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我的生活——冯玉祥回忆录》

文如玉

40  再次来到西安

我到长安，仍是住在旧皇城民十一年时我所建造的督军署中，省政府另设他处，此地，已由于右任先生改名为红城（后来石敬亭为陕西主席，又改名为新城）。

首先，来见谈的就是于右任先生，他和我详谈陕西军政党各方情形，讨论今后治标治本的对策和办法，于先生颇有所顾虑，我就请他以驻陕军总司令名义负责办理一切。只管放手做去，我决不干预。

至此，他方拟出一个方策，和我斟酌决定，方案是极周妥而切合实际的，可惜还是老毛病，没有兵权在手，尽有好办法，各方面都阳奉阴违，不肯照办。

最显著的就是二军、三军如田玉洁、麻老九等许多人，对之完全不听，使全部好的办法、好的条款，都成废纸。也曾召开一次会议，各部分首脑都经到场，我郑重地说明当前的状况及调整一切的决议与方案。他们当场一口不开，好像完全不成问题似的，可是，散会后他们回去，谁也没有笑脸，算能照着办的，是极少数中之少数。

那时候，革命方在发动之初，我们的情况又太艰苦，军阀张、吴等正在作最后挣扎，百般地设法煽惑挑拨，因此之故，大家都存一种观望不前的心理，只是虚与委蛇，看不出谁有什么诚意。

我到长安不久，各方面相继派遣代表前来见面，中央派来的为郭春涛和邓飞黄二位，随后，简又文先生亦来，他们都是派来我处担任政治工作的。

蒋介石的代表为彭程万先生，民元时曾为江西督军，李协和先生和他相知，故亦有函介绍。记得那天在西安城东北角地方接见他，我们曾作长谈。

我派一传令员照应他，替他打了一次灯笼，他即赏以十元大洋。而那传令员不识抬举，不肯受他的这钱，并且质问他道：“我也是革命党，你怎么可以这样污辱我？”

第二天，彭先生见我，和我谈及此事，夸奖我们说：“我很佩服你们国民军，怎么训练出这种精神和纪律来？”

我说：“他们穷得袜子也没的穿，不想能够如此，或许也有人不能这样做的。”

其实，这是潮流所趋，青年人都和旧时代完全不同了呢！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

唐孟潇先派来一位代表，我已忘其姓名，为俄国留学生，与刘伯坚为同学，是位共产党。我请他讲演，他当场请听众出题目，希望听什么，他即讲什么。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学问极其渊博。

阎百川先生代表为南桂馨，我优如款待，希望他回去可以尽力说阎锡山早日发动，共同为革命而奋斗。哪知回山西后，只说西安情形如何赤化，连城也叫做“红城”，把阎说得踌躇起来。

刘骥、熊斌等各位此时也都成中央代表，来西安接洽一切，代表一多，头绪复杂，他们中间便不免有些闹意见的情事。我向来是个不讲情面，实事求是的人，但至曲直不明、是非莫辨的时候，也只好听之而已。

关于当时此间党务的情形，略举数事以说明之：

此时，各方代表及军政党各方人员常常聚会，提出一切迫切问题或是最新发生的事故，大家讨论讨论。

开会的时候，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另一方面则说，工农革命，不是革革命军的命，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是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担当大事。

有一次，一位妇女代表秦德君女士来见我。她是西北大学某教授的太太，要求我给她们女子参加宣传的工作，我说：

“诸位女界先进出来献身革命，愿意努力宣传工作，我是十二分地佩服，十二分地欢迎。

目前的情形，不只普通民众对革命不了解，对主义没有认识，就是一般官长也不免如此。官长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比民众不懂，更其妨碍革命。

你们既然热心宣传工作，我想建议你们分出缓急，先向官长们作一番宣传。他们都是男子，你们站在妇女的立场，尽可以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革命理论，向他们作一番宣传，使一般男子的腐旧脑筋，传统观念，可以改变改变。”

他们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每天集合部队官长讲话的时候，总要留一个钟头请妇女协会的先生来宣讲革命理论。

头一天，一位女士说女子也应该读书，痛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慢慢就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

第二天秦女士来讲，也是先说了一番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后说自己婚事的经过，说的道理同是人云亦云，丝毫没有真知灼见。

我听了多次，只有一位王女士讲得较有内容（这位王女士后来和刘伯坚结婚），其余简直没一个讲得通的，后来即令停止。

我以为，她们主要地还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有生活技能，自己能够独立生活，同时虚心地切实地学习，不徒讲表面，不随波逐流，比空谈重要多了。

在那时，王铁老是个老腐败，就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也是常被人家目为封建头脑的。有时，妇女协会中有代表来找我谈论妇女问题，我就老实说：

“我只知道无论男女，此时都应该共同努力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必须民族国家有了自由，而后方谈得上个人的自由，必须相当地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后方能争取到民族与国家的自由”。

我到西安不久，和于右任先生遵照国民政府发下的命令，设立了政治分会。同时，筹划了几个星期，慢慢把驻陕司令部也成立了起来。

一切组织与规章定妥之后，于先生向我要人帮忙。我即派李兴中为其参谋长。从此，关于陕西政治方面的事，均交请于先生全权负责，遇着有什么困难，我再从旁相助。

他没有兵权在手，办起事来未免常常感到棘手，而大军云集，地方过于穷困，难关是打破一道，又来一道，彼此若不通力合作，是无法办事的。

我们所感到的困难，主要的是在财政方面。这时，成立了一个财政委员会，由薛子良为委员长，主持一切。但现状过于穷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委员会成立后，也还是一筹莫展。

此间，西安被刘镇华围攻八月之久，省城以外的地方，早被他搜刮得干干净净，地方糜烂到这个地步，一时万难恢复。

可是，大军由五原、甘肃不断地集中到这里来，士兵中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穿的破衣，面带菜色，同时，政和党两方面也在急迫需钱。费用如此浩繁，怎么擘画经营，才有办法出来呢？

可是，接下来队伍必得出潼关作战，要出潼关，必得发给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

部队出潼关，自灵宝、陕州一直到洛阳，形成一条深沟；南有秦岭山脉，北有黄河天险，中间这一段路多是荒山野土，连人烟也有限得很。就算不顾革命的纪律，硬着头皮，向经过的地方搜刮，也绝不能搜刮什么到手的，什么事都可将就，大家都饿着肚皮，怎么能够行军作战呢？

财政的困难阻挡在我们前面，如同铜墙铁壁，丝毫也不能撼动。薛子良一筹莫展，幸得于右任先生常常劝慰，大家才勉强撑持着。

最后，实在无法可想了，只得借了四百元大洋，到山西运城办了些纸张，拿来以石印印了一百万元的军用券，票面写明国民联军的字样，以备民间日后可以兑换现款。

此事，由薛子良主办，三万、四万分发给出关的各部，以为开拔费用，这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再三地向地方宣告我们的苦衷，一再地声明待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如数收回，最后的结果，在西安附近地方，行使起来已很困难，一出陕州，人民就多拒而不用。

沿陇海线西进的部队，与武汉方面军队在郑州会师后，不久即打到开封。此时，孙良诚和石友三在前方纷纷来电说，从武汉出来的友军都用的现大洋。各地人民无不欢迎，惟有我们却一块现大洋也没有，只是拿军用券和人民淘气。

就算勉强用了，也处处受人民的白眼，使人民对我们部队起恶劣印象。同时，为革命奋斗的军队，牺牲流血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试想，我接到这样的电报，心里是什么味道？

我只好覆电安慰他们说，富家子弟出门，自然盘缠充足；贫家子弟哪有办法？牺牲流血自然是相同的，但我们从穷困的西北打出来，他们却来自富庶的南方，来处两样，贫富也就不同了。

你们想待遇一致，那还需相当的时候。你们向我发这种牢骚，我有什么办法，只可转陈中央罢了，虽是说的唇焦舌敝，究竟只是空话而已。

我知道，他们实在处境太难，不得已才向我诉苦，否则他们也不会平白开口的。于是，我又三令五申地嘱咐，说所至之地，若友军驻村东，我们即驻村西；友军驻城中，我们即驻乡间，免得士兵看见人家的情形，心里不舒服。

对部队是这样地办了，对人民却无法可想。一方面用的是白花花的大洋，一方面却只用废纸，如此比着，无论怎样解释，也不能引起人民的好感和信任。

于是，票子慢慢由一元落到七角，由七角落到三角，最后弄到一文大钱也不值的地步。那时，北伐军已经打到南京，宁汉分家已经开始，我请武汉政府设法相助，武汉方面不理；向南京请求帮助，南京也无暇顾及。

他们正各为自己的问题苦恼着，管不到别人的事。后来，此项军用券商由铁路局收用，才始渐有起色。

我们在夹板缝中挣扎，弄得焦头烂额，军食军饷毫无着落，自总司令以致目兵都是以“革命饭”吃个半饱不饱，衣服裤子一概没法添制。各部自南口退后，转战数省，直到此刻，自然死伤甚多，兵额多不足数。

我们一军在河南招募补充兵员，以费用匮乏，非常艰难，日日三令五申，还是办不出成绩，枪弹的补给，亦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新兵无枪，只好每人发给一把大刀，刀是当地定打的，比北平所制品质差得太远。又打大镐、铁锹和大斧，作为兵器。

每日朝会议论，总是说着“三粒子弹打到山海关”的口号，其实只是口号罢了。事实上怎么办得到？

物质方面的困苦无法解除，整顿与训练我却片刻也不放松。此时，陕西境内许多部队都有“站起来小，坐下来大”的弊病。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实际不过三五百人，但在领饷项枪弹的时候，却总浮报成三四千人。

这原是一般缺乏训练的部队的通病，但我不能容许这种不整齐的现象存在，乃着实地加以一番整顿。我还看出，一般将领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缺点，就是经不起大的胜败。

他们得一小胜，即踌躇满志，骄傲自恃起来，遇一次挫折，又立刻垂头丧气，再也不能振作。这种胜骄败馁的现象，也是军队的通病。

但是，我们在南口败退之后，方在力争新生命以担当重任。故我于整编训练之中，特别加意于此项的纠正，除将古今中外伟大英雄的奋斗事迹，向官兵做普遍与深入地宣传外，又印发《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二种，使官长士兵加工诵读。

我所住的红城前面，有一广大的空场。所有驻西安的部队如魏凤楼、马鸿逵等部都在此加紧训练，每日天尚未明，就举行朝会。

谈话之后，继以问答。先和各级官长问答，问毕，复令各级官长向其士兵问答。朝会完后，操演开始。比如某日课目为刺枪（其他有劈刀，打拳，等等）即先教官长整个动作，官长会了，即由他领开队伍，细细教与士兵，而后一一检看。

这时已经八点，吹号停操，即在操场上与官长士兵共同吃早饭。自总司令以致目兵都是吃的一样的菜。一样的饭，完全实行同甘共苦的教条。饭后，操练重新开始，目测距离，利用地物以及各种战斗动作，均一一教练，也是先教会了官长，而后由官长去教士兵，切切实实行“兵会者官长先会”之教条（因马部官长多不会操），并废弃徒重形式与统制式的教练。

到十点半吹号，召司务长送开水来，喝完水，又操，直到下午四点钟，方得散队伍停止操练。惟留营长以上官长，细问其所部一切的情况。有何困难，发生何事，病者伤者多少，病况伤状如何，而后分别派人去问视伤病。

从操场回来，我即率中级官以上到大讲堂，听讲战术及政治讲演，都请由专家名流分别担任之。讲至晚八点，批阅信电，十时始睡，每日都是如此。

长此以往，官兵精神及技术显著地一天天不同。一日，有曾为靖国军旅长小名高景娃的前来见我，时值我们朝会已经开始，他即站在墙根下看着我们教练，从朝会起，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先还站着看，到后来蹲着，又后来背靠墙壁坐着。

可是他看得入神，总是不走，及至见了我的面，和我激动说：

“你这么大的年纪，做这么大的官，还是这个干法，你们真是革命军队呀！我们平常只当做了官就是享福，哪儿梦见过这个！”

我看他如此激动，也真是想不到的，即令人拧手巾给他擦脸，婉言安慰之，他在我家同住数日，每天都随同我到操场看一整天，他才知道我们日常功课即如此规定。

这位旅长虽为土匪出身，但为人肝胆义气，到处兴办学校，修桥补路，实在是位善根未泯真诚可爱的人物，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地易受感动。

后来，我们出了潼关，任石敬亭为陕西主席，石氏卸任后，即任训练总监之职，负后方教育训练的总责。

那时训练总监之下，共有十六个学校，如高级教导团、军官教导团、军士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机关枪教导团、辎重兵教导团、交通教导团、航空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军医学校、警察学校、觉非学校（专教犯罪军官）、军官学校、政训班及学兵团等，共有员生八千余人。

石敬亭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前清时曾考秀才，故写作俱佳，记忆力极强，考试常得第一。民元滦州起义时他在七十九标任排长，第三营张建功出而压迫，他首当其冲，九死一生，方逃性命。

民国成立，他至绥远任参谋及骑兵营长，以吃苦耐劳，为徐廷荣所赏识。我停兵浦口时，徐介绍他来我处，历任差遣及教导团教官，学生无不敬爱。

其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实意，处同僚上和下睦，言动有定则，事事都有计划，国民军训练教育之事，他负责最多，出力最大，功勋是不会泯没的。后来，他又任山东主席，毕业于陆大特三期。

文如玉

41）郑州会师

我们在西安，一面百般设法打破财政的难关，一面加紧训练部队。同时，积极筹划出兵潼关。

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代表蒋介石来到西安，与我共商郑州会师大计。

后来，刘、熊二在我处多年，同甘苦患难，皆陆大毕业，学识很深。刘足智多谋，长于打算计划；熊则沉默寡言，深思远算。那时，正值桃花盛开，念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语，觉得机会可贵，乃同摄一影，以留纪念。

当时的军事形势，大略如下：

平汉路全线都是奉军盘踞，张学良率部驻信阳南北一带，陇海路直到洛阳亦为其势力范围，万福林即驻洛阳。而孙传芳、张宗昌部队在南京、九江、安庆一带，长江下游及津浦线全为他们所有。

北伐军从广东出来，直到长沙，一路势如破竹，极是顺利。惟武昌费了很大气力，左右围攻，方始攻下。

从此，一路进攻南昌，孙传芳等部集结南昌以西以南相对敌。因为攻下南昌，九江即垂手可得：九江下，安庆即易得手。

南昌为一重要战略据点，故直鲁联军与孙传芳部拒守甚力。这边左攻右攻，牺牲甚大。然而，北伐军锐不可当，又以政治宣传做得好，深得民心，人人怨恶军阀之横暴，对北伐军极力帮助，攻南昌终亦攻下，不久就打到了南京，凡此都有史书详载，这里不必细说。

至于潼关内外的情形，吴佩孚在河南巩县兵工厂中住着，刘镇华军出潼关后，退至陕州灵宝一带，据闻得有阎锡山源源接济，枪械弹药，都有扩充。当直鲁联军在苏皖边境与北伐军激烈争夺时，奉军亦已决定南下，同时，吴佩孚残部又谋与四川某部及驻鄂北的张联升联合，企图直袭武汉，倾覆国民政府。

潼关以外形势如此险恶，陕境以内则有麻老九盘踞同州朝邑，田玉洁占据三原、泾阳，党玉琨占据凤翔、兴平一带。这些部队，既不能把他们归入军阀集团，另一方面亦始终不肯打起鲜明的革命旗帜。

他们没一方面不派代表前去接洽，要钱、要官、要枪械，但事实又不听任何一方面的命令，一直态度暖昧，其目的只为霸占一个地方，死死咬住不放。

若在平时，他们的部队缺乏训练力量有限，即算发动起来，亦不足为我们的大患。但是，我们正要出潼关作战，为贯彻此计划，必须肃清后方，使无后顾之忧，故派部分头予以解决。

我军饷项无着，军事进行甚为艰苦。其中，方叔平围同州攻麻老九部，因为物质过于困苦，常常发牢骚。方为真正与士兵同甘共苦的革命将领，每逢宴会，见到一盘菜，亦不免想到士兵的苦状而难过落泪。

当国民军败退时，续西峰被山西方面所囚，及至我到长安，数经交涉，才恢复了他的自由。他回陕北老家住了些时候，即来信请在我处同住。

我约其前来共事，因他为豫督二年，气质大变，我希望他忏悔自新振作努力。然而，他受他方挑拨，并未能做到我所期望的地方。

我委他南路军总司令之职，请他收集二、三军旧部，出荆紫关，下南阳，以截击吴佩孚。最初，在红城前面广场每日朝会，他都参加，表示得极为真诚坦白。

可是，数星期后，他即溜走，给他的任务，全不理睬，一再催促他率部开往南阳，他总不肯动身。哪知他受人唆使，对我已另怀叵测之心。我明白了这个，也就不再指望他了。

刘镇华驻在陕州，堵着我们的出路。我即派人与之磋商，老实告诉他说：

“你若愿意参加革命，望快作鲜明表示；若不然，就远远让开路，免得妨碍我们。两条路你都不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有派队伍再与你周旋。”

他接到此话，甚是着急，马上派了代表王鸿恩来，随后又连着数次来人，说明他的心迹，自认过去路子走错，从此誓必改弦更张。听我指挥，共为革命而奋斗。

并且，他还请我派人为他组织政治部，以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我当他是真心好意，即派令任右民到他那里。

任右民是湖北谷城人，曾在武昌外国语学校毕业，为人发奋好学，富有革命性。我驻兵常德时他来我处，后来在信阳，曾为我之代表送信到孙中山先生那里。

这次，他到刘镇华那边为政治代表，实在费了很大的精力，冒了很大的危险，即为刘在当时一双脚踏着数只船，始终未拿稳主意。在他的左右，五颜六色的人物全有，有王老五、蔡老八之类的绿林朋友，也有各方军阀的说客。

任右民在那里住着，从刘相待的态度上即可测知我军胜败的消息，我们若打了胜仗，刘即对之十分恭敬，请他一块儿吃饭，饭菜特别讲究，招待特别殷勤；如我们哪一路战事不利，或是张、吴的说客为他另外设谋定计，刘即倨傲怠慢，茶水没人照管了，饭菜也大大减少了，时时可为座上客，也时时准备着做阶下囚，不知受了多少罪。

刘镇华如此朝三暮四，我们出潼关的计划势已不能延搁，乃决定派孙良诚、方叔平由潼关出陕州，和他周旋。我到潼关检看沿途所驻部队，见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等部虽都在困苦不堪之中，但都生气勃勃，极是整齐。

我一一召集讲话，并以所携《革命精神书》及《九一七新生命》等书送发官兵，以鼓其气，途过临潼，带便观览各处，并题字以留纪念。那时，我尚未用功研习白话文，所题文词恐怕都有些粗拙不大清顺。

其中，题一温泉名香凝池，题桥名任桥；又刻石，于军阀罪恶痛加揭露，于本军中之不努力上进者亦多有讥刺。不久之后，有些人借口修筑温泉，将所题文字一一毁去。——这都是闲话不题。

