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战争年代的回忆》——王兆相将军回忆录

李云龙

我们19个人回到神府苏区后，发现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了。进入根据地的敌军烧杀奸抢、无恶不作，到处强迫群众办理不再拥护共产党的"具结"手续。敌军还使出一个毒辣的招数-﹣扣押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家属，逼迫他们把自己的亲人叫回来，不肯往回叫的就枪杀。

我找到工委书记王达成，他要我仍回红三团当团长。这时，文谟已回到红三团当政委，赵希贤任参谋长。为加强骑兵连，温治恭担任骑兵连连长。

王达成向我传达了神府工委在白家沟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召开时，我正在史文华部，因而未参加。王达成说：敌军一个营最近占领了太和寨，工委认为这股敌人立足未稳，红三团可以组织敢死队偷袭，歼灭敌军收复太和寨。

我召集红三团的主要的领导干部商讨攻打太和寨的计划，多数同志认为：进占太和寨的敌军是一个营加一个重机枪连，有400人，而我们红三团总共才有200多人，100多支枪，硬攻太和寨是不可能攻克的。我把同志们的意见汇报给王达成，他严厉批评提这些意见的同志都右倾。

我看再多说也没用，只好硬着头皮制定了偷袭太和寨的计划，还组织了15个人的敢死队，由温治恭担任敢死队队长。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率红三团去袭击太和寨。战斗序列是：敢死队、前卫连、团主力、后卫连，我随前卫连行动。前卫连还未到达太和寨，带领敢死队走在最前面的温治恭就返回来汇报说：太和寨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山上防御工事坚固，岗哨林立，我们冒然袭击肯定不能得手。

我考虑：决不能把袭击打成强攻，敌情有变宁可改变原计划另找机会。于是下命令把前卫连改为后卫连，后卫变为前卫连，迅速返回部队驻地。

5月底，毛家坬的一位老乡送来情报，说他们村新开进来敌军的一个骑兵连，有四五十人马。毛家坬的情况我们很熟悉，那个村距敌军各据点都比较远，群众基础也相当好，我们决心歼灭敌军这个连。

为防情况有变，我们当天晚上就把部队拉到了毛家坬。村里的乡亲们按我们的要求，把驻有敌军士兵的院子大门一一反锁了起来。我们这才发起进攻，敌军官兵没来得及抵抗，糊里糊涂地全部作了俘虏。此战干脆利索，我军无一伤亡，俘敌40多名，缴获长短枪50支，马40多匹。胜利的喜讯很快传遍了苏区，对根据地军民鼓舞很大。

毛家坬战斗后，我参加了神府工委在王寿梁村召开的扩大会议。我在会上建议：红三团乘胜兵分数路，秘密开入敌占区打游击，消灭敌人的小股部队，使其后方不稳，不能不将一部分兵力回撤，以此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但工委主要领导者不同意，他提出的其实还是老主张﹣﹣只要打几个大胜仗，就能将敌军赶出根据地。

这一次，主要领导者为红三团选择的攻击目标是瓦窑渠。瓦窑渠是敌军在窟野河以东设立的一个据点，驻有敌军一个连。瓦窑渠东南5里的马镇，西北10里的瓦罗，各驻有敌军一个连，瓦窑渠西南50里的沙峁镇，驻有敌"剿共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一个营。我们红三团这时虽有200多人，但仍缺乏弹药；在敌据点林立的情况下，也未与当地群众取得联系。打瓦窑渠，干部、战士的信心都不足。

6月18日夜，我和文谟率红三团涉过窟野河，来到距瓦窑渠20多里路的石曹，进行了战前准备。主要领导者也来到石曹，在部队的动员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他说："我们这一仗拼命也要打胜，如果打不胜，我们就没有地方可退了。成功失败，在此一举！"主要领导者的本意，是想激发指战员们的士气，可是听了他的动员讲话，许多同志反倒增添了思想负担，顾虑万一攻不下瓦窑渠，神府葭榆根据地是不是就完了？

在连以上干部的讨论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要接受新寨子战斗的教训，不能用打民团的办法打国民党正规军"；有的同志问道："瓦窑渠北面是开阔地，很难隐蔽接敌，我们怎样冲过去呢？"我和文谟脑子里也有不少没解决的问题，但主要领导者执意要打，况且当天晚上战斗就将打响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能鼓励大家要有夺取胜利的信心；在战斗中要猛打猛冲；敌军部署不明，争取先抓到敌军的哨兵，逼哨兵给我们带路。

6月19日晚饭后，我和文谟带领红三团出发，半夜时分赶到瓦窑渠村北的山梁上。各连按部署进入战斗位置，悄悄向敌军阵地摸去。敌军很快就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各火力点一齐开火，封锁了我们进攻的道路。

战斗进行得很艰难，三连虽接近了敌军阵地，但连长刘增荣和紧随他的通信员中弹牺牲。一连、二连有几个班冲进敌军挖的壕沟里，被敌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只有少年先锋连的十几个战士击毙侧面工事中的守敌，从侧翼冲进了瓦窑渠村。但敌人马上组织了凶猛的反击，这十几名小战士寡不敌众，一边打一边撤出了村。

天快要亮了，各连仍然没有大的进展。敌军的几个据点离瓦窑渠都不远，我担心各据点敌军援兵一到，我军有被包围的危险，便命令部队迅速撤退。还好，瓦窑渠的敌军没有敢追击，我们顺利地撤到了10里外的阴寨子。

部队正准备吃饭，瓦罗的敌军援兵攻上来了。我考虑不能迎击敌人，如果在这里与瓦罗敌军纠缠，各据点的敌军会蜂拥赶来包围我们，只有继续撤退。部队撤过窟野河，到达马家新庄（马兴庄），又遭到从石窑上和沙峁镇出动的敌军夹击，我们边打边撤。好在两路敌军相互配合较差，我们得以钻空子插向西南，摆脱了他们。

路过盘地茆时，一连指导员马尚千（薛世丰）被流弹击中牺牲。我曾送给马尚千一支手枪，他很珍惜，牺牲前，还有意识地将这支枪压在了身下。后来群众掩埋他的遗体时，发现了这支枪，给我们送了回来。

经过一天一夜不停脚的奔波，红三团来到研合峁村。这里距离驻有敌军一个营的太和寨仅10里，因此我们决定吃过饭就继续向西转移。饭后，团参谋长赵希贤先走，到几里外的白家沟去，组织驻在那里的骑兵连出发。不一会骑兵连连长温治恭和战士王忠跑回来报告，说骑兵连指导员柴瑞叛变，拉着骑兵连去投敌，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下了枪裹胁走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恨不得马上就去追赶骑兵连，惩罚叛徒拉回部队！但我马上又冷静下来，四面八方都有敌军，我们随时都有陷入敌军重围的可能，还是应该让红三团主力脱离险境再说。我对文谟、王达成讲了自己的想法，他们都同意。

部队继续向西南撤，到了薛家园子。群众报告：相距不到10里的陈家坪开来了一个营敌军。我判断，这股敌军很可能是配合太和寨之敌防堵我们西撤的。尽管部队此时已十分疲劳，但我坚决主张当天晚上不在薛家园子宿营，一定要绕过太和寨和陈家坪，以免天明后遭敌军合击。

我与文谟、王达成商议时，王达成表示同意。他情绪低落地说："你们看着办就行了。"

我和文谟派出一个连到陈家坪后山侦察，我向连长交待：首先搞清后山上是否有敌军埋伏，若有，就突袭敌人抢占制高点；若没有，则迅即控制后山，监视驻陈家坪村里的敌军，掩护红三团主力通过。

天擦黑，该连派人回来报告：陈家坪后山上没有敌军。我们立即带领红三团主力以急行军速度来到陈家坪村外，通过后山往西北走，绕过了太和寨。天明时分，我们来到何家沟村，脱离了险境。

疲乏已极的部队刚刚宿营，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急信，说被柴瑞拉走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休息，要我们赶快去堵截。文谟提出让主力部队休息，他带两个连去高念文村拦截骑兵连。

何家沟离高念文约有30里路，文谟和温治恭他们上午出发，赶到高念文后立刻包围了骑兵连驻地。骑兵连的战士们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一旦真相大白纷纷倒戈，叛徒柴瑞被当场打死。最终，除一个与柴瑞合谋的姓张的副连长带走几个人外，大部分战士都随文谟、温治恭回到了红三团。

瓦窑渠战斗的失利，使形势急剧恶化，神府根据地有三分之二的区域被敌军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编了保甲。至此，持续数月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1935年6月下旬，神府工委在第二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先在何家沟村召开，后转移到任家山的一座破庙里举行。地方县以上和军队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付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深受"左"倾错误影响的主要领导者，这时却对在神府葭榆坚持斗争丧失了信心，认为依靠神府根据地军民的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不可能了，唯有请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六军前来支援，才能保住神府根据地。红二十六军若是不来，神府根据地至多还能坚持20天。主要领导者甚至提出：在根据地被敌军占领的情况下，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可以自找门路应付敌人，也可以自首，只要"外白内红"就行。

对这种悲观的论调，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说："不见得吧，如果我们到一区去活动，起码可以坚持两个月。"

主要领导者见我当众反驳他的论断，不快地说："你王兆相就是相信自己行。你们村就在一区，你现在回你们村，村里人准会把你绑起来送给敌人。"

我觉得主要领导者这种说法不对，太长敌人威风灭我们自己志气了，太悲观动摇了，但我不愿再与他争论，因为争论也改变不了他的错误观点。

王达成提出了三个供大家选择的方案：一是找几艘大船，苏区干部和红三团指战员乘船顺黄河南下，去找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二是红三团指战员化装成敌军通过敌人封锁线南下，苏区干部在红三团后面跟进，能跑到陕北苏区多少人算多少人，总比坐等待毙强；三是派人到陕北特委汇报工作并求援，如果别人去有困难，他自己是山西离石人，可以过黄河从兴县、临县、离石南下，再设法回黄河西岸到安定去找特委。

我反对第一方案，我说："我们在岸上还可以和敌人周旋，拼个死活，到了船上被敌人发现，那不得束手就擒？"大家赞同我的意见，否定了第一方案，绝大多数同志也反对第二方案，就算这个方案在军事上行得通，可我们怎么能撇下神府的父老乡亲去逃生呢？我们活要和神府人民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神府这块土地上！至于第三方案，大家觉得也有些消极，派人找上级党求援是可以的，但不能坐等外援。

经过讨论，会议最后作出三条决议：

一、派张胜斌护送王达成过黄河，绕道山西去找陕北特委；二、精简人员，红军中年龄偏大体质较差和没有武器徒手的战土，能回原籍的地方干部，随军行动的群众，全部回原籍；三、精简压缩后的红三团和神府工委人员，分编为6个小队，分散到各区坚持斗争。红十一支队过黄河到山西兴县沿河地区活动。

会议结束时，王达成无奈地说："我从陕北特委来神府时挑了一担货，眼下已经卖完了，再没本钱了。听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像皖苏区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我们这里如果有那样一个干部就好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看你们的了。"王达成临动身去山西前，与大家告别时一再说："你们等我20天，我一定把救兵搬来。"

王达成走后，我们即开始实施会议决议。为精简人员，红三团召开了连队干部会议。文谟在会上说："部队精简是为了更灵活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年大体弱和徒手无武器的同志暂时回家，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也可以减轻苏区老乡的负担。精简回去的同志，要团结村里的乡亲们，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决不能向敌人投降自首。"

虽然各连进行了反复动员，但当精简名单公布后，许多同志仍然想不通。有的同志痛哭流涕要求留下，有的同志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文谟和各连指导员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答应一旦形势好转，被精简的同志们即可归队，这样他们才含着眼泪离队。

我们把红三团按连分成6个小队，每个小队20-30人。我和文谟各带一个小队，到一区、三区活动；温治恭、贾兰枝、贾如胜、贺道新各带一个小队，在三、四、六区活动；赵希贤随红十一支队到山西活动。神府工委的负责同志也划分了活动区域：乔钟灵、张晨钟、毛凤翔、李子川等在三区；贾怀光、刘长亮、刘北垣等在四区；梁士堂、薛荣亭等在六区；贾令德随红十一支队去山西。1935年夏季，是国民党军队"围剿"神府苏区最疯狂、最残酷的时期。陕西省档案馆现存一份井岳秀1935年7月31日发给国民党陕西省当局的电报，全文如下："查府（谷）神（木）葭（县）沿河一带共匪首领王兆相，迭被敝师部队跟踪追剿，已不成股。近据刘旅长、姜团长等先后报告，据俘匪供称：王匪所部残余不满百人，弹尽粮绝，势穷力蹙，化整为零，潜伏山谷等情。仍饰乘机搜剿，限期肃清。应悬赏搜捕：有将王匪擒获者，赏洋二千元，若将其击毙经人证明无讹，赏洋一千。以期早歼渠魁。"

井岳秀这份电报，并不完全是表功和吹嘘。当时敌军在神府葭榆根据地内建立了40多个军事据点，根据地原有的23个区被敌军占领了18个区。原有的380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损失了3400多名；500名干部损失了400多名；500多名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员，损失了300多名。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同志们的革命信念没有动摇，对革命前途依旧充满了信心。各小队分手时，我为大家举了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失败的例子﹣﹣那一次失败得多么惨重啊，可刘志丹和冲出山的同志们不灰心不气馁，没过多久不就又把陕甘边根据地恢复、扩大了吗？

大家也互相鼓励说：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很大，但眼下每个小队的兵力、装备都比当初的特务队、红三支队强得多。我们一定能够坚持下去，重整旗鼓，恢复神府葭榆根据地！

李云龙

红三团分兵后，我带领的小队有刘德垣、白明秀、白明胜、张地有、王玉胜、王德润、王文月、贺伟、贾怀耀、吴子明等20多个同志。我们主要在神府一区盘塘镇、张全堡、菜园沟、王家庄、沙峁镇一带坚持斗争。

国民党军队在一区的许多集镇、村庄驻扎，每处至少一个连。他们在"铲共义勇队"、"肃反委员会"的配合下，几乎天天抓人、杀人。外逃的地主、豪绅也返乡倒算，强迫贫苦农民还地、还租、还财产。整个一区，已成为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世界。

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群众还敢不敢支持红军呢？可是当我们与群众一接触，这个疑问立时就有了答案：人心还是向着我们的。乡亲们见了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问长问短，关怀备至。

群众最关心两个问题：

一是共产党会不会离开根据地，红军是不是还坚持战斗？有的老乡说："你们在，我们就有主心骨，就敢和白军、民团、地主、豪绅斗。""你们真的走了不来了，我们就不得安生了。"

二是共产党、红军能不能原谅被迫编了保甲的村庄，办了"具结"手续的人？许多已编保甲村庄的乡亲们、已办"具结"手续的人都一再表白："我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我们明投曹操，暗保刘备！""我们日降夜不降！""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向着共产党红军的！"

听到乡亲们的心声，我们深受感动，总是对那些怕共产党、红军离开的群众解释说："不管敌人的'围剿'多么残酷，共产党决不离开苏区，红军坚决同白军斗争到底！""共产党、红军是死是活都会和乡亲们在一起！""红军迟早一定会把白军赶出苏区！"对于编了保甲的村庄，我们要求他们把保甲变为伪装，敌人来了以保甲应付敌人，敌人走了仍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被迫办了"具结"手续的群众，我们明确地说："你们的处境我们理解，只要你们不真心跟着敌人走，概不追究。"我们这个小分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使群众打消了顾虑，重又靠拢我们了。

敌二五八旅旅长、"剿共总指挥"刘润民说过："红军像老鼠，百姓像面缸，老鼠钻到面缸里是打不着的，要打就得先打烂面缸。"在这种"打烂面缸"的恶念指导下，敌人在编保甲的过程中强迫合并了许多村庄，规定并村后的空村子里不准留人，不准生火，一旦发现有人或是有烟火，就派兵"清剿"，抓住的群众按"通共"论处，"一人通共，抄杀全家"。然而，不论敌人控制得多严，迫害得多狠，就是割不断群众与红军之间的血肉联系。

我们在一区的村庄里宿营时，总是能得到群众的掩护。一次在刘家湾，一次在王家抓，敌军已从这一头进了村，我们却在群众的帮助下从另一头出村，敌军毫无觉察。

其他区的群众也是尽心竭力地协助红军。

7月间，我们在离花石崖敌军据点只有20里的屈家南沟村住了7天，村里群众在各个路口给我们站岗、放哨，敌军始终没有发现我们。

对隐蔽在空村或山里的红军指战员，各区群众都想了许多办法接应。他们有的以打柴、背炭、取粮为名，每天派一两个人回空村给红军送饭。有的在下地时把干粮送到山里的红军藏身处。有的把粮食和灶具藏在隐蔽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通知红军取走。郝家峁驻进了敌军后，村里群众为避开敌军监视，把粮食藏在棺材里，抬出村去埋在坟地，而后派人告诉红军去挖。高家川的贫农会长高明章、高明成兄弟俩，把自己家的谷米、高粱都送给了红军，自家人吃野菜度日。北县委书记刘北垣的父亲背着锅和粮食，几次跑进山里给红军做饭。过端午节和中秋节的时候，乡亲们还设法给红军送来了猪肉、羊肉和白面，而他们自己却吃着黑豆、糠麸、树叶过节。

给红军送衣服、送鞋的群众也不少。王家坬的王启运老汉进山时，发现地方干部和红军战士们没有铺盖，睡觉铺树叶、盖野草，马上回家把自己的毛毡和被子给他们送去。

有一次，青年团县委负责人刘长亮和几个同志被敌人追捕，从解家寨跑了一整夜来到王家寨郝伟英家。郝伟英看他们翻山越岭饥疲交加，转身到自家羊圈里拉出一只羊宰了，给刘长亮他们吃炖羊肉。郝伟英说："有你们吃的，没有敌人抢的。"

在神府葭榆根据地最艰难的时期，涌现出了许多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红军的动人事迹。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难以忘怀。

温家川村驻有红三团的两个班，国民党军闻讯，派一个连到温家川抓红军。红军迅速向东撤往地势险要的天台山，温家川的群众隐蔽到村西北的山沟里。为吸引敌军，保证乡亲们的安全，红军在天台山上的黑虎洞向敌军打了一枪，击毙一名敌兵。敌军立刻向天台山追来。温家川群众温景慎、温景智、温亮余、温三宝四个人，担心敌军追上红军，主动爬上天台山掩护红军转移。他们把守在上山的唯一通路石门上面，用石头、砖瓦往石阶上砸，打伤了不少敌兵。国民党军费了好大力气才冲上山，温景慎、温景智牺牲，温亮余负伤，温三宝被俘。气极败坏的敌军决定立即枪毙温三宝，可一枪打去，子弹却打在温三宝随身携带的银元上，没伤着温三宝。和尚打扮的温三宝借机装神弄鬼，敌军士兵大都迷信，谁也不敢再开枪打他。温三宝机智地逃出敌手。

窟野河东岸有个村庄高家山，全村半数以上的家庭都有人参加共产党或红军。高家山的妇女们不光为红军缝洗衣服、做鞋做袜，还常把情报藏在发髻中传递给红军。敌军占领贺家川后，红军退入高家山附近的山里，高家山一位姓贺的妇女不顾二三里路以外就有敌军据点，每天利用下地干活的机会给红军送饭。她的行动终于被敌军得知，敌军赶来放火烧了她的家，还把她绑到场院拷问。敌军官问她："共产党藏在哪里？"她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敌军官又问："你给你红军老子送饭送到什么地方？"她从容地说："我下地摘豆角去了，没给谁送饭。"敌军官火了，下令毒打她，把她打得皮开肉绽，还架起柴禾要烧死她，她宁死也不肯说共产党、红军在哪里。最后经高家山全村人作保，敌军才放了她。

在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许法善和被精简回家的许思忠，决心回部队去。他们结伴赶到何家沟找红三团三连，不巧三连已开走了。他俩估计三连还会回来，就在何家沟的刘驴圈家住下，一面等一面为刘驴圈锄地。敌军突然进了村，盘问他俩是哪里的，刘驴圈沉着地说："他们俩是陈家坪的，是我的小舅子。我婆姨生了娃娃，地里活忙不过来，才叫他们来帮忙锄地的。"敌军没看出破绽，便要许法善和许思忠带路去追红军。刘驴圈忙说："他俩对这一带的路不熟，还是我给你们带路吧。"敌军就这样被刘驴圈带走了，许法善和许思忠脱了险，如愿回到红三团。

红三团战士刘茂垣，在麻晏沟村被敌人堵在一户老乡家里。这家的女主人随机应变地把他指认为自己的丈夫，故意大声喝斥他："老总们来了，你还不快给老总们挑水去！"刘茂垣赶紧应声，挑起水桶就往外走，趁机逃出了麻晏沟。

红三团战士贾怀周，执行任务时在崔家新寨子迎头碰到敌军。他见无处躲，就走进崔士英家里。敌军跟进来查问，崔士英的婆姨一口咬定说："这是我家里的人。"敌军信以为真，放过了贾怀周。

随红三团行动的女干部杨正醒（杨玉珍），在敌军包围采林时与部队失散。先后有三位妇女掩护她脱了险。敌军得知后，杀害了其中的两位妇女和另一位妇女的丈夫。

1935年8月20日，隐蔽在马家沟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协助下，击毙了两名留宿在该村的敌军骑兵，缴获他们的枪支和马匹。这两名敌兵属敌八十六师郭青云骑兵营，郭青云得报，率大队敌兵开至马家沟，逼迫群众交出游击队员，或讲出红军游击队藏在哪里。马家沟群众坚决不说红军、游击队的行踪，郭青云下令屠杀，马成相、马安良、马成斌、马安、马兴发、马常海及马能富的妻子，共7个人被杀害。郭青云还扬言："凡是姓马的都要杀掉！"

在敌军残酷的"围剿"、屠杀面前，许多干部、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把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落入敌手后宁死不屈，有些同志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神府工委组织部部长贾令德与红十一支队去山西后，在兴县沿黄河一带秘密发展党员，巩固党的基层组织。他在榆树峁一带被罗峪口的"防共保卫团"逮捕，押解到兴县县城后，受尽酷刑也没有招供一个字。1935年8月底，阎锡山委任的兴县县长李凯鹏，在刑场上对贾令德进行了最后的劝降："老贾，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听说你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家里人留一条活路啊。只要你说实话，交待了兴县共产党的组织，我保你平安无事。"贾令德唾了他一口说："你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贾的只知道领导穷人闹革命，从来不晓得投降是怎么一回事！"说罢，他面不改色从容就义。

神木县赤卫队总指挥张廷杰（张世轩），坚持在四区进行秘密工作，遭叛徒贺润兰出卖被捕。敌人把他关在贺家川的监狱里，敌五一五团团长姜梅生亲自出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张廷杰不为所动。劝降不成，姜梅生下令施用酷刑折磨，张廷杰仍不屈服。1935年8月11日，敌军将张廷杰和红三团战士李候狗、万福禄等8人押至贺家川河滩，把他们剥光衣服绑在木桩上，逼群众用长矛刺他们，谁不下手刺就杀掉谁。群众中无人下手，张廷杰担心群众被杀害，就高声喊："乡亲们，不要怕，朝我捅吧，快一点！"红三团战士李候狗冲着敌军官大骂："告诉你们这些土匪，我们是杀不尽的，共产党、红军迟早要和你们算总账！"乡亲们宁死也不肯动手，敌军士兵和铲共义勇队员只好自己动手，用长矛从脚到头一下一下往上刺。张廷杰等人忍着剧痛大骂国民党卖国残民的罪行，直到被刺死骂声才停。

西县委宣传部长李含惠，是1926年人党的老党员，他在花石崖一带转移时负伤，被敌人俘获。敌人把他押到陈家坪严刑拷打多日，他坚贞不屈，1935年9月被敌军杀害。

红一团一连指导员李秉章，是我和乔钟灵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龙尾峁开会时被敌军抓住。敌军用绳子拴住他，要拉回去报功请赏。行至一段傍沟窄路时，李秉章猛然跳下深沟，拉着他的敌军士兵没有防备，也被拽下深沟摔成重伤。沟上面的敌军怕伤着自己人而没敢往下打枪，李秉章挣脱绳索跑回部队。

驻花石崖的敌军骑兵偷袭贾家沟村，共产党员、二区妇女巡视员黄云爱和她的两个弟媳﹣-19岁的刘金珍、17岁的贺博芳在组织群众撤出村后，才最后向山里跑去。敌军发现了她们，在后面紧追不舍。她们担心暴露群众的藏身之处，把敌军引向了有几十丈高的绝壁鬼则崖。敌兵逼近了她们，她们宁死不愿落入敌手，纵身从鬼则崖上跳下去光荣牺牲。三妯娌以自己年青的生命保护了群众。

冯家坬的女共产党员冯茹子，15岁加入共产党，丈夫参加红军后在战斗中牺牲。1935年夏，她为掩护在她家开会的党员转移，被敌军抓住。她不肯说出共产党员们躲在哪里，敌军就把她吊在牛圈里毒打，还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下身，把她折磨得精神失常，落下了终身残疾。

被精简回家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也表现出了非常可贵的革命信念。有的同志千方百计不向敌人"自首"，有的同志更在得不到上级党组织指示的情况下"自己革命"，自动开展工作，为反"围剿"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尚家界的共产党员尚永信，在敌人的威逼下坚决拒绝"自首"。他让家里人到处散布他已病死的消息，还操办了一场设灵出殡仪式，骗过了敌人。

白家塔的共产党员白明举，在敌军用刺刀强逼"自首"之际躲入深山，在人迹罕至的黑龙庙沟里隐居了好几个月，终于拖过了"自首"。

妇女干部刘桂英和牛林英，为躲避"自首"结伴跑到绥远东卜湾一带，要饭、揽工度日。她们忠于党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半年以后回到神府，又担任了县、区的妇女部长。

武开章、刘如邦因出身不好被精简回葭县老家，当时他们还背着"必然叛变"的黑锅。他们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们带着唯一的一支驳壳枪，自动在秃尾河沿河的20多个村庄开展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短时间内就重新打开了这些村庄的局面。敌人编保甲后任命的保长、甲长，基本上都被武开章、刘如邦、刘北云等同志掌握。如脑畔吃哒村的甲长马孩，因为不肯向敌人说出武开章等人的下落，被敌军活活打死。1935年9月，刘如邦在养病时被捕，敌军在万户峪的黄河边上杀害了他。临刑时敌军叫他跪下，他大声说："老子不跪，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刘如邦曾与我在榆林中学同学。他家是葭县北部的首富。1934年我带红三团路过他家所在的严家峁时，他带领上千群众分了自家的全部财产。听到他英勇就义的消息，我是很悲痛的，同时也越发觉得已离开神府的那位主要领导者，仅凭出身给同志下结论的荒谬。

