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长征结束了

　　我没有参加标志长征结束的会宁会师，卫生队从会宁城外走过去了。
　　那天部队进了一座砖瓦房很多的村庄，太阳还很高呢，我们就宿营了。本来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听说上级不许可，还让向北走。诺大一座村庄不见一个老乡，我一个人四处乱窜，一座二层砖楼的宅院引起我的注意，推门进院，院子里堆满了核桃，爬上二楼，砸好的核桃仁堆到了房顶。我躺到核桃仁堆上，不用手拿，一扭脸张嘴就吃核桃仁，吃饱了，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天明，集合号音使我突然惊醒，我连滚带爬飞奔到集合地点，小伙伴们神色惊慌，议论纷纷，看见我跑来，就问：“大队长，你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找！”
　　“我们猜你也不会当逃兵吧！”
　　“担心你让坏人害了！”
　　我说：“我在一个核桃仁堆里睡了一夜，那里好多的核桃！”大家来了兴趣，跑去问行军指挥，马上还不出发，我带了二十多人返回“核桃楼”，把米袋子，口袋子都装个满满，拿回来的核桃仁全队的人都分了一份。
　　大家刚刚分完核桃，联络参谋来了，他指着我的耳朵问：“你耳朵里是啥？”伸手抠出一块核桃仁：“怎么还有一个核桃瓣儿？”说着把核桃仁丢进嘴里嚼了。他听了我的解释，批评我：“你一个人往那里跑？你想一想，多么危险！”大家没敢告诉他，去拿人家的核桃仁。他知道了，一定让我们送回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个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长征出来，不像四川管得那么严格了。我们这群“大娃娃”一路长征，尽受到照顾，常常干出一些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河连湾这个镇子，我们卫生队又一次调走二十多人。总部来个干部，不太熟悉，问：“谁是队长啊，李耀宇在哪儿？”他说，调二十几个人走，跟总部先走。他没有介绍信，没有签收手续，我随便用手比划了一下，拢出二十几个人，让那人领走了。这二十几个人与我不太熟络，大都是陆续插队进来的。没想到我用手随便一挥，二十几个人的命运与我们大不一样了，他们随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九死一生啊！
　　在河连湾住了五六天，我们卫生队只剩下二十多人了，又跟随红军大队出发，部队里又吵吵嚷嚷地讲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战士们的情绪较为平静。还没有见到黄河，突然开始了急行军，一路向北疾行。连续五天五夜，一口气不歇，一步不停地猛走。队伍中互相传话，如果不赶快跑，“两马一胡”就要包围我们。行军途中，饿了就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塞入口中，边走边吃。我们卫生队这群小娃儿，混杂在后勤部的骡马队中，轮流抓住牲畜的尾巴，跌跌撞撞向前走。我在最后一天行军中，拽着马尾走了四十多里路，一边走还一边睡了一觉。急行军之后，我们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横穿了西海固回民区。为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我们白天宿营，夜间行军。这一地区的漫坡山路都是光溜溜的路面，没有沟坎和凸起的石块，道路两边也没有荆棘灌木，行走之上非常便利。
　　西海固地区的民居十分奇特，一马平川的黄土塬，放眼望去几十里，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棵树木。走到近前，才发现黄土地下挖陷出一个一个簸箕样的巨坑，坑的三面竖壁上再掘出三孔窑洞，窑洞顶上的地面挖出一环排水沟，排水沟泄水进入“簸箕”底角的水窖，水窖贮存的雨水雪水供应人畜一年饮用。放牧的牲畜也赶入“簸箕”里的窑洞圈起。
　　我们询问老乡，你们怎么不盖房子呢？
　　老乡说话的腔调与四川话大不一样：“我个地方呀，幺个穷呀，木头买不起呀，二个冬天冷死人呀，三个夏天热死人呀，刮起热风，牛羊受不了呀！”
　　我们还动员人家参加红军：“跟我们红军走吧，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啊。”
　　老乡说；“我能个活呀，不嫌弃地方苦呀！”
　　在西海固，我们卫生队这群娃娃，连着三天找不到水喝，找老乡问水，老乡也不告诉。后来遇见一户好心的老乡，他说：“水呀！就在你们脚底下，你们是找不了哟……你们得用银钱买哟！”最后谈好价钱，我们二三十号人，每天喝水作饭，给他10块银元。
　　我们跟着红军大队一路北行，走到宁夏的盐池县城，远远望见县城的高墙了，前队传下口令，盐池城里住不了这么多人，就地宿营吧。我们二十几个“小鬼”选一块黄土坎儿，背靠背，肩靠肩，坐在黄土地上睡了一夜。
　　再以后，从盐池开始了沙漠里行军，沙丘无边无际，走上百八十里，偶尔碰见两三户人家。沙漠里没有水，我们按照向导出的主意，每次出发前，脸盆盛上半盆清水，行军路上，几个人轮流端这半盆水，走到中午，喝一点点水，润润喉咙。一直到快宿营了，有了水源，才敢把水盆里的水喝尽。