那时，樊钟秀在河南荆紫关一带与于学忠部激战，以于部力量雄厚，而樊钟秀部缺乏良好的训练与纪律，不能胜，屡次来电乞援。

我原派续西峰由此路出击，续既不肯奉命，我乃调冯治安、孙连仲、韩德元三部由蓝田武关出荆紫关以援樊军。这次举动，在道义与战略上都是必要的。

就道义言，樊是同在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他在困难之中，我自当尽力相助；就战略言，若樊部不幸溃败，则于学忠无后顾之忧，即可省出力量封锁潼关，以阻我会师郑州的计划。

基于这两个观点，此次派兵援樊，完全出于我十二分的诚意。然而，我们处境亦殊不容易，我必得通盘筹划后，方可派兵，总不能冒失从事，于人于己都无益有损。

哪知，樊部被敌军围困甚急，望援之心过于迫切，只希望援军到得愈快愈好，打得愈猛愈好，可是忘记了我们部队自南口败退，绕道五原宁夏，转战数省，直到陕西。喘息未定，困苦万状。

冯治安、孙连仲各部并非例外。他们以疲敝之师，接到援樊的命令之后，枪弹的补充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行军的速度不能如当事者所希望，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然而，樊钟秀不能谅解，等他被于学忠战败的时候，他即把所有愤恨都推到我们身上，为将领者往往以功归己，以过诿人，而不能厚于责己，薄于责人，我对樊也无法解释。

因为进援樊钟秀，孙连仲部险遭不测。原来在老河口方面驻有张联升部，张为大个儿，河北省籍，自民二年以来即为老河口镇守使，向来是个老老实实做官的人。

当我们正面军孙良诚、方叔平各部推进至陕州，将刘镇华军击退，续向陇海线进展，而与奉军万福林部交战，正打得激烈的时候，张联升即派孙良诚的表兄为他的代表，前来我处请委，愿受指挥。

其日为3月18日，我即予以三十八军的番号，仍在襄郧驻防。其时，武汉方面接济我们的军需品，由襄河上运，都得经过老河口。孙连仲部此时援樊，即须与张联升接头，而后将子弹分发各部补充。

不料，他和刘镇华的作风一样，看见我们此次前线无进展，回头又受了吴佩孚的命令，将我们军用品全部扣留，把我们的人员尽行捆囚，突然翻过脸来，对孙连仲加以猛攻。我接到这个消息，愤恨之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只有令正面部队积极前进，以为应援。

我于5月1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6日即到潼关督师。这时，我们派遣的正面部队孙良诚、文叔平、郑大章等部已由阌乡东进，灵宝、陕州、观音堂、渑池等地都次第为我们占领。而刘镇华退向铁门新安一带，获得奉军援助，构筑了坚固阵地，预备作最后挣扎。

方叔平于23日进至磁涧，奉军万福林部五旅之众，又结合张治公等部，已在娘娘庙杨家沟一带筑了三道坚固阵地。奉军武器精良，炮火极为猛烈，24日激战一整天，没有得手。

25日，孙良诚以石友三为右翼，方叔平为左翼，派第一、二师绕袭敌方右侧和后路，以郑太章骑兵抄袭洛阳以东和偃师一带，26日拂晓开始总攻，戮力鏖战，刘军大溃。孙良诚、方叔平部冒着弹雨爬人新安城，占领了这一个重要据点，万福林亦支持不住，狼狈溃退。此役，缴获枪支三四千，俘获无数。

我军于饥寒疲敝之余，竟能攻下这样坚城，获得这样的大胜，实在难能可贵。这一下，把自南口败退以来的颓气完全振作起来了。

同时，从武汉北上的张发奎所部，亦在信阳郾城一带与张学良部激战。奉军受日本帮助，器械除沈阳自造者外，尤多日本出品，从他们的司令部直到团部，都聘有日本顾问，为之谋划一切。

可是，张发奎部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旺，素有铁军之誉，又处处得到人民之援助，每次战役，奉军在何处开炮，铁军即前仆后继地向何处猛扑，必将其阵地连同大炮一并夺得，而后甘心。结果，使得奉军连炮也不敢放，虽有精良武器和日本顾问，亦都无法能起作用。

激战多时，奉军终被击溃，退向郑州。

在黑石关，经过一次激战后，我军以骑兵越过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攻击，方叔平部由登封小道抄至密县，北伐军亦同时在平汉线向郑州压迫。奉军四面楚歌，恐慌万状，分作东北二路溃退，我军遂于三十日占领了郑州。

接着，我军乘胜追击，亦分兵东北二路：北路万福林部节节后退，过了黄河，将铁桥炸毁，使我军不能渡河进击；可是，我们赖有铁路工人相助，他们真有办法。被毁铁桥，急切不能修复，即用木料垒于河中浅处，不数日即成坚固桥梁，追击各部全数安渡过去（若无民众相助，万万不能过河）。

东追部队于6月1日亦将开封占领。会师中原的计划，至此已完全实现。

自从潼关出兵以致占领开封，这一段军事调度指挥，均由孙良诚负责。故第一功勋应属之孙良诚，其次方叔平出力最多。那时处境艰苦，实非笔墨所可尽述，他们能克服困难，立此功劳，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既得胜利，原来投机取巧、首鼠两端之人，都纷纷前来输诚，刘镇华部于退出新安后，即已溃不成军，张治公则派人前来要求改编或是缴械，张联升看着我们连获大胜，知道势头不对，乃又观风转舵，倾向了我们，立刻将我们人员释放，所扣械弹如数送还。

这时候，吴佩孚被逼的不能在巩县立足，在经过老河口奔向四川时，张联升即隔河予以猛烈炮击。此举出吴意外，死伤至惨，吴的秘书长张煌言，亦被打死，吴夫妇九死一生，狼狈逃出性命。

张联升即以此次功劳，作为向我们表示忏悔的进见之礼！这期间，在长安也有一些可记的琐事，带便在此一述。

在长安的期间，为了公务的必要，和我过从最密的要数于右任先生，那时，于住省长公署改造的省政府内，我常大早起来，到那边找他谈话。每次，总在街上买一种糯米、红枣、豆子之类合熬名为“京糕”的食品，随身带了去，和于先生一块儿吃，每人各吃一斤，作为早餐。

此物又是美味，又富于养料，真是平民的燕菜，西门北首空地中还常见有一种雁群。比家鸭为大，形状甚是美观、往往一群三二十只。看见人走近了，它们才慢慢飞开。在别处从未见过。据本地人谈，即是《诗经》上《关关雎鸠》篇之所谓雎鸠。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

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阵亡的人太多，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

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时，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

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偿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川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

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械，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

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倾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

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

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可惜未能使其大大施展。

有张凤翔者，1914年时，我路过此地，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潜赴山西运城。

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

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惟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

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复杂错综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

我在潼关召开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

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

我觉得，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惟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

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我们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

于是，薛子良依照我的意思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

比如黄少谷，原是李大钊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

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做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

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

他还继续讲着，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

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

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

前方军事既已进展到郑州，武汉方面的部队亦陆续到达，政府及中央党部许多朋友亦多到了郑州，派刘菊村和熊哲民二位到潼关约我前去会晤。

此时，我已调宋哲元、石敬亭来西安主持后方，石时为参谋长，为人能耐苦实干，任劳任怨；宋亦忠诚实在，能够担当。（后来西安闹的很多麻烦，多赖石、宋二位调处，未出乱子。惟三原、泾阳各部队，不听命令，麻老九、党玉琨等时时相机扰乱。宋明轩一步步予以收拾，亦得安度过去。）

然后，我即由潼关出发郑州，从灵宝乘火车前往，我们自在包头撇了火车，走了数千里千辛万苦的路到了陕西，此时听到火车的叫声，人人觉得欢喜高兴，在车厢一路大唱其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歌，声震天地，真是热闹。

同行者有何其巩，我在车中仿《出师表》文调，拟一调和宁汉分裂的文稿，拿给何看；何只说好好好，不置一词。想来必是我那文作得不通，没有评改的价值，而他又不肯明言，所以如此表示。

我受此刺激，即立下决心，要发奋学写文章，以求明白写文章的甘苦与方法。后来在汾阳在泰山，曾请许多朋友为我讲文改文，自恨天资鲁钝，进步太慢。但我定时时要做小学生，时时抱一重新学习之志，努力不懈。我如今年六十，比之先贤梁灏，我尚是个青年呢。

在河南新安县，我下车看验工事，自灵宝至新安，看古代战场。楚霸王攻秦，坑秦师二十万，信陵君统六国之师攻秦至函谷关等，都在这一带地方。

在洛阳，我亦曾下车走看，其地有芒山，即邙山，满山皆古代坟墓，曾经多次发掘，百姓亦结为发掘队，掘得古物，出售于外人。上有司马懿墓。又距洛阳城南不远，有关帝冢，有谓冢中只埋一头，又有谓只有一身子，没有头，都曾去凭吊一番。

关帝冢南为伊阙，两山相对，望之如阙，《水经注》称为大禹疏以通水者。洛水由此经过，石壁上有许多大佛像，都少鼻缺腿，毁损不全，不知何人所为，也许是因为魏晋各代以佞佛亡国，后人故恨而毁之，其他满壁皆刻字，即所谓龙门十二种的便是。

其笔画斜歪，如修脚刀形状，甚不方正，然以其是晋字或魏碑，人多争购拓本，以资临摹。

王铁老甚不佩服这等字，以为不过当时工匠的手笔，说他们不一定识字，哪会写得好字？后人泥古，总以为古代的就是好的，值得模仿的，其实可笑。我以为铁老的话不为无见。

我从潼关动身时，邓演达先生曾来，听说也是为活动反蒋。因有人告诉他我们的态度，故未对我开口。此次途中同行，因为没有人为我们介绍，所以也未深谈。


邓演达旧照

及至到了巩县，我去参观兵工厂，又遇到邓先生，听他对工人讲话，态度恳挚，言辞有条有理，很可佩服。工厂中实行八小时制，沐浴及其他卫生设备，都颇有真正的改进，绝非徒尚空谈者可比。

车到郑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许多军队与人民团体，汪精卫、徐季龙、顾孟余、谭组安、孙哲生、唐孟潇等人亦都亲来欢迎，这情形出乎我的意料，觉得实在愧不敢当。

我背着把雨伞，穿着一身棉布褂裤，束一根腰带，下车一一握手，自10月11日开始，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商量组织河南省政府并设立开封政治分会的事。

军事方面，解决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军，都由我们二集团军负责肃清，唐孟潇所部各军，一律撤回武汉，借以整顿休息。

此次，得与张发奎将军晤面，为最可高兴之事。张将军为人诚挚爽快，人品学识都是第一等的，真是党中忠实同志，军中有作为的将领。

哲生、季龙两位先生和我详谈武汉的情形，指出许多方面，第一是夸张的宣传，例如每一次的开会，总说到了二十万人，或是十多万人，而实际到会的人众连一万也不够。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只以商店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他们在衣铺定做两套衣裤，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

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裁缝出去游行，我们本要停止营业，可是停业又要受工会的处罚。现在勉强开着，事实上等于停业。你们做的衣服不要说两个星期不能交货，就是再过两个月，还是不会做得出来。市面上情形如此，其他方面可以想见。

第三，各机关团体依旧不脱旧时散漫泄沓的恶习。比如开会。仅是十几个人的一个会议，召集起来也不容易，往往规定两点钟开会，四点钟还不能到齐。

会桌上，水果点心摆得满满的，西洋点心、美国橙子，一切都是穷奢极华，旧官僚的习气全都学会了。他们从未想及自己正在于的是什么事，人民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前线上拼血肉的弟兄们吃的什么？

他们说的这种种情形，都无半点夸张，因为我此回到郑州，连开会议，亦有同样情形，汪精卫就多次不曾出席。

我忍耐不住，因编一副对子，给他写好送去，那联文是：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那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对联而外，再加一张横批，是“官僚旧样”四个字。

这虽未免过于刻薄，但确是当时革命政府官吏的写实。听说，汪对此甚为恼恨，在许多朋友面前说我。

又得见何云樵先生，承谈湖南情形，也是糟成一团，何所部都是湖南人，此时驻在河南，时刻怀念家乡，不能安心，急着要回湖南老家去，这都是当时的事实。

宁汉两方意见越闹越深，但真实内幕毕竟如何，我一点都不清楚。此次参加郑州会议的朋友，有的曾共患难，有的为我素所钦敬。

他们都是个中人，我正想乘着会议完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地谈谈，把各项问题讨论讨论，商量一个办法。可是，想不到他们突然间说走就走，怎么也留不住。

我到车站送行，问他们何以来去如此匆忙，都说武汉有要紧事亟待料理，故不能耽搁。我心真是有点纳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陈某拍给他们一个电报，说我已与蒋介石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他们。

唉！这话哪里说起！曾参的母亲方在织布，有人告诉他说。曾参杀人了，曾母不肯相信；第二个人又来说，曾参杀人了，曾母觉得可疑；说到第三次，曾母竟相信曾参真的杀人了。谣言之可怕，有如此者。

此事至今想来，一方面我以为是许多朋友那时恐怕还不真认识冯玉祥是个什么人：一面我也要承认自己的过错。

我的错误在哪里？就是这个老粗太老实，太坦直，不会周旋应酬。我若是能随和随和着请请客，说些好听的门面话，使大家——其中汪精卫一人最有关系——心里痛快痛快，当也不致如此。我一生吃亏就在此类地方，老毛病恐怕总改不掉了。

我在郑州，住一所教会的空屋子中，有一位济汴学校校长史爱礼来见我。史为美籍，个儿与我相似，大眼睛，话语缓，很是温和典雅，1922年我们就已结识，算是一位老朋友。

他在地方热心公益，很得人民爱护，教务之暇，致力于畜牧之事，在他学校中养着许多牛羊鸡鸭，牛和鸡都有“种牛”“种鸡”和“肉牛”“肉鸡”之分。“肉牛”“肉鸡”专供人们吃的，而对于配种之事，极是考究。

比如，以一种矮牛和高牛交配，所生小牛品种即特别优良，价钱也大，羊和鸡鸭也都注意择种，我对这种生产事业，素感兴趣。我说，农家若多能经营此类副业，即可增加收入，否则将益见贫穷。

他又拿出许多畜牧杂志给我看，各类家畜的饲养与选种之研究，都各有专刊，各有专题，他又谈在彰德有一外籍人士，亦喜畜牧，一日坐树下看书，冷不防被自己养的一头牛一头顶过来，竞被顶死，这也是从未听见过的事。

那时，我常和他谈自己想到欧美各国去读几年书，他极是怂恿，并要我制办西服，把他的西服拿给我试穿，教我穿用和打领结等等，我就常穿他的西服见客，后来到北平，曾自制西服，穿着总觉得不惯。

我觉得，西服有两个大缺点，一是领子太硬，又用钉子钉，用带子缚，不但烦琐，也太不合卫生，工资材料手工都太贵，非一般平民力所能胜。此外，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全身都是零碎布块拼凑而成，若衣服破旧了，连一块整布也找不着。

我素不喜中国的长袍大褂，以为使人委靡懒怠，必须改良，而且用布也太不经济，记得南京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讨论衣服的问题，我以为亦不可定要模仿西洋衣服，那也太繁文缛节。

我常穿的乡农的短布褂裤，我自己觉得极好，但人家总以为奇怪，中山先生提倡的中山服，今日已渐盛行，这才是中西兼长，至美至宜的服装，我真佩服极了。

津浦线上的北伐军此时已经占领徐州。蒋介石和胡展堂、李德邻、白健生、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李协和等各位都将陆续到那里约我前去会晤，我也亟欲借此机会能对宁汉之间的纷争，尽一番调停之力，所以欣然前往。

车到归德，看见站上满满的数列车队伍正要向北开行，派人打听，知道是湖北某某两部分的部队，此刻已为高某所收编，高为二军朋友，资格实在不老，而所收编的两部将领，都比他资格老得多。

我在郑州时，高曾来见我，谈到收编的事，我就老实和他说：“你的能力和志气都是很可钦佩的。不过，你的资格都不及他们，若他们意在利用你以为掩护，将来你必后悔。”

我的话说得太坦直，太露骨，当时他很不乐意。但后来我的话果然证实，所收编的两部至重要时忽然叛变，一个人做事，若不揣度别人，衡量自己，也不慎察环境，到头不得良好结果，是当然的事。

我们的车子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亲自乘着车子前来相迎（那时蒋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的会晤。

我们同坐一车，且走且谈，一直到了徐州，许多朋友都来见面，他们都住花园饭店，大家聚谈，讨论的就是北伐和清党的两个主要题目。我是坚持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的主张的人，故仍本着平素态度，极力说我的调和宁汉的意见，以为分则必致功败垂成，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时时巴望着我们分裂，我们必得以大局为重，竭力相忍为要，全是我心坎中的话。

当时，颇蒙大家赞同，吴稚晖先生十分高兴，便自告奋勇地替我拟了一个通电的稿子。我仔细看了数遍，改了数处，因为此时我的立场应该站在当中，说话无偏无倚方妥，而吴先生代拟之稿，则不免稍偏南京，有些地方太不像调停者的口气。

这个电稿左改右改，惟恐把事情弄糟，直到自以为十分妥当，而后发出，但汪精卫仍是极不高兴，等我回到郑州，他即来电报反驳。

后来我才知道汪的脾气，凡事都要占个第一，若不恭维他是第一，不说他应高高站在蒋、胡之上，叫蒋、胡全受他的支配，则他必不高兴，这就是所谓“领袖欲”，这毛病不但可毁自己，亦可毁国家，我当时旨在调停纷争，故对于他的电文，亦只好含忍不理而已。

次日，承许多朋友在花园饭店开一盛大欢迎会。我讲演的题目是“南赤北赤交流”。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都说我们赤化，南赤就是蒋介石，北赤就是冯玉祥。我说，诚如所言，我们是赤化了，哪里赤化？就是赤心赤胆，流赤血以救赤子，除此而外，我们何处赤化了？接着，吴稚晖先生也以“紫气东来”为题，说了一回欢喜高兴的话，当即与蒋先生联名，共发一个坚持北伐的通电。

此时，我看清了一点，就是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等军阀依旧保有相当实力，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我们。

他们倘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援助，趁着宁汉分裂的时候，重整旗鼓，大举袭来，则我们国民革命的前途必受巨大打击。

因此，我一面赶着从徐州回返河南，做一切必要的布置，一面仍继续连电劝告宁汉两方，消释意见，团结努力，以完成北伐的大业。

文如玉

42  豫东大战

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他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

我心里想的说，你要害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

等鲍罗廷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置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

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就要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和鲍罗廷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做鲍罗廷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

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军中的共产党人员，我用一军车向武汉送走，刘伯坚等许多位同志，半途就下车他去，顾问乌斯马诺夫我也送他回俄。

我告诉他，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的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论事，许是由于对中国情形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实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还有一位朋友浦化人，是我为陕西督军时认识的，他为人富于热情，坚毅果敢，同我共处甚久，其在张家口办一学校，亦颇有成绩。

