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沈安娜（1915年—2010年6月16日），出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江苏省泰兴中学，中共特工。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她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共产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1946年，她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通令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安徽小刀

真神人也

文如玉

结语向无名英雄致敬

我们两个后辈李忠效、 华克放在为沈安娜、华明之两位前辈整理此书时， 满怀对无名英雄崇高的敬意。我们看到了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不少敬词赞语， 现收录部分如下。

1983年7月7日，邓颖超大姐在中南海接见沈安娜和华明之时，对沈安娜说：“你这个小速记，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

然后又对沈安娜和华明之二人说：“你们地下时期演的戏，一个在台前，一 个在台后，配合得很好，作出了贡献。”

1984年，中共隐蔽战线的老前辈、84岁的吴克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沈（安娜）、华（明之）他们夫妇深入虎穴，面临险境，胆大心细，沉着应战，严密纪律，长期埋伏，为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中央某些方面有价值的重要情报，从未出过差错，未被敌人觉察，完成了别人无法代替的任务。…他们是一对真正的无名英雄。”



1989年，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曾说：

沈安娜、华明之同志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我们隐蔽战线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无数无名英雄之一。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谆谆教诲和深情厚望，受到隐蔽战线老前辈王 学文、吴克坚等同志的直接领导。可以说，如果离开党的领导，我们隐蔽战线的战士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这是曾经在敌人营垒战斗过的老同志感触最深的。是党给予了他们智慧和力量，是党在危难时刻给他们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隐蔽战线的同志们都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严格的纪律，永远忠诚于党的事业。

在沈安娜、华明之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隐蔽战线的老同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优良品质。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他们始终不为所动。即便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也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这种革命情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值得大力提倡。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 自尊、自重、自强、自信，“出污泥而不染”，经得住和平环境下的各种考验。沈安娜同志之所以能打入敌人的心脏十四载，不仅未被敌人识破，而且获得了大量核心机密，不能不说她精湛的速记技能给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护条件。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凡是立志献身于党的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仅要通晓各项情报保卫业务，而且要精通一两门专业。

沈安娜、华明之同志和隐蔽战线上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一道，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理应受到人们的赞许、钦佩，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特殊贡献！

1989年12月，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党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沈安娜和同她共同奋斗的华明之是对党无限忠诚、有勇有谋的战士，是坚决执行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和灵活运用南方局‘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勤政策的典范。他们的丰富经验，在今后情报战线的长期斗争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3年6月12日，华明之老前辈以90岁高龄在京辞世，国家安全部在他的“生平”中有如下敬语：华明之同志建国前一直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嘉奖，在党的隐蔽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战士。

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老前辈以95岁高龄在京辞世，国家安全部在她的“生平”中有如下敬语：沈安娜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杰出女战士。……她打入敌内长达14年，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方面高层内幕情报，其中有些具有战略、预警价值，为配合党的对敌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受到组织、领导的表扬和嘉奖。……她离休后，亲笔撰写了回忆录等各种材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工作史料和精神财富。…她是对党绝对忠诚、富有隐蔽战线斗争经验的无名英雄。

附录

无形战线——红岩村抒怀

肖克

1986年11月下旬，在重庆参观红岩村，知我党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在敌占领区及国民党统治区，将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军事与政治等 工作，结合得很好，对开展这些区域党的工作及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读了《南方局党史资料》，看到李凯写的沈安娜斗争事迹，了解到我党在城市及打入敌上层活动的人的具体情况。我党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成绩很大，钱壮飞等就是突出的代表，感赋古风《无形战线》。

毕生事征战 虎穴曾未探

老来红岩村 史传遂吾愿

旧舍连新馆 临江倚岩嗽

曲径翠阴浓 美景亦文苑

导游话当年 信史见文献

中国烟战来 灾难深而远

三山同压顶 天怒与人怨

人人歌无衣 奋起而揭竿

内战接外战 戮力歼敌顽

工农为主力 三宝居大端

我党主乾坤 枪杆出政权

胜算操自人 方略有奇正

一支无名军 在虎穴驰骋

无正正之旗 无堂堂之阵

哨设敌心窝 神昧鬼不觉

站岗不带枪 放哨无帐幕

时时观风云 处处察微末

战场虽无形 甲兵在胸中

按住敌脉搏 指头ト吉凶

利于党决策 亦能制苍龙

中有世家女 不轨世家规

深闺不屑处 远走而高飞

自立谋生计 自强以求知

既恨民贼暴 尤念民族危

矢志求真理 真理不我欺

自有知音人 同德而同轨

从此得先导 进入新营垒

欣然入虎穴 探查虎首尾

虎出追其踪 虎伏防为崇

虎凶迷其目 虎穷促其萎

同侣在敌营 心迹怀马翁

生死皆不问 名位安足论

党性诚为命 政策是所宗

出淤泥不染 迎风暴折冲

活用两面策 进退皆从容

秘密连公开 合法掩非法

上下层相分 貌离而神洽

阵图布千军 妙算仰周公

不用千钧棒 赛过孙悟空

人人自为战 配合解放军

踢倒三大山 胜过古共エ

山姆忙救驾 正好来送终

世知毛瑟枪 少闻隐蔽战

不识夏伊尹 不辨殷吕望

汤武事征诛 得之天下王

二千余年前 孙武已盛赞

今人胜前人 当仁自不让

红岩久留连 足倦目不闲

渝城冬夜长 悠思久回旋

居今而数典 其勿忘当年

(完)

文如玉

上海解放了！我和明之非常想马上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可是按照老规矩，我们只能等党组织找我们，不能去找党组织。

下午，我和明之还是不知道党组织在哪里。从“地下”走到“地上”，自由了，解放了！我们想喊，我们想唱。可是到哪里去喊？到哪里去唱？

那时沪西战事尚未完全结束。我提议：我们到毛先生家里去看看吧！

于是，我们就跑去看望住在柳亚子先生家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毛啸岑夫妇是1946年5月由重庆回到上海的。他们到上海后，继续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地下情报工作，并参与创建了由共产党暗中出资运作的“中信商业银行”（初期名为“中级信用信托公司”)。我从南京撤回上海以后，就知道毛啸岑夫妇的情况，但是由于双方身份特殊，各忙各的，没有机会见面。现在上海解放了，我们终于可以大大方方地欢聚一堂了！

毛啸岑夫妇正沉浸在上海解放的喜庆气氛之中，突然看见我和明之闯了进来，更加欣喜若狂！

这时柳亚子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了，只有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在家。我们都是认识的，久别重逢，格外高兴。

