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文如玉

沈安娜（1915年—2010年6月16日），出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江苏省泰兴中学，中共特工。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她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速记员，为共产党搜集情报。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她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速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共产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1946年，她在重庆获周恩来嘉奖，1949年获中共中央通令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曾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89年，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五岁。

文如玉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这是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一张老照片。

1948年4月4日摄于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同年4月14日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画面上站在主席台中央正在讲话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后排一侧，是两个速记员的席位。其中在花架前的一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我，那时我叫沈琬，是一名中共秘密情报员。

我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国民党营垒内部，在高层核心机要岗位上，为蒋介石等高官要员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训练团等各种会议以及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高层小范围绝密会议，担任速记员，搜集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民党党、政、军秘密情报。我的战友和终生伴侣华明之则根据组织指示，一直指导、配合、掩护和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在艰苦而惊险的隐蔽战线上战斗十余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事业默默奉献。

幼年的反抗

我（原名沈琬，字淑和）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1月7日）出生在江苏泰兴。我家在县城北门大街，门楣上挂有“沈太史第”的破旧匾额，当时，沈家在泰兴城里也算大户人家。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正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强行裹脚的女孩子就是我，那时我7岁。我的大伯母、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指挥着用两条足有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我柔软的脚趾紧紧缠裹起来，我一边哭叫一边挣扎。

我的哭叫声传到大宅的另一个院子里，使我的母亲杨淑怀心烦意乱、满脸焦虑。虽然母亲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我的父亲沈季航也很心疼女儿，脸色阴沉，却没有办法。他在沈家排行老四，父母过世后长兄主事，长兄去世后长嫂当家，现在沈家事无巨细都由长嫂作主，他只能躲在书房里紧蹙眉头，对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所适从。

我的大伯父沈文瀚是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早年天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的沈家，作为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沈文瀚身为翰林，住的门堂最大，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考时相识，遂成为莫逆之交。沈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讲到四弟季航为人忠厚，尚未娶亲，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沈家便请了媒人上杨家说媒。杨家则信守诺言，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兴沈家。

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眉清目秀，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她持家有方，为人贤惠，遇事颇有主见。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传统，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的做法很是不快，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

我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或许是因为急于在大宅门里树立“威信”，她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给沈家的女孩子裹小脚。

大伯母也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我小时曾亲跟看见她与大伯父一起吟诗作对，因此对她很有些崇拜。她也很喜欢我，经常亲自给我梳小辫子，夸我聪明懂事。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政。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大家族的当家人。在她看来，女孩子裹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

我不明白，喜欢我的大伯母为什么非要让我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裏成小粽子样有什么好看。躺在床上的我又挣扎又喊叫，实在累了，虽然双脚火辣辣的生疼，渐渐地还是睡着了，而泪水还留在脸颊上。守在一边的姐姐十分心终。

姐姐沈珉比我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

半夜夜时分，我又疼得醒过来。我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针线缝得严严实实，无法解脱，我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剪刀交给我。我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疼痛的双脚立刻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看着那一堆蛇皮状的裹脚布，我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

过了两天，大伯母过来检查我的“金莲”小脚，发现我早已“金蝉”脱壳，很生气，就叫人再缠。结果，倔强的我又在夜里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长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像一堆蒜皮。

面对我的坚决反抗，大伯母无计可施。再加上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和我母亲商量，让人给我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我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我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让人给我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穿了不长时间的尖头小鞋，但已经使我的双脚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我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建陋习厌恶之极，这不仅为我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而且保留了“天足”，也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革命”，而且获得了双脚解放的胜利。“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似乎在我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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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教育

作为封建大家庭，沈家的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绣花之类）。父亲沈季航是清末秀才，却很开通，他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孩子。大厅是男生的课堂，女生的课桌则安放在他自己的房间，与大厅的男生隔开。女孩子们也能识字，也能像男生一样背《论语》，一样听他讲孔子门人弟子的故事。他还让女孩背《木兰辞》，给我讲木兰从军的故事。就这样，父亲在顾及“男女授受不亲”旧规的同时，为女孩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文质彬彬而又潇洒倜傥。开了一段时间私塾后，父亲进了县立城东女校和襟江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常守在父亲身旁，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一边看父亲工作。有时父亲随手拿出一本作业，翻到其中一篇作文让我读，开始有点结结巴巴，后来我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下来。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我写作文，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等。我记性好，听父亲教上两遍，就能朗声背诵。虽对含义不甚了了，但对韵律把握得很好。父亲听我背诵古诗文，如沐春风。后来除了教我背诵诗书外，还教我写毛笔字。我也满心欢喜，刻苦用功，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便已经能写楷书和行书了。

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喜欢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等思想用人物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节，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我们两姐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沈季航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很长时间的书，与师生们朝夕相处，接触了不少新鲜事物，思想开通。他常把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孩，我们获益匪浅。因此，我们离开私塾就考进正规学校读书，1929年，我入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能上正规学校读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学校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参加体育活动。我和姐姐在学校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感受到身心的解放，真是开心极了！

在沈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和姐姐沈珉最亲密。姐姐性格内向，温柔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妹妹喂饭，往往自己顾不上吃。等忙完后，饭已经凉了。这时她就随便扒几ロ冷饭，喝几口剩菜汤了事。等到她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在油灯下做鞋、做衣服，常常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把针扎到手上了，オ睡觉。天刚放明，便起来诵读诗文，随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柔嫩的肩膀承担了如许繁重的家务，沈珉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她和我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读书、识字。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熟读了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直接考入了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1922年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世家书香门第，本有许多繁文缛节，大伯父又官至翰林，在小县城丧葬仪式排场显得特别大。

1926年，我11岁时，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没有钱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困顿，最后只好分家。

此时，我们一家只剩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只能以菜粥糊口。

我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我年纪尚小，弄不清军阀谁打谁。据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秦兴县境时，沿途勒索钱粮，大肆劫掠，致使难民成灾。大群的老百姓涌进县城乞讨。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有的一倒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死去，满街都能听到灾民们的哀号之声。我在县城里长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凄惨的景象。对此，心中充满同情，同时又疑惑不解。

5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我看到一个医官指挥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瀚的长子沈彦堪！在沈彦堪的指挥下，沈家将原来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家人拿出自用的被褥给伤兵和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熬粥施舍给难民。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我的姐姐沈珉在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12岁的我也不甘落后，主动为难民和伤员端粥。