红三团战士刘崇德因患病回到家乡刘家峁。6月8日，他发现从马镇前往贺家川的敌军中有一名士兵掉队，就从坟前拔起一根哭丧棒做武器，打死了这名敌兵，夺到一支步枪、50发子弹、3颗手榴弹。敌军前来刘家茆报复，把刘崇德家的窑洞烧成了黑窟窿，还将刘崇德的哥哥刘存永（刘银拴）、刘存千、刘存世抓到贺家川。刘家三兄弟与张廷杰、李候狗等人同日被杀害。

王达成离开神府已有一个多月了，早就过了他所说的"等我20天"，但仍然一点消息也没有。神府工委的其他领导同志于8月初在谢家沟召开了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神府苏区遭到敌军毁灭性破坏，损失惨重，短期内不易恢复，决定暂时取消神府工委和红三团的名义。会议还决定由我带红三团团部过黄河，到山西兴县开辟新区。会后因山西敌军防范甚严，开辟新区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我和红三团团部没有去。

在神府葭榆根据地最危急的时刻，也确有一些软骨头由消极悲观到信念动摇到最终背叛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甚至敌人的帮凶。

如：被原来那位主要领导者赏识重用的呼家三兄弟﹣﹣呼威、呼子文、呼子长，就没有能经受住考验。7月初我见到他们时，发现他们三个垂头丧气、萎靡不振。我向他们介绍了窟野河以西的情况，劝他们到比较安全的西区去。可他们说离不开家，不愿去西区。我与他们仨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座庙宇前。他们忽然来了精神，执意要到庙里求神问卦，看看刘志丹什么时候能率领救兵到神府来。我不以为然，劝他们说："求神问卦能顶什么事？你们还是及早到西区参加工作的好。"他们听不进去，还是问了卦，一见问来的卦不怎么妙，情绪又低落了。我担心他们坚持不下去，又想到呼子长是神府根据地的财经负责人，经手埋藏过一笔根据地的经费﹣﹣银元宝。我为保险起见，到冯家抓找了王恩惠，建议他把这笔千辛万苦搞来的经费秘密转移别处，以防不测。王恩惠也觉出呼家三兄弟的情绪不对头，正在考虑采取防范措施。几天后，王恩惠即与杨孝先、杨维元一起，秘密地把那批银元宝转移到楼子里一带的山上重新埋藏。不久，呼家三兄弟叛变投敌，果然带领敌军去原埋藏处挖那批银元宝，结果一无所获，惹得敌军官大动肝火。

又如：在石家坬村当过支部书记的叛徒石光耀，叛变后与驻沙峁镇的敌军营长刘光武打得火热，为敌军"围剿"红三团出谋划策。他不光出卖共产党员和干部，连红三团存放在群众家中的五六匹骡马也不放过，他将这些骡马拉到沙峁献给了敌军。

六区的一个干部乔老三跑到花石崖投了敌。为了邀功请赏，他带着敌军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干部，甚至他叛变前冒险掩护过他的群众，也被他出卖给了敌军。群众说乔老三"丧尽天良"。

文谟率领的红军小队在王家峁住过一夜，叛徒李二和尚跑到沙峁镇投敌后，供出了王家峁村的共产党组织、村苏维埃、赤卫队的负责人。他带领驻沙峁镇的敌军到王家峁，杀害了村苏维埃主席、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共七八个人。

8月间，我带领的小队进驻黄河边的采林村，也被一个叛徒向敌人告了密。敌军连夜从三面包围了采林村，我命令队里的20多个同志从高家圪愣撤走，我和贺伟、王文月、温狗女留下来掩护。掩护任务完成后水性好的贺伟跳进黄河游走了，我和王文月、温狗女边打边往山上撤。王文月、温狗女先后牺牲，我独自跑到半山上，遇见了贺伟的父亲和弟弟，他们帮助我登上山顶，摆脱了追敌。

根据地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使神府工委的领导人们意识到：我们的神府葭榆苏区是宝贵的、坚韧的，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发挥党组织和红军的作用，采取正确的对敌斗争方略，苏区是能够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坚持下去的。而那些削弱党的领导、坐等外援、去山西开辟新根据地、消极隐蔽的做法是错误的。目前，应该尽快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开展有领导的斗争，"单兵作战"的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工委领导人决定：除敌人知名的干部继续隐蔽活动外，敌人不知名的干部要站出来领导群众。敌人来时，则以"保甲"组织出面应付。

党的干部由消极躲避到站出来领导群众斗争，很快改变了我们在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的被动挨打局面，逐渐恢复了一些地区。在这些恢复了的地区，尽管敌军据点林立、戒备森严，我们仍能来去自由。有时甚至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他们也发现不了。敌军一出据点，往往就变成了聋子、瞎子。

极少数死心塌地的叛徒，对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群众危害极大，工委决定坚决镇压。已堕落成敌军帮凶的呼家三兄弟，被我们捉住镇压了两个。六区的叛变干部乔老三、带领国民党军队在王家杀人的李二和尚、将我们小队的行踪向敌军密报的那个叛徒，都被抓住处决。我们还趁敌军大部暂离盘塘镇之机打进盘塘镇，逮住了七八个"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将其中罪大恶极的肃反小组长处死。

我们也采取过借刀杀人的办法惩罚叛徒。如石家抓那个叛徒石光耀，当地党组织就对他实施了"反间计"。支部书记李志清写了一封致石光耀的信，派人送给了敌军营长刘光武。信上说："石光耀同志，你过去后无动于衷，难道忘记工作了吗？你临走时是怎样谈的？"刘光武看过信后果然中计，不由分说便把石光耀枪毙了。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在惩罚叛徒时，我们也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对一般变节自首但没有做什么坏事的人，还是教育、争取他们，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原红三团干部阁为仁，迫于形势自首后多次来找我，把敌人肃反的动向密报给我们。

在我们的打击震慑下，敌人网罗叛徒、精心扶植的各级肃反组织土崩瓦解了。

到了1935年秋，形势已出现了转机。我们不仅在被敌军侵占的苏区积极开展活动，一些小队的游击活动，甚至推进到了以往从未去过的地区，如葭县中部和绥远的乌审旗。我们凭着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凭着根据地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援，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凶残的敌人没能把我们征服，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的红旗未倒！

李云龙

在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受挫之际，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主力获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节节胜利，夺取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四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6月下旬，刘志丹亲率西北红军主力北上，攻克了靖边县城，全歼井岳秀的八十六师一个营及县警队、保安团共600多县城，全歼井岳秀的八十六师一个营及县警队、保安团共600多人。驻守保安县城的敌八十六师五一二团团长张子英闻讯，吓得弃城而逃。这样，保安县城也被西北红军占领。

西北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使井岳秀大为惊恐。他担心老巢榆林城有失，不得不将正在"围剿"神府葭榆苏区的刘润民旅西调榆林。

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虽未能与我们取得联系，但一直关注着神府的反"围剿"斗争。1935年6月，西北军委曾派出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经米（脂）西向神府挺进；还要求米脂、吴堡游击队向北发展。第一游击纵队伏击了敌八十六师驻横山武家坡的一个连，还奔袭了驻贺家庄的民团。第一游击纵队的行动虽未能成功地打通西北工委与神府苏区间的联系，却也牵制了一部分敌军南下防堵，减轻了我们神府方面的压力。

恰在此时，我们截获了敌五一五团团长姜梅生写给葭县敌军的"鸡毛信"（在信封上粘贴鸡毛示意加快传递速度的信，称"鸡毛信"，红军和国民党军队都发送鸡毛信）。信上说：刘志丹率领的红军"窜犯"横山，他奉命前往增援，葭县亦不保险，存放在葭县的重机枪应迅速转移到山西克虎寨去，以防共军偷袭抢夺。另外，我们从柏林堡邮局送来的报纸上也看到刘志丹率部北上的消息。

神府工委和红三团的许多同志认为：应该趁这个大好时机行动起来，更有力地打击侵入神府葭榆苏区的敌军。

9月7日，在郑家瓜村又召开了一次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王达成走后几个月来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成立新的神府工作委员会，恢复红三团建制。大家选举张晨钟为工委书记，贾怀光、乔钟灵、刘长亮、毛凤翔分别负责组织、宣传、青年和白区工作。我仍担任红三团团长，文谟任政委。

会议期间，我们接到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给神府工委的指示信。送信的同志是西北军委的交通员，山西人，他化装成卖灯壶的小贩，把指示信藏在灯壶里，再把这个灯壶的壶嘴打歪，以防顾客买去。他挑着灯壶挑子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神府，真是不容易。

指示信的内容是：自1935年2月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成立后，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调红二十六军主力从陕甘边到陕北作战。3个月来歼敌5000余人，解放了6座县城。我军连战皆捷，高桂滋部已被打败，龟缩到绥德、清涧、瓦窑堡3座城内不敢出战。最近国民党东北军在南线大举进攻，西北红军主力要开赴南线作战，故暂时不能派部队去神府参战，今后一定会派部队去神府和你们共同作战的。望你们动员神府的党组织、军队、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战斗，争取胜利！

这封指示信，是我们与陕北特委失去联系一年多后，第一次接到上级的指示。因此，与会同志兴奋异常，每个人都把这封指示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有的同志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我对这封信印象极深，许多年后仍能记得大致内容。后来听张秀山说，这封鼓舞人心的信是刘志丹亲自起草的。

神府工委恢复后，驻王寿梁村。我们红三团也在那一带进行了集中。各小队集中起来后，共有一百二三十人、枪，编为三个连。

红三团集中整编完毕，马上投入了战斗。我们改变了1935年上半年一味攻坚、攻据点的打法，恢复了1933年、1934年行之有效的游击战的战术。

我们首先同敌八十六师的郭青云骑兵营打了一仗。郭青云又名郭四儿，他手下的三四百人原系杨候小部土匪，后被井岳秀收编为骑兵营。郭青云骑兵营祸害老百姓比其他国民党军队更厉害，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还到处奸淫妇女，连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何家沟村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郭青云的禽兽兵轮奸，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还起不来。神府葭榆苏区的群众对郭青云骑兵营恨之入骨，一见我们就控诉他们的罪行，要求红军为民除害。我们早就想收拾这帮匪兵了。

9月间，我们得到情报，郭青云骑兵营的一个连队要到毛家抓、申家里一带活动。我们决心打，将部队埋伏在申家里山后。下午时分，郭青云的这个连果然来了，前呼后拥、毫无戒备。等他们快进村时，红三团突然从大路两面的山坡上发起冲锋，一下子就将这个连击溃。我们除击毙敌军数名外，还缴获了一批枪支和马匹。接着，我们又与郭青云骑兵营交手几次，每次都击败了他们。郭青云连连吃亏，暂时不敢进苏区骚扰了，群众奔走相告：红军为老百姓除了害。

敌八十六师刘润民旅主力西调后，晋绥军骑兵第四旅一部开进神木"剿共"。骑兵第四旅旅长叫孙长胜，他的兵力较薄弱，对神府一带的地理也不熟，我们趁机主动出击，收复了被敌军占据的一部分苏区。

红三团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北至神木北部的草原地区，南至葭县金明寺，西至榆林的常乐堡，东至府谷、神木的沿黄河地带，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地袭扰敌军的小股部队，打击"铲共义勇队"和民团。这一时期战斗频繁，几乎天天有行动，有时候一天要打几仗，战士们睡觉时怀里都抱着枪，一有命令就爬起来投入行军或战斗。

红三团的苦战，使苏区的局面继续好转，许多被敌军控制了几个月的村庄又重建苏维埃政权。驻扎在据点里的敌军，以前三两个人就敢出去"捞一把"，屡屡吃亏后得了教训，10个人以下不大敢出来骚扰了。榆林的国民党当局惊呼：原以为已经把红军赤匪剿灭了，想不到他们又闹起了"二茬革命"。

令人惋惜的是温治恭的牺牲。有一段时间我患病，由温治恭代理红三团团长。他率领部队到王元家村时，与敌军一个骑兵连遭遇。他指挥红三团打退了敌军，随后率部追击遗逃的敌人，不幸在通过一个小山峁时胸部中弹牺牲。温治恭是温家川人，曾和我一起在红二十六军战斗过，为人忠诚厚道，打仗英勇顽强。他的牺牲，是红三团的一大损失。

温治恭牺牲后，遗体埋在王元家村的山顶上。敌军得知了这个地点，派人把他的遗体挖出来，割下头带到榆林，挂在城门口示众多日。敌人卑鄙的行径，激起根据地人民和红三团全团指战员的极大愤怒。

9月10日，四区党组织的负责人来找我们联系，说是驻太和寨敌军康子翔营内部有一位共产党员，叫李治洲，已组织了十几个人准备发动兵变，希望我们能去接应。约定的起事时间是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12日）晚上，到了那天，我和文谟如约带领红三团去了太和寨，在村外的南山头上等候。

半夜时分，李治洲带着刘章娃、张福儿匆匆从太和寨跑了出来。我和文谟迎上去一问，才知道因奸细陈青山破坏，他们的行动计划泄了密，其他人没能参加行动，只跑出来他们三个人，带来三支驳壳枪和一批子弹。李治洲有些惭愧地说："兵变没搞成功，让同志们失望了。"我宽慰他说："这事哪能万无一失呢？能拉出来几个人也是胜利嘛。"

回南沟宿营地的路上，我们向李治洲介绍了神府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情况，李治洲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是关中人，受甘肃平凉党组织的派遣打入敌军搞兵运工作，被分派到康子翔营当马弁队长后，想方设法与神府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回到南沟，我们专门杀了一只羊，以表对李治洲等三位同志的热烈欢迎。这次起义虽然没有实现预想的计划，但在敌军内部的影响也不小。太和寨敌军第二天活埋了八九名士兵，不久，康子翔营全营都被调走。

刚刚集中起来的红三团正缺参谋长，李治洲就被任命为参谋长。文谟鉴于神府苏区长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提出由他到瓦窑堡去找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接通关系，神府工委同意了他的建议，他和张江全便动身往西走，绕道三边南下了。

文谟走后，毛凤翔接替他担任红三团政委。毛凤翔是黄河边上的西豆峪村人，读过几年书，为人稳重，办事周全，对同志宽厚诚恳。他虽长期在地方做党的工作，但到红三团不久就与大家亲密无间了。

李治洲起义十几天后，四区党组织又给我们转来一位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这个同志在新调防到太和寨的五一二团杨相枝营八连当兵。这个八连我们并不陌生，正是1934年11月张德超在万户峪发动兵变的那个连。我们随即与这位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他来信提出：急需几十两大烟土做兵变的活动经费（大烟土即鸦片，在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大烟土被当作准货币，每两大烟土约折合大洋一元五角）。毛凤翔仔细看过信后，产生了怀疑，对我说："几十两大烟土可就是一大包，他要这么多容易暴露啊，会不会有假呢？"

红三团已经有过几次接应兵变的经验，从没吃过亏，我考虑这一次也不会有问题，便往好处说："大概他是要十几两，错写成几十两了吧。"

我们商量后决定，先给他几两做活动经费。大烟土送去后，10月初太和寨来了第二封信，说是已经串联好了二三十人，要我们约个时间，里应外合全部消灭太和寨之敌。信上还要求我们去接应时多赶些牲口，以便驮东西。

毛凤翔翻来覆去看了这封信，更加怀疑了，他皱着眉头说："太和寨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如果里应外合把敌人消灭了，我们留下来恢复苏维埃就是了，还要什么牲口往哪里驮东西呢？这里面恐怕有诈。"

我也觉得毛凤翔说得有理，可一想过去接应万户峪张德超起义、太和寨李治洲起义都未配合好，这次再不能错过机会，就对毛凤翔说："我看不要紧，我们小心一点就不怕有诈。"

又经过两次联络，双方最终约定10月15日起事。他们在太和寨村中打响三颗手榴弹为号，我们到太和寨对面的西山上接应，参加起义的人一律不戴帽子，左臂扎白毛巾作为标志。

10月15日那天，我们为防意外，在行动前开了干部会，要求大家小心谨慎，决不能麻痹大意；与对方接头时，任何人不能喊领导人的名字，尤其不能暴露团领导的身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决服从指挥。

这次行动，新三支队也参加了。当初红三支队改编为红三团时，留下了几个骨干，保留了红三支队的番号，被苏区军民称为"新三支队"。新三支队这时有十几个人、七八支枪。

晚上，我率红三团和新三支队来到太和寨西山，把一连和新三支队留在山顶上控制制高点，我带二连和三连准备下山接应兵变。

半夜时分，太和寨村中响了三声手榴弹爆炸声，我见暗号无误，便带着二连、三连向太和寨接近。刚下到半山坡，忽见从太和寨村中走过来三四十人，都按约定不戴帽子，左臂扎着白布，每人还带着一长一短两支枪。

我迎上去问："弟兄们，情况怎么样？"

那些人七嘴八舌地说："营长、连长都被打死了！"

我问："部队呢？"

他们回答："在后边。"

我说："那咱们下去打扫战场吧。"

他们忙说："不用不用，都毁了。"

我感到这些人说的话有漏洞，说话时的神色也很不自然，就提高了警惕。

对方一个头目模样的人问我："王团长在哪里？"

我故意挥挥手说："团长在山上。"

他们一听便径直往山上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王团长在哪？我们要见王团长！"

我觉出情况不对头，决定不进村了，紧急命令二连、三连迅速掉头上山。在半山腰追上太和寨出来的那三四十人后，我命令他们集合，但他们却不肯站队，而是所有的人都面向外，围成一个圆圈。

这时，张德超和新三支队队长高玉才跑过来对我说："团长，我们俩原来就是这个连的，这些人我们认识，都很好。"

我说："你们让他们集合，不要说我在这里。"虽有张德超、高玉才为他们作证，我的疑心并没有打消。张德超过去跟他们讲了几句话，又跑回来说："团长，他们一定要见你。我看没问题。"我说："叫领头的过来吧。"

张德超再次过去，把在山下跟我讲过话那个头目模样的人叫过来，向我介绍说这个人姓崔，是队长。

我扫了姓崔的一眼，见这个子不高，留着背头，右手握着打开机头的驳壳枪，神情非常紧张。我也打开驳壳枪的机头，上前和他握手。我和他都是右手握枪，因此只能用左手握住对方的手。

张德超向那个崔队长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团长。"

我点点头对他说："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参加红军！"

但那个崔队长并不答话，我发现他并没有听我说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右手中的枪。我松开他的手，后退了几步，他则慌乱地转身跑了，边跑边大声嚷："那个戴白帽的是团长！"对面立刻打过来一枪，站在我身旁的张德超应声中弹倒下。

我猛然意识到：糟了，上敌人当了！随即命令二连和三连赶快上山顶。留在山顶上的一连和新三支队已与敌人接上了火，四面山上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看起来，敌人把我们包围了。

二连冲上山顶后，敌人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山坡。我见硬往山上冲势必造成重大伤亡，便带领三连返身冲下山，顺沟往东跑。敌人原本在沟口布置了一个连的伏兵，但枪声响起来后，沟口这个连估计我们只能从山上突围，不会下山走这条险路，便离开沟口爬上山去助战，我们得以顺利地冲出了包围圈。山上的枪声越来越远，我估计一连、二连、新三支队也安全撤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带三连与一连、二连、新三支队在毛家坬会合。清点损失，计有四位干部﹣﹣张德超、高玉才、贾怀耀、王玺牺牲，一名战士被俘，丢失长短枪五六支。担任司务长的王玺，身材和我差不多，又与我一样戴着一顶白帽，敌人显然是错把他当成了我。

事后查明，驻太和寨的敌五一二团八连中，确有一位共产党员，我们派人给他送联络信时，碰巧他出差在外，信被他哥哥收下了。他哥哥看信后害了怕，为摆脱干系，把信交给了敌营长杨相枝。国民党榆林当局早就悬重赏捉拿王兆相，杨相枝非常想捉住我或打死我立功得赏。于是他将计就计，精心设置了一个假兵变的圈套，他用自己的四个连，再加上报请上司从别处调来的两个连，埋伏在太和寨四周，满以为这一次万无一失，定能得手。神木城里的敌军得到杨相枝的报告，也认为这次行动有绝对把握，按捺不住地扬言："红军快完蛋了"、"王兆相就要被我们捉住了"。

敌军的如意算盘落空后，杨相枝第二天登上太和寨西山察看战地。他问那个崔队长："用了这么多兵，怎么既没抓住也没打死，还是叫王兆相跑了呢？"

崔队长编造谎言搪塞说："我和王兆相握手时就开枪打了他，谁知枪瞎了火，子弹没打出去，然后只见一道白光，王兆相就没影了。"

杨相枝不信，要过来那支驳壳枪连打两枪，子弹都利利索索出了膛。杨相枝暴跳如雷，狠狠把那个崔队长臭骂了一顿。井岳秀的部队是非常迷信的，他们抓不住、打不着我，就编出一个神话来，说王兆相不是凡人，是天上的星宿黑狸虎下凡。神府葭榆的人民群众也传说红军是天兵天将，王兆相是为老百姓除害的黑狸虎，国民党对红军和王兆相毫无办法。关于王兆相是黑狸虎的传闻越来越广，国民党军队是越传越心虚，人民群众却是越传越开心。

这次太和寨战斗失利，主要是我急于求成，上了敌人的当。幸亏政委毛凤翔冷静、细致，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一再提醒我防范，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才未造成更重大的损失。

每当想起在太和寨战斗中牺牲的张德超、王玺等同志，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终生忘不了太和寨战斗给我的教训。

李云龙

迎接新局面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随即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10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于11月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神府葭榆南面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周围的各路敌军感受到红军"合股"的威胁，于11月下旬发动了对神府葭榆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军企图趁红一方面军立足未稳，先将神府"匪区""荡平"，以免日后主力红军北上，出现神府葭榆与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连成一大片的局面。

敌军第三次"围剿"的重点，是神木南部和葭县北部，担任"围剿"主力的部队仍是晋绥军孙长胜部骑兵第四旅。刚刚有了转机的神府根据地，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

我率领红三团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与敌军周旋。敌军集中兵力"进剿"我们时，我们不正面迎敌，设法绕到敌人背后再打，击毙击伤几个或十几个敌人就撤。敌军宿营后，我们摸掉哨兵进村袭扰，搞得敌军官兵坐卧不安。敌军在夜战中吃了几次亏后，也搞起了夜间行动。有一次我们在解家寨宿营，早晨起来一看，敌军已在夜间把村外所有的道路都封锁了。幸好村里的老乡把我们带到村后的山崖边，我们利用厚厚的积雪从山崖上往沟底滑，连滚带溜到了沟底，无一伤亡即成功突围。

在反第三次"围剿"斗争的节骨眼上，发生了红十一支队叛变事件。红十一支队属神府工委和红三团领导，有40多人，20多支枪，曾打过不少胜仗。任家山会议后，红十一支队奉神府工委命令过了黄河，起初在山西兴县段家湾袭击了一个稽查卡子，歼敌10多名，缴枪七八支。但后来，由于阎锡山各部晋军"追剿"得太紧，红十一支队只得乘羊皮筏子回到黄河西岸。

神府工委为加强对红十一支队的领导，派武开章担任红十一支队政委。红十一支队队长刘德的大哥叫刘世礼，在国民党高桂滋部八十四师任旅长。刘世礼通过井岳秀的八十六师给刘德送去了劝降信，刘德本已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接信后即密谋投敌。他和他的亲信在一个夜晚缴了政委武开章的枪，把部队拉到榆林城投降了井岳秀。武开章带着几个不愿投敌的战士回到苏区。

1935年底，党中央派来神府工作的杨和亭、张汉武、张江全化装成羊皮商，辗转到达神府。听他们说，这次原本由红四团团长谢绍安带一个连护送他们，可在路过横山县范家高梁时，与敌八十四师两个连遭遇，谢绍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考虑到沿途敌军封锁严密，部队护送反而招引敌军堵截，他们决定化装商人来神府，让护送的部队返回。

谢绍安是我的老首长谢子长的侄子，不久前我刚得到谢子长因负重伤而逝世的消息（谢子长1934年8月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因伤势恶化逝世。他逝世的消息，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为避免被敌人利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公布），现在谢绍安又牺牲了，叔侄俩在同一年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36年1月，杨和亭、张汉武、张江全召集神府葭榆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在罗家场举行了工委扩大会议，报告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好消息，传达了党中央对神府工作的指示。杨和亭告诉大家：党中央刚到陕北，就决定成立陕北、陕甘边两个省委和关中、三边、神府三个特委，特委直属党中央领导。这表明，党中央十分重视神府根据地。杨和亭还说，12月10日，他和张江全列席了党中央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邓发、张浩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神府地区的形势和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就神府工作做了指示，原话是："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前哨。那里的形势现在很紧张，斗争很艰苦。""你们去后，一定要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要深入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还会遇到困难，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坚持斗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听了杨和亭的传达，我和与会的同志都感到格外亲切，我们在神府坚持红色政权、壮大红军、保卫根据地的工作，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了解的、关怀的、重视的。今后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神府根据地和神府红军，一定能够获得大发展。

罗家墕会议总结了神府葭榆根据地一年来的工作，批评王达成犯了右倾逃跑的错误，批评张晨钟在肃反方面犯了"左"倾错误，批评王兆相对王达成、张晨钟的错误斗争不力，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我的理论水平不高，弄不懂什么叫"调和主义"，但我觉得自己的确有错误。一些战斗失利，一些工作受挫，我是有责任的。另外在父亲被杀后，我思想上背着包袱，提意见时总有顾虑，对主要领导者的一些错误主张，也就没有全力抵制。听到会上对我的批评，我想：反正我有错误，只要让我继续干革命，不管戴什么错误的帽子也不必去计较。

罗家墕会议还讨论了肃反问题。有的同志主张，凡是自首变节、出卖组织的共产党员、赤卫队长一律镇压。多数同志反对，认为这样打击面太宽、杀人太多。最后决定：对区委委员以上干部自首变节并且破坏了党的组织者实行镇压，对其余的人还是以教育为主。

罗家墕会议临结束前，按党中央要求成立了神府特委。杨和亭任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江全任宣传部长，贾怀光任军事部长，刘济民任白区工作部长，王恩惠任秘书长，张汉武任青年团特委书记。神府特委一成立，神府工委即行撤消。

罗家墕会议期间，驻万户峪的敌军骑兵连纠集几十名"铲共义勇队"队员进犯罗家场南面的申家里村。为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我中途离会，率红三团利用夜晚包围了申家里，打进村后毙、伤、俘敌军骑兵40余人，"铲共义勇队"队员10人，缴获马30匹、枪40支。驻陈家坪的敌军一个连前来偷袭罗家墕，我们提前得到群众报告，我率红三团在陈家坪东南的乔家迪设伏，将这个连敌军击溃。敌军遭此战打击后不敢再在陈家坪驻扎，撤消了陈家坪据点。