老八路

　　陕北的定边县遥遥在望，我们端着半盆清水扑进了陕北的怀抱。
　　定边是我进入陕北的第一座县城。定边位于陕北的西部边界，北面长城外就是内蒙古的沙漠。定边方方正正的城池方圆大约七八里吧。土城墙用二尺长的土坯垒起，有墩墩实实的城门垛儿。城内民居十之八九为土坯茅草屋，苫房顶的茅草，老百姓说是“硬杆草”，就是我们过草地防冰雹的那种草。
　　定边的自然环境恶劣，没有水源，土地贫瘠，城内都是衣不遮体的穷苦人。
　　我们这个卫生队在定边住了三五日，同伴们仍然陆续被调走，再出发时，全队连我计算在内，只剩下八个人。我们端着半搪瓷盆清水离开定边城，又开始行军。松软的黄沙灌进草鞋，搓磨着脚掌脚背，十分疼痛，索性脱下草鞋，赤脚走沙漠。
　　大家轮流端水盆行军，别扭透了。
　　从定边到吴旗保安一路，只看见一口水井，有个老乡在路旁摇动井架上的辘辘，井绳盘了一大坨，我们几个人等在井边，想喝一口水，那老乡一言不发，只埋头摆动轱辘把。等了半晌，我们不耐烦了，说：“不要掉队，走吧！”沿着黄土漫坡向上走，边走边回头，走出了二里多路，我们登上了坡顶，那个老乡还在那里摇动轱辘把。
　　陕北乡村与四川相比，村子里的寺庙和戏台绝无仅有，村头和路边只有矮矮的土地庙。半人多高的土地庙里面少见石雕土地爷和石雕香炉，大多是摆两块砖，起一堆沙土，能烧香就行。土地庙四壁贴满红纸，红纸上书写祈祷祝福之类的字样。
　　有一次在土地庙旁休息，我们几人互相抓起香灰撒着玩。
　　“你们家里烧不烧香？”
　　“我在家里可没见过这样的玩艺！”
　　“我家有条桌子，摆香炉，烧蜡烛，上供品……”
　　“那是设神龛子嘛！”
　　几个人说着玩着，打闹之中水盆子碰翻了，清水一下子渗入黄土无影无踪。
　　结果渴了一整天没有水喝。
　　向导举起手中的木拐，指向远处的一座山峰：“那个山下就是保安！”。
　　我的长征终于结束了，就要开始在陕北的十年生活。