我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大堂兄沈彦堪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我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们继续逃离。我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返回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医治并赈济难民的义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我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现为泰兴中学）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清党”斗争。因此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泰兴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我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会主席汪普庆很会写诗，全校师生都被他的救亡诗感动。我当时是班长，带领本班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作抗日演讲。

有一次，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抗日，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一面哭，一面悲愤地高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对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不闻不问？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东北同胞！

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全体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的冲击下，我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年后，1990年6月，我撰写了《怀念爱国主义启蒙老师刘伯厚烈士》一文（收入《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文中我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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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求学

我离家求学的起因是姐姐沈珉的封建包办婚姻。

1930年，沈珉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刚满18岁。此时，母亲轻信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子。男方是大地主的儿子因死了老婆，没有孩子，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境殷实，女儿去后，便无衣食之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每次回娘家都与母亲和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相对而泣。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受到辱骂，又偷偷跑回娘家。听了她的哭诉，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我却坚强地对姐姐说：“那你就不要回去了！”

母亲无奈地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哪能说不回去就不回去了？ 还是忍一忍吧！”

过了一会儿，沈珉擦去泪水，拉着我进了小屋，小声而又坚毅地对我说：“你刚才说得对，我不回去了，我要离家出走。”

我虽然主张姐姐不要回婆家，但是当姐姐决定不回婆家，要离家出走，还是有些意外。我非常同情姐姐。当想到，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带来的不幸将来也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时，便果断地对姐姐说：“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到真的要走时，想到母亲，沈珉又有些不忍。她说：“我们走了，娘怎么办？”

“有陈三照顾呢！”我说。陈三是母亲多年前收养的一个孤儿，长大后一直住在我们家，是个听话又能干的小伙计。

“那我们去哪儿呢？”我问。

“到上海读书去！”沈珉回答道。

“不过这可是件大事，得找个信得过，能拿主意的人商量商量。”沈珉接着说。

“那就找刘伯厚老师吧？”我说。

“对，刘老师是我们信得过的好老师。”沈珉说。

于是，我便径直去找刘伯厚老师。我虽然比姐姐小三岁，大人却说我比姐姐有闯劲。从小就胆大气壮，敢作敢为。

平时刘伯厚老师很器重我，认为我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听了我的想法，刘老师鼓励说：“好，你们要摆脱封建束缚，有爱国志向，到上海求学，我支持你们！”

得到了刘伯厚老师的支持，我心里有了底，接着又去找自己上小学时的城东女校校长蔡振东和她的父亲蔡亮伯。

蔡振东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一直没有结婚。蔡校长的父亲蔡亮伯与我的父亲沈季航是世交，蔡亮伯也曾教过我。

几年前，我在城东女校高小毕业，时值冬天，还要过半年才能进入秋季招生的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蔡振东与父亲蔡亮伯便主动在孔庙后面的藏经阁开设补习班，为我们女孩子补课半年。蔡老先生说我的毛笔字写得工整、娟秀，就把她的文稿、诗词、散文，以及补习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来，让我用小楷抄写一遍，装订起来，作为语文课的辅导教材，让学生们传阅。蔡家父女对我关 爱有加，我对他们也非常尊敬。

蔡老先生听说我要和姐姐去上海求学，沉思片刻，对我说道：“你聪明、勤奋，是个有远见、有勇气的女孩子，我支持你们姊妹去上海。”

蔡振东校长也说：“晚走不如早走，说不定会闯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临别时，蔡振东校长和蔡老先生取出两块银元，装在我的口袋里，慈祥地嘱咐我道：“孩子，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你们交友要慎重啊！”

“我们一定牢记老师教导。谢谢老师！”我给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含着眼泪与他们告别。

回到家里，我把老师们的意见告诉了姐姐。沈珉激动地抱着我说：“太好了！我们走定了！”接着她沉吟道，“但要好好和娘说明白，让她放心！”

随后，我们姐妹俩把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

第二天，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还值几个钱的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我的二哥叫沈勤，在扬州盐务稽核所供职。他与我们两个妹妹感情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求学，便积极支持。他帮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我们俩一些钱。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鸡叫头遍，天还没亮，泰兴县城的北门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走出我们姐妹俩——20岁的姐姐和17岁的我。我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外人一看便知，我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脚步却坚实有力，她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克制而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启程就哭哭啼啼。

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瀚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显出没落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景象。

母亲事先雇好了鸡公车，这是一种既能坐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时母亲才四十多岁，可是已经守寡多年。她不辞劳苦，好不容易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而今又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两年前她刚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到上海求学，她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此刻，只有做儿女的才理解母亲的心情。

我和姐姐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我们招手，姐姐又哭了。我没有哭，我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我们伤心。

我们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老宅，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母亲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她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自己去闯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我们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泰兴县有着千年历史。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接如皋，西临长江，南界靖江，北依姜堰，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因升海陵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

20世纪30年代， 由于长年战乱，官匪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泰兴和苏北的一些小城镇一样，百业凋敝，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和破产带来的危机，大批难民和破产农民盲目涌向城镇，以向命运做一次抗争。

可是他们一贫如洗，无衣无食，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往往于途中便撤手人寰。我们姐妹俩见沿途哀鸿遍野，路有饿殍，顿生恻隐之心。对这些遭受灾难的同胞，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当局，心怀极大的悲愤。

鸡公车整整走了一天，黄昏时才到达长江边的一个叫口岸的小镇。我们俩买了去镇江的船票，登上一条小火轮，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

船舱里很静，耳边只有小火轮“突突突”的响声。

我吃完烧饼，刚想闭眼休息。突然，姐姐沈珉睁开眼，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轻声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做传宗接代的工具了！”

姐姐的这句话，是发自心底的呐喊，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也一字一顿坚定地说：“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文如玉

考入“南洋高商”

第二天早上，镇江到了。下船后，我们直奔镇江火车站，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上海是我们十分向往的地方，但我们对上海实在知之甚少。来到上海，只见街上车水马龙，路人熙来攘往。尤其是“叮叮当当”往返行驶的有轨电车，使我们感到新奇。可是我们没有料到的是，在这个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里，居然和家乡县城里一样，到处都可以看到沿街乞讨的人。

阴霾笼罩着上海，也笼罩着我们姐妹俩的心。

沈珉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旧信封，上面是二堂兄家（大伯父沈文瀚的次子沈彦如）在上海的地址。上海这么大，堂兄家在哪儿呢？