罗家墕会议结束后，我们又抓住战机，在葭县北部刘国忠村歼灭了从万户峪北犯的民团团丁20余人。阴历除夕那天，我们趁敌军过年防范松懈之机袭击了沙峁镇，在"围剿"苏区的敌军中造成了很大震动。

我和红三团指战员在温家川欢度了1936年春节。大年初五，我们奔袭了驻瓦罗据点的敌军。接着，出敌不意进入榆林县境，包围了响水梁民团。民团团丁躲入窑洞顽抗，红三团用火攻将这30多名团丁全歼。之后，我们继续在榆林县境内活动，派小部队将驻建安堡的敌五一二团一个连诱出据点，在伏击战中歼敌10余名，缴枪10余支。

春节前后红三团频繁出击，取得一系列胜利，使第三次"围剿"之初气势汹汹的各路敌军遭到沉重打击。特别是孙长胜的骑兵第四旅，损兵折将之下，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楔人苏区的据点。一些敌军强迫合并的村庄，也因群众伺机回到原村庄而瓦解。

1936年2月17日，榆林《上郡日报》以《王兆相股匪复在神府南部活动》为题，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王兆相残部约二百人，枪百余支……乘府（谷）神（木）空虚，迭派党羽在沿河之马镇、盘塘、合河一带大肆活动。居民迫于凶焰，枉率从匪。府谷东南及神木西南各乡，秩序极不安静，匪如入无人之境，现又召集大批赤卫队，企图扰乱神（木）治安云。"《上郡日报》是井岳秀出钱所办报纸，从以上这则消息，也可看出国民党榆林当局对红三团的重整旗鼓有多么恐慌。

在榆林响水梁战斗中，红三团一连消耗子弹较多，但缴获很少；二连缴获子弹较多。我从保持全团战斗力这个大局出发，要求二连将缴获的子弹拨给一连一部分。可二连连长蒋安雄不肯拨出子弹，我对他发了脾气。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了特委书记杨和亭。当红三团回到王家寨休整时，杨和亭即召集红三团连以上干部开会，要解决团结问题。

我想：不执行团长正确命令的人反而有理，还得到上级支持，今后自己这个团长还怎么当？一气之下，我主动提出请求：自己不当团长了，希望派我去学习。杨和亭同意了我的请求，当即任命贺伟为团长，贾如胜为参谋长，毛凤翔留任政委。

杨和亭要我回家等候去红军大学学习的通知，我就回到王家后坬。不行军打仗有了空闲时间，我脑子里不由得想了一些问题：

上级为更好地开展神府的各项工作，一次次派干部来加强领导。这些同志对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上级派来的干部与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如何团结一致工作，如何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如何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和学习，这类问题似乎解决得不够好。拿我来说，已是第三次被迫离开红军回家休息了。说实话，每次离开这支眼看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部队，离开那些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我心里都是不愉快的……我又想起了许多牺牲的战友，他们中，有牺牲在陕甘边的，有牺牲在终南山的，有牺牲在神府葭榆的，想起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他们，我个人受的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应消极地在家等待，而应主动找工作干。

我来到特委所在地康家山，找到杨和亭，向他要求工作。杨和亭同意我一边工作一边等待学习通知，很快安排我到神府特委军事部当干事，负责整顿各支游击队。我不介意担任什么职务，有工作就行，马上干了起来。

2月间，神府特委决定建立神府特区东北办事处，主席由杨文谟的哥哥杨孝先担任，不久又由乔钟灵接任。这个办事处实际上是神府特区的临时政权机构。

3月初，党中央派张秀山、刘明山、白兴元、邓万祥、黄正明、陈景堂等同志来神府葭榆根据地工作，他们由米（脂）西游击队队长马腾率部队护送安全到达。特委和红三团在王家城举行了欢迎会。新任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张秀山是神木乔岔滩人，他与我既是榆林中学的同学，又是红二十六军的战友，此次相见，分外亲切。

在随即召开的神府特委会议上，张秀山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张秀山听过毛泽东所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还带着文件，所以传达得很详细。毛泽东主席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对中国各阶级抗日态度的分析，以及关于党和红军目前任务、策略的论述，在我们这些长期囿于一个小天地的人听来，真是既新鲜又开窍。张秀山传达完，大家一致表示："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神府特委会议结束后，特委对一些军事干部又做了调整，任命刘明山为红三团团长，贺伟改任参谋长，毛凤翔仍留任政委。我被任命为神府特委军事部副部长。

再见刘志丹

1936年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渡过黄河开始东征。3月初，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北上神府，一方面帮助神府葭榆根据地粉碎敌军"围剿"，保障东征红军后方的安全；另一方面准备东渡黄河，配合已在黄河东岸的红十五军团作战。

红二十八军经清涧、绥德、吴堡、米脂、葭县一路向北挺进，于3月20日进入神府边界。当天在路过桃柳沟村时，歼灭敌军一个排。3月21日，驻太和寨敌军杨相枝营两个连到杨家墕抢粮，恰与红二十八军遭遇。战斗打响后，红三团也赶来助战。敌军起初以为遭遇的是红三团，拼命抵抗，及至听到重机枪的射击，看到迫击炮弹的爆炸，才知道碰上了南边来的主力红军，慌忙向太和寨逃跑，结果在逃窜途中被全歼。这一仗击毙击伤敌军100多人，俘虏敌军官兵近百人，其中还包括一名副营长。

杨家墕战斗结束的当天，红二十八军开至陈家坪、贾家沟一带驻扎，军部驻陈家坪。正在新三支队的我接到特委通知，要我立即到陈家坪去见红二十八军首长。我已经有两年多未见老首长刘志丹的面了，得知他率主力红军来到神府，我非常高兴，马上怀着急切的心情往陈家坪赶。

进了红二十八军军部，刘志丹一见我就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王兆相，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失散后就一直没见到你，后来才知道你回神府了。"

我端详着刘志丹，他略显消瘦，但神采奕奕。我激动地说；"两年多了，我一直记着你把红旗打到底的话，也一直在想你和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啊。"

志丹把我介绍给红二十八军的首长们﹣﹣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他们都热情地和我握了手。志丹说："兆相原是我们红二十六军的警卫队长，还是团党委的委员。"

宋任穷政委笑着说："知道，你们熟悉得很嘛，王兆相的大名敌人的报纸上也登过不少了。"

志丹拉我坐下，我们谈了终南山失散后各自的经历。志丹说："咱们红二团是多好的部队啊，被杜衡这个叛徒断送了，真可惜呀。"我们又提到一些熟悉同志的情况，志丹有些黯然地告诉我："你在骑兵连干过，你们骑兵连的老连长杨琪同志，组建红二十八军时担任二五二团团长，这次来神府的路上，在绥德岱王庙战斗中牺牲了。"

我说："听说你们走一路打一路，在绥德、葭县都打了大胜仗，一进神府，又消灭了敌人两个连。"

志丹说："我们还抓了一些俘虏，今天让你见一个人，就算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吧。"

说罢，志丹叫警卫员带进来一个人，原来是杨家焉战斗中抓获的俘虏﹣﹣敌八十六师杨相枝营的副营长。

志丹指着我问那个副营长："你认识他吗？"

那个副营长看看我，摇了摇头："不认识。"

志丹笑着说："你们和他打了几年仗，还出几千块大洋要他的人头，现在他就站在面前，你却不认识。告诉你，他就是王兆相。"俘虏副营长一听我就是王兆相，立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看好啊，我可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有什么三头六臂、獠牙利齿，我只是一个普通农民。"

俘虏副营长赶忙向我鞠躬，嘴里还不住地道歉。看到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宋任穷对他说："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红军对俘虏是宽大的，今后你再不要反对共产党、红军就行了，要重新做人，做个好人。"

俘虏副营长被带走了，志丹和宋任穷告诉我，周恩来副主席3月20日发来电报指示：红二十八军有恢复打通并扩大神木、府谷、葭县、米脂苏区，消灭敌人八十六师一部的任务。他们希望我介绍一下神府地区的我情和敌情。

我按志丹和宋任穷的要求，将神府葭榆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情况，红三团和各支队的现状，以及各路敌军目前"围剿"根据地的兵力部署情况，一一作了详细的汇报。当我讲到神府地区红军、游击队缺乏枪支弹药的情况时，志丹说："咱红军的枪支弹药来之不易，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以后要找机会多从小股敌人那里缴获，不要嫌少，一次搞一支枪也行，十次就是十支，积少成多嘛。"我汇报完，志丹和宋任穷两位首长都表示满意，志丹说："兆相可比过去长进多了。"

晚上，特委书记杨和亭也来到红二十八军军部。志丹和杨和亭商量说："王兆相对神府的地形、群众、敌情都很熟悉，又有作战经验，让他留在军部，给我们当个高级参谋吧。"

杨和亭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问题，我正想和首长们多呆一段时间，学习学习呢。"

志丹和宋任穷对杨和亭说："兆相留下，主要是向我们提供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另外还要协助解决部队供应问题。"我一听我的任务还包括部队供给工作，便向杨和亭提出：

"那你得派几个助手给我。"

杨和亭问："你要谁呢？"

我说："搞供给工作离不开王道三、杨孝先，我就要他们。"

杨和亭表示同意："行，我把他们给你调来就是。"

3月22日，神府特委和神府特区东北办事处在陈家坪联合举行大会，隆重欢迎红二十八军到神府。大会上，王恩惠代表神府葭榆根据地的党、政、军、民致了欢迎词，志丹代表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讲了话。参加大会的群众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不断高呼口号："欢迎英勇的红二十八军！""欢迎刘志丹到神府！"大会的气氛极为热烈。

会后，苏区群众都得知了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来到神府的消息，纷纷带着猪肉、羊肉、鸡蛋、白面、红枣、米酒，从四面八方赶来慰问红二十八军。有的老乡来不及宰羊、杀鸡，就干脆牵着羊、抱着鸡来了。很多老乡诉说，翻山越岭跑几十里路，就是想亲眼见一见为咱穷人打天下的"老刘"-﹣刘志丹。

红二十八军是1935年12月，由绥德、吴堡战斗团和米（脂）西游击师、清涧红四团合编组建的。由于组建之后不久就远征神府，大多数指战员脚上的鞋都破了，甚至有些战士打着赤脚。神府苏区的妇女们见了过意不去，很快就动员起来为红二十八军做鞋，几天工夫就做成了两千多双，红二十八军全军指战员每人都得到了一双新鞋。

正在对神府葭榆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的敌军，被红二十八军的到来吓得胆战心惊。几天之内，敌军就放弃了深入苏区建立的花石崖、太和寨、汉鲁子沟、龙尾峁、乔岔滩、安崖等据点，争先恐后地逃回神木城和高家堡。这一来，驻沙峁镇的敌军骑兵营成了孤军。

志丹和宋任穷两位长决定攻打沙峁镇，把敌军安插在苏区腹地的这个钉子拔掉。我按志丹、宋任穷的要求，介绍了沙峁镇的敌情：敌军骑兵营有三个建制连，总共300多人马。从地形上看，沙峁镇易守难攻。镇东是山，敌人在山上修了土围子，在山背后和村内也修了一些掩体、工事。镇西的窟野河正在解冻，我军难以涉渡。南、北两个镇口靠山依河，道路狭窄，部队施展不开。但敌军是骑兵，沙峁的地势也限制他们的快速、机动作战，况且现在敌人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

经过研究，志丹和宋任穷、唐延杰作出了攻打沙峁的部署：二团进驻梁家仓，准备占领沙茆西北的刘家坡村，从窟野河西用火力压制沙峁之敌，同时切断敌军西逃道路；一团和军部驻孟家焉村，准备由东面攻占沙峁镇后山；三团进占沙峁以南的王桑塌，从正面顺窟野河攻取沙峁镇南口。

3月24日拂晓，红二十八军开始攻打沙峁镇，但东、南两个方向的两次冲锋，都被占据有利地形的敌军顶住了。红二十八军装备有8挺重机枪、2门迫击炮，火力占优势，沙茆守军的伤亡也不小。

志丹和宋任穷认为：继续强攻是可以攻克沙峁的，但我军的伤亡也会增加。他们决定停止强攻，放敌人弃镇逃跑，在敌人无险可守的逃跑路上歼灭它。

志丹问我："敌人逃跑，可能会选哪条路呢？"

我说："现在窟野河水大，敌人过不去河，他们只能从镇北石角塔上山到红教寺，再逃往瓦罗、栏杆堡。如果我们把部队埋伏在红教寺山上，敌人经过时，我军居高临下，一定可以全歼逃敌。"

志丹、宋任穷、唐延杰同意我的分析，他们商量后决定：晚饭后把部队主力移往沙峁以北20里的石板上村，那里是从沙峁去红教寺的必经之路。可是当天晚上，部队却没有出动。志丹对我说："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部队到神府后连续打了几仗，今天又打了半天，一直没能好好休整，太疲劳了，今晚就不拉上山了，我们静观敌人的变化吧。"

3月25日天亮后，志丹和我到山头上观察敌情。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沙峁敌军正在沙峁镇后山上抢修工事。志丹说："你看，敌人还在修工事，看来一时不会跑了。"

我们下山回到孟家焉吃早饭，不一会，就有从沙峁镇上跑出来的群众找我报信，说敌军要跑了。我和志丹、宋任穷赶紧登上山头，果然看到敌军已爬到石角塔的半山腰，正快速逃向红教寺。

志丹问我还能不能追上逃敌，我说："这里距红教寺少说也有20多里路，要翻山，路也不好走，追不上了。"志丹用望远镜看着远去的敌军说："可惜，让这股敌人溜了。"

沙峁战斗虽未能全歼敌军骑兵营，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围剿"苏区的敌军乱了阵脚，不仅驻守瓦罗、栏杆堡、石窑据点的敌军不战而逃，神木城里的敌军、官僚、地主、豪绅也坐立不安，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准备一旦红二十八军打过来，就往榆林逃。

红三团和新三支队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全面出击，迅速收复了敌军在"围剿"中占去的大部分苏区。地方干部随后赶到，重建区、村政权。苏区群众也行动了起来，把本地的民团、"铲共义勇队"赶走。至此，敌军对我们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以彻底失败告终，神府葭榆根据地不但全面恢复，而且还有所扩大。

3月25日下午，红二十八军进占了沙峁镇。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善于编写"信天游"的人还编出了新词，群众中马上就有人开始传唱：

一杆红旗两杆号，

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人民听了好喜欢，

敌人听了吓破胆。

三屹哒石头两屹哒砖，

刘志丹打开沙茆川。

沙峁镇上有几家店铺，店主听信国民党的宣传，随敌军骑兵营逃跑。有一些赤卫队员见店主不在，便进店铺拿了东西。志丹听到反映后，下令将所有店铺贴上封条，不准任何人进去，还要我追查谁拿过东西。我通过赤卫队，将东西全数追了回来。此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跑到敌占区的店主闻讯，不几天就陆续回到沙峁，店铺都开了门。

红二十八军军部在沙茆镇驻下后，镇上的许多群众来找我问话或办事，男女老少，进进出出，都很亲热，而且不称官衔，都直呼我的名字，有叫兆相的，也有叫"王二"的。志丹见状对宋任穷说："你看，兆相在这一带很有群众基础嘛，群众都很信任他。"

我正在和群众谈事，听到了志丹的话，回过头去对他说："没有根据地这些实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红军的群众，我们红三团难以生存发展啊。"

在沙峁，志丹和宋任穷提出想吃狗肉。我说弄不到。他们说，可以花钱买。我说，就是花钱也买不到，这里的老乡从来不吃狗肉，也不会卖狗的。志丹见我回答得没有余地，也就作罢了。后来，有些同志听说了此事，都埋怨我太机械了，应该想办法弄一条狗慰问慰问首长嘛。

也就是在3月25日，军部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的电报，要求红二十八军迅速进至府谷、葭县之间的黄河西岸，准备渡河攻占黑峪口、罗峪口渡口，打破敌军的黄河封锁线，配合左路军，即红十五军团的行动。志丹和宋任穷当即决定，军部第二天就移驻距黄河5里路的贺家川。两位首长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立即准备渡黄河的船只，二是暂留在沙峁镇负责整顿秩序，以防红二十八军走后敌人破坏。任务完成后立即赶往贺家川去。

我赶紧把王道三找来，他是黄河边上的王家沟人，了解船的情况。我对他说："红二十八军要过黄河，急需要船，咱们河西现在有没有船？要是没有，咱们现造行不行？"

王道三说："船都被对岸阎锡山的部队拉走了。现造船没问题，就是需要时间。"

志丹一直注意地听着我们的对话，这时问道："限七天时间把船造成，怎么样？"

我觉得，黄河边上的王家沟、采林、刘家湾一带，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很多老乡都很会造船。只要我们动员一下，他们会全力以赴干起来的。我便对志丹肯定地说："我看行！"

志丹点点头说："那好，这事就说定了，七天内，造五只大船。"

我在沙峁整顿秩序的任务还没完成，脱不开身，就叫王道三先到王家沟、采林去组织人做准备工作。王道三立即骑马去了。

我和几位留在沙峁的同志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们把老乡们召集起来开了群众大会，恢复了赤卫队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群众的情绪很高，表示他们会按苏区的法令行事，一定严防敌人破坏。有的青壮年还拉住我，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沙峁镇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主动配合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仅一天时间就大致有了头绪。

3月26日，我向留在沙峁的几个同志交代了注意事项后，匆匆赶往贺家川。红二十八军部队正在休整，志丹和宋任穷、唐延杰面对地图苦思着渡河作战问题。他们要我也发表些意见，讲一讲黄河两岸的情况。我说，在这里讲不如到黄河边上一面观察一面讲更直接、更明白。他们都同意到黄河边去。

于是由我领路，来到黄河西岸的沙峁头后山。与沙峁头隔河相望的渡口，就是黄河中游有名的渡口罗峪口。我向志丹、宋任穷、唐延杰介绍了罗峪口的敌情：阎锡山派驻罗峪口的，是晋军二一六旅丁炳青部的一个营，他们在河边和山坡上构筑了不少碉堡和工事，扬言"红军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别想从这里过河"。

志丹和宋任穷、唐延杰仔细勘察了黄河两岸的地形，又用望远镜观察了敌军的河防工事，他们边观察边商议，一个强渡黄河的作战构想就这样初步形成了。志丹和宋任穷要求唐延杰回军部后再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回到贺家川军部，首长们又议论了一阵渡河作战问题。我感到，他们已经下定了攻克罗峪口的决心。

晚上，我点上小油灯，和首长们坐在炕上拉话，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宋任穷讲到党内一些人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的领导，搞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使中央红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使我联想到志丹等同志几个月前也曾遭受不白之冤，便问了一句："军长，听说你被党内一些人抓起来关进牢里，也受了不少苦？"

志丹说："是啊，多亏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北，及时救下我们这批人，把我们放了出来。不然，我们的脑袋就搬家了。个别学生娃什么社会经验也没有，他们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辞，我相信党中央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历史将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志丹的一番话使我很有感触，我说："军长，你受苦了。在我们神府，也有许多同志遭受过没有道理的打击……"我随即讲了我和一些同志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理。

志丹认真听了，对我说："党中央刚到陕北，有些问题还需要时间才能解决。我们也应该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纠正缺点，跟着党中央干革命。"接着，他笑了笑说："你看，现在我们不是都挺好吗？我们又见面了，而且还一块战斗。"

听了志丹的话，我深深地感动了﹣﹣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却这样顾全大局，他的胸怀是多么开阔啊，他的思想境界又是多么崇高啊，我更加佩服他了。

李云龙

配合东征

3月27日一早，志丹和宋任穷两位首长就来找我，要我去看一看造船的进展。志丹有些不放心地说："眼下，这是最紧急的一件事了。"头天晚上赶来的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也觉心里没底，说："这样吧，我和兆相一起去。"

路上，杨和亭问我："兆相，你看七天之内造五条大船有把握吗？"我说："你就放心吧，你来神府时间不长，还不完全熟悉这里的群众。只要红军有事，他们会豁出命去干的。"

当我们走到距采林20里的高家山时，杨和亭自言自语地说："红二十八军过黄河东征，我们应该派人配合他们行动才好，也可以趁此机会开辟山西沿黄河地带的根据地，做好接应东征部队的工作。这样重要的任务，必须找一个得力的人去才放心。"他一边走，一边反反复复地说了几遍。

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就对他说："得，和亭同志，你就痛痛快快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吧，别吞吞吐吐的了。如果特委认为我带人去山西合适，我就去。"

杨和亭听我这么说，很高兴地问我："你真的愿意去？"

我说："看你说的，共产党员嘛，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有什么问题！"

杨和亭说："你去，我就放心了。你把新三支队也带上。"

边走边说，我们不知不觉来到采林村两天前来的王道三已做了一些造船的准备工作。我们听了王道三的汇报，决定马上召集附近几个村的干部和党员开会。会上，杨和亭做了动员，我布置了具体的造船任务与会同志听了情绪都很高涨，他们说：咱有人有树有门板，造船没问题。

王道三强调了时间的紧迫："这次造船任务很急，一个礼拜之内就要见船。"老船工王成士问："一个礼拜是几天？"有人告诉他："七天"王成上点点头说："七天不算少了，白天黑夜加在一搭里，不就是十四天？"他这一说，大家的情绪更高了，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了许多好主意如在哪条沟中造船最隐蔽，怎样轮班作业，怎样把手艺好的人搭配开等等。

散会后，干部、党员们回到各村，立刻组织木匠、船工行动了起来。许多群众听说刘志丹的红军要过黄河，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树伐倒送来他们说：我们早就盼望刘志丹来，今天终于把他盼来了，他要我们办的事，说什么也要办到！

紧张的造船过程中，木匠和船工分成儿班，昼夜不停地十。刘志丹也来到造船现场，向木匠、船工们讲了话，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眼见船按期完工已不成问题，我就把造船这一摊工作交给王道三负责，自己匆匆去找新三支队。经过将近两年的发展，新三支队目前有30多人，10多支枪，正由刘全顺、高凤亭带领在张全堡破坏敌车修的工事

我写信派人送给新三支队，要他们赶到二区的刘家坡待命。

当我来到刘家坡时，新三支队已经按要求到达。我在支部扩大会上传达了特委指示．宣布了配合红二十八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新三支队的同志们兴奋得跳了起来。

3月31日，船提前造成，连准备工作在内，总共只用了六天。红二十八军选择天台山下的山坡村作为渡河点，因为那里水流特别湍急，敌军配备的兵力不强，防守松懈。

战斗发起前，我们派人偷渡黄河，到罗峪口附近的黄家瓜村找共产党员王治礼，通知他组织人设法破坏罗峪口守军的电话线。王治礼联络白桂成、王立明等同志夜间动手，割断了罗峪口至兴县城之间的电话线。

3月31日夜，渡河战斗打响。首先由红三团在沙峁头用机枪射击对岸罗峪口敌军，摆出一副强渡的架式，使敌军以为红军将在沙峁头渡河；而后，红二十八军在沙峁头以北十里的山坡村乘船渡河。出发前，刘志丹、宋任穷、唐延杰三位首长向全体船工敬酒壮行，船工们非常感动，使出平生的本事放船，五只船飞快地把一批批红军渡到了黄河东岸。

红二十八军踏上黄河东岸，首先攻克了李家梁村北的两个中心碉堡，随后顺黄河南下攻打罗峪口镇，全歼晋军丁炳青部二一六旅一个营，俘虏了包括梁营长再内的300名晋军官兵，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4月1日上午，我率新三支队赶到黄河边的沙峁头，把杨孝先留在沙峁头负责后勤供应，而后带全队乘船渡过了黄河。

我带着新三支队来到刚获解放的罗峪口，找到了红二十八军军部，一进门就看到志丹和宋任穷正在发脾气。原来罗峪口是晋陕之间的交通要道，商业繁盛，商号也不少，红二十八军攻克罗峪口后，一些同志违反政策，把几家商号的货物没收了。一些群众闻讯，也趁乱抢了商号的东西。没收行动是管后勤供应的王道三批准干的，志丹和宋任穷下令把他关了起来，说要严肃纪律枪毙他。

我了解事情的经过后，赶忙为王道三求情，我对志丹和宋任穷说："王道三是个好同志，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肯干，他负责后勤供应，筹粮筹款又造船，克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这次来到新区，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与我们过去政策教育不够有关。再说，他也是为了保证部队供应做错了事，自己没有动一个钱。我看还是放了他，让他尽量把善后工作做好吧。"

志丹征求了宋任穷的意见，同意释放王道三。志丹说："好吧，兆相，善后工作由你负责处理，一定要挽回影响。"

我把王道三和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召集到一起，向他们交代了给商号道歉和赔偿的任务。他们把没收来的货物归还了商号，实在找不回来的东西也照价赔了款，还诚恳地道了歉。商人们都表示满意，有的还感慨地说："到底是红军，就是不一样啊。"

事情平息后，吓坏了的王道三悄悄对我说："好家伙，险些把命给丢了。"我说："这次也算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教训吧，今后办事可不能凭想当然，一定得抓紧学习党的政策。"

4月3日，志丹和宋任穷告诉我，红一方面军首长电令红二十八军继续夺取黄河渡口，他们要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攻占黄河东岸的另一重要渡口黑峪口。我和新三支队的任务是留守罗峪口，一要整顿好巩固住罗峪口，二要保持与神府葭榆苏区的紧密联系，三要转运后方物资和红军伤病员。

我接受任务后，考虑到要巩固有两三千人口的罗峪口，必须建立红色政权，便着手筹建了罗峪口镇的苏维埃政府，王道三为主席。苏维埃政府和新三支队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并且保护工商业，使阎锡山制造的"共产党杀人如割草"的谣言不攻自破，罗峪口镇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了下来，商号全部开业。

新三支队驻罗峪口期间，附近的一些青壮年报名参加了新三支队。神府的不少青年听说我带领新三支队在黄河以东配合红二十八军作战，也纷纷渡过黄河来找我参军，新三支队很快就扩充至100多人，扩编为两个中队。恰好这时红十五军团首长派人送来了一些轻机枪和步枪，是他们缴获晋军武器后替换下来的，我们就用这批枪支装备了新三支队，仅轻机枪就有8挺，武器装备超过了红三团。

但新三支队的新战士军事素质差，影响战斗力。我想了个办法，从晋军俘虏中挑选了两名军事技术好又老实本分的人，让他们担任军事教员训练部队。这两个人一个叫梁仁富，一个叫尹福喜，经过教育，都愿意参加红军。他俩都会打机枪，很快教出了一批机枪射手。部队开展战术、技术训练后，他俩也尽心尽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尹福喜还被提升为副连长。