老八路

　　第二章 一个红小鬼眼里的毛主席  

　　初到陕北

　　1936年11月，我到了陕北保安。我和伙伴们走进保安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保安成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稍一打听就找到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保安是刘志丹的故乡。刘志丹牺牲后，改保安县为志丹县，纪念刘志丹烈士。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土坯房内，一盘土炕一张炕席，一只牛皮公文包挂在墙上。政府秘书长谢觉哉，见我们几个娃娃红军找他，忙放下手中的毛笔。他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就像老爷爷见到小孙孙，问寒问暖。
　　谢老问我们：“你们到了保安，想干些什么呀？”
　　我们像商量好的一样，异口同声：“我们想上前线。”
　　谢老看一眼坐在窗前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儿，那个老头儿就笑了。谢老说：“你们还小哇，吃的苦太多啦，不要四处奔波啦。你们去卫生学校好不好？”
　　从“理论”上说，我已经17岁，估计实际年龄15岁。四川人，本来个子就不高，怎么看都像是小孩子。
　　谢老见我们死活不去卫生学校，只好遂了我们的意愿，他说：“那好吧，你们几个，一人跟一位首长吧，就在中央政府里工作。”随后，谢老领我去见新的首长黄祖炎。
　　说起第一次和黄祖炎首长见面的情景，就像是在昨天。
　　那一天，谢老和我，绕过一间高大奇怪的建筑，走到后院，沿墙有一圈平房。谢老推开一间平房的门：“老黄，给你送个帮手来啦！”谢老又给我介绍:“他是我们政府的黄部长，黄祖炎。他是你的首长，以后你跟着他，照顾他的生活，为他做些事情。”
　　黄祖炎握住我的手，和蔼可亲：“以后多辛苦你啦！”
　　谢老说：“你们爷俩儿谈吧。”就走了。
　　我的新首长，又高又瘦，嘴巴包拢不住前凸的门牙。
　　黄祖炎问我姓啥叫啥，几岁，几时参加的红军。我一问一答。他说着就从我后背上摘下羊皮口袋：“小李，你就跟到家里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把衣服裤子都脱了，弄水洗洗身子，换上新棉衣。”
　　我脱衣服时，银元“咣”的一声掉出来，黄祖炎说：“小伙子，你还有这么一块宝贝呀！有多少？”
　　“这是在班玛发的，一个人就发了一块。”
　　“啊，你到青海啦！”
　　“我听大伙嚷嚷到青海啦。”
　　黄祖炎拾起银元：“你们四方面军银元真够多的。”
　　“多是多，可都丢到山涧底下去了。”
　　“咳，过去的事就不说啦。你这块银元借给我，好不好？等将来我有钱，再还你。”
　　我说：“还借啥！给你吧。”
　　黄祖炎领着我转了几条小巷，在一家店铺里，用这块银元买了20斤土挂面，他高兴地说：“这可救了大急了！你救了一条半的人命儿呢。”
　　天黑，首长领来一位漂亮的陕北女子，她穿蓝底白花棉裤棉袄，只是腰身圆粗怀着身孕。黄祖炎说一条半人命，肚子里的胎儿是半条命。
　　黄祖炎首长说：“她是我爱人，朝玉英……小李呢，以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啦。”
　　朝玉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李耀宇。”
　　“你告诉我是哪三个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在四川通江鹦哥嘴填登记表，听我爸爸说给那个人的。”
　　“你今年多大？”
　　“听我爸爸说：‘算大不算小，14岁啦’。”
　　“以后，你有不认识的字，就来问我好不好？”
　　黄祖炎问我：“小李在四川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吧？”
　　我不想让他知道，就说：“我没有入团。”在四川的时候，几乎天天开共青团生活会，要我们互相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来到保安，没有人知道我的底细，正好脱离出来。
　　黄祖炎开导我：“你要是入了团，就可以马上转为共产党员，我去给你办个手续就行。”
　　我一口咬定：“我就是没有入团。”
　　黄祖炎说：“那算了吧！玉英，你给我们煮枣子吧。”
　　朝玉英将搪瓷茶缸放到炭火盆上，冒出的甜丝丝的气儿，真馋人啊。
　　黄祖炎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纸片，抖了抖，说：“红军总部印的《参考消息》，组织规定只有我能阅读，玉英和小李可不能偷着看啊！”
　　我急忙说：“我可不认识一个字！”
　　黄祖炎不相信：“在红军里没有人教你识字？”
　　我一听读书识字，心就砰砰直跳，赶紧说：“我不认识字，我真不认识字！”
　　黄祖炎说：“那好吧，从今以后，你有三个任务，一是学习文化，二是保管好手枪和毛笔，三是管好《参考消息》这份小报。”