我说：鼻子底下有张嘴，可以找人问问嘛。

沈珉有点为难地说：我们一口江北话，怎么问呢？

所谓江北话是指江苏境内长江北岸的方言。“江北人”也即苏北人。当时从苏北来上海谋生的穷苦百姓比较多，而且大都从事服务性行业，如浴池擦背的、理发的、修理旧胶鞋和雨伞的等等。因此说江北话的人常常被上海人瞧不起。

我们还算幸运，在一位江北老乡的指点下，很顺利就找到了二堂兄的家。二堂兄在上海不过是个小职员，他家房子很小，虽然堂兄和嫂子很热情，但长住显然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赶快去报考可以寄宿的学校。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寻找读书的学校。当时有女生宿舍的学校很少，几天下来，沈珉才找到一家“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的前身），可以插班上高二，不过只剩下一张床位了。我则准备报考“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简称南洋高商）。

据招生广告和堂兄介绍，南洋高商是一所由东南亚爱国华侨昊醒濂先生创办的学校，具有爱国、民主、积极、健康、进步的传统，设有女生宿舍。我找到位于善钟路（今常熟路）的南洋高商，但是学校的招生已经结束了。

又听门房老伯伯讲话有江北ロ音，就用家乡话哀求他说：“老伯伯，我是从泰兴来的，能不能帮帮忙，让我再试试？”

老伯伯很同情我这位江北来的小同乡，沉吟片刻，给我出主意道：“校长不在，你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吧。毛啸岑先生可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大好人。求求他说不定还行。”

我谢过门房老伯伯，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教育主任室，敲门进去，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正在案头用毛笔写着什么。

毛啸岑先生高个子，穿一件长衫，显得又高又瘦，看上去人是非常和善的。

我说：“我是来报考高中部的学生。”

毛啸岑对我说：“现在考期已过，招生刚刚结束，我们不能再收学生了。”

我一听，马上取出转学证和成绩单，双手捧给毛先生看，并苦苦哀求道：“我从报上看到了招生广告，从乡下赶到上海，路途远才误了考期，请先生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毛啸岑看了成绩单，各科成绩都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分数比较高。这使毛先生对我这个女生有了初步的好印象。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毛先生问道。

“我叫沈琬，家住江苏泰兴。”

“是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么？”

“是。”我点点头。

“我知道那个学校。”毛先生说，“它的前身是襟江书院，很有名。”

毛先生接着问：“你为什么要来上海求学？”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一言难尽，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禁不住泪水涌上了眼眶。

毛啸岑看到此景，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沉吟片刻，对我说：“你自选题目，写一篇作文给我看看再说。”

我接过毛先生递过来的毛笔，在毛先生对面的桌前坐下，一边研墨一边开始构思作文。毛先生回到自己的桌前，继续准备他的教案，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

写什么呢？我来不及过多思考，决定把自己从家乡来到上海求学的经过向毛先生述说一番。面对着毛先生慈爱的目光和这次难得的机会，我自命题《求学》，一气呵成写了一文。文中叙述了我和姐姐为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而离家求学的艰难，抒发了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的激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对新生活的憧憬。每写到动情处，我热泪盈眶，不时用小手绢擦拭眼泪。

写完作文，我双手呈给毛先生，恭敬地说：“请先生阅正。”

毛啸岑起身接过，站在那里一ロ气把文章读完，他既惊讶，又感动。后来他告诉我，首先是毛笔字漂亮，清丽娟秀。再读文章，文风朴实，感情真挚。 文中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愿望，正和自己的思想吻合。如果不是亲眼目睹现场写作的过程，他很难相信这篇作文就是眼前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一挥而就的。

“姑娘，留下你的地址，我要和校长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毛啸岑说。

我便把住址写在一张纸上。

毛啸岑看了地址说：“还好，住得不是很远。我尽量想办法，让你来上学！”

我走后，毛啸岑把我的作文拿回家，给师母沈华昇看，笑着说：“这个姑娘是你们沈家的才女啊。”

师母沈华昇看了，也很感动，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我的思想境界相当赞赏：“很难得，这个女孩子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会有出息的。”

沈华昇（1896-1974）也是江苏吴江人，早年就读于上海爱国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学校教书。她比毛啸岑大四岁，是个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新女性，她是冲破封建的束缚和毛啸岑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前他们不在一地， 鸿雁传书年余，时常赋诗步韵，抒发情怀，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修养，把他们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毛啸岑对夫人说：“我想破格录取沈琬。”

沈华昇是学校女生部的督监，因此对女生更有发言权，她也说：“应该录取。她的家境不好，我想请校长减免她部分学费。”

由于毛啸岑夫妇的保荐，校长吴醒濂决定破格录取我，插班在高中部读高一，并免去三分之一的学费。我做梦也没想到，一篇作文打通了我的求学之路。后来我总说自己幸得“贵人相助”，称毛啸岑、沈华昇夫妇是我“一生的恩师”。

姐姐和我都找到了学校，于是便从二堂兄家搬了出来。姐姐沈珉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习惯，她白天读书，晚上还要帮人做些针线活，挣点零钱，补贴伙食。姐姐就读的务本女中当时在南市，离“南洋高商”很远， 她非常惦念我，每隔两周就要来看望我。为了节省车费，她每次都是步行，来回要走三四个小时，用省下的车费买些书刊，和我轮流阅读。

文如玉

播“火种”的人

我们姐妹俩从苏北小县城来到上海，原以为从此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岂料现实与我们的想象之间落差太大了。在上海，我们不仅看到租界林立，到处插着“万国旗”，看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特别是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特务、宪兵和军警飞扬跋扈，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肆意迫害进步青年。

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除了中统上海行动区之外，又增加了军统（当时称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对待共产党人他们奉行“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信条。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我们虽然还不知道“中统”、“军统”，但看到警车横冲直撞，心中忿忿不平，十分痛恨国民党。但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实？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感到茫然。

然而，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中共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在上海也没有停止过。在我就读的“南洋高商”，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