五原誓师时，我派鹿钟麟到苏俄考察，他亦随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忠实活动的共产党党员，可是我并不知道。

不久，他随鹿等回国，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发给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贤武的朋友，负责办理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一天，他忽留一字条给我，悄悄离开郑州，所领款项亦不报销。

我不相信他会做携款潜逃的事，派人查问，才知道他把钱这个三十那个四十地散给了穷苦工人，他自己并未取用分文。

1928年在南京的时候，他的老太太托人来见我，说愿变卖家中田产，以清偿此款。我说：“那钱他都散给了劳苦的工人们，并无一文人了他的私囊。这还要卖田赔偿做什么？”

1931年我到上海。曾与浦先生见面，那时，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1936年我在南京，他由狱中写信给我，请我替他设法保释。

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见蒋介石，把他的出身为人以及一切实在情形一一详告，蒋说查一查，没什么事即可释放，后来终由宪兵司令部审查数次，交请鹿瑞伯保释出狱。

我从徐州回来，先到开封，派薛子良为代理主席，负责一切政治事宜：而后即到郑州，致力于军事的调度。此时，宁汉正闹着意见，革命阵线为之动摇，大江一带甚至有爆发战争的酝酿，而奉直鲁军阀时刻眈眈而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一个大规模的袭击。

我为了巩固河南，乃集中部队，由巩县渡河，对立足未稳的奉军施行袭击，其万福林等部不支，被孙良诚、吉鸿昌部如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向新乡溃退，彰德、卫辉、怀庆，所谓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对奉军截击，斩获无算，各该重镇均次第为我克复。

经此大捷，河南局势暂告稳定，但我深知道，军阀必不甘休，未来的大战将紧随而至，乃积极整顿内部，将若干动摇的部队予以收编，借以应付即在目前的暴风雨的袭来。

刘镇华自从陕州及新安溃败，退到禹州一带，势穷力蹙，屡次派人前来输诚，我为免得他们再和张作霖等勾结，即予收编，给以第八方面军番号，令负由曹州推进济宁的任务。

他们的部队多是蔡老八、王老五之数的乌合之众。无所谓纪律，无所谓训练，接奉命令后泄泄沓沓，花了一个多月的时光，才慢慢开拔完竣。后来，从他的驻区中访察，知道此时他们仍和军阀方面不断地接头，并没有放弃投机取巧的企图。

一天，刘镇华为领饷项及委令事到郑州来见我，我和他畅谈革命的意义和爱民为国，努力训练部队等问题。那天，我们一同吃饭，饭很简单，仅有水饺而外有咸菜一盘，不想到他便不胜感想，问我道：

“你何必这样自苦？这样的饭，怎么吃得来呢？”

我笑道：“我也赞成吃好的、穿好的享乐生活；不然的话，还要革命做什么？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白，我说赞成享乐，可不是指个人享乐而言，我是指民族社会普遍的享乐，人民大众个个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你看看，现在百姓吃的什么？士兵吃的什么？我们自命为革命军人，到底干什么的？我们纵有珍馐罗前，可以下咽吗？”

他说道：“您说这个话，我倒要劝劝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难道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我们只应该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设想设想吗？”

我告诉他说，社会的构成，主要的是人民大众，不是军人或政客，我们不应当把自己视如特殊的人物，整个的社会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职。

工人为社会建造生产，农民为社会供应粮食，我们军人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剪去贼民肥己的强盗，打倒出卖国家危害民族的军阀官僚。

接着，他又跟着提出一个问题，说是我们性命只有一条，若是为人民为国家牺牲了，岂不就完结了吗？我就说，我认为个人生命小，社会的生命大，牺牲个人的生命而保全社会的生命；牺牲少数的生命，保全大多数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义，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义和目的。

即使就个人言，亦可为自己留下荣名，传之万代而不朽，则其人肉体虽死，精神永生。俗语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这个意思。

他迟疑了半晌说道：

“一个人死就死了，还管什么名不名做什么？就是死了遗臭万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么痛痒？”

我很吃惊，他竟会说出这种话，我说：“人死了失去知觉，后世的唾骂，固然与他本人无关；但尽管如此，一个活着的人，除非他丧心病狂，总是爱惜名誉，想往好里做，谁也不会甘心愿意地要做一个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败类及恶徒。”

这一天，我和他谈得很久，最后我问他部下现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多人。我说：

“你尚有这许多人，是值得高兴的事，将来开上去与张、吴等军阀作战，即是很大的一份力量。”

他很注意我这番话说：“我一定本着总司令的意思尽力做去”。接着，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队中去了。

我从潼关出陕的时候，靳云鹗就派了代表与我接洽，表示愿意归我指挥。我和靳云鹗相识，是在1920年我在信阳驻防的时候，那是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郑州，一次他来信阳，我约请他参观我们部队的体操和各项特殊训练。

不久，我以饷源问题与赵倜动武，他亦对我表同情，那时期我们过从很密，他也有许多地方对吴佩孚不满。末后，我由豫赴陕，临别他十分诚恳地规劝我说：

“你们部队，纪律严明，处处能获得人民爱护和好感，只是所驻之地，总要破除迷信，把泥菩萨毁去，把庙宇改做学校或工厂。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类事引起人们的不快。”

他这种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1922年，我们在郑州同打赵倜，又共了一次患难，彼此之间的感情显得更进一步。不过，因为那次没有偿他当河南督军的心愿，不免常常不高兴。同时，又因其胞兄靳云鹏身为国务总理，他竞骄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

其最出名的就是懒惰，由于烟瘾太大，早上总起不来，常常有约会，到时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卧房门口跺脚，他还是不动。这次，他派人对我如此表示。我以为曾共过患难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条线上来是很可喜可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诚意。

此时，他为河南保安司令，驻郾城，一天到郑州来见我，谈起防务的事，我和他说：“这时候你最好能带你的部队去进攻山东方面，你若需用什么东西我可以设法接济。”

可我看他的意思，不愿意担负这个任务。因为，他一开口便向我要一百万元的开拔费，我们那时艰苦万状，我到哪儿弄这一笔大款子去？

他返防后即无音信，令其进兵山东，总不理会，只顾今日向我要三十万，明日要五十万地强索，得不到手乃背后乱说，张联升一次要来见我，他劝止他不要来，说冯某人天天叫穷，简直六亲不认。

此时，宁汉两方越闹越僵，诉诸战争的空气已愈益浓厚。这时，庞炳勋从湖北来，他原是国民三军的将领，又是多年老朋友，我便直截问他：

“你到这里来怎么个意思呢？”

他说：“武汉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南京，我闹不清他们闹些什么，我决不参加他们的战争。我愿听总司令的指挥，请你答允我。”

我就很高兴地说：“这好极了，你快把部队开过来吧。”他回去之后，便把部队一列车一列车地运了过来，我令其开往归德归鹿钟麟指挥。

杨虎城亦由陕西来电，要求出关杀敌。我说，这很好，可是饷项弹药目前不能接济，只好你自己设法。他回电说，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出关的作战命令，死也死在前方，决不能老在后方待着。

我乃拨车把他及其部队接了出来，亦交鹿钟麟指挥。此外，吕秀文、王金钰及赵倜旧部常好仁等部亦予改编。张联升、秦建斌及阎得胜等部，也从豫南开来，我即把他们分别拨归韩复榘、石友三、孙连仲指挥。

我在郑州住着，专办以下几件事：第一是制造军械，一方面令巩县及开封兵工厂日夜加工，尽量赶造机关枪、迫击炮并修理历次战役所缴获的军械，派王某、陈某和吴老西、尚得胜等数位负责；

另一方面，令河南各县赶造各项铁器，分发各部以济弹药之穷，令吴树荣等数位负责。

第二是补充兵员，着手须在河南各县招募新兵，申令负责者注意两点：一须多派宣传人员向人民宣传三民主义，二办事者谨慎自爱，与地方接触时万不可到县府受款，或做些占人便宜的事。同时，派人严查追究。

这一次，韩复榘、石友三、孙良诚各部都补充到二万四千人左右，总计第二集团军所辖各部约有二十四万人。

第三、除枪械而外，被服粮秣则派贾玉璋、傅正舜、魏宗晋等负责，亦都准备停当，使无匮乏。

第四、编印多种小册，有的关于主义的宣传，有的关于教条的说明。由参谋处、秘书处及政治部人员如曹浩森、秦德纯、简又文、黄少谷、孟宪章等分配办理，并令各部加紧政治训练。

第五、各路防务重作调度，令鹿钟麟部开到豫东，孙连仲部开到豫北，孙良诚、马鸿逵等部则集中开封、郑州以为诸路策应。

这时候，我们的处境很是危险，黄河北岸到大名一带皆属于奉军势力范围，自归德等地为我们占领，一般人民受反动宣传，以致红枪会四起袭击车站。在那边任政治工作者为简又文，一次在彰德工作，红枪会忽起，吓得躲入一店的钱柜中，几乎遇害。

简先生完全学者，光明正直，热诚不苟，而不知机巧，故遇此变，于此足见宣传之重要，若于部队未到以前作一次普遍深入的宣传，当不至有此等的乱子。

在东面，徐州外围以及砀山、曹州一带，都是张宗昌、褚玉璞和孙传芳军队环绕着。在我们内部，刘镇华不奉命令，迟延不动，袖手观变。靳云鹗对我不满，暗中和孙传芳、张宗昌及当地红枪会勾结，企图趁机攫取河南以偿夙愿。

而张联升及于学忠则在鄂北豫南亦对河南瞪着眼，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樊钟秀因上次请援事对我误会，一直没有消释。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东路敌人动了，直鲁联军徐源泉、王栋、褚玉璞、袁家骥、方永昌等部约十余万人大规模进犯归德，鹿钟麟率杨虎城、庞炳勋、王金韬、常好仁、吕秀文等部约五万人在杨集与马牧集一带与之对抗，战争极其激烈。

对阵中，我方军力显得单薄，有些人便说：“这是紧要关头，冯总司令为什么不把基本队伍调上去？”他们只知道空口说白话，可不曾想到，我们此时不只东路一面受敌，刘镇华等给我的后顾之忧，亦必须顾到，孙良诚等部队万万不能开赴前方的。

我的谋算并未落空，不久，刘镇华部姜明玉等，趁前方紧张的时候，相继叛变，与敌军刘志陆、潘鸿钧等部会合，将柳河李霸集等处占领，切断我们前方部队的归路，这一下，使我打了双料儿的败仗。

鹿钟麟急忙向太康柘城一带撤退，刚刚退回，铁路即已断绝。当他过马牧集时，几乎被潘鸿钧所俘。潘太聪明，每占一城，与各方面勾结，今日勾刘，明日勾孙，此次即乘人之危，心怀不测。

庞炳勋、杨虎城不能支持，退向安徽颍、毫，庞、杨皆在那边和第一集团军接洽。结果，只杨虎城接洽成功。我的老朋友郑金声，时为刘镇华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驻刘部姜明玉处，此次竟被姜明玉等掳劫而去，解送张宗昌处献功。

在同一时候，孙传芳进攻徐州，第一集团军不能支持，亦向后大退，徐州重复失陷，李组绅先生从郑州来见了我，问我何不救援徐州。

李虽为商人，但与政治颇密切，为人厚道稳重，热心有为，只是不免有点神经过敏。

我就安慰他说，我们处境如此，稍有疏忽即有被消灭之虞，事实上是自顾不暇，哪有力量进援徐州呢？但我们当胜不骄败不馁，只要再接再厉，勇往直前，没有不成功的。

俗语说“话是开心锁”，至此，他方了解我们的苦衷，转忧为喜。

此时，孙连仲、冯治安、韩德元等部驻信阳，监视靳云鹗的行动，我乃再由黄河北岸调回孙良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靳云鹗猛烈夹击，一战大败之，把他驱出郾城。

靳率残部向项城、上蔡一带退去，当我们东路部队纷纷退却的时候，我正在信阳检阅驻军，蒋介石此时派驻我处的代表方声涛（字韵松）先生为一大军事学家，亦约请他同检阅。

方先生为革命曾多次受伤，脸上亦有许多创疤，后来数次任军长总司令之职，身体吃了大亏，但精神依然充足。

这次检阅在野外举行，我怕他不宜于步行太远，要替他雇轿子，他坚决不肯，走得满脸大汗。我将部队细加检阅。最后，检验担架队，我自己坐了抬子，试验木床和绳子是否牢靠。

事后，方先生向我谈他对于此次检阅的感想，夸许我虽临危境，而头绪毫不慌乱，犹能从容自在地处处留心，同时，他说我们部队精神振发，个个如铁打的一般，无半点颓丧气象。故相信我必能给敌人吃一次大亏，很快地挽回困局，转败为胜。

接着，我派孙良诚率同马鸿逵部开向杜良寨及杞县一带，以右翼倚杞县。左翼倚黄河，构筑阵地，以解决姜明玉并反攻直鲁军，方声涛见了孙良诚赞许其为一员大将。

这方面布置完妥，同时，豫北方面的奉军已在彰德附近活动起来，我即赶回郑州，一面派部增厚豫北防务，一面连电阎百川先生，促其赶紧出石家庄，以抄奉军后路。

山西所派代表崔文玉，也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先生，我请他帮助催阎出兵，可是所得结果，仍是持重不发。

黄河北岸的敌军越逼越紧，我只有接二连三地打电报给孙连仲、韩复榘，限令赶速去击退彰德方面的奉军，俾可抽调兵力应付东路大战。

孙、韩乃努力冲击，这一回，张学良所部受一重大打击，后退一百多里。孙、韩追击一阵，迅速退回，连夜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以资守御。

东路马鸿逵方面连电告急，我打电话问孙良诚前方情形究竟如何。回答说还能支持一个月。我说，不必定要一个月，只须能守得七天，就有办法。

那时，我所担心的是东路张、褚和北路奉军同时动作，幸而他们联系得不好，当孙传芳南攻第一集团军，张、褚进攻河南的时候，奉张却不协同进攻，已经错过机会。

此次奉军在北路动作，东路敌军又不能协同，我从容将张学良击退，回头即赶着抽调韩复榘、石友三部到东路，仅以孙连仲留守豫北。

当时，铁路司令为许骧云，我郑重告诉他，这次战争关系的重大，我们万事俱备，只缺火车，必得预备足够的车辆，每隔三点开出一列车，使豫北部队迅速调上东路前线，则必获大胜。若有贻误，定当军法从事。

许骧云使去通知铁路督办王儒堂先生，不想他不知高低，冒冒失失地向王督办说道：“我们能不能获胜，全看铁路的调度。”当面说了又说，回头又下一便条送去。

王先生久居尊荣，哪里受得了他这一套？后来战事告一段落，王先生即将许骧云的唐突冒昧的事告诉我，并将字条交给我看。我给他解释，完全因许是一军人不懂礼貌，请他原谅。王先生原极气恼，经我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好语，方心平气和。

北路部队按照既定计划，一列车一列车迅速地运向东路，韩复榘到了郑州来见我，我怕他们调上前线，自己内部各争雄长，指挥不能统一，因郑重向韩道：

“你到前方去是愿意听孙良诚指挥，还是叫孙良诚听你的指挥？”韩复榘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一切都听孙良诚的。”

他到了前方后，把此话通知了孙良诚，孙即派他和石友三开在杞县西南方埋伏作为预备队。

杞县位于开封东南，当庞军右翼之后，孙良诚作此布置，是因当时直鲁军精锐部队多已集中到铁路正面作战，后面颇为空虚，故特将韩、石埋伏杞县，准备在一个适当机会，来一个右翼包抄的战法。

就这样，孙良诚日夜向敌军紧逼，闹了三天三夜，看敌方主力都已加到前线，自己疲敝不堪，当即于夜间下令派韩、石两部全数开出，分作六路，五里一站，向敌方抄袭。敌军是沿铁路设阵，那段铁路由兰封斜向开封，于此处拐一大弯，撅出一条大尾巴向东南而去。

韩、石正好向此段突出的部位施行截击，直鲁军猝不及防，被打得首尾不能照应，于10月30日全部溃退，正面孙、鹿诸部乘胜迅速出击，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柳河、归德等重镇均次第为我收复。

石友三部一直追过马牧集，骑兵则追到砀山以西。此役不但姜明玉等部完全解决，由闽来的刘志陆一支部队也被消灭。连日所俘直鲁军共计不下三万余人，获枪两万余支，钢甲车六列，大炮四十余门，实在是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此次韩复榘于大胜之余，自以为所向无敌，仍要向敌军穷追，屡来电话向我请求。我说前面就有孙传芳部队，还不知道他们的阵地设在何处，我看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不可鲁莽。

韩复榘说：“我这回追击，若中途出了危险，亦绝不前来请援。”我不放心，令刘汝明随后赶去。韩一直追到徐州附近，没法再打，反被敌军所围，势极危殆。

刘汝明因韩在绥远有那一段不光荣的事，对之素不服佩，我详为劝说，幸得刘能识大体，不记前怨，慷慨相助，到了砀山，一下车即猛烈出击，敌方没料到后面还跟来一支硬军，仓皇无所措手，复大败溃退，解了韩复榘之围。

若非刘汝明援救，韩此次必全军覆灭，铁甲车等重兵器多是此时截获的。韩复榘连年战功，皆坏在一个贪字，又在得胜之时，不免得意忘形，故出此岔子，若刘汝明应援解围，前功尽弃矣。

跟着第一次的大胜，重新布置第二次的战役。因为此次直鲁联军，虽遭重大打击，但依旧保持着相当实力，我必须再予重创使之暂时不能振作，方可掉头从容应付黄河北岸的严重局势。

因此，鹿钟麟一部留守彰德，其余东路各军。悉令退回兰封附近原阵地，意思是要诱敌深入，而后出而聚歼之。

张宗昌看见我们前方部队突然回撤，以为我们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立刻重调大军十余万，分作三路，追踪过来。其中左路张敬尧，中路褚玉璞，因在新败之余，气沮志丧，不敢勇猛前进，而其左路刘、潘等部，气焰依旧很高，丝毫不怀戒心，向我方猛扑过来。即在考城一带发生激战。

我侦知敌方阵线或前或后，甚不齐一，乃采取个别击破的战法，令孙良诚率马鸿逵、刘镇华等部，首先将刘、潘部击溃，韩复榘、石友三复于铁路正面，将敌军中路击溃。鹿钟麟所统留守部队同时出击，亦于蓼堤岭、马头集、榆厢铺一带击溃敌军左路。

于是，二次大战又获全胜，敌军三路先后退去。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两路败军都集中徐州，乃乘其喘息未定，与第一集团军相约，陇海、津浦两线同时再作一次夹袭。

此役于12月14日展开，我们这边派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分任中左右三路指挥，率军向徐州方面挺进。敌军顾此失彼，其向南反攻的一部，被鹿钟麟所抄袭。同时各路猛烈进扑。激战不到一昼夜，敌军已不能支，即于15日向北狼狈溃退。徐州遂为第二集团军克复。