老八路

　　《参考消息》在保安用小张的黄纸灰纸来油印，只有党内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在很小的范围内，高干们简称之“小报”。当时，不是注意保存的问题，而是当作秘密文件严格保管。首长读过的“小报” 由我交回谢老那里儿销毁。到延安后，“小报”隔一天出一期，改用铅字印刷，纸张的质量也提高了档次，版面扩大到四开。
　　朝玉英招呼我俩：“来呀，吃枣子啦。”她用筷子从搪瓷茶缸里夹出一粒大枣，喂进我的嘴，我是连核带肉一起嚼碎，一伸脖子吞下肚子。
　　朝玉英笑了：“像饿鬼一样。”
　　黄祖炎说：“他们这一年多，苦坏啦！”
　　吃光了红枣，我们三人捧起搪瓷茶缸一人一口，轮流将煮枣的汤喝光了。
　　保安城土头土脑，残存的城墙差不多猪圈围墙。我跟着黄祖炎、朝玉英沿着城墙散步。首长夫妇询问我四川家乡的情况。我告诉他们，家里的姐姐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爸爸也参加了红军，现在不知他的生死下落。
　　黄祖炎猜测：“如果你爸爸能活下来，现在可能也到西路军去了，因为，我没有听说有人找你。”
　　我不知道“西路军”是怎么回事。黄祖炎简单给我解释，红军为了与苏联沟通联系，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宁夏甘肃去新疆，这支部队现在就叫“西路军”。
　　黄祖炎说话和气，有些像张琴秋大姐的样子，我的胆子也大了，敢问个问题：“首长啊，昨天领我来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是干啥的？”
　　黄祖炎笑了：“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啊，我们叫他‘谢老’啊。”
　　我又问：“哪个屋子里的白头发戴眼镜的老头儿是干啥的？”
　　黄祖炎告诉我：“他是我们中央政府的主席林伯渠啊！”
　　林伯渠也是决定我命运的人。
　　几天后，在中央政府的院子里，我遇见谢觉哉老人。
　　谢老拦住我：“小李，来来来，我和你说件事。”
　　我停住脚步：“啥事？”
　　谢老说：“送你去延长的‘完小’上学去，好不好？”
　　我一声不吭，心里一阵阵发紧，只是看着谢老。
　　谢老继续说：“我们中国革命，有个二三十年还成功不了？到那个时候，你没有文化怎么得了呀！”
　　我望着谢老，仿佛祖父的影子又在眼前晃动。我央求他：“老爷爷，就让我就跟着首长吧，我不去上学。”
　　谢老说：“孩子啊，你不懂啊，没有文化做不了大事啊！”
　　我说：“我就想回四川家乡，放牛去！”
　　谢老叹口气：“你真是个老实的孩子呀，革命要闹多少年哪……”他摇着头走开了。
　　谢老先生猜不透我的心思呀，有了四方面军张国焘搞极左做法的经历，我始终认为，上学有被砍头的危险！我不敢去呀！

