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习仲勋传》

李云龙

　　●负伤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展和巩固，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连续作战取得的胜利，使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但也引起国民党陕西当局的恐慌。四月下旬，陕西当局再次调集四个正规团及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以在杨虎城部任骑兵团团长的王泰吉为总指挥，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

　　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书记金理科和军委书记习仲勋等领导成员随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留在照金地区，领导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总的方针是：内外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同时要求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准备迎接更恶劣更残酷形势的到来。

　　红二十六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习仲勋与金理科等特委、革委会和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及时下定决心，实施正确指挥，始终坚持以薛家寨为中心，军民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突袭伏击，有效抗击了来犯之敌。但是在敌重兵压境之时，出没于根据地附近的几股土匪武装却与革命政权和游击队作对，时常袭扰骚乱。这几股武装分别以其头领姓氏命名，称为钟队、罗队、郭队，其反动性尤以从陕甘游击队叛变出去的陈克敏民团为最。陈克敏股匪驻扎照金龙家寨内，仅隔一条绣房沟与薛家寨对峙，给游击队的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

　　五月底的一天，习仲勋与黄子文由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他们研究决定带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次日清晨，习仲勋、黄子文带政治保卫队二十余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刚吃早饭时，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形迹可疑。

　　陈家坡是一面东南走向的陡坡，正东是深沟，两侧梢林密布，是通往北梁、金盆、胡家巷、高山槐等村庄的必经之地。习仲勋看到情况有异，即紧急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他特别讲道：大家要高度警惕，防中敌人埋伏，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要加强尖兵，注意听从指挥。

　　队伍按战斗队形编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到陈家坡北面进入村内，同时派出三名尖兵组，指定了联络兵负责两队之间联系。

　　当队伍行至半坡时，埋伏在坡顶上的民团和匪徒突然开火。尖兵组面对居高临下之敌，未能还击便退了下来。指挥队伍前进的习仲勋见中敌埋伏，且情况不明，地形又对游击队极为不利，遂果断决定，黄子文带队伍迅速撤离现场。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道：一班随我留下将敌人压住，其余人跟黄子文行动。但这时一些游击队员要求习仲勋也一起撤离，以致行动迟缓。

　　习仲勋焦急地对黄子文说：“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你赶快带队伍走。”

　　黄子文刚刚离开，国民党地方民团已逼近到距离游击队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并再次开枪射击。

　　突然，习仲勋觉得头上“嗡”的一响，像被闷棍打了似的，倒了下去，鲜血顿时染红了衣衫。这时，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看见习仲勋负伤，疾步跑了过来，要搀扶他撤退。习仲勋厉声回绝：“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

　　习仲勋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但他仍清醒地意识到处境危险，必须迅速指挥游击队员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国民党地方民团已将他们团团围住，并叫喊着：“交枪！交枪！”习仲勋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发现四五位队员多数也已负伤。他着急地用眼色暗示大家赶快冲到坡旁边的梢林中去，谁知这些队员未能领会他的真实意图，一时显得束手无策，结果被俘。五十多年以后，习仲勋回忆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都是农村的放牛娃才来到游击队，既没有经过训练，又没有参加过战斗，况且是筹粮开会去的，又带有驮骡牲口，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民团伏击的。但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却抓住这件事不放，硬说游击队是交枪投降。为此，我给不少人写过证明材料，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

　　习仲勋还回忆说：“我负伤后，血流不止，周身酸困无力，当时被民团一位叫周致祥的小头目押着走。他好奇地问我，我看你是个大官。我说，我是一个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又说，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我说，我姓焦，富平人。说着我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给他。他又退给我三块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听了这话，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经过陈家坡村子，后面又出来了几十个人，连珠炮似地边放枪，边高喊，抓活的！抓活的！跑到前面是一条大沟坡，我就顺着坡势滚了下去，结果被一棵树挡住了，这阵儿我才觉得伤口疼痛，匪徒们乱打了一阵枪后，吹起了集合号，我才慢慢顺着梢林爬了下去。”在习仲勋的记忆中，这位曾为革命做过好事的周致祥给他留下了不坏的印象。他在后来讲述这段历史时说出了个中原因。他说：周致祥当时虽然是国民党民团的人，但他给我们写信要投靠共产党。我们因为没有把他的来信核实清楚，所以没有给他答复。这样他仍留在民团，但对红军有同情心，向往革命。

　　习仲勋负伤后因流血过多难以正常行走，只好一手捂着伤口，一手支撑着身躯，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艰难地爬行。到了下午，西斜的太阳把山沟照射得异常燥热。他感到饥渴难忍，嗓子眼像火烧一样焦灼，这是受伤流血过多出现的生理反应。他爬到一条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河水，洗净了手上的血迹，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顺着河道向前走去。

　　在河道沟口有一个名为柳林的小山庄，庄子西边住着一户贫苦农民叫郑老四。游击队的不少人对他都非常熟悉，亲切地称他郑四哥。习仲勋拖着沉重的双腿来到郑老四家，受到了这位农民和他妻子的细心照管。他们用土方为他消疼止血，又擀面条、做菜汤调理饭食。但是，伤口仍血流不止，并开始溃烂引起发烧，症状明显加重。习仲勋回忆说：“这天晚上，他郑老四）就把我送到了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习仲勋被送到的地方叫庵子村。这时，黄子文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土地委员兼乡长王满堂及被敌民团冲散的游击队员已经在庵子村会合，五六名伤员已经得到安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常生春许多年后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政治保卫队遭匪徒伏击，被掠走了六七支枪和一头骡子，但大家还是心向革命队伍。我受伤后与几名游击队员钻在梢林里，藏到天黑时听到班长金启明喊，敌人走了，保卫队的人在庵子村集合。结果保卫队除一名叫李文治的队员逃跑以外，其余人都回到了革命队伍。”

　　重伤中的习仲勋望着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的战友，听到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已经归队的消息，心中感到欣慰。

　　几天以后，习仲勋由黄子文、周冬至组织群众用担架送回薛家寨营地，在第二道寨子一孔石窑住下，开始医治枪伤。

　　习仲勋的伤情牵动着边区领导和不少群众的心。特委指定红军医院一位叫陈守印的医生专门为他疗伤。刘志丹返回照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看望习仲勋，并关切地叮嘱他，先不要多想事，好好养伤。许多游击队员和老百姓也热心地为他寻医问药。习仲勋总是鼓励看望他的人：“打仗负伤是常有的事，只要大伙在，我们还可以再干嘛！”