正当这边进行两次大会战的时候，黄河北岸我方，军力很是单薄，我时时刻刻记挂着，因调国民三军孙二哥的旧部梁寿恺部渡河北。

本令他由曹州进攻济宁，俾可牵敌军之肘，不料梁寿恺不听命令，渡过黄河以后，擅自做主，去攻大名。攻了多天不能得手，反被褚玉璞所败，由大名退到卫辉，又退至新乡。因此，北路阵线都被影响，长垣、封丘、原武、阳武等县，都先后为敌及当地会匪所占领。

同时，张宗昌的部队败退后，稍事整顿，亦开向大名一带活动。如此一来，豫北形势已显得非常严重，实已至不容坐观的地步。

我们把徐州攻下之后，即将攻徐各部调向北路，留韩复榘一部驻郾城、漯河、许昌一带以防备樊钟秀的异动，其余鹿钟麟、刘镇华各部及郑大章骑兵等分道渡河，会同原驻豫北孙连仲等部，向敌军猛攻。自元月初旬主力接触，直打到2月2日攻克卫辉，才算将豫北敌军扫荡清楚。

这次梁寿恺不听命令，自作主张，弄坏了全局，无论按军法或按革命纪律。均当予以严格处分。然以隶属关系，怕孙二哥不得谅解，只得隐忍，仍须送粮秣送弹药给他。

他的鸦片烟瘾太大，很不可靠，乃以韩复榘代理他的职务，须等他烟瘾戒除以后，再许回防。

梁这次离军后，受许多折磨，到北平即戒了烟，身体也好起来。“不受折磨不能成佛”，这句话真有教训。但因此三军朋友总说我手段太辣，而不肯明察内容。

平心论事，当事者对于旁听者的风凉话是毫无办法的，惟有听之而已。后来将此事经过详细函告孙二哥，孙二哥倒颇能了解。

至此，东北两面，都暂时平静无事，河南全局转以安定。

这连着几次的战役，实在都够激烈的。就物质方面而言，敌方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武力远胜于我方。他们空中有飞机，陆上有坦克车、装甲车，在后方有丰裕的饷源，在前方有充足的弹药，这些我们一件都赶不上。

可是，精神方面的劣点，却成为他们的死症，他们纪律太坏，所至之地，肆意骚扰，使百姓苦痛不堪，深深地认识了军阀的罪恶。他们的官长嗜好多端，生活腐化，身体精神都不足以担当重任。他们官兵生活悬殊太大，官长太富，士兵太穷，官长太舒服，士兵太困苦，同时，又无所谓政治训练，也没主张信仰的维系。因此之故，他们纵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却没有强旺的战斗意志。

敌人的物质优点，我们都没有，同样，我们精神方面的优点，他们也没有。我自治军以来，兢兢业业地所注意的就是部队的训练与纪律。

此次五原誓师，各部队成立政治部，于官兵的政治训练，军民间的联络，无不致其全力。每天口说笔写的，都是关于民族的危状，民众的痛苦以及此次国民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士兵时刻呼吸着这种浓厚的革命空气，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吃苦拼命，不是为了一派一系或任何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肃清祸国殃民的军阀，是为了争取国家的自由，解除民众的痛苦，完成神圣的国民革命。

官兵具有此种明确与深刻的认识，故能不畏艰苦，勇猛前进，同时爱护百姓，严守纪律，勤劳刻苦，坚强清正。同甘共苦，上下一致，又都是日日三令五申，官兵共守不渝的天经地义。因此之故，我们的物质虽极艰苦，但精神方面可以克复之，战斗力的坚强往往使敌人为之胆寒。

在实际战斗上，我们颇知避去自己所短，而尽量利用我们的所长。比如每次战役中，我们总是利用夜袭，利用狂风暴雨的天气出击。天色愈黑，愈是我们作战的良机；天气愈恶劣，愈于我们作战有利。

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官兵的身体强壮，战斗意志旺盛，而敌方官兵体弱志惰，受不了辛苦。在武器方面，此时他们的飞机大炮都不易起作用，而我们的大刀短器却恰好能够发挥威力。

我们每人都带一把大铁镐，官兵皆善用，官长能在前为兵表率。每筑一个阵地，必是尽心竭力，又迅速又坚固。敌方以其优越的武器，费两三天的工夫攻破了我们一个寨子。我们不过退三四里路，立刻又深沟高垒，拼命抵御。所用战沟是新式竖沟，当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而敌人却看不见我们。

他们每攻得一个村寨子，大约伤亡五六百（我伤亡一二百），致受重大牺牲，弄得胆丧气沮，不敢续进。他们攻寨常用坦克车，寨门一碰即开，等其进了寨子，我们即蜂拥上去，围而攻之，坦克车两弯三拐歪入沟中。故所俘甚多，使其再也不敢用此。

还有，我们确守射击军纪，不见敌人不放枪，不瞄准不放，三百公尺以外不放，故能射击准确，弹不浪费。而敌人方面恰恰相反。（夜间我们只派一二人放枪数响，敌方即密放一整夜，简直不知射击军纪为何物。）他们虽有充足子弹，亦非我们所畏。

我们部队虽经艰苦奋斗，而屡得胜利，但并不是说，我们能以精神超越一切，而不受损失。相反的，每次会战，我们都有壮烈的牺牲。这就因为一则敌方武器精良，我们是凭血肉相拼；敌方有日本顾问之类的帮助，我们只凭自己将士的能力。

彰德附近之役，鹿瑞伯任指挥，敌方飞机成天猛炸，使我们部队陷于十分困苦之境，鹿只好躲在一个小地洞中，尽力以电话调度一切。那时，左翼单薄，令张凌云师增补，却无法开上去。

当时，他带着人马二三十人一大行列，察看进兵路线，不料为敌方望远镜发现，立刻掉过大炮向该路猛击，使我们人马死伤甚重，连张师长自己也几乎遇难。

曹州府一战，我们亦受很大的损失，师旅长如曹福林、孙桐萱等均受伤。豫南两次会战，只孙良诚一部，就阵亡一万多人，轻重伤兵挤满了开封医院，旅团长受伤者达数十位。

在这个悠长的激战期间，我除调度部队指挥作战外，更要筹办救慰伤兵，掩埋阵亡官兵，奖赏有功各部以及人马枪弹粮秣被服补充等等的事。每天随身带着二三十部电话机，与前方各部不断联络。不是这个军长来电话说，子弹没有了，非赶急补充即无法支撑了，就是那个指挥官说伤亡已经挤满，要赶运救治。

此外，还要各处奔走，一会儿要去开封，一会儿又到郑州，一会儿察看东路，一会儿又察看北路。在各城各地，一方面与各级官长接头，一方面须对士兵讲话，同时，还得对民众宣传，黑天白日，生活老是如此忙迫，神经老是如此紧张，一直继续了数月之久。

一天，我到东路督战，在兰封南门城外，召开民众大会。正讲着话。敌方三架飞机出现在上空。民众沉不住气，都四散逃避。那三架飞机掷下几个炸弹，距我们不过百十公尺远近。等到飞机去远，大家重又集合，我向民众慰问一番。

知道没一个人受伤，我就说，飞机投弹并没有什么可怕！不想，会没开完，飞机重又掉回头来，在会场北面的路上，连投炸弹数枚，炸了数个四五丈深的坑，徜徉而去。

这回民众再没有逃的，都能镇静不害怕了，我于是和父老们谈谈问问地方情形，那时张宗昌部队刚被我们打走，地方被其蹂躏，人人怨苦。

一位老农人说，他家里牛羊都被宰尽，甚至狗子亦被杀了吃掉。另一位说，他家里专以养鸡为生。可是张宗昌军队一到，先来要蛋，蛋吃完了，又要鸡，弄得鸡种也绝了。

又有一位带我去看他的住屋，他家住在铁路北面，曾被张宗昌的白俄军队暂住数日。那些白俄故意糟蹋百姓，把门窗凳桌一一劈毁，作为燃料。

像这类的见闻太多，不必细举。我曾将他们的暴行作为诗歌，刊之报端。受害人民之过于穷苦者，并设法予以相当救济，使能重理生业。

在俘虏中，有白俄五六百人，多半连同装甲车一并俘来。他们都是直奉军阀雇用的，只为吃饭挣钱，别的都无所谓，其中多机械技术人员。解到后方，弄些好吃的款待款待，派了几位善俄语的人与他们谈谈。

这一下，他们高兴得不得了，欢天喜地地唱歌跳舞，以为娱悦。其歌舞有的很是粗鄙，有的很文雅。又上次在卫辉附近俘白俄甚多，亦予优待，令其各献所长，随军服役。

其他所俘之敌军官兵，亦妥为安置，决不加以杀害。其中有刘志陆一部官兵，皆粤桂籍，解除武装后，拨车送至汉口而后给资遣散，官长每人五元，士兵每人两元，以为他们路上盘缠，原籍山东、河南者则讲话后就地解散。

所俘伤兵，都送入医院为之治疗，和本军官兵待遇相同。我以为这并非做慈善事业，而是尽我们的义务与责任。因为祸国的只是军阀，士兵们是完全无辜的，他们一样也是良民，只因生活驱迫（这也多是军阀所赐），始应募当兵，变成军阀爪牙。

因此，我们不但不应加害于他们，并且应当寄以同情，这意思我曾向各部首领三令五申，故办理甚佳。

经过这次大战，直鲁奉以及孙传芳军一蹶不振，暂时再难向河南进犯。同时，第一集团军自从徐州南退，因为内部发生了些问题，蒋介石表示消极。下野遄赴日本；而宁汉之间的冲突亦已诉诸武力。

革命的友军们，发生这样分裂，使我困处河南，亦无法单独前进。因此在会战结束后，我除尽力关怀宁汉之争，促请蒋介石出山，并催促山西方面发动军事而外，就埋首于自己内部的整顿。

第一，就是肃清后方奸佞；第二，就是加紧整饬吏治，以使内部得以健全与巩固。

我自1927年夏间出兵潼关，以至奠定了河南全局，这其间我们是以全力向前进展，未暇顾及后方，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陕、甘、豫境内的军阀残余，最使我们感到不安。

其中，麻老九据同州，党玉琨据凤翔，田玉洁据三原、泾阳，张兆甲部散居甘陕边境。他们骚扰地方鱼肉百姓，无所不用其极，而同时任何人的委任都肯接受，任何方面的命令全不肯听，种种情形，前面已经说过。

这种后方的隐患，是绝不能漠视的。因此，我趁此前方军事静止的时候，命宋哲元、刘汝明等率部分别一一剿除。这些人力量虽甚有限，可是因为在地方盘踞太久，根深蒂固，剿除时颇费了一些气力。其中麻老九为刘汝明所解决，党玉琨、田玉洁及张兆甲的残部韩有禄、黄得贵等，则被宋哲元、张维玺先后消灭。

吴新田驻汉中甚久，因闻其搜刮地方，骄奢淫逸，置正事于不顾，以致所部败坏不堪（我认识他时，他才十八九岁，为人精明干练，实心实意地要往好处走，后来陆大毕业，受很完全的教育。只以环境毁人，经不起官僚腐化空气的熏染，弄到这步田地真是可叹）。

我想把他部调来郑州加以整顿，一方面使其不至沉沦不返，一方面亦可使我们军力上有所增益。我和他通电数次，他满口答允。可是，开到老河口，其部属即全体哗变。

后来，费尽精力终也没有收拾得起来，吴新田为陆大毕业学生，学识能力都有可观，然受社会恶劣熏陶，竟致如此下场。我真为他可惜！

河南还有一种叫做“妙道会”的民间组织，原是一种宗教团体，为领袖者以刀不入，子弹不过等邪说，以为号召。愚民无知，受其迷惑，纷纷加入，颇能激动一时。

到后来人数加多，胆子也大了，同时军阀们又加以收买，他们公开截劫火车，捣乱地方。我乃令张自忠负责解决之，经捕获党羽很多，据他们招供，是与吴佩孚有关。

关于政治和吏治，在我们觉得比军事难办得多。

第一，因为革命正在进行，军事阶段，尚未结束，而军阀连年蹂躏搜刮，地方糜烂，人民困苦，达于极点，一直不能使之苏息。在这样的时期，要想整理地方政治，不免处处觉得矛盾与棘手。

第二，我个人是个军人出身，我们的团体，也是以军事为中心的团体。关于人才的罗致与训练，亦向来偏重此方面，政治人才的缺乏，是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之下，要使政治与吏治都能纳入轨道，实在万分地困难。

甘肃主席，仍由刘郁芬充任。陕西是宋哲元为代理主席。河南代理主席原为薛子良，继由鹿钟麟任之。后来，战事紧张，鹿率所部忙于作战，无暇兼顾。乃又调邓哲熙充任。

三省之中，因为河南地位特殊，故尤注意河南政治的调整，为补救人才的缺乏，我特留请王儒堂先生为陇海铁路督办，兼郑州市市长。凌济冬先生为河南大学校长（后来与党部闹意见，学生闹起驱逐校长的风潮。经多方劝导，又复迎凌先生回校）。

又由上海敦请江恒源和陶行知等几位先生前来帮同筹划一切。经详审当前实况，并参照民十一我督豫时的施政大纲，制定了《河南政治大纲》。举凡一切设施，悉按照此大纲进行。

江问渔先生后即留省政府为教育厅长。省政府还罗致了几位地方人望，张鸿烈为建设厅长，张钫为民政厅长。张钫原为吴佩孚旧人，民三时曾为汉中镇守使。我那时用人的方针，是只重人才，不问派系，故张之出处虽有不合，但亦举而用之。

可是，用人与办事毕竟不是容易的事，后来河南人民对于张钫并无良好之批评，江问渔先生亦以事辞职他去，不曾好好地施展其才具。

治豫大纲中所规定的重要事项，就是剿除匪患，普及教育，澄清吏治，禁赌戒烟，提倡国货以及崇尚节俭等项。关于剿匪由赵守钰、韩多峰两位负责办理民团，赵老成持重诚笃勤劳，多少年来始终如一，身体精神尤其壮健。韩则热诚爱国，不辞劳苦，在河南办理民团极有声誉。

禁赌戒烟等项，办理亦有成效。提倡节俭一项，军政人员又能以身作则。那时，公务人员真正做到勤劳节俭四个字的教条，不但腐化官僚习气大加洗除，即日常生活，亦尽量地平民化，除非万不得已，不得购用一文钱的洋货，衣服都是布制，吃饭都是一菜一汤，上下一律。

建设方面，因在军事时期，地方上过于穷困，所以还谈不上，只以许多民房破烂过甚，简直不能居住，故在开封、郑州建筑平民住宅，使一般贫民得免风雨侵凌之苦，车站附近所建尤多，这也是因为地点适当的缘故。

又特别注意一点，即通令军政各机关执法人员，严禁刑讯，灭绝人道，开明的社会，必不许有，若查知有用刑讯者，即严惩不贷。

后来，开封、郑州二地为此事做一大运动，颇为收效。此外，还有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不必细述。

最重要的还是吏治的问题，人选方面尤使我感到痛苦，县长是亲民之官，一切政治设施都得通过县政府，方能达于人民。从前我左右的县政人员，都是邓鉴三、薛子良一类人，他们人品方正办事老练，故能胜任尽职，少有弊病。

此时所分发的各县县长，却不能如此整齐。他们认真不苟与勤勉清廉方面，原也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但一个县长，只能认真办事，只是清正不苟，还是不够，他们更须具有相当的学识，与足够的经验才行。

而此时县长人才，就多缺乏这些重要条件。现在举几件事实说一说，以见当时情形的一斑。

鹿钟麟代理河南主席时，分发了一批县长。有一天我问他，他们在地方办事，成绩如何？鹿就将所知情形，一一详告，其中多是能吃苦耐劳认真做事的。

如贾德润于1922年曾为淮阳县长，处处实作，深得民心。有一次，土匪攻城，他亲率县队，光着膊子与土匪抗拒，终将土匪击退。此时仍令他为淮阳县长，兼行政专员及民团司令。

他办事极是努力，可是存心虽好，却以经验不足，不知民情。不免有些操之过急的地方。比如对地方土豪劣绅严加约束，不给面子。又常常出去捉赌。有一次在淮阳一个庙会上拘捕赌徒，得罪了不少的地方人，后来竟被人民假扮土匪致其身亡。

又有李团沙，曾为本军团营长，为人极是洁身自爱，处处想往好里做。此次任他为县长，八个月后，他回开封述职，问他地方政情，他说：“我这一县的人民素来以好讼出名，可是我到任以后，一件官司也没有了。”

“你怎么办到这样地步呢？”

“到任的第一天，就有两个兄弟为家务纠纷来打官司。两个人在公堂上各执一词，互相争辩，使人无从判断是非曲直。我就说，不管你们谁有理，你们以亲弟兄，竟也要打官司，就是好讼，就是不友不弟，也就是不孝。

我要先办你们这好讼和不孝的罪！于是，各打一顿军棍，使之背脸跪在县府门前。同时对围看热闹的人讲了一番话，本县长最厌恶好讼的风习，若有人来打官司，我就先打他二十军棍！这一下把人民弄怕了，故八月之中，无一件讼案。”

陕西凤翔县县长刘砚金，也有和这位为民“息讼”的李团沙相同的做法。他在任内，最注意卫生清洁的推行。每天早晨起来，就赤着脚，裤筒卷到膝弯上，手里拿一根棍子，亲自到街上去查清洁。

谁家门前有污秽垃圾，他就抓出家长来，用手里棍子教训。

李、刘两个县长是办事鲁莽，河南新安县更有一个县长，因为办事不通情理，反挨了百姓的一顿打。那时，陕、甘、豫各地都厉行放足运动，各县设有放足会，劝导妇女分期放足。第一期为准备期，第二期为实行期，第三期为检查期，每期三个月，这也是治豫大纲上面所规定的办法。

这位新安县长到任的时候，正值检查期，他亲自出外检查，走到街上恰好遇着一个缠足的新娘子，还没有遵令解放。县长一怒之下，就迫令她在街上立刻解除缠布，这事引起百姓的反感，人人愤慨难制，于是群起用砖块瓦片把他痛打一顿。

当时，邓哲熙为代理主席，当即把他撤职。那时，我在新乡指挥战事，这位县长即跑来见我，以为我是极力提倡放足的，他正是照着我的意思办事，如今受了撤职处分，未免觉得冤屈。

我告诉他说：“像你这样鲁莽灭裂的办法，不但应该撤职，而且应该监禁！”从前，邓鉴三先生为湖南临澧县长，也有过挨家挨户劝人放足的事，但他却办得合情合理。

第一，他在任日久，与百姓已有良好的感情；第二，他劝人放足，先把人家父母请出来，和他们详详细细地痛说缠足的害处，慢慢说得父母们都心动了，而后再令自动实行；第三，他在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好言劝说，绝对不直接去和少年妇女交涉——他以一个年老的人，劝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放足，也决不至于引起人们的侧目。

我把邓先生的例子详细告诉了这位县长，为他把天理、人情、国法三者，反复详论，使他明白自己办法的不当，他才恍然大悟了。

此外，还有一位李相寅，亦在河南为县长，后来升到专员，办事颇能认真，可是私行不检，他在任上竟恋爱了一位女教员，使本地方父老大为不满。于是亦只有把他撤差。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心很好，而办法太坏，毛病就在于学识不足，经验缺乏。