马路上已经有工人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大部队进城。我们和毛啸岑夫妇、他们的儿子毛安澜，以及柳亚子的女儿和外孙一起，在家里又说又笑，又唱又跳，欢庆胜利，欢庆上海解放。事隔50多年，我与毛安澜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1949年5月，明之36岁，我还不满34岁。我们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上海，现在又回到了上海！心中充满了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

上海解放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担任上海市长。

他急需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上海工业部门。一位老同志向陈毅推荐明之：“老华是名老党员，政治可靠。打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作多年，比较熟悉工业。”

陈毅当即表态：“立即调来。”并问吴克坚：“是否要向克农同志打个招呼？”

李克农当时是中央情报部部长。明之和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属吴克坚情报系统，归中情部领导。吴克坚对陈毅说：“我们马上放人。李部长那里我负责汇报。”

第二天，明之就穿上军装，戴上了“军管会”的徽章，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随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人事科副科长。

与此同时，我根据吴克坚的指示，参加了吴克坚领导的、筹建军委情报部上海情报局的工作。一天，陈毅市长要召集工商界人士开会讲话，吴克坚推荐我临时担任速记。我未及更衣，穿了一身旗袍去参加会议。陈毅一看，笑道：“安娜同志，你现在为军管会做速记，穿这个不行。”马上让人给我发了一套灰布军装，胸前挂着我所属的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徽章。

我和明之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戴了“军管会”和“华东局”的徽章以后，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机关共过事留在上海、南京的同事们见了，都大吃一惊。

我的一个速记同行说：沈琬伪装得那么好，过去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明之在资源委员会的同事说：华先生过去那么文雅，却是个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共产党员！看不出，看不出！

一位旧同事感慨地说：从沈小姐和华先生的身上，我明白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

多年以后，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比较国民党的特务工作和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本党情报人员大多为地痞流氓或帮会分子所充任，都是不学无术，胡作非为之辈，贪污、贩私、包庇、栽赃陷害、腐化堕落、勾心斗角、作恶多端；工作则多为捏造情报，此为人知的公开的秘密。而中共方面对我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又加科学的分析与判断，合情合理，一阅而知，其出自有知识、有眼光、有技巧之手。”

回首往事 感慨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明之离开了隐蔽战线，而我继续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一干又是30多年。

1983年底，我们俩同时办理了离休手续。我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离休，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离休。我们先后被国家安全部党委聘为咨询委员。明之高兴地说：“我又回‘娘家’了！”后来，我们一同从上海移居北京。

曾有人问我们：你们俩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为什么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毅然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从事出生入死的地下情报工作？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虽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但我们同样是“奴隶”, 是精神的“奴隶”！我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冲破精神上的牢笼，追求光明、正义和真理。在黑暗中，我们紧跟共产党，走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把心紧紧贴在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身上…我们参加革命之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打入国民党内部，默默地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断坚定革命理想，提高理论水平。我们之所以十几年矢志不移，多亏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好兄长，好领导。

我常常深夜想起：上中学时，为我打下爱国主义思想基础的刘伯厚老师；离家出走前，给了我们姐妹俩两块银元的蔡振东老师；在“南洋高商”时遇到的毛啸岑老师和师母沈华昇。他们都是我们的恩师。还有国民党机关里的正派公务员，如浙江省政府的薛元燕科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张寿贤处长、徐漂萍科长、速记员居正修，在我处境险恶的时候，无形中保护了我们。

我们常常对晚辈说：中央特科的王学文，是引导我们走上情报之路的第一位好领导；“三次被捕”的鲁自诚，是我们的革命引路人；在特务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下，仍然保持革命气节、保守党的秘密的徐仲航，更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他的宁死不屈，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其他的直接领导人吴克坚、卢竞如、何以端，点点滴摘教会了我们做党的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他们都是我们的好领导、好老师。所有的老师中，最伟大的老师就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有幸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的耳提面命，悉心栽培。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党的领导恩重如山！我们只不过是懂得“知恩图报”，踏踏实实一辈子践行对党组织的誓言和承诺，一辈子践行好老师、好领导的谆谆教诲。

一直有人问我：“沈老，您在国民党的营垒中整整14年，您向党组织一共提供了多少份情报？”我一开始就回答：“我不知道，你们不必做这种统计。” 对此，明之明确地说过：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一直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组成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共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如果这个战斗集体中间某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或者违反纪律出了事，对整个工作就会产生程 度不同的影响，甚至会发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隐蔽战线上每一个无名战士，譬如我和安娜，就是这个大机器中的部件和螺丝钉。取得的成绩，都是党的领导的结果，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明之生前还多次动情地说：“我们俩一辈子手牵手，心连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为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事业，携手战胜一切困难，白头到老。”人们说我们是一枝“出淤泥而不染”的“并蒂莲”！对此，我们深感欣慰。

文如玉

1949年农历新年过后，根据中央情报部的指示和国民党各党政机关纷纷南迁的动向，吴克坚明确指示我和明之，在适当的时候由南京撤至上海，不必跟随国民党机关继续南行。党组织要留下一批老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参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情报保卫工作。

这就是说，我与明之即将结束十几年的情报生涯，从此可以脱离那令人生厌的、腐败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此我和明之兴奋了几天几夜。我们和三个孩子在南京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留作纪念。我和明之拟分两批撤离南京去上海。明之迅速将老母亲和三个孩子以及陈三，先期送回上海，安置在南市老北门父母的家里。

2月，何以端传达吴克坚的指示：牢牢掌握情报工作的原则，即使是胜利在望，也不能掉以轻心。何以端指示明之，随资源委员会部分人员一同先期撤到上海，继续做情报工作，不要参与资源委员会的策反工作，避免任务交叉暴露身份，策反工作另有专人负责。而我则独自一人仍留在南京，并兼任立法院院会速记，相机搜集情报。

此时，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准备南迁广州。我是多年的速记骨干，人称“快手”，自然上了撤往广州的人员名单。已升为秘书室秘书的原处长张寿贤、秉承秘书长陈立夫的旨意，要我跟随中央党部去广州，但他并非简单地执行命令，而是很含蓄地问我道；沈小姐，你有什么打算？