老八路

　　初识毛主席的一幕  

　　我在火炕上睡了一夜，清晨起床时，浑身上下的关节咔咔作响，没有虱子跳蚤的叮咬，全身感觉别扭。
　　黄祖炎首长临出家门时，叮嘱我把长征时穿的“行头”统统处理掉。我找到“中央政府”的大灶，对烧火的陕北老汉说：“把你的‘茅铁’借我用一用。”
　　老汉听不懂，反问我：“你讲啥？”我又重复一遍，他还是一脸茫然。我拾起灶口前的柴草，反复比划，他明白了，领我走到院子里的槐树下，抬脚就踹槐树，枯枝落了下来。我从大灶引来火种，在院子中间拢燃一堆篝火，将一团穿了两年没离身的烂衣服，扔到火堆上。火堆里冒起黑烟，虱子被火烧得像炒芝麻一样——噼啪噼啪地响。和我一同留在苏维埃政府的两个伙伴也凑到火堆前，呆呆地出神儿。
　　一位瘦瘦的高个子首长走进后院，他经过火堆，连声说：“好臭，好臭！”我扭头看他走进谢老的房间。
　　一会儿，谢老陪着这位首长走来，谢老说：“小李呀，毛主席来看你们来啦！”在四川时，许多人谈论“朱毛红军”，在长征途中见到过朱德总司令，到陕北后又听许多人讲毛主席怎么怎么样，这时才明白“朱毛”原是两个人。
　　我抬头望着毛主席，迟疑地问：“你是毛主席？”
　　高个子首长认同了：“我是毛主席！”
　　谢老说：“这就是和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来的小鬼……跟着老黄的小李。”
　　毛主席弯下腰：“你们谁是‘背时锤子’呀？谁是老表呀？还是老板娘那个塔塔的？”我不知道“老表”“老板娘”是什么东西，不晓得回答。
　　谢老替我回答：“他不是老板娘那个塔塔，也不是老表……是锤子那个塔塔的。”
　　毛主席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噢……又是一个锤子娃儿。这一年来，你可受苦啦！欢迎你到中央政府来工作……你们一起长征有多少‘小鬼’呀？”
　　“我们一块的有一百多个。”
　　“他们都到那里去了？”
　　“在河连湾调走了一大半，后来一路走，一路调走，只剩下我们几个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又问我：“小李呀，念过书没有哇？”
　　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反问他：“什么叫念书？”
　　毛主席解释说：“上学堂……写字认字呀。”
　　我不敢承认在红四方面军中识过字，很干脆地否认：“我没念过书！”
　　“你在家干些啥子呀？”
　　“在家放牛。”
　　毛主席是明知故问：“噢 ！你家还有牛？”
　　我说：“我家没有牛，给地主放牛。”
　　毛主席表现出不相信的神气：“小伢子，你多大呀？能给地主放牛？”
　　我说：“我七岁就给地主放牛。”
　　后来，毛主席对我们几个说了一句：“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的天下是你们的。”
　　说话之间，毛主席慢慢踏上首长门前的石台阶，走进房里，我和谢老随其身后，警卫员站在了门外。
　　毛主席对谢老说：“像他这样的‘红小鬼’，来到我们政府是越多越好哇！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接着，毛主席又问：“你七岁就放牛，现在怎么在红军里呀？”
　　我说：“听地主儿子说，我爸爸入了‘红棒佬儿’一伙，我去找他，后来我就留在红军，又跟着红军跑到这里来了。”
　　毛主席好高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到了保安你想干些啥子嘛？”
　　我说：“想去前线打仗！”当时心里有个想法：上前线能找到父亲。
　　毛主席抬起右手，按一下我的头顶，说：“你这么小矮矮，还没有枪高，打什么仗呀！就在后方，跟着首长学学识字，等长大了再说吧！”他在屋子里慢慢踱步，拿起首长用的大毛笔和字帖看了看，又摸一摸床上的棉被，临走时又对我说：“这里的小米可难吃呀！不过比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好多啦……中午你告诉你首长，我来过啦。”
　　回到院子里，毛主席最后对我们几个小红军说：“你们要学认字学念书啊！不学不得了，学了了不得。”
　　黄祖炎首长回来后，我报告了上午的事。黄祖炎赞叹：“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

