李鸣钟以其第三营谷良友殿后为预备队，谷因对李无信心，不肯服从，即擅自冲至前方，击退敌人（这是很信险的，若等到调预备队上来时，预备队已打了，那如何办）。

事后，团长责营长不服从命令，而营长则恃功与之争吵，我派参谋调查真相后，即将营长暂时撤差。

三、埋伏抄袭当机动神速，一分钟也不可错过。负此任务的队伍，又必须有独立作战的性能（既要勇猛沉着，又要随机应变），否则难以奏功。

当陈军退人西安城后，我料定他必由城西溃退，乃派陈毓耀带手枪队一百名赴城西山沟中埋伏截击。不想，陈毓耀到迟了十分钟，陈部大队已过，仅与其卫兵遭遇，打了一阵，只缴下五六十支枪。

其实，陈部犹未过完，而陈毓耀就不知再埋伏着等一等，即连忙率队转回，使战果大减。

陈毓耀回头到小雁塔去驻（民三时我们曾住此），不料，那时敌军骑兵团团长姜宏谟方由韩信冢败退，率残部已驻此。

门上设着岗兵，见陈毓耀至，问是何人，陈问他是何人，陈时只带两人，幸能急中生智，大呼：“后面全队都上来！”姜兵闻而大恐，越墙而逃，苟不然者，陈毓耀必吃大亏，此亦鲁莽失着之处。

四、作战必须处处周到，尤须有科学知识，常以一个小漏洞，而受极大影响。我们既已入城，派人偷听电话，陈军未将城中电话线割断，他们在电话中说的话，都被我们听见。

一边说：“你是哪里呀？”“我是咸阳！”“你知道督军来了吗？”“知道了。”“你知道敌人追上来了吗？”“知道了。”“你们快派刘旅长抵一抵！”“刘旅长没了人，不能干了。”“那就派马旅长。”“马旅长刚刚过河，人也没吃饭，疲倦死了，实在没办法了！”

我以此详悉敌情，派人尾随猛击，陈军多被缴械（有刘旅长志愿投诚），获三八式步枪数百支，日本造新式陆炮四门（以往皆沪造山炮）。

五、将领当勇猛与谨慎兼备，拿住分寸，若过于谨慎，必难成大功。此次，第一团第一营追击敌兵，即以过于谨慎，而所获不多。盖那时陈军溃乱，士无斗志，若果大胆地追击前去，决不止缴获那数百支枪的。

六、《孙子兵法·行军篇》云：“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这是经验之谈，行军时必当提防。

我率第三队行至中途，见河水中有泡沫，心知上流必发大水，乃急忙渡河。队伍刚过完，洪水已泛滥而至。若是稍有耽搁，不是不得渡过河去，就会全团人葬身鱼腹矣。

七、从外国买来的弹药不可深恃。我们炮兵此次攻城，炮弹多有未爆炸者。我入城后，一友请我吃饭，我亲眼看见他陈列着两个未爆炸的炮弹在客厅里，就是我们在入城前射进来的炮弹。

八、料敌须果决，不可犹豫轻听。当陈树藩退却时，有一服装阔绰，自称青海代表的人谓有秘密要事面告阎督军。

阎召见，他报告陈树藩已亲率三旅人由左翼包抄过来，阎督军甚惊慌，谓我曰：“焕章！你看怎么办？”我看明白陈军的颓势，料他已无力再举，我即说：“这是陈要退兵，怕我们追击的诡计，请将报信者扣押起来。”后来一探听，陈军果已退却了。

九、用人不可徒观外貌，徒听言语，惟真正做事始可验其为人。我们入潼关时，派参谋处副官刘明山经由西安到凤翔给第十五混成旅管宝斋送信。

他先自告奋勇，满口答允，到动身时，他又磕头央求，不敢前去。刘平时最会说好听的话，因此，颇得人信任，不想遇事如此懦怯！我即将他开缺。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

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镇华为人就是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则盘踞秦岭以西。

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

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相当安插。

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

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既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

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

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

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城之中，心里不能一刻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的捣鬼。

此时，吴佩孚已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

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以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

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问又拿住一郭坚。

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辞极为难听。

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

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得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阎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已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