他们多是军人出身，年纪又轻，叫他们去做县长，根本就已不合情理（原是做厨子的，不叫他做菜做饭，却叫他做衣服，岂不是大错而特错）。

我常常和薛子良等谈此，自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可掩饰的错误。真是对不住国家，对不起人民。但是除了这些半路出家的县政人才而外，我们的政治干部在哪里呢？这必须早有预备才行，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奏效的。

总司令部政治部自刘伯坚走后，即由郭春涛、简又文担任正、副部长，总部党务由凌勉之担任，宣传处长由孟宪章担任，总部秘书长原为何其巩，后何请假他去，即以黄少谷继任。

郑州会议后，成立开封政治分会，顾孟余、徐季龙诸先生，均为分会委员，实际负责人则为邓飞黄，亦中央派来。有朋友在我面前说。邓好用私人，对其不满，我倒觉得不然。

我说邓先生二十来岁，刚从学校出来。认识的人不是同学，便是朋友，不用同学或朋友，另外再没有熟识的人。所以，我常常和朋友们说，我整天忙于治军，你们有适当的人才，请多多地介绍前来，我们是极端欢迎的。

为了补救行政干部的缺乏，特利用上述的政治机构举办了几个训练班。政治分会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班，由邓飞黄专主其事；省政府成立一个县长考试委员会，由王铁老为委员长，专门考核并训练县政人员；又由薛子良、余心清办一训政学院；李世军主办一农村训练班。

这些训练教育的机关，都办得有相当成绩，经此一番振作，基层政治的推行，虽不能说从此就尽善尽美，但比较以前总算进步得多了。

训政学院的办理，因薛子良、余心清悉心努力，所以显得很有朝气。那时，我常到学院中参观，看看学生的生活，谈谈规定的课程。有时找我讲话，我即在操场上和学生们谈几句，学生们都很活泼。

除功课而外，于身体的锻炼，亦甚注意，他们的运动器具，和普通的新式学校完全相同。这个我总觉得不妥。我常常发狂论，以为新式运动，好是很好，只是所用都是洋货，比如踢足球，球是外国货，鞋也是舶来品；打网球，网、拍子，无不是美国来的；排球、棒球、篮球亦无不如此。

打球我一点也不反对，我只反对这样疯狂地为外国人销货。这也是运动，可实在是少爷小姐败家子的运动。

李世军主办的农村训练班，隶属于总政治部。一日，政治部副部长简又文来见我，气愤愤地要求辞职，说政治部里出了不名誉的事，使他无法处理。

经我一阵追问，他始说出李世军和部中一位女同志有暖昧关系，晚间，李常到那女同志屋中去睡，已经闹得不成体统。我听简又文如此说，不禁笑了。

我说：“这事好办得很，如果李世军是强迫的行为，那女同志势必向你申诉，你自然应当按法办理。如果是两相情愿，出于自动，那你又何妨成人之美？除此之外，你认为此事有碍部纪，那你把他们记过也可以，申斥训诫也可以，甚至开除也无不可。自己责任内的事一样都不办，就要跑来辞职，岂不是和我为难吗？那又何必呢！”

经此一说，简先生方回去查问去了。那时前方战事正紧，他们却在后方闹这些麻烦，真是可以。

文如玉

43  豫北大战

经过1927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

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蒋介石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

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僭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整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

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

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以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

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

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是很值得记住的！

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

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现在回忆当时隋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

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

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被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

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还有一个朋友帮着我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为有一点儿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

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一个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

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捕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

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

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

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

所以，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

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

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

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丘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才。）

后来，1933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儿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

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

后来打听，才知道满不是那回事儿，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介石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已回，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覆电，签字赞同。

于是，我们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襟怀。同时并致电蒋介石，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无庸细述。

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此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很是挂念。

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他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去做，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一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

于是商妥：蒋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

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

而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榘在彭德一带由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

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

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

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当战事正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有一天，刘菊村从汤阴打电话给我，说：

“目前前头的情形很不好，不能不给总司令报告……”

“菊村，”不等他说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话我明白。我们正是来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应该到上海租界上去，干嘛在这儿呢？我们是革命，一切全凭牺牲，什么都不顾惜！”

刘菊村听我如此说，就没有再开口。过了一会，鹿瑞伯又来电话，说前方缺乏子弹，勉强支持着，死伤太大了。我告诉他，弹药的补充目前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勉强撑着。他就说：

“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把部队往后挪一挪，免得吃亏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后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继续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这是敌我势不两立的时候，不是保存实力的时候。

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就要找牺牲！你们要退，你们退去，我是不退的：我这里已经预备了一支手枪，两颗子弹。敌人若来，我用一粒子弹打敌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无论如何，我绝不能退。我到前方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后退！你们谁要退，请谁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一定遵照总司令的意思做去！”

瑞伯与我同事多年，我深知任何没办法的事，他有办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坚决而沉着，我知道他实在已经拿稳主意了。

鹿放下电话，立刻就召集军官会议，将我的话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说明惟有咬牙前进才有出路的意思。

大家得此激励，个个人抛去了后退的念头，重新带着部队一鼓作气地往前冲杀。同时，与韩复榘部会合，以郑大章抄敌之后，将敌人子弹给养全数焚毁。

当时，韩部已转载过于疲敝，子弹又不敷用，每次冲了上去。挡不住敌方炮火太猛，又复后退下来。韩复榘着了急，即卧地大打其滚说：“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定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

这样一闹，人人都激动起来，鼓起勇气冲杀上去，鏖战了三四天，敌人终于不支，往后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溃不可收拾。

当战事最激烈，情况最紧急的那几天，我在车道旁一个散兵壕里躺着。那土沟深阔各三尺，秦德纯、曹浩森、黄少谷几位都同在一起，他们觉得住处风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说：“我们既是露营，还是搭一个帐篷好吧？”

我说：“官兵们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拼着性命，一分钟内不知道有多少死伤，我们能有这样的住处还不满意吗？我们做帐篷心里能安吗！”

就在这夜两点钟的光景，前方的报告来了，说敌方阵线动摇，已经有撤退的模样。隔了半点钟，又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向后退了三十里。再过一会儿，说敌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击，一面将“我困难时敌更困难”的意思切告各部。

这回的会战，我们这样的取得了胜利。最后五分钟的苦撑，关系如此重大！当初若是实行后退的计划，则结局又当如何？

过后，我听奉军将领说，在此次战役中，深深体会到国民军的阵线真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我们虽不能当铜墙铁壁之誉，但是全体官兵的一种前仆后继坚持苦撑的精神，实在是不容易摇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刘镇华和韩德元等部无法抵御，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后撤退，苟不增派援军上去，实难挽回颓势。

此时，我电调驻甘肃的张维玺部，已经开到，即令开赴大名增援。张维玺这部分队伍，器械很不整齐，倒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当时加到刘镇华的左翼，向敌猛烈反攻。

经这支生力军一鼓作气，全线官兵都精神百倍，敌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后溃退了。

这时，蒋介石来了几次电报，说我在新乡，他在徐州，两下相距过远，于联络上颇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点，我即覆电说：“即移兰封。”

于是，我当即离开新乡，在兰封南门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个临时住处。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我的会客办公之所。这时候，方振武得到蒋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饷银，刚由南阳、信阳方面把部队一批一批地开拔出来。

他自己到兰封来见我，我亲去车站欢迎，同到我的住处，我就同他坐在那个帐篷里接谈。我很恳切地对他说：

“这次北伐，是神圣的革命事业，是我们军人献身为国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为国家民族建树功业。不然，将来北伐完成，我们无半点体面，该到哪里去躲藏呢？

我是个直率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我以为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彻底洗除利禄观念，有功归人，有过归已，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切切实实地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全力，至死才能罢休。

我们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今天幸得见面，我就赠给你这几句话，请你不要见外。”

他听了我这番话，很以为然，即把队伍迅速地开赴前方。当时，他所担任的是曹县金乡一路，紧接着第一集团军贺耀祖部。

当方军沿微山湖以西前进，过了曹县的时候，我们铁路正面部队和孙良诚部都正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斗。敌方不能同时兼顾，因将其围攻金乡的部队停止前进。

敌人方面，在铁路正面的是张宗昌所部，其右翼与我方贺耀祖、孙良诚部对敌的是孙传芳部，孙传芳所部战斗力甚强，贺部一与接触，即感不利。孙传芳见该路获得胜利，即留小部应付孙良诚部，以其主力向贺部猛攻。

贺部不能立足，自济宁起一再转移阵地，眼看着快要到离徐州只几十里的黄口、羊架一带，已至危急之时。此时，李兴中在第一集团军那边为兵站长。他来电话给我说：

“这边敌人已经迫近，我们此刻都上了车，准备退却了！”

同时，我连接到蒋的几个电报，说形势危迫，问我尚有预备队没有？我赶紧覆电，说我这里尚有预备队一万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数开上，请其万万不可后退。

于是，我立刻就派第六军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钟一列车，加急向东开运。他们开到砀山以东，即与敌方接触，这一下出敌不意，把孙传芳部压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后退却，徐州方面始得转危为安。

孙传芳部虽被石友三击退，可是损失并不算大，而且，当其退却时颇能保持秩序，有计划地分作五路，陆续退向西北与口北各地，一面并伺机打击我部。此时，孙良诚正攻济宁，孙传芳即调其退却部队之一路袭孙良诚之后。

幸而事有凑巧，他们退却的计划及偷袭的企图均被孙良诚于事先侦悉，早已作了准备，使敌方不能售其计。于是孙良诚分兵截击，堵其后路，同时，席掖池的骑兵已将兖州东西两车站完全占领，孙传芳部和直鲁军弄得进退失据，再也不能挣扎，立即大败溃窜。

孙良诚遂进占济宁，这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关防印信也被马鸿逵部所获。

自石友三预备队调往徐州方面增援，兰封这边已经空虚不堪，除一连手枪队、一连参谋队、一连将校队而外，再无其他兵力。这时，总部里参谋秘书等人员，看着防务空虚到这个地步，都觉得危险。

他们以为，我把队伍一股脑儿都调走，假设此时后方发生意外，将如何应付！我就和大家说，革命阵线是整个的，不应该分出彼此。第一集团军的危急，就是我们的危急；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失败即我们失败，他们成功即我们成功。

我们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势事实上已经十分危迫，我们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全个战局都受影响。

我岂不知后方空虚的危险，只是出于万不得已。有什么办法？于是我每天就把手枪队、参谋队和将校队都集合在操场上，从早到晚地劈刀打拳，从事训练，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后面还有重兵驻守着一般。其实全数不过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出空城计！

方振武部围着金乡，一直不曾猛攻，孙良诚希望他可以不顾牺牲，向前挺进，而方不能，两下又闹起意见来。孙良诚对方说：

“你们为什么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敌人打呢？还是预备打我们自己呢！”

孙的意思以为这是紧急关头，必须以敏捷手段，向前猛进，俾能早早渡过难关，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见贺耀祖部此时正节节败退，故而持重不发。

及至石友三开了上去，把孙传芳的部队击退，石乘胜追击，直到快近济宁，方振武亦将金乡张宗昌部击溃，随后追进。

此时，石友三一切辎重接济都随行进，恰巧金乡突围而走的张宗昌军经过石军后方，方振武追敌的部队赶来，便把石友三的后路粮秣弹药一齐截劫而去。

石友三见方振武忽然截其后，大吃一惊，猜不透究竟是什么用意，石友三的军需长给我详细报告始末及损失，我知道这个误会不易解释，惟恐他们因此发生冲突，而坏大事，乃赶紧致电石友三说：

“这次损失的一切东西都由我赔偿，你开个详细单子来，损失了多少，我赔偿多少。你不要再计较了！”

这场说不定会起剧变的风波，这样才算平息。我以为，我们作战，对于敌人自当损敌以利己；对于友军，即必须损己以利人。凡于友军有利者，要我什么，就拿出什么；抱定“争利不先，取义恐后”的决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怀，而后才可以和衷共济，同心戮力。所谓“公正光明”，所谓“识大体明大义”，就得从这等地方确实做起。

军人无此道德，无此认识，无此操守，则事业鲜有不失败者！

前方战事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樊、李等一般反动分子忽然接受了军阀的委令，趁我后方空虚，向长安、洛阳、潼关、巩县等地方分五路袭击。

这次事变的发动，确是张、吴等军阀唆使的，他们派人在上海用大量款子买通樊、李，令他们趁我们一、二集团军北进之时，扰我后方，以遂其阴谋。他们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策动这事，决不是偶然而发的。

事先早就有此谣传，但我们都不甚深信，因为他们已加入革命阵线，走上光明大道，何至于再人岔路，钻回黑暗中吗？哪知，他们竟未脱土匪习气，一切只凭胡干。

我们原先的想法，实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当时各处告急的电报像雪片似的向我飞来，一会儿说叛军已经迫近了巩县。一会儿说洛阳已经发现了叛军便衣队。此时，驻守巩县的只工兵一连，在洛阳只是教导团同妇女培德学校、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简直谈不上有什么防务。

我接了各地告急电报，心里十分不安，一方面赶急给蒋打电报，一方面即直接致电石友三，调他星夜回来，以应急变。石友三率部已经快到济宁，接到我的电报，立刻掉回头，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强行军赶柳河。我预先准备好了火车，部队随到随上车，大家须于上车后再睡觉。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曾有合眼打盹儿的时间。

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睡觉的，当即迅速赶到郑州，在郑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与樊钟秀部接触，全体官兵抖擞精神，向敌猛扑，从荥阳、汜水起，完全以无敌的姿态，一直打到巩县，敌部措手不及，无处立得脚跟。

同时，宋哲元亦已率部由陕西赶到洛阳，两下取得联络，前后夹攻，把樊钟秀打了个落花流水，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河南后方的变乱完全平定。

与樊同时叛变互相呼应的是李云龙，他率部袭击长安和潼关，企图一下攫得整个陕西。这时，潼关守军为马鸿宾部，全数不过五六百人，可是人数虽少，却一个个都是好枪手。

他们都是西北同胞，长于行猎，射击技术特别高妙，使用的是一种“插子枪”，距枪口约尺许之处，置二铁钎，不用时系在杆上，射击时捋下来，插在地上，如两只脚一样，稳稳地站着，枪口瞄准，即免摇晃不定之弊。

而且，他们在远距离没有把握的时候，绝不发枪，既经发枪，一打就着，真是弹不虚发。又加马鸿宾为人极有深心，沉毅坚忍，带着四五百个健儿，以一当百。死守着潼关。

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几十，连攻多次，吃亏极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

围攻长安的叛军为数甚众，时邓鉴三为代理主席，同过之翰、旅长周得胜部与之死拒，文武官员都上城头督战，百姓亦都继起，上下一心。

叛军围攻了数昼夜，没处下手，迨宋哲元解了洛阳之围，赶了回去，方把这些一一肃清。

像樊、李这般反动分子，真是国家的害虫，人民的蟊贼，说他们是军阀。他们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说他们是革命的友军，他们却依旧保持着建国军的名义，只要有官有钱，哪一方面亦肯与之勾结。

革命阵营里让他们钻了进来，得不到半点裨益，反倒埋下许多危机，添了内顾之忧。事实上，他们是比真正的敌人更要可恨，更要可怕。

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军迅速，士卒用命，说不定会使陕豫地方大受糜烂，革命前途亦受打击，影响所及，真有不堪设想者！

文如玉

44  完成北伐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

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并吞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

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的最忠实的鹰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

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

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

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的北上。

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乃有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立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

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

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

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

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

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的电告，暂不前去，蒋那边也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

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座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

当时，蒋、黄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以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

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

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都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

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的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于，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

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这是说的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稳妥；但这是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黄膺白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

我们谈了一会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

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阻，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

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麟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需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冯玉祥、蒋介石等人合影

我到道口不久，蒋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惟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

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至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

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

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

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6月2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

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

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诿，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

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

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虽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去了知觉一般。

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

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心身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困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

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病好之后，我接到孙二哥禹行去世的讣告，使我非常震悼。我整整难过了一天，而后开了一个追悼会，以表我的悲悼之忱。

孙二哥一生致力革命，尤其在天津、在南口，直到随军西退，以至五原誓师，都与军阀殊死拼战，不稍妥协。现在张作霖已倒，革命大业刚刚见了曙光，他便溘然长逝了，连收复华北后的情形，他也不能亲见。

他为人慷慨好义，有胆有识，爱国爱民的热忱，尤其叫人敬服。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人物，竟于此时逝世，真是令人伤痛！

想着我们半生厚谊，想着多年同患难的经过，不由我越想越是难过。当开会之日，我一面讲话，一面哭泣，至三四个钟头之久，终于不支，晕倒了过去，抬人室中躺下，又复沉睡多日。

奉军既倒，关内军阀都已缩首敛翼，无所作为。为了处理这个新出现的统一之局，蒋特来北方，找我们商谈一切。

我原准备到开封和他见面，不想正从郑州上车，车站附近忽然失火，弹药库亦被波及，爆炸声不绝，建筑被毁甚多，亦颇有死伤。

军民忙着救火，刚刚把火扑灭，蒋即到郑州，同来的还有邵力子先生和宋美龄，邵先生我们是旧识，蒋夫人那时还是第一次见面。

那次见面，我们谈话很多。记得蒋先生曾问及我对于军区问题的意见。我对这个问题本没有特别研究，当时，只根据直感所及，说了几句，以为我国幅员广大，最好还划作几个军区，较为适合。

但是，每个军区亦不可太大。满清沿袭明制。多以两省为一军区单位，如两广、闽浙、陕甘、两江等是。民国来每个军区亦不过五省，此事可按实际情形斟酌定夺。

我当时说话，毫无成见，只不过把个人意见随口谈出来，给他做个参考罢了。

从这里，蒋前去石家庄与阎先生会见，我派马云亭与刘子云等二位陪着同行。回来，我们又在新乡与道口之间的一个车站上见面，谈及拟将河北省并北平，交给阎先生，征询我的意见，我回谈：

“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净尽了，我便已经十分满足。别的事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夺吧。”

蒋先生因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惟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局。

并且，山西军驻河北，我们驻津，部属之间恐亦不易处得好，因此觉得不合适，这回商谈二三小时，所谈大致如此。

当时，我从道口移到新乡，借住道清路段长的屋子，那房子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养着不少的花草，我令手枪队将院外的大坑填平，将院中花草移植过去，在中间设一小型图书馆。又置办木马杠子等运动器具，以为平民游览憩息之所。后来邓哲熙亦在开封办设几处，只是数目还嫌太少。

从新乡我又移住百泉，其地在卫辉北门外，泉水甚多，故有此名。附近山有“啸台”，为晋代孙登读书讲学之址。又有邵康节先生的“安乐窝”，本地姓邵的很多，据说都是康节后人。

西边有个邵公祠，现在还保存着。从邵公祠南行，有孙夏峰先生的祠堂。孙夏峰先生原是直隶容城人，因明末清初时曾在此间讲学，故立祠以为纪念。离祠堂不远的半山腰里，有个大坟，石碑上写着“饿夫墓”三字，我不知道来头，觉得奇怪，就向本地人探问原委。