1933年8月的一天，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进“南洋高商”，径直向男生宿舍楼走去。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一件灰色长衫，文质彬彬的，像一名教书先生。实际上，此时他是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的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正在上海及上海附近建立组织，检査工作。他的名字叫鲁自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自诚参加了武昌起义，并在那时就认识了同盟会成员董必武。1919年，他从上海到英国剑桥大学勤工俭学四年。1924年1月回国，6月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做工会工作，还曾在北大、北师大、中大任教，宣传革命思想。1933年至1934年底，他奉命在上海，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白区中央的情报工作。今天他来“南洋高商”，就是要通知该校高三毕业班学生舒曰信，他已经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半年前，鲁自诚受在外地做秘密工作的战友、中共党员张曙时的委托，看望和照料他在“南洋高商”读书的儿子张勉。与此同时，鲁自诚结识了张勉同宿舍的学生舒曰信、华明之。

舒曰信很早就开始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如饥似渴地探索先进思想和革命道理，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眼看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经常与华明之等学友漫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决心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九一八事变后，舒曰信同华明之等进步师生一起走出学校，涌上街头，参加反对日寇侵占我东北的示威游行，还在学校内办墙报，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舒曰信出身于江苏宜兴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将来可以光宗耀祖。他却说：“国难当头，难于安心读书。”母亲从家乡宜兴赶到上海，对他说：“你是舒家的独生子，舒家那么大的家业需要你继承。孩子，不留学也罢，决不能参加赤色分子的活动，还是回家吧！”舒曰信断然拒绝了母亲的苦苦劝说，从“南洋高商”一毕业，就与地主家庭一刀两断，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了。当时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冬天御寒的皮袍，别无他物，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无产者。

像舒曰信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接受了先进思想、背叛剥削阶级家庭的革命青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新生力量。于是，鲁自诚与舒曰信交上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鲁自诚觉得此人可靠，便公开了自己的身份。

舒日信正苦于报国无门，一听说眼前的鲁先生就是共产党，立刻要求加入党组织。鲁自诚一口应允做他的入党介绍人。舒曰信虽然已经毕业，但他没有地方住，暂时仍住在“南洋高商”的男生宿舍。鲁自诚登上二楼，如约按时到达，舒曰信正在房间里等他。舒曰信刚刚十八九岁，脸上稚气还未尽退，然 而举止却显出几分老成。

学校放暑假了，校园里人很少。鲁自诚对舒曰信说：党组织通过对你的考察，认为你积极要求革命，主动脱离地主家庭，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已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了。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舒曰信听了非常激动。他紧紧握住鲁自诚的手说：我要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鲁自诚说；现在上海形势很严峻，没有条件举行入党仪式。我在英国勤工俭学时向工人们学会了一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歌《国际歌》，现在我就来教你唱。

歌词通俗易懂，旋律铿锵有力，舒曰信唱着全世界无产者的歌，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对鲁自诚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党的人了！”他还郑重表示决心：虽然现在到处是白色恐怖，虽然做共产党员就要准备流血牺牲，但是我不怕，我相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此之前，舒曰信曾向鲁自诚介绍，同宿舍的学生华明之也是个进步青年。现在，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信对鲁自诚说：鲁先生，根据你的意思，我约了华明之，他过一会儿就到。

鲁自诚点点头，然后纠正他说：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可以叫鲁自诚同志，或者叫鲁大哥。

舒曰信想了想说：那我就叫你鲁大哥吧。

正说着，华明之敲门进来了。他身材修长，瓜子脸，戴一副近视眼镜，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华明之，祖籍江苏无锡荡口，1913年农历正月十九（公历2月24日）出生于上海。父亲华国祥是一个本分的小职员，母亲朱明仁是个贤惠的家庭妇女。华明之是长子，下有几个弟弟妹妹，上面还有长辈，一家老老小小，生活十分清苦。华明之好不容易读到初中毕业，父亲为了节省开支，只得让他就读于职业高中，以求早日毕业，谋职养家。

1931年夏天，华明之考入“南洋高商”。刚入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华明之受反帝爱国思想的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邹韬奋编辑出版的《生活》周刊等。在学校，他与一些进步同学一起主办壁报。开始由舒曰信主办，取名《曰信》。舒曰信毕业后，华明之接着办，取名《前夜》。华明之还画了一幅画：一列火车车灯很亮，冲破黑暗，奋力前行。以此作为壁报的刊头画。

在家里，他用自己接受的革命思想，影响了弟弟妹妹以及他们的同学。最先受影响的是妹妹华曼倩（参加革命后改名华韵三），还有三弟华家騄和四弟华介民。三弟和四弟只读到初中，父亲就没有能力继续供他们上学了。于是，三弟进了一家银行当见习员，四弟则在一家绸缎庄学徒。

1936年2月，华家驟参加了由银行等职业界员工组成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从此参加革命。华介民也参加了绸缎界共产党的地下秘密活动。妹妹华曼倩在学校受进步老师同学的影响，回家经常跟着大哥与几个同学一起读进步书籍、写心得体会。华明之把妹妹以及同学写的心得体会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合力》，互相传阅。有时他们还在家里聚会。华明之的父亲听他们在屋里慷慨激昂地骂国民党政府，就让老伴儿在楼下大门口坐着剥毛豆，给孩子们望风。后来，华明之与比他高一届的同宿舍同学舒曰信关系越来越密切，受舒曰信的影响，华明之多次参加革命集会和游行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上海地下党组织几次遭受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上海市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在舒曰信的影响下，华明之的革命情绪却日益高涨。

1933年，华明之曾跟随舒曰信到恒丰路桥南集合，参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示威游行，还曾到虹口打浦桥一家茶馆，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集会游行。游行开始之前，参加人员悄悄聚集在茶馆附近，时间一到，组织者以摔茶壶为信号，茶馆楼上立刻撒下许多传单，参加游行的工人和学生看到传单，马上从四面八方集中起来，形成上百人的游行队伍，喊口号，撒传单，向大马路前进。等警车开来，游行队伍就化整为零，立即解散。因为这种集会聚得快，散得也快，因此被称为“飞行集会”。

一次，宋庆龄倡导的“中国反帝大同盟”，组织进步学生游行，舒曰信问华明之：这次可不是撒了传单就散，而是游行到终点。你敢不敢参加？

华明之坚定地回答：敢！

在游行队伍中，华明之迈着坚定的步伐，举着小旗，带头呼ロ号，撒传单，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舒曰信觉得华明之诚实可靠，就经常约他到离南洋高商不太远的静安寺后面的“外国坟山”（该外国坟山已拆除，今在原址修建了静安公园）谈心，那里行人很少，比较隐蔽，可以谈得比较深入。共同的理想把两个年轻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经舒曰信介绍，华明之的革命倾向受到鲁自诚的关注。鲁自诚将华明之列为党的培养对象。鲁自诚曾对舒曰信说：从外表看，华明之是个文弱书生，内心却满怀激情，如果好好培养，会是个有勇有谋的革命者。

