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老八路

　　陈云凤凰山遇险  

　　七七事变发生后，延安就动员防空，日本人轰炸重庆后，延安就采取了措施。
　　1938年11月，侵华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的那天，天色大亮，但太阳还未从宝塔山露头。我正站在招待所平房前空地上。突然，四周的空气发出沉重的振动声，只觉得这种嗡嗡声音很熟悉，头脑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几条黑影唰地从脚下窜了过去，紧跟着感到黄土地微微颤抖，飞机扫射的一串子弹嘶溜嘶溜地掠过头顶，接着就是爆炸声，院子里的槐树干枝劈里啪啦地落下来。天天喊要防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延安，喊了一年多。今天，鬼子的轰炸机果然来了。我赶忙跑进附近一家老乡的窑洞，躲避空袭。
　　老乡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么大的“炮仗”爆响呀！更何况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好像滚滚的闷雷声响。他们一家人挤在火炕的旮旯里打哆嗦。老大娘见我躲进窑洞，跪在土炕上连连磕头：“长官啊，快走吧！长官哪，求求啦，快走吧！”她一定以为炸弹会跟着八路军飞进窑洞。
　　我走出窑洞，躲在院中的大槐树下。日军轰炸机在空中盘旋，寻找地面目标。此刻，清凉山上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敌机根本不把一点点儿防空火力放在眼里，就是俯冲轰炸，山下的延安城四处冒出浓烟。我看见两个人被炸弹的气浪掀上了后街的房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在我右侧上方不远的黄土崖下，是陈云居住办公的地方。在他窑洞前面有一小块场院，小院的右侧还有一间茅厕。
　　第二轮轰炸开始，鬼子的炸弹从天而降。一颗炸弹落在陈云窑洞右侧的厕所旁，奇怪，没有爆炸。一颗炸弹正中陈云窑洞的黄土崖头，激起丈余高的黄尘。好怪！这颗炸弹也没有爆炸，巨大的弹体挤垮土崖，层层黄土坍塌下来将陈云的窑洞严严实实地捂住！我看情况危急，从大槐树下跑出，大声呼喊：“陈云同志的窑洞塌了，快去救啊！”有七八个人闻声跑来抢救。大家扑到黄土堆前，拼命地用双手扒土，顾不上空的敌机。慢慢的，窑洞的门框子露出来了，又扒了一会儿，扒出了一个小洞口，向里望去，里面漆黑一团。大家喊：“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你听见了吗？”听到窑洞里传来回答声，大家放了心。
　　洞口又扒大了一些，大家把陈云拽出窑洞。陈云脸上、身上沾满了黄土，简直变成了“土人”，他他一边拍打着身上的黄土，一边说：“在里面还不错，空气还不少呢！”接着向我们挥一挥手：“大家辛苦了！谢谢大家！”说完，独自离去。后来知道，他去探望毛主席了。
　　我们几个人重新凑近窑洞，门窗已被黄土挤垮，黄土侵漫上火炕。众人议论：“这颗炸弹要是炸了，陈云同志就要去见马克思了。”日本轰炸机首次空袭延安，专门密集轰炸凤凰山麓，中共首脑居住地，落弹点仅分布在百八十米的范围内，延安城南门东门北门没有被轰炸。事后，大家议论，一定有特务测绘了中央首长在延安城的居住地，不然，炸弹就像长了眼睛，专门落到这块地方。这天毛主席与江青结婚，可能党的首脑齐聚祝贺，招致鬼子的密集轰炸。
　　陈云的命够大，如果哪两颗航空炸弹爆炸，整面土崖坍塌下来，就来不及扒开了，只有活活捂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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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空袭延安之后  

　　日军轰炸机飞去，我走下凤凰山，奔向城隍庙，心想不知党训班被炸没有。路过边区银行和新华书店时，一些人开始检拾死人，东边一条胳膊，西边一条大腿，真是血淋淋的场面。路边还有一群人围着一个黑洞洞的洞口议论纷纷，原来是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孔。如果这枚炸弹爆炸了，会伤亡更多的人。
　　空袭后的第二天，中组部招待所清点住宿的客人，发现少了一个人。有人看见陈云院旁的那间茅厕的蹲坑里有一顶军帽，用铁钩子去钩，粪水里露出一个人的黑脑壳。从粪坑中捞起尸体，冲洗干净，辨认出正是招待所失踪的客人。死者是新四军的一名团长，刚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清晨入厕时，被炸弹震落茅坑。当时，为了防止粪蛆爬出来，按照知识分子的主意，茅坑挖得又深又陡，而且呈倒置梯形。那位团长跌落下去，根本爬不上来，泡在茅坑里，活活被粪水淹死。以后，有了这个死人的教训，延安的茅厕全部改为浅浅的粪坑。
　　日军飞机轰炸延安之后，也使一件不明之案真相大白。
　　1937年，军委机要通讯员去给毛主席送一份绝密文件，他一路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来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前，一摸，口袋里的文件丢了，返回原路去找，文件不见踪影。这一下闯了大祸。中央社会部的特工几乎把延安城凤凰山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把密件找到。真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小通讯员有口难辩，被关进监狱。