我事先己与明之商议了一套对付张寿贤的“说词”，我对张寿贤说：我肯定是要跟着中央党部走的。但是我现在走不了哇。立法院院会还在南京召开，需要速记员。

为了让他和秘书长陈立夫放心，我把自己的印章和刻有沈琬名字的戒指交给张寿贤保存，张寿贤觉得有了我的印章、戒指，也好向上峰交代了。他们相信、跟了他们这么需年的沈小姐是会跟他们去的。随后我又说了一句：我得回趟上海、把家务事安排一下。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跟着走的。

张寿贤听了此话，羡慕而又感叹道：“你真好啊，上海还有个家，可以回家。”他明白了，我哪有那么傻？我是不会随他们走的。很可能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但眼下这种形势，他又能怎么着呢？

陈立夫本来是要速记科长徐漂萍也跟着走的，但徐漂萍已在苏州找到工作，早将妻儿送回老家了。

徐漂萍对张寿贤说：我家里还有点事，需要安排一下再回来。

我们都是骨干速记员，知道国民党的机密实在太多了。按说不能轻易放我们离开中央党部，但是张寿贤并不为难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们一条生路。陈立夫是要我们当“殉葬品”的，而张寿贤没有要求所有人都这样做，他可以从其他单位，自己愿意跟着走的速记员中再选人使用。

我感到：张寿贤这个处长还是比较仁义宽厚的，他不勉强任何人。再者，那时众人已作鸟兽散，谁还管得了谁？

1949年2月中央党部迁往广州后，直至4月，我独自留在南京，以立法院工作为主，有时搜集到重要情报，等不及华藻按预约的时间来取，就以老人或子女有病为借口，亲自送去上海。我胸前佩戴着中央党部的徽章，有这枚徽章“保驾”，一路通行无阻。因为行前来不及整理情报，我就随身携带着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片。到上海后，我把自己关在老北门华家二楼的亭子间里，将速记纸上的会议记录整理成文。华藻等在门外，随时准备送出。经常与华藻联系，接受情报的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主要骨干同志。此时，快到外出接头的时间了，华藻在门外催道：大嫂，好了吗？辰光快到了！

我匆匆回应说：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华藻从我手中接过情报，立即伪装密藏，急匆匆出门去，在事先约定的马路边与来人接头，将情报悄悄交他。华藻是不能看我所写情报的。我也不知道华藻在什么地方接头，把情报交给谁。即使在胜利在即时，我们仍严格遵守单线联系的规定，各司其职，避免暴露。

直到4月20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前夕，我才匆匆从南京撤至上海，脱离国民党机关，回到了党的温暖的怀抱。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吴克坚坐镇上海，以沪、宁、杭三角地带为基础， 兼顾国统区其他重点城市，广泛开展情报、统战、策反等工作，所辖各类人员几近千人。为共产党的情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和明之也是这一情报系统中的一对无名战士。

1949年5月1日，经周恩来批准，中央情报部对吴克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情报工作和这一战斗集体所做出的显著成绩给予嘉奖。

中央嘉奖电全文如下：

克坚并转全体工作同志：

几年来你们在克坚同志领导下，不避艰险，任劳任怨，坚守岗位，获得敌人各种重要情报，建设和保证了同中央的联络，直接配合了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特电嘉奖。并望在胜利中勿骄勿躁，为全国解放及解放后同各种敌人作长期的隐蔽战争而继续努力。

1949年5月26日凌晨，解放军从徐家汇方向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解放军很快就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几小时就解放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市政府大厦也竖起了白旗。只有苏州河北岸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负隅顽抗，流弹不时嘶叫着飞过城市的上空。

但是我和明之已经按捺不住胜利的喜悦，我们想高喊：“我们胜利了！” 当时我还不便出门，党组织交代，对潜伏特务暗杀、破坏等秘密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明之有点无所顾忌，一大早就兴高采烈地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跑到公馆马路（现金陵东路）去看望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公馆马路有老式骑楼，明之看到，在店铺门前的骑楼下，半露天的人行道上，一群十八九岁的解放军小战士，一个个抱着枪支，或坐或卧，疲惫地酣睡。他们严守纪律，丝毫不侵扰居民。明之真想大声高呼：“亲爱的战友们，我们胜利会师了！”但他不忍心打扰这些疲惫的战友，激动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孩子们天真地问：爸爸，他们是什么人？怎么在外面睡觉？

明之告诉他们：这就是解放军！是他们把上海解放了！

孩子们还小，不知道什么是“解放了”，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激动得泪流满面。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一抹朝霞映红东方晴空，明之暗暗在心里说：“我们十几年的‘地下’生活终于结束了！”

文如玉

1948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他的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晚宴，到场的有李宗仁、孙科等四十多人。

辉煌耀眼的彩灯映出的是一张张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笑谈，惟闻杯盏之声。在座的都是国民党要员，他们深知局势的严重，隐隐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最后的晚餐”了。

餐后，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蒋介石说这番话时，仍然板着那张上海人说的“死人面孔”，可以听出他内心极度的无奈和恼火。

蒋介石让张群给大家念文告。这纸文告，洋洋数千言，旨在“求和” 文中也暗含“下野”之意。但他对和平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归结起来就是，要在保存国民党的“宪法”、“法统”和军队等条件下，才能同共产党重开“和谈”。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和平阴谋。

张群念完文告，全场鸦雀无声。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边的李宗仁对这篇文告的意见，李宗仁答道：“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这时，C.C．派骨干分子谷正纲等人语带悲腔，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有总统下野表示的文告。也有人表示同意发表。于是双方又开始争论。

本来就心怀鬼胎、怒火中烧的蒋介石，被人们的争论挑得火更大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不想离开，是你们这些国民党员想让我离开！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内部的某一派系！

这“某一派系”，无疑是指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

几小时之后，城墙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语：“蒋总统不辞退，共产党就不和谈”、“蒋总统不辞退，就没有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有人认为这是李宗仁为首的主和派干的。

事实上，此时美国大使馆一直赞成和谈，支持李宗仁及其主和派。

1949年元旦，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发表了。同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官员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团拜仪式，似在向大家告别。

但是蒋介石还不引退，是想等待共产党方面对他的元旦求和文告的反应，他在“走开以前”，还要布置许多事情。元旦那天，在蒋介石发表文告的同时，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评战犯求和》。

1月10日，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结束，“国军”大败。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

面对淮海战役的失败，面对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主和派认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

蒋介石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南京频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我和机要处的职员忙得不可开交。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后，即召集他的智囊团陈立夫、 谷正纲、彭昭贤、李唯果、黄少谷、陶希圣等十余人开会讨论。会议做出三项决定：