这天，鲁自诚特别嘱咐舒曰信约了华明之来见面。

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宿舍里，鲁自诚向他们讲当前的形势，介绍他参加辛亥革命以来的亲身体会。他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怎么样了呢？封建主义并没有完全扫除，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租界林立，特务横行，人民群众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日寇占领了东北，反动政府却“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中国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才能抵御外敌，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解放劳苦大众。

鲁自诚一席话，给两个年轻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舒曰信和华明之是鲁自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播下的革命火种，而这革命的火种照亮了我们姐妹俩的心灵，将我们也引上了革命之路。

文如玉

在恩师家的邂逅

1933年冬，一直省吃俭用，在经济上接济我们俩的二哥沈勤自身陷入了经济危机。他作为一名小职员，本来收入就不高，结婚后有儿有女，经济日渐窘迫，无法继续接济妹妹，我们俩带出来的那点钱也已所剩无几，只够维持两人最基本的生活，无钱交纳学费，双双面临辍学。危难之际，又是毛啸岑夫妇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毛啸岑夫妇此时已调到上海正风文学院工作，师母沈华昇安排我在文学院女生宿舍临时住下。姐姐只好辍学，到一个私人诊所当助理护士，实际上是勤杂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我们俩的生活，并支持我继续上学。

“南洋高商”是个新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学生成分也比较复杂。大部分学生是南洋华侨子女。学生华侨的家庭背景迥异，有富豪巨贾，也有“卖猪仔”。尽管这些家庭贫富差距悬殊，但家长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国学习中华文化，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宗。另一部分国内的学生，家庭状况也各不相同，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小姐少爷，也有一般平民的子女。由于该校重视体育、文艺教育，因此出了一批文艺和体育小明星。

我自幼喜欢运动。当年在城东女校任校长的蔡振东老师记得，那时在泰兴县举办的小学童子军比赛活动中，城东女校获得冠军，身为中队长的我代表学校捧回银盾奖牌。

上海南洋高商体育运动气氛很活跃，我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喜欢打篮球。学校的女篮队长叶露茜，和我同班、同桌、同宿舍，我和她关系特别好。叶露茜每次练球，都拉着我一起去。据该校学生、电影演员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中回忆：“南洋高商”的女篮很厉害，除了体育专科学校，简直威震上海所有的校队。“南洋高商”的男篮也很出色。男篮中有一名健将叫蔡演雄，后来曾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

受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我的篮球技艺进步很快，特别是低身传球，又快又准，被同学们称为一绝。

毛师母鼓励我说：你篮球打得很好，要多参加文体活动。

但是我有难言的苦衷。打篮球，运动量大，体力消耗也大，有时参加比赛，赶不上学校食堂的晚饭，又没闲钱，不能下馆子，只能在学校的校门ロ买点零食，往往吃不饱。有的女生有男朋友，比赛后由男朋友邀请下馆子，我不愿随便交男朋友，更不愿吃别人的，时常夜里饿得睡不着觉。为了夜里不饿肚子，只好减少运动量。后来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篮球比赛了。

1934年农历新年到了，上海的天气格外寒冷。我和沈珉姐妹俩没有路费回泰兴老家，便冒着细雨，去给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毛先生家，我们意外遇到了“南洋高商”的校友——已毕业的舒曰信（时用名庸之）和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时用名家骊）。这两个男生也是毛先生夫妇的高足。

毛先生夫妇给我们四人作了介绍。四人之中，沈珉虽然不是毛先生的学生，但因为我的关系，和毛先生一家人也很快相熟了，于是四个年轻人自然地交谈起来。我们四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舒曰信热情奔放，华明之少年老成，沈珉少言寡语，而我比较开朗活泼。

舒曰信给我们姐妹的第一印象是性格爽朗，谈吐不凡，眉宇之间流露出刚强和自信，一看就是个胸怀大志之人。我悄悄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先生，毛先生笑着点点头。

沈珉问我和毛先生小声说什么，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姐姐，并悄声说：我看他很有激情，但好像不大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你看他衣服邋邋遢遢，不知多少天没有换洗了。

沈珉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舒曰信问她笑什么，沈珉看看舒曰信，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说：不告诉你。

舒曰信也不好追问，却忍不住盯着她看。

我不由自主地更注意观察华明之。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我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过七十年之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的情景。

我留给华明之的印象也非常好，他后来告诉我：你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

四人相识，交谈甚欢。舒曰信以学长的口吻对我说：“以后学校里有什么事，就找明之兄帮忙。”我很自然地说：“我会的。”我正盼着有人说这句话呢。我为有华明之这样一位学兄感到高兴，当然不会放过找他帮忙的机会。

毛先生的独生子、不满10岁的毛安澜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很熟，他时常依偎在我的身旁，听我们聊天儿。 舒曰信和我比较健谈，华明之大部 分时间是在听，偶尔插插话，而沈珉则很少说话，她在听的同时，手也不闲着，不停地帮毛师母干一些家务。毛先生把客厅让给四个学生，到书房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此后，我们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几次在毛先生家聚会。话题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华明之和舒曰信曾问及我们姐妹俩家里的情况，面对两位学长，我们俩一点不觉得他们是外人。就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沈珉，话也变得多起来，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不时插话补充点什么。

发生在苏北泰兴沈家大宅门里的故事，让江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舒曰信和上海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华明之感到新奇，特别是我反抗裹脚的经历，更是让依偎在我身旁的少年毛安澜听得入迷。舒曰信和华明之一边听着，一边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他们对我们姐妹的身世和志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听我说完我和姐姐来上海求学的经过，舒曰信就爽朗地哈哈大笑道：原来你们俩和我一样，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和舒曰信、华明之相识，改变了我们姐妹俩的命运，使我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为我们的个人感情找到了归宿。

事后，舒曰信向鲁自诚报告：我们结识了一对和我们一样有革命志向的姐妹。她们思想纯朴，为人正直，在苏北家乡中学里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来到上海求学，她们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

鲁自诚听了很高兴，对舒曰信和华明之说：你们要好好启发她俩的革命觉悟。要让她们知道，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舒曰信和华明之领受任务之后，就有意识地和我们姐妹俩接触，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一起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指导我们读进步刊物《生活》、《新生》等。