红二十八军移交给我们数百名敌军俘虏，我们对这些俘虏进行了宣传教育工作。一些俘虏自愿留下当红军，其余的，我们发给路费释放了他们。

红十五军团陆续送来了一些伤病员。这些同志中有湖北人、安徽人、河南人、陕南人，我们把他们转运过黄河去治疗休养。他们听说过了河就到了神府老苏区，都像快要回到家一样高兴。

4月5日，红十五军团从临县给红二十八军运来战斗中缴获的几万发子弹，负责押运的一位指导员要我尽快把这批子弹送交红二十八军。那位指导员原来是红二十五军的干部，他问我神府苏区在哪里。我指着黄河对岸说："过了河就是。"他又问我神府苏区有多大，我告诉他："有两三个县大，除了县城和大镇子以外，都是巩固的苏区，或游击区。"那位指导员高兴地说："太好啦！"

送走了红十五军团的同志们，我把留守罗峪口的任务交给王道三和刚刚渡河东来的红三团一个连，自己带新三支队押运弹药北上去找红二十八军。

在黑峪口以南30里的桑湾村，我们遇到了正由北往南走的红二十八军。阎锡山派来的飞机也来凑热闹，对着村庄、道路轰炸、扫射了一通。红二十八军和我们新三支队及时进行了分散、隐蔽，都没有遭受什么损失。

红二十八军军部走过来时，新三支队的同志都想看刘志丹，就自动在路边排成了两行。志丹和宋任穷等首长一过来，新三支队指战员都鼓起掌来。

志丹对我说："兆相，这是你的队伍吗？怎么还搞夹道欢迎啊？"

我说："三支队不少同志没见过你，听说你来了，都想见见你。"

志丹一边向新三支队挥手致意，一边问我："你的队伍不是二三十人吗？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多人了？"

我说："就这几天扩大到上百人了。"

志丹说："很好啊，你们神府不是有红三团吗？我看这支队伍可以编成红四团。"

我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神府特委。"

接着，我把红十五军团送来子弹的情况汇报给了志丹和宋任穷，唐延杰。交接子弹后，志丹笑着问我："兆相，你老实告诉我，你打了多少埋伏？"

我确实"打埋伏"留下了几千发子弹，但感到还不满足，便也笑着说："报告军长，我可没打埋伏，我还想向你要点子弹呢。"

志丹依然笑着说："兆相，我理解你们的困难，我不管你打了多少埋伏，再给你200发子弹。你们把守渡口、转运伤员和物资，责任重大嘛。"

我高兴地敬个礼说："谢谢军长关心！"

志丹和宋任穷告诉我：黑峪口的守敌不战而逃。红十五军团正在临县、岚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奉命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准备在晋西地区集中兵力打击晋军。志丹说："如果这次行动成功，对我们今后在山西与阎锡山的斗争，对巩固西北根据地都大有好处。"志丹和宋任穷又向我交代了新三支队的任务："你不必跟我们南下，你要尽快去控制黑峪口。渡口是我们东征红军与苏区联系的通道，你必须牢牢掌握住罗峪口和黑峪口，让主力红军作战时没有后顾之忧。"

志丹最后说："目前阎锡山调了4个团在保德一带集结，企图沿河南下，夺回黑峪口和罗峪口，截断东征红军与神府苏区的联系。你要加强侦察和戒备，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注意和我们保持联系。"

我向志丹和宋任穷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红二十八军南下了，我率新三支队继续北上，到达黑峪1口镇。黑峪口与我8年前念书时所在的盘塘镇隔河相望，有上千居民，也有很多商店，是阎锡山封锁神府苏区的重要关卡之一，新三支队进驻黑峪口后，马上发动群众建立临时红色政权，组织秘密赤卫队，动员外逃的群众回来，并且没收地主恶霸的浮财分给贫苦群众。

起初，黑峪口群众不敢接受我们分给的东西，我们了解到阎锡山的官盐局垄断着食盐的购销，群众吃盐非常困难，就采取先分盐后分浮财的办法。群众听说分盐，都抢着要，连富裕户也不例外。分完了盐，我们对他们说："分阎锡山的盐你们不害怕，怎么分地主的浮财倒害怕了？"群众感到我们说得在理，反正分盐已经闯了祸，怕也没用了，都实心实意地靠拢我们了。

神府一带自古缺粮，这次红二十八军东征，神府苏区的人民在自己吃粮困难的情况下，仍拿出了大量粮食作为军粮。考虑到苏区人民的困难，我们从盛产小米的山西购买筹集了一批粮食，经黑峪口渡口运到了神府苏区。

4月中旬的一天，神府特委派王恩惠过河来找红二十八军，新三支队奉命护送他。我在黑峪口留下两个班协助地方干部工作，叮嘱他们准备好船只，一旦得到保德晋军南下进攻的消息，不必等待命令就迅速乘船撤往黄河西岸的盘塘镇。我带领新三支队护送着王恩惠去找红二十八军，往南走了100多里路来到曹家坡、刘家庄一带。一打听才知道红十五军团曾在这里打过一仗，歼灭晋军二0七旅数百人，红二十八军随后赶到，两军都已经开往临县多日，肯定是追不上了。再说南边的敌情也不明，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往南走了。王恩惠同意我的意见，不再去追红二十八军，转而往西去了罗峪口。我率新三支队折返到张家焉、王家塔一带，准备回黑峪口。

这时，红二十八军派来的两位便衣交通员在王家塔找到了我们，他俩交给我一封红二十八军首长的指示信。内容是：红二十八军已在临县白文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下一步将在晋西活动。据侦知保德晋军几个团已大举南下，近日至兴县裴家川口一带。新三支队应尽快把河东所有人员、物资、武器撤回河西神府苏区，不得迟误。信的末尾是刘志丹、宋任穷、唐延杰的签名。这封信是4月12日写的，已是几天前了，裴家川口离黑峪口只有五六十里路，估计保德晋军现已逼近甚至进占黑峪口，新三支队留守黑峪口的两个班及地方干部，大约也已撤回黄河以西。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再去黑峪口，而应就近从王家塔过黄河。另外，还应火速通知王道三，要他将罗峪口的人员、物资尽快撤往河西。

我立即给王道三写了信，通知他马上撤离罗峪口的人员、物资。信交给了红二十八军那两位便衣交通员，请他们迅速送往罗峪口。

新三支队有个姓王的班长，是与王家塔隔河相望的采林村人，对这一带黄河两岸的情况都熟悉。我派他先一步赶往黄河边的桑湾村，设法与河西的老乡们取得联系，协助我们渡河。

4月15日早饭后，新三支队政委刘全顺把部队集合起来，我作了简短的动员，部队随即向桑湾村进发。

在桑湾村，先来的王班长向我报告：河西的乡亲们已经联系上了，渡船马上就放过来，南下晋军占领黑峪口后已推进到十几里外的巡检司，今天很可能继续南进。

军情已十分紧迫。我来到黄河边一看，由于正值春汛季节，上游河套里的冰才解冻，大大小小的浮冰顺河而下，有些浮冰块的体积比一间房还大，简直就是一座小冰山。我们这一带的黄河有"三不渡"之说：春天河里有浮冰是一不渡，夏天河里发了洪水是二不渡，刮大黄风是三不渡。眼下的情况，正应了"一不渡"，河里有浮冰，就有可能将船撞毁……

我正在担心，河对岸的乡亲们已把隐藏在山沟里的一只船抬出来放下河，向我们这边驶来。浮冰块时时撞击着船帮，发出"咚咚"的响声。忽然，有两块巨大的浮冰块一左一右挨上了船，将船挤在中间向下游漂去。船工沉着地从船上跳到浮冰块上，用船桨把冰块与船顶开，然后再跳回船上。看着这惊险的场面，我手里也捏了一把汗。

船终于靠了岸，船工说："白军离得不远了，知道你们要回河西，我们舍了命也要把船放过来接你们！"

我紧握住船工的手说："冒这么大的险放船，可真得谢谢你们。"

船工说："谢什么，你们还不是为咱老百姓。"

我与船工拉话时，新三支队政委刘全顺、经济员焦宝山和一些党员低语了一阵，对我说："我们支部一致决定，要王团长上船先过河。"

我板起脸说："我急着过河干什么？应该先叫一班带着几挺机枪过河，跑步赶到韩家塔占据有利地形，封锁河东从巡检司南来的敌人。"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韩家塔与巡检司隔河相望，要从巡检司往南走，只有沿河的一条小路。河面很窄，在韩家塔摆上几挺机枪，完全可以封锁这条小路。

刘全顺、焦宝山同意我的部署。安排一班上了船。我想到担任军事教员的梁仁富和尹福喜机枪打得准，就把他们俩找来说："你俩跟一班先过河，到了巡检司，一定要用机枪把道路封锁住，保证全支队安全过河。"梁仁富和尹福喜表示：只要射程够得着，保证不让一个敌人南下。

一班过河后，迅速赶到韩家塔架起了机枪。正巧巡检司的敌军懒洋洋的出了村，从沿河小路上往南走。一班立即猛烈射击，封锁了南下道路。放船过来的船工兴冲冲地告诉我："咱们的机关枪可把白狗子们打灰了，他们想上山，前面全是悬崖绝壁；想往回跑，又怕挨枪子，一个个爬在路上不敢动弹。"

乘南下敌军被截住，我命令部队抓紧时间渡河。一船能渡20多人，船工要打六七个来回，才能把全支队人员都送过河。我看到焦宝山还在我身旁，便叫焦宝山先过河，好联系部队的吃饭、住宿。焦宝山却笑嘻嘻地说；"用不着联系，乡亲们肯定早就准备好了，说不定还有你几杯酒喝呢。"

我和焦宝山最后上了船，但船上却没有我那匹马的地方了。船工说："不急，咱把马王爷拴在石头上，先委屈它一会，送你们过了河，我们再来请它。"

等我们最后一批人登上黄河西岸，船工们果然又把船放回东岸。不一会，一位船工牵着我的马走过来，打趣说："看，马王爷已经请回，一根毛没有少，请王团长收下。"

我着实过意不去，对船工们说："为了一匹马，又劳你们过了一回河，河里那么多冰，太危险了。"

船工们说："我们都知道，这马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来的不容易嘛，我们还指望它为革命出力哩。"

不一会工夫，黄河西岸的岸边已经聚集起了一大群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各村的干部、群众都抢着拉新三支队的战士们到自己村去吃饭，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有的人争着争着甚至吵了起来。焦宝山为难地问我怎么办，我也觉得挺难处理。

村干部们围着我说："今天吃饭，你就不要当团长了，让我们来当吧。"采林村的农会主席大声宣布说："王家沟离得远，今天队伍上就不去人了，饭由采林和高家吃愣包了。一个连去高家吃愣，其余的全部去采林。"

焦宝山问我这样安排行不行，我说："乡亲们的盛情难却，就听他们调遣吧。"

刚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我又成了争抢的对象，一群人又拉胳膊又拽衣服，都要请我去家里吃饭。最后，采林村我的一位老房东开口说："大家都不要争了，王二是我家的老客人，这顿饭还是我管吧，我家早就把酒都预备下了。"这才解了围。

我们被乡亲们簇拥着走进采林村，听到少年先锋队的孩子们在唱新编的歌：

新三支队真牛气，

全副武装实整齐。

东征去山西，

凯旋回苏区。

人民子弟兵人民爱，

迎接亲人到家里。

我们回到黄河西岸的第二天，采林村的妇女会主任就带领一群妇女来到新三支队。她们每人都背着一大捆新做的鞋袜，一个班一个班地转，让战士们各自挑一双合适的穿上。她们还给战士们缝洗衣服，战士们感到真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放心不下黑峪口，便于回到黄河西岸第二天的晚上率新三支队前往盘塘镇，拂晓时分进了镇。我留在黑峪口的新三支队两个班及地方干部，已经撤了回来，物资也及时转运过河，没受任何损失。

为迟滞晋军南下，给罗峪口转移人员物资争取时间，我要求新三支队继续选择黄河险窄地段，对沿河道路实行火力封锁。直到王道三他们派人来送信，告知我们罗峪口的撤退行动已经结束，人员、物资都已撤过黄河到了沙峁头，新三支队才解除了封锁。

晋军恼羞成怒，在黄河东岸向盘塘镇打了几十发迫击炮弹。部队和群众虽无伤亡，但给我们造成的威胁不小。我挑选了几名神枪手，布置在盘塘镇北山上，居高临下射击晋军在黑峪口的往来人员，打死打伤了十几个敌人。晋军尝到了苦头，再也不敢向盘塘镇打炮了。

沿黄河一带的形势稳定了下来，新三支队利用这一段战斗间隙进行了总结和整训。我把志丹将新三支队编为红四团的意见报告了神府特委。

5月初，神府特委组织部长张秀山把我召到阎家堡，向我传达了特委把新三支队改编为红四团的决定。特委任命我为红四团团长，贺伟为政委。红四团下编两个连，共160余人。秀山告诉我，扩大神府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组建红四团是志丹和宋任穷渡河前就考虑过的意见，志丹临过黄河还建议：王兆相可以不去红军大学学习了，建立红四团时，叫他当团长。神府特委经过研究，接受了志丹和宋任穷的建议。

红四团当前的任务，秀山说是要到府谷地区去，相机歼灭小股敌军，巩固府谷南区，争取恢复府谷北区。受领任务后，我即率红四团开到府谷的郝家塔、武家庄一带活动。这一带原为苏区，1935年春被敌军占领。我们在这里打击民团、发动群众，重新打开了局面。

5月中旬，神府特委派人送来通知，调我到瓦窑堡学习，由米西独立营护送我。我离开红四团，找到米西独立营，与他们一同南下，但在葭县与米脂交界处遭敌军重兵堵截。敌众我寡，我们只好返回神木。特委命我仍去驻府谷的红四团工作。

5月底，神府特委命令我带红四团回沙峁接受任务。秀山在交待任务时对我说，最近，红三团与米西独立营、吴堡独立营以及红二十八军回到神府的一个连联合作战，在贺家川与敌八十六师高锡耿带领的一个加强营打了一仗。敌军400多人，我军700多人，兵力占优又有群众支持。本来可以打败甚至全歼敌人，但因指挥不统一，各部配合得不够好，战术上也有失误，结果战斗没有打好。特委决定把红四团调来与红三团等部配合作战，集中兵力击退侵入苏区的敌军。

这时，红三团、米西独立营、吴堡独立营、红二十八军的一个连队，以及新近由红十五军团伤愈人员组成的一个连队，都在郭宝珊率领下在葭芦地区寻机歼敌。我按特委命令，也率红四团南进，准备与红三团等部协同作战。

我虽未见过郭宝珊，却早就听说过他，因为他在陕北是个有名的人物。郭宝珊原籍河北，6岁时随祖父逃荒到延安地区南部的黄龙山，1931年带领一群绿林好汉打起了"义勇军"的旗号。他们劫富济贫，对抗官兵，一干就是好几年。1934年，在刘志丹等人的真诚争取下，郭宝珊率手下弟兄数百人加入了陕甘边红军。郭宝珊曾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一起被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逮捕关押，获释后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的团长。在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的战斗中，郭宝珊负了伤，伤愈后追赶部队来到神府，但红二十八军已渡河西去，神府特委决定留他在神府工作。

我带红四团走到苏泥家、任念功一带，忽听得秃尾河西传来激烈的枪声。不一会就看到红三团等部从烟洞山撤退下来，后面的敌军有骑兵有步兵，追得很紧。我立刻指挥红四团赶到秃尾河东岸，一面接应兄弟部队，一面迎击追敌。我们占据有利地形后，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将追过秃尾河的敌军击退。我们已做好敌军发动猛攻的准备，但敌军听出红四团机枪不少，未敢进攻，仓皇撤走了。

我与郭宝珊在红四团的阵地上见了面。我对郭宝珊说："追击不追击？如果整理部队追上去，我看可以取胜。"郭宝珊望看远去的敌军说："部队太疲劳了，不追了吧。"

郭宝珊又对我和刘明山说，红二十八军已经结束东征返回河西，现在延川一带，他打算带米西独立营、吴堡独立营、红十五军团伤愈人员组成的连队南下，找红二十八军主力去。

分手时，郭宝珊神情悲痛地告诉我，刘志丹4月14日在山西攻打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前些日子为防敌人利用，也怕西攻打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了。前些日子为防敌人利用，也怕动摇军心，这消息就没有公布……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一个月前还同我亲切谈笑，还写信给我布置任务的志丹同志，真的不在人世了吗？我询问进一步的情况，郭宝珊也说不太清楚。

郭宝珊走后，我陷入万分悲痛之中。红四团的同志们听到这个噩耗后，都失声痛哭，有些同志连眼睛都哭肿了。这些同志虽与志丹相处时间不长，有的只见过一两面，志丹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却难以磨灭。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觉，干脆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想着与志丹在一起的日子，想着志丹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声鸡鸣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又想起了志丹在终南山身陷绝境时讲过的话："就算剩下我刘志丹一个人，也要把红二十六军的红旗打到底！"我会永远记住志丹这句话，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要把革命的红旗打下去！

在贺家川和烟洞山战斗中，敌军的伤亡也不小，因此未敢再轻举妄动。神府特委为解决各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于6月间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是红三团团长刘明山去参加的，他回来向我们传达说，特委决定成立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三团和红四团。刘明山任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毛凤翔任政委，王兆相任副总指挥。

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红三团和红四团就在一起行动了。特委指示我们到府谷地区去，打击根据地边沿的敌军，进入敌占区发动群众，逐步恢复被敌人占去的府谷北区。

部队在武家庄活动了一阵，即接到神府特委通知，说是特委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正式的神府红军总指挥部，由王兆相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刘明山是安定人，对神府葭榆的民情、地形都不大了解，这次调整他由总指挥改任副总指挥，他倒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诚恳地表示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秀山和我是相识多年的老同学、老战友。他长期做兵运工作，领导过甘肃靖远兵变；又在红二十八军担任过连长、指导员、团政委、师政委；还当过西北工委的常委、陕甘边特委的书记，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也曾被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逮捕、关押，获释后当过红军大学的政治教员。他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看问题全面，对同志热情坦诚，给我的帮助很大。秀山任政委后，在部队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特别是加强了部队中党组织的建设，使红三团、红四团等部面貌一新。

1936年从春到夏，神府葭榆根据地的红色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除红三团和红四团外，还成长起十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活跃在各自的地区内，打袭扰战，破坏敌交通线，劫夺敌军需品，使敌军颇为头痛。但由于各游击队各自为战，在形成拳头打击敌人方面还做得不够。我与秀山商量，为加强对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提高其总体战斗力，应考虑将较大的游击队合编为独立营。

神府特委批准了我和秀山的意见，将神木警卫连、五支队、八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一营；将二支队、四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二营；将一支队、七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三营。

从此，红三团、红四团与3个独立营配合作战，神府葭榆红色武装战斗的规模更大了，歼敌的能力更强了。

6月，党中央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开始了西征战役。西北军委决定将陕北地区划分为5个作战分区。神府地区划分为第一作战分区，张秀山兼分区司令员，杨和亭兼分区政委。分区没有另设机构，神府特委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仍通过总指挥部进行。

7月，指挥部集中红三团、红四团进行了栏杆堡战斗，击溃敌八十六师两个连，击毙击伤俘虏数十名敌军官兵，缴枪20余支。此战显示了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威力。

李云龙

独立师的建立

1936年7月，神府特委在陈家坪召开会议，决定将神府葭榆苏区的红色武装合编为红军独立师，同时撤销神府红军总指挥部。经中共中央批准，独立师命名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神府特委向中央报批的独立师师长原本是郭宝珊，而郭宝珊当时并不在神府葭榆地区。开会讨论时，张秀山、王恩惠首先提出，郭宝珊同志已离开神府葭榆根据地，为什么还要上报他？王兆相一直在根据地领导武装斗争，参加了创建红三团和红四团，怎么就不能当师长？当时许多同志都同意他们二人的看法。但特委书记杨和亭说："郭宝珊当师长已上报中央了……"张秀山提出："上报中央不是还没有批下来吗？可以再重新上报一次嘛，我看让王兆相当师长是符合民意的。"杨和亭说："好吧，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重新上报吧。"

不久，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向我们宣布了独立师的任职命令：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王恩惠任秘书长，李治洲任参谋长，王国昌任政治部主任，王山海任供给部长，王德润任供给部副部长。独立师下编两个团：红三团编为独立师第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邓万祥；红四团编为独立师第二团，团长贾兰枝，政委贺伟。独立师机关设参谋处、政治部、供给部；直属警卫连、侦察连、骑兵连；一团和二团各辖4个连，每连100多人，全师共1234人。装备1000多支枪，其中有20多挺机枪。

1936年8月1日，神府特委在神木县花石崖召开了庆祝独立师成立大会。这一天的天气特别好，设在古庙前的会场人山人海，新搭的主席台上，挂着醒目的横联，上书大字﹣-"庆祝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大会"，台上红旗迎风招展，会场上贴满了用红绿纸书写的标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红军的抗日运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近万名与会者中，有干部、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少先队员、红军家属、烈士亲属、革命群众，人人都好像办喜事一样兴奋。

独立师指战员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后，庆祝大会开始。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首先宣布了党中央批准成立独立师的决定，接着讲了建立独立师的意义和独立师建立后的任务。秀山和我也讲了话。会上还宣读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誓词》和《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通电》。

《誓词》的内容如下：

我等誓以牺牲精神，站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奋斗。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出卖民族利益。执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新的策略路线，武装广大的劳苦群众，坚决回击卖国贼部队对神府苏区的进攻。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开展游击战争，誓死保卫神府苏区。争取对日直接作战。不达目的，不止此誓。师长王兆相，政委张秀山。

《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各武装部队、全国人民公鉴：

在神、府、葭几年来的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神府抗日根据地，扩大与锻炼了红军。最近，在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与神府特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红二十八军帮助下，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下，正式成立了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处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进攻陕甘抗日根据地与主力红军转移阵地的形势下，本师的成立，在抗日讨逆的战线中是有伟大意义的。

当本师成立的今天，特向全国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通电。我们站在抗日讨卖国贼的立场上，联合全国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与一切武装部队，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拥护粤桂联军抗日讨蒋武装，坚决反击卖国贼部队的进攻，誓死保卫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与日直接作战。

谨此奉闻

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

师长：王兆相

政委：张秀山

八月一日叩

大会结束后，我的心情却仍平静不下来，许多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当年只有7个人的特务队，如今发展成千余人的独立师，我们走过了一条多么艰难而曲折的道路啊！在这条道路上，多少情同手足的战友英勇牺牲，多少亲如父母的乡亲献出生命。我们这支部队能够由小到大，闯过重重难关，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神府葭榆人民的养育和支援。

当天晚上，神府特委组织地方干部和独立师排以上干部会餐。会餐前，秀山做了报告，他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当前形势和神府军民的任务。他说，神府群众就是革命的大海，独立师是大海中的鱼，鱼要靠水才能活命，才能游来游去，我们共产党、红军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以神府特委组织部长和独立师政委的身份要求地方和军队干部紧密团结，为保卫和发展我们的苏区共同奋斗。

独立师建立后，我们从各方面加强了部队建设。在军事工作方面，进行了军事技术训练和队列训练；在政治工作方面，进行了纪律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在后勤工作方面，公布了吃饭穿衣的种种制度，健全了财务账目。秀山起草了一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针对作战、行军、宿营等各种不同情况，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具体作法，政治部主任王国昌是吴堡人，原在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工作，他总结以往政治工作的经验，制定了一份连队党支部工作提要，还主持举办了一期连队指导员集训班。这些，使政工干部们获益非浅。

经过一个阶段的驻训，独立师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些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刚扔掉讨饭棍的穷汉，刚被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很快变成了合格的红军战士。

独立师的建立，是神府葭榆苏区红色武装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极大的震撼了敌人。我们8月1日召开独立师成立大会，榆林《上郡日报》8月16日就作了报道，标题是《王兆相死灰复燃，红三团改编成伪独立师》。其内容如下："［葭县讯］驻此间万户峪王营副耀材，日前派侦探探得伪红三、四团，现改编为独立师。王兆相充任师长，毛子耀为骑兵独立旅长，武开章为神府葭三县党军特委。日前曾在花石崖召集民众宣誓就职。现正组织民众，分区工作，向西活动等语云。"这则消息说我们成立独立师是"死灰复燃"，可就连榆林人也从消息中看出了门道，有人质问说，既然是"死灰复燃"，应该规模缩小才对，怎么反而由团扩大成师了呢？

部队扩大了，穿衣吃饭立时成了很大的问题。眼看秋冬将至，为了解决部队的冬服问题，同时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我们制定了独立师到府谷北部白区活动的计划，此计划获得神府特委的批准。我第一次带上千人的大部队远征白区，思想上有压力，秀山鼓励我说："不要紧，放大胆，闯一闯就有经验了。"

我们决定二打哈拉寨。8月下旬，在摸清敌人的布防情况后，独立师在独立三营的配合下进军府谷北区，连续奔袭驻木瓜和清水的民团，将这两股敌人消灭。

9月1日，我们进抵哈拉寨，正逢哈拉寨庙会。戏台上，一个戏班子演唱着晋剧北路梆子。独立师的先头部队身穿国民党军队军服，直接来到戏台前。正在看戏的哈拉寨民团团丁以为真是国民党正规军来了，忙把他们让到戏台前坐下看戏。不一会，独立师的后续部队开到了，枪声一响，先头部队与后续部队里应外合一齐动手，很快就收拾了没有防备的民团。台上的演员不知台下出了什么事，急忙躲进后台。枪声停了，演员们见台下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军人，都等着看戏，只好战战兢兢地接着演了下去。

戏演完了，我们独立师的几个领导人走上台与演员见了面，告诉他们我们是红军，只打国民党反动派，不会伤害他们这些艺人。演员们定下心来，称我们是"红军长官"。我说："我们叫同志。"他们赶快改口称"红军同志"。有一位年长的演员说："我们在山西、陕西、绥远到处跑，总听人说红军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可从未亲眼见过，今天算是开了眼了。"另一位演员说："刚才，可把我们吓坏了。"我问他们："现在不怕了吧？"演员们齐声说："不怕了，红军是好人嘛。"

随后，师政治部的同志给演员们宣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还送给他们一些东西，作为给红军演戏的酬劳，演员们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哈拉寨。