一、对中共所提和平条件不做拒绝表示，要以和平姿态争取延长三个月的时间，在江南最少再征集50万军队。

二、和谈由国民党和民社党、青年党三党出面，以民、青为前锋，以证明南京政府并非一党政府，而是三党政府。

三、统一对和谈的领导，中心地点需在上海；对不受蒋领导而奔走和平的人物及碍于环境不能逮捕之民主人土，授中统以特权，不择手段对付之。

1月15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高层人士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吴忠信四人研究和谈问题。蒋介石在会上说，先研究一下中共提出的和谈八条件。接着他对张治中和邵力子说：“政府中只你二人不是中共指明的‘战犯’有和谈资格。”会上，张治中和邵力子都主张与中共和谈，认为不要失去机会，再打下去，会大家同归于尽的。张群还拉张治中、邵力子一起劝蒋介石引退，以争 取美援。

1月17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与中共和谈问题。

1月20日，蒋介石再次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蒋介石引退，与中共和谈问题。

在南京召开的这最后几次中常会，我都参加了速记。我将蒋介石主持的中常会决定及蒋等人的所谈、所想、所为以及其他布置，一一记录下来。由华藻带回上海，上报吴克坚，随即上报西柏坡的中情部。

1月21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临时会议，这是蒋介石在南京主持的最后一次国民党中常会。

会议由孙科主持。我和居正修担任速记。这也是我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十余载，最后一次担任国民党中常会的速记。

会议开始前，蒋介石还没有到场，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露出备受熬煎之状，不少人预感南京难以保住。

有人说：过年也过不好了。

邵力子说：完了完了全是好战的结果。

就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说：再也打不下去了。

有人猜测，蒋介石想以广州为“陪都”，宋子文已被派去广东省当主席，行政院长也改由孙科充任。

众人非常关心军事方面的形势，便向一名高级军事人员打听消息。没想到他竟对大家说：“共军已抵达长江北岸，龙潭（南京）已在共军大炮射程之内，京沪铁路随时有中断的可能，诸位应早作准备。”

全场顿时一片混乱。有的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有的摇头顿足，连声叹气有的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惶惶不安，都盼赶快散会，另谋出路。

我听见两个中央常委在互相出主意。一个说：你的家眷该先去广州。另一个说：你的孩子小，要早些安排呀！

还有的虽然表面镇静，但都在暗中料理后事。

这帮昔日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大人们，现在都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

我趁官员们七嘴八舌之时，扭头用手势和表情暗示身旁的速记同行居正修：不要等了，一走了之。

居正修因为经常参加各种会议，早已感觉到国民党政府末日不远。国民党“总统府”要用他工作，却只给他一张去广州的机票，不管他全家老小八口人的出路，他不愿眼看着骨肉被拆散，已于半个月前，把家眷送回家乡海宁。但自己何去何从，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居正修为人老实正派，他的心绪，我早已看在眼里。所以暗示他“不要等了”。

会毕，居正修想方设法购买去上海的车票，离开南京，弃暗投明。居正修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感慨地说：“沈安娜暗示我走新生之路，使我避免了骨肉分离。”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会场突然安静下来。我不用看就知道，是“老头子”出场了。

蒋介石缓步走到他的座位上，像往常一样，扫了众人一眼，自己先坐下，然后示意大家坐下。我注意到，今天他的神情格外凝重。

蒋介石出示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宣布“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终于“引退”。

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的权力移交仪式。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甚为凄婉。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日慷慨激昂骂共产党、训斥部下的情景截然不同。与会者中，已有人黯然流泪，有的竟泣不成声。

C.C．系少壮分子谷正纲忽然起立，含泪大声疾呼：“总裁不应引退，应继续领导，和共党作战到底！”

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做此决定了。我今天就离开南京。”说完，起身便走。

李宗仁忙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

蒋介石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 这时突然，老态龙钟的于右任急忙追上前去，喊道：“总统！总统！” 蒋介石停步问道：“何事？”

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把手向后一甩，不耐烦地敷衍道：“找德邻（即李宗仁）去！”说罢，加快脚步离开，像是怕有人再找他麻烦似的。

于右任这位长须髯髯的古稀老人，在众目暌暌之下，讨了个没趣儿，尴尬地慢慢走了。其他人也黯然地离开了总统官邸。我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历史上这极为黯然的一幕。

这次会议后，机要处接到通知：各机关文书档案尽快分三类处理，一类文件即特别重要的马上带走。我被分配整理机要处需要带走的一类文件，于是我又趁机挑选了一些有情报价值的材料。

早在1948年底，我和明之就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抓紧搜集有关国民党高层重大动向的情报。我及时将有关国民党近期这些会议的情报交给华藻，急送吴克坚，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文如玉

陈布雷之死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场上两军处于对峙状态。人民解放军以60万兵力将国民党军队80万人围困在徐州等地，对“国军”来说处境危殆。这时国民党内部争吵得更凶了，主战、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11月间，蒋介石召开了多次中常会，我照例对每次中常会的内容照单全收。此时，“划江而治”的意图在国民党高层浮出了水面。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如陈立夫、戴传贤等人，认为苦撑半年，美苏必战，中国就会有转机。邵力子、陈布雷等主和派认为根本打不下去，不如趁早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重整江山。张群、孙科都赞同这个“划江而治”的意见。

1948年11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我担任速记。这次会议主战、主和两派争吵得特别激烈。蒋介石的心情越来越沮丧，但主战的决心仍然没变。

会上，我看见身材瘦小的“国策顾问”陈布雷鼓足勇气，颤颤悠悠地小声“忠谏”了几句，蒋介石竟严厉斥责陈布雷：你脑筋衰弱得不够用了，怎么老是跟我唱对台戏？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

我听了，不由得吃了一惊。蒋介石所说的“我说的话，你竟要删去”这件事，我很清楚。

几天前，蒋介石在中常会联席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过这样一句狠话：“抗战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我当时速记中是有这句话的。后来听说，陈布雷在整理蒋介石这次讲话时，建议删去。蒋介石即对陈布雷大发脾气说：“这句话是表示我破釜沉舟的决心，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能删去！”蒋介石还叫侍从室的人到中央党部机要处核查速记员的记录原稿。我的速记原稿中自然有这句话。