　　大轰炸之后，凤凰山操场旁有孔窑洞的烟囱被震歪了，烟囱口斜斜地靠上山坡，天若下雨，烟囱成了泄水道，雨水会流进窑洞里。修理烟囱时，从烟道里发现那份丢失的密件。延安窑洞依山势地形而挖，底层窑洞的烟囱往上掏挖，烟囱口就探露在山路旁。送信的小通讯员不知怎么折腾的，密件正巧掉进路边的烟囱口，日军轰炸又恰巧震坏这根烟囱。丢失密件的原因搞清楚了，通信员被释放出来。
　　空袭解除后，中央机关的干部全部出动，挨家挨户动员延安城区的居民撤离，“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当天下午，延安百姓都跑光了延安成了一座空城。
　　估计日本人第二天还会来轰炸，刘锡五关照我跟中组部的同志一起防避空袭，不要跟他去桥儿沟安置党训班的学员。
　　第二天天没亮，中组部人员就行动起来，每人发了一只煮鸡蛋，三只白面馒头，一块咸菜疙瘩。一行十几人跟随李富春、蔡畅去大砭沟。太阳刚刚露头，鬼子的飞机第二次对延安轰炸，山头那边传来隆隆的爆炸声。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蔡畅[1]大姐爱说爱笑，引人注目。我悄悄问李富春：“李部长，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李富春一听乐了，扭过头喊：“大姐呀，小李问你是谁那！”
　　蔡畅挤进我和李富春之间：“你这个‘小鬼’，搞秘密调查啦！我是蔡畅呀！叫我大姐好啦！”
　　我有些吃惊：“原来你就是蔡畅大姐呀，经常听大家念叨呢！”
　　数日后，一群红军的工兵来排除未爆炸的炸弹，我站在陈云窑洞前看热闹。炸弹钻进黄土，留下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黄土被挤出许多裂缝。工兵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出来。折引信时，他们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我就趴在陈云那孔毁坏的窑洞里看热闹。工兵拆下来的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在炸弹的尾翅上栓系大绳，几十个人“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炸弹长约三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在一旁辨认说，这是美国制造的炸弹，卖给日本人的。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凤凰山，用马车运走。以后，这些炸药当作染料，染出黄色的布匹，缝制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钁和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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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儿沟的河滩上  

　　日本人轰炸延安后，党训班搬到距离延安大约九华里桥儿沟继续办学。
　　1939年初，刘锡五离开延安，去晋东南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王德、张苏来到桥儿沟接手党训班的领导工作。
　　桥儿沟，几排窑洞，山脚的土坯房屋和山腰的窑洞连成一片，是一座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座高大威严的天主教堂堵在沟口。
　　党训班的首期学员结业，又来了一批新学员。开学典礼的聚餐比起城隍庙的那次差远了，大灶只做了三个菜。每个学习班组只有一盆盛菜，一只水桶打饭。学员就把水桶里的大米饭倒在各自的毛巾上，腾空水桶去打那两份菜。
　　夏日，党训班学员成群结队穿过飞机场的跑道，去延河边洗衣洗澡，我警告他们：“你们最好不要在延河里洗澡，河里有吸水的大洞，会把洗澡的人吸到洞里，人就淹死啦。”学员们不信，问我怎么知道的。我给他们讲，1937年夏天，因为洗澡淹死人的那次事故……
　　1937年夏，延安城里的警卫勤务马夫伙夫互相之间混得很熟，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去延河洗澡。清凉山下的延河水势平静，距离东门最近。我不会游泳，心里还记得父亲在四川的叮嘱，死活不肯下水。大家赤条条地跳进延河里嬉水。到了该回城里照顾首长的时候，大家穿好衣服要走，发现沙滩上还丢着一堆衣裳，再看看延河，静悄悄的无人踪影，大家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位老马夫说：“首长他们遇事常常找群众，我们去几个人，进城找老百姓问一问，求求他们帮忙。”
　　来了几个三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他们纷纷埋怨：“你们红军没有来时，国民党的兵在这个地方，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口子，你们还敢来这里洗澡！”
　　“那个国民党连长带队来洗澡，集合了，沙滩上还有一大片衣裳没人穿，找我们老百姓下河去捞人，这个清凉山下有一个大洞，往里吸水，也把人吸进去了。”