后来查阅志书，才知道，这所谓饿夫，名彭了凡，明末直隶蠡县人。当满清入关之初，他与孙夏峰先生等几位志士结合，到处倡导反清复明的运动，曾发动几次义兵，都未成功。当最后一次失败后，彭先生便跑到此地来，找夏峰先生商议再度举义的大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彼此意见不能一致，斗起日来，彭先生便负气走了。

夏峰先生以为一定是往他处活动去了。哪知过了几天，听说有人在半山腰里发现一具饿死的尸体，夏峰先生赶紧前去探看，原来便是那次负气出走的他的挚友彭了凡先生，当时抚尸痛哭，又不敢声张，即就尸体所在，掘土掩埋，并经立碑题字，以垂久远。

我看了这段民族英雄的故事，心里不胜感动，曾作了一篇三百多字的墓序纪其始末，即于墓旁崖石上勘刻，使这段可悲可泣的英雄志士的事迹不致泯灭。

百泉地方有一池子，周围约百步。池子东西各有一所祠堂：一是共姜祠，一是元相耶律楚材祠。

耶律楚材是一个投降蒙古的汉奸，只因他为元相。力阻元兵虐杀，人民感激，乃立此祠纪念。我以为他毕竟还是个汉奸，实在不配后世的奉祀，因此，把他的牌位移到旁边去。

这池子中心还有一个清辉阁，为乾隆时所建，阁前面有乾隆行宫，那阁子曾经徐世昌修葺，仍然完整（徐在此地有别墅）。距这里不远，有端方的坟墓。我写了一首纪念国耻的诗刻在亭内石柱上面。

百泉地方有几个特点：一是蝎子出奇的多，长达二三寸，俗名大青蝎，可做良药，每晚可捕到二三百头；二是池中产鱼甚丰，味道特别鲜美，想是水质好的缘故；三是每逢庙会，出卖药材的最多，都是在别处少见的。

我在这里闲住着，每日游览读书，又办些零碎杂事。我在那乾隆行宫的废址，建筑了几所屋子，作为军政人员夏令会聚之所。后来，韩复榘又用这屋子举办村治学院。

袁世凯在这一带有不少的田产，我都把它充公，交给一位魏某负责改办苗圃，后来颇有成绩，地方随处都有泉源，掘地数尺，即得泉水，但百姓不知利用这种泉水来灌溉土地。我乃和梁式堂先生带着一团弟兄，察看地势，着手掘泉开渠，以为百姓讲求水利之倡导。

我在百泉正忙着督队掘渠，蒋来电报约我到郑州会晤，我到郑州的这天，蒋也到了，同来的还有吴稚晖先生等数位，下车后，大家到候车室谈话。

蒋先生这回是经过郑州、保定到北平去，当时他们约我同行，我因有事料理，须稍迟几天再去。这时，韩复榘部队已到达北平，缴奉军鲍旅之械后，已奉命由南苑退到望都（当时各路革命军云集北平，秩序颇乱，故令其退回待命）。同时，又电阻鹿瑞伯军继续北进，鹿部也就暂驻正定、望都一带。

过了几天，我从郑州到保定，先到我的父母的坟上扫墓。坟上的树木都被砍伐，所有碑碣，都被挖倒，坟头也被挖了个大窟窿。这都是张作霖、吴佩孚干的事。

从前唐朝郭子仪奉命转战边疆，立功回朝，家里祖坟亦被人掘坏。皇上和朝臣以及地方官吏都觉得对他抱疚，郭子仪道：

“我带兵多年，转战各地，对部众定有约束不到，注意不周的时候，尤其挖沟筑垒，恐亦不免有损及人家坟墓之事，现在我家祖坟被掘，正是不足为奇的。”

我在坟上铺了点草，略加整理修葺，整整地在那儿住了三天。此时，细思民国以来军阀官僚政治的主要弊病，就是秉政者尽力排除异己，不能开诚布公。

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都是这个作风，结果贻误国家，祸害人民，造成数十年争权夺利的内乱之局。

这一次，北伐革命告一段落，我们万万不能再蹈此覆辙，必须真正的天下为公，真正的精诚团结，才有希望建造真正的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我把这番意思发出一个通电，吁请大家都交出兵权，使成真正直属国家的人民的武力，不可再有私人的军队存在，政府对于各军，须粮是粮，饷是饷，通盘筹划，一视同仁云云。

我在保定发出这个电报，因为病未复元，本想再住十天半月，借稍养息；只因蒋以及许多朋友都先后到达北平，一再来电促行，说已定好日期，在西山谒祭孙总理灵寝，我在保定即未久留，提前赶赴北平。

我在北平西直门下车，许多朋友和军队都来欢迎。我自从1925年1月间离开北平，不觉三四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回转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又来到此地，眼看着卖国军阀已经打倒了，国民革命告一段落了。

可是，这个疮痍满目、积重难返的国家，是不是能够从此国策一天天向前发展迈进呢？……我一路走出车站，许多感想都涌上心来。

那天在西山碧云寺祭灵，谒见总理遗容，大家都不免百感交集，空气又是悲壮，又是严肃。

接着，我就到南口举行国民军联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军政各界朋友多来致祭，一时人山人海。这时，我仍呕吐腹泻，浑身发烧，早前的病都没有脱体。

当追悼会进行的时候，看见被收编的张作霖、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三里、五里，潮水似的向张家口宣化一直开去。我想如此粗心大意，假若他们有何动作，我们都会成为俘虏。那时大局方定，秩序甚乱，纪律亦弛，情形多如此类，把一种庄严肃穆的革命气氛也破坏了。

这时候，我深感军人读书的重要，当北平攻下以后，我曾通令各级官长，重新努力读书，重新改造自己，乃购置新书数十大箱，其中史地书籍最多，分送各部，令以打仗精神来读书。

有些人颇能接受此意，亦有人以为革命成功了，为何还要读书？我自己亦深感学识不足之苦，心心念念只想找个地方埋头读书。

希望国内有个大学允许我作一个旁听学生，我的兴趣是在历史和文学方面，以为惟有读书是重要的事；要读书，必须入学校方才得益。可是许多朋友却说出种种理由，劝我不要作此打算，我的入校读书的计划既然不能实行，

于是，又想到欧美各国去看看、学学。当时立下决心，拟在美国和德国各住两年，俾可增长些见识，学些东西。可是，朋友们又三番四次地劝阻，把我的计划完全打消。

我想我当初若能径行其志，则今日必有一些长进，或有小助于国家，至今思之，尚觉悔恨。

文如玉

45  兄弟阋于墙

1928年夏北伐成功之后，全国军事形势，大概如下：

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统兵共约五十万，驻军区域在苏、皖、赣、浙、闽、粤（广东军事由李济深主持，自成军区，仍属一集）。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统兵共约四十二万，分驻甘、陕、豫、鲁（山东一部由青岛至济南仍为日军占领）。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统兵共约十五万，分驻晋、绥、察及河北。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统兵共约二十万，分驻桂、湘、鄂（一部分留在河北）。

此外，奉军张学良全部仍驻东三省（人数未详）。其他蜀、滇、黔诸省区虽在国民政府治下，惟各由本地军人统率，人数、系统及防地，均未详。

是年8月，我赴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大会，在会中提出关于民食、民衣、民居三大建议。语虽合理，且悉符党义，然措辞激烈，已招忌矣。

在加上初次与南方同志多人接触，共处与同事，因在生活习惯、背景、思想上多所不同，落落难合，而其修养功夫又未能使其容忍缄默适应新环境。

因此，对异己者了解、同情及合作，对他人生活标准与方式之不如己者，辄以语言、文字、行为予以讥刺，使人难堪，是故彼此不能相安。

例如：前时初与武汉各委员会议于郑州后，充耳听到南方同志生活之不严肃，尝亲自撰书一副讽刺联送去，文曰：“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真正革命精神？半桌子饼干，一桌子水果，忘记前敌饥寒将士！”上衬以四字横额曰：“官僚旧样”。

我在南京，则出入乘坐大货车，对各位官僚之住华屋、衣美服、抽洋纸烟等私生活，多方讽刺，不可胜录了。我怀着“我比你较为圣洁”的态度和言行对待异己者，这是许多人很容易染得的普通病，所以，有好些政坛人物每与我同在一处，便有“芒刺在背”之感。

有一次，我在南京听说，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季陶）于无意中吐露了一句心腹话，说：“没有一个人能与老冯相处和合作的。”

虽然我在中央有不少同情同道，仍然合作得来的朋友、同志，在戴氏这句评语可代表党部和政府中大多数人——至少当权执政的一派一系人物——的意见、态度、情愫和反感了，这是重要的个人背景，应加以注意，然后可以明了。

日后，我与中央人物，隔膜日厚，芥蒂日深，驯至公开破裂，演成“兄弟阋于墙”的大悲剧、大惨剧之因果关系，我随居南京，仍亦怏怏不欢。

这时，豫、陕间樊钟秀与岳维峻各有蠢动之虞，危及我军后方，我即于是月下旬遄返河南处理一切。随以鹿钟麟负责剿匪，解决樊部于南阳，岳不自安，离军远去，后被蒋任为第一集团军师长，此亦我所引为憾事者。

1928年10月3日，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被选任国民政府主席，为享有实权之国家元首，我被选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这可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荣耀。

平心而论，中央酬庸报功，待之可称不薄，然而，舍这些个人显位不提，我所争持者则是要带兵——因为多带兵可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其所最不满者则为“编遣会议”之决定，此则以后大局变化、内讧频起之症结所在也。

先是，有阴谋政客杨永泰者，自“首都革命”及北伐成功之后，在北京潦倒不堪，乃到南京多方夤缘，得某旧日政友介绍，渗入中央，乘着当局表示减缩各集团军力“以树立中央的权威，消灭割据的遗风，求全国真正的统一。缩军节饷，从事建设”，乃呈献“削藩论”为进身干禄之阶梯。其大要是：“以经济方法瓦解二集（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三集，以军事方法解决四集，以外交方法对付奉张。”

此论，居然视党内孙先生的信徒、共同服膺三民主义的同志、一家同体的手足兄弟、北伐成功的元勋、支持中央的台柱、南北御侮的屏藩，为昔时转朝割据的“群雄”，为唐代与日本之“藩镇”，与近年争权夺利、互争地盘、祸国殃民的“军阀”，而务要一一消除而后已。

因而引起几次内战，祸延中央、危害全国，固不特干城被毁，屏藩被撤，而且削弱己力，动摇国本，可谓罪大恶极。这个挑拨离间、煽动唆怂内讧之元恶罪魁，如其不死，吾恐其殃党祸国，更有甚焉者。语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岂其人欤！又云：“一言丧邦”，岂其论欤！

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开始。会中，我在报告二集团军中内容时，坦白率直，开诚布公，将自己手下的实力，一一公开出来。

如有兵几十万人，枪几十万支，大炮几百门，重机关枪与手提机关枪各几千支，力量之强，他军莫及，令人惊愕。

开会后，提出裁兵案，大致根据第五次中央执监委员大会所通过之议案，以四个集团军兵额平均为原则，计每集团军留二十万人。

照此办法，实际上，四集团军原有兵额约符此数，不增不减。三集团军则照额还须增补数万人方足二十万人之数。惟我的二集团军则须裁去兵额之大半，因此深感人增我减之方案极不公平。

当会内首先提出编遣二集团军案时，我即表示反对，特别提出两大原则（异于中委之四集平均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更明显地指出中央一集团军收编南北残败之兵十余万人应首先裁去；如今则先裁有功，是为不公。

蒋介石答以一集团军也有编遣计划，我自然悻悻不怿。所以，“编遣会议”由是拖下去。

不过，最初我还是亦尽力遵行编遣计划，很热心裁并，今日一电令，明日一电令，裁了八九师。但有一天，我看到光是我们裁军，而其他集团军都没有动作，因此中止再裁：“人的十个指头不是一般齐，削长补短，削足就履，总不是办法。”从此，我对此事便持消极态度。

当时，第二集团军自北伐成功之后，共有九个方面军：（一）孙良诚，（二）孙连仲，（三）韩复榘，（四）宋哲元，（五）岳维峻，（六）石敬亭，（七）刘郁芬，（八）刘镇华，（九）鹿钟麟。

原有的十方面军，还另有方振武一方面军，已归一集团军。

每方面军总指挥下各有若干军；全数共三十余军，兵员合共至少五十万余人，自岳维峻、刘镇华两部相继脱离后，尚余四十多万。

我亦曾实行编遣计划，缩编全军为暂编十二个师：（一）韩复榘，（二）梁冠英，（三）吉鸿昌，（四）冯治安，（五）石友三，（六）童玉振，（七）程希贤，（八）张维玺，（九）宋哲元，（十）刘汝明，（十一）佟麟阁，（十二）孙连仲。全体皆“国民军”一军嫡系将领也。

但是，因为编遣费无着，且其他诸将士出生入死、奋战经年、劳苦功高，若再行裁减，骤行编遣原案，未免难于下手。是故虽有编遣之名，虽下缩编之令，从未能彻底实行也。

“编遣会议”为期一月，草草结束，效果不大，只就原先通过之议案，成立南京、武汉、太原、开封、沈阳五个编遣区，徐图实行而已，然日后之阋墙巨祸已种因于此矣。

自此之后，我便即称病，不到军政部办公，只由鹿钟麟代理部务，未几，素工心计之阎锡山先脱身回山西。我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自己也不能在南京呆下去，在一日，秘密离京渡江，直登早为之备的铁甲车，遄程回豫，留书与蒋主席道别。

这一去无异“猛虎归山”，天下从此更多事矣，自此以后，我对中央人物，不共两立。

一次，我方在京汉铁路某一车站之一辆篷车内（冯氏每出必乘此等车），马伯援由南京来，似衔有使命为中央说话而劝我不要操之过急（但也许是个人自动为国为友尽力的而不是代表哪一方面的，不敢武断）。

我不俟其辞毕即怒火上腾，睁目厉声，马当时吓至面如土色，噤若寒蝉，立刻住口不敢再说下去。

溯自1927年秋宁汉合一而后，汉方之唐生智独自抗命；中央遂临以大兵。唐不堪一击，迅即败逃。湘、鄂两省尽落四集团军（桂系）手中。“武汉政治分会”即以李宗仁任主席。旋而中央派湘人鲁涤平任湖南主席。

1928年2月，四集团军逼鲁去职而以亲桂之湘人何键继任，由是又引起中央与四集团军之冲突。蒋介石方面考虑，虎踞河南之二集团军，如果与四集团军联合一致行动，则南京危矣。

斯时，双方各派代表赴豫与我商洽，各欲拉拢为助。当下，我坚决表示不参加党内阋墙之争，且表示忠于中央，但又令韩复榘部由平汉路直下武汉。这一着，动机不明，双方不讨好。

中央疑其乘机攫取渔人之利，而四集团军则疑其前来夹攻。结果：四集团军因内有叛将，于十八年（一九二九）四月四日不战而撤退回桂。中央军急进，先韩复榘军到武汉两日，韩部随亦北撤，武汉自然全归中央直辖。

四集团军是第一个被“削”之“藩”。长江上游之争甫结束，而中央军与我二集团军直接接触，争端又起，其触发争端之尖点乃在山东问题。

当时，北方政局之全貌如下：韩复榘继冯氏任河南主席，孙良诚任山东主席，宋哲元任陕西主席，刘郁芬任甘肃主席，孙连仲任青海主席（新置省治），门致中任宁夏主席（新置省治），何其巩任北平特别市市长（中央某人力谋此职不遂，乃多方挑拨，浸成祸根之一；阎以不得此地盘亦不满）。

而第二集团军各部分散于各省区，防线东西横亘长数千里。

表面上，二集团军得有六省一市，“地盘”不可谓不辽阔，但是，究其实则西北之宁、青、甘、陕，以及豫省皆贫瘠之区，收入短绌，无法养数十万大军及施行新政。

本来，山东富庶之区，又有海岸交通之利，我原亦乐有此省；先命石敬亭代理主席，后于十月间，由孙良诚亲到履任。（未几，孙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小事误会，大发脾气，彼此断绝公文来往。国民政府斯时任命余为山东盐运使，我亦劝余就职。双方付以调解孙、宋任务，二人摩擦乃泯。）

是时，青岛至济南沿胶济铁路一带仍在日军占据下，省治暂设泰安，省政府所治不过卅余县（约全省三分之一），收入支绌（我曾以盐税支持）。必俟中央与日军交涉退兵成功后，全省始可收复。

至1929年3月，中央与日本交涉就绪。（其间，余屡代表孙良诚入京与外交部长王正廷磋商接收济南事。）同时，日方与我方约定于4月16日退出济南，由孙军接收，日军于5月初可完全离鲁回日。

不料，中央与四集团军力争武汉之役，解决迅速。中央既得完全胜利，忽于4月15日电令孙良诚勿进入济南，同时，与日本商定改期接收。

4月22日，中央复电令孙准备接收济南省城，但同时另派他军接收鲁东青岛沿海一带，方振武一军亦奉令准备入鲁，其他鲁省他地之杂牌队伍又准备发难与孙军为难，且孙良诚本军某师亦露出不稳迹象。

当时，孙军只有四万人，而其可能为敌之各军不下六万。如其不遵命令，妄事抵抗，爆发战事，无异使二集团军全军与中央开战。

但是此时，我并未有在鲁作战之准备，且全军防线太长，首尾难顾，容易中断，驻鲁之兵力既苦感不足，而中央则已有大兵北上，集中点在鲁，且尚可续派。鹿钟麟在南京，密令孙良诚多派侦探以侦察中央军行动，可见双方疑忌之深。

况且，模棱两可之三集团军阎锡山在后方河北、山西牵制着；苟其服从中央，则二集团军将处南北夹攻中部截断之极不利的形势中。

不特此也，其时日军在鲁犹未撤退，大可借口与中央协议而不移交防地与孙良诚。于是，在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均大不利于二集团军；无论如何，我将无法可得山东全省。

最后结果：我于4月下旬以万急密电与孙良诚，告以本军被拆散及包围，陷于绝大危机中；全体面临生死关头，当以团体之生存为重，个人之地位为轻，务立即撤退全军离鲁。

孙是我的爱将之尤，而且最忠于我的一人，他即于25日通电辞鲁主席，职务交由省政府委员吕秀文（亦二集团军将领，但所部非属嫡系）署理，由吕所统率之少数民兵警卫地方。

次日，孙军全部由兖州退入豫、陕。同时，在南京之鹿钟麟、唐悦良（外交次长）第二集团军要员，亦匆匆离京。未几，方振武奉中央命率部接收济南，山东全省复归中央治下。

斯时，不独山东的孙良诚部，连河南的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亦一律奉命撤退至潼关以西。沿途且将洛阳以东之陇海路轨破坏，以防阻中央军之进攻。