华明之与我同在“南洋高商”上学，见面的机会较多。他跟我讲，他大量阅读了中国农业、工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资料，深入思考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百姓被榨干脂血，最终爆发反抗之时近了。他坚定地说正准备写论文。后来，明之的论文登载在“南洋高商”毕业纪念册上了。而舒曰信和沈珉都已走上社会，沈珉经常主动帮舒曰信的忙，于是二人的来往便多了起来。这样的格局导致了我们姐妹终身大事的各自走向。特别是我和明之兄，共同的志趣、理想和事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共同度过了漫长的琴瑟和谐的岁月。

文如玉

在恩师家的邂逅

1933年冬，一直省吃俭用，在经济上接济我们俩的二哥沈勤自身陷入了经济危机。他作为一名小职员，本来收入就不高，结婚后有儿有女，经济日渐窘迫，无法继续接济妹妹，我们俩带出来的那点钱也已所剩无几，只够维持两人最基本的生活，无钱交纳学费，双双面临辍学。危难之际，又是毛啸岑夫妇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毛啸岑夫妇此时已调到上海正风文学院工作，师母沈华昇安排我在文学院女生宿舍临时住下。姐姐只好辍学，到一个私人诊所当助理护士，实际上是勤杂工，以微薄的收入维持我们俩的生活，并支持我继续上学。

“南洋高商”是个新思想比较活跃的学校，学生成分也比较复杂。大部分学生是南洋华侨子女。学生华侨的家庭背景迥异，有富豪巨贾，也有“卖猪仔”。尽管这些家庭贫富差距悬殊，但家长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国学习中华文化，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宗。另一部分国内的学生，家庭状况也各不相同，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小姐少爷，也有一般平民的子女。由于该校重视体育、文艺教育，因此出了一批文艺和体育小明星。

我自幼喜欢运动。当年在城东女校任校长的蔡振东老师记得，那时在泰兴县举办的小学童子军比赛活动中，城东女校获得冠军，身为中队长的我代表学校捧回银盾奖牌。

上海南洋高商体育运动气氛很活跃，我是体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喜欢打篮球。学校的女篮队长叶露茜，和我同班、同桌、同宿舍，我和她关系特别好。叶露茜每次练球，都拉着我一起去。据该校学生、电影演员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中回忆：“南洋高商”的女篮很厉害，除了体育专科学校，简直威震上海所有的校队。“南洋高商”的男篮也很出色。男篮中有一名健将叫蔡演雄，后来曾参加过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

受叶露茜等人的影响，我的篮球技艺进步很快，特别是低身传球，又快又准，被同学们称为一绝。

毛师母鼓励我说：你篮球打得很好，要多参加文体活动。

但是我有难言的苦衷。打篮球，运动量大，体力消耗也大，有时参加比赛，赶不上学校食堂的晚饭，又没闲钱，不能下馆子，只能在学校的校门ロ买点零食，往往吃不饱。有的女生有男朋友，比赛后由男朋友邀请下馆子，我不愿随便交男朋友，更不愿吃别人的，时常夜里饿得睡不着觉。为了夜里不饿肚子，只好减少运动量。后来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篮球比赛了。

1934年农历新年到了，上海的天气格外寒冷。我和沈珉姐妹俩没有路费回泰兴老家，便冒着细雨，去给恩师毛啸岑夫妇拜年。在毛先生家，我们意外遇到了“南洋高商”的校友——已毕业的舒曰信（时用名庸之）和还在校读书的华明之（时用名家骊）。这两个男生也是毛先生夫妇的高足。

毛先生夫妇给我们四人作了介绍。四人之中，沈珉虽然不是毛先生的学生，但因为我的关系，和毛先生一家人也很快相熟了，于是四个年轻人自然地交谈起来。我们四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舒曰信热情奔放，华明之少年老成，沈珉少言寡语，而我比较开朗活泼。

舒曰信给我们姐妹的第一印象是性格爽朗，谈吐不凡，眉宇之间流露出刚强和自信，一看就是个胸怀大志之人。我悄悄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先生，毛先生笑着点点头。

沈珉问我和毛先生小声说什么，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姐姐，并悄声说：我看他很有激情，但好像不大会照料自己的生活，你看他衣服邋邋遢遢，不知多少天没有换洗了。

沈珉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舒曰信问她笑什么，沈珉看看舒曰信，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轻声说：不告诉你。

舒曰信也不好追问，却忍不住盯着她看。

我不由自主地更注意观察华明之。华明之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镜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我大两岁，处事沉稳，待人诚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过七十年之后，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时的情景。

我留给华明之的印象也非常好，他后来告诉我：你清秀婉约，纯朴活泼，落落大方。

四人相识，交谈甚欢。舒曰信以学长的口吻对我说：“以后学校里有什么事，就找明之兄帮忙。”我很自然地说：“我会的。”我正盼着有人说这句话呢。我为有华明之这样一位学兄感到高兴，当然不会放过找他帮忙的机会。

毛先生的独生子、不满10岁的毛安澜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很熟，他时常依偎在我的身旁，听我们聊天儿。 舒曰信和我比较健谈，华明之大部 分时间是在听，偶尔插插话，而沈珉则很少说话，她在听的同时，手也不闲着，不停地帮毛师母干一些家务。毛先生把客厅让给四个学生，到书房做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此后，我们四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几次在毛先生家聚会。话题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华明之和舒曰信曾问及我们姐妹俩家里的情况，面对两位学长，我们俩一点不觉得他们是外人。就连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沈珉，话也变得多起来，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不时插话补充点什么。

发生在苏北泰兴沈家大宅门里的故事，让江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舒曰信和上海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华明之感到新奇，特别是我反抗裹脚的经历，更是让依偎在我身旁的少年毛安澜听得入迷。舒曰信和华明之一边听着，一边不时交换一下目光，他们对我们姐妹的身世和志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听我说完我和姐姐来上海求学的经过，舒曰信就爽朗地哈哈大笑道：原来你们俩和我一样，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和舒曰信、华明之相识，改变了我们姐妹俩的命运，使我们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同时也为我们的个人感情找到了归宿。

事后，舒曰信向鲁自诚报告：我们结识了一对和我们一样有革命志向的姐妹。她们思想纯朴，为人正直，在苏北家乡中学里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来到上海求学，她们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