　　“这些国民党也是罪有报应，你们看嘉岭山那棵大树，先前那里是道姑庵，国民党兵上山糟蹋道姑，杀人放火，整座大庙都毁了。”
　　延安老乡边说边蹚下延河，潜入水中，捞出一具尸体，正是傅连暲的警卫员。他喊我一起来玩水，自己却不能回家！万水千山从四川走到陕北，大江大河没有翻船，却让浅浅的延河淹死了。太冤了！
　　学员们听了我讲的事故，有些害怕了，都说我们不要在这里游泳洗澡了。
　　党训班新来一工作人员，四十多岁，南方人，善谈。他无具体工作，常和张苏、劳董几个人闲聊。他自己讲，曾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后来和邓小平等人一起被冯玉祥“礼送出境”，未遭杀身之祸。他常讲一些冯玉祥的故事……
　　冯玉祥发迹后，还不会写字，每次开支军饷，须经他亲笔签字领款，他只会写“冯玉祥”三个字，又怕有人模仿笔迹，冒领军饷。冯玉祥在毛笔的笔芯里装上铁针，暗设机关。后来在对帐的时候，冯玉祥说，这笔十万元的款子，我记得没有哇！银行经理说，有您的签字领款条。冯玉祥双手举起纸条，迎着灯光一照，大怒：“这个签字是假的！”原来，冯玉祥用毛笔签字，顿笔时用力下按笔杆，铁针将纸扎出一个个小孔，小孔透光，可辨别真假签字。仿冒冯玉祥笔迹的军官必然死路一条。
　　冯玉祥去南京见蒋介石，大白天在总统府打着灯笼行走，讽刺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蒋介石请冯玉祥吃饭，冯玉祥只剥馒头皮吃，蒋问为什么。冯说馒头瓤子留给你的弟子吃。蒋问明白了黄埔毕业出来的将校军官不吃馒头皮，为此专门下令，今后吃馒头必须连皮一起吃，否则枪毙。
　　众人又议论一阵冯玉祥交错了朋友，与蒋介石这个流氓拜把兄弟，能有好果子吃？人不怕吃亏上当，就怕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讲冯玉祥故事的这位同志，患一种“脱皮”怪病，浑身上下爆皮屑，脱下衣服一抖，皮肤的碎末纷纷落下，地面上好像铺了一层米糠。有医生说，这个症状就是小时候缺乏营养，吃油吃的太少！
　　党训班迁移龙儿寺，有一位新学员也患“脱皮症”。大灶每月专门给他熬炼三斤猪油，油脂油渣灌入一只瓷钵。吃饭时，这位学员独自去舀一勺猪油，兑入小米饭。听王德讲，毛主席专门讲了这件事，虽然我们现在缺油，像他这样的病人我们要照顾好。
　　当时延安的一些干部为毛主席与江青婚事着实地吵嚷了一番，我们几个“红小鬼”都有不同看法。
　　“贺大姐走了，没人跟毛主席吵架了！”
　　“毛主席见了江青，好高兴好高兴，精神也好多了。”
　　“毛主席愿意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别人吵吵啥呢！”
　　我们的悄悄议论是没有人去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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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来讲党课
  
　　1940年春，毛主席从延安骑马来党训班讲课。这天，提前开过午饭，一百多名学员和教员整队出发。党训班主任王德、张苏率队走在最前面。走了二十里的山路，出了沟口，在去西安的公路旁边的沟门村，队伍等候在村前的空地上。打前站的同志从老乡家里借来一张破旧的条桌，当作讲台。学员们席地而坐，等候毛主席。
　　过了半晌，四名警卫和毛主席纵马来了。王德、张苏急忙上前护助毛主席下马。王德站到木桌前，讲了几句开场话，喊上一名学员坐到桌旁做记录。
　　毛主席首先设问：同志们，为什么我们要抗日？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听众，随即答道：再不抗日中国就要亡国，人民大众要做亡国奴，将要陷入更深的苦海之中。
　　我看王德离开会场，向村里走去，急忙跟在他身后，王德拦住我说：“在这里不会出事的，你也听一听，机会难得啊！”
　　毛主席继续讲：目前，我们延安经济困难重重，没有机器，没有工厂，也没有坦克飞机和大炮。一些同志到了延安，只看见铺天盖地的黄土，觉得枯燥无味，觉得一身本领，无用武之地。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搞过飞机，搞过轮船，搞过汽车，这些东西，今天在延安都搞不成！但是，总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有的，那一天就是抗战胜利之日，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他说：为了抗日，你们从敌后来到延安，你们是好样的！你们若学懂马列，坚持到抗战胜利，那你们更是好样的！学员们互相交换着兴奋坚毅的眼神。毛主席又说：我们的革命走了许多弯弯路，党内出现多次错误路线，主要原因是真正懂马列的同志太少了！如果我们党内有两百到三百名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精髓的同志，中国革命成功就要快得多了。希望你们由孔夫子的信徒、基督的信徒转变为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毛主席在讲话中多次谈今论古，博引旁证，话题放得开，又能收得拢，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有人竞呆呆地忘了做笔记。他继续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到重重压迫就够呛了，你们写人民的“人”字，还要在上面加上三撇！人民的压力不就更沉重了？你们三笔写一个“工”字，怎么不行啊？非得把“工”字写得弯一弯！工人的腰杆子根本就直不起来，你们还要他们再弯一弯！你们知识分子想一想啊，对人民要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反正我是想了。你们从现在起写字写文章，都要改过来。这样人民就欢迎你们了。你们与人民融合在一起，人民支持你们，还有什么样的困难克服不了？