我们在哈拉寨住了3天，独立师政治部散发了《为共同抗日告府谷群众书》和《告边墙外（古长城的别称）绥远群众书》。这两份传单指出："本军次此北上，原为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肃清汉奸卖国贼之统治，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个人、团体、武装部队共同抗日，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无论任何党派、阶级、团体（如肃反会、义勇队），不管我们过去有怎样的冲突，只要现在响应抗日者，本军都愿与之亲密的联合起来。""我们为着抗日救国，实行土地革命，使劳苦大众觉悟起来，参加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解除自己的一切压迫。所以不避一切艰险困难来到你们的地域，很诚恳地与你们联络携手。你们同是受苦受难的有血性的同胞，定能接受我们的宣传，采取同一步骤，走向抗日的救国运动。"

按照党的政策，我们没收了土豪劣绅和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对正当的工商业则予以保护。我们把没收来的财物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一部分，其余现款、布匹、大烟土带往苏区。

与1934年红三团第一次打哈拉寨一样，这次又有几名准格尔旗骑兵营的士兵被我们扣住。还像上次一样，我们释放了他们，并给骑兵营的营长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主张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反对卖国的国民党。可是又和上次一样，我们放骑兵营士兵走后不久，骑兵营的大队人马就来到哈拉寨镇外开枪挑衅。我派出两个排到镇外架起机枪布防，骑兵营见我们人多枪好，未敢进攻，渐渐地往北退去。

独立师离开哈拉寨时，因没收现款、物资较多，牲口驮不完，便由每个战士背三匹布。这一来行军速度大受影响，路过庙沟门时，遇到敌八十六师罗德新团200多人截击。我派黄进山带一个连掩护全师撤退。黄进山领头冲向敌人，一阵猛打将敌军击退。

我们到达离苏区20里的介虎墕时，被击退的敌军又追了上来。我当时很想摆开阵势教训一下敌人，但据侦察员报告，又有一个营敌军从北面压过来。考虑到两面受敌，特别是部队长途负重行军，已很疲劳，我决定不恋战，且打且退。独立师进入府谷南区苏区后，得到独立一营等部接应，敌军不敢再追了。退却战中，独立师一团政委邓万祥、一连指导员张宗仁不幸中弹牺牲，二团战士梁仁富等掉队被俘，部队携带的布匹也遗弃了一些。

这次二打哈拉寨，虽然在返回苏区的途中遭受一些损失，但影响很大，战利品丰厚。神府特委以第一作战分区名义编印了捷报："我英勇的红独立第一师，此次直入白区，打到敌人深远的后方，占领清水、木瓜、哈拉寨等重要市镇，消灭了哈拉寨的反动民团，收获步枪17支，短枪3把，子弹及用品甚多，没收汉奸、卖国贼大洋2000余元，布匹2000余尺。这一伟大胜利，扩大与巩固了府谷苏区，推广了抗日红军的声势于陕晋绥边境。"

部队休整期间，我们任命陈景堂接替牺牲的邓万祥担任了一团政委。

独立师建立不久，又遇到了"肃反"问题。保卫局长黄正明没有接受以往"左"倾错误的教训，审理案件时依旧搞刑讯逼供。独立师北上府谷作战前，保卫局来独立师抓走了两个战士，又根据这两个战士的口供，抓走了十几个战士。这些战士几乎都被当作"反革命"和" AB 团"处决了。所谓" AB 团"，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潜伏在南方苏区的反革命组织，北方苏区根本不存在" AB 团"。但在"左"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指导下，经过逼供和诱供，竟无中生有地在神府根据地抓出许多" AB 团"成员。

独立师从哈拉寨回到苏区后，保卫局再次来函，说以前被捕的战士都是"反革命"和" AB 团"，已供出独立师还有几十名"反革命"和" AB 团"，要我们把这几十人都抓起来送到保卫局。秀山把保卫局开来的名单递给我，问道："这些人是不是真有问题？"

我一看，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工作勤恳，打仗不怕死，在这次二打哈拉寨的战斗行动中表现也很好。我生气地说："这些人都是好同志，说他们是'反革命'，简直是胡说八道！国民党悬重赏要你我的人头，咱们部队里要是真有坏人，那么把你我干掉就能发一笔大财，可我们不是好好的吗？"

听了我的话，秀山也警觉了。我们研究后认为：不能轻信口供，如果我们真的按保卫局开列的名单抓人，肯定会冤枉许多同志，还会把部队搞乱。我们决定：顶住那些错误的做法，今后再也不往保卫局送人，也不准他们来独立师抓人。

保卫局再没能从独立师抓走人，但我后来听说，他们又在独立一营等部队抓走了一些战士，最终以" AB 团"的罪名处决了。

捷报频传

1936年秋，神府葭榆根据地遇到严重的缺粮问题。由于连续几年的战争，更由于国民党军队推行烧杀抢掠政策，苏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二打哈拉寨虽运回了一批现款和布匹，可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用现款也难以买到粮食。

独立师有1200多人，每天都需要1000多斤军粮，粮食供应经常难以为继，许多战士吃不饱饭，一些同志饿得出现浮肿。就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部队的士气仍然很高，行军、打仗都没受影响，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后来，我们得知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地窖里存有陈粮，便上门去借，他们却否认有粮。在群众的协助下，我们一一找到了他们的地窖，这才把粮食"借"到手，解决了燃眉之急。

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神府葭榆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参加这次"围剿"的，有晋军陈长捷部七十二师4个团、井岳秀部八十六师3个团及郭青云骑兵营，再加上一些敌占区的民团，总兵力超过10000人。他们把军队集结在榆林、府谷、葭县、米脂，形成南北对进的夹击态势，基本战术仍然是1935年第三次"围剿"那一套，稳扎稳打，密集推进。

10月1日，神府特委在阎家山召开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研究如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方针和策略。我和多数同志认为：井岳秀的八十六师是地头蛇，其军官多为地主、官绅子弟，士兵大都是本地二流子和地痞，装备虽比不上晋军，打起仗来却相当顽固；而陈长捷的七十二师虽比八十六师正规得多，武器装备也好，但他们是出省作战，地理不熟，士气不高，而且缺乏对付游击战的经验，相对来说好打。秀山代表特委做了结论报告，提出我军这次反"围剿"的基本方针是"向南作战，先打晋军"。独立师跳到外线打击敌军；各县、区游击队和地方干部，则坚持本地区的斗争，不论敌人是否占领都不撤离；根据地的一切武装力量要伺机袭击小股敌军和敌交通运输线；各村各户要实行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得到粮草等补给。

阎家山会议后，独立师在贺家川召开了誓师大会，干部战士斗志高昂、信心很足。我们认真研究了打晋军的战术：晋军每团有迫击炮连，每营有重机枪连，每班有轻机枪，如果让他们先占领阵地展开火力，是不好打的；如果乘其未展开之前打埋伏突然猛攻，则比较好打。针对晋军特点，独立师开展了战前练兵。

10月中旬，参加"围剿"的敌军已推进至万户峪、花石崖、乔岔滩一线，战线拉长，兵力逐渐分散。我们看准时机出战，首先在葭县泥河沟村与晋军交手。战斗中，一团团长刘明山被敌军掷出的手榴弹炸伤胳膊和肚子，仍不下火线坚持指挥作战。此战全歼晋军一个排40多人，缴枪40支。刘明山伤势严重，我们安排他去养伤，由贺伟代理一团团长。

10月19日，独立师进驻太和寨西北的墩梁，下午派独立二营南进至任念功村一带，引诱驻苏槐家村的晋军出动。独立师主力于当天夜里出发，急行军五六十里来到苏泥家村设下埋伏20日，晋军出动两个连分路包抄独立二营，其中一个连首先窜至苏泥家村，攻占了村后山头上我一团的一个班阵地。一团乘晋军立足未稳发起反击，一举夺回山头阵地，将晋军压到山坡下。这个连晋军连机枪都未来得及架起来，就被紧追不舍的一团全歼。晋军连长也当了俘虏。

一团刚刚结束战斗，晋军另一个连又进入二团的伏击圈。二团在晋军行进中发起进攻，很快将这个连全歼，也生擒了连长。

我和秀山审问了两个被俘的晋军连长。他们供称：驻苏槐家晋军是一个团，头天得到情报，说是任念功、苏泥家一带来了一二百人的红军游击队，队伍不整，武器也差。晋军团长派出了两个营围歼红军游击队，他们这两个连，即是两个营的先头部队，团长在后面督战呢。

先被俘的连长沮丧地说："我们刚占领你们的前哨阵地，还没站住脚，就被冲垮了。"后被俘的连长不大服气地说："你们红军打仗不正规，不等我们把部队展开，一群娃娃兵就扑过来把我们抱住了。如果让我们的部队摆开架式打，看你们能得胜？"

秀山笑着说："那就等以后再碰上的时候，先通知你们一声，让你们准备好了，我们再攻，怎么样？"听了秀山这番话，两个晋军连长也苦笑起来。

忽然，俘虏队伍中有一个人跑到我面前，立正敬礼说："报告首长，我又回来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打罗峪口时被解放过来，独立师从哈拉寨回苏区的路上又被敌军俘虏过去的梁仁富。他当过新三支队的军事教员，在韩家塔用机枪封锁黄河对岸晋军南下时，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

我握住梁仁富的手说："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梁仁富面含愧色地说；"我被俘后，被迫又当了他们的兵，可一直想着首长和同志们，今天，我第二次向红军交枪，又回来了。"

我笑着说："老梁，你第二次交枪，我们仍然欢迎。这次我们俘虏的晋军不少，希望你给这些弟兄们多做解释工作，用你的体会，消除他们的顾虑。"

梁仁富又是一个立正，说："是，首长，我一定照办。"晋军的两个连长见梁仁富与我这样熟识，都很吃惊。

这时候，二团的同志打扫完战场走了过来，他们大多与梁仁富很熟。我大声招呼他们："你们来看看，这是谁？"

二团的同志们闻声跑来，他们有的向梁仁富学习过打机枪，有的跟着他学过军事技术，见了他，都围过来问长问短。和梁仁富一起被解放的尹福喜，这时已提升为二团副连长，也亲热地与梁仁富拉话。

我最后对梁仁富说："你在红军出过力也立过功，我们不会忘记。你家里有老有小，我们同意你回山西去。你记住，今后要多做对人民有利的好事。"

梁仁富诚恳地说："我一定记住首长的话，永远不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红军的事。"

我们正要下山，上了对面山的晋军后续部队向我们开了炮。我的警卫员白明胜突然发力，把我推出去几米远。我摔倒在地上，耳畔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白明胜从尘土硝烟中钻出来，急切地问我："首长带彩了吗？"

我说："我没事，你呢？"

白明胜说："放心吧首长，没事！"

我埋怨道："刚才，你使的劲也太大了。"

白明胜一边拍我身上的土一边说："还说哩，你看看炮弹在哪里爆炸的？"

我回头一看，炮弹的弹着点真的就在我原来站的位置上，不是机灵的白明胜推我一把，的确是危险呢。

苏泥家战斗，我们歼灭晋军200多人，其中俘虏100多人，缴枪100多支，缴获子弹、手榴弹一大批。独立师自身的伤亡不到20人。

晋军吃了不小的亏，一时不敢再往北推进，我们撤回后方进行了休整。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大家分析：晋军战斗意志差，一旦被打垮就集体交枪，而且当了俘虏也不乱跑，只要我们继续采用伏击或突然袭击的战法，就有把握取胜。另外，打晋军还有一个好处，晋军枪好，弹药充足，每打一个胜仗，都可以给我们补充一批枪支弹药。我们又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除秀山和我讲话外，还让那两个晋军连长上台，讲了被俘的经过。干部战士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更强了。

10月下旬的一天，独立师一团、二团分兵深人敌占区，寻机晋军交战。一团在王寿梁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又接连打了几仗，歼敌100多名。二团在万户峪山上伏击了晋军送给养的一个运输队，俘虏了运输队全体士兵。缴获了30多匹骡马和一大批面粉。遭连续打击后，晋军不得不调整、收缩了战线。

与独立师在南线频繁出击的同时，各独立营和游击队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英勇奋战，牵制了从北面和东面向神府根据地进攻的井岳秀部八十六师敌军。独立三营在府谷南部机动灵活地作战，歼小股部队敌军数名。八十六师的一个团始终未敢大举南犯。

11月15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0余名日军和德王的伪蒙古军，大举进犯绥远东北部的红格尔图，傅作义率部抗击，"绥远抗战"爆发。阎锡山感受到日伪军的威胁，将陈长捷的七十二师撤回山西，另以晋军段树华二0九旅接替七十二师。

乘晋军撤退、换防之机，独立师迅速南下，在葭县通秦寨以南攻打敌人修筑的高家墕土围子。把守土围子的民团30多人慑于独立师的声威，全部缴械投降。高家墕的土围子里关押着附近几个村的群众，战士们将乡亲们解救出来，扶老携幼地把他们送回各村。老乡们十分感动，一再说，红军若再不打开围子，不是饿死也得冻死，红军救了他们的命。

我和秀山了解到土围子里乡亲们的苦况，指挥独立师连续作战，又打下了金明寺、井道峁、清泉寺等村镇的土围子，消灭100多名民团团丁，解救了一大批被关押的群众。

高家墕距葭县县城仅20里路，金明寺距米脂县境也只有20里路，独立师的行动，不仅使初来葭县的晋军二0九旅乱作一团，也使驻米脂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敌军感到震恐。

晋军二0九旅一时无力北犯，我们又把矛头指向了井岳秀部八十六师高玉亭营。高玉亭营驻距榆林与神木县界不远的高家堡镇，高家堡是陕北"四大堡"之一，筑有坚固、高厚的城墙，城墙外还有护城壕，易守难攻。我们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

11月底，独立师开至乔岔滩附近。我命令二团一个连将驻乔岔滩的一个排敌军和当地民团包围起来，另派一团一个连到高家堡诱敌。我率一团、二团主力埋伏在黄蒿梁。

这天清晨，高家堡的敌军正在出早操，忽听乔岔滩方向响起枪声。敌营长高玉亭便带领一个连和100多名"铲共义勇队"队员出援乔岔滩。一团诱敌部队与敌军接触了一下，便向黄蒿梁退却。高玉亭见红军人数不多，便紧追不舍。待敌军进入黄蒿梁伏击圈后，我令一团、二团居高临下发起冲锋，当场击毙敌军连长一名、敌军士兵和铲共义勇队员四五十名，俘虏七八十名，缴枪七八十支。只有六七十名残敌跟着高玉亭逃回高家堡。被包围在乔岔滩的几十名敌军士兵和民团团丁，听说援军被歼，走投无路之下向独立师交枪投降。

驻马家滩、任庄子据点的敌军闻讯，连夜逃向榆林；从府谷北区进攻神府根据地的井岳秀部一个团，原来就进展缓慢，此时见各路"围剿"部队均遭挫败，很快撤回白区；敌八十六师东进部队则龟缩于榆林、神木交界的几个据点，再不敢向东前进。

至此，国民党当局对神府葭榆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被我们彻底粉碎了。

独立师在龙尾峁休整了一段时间，教育、释放了俘虏。12月初，全师北上至神木县城附近的杨解岳和单家滩。单家滩距神木县城只有七八里路，在这里已能看见神木城西郊的名胜二郎山了。驻守神木城的敌罗德新团如临大敌，大白天关上了城门。我们虚晃一枪又掉头南下，歼灭了张板崖、许家坪的民团，浩浩荡荡开回沙峁镇。

神府特委号召地方政府和群众慰劳红军，并准备召开一个隆重的祝捷大会，庆祝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各县、区政府和群众响应特委的号召，连日送来了很多慰问品，沙峁镇一派喜庆的气氛。

12月10日，我们获悉敌团长罗德新派出一个加强营，由高锡耿带领从神木城南下，已进至栏杆堡，下一步的动向不明。11日又接到报告，高锡耿率部已到瓦罗，距沙茆只有四五十里路了。

我们研究对策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高锡耿自视甚高，喜欢冒险，5月间就曾率一个加强营闯进苏区，在贺家川战斗中还占了便宜。这次他很可能想乘我们庆祝胜利之机出其不意地偷袭我们，我们应把部队拉到沙茆镇和菜园沟之间的山上埋伏起来等着他，搞得好可以歼灭这个加强营，最低限度也可以把它打垮。另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刚刚歼灭晋军两个连、井岳秀部一个连，还零星消灭了敌军几百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敌军不敢再来犯。这次高锡耿来，是因为独立师开到神木县城附近打了民团，敌人不过是想派兵到苏区腹地来示示威。如果敌军不来沙峁，我们把部队拉来拉去的反而不好。

我感到不放心，假如敌军走石畔村，控制了从菜园沟到沙峁镇之间那一带山地，再从那里居高临下攻打沙峁，对我们是很不镇之间那一带山地，再从那里居高临下攻打沙峁，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提出由我带一个连上后山，以防万一，大家同意了。

我带着一团一连从沙峁镇东面上了后山，刚走到半山腰的刘家村外，就发现了敌军。高锡耿果然走了石畔村这条路，已控制了沙峁镇东面的制高点，现在正下山往沙峁镇扑来。我心里一沉，赶忙派人回师部报告，同时向沙峁打了几枪报警，希望他们听见早作防备。

一连连长吴子明、指导员许培仁迅速带战士们抢占了当路的小山包，敌军连攻几次，都被打了回去。敌军在制高点上架起了重机枪，猛烈扫射一连阵地，吴子明感到顶不住了，建议撤退。我担心沙峁有失，叫他把部队撤到侧面的山坡上，继续牵制敌人，使敌人不至于全力向沙峁镇突击。这时独立师师部派来了一个连增援，却在距一连2里路的山坡下遭敌军拦截。我军的两个连形不成合力，无法阻挡住敌军，各自打了一阵，都撤出了战斗。

我们的阻击为沙峁独立师师部转移争取了时间，敌军冲进沙峁镇时，独立师师部已往西撤过窟野河。孤军深人的高锡耿未敢在沙茆镇久停，第二天就率部匆忙撤往神木县城去了。

这次战斗，敌军没有达到目的，我军的伤亡也不大。我们最大的损失，是群众送来的那些慰问品，有猪肉、羊肉、鸡蛋、粉条、烟叶、干果等等，全部落到了敌军手里，十分令人气恼。可以说，我们这次是吃了麻痹大意的亏。

12月下旬，独立师为解决给养和军需问题，决定到府谷北部敌占区活动，三打哈拉寨。进军途中，我们歼灭了镇羌镇民团20余人，击溃了庙沟门民团。进入哈拉寨后，我们把哈拉寨民团围困在民团团总家的大院里，那个团总在我们打进镇时闻讯逃跑。团丁们勉强抵抗了一阵，就交枪投降了。我们缴获了十几支枪。

民团团总姓郭，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我们没收了他家的财产。他家的女眷很多，都害怕得要命，我让她们集中在一间大屋里，由政治部派哨兵看守，不准任何人接近。她们很感激这种保护方式。

红军三打哈拉寨，每次都没收地主、官僚的大批财物，留下的名声却很好，这是我们注意政治影响，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的结果。府谷敌占区的人民普遍称赞红军是"天底下难找的好军队。"

晚上，参谋长李治洲用酒治腿。他把白酒倒入盆子，又将盆子放到连着炕的灶上加热，再将脚伸入盆内揉搓。他一不小心把盆内的酒溅到灶膛里，结果一下子着了火，火苗腾起老高。一旁的秀山经验丰富，赶忙拿起一件大衣往火苗上盖，果然压灭了火。但此时，李治洲的腿已经烧伤了。

这次在哈拉寨，我们第三次遇到准格尔旗骑兵营的蒙古族士兵。我们照例放他们走，并再次写信给骑兵营营长，除了继续宣传共产党民族平等、联合抗战的政策外，还特别指出：他们前两次派兵来袭扰红军是不友好、不应该的。可是，中午时分，准格尔旗骑兵营又派兵来哈拉寨。与前两次不同，这次他们气势汹汹，摆出了进攻的架势，向我们镇外的警戒部队开了火。

我恰在吃午饭时多喝了几杯酒，睡得很沉。秀山来唤醒了我，他大声说："准格尔旗骑兵营来了，在镇外山上打得很凶，快想办法！"我赶忙起身跑到镇外察看，见准格尔旗骑兵营已从山上攻了下来。

我令警戒部队用火力拦阻，把他们打回山上去。又与一团团长贺伟商量了一下，调来一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我命令步兵连悄悄运动到山下，待骑兵打响再上山夹攻；命令骑兵连隐蔽地沿河而上，绕到对方山头阵地的后面发动突然的进攻。我要求两位连长尽可能少伤人，尽量抓活的。

不到一个小时，骑兵连从后山发动突袭，步兵连也从正面包抄上去，很快就把近百名蒙古族骑兵俘虏。

准格尔旗骑兵营营长也被俘获，这人是蒙古族，汉名叫韩守信，个子高大却一脸的烟容，一看就像个鸦片烟鬼。他被押到我面前，连连敬礼鞠躬，嘴里还直说对不起。

我说："我们三次抓住你的人马，都连人带枪放了回去，还给你写了信，可你就是要挑衅，你以为红军怕你吗？真是不自量力！"

韩守信低着头说："请官长原谅我无礼，这实在是我们旗协理奇文英的命令，我不得不执行呀。"

我与秀山、王恩惠等同志商议了一下，觉得尽管是准格尔旗骑兵营挑起了战事，但他们毕竟不是白军，也不是德王的伪蒙古军，我们还是要按党的政策办，优待被俘的蒙古族官兵，连人带枪放他们回去。我们估计韩守信是个老资格营长，跟他要些枪支、子弹、马匹，大约是可以办到的。

当天晚上，我们摆酒招待被俘蒙古族官兵吃了一顿饭。饭后韩守信犯了大烟瘾，一把鼻涕一把泪，难受得死去活来。我们给他找来一副烟具，让他吸了鸦片烟，这下他可来精神了，云里雾里地聊了起来。他说，你们知道吗？就是12月12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韩守信讲的，可真是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神府特委没有电台，与党中央失去联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对西安事变毫无所知。韩守信讲的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可我们向他询问步的详情时，他却说不清楚，只说听上司讲，共产党也派大官去了西安。

我告诉韩守信，我们准备放他和他的部下回去，但我们眼下急需枪支、子弹、马匹，想请他给我们解决几千发子弹、20支枪、20匹马。韩守信说："我是愿意帮助你们的，可我营里的枪、马、子弹，上司都有登记，要动必须请示上司才行。"我说："那好，就请你写封信吧。"韩守信按我们的要求写了给奇文英的信，交给了与他一起被俘的小舅子。

第二天一早，我们释放了除韩守信以外的骑兵营被俘官兵，韩守信的小舅子也带着信走了。哈拉寨距准格尔旗骑兵营驻地敖斯润陶亥镇只有10里路，可等了一天，骑兵营方面也没有派人送来枪、马、子弹。

从南边回来的侦察员向我报告说，驻府谷的敌军派出两个营向庙沟门移动，企图在我们返回时堵击独立师。我们决定立即返回根据地，行军路线避开庙沟门，绕道走东路的清水河镇。至于韩守信，只好让他再跟着我们走一段路了。

我们带着韩守信来到清水河镇，镇上的民团都吓跑了。我们决定不再等骑兵营送东西来，就在这里释放韩守信。放之前，我们又请他吃了一顿饭，秀山还给他讲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韩守信起初不大相信我们在没有得到枪、马、子弹的情况下会放了他，经反复解释党的政策和我们的诚意，他才喜出望外地表示感激。

临别时，韩守信对我们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可我是中国的蒙古人，我不赞成投降日本人的德王，我拥护蒙汉人民团结抗日。今后，我再也不打红军了。"

送走韩守信，独立师向苏区进发。刚涉过清水河，就听后面传过话来，说准格尔旗派人送东西来了。我见了送东西的人，他说，因为路上不方便，只送来几支枪、6匹马、几百发子弹。我告诉那位送东西的人，韩营长已经被释放了，现时可能还在清水河镇，可以到镇上找他。至于送来的枪支、子弹、马匹，我们收下，算是借用，以后一定如数归还，我们说话算数，决不食言。送东西的人认真地听了，点点头，找韩守信去了。

蒙古族重承诺也相信别人的承诺。半年多以后，独立师在新的形势下与国民党军队停战。准格尔旗协理奇文英闻讯，果然派人到神府来，要求归还枪支、子弹、马匹。我们痛痛快快如数归还了他们。准格尔旗来人佩服地说："红军讲信用，真够朋友。"

独立师没有走庙沟门，让从府谷出动的敌军空等了一场。我们从温家畔、郝家茆一带突破了主要由民团把守的封锁线，顺利地回到根据地。

此时敌八十四师苗生华骑兵营哗变，我们派人收编了该营的部分官兵，独立师的骑兵部队进步壮大。

12月28日，在秀山的主持下，我与沙茆镇的女共产党员刘亚梅结婚。我的前妻也是入党较早的共产党员，生小孩期间被敌军抓走，与女儿丽华一块在神木县城关押了一年，出狱不久就病逝了。刘亚梅在这样的时候走入了我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的陕北，由于封建意识的影响，很少有女子上学念书。我的岳父刘云山却很有见识，让他的几个女儿都上学念书，姐妹几个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刘亚梅后来改名刘静，她有文化有志气，婚后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我和她共同战斗、工作、生活，至今已携手走过了66年的岁月。

李云龙

我们在哈拉寨得到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引起了神府特委的高度重视。特委领导与独立师领导专门开会研究了有关情况。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以扣留蒋介石，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另一种是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结果。不管是哪种可能，都是件好事，对革命有利，对争取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有利，对动员全国抗战也有利。我们要把握局势，因势利导。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25日和平解决。但神府葭榆根据地周围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仍不愿罢手，他们想赶在蒋介石允诺的"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条件实施之前，将神府红军"剿灭"。

1937年1月，国民党当局以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为总指挥，出动了7个步兵团、1个骑兵营和收编的史文华骑兵营，共1.5万余人，向神府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敌军的部署是：高桂滋的总指挥部驻绥德，以八十四师李少堂团和史文华骑兵营打头阵，晋军4个团、八十六师两个团和郭青云骑兵营跟进，由葭县、米脂、榆林向北推进，力求将神府红军压缩在一个狭小地区，或武力消灭或逼迫投降。

神府特委认为：我们虽不了解党中央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具体方针，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会变。国民党军队对我们发动"围剿"，是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必须予以坚决的反击。特委决定，动员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全力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按此精神在独立师进行了动员，并强调要多抓俘虏，以便了解西安事变以来的形势发展。