　　一天，被裹胁在陈克敏民团当兵的习仲勋的表弟柴国栋趁机逃出了龙家寨，特地赶来看望表哥。他详细叙述了此次土匪伏击游击队的经过。原来陈克敏和罗、郭几股土匪武装，是在头一天晚上驻扎到庵子、金盆、北梁、卧牛槽一带的。政治保卫队进房儿村吃饭时被土匪哨兵发现，陈克敏得到报告后立即布置埋伏，分工陈克敏队在坡顶正面堵截，罗、郭两股匪徒分别埋伏于陈家坡两侧高崖和密林之中，以数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发起突袭，使游击队完全陷入被动境地。在习仲勋的病榻前，兄弟俩还有一段颇有趣味的对话。

　　习仲勋问柴：“那天打仗时，我听出你喊‘打呀！打呀！’你是要打我们呀！”

　　柴愧疚地说：“陈克敏跟在后面，用枪逼着叫我喊，不喊不行呀！”

李云龙

　　●多事之秋

　　一九三三年，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来说，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年份。

　　据《耀县县志》记载：“开春群狼伤人，时有所闻。三月十三日起，狂风怒号，冷似严冬。十五六日既降黑霜，又遭火雾。二十五日降雹如卵，禾苗毁损严重。二十八日，漆沮二河暴涨，西岸滩地大部被淹。五月，狂风频作，麦豆多枯。七八月间，‘虎列拉’（霍乱）流行，全县染病七千六百余人，死亡三千一百人。”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内有“左”的路线干扰，外遭重兵“围剿”的根据地军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与恶劣的自然灾害相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中共陕西省委内部出现的突然变故，使根据地面临的政治形势更为严峻。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仲勋在薛家寨养伤的日子里。

　　四月中旬，红二十六军在旬邑、宁县、长武、淳化等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连续出击，结束了外线作战的任务之后返回照金。

　　四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以东的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发展红二十六军和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上以杜衡与刘志丹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意见展开激烈争论。杜衡是在国民党军队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时由西安返回部队的。他在困难形势面前完全丧失了信心。他认为，这里群众基础薄弱，敌人力量大，部队天天忙于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因而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南、华县一带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可以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刘志丹和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红二十六军南下，主张坚持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会议在距离薛家寨十里以外的北梁村举行，正在养伤的习仲勋起身行走困难，不便出席。但是，他身负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主席重责，仍旗帜鲜明地向特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他曾回忆说：“当时我就认为红军不能离开边区，远离苏区有了伤兵都没有办法。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我的意见全告诉了金理科，由他带到会上。”习仲勋负伤后，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的张秀山后来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边区特委书记金理科等人反对南下，赞成刘志丹的意见。习仲勋未参加会，但他委托金理科在会上转达他坚持陕甘边斗争的意见。”

　　遗憾的是，多数人据理力争终未能阻止机会主义者的武断专行。杜衡凭借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权力，在会上粗暴地打断了刘志丹的讲话，并无理地给刘志丹等人扣上“一贯右倾”的帽子，硬性通过了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病榻上的习仲勋听到了北梁会议刘志丹等多数人的正确意见被否定的消息时，感到十分气愤和茫然。他反复在想，此举事关红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草率从事，会造成难以弥补的大错。当然，他还不能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南下的危害性，也不可能预料到南下的最后失败。当时只是担心红军主动离开陕甘边区，会直接危害到这块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当会议已作出决定，习仲勋尽管心中焦急不安，疑虑重重，也不好再说出来。

　　此次联席会后不久，金理科调回陕西省委工作，秦武山接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

　　六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三百余名官兵由照金北梁挥师南下，当日到达陕西淳化县桃曲原，歼灭偷袭的国民党淳化县保安队八十余人。翌日，又行军一百余里抵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渭北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力劝红二团不要冒此风险，盲目南下。但杜衡仍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以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认识和实践相分裂，用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辞藻掩盖其隐晦自私的心理和诡谲行为，是机会主义者品格低下的一个共同特征。实际上，杜衡对部队南下的艰苦性心里是清楚的。他在前一天还眉飞色舞地侈谈南下的如何正确，如何有利，次日却从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红二团要了一头毛驴和一笔现款，以向省委汇报为名脱离了部队，绕道去了三原。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洛南一带后，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一百余名红军官兵血洒疆场，饮恨南山。待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幸存者历尽艰险返回照金时，已是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红二团兵败南山的消息传到照金苏区，酷热季节的深山犹如突然降了一场暴风雪，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阴冷的气息。

　　伤病中的习仲勋更是难以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好像未愈的伤口又撒了一把盐似的，备受煎熬。他为一百余名红军兄弟殒命终南山扼腕长叹，痛惜不已。他更担忧刘志丹等战友们的行踪安危，万分焦虑地思考着日后根据地的巩固和斗争。

　　与此同时，又从省城西安传来更为危急的信息，一个大的政治阴云瞬息间又笼罩在根据地军民的心头。

　　七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侦探探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脱离部队的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被捕。当晚，袁岳栋叛变，带国民党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不久前还喊着动听口号的杜衡先是在报纸上发表叛党公开信，供认他在“庙湾芋园战斗后，就动摇了，没有信心了”。继而又带领国民党军警到三原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疯狂捕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彻底暴露了其卑劣的政治品质。在此之前，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也被捕叛变，省委交通处和妇委机关遭到破坏。这些叛徒组织起所谓肃反委员会，向各地派遣肃反专员，致使党、团省委遭到完全破坏，西安和关中、陕南地区的中共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人士惨遭杀害。

　　陕西地区的革命又一次转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遇到了空前危机。

　　早在红二团南下失败之时，陕西省委为了保留这支红军队伍建制，决定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任命黄子祥为团长、杨森为政委，并以红四团为主力，坚持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八月，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剿”下，为了保存实力，红四团撤退到照金根据地。

　　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与上级中断了联系。习仲勋和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承担起了独立领导陕甘边苏区斗争的重任。习仲勋在回忆当时的困难情况时曾写道：