　　毛主席最后勉励学员：党中央对你们这些同志寄予很大希望，你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甚至是某些方面的专家学者。恩格思曾经说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的人，你们的关键是提高觉悟，提高思想水平。希望你们多学马列，学懂马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年春末，王德对我说：“中组部调你回去，有新工作。你找劳董转组织关系。”
　　我独自一人离开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西山的中组部。不久，党训班停办，王德也回到中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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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组部管理员明子善打架  

　　我从龙儿寺回到延安北门外，和姜大民住在一孔窑洞。姜大民是王盛荣的勤务员，兼顾刘子载和张秀岩。
　　那天上午，王德找我：“小李，你给我弄些煤好不好？”
　　中组部取暖的煤炭堆放在山脚下管理员的窑洞前。我弯腰抱起一块磨盘大小的煤炭正要走，管理员明子善拦住我：“你们几个三天两头来拿煤，这几家烧的煤太多了，（我）哪里有钱买得起呀！”
　　见他拦住去路，我急了：“你不让我搬煤，首长炉火熄灭了，人冻病了，你负责呀？！”
　　明子善说：“国家哪有这么多的钱啊，有钱都让你们烧光了！”仍不肯让路。
　　我也恼火了，把手中的煤炭一丢，伸手抓住他的衣领：“你个龟儿子，让老子揍你呀！”旁边的勤务员、警卫员一起给我鼓劲：“揍他！早该揍他一顿了！”
　　明子善挣脱我的手臂，躲到一旁：“你敢打人，领导要处分你！”
　　我顺手抄起一条扁担，奔上前去，揍了明子善几扁担，大家扯开我俩，都散去。我抱了一块煤炭，得胜而归。
　　很快，王德就知道了，他批评我：“平常看你老老实实的，在外面还很厉害啊！有道理讲道理，打人就不对了嘛！”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知道打架的事，派人喊我去他的窑洞。他很和气：“你打人了，好厉害呀！”
　　“你看人家明子善，比你有水平。遇见欺负受气的事，忍了，让了。他想着，都是自己的同志，为了打日本，到延安来工作。你不应该打自己的同志，伤了自己人的心！”
　　“打人这事，我要批判你！今后可不许再干了！将来我们国家就有法律了，随便打人骂人，法律就要管了。就像边区法院判黄克功死刑那样，你知道不知道？”
　　最后，武竞天说：“人家是主管这一摊子事的，不让你搬煤，你等一等啊，你还可以找一找领导，找我，找李富春部长呀，也不能打人呀！他是我们党的有功之人啊，现在还有两个老婆的问题没有解决，十分苦恼呢。”
　　我很好奇：“别人只有一个老婆，他怎么会有两个老婆呢？”
　　武竞天就像给小弟弟讲故事：“明子善呀，他从河北往延安送机密文件，敌人扣住他，不放他走。他只好领着敌人到我们的一个关系户作证明。这家的老大娘说，我闺女是他的媳妇，他是我女婿。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明子善，可是特务们还不甘心，也在这家里住了下来。明子善为了蒙骗敌人，只能天天跟大娘的女儿一起睡。敌人监视了很久，看见一家人亲亲热热，只有撤走了。”
　　明子善的这个老婆年轻漂亮，她平日里住“边司”保育院，作保育员工作，只有每个星期日才回家。给明子善洗衣服、缝补丁。
　　我们这些勤杂人员有时围住明子善，让他坦白怎么“骗”人家大姑娘的。
　　明子善读过书，能写会算，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你们不能说我‘骗’人家。你们不懂，这事说明了百姓心向共产党！老百姓让自己的闺女儿子出来闹革命，被敌人杀了一茬又一茬呀！老大娘明白她的闺女不做我的媳妇，敌人会把我抓去，杀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们不是常听毛主席讲话‘伟大的人民’吗？人民的伟大，就表现在这里。”
　　明子善又讲他来延安的经过：“我见特务们走啦，也就准备走，她死活要跟我一起走。我只好带她到了下一个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见我带一个女人，不好办了，就说干脆你俩直接去延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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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延安北门外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为了抗战胜利，学习做饭做菜

　　1940年春，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安排我去胜利食堂拜师学艺。