1937年1月中旬，独立师开到葭芦区秃尾河畔的薛家会村。一团隐蔽在村后的山沟里，然后派出几十个人袭扰秃尾河对岸徐家畔的敌军。驻徐家畔敌军有1个营，见红军人数不多，武器也不好，就出动了1个连，从侧翼包抄过来。一团这几十个人边打边退，一步步把敌军引到了薛家会后山。这时，一团的伏兵突然出击，将敌军这个连大部歼灭，击毙敌军连长和十几名士兵，俘虏数十名士兵，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只有少数敌军士兵逃脱。二团在王家場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敌八十六师十几名官兵，缴枪十几支。俘虏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中校团副苏鼎臣。

二团把苏鼎臣押到师部，我们听他说话是东北口音，一问果然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一带人。这样，我们与苏鼎臣交谈时有意识地讲联合起来抗日，收复东北三省，引起了他的共鸣。苏鼎臣也有抽鸦片烟的嗜好，我们让他过了烟瘾，他的话顿时多了起来，我们问什么，他都是尽其所知地回答。

我们首先问他西安事变的情况，他述说得比较详细：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逼他抗日，可蒋介石不答应。张、杨感到不好办，就向共产党中央发电报，请了周恩来到西安，说服了蒋介石停止剿共。现在，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我们前一段时间听到过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暴死的传说，便向苏鼎臣询问详情。苏鼎臣说，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井岳秀巡视榆林城防回来，看了一会姨太太们打麻将，就躺到炕上抽大烟。抽完大烟往起坐时，不小心把烟枪头掉到了地上，他弯腰去捡烟枪头，随身带的手枪也掉到了地下。可巧那支手枪没关保险上着顶门火，结果枪走火，井岳秀胸部中弹送了命。

秀山说，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哪位姨太太和井岳秀的部下有暧昧关系，被井岳秀发觉，部下先发制人，打死了井岳秀。

苏鼎臣说，这倒也难讲，过去井师长就处死过姨太太和马弁。

我和秀山在榆林中学念书时都见过井岳秀，后来又都成为井岳秀悬赏捉拿的"赤匪要犯"。有时我们也议论这位土皇帝，觉得尽管他盘剥人民、镇压革命，做了数不清的坏事，但也不是一点好事都没做。比如，他肯出钱办教育。陕北那样贫穷，还办了榆林中学、单级师范、女子师范、职业中学等学校。不管他出于何种动机，提倡地方教育这件事，还是值得肯定。

我们还向苏鼎臣询问了井岳秀死后，八十六师的现状。苏鼎臣叹着气说，一句话﹣-﹣天不如一天了。井岳秀死后，二五六旅旅长高双成当了八十六师师长，可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和下面的许多团长都不服气。眼下，虽说葭县南部和吴堡的红军撤走了，但神府红军却扩展到葭县北部和榆林东部。红军、游击队已活动到常乐堡，离榆林城门都不远了。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开进陕北，名义上是帮助八十六师剿共，骨子里却想吞并八十六师的地盘，收编八十六师。另外，绥远的傅作义与八十六师也时有磨擦，再加上西北红军、神府红军控制了大片农村，八十六师手中只剩下榆林城和米脂、吴堡、绥德几个县了。八十六师的打算，是保住这几个县，和八十四师合力隔开神府红军与朱德、毛泽东的联系，利用西安事变后与南面红军停战的机会，集中力量收拾神府红区，最好能剿灭神府红军。

我说："以你看来，八十六师的打算能实现吗？"

苏鼎臣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以参加这次围剿的二五八旅来说，五一四团团长罗德新只顾刮地皮贪污娶小老婆；五一五团团长姜梅生靠做梦、圆梦决定军事行动，只要他头天晚上做了不吉利的梦，第二天就哪里也不敢去了。凭这样的指挥官，能维持现状就很不错了。"

苏鼎臣讲的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当前形势和敌军现状都有用处。我们对他和其他俘虏教育了两天，便全部释放了。苏鼎臣临走时说："我回去也不打算再干了，该找条后路了。"我说了句客套话："咱们后会有期吧。"

没想到，我与这位苏团副，还真是"后会有期"。解放战争期我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当师长时，苏鼎臣专程去见过我一次，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黑龙江老家的。提起往事，他感慨地说，多亏被红军俘虏过一次，从那以后，他就再没做过坏事，只为抗战打日本出力。

1月28日，神府葭榆根据地第二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温家川村举行，我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200多位与会代表选举出了特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主席乔钟灵、副主席王聚英、刘兰亭。特区政府下设土地部、粮食部、国民经济部、财政部、教育部、内务部、保卫局。我们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越来越完备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政府行为是建立列宁小学，特区政府教育部办了大约几十所。每逢路过这些列宁小学，听到孩子们的琅琅书声，我都为穷孩子也有了念书的机会而特别高兴。我曾对榆林中学的老同学、特区政府的教育部长刘长健说过：办学校有困难，可以来找部队，我们一定大力支持。后来据乔钟灵告诉我：列宁小学确实培养出不少人才。

1月下旬，独立师抓住战机狠狠打击了根据地人民恨之人骨的郭青云骑兵营，歼灭了两个连，共100多人，仅战马就缴获了八九十匹。郭青云这次真是伤了元气，自此再也不敢进神府根据地祸害老百姓了。

在20世纪30年代，骑兵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强、突击力大等优势，我们早就想编一个骑兵团，只因战马不够而未能如愿。痛击郭青云骑兵营后，独立师的战马已有三四百匹，编骑兵团的条件成熟了。我们把全师的战马集中起来，再调来当过骑兵或善于骑射的战士，整编成了骑兵团。骑兵团辖3个连，每连100人、马，全团共300多人马。刘崇德、许法善分任骑兵团团长、政委。

我们在葭芦地区的作战行动，得到了当地党组织、政府和群众的有力支持、配合。他们不仅为独立师供粮供草、救护伤员、当向导、送情报，还勇敢地直接参与对敌斗争。任念功村的赤卫队员任红强，借挑水之机进入敌军住房，偷出两支步枪、许多子弹和1匹马，一并交给了红军。地方干部刘生华和独立师侦察员房志胜、贺来虎，在沙坡西沟遇到了3名敌兵，他们把敌兵领到一户老乡家里，假意殷勤招待敌兵吃饭。在端饭时突然下手，夺取了敌兵的两支步枪和一支冲锋枪，3个吓傻了的敌兵乖乖当了俘虏。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斗争行动，使"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处在"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中，惶惶不可终日。

在敌军第五次"围剿"屡屡受挫之际，已投靠敌八十四师的史文华忽然冒了出来，他几次派人给独立师送信，希望和我见一面。特委考虑到史文华曾在苏区呆过一段，这次他的骑兵营虽也参加了对神府根据地的"围剿"，但到了葭县后向北推进并不积极，从开展统战工作的角度出发，还是应该见一面。

见面地点约定在我们控制下的太和寨。我带了一个骑兵排先到，史文华带了十几个骑兵后到。见面后，史文华显得很亲热。我问起他部下那些熟人，他告诉我，袁占鳌就在我离开他们的第二天阵亡了；张连长拉走一部分人投靠了傅作义部下段右安；屈连长还在他手下，这次托他向我问好。

提到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史文华极力称赞，认为高桂滋定能成就大事，跟着他干是很有前途的。

我听出史文华话里的意思，就说："老史，你听我说一句，高滋，包括邓宝珊、杨虎城、孙蔚如，他们总想搞成一个西北集团。20年前这个想法也许可以实现，但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背靠英、美帝国主义，不会容许杂牌部队另成体系。要说前途，还是共产党最有前途。"

史文华也听出了我的意思，便改换话题，叙起了旧。他说："老王，听说我们离开苏区后，你们遇到了天大的困难，硬是坚持住了，谁拿你们也没办法，还是你们厉害。"

我说："有共产党的领导，有老百姓的支持，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谁来'围剿'也不怕！"

史文华说："老王，我佩服你，对朋友，对你们的组织那么忠诚。你放心，我老史就是服从命令跟着来了，也不会向你们开枪的。"

史文华回葭县后，果然对"围剿"神府根据地继续持消极态度，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也没有和我们兵戎相见。假如高桂滋对他寄予厚望的话，怕是要失望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文华参加了对日作战，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归宿。

1937年春节前夕，独立师撤回沙峁镇和刘家坡一带休整。为活跃部队，我们在王桑塌的窟野河河滩上举办了一个全师运动会。比赛项目有赛跑、跳远、投弹、摔跤、刺杀、做操等。运动会在当时的神府根据地是个新鲜事，引得二三十里外的老乡们也来看热闹。

党中央派来的王宝珊、杨文谟、张江全3位同志，绕道三边和绥远的乌审旗，于腊月二十九日（公历2月10日）到达神府根据地，整整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命令：张秀山任神府特委书记，王宝珊任独立师政委。特委考虑到独立师参谋长李治洲腿烧伤后一直未痊愈，任命杨文谟任独立师参谋长。

党中央还决定：改变我们独立师的番号，由原来的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改为陕北红军独立第二师。关于这次改变番号的依据，我在近年写回忆录时查到了出处，是在毛泽东1936年12月28日发给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有关电文如下：

"乙、.…以陕北部队700人编为独立第一师，白志文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向靖（边）绥（远）行动。丙、神府地方部队约1000人，编为独立第二师，王兆相为师长，王宝山为政委，原地活动。"

毛泽东电文中提到的王宝山，就是王宝珊。王宝珊和我是一个村人，从小在一起。1932年，他参加过兆卿组织的临时特务队，打土豪暴露身份后，跑到甘肃参加了庆阳游击队，当过游击队的政委。他过了春节就到独立师接替了秀山的政委工作。

神府特委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形势和任务问题。由于王宝珊等同志也不了解西安事变后党的方针、政策有何变化，我们只能将多方搜集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再作出我们的判断。秀山手中有一封陕西省民政厅长王一山写给全省专员、县长的油印信，是我们的游击队在高家堡至神木县城的公路上截获的。这封信详细叙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木县城的公路上截获的。这封信详细叙述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和解决的经过，观点是爱国的、进步的，也成为我们的参照文件。后来秀山从杨虎城儿子杨拯民那里得知，这封有份量的信是我们榆林中学的老校长杜斌丞代王一山起草的。

经过讨论，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党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制定神府根据地党和红军的任务。会议最终确定了三项任务：一、坚决粉碎敌人吞并神府根据地和神府红军的阴谋；二、想各种办法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三、在神府根据地内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大家都感到：要完成第一项和第三项任务问题不大，唯独第二项任务，要完成难度很大。因为，葭县、米脂的敌军封锁太严，我们若派人很难过得去。

我提出了一个建议：独立师打到敌占区去，那样一来，敌人的报纸肯定会登出消息，只要报纸上登出消息，党中央就可以得知我们的情况。大家听了，都说这个主意好。有的同志还笑着说："这是叫敌人替我们给党中央送报告。"

特委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独立师尽快行动，打到葭县南部的敌占区去。秀山对我说："兆相同志，我们独立师深入白区活动已经有好几次了，还是有些经验的，但也不能大意。希望这次出去，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壮大自己，还要让敌人把我们的活动报告党中央。部队胜利归来后特委给你们开庆功会。"

联席会议后，特委给驻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八十四师、八十六师、晋军二0九旅分别写了信，提议就地停战，一致抗日。但信送去后，各路国民党军都未答复。

3月20日，独立师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从贺家川出发南下。我们夜行晓宿，经花石崖、火龙庙，过秃尾河，到达葭县脑畔吃哒村。然后，以突然的动作插入通秦寨以南的敌占区。

正在"围剿"神府根据地的敌军立时乱了阵脚，原本向北"进剿"的晋军二0九旅赶忙掉转头追截独立师；八十六师担心独立师西进榆林，紧急从"围剿"神府根据地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团，部署在榆林、葭县边界防堵；八十四师一时没有机动兵力，只得从封锁延安的部队中调兵北上，防备独立师继续南下。敌人还派来一架飞机，在独立师行军时进行跟踪、扫射。

然而奇怪的是，敌军围追堵截的部队始终不与我们接火，我们走他们也走，我们停他们也停，总保持着10里路的距离。为弄清楚情况，我派骑兵团抓来一个"舌头"，这个晋军士兵供称："听长官说，你们出动了两三千人，装备有轻重机枪，很厉害，特别善于打埋伏。在追你们时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不然会上圈套吃大亏。"

我们一直想伏击敌军，有一次已经在葭县高起家瓜布置好了口袋阵，可尾随的敌军相隔十几里即停下观望，就是不肯往口袋里钻。我们在葭县南部、榆林东部、米脂北部和东部转了十几天，伏击战一次也没能打成，只歼灭了敌军的一些小股部队和民团。

不过，大仗虽没有打成，大声势却造了出去。神府红军自诞生以来，还从未到米脂县境内活动过，米脂老乡看到兵强马壮的独立师部队，纷纷传诵神府红军下来了，南面北面的红区快要连成一片了！

4月上旬，独立师转战到了葭县的苦菜吃哒村，侦察员报告：敌军调集了两个团，正向独立师进逼，两路敌军距我们都已不到10里。在与政委王宝珊、参谋长杨文谟研究敌情时，我认为：敌人前些天不敢和我们接触，等都等不来；现在却摆开架式来夹攻，很可能已布置好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我们贸然应战没有取胜的把握，应该迅速撤退。

文谟同意我的意见，可宝珊不同意撤。他说："我们是来消灭敌人的，几次想打都没打成，今天敌人找上门来了，我们却不打就撤，像话吗？"

我再次向宝珊陈述了撤退的理由，宝珊终于被说服，同意向根据地撤退。

独立师撤到脑畔圪哒村时，天已经黑了，侦察员急匆匆跑来报告：秃尾河对岸的山上手电光很多，据老乡说，昨天有很多白军在那里修工事。我考虑，我们周围已出现了晋军两个团、八十六师一个团，敌人肯定是想把独立师堵在秃尾河西和他们决战。我们要想摆脱敌人，今夜就必须突过河去。但在这里，敌军防守严密，不易过河，估计距这里30里的徐家畔，敌军还未来得及布防，不如从徐家畔过河。宝珊和文谟同意我的想法，部队立即向北奔徐家畔。

半夜时分，我随一团前卫连到达徐家畔。侦察员张地有报告：徐家畔原本驻有敌军一个营，前几天南下去防堵独立师，这一带暂无敌人；但秃尾河对岸的薛家会村新来了一个营敌军，也在修工事。我问张地有："薛家会南面的山上有没有敌人？"张地有指着那座黑黝黝的山说："那是一道山梁，上到顶就是火龙庙山头，山上好像也有手电光，只因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这时，宝珊、文谟随独立师主力赶到。我介绍敌情后，大家决定就走这条路，山上如果有敌军堵截，就坚决消灭之。

一团团长贺伟有些为难地说："部队一天一夜只吃了一顿饭，战士们又累又饿，一坐下就打瞌睡。"

我对贺伟说："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敌人3个团，离我们都不远，今夜如果突不过去，天一亮情况就危险了。贺团长，陈政委，开路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不管困难多大，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战士们真是太疲劳了。尽管陕北初春的夜晚很冷，大多数待命的战士都还是背靠背地睡着了。但一听到有任务，战士们全都来了精神，立刻站起来整队出发。.

一团首先膛过漂着浮冰的秃尾河，悄悄接近了薛家会南面的山梁。随着一阵手榴弹的爆炸，一团一连、二连发起了进攻。

我来到前沿，贺伟报告说："第一次没攻上去，敌人火力很猛，听枪声，不止一个连。"

我看部队停留在这里很危险，就高声对贺伟说："赶快把排以上干部集合起来，每人带几颗手榴弹往上冲！"

贺伟和一团政委陈景堂把干部们召集到一起，冒着敌人的火力向山梁冲去。他们冲到敌人阵地下的一个土坎前，稍作停顿，一齐甩出了手榴弹，炸得敌军鬼哭狼嚎。他们乘硝烟未散冲上了敌军阵地，后面的部队也迅速跟进，将山梁上的敌军肃清。敌军营长、连长和数十名士兵被击毙，其余数十名官兵被俘虏。

敌军的阵地上一片狼藉，战士们缴获了4挺轻机枪，数十支步枪，还清理出一堆吃的东西，有面粉、罐头等等。几十名俘虏哆哆嗦嗦坐在一边听候发落。我想：紧急情况下带着俘虏行军不方便，就找来陈景堂，要求经过简单教育后，即当场释放他们。

我的警卫员白明胜已当了二连连长，我叫住他说："你带二连跑步到前面领火龙庙山头，山头上如果没有敌人，你们就地掩护全师过山；如果发现敌人，就消灭敌人拿下山头。"白明胜点点头，带着二连跑步出发了。

贺伟向我报告说："我团黄进山连长、许培仁指导员负伤。"

我说："你留一个连救护伤员、打扫战场、处理俘虏，带两个连去支援二连。"

贺伟和陈景堂集合了部队，往火龙庙山头走了。我看望了黄进山和许培仁，他俩刚才攻山梁时十分英勇，跑在最前面。

不一会，火龙庙山头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立刻骑马赶过去。贺伟和一团参谋长白庆成报告说：敌人在山头制高点修筑了土围子，二连刚刚攻了一次，没有得手。我未经慎重考虑就下令再攻，可是部队连冲几次都没能冲上去。一团政委陈景堂在率领战士进攻时中弹牺牲，一些战士负伤后被抬下来。

白庆成说："师长，我刚上去看了，敌人的土围子是这几天才筑起的，虽不高，围子前却有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很难过去。"

我冷静下来，又与宝珊、文谟商量了一下。他俩说，部队一天一夜只吃了一顿饭，走了一百几十里路，连打两仗，实在疲劳了。眼前的火龙庙山山头很高，我军过山，敌军在土围子里是打不着的，可不可以不理睬土围子里的敌人？我觉得宝珊、文谟的意见有道理，就重新进行了部署：留下一个连监视土围子里的敌军，独立师主力迅速过山。

火龙庙山是敌军在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新设的一道封锁线，过山往北20里，就是根据地的马家沟村。黎明时分，独立师到达马家沟，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吃上了两天以来的第二顿饭。

独立师回到贺家川，神府特委召开了欢迎独立师凯旋的祝捷大会。接着，又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听取了独立师南下情况的汇报。特委书记张秀山在总结时说，敌人没有想到独立师会深入白区，当他们发现独立师的动向时，调动了二0九旅两个团、八十六师一个团、八十四师一个团及骑兵一部，共六七千人防堵，却被独立师甩掉。只好急调一个团在万户峪、乔岔滩一线堵截，结果又被独立师突破。这次独立师南下，打乱了敌人"围剿"根据地的部署，在敌占区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取得了胜利。

"叫敌人替我们给党中央送报告"，是独立师南下的目的之一，这个目的可以说也实现了。独立师长驱直入敌占区腹地，惊动了陕西、山西两省的国民党当局。山西的国民党报纸登载了独立师南下的消息："共匪人马两三千，装备齐全，在葭县、米脂一带猖獗活动，国军正围剿之中。"党中央果然注意到了报纸上的消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3月底与蒋介石会谈后，从杭州回到西安。看到报纸上有关神府红军的报道，他立即找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交谈，严正要求国民党军队停止对神府红军的"围剿"。国民党方面以"神府王兆相红军不肯停战"为词进行搪塞。

红军总司令朱德、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也联名给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发去电报，希望他在国内和平已经基本实现的情况下，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停止对神府红军、神府根据地的"围剿"。

1937年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不断的交涉下，在根据地军民的有力反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下令停止了对神府葭榆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李云龙

1937年春，中国革命的形势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了高层谈判并取得进展，一个"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新局面正在逐步形成。

我们神府葭榆革命根据地，此时仍未能取得与党中央的联系，我们不得不从敌占区报纸的字里行间来了解、分析、判断形势。苏区政府曾经发出过通知，要求苏区军民保护邮政设施和邮务人员。敌占区的邮差，因此得以在苏区出入，一些同情革命的邮差，有时会给我们送来敌占区的报纸。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神府特委对根据地的工作做了两方面的部署：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准备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加强武装斗争，用军事上的积极行动迫使国民党当局与我们谈判。

按照这个部署，独立师主力经短期休整，于4月中旬开到花石崖一带活动，骑兵团则北上府谷。我们的行动，是向仍不情愿与我们谈判的国民党当局显示：神府红军的力量是强大的，耍花招没有用，只有尽早谈判才是办法。

我们的行动果然奏效，没过几天，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就派人来到独立师师部。来人名叫杨鹤龄，是八十四师师部的参谋，他带来了高桂滋给我们的信。信的大意是：朱、毛红军已投降国军，服从国军指挥，现正改编中。希望贵部迅速投降国军，以便政府下达命令改编，减少百姓生灵涂炭。贵部如果同意，双方可以就地停战，国军会尽速派人前来点验人枪……

我们将这封信转到神府特委，秀山见信后感到事关重大，立刻赶到独立师师部，与杨鹤龄会了面。

杨鹤龄起初很嚣张，自吹自擂说他既做过军队工作，也当过地方官，还收编过土匪。他封官许愿说，只要我们同意被收编，都能当上国军军官。

秀山等杨鹤龄说完，软中带硬地反问他："杨先生社会经验丰富，当过地方官，收编过土匪，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些人哪个是为了升官发财才来干革命的？我们这支部队与土匪有什么区别？你这次来，我们谢谢高师长的好意，但你给我们封官许愿就不大好了嘛。"几句话顶得杨鹤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秀山接着说："咱们现在不是谁收编谁的问题，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只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毛主席、朱总司令让我们怎么整编，我们就怎么整编；调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收编！"

秀山的慷慨陈词，使杨鹤龄收敛起了傲慢态度。他走时，我们请他带给高桂滋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我们应团结所有爱国力量一致对外，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我们愿与贵部精诚团结，共同抗日，但贵师长信中所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已投降国军等语，显系不实不当之词。至于我们独立师，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决没有投降国民党的道理。请贵师长三思，还是迅速停止围攻红军，与我们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吧。

杨鹤龄刚走，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也派人来独立师送信，内容与高桂滋的信大同小异。我们分别作了回复，表明了我们同意停战和联合抗日，但坚决拒绝收编的态度。

鉴于停战谈判的条件确已成熟，独立师部队便从花石崖、府谷北部撤回根据地腹地。师部驻王桑塌，一团驻沙峁镇，二团驻石角塔，骑兵团驻刘家坡。

4月底，高桂滋又派杨鹤龄送来一封信，请我方代表到驻乔岔滩的八十四师李少堂团谈判。神府特委决定派独立师秘书长王恩惠为代表，前往乔岔滩谈判。我考虑到恩惠的安全，叫警卫员柴旺跟他一起去。

据恩惠回来讲，对方参加谈判的有：团长李少堂、营长郭青云、共产党的叛徒高致凯等。谈判一开始，李少堂就说："朱、毛不承认你们，你们是土的。"恩惠驳斥说："共产党不分土洋，你敢让我们派两个人去党中央汇报工作吗？如果党中央不承认我们，我们就回家种地。"高桂滋仍打着收编独立师的如意算盘，李少堂对恩惠说："我们高师长表示，只要你们同意被我们收编，可以编为一个团。至于王先生，可以当团政训处主任。"恩惠正告李少堂："在我们共产党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投降两个字，你们如果还打这个主意，就请免开尊口！"恩惠最后提出，我方准备派人去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停战等项事宜，希望八十四师保证我方人员的旅途安全。李少堂作不了主，给驻绥德的高桂滋打了电话请示，高桂滋表示同意。谈判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恩惠谈判归来后，神府特委即派毛凤翔、张江全经八十四师的防区去了延安。

5月初，陕北警备司令兼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也派人来请独立师代表到高家堡谈判。神府特委决定由特委宣传部长武开章前往。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武开章与高双成的代表商定，待高双成亲自到神木县城后，双方继续谈判。

不几天高双成来到神木县城，我方派独立师参谋处的刘北垣为代表到神木城谈判。谈判开始前，高双成请刘北垣看戏、赴宴、游览二郎山，表现得很客气。可谈判开始后，气氛却不一样了。高双成首先说："刘代表，你们是地方红军，由我们陕北警备司令部整编。你们部队原来是什么编制，军官原来担任什么职务，均可保留不变。"刘北垣说："我是奉命来谈判联合抗日的，你们无权收编我们独立师。"高双成说："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各路国军一齐出兵，你们就只有跳黄河一条路了。"刘北垣毫不示弱地说："我们神府红军就是在各路国军的'围剿'中发展壮大的，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背后是十多万忠于革命的军民，我们什么也不怕！"高双成听了这话一时语塞。在座作陪的一位老先生阎廷吉见双方谈僵，站起来打圆场说："你们两家刚才吃饭时，为表诚意，酒都喝多了，还是改日再谈吧。"第一轮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

不过，高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非正式的场合，态度并不那样僵硬。他私下对刘北垣说，他是不愿意打内战的，但各部队内部意见不一致，中央军方面也有压力。人家中央军一个团的经费，比八十六师一个师的经费还多，实力相差甚大，许多事情有不得已的苦衷。刘北垣对高双成表示：只要他肯真心停战、共同抗日，他的难处我方是会考虑的。在第二轮谈判中，高双成的态度果然大不相同，双方就停战、防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基本上形成了共识。

在停战谈判期间，高双成、高桂滋、阎锡山都多次派代表来独立师。我们对三方代表都以礼相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据理批驳他们的一些谬论。为防他们串通，我们总是分别安排他们的住处，一家一家地分开谈。

三方代表都担心我们被另两家拉过去，极力鼓吹自己那一方的好处。如：高桂滋是定边人，他的代表就说，高师长身为陕北人，对陕北同乡一向爱护有加，贵党民国二十年从八十四师拉走一个团①，高师长并不怪罪，把本部另两个团的共产党员都好好地送走了。高双成虽是渭南人，部下却大多是陕北人，所以他的代表也拉老乡关系，说老乡对老乡是一定会关照的。阎锡山的代表主要是吹嘘山西工矿业发达，兵工厂多，被他们收编后可以迅速装备起来，枪支、子弹，甚至炮都不愁。他们三方也互相贬低、互相攻讦。高桂滋的代表说：八十六师驻防陕北近20年，勾结土劣、压榨人民，良民也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高双成的代表说：八十四师来陕北没安好心，是想把陕北出卖给外来势力。阎锡山的代表则说：八十六师也好，八十四师也好，都只知把持政务、横征暴敛，完全不思地方建设……听着他们煞有介事地互相揭底，我们直想笑。

三方的谈判代表们也流露过贪便宜的意思，我们分别给他们送过一些礼物。八十四师的防区卡在神府与延安之间，为了我们的人员能顺利地往来延安，我们着重做了高桂滋代表杨鹤龄的工作，还送给他一匹马。杨鹤龄十分高兴，答应我们日后派人通过八十四师防区时，一定给予关照。