陈布雷体质瘦弱，面庞干瘪，他以才学和沉稳的处事风格，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1927年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是陈布雷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1936年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凡重要文电，大都出自陈布雷之手。蒋介石在一般会议上讲话不喜欢用稿子，速记员整理出来的讲话稿，也都是陈布雷审阅润色，然后经蒋介石核定发表。

陈布雷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部秘书处副秘书长。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策顾问”。他跟随蒋介石多年，对他十分忠诚，被人称为蒋介石的“文胆”。现在蒋介石竟在中央政治会议这样重要的场合，当众训斥陈布雷，最后还对他说：“书生误事，你该去休息了！”可见蒋介石心情沮丧，把气撒到一向对他忠心耿耿的“国策顾问”身上了。

面对蒋介石的训斥，陈布雷没有争辩，他心里很明白，“领袖”对他不只是撤撤气，而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无法弥合，无法挽回了。他木然退出会场。

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陈布雷那个瘦小的背影消失在会场门口。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接着两派又继续激烈争吵，几个人同时讲话，弄得我和另一速记员都无法记录。这次会议争吵的时间最长。从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两点以后才结束。

我把这几次中常会、中政会的情况，特别是“划江而治”的图谋以及蒋介石主战决心和暴躁心态，都写入情报，由明之整理上报吴克坚。

1948年11月14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引人瞩目的消息：陈布雷突患心脏病逝世。然而，国民党高层几乎人人都知道，陈布雷是服安眠药自杀的。但是他为什么自杀，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

陈布雷平时少言寡语，说话细声细气，眼睛眯成一条线，人们很难看到他的目光。但是大家都很尊敬他。一是因为他生活俭朴，工作兢兢业业，除非开会或蒋介石召唤，他经常整天伏案工作。二是他常以“无派、无系、无权、无势”自诩。从 不参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斗争，非常超脱。

陈布雷的夫人在上海，孩子也不在身边，当时南京家里只有他一人。陈布雷喜欢早起，一般六点就起床，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天早上，已经八点了，还没有见他起来，秘书推门推不开，感到奇怪，因为他平时是不上门的。秘书叫他也不应，用力踢开房门，发现他仰卧在床，嘴巴大张，早已气绝。床头柜上留有两只空了的安眠药瓶子。

医生诊断，死亡已经七八个小时。

陈布雷留有三份遗书，一致总统，一致秘书，一致后人。

从致总统信中，可看出他自杀前的心情：“近年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蒋介石闻陈布雷自尽，到陈布雷家中，站在遗体前流下了眼泪。他看完遗书，一言不发。临走，对跟随其后的陶希圣说：好好料理后事……

追悼会上，蒋介石为陈布雷题写了“当代完人”的横幅。尽管如此，知情人还是为陈布雷的自杀感到心寒。

陈布雷在致秘书信中，对后事交代：“物价日高，务必薄殓、薄棺、薄埋。” 还嘱咐秘书，要把家里借来的沙发、靠椅还给宣传部。

陈布雷在致后人信中嘱咐：“勤俭正直，坚忍淡泊，永葆我家之家风。”

当时各大报都以“油尽灯枯”四个大字标题形容陈布雷之死，原来有人在陈布雷的日记后面发现有这样一句话：“我现在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有人分析，陈布雷之死，原因在于对国民党政权的绝望。也有人分析，最使他惊奇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小女儿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连自己的女儿都投向共产党，岂不证明国民党的失败已不可避免？

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自抗日战争开始，随父亲到重庆。1939年7月，她在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隶属于中共北碚特别区委。后来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北平贝满女子中学教书。1947年9月，刚结婚一个月的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被押解到南京受审。因为他们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查出陈布雷有什么机密泄露给女儿，蒋介石才网开一面，对陈布雷说：“畏垒（陈布雷的字），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严加管束。”

蒋介石哪里知道，“严加管束”也是没有用的。在国民党的高官当中，不知有多少人的子女是中共党员呢！就连陪着蒋介石一起当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潜（又名徐大可）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原在新四军工作，后到上海，在吴克坚的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对中共党组织有贡献的情报人员。更让国民党特务和宪兵意想不到的是，吴克坚与他们联络，经常是在居正家的客厅里！再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接头地点了！

国民党元老的女儿是共产党，蒋介石“国策顾问”的女儿是共产党，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一些高官也投向共产党，这说明了什么？

像陈布雷这样多年追随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都绝望了，自杀了，这不正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已为时不远了么？!

文如玉

在“四姐妹舞厅”

1948年秋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吴克坚要见我。

通知是专门负责与我和明之联系的沪宁交通员华藻传达的。吴克坚要求我以回婆家探亲为由，到上海秘密口头汇报。经华藻各方探查，将接头地点定在浦东大楼“四姐妹舞厅”。

吴克坚与我和明之分别两年来，已先后收到不少我们提供的军政情报。上报中央后，均认为很重要，很及时。此时吴克坚虽从他领导的各方情工人员中已获得很多重要情报，但仍认为有必要亲自见一见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就一些问题听听我的补充汇报，并提出今后工作的要求。

对于吴克坚和我来说，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央地区，情报系统的主要领导人与重要内线情报员接头联络，严格说来，这将是一次有相当风险的会面。

1948年，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夏秋之交，通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一石米五千元，要用麻袋装钞票才能买回家。平民百姓苦不堪言。国家经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了稳定蒋家王朝的统治，蒋介石加强了政治上的控制，尤其是加强警特部门的统治。蒋介石批准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风的报告，在原有六千多特务的基础上，又增两千多人，大小特务多如牛毛。

蒋介石还让毛人风布置了一系列暗杀活动。此时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比30年代初期还要严重。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被害的消息。但是把特务暗杀当作政治上的最后赌注，其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全国各地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群众游行，工人罢工，示威、请愿活动更是风起云涌。

我和明之眼见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霸道，已经感受到蒋介石政权的岌岌可危。我们互相鼓励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的曙光就要出现了！”我们也互相提醒：“越是黎明前的黑暗，越要多加小心。”

我要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刻到上海去秘密接头，明之不能不为我担心，于是我们便细细地商量起来。明之说：现在南京和上海的形势很严峻，特务和军警很猖狂，你一张纸片都不能带，速记本也不能带。除了已书面上报的之外，还有不少内容，我们理一理，你要完全凭脑子记，当面口头汇报。

我点点头，两人商议了大半夜。临行前，我已经出门了，又返回屋里，在每个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并紧紧拥抱了明之。明之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那意思是说：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沿途，我看到一些稍大点儿的车站上，军警密布，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车上的便衣特务也很多，不时有形迹可疑的人在车厢中窜来窜去。但我心里很坦然，我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怕检查的东西，胸前别着中央党部的徽章，那些便衣特务每次从我面前走过，只是瞥我一眼就过去了，没敢找我的麻烦。