　　中组部的胜利食堂紧靠延河，向南进延安北门，向东过了延河就到杨家岭。厨师培训班开课那天，武竞天来胜利食堂讲话：“本来这里是个饭馆，为什么叫‘胜利食堂’呢？因为大家做饭做菜的工作，也是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为了支援我们的抗战，延安来了许多国际友人，全国各地来了许多文化名人、科学家和医学专家。我们要为他们搞好服务，让他们吃饱吃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
　　“他们这些人见过大世面，要吃些高级菜，你们要会做，认真向沙师傅、刘师傅学习，既能做西餐，又能做中餐。”
　　武竞天又对三位师傅说：“你们几位辛苦了！这十几个青年同志交给你们做徒弟，把你们的真本事交给他们，我替中央首长先感谢你们了。”
　　沙师傅约50岁左右，身材矮胖，曾经周游列国，他负责教授西餐的制作方法。刘占国师傅40岁左右，河南人，负责传授中餐的方法。白案师傅刘志贤精于各种烧饼点心。王鑫是胜利食堂的管理员。
　　从洗菜学起，练刀功，泡发海参、鱿鱼干和蹄筋；还学西餐的沙拉和牛排。中国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哪儿都有影响，沙师傅叮嘱我们，用刀切葱花，不可以直刀断切，要斜刀切，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多讲。
　　沙师傅其实对中餐也很有研究，常常讲一些中餐的理论：中国菜的品种和风味是世界第一！中国菜讲究色泽、口味、火候和艺术！
　　在胜利食堂学徒的几个年轻人自我感觉学到了不少本事，相互之间看不起了，沙师傅借用一个传说，教育我们几个徒弟……
　　从前，有三个师兄弟，学徒三年，互不服气，你争我吵闹作一团，给他们烧了三年火的老灶工，在旁说了话：“你们谁也不要吵吵，我说一个鸡蛋卧果汤，你们弟兄三个人谁能做出来，谁的本事就最大……这个鸡蛋汤哇，生鸡蛋磕开，甩到热水里，鸡蛋不能起飞絮，要像煮熟了的鸡蛋那样，外皮光溜溜的。”师兄师弟三人说，那有啥难的。轮番上灶，使出吃奶的力气，鸡蛋甩进开水里，就凝出来一片片飞絮。三个徒弟都败下阵来。只好说，我们谁也别争了，学了三年厨子，还不如一个烧灶的火工，老老实实再学三年吧……
　　沙师傅精通中餐西餐，能讲俄语法语和英语，是个人物。
　　胜利食堂制作西餐，没有面包渣，把馒头晒干碾碎，代替面包渣。西餐的“沙糕”，以鸡肝鸡心鸡胗鸡脯肉为馅，调入大葱大蒜香油味精，抟成圆丸形状，粘裹馒头渣入油锅，沙糕外色金黄，又软又香。据沙师傅讲，在美国半个美元买一只沙糕。还有一种泡糕，洋芋蒸熟轧成泥糊状，兑入白糖，包入白面皮中，下油锅慢火缓炸，类似中国的炸元宵。
　　胜利食堂的“焖鸡”最有特色，先用盐、酱油、糖、花椒大料把生鸡腌好，再上大屉蒸熟，从蒸屉中取出整鸡，外皮抹香油，风晾一个时辰。萧三、萧军、吴玉章等人最喜欢吃“焖鸡”了。
　　一只鸡蛋，沙师傅能做出两道特色菜。不要弄碎蛋壳，只取出鸡蛋黄，再把肉馅丸子塞进去，蒸熟鸡蛋后，剥去蛋壳，再用荤汤煮一煮，就是“荤蛋”。剩下的蛋黄兑上糖和油，拼命打熟，名曰“三不沾”，不沾筷子，不沾盘子，不沾牙齿。沙师傅传授的“三不沾”成了延安的名菜。
　　沙师傅的技术让我们佩服，就问他：“师傅，您这手艺在哪里学的？”
　　沙师傅说：“要说这个，可就没边没沿了。”
　　“没边没沿，这话怎么讲？”
　　他就滔滔不绝给我们讲述起来……
　　“我啊，先讲一讲去苏联吧，那是听到他们宣传中国革命成功了，就像苏联一样，不缺吃不缺穿，人人都过上好日子。我想去看个真假究竟，就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果然不缺吃，不缺穿，但在社会平等方面，打人骂人也是天天可见。我在苏联呆了一年来的吧，学习一些俄式大餐的制作方法，又去了法国。法国跟苏联社会外观没有多大区别，也是不讲平等，打人骂人，强奸妇女，这样的坏事也是天天发生。一年以后，我又乘船去了英国，英国社会更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钱有势的吃喝嫖赌，在饭馆里打人掀桌子，大街上讨饭的乞丐成群，饿死的人天天可见。在英国，我住了两年，学习西餐技术。
　　“后来，我找中国大使馆，大使馆的人问我：“你还想去哪个国家？”我说：“人家讲美国好嘛，我到美国去看看。”大使馆给我发了一本护照，从美国上岸一看呀，咳，跟苏联一样，也是没有饿死人的，穷人有救济，每人一天发给面包和牛奶。其他方面，就跟英国法国一样了。我想，老这样四处游荡，这里呆一年，那里呆两年，学不到什么好东西，干脆就在美国呆下来吧。一呆就呆了八年之久。这八年里，我不仅学了西餐，也把我们中国的中餐教给美国人，一天我当徒弟，一天我当师傅，就这样住了八年。小日本也一天天猖狂，侵略了我们东北，还要侵占华北、灭亡我中华。我一看必须回国参加抗日。先回武汉老家吧，刚一进家门，“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武汉的街面跟十多年前一个样子，饭馆里吃饭的除了军阀资本家耀武扬威，就是地痞流氓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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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拾掇江鱼，从一条大鱼肚子里挖出一只金戒指，卖了一小笔钱，心想走吧，找地方抗日去！1937年从武汉出来，坐船到重庆，又乘汽车经成都到了西安，一路见闻，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天天吼抗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小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新中华报》，借过来读一读，才知道了延安，知道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我立即从西安乘汽车到了延安。共产党收下我，给我开个饭馆，一是招待外国朋友，二是教你们厨师技术。”