经过一段拉锯式的谈判，我们终于与高双成、高桂滋、阎锡山三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双方就地停战，我方撤回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武装，国民党军队撤出在我方根据地内设置的据点。协议基本上符合党中央的有关精神，在没有得到党中央具体指示的情况下，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执行协议时，我们的工作也有不足之处。如晋军在谈判开始前，占去了葭芦一带3个区，我们没有在停战前及时夺回来；又如八十六师谈判期间蚕食了府谷武家庄一带十几个村庄，我们也没有能据理坚持争回来。

5月9日，党中央派赴神府根据地的工作团到达贺家川。团长是陕甘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张邦英，副团长是陕甘边区党委军事部部长吴溉之，团员有王璞、李登瀛、强晓初、李桂芳等同志。听张邦英等同志说，他们一行经过了高桂滋八十四师控制下的绥德、米脂，晋军段树华二0九旅的防区葭县，都未遭到留难而顺利通过，高桂滋、段树华还请他们吃了饭、洗了澡。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工作团带来了一部电台，随电台同来的还有报务员、译电员等3人。工作团返回延安时，电台和3名工作人员留了下来，从此彻底结束了神府根据地长期与上级失去联络的历史。

神府特委在贺家川召开了欢迎大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干部会议。张邦英和吴溉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以及中央对神府根据地当前工作的指示。中央指示的要点是：加强抗日宣传，与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抓紧训练部队，准备对日作战。

工作团对神府根据地党、政府和军队的工作做了全面检查。我们独立师的工作主要由吴溉之检查。汇报工作那天，独立师的几位领导让来让去，最后公推我作汇报发言。我那时理论水平低，不善于总结归纳经验教训，干脆就怎么做的怎么说，结果一下子汇报了好几个小时

吴溉之听取了汇报以后说："你们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从无到有开辟了这样大的一块根据地，部队壮大到两千多人，而且牵制了国民党军共数万兵力，使陕北根据地无北顾之忧，这对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个不小的帮助。在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这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吴溉之特别称赞独立师3月间南下敌占区的行动。他说："这一行动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让敌人替你们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具有战略意义。党中央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你们活动的消息后，采取了许多措施，这样才促成了神府地区停战的实现。"

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吴溉之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一是1935年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二是1936年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后，本应乘胜向南发展，以便与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独立师没有向南进攻却转而北上了，虽说当时是为了解决部队的穿衣吃饭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全局看，这样做是失策的。吴溉之还指出：独立师的政治工作不够有力，党组织的建设没有适应部队不断壮大的形势，后勤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也不够健全，这些都有待改进。

吴溉之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独立师的力量还应再加强，可以把各县、区的独立营和游击队整编成独立师的一个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人员和年龄过小的战士，应让他们复员。部队要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能，要特别重视班、排、连的战术训练，等等。

根据工作团的意见并征得神府特委同意，我们把各县独立营合编为独立师第三团，由伤愈归队的刘明山担任团长，王佑任政委。这时，独立师一团团长是贺伟，政委是许培仁；二团团长是贾兰枝，政委是白兴元。骑兵团的马匹因分送延安等地，剩余不足200匹，于是撤消团的建制，缩编为骑兵连。另外，师部直属的警卫连和特务连合并。师里的领导除王恩惠改任政治部主任外，没有别的变化。

5月中旬，八十六师的一个骑兵连闯进根据地，在九五会、墩梁一带进行袭扰。我派二团去打了一个伏击战，击溃该连，俘虏了一部分人马。我们用中央工作团带来的电台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回电，称赞我们做得对、打得好，要求我们处理好善后，把缴获的枪、马归还八十六师，俘虏按其个人愿望决定去留。

向八十六师归还枪、马时，我们派武开章、杨文谟到榆林城与高双成的代表交涉，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再发生进入我根据地袭扰的事件，我军就不管停战线在哪里，要一直追到肇事者的驻地消灭之。高双成的代表自知理亏，向我方代表一再道歉。

6月间，党中央发给我们一个电报，说阎锡山已同意对神府开放黑峪口渡口，今后独立师可以到黑峪口买粮了。这件事也体现了党中央对神府军民的关心。原来，毛凤翔到延安后，在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神府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时，特别讲了神府地区缺粮，独立师的军粮往往供应不上的困难。党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派李景林到山西太原，通过中共驻太原办事处与阎锡山作了交涉，很快便有了结果。党中央的关心，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军粮问题。

李云龙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击，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消息传来，我们独立师加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按照党中央的号令，开赴抗日战场。

8月，中共中央调我到延安去学习，派孙超群来接替我的工作。孙超群是安徽阜南人，1929年加入红军，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他都参加过，还当过中央警卫师的师长。我们见面后，他那干脆、爽快的性格，谦虚、热情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把师里的工作向他作了交代。

临行的头一天晚上，吃过了送行饭，我正在师部和几位老战友话别，孙超群进屋来了。他拿着一份电报高兴地说："老王，你走不了啦，毛主席、周副主席电令：因部队要马上改编上前线，王兆相不必来延安受训了。你仍任师长原职，我任副师长。"

我接过电报细看，除孙超群所述内容外，中央还指示我师按一个团的架子整编，把3个团编为3个营，原团长任营长，团政委改任副营长，部队从此改称国民革命军。

整编工作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大家都明白抗日的重要意义，各级干部对职务的变动也毫无怨言。但几天后发来了国民党的新军服，问题就来了。要大家摘下红星军帽，戴上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国民党军帽，很多指战员想不通。有的同志把帽子甩在一边，气得哭了起来。有的同志说："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打了好几年仗，现在自己竟然变成国民党军队了。"有的同志说："我们有多少父老兄妹被国民党杀害了，多少战友牺牲在打国民党白军的战场上，如今却要我们戴和白军一样的帽徽，这算怎么回事？"每天到师部反映意见的干部战士络绎不绝；师领导每走到一个连队，马上就会被围起来，遭到气愤的质问。原骑兵团参谋长胡士堂找到我说："谁要投降国民党，叫他投降去，我是坚决不去，我要把革命干到底！"甚至有个别同志因实在想不通而离开了部队。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召开了干部会、党员会，层层做工作，反复向大家解释：不用担心，我们红军变不了。我们戴的虽是灰帽子，但脑子是红的，思想是革命的，就像西瓜一样，是绿皮红瓤。我们虽与国民党军队一样叫国民革命军，但我们仍归共产党领导，听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多数同志的思想通了，少数思想不完全通的同志，也在"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这一点上统一了认识，部队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9月中旬，部队改编完毕。我任团长，孙超群任副团长，杨文谟任参谋长，王恩惠任政训处主任；一营营长王子杰，副营长马腾宝；二营营长贾兰枝，副营长白兴元；三营营长刘明山，副营长王佑。全团1200余人。过了几天，明确了我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0师工兵营。但现有的团的架子不缩编，工兵营营部仍设政训处、供给处，下属的3个营也不再缩编维持原编制。我的职称不是工兵营营长，而是工兵营主任。

这样的编制的确有些特殊﹣﹣工兵营下面还有3个营。我后来听说，还有一些兄弟部队的编制也与我部类似，如红二十七军，改编为一二0师辎重营；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师，改编为一二0师特务营，也都是营下有3个营。这也许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双方在军事编制方面达成的一种妥协吧。

9月24日，我们接到毛泽东主席的电报，全文如下：

王兆相、王宝山并告特委：

一、多日不通，以后每日联络。

二、独立师除留三分之一在神府保卫苏区及沿河渡口外，主力三分之二准备五日后出动，开五寨神池受贺龙同志指挥参加抗战。

三、去多少人枪，留多少人枪，去多少地方工作干部，抗日鼓动如何，主力走后如何保卫苏区，如何不被破坏，以上各项与特委商量。

四、孙超群同志到否，他随你们行动。

毛二十四日

经与神府特委协商，我率团部及一营、二营东渡黄河开赴前线，将三营留下保卫神府根据地。

10月初，又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告知我们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已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妥，我部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已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妥，我部进军路线为：渡黄河后在黑峪口登岸，经兴县到岢岚。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并说，以后我部即归一二0师直接指挥，中央军委就不再直接给我们指示了。

10月4日，我率800多人从盘塘镇乘船渡过黄河，经黑峪口到兴县县城，再经界河口到达岢岚，顺利地找到了一二0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关向应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虽因国民党的干涉，八路军取消了政委制度，改称政训处主任，但大多数同志还是习惯称政委。对关向应，我就仍称他关政委。关向应笑着说："还是叫政委听着亲切。"

关向应是中等身材，清秀而瘦削，虽年轻却显得很老练。他热情地对我们说："我首先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八路军﹣一五师刚刚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消灭日本鬼子1000多人！"我们听了这个胜利的消息都特别高兴，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信心更足了。

关向应接着说，他是10月初带一二0师供给部、卫生部和教导团的部分同志，来岢岚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目前，一二0师前线指挥所在神池县的贺职村，贺龙师长、萧克副师长和三五八旅都在那里。关向应要我部休息一两天，再前往神池。

关向应问起我部的现状，又问及是否有什么困难。我先汇报了部队改编后的编制、人员、装备情况，又汇报了到前线作战面临的一些问题。关向应仔细地听完后，思索了一下说：你们是神府的老部队，有很好的传统，但现在面临的敌人不同了，许多工作全凭老经验就跟不上了，要善于学习新东西。日本侵略军很嚣张，行军时要防备日军突然袭击，要多走山路，少走大公路。现在国民党军队正往南撤退，遇到后不要讽刺他们，要以团结抗日为重。对国民党军队，我们要多做激发民族意识、鼓舞抗战斗志的工作。对于人民群众，要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部队内部要加强遵守群众纪律的教育。最后，关向应根据我部的具体情况，指示师供给部给我们补充了一些物资。

当天晚上，关向应到我部驻地为全体指战员作了形势报告，对大家鼓舞很大。

我们从岢岚出发，行军途中遇到许多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军容不整，队形散乱，有抱着包袱、挑着东西的，还有骑毛驴、骑牛的，简直就像逃难的难民。有几门骡马牵引的大炮，炮架子上坐着军官的太太，炮筒上挂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叫人不能不想：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我们在路旁的村庄休息时，山西老乡都骂逃跑的晋军，纷纷说：我们老百姓养活他们，他们却不打日本鬼子，听到枪响就往后方跑，还抢东西、抓民夫、糟蹋妇女。你们八路军纪律好，要是能把鬼子赶跑就更好了。

我们经过五寨、三岔来到贺职村，见到了一二0师的首长们。有贺龙师长、萧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政训处甘泗淇副主任等。他们都很亲切地向我们问长问短。

留着小胡子的贺龙非常豪爽，他头一句话就说："你这个王兆相，很聪明么，在神府搅了那么一大片地盘，要得！"

我打量着这位传奇人物，赶忙说："我可笨得很，连电话也不会打。"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我说："还有，现在我们改编成工兵，可我对工兵也不了解。"

萧克一边让我们坐，一边和蔼地说："不会的事，学习学习就会了。"

我向首长们简要地汇报了部队的概况和行军的情况。

贺龙听了以后说："你们过黄河到前线来，欢迎你们！你们过去在神府地区打得不错，现在到前线来打日本，情况有很多不同，但还要发扬过去敢打必胜的传统。你们的番号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现在叫一二0师工兵营，将来是否改，要听中央的命令。现在，你们就按工兵专业进行训练，准备完成作战任务，具体训练项目由师参谋处给你们安排。"

萧克说："现在大同已经失守，忻口吃紧，日军正准备夺取太原，形势很紧张，你们可能要一边执行任务一边训练。"

我和孙超群、王恩惠、杨文谟表示：保证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打仗就打仗，叫训练就训练，坚决完成师首长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我到师部接受任务，正赶上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等首长在村外骑马。

贺龙见我过来，指着一匹马说："王兆相，听说你当过骑兵，敢骑这匹马么？"

我细一看，见那匹马高高大大很有气派，便纵身骑了上去。不料这匹马性情暴躁，我刚骑上还没坐稳，它就也蹶子用后腿往后踢。我毕竟是骑兵出身，没有被掀下来。那马仍不甘心，又几次前蹄腾空，我还是没有被搁下来，等它的招数使完，我一抖缰绳，一夹马身，往野外驰去，直跑得四蹄生风……

等我转了一大圈，勒马回到贺龙身边，贺龙笑着称赞道："不错嘛，王兆相，这匹马是青海马，摔了好几个人了，硬是叫你降住了，就送给你吧！"

在回师部的路上，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又打开了话匣子。他问我："王兆相，你知道咱们部队最最讲卫生的卫生标兵是谁？"我心想：一二0师部队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谁是卫生标兵？但看见周士第一个劲笑，而甘泗淇却喃喃地说："又开始了。"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并不知道原委，就认真地说："师长，我不知道。"贺龙让马小跑起来，我们几个也催马赶上去。贺龙回头看着我笑着说："你真是孤陋寡闻。"随后指着甘泗淇说："甘主任就是我们全师的卫生标兵。"我看着甘泗淇那一身满是油汗的衣服，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周士第笑着说："甘主任总下部队去，太忙，连洗衣服的时间也没有，贺老总就常拿他取笑。"甘泗淇也哈哈笑着说："我是他们几个的笑谈目标。"贺龙又笑着说："王兆相，你如果想听甘主任的笑话，我可以给你讲一大堆。"与一二0师这几位首长在一起的时间虽不长，但我却觉得很投缘，一点拘束感也没有。

回到师部，周士第参谋长给我们下达了任务，要我们破坏阳方口以南至宁武的铁路线。周士第说："10月8日，我三五八旅收复了宁武县城，日军一定会再来进攻宁武。为避免铁路被敌人利用，你们工兵营要把桥梁炸断，把铁轨搬开，尽可能破坏路基，总之，破坏得越彻底越好。你们的指挥所要设在半山上，以防日军袭击。你们对阳方口要加强警戒，对朔县也要派出侦察哨，日军很可能出动，阻挠你们破路。"

我们在师部领取了破路所需的炸药、器材、工具，迅速开赴阳方口以南的铁路线。我命令一个连担任对驻阳方口日军的警戒，另派侦察兵前出至阳方口以北，监视朔县日军，部队主力展开在阳方口以南、宁武以北的铁路线上动手破路。这段十几公里的铁路有两座桥梁，被我们炸毁，铁轨、枕木被我们扒掉扔进附近的恢河，路基也被用十字镐挖断几十处。

说来也怪，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破路，阳方口日军和朔县日军却并没有出来护路，眼睁睁看着我们彻底破坏了这段铁路线。也许是他们担心我们设了埋伏，以破路引诱他们出动吧。

执行破路任务期间，有一位国民党军官来到我部，指名要见我。但我与他见面后，发现并不认识他。他自称是晋军的团副，早就知道我的名字，听过有关我的种种传说，还在黄河以西与神府红军交过手。如今国共合作了，他想看看我这个王师长到底是什么样。

我说，那咱们是老交情了，就请你谈谈晋军对日作战的情况吧。这位团副说：他们刚刚在晋北与日军打过一仗，日本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漫山遍野跑。我和孙超群不信，说，怎么坦克还会爬山呢？他瞪大眼睛说，真是能顺山坡爬山哩，多高的山都能上！送走了这位团副，大家分析说，看起来，国民党的一些军官叫日本鬼子吓破胆了。

完成破路任务后，我们奉命开赴神池。到达后，贺龙、萧克两位首长领我在县城里看了看。神池城里有一座外国人设计的大教堂，建筑风格很独特，我讲起对外国传教士的不良印象，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可萧克却说：也不一定，外国传教士里也有好人，红六军团长征过贵州时，就有一位外国传教士帮助过红军。

第二天，萧克带领我们到神池城西八九里的一个小山头挖工事。神池位于内长城脚下，向东20里是日军控制的阳方口。神池城南北两面临山，山下的川道通往五寨县城。萧克指着阳方口说：敌人来时，部队可以在这里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萧克带来师部的一位参谋，给我们画了一张野战工事结构图，讲解了怎样按图构筑工事，我们随即按图展开作业。

过去在神府地区打仗，那里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因此我们一般情况下总是利用自然的地形地物，很少构筑工事。萧克边指导我们构筑工事边讲解，使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战士们看到师首长亲自带领我们干，情绪特别高涨。

野战工事尚未完工，师部命令我们速去五寨接受任务。我们开赴五寨，驻在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子里。萧克也来到五寨，他几乎天天到工兵营来，亲自抓训练工作，使我们这支名不符实的工兵部队，在业务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师部发给我们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我和我部的许多干部过去经常使用普通地图，不大了解军用地图的使用方法。萧克不但深入浅出地教我们识图、用图，还教会了我们绘制简单的军事略图。萧克比我年长两岁，在我眼里，他不仅是师首长，还是老师。

10月23日，师部通知我去见贺龙。到师部后，贺龙给我看了一份延安发来的电报，内容是：

贺、萧、关：

西安行营规定，高双成接葭县以北河防，除严电制止外，速令王兆相率部即日开向神府苏区，接马镇至葭县一段河防，拒绝高双成接防，并飞即神府特委注意，至妥至要。

毛泽东10月22日

贺龙等我看完电报说："你们离开神府、葭县后，国民党当局借口河防空虚，要派高双成的军队去接管府谷到葭县沿黄河一带的防务，实际上是想打我们神府根据地的算盘。中央军委当然不能同意，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接管神府河防，所以准备把你们调回去。"

我说："什么时候行动？"

贺龙说："军委还没有最后决定，你王兆相先要有个思想准备。"

过了几天，贺龙再次把我召到师部，笑着说："毛主席又来电报了，还是关于你的，看看吧。"

我接过电报看了内容﹣-

并告贺关及王兆相：

行营答复，马镇（含）以北归高部，以南归我军，王兆相部仍在晋北不回神府，但须与该区经常联系，勿使有失。

毛泽东10月28日

贺龙说："国民党已经同意不到神府接管河防了，你告诉部队，老家没问题，安心在这里打鬼子吧。"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去跟一些同志谈起此事，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地说：别看咱神府穷困偏僻，国民党总想打主意，毛主席也高度重视哩。

11月初，师首长通知我们：中央军委11月2日来电，决定把一二0师工兵营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警备第六团，序列归八路军总部后方留守处（1937年12月八路军总部后方留守处改称留守兵团），指挥仍归一二0师。干部任命是：我任团长，刚到五寨的张达志任政委，孙超群任副团长，王学礼任政治处主任。我团留在神府的那个营，也随之改称警六团第三营。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自从我团主力渡黄河东征后，三营就再也没有与团主力会合过。该营一直坚守着神府河防。1938年3月，日军第二十六师团2000余人进占保德县城后，南下至神府河防的东岸，在10架飞机的掩护下强渡黄河。警六团三营在黄河西岸沉着应战，不但在日军渡到河中心时猛烈射击敌船，还派出迂回部队渡过黄河，在东岸袭击日军侧后。日军被击毙40人、击伤100余人，不得不放弃渡河撤向兴县城。三营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同时受到留守兵团和一二0师首长的通报表扬。直到抗日战争中后期，警六团三营才脱离警六团建制，改编为陕甘宁边区的保安部队。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军衔。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带军衔。

11月4日，贺龙、周士第给我们布置了新的任务，开赴偏关、平鲁和绥远的清水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贺龙说：看样子，太原城晋军是守不住了。今后的山西战场，我们根据地和游击战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你们掌握住偏关、平鲁、清水河地区，对我们巩固晋西北至关重要。但这一地区情况也很复杂，有日军、伪蒙军、东北军，你们一定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千万不能大意。

11月6日，我和张达志率警六团进驻偏关县城。我们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后，派副团长孙超群率一营占领了平鲁、右玉两座县城；派骑兵连进占清水河县城，我军将伪政权解散，收缴了伪县城；派骑兵连进占清水河县城，我军将伪政权解散，收缴了伪政权控制下的地方武装的枪支数百支。

我们在偏关、平鲁、右玉、清水河县城发动群众，建立起了抗日委员会、战地总动员会和各种抗日组织，还派出干部带领少数部队开赴四县农村，宣传、动员农民群众，建立起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组织。

群众动员起来后，抗日热情很，许多青壮年要求参军打鬼子。我们警六团扩编了一个新的第三营，兵力增加到近两千人。另外，偏关、平鲁、右玉、清水河组建了各有一二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警六团在偏关、平鲁、右玉、清水河展开后，我们深感干部不足，于是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培训四县的党政军干部，这些干部后来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1月28日，一二0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开会，贺龙在会上作了1937年11月的工作总结。贺龙指出："这1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宗逊）、李（井泉）、贺（炳炎）、廖（汉生）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

12月，日军、伪蒙军共3000多人进攻雁（门关）北地区。我团配合宋时轮支队作战，从西面侧击日军。战士们第一次面对面地与日军拼杀，打得都很英勇。首战歼灭日军20余人。日军士兵非常顽固，负了伤也不肯投降，一直顽抗到战死。所以，抗战初期是很难抓到日军俘虏的。宋时轮支队以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二营为主组成，而七一六团的前身之一即为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我团与这支曾在神府根据地作战的部队配合得很好，共同粉碎了日军的进攻。

晋西北地区驻有四支国民党部队，赵承绶的骑兵第一军驻静乐，郭宗汾的七十一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三十五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驻偏关以北。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期作战中，除三十五军对日寇还做了抵抗外，其他都一触即退。当时一二0师有一些同志就说："国民党正规军被日本人吓破了胆，只有靠我们打了。"贺龙耐心地对大家讲："对友军要主动去团结，他们不想打，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统一战线嘛。"贺龙亲自逐个拜会了这些国民党军的将领。

记得有一次我向贺、关首长请示完工作后，贺龙说："王兆相今天别回偏关了，跟我们去拜会一个国民党将领吧。"路上我问关向应："看谁呀？要贺师长和关政委亲自出面？"贺龙回头对我说："你的老对手，阎锡山手下大将赵承绶，他不是和你打了几年吗？"赵承绶这个晋北王确实为围困神府葭榆苏区费了不少心机，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而回。到了骑一军见面后，赵承绶倒很客气。贺龙向他介绍了我们陪同去的每一个人，在介绍到我时，贺龙说："赵军长，你来见见这个人，他就是神府葭榆红军的王兆相。"赵承绶惊讶的看着我，马上过来与我握手说："你就是黑狸虎王兆相？我们打了几年，只听其名不见其人，现在又走到一块了。"我笑着说："赵军长，我们今后要一块与共同的敌人作战了，这回不是对手，而是友军了。"

席间，赵承绶向贺龙提出：万一晋北保不住，他想把家眷和家产送到黄河以西去，希望给个方便。贺龙笑着说："这好说，你就找王兆相，他是河防司令嘛。"赵承绶马上对我讲："王司令怎么样，能帮这个忙吗？"我说："没问题，赵军长有什么事尽管讲。"

其实，贺龙说的这个河防司令，我根本没上任过。1937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将八路军控制下的河防划分为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负责指挥：1、汾川河以北到河口以南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司令部驻延长；2、河口以北至葭县设五县河防司令部（即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司令部驻绥德；3、葭县以北至马镇设神府河防司令部，王兆相任司令员，司令部驻神府。河防总指挥部驻延安，萧劲光任河防总指挥。由于晋北战争的变化，警六团一直留在晋西北，我也就没去担任此职。

年底，我接到一二0师首长的电报，要我到老营堡去见东北军将领、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任务是代表师首长作礼节性拜会，密切双方关系，以便日后对日军作战时配合行动。师首长在电报中嘱咐我，要谦虚谨慎，多听少讲。

从偏关到老营堡有80里路，我骑马用了半天赶到。来到骑兵第二军军部，先是参谋处长孟绍周接待，不一会何柱国亲自出面了。他个子不高，人很瘦，操两广口音。

何柱国握住我的手说："王兆相，你这个名字，过去我听到见到不少次，特别是我在西安当行营副主任时，为你们神府红军的停战问题，周恩来先生找过我，我也向顾祝同主任提起过。"

我代一二0师首长向何柱国问了好，并讲了一二0师首长希望两家在晋西北作战中紧密合作的意见。

何柱国表示愿意同八路军合作，还很客气地请我吃晚饭，边吃边谈。他说："贵军的政治工作搞得很好，很起作用，希望你们以后在这方面多帮助我们。"

我说："军长，你们这里不是有政训处吗？"

何柱国说："不必提他们啦，他们除了会作特务以外，就会捣乱，别的什么也不会。"接着，他讲了许多东北军的情况，讲到1931年东北军进山海关时有20多万人马，现在还剩下10几万，以骑兵二军为例，兵力还不到进关时的一半了，东北军的前途堪忧啊……

我们谈到午夜12点，才各自休息。

这次会见何柱国，起了积极的作用。1938年2月下旬，日军向骑二军发动进攻，我团接应过骑二军撤退的部队。日军西渡黄河侵占陕西府谷县城时，警六团与骑二军一部配合作战，袭扰日军补给线，迫使河西日军撤出府谷县城，缩回黄河以东。

1938年1月下旬，我们收到一二0师师部转来的中央电报，要求我们在物资方面支援乌兰夫所在的蒙古族抗日部队。过了几天，乌兰夫果然来到警六团找我。

乌兰夫又叫云泽、云时雨，我在神府根据地时就听到过他的名字。1936年2月，他和云继先策动蒙旗保安队举行了百灵庙暴动，振奋了蒙古族人民的抗日精神。不过，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次在偏关相见，乌兰夫与我畅谈了一个晚上，我才知道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

乌兰夫时任蒙旗独立旅政治部代理副主任，他向我详细介绍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这是一支统一战线部队，部队内有秘密的共产党党委和支部，执行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1937年10月参加过抗击日军的归绥（原绥远省省会，1954年改名为呼和浩特）保卫战，归绥失守后撤到伊克昭盟。目前因物资和经费十分困难，他才到一二0师来求援，政治部甘泗淇副主任给蒙旗独立旅解决了1000套棉衣、1000双棉鞋。但经费问题，由于师部本身也很困难就没有解决。乌兰夫希望我们警六团能支援给他们一些经费。

我有些奇怪，便问："云时雨同志，你怎么知道警六团有经费呢？"

乌兰夫笑了笑说："是甘副主任告诉我的。他说，你们警六团是神府的老部队，家底本来就厚，现在又占了几座县城，就更有办法了。"

我想：尽管我们的家底并不很厚，但中央已经发来了电报，师政治部甘泗淇副主任又作了推荐，再说，乌兰夫能够掌握住一支蒙古族部队与八路军并肩抗日，实在不容易，我们应该慷慨支援！于是，我一口答应支援给蒙旗独立旅1000块大洋。我找来供给处长王山海，当场将1000块大洋作了交接。