抵达上海以后，我提着礼品先到南市老北门公婆家，问候老人。在那里换了件衣服。晚上八点整，在华藻的陪同下，准时到达约定地点与吴克坚会面。

吴克坚穿一身西装，看上去像一个洋行的高级职员。我手提坤包，打扮得比平日入时。

我和吴克坚在舞厅一角落坐下，一边吃零食，喝咖啡，一边低声谈工作，补充书面情报的不足。为避免引起怀疑，我们偶尔下舞池跳上一曲。 吴克坚不大会跳舞，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两人基本上与一些不跳舞的闲客一样，俗称“摆测字摊”，只是吃喝聊天，加上嘈杂的音乐声，正好掩护。

华藻头戴一顶礼帽，坐在离吴克坚和我不远的、灯光昏暗的角落里，不时到外面探探动静。他把帽沿儿压得很低，灯影中很难看清他的脸。

吴克坚对我说：你们近年报来的东西，老头子（指蒋介石）的讲话，以及那些军事头目的报告，上面认为很重要，很好。你记的是他们的原话，拿的是他们的原件，“家里”一直很重视。现在的形势是，他们节节败退，我们节节胜利，正处于“大打”的前夕。在这个时候，除了打仗方面的情况依然很重要，“家里”还非常关心他们的内部——党内和军内的矛盾，特别是他们的“统帅”近来的心态和情绪。你经常在老头子主持的各种会上，会看到真实的情况；在你的同事中，也会听到一些真实的情况。除了你们已报的书面材料外，“家里”很需要动态方面的情况。

他要我讲详细点，具体点。

我思索了一下，压低声音慢慢说：总的来说，失败和内讧使老头子的心态可用“暴躁”二字来形容。他大发脾气后，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手也哆哆啸嗦直打颤。他丧气时，还当众哭过。他的爱将和嫡系陈诚、张灵甫等人是为他卖命的，可打不过我们，老吃败仗。老头子很伤心，却还要耐着性子在会上听人大骂陈诚。桂系头目白崇禧故意保存实力，不卖力，老报丧气消息，像是存心气老头子似的。

我此时特意讲述了书面情报未曾报告过的一事：平时很少说话的国民党元老丁惟芬，也公然在去年一次中常会、中政会的联席会议上指责老头子：对败局负有责任，责任还大着呢！把老头子气得拂袖而去。会议竟然不欢而散。当然，也有保派、马屁精打圆场，结果双方对吵谩骂，丑态百出。看 来老头子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

我顿了一下，环顾一下四周，又接着说：听接近老头子的人说，老头子在家里也不得安宁，夫妻矛盾不小。蒋夫人美龄与孙夫人庆龄虽然政见并不一致，但毕竟是同胞姐妹，同在上海、美国生活学习过，感情还是很好的。老头子过去对待孙夫人，碍于总理（孙中山）的面子，有所节制，现在听说到了要对孙夫人和其他爱国人士“下手”的地步。一些黑道头目就是老头子要用的“手”。如果孙夫人等民主人士再不服管，即“就地处理”。而夫人要保姐姐，还要保张学良，为此与老头子又哭又闹，大吵了好几次。在家里，只有大儿子经国比较听话，还能安慰安慰老头子。

吴克坚听到此处不露声色，但警觉地不住点头，说：“家里”对老头子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心态，会感兴趣的。“上面”很想知道这些深层动态情况。以后你要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情况。

接着，我又按吴克坚的要求，口头补充了一些书面材料无法详细讲述的内容。如国民党高层某些人已“政心”动摇。军内嫡系部队与非嫡系矛盾加深，军心更显不稳。他们各派的观点分歧是什么，相同之处又在哪里。

最后，吴克坚对我说：你和明之前一时期的工作很有成绩。“家里”很满意。你今后的工作重点仍是了解战局变化过程中的军事动向，同时还要了解蒋的心态及内部矛盾。敌人的矛盾，就是我们间接的后备军。掌握了他们的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有利于我们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多方面采取团结、分化、争取、利用和斗争的手段，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会有帮助。你和明之要多注意安全。胜利见！

我点点头，因为接头地点敏感，不得不努力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匆匆与吴克坚握手告别。

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在优美舒缓的舞曲中，不时会传来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的声音。这真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反动派在垂死挣扎，疯狂地在上海、南京残杀、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土，乃至无辜的青年学生。此时的上海，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每逢警车经过，或有可疑的人露头，华藻就会特别机警地观察动静，以防不测。

会面结束后，吴克坚先离开，不远处另有人暗中接应。华藻和我随后离开。华藻护送我回到上海的家，第二天又送我登上返回南京的火车。

1984年，吴克坚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和我的这次见面，他写道：“我记得沈（安娜）冒很大危险亲自到上海向我面述情报，由我经过当时秘密电台发给党中央、社会部。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直是安全的。”

吴克坚这次与我接头，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他又必须冒这个险，因为党中央急需大量详细的情报，他必须汇总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材料，自然需要来自“大本营”的我ロ头汇报的第一手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文如玉

“国民大会”丑态百出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自卫防御转入全面战略进攻。蒋介石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自清朝倒台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先是军阀混战，接着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然后是八年抗战，随之再次发生内战，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国库空虚，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乞求美国援助，同时也为了平息国内矛盾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纠纷，他匆匆披上民主的外衣，召开了没有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参加的“实施宪法”的“国民大会”。

有人说，蒋介石坚持召开“国民大会”，是假装民主，实际上更加独裁。

这个被人们讥笑为带有“蒋记”标签的“行宪国民大会”，于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在南京召开。

“国民大会”场面大，需要的速记员多，我自然是其中的一个，每天夹着小皮包到场速记。蒋介石在会上所做的施政报告，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失利，在华中战场上也受到刘邓大军的严重威胁。

他发誓说：我必定在三至六个月内肃清黄河以南整个集结的匪部。

他还说：过去军事战略在于确保国防据点，而今后改为着重歼灭匪军主力，对若干地点，可暂时放弃。

像过去一样，蒋介石在大会上的报告是由宣读员代读的。他本人坐在一边听。施政报告假惺惺地宣称要“还政于民”。此时，一个“国大”代表以为真的可以讲民主了，在蒋介石的报告读完后，他就登台想提点意见。可他刚说了几句，便立即遭到蒋介石亲信们的围攻，说他这是对“总裁的最大的不敬”。