老八路

　　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城里各机关和老百姓放起了鞭炮。我问黄祖炎：“首长啊！怎么放鞭炮呢？要是过年呢，大灶怎么也让我们吃一顿细粮吧!”
　　黄祖炎说：“不是过年，是蒋介石被活捉了！大家放鞭炮祝贺呢！”
　　我问：“蒋介石被我们红军活捉啦？”
　　“不是红军捉的，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捉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司令吗？他们怎么抓蒋介石呢？”
　　“这是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大胜利，张学良、杨虎城赞成抗日，不赞成‘围剿’红军，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蒋介石不听他们的劝阻，宁可再丢掉华北，也要‘剿灭’我们红军！”
　　“这回可要杀了蒋介石这个坏蛋！”
　　“还没有决定呢……”
　　正说话的时候，有人来喊黄祖炎去开会。保安的中央领导们喜气洋洋，许多人主张要杀了蒋介石。在苏维埃政府的院子里，听黄祖炎首长跟几个人说，我们应该学曹操……我在四川家乡看川剧，知道曹操是坏蛋，搞不懂首长为什么这么说，所以把他的话记得很清楚。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保安城里军民都出动了，抢修飞机场。毛主席也参加了。大石碾子在黄土坪上轧来轧去。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在保安的上空转悠儿。飞机场太小，它降不下来，只好飞回去了。
　　第三天一大早，周恩来和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二十多人，骑马从保安出发，去延安乘坐飞机赴西安。毛主席、林伯渠、谢觉哉还有我的首长黄祖炎都出来送行，边说边走，一直到了保安城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军队从延安撤走，红军接管了延安。我和黄祖炎首长的夫人朝玉英先行一步，从保安去延安。
　　西安事变的深远意义是许多许多年以后我才领悟的。当时，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红军向新疆转移的计划失败；西、北、东三方面是黄河天堑，南面有国民党百万大军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此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动“兵谏”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因此，张杨两将军确为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平息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被改编，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将陕北紧紧包围，准备重现江西“围剿”的胜利，在陕北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彻底消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只好暂时放下消灭共产党的计划。

老八路

　　毛主席来给丁玲拜年  

　　大约这年的春节前，首长的西屋搬进了一个中年妇女。
　　首长跟我说：“谢老说了，现在人手不够，让你顺便给丁玲打水打饭，好不好？”
　　我问：“谁是丁玲啊，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呀？”
　　黄祖炎用手指一指：“就是我们对面屋子里的女同志。”
　　丁玲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我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丁玲那时就不简单，和黄祖炎一样，都在中央政府的灶上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我从教堂后院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刚走进首长夫妇住的院子，毛主席的警卫员急匆匆跟进来，他问我：“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说话间，毛主席站在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我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首长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我一边倒洗脸水，一边告诉首长，毛主席来了。随后去给丁玲送洗脸水。
　　毛主席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迈步跨进堂屋的门坎，迎面看见我，正要与我打招呼，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主席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的脸色红了：“哎呀！你还来看我，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主席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丁玲的西屋。
　　丁玲的房间里，一架单人木床，一张白茬木桌，一对白茬木椅。墙角下堆着两只破旧的皮箱，一些书籍散放在窗台和皮箱上。我一边往洗脸水里倒热水，一边听他们的谈话。
　　毛主席坐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白碴木椅上。毛主席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主席见我站在门口：“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主席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丁玲瞟了我一眼：“啥子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毛主席说：“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丁玲：“没有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主席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
　　我站在一旁，听得纳闷：“白面馍馍也能用笔和纸写出来？那不神了？”丁玲和毛主席一齐望着我，沉默了一会，毛主席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首长的名字。
　　首长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主席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朝玉英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主席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他的母亲家，让妈妈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主席说：“那可够危险呢！”
　　首长说：“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主席：“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作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毛主席走后，我去问丁玲：“毛主席说写出‘馍馍’来？这是真事吗？”
　　丁玲轻轻地笑：“毛主席说的‘馍馍’就是精神食粮呀，精神食粮就是书报呀，戏剧呀，电影呀，他是让我写书……以后主席再来,或者别的客人来，你不要站一旁听我们谈话，这样不好，不礼貌。”
　　我答应她：“还有这些讲究……我记住啦！”
　　我又跑去问首长：“毛主席怎么说过年呢？老百姓也没有放鞭炮，大灶也没有给我们吃顿大米饭呢？”
　　首长：“毛主席高兴呗，他急着想过年呢。”
　　我说：“该过年就是过年，还有瞎说的。”
　　首长：“腊月二十三，也是一个小年，元旦也是一个年，农历元月初一也是一个年，毛主席可以随便说吧！”
　　很快，我护送首长的妻子回延长县的娘家生娃娃，等我再回延安，没有再看见丁玲。
　　再次遇见丁玲是在杨家岭上，她来参加文艺座谈会。丁玲看见我，好欢喜地打招呼：“你在杨家岭工作呀！”我正在张罗着杀鸡，为秀才文人们准备“百鸡宴”，顾不得与丁玲说话。