　　“红二团失败后，敌人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我们困难极了。红二团南下时把地方游击队的几支枪也调走了，照金游击队只有四十多个人，枪不满三十支，子弹也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发动进攻，我们失掉了红军主力的依靠，无处安身，吃饭也成了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坚持斗争，我们的方针是保存力量，以游击战保卫苏区。在淳化、旬邑、耀县一带及薛家寨的周围，我们发动群众，壮大游击队，等待有利时机。”

　　王世泰也曾撰文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受挫，王泰吉起义失利，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渭北根据地陷入敌手，陕甘边根据地上空笼罩着阴霾，经受了种种磨难。习仲勋听到红二团被敌人打垮的消息后，一直为志丹和我等人的安全而揪心，他曾给我说过，两个多月里，不但听不到我们的消息，反而传来了不少谣言。所以他整日盼望我们能安全回来。在革命趋于低潮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边区人民几经曲折，付出巨大损失之后，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排除艰难险阻，以无比的献身精神从挫折和失败中走向胜利。”

　　泰吉同志，欢迎你！

　　七月的关中大地，是天气最为炎热而变化无常的季节，晴朗的天空，转瞬间就会乌云翻滚，闪电夹杂震耳的惊雷，又是一阵狂风骤雨。

　　几乎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省委机关和各地党团组织遭到空前破坏的同时，在三个月前还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

　　习仲勋热情地称赞这一壮举说：

　　“犹如石破天惊，在奄奄一息的革命火堆上加了一把干柴。它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嚣张气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对于后来加强壮大西北红军、巩固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习仲勋对王泰吉相知甚深是有缘由的。两人家乡富平县淡村和临潼县北田镇相距不过五六十里远。习仲勋很早就对这位长自己七岁的革命者怀有仰慕之情，并得知王泰吉少年时随父亲王新斋在西安学习，“在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他受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西北党组织的创建者魏野畴的熏陶，立志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在陕军甄寿珊部任教导团一营营长。一九二八年春，率部发动了麟游起义，打算在陕甘边界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因遭反动武装阻击而失败。同年五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他与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一起，参加领导了渭华起义，被任命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只身到河南省南召县给富农打工，因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敌人逮捕，押解到南京监狱，和党失去了联系。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营救出狱，暂时栖身于杨的麾下，任骑兵团长。在这段时间里，他孤身求索，一度离开了革命洪流”。但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当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他报国之情甚切，要求奔赴抗日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得不奉命做出与自己愿望相反的行动。

　　王泰吉在四月间指挥四个正规团及六个县民团向照金苏区发动进攻时，习仲勋已身任边区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之职，和特委其他同志一道组织指挥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抗击来犯之敌。王泰吉在此次“围剿”中策军缓行，虚与应付，始终与转战中的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游击队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双方干脆佯装不知，相安无事，使这次“围剿”草草收场。

　　习仲勋和刘志丹等得知此情况后，对王泰吉身处敌营，对党忠贞不二，历经曲折，以特殊方式保护根据地斗争和红军力量所做的努力，深为敬佩。他们热切地期望这位革命志士尽快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党的怀抱。

　　王泰吉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带领部队走上了光明道路。

　　初夏，王泰吉主动派人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联系，表示要率部起义，投身于抗日斗争。他的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和批准。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带领骑兵团两千人在耀县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本人也随即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部队起义后迅速解除了国民党驻耀县城内全部武装；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人犯；组织宣传队，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和游击运动；处决镇压了一批反动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义勇军采取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短暂停留后，即向三原进发，欲争取驻防三原的杨竹荪团参加起义。但行至辘轳把村时，突遭国民党军孙友仁特务团袭击，战斗失利，人员大部溃散。王泰吉面对挫折，毫不动摇，果断率余部向照金撤退。

　　王泰吉作战受挫向照金转移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照金根据地。习仲勋和张秀山、李妙斋等人心情异常焦急。习仲勋伤口未愈，仍不顾别人劝阻，坚持要亲赴三原迎接王泰吉进入苏区。他带领特务队和耀西、淳化、旬邑三支游击队南行二十多里，准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所辖的让牛村与王泰吉会合，途中遇到溃散士兵，方知王泰吉率领义勇军余部已取道西路奔向照金。习仲勋急令部队迅速返回。

　　夕阳的余晖把大地涂抹得一片金黄，薛家寨下的绣房沟内层层林海，道道山嶂，更是五光十色，生机盎然。

　　傍晚时分，王泰吉带部队来到了绣房沟。习仲勋老远看见由于连日行军面容显得憔悴的王泰吉时，就疾步迎上前去，紧紧拉住了王泰吉的双手。王泰吉回到了根据地，望着面前站立着欢迎他的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和游击队，一股暖流从心头涌起，布满征尘的面庞透出了红光，一时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习仲勋声音洪亮地说道：“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是啊！不容易，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王泰吉摇动着双手，眼角涌出了泪花。

　　习仲勋接着说：“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你率部起义，难能可贵，意义很大。”

　　王泰吉回转过身子指着正在休息的义勇军士兵，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儿人！”

　　习仲勋深为王泰吉在初次见面时诚恳坦荡的态度和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宽慰他说：“兵不在多而在精。现在比起义时，人数虽然少了，质量却高了。想跑的跑了，坚决革命的都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当天，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安排义勇军在薛家寨山脚下宿营休整，并落实了粮食物资供应和弹药补给具体事宜后，与王泰吉和义勇军党代表刘映胜一起回到薛家寨。在习仲勋养伤窑洞里的油灯下，他们俩推心置腹，倾心交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王泰吉对于辘轳把的失败很痛心。他说：“原想带出来两三千人，可是手下有些人，过去是很好的朋友，到了紧要关头就叛变了。”

　　习仲勋分析说：“你们过去的关系都建立在私人感情上，没有革命的思想政治基础。你起义为的是抗日救国，干革命。那些人跟着你干是想发财。他们搞到了一笔钱，银元、元宝、大烟土，腰里装得满满的，哪里有心思跟你去拼命？”

　　王泰吉听后，长长地“嗨”了一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

　　他们一起仔细地探讨起义失败的原因，分析部队的现状，研究确定了整编和以后的行动方案。次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革委会和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新任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和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王泰吉和全体起义官兵加入红军行列。