　　每逢宴会，胜利食堂就赚大笔款子，沙师傅准许我们这班徒弟喝一点点白酒。师傅喝上一口酒，满面红光，大讲“酒经”。他说：“国外最高档的是‘鸡尾酒’……”
　　有人插话：“鸡尾巴也能做酒？”大家就笑。
　　沙师傅说：“你们不懂，才觉得好笑。鸡尾酒是用各种水果与高级白兰地酒混合调配而成的，这个知识你们要懂，将来遇见大场面才不会闹出笑话。鸡尾酒里的水果有菠萝丁、鸭梨块、桃片、杏肉、樱桃、芒果、荔枝、桂元、洋桃等等，等等，讲究一个搭配，将来我们占领一个大城市，我给你们调配一次鸡尾酒，让你们见识见识……”
　　“在美国，我和美国人一起研究，把各种葡萄酒、白兰地、各种颜色的酒互相混合，调出的混合酒，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既不像葡萄酒，也不像白兰地。”
　　“我和美国人还研究改进啤酒的浓度和味道，美国的啤酒像白干酒一样，浓度高，一喝就醉人，我们把啤酒的度数降下来，味道提上去……”
　　我问沙师傅：“啤酒是什么样的酒啊？”
　　沙师傅说：“啤酒里有一股气儿，夏天喝了解暑，你要是‘上火’感冒，喝两瓶啤酒，上床睡一觉，第二天感冒就好了。”
　　大家对啤酒很感兴趣，都追问啤酒是怎么制作的。
　　沙师傅说：“把大麦发了芽，再混合啤酒花这种草药，一起发酵，就制出了啤酒……可惜延安不具备这些条件，要不然，我们胜利食堂可以开一座啤酒厂，能赚老鼻子钱啦！”
　　“我在美国教他们拔丝樱桃、李子、苹果等等，只是拔丝葡萄没有教他们，替咱们中国留了一手。现在，你们几个人都会拔丝了，只是拔丝葡萄我要专门讲一讲，如果有客人点这一道菜，你们谁也拔不了。
　　“我临从美国回来，美国人拥抱我。这个请我吃饭；那个请我喝酒；还请我看戏。我对看戏不感兴趣，舞台上不是光大腿，就是光膀子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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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萧军吃“王八”
  
　　我除了上灶操刀抖勺之外，也参加轮流值班跑堂。
　　延安有名的萧三夫妇、萧军夫妇、马海德夫妇、苏联的阿洛夫医生是胜利食堂的常客。
　　那天，该我跑堂儿，萧军夫妇来了。我引着他们进了里屋的“雅间”。萧军要了一份红烧牛肉，五只烧饼。我按沙师傅的规定，从大锅了舀了一铁勺红烧牛肉，又加三块牛肉，摆在桌子上。
　　萧军夫人看看盘中的牛肉：“我们经常在这里吃呀，以前这个量要大呀？”
　　我说：“一份菜，有菜勺子管着，少不了！”
　　萧军不高兴了：“我看这个菜份量少。”
　　萧军嗓门高，我的嗓门也不低：“我看这个菜份量不少！”
　　萧军喊：“得了，这个菜我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我端起红烧牛肉就走。
　　沙师傅从灶房里慌忙出来，拦住我：“怎么了？我听你们说话的声音这样高呢？”
　　我说：“我也不认识这个客人，嫌我盛的红烧牛肉少了，不要了。”
　　沙师傅说：“你来，你来，跟我进去看看。”萧军夫妇俩坐在条凳上正呼呼生闷气呢。
　　沙师傅满脸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萧先生、萧太太来了。你们点了什么菜呀？”
　　萧军回答：“我要的红烧牛肉，你看看这盘牛肉。”
　　沙师傅连连拍打自己的脑门儿：“怪我，怪我！不怪这个小李，我没有交代清楚，我给你们拿去。”
　　沙师傅端过盘子，去灶上添了牛肉块，萧军夫妇笑了。
　　萧军说：“咳哟，老沙呀，你在这里，我就说一说，你们这个红烧牛肉，要一份吃不够，要两份吃不了……改一改，量大一点，多收一点钱。”
　　沙师傅配着笑脸：“好说，好说……我这个徒弟呢，年纪小，不懂事，请萧先生萧太太多包涵，多关照。”
　　萧军说：“好嘛，‘不打不相识’，你叫小李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交个朋友！”
　　晚上，吃了饭，大灶封闭了炉火。沙师傅对大家说：“萧军先生是我们这里的常客，给他的菜量要大一些，他会给我们宣传，别的客人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吃饭。”
　　萧军那时有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兜走。
　　在延安，萧军首先要求吃甲鱼。食堂管理员买的甲鱼，一只大约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边币一只，丢进厨房的水缸。当天夜里，下了暴雨，房顶漏的雨水灌满了水缸，甲鱼都跑光了。
　　萧军来吃甲鱼了，沙师傅双手抱拳，连连作揖道歉。萧军说：“你们四处里找一找，也不会都让延河冲走哇！”
　　胜利食堂后院墙下掏了窟窿眼儿是泄水沟的出水口，墙外有一个污水池，在污水池里发现几只甲鱼，捉了回来。萧军吃了甲鱼，很满意很高兴。
　　几天以后，有人在院子里的水井打水，水桶掉到井里。这眼水井井筒细窄，人可以蹬在两边的蹬窝儿，下到井里去捞水桶，发现三只甲鱼趴在水桶上。