会场上噓声四起，有人高喊：

“滚下去！滚下去！”

“把他拉下来！”

也有人说：“让他讲下去嘛！好话坏话都要听完嘛！”

两厢意见不同，会场上吵成一片。后来甚至有人动手打了起来。有的女代表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以为要出人命了，吓得吱哇乱叫，浑身发抖。

会场工作人员上前劝架，想把双方拉开。不料，四个“国大”代表竟然迁怒于一个劝架的会场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头破血流，被抬到医院救治。

这场闹剧，把蒋介石高唱的“民主、团结”的假面具剥得精光。有些在场的职员和宪兵看着这种表演，忍不住在一旁偷偷乐。这场会议没有轮到我速记，我坐在大会代表后排侧席上，看得一清二楚，也忍不住想笑，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样不妥，赶紧用手帕捂着嘴，不露声色。我想看看蒋介石是什么神态，却发现，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退出了会场。

国防部长白崇禧在“国大”会上所做的军事报告，对我来说，都是些公开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报告遭到许多代表的质询。有的代表还要东北败将陈诚、熊式辉出席大会对战局做解释，甚至有人拍着桌子高呼：“陈诚是不是该撤职查办了？”

此时陈诚在东北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他所率领的48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只得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里，形势岌岌可危。

其实这次“行宪国大”的最终目的，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选举的过程使这场闹剧达到了高潮。我在中央党部工作了十来年，早已熟悉了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那一套作风，大会一种表情，一套言词；小会一种表情，一套 言词；私下里又是一种表情，一套言词。他们当面客客气气，互相吹捧，背后互不服气，讲怪话，揭老底。

“行宪国大”是一次权力分配的大会，利益分割的大会，充分暴露了各路诸侯的真实嘴脸。

总统、副总统以及各部门候选人，均由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提名，然后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认定。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内部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在“中常会”上，C.C系、政学系、黄埔系往往为了一个提名各不相让，“中常会”开成了“长常会”，经常是上午、下午、晚上连着开，速记工作日夜不停，速记员苦不堪言。

如果说下面的人为争权夺利表现得还算真实的话，那么，蒋介石本人在总统选举问题上的表现，就实在是过于虚伪了。

1948年4月4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六届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惟一的议程是讨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蒋介石在会上说：“总统不一定是国民党员，可选党外人士，但必须了解国家大事，对国际问题有研究。”接着又补充道，“要在美国有影响的人。”

大家都明白，蒋介石这段话的指向性很明确，只有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人士胡适最合适。

此前外界已有传言，说胡适要当总统候选人。现在蒋介石一表态，证明那些传说绝非空穴来风。

有人分析，蒋介石之所以要推荐胡适当总统候选人，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为自己树立“民主形象”。他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抓在他的手里。胡适即使当了总统，也是有名无实的。可是，国民党内部并不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会上，几个国民党元老当场表示坚决反对。也有人私下里说，这本来就是“老头子”（指蒋介石）导演的一场戏。

蒋介石讲话完毕，大多数代表反应强烈，会场顿时乱成了一团。

蒋介石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开会。然后走出会议室，进了设在中央党部的总裁室。平时蒋介石并不在这里办公，只是来中央党部开会时，于会前、会后休息或接见什么人。

中央党部机要处就在总裁室旁边，此时我们速记员要抓紧时间到机要室整理记录，正好看见很多国民党元老跟着蒋介石进了总裁室，其中有陈果夫、戴季陶、邹鲁等。只听隔壁总裁室里，哭的哭，闹的闹，大都要求蒋介石收回在会上说的话。

下午三点，继续开会，平时很少发言的邹鲁首先发言。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说：总统非总裁来当不可！这关系到党国的命运和前途。

接着又有多人附和，大讲总裁出任总统的重要意义。似乎蒋介石不当总统，天就要塌下来了。

等到众人的发言渲染得差不多了，最后蒋介石果然改口。他“唔唔”了几声说：本总裁经过慎重考虑，决定采纳大多数同志意见……

第二天，临时全体会议休会一天，开了一天中常会。上午讨论总统候选人，下午讨论副总统候选人。最后决定，“本党总裁蒋介石和司法院院长居正为总统候选人”，很显然，居正只是个陪衬而已。副总统候选人为孙科、李宗仁、程潜和于右任。在6日继续召开的临时全体会议上，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全部通过。

“国民大会”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蒋介石以2430:269的绝对优势击败 了他的象征性对手居正，从而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对此，谁也不感到惊奇。

倒是副总统的选举结果，有点出乎人们预料，更确切地说，是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关于选举副总统，蒋介石已内定孙中山之子孙科为候选人。国民政府原来不设副主席，前不久，蒋介石特别安排孙科当了副主席，其目的不言而喻， 日后只要换个副总统头衔就可以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桂系首领李宗仁要当这个副总统，致使选举一波三折，并最终导致蒋介石指挥棒失灵，如意算盘落空。

蒋介石认为，若李宗仁选为副总统，对他的威胁最大。因为李宗仁是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地方实力派，在目前对共产党战事节节失利的局势下，桂系大有伺机取而代之的可能。蒋介石让国民党显要人物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劝李宗仁退出竞选。但李宗仁坚持不退，于是蒋介石亲自找李宗仁谈话。据李宗仁后来回忆，那次谈话火药味很浓。

蒋介石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宗仁说：“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介石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恼火地说：“这倒很难说！”

蒋介石也动了气：“你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不客气地反驳：“你看吧！我可能选得到！”

蒋介石满脸怒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连声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李宗仁也从沙发上站起来，毫不示弱地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蒋介石气得来回走个不停，嘴里直吐气：“哼！”

两人不欢而散。

李宗仁以前曾说过：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那里还敢和他吵嘴。

李宗仁这次不但敢和大独裁者蒋介石吵嘴，并一口咬定，副总统他“一定选得到”，原因何在？

原来，李宗仁有美国人在暗中支持。1946年至1947年，李宗仁在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就已在全国树立了威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上任前，李宗仁就见过他。李宗仁的诚挚和对中国内战所持的那种相对开明态度，给司徒雷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渐渐地人们都说，如果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的话，那美国政府一定会选择李宗仁作为中国的领袖。

由于这些外界的原因，副总统的选举过程异常激烈，三轮过后不见胜负。这时几位副总统候选人只剩下李宗仁和孙科。蒋介石不仅给孙科竞选费用，还让宋美龄亲自出马，既宴请女代表，又宴请代表夫人，请求大家支持 孙科。尽管蒋介石公开表示不支持李宗仁，但是，李宗仁仍然志在必得，他用汽车往南京运钞票，据说还把金佛送到了信佛的戴季陶家里。

我们家住的中南旅社以及孩子上学的新生小学，就在国民大会堂对面。此时，高音喇叭在不停地唱票，“李宗仁”、“孙科”、“孙科”、“李 宗仁”的声音不绝于耳，弄得孩子们回家就抱怨：“外面吵死了！老师讲课都听不清。这些大人在干什么？!”