　　王泰吉率部进入照金，为根据地带来一百挺没有安装的手提式机枪和几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轻重武器装备。不久，中共耀县县委领导的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这些队伍成分大多数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贫苦农民，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意志坚定，又有较好的党的工作基础。三支革命武装相继进入照金，缓解了苏区的危急局势，清除了隐忧外患，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充分表明了在革命接连遭受挫折的形势下，照金苏区成为陕甘地区当时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抗衡、聚集革命力量、复兴苏维埃运动的坚强阵地。

　　王泰吉进入根据地后，以坚实的步伐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历程。

　　在此期间，王泰吉的优秀品格和卓越才干赢得了边区特委的信赖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爱。他担任边区红军重要领导职务并胜利组织指挥了多次重要战斗，后在奉命赴豫陕边境执行说服山东人民军武装头领刘桂堂（刘黑七）易帜抗日任务途中，被国民党民团扣押，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在西安惨遭杀害，年仅二十八岁。

　　习仲勋长期以来深切怀念这位忠贞的革命烈士。在王泰吉英勇就义五十周年时，习仲勋奋笔写下了《深切怀念王泰吉同志》的纪念文章。他引用烈士临刑前的《绝命诗》和《绝命词》，以寄托哀思，激励后来人。文中写道：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为圆寂，

　　将门儿掩，

　　谁也不见，

　　学禿陀参禅；

　　将孔孟抛在天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王泰吉这种为革命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泰吉从学生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在那风雨如晦、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毅然宣布自己革命的目的在于‘求解放’、‘红旗飞’、‘宇宙红’。麟游起义失败后，他给父母的信中写道：‘男儿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后来，在敌人监狱里，他以‘不期大名垂宇宙’、‘功名不必自我成’的诗句，表明自己投身革命没有任何功名、利禄的追求。相反的，他乐于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开路，把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解放事业。这种崇高的毫不利己的革命情操和纯洁品质，永远是每一个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王泰吉和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一样，在一生的征途中，有过缺点，也犯过错误。但是他能够认识错误。每次遭受挫折后，他都能回过头来冷静地反省自己，检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当起义失败后，他为革命事业‘摧折零落’、‘毛羽萎败’而自责。检讨自己‘愧无良平智量深’。在失掉和党的联系暂寄杨虎城部下时，他观察形势，寻找时机，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耀县起义，把国民党的武装带入革命的营垒，用行动展示了急于回到母亲怀抱的赤子之心。当他被马云从出卖，身陷囹圄时，痛定思痛，呼出了‘狐鸦结交吾有愧’的悔恨之声。王泰吉同志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是十分珍贵的。

　　王泰吉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时代，他刻苦攻读，博览群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迪，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他始终不放松学习。他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使他从‘屡经起义与愿违’的失败中，很快地总结经验，增长才干，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巧打张洪镇，奇袭合水城，毛家沟门力挽狂澜，转败为胜，都表现出他善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善于从实际出发，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在紧张的军事行动中，他还写诗言志，鼓舞士气。他的诗词，为无产阶级文化园地增添了一束绚丽的光彩。”

李云龙

　　●主持陈家坡会议

　　在不长时间内，几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但是，由于这里地处高山密林深处，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数百人的吃饭问题一下成为突出困难。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部队“吃得最多的是当地群众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包谷糁粥等，加之住处潮湿，许多士兵出现腹痛、腹泻等肠胃疾病，影响了部队战斗力”。

　　习仲勋、王泰吉等陕甘边区特委、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根据敌我力量的变化和面临的现实情况，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掉盘踞在后沟寨子的国民党民团，既能解决根据地严重缺粮的燃眉之急，又可以拔掉这一反动武装据点，消除其对根据地的军事威胁和骚扰。

　　后沟寨子位于照金一个沟道内，上是高山，下临石崖，中间修有寨墙，地形极为特殊而险峻。寨内有房屋、窑洞，藏粮丰富。当地不少土豪士绅躲藏在这里，是国民党地主民团一个顽固堡垒。游击队几次欲进攻这个土围子，只因兵力和武器装备不足，终未行动。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按照特委统一部署，在王泰吉率领下经四平接近后沟寨子附近，将寨子包围起来，然后用迫击炮和游击队自造的“麻辫炸弹”发起猛烈轰击，同时进行战场喊话，发动政治攻势，迫使民团停止抵抗，打开寨门向游击队投降。

　　义勇军和游击队进入后沟寨内，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一面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部队和群众身挑肩扛，川流不息，及时补充了部队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还设法从周围其他地方征集粮草，解决了根据地人员吃饭和生活给养问题。

　　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度艰苦虽然给根据地建设和发展造成严重困难，但如何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避免部队分散活动而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如何坚持发展根据地则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习仲勋回忆说：“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还有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都开展了起来。在地方游击队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左右，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负责人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以及受陕西省委派遣来到照金担任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政委的高岗，红四团、耀县游击支队的领导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

　　习仲勋和特委其他领导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正确地分析研究根据地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并结合实际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切实对策。

　　但是，会议进行当中，在对义勇军、红四团和游击队三支武装要不要实行统一指挥领导，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争论得非常激烈。多数人认为，应当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制，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相对分散和弱小的游击队集中统一行动，以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反动武装的薄弱部位，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这些同志提出，在当前国民党当局加紧“围剿”苏区，游击队分散活动一再失利，面临可能被敌分割围歼的危险情况下，只有迅速建立起统一指挥的主力红军，才能顶住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陕西党组织、红二十六军和苏区接连受挫，国民党军队攻势凶猛，组建主力部队目标过大，而且在当前形势下也很难行得通。他们主张已到达照金的各支武装仍回原地，分散开展游击活动。持此种意见者以来自渭北苏区红四团的同志更为坚决。

　　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红四团团长黄子祥就找到习仲勋表示了坚持分散活动的意见，并要求习仲勋予以支持。习仲勋表示：“况我不晓得，究竟怎样决定，开会再商量。”

　　会议开到天黑仍争论不休，接着又开了整整一个通宵。

　　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种意见后，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要“继续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就必须把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多个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他认为，红军武装只有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击，不仅不能坚持陕甘边斗争，还极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会议的另一位执行主席秦武山，在自己写的《我的自传》中也对会议情况有详细记述：