鲁自诚听了很高兴，对舒曰信和华明之说：你们要好好启发她俩的革命觉悟。要让她们知道，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舒曰信和华明之领受任务之后，就有意识地和我们姐妹俩接触，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一起学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指导我们读进步刊物《生活》、《新生》等。

华明之与我同在“南洋高商”上学，见面的机会较多。他跟我讲，他大量阅读了中国农业、工业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资料，深入思考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百姓被榨干脂血，最终爆发反抗之时近了。他坚定地说正准备写论文。后来，明之的论文登载在“南洋高商”毕业纪念册上了。而舒曰信和沈珉都已走上社会，沈珉经常主动帮舒曰信的忙，于是二人的来往便多了起来。这样的格局导致了我们姐妹终身大事的各自走向。特别是我和明之兄，共同的志趣、理想和事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并共同度过了漫长的琴瑟和谐的岁月。

文如玉

明之最初的情报工作

几天之后，华明之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李”。

化名老李的王学文1895年生，江苏徐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1931年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任党团书记，后任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春天开始，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那时王学文身体很不好，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工作环境险恶，他面黄肌瘦，看上去像个文弱的穷教书先生。舒曰信向华明之介绍说：“这就是老李，我们喊他‘舅舅’。”

王学文紧紧握着华明之的手说：“欢迎你在党处于如此艰难的时期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当时中共党组织确实正处于极其艰难的时期。三年前的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变节投敌，不仅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也使特科的工作几近停顿：原有机构的所有重要干部、联络地点，以及活动方式等都必须立即进行重大调整与重新部署；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工作不得不从头做起。虽然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及时获取情报，使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重要部门和主要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紧急部署下及时转移，但上海的秘密组织系统却受到严重破坏。

在顾顺章被捕叛变的57天之后，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为不遵守纪律，不服从指挥而被捕并随即叛变。

1932年11月，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执行中统头目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多次破坏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和共青团中央机关。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六百人左右。

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

11月，以邝惠安为首的中央特科“红队”大部分队员被捕，多人壮烈牺牲……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4年一年中，被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舒曰信和华明之依然满怀革命激情，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学文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深知此时入党的危险性，因此他对在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期，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加入共产党的舒曰信和华明之，更是刮目相看。

1934年夏，华明之从“南洋高商”毕业，随即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际电信局无线电台（设在沙逊大厦），当业务员。那天，王学文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约见华明之时，特别问他：你们那里有公用的信插吧？

华明之回答：有。

当时国际无线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均放在信插中由各人自取。

王学文说：明之同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为党组织收转外地的秘密信件。

原来，外地的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寄来的密信，很多是用药水密写的情报即“药水信”，以假姓名寄到一个固定、安全的地方，再由专人负责收转。

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通，但负责转信的人却很重要。他知道哪些信是秘密信件，又知道交给谁，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王学文交给华明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寄到国际无线电台李某某收的秘密信件，偷偷取出后，交舒曰信转送王学文。

“你拿到信不能打开，这是 纪律！”王学文严肃地说。

“知道了。”华明之认真地回答。

几天之后，华明之就在单位的信插里发现了李某某收的来信。信插前人来人往，华明之几次想去取信都没能得手。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取走的是一封写着别人名字的信。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机会，把那封密信偷偷取走。 赶快躲到单人的“马桶间”里，撕掉信封，在抽水马桶里冲掉，将密信藏在鞋底里。等到约定时间在法租界的一家时装店前与沈珉接头，偷偷将信交给她。她再交舒曰信，转王学文。

过了几天，王学文看华明之转信工作做得不错，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与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位同情革命的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组织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以便相机设法营救。

这位巡捕出身贫寒，住在离华明之的家老北门不远处。华明之第一次去见他时，由于匆忙只换了长衫，没有换西裤。这位巡捕便提醒华明之：这里环境差，住的都是穷人，你这样的衣着很显眼，以后到这里来要穿得蹩脚一点。

华明之连连点头称是。以后，在秘密接头会面时便非常注意衣着言谈等细节，学会了秘密工作的伪装和隐蔽。

1934年底的一天，身为业务员的华明之在整理电报时，突然看到一份被国际无线电台新闻检査官扣下来的外国通讯社电讯稿，上面有“红军突围”的消息！

电讯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在撤出中央苏区后，在赣粵、湘粤、湘桂边境突破四道“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贵州……

看到这则电讯，华明之异常振奋。一下班，他就匆匆跑到舒曰信的亭子间，把他意外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内容告诉了舒曰信。

舒曰信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让华明之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然后给王学文送了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的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国军”胜利的消息，声称“共匪”主力已被“剿灭”, “余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出卖了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电台全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中断了秘密电讯联系。

中央到底去了哪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上海中央局党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

王学文看过华明之手写的电讯内容后，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很重要！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往往比国民党的报纸真实可信，我马上向领导报告！”

此后，华明之又几次通过被扣的外国通讯社的电报，获得了一些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战斗、行程以及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消息。

1984年，王学文在他的口述笔录中写道：“当时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有重要的情报。”

华明之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期间，一直保持低调，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以本分的小职员形象面对众人。

有一天，一个相熟的同事徐本熙神秘地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他说：华先生，我们同事已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你是个正派人，一定也是向往进步的。我们正在发展CY（共青团），你要不要参加？

华明之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他们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方式会是这样。先是一怔，接着故意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家人口多，父亲让我好好工作，养家糊口……

徐本熙见他很为难，就说：这种事情是自愿的，不能勉强，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望着徐本熙离去的身影，华明之心里很矛盾，他想：他们一定很瞧不起我，骂我是胆小鬼，只知道听从父命，养家糊口，不敢革命……转念又一想，真有意思，我已是CP（共产党）了，还让我参加CY，这不是颠倒了么？

华明之一直到后来离开国际无线电台，都隐蔽得很好。他宁可被人误解，也绝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他所做的秘密情报工作。

文如玉

一锤定音改变人生轨迹

1934年的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将离开“南洋高商”，而此时我刚读完高二。自从1933年冬，二哥沈勤中断了对我们的接济后，我们便变卖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全部首饰，加上沈珉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才算勉强读完了高二。

1934年夏，我实在交不起学费了，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洋高商”。心想我学业未成，中途辍学，将来怎么办？姐姐和姐夫建议我去学一门技术，以便日后谋生。可是学什么呢？我有些茫然。