大部鲁、豫军队陆续退至豫西且深入陕西，我本人则驻节潼关以西之华阴，这是消极的反抗中央之表示，但初时中央以及全国都不知其作用为何。

5月间，战事迄未发生，只用电报交换异见而已，我在电文指摘国民党第三届代表大会所选出之中央委员之不公，与分发军饷之不平。

中央方面亦数电我及二集团军将领，并要我再入京共商大计，我当然不去。并且，二集团军将领二十八人则联名致电中央请蒋主席下野，同月15日，我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部”。20日，通电北平各国公使馆，请各国中立，宣言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请勿借款与南京政府。

越数日，中央执委会罢免我本兼各职，且发兵进攻。

是时，北方三集团军之阎锡山毫无表示，粤方之陈济棠则效顺中央。（当时，陈铭枢因在香港大酒店遇火灾，跳楼伤足，不能治军。）惟前由武汉败回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重整残部，跃跃欲试。

中央派四集团军叛将会同粤陈攻桂，李等乃于5月5日，打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旗号，出兵图粤。但中央早已定计，令粤军对抗。大战结果：李军不敌，败退回桂。于是，我在陕孤立无援。

原来，当时我与其总参谋长刘骥等所定是役之大军略，是尽撤鲁西、豫东之兵，集中于陕西，以全力压迫阎锡山，使其合作；苟阎一致行动则四集团军与二集团军双方亦将联合而成一强大阵线，莫之能御。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妙计。

初时，我确无兴师开战，以打谁倒谁之意，只是不满于功高赏薄，编遣不公，心怀怨望，气愤不平，犹且怀疑中央对己军不利，故行此策，联合三个集团军，一致行动，以威胁中央，使改变政策，俾得保存多些实力，以实行其救国救民的大志愿而已。

这可说是“兵谏”。斯时，阎之处境既尴尬而又危险，中央方面亦因鞭长莫及，用兵为难，几乎要软化了。然而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尤其军事发展，分子复杂，因果综错，变化莫测。

在这僵局之下，忽然霹雳一声，我遭受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致使其一生革命事业几为之全部摧毁，而自己陷于身败名裂的悲惨收场——这就是韩复榘、石友三等之叛变。

文如玉

46  初次分裂

当初，韩复榘既遵令率全部自开封撤至豫西陕州，即孑身赴华阴谒见我。

他未了解此次军事大行动之作用，但感到全军尽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奚能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西北饥寒贫困之环境下打出中原，心理上无人愿意再退入那苦地死守着。

如为政治新环境所迫，则人人皆甘愿拼命再干，上前打出生路，有进无退，死里求生。从前，是迫不得已而在西北挨尽诸般苦，如今断不能再试了。

于是，他即以进攻之计献出，拍起胸膛，包打下武汉，请缨自将十万兵沿平汉铁路南下，并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则受死刑；

另外，他主张以孙良诚将十万人，沿津浦铁路直攻浦口、南京；复以石友三统十万精锐之师分驻郑州至徐州陇海铁路一带，为孙、韩东西两路之总预备队；

最后，则留宋哲元、刘郁芬之后方大军在豫、陕，严行监视阎锡山；如此，必获全部胜利。

我听了睁目咋舌，以为冒险性太大，自有成竹在胸，坚持不战而屈人之奇计，不从之，犹且疾言厉色，严令其顾念团体，服从命令。

韩不服气，反问：“前者由苏俄回五原之时，经南口新败之余，绥远、甘肃只剩下残部数万人，而且装备不全，军实不足，何以当时肯冒险死拚，勇猛前进，卒成大功？而今则拥兵数十万，十倍于昔，枪炮军械，均全国无匹，何以却不进攻而退守？”

我答：“从前我是个穷光蛋，只剩些少本钱，故不得不孤注一掷以博大利；如今我已赢了许多本钱，不能不慎重将事，稳健进行，岂能再作倾囊的赌博？只有实行计策万全、万分稳健之军略而已。”

韩无话可说，甚至欲驻兵平汉路郑州以西，由洛阳至南阳一带而不再入陕西也不许，乃知不能挽回成命，怅然返陕州。

实际上，我军挨了多年无衣、无食、无饷，而常须苦战的生活，自然对陕、甘旧地，望而生畏。况自打出中原之后，与南军比肩作战，眼见其人人丰衣足食、囊有余饷，不禁相形见绌，曷胜羡慕？

我本人亦尝言南北待遇不平，并举例来说，下雨时南方将领有雨衣，而北军则只撑破伞是也。处此新环境下，兵将心理多已起变化，不能像从前之吃苦耐劳了。

冯氏不了解此真正的“军心”，仍以旧方法应付新环境，虽云稳健，究行不通，此其失败之真因要因也。

苟韩事前曾受贿赂，则何以先则遵令西撤？及退至陕州、华阴，旋即叛变，更无与中央接洽之时间与机会矣。惟其与石、马归顺中央后，各受重赏则诚有可能。

是夜，韩在陕州，即矫令开车，尽将原带来之全军出发东向，部将与他军犹以为奉令开动出战也。此时，我闻讯知其叛去，急电令孙良诚以全力追击。

孙最忠于冯氏，且素鄙韩从前之降晋，急遵令乘火车后追。会庞炳勋由郑州西撤至巩县，亦奉令拦截韩之去路，于是与孙部东西夹攻之。韩之列车不能开动，亦不及准备应战，全军乃溃逃。孙即收纳其残部并得获军械不少。

韩于匆匆间仅带得数千人南入嵩山，迂回而返开封，仍行使省主席职权而输诚中央，并加紧招募新兵，以恢复实力。当其过郑州时，还发出了通电。

当时，石友三全军尚在豫南之南阳，奉我的命令退至郑州，而马鸿逵亦由鲁西退豫，韩约二人一致行动，石、马允焉。于是，骤失去不下十万人，约占全军嫡系三分之一，比作战大败损失尤重。

原来，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等三部实为二集团军最精锐之师；战时，孙常任前敌，逢攻必克，夙有“铁军”之称。韩、石二部则为全军最剽悍、最骁勇善战之师，常留在后方作预备队。

一遇前线各方有困难，我即指挥这两个犀利无匹的铁锥向前敌凶猛冲击，几战无不胜者。惟马鸿逵则原非嫡系，所部不多亦不强，且其父马福祥素矢忠中央，故对于我来说，损失不大。

这回与韩、石二人相将叛去，是我练兵成军以来之第一次大厄，不独精锐丧失，而且，全军第一次发生分化，团体破裂，纪律尽隳，军心摇动，影响全军前途之重大诚不可以言喻，而我一生事业之大崩溃亦肇端于此。

一日清早，天犹未破晓，我挈数卫兵，乘汽车离华阴，至潼关风陵渡口，渡河赴晋，留下命令，全部军事交宋哲元主持。

当时，宋哲元、刘郁芬尚未起床，闻讯立行追去，不及穿衣履也，迨赶至渡口，则已过河抵达山西，阎款待之于太原北晋祠小村，遂在此暂作寓公。

当韩变后，我与阎来往函电，有相约下野、携手出国旅行之举，盖大势已去，兵不罢而自罢了。

7月初，中央与我已达到协议和平解决：中央进攻之行动停止，允拨所欠军费，先发三百万元，另给我出国旅费廿万元；

二集团军余部仍旧转归鹿钟麟统率；陕、甘、宁、青四省主席仍旧不动，惟冯则白白失掉鲁、豫两省（察、绥早已放弃）及十万精锐之师耳。

7月5日，中央取消通缉令。8月间，鹿钟麟、唐悦良均到京复职，薛笃弼且膺任卫生部长。昙花一现之“护党救国运动”，似烟消云散，告结束矣。

是役，我本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原则，结果则因内部叛变，却不战而屈了自己。

我寄居晋祠，行动自由，并非囚禁，但亦不外出，阎待之不薄，并自有无线电台可与外方联络通消息，手下仍有多少随从人，太原还设有办事处。

于此，我闭门思过（用兵错误欤），韬光养晦，且努力自修求学，拚命读书、写字，且习丹青，态度于消极中至为积极。

简又文于华阴北归时，来到晋祠谒我，我左手持《陆宣公奏议》，右手持梁启超一本学术讲演集，寒暄完毕，我问他这两本书如何？

他当下毫不客气地用“教授”辞语和态度，指出我虽然好学不倦，手不释卷，而求学不得正当方法，不循正当轨道，将上下千余年两家的著作同时并读，纵是读书万卷，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甚为惊愕，问他要用什么方法、循什么轨道才是正当的和有益的，他说科学的求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循次序、有系统，并须有专门学者名师指导，方得实益。

他又补上一句，以我的好学苦心，加以个人政治、社会以及人生的种种经验，配合中国的经书，如得有教授指导研究专门书籍，凡习一科，有如初学英文一般，必从ABC开首循序而进，由浅入深，则一二年的工夫可抵得大学里三四年的课程。

我恍然觉悟，对他说：这是头一次有大学教授指导他求学的方法，完全接受，十分感谢。

次日，我即去电北平，采购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大学教科书。未几，专聘某某学者前去授课。

然而，我的雄心未尝稍息，只是静以待动，不断地与各方接洽通电以图再次大举，更时与阎酌商大计。

秋间，又发生一次大军事行动，其时，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公开与南京破裂。9月17日，张发奎举兵于南方，进图广州，南京急调兵对付，我即乘机发动。

先于10月10日，由“国民军”将领27人联名通电，推戴冯、阎二人领导全军反抗南京，南京于是再下明令进攻。下半月，河南发生剧烈战事，不在陇海铁路线，而却在洛阳之东方及南方一半圆形中。

当中央军战事不大顺利之际，蒋介石曾亲赴前线督师，正在两军相持未分胜负的僵局中，战场忽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11月下旬，“国民军”全部退师，再西入陕境，双方军事行动，遂告结束。

此次我之异举，完全是上了阎锡山的大当，缘其自上次“护党救国”之役失败，退引山西之后，虽屡与阎酌商大计，阎只虚与委蛇，依违两可，久无效果。

盖阎当时处境自有困难，其本心对于南京之措施原亦多所不满，亦久遭疑忌。一向赖有我军在鲁、豫居中缓冲，故尚不至直接受到南京之裁制与冲击。但倘我军一旦消灭，则彼将无力抵抗，复无援助，成为孤军独当其冲，其亡当可立待。

一俟迫不得已，时机成熟之际，即实行放虎出笼，使其出面出手打击南京，而自居幕后耍手段操纵一切。会九月中“改组派”在粤称兵，中央忙于应付，这正是北方响应同时夹攻之无上机会，于是乘时策动，乃有此役之发生。

1929年9月17日，正是农历中秋之夜，阎忽访我，相与长谈，大骂中央之不是，极力怂恿其兴兵再举，自愿衷诚合作，负责一切供应。

我上次之不南向进攻，多因顾虑阎之牵制后方，今骤闻此坚决的具体的表示，正中其怀，真是梦寐以求，以为畴昔所定的大策略此时卒成功了，大计既定，继又商及举兵之军号问题。

是时，汪兆铭“改组派”向主张用“护党救国军”名号。但两人意见则以为这只是一派一系少数人所主张，而彼两人则惟以集合全党全国人物以从事救国救民大业为目的，并无左右新旧某系某派之分，故均不赞成用之。

我乃提议用“保民军”。阎以为亦未尽善，乃谓吾人既有国民党、国民政府，即用“国民军”名号可也。况且昔年“国民军”之传统名号，声威犹在，号召有力；此次毋须另行巧立名目，索性恢复旧名可矣。冯氏素重实轻名，又即允焉。因一时不察，遂中了阎的计谋。

当下，我立令石敬亭回陕，详授宋、刘等机宜，克期举事，乃先有10月10日联名通电之“哀的美敦书”发出，并在陕、豫各处张贴布告均有“总司令阎”“副总司令冯”（名下有“宋哲元代”）字样，事实上，两人已就职矣。

预定计划：“国民军”出重兵分路取郑州、南阳。一俟两城攻下，阎、冯二人即联袂至北平，组织新政府。同时，豫、鲁、鄂、湘、赣、苏、皖、粤、桂、蜀、宁、奉各处早有协议之军政领袖即行响应。

殊不知，阎摆下这条计策，使我懵懵然上了他的圈套，而自己则实收渔人之利。他一方面暗中接受中央任命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方面又教唆煽动冯氏兴兵，给予接济，假其手以打击中央。

同时，他却以“国民军”之军事机密时向中央报告，以故“国民军”在豫作战为难，终归失败，我乃知悉内幕，愤恨至极，但又无法向全国全世界申诉。

至于是役失败之原因，则不在军事战败，而却在内部不和，再次分裂，此亦有类于前役之变者。

当战事展开时，中央军紧守陇海路前线而取攻势，但另派徐源泉（原属鲁直军，北伐时战败投降者）等军在左翼猛攻洛阳东南之禹州、登封等县。

时，宋哲元任“国民军”总司令，坐镇洛阳，指挥战事，而南路前线则由孙良诚在登封力战。据说，前在西北军任参谋长之曹浩森，是时已在中央军任参谋，尽将我军之强点及弱点，一一暴露，而开列具体办法，避强攻弱，故中央军于是役颇占上风。

例如：我军之特效战术是于夜间“摸营”，兵士右手执大刀，左手提短枪，偷劫敌营，当者披靡，但是役由曹献计，中央军扎营处，于夜间遍树火把，彻夜遍地光明，大刀队一前进则被射死，无所施其技了。

孙良诚在登封前线，遭遇强敌，作战吃力，不易取胜，但仍相持不下。不料宋哲元在全军资望尚浅，非主帅才，措置失宜，故尔偾事。

在剧战中，他忽对孙良诚大起疑心，误信其叛变，深恐洛阳不稳，急遽西退，而孙在前方骤失去后方总部的联络及接济，莫明其故，亦不得不引退，以免孤军陷敌。

因此，前方后方之“国民军”一律尽退，复入潼关。而中央则由于亟须赶急应付南方汪兆铭所领导之“改组派”，亦不事穷追，任其入陕。于是，这场大战，过了无几时，突然间又在出人意料的神秘气氛中结束了。

还有一说谓宋哲元当日实误中了反间之计，一时失察，仓卒急退，遂影响全局云，此亦大有可能者。

文如玉

47  中原大战

“国民军”既失败，“改组派”在粤亦一事无成，南京因此得倾全力以收拾北方瘫痪之局，于是，阎锡山首当其冲。

彼其取巧奸诈之术既穷，骑墙“放虎”之举亦不容再演，乃返而作政治运动，极力拉拢国民党各派各系，谋大团结以与中央对抗，务成旗鼓相当的新局面。

一时间，河北、山西道上，太原、晋祠之间，冠盖云集，各方使者络绎不绝。凡历年以来，全国全党之不满于中央者，非亲自命驾北上，则纷纷派代表来与阎氏接洽，如“改组派”之汪兆铭、陈公博，与“西山会议派”之邹鲁，及其他失意分子等均是当时寓晋之上宾也。

当时，败退广西之四集团军李宗仁等亦遥为响应，派代表北上参加。阎居然成为全国军政主动的中心人物——“盟主”，执反动派之牛耳，而我则退居被动的配角而已。

但是，我的潜力具在，陕、甘仍有殊不可侮之重兵，故各方亦如常看重之。阎与我虽仍不无芥蒂于心，至3月间，宋哲元、孙良诚向我痛恨被阎出卖，至欲挥戈渡河攻晋，我以为，时过境迁，此刻，同仇敌忾，患难与共，甘愿合作奋斗以图共存。此则各派、各系、各军大有联合共进之趋势也。

我所念念不忘，比之生命还重要的，就是保存及整理尚在陕、甘的旧部，自退兵后，宋哲元、孙良诚等，虽彼此谅解前此之误会，尽释前嫌，再事团结，共赴患难，然全军竟如群龙无首，领导乏人。

其时，西北军之“五虎上将”，张之江与李鸣钟已退役，鹿钟麟蛰居天津，惟宋哲元、刘郁芬二氏尚在军中，但其资望才干不足以掌帅印。

他如蒋鸿遇早已物故，刘骥殊非统帅之才，以下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佟麟阁等分属后辈，更无统帅资格了。

我决定以鹿代统全军，鹿奉密令后，乃假装勤务兵，随同某要人秘密乘火车由天津至大同，复转乘汽车往谒我。俟某人下车后，我即向他面授机宜毕，不动声息，乘原车南开，过河直抵潼关。

至则实行主持全军，着实整理，宋、刘等拱手相让，惟命是听。不移时，原日“国民军”之雄姿威势，再次恢复，士气提高，静待后命矣。

在晋方，军事政治运动既酝酿成熟，阎乃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反对武力统一全国之政策而请蒋主席下野，随而南京与晋方屡屡互发函电作文字之战。

2月21日，汪兆铭（上年12月已被中央党部开除党籍），亦出名通电，攻击南京。28日，阎迎蛰居建安村之我入太原。3月，阎先取行动，接收山西、北平各中央机关，缴中央各军军械，封闭党报。

3月15日，晋军与冯军各将领联合通电，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我、李宗仁、张学良副之。孙良诚、吉鸿昌等随即挥军东出，直指开封。

4月1日，阎、我和李就任联军总司令之职，惟张学良无表示，晋军开入山东，我军则仍在河南，双管齐下，分路作战。五日，南京下令讨伐，纷纷调兵应付，但前线初仍取守势，其后乃交战。于是所谓“中原大战”爆发。

其时，北方的军事组织及计划以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桂攻湘、鄂；我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陕攻豫；阎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挥兵攻鲁；石友三（前曾一度与唐生智反中央，失败后北退）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豫攻鲁。

广西李宗仁、黄绍竑等联同留桂之粤军张发奎部，倾全省之兵，由李亲自统率，冒险北上，与北方相呼应，并自求生路。他们计划：经湘入鄂，与我军会师中原。

倘此南北军事计划得实现，则南京危矣，讵料李军北进，前锋已过岳州入鄂境，而粤方忽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占领湘南衡阳，切断李军后方之联络补充线。李宗仁不得不撤退南归以应付危局。于是，会师中原计划失败，影响“中原大战”全局之胜负不少。

延至7月中，“扩大会议”在北平开会。8月下旬，各派共同组织“国民政府”，拥阎为主席。

1930年9月9日上午9时，阎就主席职，此时我则赴豫亲自指挥战事矣。主席登坛后，忽有南京飞机翱翔空际，向清故宫三海投下炸弹，有一枚正中“中海”之“怀仁堂”前湖中，立即震醒“阎主席”的好梦，未几，他即急急离平回晋。

七、八月间，鲁、豫两战场均有剧战。三方各集中精锐作殊死战，故伤亡甚多。至八月初，晋军一败涂地，山东尽失，不堪再战。中央军于是得倾陆军、空军全力集中豫省以对付我军，其总攻郑州者为陈铭枢之第四军，最为得力。