我和明之被孩子们的天真逗得笑起来，笑得眼泪直流。连小孩都看烦了这场闹剧，真是太可笑了。

经过四轮激烈的争夺，选举结果终于掲晓，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票击败了孙科，当选副总统。

1948年5月20日，当选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

本来事先准备了总统和副总统的大礼服，由上海的一家非常有名的服装店承制。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延误了时间，直到就职典礼这天早晨才将礼服用专车送到南京。据侍从室传出的消息说，蒋介石为此很不高兴，说不穿大礼服了，改穿文官礼服蓝袍玄褂。

副总统李宗仁听说总统不穿总统大礼服，他也不好穿副总统大礼服了。

他是军职，只好穿着有金色三星上将领章的军便服上台。后来他自嘲地对别人说：那天就职典礼主席台上，我就像总统的随从副官。

文如玉

婉拒参选国民党立法委员

我在国民党机关工作了十几年，逐渐成为国民党党、政、军高层会议不可缺少的速记骨干之一。我的同事，特别是上司，对我的工作能力和个人修养颇为赏识。

多年来，我一向非常尊重于右任、居正、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每次开会，老先生们通常都坐在前排，有时读文件读到某一页，他们翻来翻去找不到，我会主动帮他们找出来。偶然文件滑落到地上，我会马上过去帮他们拾起来。元老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年轻勤快的女职员。

我刚进中央党部秘书处时，只是个小职员。1940年我任助理干事，1941年升为干事，1945年又升为总干事。

1947年底，中央党部为了减轻本部的经费开支，将部分工作人员的工资关系转到立法院，我此时也经常到立法院参加会议速记，并挂名为专员。当然我仍是个速记员而已。

1947年12月初，国民党准备“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举。在此次选举前的一次中常会开会休息时，元老们在一起闲聊，我从他们身旁经过，于右任突然对我说：沈小姐，我们亲眼看着你辛辛苦苦在党部这么多年了，绩能俱佳，想推荐你为立法委员候选人。

接着，坐在旁边的吴稚晖、张继、居正也附和道：是，是，我们一起推荐你！

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一时不好表态，只是问候老先生们身体可好，把话题岔开了。

一年前，蒋介石不顾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对，联合两个小党（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在南京召开了“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强行通过了一部宪法草案，下一步将要召开“行宪”国民代表大会。行宪立法会委员的选举，只不过是“行宪国大”的前奏。

当不当立法委员候选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我必须和明之商量决定。回到家里，我将于右任等元老的推荐意见，讲给明之听了。明之想了想，用开玩笑的口吻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你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收入还可以多些？

是的，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里是个名利双收的好职位，许多人为此大走门路。

生死关头是考验，艰苦生活是考验，金钱诱惑是考验。名利地位，同样是严峻的考验。在这十多年里，我和明之曾多次面对重大抉择。现在，我再一次面临名利、地位与党的情报事业之间的抉择。抉择的过程自然也是一种考验。

我说：出风头的事，我打心里厌烦。况且，我们这么多年，从来没把钱看得过重。最重要的是党的情报工作。

明之又故意问我：当立法委员可以接触更多高官，是不是也能获取情报啊？

此时，我还在沉思，然后明确地讲了我的意见：实际上，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要比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知道的机密多得多。速记员可以连续不断地拿到系统的、完整的情报。立法委员就没有这么方便了。

明之笑着说：嗯，太好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听到明之肯定我的意见，我越发兴奋地说：你别看这个立法委员，我们瞧不上，我听说不少人为了争抢这个席位，吵得一塌糊涂，面子都不要了。如果我为这种事，到风口浪尖上去抛头露面，众目暌睽之下，一旦有人嫉妒，或者有人为与我争选票而不择手段，那不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很有可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政治身份，那就会使我们干了十多年的秘密情报工作毁于一旦，给党组织带来损失。

参加立法委员竞选的利害关系，我和明之分析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决定不去竟选什么立法委员，不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要坚持在核心机要岗位，继续在不引人注意的速记岗位上，不断获取重要情报。

最后，我明确对明之说：我明天就婉言谢绝他们算了！

第二天会议前，我措辞委婉地对于右任等几位元老说：承蒙各位前辈器重，但我年纪还轻，阅历也浅，让我努力两年，再请诸位老前辈栽培。

元老们听了很受用，于右任说：沈小姐为人谦虚，勤于职守，难得难得！

婉拒竞选立法委员这件事，我和明之根本来不及请示领导，便断然作出了快择。1948年秋，我奉命当面向吴克坚汇报工作。同时也汇报了此事，吴克坚感动地说：“你们为了党的事业，对名誉、地位、金钱一概不顾，自愿做出这个决定，实在难能可贵！”上海解放后，在1949年9月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吴克坚又旧事重提，再次表扬了我们。

后来的立法委员选举，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竞争异常激烈。因为立法委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比国大代表还要高一点，竞争立法委员比竞争国大代表还要激烈，到处都可以看到为竞选拉票的人。国民党元老张继于1947年12月突发心脏病去世。居正修告诉我，听人说，张继就是在立法委员竞选时，因为吵架气死的，可见当时竞争的激烈程度。

1948年1月，“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会，选出了立法委员据说有几百人。几个月后，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并召开了第一届立法院会议。论理，立法院是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构，而实际上它只是蒋介石的橡皮图章。

我从1935年1月参加革命，就以速记员的身份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还是个速记员。明之也是从1934年一入党就开始做秘密情报工作，是国民党机关的一般职员，一直到上海解放，仍是个一般职员。

我们在国民党机关里不是没 有晋升机会，而是党组织要我们做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能让我们晋升，不能让我们离开这个位置虽不高、却十分重要的核心情报岗位。在我们的心中，党的事业、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