　　“这次会议上，对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同志。第二个问题是总指挥人选问题。大家都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争论问题是高岗任政委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上我们批评了黄、王的失败情绪，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时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并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在作出这一重要决定之时，习仲勋和其他与会同志仍然惦记着身负众望而又南下未归的刘志丹同志，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刘志丹未归之前暂不宣布。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耀县游击队等各支游击队。同时，宣布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将义勇军改编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隶属的一个大队。

　　陈家坡会议后，新组建的陕甘边区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和临时总指挥部率领下，以崭新的战斗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首开胜利纪录，迫使苏区周围反动民团纷纷后撤。九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歼敌。二十五日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该民团中共地下党员宋飞率部分团丁参加了红军。旋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休整。

　　红军主力作战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证明：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它为日后西北红军主力的重建和军事斗争形势的改变，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张策回忆说：“我到照金后夜宿在一个叫陈家坡的村子，第三天，陕甘边特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我在巷道里听到会场争论得十分激烈。但争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毫无所知，也不便打听。后来才知道，在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情况下，会议决定建立新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以统一各红军武装的行动。这个决定十分重要，它及时建立了红军指挥机关，巩固和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确的作战行动”。

　　习仲勋在五十年后也撰文写道：

　　“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李云龙

　　●撤离照金

　　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还击而使其图谋落空，引起了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苏区，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中下旬，当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游击队在高山槐、老爷岭一线作战之时，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调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重兵逼近陕甘边中心基地薛家寨，并从后沟方向发起进攻。此时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寡力孤，情势危急。

　　重兵压境，形势严峻。习仲勋紧急动员山寨所有人员严阵以待，做好战斗准备。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红军医院、被服厂的工人、医护人员也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用自制的“麻辫炸弹”、土地雷等一次次打退敌人进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歼灭绣房沟阻敌后，便冒雨登上薛家寨，布置部队立即进入防御工事，加强抗击火力，经过激战，彻底击溃进攻之敌，取得了保卫薛家寨第一次战斗的胜利。但不幸的是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在率队追击溃敌时，中敌埋伏，英勇牺牲。习仲勋深为在苏区困难之际失去了这位智勇兼备的战友而感到悲痛和惋惜。

　　不久，吴岱峰继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

　　十月四日，农历八月十五，是象征喜庆和团圆的中华民族传统佳节——中秋节。

　　这是一个在习仲勋人生经历中留下美好记忆的日子。

　　晚上，满圆的月亮穿过薄薄云雾，将大地照得光明如昼，秋风轻轻掠过山寨，战争的硝烟和喧嚣随落日离去，照金根据地一片静谧。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突然间激动人心的喊声响起，欢笑声、鼓掌声、奔走相告声，犹如卷过一阵狂飙久久回响在薛家寨的夜空。

　　刘志丹和王世泰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照金。他们刚一踏进薛家寨山门，就被激动的人群围了起来。

　　习仲勋自从知道红二团南下失败的消息后，他和许多同志一样，昼夜担心刘志丹等人的安全，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尤其在困难之时，更是盼望刘志丹早日归来。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觉得喜从天降。习仲勋、秦武山等领导同志快步来到寨前，迎接这位日夜思念的群众领袖回到根据地。在此前后，吴岱峰、高锦纯、王兆相、黄罗斌、康健民等二十多名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指挥员，先后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辗转回到了照金。

　　战友们在朝思暮想后重逢了，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他们紧握着双手，眼里涌出了泪花。习仲勋望着刘志丹，从内心感到：“经过这场磨难，刘志丹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坚强了，仍然是那么精神抖擞，没有一点儿灰心丧气的样子。”

　　刘志丹关切地问习仲勋：“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刘志丹回照金后，即承担起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重任。八天以后，他又参与指挥陕甘边红军主力，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十月十二日，红军主力离开照金，再次转入外线歼敌。这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察觉到国民党有进攻根据地迹象后作出的决定。其时，红军主力仅四百余人，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为了避敌锋芒，才决定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陕北一支队转入外线作战，牵制围敌，减轻苏区压力。同时决定习仲勋、张秀山、吴岱峰等带领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

　　红军主力于十八日深夜突袭甘肃省合水县城，歼灭守敌及地方民团数十人。二十七日，在甘肃省庆阳县的三十里铺消灭国民党地方军阀谭世麟部四十余人。二十八日，又在该县毛家沟门击溃国民党军赵文治团，毙俘二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

　　陕甘边红军主力出动后不久，国民党陕西当局在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又一次对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当时出版的《西京日报》公开发布了“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残匪”的消息。接着，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四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六干人的大规模进攻。杨子恒的兵力部署是：以孙友仁特务团附属炮兵营和三原、淳化、旬邑、同官、耀县、宜君县民团分路直攻照金苏区；冯钦哉师一个团在中（部）、宜（君）一带堵截；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地区阻击；陇东赵文治团追击主力红军。在进攻之前，国民党政权拉夫派差，修路架桥，将大炮等重兵器运往照金土儿梁上，准备以薛家寨为目标，实施炮火轰击。陈克敏叛匪和张彦宁民团也倾巢出动，带国民党孙友仁特务团在照金坟滩、绣房沟一带驻扎，对薛家寨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瞬时，照金上空乌云滚滚，寒气逼人。

　　面对敌情新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部成员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其时，照金苏区仅有一、五、七、九、十一游击支队，除在附近开展游击活动的以外，多数兵力集中于薛家寨。会议根据面临的危机和军事态势，调整了兵力部署，提出了保卫薛家寨的具体防御方案。

　　秦武山在会上还特地问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咱们的队伍守寨究竟能守多久？我们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必须当机立断，作出决定。

　　张秀山回答说：顶多能守半个月时间。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对半个月以后再怎么办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讨论撤退问题。会上还有人提出，能否调主力部队回来，参加反“围剿”战斗？由于这一提议脱离实际，没有实现可能而未被采纳。六十多年后，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张秀山深有感触地回忆说：“这次会议有缺点。现在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死守薛家寨是下策。正确的作战原则是不应当株守一地，死打硬拼，而是尽量保存有生力量，大量歼灭敌人，在游击战中不断开辟根据地，扩大根据地。至于要调转战中的红军主力部队回来，不仅不可能，就是回来了，也是不可能取胜的。”