当时，中央军蒋介石之总部设在开封东兰封车站，离站不远为飞机场，航空司令为张惠长。一夜，我军骑兵千人袭击机场，毁去所停之机。张急匿避，始得幸免。

骑兵得手后，转驰往兰封猛攻车站。时，站上防守虚空，总司令部只得卫兵百人而已，蒋介石驻列车上，势极危险，仍镇静处之。

平常军队，凡遇夜袭者，多不还火，免露虚实，但是时侍于总部内之高级参谋陈调元，却主张还火，以免坐以待毙。此兵法虚虚实实之妙算也。

乃下令全部卫兵分布车站，密密射击。攻军皆骑兵，果以为车站有大部军力，防备周密，否则不至还火；又在夜间不便大举进攻，即行退却。总部遂获安全。

然而，此次“中原大战”之胜负，不决于疆场，却决于政坛上外交手腕之间。方豫省大战时，中央代表吴铁城等在沈阳与张学良磋商合作事。吴挈其擅长交际、善于辞令之爱妾及大量金钱与俱。二人施用阔绰的、机巧的外交手段，周旋于奉军“少帅”张学良夫妇与高级文武干部间，大奏奇效。

闻有一次，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私对其妾作戏言：“您俩胆敢来这里作说客；假使我将吴铁城枪毙了，又怎么样？”她因面不改容、从容镇静地含笑答道：“少帅，别跟我开玩笑！像少帅这样英雄人物，哪会干出这卑鄙狠毒的事呢！”张听了，哈哈大笑答：“果然说得妙！来！干一杯！”

另一日，吴大摆山珍海错最贵最盛的筵席，遍请张总司令高级人员与军官赴宴。其妾周旋其间，恭敬招待。堂前设了十几桌麻将，请各人就席娱乐一下。每人面前抽屉内各置钞票大洋二万元，输赢不计，胜者尽入私囊，负者也无所损失。于是人人乐不可支，与他都成为朋友了。

同时，阎和我二人亦派代表薛笃弼与贾景德两个“老实头”到沈阳极力运动。无如囊悭术钝，与吴比较，在在相形见绌，居于下风（即送礼三千元也要去电请示汇款方济）。双方均予张学良以特高位置、优异条件，拉其加入阵线。

一直以来，张学良站在中立立场，无露骨表示左袒哪方，然以其时形势论，奉军势力充实，地利得宜，在北方实居举足轻重之地位，吴氏来后，不久即获得好感。其间尤有决定性作用者，则张对南京虽仍有不惬意之处，然对我却有不共戴天之世仇，而绝对不能与其携手合作者。

其实，早于1929年5月间，张已与奉军将领有公开反对我的政策之表示。至是年，更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主张国家问题，当由中央政府依合法程序解决之，是无异正式加入中央阵线之表示也。

发电未几，随即派大军入关。晋军无能抵抗，遂由其连占天津、北平以及河北全省。阎见大势已去，于奉军开到之前，通电辞职，复由北平退回太原。

9月22日，北平晋军撤退。前二年，晋军以“国民政府”名义克复旧都，今则奉军亦以“国民政府”名义入据焉。“扩大会议”及其所组织之“国民政府”自然瓦解。各员与中央协议，汪出国，阎赴大连，而我则居山西。

至于豫方军事之结束，亦不决于疆场上之战争，而决于我的麾下另一部之叛变。

一日，我在总部忽接在前线作战之军长吉鸿昌电话，说：“总司令，对不住，我走了。”原来，南京知道我的旧部李鸣钟与吉感情素洽，乃着其往豫运动吉来归，果然马到成功。

其时，李对我的确怀有怨望，已脱离我军，张之江虽亦离军，但未致叛我。而吉之叛变则因全军为金钱所收买，而且梁冠英、张印湘等部亦随焉，前线全军尽丧。

当下，我怒掷电话听筒，气愤之极，恍如昔年韩复榘、石友三等叛变剧之重演，全线崩溃在即，大势已去，束手无策以挽回大局矣。

于是，悬崖勒马，即由郑州渡河，挈少数卫队，由新乡经焦作西行复入山西，郑州遂为陈铭枢攻下。我军则尽退陕西、山西，战事遂告结束。

此次“中原大战”，实为历来内战之最剧烈者，犹甚于前年豫东与奉鲁军作战之役。

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如冯轶裴军，及十九路军陈铭枢等部，皆参与。阎、冯两方亦尽以所余留之精兵出战。双方纪律均优，斗志均旺，屡作殊死战，以故伤亡皆极惨重，两败俱伤，不特四个集团军一一瓦解，而南京实力也亦减缩。

我入晋时，有驻豫北之孙连仲、张维玺等部犹欲追随，我转令其投归中央，嘱其以后务须服从南京的命令，为国效劳。孙等唯唯诺诺，遵令而退。其后，果然向中央报告：“奉冯总司令命前来投顺。”蒋介石素知其忠勇可靠，即收编之，以后孙则矢忠中央，服从命令，始终不渝，方可纪也。其他诸部亦有受中央改编者，不过战余几部不到十万人而已，精锐尽失矣。

我在入晋深山野岭之途间，忽有强徒拦路剪径，当下，我大喝一声，随从卫士齐放手提机枪，小贼当场倒毙，我乃继续行程，既抵太原，阎如前优待之。

其陕、豫余郡宋哲元、刘汝明、过之纲等约四万人相率入晋，均由商震奉阎令善为安置，担负一切给养。其后，中央改编驻晋冯部为廿九军，分两个师，以宋哲元、刘汝明为正副军长，冯治安、张自忠（由河南入晋）分任师长，由中央发饷。后来增编一师，以刘汝明任师长。此军在运城、阳原等处一住三年，乃奉令往北平应付日军之侵略，成为国家之干城焉。

我复在山西寄居于汾阳（在太原西南），韬光养晦，生活安静。时或致力于本地教育工作之促进，及他项为社会、为民众之服务。

大部分的清闲时间则消磨于读书、写字、著作、绘画，尤喜欢作白话诗，吟咏内容类皆描写平民疾苦，痛贬恶风败俗，暴露贪官污吏，提倡俭朴生活，反对虚伪言行等等，是皆其一生之彻底主张也。

文如玉

48  九一八事变

胡汉民先生在国民党内是老党员，也是和孙中山先生革命最久的，比着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史深得很。

胡对蒋的独裁，深感不满，他曾对蒋不断地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思，这下子，就使蒋怀恨在心。

有一天，又讨论民主和独裁的事来，蒋马上翻了脸，胡当然不服，蒋就把胡囚禁在汤山。

1931年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汪兆铭亦率其“改组派”参加活动。

后来，我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与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未几，局面变化，唐亦北返。不过，宁粤双方只拍发电文，未至有军事行动。胡氏旋被释归粤，南方同志之目的似已达到了。

当时，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有的半年不关饷，有的八个月不关饷，跟蒋要饷的电报很多，可是蒋都不答复。

可是，蒋的第一集团军的饷不但一个月都不欠，同时，他还派人带着现款到北平附近收买张、吴、孙等的军队，蒋介石这种做法，各集团军都知道。

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军官们见了面都要彼此问：“你们关饷了吗？”都说：“没有。”若是第一集团军的军官，他们就很干脆地回答说：“我们的饷一个也不欠。”因此，军队的官兵对蒋很怨恨，为了蒋的待遇不平等。

1931年始，我直接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一时期已告完毕了。经我一手训练，多年指挥的各部尚留有少数（最少十万，迄无确数），分驻各省，皆直接归中央改编、装补和指挥。

“第十六混成旅”、“第十一师”、“国民军”、“西北军”、“第二集团军”，一律成为历史的名号，我一生的事业，尽管告一段落，然而，仍未结束。

“九·一八”以前，1928年张作霖由北平退到东三省，在皇姑屯的大桥底下被日本埋的地雷给炸死，日本人所要的权利还没得到。1931年，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

东北的爱国军人们看张学良不抵抗，他们自己就和日本帝国主义打起来，还有许多爱国青年如苗可秀他们拉起义勇军来，对着日本人拼死命；像小黑山栗家窝铺孙洪献老举人，八十多岁带着他全家和孙男弟女三千多人同日本人打了几次烈仗，房产土地全不要了，向热河察哈尔退进来。

当时，上海方面和国内各地的爱国人士都起来责备政府，并且捐了许多款项找朱子桥（庆澜）将军组织了东北义勇军和后援会。

“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眼看着东北三省全都要丢掉了，蒋先找孔祥熙给我一个电报 ：“国内严重，如何办法，请指教。”

我复电 ：“‘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然后可以商议，不然，我是不同蒋谈话的。”

过了两天，接到蒋的电报：“一切的事都是我做错了，请大家到南京来，赶紧商议救国大计，下野的事，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随时下野。”

我的老朋友刘允丞（守中），当时由晋南来看我，刘说：“蒋若诚心认罪，先生应当到南京去商量救国大计，这种危险的事情我也愿意去。”

于是，我同刘先生到了太原，知道阎锡山已由大连飞回来了，在太原北边一个中学内，我同阎锡山并阎的朋友在一起谈了一天。

阎锡山说 ：“怕蒋介石没有真的觉悟，他愿意做儿皇帝，不愿意抵抗日本。”

我就同阎锡山说：“这是国家存亡问题，他不抵抗，我们也得抵抗。蒋介石既来电说：‘一切都是他的错，请大家去。’至于有什么危险，我是不管。”

我们由太原开车，到了娘子关，有位黄师岳师长上车来见我，看他的年纪有三十多岁，知道他是东北的军队。他请我下车看他的队伍，我在车站上看他的队伍，大约有一营人，个个都精壮得很，他就是东北军张学良负责指挥的。

我问他：“你们是东北军？怎么到娘子关来住呢？”那位黄师长落着泪说：“不是这样，日本鬼子怎会把东三省占了呢？”

我又问黄：“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黄师长说 ：“蒋介石调我们到这里来的。”

开车后，由丰台转天津，都有很多朋友来看我。我对他们说：“东三省 丢了，我们要抗日。”

我的火车到了济南府，韩复榘是在车站上来欢迎我，我对他说：“只有拼命抗日，才是英雄豪杰，爱国男儿；也只有为收复失地，为雪国耻去努力才算对得住祖先，才算对得住先烈。”韩说：“我要谨记先生的话，我要奉行先生的教训。”

车到了浦口后，我在南京住在张之江先生家里，我与蒋介石重会，前嫌涣然冰释，在出席中央党部讲话时，我声言来开会，是为共赴国难而来。若不如是，则抗日战争，何能联合南北诸军，全国人民，一心一德，卫护国家，抗战到底！

我每出席中央会议，一贯主张“我们要抗日，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有人警告他：“你这样说话，恐有生命危险。”则答道：“我来即不怕，怕即不来。”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的朋友们约我到上海说抗日的主张，我坐的火车是下午两点到的上海车站。

那天车站上是人山人海，车刚停止，上海市长张群来接我，当时车站上放鞭炮的，放火炮的，喊口号的，拿着旗子的很多，非常的热闹，有一个多钟头才出了车站。

在上海，我住在胡汉民先生的房子里。一连几天，每天都有三四次的演讲，有的是为学生，有的是为民众或社团，主要的意思，就是非抗日不可。

接着，我又到南京开几中全会，大家所讨论的事情都是为了抗日。

蒋介石和他亲信的人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蒋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因为蒋这样说，何应钦、汪精卫说得更厉害了。

何应钦说：“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除了蒋、何、汪本人不主张抵抗外，他们的亲 近人也都随他们一样的主张，因此，会场里头分成两大派，一派即“三天亡国论”，另外一派是抗日派，说谁阻碍抗日，谁就是亡国奴。闹得非常厉害。

这种情形，当然日本人都知道了。执政掌权的主张不抗日，日本的气焰就更高了，投降派里头的人很清楚地把会场的情形报告了日本人。

此时国难当前，全国非实行团结、共御外侮不可，这时候，粤方也派孙科、汪兆铭二委员为代表，赴沪与宁方代表会议，决议宁、粤党政改组，复合为一。

全局即急转直下，蒋介石下野离京，国民政府改组，一致推年高德劭的元老林森先生任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

其间，陈铭枢斡旋甚力，其所统之十九路军分驻南京至上海一带，是为新政府独一可靠之军队。

文如玉

49  “一·二八”抗战

1932年初，在上海的中国驻军，是十九路军，归陈铭枢、蔡廷锴将军等人指挥，日本人用各种恐吓的方法对付蔡将军等亦不成功，于是，1月28日，日本即进兵拿武力来逼。

日本人想不到，日人一开枪，十九路军的爱国男儿们马上便开枪还手；实际上不但还手，并且把日本军队打退了；不但打退，并且向日本兵追赶过去。

这一次的战事，给日本人一个极大教训，叫他知道中国人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当时，在上海的各国人都亲眼看见，无不表示敬佩。中国同胞更是送粮的送粮，抬伤的抬伤，慰劳的慰劳，赠礼品的赠礼品，冒着枪林弹雨来助战，没有一个怕的。

此时，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是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

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

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

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

接着，就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晚上在谈话会上再说吧！”就这样散了会。

午后的会，就有人说：“非迁都不可。”迁到哪里去呢？有人说西安，有人说重庆，结果决定了迁到洛阳，先把必需的东西运几列车到洛阳去。

汪精卫、何应钦都住在浦镇小山上的一个洋楼里，蒋介石有时也住在那里，我同李济深将军住在浦口的火车上。

前两天，十九路军打得很好，打死日本人不少，从昨天日本增了援军，我们就吃了小亏。

我记得午前十点钟，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召集了二十人左右在小山上开了一个会，何应钦对外交部长罗文干说：

“国家情形这样不好，你们这外交家当动动外交手段呀！这时候不办外交，等什么时候去办外交呢？”

罗文干红涨着脸说：“弱国无外交。前几天十九路军打胜仗，英、法大使馆不断地来电话约我去谈话，非常地看得起我们，前方一打败仗，我跑到人家大使馆里去，坐半点钟，都不出来见我。”

这位罗先生愈说愈火，又说：“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局势到了这样严重，你们都不出兵去打，你们叫我办外交，人家都不肯见我，办什么外交？”

我同李济深将军到浦镇的铁路工厂去看，那里有一个工头是天津人。他说，他入工厂时，一月只十块钱，二十五年的光景，他当了工头，一个月一百元钱。

原来这个工厂是英国人管理的，用一个人办一件事，你想拿着工钱必须要有本事，无论厂内厂外，没有一个拿钱不做事的人。

自从英国人走了，厂长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就添了许多参议、顾问、咨议和练习员，每个人都是三百或四百元，不是英国留学生，便是美国留学生。

他们到厂里来不是看小说，就是谈天，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这个工头一面说着，一面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用人，你们二位知道不知道？”

这位工头又说：“我们做了二十五年的工，是这里面的事，没有一件不会，我才拿一百元。你们二位看看，派来的这些练习员，都是些少爷们，什么都不会做，一个月可以拿三四百元。好啊！这样不良的政治，现在日本人来打我们，这都是报应吧！”

我对任潮先生说：“这位工头先生的话要叫蒋介石听见，也许他有点觉悟吧！”

李将军说：“他听什么也没有觉悟。”

就在那天晚上，我在车站上一个房子里坐着理发，忽然进来一位年轻人在那里打电话，他拿着耳机大声说：

“我是二少爷，公馆里快预备两桌燕菜席，八点钟我在公馆里请客，不准误了，并且派车在江岸来接我。”

说完了挂上耳机就出去了。我问车站上的人，这是谁呀？一位认识他的人说：

“这是陈调元的二少爷，是英国留学生，在这工厂里当咨议，一月三百元，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他是二少爷，他就会每天请客。”

那位车站的人问我说:“日本军队现在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政府用人太坏的缘故呢？为什么北洋政府那么坏，日本鬼子都不敢来打呢？”

他把声音放低一些说：“用人用到这种坏法，无论哪一国也看不起我们。”我还没回答他，他又说：

“这样的少爷，这样的请客，这样的燕菜席，都是革命政府应当有的吗？他们的钱不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吗？”

自“一·二八”起，上海十九路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打得非常激烈，蒋介石决定迁都洛阳，他的附和者提出了一大套洛阳是中国古都的理论，又说如何如何建设洛阳，用这些方法来转移人们的目标。

洛阳在河南省的西部，在周朝时即以洛阳为东京，后来汉唐也曾以洛阳为都城。因洛阳北有黄河和芒山，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在古时是很有险可守的都城。

自火器进步以来，已不如昔。况飞机发明之后，战术上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此次，用火车若干列由浦口往洛阳输送，好像是一件事似的，哪知道洛阳房屋太少，只有西工营房还多，可以住些人。

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

开会在西宫开，汪精卫提议以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一提议弄得大家莫名其妙，蒋既不抗日为什么找他当委员长呢？

其实是汪蒋二人勾结好了的。当时刘守中先生说：“蒋要当委员长，只有蒋自己发誓：从此以后以人民为主人，他做仆人；并说明要拼命地去抗日，不如此他不能当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有一位姓王的问：“为什么上海大战不出兵去援十九路军？”还未说完，刘峙就起来大吵闹得不成话。

谁都明白，刘峙是蒋介石的羽翼，很久吵的没有结果，汪精卫又另想方法为蒋运动，我说：“蒋介石若真去抗日，我就推他为委员长，不然即不成功。”

就这样弄了几天，算是把蒋弄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到他说话，蒋还是不说抗日的事。

十九路军孤军对敌不能持久，只有人民援助，可是没有好的军队增加是不成的。七十八师虽增加上一点，他们是有分寸地动作和打仗，不是同蔡将军他们一样。

没有人不知道增加的七十七、七十八两师是蒋的嫡系军队，日本的军队天天在增加生力军，结果没办法，十九路军向后一退，蒋介石就派人和日本另订条约。

我们过开封的时候，刘峙预备了酒席，请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和我，还有一个姓刘的，到省政府吃午饭。

预备的菜有黄河鲤鱼，刘说吃鲤鱼的方法有四种：有的是炸着、煎着、烹着，还有一个陈煮。又说开封的饭馆，客人要吃鱼的时候，堂倌拿活鱼进来给客人看，问可以不可以，若可以，堂倌就在地下一摔，把鱼摔死拿到厨房去做，这是怕客人说鱼是死的，不是鲜活的鱼。

那位姓刘的一套一套说得很多，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对不住，我虽然在河南当过督军、主席，好多年也没请过客，也没吃过鱼。”

那位刘先生冷笑着说：“先生又来了。”那位刘先生说话是有用意的，他在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住在天津附近的廊坊。

石敬亭参谋长看他的军队，刘请石到他家里吃饭，刘问石敬亭：“咱们的冯总司令有多少钱？”

石敬亭说：“冯没有钱，我没听说他有钱。”

刘说：“可了不得，总司令连你都瞒过了，这个本事真大，他在美国存有多少万万美金，就在上一月就存了一千七百万美金到美国去。”

石问刘：“你听谁说的？”刘说：“我听南京上海好几个银行的人说的。”

后来，石敬亭回来对我报告这件事，我说：“明着是自己拿着许多报馆，暗着是派许多人到各处去造谣言，这样可以自己互相纷争起来还可以互相残害起来，这是人家的打算，也是人家的计谋。”

今天，这位姓刘的和蒋汪坐在一起也是特别的事。

从开封开车向东去，我自己单挂了一列车。我想，蒋既不抗日，我上南京去做什么？我觉得泰山这个地方很好，到了徐州，我就一直往北到泰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