老八路

　　毛主席等人议论中西医  

　　黄祖炎的胃病不知道有多少年了，进了延安，他就天天吐酸水，胃口痛。
　　我陪他去东大街中药铺看病。药铺里有药匣柜子和鹿茸龟板。坐堂老中医，按住黄祖炎首长的手腕把脉，看舌苔，提笔写了一张药方，交给药铺的学徒。我俩回家不久，药铺小徒弟端来一只白瓷碗，里面少少的黑药汤。黄志炎和喝了三天汤药，病情不见好。我们就又去看中医。
　　老中医说：“不见效果，反到好治，不然这病就麻烦了。长官啊，你是‘水胃’，必要断水治之。”
　　黄祖炎问：“怎样断水啊？”
　　老中医说：“每日三餐不能吃软饭，只能吃烤馒头片；不能喝水。渴到难受极了，只许抿一小口水，润润喉咙。一天不能超过三小碗清水，长官承受得了吗？”
　　黄祖炎爽快地说：“那好办，我按您的方法试试。”
　　老中医又说：“长官……你的脉象……肺虚啊！”
　　黄祖炎说：“先治胃吧！”说完，他拿过毛笔，问了多少医药费，写了一张字条，签上名字，交给药铺老板，让他去边区银行领钱。
　　黄祖炎戒水三个月，嘴唇裂了，声音哑了，胃口真的不疼了。饮食恢复正常后，他面色红润，人也胖了。黄祖炎说，中医‘偏方治大病’，果然不假呀！
　　1937年春节后，丁玲从西屋搬走了。黄祖炎开始主管中央医院的工作，傅连暲一家人住在东门大街的对面。傅连暲常常来黄祖炎的小院串门。
　　毛主席也常走出凤凰山，来探访黄祖炎，我和警卫员就坐在堂屋的门坎上听他们聊天。黄祖炎讲述治愈胃病的经过后，毛主席说：“你们两位院长要组织一个专家组织，把中西医结合起来，西医治表不治本，中医治病缓慢繁复，两者要取长补短。”
　　傅连暲说：“按主席这个想法，可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一段时间。”
　　毛主席又说：“我家乡有钱人讲究中药泡酒。你们医院研究研究哪些药材可以配酒，能治哪些病症，这样方便患者服用。”
　　黄祖炎说：“城里的知识分子相信西医，乡下农民相信中医，我们国家现在是两个极端。”
　　毛主席说：“中西要互相学习，联合诊疗，就像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一样，走一条中国医学的新道路。”
　　黄祖炎、傅连暲就像学生一样听着。
　　毛主席有些感慨：“我现在每天早晨一调羹子蜂蜜，兑一碗白开水，喝了再洽饭。我们现在穷哇，没有条件让你们这样的领导干部也吃一点点蜂蜜。”
　　黄祖炎说：“你就不要想着这些啦，我们都希望你把身体保养好，中国革命成功靠你啊！”
　　毛主席说：“我一个人能顶什么用啊！还要靠全党的同志们！”
　　黄祖炎轻微咳嗽还有烧热，是早期肺结核症状。看样子，毛主席和傅医生都知道这个情况，可是毛主席不在乎，端起水碗喝水，谈笑风生。
　　傅连暲在一旁提醒：“黄院长的肺病是个大问题，主席还是注意一下为好。”
　　毛主席问：“老黄到底是什么样的肺病呢？”
　　傅连暲说：“他这个病跟鲁迅一个样，治一治，好一好，不治了，就要厉害。”
　　黄祖炎说：“其实中医也能治‘肺痨’，只是我们不知道哪位老大夫掌握着特效药方。‘肺痨’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十多年前，北平郊区的一个农民病得很重很重，送到协和医院一检查，医院说，你的‘肺痨’没办法医治了，回去准备后事吧。这个农民家里也穷，没有多少粮食，天天吃煮胡萝卜、菠菜，生吃西红柿。几个月后，这个农民不咳嗽了，也不发烧了，也有力气了。协和医院知道后，要出高价买他的‘药方’。这个农民也不客气，狠狠敲了一竹杠。”
　　毛主席开心地哈哈大笑：“哈哈哈，中国农民耍弄外国洋大夫啊！”
　　傅连暲猜测：“可能蔬菜里含有杀菌消毒的成分，现在我们还分析不了。”
　　毛主席看看傅连暲：“你也是外国人培养的洋大夫哟。”
　　傅连暲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教堂里洋大夫的帮助，我当不了医生。”
　　毛主席感叹：“传教士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你们看，陕北多荒凉呀！山沟沟里有多少教堂啊。”