　　十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开始由土儿梁隔绣房沟向薛家寨发起炮火攻击。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炮弹，但未击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绣房沟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筑的“石门工事”，更是毫发无损。敌军遂变换战术，步兵分队在炮火支援下，几次试图登山攻击，遭到游击队前沿阵地布设的地雷、土炸弹有效杀伤又退回原地。薛家寨内的边区领导和红军官兵，上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五六天内，游击队防御作战仍士气旺盛，屡打胜仗。

　　习仲勋看到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便向特委“建议部队全部撤退，来个空城计，我们不能死守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并作出决定：习仲勋先撤离寨子，在适当地带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勋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工作。

　　国民党军在强攻薛家寨不成的情况下，又变换战术，实施偷袭方案。

　　十五日夜晚，叛匪陈克敏带国民党军特务团一百余人，利用夜色掩护，由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岘阵地之结合部一条陡峭石缝攀登而上，进入寨内埋伏。拂晓，犯敌向游击队阵地发起攻击。同时，一股国民党军又从后山冲出。游击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决定：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张秀山、吴岱峰率游击队主力首先撤出阵地，且战且退，在党家山作短暂停留后，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带进发，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三十余天，于十一月下旬离开照金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

　　设立在寨内岩洞的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和后勤人员，在敌冲向前沿阵地时，即由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率领，向薛家寨以东的黑田峪方向突围成功。当国民党军追兵赶到堵截之时，队伍已脱离险境，北赴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境寻找红军主力。

　　国民党军占据薛家寨后，在寨内及周围地区纵兵数日，劫掠群众财物，屠杀革命群众；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未来得及转移的伤病员。国民党反动势力得意忘形，甚至编唱反动歌谣：  “八月二十三／粮来了好几千／有大炮、有机关／打了薛家寨／占了党家山。”以此宣泄其仇视革命的情绪。

　　习仲勋在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根据地、白色恐怖严重的形势下，“仍留在照金搞革命活动。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密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在这段时间内，习仲勋受到了一位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习仲勋曾回忆说：“她半夜里把我从山林中叫回来，在她家里给我吃米饭，做猪耳朵肉，有时还把白糖也给我送来。”他十分感激老大娘的体贴照顾，亲切地称她为“干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工作实在无法开展，习仲勋决定离开这里。他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身背藏有手枪和子弹的褡裢袋，来到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刘约三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相会时，习仲勋还将一支驳壳枪作为劫后相逢的见面礼送给张秀山。

　　不久，阻击游击队的国民党军何高侯团跟踪追杀过来。当天，习仲勋随张秀山等带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甲原宿营。次日又与外号叫杨谋子的土匪发生遭遇，交火后将匪徒击溃。在这里习仲勋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多月。病未痊愈，又随同来此的南梁保安队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习仲勋回忆说，在这里“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我送到山里，晚上又接回来吃饭。在这里又养了一段病”。

　　就在习仲勋患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新的斗争在召唤着病中的习仲勋。

　　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坚持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是年冬天，党组织在陈克敏民团中成功地发动了士兵暴动，彻底摧毁了这支反动武装。次年春夏，红军和游击队主力经常返回照金地区开展活动。这里又成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的中心区域。在此期间，坚持斗争在照金地区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群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岁月匆匆，情思悠悠。经过了五十年历史烟云，习仲勋充满深情地撰文回忆和评述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历史。文中写道：

　　“照金根据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失守后，下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大大发展了起来。同时成立了平子游击队。这一切使我们领会到了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从而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但是照金毕竟还是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太近，它的活动回旋余地不够广大，作为长期巩固的支撑革命的后方基地还是困难的。”

李云龙

　　第06章 转战陕甘边

　　●南梁曙光

　　陇东的冬季异常寒冷而漫长。当这里还是冰天覆盖大地、寒风疯狂怒号肆虐之际，春天已回到人间。

　　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夕，习仲勋久病初愈，便急忙从豹子沟赶到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这时，刘志丹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辟新的苏区。习仲勋病愈归队，受到了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欢迎。他根据组织安排，担任中共队委书记，以后兼任义勇军指导员。在二将川，他与在撤离照金时分开的吴岱峰、刘约三等战友重逢。从大家热情的话语中，更能详细地听到了陕甘边区红军近几个月的艰难征战和开辟南梁苏区的斗争经历。

　　南梁地区，是指以葫芦河为发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锦庙川、二将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约百余里的广大山区。位于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是甘肃省庆阳、合水，陕西省保安、甘泉四县的交界地段。由于这一地区中心是庆阳县的南梁堡（今属甘肃省华池县管辖），故称南梁地区。南梁境内重峦叠嶂，梢林密布，地形复杂。

　　北宋时，这里是与西夏接壤的的边境，常受到外敌袭扰，宋庆历元年至二年（公元一〇四一——一〇四二年）范仲俺任环庆路略副师时，曾来此地修筑了荔园堡、大顺城于数座城寨，积极防御，巩固边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范仲俺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已是这里自然风光的生动写照。词中的“孤城”，当地有名研究者认为指的是离南梁堡不远的大顺城。

　　南梁地广人稀而又远离陕、甘、宁三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方地主武装力量弱小，在当时被称为“三不管”的地方。它旋余地方大，进可以直取关中，退可以扼守山林。当地农民群众饱受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传统，因而长期以来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些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领导机关和红军面临无立足之地的严重现实之际，就引发习仲勋和许多同志对陕甘边区革命前途的思考：在哪里建立一个更有利于发动群众，发挥游击作战的特点，不断巩固和壮大红军力量的根据地？当大家苦无良策之时，转战途中的刘志丹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在乔山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主张。他郑重建议红军临时总指挥立即召开联席会议，研究部队党的行动方向和创建根据地等重大战略问题。这一主张得到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负责人的一致赞成。

　　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五日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以往开展武装斗争及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包家寨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将义勇军和耀县支队合编为四十二师第三团；将第四团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协同步兵作战的需要。会议还仿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决定划分为三个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一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十一月八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全师共五百余人，战马二百多匹。翌年一月，第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相继成立。新的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按照包家寨会议的既定方针，在陕甘边区更广阔的战场上开展了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