乌兰夫非常高兴，代表蒙旗独立旅官兵一再向警六团表示感谢。为路上安全起见，第二天我派一个班护送乌兰夫回蒙旗独立旅的临时驻地河曲。

乌兰夫与我告别时，请我一定要到蒙旗独立旅去看一看。几天后，我还真得到机会去了蒙旗独立旅。乌兰夫把旅里的主要干部一一向我作了介绍，我带去的骑兵连在河曲与蒙旗独立旅进行了赛马等联欢活动。

后来，蒙旗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成为蒙古族最大的抗日武装。我们警六团的同志们听说后，都很高兴。

部队东渡黄河后，我深切地感到自己需要认真地学习一个时期，否则，就有跟不上时代、不能适应对日军作战的危险。因此，我曾向一二0师首长提出：希望到延安念一期抗日军政大学。2月初，战事相对平稳，警六团的各项工作也都上了轨道，延安恰在这时发来电报，批准我到抗大学习。

临行那天，全团集合，整队到偏关县城的南门外为我送行。战士们深情地目送我，有些和我并肩战斗多年的同志流下了热泪。我的眼睛也湿润了，虽说是暂离，我也有一种难舍难分的心情。毕竟，我从这支部队诞生之际，就一直与他休戚与共，我和这支部队的感情，实在是言语难以形容的。我依依不舍地告别战友们，离开了警六团。

李云龙

1938年3月3日，我从黑峪口渡过黄河，回到神府家中。妻子刘静生小孩还在月子里，正患着病。我提出让刘静与我一起去延安学习，得到了她所在的单位神府党校批准。几天后，我带着刚出月子的刘静上了路。

3月中旬，我们顺利到达延安。去抗大报到前，我先去见了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

滕代远对我说："你进抗大以前，先去见见毛主席吧。"

还是从一二0师师部出发前，贺龙师长曾委托我到延安后一定要向毛主席转达他的几句话。我当时想：毛主席每天日理万机处理那么多党政军大事，哪里会有时间接见我呢？谁料想现在滕代远参谋长提了出来。

我忙说："那太好了，我早盼着能见到毛主席了。"

滕代远说："这样吧，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两天，我与毛主席联系好再通知你。"

住在招待所等候期间，我到留守兵团司令部找了萧劲光司令员。我们警六团虽归一二0师指挥，但序列还属留守兵团，我向萧劲光汇报了警六团在晋西北的情况。另外，我还到陕甘宁边区党委见了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反映了神府特委同志们的一些意见。

两天后，毛主席的秘书来电话找我，说毛主席要接见我，让我快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地﹣﹣延安城北门内的凤凰山麓。

毛主席的秘书说："你在我这儿先等一会，毛主席正在和张主席谈话呢。"张主席就是张国焘，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故此人们把他称作"张主席"。

我坐了一会，见一个方脸的人从毛主席的窑洞中走出来。秘书告诉我，那就是张主席。张国焘在这之后十余天，即利用清明节到中部县（1944年改称黄陵县）祭扫黄帝陵之机叛逃，在武汉投靠了国民党。

秘书把我让到毛主席办公的窑洞，我一进门，见毛主席手拿一支烟站在那里沉思。我立正向毛主席敬了军礼，朗声说："报告毛主席，我是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

毛主席笑着走过来，向我伸出了手。我忙用双手握住了毛主席的手。

毛主席亲切地说："早就知道你，快坐下。滕代远同志说你来延安学习，这很好……"

本来我是有点拘谨的，看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紧张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毛主席首先向我询问了神府根据地的情况，问得很细。我把根据地和独立师发展、壮大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汇报。

毛主席专注地听完，思索着说："神府人民群众为创建和保卫这块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你们能紧紧依靠群众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的力量，这是很大的成绩。现在，神府根据地已成为晋西北八路军的稳固后方，在抗战中作用很大。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想到了那些为神府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英勇牺牲的战友们、乡亲们，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毕竟毛主席和党中央记着他们，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晋西北根据地的情况。当讲到我团渡河出征时只有800人，不到半年就增加到2000人，毛主席满意地点了头。我又讲到国民党军队的一位师长，指挥所设在距前方30里的一个防空洞里，白天不敢出来晚上出来，参谋人员给他汇报战况，声音大了点，那位师长马上制止，说是怕被日军听到。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

我把会见何柱国的情况也讲了出来，毛主席听到何柱国认为国民党的政训处没用，希望八路军派政工干部帮助他工作，感兴趣地说："他是这样提出的吗？他是看出问题来了。在国民党军队和东北军里，确有不少将领是要求抗日的，必要时可以帮助他们。何柱国能和你们谈这些情况，也说明他的倾向性，今后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

在我汇报过程中，毛主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我的文化程度低，许多事情靠脑子记，所以有个别数字没讲对，毛主席马上做了纠正。对一些我讲不清楚的问题，毛主席接过去做了解释和说明。

最后谈到了学习问题。我说："主席，贺老总让我转告你，说他不识几个大字，也请求学习，提高提高文化水平，到苏联或是到抗大都可以。"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笑着说："噢，他不能去学习，晋西北根据地的担子很重，工作不允许他贺老总去学习啊。"毛主席顿了顿望着我说："战争情势下，学习机会是难得的，你文化低，这次进学校要好好学习。你在神府根据地的创建中做了不少工作，有许多好的经验，但是不善于总结，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努力学习，学习搞好了才能更好地工作。"

这时，秘书进来说又有客人到了。

我站起身来说："主席，你很忙，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我一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

毛主席微笑着说："好吧，希望你在学习方面也打胜仗。"

我给毛主席敬了礼，转身向窑洞外走去，毛主席一直把我送到窑洞门口。

第一次见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时间虽不长，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磨灭的。

3月下旬，我带着萧劲光送给我的一套衬衣和10块钱，到抗大去报了到。我的妻子刘静，被组织上安排到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

抗大，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当时的校长仍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兼任，日常工作由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教育长是刘亚楼，训练部部长是许光达。

我到校时，训练部部长许光达与我谈了话。他告诉我，抗大第三期高级班是1937年8月开学的，现在还未结业，抗大第四期下个月开学。我可以先跟着第三期高级班学习一段时间，等第四期高级班组成时，再转到第四期从头学起。

我说："行，只要让我学习，怎么安排都行。"

第三期高级班的班主任是李寿轩，他是湖南人，红一方面军的老同志；学员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干部。与我同组的有王树声、杜义德等。我和杜义德睡在一个土炕上。

在第三期高级班里，我听过张闻天《论青年修养》的报告，刘少奇所作《华北地区工作经验》的演讲，还听过陈伯钧讲的战略战术课。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报告，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使我多少年之后都记忆犹新。我记得毛主席讲道："我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应该放弃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旗帜，而应该把这面旗帜举得高高的，号召群众。""许多同志不了解我们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认为现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有的同志认为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了，这是不对的。"毛主席举了个例子说："在红军长征时，我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找一些报纸、书籍来看。一天我到一户地主家，看有没有报纸或书籍之类的东西，地主的老太太一见我就说，昨天她家已被共产了，这些东西都没了。你们看，她就把我们搞的视为共产主义了。我们许多干部也说不清现阶段的革命性质，大家应该明白，我们现在进行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更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还得许多年……。目前我们对爱国的资本家、工商业者是不会进行打击的，我们打击的是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如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得走许多路，就像我们从这里出发要转个弯，才能走到延安北门外一样，不是一步或几步就能走到的。"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很大众化，他就像拉家常一样，慢慢讲解，让你听明白。他的报告特别受工农出身的干部欢迎。

4月上旬，第三期高级班毕业了，学员们陆续分配了出去。刚刚接替刘亚楼担任教育长的许光达找到我说："前方战事太紧，一时抽不出人回来学习，抗大第四期的高级班就不成立了。不过，设在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要成立一个红军干部支队，你到那里去学习怎么样？"

我说："当然可以，到哪里学习都行。"

正在我打点行装准备去瓦窑堡的时候，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桥儿沟的天主教堂会议室听重要报告。报告会由罗瑞卿主持，张闻天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张国焘叛逃到武汉投靠国民党、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携几万元军饷潜逃的事。3月间我还在凤凰山麓见过张国焘，这个消息让我很惊讶。张闻天说，我们队伍里有一些"垃圾"，这些"垃圾"离开了，我们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好一些。报告会上，还揭发了张国焘以前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一些错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团长激愤的说：他过去迷信张国焘，现在才知道这个叛徒的真面目，我们被他害苦了……说着说着，他掉下了眼泪。

4月15日，我动身去瓦窑堡。瓦窑堡是原安定县的县城，1935年，为纪念谢子长，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瓦窑堡就跟着改成了子长县城。

瓦窑堡北距延安190里，我途中在安塞停留了一晚，4月16日，抗大第四期开学的当天赶到瓦窑堡。抗大第一大队的驻地在米粮山，抗大前身红军大学的校址最初就在这里，后来才迁往保安和延安。

我到第一大队报了到，大队长是苏振华，大队政委是胡耀邦，副大队长是詹才芳，政治处主任是王赤军。大队的下面，还设有支队、区队、班。一支队是军事干部队，二支队是政治干部队，我被分在一支队一区队的一班，先后担任了班长和区队长。我们班除我外还有两位团级干部，都是一二0师的，一位是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一位是学兵团团长刘开锡。

一大队领导同志告诉我：因为第四期学员猛增，抗大的校舍不够用，只好把第一、第五、第六、第七大队分散在延安以外上课。我们一大队在瓦窑堡，第五、六、七大队，分驻甘肃庆阳、延安以南的洛川、安塞以东的蟠龙镇。

一大队的教室，原是国民党骑兵的一个大马厩，我们几十个人就挤在这个马厩中上课。三块砖头垫起来当凳子，膝盖就是可以移动的桌子。我们第一支队的学员大多是各地来的营级、连级军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的同志连一天学也没上过。比较起来，我竟成了"知识分子"，支队常让我给大家讲文化课中的一些成语和小故事。

我们学习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政治课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党在现阶段的方针和政策；文化课学习语文、数学和常识；军事课内容最丰富，有排、连、营、团的战术，有在野外进行的实战攻防演练，还有地形、军事通信等等。教员兼班主任是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当过团长的徐德操；教材使用苏联红军的教范和条令，其中一些，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翻译的。

8月1日，全大队开展了一次迎八一的学习军事技术运动，学员们苦学苦练军事技术和战斗动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候供应困难，很少发衣服，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搞基础训练时，我的裤腿磨出了大洞，却没有布缝补，我就干脆把膝盖以下剪掉，长裤当成短裤穿，结果我的膝盖磨出了血，又结了厚厚的茧子。幸好秋后发了长裤，才救了急。

9月里的一天，延安发来通知，说是刘静患急性肺炎，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要我回延安去探视。我因学习紧张，硬着心没有请假回延安。还好，刘静挺了过来。

11月底，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和训练部长陈伯钧来到瓦窑堡，集合一大队讲了目前的形势和抗大东迁的设想。罗瑞卿说，据情报，日军有可能进攻陕甘宁边区，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们"换防"，到他们的后方去，中央正在考虑将抗大东迁到晋察冀边区去。抗大东迁是很有意义的，国统区的许多学校都是西迁大后方，而我们抗大却东迁到敌人后方，这可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敌后不仅可以开展游击战争，而且可以办学校。

陈伯钧作了具体的布置，有的队和班将随抗大迁往晋察冀，有的队和班将提前毕业。我所在的军事队，团的战术条例课还未学完，也将提前结业，同志们有些遗憾。陈伯钧说：军事队的课程还没有学完，但形势所迫也只有提前结业归队了。军事队中的一些学员已有许多实战经验，像贺炳炎、王兆相，这些同志已参加过多次战斗，回部队仍然可以在实战中学习、总结、提高。12月，我结束了在抗大的学习生活。这段正规化的学习生活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游击环境下多年养成的非正规化习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

毕业分配时，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方强来到瓦窑堡，代表总政分配学员。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希望回原部队警六团。方强说，那你得到延安留守兵团，找萧劲光司令员办手续。

我回到延安，向萧劲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同意我去警六团，但军委最近决定，要把警六团调回延安归建，我若现在去，还没走到晋西北，警六团就该从晋西北出发往延安走了，倒不如就在延安等一段时间。

我说："那我等部队这段时间干什么呢？"

萧劲光说："我看，你可以先到中央党校或者马列学院学习，毛主席不是也让你多学习吗？现在正好是个机会。"

我说："前方正在打仗，我可真想马上回部队去。"

萧劲光见我回前方心切，就说："那么你去总政，见见谭政副主任，让他决定吧。"说罢，萧劲光就写了一封信，让我交给谭政副主任，信的内容是希望留我在延安，一面学习，一面等部队。

我来到军委总政治部，把信交给谭政副主任，还汇报了我急于回部队的想法。谭政看过信说："我同意萧司令员的意见，你还是留在延安等部队，我们有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滚过来、滚过去，很难得到学习机会，你现在正好有这么个学习机会，也不容易，我把你介绍到马列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吧。"

我点点头，表示愿意留下学习。谭政说："这就对了嘛，也许你现在还体会不到，学习的好处可太多了。我还想去莫斯科学习呢。"

12月底，我到蓝家坪的马列学院报了到。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1938年5月成立，院长是党中央负总责的书记张闻天，副院长是经济学家王学文，总支书记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张启龙。教员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兼任，学院的专职工作人员还不到20人。

马列学院的学员或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团以上干部，或是各地来参加革命的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不但有大学生，还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把我这个只念过几年书的军事干部安排进来，起初真有点胆怯。但我那时毕竟年轻，什么也不怕，况且认为只是暂时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等警六团来到延安就走，所以心里又坦然了。

马列学院也分期，当时第二期还没毕业，第三期还未开课。学院安排我先跟着二期学，等三期开了课再转到三期去。马列学院的学员比抗大少得多，每期只有一个班。与我同学的有徐海东、谭余保、阎红彦、张秀山、汪东兴、马洪、刘澜波等老同志，也有丁玲、江青、孙维世、田家英等青年知识分子，但谁是第二期，谁是第三期，我记不清了。

我初到陕甘游击队时，曾在阎红彦领导下工作过；与张秀山更是亲密无间的老战友，见了面都有叙说不完的话。

徐海东同志我以前从未见过面，却是久闻其名。他时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一点架子也没有，待人非常亲切。第一次见面，他就紧握着我的手说："兆相同志，我一是要感谢你，二是要向你道歉啊。"

我吃了一惊。徐海东在大别山时是红二十五军军长，长征到陕北后是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长，我没和他打过交道呀。

徐海东接着说："红军东征的时候，我们红十五军团在山西的不少伤病员都是你们送过了黄河，又在神府苏区养好伤，这是我要感谢你的。当时中央有决定，这些伤病员痊愈后就留在神府，加强你们的力量，可是他们却不听招呼，养好伤以后都跑了回来，这不应该啊，所以我要向你道歉。"

我深为徐海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所感动，忙说："徐旅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救护红十五军团的伤病员是我们神府军民应该做的，他们回红十五军团也没错，在哪里不是打敌人？要说感谢，我还真得感谢你呢，红十五军团东征时，给了我们那么多枪支弹药，光轻机枪就有8挺，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红四团装备起来了。"

听到这里，徐海东爽朗地笑了。

马列学院的教室，是一间草篷顶的大房子，每一期学员总共有100多人，都在大房子里上课。和抗大一样，马列学院也没有课桌，只有两边垒几块砖头，中间搭块木板的凳子。

马列学院的课程很多，而且比抗大的课难懂，刚开始我听起来非常费劲，实在弄不懂教员讲的那些"偶然与必然"、"相对与绝对"、"剩余价值"、"价值规律"。院长张闻天见我学得吃力，鼓励我说："王兆相，你文化低，别着急，能听懂多少算多少，下了课让教员多给你补一补。"副院长王学文主讲政治经济学课，每次都抱着一堆书上讲台，慢条斯理地讲，据说他与马寅初、孔祥熙是同学。他很耐心地给我解答过许多问题。哲学教员艾思奇也很关心我，还给我出主意："今后，你可以多看点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读多了也可以提高文化水平。"

在他们的鼓励下，我拼命学，拼命记，不明白就请教教员和同学。一段时间过后，马列主义、党的建设、新民主主义、世界革命史几门课我都学得不错，只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成绩不够好。

中央领导同志和延安的一些大知识分子也常来马列学院讲课。毛主席讲新民主主义，朱德总司令讲抗日战争的形势，张闻天讲战略和策略，刘少奇讲共产党员的修养，王明讲统一战线，吴黎平讲马列主义，陈昌浩讲世界革命史，陈伯达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杨松讲中国革命。大家最爱听的，是毛主席、陈云、陈昌浩讲的课。毛主席讲的是革命斗争中的现实问题，举例非常多，语言幽默风趣。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这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他讲课像讲故事一样，十分吸引人。

陈云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讲的是党的建设课，包括党的历史、党的任务、党的工作方法、党内思想斗争等，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讲党内思想斗争时，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他说："在我们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时，有些同志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动不动就给对方扣大帽子，特别是有一些年轻的同志，他们像我这样﹣-"陈云把自己的拳头举过头顶，接着说："他们在批评别人时，把拳头举得高高的，帽子扣得大大的，不准被批评者说话，这样能让被批评者心服吗？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不要动不动就不准别人说话，拿拳头把别人吓住，拿帽子把别人压住。应该首先把对方的缺点甚至错误都摆到桌面上来，用事实来说明问题，由被批评者本人按照各自缺点、错误的大小，自己找一顶适合他本人的帽子去戴，你强加给他的帽子不是就是小，他戴着不舒服嘛。"

陈云在讲到要纠正党内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时，以马列学院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马列学院招生有一个原则规定，但在目前情况下，对特殊问题我们只能特殊处理。这些年来牺牲了不少革命同志，他们留下的子女我们不照顾谁去照顾，送他们进马列学院学习有什么不对的？这也是为革命培养人才嘛。至于有人对一些文化低的老同志进马列学院学习有看法，也是不应该的，要知道这些老同志都是在革命战争中拼杀出来的，大家可以数一数他们身上有多少伤疤。他们的文化程度的确不高，这就更应该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

陈云在讲干部培养问题时说，个别年轻同志认为自己是读过高中、念过大学、留过洋的，现在又在中央的最高学府学习，将来毕了业，理所当然该给个县长、专员干干。我说，那是不行的，马上让你去当个县长、专员，你是干不好的。年轻同志有文化、有理论，但欠缺革命的实际经验。高楼万丈平地起，年轻同志应先去当区乡干部、支部干部，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做更多的事、更大的事。

在讲工作方法时，陈云举例说，我们有一位旅长，奉派到国民党友军去拜访，做统战工作。结果我们这位旅长从坐下开始，就给人家讲抗日的大道理，根本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人家像听训话一样听了半天，效果自然不好。谈话、谈话，是双方说话，只有你一方说话，那叫什么谈话？大家离开马列学院投入工作后，千万要注意，在谈话中一定要多听听对方说什么，让人家把话说完，可别像那位旅长一样只顾训话。

在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陈云说，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同志会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呢？这绝不是他生来就不好，而是逐步发展变化的。比如有一位司务长，负责会议招待，当散会人走光后，他看到桌上有没抽完的香烟，就顺手拿一支抽了，没人说什么。第二次招待后，他拿了两支烟抽了，也没人说什么。第三次，他干脆把剩下的一盒烟放到自己兜里了，还是没人说什么。就这样，他的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什么都敢拿，最终成了贪污犯。假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提醒他，批评他，他也许就不会成为贪污犯了。

陈云不但课讲得好，而且朴素节俭。有一次下课后，正赶上天降大雨，陈云夹着书走到教室门口，停下来卷起裤腿，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然后打起伞走进雨中。我正好在教室门口，见状惊奇地说："陈部长，你怎么有鞋不穿，光着脚在水里走？"陈云笑了笑说："这样好，鞋沾上泥水容易坏，又不好洗，脚脏了回到家一冲一擦不就干净了吗？"说罢，他就在雨中迈开大步走了。

在延安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两个重要会议，分别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会议，我被马列学院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指出：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一切从事抗战建国事业的人所愿意接受和实行的；批驳了取消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错误论调；还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著名的反摩擦原则。

会议听取了边区各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和一些提案、法规。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选出15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这15人是：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相、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2月6日，我和其他14位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上，我被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主席、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柯庆施、陈伯达等十几人同组。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忙，不可能天天到会，我和几位天天到会的同志就成了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常驻代表"。

会议秘书长曹力如通知我说："兆相，你担任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组长吧。"

我觉得自己不合适，拒绝说："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里都是首长，我可当不了这个组长。"

曹力如认真地说："让你当组长，是征求过大家意见的，首长们都同意了。咱们要开十八九天会，首长们工作多，有些分组的小会就不一定来了。你当组长，有大事通知他们一下，小事你就处理了，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嘛。"

曹力如说得在理，我只好应承下来。我刚当上组长，会议秘书处就通知：一些地方的同志给大会送来一些水果和土特产，秘书处决定分给与会代表。我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大都没有来，便给他们一一写了便函，再签上我的名字，由曹力如派人送了去。

次日开全体代表大会，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们都来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的位置就坐。毛主席恰巧来到我的座位前，我站起来给他敬了礼，还向他问了好。

毛主席认出了我，和我握手说："王兆相同志，你派人送来的通知和礼品，我都收到了，谢谢你啦。"坐下后，毛主席又说："王兆相同志，你是我们的组长，我事情多，不能经常来参加小组会，我向你请假。"

我笑着说："你是中央领导人，不到会总是工作忙呗，还向我什么假呢？"

毛主席说："啊？再也不能不请假，不请假是不对的，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

休会的时候，毛主席向我了解了头一天会议的情况，还关心地问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有没有困难。他说："你过去做了很多工作，打游击战还是很有经验的，但文化低，不善于总结提高。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增加理论修养。不但要善于工作，还要会总结，把经验写出来给大家看。学习，总结，再学习，再总结，才能不断提高自己。"

我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这些话。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我作为马列学院选出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务组安排我与陈伯达、萧三住在一孔窑洞里。

会上，毛主席、陈云、李维汉等讲了话，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毛主席在谈到当前党的工作时说：我们党近来抓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抓边区部队建设，在边区扩大留守兵团建制，充实留守兵团。留守兵团就是我们的铁拳，如果没有留守兵团这个铁拳，没有萧劲光同志在这里，我们能在这里坐下来开会吗？所以我们要感谢留守兵团的同志们。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党近来大量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是我党我军的新生力量，是我们的宝贝，我们要重视文化重视知识，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我仔细读过这个决议后感到特别兴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家乡人民将过上更富足、更文明的生活。我们闹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吗？我非常赞成这个决议。

到会的170名代表选出了新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高岗当选为书记。大会还选举了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很光荣地当选了七大的代表。

1940年3月，马列学院第三期即将毕业。我原本对警六团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因1939年一二0师以贪污的罪名错杀了警六团供给处处长王山海，使我的心情很不愉快，便产生了不回警六团的想法。更重要的是，两年的学习，也打开了我的眼界，我迫切希望到更广阔、更艰苦、更需要人的抗日前线去，而不愿总是守着战斗了多年的家乡地区，工作了多年的老部队。所以在毕业前夕，我给总政谭政副主任写了一封信，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谭政约见了我，对我说："你上前线的决心和要求是很好的，组织上原准备安排你到警备三团工作，因为警备三团现在没有团长，只有政委杜平在那里主持工作。既然你提出希望到前方去，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可以批准你的要求，让你到新四军去工作。"

我同意去新四军，接着问他党的七大何时召开。

谭政告诉我，七大召开的具体日期还未确定，可以再等等，参加过七大之后再动身。

我来到留守兵团，向萧劲光报告了组织上已安排我毕业后去新四军工作。

萧劲光感到有些突然，问我说："怎么叫你去新四军？是谁通知你的？毛主席知道吗？"

我说："离开陕甘宁到其他根据地是我自己向总政提出的，毛主席是否知道，我就不清楚了。"

萧劲光沉吟了一会说："军委决定警六团不回延安，脱离留守兵团序列，编入一二0师三五八旅了。我们考虑你对陕北情况熟悉，在这里工作方便些，打算让你去警三团当团长。现在你提出到其他根据地去，这样也好，陕北籍同志不一定非要留在陕北不可，换个工作环境，离开熟悉的部队、熟悉的地区，是个更大的锻炼。"

5月下旬，我从马列学院毕业。屈指算来，我在延安学习了整整两年。这两年，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军事素质、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得到了提高，视野和胸怀也开阔了。这两年，可以说对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

6月初，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通知我：先到小砭沟的招待所住下，等参加过党的七大再去新四军。我在小砭沟的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一个多月，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一些会议，还到兴华农场、难民纺织厂和一些部队、学校参观过。

7月底的一天晚上，胡耀邦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决定七大延期召开，推迟到何时还没定。去新四军的交通被敌伪封锁得很严，一时无法通过。而山东的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军事干部。中央意见，要你去山东根据地工作，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愿意到山东抗日前线去。"

胡耀邦说："那好，我们就把你介绍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去，你明天就可以走，因为延安送给晋东南的一批物资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和运送物资的部队一起走，路上方便些。"

我想到了正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的刘静，就说："胡部长，我爱人刘静现在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能不能让她和我一块去山东？"

胡耀邦说："你可以带爱人一块走，中央刚作出决定，团以上干部可以带家属到前方去工作。"

我说；"那就请胡部长把刘静从女子大学调出来，我们后天出发，行吗？"

胡耀邦干脆地说："行！我明天就把你爱人调出来。"接着，他又有些抱歉地说："不过有件事实在对不起，本应该给你配发枪支、弹药、马匹的，但总政现在确实很困难，解决不了这些。好在你是陕北人，各方面熟人多，可以自己去活动。路费我一定批给你。"胡耀邦最后望着我说："你在瓦窑堡学习时，我们就熟悉，相信你在山东也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红二十六军时期的老战友王世泰，他正担任庆（阳）环（县）军分区司令员，有条件帮助我。果然，我一开口，他就痛痛快快地给了我一个马夫和一匹马。我再去留守兵团，领取了枪支、弹药。

下午我去总政组织部，胡耀邦已经把刘静从女子大学调出来，还批给了路费，开好了给中共山东分局的介绍信。我在瓦窑堡学习时，担任第一大队政委的胡耀邦就给我留下了精明强干的印象，如今他当了总政组织部的副部长，办事效率还是那样高。

8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和刘静，加上马夫王有生及一直跟随我的警卫员王学精，共4个人、两匹马，踏上了行程。在陕甘边、神府葭榆、晋西北与我共同战斗过的几十位老战友闻讯，都赶来送行，大家簇拥着我们，从小砭沟一直走到桥儿沟才道别。

我骑在马上回望深情的战友们，回望巍峨的宝塔山，不禁思绪万千，心潮澎湃。再见吧，战友们，再见吧，陕北故乡，我将铭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教诲，在山东抗日前线为保卫中华民族而努力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