　　烧甲鱼，关键是前期处理，搞不好，腥臭得很。先用开水烫去甲鱼外壳的粘液老皮，用刀挖去背甲，剁成核桃块大小，除去尿囊，葱姜炝锅过水“焯”甲鱼，再除净油脂。以后不论清蒸还是红烧，甲鱼的滋味清香纯正。
　　陈云、李富春和蔡畅在胜利食堂搞过几次宴会，为分配各个方面的干部饯行。最多一次招待二百多人，最少也有四五十人。最高级的菜谱是清蒸甲鱼、烤鸡、红烧肉和八宝饭。八宝饭用料是莲子、板栗、百合、杏仁、榛子、白果和果脯青皮红丝。前一天夜里，沙师傅命令我们用竹签捅莲子芯，捅了一整夜莲子，没有合眼睡觉。吃宴会的时候，陈云举着酒碗说：“同志们吃好喝好哇！走上新的岗位，工作顺利！”
　　延河不产鱼虾，只有活鳖。活王八成了延安唯一的鲜活水产，一下出了名。萧三的“洋夫人”也吃出了味道。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一家四口必要四块牛排。萧三的两个儿子虎头虎脑，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十分漂亮。慢慢地他们一家也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准。萧三夫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我们劝她：“你来吃点西餐吧！”
　　她连连摆手：“不吃，不吃！吃甲鱼！”
　　我们跟她开玩笑：“我们没有甲鱼呀，只有清蒸‘王八儿’。”
　　萧夫人也爽快：“我吃‘王八儿’！”长长的儿化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

老八路

　　独挡门面开饭馆  

　　胜利食堂为招引顾客，购买了两副扑克，一副象棋。沙师傅把扑克像宝贝儿一样的收藏，只供给顾客娱乐，我们这些人只能玩一下象棋。史明爱玩象棋，爱看小说。他常常躲进一个旮旯，捧住一本厚书看入了迷。厨房里众人忙乱，才想起史明去哪里了？史明干活不认真，捏的包子下屉后，个个咧嘴流油，因而经常受批评。
　　胜利食堂门前就是延河流水。食堂里的年轻人一声呼喊：“到延河洗澡去！”扯下衣裤，光着屁股下了延河。我还记着四川溺水的教训，不敢下河洗澡。师兄师弟几个人捉住我的胳膊和腿脚，喊着一二三的号子，将我扔下延河。这是夏天，延河行着洪水，涌浪一下子把我扑入水里，我想着四川人告诉的遇水求生的窍门儿，屏住呼吸。一会儿，我浮出水面，喊了一声“救命”，浪头又把我卷到水里。史明在河滩上飞跑追赶，再跳进延河，把我拽上来。
　　“你真不会水啊！”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相信嘛！”
　　“真悬了，差一点没淹死你。”
　　我说：“再往下面漂一漂，到了清凉山，非淹死不可，喂了王八！”
　　史明有主意：“今天的事儿，回去谁也不许告诉沙师傅。”
　　秋天的时候，武竞天来胜利食堂，他说：“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我们有个纺织厂，从上海、天津、武汉来的工人给我们提意见，说延安有个胜利食堂、西北菜社、中山菜社、边区菜社，我们工厂跟前连一个小饭馆也没有，想换换胃口都不可能。结果，边区政府派几个人，弄了个小饭馆，开张三个月，赔得坚持不下去，交给我们中组部了。老沙啊，你看你的哪一个徒弟能够独当一面，派他去饭馆。”
　　沙师傅说：“让小李，李耀宇去吧！”
　　武竞天说：“行啊，小李去那里，可不许跟人家打架！在那里不像在我们部里，人家是顾客，说好说坏，你就耐心听着，有什么问题给我们送个信。”
　　我骑一辆破自行车，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到了纺织厂。饭馆位于纺织厂门口，中间隔一条黄土公路。锯齿形的厂房里，机器的声音昼夜轰隆。
　　饭馆依山势而建，在漫山坡下，以公路为基准面，掘进一个簸箕形的缺口，两侧土壁上架设几根檩条，覆柳条“槟笆”，再覆谷草黄泥。实际两间棚屋。棚屋的三面土墙被煤烟熏得黢黑，棚里锅灶瓢碗样样俱全。还有两张土坯垒脚，上搭木板的“桌子”，凳子也是“死的”—— 一根一根埋入地下的木桩。
　　纺织厂有几百名工人，老工人来自上海，青年女工来自各地。离纺织厂三华里，有一小集市，肉贩子按时送来鲜猪肉和猪骨头。我用猪骨头熬出两大瓦盆高汤备用。饭馆烧煤用纺织厂的，白面由延安送来。和面切条备用，若当天面条没有卖净，兑上清水浸泡一夜，明日和面继续使用。算过成本，喊出牌价，肉丝面两元边币一碗，炒肉丝、炒肉片每盘五元边币，还卖点儿零散高粱酒。
　　午夜，我封火睡下，常常有谈情说爱的男女工人，溜达到半夜，要来吃宵夜。他们在棚外喊：“喂，小老板，还有没有吃的？给我们煮碗面条。”我闻声即起，来者不拒。捅开炉火，有温在炉灶上的开水，两碗汤面瞬时做好。恋人们，头挨着头，眼对着眼，吃完香喷喷的肉丝面，连声向我致谢告辞。有一次，一位从延安赶来的知识分子，也是快半夜了，带女友来吃面，点了两个炒菜，斟了二两高粱酒，还有两碗汤面。临走结账，我张口就说25元，他稍稍楞了一下，付了账。从此再也没有光顾。事后，我还纳闷：咋地多要人家饭钱？要说公家的饭馆“宰人”，我也是祖师爷了。
　　每天夜晚，我把一天的帐目加加减减算一算，记个流水账。张秀岩大姐教我的算术使用上了。
　　1941年春暖花开时，中组部通知我回延安，我把开饭馆赚得的三千余元边币交给沙师傅，他又高兴，又惊叹！说派我去边区纺织厂开饭馆，也是回笼货币稳定边区经济的措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回笼货币”的名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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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王盛荣和赵明珍  