　　习仲勋因为留守照金，继而又身患重病，没有参加包家寨会议。当他知道会议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了正确的决议并使陕甘边革命形势迅速向前发展时，不由想起第一次与刘志丹相见时的情景。刘志丹那时就语重心长地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创建根据地，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干扰，他长期以来想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包家寨会议决议及其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了刘志丹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军事才干。习仲勋从内心更加敬佩这位在革命战火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同时也为陕甘边区革命出现的大好形势感到欣慰。

　　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以后，便兵分两路，师部带红三团向东游击，骑兵团向西发展。先后在荔园堡、闫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拔掉一些据点，为迅速建立南梁根据地打开了局面。刘志丹和四十二师领导，要求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协同地方干部广泛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建立和巩固第二游击队工作。同时决定，在南梁一带建立地方机关和师后方留守分队，安排伤病员到平安川、豹子川治疗休养。

　　习仲勋和红四十二师特派员张策一起，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闫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和二将川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是很兴奋地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逢人演讲。习仲勋来后，我们同时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农团、雇农会等在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

　　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初步形成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武装体系。到一九三四年春，陕甘边红色区域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和中部等十四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

　　习仲勋这年还不满二十一岁。

　　经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人们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来之不易啊！这是毛主席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共四十二师委员会、陕甘边特委坚持正确的军事路线的结果。

　　习仲勋也以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过当时情景：

　　“一九三三年冬天，红军横扫陕甘边的反动武装，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的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年的红军哥哥回来了。’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了起来。”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曙光照亮了葫芦河两岸。

李云龙

　　●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仍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谁胜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恶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受空前破坏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表明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显的特别紧迫。

　　习仲勋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二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七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

　　七月下旬，习仲勋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领导，在闫家洼子迎来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游击队和赤卫队。闫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重要的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闫家洼子”。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欢，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了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闫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会议，习仲勋“是主席团成员之一”。

　　会议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议上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两封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建立一个根据地？省的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

　　两封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勋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闫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特别是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上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还是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援助。闫家洼子会议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准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的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的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近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勋与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的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的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和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以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会议在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一〇六四年——一〇六七）。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的对面是一个旧式戏台，庙宇于戏台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场地。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经常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连续七天时间内，来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十一月七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和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怀庆这开天辟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于各色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印章，以洪亮高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后，在荔园堡一河之隔的开阔地上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咱在阅兵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心潮起伏，难抑自抑。他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府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

李云龙

　　●为苏区经济文化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个名单中进入新的阶段。但是，习仲勋思想并不轻松。他努力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保障游击战争胜利的重任。

　　习仲勋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它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地吸取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拥护，是革命政府有威信。”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上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行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因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不在乎了。”习仲勋曾回忆这件事曾说：“他的行动真的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都执行等用品，均为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的是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将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次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对于负责任的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过撤职处分。”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障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物资基础。习仲勋主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治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的推动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学校主要成员是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先后参加干部三期，月三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有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晰的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那两句话：“马克思、恩科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很多村庄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政策的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文明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晰的处理各种矛盾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以后工作的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很大的影响，已知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新生政权规章制度的周密和健全。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部分出租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田、苗一起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土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养；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反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考收买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军政做情报工作；对牺牲战士和赤卫队员付给买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政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对极端反对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与彻底消灭；除此而外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都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布置接触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活动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发并宣传禁烟、禁赌、房租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家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不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反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要通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新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李云龙

　　●反围剿

　　陕甘边各级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红四十二师和各路游击队向反动武装的频繁出击，打击和动摇着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的反动统治。根据地周围的反动豪绅和恶霸地主更是惊恐万状，四处乞求陕甘军阀“进剿”红军和根据地。其实，早在照金苏区失守、根据地中心向南梁地区转移之际，国民党军的“围剿”重点也由南向北转移，次举兵进攻南梁苏区。

　　面对严峻的形势，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来犯之敌，开展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成为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更重要的任务。习仲勋自始至终参与组织指挥了边区反“围剿”斗争和后方生产建设事业。

　　一九三四年二月，南梁苏区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刚刚建立，国民党当局即向陕甘边区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驻守庆阳一线仇良、王子义团和民团团总谭世麟部，以南梁地区红军为攻击目标分兵“进剿”；驻三边的陕西警备第二、三团、耀县特务团、旬邑的何高侯团、洛川的冯钦部所属一个团即延安张瑞卢团严守防地相机围追堵截红军队伍。

　　刘志丹等红军领导根据地敌我态势，确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 总指挥部牵制和抗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战力转入外线歼敌的作战方针。根据这一部署，红军主力相继在耀县瑶曲、宜君石板、五里镇、中部店头等地打击敌人，接着进入保安县蔺家砭，歼敌一个营；突击庆阳县高桥、赵梁子民团获胜。四月二日，又抓住有利战机，在合水县西华池消灭“围剿”主力王子义团两个营一个机炮连，歼敌七百余人。此后，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三游击队总指挥部作战，连胜三原里、和尚原、瓦子川战斗胜利。

　　陕甘边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纵深地带兵力空虚。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后方“围剿”斗争。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国民党军仇良民团一个骑兵营于谭世麟地方保安队相配合窜入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的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行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去指挥机关。习仲勋等领导人得到敌情报告后，立即集合游击队和后方留守人员主动向二将川撤退，同时动员和组织附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人员迅速进入深山密林中隐蔽。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到处烧杀抢夺，烧毁房屋四十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将群众未来得及转移的粮食、牛羊牲口洗劫一空。在闫家洼、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村庄捕捉乡村苏维埃政权干部、共产党三十多人，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白杨珍等数十人枪杀活埋。之后，有沿河川向上窜到保安县芦子沟，穷凶极恶地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疯狂进行阶级报复。但由红军主力外线作战连续取胜，根据地军民灵活机动地于敌周转，迫使占据南梁的国民党军狼狈退出苏区。

　　习仲勋知道刘志丹的妻女和父亲刘培基老先生被迫躲进深山的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和刘志丹商量说：“还是把伯父和嫂子、孩子接来苏区。”

　　“要带家属来，这个头我不能来起。”刘志丹表示不同意。

　　习仲勋诚恳地说：“他们不是一般的家属，因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很难生存。”