老八路

　　毛主席懊悔西路军的失败  

　　当时改编红军的主要问题是蒋介石不承认红军的实有人数。毛主席来黄祖炎家串门聊天，十分后悔地说：如果我们西路军不失败，那么多人呢！不说编四个师，编八个师也行啦，蒋介石也没有借口可说呀！
　　首长说：“谁能想到张学良、杨虎城搞了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捉住了呢！”
　　毛主席说：“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张杨两位将军是革命的功臣，民族之英雄。”
　　首长说：“可惜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了！张学良要不去南京，胡宗南也不能来包围陕北。”
　　毛主席懊悔地说：“西安事变要早三个月发生，我们也不会派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啊！也是一个遗憾！”
　　首长问：“你说老蒋会不会再来进攻我们延安呢？”
　　毛主席气愤地说：“老蒋这个人没有人格，他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西北军，恩将仇报。他若不顾国家存亡，反而‘围剿’红军，那他就是最大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啦！”
　　首长说：“如果不发生芦沟桥事变，蒋介石还是想消灭我们红军。”
　　毛主席点了点头。
　　在延安城里，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凤凰山山根儿底下的石窑洞，低矮潮湿，是个玄窑，比黄祖炎首长的住处差远了。从凤凰山脚下毛主席的窑洞到延安东门黄祖炎的家大约200米的距离，来来往往便捷的很。1937年这一年里，毛主席三天两头来首长家串门聊天，两人海阔天空，古今中外聊天聊的得昏天黑地的。然后，毛主席心满意足地走了。

老八路

　　（1993年6月13日）
　　儿子：您讲讲讲红军改编的事。
　　父亲：七七事变爆发后，红军改编了三个师，蒋介石给了部队番号，115师师长林彪[2]，120师师长贺龙，129师师长刘伯承，这些你都知道吧？
　　儿子：我知道，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您那时换没换国民党军服？
　　父亲：没有换国民党军装，只是把红军的八角帽摘了，换了国民党那样的军帽，也没有帽徽。延安绝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一样，国民党不承认延安机关学校的人数，没有列入给养名额之内吧。
　　儿子：国民党给延安运送给养了？
　　父亲：1937年夏天吧，天气很热了。大约平型关大捷前后，国民党的汽车开到延安，运送大米、白面、被褥、子弹。以后几乎天天来，每次两三辆方头方脑的日本“尼桑”卡车，最多一次有五辆。
　　儿子：您亲眼所见吗？
　　父亲：我站在南门的城楼上，国民党的汽车就停在南门外。陕北雨少，敞蓬卡车，没有蓬布，“马槽”里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也怪，汽车从不进城，红军供给部长叶继壮领着几个人围着汽车转来转去。
　　儿子：那您就可以天天吃大米白面啦！
　　父亲：哪呀，顿顿小米饭！我碰见叶季壮，还向他要大米吃。他说一句，丰年不忘荒年饥，就跑了。他把大米、白面都存了起来。后来，小灶上吃的大米，不知放了多少年，一股霉味，是不是吃这种老米容易得癌症？
　　儿子：发霉的大米中有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
　　父亲：国民党也真够坏的，给我们有毒的大米。你看，解放后好多的中央首长、高级干部都得了癌症吧！
　　儿子：老爸，您可误会了，在1937年别说国民党，就连美国人都不知道黄曲霉素这个东西能够致癌。
　　父亲：反正他们吃了国民党的大米，也得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