　　从龙儿寺回到中组部，我和姜大民住一个窑洞，他是中组部地方科长王盛荣的勤务员。像王盛荣和赵明珍这样的高级干部，经历丰富，知道许多党史秘密，他们的故事肯定要比我的有意思多了。
　　这年秋天，王盛荣派姜大民去枣园挑梨。姜大民嫌肩上的两筐鸭梨沉重，遇见路上的行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给你两个给他三个，走了一路送一路。一担鸭梨挑到中组部的西山还剩下半担。王盛荣气坏了，狠训了他一顿。
　　我挑水上山，姜大民偷偷地往水桶里撒上一把黄土，为了防备他的捣乱，以后我就双手拎着水桶上山，结果我的手臂比一般人稍长。1942年，我在杨家岭当管理员时，姜大民突然从延安失踪，大家还很着急，还猜测他当逃兵了。
　　有一天，王鹤寿对大家说：“晋察冀边区来了电报，查询我们中组部有没有一个人叫姜大民的，原来这小子不愿在延安工作，偷偷跑了，上了前线。”时至今日也不知道姜大民死没死，他讲一讲他离开延安后的故事该多好。
　　中组部的王盛荣虽说吃中灶，可是还不如我呢，穷的叮当响。他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子苦，经常四处求援。他常常喊住我：“小李，替我跑一趟，到朱理治那里要钱去。”朱理治看了王盛荣写的字条，把字条装进口袋，又掏出三元五元的边区纸币给我带回来。有时候，让我送字条给范文谰，也是借钱。
　　王盛荣的爱人赵明珍是四川人，年纪与我相仿，见到我这个乡亲很亲热。
　　1940年，国民党配发八路军的给养早已终止，按规定，八路军的士兵每月发一元零用钱，连、排长每月津贴费两元，营长三元，团长四元，师长与总司令五元。与国民党军队无法相比，他们连长的津贴每月百元余，师长八百元，司令在千元以上。
　　我在胜利食堂学厨，每月发两元津贴费，也没有什么用处。我给管理员王鑫两元，让他替我买了几斤猪肉，用刀切碎，兑入白糖、硝水、味精、五香粉、食盐，取了那种铁锨把子粗细的肠衣，灌了三十几根腊肠。
　　我抱着腊肠给王盛荣送去。他连连作揖致谢。他的小孩子大约两岁左右，王盛荣让她喊：“快喊叔叔，谢谢叔叔！”
　　赵明珍拎着腊肠问她：“你看这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说：“我不认得！”
　　赵明珍说：“这是最香最好吃的腊肠，将来弄出来，你要少吃，不要吃多了，吃多了肚子拉稀。”
　　王盛荣说：“自从我从苏联回来，还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1947年，王盛荣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我去齐齐哈尔市采购物资，顺便登门拜访，受到热情款待。王盛荣要来赵明珍的小手枪转赠给我。
　　1953年，王盛荣在武汉市工作，我正在等待机会去武汉找他请客吃顿好饭，忽然三月份的《长江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说王盛荣截流税款、生活腐化，还用公家汽车接送孩子上学，中央给予他撤职处分。为此区区小事，就结束一位老革命的政治生命？我猜测是不是另有缘由。以后我来来往往路过武汉，只有一丝的挂念却不敢去探望王盛荣。
　　近日读报，我才知道，1949年解放军南下，王盛荣担任中南行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副部长兼有色金属管理局长。林彪让王盛荣从香港进口一辆别克轿车给他，王盛荣婉转回绝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林彪宣布王盛荣贪污了一笔款子，并上报毛主席要判王盛荣死刑。毛主席说，在江西苏区那么艰苦，王盛荣都没有贪污逃跑。现在解放了，他会贪污？杀人不着急，放放再说。后来因为没有证据，王盛荣才出狱。
　　“文革”开始，康生一句话把“二十八个半”定为“苏修特务”，王盛荣被康生点名被捕入狱，关了十年。
　　王盛荣是湖北武昌人，十几岁在纱厂做童工，在恽代英、萧楚女的影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一人。
　　1931年，在江西苏区，王盛荣曾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总队长；同年11月，他与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这个委员会里面，出了六名共和国元帅。1933年，党中央两次派人给上海地下党送活动经费，但是这两个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把第三笔经费35000美元交给王盛荣，要求他尽快送到上海。王盛荣离开江西苏区，绕道香港，把钱分文不少地交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杨尚昆手中。
　　抗战初期，王盛荣领八路军中校军衔，与彭雪枫一起离开延安，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王盛荣在巡视湖北河南“老区”时，发现许多“土匪”部队是由红四方面军、红军西路军溃散遣返人员组成的，经过他的说服动员，收编“土匪”，组建抗日武装，这些部队后来成为新四军一部分。我在延安，听到党的许多高级干部称赞王盛荣收编“土匪”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