　　不久，习仲勋还是派人将刘志丹的父亲、妻子和女儿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来。

　　但是，刘志丹忙于工作，竟顾不上看望一眼。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在赌气，就开玩笑地劝慰说：“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和孩子，你还是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军务实在是太忙了，待有空时一定去。”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一到南梁，就承担起了为根据地同志缝补浆洗等项日常事务，大家都亲切地称为“刘嫂”。同桂荣在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全身心地致力于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她亲手为毛泽东做过棉鞋，为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接生助产。进城后毛泽东仍然感念系之，专门邀请他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她走完人生九十四个丰硕春秋后，安详地在西安居所辞世。在外在修养的习仲勋除发电唁电志哀外，还派自己的子女，到西安向这位永远的“刘嫂”做最后的道别。

　　十月至于一月，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国民党军又一次发动对根据地新的“围剿”。地兵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推进。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临时决定：红军主力再次转入敌后，歼其一路或两路，打乱敌“围剿”计划；少数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留守根据地，于敌周旋。习仲勋仍留在南梁，担负起组织领导保卫根据地和筹集粮草物资支援前线的重任。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先在保安县吴堡川伏击作战获胜，十一月十六日又长途奔袭环县曲子镇，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击毙国民党去长朱文成，俘民团团长李泰恒及以下人员近百名，缴获战马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支和物资弹药一批。接着红军部队攻打楼坊坪、奇袭长武城连连得手。在红军和游击队不断的打击下，迫使国民党其他各路为敌撤退，“清剿”苏区计划破产。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于南梁，进行短暂休整和补给，因而解决军粮供应和医治伤病员，就成为习仲勋担负的一项极为繁重而艰巨的工作。为此，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专门设立粮台，专事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瓦房院是老爷庙的后台，隐蔽在浓密的独李叔、杨树林之中。当时发给部队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糜子放在炒锅内炒熟晒干，然后放在石碾上碾成细面，装在长布条袋，在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已被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众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了保证军粮供应，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来保障部队及后方人员吃饭问题。

　　至今在荔园堡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故事。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李银海、对粮食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即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拦挡在粮台门口，坚决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见状一边鸣枪示警，一边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赦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便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的，就给他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李银海在以后工作记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进入一九三五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陕、豫、晋、宁、甘五省军阀，即四万兵力在此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打“围剿”，时程第二次“围剿”。蒋介石电令其三十五师马鸿宾：“赤匪在陕甘边庆阳县，属南梁堡已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荔园堡设有红军军事委员会，任家堡设有红军军事学校，该师于令到即移防陇东地区，并指挥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协同驻陕北之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慈指挥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队，相机进剿，已绝根除。”

　　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实行统一指挥领导，共同作战，已经十分必要。二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同志、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于在赤源县水晶沟灯盏湾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及反“围剿”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陕北两块苏区党政军组织。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委委员。

　　新成立的西北工委决定，集中红军优势兵力，首先打破敌八十四师高桂慈防线，向南向西方展，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四十二师第五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第一团在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六十一师；第二团对马鸿宾部实施阻击，向甘肃省环县、陕北三边（即定边、靖边、安边）发展；骑兵团相继东进陕西省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地区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武装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向洛河川一带转移。

　　二月，国民党“围剿”南梁根据地的计划加紧实施。据时任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的马培清回忆：“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马鸿宾到庆阳西三十里铺部署部队，分兵向庆阳以山北推进，总目标为南梁堡，推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令二〇九团至柔远堡继续向豹子川前进；二〇五团、二〇六团先后占领老爷岭、太阳坡等高地，向二将川搜索；骑兵团由正宁出发，经东华池直趋豹子川，堵截红军。马鸿宾亲临前线指挥。敌军完成部署后，其二〇六团首先冲入南梁，不料红军以事先转移到陕北地区，进攻部队完全扑空。”敌军虽然在进攻中采取了堡垒战术，沿途构筑碉堡，建立“战略村”，但仍遭到了边区特委和政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顽强抵抗。

　　习仲勋领导南梁地区第二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毡帐篷，竖立红旗，晚上满山点燃篝火，并派出小分队袭扰，以疑兵之计迷惑对方，使敌在老爷岭以西滞留月余，未敢妄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逼近的形势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前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四月十三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习仲勋带领工作人员和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撤离驻地寨子湾，向移动方向的洛河川转移。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转移，即派出五百兵力尾随追击。四月十四日，习仲勋率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白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再退到十里以外的乔子川时，才摆脱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但仍将身上既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

　　习仲勋及政府工作人员在乔子川、大东沟隐蔽数日，被敌探知，马鸿宾纠交集数十倍的兵力包抄过来，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习仲勋果断分散突围。他骑一匹白马，冲出重围，但马部骑兵仍紧追不舍，习仲勋情急之下又连连加鞭，催马疾驰。脱离险境后，又集合起分散突围出来的百余人，在严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习仲勋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双脚被马蹬磨出两个血洞，催马疾行留下的条条鞭痕竟把白色战马染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习仲勋对这次突围经历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当年激烈的战斗场景常常在以后的梦中出现，“嗒！嗒！嗒！”战马奔驰声曾无数次将他从酣睡中惊醒。

　　由于苏维埃政府从边区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军占据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无法找到。他们便气急败环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是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国民党军队还严刑拷打被迫走出山林的群众，追问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敌军猖狂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等陕甘区政府领导成员。声称：抓住习仲勋，赏洋两千块，马两匹；抓住贾生秀，赏洋一千块，马一匹。

　　在陕甘边政府机关主动撤离南梁转到洛川时，红军主力接连取得了反“围剿”战斗的胜利。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华池县田崾岘消灭国民党军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后于陕北红军协同作战，在意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解放了延长、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在二十多个县的扩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是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主力军发展到五千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李云龙

　　第07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讯。一九0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0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0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中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军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的物资也分派了。”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本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志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决议案，并下发速去各地执行。

李云龙

　　●洛河川受诬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起风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正在长征中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一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东海、程子华率领下，进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安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东海、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眉户剧。徐东海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红军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鳄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鳄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掉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有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有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灭国民党东北军一一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然。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0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革命意识。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就被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下，我和程子华都感到，事已到此，刘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延中的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二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到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还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去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灌辣椒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不要紧，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了干部全是好的’。”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审讯之时，在执行作战的前方，错误的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坟，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实只有六岁的刘志丹的女人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法设法带着我找到那里。我拼命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这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开展的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杀错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的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