一天，我看见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很多广告，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有寻找走失亲人的，有求租房屋的……我希望能看到招工之类的广告，可惜很少。我突然发现前面有几个年轻人围着一根电线杆，在看一则刚贴的小广告，我也凑了上去。原来是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上说，只需半年即可毕业，学费也不贵。

我觉得学速记比较适合女孩子。掌握了速记技术，谋职可能容易些。我要与姐姐、姐夫商量一下，是否先去上半年速记学校。

这期间，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正在筹备拍摄进步电影，也在四处物色相貌端正、思想进步的年轻女演员。

舒曰信爱好文艺，还认识一些进步导演和演员。我去找姐姐、姐夫商量是否上速记学校的时候，舒曰信却兴奋地对我说：小妹，你想不想去拍电影，当电影明星？

我一听拍电影，心里不由得一动。我入“南洋高商”后就听说，同学中有好几个当时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如王人美、黎莉莉等。王人美已拍了《渔光曲》等片，黎利莉拍了《小玩意》等随即出名。据黎莉莉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所述，在“南洋高商”黎莉莉和王人美是初中英语专修班的学生，她们一边拍电影（半工）一边读书（半读）。

黎莉莉特别爱好体育，是“南洋高商”50米短跑冠军，还会游泳。在电影《体育星后》中，她那清新脱俗、健康向上的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我和叶露茜是高中班的，我俩同班同宿舍，相处甚好。叶露茜当时正与年轻的电影演员赵丹热恋。

在我离开南洋高商之前，有一天，叶露茜执意要拉我去一家照相馆拍明星照。盛情难却，我只好一同去了。叶露茜拍了很多张各种姿势的照片，我只拍了一张。发型是照相馆帮助设计的，衣服、项链也是照相馆借的。这张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明星照，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现在听姐夫说可以当电影明星，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明星梦”便苏醒了，在我的心头荡漾起来，情不自禁地说：当电影明星？那多美啊！

姐姐沈珉问：你真的想当明星？

我问姐夫；当电影明星也能干革命么？

舒曰信答道：“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当然也是干革命！”其实他的想法是；如果沈琬当了影星，有机会接触上层人物，也许可以做情报工作。

但此事重大，他得听听领导和战友的意见。他把自己的想法先对华明之说了，华明之不同意。后来又对鲁自诚说了，鲁大哥认为，当电影明星接触上层获得情报，不可取。并郑重地让舒曰信和华明之去征求王学文的意见。

鲁自诚在把舒曰信和华明之发展入党，输送给中央特科之后，因其他工作之需，就不再领导他们了。但他仍然关心他们以及我们姐妹俩。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请示他们的直孩领导人。

王学文听了舒曰信的汇报，很有远见地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想法，只是觉得自己没学过表演，当明星有点难，相比之下，学速记会容易些。又听了“舅舅”（王学文）、鲁大哥、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话，我决定报名进了设在闸北海宁路942弄南高寿里一号的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校长杨炳勋曾留学美国，他参照英文速记基本原理，用汉语拼音方法设计了“炳勋中文速记”,于1925年发表了《炳勋速记》一书，并在上海设校推广。

这一时期在中国流行的速记法有好几种，除了“炳勋速记”外，还有“张才速记”、“汪怡速记”和“邦永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

我在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期间，主动提出帮助学校刻蜡纸，印教材，张贴招生广告，打扫教室。校长便免去了我部分学费作为回报。

我勤奋好学，因此学习速记比别人要快，原本是半年的学业，我只用两三个月就基本掌握了速记技术。

入秋的一天，我在学校门ロ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广告，一个叫于熙俭的翻译家，要招聘一名速记员，协助他翻译一部英文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速记能力和能否借以谋生的好机会，我立即把小广告撕下来，找到于熙俭的工作室。经过简单的测验，于熙俭决定录用我。

于熙俭要翻译的作品，是美国现代舞创始人爱莎多娜•邓肯的《邓肯女士自传》。他手捧英文版原著，用汉语口译，要求我速记下来，然后整理成中文，交给他。如果于熙俭对我提供的中文译稿有较大修改，则交由我再抄一遍。

在翻译《邓肯女士自传》的过程中，邓肯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强烈的震撼。我对姐姐和姐夫说：“邓肯不仅是一个舞蹈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邓肯是美国人，她多年浪迹国外，接受了进步思想。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法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她在自传中写道：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一切爱自由的人们都充满着希望、快乐。那天晚上我跳了《马赛曲》，是以创作歌曲时原来就有的真正革命精神来表演的。接着，我即兴表演了《斯拉夫进行曲》, 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我就把这段音乐用来表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 隶的形象。……

说也奇怪，在我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种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我。我穿着红色图尼克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反抗。

由于她的这种革命倾向，以及她那无拘无束的性格，她在法国和希腊待不下去了。1921年春，她收到苏联政府发给她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了解你。欢迎速来，将为你建立舞蹈学校。”于是她去了苏联，并受到热烈欢迎，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都观看过她的演出，她还和苏联年轻诗人叶塞宁结了婚。后来她回到美国，由于她的亲共、亲苏言行，被美国政府剥夺了美国国籍。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于熙俭决定把这样一部作品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是要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的。

我白天要上课，只能在下课后到于熙俭的工作室速记，然后回到宿舍连夜整理，第二天将译稿交给于熙俭。就这样我每天都要忙到深夜。虽然休息时间很少，但是我心里很高兴。这项工作迅速提高了我的速记水平，还得到了平生第一次报酬，学费、晚饭也有了着落。这使我顿时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一连忙碌了两个多月，我将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这项速记工作上了。于熙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1934年底，此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于熙俭赠送我一册样书，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沈琬小姐。

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看了《邓肯女士自传》，给我很大启发。我被书中所说的跟着音乐自我想象、自我发挥进行舞蹈创作迷住了……”

说来太巧了，

1934年冬天，我刚刚帮助于熙俭完成《邓肯女士自传》的翻译工作不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我那个班的学生还有一个月才毕业，校长杨炳勋决定挑选学习成绩比较好的 我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应试。一个月后，根据成绩和表现，从三人中录用一名。这是进省政府工作啊，同学们都趋之若鹜，而我的态度却并不积极。我不愿去国民党的衙门应试，而希望毕业后能以速记技能谋职，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新女性，或者成为姐姐和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我认为，就是去拍摄进步电影，也比到国民党机关衙门里去侍候官僚舒心。

此时的我，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